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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同异录 （明）陆深 撰

●同异录卷上典常上

臣陆深解释说：典常是经久不变的意思，这是简帙之首篇。这部书都是古人的既定学说，却是当今的急务，至于它的缘由，大概是为了寄托施政缓急的次序。而我那一点浅陋的见解，也借此附记在这里。

○欧阳修《唐纪赞略》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称王的君主，没有德行就不能称王。自夏朝以来，开始以世袭方式传位，其中有贤能的也有不贤的，所以世袭的代数，有的短有的长。

○司马光《应诏论略》

汉代国家遇到重大典礼、重大刑狱、重大征伐，必定让公卿大夫和博士商议。郎官议论那些商议的人，本来就不能统一，必定有参差不齐的情况。于是天子称制决断，说：丞相的意见是对的，或者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而群臣默然，没有不服从的。又说：古代的帝王，听到别人的言论就能识别其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察觉其邪正，所以称为明。是非既然辨明，邪正既然区分，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所以称为刚。采纳正确的而舍弃错误的，诛杀邪恶的而任用正直的，坚定没有疑虑，所以称为断。诛杀一个不贤的人，天下的不贤者都感到恐惧，所以称为威。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天下的有功者都感到喜悦，所以称为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天子没有官爵、没有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并提拔或罢黜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自古以来被称为明王、明君、明后的人没有别的，只有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并任用或舍弃他们才算是明。至于烦扰思虑，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就不是运用明智的关键了。

○欧阳修《礼乐志略》

从夏商周三代以上，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行于天下；从三代以下，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古代用宫室车舆作为居所，衣裳冕弁作为服饰，尊爵俎豆作为器具。用金石丝竹作为音乐，用来祭祀郊庙，用来临朝治政，用来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每年的聚会，作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作为射礼乡饮酒礼。集合众人兴办事务，作为军队田猎学校。下至乡里田亩，吉凶哀乐，凡是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出于礼的。通过它来教导百姓做到孝慈友悌、忠信仁义，常常不出于日常起居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朝夕从事的，没有不是这个。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行于天下。让天下安于习惯并实行它，不知道如何迁善远罪而形成风俗。等到三代灭亡，遭遇秦朝变革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采用秦制，其间虽然有想要治理的君主，思考改革，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主宰当时的风俗。稍微就进行损益，大体上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朝夕从事的，则以文书狱讼兵食为急，说这是政治，用来治理百姓。至于三代礼乐，具备名物而收藏在官府，有时拿出来用于郊庙朝廷，说这是礼，用来教化百姓。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

○刘颜《辅弼名对序略》

从前三王都设立四辅，一曰师，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让他们居于左右前后，各自主管训导护卫论思，又建立三公来总领百官。《尚书》说：梦见上帝赐给我良辅。又说：辅佐我一人，这四辅三公九卿通称为辅弼。所以西汉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让他们阿谀顺承意旨，使君主陷入不义吗？那么三公九卿通称为辅弼就很明白了，都是为了勉励仁德劝进正道补益政治增进德行，申明朝廷的大义，巩固社稷的长策，使君主没有过错，使国家不倾覆，出入咨询谋划，言行献替的。因此持平守正，审察情势切合事理，中于时弊，合乎人心，一言发出，足以广其聪明；一语实行，足以垂其法度。这才是辅弼之臣，应对的名分。

○徐积《书郑綮传略》

天下所依赖而决定安危的是谁呢？回答说：是宰相罢了。所以从朝廷百官直到州县官吏，不幸而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不过败坏那一局的事情罢了。至于宰相，那个人一旦不合适，那么天下就危险了。即使灭亡宗族，对祸败有什么益处呢？大概天子对于天下，得其术，那么他的道就很容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以一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即使得其术，他的道也很难。

○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略》

天子的尊贵，下视人民，远绝不比，然而出政化，行德泽，使之迅速达到并均匀覆盖的，大概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马，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

译贴近百姓。他们的地位固然不同。然而他们相互贯通连接，构成根本与枝末的关系，这必定是在行动中相互补益的。百姓知道有所依赖，从而相互休养生息以从事生计，只在于县令罢了。县令对于百姓，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和里巷状况，区分他们的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仇疾苦，通过条理分明地辨析来公平治理，使大家都得到公正的对待。县令的责任，难道很轻吗？

译○欧阳修《请补馆职疏略》

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人，用人不仅仅依靠一种途径，所以选拔人才也不只通过一条渠道。那些懂得钱粮赋税，通晓刑狱案件，熟悉民间事务，精通行政干练，日夜勤劳，以办事成功为功绩的人，称为有才能的士人。那些通晓仁义礼乐，贯通古今治乱道理，他们的文章议论，参与谋划天下大事，能够决断疑难、确定策略，论述治国大道、经营邦国的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让有才能的人竭尽他们的力气，有见识的人竭尽他们的谋略，所以让有才能的士人分布在内朝外朝，分管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本职工作。让儒学之臣安置在君主身边，与他们早晚谋划商议，探求关键所在并加以施行。又在儒学之臣中，挑选其中最优秀的人，安置在朝廷高位，托付给他们重大政务，让他们总管各类人才和众多职务，决定他们的升降并施行赏罚，这是用人的大致方略。

○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祖宗历代朝廷的旧臣，则被贬斥鄙弃，离去的人几乎殆尽。国家百年来形成的成法，则被铲除废弃，保留下来的没有多少。这难道不奇怪吗？天下所谓的贤士大夫，近年相继被排挤离去的人，共有多少呢？这也应当考察啊？罢免旧臣，那么权势地位就没有人掣肘，随后权力就可以保全了。罢免异己的人，那么所有重要职位都可以任用门下之人了。废除旧法，那么可以说现在用来控制天下的是自己所制定的，而必将长久任职以听任其伸缩自如。

我深入审慎地考察刘挚这篇议论，大概是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然而王安石还知道畏惧名义，创设宫观来安置持异议的人，而朝廷的体制没有丧失，最终导致宋朝社稷倾覆，金人构起祸乱，其根源已经在此时显露，刘挚的议论可以作为鉴戒。我又考察章内空白的两个字，乃是前朝臣子尊称君上的文义，应当避讳空缺，其余仿照此例。

