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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历代贡举志一卷

明秀水冯梦祯开之著

科举制度设有固定的科目，这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虽然周代有“三物”、“四术”、“九年大成”的说法，考核似乎有固定的途径；有“选士”、“俊士”、“造士”、“进士”的区分，选拔似乎有固定的次序；有“论定”、“任官”、“位定”的规定，任用似乎有固定的制度。大抵极其详密谨慎到如此程度。而宾兴之礼，拜受之仪，又极其隆重到如此程度。起初并没有以固定的科目，在开始时进行浅薄的测试，在结束时给予厚重的任用，先前轻视，后来尊崇显贵，像现在这样。

秦国称用敌国的人才，而仕途进身的途径，除了开垦田地、战胜敌人之外，没有多少其他的门路。

汉朝初年，诏令贤士大夫，既然与我共同平定了天下，却不与我共同安定利益，可以吗？郡守亲自劝勉派遣，此后诏令孝悌之人免除一身徭役，设置二千石的官职。建元初年，诏令天下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因为董仲舒的请求，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廉，限定为四科：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识广博、品行端正，精通经书达到博士水平；三是明习法令，足以决断疑难，能依据章法复核，文笔达到御史水平；四是刚毅多谋略，遇事不迷惑，明智足以决断，才能胜任三辅地区的县令。元光五年，征召官吏百姓中明晓当世事务、熟悉先圣学说的人，沿途供给饮食，令他们与计吏一同前往京城。元朔初年，天下谨守法度，没有人敢错误举荐，而贡士很少。因此又诏令中二千石及礼官博士议定不举荐者的罪责，郡国于是从属官和部民中的贤者，举荐为秀才、廉吏，贡送到朝廷，大多拜为郎官，居住在三署，没有固定员额，而由公车征召起用的人全都在其中。元封五年，诏令州县考察官吏百姓中有茂才异等，可以担任将相及出使绝远国家的人。元朔五年，诏令二千石谨慎考察合适的人选，常与计吏一同前往。到达太常后，得以像弟子一样受业，其中成绩优异可以担任郎中的，太常登记上报。始元初年，派遣王平等人持节到郡国，举荐贤良。本始之后，王吉请求明确选拔求贤，废除任用子弟的禁令。永光初年，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厚重、谦逊有德行的人。光禄勋每年以此科目评定郎官和随从官员的等级。

王莽时期，太常每年考核，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

东汉建武年间，诏令举荐茂才、廉吏，三公以下，人数有差别，当时进用，加上岁月先后的次序，最终直接拜官，不再简拔测试。因此谤议纷纷兴起，实在是因为士人多矫饰。建初初年，恢复旧例，以四科征辟士人。永建之后，又增加甲乙科。左雄提议改革察举制度，胡广等人不能驳斥他的提议，张衡等人不能恢复考试。得到黄琼担任尚书令，于是以左雄所上的孝廉选拔标准，专用儒学和文吏。在取士的方法上，还有遗漏，于是奏请增加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建和、永寿年间，试用诸生，大抵以占第高低，通经多少，限制三互法，自学生留下阻碍。建宁年间，考试甲乙科，争夺等级高下，其中有贿赂，修改兰台漆书之经，以符合其私人文章。于是诏令诸儒校定五经，蔡邕用篆隶书镌刻在太学石上，称为石经，是有原因的。科目始于汉代像这样。然而士人的出仕，还多依靠乡人的劝勉，而以急于自我进身为耻。

汉代以后，魏国虽然有废除年龄限制的制度，令郡国贡举，不拘老幼，儒生通晓经术，官吏通达文法，则都试用。古代虽然有废除九品中正制的请求，恢复古时乡举里选的法度，去除当今八损三难的弊端。萧齐取盈于五通，元魏求多于三清。最终年龄造假、矫饰面貌，攀附援引、奔走竞争，逐渐成风，不可遏制。实在是因为贡举者循名遗实，而应举者务华绝根。

