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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提要

吕氏杂记，杂家类三【杂説之属】。臣等谨按：《吕氏杂记》二卷，宋代吕希哲撰写。吕希哲字原明，祖先是莱州人，后来定居寿州。吕夷简是他的祖父，吕公着是他的父亲。他起初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吕公着担任宰相时，他不愿谋求仕途进取。吕公着去世后，他才担任兵部员外郎，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绍圣初年，他以秘阁校理的身份出任怀州知州，随即改任南京分司，居住在和州。徽宗初年，他被召为光禄少卿，极力请求外任，以直秘阁的身份担任曹州知州。因被列入党籍而被剥夺官职，后来恢复官职，历任相州、邢州知州，罢官后奉命管理宫观，流寓在淮水、泗水一带，最终去世。他的事迹详细记载在《宋史》本传中。吕希哲年少时跟随焦千之、孙复、石介学习，后来又与二程、张载以及王安石父子交往，所以他的学问也出入于这几家之间，纯正与瑕疵互见。朱熹《语录》称赞他学习程氏学说，意图直接达到圣人的境界，耗尽毕生精力，反而看见佛家与圣人相合。现在看这本书，喜欢谈论禅理，常常混淆儒家和墨家而将其等同，确实不免如朱熹所说。又《宋史》记载，王安石想推荐吕希哲担任讲官，吕希哲推辞说：“我有幸与您相知很久，万一做官，将不免产生意见分歧，那么往日相交的情意就全完了。”王安石于是作罢。所以书中记载王安石父子的事，也没有讥讽批评的词句。然而他记载顾临出使北方的应对，则认为重视世教的人应当尊崇儒学，又说以孔子为祖、孟子为宗，是学问的正统，如果与此不同，都是学问的不正。又记载司马光辟除佛法的言论，又斥责老子“剖斗折衡”的说法，并深入辨析孔子并非师从老子，又极力论述礼乐不可废除，那么他的见解特别像苏轼、苏辙一流，时时出入于儒释两家，固然不能完全以异端学说斥责他。至于直接记载刘泾《太学颂》以过分尊崇王安石，直接记载程公逊《贺待制诗》以过分谄媚王雱，那么对于王安石、王雱父子也有微词，并非完全依附他们。其他所记载的家世旧闻、朝廷掌故，大多可以与史传相互参证。其中如“〇柳湍水”一条、“喜怒哀乐”一条、“耕莘钓渭”一条，现在都误入《程氏遗书》中，大概是因为词句相近，所以来不及辨别吧。这本书《宋志》没有著录，《通考》岁时类中有吕原明《岁时杂记》二卷，考察陆九渊《渭南集》有《岁时杂记》跋，称太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皆知，不必记载；自从丧乱以来七十多年，遗老凋零，无人在世，然后知道这本书不可缺失。应当像《梦华录》之类。又周必大《平园集》有《岁时杂记》序，称上元一门多达五十多条，那么分门别类的书与此不合。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吕原明《杂记》一册，大概就是此本。其中所载诗话，如王逵赠蔡襄作《元绛》，贺王安石作《吕公弼》，游东园作诸篇，厉鹗《宋诗纪事》都没有采入。知道近代久无传本，现在以《永乐大典》所载搜集合成册，编为二卷。间有吕氏其他书的文章，而《永乐大典》误标为此书者，疑以传疑，也一并收录，而各附案语订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吕氏杂记卷上 宋 吕希哲 撰

王圣美曾说：“尧、舜、禹都是圣人，而尧是先觉者；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圣人，而文王是先觉者。舜、禹、汤、武王、周公，是等待尧、伊尹、文王觉悟他们，而后才觉悟的人。”

学问有根本和枝末，顺着向下推求，直到枝末；顺着向上推求，直到根本。洒扫、应对、进退，是用来涵养浸润而追求达到道的。只是厌恶那画地为牢的局限罢了。

思考而获得，达到无思的境界；践行而获得，达到无为的境界。这就是所说的学而知之。《尚书》说：“思考称为睿，睿能成就圣德。”

吕与叔《中庸口义》：君子中庸章总论。中庸的大体，《中庸》这本书，圣门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始终不超出这本书。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叙述所传授的言论而著于篇。所以这本书所论述的，都是圣人的绪言，入德的大要。

《中庸》“鬼神之为德”章，王圣美说这一章讲至诚，而胡先生用鬼神来解说，似乎见解浅薄了。吕与叔《口义》也说这一章论诚的根本。

《论语》举一隅，不能以三隅反，就不再教导了。《易经》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子贡，闻一知二，是知识的进步；颜回，闻一知十，是知识的穷尽。十，是成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易经》说：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

尧舜是性之圣人，以至于等待天命罢了。汝州云：“尧舜是性与道相合的人，他们行善则无意于行善，这样然后与道相合。”汤武则起初未能完全与道相合，学而知之，返归而达到这个境界，然后成为圣人。

性比作〇柳，是荀子的说法。湍水，是〇子的说法。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意必固我既绝之后。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害己。田明之云：“《诗》曰：‘庶几夙夜，以永终誉。’”《经》曰：“立身行道，〇

译名留后世，名誉是不可停止追求的。”但不可修饰行为以博取名声，违背本意以躲避诽谤。与其违背良心而获得名声，何不坚持正道遭受诽谤却问心无愧呢？如果让别人承受诽谤，而自己获取美誉，尤其不是君子长者所应有的用心。

译求学道的人，应当自我检点。今日以前所做的不善之事，要诚心忏悔，不可以一味地把过错归咎于前世。

以孔子为祖，以孟子为宗，这是学问的正统。如果与此不同，都是学问的不正。先推究自己已知的事物，然后修养身心，这样取得的功效就容易。大概有知道了道理却不去实行的人，虽然如此，也不免成为小人。先修养身心，然后推究自己已知的事物，这样取得的功效就困难。大概有努力实行，但所知尚未达到的人，虽然如此，也不妨害成为君子。所担忧的是，诚实地修养自身是有方法的，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会流入异端。知，好比眼睛；行，好比脚。

君子遵循正道而行，端正其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其道义，不计算功效。这是对的。做学问的人，用力越久，就越能看见其中的深意。

说到做学问的人，应当习练不动心。刚开始习练不动心时，只是违背自己的心意，等到别人的憎恶，甚至施加鞭打、杀害，都要坚忍不动。长久习练，自然就能不动心了。既然不动心了，就说：“我不动心了。”

修养身心达到快乐的境界，是修养的最高境界，那么快乐就产生了。和煦之气熏蒸，乖戾之气自然消散，烦乱的思虑安定，心志就强大了。做学问的人，必须先抓住要领，排除邪念然后才能保持真诚。谁不说呢？合乎法度的言论，是言论的长久准则。谁不行呢？有德行的行为，是行为的根本。二程的学问，认为圣人必定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一定要通过学习达到圣人的境界。张载（横渠）、张子厚的学问，认为如果实行而不能使他人感化，那么所实行的就还没有达到极致。徐仲车的学问，以真诚为主。

张载字子厚，修养德行，讲论道义，他所居住的地方就能感化他人，在横渠讲学，人们称他为横渠先生。每次他到京城，我必定跟随他问学。他的弟弟张戬字天祺，也能自立，我也与他交友。

修养自己来端正他人，叫做善政；修养自己来教导他人，叫做善教；修养自己来感化他人，叫做善化。用自身感化他人的人，我见过这样的人；用内心感化他人的人，我没有见过。有人问：“用自身感化他人的人，说是横渠张先生就是这个人。”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听到他的风气的人就跟随他，游历其中的人每天向善而不自知。

胡安国先生从庆历年间开始在苏湖一带讲学二十多年，束脩弟子前后数以千计。皇祐末年，朝廷召先生任国子监直讲，专门管理太学事务数年，晋升为天章阁侍讲，兼管学政。起初，人们不太信服他，于是让他那些已经做官及早有声誉的门徒，盛之、侨顾、子敦、临吴、元长、孜等人分别处理职事。又有孙觉（莘老）解说《孟子》，京城的士人渐渐跟随他。有一天升堂讲解《易经》，声音高朗，意旨明白，众人这才大为信服。然而并列的官员都不喜欢他，诽谤议论蜂起，先生安然不顾。他强力不倦，最终有所成就，至今三十多年，遵循他的规模没有废弃。当时高弟中还有不高兴的，相比他在湖学的时候，也稍微受了一些委屈。

吴坦求在太学时，曾经拜见姜先生。先生当时正闭门谢客，坦求从窗户间窥视，看见他严肃端正地坐着，如同面对贵宾，知道他不会因为没有人而不中断修养，于是拜他为师。

福唐有陈烈、季甫、周希孟、公辟、郑穆、闳中、陈襄、述古，穷究经书，苦守节操，以古人相互期许，所以当时有“四先生”的称号。章望之字表民作《四贤传》，流传于世。又他们的友人刘彝、执中，正辅佐胡安定先生，在苏湖一带兴办学校。等到他们回来，乡人称之为“五先生”，闻名天下。陈、郑、刘三位先生，我都跟随他们问道。季甫、公辟未曾离开乡里，所以没能结识他们。我弱冠之年，与纪常在太学，当时王道粹学士、王才叔学士并辔来拜见先生，并且询问贵族子弟中的贤者。先生回答说：“吕晦叔的两个儿子都有父亲的风范。”两位公就是先生所刺染的人，想要相见。先生召我们二人，一同坐在首善堂后。过了很久，安定先生治理学校，虽然规矩完备，但不完全使用，以道德教化为主。关中【案：此下原本阙文】