○刘挚《论人才疏略》

我私下认为，治理的道理中，唯独知人最难，大概善恶，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其实质不过是义与利罢了。然而君子行善，并非有心求善，只是遵循义所在。小人作恶，颇能依附真实来兜售其虚伪，想要与善人混淆，所以善与恶虽然是君子与小人的辨别，却常常导致不明，世上的人只看到他们片刻的表现，而不能考察他们长久的品行。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而小人常常能够得志，这是不能不察明的。因此现在天下有两种人的议论，有安于常规、习于旧例，乐于无事可做的议论，有变革古法、更改制度，喜好敢于作为的议论。两种议论各自成立，一彼一此，当时以此作为进退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以此作为去留的依据。我曾经探求这两种人的意图，大概都是有所作为而做错了。乐于无事的人，认为坚守祖宗成法，唯独可以顺应人们所利的地方，依据旧制而弥补其偏颇，从而逐渐达到大治，这是他们的长处。至于愚昧的人则苟且简略、怠惰，便利私欲、胶固习气，而不知道变通的权宜，这是他们的短处。喜好作为的人，认为法度败坏、道理穷尽，不大加变革，就不足以通达事理、成就事务，这是他们的正确之处。至于偏激的人则自作聪明，抛弃道理而倚仗智巧，轻率放肆、独断专行，强迫百姓从事，这是他们的错误之处。那一方认为这一方扰乱常道，这一方认为那一方流于俗套，畏惧义理的人认为一起进用是可耻的，嗜求利益的人认为坚守道义是无能的，两种势力如此对立，士人没有归向的趋势，我认为这种风气不可渐渐滋长。

○《唐制略》

给事中有权封还驳正诏书，封是指封还诏书而不施行，驳是指驳正诏书中的失误。

○孙觉《论章疏略》

凡是臣子应当谨慎保密的时候，是因为君子与小人的消长之势尚未分明，言论如果有泄露，或许能招致祸患，如果不保密，就会危害自身。如果遭遇圣明的君主，直言正论，无所忌惮，又有什么谨慎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害怕被公论所不容，就唯恐言论不保密，如果让这类人在位，有什么好处呢？

我深入审慎地考察《易经》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如果不保密就会危害成功，这就是保密说法的由来。我详细考察保密的含义，大概具备几种方面，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至于君臣处理机密事务之间，大体上缜密的意思居多，而不一定专门主张秘密。《论语》说：有天德就可以施行王道，其关键只在慎独。慎独所说的，正是保密的意思。为什么说有缜密就包含秘密呢？有秘密而没有缜密，这是祸乱借以兴起的原因。从前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晚上必定焚香禀告上天，不敢禀告的，是不敢做的，这就是所谓的保密。究其根本，所谓的保密，是不敢做，而不是不敢禀告。

○宋祁《庆历兵录序略》

世上谈论军事的人，依据井田制制作战车，以乡为单位编组军队，依据田猎进行军事演习，周朝的法则就是这样。对外控制郡国，对内加强京师，军队没有虎符不得发动，汉朝的法则就是这样。开设府兵籍贯军队，将兵权混同于农业，使士兵都定居在本地，有抵抗至死而没有背叛上级的，唐朝的制度就是这样。然而晚周时期力量分散给诸侯，其弊端是弱小的常常被分割，暴虐的常常兼并，所以列国相互倾轧而灭亡。汉朝衰微时权力假借给强臣，其弊端是势力相当则产生猜疑，力量寡少则随之附从，所以僭越称王的邦国鼎足而立。唐朝末年混乱产生于设置节度使，其弊端是乐于旧习的群小溃散而争夺，宋朝兴起后划定五

译取代前朝平定乱世，统一天下的权力，僭越的藩镇归附土地，违抗的将领触犯法律，治理军队、统御众人，没有不精明强干的。大凡军队分为四类，第一类叫禁兵，殿前马军司、步军司隶属于它。挑选士兵中精锐勇猛的人充任，有的擅长拉强弓，有的擅长使用硬弓，有的驾驶战船、担任突击骑兵，有的投石、击刺，所以驻守时保卫镇守之地，出征时轮流戍守；第二类叫厢兵，各州隶属于它。招募士兵中力气大且强悍的人，天下已经平定，不太让他们持有兵器，只有边境蛮夷之地，时常与禁兵混合驻屯，所以他们专门从事劳役，偶尔也轮流戍守；第三类叫役兵，各官府隶属于它。将百姓中游手好闲且懒惰的人编入，有的负责收税安置，有的负责漕运拉纤，有的管理仓库，有的从事工匠技艺。每人专精一项事务，所以驻守而没有轮换。大凡军队都有定额，居住有营垒。有固定的俸禄，有额外的赏赐；第四类叫民兵，将农民中健壮且有才能的人登记在册，根据乡县的大小来编制。人数有部曲编制，没有营垒空缺的，就补充，每年检阅一次，除非战争兴起，不得擅自行动。

译臣深恭敬地考察祁氏论述历代兵制的观点，认为其非常精要，并且断言说：起初并非不善，后来才逐渐衰败。这也深刻地树立了鉴戒。宋朝之后，州郡兵力衰弱，最终酿成金人入侵的祸患，又令人对藩镇的设置感到慨叹。