隋朝初年，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的科目举人。到炀帝，喜好文词，开始设置进士科，专以诗赋取士，不再阻碍品行才能。贡举的弊端，弊端无以复加了。

唐朝沿袭隋朝，上郡每年举荐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没有固定数额。其中由学馆贡举的称为生徒，由州县举荐的称为乡贡，都升于考功郎中而决定进退。科目的名称，有秀才、明经、进士、明德、书、算，各依所习业，举选以为常。其中天子亲自策问举人的，称为制举，以等待非常之士。各乡贡怀抱牒文自行列名于州县，考试后，选取文辞优秀者，长官以乡饮酒礼，会集属僚，陈列俎豆，备齐管弦，牺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与老人叙长幼，宾兴焉。于是疏列名单，通保上报户部。户部集阅而阻碍考功，考功员外郎考试其贡举校试之失误者，都有惩罚。起初，秀才科最高，试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共四等，后来废除。而进士科特别重要，然而专重文辞。其他制科名称，如道侔伊吕、才膺管乐、志烈秋霜、文经邦国、辞标文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长才广度、沈迹下僚、乐道安贫，以及贤良方正、博学宏辞等科，如同兔丝燕麦，徒拥空名而已。

贞观年间，诏令增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调露年间，

译上奏增加帖经考试，同时要求通晓《老子》和《孝经》。永隆年间，下诏先测试两篇文章，考察对文辞格律的理解，然后才测试策问。载初元年，用策问来考核贡士，几天才完成，改为在殿前考试，从此开始。长寿年间，命令举人在每年正月初一的朝会上，排列在地方贡品之前，以充任宫廷仪仗，又编定《臣轨》两篇，让贡举生员学习，停止考《老子》。神龙年间，贡举生员仍然学习《老子》，停止考《臣轨》。

译开元年间，司业李元璀进言说，《三礼》、《三传》以及《毛诗》、《尚书》、《周易》等经典，都蕴含着圣贤的深奥意旨，是教化百姓的根本。《周礼》是治理国家的准则；《仪礼》是庄重恭敬的典范；《公羊传》、《穀梁传》，历代都崇尚研习。如今国子监及州县因为独自学习没有朋友切磋，这四种经典几乎断绝，请求让学生根据情况分配作业，推荐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又因为新注的《老子》完成，下诏让贡士减少《尚书》、《论语》的策问，而增加《老子》。恰逢考功员外郎不称职，被士人所诋毁斥责，朝廷议论认为郎官地位轻，便将主持贡举的职责移交给礼部侍郎。礼部选拔士人，从此开始。

天宝年间，皇帝想要网罗天下的人才，命令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人都到京师，通过策问来考核他们。宰相李林甫专横放纵，担心民间士人傲慢轻侮，能直言揭露他的奸恶，便请求让尚书省先进行考试，结果没有一个人考中，而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庆贺。当时御史中丞倚受皇帝宠幸，侍郎宋遥、苗晋卿想要依附他，便让倚的儿子奭成为状元，群臣议论纷纷，人心沸腾。皇帝召来当面面试，奭拿着试卷，整天写不成一个字。宋遥、苗晋卿因此获罪被贬官。此后有关部门严格核查，争相苛刻严厉以示公正。炭火、油脂蜡烛、熟食，都由士人自己携带。用荆棘遮挡拦截，才开始唱名进入行列，坐在廊屋下，士人的地位更加浮泛卑贱。