纪常赋喜好察听近处的言论，虞舜就是这样做的，舜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孔文子因此被称为“文”。

欧阳文忠公每次写文章，完成后必定多次自行删改，甚至有不保留初稿一个字的情况。他写大的文章，就写在纸上贴在墙壁上，出入时观看省察。至于尺牍单简，也必定立稿。他精审到了这种程度。每一篇文章出来，士大夫都传抄讽诵，只看到其浑然天成，没有人能探究出斧凿的痕迹【曾在诸子学舍中与刘原父通信，一封信有十几本】

范中发吟诗，有两种害处：招致悔恨，损害心气。

我小时候有教学的老人对我说：“别人借书给你，你把书借给别人，这两种都是痴傻。”听到这话便不喜欢他的话。后来看《颜氏家训》说：“借别人的典籍，都必须爱护防止损坏，先前有缺损坏烂，就修补治理。”这也是士大夫百行之一。才知道忠厚的人是这样。《诗经》说：“我思念古人，确实符合我的心意。”

语助词，如果没有意义，然而不可互相替换。那么它的意义就深了，远了。

污浊世俗使人沉溺，比深渊的水更厉害。以谢安的贤能，都不能自拔于流俗，何况不及谢安的人？心术正直的人，即使遇到不好的人、不

译良好的政教，不能感化人使其变坏。心术不正的人，即使遇到极好的教化，也不能感化他使其变好。因此，选择修习的方法不可不慎重。端正的，是我们本来的心；不端正的，不是我们本来的心。这不过是习惯使然罢了。静心观察，我们本来的心就显现出来了。

译人固然有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现在世俗喜欢说“无好人”这三个字，这就可以看出他们自我处世的修养了。君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没有别的原因，从自身观察就知道。人们喜欢说“无好人”这三个字，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不知道自己的父祖，这是不能从自身看到（善性）。孟子说：“尧舜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大概是从自身观察得出的结论。

京城有人把金银丝绸装满两个箱子，托付给他的朋友保管，几年后那人去世了。那个人把箱子还给了他的儿子。儿子说：“我父亲生前从未提过这件事，而且没有契约凭证，大概是您的误会吧。”那个人说：“我亲自接受的，你父亲难道还等待契约凭证吗？你一定曾经听说过这件事吧。”两人互相推让，都不敢接受。那个人拿着箱子向官府报告，当时包孝肃公担任京城长官，查验追究事实真相，判决给儿子。世俗的说法都认为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良心，只有利益罢了。听到这两个人的风范，可以消除一时的疑虑。

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君主，也能兴起；其次的人没有遇到尧舜、文王，而不能充分发挥才能的，很多啊。也有尧舜那样的政治、尧舜那样的教化、尧舜那样的感化，有的能改变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想法，有的只能改变他们的表面。圣人在上位，变革之道已经形成，却只让小人改变表面，这不是圣人的罪过。他们之所以陷溺内心，有深浅的不同。

既然有了斗，就不能再剖开；既然有了秤，就不能再折断。后世的圣人因此制定法度禁令，期望让百姓不争夺罢了。

老子说：“古代善于行道的人，不是用来使百姓聪明，而是用来使他们愚昧。”《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评定彰明百姓，百姓光明。”《礼记》说：“在天下彰明美德。”老子说：“以德报怨。”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老子说：“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是上等；不知道却装作知道，是毛病。”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概孔子不曾以老子为师。

伊尹在有莘之地耕作时，傅说在傅岩筑墙时，太公在渭水垂钓时，对于天下，不是每件事都探究其利弊，不是每个人都竭尽考察其贤愚，只是明白道理在于自身罢了。等到得志，在天下施行，举而措之罢了。

鸣条之战，出于伊尹；牧野之战，基于文王。伊尹，是圣人；太公，是仁人。《尚书》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武王讨伐殷。”又说：“只有伊尹和汤，都具有一德。”汤说：“于是寻求大圣。”武王说：“已经获得仁人【王介甫认为仁人是指微子】

有人说周公的功绩，是人臣所不能做的，确实吗？回答说：圣人作为人臣，尽到人臣的道罢了。

伯夷、叔齐叩马谏阻武王讨伐纣王，不听，不食周粟。这是庄周的寓言。孔子说：“饿死在首阳山下。”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罢了，盗跖横行天下。”这是庄周的寓言。孟子说：“鸡鸣而起，孜孜以求利罢了。”

《六韬》讲究权谋和数量，谋取利益计算功劳，是战国阴谋之书，不是出于太公。

吕吉甫说：“德行盛大而不轻慢侮辱，庄子却不能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颜回，所谓智慧能达到但仁德不能坚守。”程正叔说：“庄子像是学佛而没有达到境界的人。”

王圣美说曾经听介甫谈论老庄，圣人不足以谈论。

曹子方说列子是伪书。怎么说呢？它出现在庄子中的，非常好；其他的则不值得取用，因此知道。”苏浩然说：“刘向不足以了解列子、杨朱、力命两篇最深刻。而说不是一个人的言论。”庄子说：“道的真用来治理自身，其余用来治理国家，糟粕用来治理天下。”我认为不对。圣人用治理自身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天下。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都不对。君子屡次结盟，乱是用长；只是指责屡次结盟为非，苗民不守信以违背盟誓，只是罪责其违背盟誓，不以盟誓为非。

周公占卜洛邑时，说：“使有德者容易兴起，无德者容易灭亡。”周公难道预先担心后王无德而想要他们容易灭亡吗？认为知道他们容易灭亡的原因，就不敢不修养德行。

晋文公讨伐曹国，命令不进入僖负羁的宫室。那么军队进入的地方，遍布一国了。圣王的军队，慰问百姓讨伐有罪，所以没有复仇的军队，没有逞欲的军队，能以众正心于为民罢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为什么后我们？何施而得斯于民也？”

子犯倚仗表里山河，不如吴起的话在于德。他想讨伐秦国，穆公又不如文公的不背施。说子玉不可失，又不如先轸的话定人之谓礼。那么为什么作为霸者的辅佐呢？能以民未知信，未知义，未知礼为先务，说师直为壮，曲为老，这就是他作为霸者辅佐的原因吧？如果是王者之佐，怎么样？不要杂而已。

旅泊三界，如晋公子重耳在各国时，蜀先主在刘表处时，关羽在曹操处时。

七教者，父子有亲，兄弟有爱，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宾客有礼。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

译百代所不能改变的，是衣服的制度、宫室的规格、器皿的容量，王者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其进行增减调整。所以商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却有所不遵从；周朝沿袭商朝的礼制，却有所不遵从。身为士人，应当遵从当今君王的礼制。礼的根本，源于人的情感，圣人据此加以引导；礼的具体形式，源于民间的风俗，圣人据此加以节制和规范罢了。

译礼仪有三百条，复礼有三千条，应对酬答顺应天理，这是必然的道理。冷了加衣，饿了吃饭，哪是末节，哪是根本？

程正叔认为，从洒扫应对这些小事，一直到赞颂天地化育万物的大德，都是常道。

子进说：“圣人制定祭祀的礼仪，祝辞以孝心告祭，嘏辞以慈爱告祭，这样人与神灵之间往来就有礼节。制定朝廷的礼仪，君主面南，臣下面北，这样君臣之间往来就有礼节。”

在郊外祭祀天地用两头牛，代表天与地；在新建的城邑祭祀社神，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只是祭祀社神。社祭不提配享，那么郊祭的两头牛就不是为了配享。顾念上天的明命，来承接上下神灵的祭祀，比如晋国祭参星、宋国祭火星、楚国祭江汉沮漳等水神。世人认为往来宴饮、书信问候只是白白耗费时日，不如不讲究这些更好。这是不了解先王治理人道的用意。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礼乐作为交往的方式。所以说：灿烂的文饰用来相接，欢愉的恩惠用来相交，这就是用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从而避免争夺相杀的祸患，常常在祸患未萌发时就将其消除。孟子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近和睦。”这是说往来交往不能停止。《乡饮酒》篇说：“我从乡饮酒礼中知道王道是容易实行的。”这是说宴饮不能停止。《聘义》篇说：“以礼让相接，就不互相侵凌。”这是说书信问候不能停止。这三者都是为了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使百姓免于争夺相杀的祸患。