○潘兴嗣《通论略》

从前井田制彻底崩坏，天下的百姓因此受苦。然而智者出现，便将兵器藏于民间，将粮食藏于军队，以保全实力来制胜，坐着就能收成功效，这就是所谓的屯田。汉朝曾率领数万军队逼近氐羌，氐羌本来就很弱小。但议论的人认为耗费巨大才能战胜，不如用保全实力的方法来制服。于是留下一万人留驻屯田，果然没有耗费一支箭矢就平定了敌虏。曹操处于动荡混乱之时，担忧的不是天下大局，而是担忧粮食不能供给军队。于是大力推行屯田，以展示天下的形势，势力没有比羌人更微弱的，事情没有比曹操更紧急的，当时却必须先做这件事，大概是不苟且追求一时的便利，而是以深远的利益为考量。从前兵赋之法彻底崩坏，天下的武备空虚。然而智者出现，军队设有府兵制，府兵有统帅，统帅有统领，唐朝曾率领六十万军队在近郊屯田，当四方有事时，长戈利戟，奋然直进。等到无事时，就停止战事去从事农业，所以天下谈论武备的人，必定首先提到府兵。现在用数十万军队，驻扎在燕、秦、晋、魏之地，耗费天下赋税的一半，长长的战车巨大的轴轮，逆着险阻逆流而上，尚不足以供给供养，加重商贾的利益，拿出内库的金银，不足以补助费用。无事的时候，尚且如此。一旦有事，就再增加四方军队的负担。加倍增加，难道只是费用广大而滋生供养，骄横的军队不足以临敌作战吗？

臣深听先师章文懿公章懋说，章懋到金陵时，还来得及见到国初时遇到白须眉的老人，就下马询问遗留的旧事。有人告诉他：太祖最留意屯田，曾说：我在京师供养百万军队，一定要让百姓不浪费一粒米。常常用远处的三亩田，交换城外的一亩民田，因为屯田不足，就把几个卫所移到江北，现在江浦、六合等地的屯田就是这样。其制度是每一军拨给田地三十六亩，每年收获十八石作为子粒，扣除每月军粮每年十二石，闰月加一石，剩余六石上交仓库，那些轮班宿卫上直以及打差应役的军人，都在这个数额内支给口粮，又剩余用来充作仓库的费用。实行几年后，仓库的覆盖完备，而储备丰足。此后屯田全被势豪侵夺，其制度逐渐废弃，而江北各地的屯田荒芜的也很多。现在的制度是百姓出力来供养军队，军队出力来保卫百姓，两方面都有弊端，沿边各镇，就每年运送府库的钱粮来供给他们，骄横的军队和负债的将领，天下的百姓，有不胜其困苦的。今天的屯田，恐怕不可不讲究。

○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现在将帅的选拔，大都是富贵子弟、呆笨之人，以及仆役凡流之辈，只把奔走应对当作才能，把贿赂结交当作事务。声望向来轻贱，既不被军士信服，而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个差遣，所花费的已经不可估量。因此到军队之日，只务求聚敛刻剥，经营买卖，各种搜罗，来偿还债务。债务还清后，又另生希望，更加肆意诛求，对上用来奉承权贵以求升迁，对下用来装饰女色以满足私欲，都从这里获取。至于招收简阅，训练安抚，凡是军中的急务，往往都不暇顾及。军士既已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有才能的人，又不被优待。无能的人反而被亲近宠爱，怨怒郁积，无处申诉。平时都已经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有紧急情况，凭什么可以依赖？

○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边疆的灾难，并非全由戎狄造成，也有很多是因为边境官吏骚扰而导致的。如果沿边各寨，安抚驾驭得当，只让高垒深沟，积蓄力量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让我方掌握主动。这就是李牧之所以在赵国被称为良将，所用的方法。所谓选择士兵不如选择将领，依靠力量不如依靠人才。况且戎狄的心，本来也是趋利避害，怎肯投身死地而成为寇贼呢？

臣深刚到山西，巡视忻州、代州之间，因而得以访问三关的事务。如果各边守将能这样做，是上策。但所谓边境官吏骚扰导致的，现在却不是这样。今天的弊端，在于报功。当大举入侵的时候，边将全都束手无策，失败则朝廷承担祸害，敌人已经出境，就趁机截击，侥幸得到几个疲惫的敌人首级，就用来奏捷求赏。

○苏辙《上神宗书略》

古代天子有七座宗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座，凭着人子爱其亲人的心，推而上之，直到其祖先。由祖先而上直到百世。应该没有不爱的。没有不爱，就应该没有不立庙的。如果推究其无穷的心，那么百世之外，无非立庙而后才相称。圣人知道这不可行，所以制定制度。七世之外，没有功德的就轮流毁弃。春秋时期不参与，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的，而庙不增加于七座为什么呢？恩泽所不能及的缘故。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却不是这样？臣听说三代之间，公族有因为亲缘未绝而列于庶人的。两汉的法律，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自侯以下，庶子无

译恢复爵位和封地，大概有离开朝廷成为平民的，也有从平民身份重新在朝廷做官的，到了唐代也是这样。所以臣认为，凡是现在的宗室成员，应当根据亲疏贵贱来区分等级，依次让他们出外任职。让他们能够像异姓大臣一样做官，挑选其中有才能的人，逐步加以试用。凡是他们的俸禄数额、升迁等级、升降制度、子孙承袭的命令，都与异姓大臣相同，用按察使来监督他们，用同僚官吏来约束他们，用刑罚禁令来威慑他们。按时考察他们，使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那些有贤德的人有途径来报效国家，而那些不适合做官的人则让他们出外。在近地的郡县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供给粮食，使他们能够占有田地经营生计，与士人和百姓一样。现在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他们，用不计其数的俸禄厚待他们，用至高无上的爵位尊崇他们，使得那些有贤德的人老死，郁郁不得志而无法施展抱负；那些没有贤德的人居住在狭隘简陋的地方，忧愁苦闷而没有乐趣，这实在不是好的计策。从前唐武德初年，封同曾祖父的兄弟之子，凡是能穿衣以上的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做不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命令崇高，那么力役就多，把天下当作私人的供奉，这不是至公的法度。”于是疏远的宗室王爵，全部降为公爵。从王爵降为公爵，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但还是这样做了。现在如果让他们的爵位俸禄如旧，而让他们治理百姓，虽然有内外之别，应当没有怨恨的。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不曾敢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宗室的亲近，而把他们散布在四方，担心这会激起奸人的野心，而产生意外的变故。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的帝王，喜欢猜疑而多设防备，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给他们丝毫的权力。被幽禁囚禁，与平民一样对待的，没有比秦朝和曹魏更甚的，然而秦朝和曹魏都在几代之后灭亡。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刘氏、项氏和司马氏，而不是他们的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了正道，即使是胡越之人也能图谋篡位。如果没有可乘之机，即使是宗室谁敢觊觎呢？只有……（原文缺字）荡然无存，对他们毫无怀疑。让他们依次居住在外，像汉朝和唐朝的旧例，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个方面。