礼部侍郎杨绾对此感到忧虑，上奏关于贡举的建议。大致认为举人年幼就入学，只诵读当代的诗篇；年长而博览群书，也不过是诸家的文集。很快结党营私，利用宏大虚浮的声名，六经二史，都像挂在墙上一样被忽视，投帖拜谒，奔走于权贵之门。不用说孔门君子之儒，他们无法效仿；即使是汉代的贤良方正，也必定不出于此。请求依照古代虚心求贤的做法，废除当今凭牒文推荐的做法。县令考察孝廉，审慎推举那些有孝悌忠信礼仪行为，并且经学才能足以应对策试的人，以孝廉为名，推荐给州。州刺史以礼相待，测试他们所通晓的经学，通晓者列为上等，上报尚书省，都不允许擅自呈递牒文。所学习的经书，《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任选一经。务必选取深究义理、通晓诸家学问的人，到京师后，派遣各有关部门有儒学修养的官员主持考试。每经问义十条，之后进行策问，策问三道，询问古代的治国体制以及当时政务所施行的情况。全部通晓为上等，交付吏部授予官职；经通八条、策通两条，为中等，给予出身；下等罢黜回家。各种明经帖括不符合古制，请求与进士科一并停止。国子监、举人等类也如此。左丞贾至议论，大致认为晋代以后衣冠南渡，人多寄居他乡，在当地登记户籍，必定要举荐的家乡，不足以尽揽人才。请求增加国子博士的员额，十道及各主要州郡都设立学校，招致学生。那些在本乡本土的，由乡里举荐；那些流寓他乡的，由学校推举。但最终没有获准实行。丞相郑覃请求废除进士科，李德裕稍微削减了进士的礼遇。大概唐末进士科浮薄之风更加严重，确实如舒元舆所说，进士科，公卿大夫都由此途径出身，如今有关部门让举人坐在寒冷的廊屋冷地上，比仆隶还低贱，这不是征召贤才的本意；设置棘围来遮挡拦截，这是以贼寇奸徒党徒来怀疑他们，这不是显示忠直节操的做法；考试甲赋律诗，这是以雕虫小技来对待他们，这不是观察人文化成之道的做法。恐怕贤人君子会远去，不肯受辱为国家效力了。贡举制度败坏，弊端且不可收拾。

宋初，一时风气质朴，人们不知学问，不愿做官。太祖设置贤良、经学、吏理等三科，不限资历，但郡县没有响应诏令的人。又允许到朝廷自荐，回答制策，也不称职。又下诏考察孝悌力田、奇异才能、文武可任用的人，详细送交朝廷召试，也没有可取之处。于是后来重新重视科举，科制大致同于唐代，而进士科也特别受重视。又制定了各州贡举的法条以及考核优劣的标准。对于川蜀地区所贡的士人，命令沿途县份提供往返食宿，以示优待。开宝初年，进士及第中有学士穀子邴，命中书省复核试卷并考试，并且下诏从今以后，凡是享受俸禄之家得举者，全部上报中书省复核考试。此后学士昉主持贡举，黜落了武济川，因为召问时言语失序，并且知道他是昉的同乡人。昉也因为亲自面试数十名落第的进士而获罪被黜。开始确定进士廷试，本源于唐代载初年间的殿试改革。

太宗时，天下稍习文事，皇帝想要大力推行文治，常对侍臣说：“我想在制科中广泛寻求俊才，不敢指望拔十得五，只要得到一二人，就可以了。”首次设科，张齐贤在考试中，却没能及第。于是连同吕蒙正以下，都赐予及第，赐宴袍笏，赐《礼记·儒行》篇，命各以优等授予官职，而进士的恩宠礼遇之重，不可超越。此后举人多有覆试。哀怜十举以上者，特别赐予出身，称为特奏名。八年，开始分甲，赐宴琼林苑。雍熙二年，下诏如今有以文学往来与官吏勾结作奸的，置于法办；以经义相互教习的，不再出自科场。又御试得到梁颢等人，都唱名及第。淳化三年，主持贡举的苏易简开始命令糊名。

