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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吹剑录外集》杂家类三【杂说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吹剑录外集》一卷，是宋代俞文豹所撰。文豹先前已有《吹剑录》，因此这部称为外集。然而卷首有淳祐庚戌年的序言，称“续写三篇成为四篇，用以检验学问是否有进步”，否则中间尚有两编，如今已经散佚了。《吹剑录》所持的论点偏颇驳杂，大多不合事理。这部外集卷末记载了两首诗，诗前的题词中有“绝笔于此录”的话，大概是其晚年所作，所以学问既已深厚，言论大多纯正。其中记载道学党禁的始末非常详细，所称韩愈、范仲淹、欧阳修、马光、张载、吕公著等各位公卿，没有道学的名号，却有道学的实质，所以人们没有非议。伊川、晦庵两位先生，言语成为世人的法则，行为成为世人的师表，道统并非不宏大，学问并非不精粹，却动辄获罪，是由于他们以继承道统自任，以师道尊严自居，辨别是非，分毫不贷，与王安石角力，与苏轼角力，与陈亮、陆九渊辩论，追求必胜而后罢休，这也不失为平心而论的观点。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吹剑录外集

宋 俞文豹 撰

起初我作这部书，大概是就前言往事，辨证阐发，以寄托劝诫之意。而好高骛远的人因为作者地位卑微而嘲笑，猎奇的人因为文字繁多而束之高阁。连我自己也自认为它繁芜冗杂。宋祁说：“每次看到以前写的文章，都厌恶得想要焚毁丢弃。”欧阳修说：“著述应当等到年老之后，精勤学习适宜在年少之时。”两位先生的话没有欺骗我。因此续写三篇成为四篇，用以检验学问是否有进步。淳祐庚戌年中秋日。

绍兴戊辰年，王佐考中状元。庆元丙辰年，因国丧而举行的考试，莫子纯以省试第一的成绩成为状元。他们都是越地人。嘉定丁丑年，状元是吴潜，字履斋。淳祐辛丑年，状元是徐俨夫，字公望。到了己酉年，履斋出任越州长官，徐公望住在别榻，参加鹿鸣宴，僚属们作乐语，都不合心意。履斋于是亲自起草，末尾说：“面对丁丑、辛丑年的状元，是座中的盛事；继戊辰、丙辰年的科举之后，是乡里的美谈。”绍兴二年，张九成，字无垢，考中状元。下一科省元是樊光远，状元是汪应辰。皇上对九成说：“两位魁首都是你的门生，我非常嘉许赞叹。”九成回答说：“夏侯胜凭借精通经学取得高官厚禄，对门人说这话，我常鄙视他，怎敢再以此耸动诱导我的学生。”文豹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谈论学问的与汉唐相比，汉代崇尚传注，唐代崇尚词章，虽然崇尚的不同，但大体都有追求利禄之心。纯正如董仲舒，也难免受科举名目的牵累；贤能如韩愈，却喜好功名，羡慕富贵，甚至用卿相府第深邃的说法夸耀诱导他的儿子，那么他教诲馆舍中诸生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只有我朝各位公卿从事义理之学，仿佛有圣人门庭的气象罢了。”

柳宗元《送章秀才序》说：如今进士每年有数百人，大多都写文章，谈论古今，角力夸耀华丽，务求富厚。主管官员一天所接收的，不知有几千万言，读不到十分之一，就疲惫耗损，眼睛昏花而不想再看，心思废弛而不想再思考。我曾听贡院誊录的人说：每天各自丢弃若干卷子，限定时刻，迟缓则刑罚责打随之而来，日夜不得休息，饥饿困顿交相攻扰，眼目红涩。看到试卷有文字简省、字体大、涂改注记少的，就心开目明，自觉笔力健旺，乐于好好书写。又曾见时文册子，遇到太学公私考试一题，就印三二十篇，读到五十篇，加上十几篇，就已经困倦。作为考官的人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凡是程式文章，以简洁为上，大字楷书次之。后汉翟酺将要考试攻事、文学、道术，却忌恨太史令孙懿，于是前往试探他，涕泗横流地说：“图书上有‘汉贼孙登’，将因才智被陷害。看你的相貌相似，应当应验，所以悲怆你的祸患。”孙懿害怕，于是没有参加考试。翟酺于是成为第一。朱熹省试经题出“刚中而应，连案者”，说：此句凡七处出现，先生默数只有五处，于是依据所记对答义理，等到出考场检视，果然只有五处，于是悟出同经者互相忌恨。这一年先生登科。吕祖谦与唐悦斋同考宏词，问“唐路鼓在寝门里，在寝门外”，答：“在门里。”等到考试出来检视，才知道被他欺骗。不久悦斋中选，吕祖谦对他说：“只因为一个路鼓，被你掇在门里。”我们乡里解试孟轲“勇于义赋”，一人想要以超过孟贲者，远矣。作为第四联而未得其对，忽然友人来问：“若荆轲则盗诸？”何以对？那人隐藏不说，最终以此联魁取。所以朱熹因此常告诫人要做实学。多次殿试，因为蜀地士人的缘故，推迟到五六月。淳祐十年，因盛暑不是临轩考试的时候，改用三月初省试，中秋日廷对，九月六日唱名，状元是严州方梦魁，赐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盲。第四名是四川人杨潮南，省元是泉州陈应雷，都盲一目。糊名考校，固然以文章取士，然而周代进士必辨别官材，汉代弟子员必仪状端正，唐代文武选必体貌丰伟。卢仝诗：“孰谓人面上