书信请托，君子重视，常人轻视。甚至有人说可以削去不用，大概是没有深思罢了。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礼。有礼就有交往。所以说：天地交感而万物通畅，上下交感而意志相同。扬子说：天地交感，万物生长；人道交感，功业成就。能够交往就互相尊敬，互相尊敬就没有祸害。这就是谦让兴起，而争夺相杀的祸乱不发生的原因。因此圣人重视它。有人说：现在所谓的书信请托，只是虚文罢了，你为什么重视它呢？回答说：圣人的教化，有从内心发出的，乐就是如此；有从外部施行的，礼就是如此。从内心发出的，其文饰表现在外；从外部施行的，其情感感动内心。开始时注重其文饰，最终就注重其实质。对于小人，开始时改变其面貌，最终就与他同化了。这就是礼的教化。虽然未能完全同化，不也比直率任性、径直行事好吗？难道你想把鱼扔进深渊，把猿猴放在树上吗？

安定先生曾说：“现在人家用郑卫的淫乐教导处女，在礼义上没有什么可取的；郑卫的音乐，引导淫邪。”

尹吉甫前妻的儿子伯奇，后妻的儿子伯封。后妻想让她的儿子做世子，对吉甫说：“伯奇喜欢妾室，如果不信，主公上台观看。”于是取来蜜蜂去掉毒刺放在衣领中，让伯奇去拿。吉甫看见了，让伯奇退位。伯奇投河而死。

曾参是圣人所赞许的人，但书传给他加上不慈的名声，大概出于寓言，并非实录。

“年龄相同选择贤能”这句话错了。兄弟是天伦，年长一天就是兄长。族人虽然尊贵，不敢以尊贵凌驾于父兄尊长之上。至于在路上，有时先行有时后行，不同行而已。只有他人有应当回避的情况。

我家的旧规，中表兄弟、外甥、女婿都来，按长幼次序就座；只有妹妹的女婿则作为宾客对待，如果有年龄、爵位相差很远的，就不完全这样。

我年轻时去拜见父辈的朋友欧阳公、王荆公、司马温公。欧阳公拜我，我就站着扶他。拜了两次后，只说：“拜多了。”他安慰抚爱我就像对待子侄。等到传达正献公的话，他就变了脸色，连连答应。见荆公、温公，都先回拜，等叙述世交情谊，然后扶他们。

凡是退休官员与人交往，允许以闲居野服相见，可以吗？如果不制定法规，那么郡县官员中不懂进退的人，对别人的责备期望就多了。京路地区的退休官员，大多以野服接待人；外郡大多不敢这样，不懂进退的人多。又近日外郡的公人，听说新官在申状后，粘一个扁封小启，长五寸，宽三四分，其中是古启。几十年来不再见到了。冬至、朔望也是这样。大抵前辈做事周详，后辈做事多粗略。

皇祐年以前，举人拜谒，都用封状面签，所拜爵位，其中细写：“乡贡进士姓某名某，谨捧状诣客次祗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赐鉴念。”谨启月日，乡贡进士姓某启。未得解额的称“应乡贡进士”，举了四五年以来，只用名纸，又不论曾预荐与不曾预荐，都单称进士。

凡是妇人相见，即使卑贱也一定要回拜。既然面对主母，拜则其使令人拜，不回答，可以吗。

姨的丈夫比自己年长的，拜他；年轻的，回拜，可以吗。妻子的兄长比自己年长的，拜他；年轻的，回拜，可以吗。

母亲的姊妹叫从母，妻子的姊妹叫姨。现在人称呼多混淆，现在人多叫妻子的兄弟为舅，或许是跟随其子的称呼。称主母曰小娘子【案：此下疑有阙文】

近世儒者有告诫妇人不油发、不涂面的，《诗》说：“岂无膏沐，自古而然。”又有告诫妇人不穿耳的，《庄子》说：“天子之侍御，不爪翦、不穿耳，

译那么穿耳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不知道在恣耳这件事上（是否也如此）。皇上前往寺庙道观，到了佛像、天尊像前都跪拜询问。年长的人说：“从仁宗到现在四代皇帝都是这样，之前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译明道元年冬季十月，将崇政殿改名为紫宸殿，长春殿改名为垂拱殿，滋福殿改名为皇仪殿，防庆殿改名为集英殿，承明殿改名为端明殿，延庆殿改名为福宁殿，崇徽殿改名为寳慈殿，天和殿改名为观文殿。二年十二月，将天安殿改名为大庆殿，端明殿改名为延和殿。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命令内使王晋锡修建崇政殿、垂拱殿这两座宫殿，迁移各衙署的房屋，共计一百四十七间。

过去中书省称为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又合称为两府。熙宁年间，才开始建造东西府的官舍，中书省居东位，枢密院居西位。

太宗亲自用飞白书体书写匾额，题于学士们的办公处，说：“玉堂之院，意思是这是玉堂学士居住的院落。按照唐代制度，天子居住在集贤殿，而学士等官员居住在集贤殿书院，后来只称为集贤院。现在将学士们办公的地方称为玉堂，是错误的。”

元祐初年，任命苏辙担任直舍人院。有关部门检举指出：自从实行新官制以来，舍人院已废除，如今舍人的职事已归入中书后省。于是改任为权中书舍人，从此成为惯例。

元丰年间的官制规定，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者互不干涉。元祐初年，开始规定凡是起草诏令的事务，三省共同进呈，然后返回各自的本省依照官制执行，这是采纳了正献公的请求。

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虽然属于同一等级，但从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被视为升迁，即使是自枢密院改任参知政事，也被视为任用。如果因其他缘故，从参知政事改任枢密副使的，必须恢复原官职。只有庆历六年，吴育以参知政事的本官改任枢密副使。嘉祐元年，给事中兼参知政事程戡因为与宰相文彦博关系亲近，转任两个官职成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

真宗陵墓中年以后，签书枢密院事与同签书枢密院事，未能完全享有执政官的待遇。熙宁年间，王安石想任用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曾孝宽为枢密副使，英宗不允许，王安石坚持请求，于是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命令有关部门完全按照执政官的待遇对待他。然而他的班列仍在宣徽南院使王拱辰之下。当时王拱辰佩戴御仙花带，不佩鱼袋；曾孝宽佩戴团带，佩鱼袋【旧例签书枢密院事只佩戴御仙花带，不佩鱼袋】

三司有时设为一使，有时分为三使。自从唐代历经五代，到本朝初年以来，沿革不定，前贤已有详细记载。咸平六年，合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任命莱国公寇准为使。此后不再更改，凡是天下有关财赋的事务，都由它主管。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将财赋事务归户部，修造事务归工部，衙司前归都官，衙官账目归比部，河渠事务归水部。后来导致府库倒塌毁坏，官物虽然是户部尚书省的责任，但工部不及时检核计算，都官不及时派遣监役吏人。元祐年间，于是命令所有有关财赋的事务都关涉户部尚书，尚书省司的侍郎以下官员不参与。

本朝制度，宰相任命或罢免都颁布麻制。枢密使任命则颁布麻制，罢免只颁布制书而已。韩琦从节度使升任三司使，颁布麻制。当时正商议大任而未定，所以视为特别恩典。孙抃担任御史中丞，弹劾纠正其过失。后来冯京罢免枢密使，颁布麻制，因为枢密院不再设置枢密使，也视为特别恩典。又丁谓罢相之时，只颁布制书责备他，忽然从宫中直接发出，来不及知晓。这三件事都沿袭成为惯例。

本朝枢密直学士的班列次序、俸禄赏赐比照阁学士，现在与阁直学士同位。各衙门侍郎，枢密直学士称为“密学”，未改官阶前，官至谏议大夫的称为“密谏”，转任给事中即称为“密学”。

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正言，只允许辅佐帝王德行，至于政事得失、人才优劣，只有御史台官员可以进言。元祐初年，才允许谏官依照台官进言政事。

本朝设置通进银台封驳司，由侍从官主管，这原本是给事中的职责。然而旧制只负责出纳文书而已。嘉祐年间，何郯以待制身份领此职，诏令有不妥当的，就封还。仁宗嘉奖他尽职，都听从了他。从此开始成为惯例。

英宗从藩邸入承大统，担忧宗室子孙教育缺乏规范，于是诏令近臣推荐经学品行修明可以为人师表的人，增加到讲读大小学教授二十余人，分别教导他们。又诏令娶宗室女补官者，允许参加进士科考试，其文臣子孙也都给予文官资序。

熙宁年间，宫中拿出玉带垂挂金鱼，以宠幸岐王、嘉王两位王爷。神宗又命令工匠雕琢玉鱼袋，几年后才完成，赐给两位王爷。

旧制，执政官在任，赐予笏头带；亲王、使相及武臣担任枢密院职务，都只赐予荔枝带【俗号球文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朝省文书也多沿俗称呼】

旧制，自从差遣待制，即赐予银绯。真宗晚年，张友直被任命为待制，赐予银绯。后来外出补任地方官，六年回朝。一天宴请随从官员，班列在张友直之下的人都佩戴金紫。皇上询问，有关部门回答后，于是赐予金紫。

旧制，自从差遣知制诰，即赐予银绯。熙宁年间，许将穿着绿袍被任命为知制诰，未赐予银绯。王安石亲手写信询问宋敏求说：“知制诰有穿绿袍的吗？”宋敏求回答说：“先父被任命为知制诰，赐予银绯。大概