真宗二年，根据温仲舒的建议，封印卷首，并且当天入院。又确定廷试考

译等级分为五等，上二等称为及第，第三等称为出身，第四、第五等称为同进士出身。八年，开始禁止考生持烛照明，并规定誊录院更换试卷。天禧年间，举人郭某隐瞒缌麻之丧，被取消三场殿试资格，其同保人也被取消一场殿试资格。祥符年间，因贡院让举人脱衣检查，担心有人夹带书籍，认为这有失士人体统，想要停止这种做法，然而夹带书籍被搀扶带出的人最多，能不禁止吗？

译仁宗时期，天下太平，进士录取名额广泛，士人追逐浮华的文辞。范仲淹分条上奏议论，认为举人皆舍弃大道而趋向小道，虽然人才济济充满朝廷，但具有才识、学问和德行的人十中难有一二。他请求设立州郡学校，推举通晓经义且有道德的人，专门负责教授，使他们致力于振兴德行、阐明道理，使人们不沉溺于华丽的辞藻。又请求外郡的科举解试，必须品行没有瑕疵、学业达到标准的人，才允许解送推荐，不再密封试卷。那些参加南省考试的人，已经在本乡经过询问考核，才使用密封试卷。当时所禁止的有七项，其中假冒户籍、冒名顶替是两项。宋祁上奏议论，皇帝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必须在学满三百天，才允许参加乡试。考试分三场，先考策问，次考论说，再次考诗赋，综合考核决定取舍，而废除墨义。张方平主持贡举，又上言说，设立科目选拔士人以文辞为标准，确实是因为认为他们内怀道义而英华外溢，叩问其外表而内在的蕴藏可以验证。说话没有法度，将怎么观察呢？近来文风日益败坏，那些被推荐的人各自出新意以互相争胜，朝廷屡次下诏告诫，但求学的人很少能自我纠正。现在的赋有时多达八百字，论有时多达一千多字，策问有时置所问而不顾而妄自抒发胸臆，鼓动浮薄之风，损害雅正风俗，不符合选拔贤才、汇聚人才以完备治国方略的本意。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也对此深感忧虑。他请求放宽日期来考试士人，先考策问，选择那些芜杂鄙陋不通晓的人罢黜，留下的人接着考试，结束后，才决定他们的去留。后来皇帝在迩英阁听讲《周礼》中关于三年大比、州里赞乡大夫废兴的内容，感叹说：古代选拔士人如此，现在大概四五年才下一次诏令，士人有被压抑而不能进用的。于是下令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贡举，进士各科减少解额的一半，增加明经科。不久又设立制科，如贤能方正、能正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又设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材异等科，用来等待被举荐的布衣之士。

治平年间，议论的人认为每隔一年贡举士人，法令不便，使得士人奔走道路没有休息，而不能专心于学业。皇帝下诏每三年进行一次贡举，确定天下的解额，取未实行间岁法前四分之三的比例，明经各科不超过贡士的数量。

神宗初年，王安石掌权，更加厌恶用唐诗赋取士的浅陋，想要统一于经术，于是说：想要统一道德，在于修治学校，想要修治学校，在于审慎贡举，而贡举的法令不可以不改变。现在议论进士科多得士人，不是其科法好，而是士人除此之外没有进身的途径，其中难道能没有正直的贤士吗？年轻力壮时，正当讲求天下的义理以经世致用，却闭门学习作诗赋，耗费日月于空谈。等到他们做官，对世事毫无了解，这是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如古代的原因。于是废除明经各科，而进士科废除诗赋，各自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四场，先考大经，次考兼经大义十道，次考论一首，次考策三道，礼部试增加两道，中书省撰写义式颁布实行，这是以经义取士的开始，比起诗赋稍近实际，注重理义。但选拔士人不从乡里开始，不先考察品行，士人终究以禄利为心，不能回归根本。