译一只眼睛偏斜就可以去掉吗？方魁以及同榜的方登、方吉，都是唐代诗人、缺唇处士方干的后代，与严子陵、范文正公并称为钓台三贤。

译祥符八年状元蔡齐，真宗皇帝喜爱他仪表俊秀，下诏让金吾卫提供随从仪仗并传呼开道，从此成为惯例。白居易与元稹编撰科举防弊条例，其中第七十五门就是针对夹带作弊的。淳祐七年殿试，皇上惊讶于士子入场迟缓，左右侍臣说尚书郑岂潜建议搜查夹带，皇上说：“这不是对待士人的方法”，下诏不要搜查，后来迟到的考生侥幸免遭搜查。

我们州人赵和仲、顺孙童科免除举人资格，淳祐九年再次凭借《春秋》科考中荐举第一名，考官罗教授世用监试，在批阅他的试卷时写道：“汗牛充栋的试卷浩渺无边，剔除雷同后别具一家。冰鉴般明察的心容不得私意，老草在风檐下怎会再眼花？嘉美的文章如同织就的鲛人丝组，健劲的笔力犹如虎士挥动的战挝。搜集真正的才俊上报天子，此行确实不负皇家的光华。”次年又凭借《春秋》在南省考中第一名，然而他的经义承题写道：“善于观察天下大势的人，不贵在得到‘定’的表象，而贵在得到‘定’的真相。六经及《论语》《孟子》中没有‘真’字，凡是经义都不使用‘真’字。”

蔡尚书年幼时师从陈止斋，乾道壬辰年一同参加省试。止斋知道他必定能考中第一名，于是自己故意降低赋卷的水平。不久师生二人的经义和赋文都考得第一。赋场先考试，题目是“圣人之于天道”论。第二场题目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他的文章立意步骤完全模仿止斋，大概是有所传授的缘故。宋玉作《招魂》，屈原作《大招》，其构思结构段落完全相似，不知是谁先创作，谁后效仿。

婺州倪君泽，在淳祐十年廷对，获得第三名。他的族弟倪伯骥的祖父，一向信奉五圣，拥有二百亩林檎园，在园内创建书院。他的老师刚开始教他读书，伯骥就坐在树上，下来后立即背诵，由此每天如此。他的老师只自己诵读二十遍，不到两年，伯骥就精通了九经，以童科免除解试，但家道于是衰败。今年他二十七岁，相貌丑陋才能平庸，竟然没有参加省试。然而凭借童科显达的人，百人中不过两三个；聪慧的人长大后变得昏庸懵懂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个。

庄子说“游无联”，朕字直稔反，我们州解试赋家把朕字当作兆字，押朕韵的都被黜落。又如《广夏口仁圣之风赋》，广字少一画的都不予录取。胚浑字，浑读胡本反。曹试《存心养性以事天》赋，把浑字读作平声的都不予录取。近有《押韵大全》对此辨析得很详细。圣人久于道而化成人，多被拟定为省试赋题。淳祐七年考官提供此题，知举官说：“〇字讳如何写？”出处自是此题，人们不再拟定。