译说的是宣献公王绶的事。于是许他获赐银印绯袍。”元丰末年，蔡京、王存都穿着绿袍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获赐银印绯袍。元祐年间，刘挚穿着绿袍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到了绍圣年间，叶涛穿着绿袍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章惇担任宰相，认为从官获赐银印绯袍是元祐年间的旧例，于是赐给金印紫袍，从此成为定例。

译钦定四库全书

吕氏杂记卷下 宋 吕希哲 撰

李文靖公吕沆担任宰相时，宋真宗常在夜间派遣使者手持手诏，询问打算立某氏为贵妃是否合适。李文靖对使者说，引蜡烛烧毁了诏书，口头附奏道：“只说吕沆认为不可。”这件事于是作罢。《尚书》说：“成王敬畏宰相，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李文靖公任京城长官时，梁丞相梁适是他的属官，公对儿子们说：“梁君日后必定成为辅政宰相。”问怎么知道的，回答说：“府中的属官都是京官，其他人刚在庭下拜见时，都露出自惭的神色，只有梁适容貌神色自若，由此知道。”凡是公之所以能得士人，都是以气度来观察他们，而世俗不知道的人，说是他懂得学堂相法，其实他家世并没有这种传承。

赵元昊反叛，有诏书削夺他在身的官爵，招募能活捉元昊，或者斩首的人就任命为节度使，仍然赐给万贯钱。李文靖公当时在大名，听到后惊愕地说：“谋划失误了！”立即上奏章说：“前代方镇叛乱，有这样的诰誓，但这不是用来抵御外夷的方法。万一有不敬顺的言论，难道不会损害国家体面吗？”朝廷正打算改正，已经听到有指斥的言辞了。

李文靖公曾经游览越州，有诗说：“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窻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李文靖公三次进入中书省后，有诗说：“政事堂前花盛开，去年春色又重来。主人虽在花应笑，鬓似秋霜心似灰。”【这两篇诗在世上广泛流传，但传抄多有错误】

李宫保刚退居时，眼睛还不是很昏花，大字书写终制给子孙看。在“无请谥”下面，写了两联说：“加之恶号，重为子孙之羞；假以美名，亦无功徳可称。”

寇莱公任开封府知府，张给事张佖判三司都勾院。真宗打算任用张佖为三司使，张佖以不能胜任推辞。皇帝说：“谁能胜任？”张佖说：“理财的职务，满朝没有看到合适的人。暂且选取名望可以压服众人的人，那么寇准可以。”于是任命寇准为三司使。张佖任开封府知府，张佖也最终没有接受任命。

真宗时，林逋隐居钱塘，多次征召不到，临死时写诗说：“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曽无封禅书。”在此之前，古人诗云：“茂陵遗藁，惟封禅；始信相如死不忠。”

苏丞相说：“天圣年间，许公任东参知政事，言官说交趾用七十艘船载兵去朱崖迎接丁谓，朝廷颇为震动。于是诏令侍禁杨宏押内臣去那里查访实情，便打算除掉他。刚召杨宏到政事堂，右相问交趾迎接丁谓的事，天使知道吗？杨宏回答外人也有传闻，不知道实情。左相说：‘朝廷的意思，深深担忧他们作乱，天使应当体察朝廷的意思，不要使事情发展到混乱。’杨宏不知所措，右相无话将要退下。许公说：‘分防后，却请天使略到某本防。’杨宏到了，许公告诉朝廷派遣使者去，只是因为有人上报变故，专门派遣使者查访，想知道真假。天使到那里，只根据实事驰报朝廷。丁公虽然获罪，但是旧相，如果没有其他事故，不得随意惊动他。杨宏心意方才释然。杨宏既已过海，确实没有一件事。当时言官因为当时的宰相有血仇，想趁机倾覆他罢了。朝廷也以杨宏所查问的为信，这是苏公亲自从杨宏那里得到的。”

宋元宪曾奏事，而带子宽误坠文书数纸于地，不顾而行。仁宗呼内侍臣拾以与之。议者谓仁宗有人君体，宋公得大臣体。

田宣简公田况任三司使时，人目为“照天蜡烛”，因为他明见物情。杨宣懿公杨察继其任，誉不减田公，人目之为“水晶灯笼”。

庆历中，蔡君谟自福建转运使召为谏官，时王逵知福州，作诗送行，不记其破题。后六句云：“好将公道口，去沃圣君心。民困鱼思水，兵骄隼在林。天涯一樽酒，不为别离斟。”

翰林王状元王灏小时候，随其父至官府。毕相毕士安时为郡官，见其有异于人，又定目看，便防上书字，问其父曰：“此子亦读书耶？”曰：“亦令就学。”又问：“曽学属对否？”曰：“其师尝教之，但某不识其能否。”乃指壁间字曰：“此有一句诗，无人对得。”曰：“鹦鹉能言争似鳯。”灏应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毕相大惊异，延之家塾，自教养之，卒成大名。魏公之官浙西也，马少保马亮为两浙转运使，因公事过公而见文靖。马少保好相人，见文靖公大竒之，欲妻以女。其夫人怒曰：“公常贵此女，奈何欲与黄面措大耶？”马少保曰：“是非而所知。”卒嫁之，是为秦国夫人。及文靖拜参知政事，马夫人得见之后，马少保作八座，文靖已拜相矣。

文靖公是马少保马亮的女婿。文靖公很贫穷，马夫人让密置银二笏于卧内。文靖视之如无物也，他日取去亦不问。马公益器重之，曰：“吕郎必作太平宰相。”

译后来亲自看到他得到重用。魏野给寇莱公写的诗说：“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僊。”寇莱公被贬往南方后，所经过的关隘渡口、驿站馆舍，都在窗户墙壁上题写了诗句。

译起初，文靖公去世，侍读主持家中事务，族人游赏东园，正献公作诗说：“桃溪的景色不减昔日的繁华，又经历了一个春天。”恵穆公也游赏东园，作诗说：“今年的春光依然柔美，但昔日的宾客随从却已萧条冷落。”

正献公在颍州任职时，赵康靖公赵概从南京到颍州拜访欧阳修，与正献公两人在欧阳修府第聚会宴饮，因此将那座厅堂命名为“防老堂”。后来正献公在河阳任职，司马文正公司马光和范忠文公范镇从洛阳前来拜访，因此将接待他们的馆舍命名为“礼贤馆”。这两次聚会都有歌诗和乐语，在世上广泛流传。范淳夫寄诗记录此事说：“防老堂名清颍上，礼贤馆开大河滨。”苏子瞻和欧阳少师的韵，写道：“一时的达官显贵都如严助、终军般年少显贵，旧日的德高望重者近年来岂易相逢？听说堂中延请盖公那样的长者，定应在床下拜见梁松那样的晚辈。蠹鱼自晒闲箱箧，科斗长收古鼎钟。我想弃官重新问道，寸筳何以得舂容。”

嘉祐年间，正献公说：“君子应当端正衣冠，庄重视听。”王介甫衣冠不整，这也是一个大毛病。

正献公在颍州任职时，曾骑马外出，过桥时，快到岸边，桥坏了，却一点也没有受伤。几年后，人们渐渐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是骑马过桥时”。然而家中的仆役和属吏大多不知道。子进有一天侍奉在侧，谈及此事，问是否真有此事？正献公说：“是的。”子进把这话告诉了邢和叔。和叔说：“桥坏了而神色不变，这并不难。难的是能不告诉别人。”

韩忠献公在治平年间上请求退休的表章说：“朝廷中的言论，有愧于负薪者的话语；功名的减退，难以与治理郡县时相比。”又上表说：“如今在朝廷议论大道的，都是皋陶、后夔那样的旧德；在藩镇宣扬威德的，都是方叔、召虎那样的杰出人才。至于侍从之臣，都富有经纶天下的才能。”欧阳文忠公上请求退休的表章说：“平时平庸无能，曾没有什么不同于片言只语的；一旦有纷乱之事，就独自承担众人的愤怒。”

富文忠公入朝为相时，杨宣懿公杨察担任承旨当直。他的制书说：“对上以对应宗庙的神灵，对下以酬答士民的期望。”第二年因水灾请求离职。欧阳公在翰林院撰写批答说：“朕认为宰辅的职责，关系到朝廷，职位如果不称职，局势固然容易动摇。近来因为连年厌恶频繁更换，告诫用人不要不审慎，导致职位不安定。所以在图谋任用的开始，尤其极力精求。而议论者说你有天下的声誉，庆幸朕得到了非常的人才。这不仅使朕的心不迷惑，也安慰了久郁的人望？那么朕任用你到了极点，你自我对待又是如何？正当进献美好的谋略，却突然表现出退让。难道朝廷的崇高贵重，其忧患难以承担？富贵到来，位高者则忧虑容易危险吗？”朕曾经考察往昔的人，他们在进退之际，过于算计而图求保全的，未必没有祸患；忘记自身而效忠国家的，固然多有美名。只有你的明智，必定知道如何选择。富公与韩公并列为相，位居高位很久后又请求离职。欧阳公再次撰写批答说：“至于个别的大臣，是同德之人；下至众人的议论，曾没有异议。正将要甄别叙用贤愚，修明法度，务求探究根本，而治理国家不追求短期的功效，期望有所成就。”这是近世诏答的绝笔。