哲宗初年，司马光掌权，慷慨地想要尽用天下的贤才，于是请求从今以后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不久又说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恢复先王的良法，但王安石不应当以其一家私学，尽废前人之说而禁锢它，于是设立经义、诗赋两科进士，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内，听任习一经。先试经，次试赋试诗，次试论策，最后试子史时务。凡是专经进士，须兼习两经，以四场通考决定高下。又请求升朝官每年各荐举州郡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上报，那些被荐举的人不试州郡。礼部试不第，准许特奏名，得以廷试出身。那些登第的人，得以升甲。以此教化天下以敦厚士人品行，不专重于文辞。正言刘安世又认为祖宗重视馆阁，不轻易授予进士高第。等到大臣荐举，才储存在禁密右地，博览古今典籍，优厚他们的廪饩，而不责求他们处理吏事，所以滋长德器，育成辅弼之才。希望明诏执政，详细寻求文学行谊可以长育的人，召试以充任，不要滥及非人。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认为特奏名命官的人，垂老没有其他指望，分布在州县，只务贪财，没有一个思自奋而有闻于时的人，希望更加考选，仍限制名额，不要使积弊。都听从了。

当时积累了一治，而绍圣、崇宁年间尽行焚毁以快意。而那时达官贵胄多登第，上书献赋颂的又登第，宦官梁师成用事，隶属其家为使臣为小吏的人，全部赐第，芜滥到了极点。起初，祥符年间张士逊请求主司亲戚在进士中，应当公开引试，愿意回避嫌疑。皇帝下诏从今以后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景祐年间贾昌朝请求随侍远地，应当令转运司类试，于是下诏诸路有别头试。

咸平年间，取士很多。祥符年间，取士很少。嘉祐

译其间，进士殿试没有落选一人。治平年间，进士分为四等，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贡举。谁不认为这些制度详尽完备，却不知弊端到了宋代，确实滔天漫溢，无法估量。大致从汉代到隋代，只有孝廉、秀才这两科。从隋唐到宋代，只有进士、明经这两科。熙宁以后，王安石用经义来考核进士，于是明经科被废除，只有进士科独存。进士在唐代地位较轻，在宋代地位较重，所以当时人称宋代进士为将相之科，是有原因的。殊不知凭借写文章的末流技艺就能走上显达晋升之路，那么上面所考核的只是辞藻文章，下面所学习的也只是口耳之学。古代选拔贤才、推举能人的传统，不再存在了。其间虽有张九龄的刚直，能呼风唤雨；颜真卿的忠义，能通达神明；陆贽的论谏，裴度的明哲；苏易简、王禹偁的知名；李沆、王曾的雅望；寇准的峭直；张咏的干练；蔡齐的威仪；韩琦、杨寘、范镇的著节立身，他们固然都不愧于科举功名。然而韩愈这样的名儒，何蕃这样的义士，程颐这样的理学家，石延年这样的豪举之士，这些堪称一代名流却未能考中的人，又数不胜数。确实，科举以考核辞章为主，原本就像猜谜一样，贤与不贤也都只是碰运气罢了。那些把科举考试的条规扔在地上都不屑一顾的人，难道没有原因吗！