译臣深恭敬地考察，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也曾裁减宋朝宗室成员。当时宗学里的学生们，簇拥着马匹大声喧哗抗议。王安石站在马旁从容地晓谕他们说：“譬如祖先亲尽而迁祧，何况是你们这些人？”宗室成员都信服他的话而退去。这也是天下的公议，固然不应因人废言。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再世袭，始于唐朝；亲王不再世袭，始于宋朝。又说：古代的帝王，不曾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古代的诸侯，也不曾把封地当作自己的私物。上下之间，同样极其公正，不像后世那样划分疆界土地，争夺城池土地，必定如此截然对立。秦朝灭掉六国，传到第二代就灭亡了。西汉初年，剿灭异代所封的诸侯，把土地赐给功臣；接着剿灭异姓诸侯，把土地赐给同宗；又接着剿灭疏远的刘氏王，把土地赐给他们的子孙。大概是检制越来越严密，猜忌防范越来越深了。周朝虽然大封诸侯，却没听说成王、康王之后，又畏惧文王、武王的族人逼迫，而一定要诛灭他们，来安置自己的子孙。汉朝、魏朝以后，每次改朝换代，前朝帝王的子孙就被歼灭，而国运终究不能长久。

○贾让《治河奏略》

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建立国家，划定居民疆界，治理土地，必定留出川泽的位置，估量水势所不及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在低洼处筑起堤坝，作为沼泽。让秋水大多有地方停蓄。左右水流游荡，宽缓而不紧迫。大概堤防的修筑，近起于战国时期堵塞防范百川，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齐国与赵、魏两国，以黄河为边界，赵、魏濒临山地，齐地低洼，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河水向东冲击齐国的堤防，就向西泛滥赵、魏，赵、魏也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是正水流，尚且有游荡的地方。到了时候水就退去，现在堤防狭窄的地方，距离水几百步，远的几里，紧迫困厄如此，不能安息。现在实行上策迁移百姓，当水冲击的地方，泛滥自然安定。现在沿河十个郡，治理堤防每年花费将近万万，等到大水决口，残害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让神人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而不相干扰。况且大汉正统治万里疆土，难道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个功业一旦建立，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多在冀州地区开凿漕渠，让百姓得以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也是补救败局的术数。开凿渠道有三个好处，不开凿有三个害处，百姓常常疲于救水，一半失去耕作，水行走在地上，湿润之气上达，百姓就患湿气病，树木都立枯，盐碱地不长谷物，决溢有败坏之色，鳖食，这是三个害处。如果有渠道灌溉，那么盐碱地低洼处，填淤都肥沃，所以种植禾麦，改为粳稻，高田增产五倍，低田增产十倍，转运漕运舟船的便利，这是三个好处。现在沿河堤防的官吏士卒，一郡几千人，砍伐购买薪石的费用，每年几千万，足以开凿渠道建成水门。又百姓利于灌溉，相率治理渠道，虽然劳累不疲倦，百姓田地正好治理，河堤也建成。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如果修缮完善，旧堤增高培厚，劳费无已，屡次违背其害，这是最下策。

臣深恭敬地考察黄河事务，要领没有超过这篇奏疏的，所以选取其中尤其得到要领的记载在篇章中。只是古今所不同的是，贾让论述黄河从东北入海，所以为顺。今天则阻挡它南行入海，所以为逆。因为本朝廷定都燕京，保护运道的原因。臣家在江湖下游，曾经目睹它入海的地方，江流比黄河更盛，然而江患少而河患多，为什么呢？大概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有时断流，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如此。况且江源出峡，那么洞庭、彭蠡作为蓄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所以江患常少。河出洛阳，行经梁宋之间，土既疏松而无所游泊，并合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怎么保证它不为害呢？今天治理黄河的次第，固然自有所以贾让的论述不为疏漏的原因。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代的人当他为士时，就追求学问；当他为农时，就努力耕种；当他为兵时，就善于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因此千里之邦，万家之聚，都足以世守其国，而捍卫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

○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是古典，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

译如今的农民，获利极少。农家赖以获利的，是田地与桑树，田地与桑树所产出的是粮食和丝织品。男子负责开垦耕种，女子负责养蚕缫丝，直到力气耗尽、精神衰弱，才能见到粮食和丝织品。粮食和丝织品的价格，高低变动无常，农家卖出时价格就低，买入时价格就高。物价的高低，取决于时运，时运好时丰收，所以有因丰收而低价卖出的情况；时运不好时歉收，所以有因歉收而高价买入的情况。丰收时低价卖出，歉收时高价买入，还敢谈什么获利呢？况且那些从事奇异技艺、淫靡巧饰，以及浮薄虚伪、狡诈诡谲的人，都是坐着就能获利的。谁还肯勤劳务农呢？如果想要让农民勤劳，首先要考虑确立制度，制度确立了，下级就无法僭越上级。上级居住的宫室，下级不得居住；上级穿着的服饰颜色，下级不得穿着；上级使用的器物，下级不得使用；上级享用的饮食，下级不得进献。那么那些从事奇异技艺、淫靡巧饰，以及浮薄虚伪、狡诈诡谲的人，就都会停止不做了，农民不用鼓励也会自然勤勉起来。