神宗初年，陈旸叔在枢密院，请求外放郡守以便奉养双亲。正献公当时在翰林院，回答诏书说：“退食委蛇，自足荣于就养。”陈旸叔不高兴，大概是被郑说迷惑，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对恵穆公说：“还说自己不退食呢。”恵穆公于是准备了一道诏书说：“虽然臣子光宠不同，足以显耀双亲；但上国甘美珍奇众多，尤其适宜奉养。”这是补充前诏的意思。还没来得及使用，陈旸叔就请求外补。

范、富、韩三位公，自从担任侍从时，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公。

先父每到岁首，让诸子各自说新年所进的益。治平年间，李常公择多次与朋友谈论吕蔡州，未曾听到他疾声，见到他遽色，也未曾草书。学者师慕他，其后只有范淳夫如此。先父当时知蔡州，欧阳公答复先父的信说：“修行的才能素来浅薄，仰慕清德，梦寐之勤，自认为终身不可企及。及至得以依托高名，以见后世。”

荥阳公曾说：“我曾夜里计算过错，然而自从闲居以来，常自我反省，颇无过事。”又说：“我读荀子《非相》篇，然后知道有相术。我读韩氏《谢自然》诗，然后知道有神仙。我活了五十三年，如果极尽富贵之乐，事穷山水之胜游，岂惟心力已有所不逮，于残年晚日，铺排亦不能矣。如果汲汲为善，则亦未晚，要无虚日云耳。”

恵穆公辅政，以荐士为先务，其所荐达后

译（他们）大多在朝廷中显达。曾向英宗呈上举荐贤才的奏疏说：“我虽竭尽心力，只是尽了报国的微小忠诚；广泛招致贤能之士，才能尽到侍奉君主的大义。”

译正献公曾经向朝廷推荐人才，后来这些人不如所推荐的那样优秀，正献公因此感到遗憾。程伯淳说：“宁可被人欺骗，也不能改变我喜爱贤才的心意。”

晏元献特别喜好推荐人才，他举荐得到的人才很多。他去世时，范忠文在挽辞中说：“平生想要报效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在于能识别人才。”

行父兄曾经在墙壁上题诗说：“只畏惧贤者的议论，不顾小人的是非。”范蜀公亲自制定雅乐，参考书籍文献，亲身参与打磨校正乐器模型的工作，已经非常劳苦了，花费私人钱财也数以千计，过了一年才完成。然而那些磬的声音不响亮，是因为从阳翟山中取石制作的。如今太常寺有泗水边的磬石原料，堆积如山而人们不知道。如果蜀公当时向朝廷请求使用，朝廷必定不会吝惜。

张康节公昪在宪府任职时，很有正直的名声。他曾经对正献公说：“中丞这个职位并不难做，只要把众人认为不对的事情指出来给他听就行了。”

熙宁年间，刘泾在太学作颂说：“有四位大儒，超越古今，王氏父子，吕氏兄弟。”荆公听到后，生气地说：“我在这四分中只占一分。”熙宁初年，吴冲卿问王介甫：“如果见到吴江小龙，怕吗？不怕吗？”介甫说：“也怕，也不怕。如果不怕，就无法与百姓同忧患；如果怕，就无法退隐藏身于幽密之处。”

王荆公凭借经义成就，从吏部尚书平章事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的儿子元泽（王雱）因为参与修撰，也从天章阁待制升任龙图阁学士。元少保（吕公著）当时任参知政事，作贺诗说：“诏书早晨从未央宫下达，上相新兼任左相显赫。一代元勋刻在金石上，三经高义照耀如日星。陈设在前车马服饰加封桓傅，拜谢之后金珠赏赐有鲁公。东阁故人心喜加倍，白头扶病咏唱丞崧。”然而元泽坚决推辞，最终没有接受任命，依旧担任待制。当时荆公任江宁府知府，所以如此。

王韶攻取熙河后，裕陵亲自解下玉带赐给王荆公。元厚之作诗祝贺说：“谁人还能得到通天带，谋略契合君心只有晋公。”王荆公在翰林院兼任实录修撰，一天在实录院墙壁上题诗说：“御柳新黄染旧条，宫沟薄冻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边北斗杓。”没过几天就升任参知政事。担任参知政事后，作商鞅诗说：“自古驱使百姓在于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国人不可以非议商鞅，商鞅能使政令必定施行。”从此就拜相。后来罢相，任大观文知江宁府，作诗说：“投老归来一幅巾，尚思宠禄被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与龟鱼作主人。”他的儿子元泽待制和诗说：“直须自到池边放，今世仍多郑校人。”这是指吕吉甫。后来荆公再次入朝为相，吕吉甫从参知政事以原官职出任陈州知州。荆公为相时间较长，当时吴正宪冲卿担任枢密使，裕陵每次在各位大臣进呈奏章结束后，大多留下吴冲卿单独与他谈话。荆公作诗说：“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不久吴冲卿就代替荆公担任宰相。荆公罢相后，辞去使相之职判江宁府，又任大观文领集禧观使，仍然居住在金陵，作诗说：“乞得胶胶扰扰身，五湖烟雨替风尘。只将凫雁同为侣，不与龟鱼作主人。”又作诗说：“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又作谢公墩诗说：“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当时陈和叔内翰绎任江宁府知府，在使衙设宴，召请荆公，荆公不高兴，用诗推辞说：“只喜往来相邂逅，却嫌招唤苦丁宁。”后来东坡从黄州回来，路过金陵，荆公见到他非常高兴，与他一起出游，于是赠诗给他。东坡依韵和诗说：“骑驴〇〇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到了元祐元年春天，荆公病重，作诗说：“老年无欣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可两忘。”几天后就去世了。

荆公在熙宁元丰年间闲居后，经常骑驴游历山水之间，宾客朋友来了，也给他们提供一头驴，苏子瞻诗中所说“骑驴〇〇入荒陂”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他喜欢乘坐江州车，坐在其中一个车厢里，相对的车厢不能空着，如果没有宾客朋友，就让村仆坐在那里，一起乘车而行。他的真率就是这样【车有屏蔽的】。温公在熙宁三年辞去枢密副使不接受任命，四年从永兴路安抚使升任京西北路安抚使，又推辞不去赴任，请求担任西京闲职留台，朝廷准许了。优闲清静多有闲暇，探访寻求河南境内美好的山水，凡是眼睛所看到的，脚所走过的，穷尽了幽静胜景之处，十几年间厌倦了登临游览，于是就和楚正叔通议、王安之朝议等六七位年高德劭的人，一起在城中的名园古寺聚会，并且约定果品不超过五种，菜肴不超过五种，酒则不限。认为节俭就容易供应，简单就容易持续。命名为“真率会”。文潞公当时以太尉身份镇守洛阳，请求想要附名参与其中，温公因为他显赫

译接纳他。有一天，文彦博探知司马光设下防备，便告诫厨房准备丰盛的酒菜，径直前往拜访。司马光笑着迎接他说：“世俗的防备已经不起作用了。”两人一起欢快地饮酒，直到深夜才散去，这也是一时的盛事【也称为“平防”】。后来司马光对别人说：“我知道不该放这个老家伙进来。

译章子厚曾说：佛教戒律禁止妄语，司马君实说：“最大的妄语莫过于佛教所说的神通变化之事，按道理必定不存在，而佛教却大肆宣扬，这不是妄语又是什么？”

司马温公去世，门下弟子有人想在遗表中加入规劝谏诤的话。程正叔说：“这位先生平生未曾欺骗他人，难道死后可以欺骗君主吗？”

欧阳公在颍州任职时，与正献公以及刘敞（字原甫）、魏广（字道）、焦千之（字伯强）、王回（字深甫）、徐无逸（字从道）等七人在聚星堂设防饮酒，分题作诗，抽到的题目是“瘿木壶”，他的诗说：“天地产生各种材料，能任用材料称为智慧。栋梁椽柱与门栓，无论大小都不抛弃。方形的用矩尺衡量，圆形的符合圆规制度。可叹你这木头的瘤节，为何不同于肉上的赘瘤？天生臃肿的姿态，赋予的形象难以归类。榫卯结构无法施加，墨线绳尺为你废弃。大工匠斜眼看去，怜悯地产生用意。难道不是造化的功劳？却最终腐朽不成器具。挖空剔除使其内部空虚，涂上红漆作为伪装。用来盛装浆酒，使用只图其便利。牺尊象尊并非不珍贵，金罍难道不贵重？将它们放置在厅堂台阶，十双眼睛肯注视吗？幸好因为左右宽容，才得以被视为奇异。人对于才性，难道与此相差很远吗？本性虽然有不善之处，在于教育的揉搓激励。才能没有不可用的，取决于上层的安排处置。修饰粗陋以顺应其长处，都能成为良士。固执一端而废弃百端，众功如何能完备？这只有圣人的心胸，能通达天下人的志向。”识者由此知道欧阳公有辅佐宰相的器量。当初，欧阳文忠公举荐苏子瞻、沈文通举荐苏子由参加制科考试，兄弟二人都中选。当时王介甫知制诰，因为苏子由对策专门攻击皇上及后宫，封还词头，于是告诉沈文通为他起草诏书说：“虽然文采未尽极致，条理尚未穷尽，朕知道可以说是爱君了。”大概沈文与王介甫的意思正好相反。苏子由谢恩启中说：“古代所谓的乡愿，现在所谓的中庸常行之行；古代所谓的忠告，现在所谓的狂狷不逊之徒。”又说：“想要自我坚守认为是对的，那么被非议的都是当世的望族之人；想要自我辩白认为是错的，那么所坚守的也是古人的常节。”