译我高皇帝设立科举，广泛寻求天下的贤才，参加文举的人，考察言行以观察德行，考核经术以观察学业，测试书法算术以观察才能，策问经史时务以观察经世济民之才。洪武元年，颁布求贤诏。三年，颁布开科诏。六年，诏令通过科举选拔士人。最终因浮华文风，罢废不设。十七年，设立科举法，命令礼部颁布科举新式并施行。又诏令各布政司、府、州、县官员，举荐秀才人才，大概是科举与荐举并行。十九年，诏令郡国中经明行修之士，轮流给予旌表束帛，交相奔驰于四方。刚平定金陵，征召儒士范祖干、叶仪，他们到来后，询问治国之道，范祖干手持《大学》进献，说治国之道不出此书。攻克婺州，设置行中书省，召见儒士许元、胡翰等人每日会餐，其中轮流两人讲解经史治国之道。攻克处州，用书信和礼物征召宿儒宋濂、刘基、章溢、叶深前来，命令有关部门创建礼贤馆安置他们。晚年征召耆儒崇德的鲍恂、上海的全思诚、安吉的余诠、高邮的张长年，命令他们坐陪顾问，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鲍恂等人坚决推辞，于是赐敕书礼貌地遣送他们。当时孝廉人才以及郡县所贡举的士人都得以进见，进见后符合皇帝旨意，就破格提拔。而国子监生奉命巡视各郡县，考察官吏治理，询问百姓疾苦，回来后符合皇帝旨意，就提拔任用为行省参政、佥事、知府等官，甚至有提拔为佥都御史的。后来制定科举，诸民经、宏词等科一并革除，只保留进士科举，与荐举、岁贡作为三条途径，共同使用，每三年举行大比并举行宾兴礼。那些会试中式的士人，天子亲临正朝，制策策问他们。又第二天，皇上穿着皮弁服，亲临正朝，文武群臣穿着朝服列班侍立，宣布传唱，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进士出身，各有等级差别。事情完毕，群臣上前拜贺，辞语说“天开文运，贤俊登庸”，即使六卿宣读诏制，也没有这样的，所以进士科特别受重视。那些会试不中式的，送到国子监学习，等待下次科举。

文皇帝说，国家只求贤才，以资助治理，日夜忧虑，急切如同饥渴。命令内外各衙门，在群臣百姓中，能够胜任重任却沉滞于下僚，能够胜任繁重事务却闲散于闲职，怀抱道义怀有才华却隐居于田野的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以姓名上报，不要嫉妒，不要遮蔽贤才，不要徇私舞弊。

昭皇帝首先重申重视举荐官员的命令，说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皋陶、夔、颜回、曾参那样的人吗，如果真的得到一人，可以胜过千百人，应该尽心访求。后来命令国子监中有学问品行的十六人，让翰林院严格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试任六科给事中，不久提拔为给事中。郑王府审理俞建辅说，通晓宾兴礼的大多追逐空泛的文辞，真正的人才很少，有年纪未满二十岁就登第入官的，必定会率意任情而百姓遭受其弊。命令各有关部门先审访博古通今、行为端正庄重、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人，才允许参加考试。等到考试时，务必选拔那些典雅切实的人进用，会试更加重视谨慎。大学士杨士奇说，北方人的文学远远不如南方人，然而自古以来国家兼用南北士人，请求从今以后在试卷首书写南北二字，如果一科百人，南方取六人，北方取四人，那么南北士人都能登用。议定后上报皇帝。宣德初年，于是奏请施行并著为法令。

章皇帝即位，颁布求贤诏，拿出御制的《漪兰操》、《招隐诗》，赐给大臣以《风》。大臣奏举贤能官员的，皇上为此降下温和的脸色慰藉。廷臣懦弱没有举荐，降敕书责备。而司府州县官员也各自可以举荐贤良方正一人，上报到部。后来合并临御以来三科进士在文华殿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授予修撰、编修、评事等官，进入文渊阁学习，优待他们。

睿皇帝复辟，诏令处士中有学问贯通天人、才能堪当经济、隐居尚志、不求闻达的人，全部上报。

肃皇帝入承大统，首先说祖宗朝虽然制定了科举、岁贡之法，但荐举尤其受重视，与科举并列于三条途径。自从科举法施行，进士偏重，举人没有成为九卿的希望，岁贡限制在方面官的升迁，田野间断绝了保举的路，以致人们崇尚浮辞，不修实行，所以真正的人才不可见。务必恢复科举、岁贡、辟荐的旧制，敕令进士科文体不要浮冗，必须古雅精确，制策往往亲自制定。知人哲于放勋，吁俊勤于神禹，收揽人才，不止是拔十得五。