译臣深谨慎地考察锡所论述的文章，颇为详尽地揭示了伤害农业、危害农民的原因，然而对于国家鼓励农业的法度制度却论述得比较疏略，我选取其要点如下。

○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而京东各郡，都依托于彭城。从前项羽进入关中，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便定都彭城。凭借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取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要坚固、形势便利，足以让他在诸侯中得逞志向，由此可见一斑。我观察那里的地形，三面被山环绕，唯独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直通梁、宋。假使楚人打开关隘迎接敌人，步兵如箭般发射，骑兵如云般奔腾，真像屋顶上倾倒的水一样势不可挡。当地适宜种植豆类和麦子，一次丰收就能让人饱食数年。城墙三面有水阻隔，城楼女墙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唯独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在用武的时代，在上面驻扎千人，聚集檑木、炮石等所有战守器具，与城池互为表里，并在城中储备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大军，也无法轻易攻取。那里的百姓身材高大，胆量和力气超过常人，喜欢抢劫掠夺。稍微不顺心，就有飞扬跋扈的念头，不仅仅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县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当地人因此自恃，凶暴桀骜的气习，积累已久成为风俗。魏太武帝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彭城却不能攻克；而王智兴凭借平庸的士兵和才能，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无法制服他。这难道不是因为地形便利、士兵勇悍的缘故吗？

臣深谨慎地考察：宋朝定都汴京，所以彭城是左臂，子瞻关于徐州形势的论述是为宋朝而发，也非常明确切中要害。我朝定都燕京，那么徐州形势所关联的重要性尤其重大。因为各种物资的输送，大多从南方运往北方，徐州是今天的咽喉要地。可惜啊，子瞻的论述以自我防守的策略居多，还没有完全阐明彭城的利害得失。

●同异录卷下论述下

臣深解释说：道理没有精粗之分，法度有伦理和要点，所以分为下篇，都是奇文奥义，可以考察古今的事物情理和风俗习惯，其中蕴含着神妙的道理。各自沿用旧篇，所以称为论述。

○杨时《求仁齐记略》

我们县城距离中原数千里之遥，水路和陆路交通不便，那些能够作为世间表率、规范风俗的士大夫先生以及当时怀抱道德、秉持正义的人士，都无法来到这里。想要成为君子的读书人，从哪里获取资源呢？所以后辈学子，没有什么可以观察学习的榜样。游手好闲、戏谑玩笑，听不到规劝告诫。切磋琢磨的好处，志趣相投的就嬉戏狎昵，志趣不同的就互相诋毁，以至于违背道义、超越礼制而不知悔改。即使有天赋异禀的英才，偶尔也有，也不过是诵读六艺的文章、百家的典籍，成为拘泥于章句的儒生，钓取名声和利禄罢了。一旦在街头卖艺却卖不出去，就反过来看自己平素所拥有的一切，都觉得陈腐剽窃，毫无用处。往往转而改行的人，十之有六七。这与市井商贩，囤积百货，坐在市区，追逐微薄的利润，流徙无常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曾经为此感到哀悼，又暗自悲伤自己力量不足，想要逃离这种环境却未能做到。希望能找到我们同党中的士人，柔顺而不随波逐流，刚强而不愤世嫉俗，共同在道上进步，或许能稍微激励颓废的风俗。现在您竟然能在这里经营，以教学为事业，这才是真正有志向的人啊！

臣深谨慎地考察：杨时字中立，是宋徽宗时期的人，世称龟山先生，是现在延平府将乐县人。他是程门的高材弟子，死后被追赠为将乐伯，《宋史》中有他的传记。我朝将他配享孔子庙庭。我到延平时，寻访他的遗文，首先读到这篇文章，借此寄托对世道人心的感慨。

○朱熹《余龙山文集序略》

我年轻时，还能见到前辈并听到他们的言论，看到他们立身处世，就把刚正质朴、耿直作为贤德。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就把坚强果敢、决断作为得当。至于写文章，又力求明白磊落，直指事情要害，没有含糊其辞、阿谀奉承的姿态。让读者读不过一两遍，就清楚地知道他在议论什么事，提出什么策略，彼此没有疑惑。近年来，风俗发生巨变，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街巷平民，互相传授一种议论，制定行为准则和言论，专门以含蓄蕴藉、隐藏锋芒、圆滑熟练、柔和美好为崇尚。让与他相处的人穷尽一年，也测不透他内心的想法；听他说话，整天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指向哪里。回头看看四五十多年前的风气习俗，简直不像寒暑早晚那样相反，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观看龙山余公的文章，也可以感慨而有感发了。

臣深听说唐朝大臣刘禹锡说：文章随着时代的高低而变化，难道不确实吗？现在评论文章弊端的人，必定说晚宋晚宋。大概是说文章既已衰败，宋朝也就走向晚期了。唉，能不畏惧吗？能不畏惧吗？看朱文公所说的四十五年前，正当龟山先生的时候。又看龟山先生前面所说的，习俗已经自己改变了。宋朝兴盛时的景象可以想见。我对时事，颇有感慨，所以知道文体所关联的重要性很大。

○唐庚《辩同论略》

道理到了圣人那里就达到极点了，难道还能有差异吗？然而大禹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商汤的处理方式是这样，文王、武王、周公的处理方式，又是那样。假使几位圣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在议论事情的时候，我的意思必定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难道能完全一致吗？这还有辩解