欧阳公在翰林院任职时，建议谶纬之书浅俗诬怪，违背经义妨碍正道，凡是诸书及传注所引用的，请求全部删去，以免误导后学。仁宗命令国子学官员选取诸经及正义所引用的谶纬之说，逐渐抄录奏上。当时执政者不太主张，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

滕元发任郓州知州，欧阳公经过，自己作口号诗，有两句：“韩愈文章名一代，霍光功业冠三朝【当时魏公还在】”

王乐道在陶裕陵之初，从御史中丞罢免为枢密直学士，任陈州知州，郁郁不得志。在此之前，乐道曾担任颍王府及东宫官长，登基之初，上章说应当用某人为某官，某人为某官，只缺集贤相，大概是以自处。至此，作诗说：“本是储王羽翼客，今为天子腹心人。”又诗说：“杀吾贤辅，嗟何及；负此良朋，叹已迟。”到了陈州，谢上表说：“诚欲尊奖主威，收还君柄。六卿绝分晋之祸，三家无弱鲁之强。”又说：“方幸君防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说：“唯是真宗久病，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又说：“攀附旧僚，翻作吠尧之犬；选抡新进，皆为媚灶之人。”熙宁七年，吕吉甫为翰林，进端午门帖子说：“虚心清暑殿，预戒一阴生。”大概意有所指。

邵尧夫雍居住在洛阳三十年，而乐于圣人之道。我屡次拜访他的隐居处，尧夫说：“以未曾皱眉为自得处。”

熙宁末年，王元泽作《待制程公逊诗》说：“润色圣猷，双孔子；裁成天下，两周公。”

西台王大夫称赞：“左司云堂堂君子，貌落落大臣，形丰。夫与左司书说：‘反本还原，已深明于自己，入神致用，将博济于明时。’”

刘仲冯做郎官时，因为修条事，用檄文召见三帅。三帅不肯来。封檄上报皇上，皇上派中黄门赐手札说：“朝廷待遇三帅，仅次于二府，是何小臣辄敢呼召？”

嘉祐年间，朝廷担心内库货物务支百官诸军月俸不继，命令从官二人计度此事。二人认为禁帑有滞货久不发，于是奏请大减其价以售民。数日之间，用度以给人，大家都认为好。唯独三司老吏非议，众人不理解。不久内库货物常日所入甚亏缩，恰好与所得数合。大概商贾所持钱本有常数，利其贱者，则常所卖者无钱以售，理自然也。

治平初年，我监药蜜库出黄蘖，供染纸处，其色甚鲜。近闻乃以红花退水染纸，纸甘蠧聚，当益速坏矣。

王嗣宗，真宗朝守邠土，旧有狐王庙，相传能与人为祸，福州人畏事之，岁时祭祀祈祷，不敢少怠，至不敢道胡字。嗣宗至郡，集诸邑猎户得百余人，以甲兵围其庙，薰灌其穴，杀百余狐，或云有大狐从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后人有复为立庙者，则寂

译然而（他）已经没有灵验了。刘嗣宗后来担任长安的长官，处士种放，是君主所敬重的人，每当长官到来，就当面教导他，刘嗣宗不服气，用言语顶撞他，种放责备数落刘嗣宗，声色非常严厉，刘嗣宗发怒，用手打他的脸颊。在此之前，真宗有敕书，命令种放如果有奏章就交给驿站（传送），想要进见就乘坐驿车，种放乘坐驿车向皇上申诉，皇上特意在嵩山南面设置书院来安置他，而没有治他的罪。刘嗣宗离任时，有人送给他一首诗说：“终南处士威风减，渭北妖狐窟穴空。”刘嗣宗非常高兴，回去告诉他的子孙说：“我死后不要写碑文墓志，只把这首诗刻在石头上，立在墓旁，这带来的荣耀就很多了。”

译皇祐年间，张尧佐担任三司使。当时张尧佐的侄女贵妃深受宠爱，谏官王举正、包拯、唐介等人进言说：“张尧佐是贵妃的族叔，凭借恩宠晋升，陛下让他富有是可以的，让他尊贵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让他掌管政事。”仁宗特地为此下诏说：“从今以后，妃嫔的家族以及尚主者不得参与政事。”直到今天仍作为惯例。贵妃去世，追赠为温成皇后。欧阳修担任学士，立春时进入宫门张贴帖子，其中温成阁的诗句写道：“内助从来是皇上所嘉奖的，新春时节不忍心看见新花。君王怀念旧情怜惜遗族，常常让他无权以保全他的家。”

何郯向仁宗上疏，论述张尧佐不应晋升到二府。臣私下看见三司使、礼部侍郎张尧佐，庆历三年冬天从开州来，那时他还只是南宫散郎。从那时到现在，不到五六年的时间，竟然历任所有重要近臣的职位，乃至担任京兆尹以及掌管户籍。推究缘由，张尧佐虽然凭借进士登第，历任官职没有其他过错，然而骤然受到宠信任用，人们都认为只是因为他是后宫的亲戚，不再认为他是凭借才能被任用的。况且三司使的地位声望和职责，仅次于二府，跨步便能到达那里。张尧佐担任三司使已经过了一年，如果在大祭祀结束后，众议认为陛下以酬劳功劳为名，必定会晋升张尧佐进入二府。果真如众议所说，任命下达的那天，谏官必定会拼死争辩。在这个时候，陛下如果决心任用张尧佐，就应当罢黜谏官；如果听从谏官，就应当在顷刻间罢免张尧佐。斟酌这两条路，必定难以同时成立。然而任用张尧佐而罢黜谏官，就会损害德行；听从谏官而罢免张尧佐，就会伤害恩义。损害德行则过失归于圣上自身，伤害恩义则怨恨兴起于近亲。想要圣上自身没有过失，外戚没有怨恨，不如让张尧佐富贵而不把权力借给他，像对待李用和那样处理，才最为适宜。前代近亲成败之间的教训，鉴戒不远，尊崇宠爱过度就不免招致祸患，抑制贬损得当就必定能够保全安全。祸患与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家族，而且国家也随之兴衰。史书所载，不可尽数。陛下聪明，固然应当借鉴观察往事，作为国家的计策。前年陛下备礼册封贵妃，外朝纷纭，已有非议，然而臣当时未曾进言，是因为天子排列嫔妃的位置，明确有典章制度，如果不干预政事，安置也无害。现在任用张尧佐到三司使，已经是参与政事，况且晋升到二府，那么天下的议论，会认为怎么样呢？张尧佐是否晋升，固然难以揣测陛下的意图，然而已经晋升后再进言，纵然能够追回罢免，在人臣方面虽然能在陛下那里获得正直的名声，但已经损害了盛德，所以不如事先进言，希望陛下审慎处理此事，使没有过失，那么君臣上下的道理就两全了。臣因为言责在左右，周旋四五年，只要事情关乎朝廷大体以及大奸大恶，没有不陈述的，希望陛下多多采纳。现在因为父母年老即将外调，唯独对于张尧佐一事，心里知道不可，却不说一句话，那么日后臣将背负怀情不尽的责任，所以在即将离任时不敢沉默，再次陈述肺腑之言。希望陛下幸而采纳臣的奏章，俯顺公议，不徇一时之爱，以保全千古的名节，那么即使耗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记载德行之美；与宠信一人而失去天下人心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包拯向仁宗上疏，论述张尧佐被任命为四使不当。臣私下观察张尧佐受到的特殊恩宠，没有能比得上的。我认为张尧佐向来缺乏才能，只是凭借攀附后宫，侥幸骤然晋升。国家财政机构需要人才来办理经费，张尧佐徒居其位，内外都认为是名不副实。近来台谏相继有进言，陛下虽然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复职后又加以尊崇宠爱，超过从前，一并授予四使，又赐予两个儿子科举功名。贤愚一致，无不叹息惊骇。爵位赏赐名数，是天下的公器，不应当因为后宫疏远的亲戚平庸的才能，过度授予宠信恩泽，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励劝勉。况且张尧佐在职，舆论纷纭，本来应当引咎辞职避让，却安然自若倚赖，没有一句自我陈述，窃居职位，每天希望大用。等到特殊恩宠发出，又借口请假，没有立即接受，他的意思似乎还觉得不够。接着又有邀求，不防备君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汉元帝时，冯野王因为昭仪的哥哥在位，多举荐他的行为才能，皇帝说：“我任用野王，后世必定说我私爱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的父亲只授予南班散官，大概是保全后宫戚属，不让他们权势僭越兴盛，以致招致颠覆。希望陛下远鉴前古之事，近守太宗皇帝圣范，追回张尧佐的新任命，授予他一个郡，以平息内外的议论。认为陛下自从临朝以来，孜孜勤政，没有过失德行，现在忽然做这件事，有损圣明。如果滥赏必定实行，那么朝纲堕落紊乱，四方惊骇用人之失，两方边境萌生轻视国家之心。臣正担任御史，恰好看见任命，事情关乎国家大体，不敢缄默，希望圣慈开纳，迅速下达指令。或者臣的话不被采纳，就请求罢免臣的御史职务，外调补任远郡。