他初政纯粹没有议论，后来或许倦怠政事，所以崔铣有覆举议说：过去成周时代，用比闾族党联结他们，用德行道艺教育他们，由司徒端正他们，由司寇提升他们，以六德为本，六行为辅，六艺为翼，没有奇异袤岐使他们心思分散。小小的国家，必定有贤哲，这是教育的功效。国家造就士人，专用经术，学业容易掌握，不需要深造，做官容易得到，不需要等待大成，所以士人学业经求仕，很少有修身养性的。旧法，里老保举他们的品行，考试后升入学校，再保举他们的品行，考试后升入省，这还保留着里选的遗意，但长久废弃成为具文。这是上面凭借科举，说托付至公，所以考试得到士人，如同赌博中的呼喊，其取人失人，如同下棋遭遇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参验的详细观察和素日的考核可以依赖。督学使者，几年才来一次，事务烦杂日子少，没有充裕的时间施教，所以士人更加荒废。

译应当每年命令县令考察推举民间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能够通晓四书并精通一经，且品行淳厚谨慎的人，上报给太守并让他们进入学校学习。那些轻浮狡诈的人，即使有才华也不予提拔。督学官员考核升降的法度，必须以品行作为根本，责成太守严格审查验证是否得当，从而施行惩罚或奖赏。偶尔有侥幸被推举的人，也不会被延用。陈建又说，项安世说，将天下的才俊都统一纳入科举科目，进入这个科目的人，即使是贪婪凶恶之徒也必定被任用；出自这个科目的人，即使是周公、孔子也必定被抛弃。所以朱熹认为教育越是详尽，选拔越是精严，反复澄清淘汰，但其结果却不外乎是无用的空谈，弊端越来越多而没有益处。治理国家以贤才为根本，寻求人才以兴办廉洁、考察孝道为先。经典说：治理家庭井井有条，所以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迁移到官职上。传文说：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这是讲求根本的论述。李克说：人在困穷时看他所不做的，人在贫穷时看他所不取的，这是考察廉洁的方法。苏轼却非议他说：上面推崇孝道，那么勇敢的人就会割肉奉亲，怯懦的人就会在墓旁结庐守孝；上面考察廉洁，那么就会乘坐破车瘦马，穿粗衣吃薄食。只要能够迎合上面标准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推崇贤才、喜好德行，是人固有的美德，上面喜好下面就会更加崇尚，这是王道治理的关键。如果上面确实敦厚笃实、崇尚品行，为天下做出表率，并且坚持这样的政令，像金石四季一样坚固长久不变，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争相磨砺自己。推举别人的人，力求不辜负知人之明；被别人推举的人，力求不辜负所受的推举。即使有那些喜好名声、徇私舞弊之流，大概也很少了。况且喜好名声而在善行上矫饰，不还是比喜好名声而在恶行上放肆要好得多吗？况且天下本来就没有没有弊端的法度。然而荐举选拔士人，是先选择后任用，其失误只占一二；科举选拔士人，是先任用后选择，其失误占八九。我认为应当特别设立孝廉一科，选拔品行在乡里显著、学问通晓经史的人，广泛访求、严格考试，给予优厚的待遇和隆重的礼节，地位并列于词科之上，或许人们会笃实自我修养，而国家能有真正的人才可用。唉！议论的人不少，实行的人极少，贡举的弊端在当今，大概比堆积在地上的尘土滔天还要严重了，为什么不遵循旧有的章程呢！

译[1] 元朔应在元封之前。

[2]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特”。

[3]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语：“得”字疑似“后”字的讹误。

[4]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诸”，应当是正确的。

[5]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裒”，应当是正确的。

[6]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语：此句疑似有脱漏或错误。

[7]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语：“民”字疑似“明”字的讹误。

[8] 《丛书集成初编》本按语：下面的“宣”字疑似衍文。

[9] 按语：“监”字疑似“滥”字的讹误。

[10]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弈”，应当是正确的。

[11] 《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太”，应当是正确的。

[12] 疑似脱漏了一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