译于是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啊。如果像诸子那样讨论人性，难道还会受到时代的限制吗？而孟子的说法是这样，荀子和杨子的说法又是那样。假使这几个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在议论政事的时候，我猜想他们必定会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难道能够完全一致吗？这也有解释。说：这是因为师友不同啊。如果是子夏、子游、曾子、子张这些人，那又将归咎于什么呢？他们都出自周末时期，不能说他们时代不同。他们都从洙水泗水之间接受道统，不能说他们老师不同。讲习学业、请教增益，交往应酬、出仕隐居，奔走效劳、忧患与共，大概没有哪方面是不同的，长达几十年，不能说他们朋友不同。然而谈论交友、探讨学问，却像黑白那样相反，像方圆大小那样不相容，这又是为什么呢？解释说：认为孔子去世后，学者没有统一的准则。假使孔子在世，学者应该不至于这样。然而我听说孔子活到六十岁，思想就经历了六十次变化，起初认为对的，最后却否定它。说：言论难道只有一种标准吗？各自都有其恰当之处。这仅仅是一个人，就有所谓过去的话，有所谓现在的话，何况众人的言论呢？因此先生知道众人的言论不可能统一。于是让每个人都能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以相同或不同作为惩罚或奖赏的标准。那些在这个时代出身的公卿大夫，也是每个人都推荐自己听到的见解，而不以相同或不同作为欢喜或愤怒的依据，为什么呢？在家庭内部，父子兄弟相互交谈，也有可以接受的，也有不可以接受的。筮人摆开蓍草，卜人抽取龟甲，结果有的听从，有的不听从。所以说：事物的不齐整，是事物的本性。难道可以怪罪吗？现在奉行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同心同德，是周人兴盛的原因；离心离德，是商人灭亡的原因。刑罚奖赏、生杀大权，足以整顿天下，如果不堵塞异议的嘴，就不能统一道德、同化风俗。唉！古人所说的同心同德，果真是指这个吗？我不忍心听这种说法。周公的时候，朝廷上的士人并不少。而在东征的议论中，《尚书》称“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帮助我”，那么赞同的人少，而不赞同的人多。难道都是小人吗？难道都要诛杀他们吗？凭借周公的权势，那十个人帮助他，他的势力足以诛杀铲除群臣中异己的人是绰绰有余的。他鼻息所向，天下谁敢违背，然而亲近人情，通达事理，忠于王室，而将最大的公正推行于天下的人，终究不肯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驾驭群臣，正是担心他们随声附和啊。奴婢意见一致，家道就危险；臣下意见一致，君主就孤立，君主孤立而天下的倾覆难道可以忌讳吗！古人之所以重视和谐而轻视苟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译臣深谨案：唐庚字子西，是盛宋时期的人。他的文章雄健流畅，我每每喜爱，几乎不亚于苏氏兄弟。

○刘更生《灾异封事略》

臣听说舜任命九官，他们庄重谦让，达到了和谐的极致。众多贤人在朝廷中和谐相处，那么万物在野外也就和谐安宁。所以《箫韶》乐曲奏到第九遍，凤凰便来应和，百兽随之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推崇谦让的风气，诸侯在下和谐，上天在上感应回报。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从此之后，天下大乱。春秋时代，灾异同时兴起，祸乱随即应验，弑君亡国的事，数不胜数。由此看来，和气带来吉祥，乖戾之气导致灾异，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古今通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现在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交错。忠臣与谗臣一同进用，互相攻讦，毁誉混乱，用来迷惑耳目，动摇心意，不可胜数。他们分派结党，往往成群结伙，将同心协力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进用，是治世的标志；正直的大臣被陷害，是动乱的开端。处于治乱的关键时刻，不知道由谁来担当，而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势的人，子弟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党羽众多，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在前，毁誉必将最终导致乖离的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辉，夏天下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与山谷互换位置，列星失去运行轨迹，这些都是怨气所导致的。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多疑心，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那么贤人就会退位，善政就会废止。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引来谗贼的口舌；持犹豫不决之意的人，会打开群枉之门。谗邪进用则众贤退避，群枉兴盛则正士消亡，所以《易经》有否卦和泰卦，否卦意味着闭塞而混乱，泰卦意味着通达而治理。《诗经》说：“雨雪纷纷，见到太阳就消融”，与《易经》意义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在周朝任职。当时他们交替进用互相诋毁，流言蜚语互相诽谤，哪里说得完呢？帝尧和成王，能尊崇舜、禹、周公而消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至今。孔子与孟孙、季孙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君和秦始皇尊崇季孙、孟孙、李斯而消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屈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贤人之后，在于坚定而不改变。《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说的是坚守善道专一。《易经》说：“涣散汗出，发布大号”，说的是号令如同汗水，汗水流出就不会返回。现在发布善令，没能超过一天就反悔，这是反汗。任用贤人没能满三十天就罢退，这是转石。《论语》说：“见到不善之事如同把手伸进沸水”，现在两府上奏奸佞谄媚的人不应在位，过了多年也不罢免，所以发布命令就像反汗，任用贤人就像转石，去除奸佞就像拔山。像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太难了吗？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汲引，不结为比周。为什么呢？因为忠于为国，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在上位，就引荐同类。《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就想着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茅草连根，以其同类征吉。”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贤到来，同类相互招致。现在奸佞与贤臣并存，宫禁之内，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恶行，纷纷议论，屡次设置危险之言，想要倾覆动摇君主，这是天地之所以预先警戒，灾异之所以重重到来的原因。自古明圣之君，没有不诛杀而能治理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刑罚，孔子有诛杀少正卯于两观的举动，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施行。现在陛下明知诚意深厚，思考天地的心迹，考察两观诛杀的典故，阅览否泰的卦象，观察雨雪的诗句，以周唐所进用的人为法则，以秦鲁所消除的人为警戒。考察祥瑞应验的福分，省察灾异的祸患，来拨正当世的变故。放逐疏远奸邪的党羽，破坏解散险恶的聚集，关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鲜明可知，那么百种灾异就会消灭而众祥并至，这是太平的根基，万世的利益。

臣深刚到延平，偶然得到《汉书》旧本一册，阅读它，于是节录此文，并校正家中疏略之处。从此以后，就随着所得录入。

○匡衡《论治性正家疏略》

臣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察所用心之处。大概承受天命的主要事务，在于创业垂统，传给无穷的后世。继位的君主，心存于继承，宣扬先王的德行，而褒扬光大他们的功绩。从前成王继承王位，思考继承文王、武王的道，以此来涵养他的心，休烈盛美，都归于两位先王，而不敢独占其名。所以上天欣然享用，鬼神保佑他。他的诗说：“念我皇祖，上下于庭。”说的是成王常思念祖考的功业，而鬼神保佑辅助他的治理。陛下圣德如天覆盖，慈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大概是议论者未能大大宣扬先帝的盛功，争论制度不可用。致力于变更所更改的，有的不可行，又恢复原状。因此群下互相攻讦，