元符二年八月丙申日，宣示吕惠卿移镇制，章子厚到文德殿押麻，询问许、蔡二公说：接连三天留身，又留下三道奏札，莫非是推荐士人吗？冲元笑着说：必定是大差除。元度说：不是。这天是刘后满月。九月丙午日，召学士蒋之奇入见，皇上指着御座后的文字交给蒋之奇。立贤妃刘氏，蒋之奇上奏说：封建嫔妃、诸王都中

译文书具备熟状，交付学士院，只有拜相时才当面接受诏书。曾布问：“这不知是谁写的文字？”皇上说：“这是皇太后所降的手诏，也不需要进呈熟状，只依此批示。”曾布于是启封说：“皇帝咨询近臣，请立中宫的事。刘贤妃温柔明慧、懿美淑德，冠绝后宫，诞育皇太子，为宗庙万世之福。如今中宫将要册立，不是这个人还有谁可以担当？应当完备地举行册立典礼，以正位号。”曾布读完，于是批示说：“九月七日在东门面奉圣旨，贤妃刘氏可以立为皇后，以本月八日降旨处分。”元符三年，太上皇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有诏命蒋之奇进入呈递所降诏书。高太后说：“起初并不知道查验，原来是内侍刘友端书写的。”宰相和执政们才互相看着询问，章惇急忙说：“是曾布呈进的。”先帝说：“已经得到两宫旨意，令撰写大意说：‘不是这个人还有谁可以担当？’难道不指大意吗？”卞问说：“暂且不知道有这件事，因此依从曾布说：当时只以为是东朝的话，所以写上去。”麻寻论及帘前太后的事，听说曾布自认起草诏书的事，再三嗟叹说：“当初以为刘友端稍通文墨，恐怕是刘友端所撰，即不知道是相公做的。”曾布说：“曾布更不成器，无可议论的。”曾布略无愧色。

译元符二年九月八日颁布册文，册封贤妃刘氏为皇后，选定二十七日颁发册文。正言邹浩从试院出来，便在二十五日上殿议论册立皇后的事不恰当。当天批出，邹浩被勒令停职，押往新州监管，并命令开封府当天派人押送他出宫门。二十六日，在习仪殿庐中批付三省，因吕嘉问举荐官员不当，削去一官职，展缓三年磨勘。不久，御史左肤弹劾开封府拖延，不立即让邹浩出城，又在城外滞留多日，下令吕嘉问问话，又送交御史台，命令原先差派的人详细陈述有哪些人送别邹浩。皇上当面告诉辅臣说：“士大夫中有换装从侧门出去慰劳送行的，而所差派的人不能全部识别往来的人。”中丞安惇又请求彻底查办，于是送交御史台审讯，全部查清了姓名。都讲王囬是吏部尚书叶祖洽所荐举，与邹浩最为亲密熟络，首先被逮捕关押到御史台审问，竟能背诵邹浩所上奏章的一千多字。安惇等人上奏认为王囬曾参与谋划，先削去官籍编管安置，其余出宫拜见的人都被冲替，有赠送财物的人都被追夺官职勒令停职，只有举人罚金。〇之竒吕嘉问、叶祖洽曾通信，都被罢职贬往小郡。不久，又拘捕邹浩的弟弟邹沼到御史台审问，查出朱绂、傅楫等人曾赠送金帛，也都被追夺官职勒令停职。都水使者曾孝广又因为张商英曾在对答时说过邹浩立下如此大的名节，岂肯索要人物，于是向尚书省陈告。崇政殿说书周穜曾在馆阁对天若称赞邹浩说“难”，天若告诉蔡京，蔡京上报皇上，周穜、天若都被贬谪。黄履任右丞，引用刘禹锡、唐介的事例，想调任内地，被罢政守亳州。国子祭酒周曾在对客时说“终究是好人”，被贬到柳州监酒。又朝奉郎监进奏院曾诚素与邹浩友善，曾诚是吕嘉问的女婿，邹浩本是曾诚所引荐，也送交吏部安排外任差遣。不久又派遣广西漕臣钟正甫到新州审问邹浩，除了已施行的之外，还有人赠送财物吗？尚未回报，而哲宗的遗制已经下达了。元祐年间垂帘听政的旧例，中书省、枢密院到内东门依次覆奏。元符末年太上皇登基，钦圣太后垂帘。章惇担心独自对答陈述误国的始末，于是叫尚书省礼房出札子说：“内东门覆奏必须同奏，这是太常寺所定，三省、枢密院得旨依从。”乾兴年间丁谓想独自奏事，众人认为不可，这是旧例，西府说枢密院单独列班。在帘前确实不安，岂能不商量后就如此决定？蔡卞说：必须查考旧例，要是枢密院就先定，三省、枢密院同奏事。皇太后认为与旧例不同，命令本房用贴子问三省。门下省说：不知原来改过，因此依从尚书省，只查考旧例回报。中书省说：请问太常寺，于是下太常寺回答说：防备门下相公指挥改覆字作同字。既呈上后说，三省也呈来说：枢密院在帘前单独列班奏事，固然自己觉得不安，然而对皇太后的礼数有所贬损，既然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面奏取旨，只暗中告诉太常寺改覆奏作同，因此不敢不处理。防备太母说：这里也不争，却是朝廷事体合改正，必须改正，于是依旧例改正作依次覆奏。蔡卞说：章惇岂止此事不商量，在决定宗庙社稷大计也不与众人商量，只要开口，众人不敢有异议。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忽然中批太常博士范致虚除右正言。这时蔡京还以宫祠身份住在钱塘，满朝不知从何而来。大概范氏兄弟一向与左阶道录徐知常相好，都是建阳人，也沾亲带故。徐知常出入温成张皇后家，太上皇登基，内中张贤妃进御侍王氏首先受宠幸。张妃是温成的侄女。徐知常既因张门在禁中知名，又因符水在元符殿中黄冠之盛有效，从徐知常开始。范致虚于是通过徐知常在元符殿传达姓名，并说其平日趋向，认为不拜相蔡京就不能有所作为。当时宫禁宦官合为一辞，引荐蔡京，外廷自宰执以下拒绝。正当众人忽然得到一个范致虚，于是急忙任用他，以显示好恶，所以有此任命。范致虚就职不久，便请求收用安惇、蹇序辰。防备说：二臣的罪不除，则两朝的谤议终在外廷，不知结缔已深。如吴材、王能甫都是范致虚所引荐，尚且想痛贬。范致虚上虽勉强听从，出任郢州通判。不久又以起居舍人召还。邓洵武本是蔡卞所引荐，元符末年蔡卞去位，便依附蔡京、韩、李当国。从右史移任少常，建中靖国六月，邓洵武进一「爱莫助」之图，谓主上正继承先帝遗志，朝中无人相助。其图大致如史书年表，列为旁通，分为左右，序中立其目，自宰执、侍从、台谏、郎官、寺监、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左序每隔三数人，宰执只有温益一人而已。右序自宰执以下，满朝士大夫都在其中。又在左序别立一名，用小贴子已揭去，其下注云：“若想绍述先烈，非拜相此人不可。”降出付温益，温益便欣然奉行。请求登记异论之人，于是皇上决意用蔡京，时

译事情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译龙昌期年轻时做过僧人，曾给朱台符写诗说：“洗砚台在名纸上题字，磨钱来掷卦爻。”侯门深似千万仞，应该允许野僧去敲。朱台符喜爱他的才华，劝他从事儒学。龙昌期博览群书，但议论怪异偏僻。蜀地张公祐等知名人士，都拜他为师。他的门徒很多。文潞公向朝廷推荐他，他得以做官。仁宗下诏赐给他笔和纸，让他进献所撰写的经义。嘉祐初年，书稿完成，他到宫门进献，被赐予五品官服及金帛。他的书认为《诗经》没有比兴，比如鸳鸯就是仰视，大体如此。又认为周公是周朝的贼，于是御史台和谏官纷纷攻击他。龙昌期亲自到登闻鼓院，退还所赐之物，听从处置【景纯家兄当时主管鼓院，亲眼见他退还，现在国史只说因舆论追夺，是错误的】。龙昌期路过洛阳见文潞公，责备他不能为自己辩白。文潽公说：“朝廷正崇尚周公孔子的教化，而先生非议它，所以至此。”龙昌期说：“我何曾非议孔子，只是非议周公罢了。”文潞公说：“这也足够了。”