译官吏和百姓没有可以信赖的对象。我私下里遗憾国家放弃了已经成就的功业，却白白地造成这种纷乱的局面。希望陛下详细阅览治理国家的大业，留心于遵循制度、发扬功绩，以此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大雅》说：“不要辱没你的祖先，务必修明他的美德。”孔子把它写在《孝经》的首章，这大概是最高美德的根本。《传》说：“审察喜好与厌恶，调理情感与本性，那么王道就完备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替代天地的化育。修养本性的方法，一定要审察自己多余的地方，而加强自己不足之处。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明察；见闻稀少的人，要警惕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安详的人，要警惕行动迟缓；心胸宽广宏大的人，要警惕遗忘。一定要审察自己应当警惕的缺点，并用道义来规范它，然后中和的教化才会应验。而奸巧虚伪之徒，就不敢结党营私以谋求进用，只有……警戒的原因，是为了推崇圣德。

译○韩愈《柳宗元墓志铭略》

唉！士人只有在穷困潦倒时，才能显现出节操和义气。如今那些平日里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人，互相羡慕喜爱，在酒食游戏上互相邀约追逐，装出欢畅的样子强作笑语以互相取悦，甚至握手言欢、剖开肺腑以示真诚，指着天日流泪哭泣，发誓生死不相背叛，真的好像可以相信。然而一旦面临微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只是像毛发那样细微，便翻脸不认人，好像从未相识；别人落入陷阱，不仅不伸手救援，反而推挤他并往下扔石头的人，到处都是。这种行为连禽兽和夷狄都不忍心做，而那些人却自认为算计得当，听闻柳子厚的风范，也应当稍微感到羞愧了。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略》

臣秉性极其愚钝，只以道义为追求，并非刻意谦让，也不是贪图名声。优厚的俸禄和高官厚禄，是人们所渴望的，但要看事情的道理，有可以接受的，也有不可以接受的。如果事后没有后悔，接受它就没有疑虑；如果灾祸随之而来，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接受。如今北方的敌国虽然暂时通好，但将来的事情还难以预料。臣如果接受了赏赐，恐怕日后局势再有变动，朝廷追究使者冒领赏赐的罪责，臣决不敢逃避斧钺的诛杀。假如朝廷认为使者只是做了一时的事，后来不能加以责罚，暂且加重诛杀，那么面对天下的公论，也不会放过臣。臣畏惧公论，甚于畏惧斧钺，臣之所以屡次不敢接受赏功的命令，实在是想要逃避日后斧钺的责罚和公论的逼迫。

○苏轼《上神宗书略》

臣想要陈述的有三点，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全法度罢了。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君子不先论断行事的是非，而是先观察众心的向背。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正确，但众人乐意，国家因此安定。庾亮讨伐苏峻必定错误，但形势不可为，反而导致危辱。从古至今，没有温和平易、与众人同心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

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大与弱小。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富裕与贫穷。道德如果深厚，风俗如果敦厚，即使贫穷且弱小，也不妨碍国运长久且存在。道德如果浅薄，风俗如果轻薄，即使强大且富裕，也挽救不了国运短促且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是轻重了。国家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间有瘦弱而长寿的人，也有强壮而早亡的人。如果元气尚存，那么瘦弱也无害。等到元气耗尽，那么强壮反而更加危险。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如同保护元气。古人并非不知道严酷的法律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乎迂腐，老成的人起初看似迟钝，最终不肯用那些来替换这些，是因为所得的小，而所丧失的大。自古以来用人，必须经过多次试用，虽然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有已经验证的功效。一方面让他经历变故而知道艰难，做事不轻率；一方面等待他功高而威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大体上名位爵禄，是人们所奔逐的，积累功劳而后升迁，那么人们各自安守本分。如今如果多开骤然晋升的门路，使人得到意外的收获，公卿侍从，几步之间就可以图谋得到，得到的人既然不肯以侥幸来自称，那么得不到的人必定都以沉沦下僚为恨。使天下常调的官员，都产生非分的念头，以不如别人为耻，什么事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敦厚，怎么可能做到呢？

自从建隆年间以来，不曾因言论而治罪，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又超常升迁。允许风闻言事而没有长官约束，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神色；事情关乎朝廷，宰相就待罪。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大概台谏官未必都是贤人，所说的话未必都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徒然的吗？这是为了遏制奸臣的萌芽。奸臣刚开始时，用台谏官遏制他们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势力已成，用武力去对付他们也不够。臣从小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老谈论的，都说台谏官所说的话，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建立称亲的议论，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典礼明文规定，只是因为众心不安，公议不允许，当时的台谏官以死力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的人纷纷到来，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大家互相观望而不发声，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在弹劾积威之后，即使是平庸的人也可以振奋风采。在气势消沉之后，即使是豪杰也有所不能振作。臣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至于君主孤立，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后，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无所不为了。臣起初读这本书，怀疑它说得太过了，认为鄙夫所担心的，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裴延龄列举他的罪恶，就误导德宗再次扰乱他的心，祸患本源于担心失去，其祸害竟然到了丧国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忘身犯颜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能有殉义守死的臣子。

○陈瓘《论蔡京疏略》

自古以来作为臣子的人，官职没有高低之分，触犯君主，未必会招致祸患，一旦触犯权臣

译那么被排挤打击是必然的了。有人认为是离间君臣关系，有人认为是直言进谏反而招致怨恨，有人借其他事情暗中中伤他，有人在他被罢黜之后，指责他心怀不满，这是古代贤人难以避免的遭遇。

译○苏轼《快哉亭记略》

士人生在世，如果内心不能自得其乐，那么到哪里去不会感到痛苦呢？如果内心坦荡，不因外物而伤害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不会感到快乐呢？

○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近年台谏官员，接连因为进言而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都对事情没有补益吗？难道他们都愿意说那些揭发攻击、险恶直率的言辞，来为自己博取名声并干净地离去吗？我曾经认为，想要议论政府事务的人，就好比治理湍急暴烈的水流，可以顺着纹理逐渐引导它，不可以用堤防去激荡阻塞它从而激起它的愤怒，这不仅难以攻克，而且造成的祸患会更加巨大。所以我自从任职以来，私下仰慕君子所遵循的中正之道，希望我的言论正直而不违背事理，言辞顺从而不委屈自己的本心，或许我那愚笨的忠诚能稍微启发皇上的听闻，也不敢像浅陋的丈夫那样，因为一句话或一件事就轻易决定去留，导致圣明的朝廷屡次驱逐进言的人却毫无补益。我思忖这样对上能保全国家体制，对下或许能长久保持官职，而在两个月之间，才上了十几道奏疏，其中涉及助役法的，只有三道奏疏罢了。在天下多事的时候，我的言论简略迟缓，又不足以让人感悟，那么我辜负皇恩已经很多了，没想到大臣对我的愤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张舜民《史说略》

韩愈前往潮阳时，牙齿头发已经衰老了，不如年轻时那样志向壮盛，所以用封禅的说法来迎合唐宪宗。又说：从今以后请改变行事。看这些话，真是令人伤感啊！大丈夫的节操，起初并非不在金石上立下誓言，凌驾于雪霜之上，但后来被生死所恐吓，顾念妻儿，很少有不改变心意、低头求取免除一时危难的人，韩愈就是这样。韩愈不是追求富贵的人，而是畏惧死亡罢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早晨在园圃劳作一样。起初要培育它的材质，不让它夭折。最终要成就它的美好，不让它摧折。君臣相互成就，共同达到正道，何必一定要让他们达到尽情欢乐、竭尽忠诚的地步呢？只有白居易却不是这样，他知道事情不可为而一切舍弃，行为危正而放纵言论，怀抱书卷而同流合污，可以说是晦暗中显光明，柔顺中树立节操的人，所以他终身没有受辱。

○崔鶠《杨嗣复论略》

气质同类的人相互契合，外物不能离间。君臣相处，必定有所谓契合的地方，君子不去明察，想要强行用口舌折服奸人的锋芒，气势必然不能振作。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一点；人情逆着他就愤怒，顺着他就欢喜；诋毁他就愤怒，赞誉他就欢喜。小人性情善于谄媚阿谀，志向在于诡诈跟随，而君子秉持正道勇往直前，有冒犯没有隐瞒，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二点；君子正直，不随意取悦他人，而小人窃取爵位俸禄来培植明显的党羽，竭尽智力来谋取内部援助，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三点；君子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小人容易进取而难以退让，容易进取就常常在上面控制别人，难以进取就常常在下面被别人控制。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四点；君子柔软的东西也不吞食，坚硬的东西也不吐出，不虐待幼小卑贱的人，不畏惧高明显贵的人，而小人对人，失去权势就像老鼠伏地一样侍奉他，得到权势就像老虎迈步一样欺凌他。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五点；君子困穷时就以命运自安，而不怨恨别人。显达时就以宽恕存心，而不伤害事物。小人在下位就不安分，怀着毒计窥伺上位者；居上位就快意，肆虐来伤害别人。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六点；君子一旦心中不安，就畏惧君主、畏惧亲人、畏惧上天、畏惧世人，而小人想要成就他的奸计，就欺骗君主、欺骗亲人、欺骗上天、欺骗世人，没有做不到的。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七点；君子磨砺廉洁的节操，崇尚名誉，小人如果满足了欲望，即使天下人轻视他他也不羞耻，万世非议他他也不感到耻辱。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八点；君子说话想要迟钝，行动想要敏捷，有过错就改正，见到义理就服从。而小人夸耀利口来使人信服，喜欢奸邪的言论来掩饰过错。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九点；天下善良的人少，不善良的人多，所以君子为国家寻求人才，难于选拔。而凶恶邪僻的人一声呼唤，就千百成群。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十点；君子不记旧仇，以德报怨，而小人忘恩负义，甚至以怨报德。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十一点；君子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有功不夸耀，有善不宣扬，而小人无好像有，空虚好像充盈，显露巧诈而宣扬才能，夸耀功劳而卖弄善行，来迷惑当时的君主，来希求侥幸。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十二点。君子和小人力量不相等也就明白了。

○唐庚《察言论略》

古代的臣子，拍着手掌、舒缓地进言，劝说君主用兵的，他们的言论未曾不引用道义慷慨激昂，豪壮健硕、俊逸雄伟，使听的人踊跃振奋，奋然而跟从。等到考察他们的内心，有的为国家考虑，有的为自己谋划，这是不可以不明察的。现在如果作战就能及时消除祸害，不作战就会留下后患，这里有必胜的形势，那里有必败的道理，思虑深熟，利害的形势，在胸中清清楚楚，知道决不会误国然后才去做。像这样的人，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自己谋划，张华、裴度就是这样。天下已经太平，谋臣宿

译将领，以侯爵身份回到封地。闭门谢客，没有施展奇谋的机会，便怒目扼腕，争相发表用兵的主张，希望能借此施展智勇、抒发意气。像这样的人，是为自身谋划，而非为国家考虑。臧宫、马武就是这类人。国家太平无事，贪财好利的臣子，没有侥幸获利的机会，就必定鼓吹战争以谋求私欲，一旦兵戈兴起，金钱财物、玉帛美女，有什么求而不得的呢？像这样的人，是为自身谋划，而非为国家考虑。陈汤、甘延寿就是这类人。官位尊崇、俸禄优厚，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却惶恐不安，唯恐一天失去权势而无法保住已有的利益，就必定提出开拓边疆的建议来迎合君主的欲望，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像这样的人，是为自身谋划，而非为国家考虑。杨国忠就是这类人。前朝侯爵、旧日将领，失职的臣子，身负罪责、忧虑畏惧，想以此动摇君主的心意，就争辩边疆战功以图重新进用。像这样的人，是为自身谋划，而非为国家考虑。窦宪就是这类人。古代的臣子，叛逆之心已生，而功绩尚未显著。人心尚未归服，就未曾不凭借战功来收揽天下的声望。像这样的人，是为自身谋划，而非为国家考虑。桓温、刘裕就是这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