正献公任颍州太守时，有位诚大士在湖西荐福院讲《华严经》。颍州副职张隠之比部，喜好内学，以前与诚大士交游。一天，诚大士用素菜召请张隠之。正献公听说后，派人告诉诚大士想参加坐席。诚大士便增加了笾豆中的食物，而张隠之家也准备了丰富的蔬菜肉食。正献公又丰盛地准备酒食前往，人们说自从有这寺院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盛大的宴席。正献公问佛是否允许一天十二个时辰中，用两个时辰学习外道。诚大士说：“像医卜之类吗？”张隠之说：“外学，就是学习佛法和佛法以外的学问。”那么不允许外学时，正是正念罢了。正念，就是无念。曹洞宗所谓正位就是这个意思。宗师指佛，着不得。唉，现在能得到两个时辰内学，可贵了。庞公说：“我贵在刹那清净。”

金州书信中所说的道义往复，书信中所谈的至理，往往像箭锋相注于邮途中，函盖合于半路上。岂止同道的人才知道，也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安般三昧，计算日子就能见到功效。一切时中，凡是依赖他人的，必定不是安乐。不因为长久【需要人说话，需要人陪伴，需要人娱乐，乃至说话】必须自己着力受用才行【玉泉老举赵州云，小便虽是小事，必须老僧亲自去】。古来禅人相见，碰撞磕碰，如电光石火，便识得破，作得主。正因为境界现前时，要如此支吾。息观如何更须观一切法空，念念不可得，助成定力。又须于行住坐卧时，系念不忘，则易熟。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祥师云，无我者能晏坐。学道之人，虽知一切法皆空，若临事未能消遣，先须谛观是身无常，是身无苦，是身无我，是身皆空，久自休歇，皆是渐门修无量心。其四曰舍，然后实无我人众生。又曰知，再读般若甚善。君子闲居，固当自强不息。礼有小心外貌，斯须之戒，况在困者，尤宜加意整励。非独禅诵为然，饮食动静皆应自立章程。譬如女工，日有丈尺。易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报慈云，老僧百无所解，日日一般。牧马童子乘日之车，皆此意也。稍或彷徨徙倚搘颐，则不期于忧而忧自至。岂惟旁观有泽畔之容，亦不能使家人忘其贫矣。行歌拾穗，犹是假修。弹琴读书，自有常乐。更若向上一路，则契经有一偈：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卧在定。

尽大地是个自己山河世界，一切物象皆是自己建立，犹如昼夜云。既知如是，是则我人众生寿者种种违顺法非法相，莫不皆空。若向这里信得及，把得住，信得彻，便可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饥来吃饭，困来打坐，更有何事？求坐禅习定者，如牧牛人，瞥然在魔界，便谓牛已奔逸起来，作力牵回，系在旧处，如此不三两回，已疲劳矣。若知只是妄想颠倒，梦见牛走，忽然惊觉，乃知牛本不动，常在旧处，自然不劳心力，通作一片。

普安知藏道者指大藏语人曰：“如来说一大藏经，教大意欲人省事，向里来辞虽浅，语甚要。”

《大般若涅槃经》云：“凡所引喻，不必尽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取。如言‘如来面如满月’，是名少分。成实论之譬喻，不必令尽相似。如言‘乳具’，但取其色，不取其坚软；‘言面如满月’，但取盛满，不取形色。”

顾子敦奉使，北人问：“尝学佛否？”答曰：“临未尝从事于此。”又言：“王明叟不喜佛事，释氏学，二君皆儒臣也。”其言如此，盖儒学有所未至耳。北人有问子敦：“南朝为重佛，为重道？”子敦答曰：“重儒。为世教者，自当如此。”

江南进士王令，逢原，少不羁好为狂诡之行，或跨驴入山，

译常常把十几张蒸饼挂在驴脖子上。后来他改变志向，拜王介甫为师。王介甫非常器重他。当时蒋颍叔也在王介甫门下。有人问这两人的品行，（人们）把王令比作申公，把蒋颍叔比作刘原甫。王令去世后，（王介甫）有诗写道：“行止隐居已许诺终身共守，生死离别怎知半路分开。”后来为王令作传说：“王令的蝗虫诗，大意说：‘才知道祸患在于人而不在于天，就像跳蚤虱子生长在衣裳上。鱼干枯了生出虫子，肉腐烂了生出蛀虫，这是常理，有什么可怀疑的？’又有长诗说：‘至和改元的那一年，有蝗虫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蝗虫生出百个儿女，每月再次怀孕，渐渐恐怕高大厚重的蝗虫塞满九州大地。’他死时年仅二十三岁，早慧而夭折。王逢原被荆公看重，荆公把夫人的妹妹嫁给他。荆公把他遗腹的女儿嫁给了吴师礼，吴师礼后来官至右司员外郎。儿子王说，是他的外孙。”

译魏野的门人潘阆想要前往京城，他的老师劝阻他，他不听。到了京城之后，却后悔了，作诗说：“不信先生的话，硬要来京城游玩。清冷的夜晚没有好梦，白天却有空闲的愁绪。”真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有一天他从华山向东而来，倒骑着驴行走，说：“我喜爱华山，其实不喜欢进京城。”所以当时有“潘阆倒骑驴”的说法。

治平年间，听程正叔先生说：“现在的地方长官，只有‘制定百姓的产业’这一件事，不能做；其他在法律制度范围内，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只怕人们不去做罢了。”

伊川程正叔曾经说：“史书上记载有人到西域，看见婴儿生在树叶上，看见人就笑，摘下来就死，这是虚妄的。”道理中没有这种事。我的意思是，天地之间，只要人心能够想到的，口能够说出的，都有存在。我的叔父仲仪少卿曾经得到一个小蜃蛤，其中隐约呈现出蛰龙的形状，头、角、尾、足、鳞、鬣都具备。龙的屈伸变化，确实可以验证。他的儿子希元至今还珍视它。

李景弼性情淳朴厚道，曾经在谈话间触犯了别人的忌讳，那个人勃然变色，严厉地表现在言语上，而李景弼不知道那个人已经生气了。过了一会儿又触犯了他，像这样反复了好几次，那个人才开始体谅他没有别的意思，脸色恢复如初，而李景弼始终没有醒悟。李翰林宗谔，他的父亲文正公李昉执政时，他为了避免嫌疑远离权势，出入时乘坐的仆役和马匹，与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区别。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文正公前面的仪仗队，不知道他是公子，立刻呵斥侮辱他。此后每次见到这个人，必定自己隐藏起来，恐怕他知道后自己感到羞愧。

有人请求拜见，武平的仓卒忘了换头巾，于是戴着帽子进去。武平脸色不变，像平常一样相见。那个人退下后，武平才觉察到。

子进在为父亲守丧期间，在旧宅最北边的小堂中诵读经文。篱笆外面，就是李氏的旧宅，现在许多人居住在那里，歌唱、哭泣、争吵的声音，以及鸡犬牛马的声音喧闹地混杂传入耳中。子进听着，就像听山谷的回响一样，不放在心上。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利害休戚。至于室内的声音，也能像这样，那才是得道的人吧【戊寅年记】

子进在颍州向叔弼借接䍐，叔弼有诗说：“奉借山公旧接䍐，最宜笻杖与荷衣。习家池上花初盛，醉后多应倒载归。”子进认为精妙绝伦无法超越，于是没有和诗。

刘庠在英宗穿丧服时弹劾欧阳修穿着〇丝花袄子，说：“花纹细密美丽，颜色鲜明，在纯吉的日子穿着，已经损害了素净的风气；在大丧之中穿着，尤其伤害礼教。”

荥阳公担任郡守时，处理公款，储备鲍鱼等各种干物以及笋干、蕈干，用来招待宾客，以减少鸡鸭等生命的杀害。

入内都知张留后茂则，凡是上等酒、大官膳、团茶，都不吃。吃了觉得美味，也不吃完，命令撤去。有人说：“你不效法王介甫吗？”介甫对于饮食，精细粗糙一起进献，而不加选择。张留后说：“怎么敢望介甫项背！介甫对饮食没有心思，所以如此。像我这样的人，早上吃了珍馐，晚上就不能吃粗食，这是对饮食还没有无心。将我的不可学，介甫的可学【壬申年书】

八珍是，淳熬，淳母，炮，捣珍，渍，熬，糁，肝膋。以前的儒者不数糁，把炮豚、炮牂分为两种，都是不对的。

苏子瞻一天称赞熟猪肉的美味，淳夫说：“那怎么忍受它引发风疾呢？”子瞻笑着对我说：“淳夫诬告猪肉。”

读书人多到禅寺吃素，有人互相劝告吃素，担心空虚人的脏腑。有个叫何震的道人，在那里参禅，有人用这个说法问他，何回答说：“有多少事不说，蒸饼和饦，难道能空虚人的脏腑吗？”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个地方叫鏖糟陂，当地百姓厌恶它，自己改名为好草陂，至今四乡的人还沿用旧号。问那里的百姓，都说：“是好草陂。”

天汉台桥西旧有邓相公庙，世代相传是邓通庙。近年庙官自己在门前挂榜说：“这是后汉邓禹庙，不是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