上蔡谢先生良佐，字显道，师从伊川先生。忽然请求回乡考试，说：“蔡地人很少学习《礼记》，容易考取解元。”伊川先生说：“子贡见识高超，怎肯斤斤计较于货利？只是在丰俭之间未能忘情，所以称为货殖。富贵有命，而对此留情，所以孔子认为不受命、志于道的人，必须去除这种心态才行。”先生从此不再计较，并且教导人说：“知命的学说虽然浅近，也可以作为进德的基础。”所以他平生不曾干求他人，不曾拜谒执政大臣。有人劝他，他就说：“有命，他们怎么能陶铸我？”命运固然不必追问，然而上达之士能安时处顺，行为合乎天理，所以不屑于占卜推测。中人以下，追逐利欲，使他们不知道命分的界限，就会猖狂妄行，将无所不至了。

韩文公三次参加宏词科考试，三次被黜落。崔立之书说：“不必以此仕进，就像献玉一样，必定要有良工赏识，即使两刖足也不为害，不要让强者再次战胜。”韩公回答说：“我的玉本来未曾献出，脚本来未曾被刖。强者是谁？再克的刑罚是怎样的？”严州钱融堂，当时绍定己丑年，再次以童科免解到省试。门人劝他不必去，他却潜身赴试，再次被黜落。端平年间，凭借乔平章的推荐，授予迪功郎。刚到选官处，就被论罢。

《易经》各卦的大象都言及卦名，属于乾坤类。坤说“地势坤”，乾也应当说“天行乾”，却却说“天行健”，为什么呢？解说者认为乾不可以象求，然而《说卦》说乾为天、为君、为父、为金玉，不是象又是什么？李子美《云集》韵说：“健字就是乾字，以乾为健，是传写错误。”此说稍近情理，但师训相承，不能阙疑，以至于作为赋题，大概是没有思考的缘故。王文正公的父亲，见到破旧的文籍，必定加以整理，片言只字，不敢丢弃。一夜梦见孔子说：“你敬重我的书如此，我派遣曾参做你的儿子。”于是取名叫曾甫。弱冠之年省试殿试，都考中第一。建昌张刚叔介绍，定二年登科。他的儿子渊防，丁未年大魁天下。等到担任正字，见到他的仆人每次聚集旧字纸焚烧，说：“恐怕被人践踏。”我母亲临终诵读说：“万般诸文字，即与藏经同，安在不净处，堕作厕中虫。”大概自开辟至今，扶持人极，纲理世故，全靠这斯文，怎么可以轻慢呢？

绍兴初年，再次设立制科，给舍侍从三人举荐一人，进献其文业，考入选上等，则召试六论于九经、十七史、国语、论孟、管荀杨、文中子、正文或注疏中出通四题，入四等即试策一道，中第三

译第一等比状元，第四等比榜眼，第五等同进士。这一科原本是为了征求直言，如今却专门选取记诵问答。李泰伯在考试中遇到六道题，竟一道也答不上；苏轼在《形势不如德论》中，不知典故出处；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中，知道弟弟苏辙记不起来，便厉声索要砚台和墨汁说：“真是小人啊！”苏辙这才醒悟。这是出自樊迟问学稼的注疏。乾道年间，李垕在《汤法三圣论》中，将功臣表误作诸侯王表。淳熙年间，李垕的弟弟李塾再次被召试，权宦担心他攻击自己，所以故意出难题，李塾仅答对两题，被赐予束帛后遣返。开禧年间，召试永康人何致防，同试者遭遇丧事，何致防由内批单独考试，却被中书省易祓和谏议大夫邓友龙弹劾。后来经吴猎侍郎推荐，正言郑景绍上奏，勒令他返回原籍。自从恢复这一科以来一百多年，仅得到李垕一人，而他对论题的记载尚且不全。如今一个狂妄的男子想要欺世盗名，竟然假借这种学问以贤良自居，这就是所谓的“我不参加考试，所以技艺才显得高超”。

译李子美认为成王未曾以天子的礼乐赐给周公，《明堂位》是汉代儒生为了防范王莽而作的。周平王元年，秦襄公设立西畤，祭祀白帝。三年，鲁惠公即位，也向周王请求郊祭和禘祭的礼仪。孔子作《春秋》，便记载“四次占卜郊祭”来讥讽他。随后又明确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道统衰微了。至于赐给礼乐的事，为何没有提及？召陵之会时，祝鮀对苌弘历数成王赐给鲁国的物品及六族土田、卜宗祝史典防备物官司彝器，如果当时有赐给礼乐的事，祝鮀为何不一并提及？文豹考证《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苦，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又《祭统》说：“周公去世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重祭。外祭就是郊祭和社祭，内祭就是大尝祭和禘祭。大尝祭和禘祭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管奏乐，手持朱干玉戚舞蹈《大武》，八佾舞蹈《大夏》，这是天子的音乐。为了慰劳周公，所以赐给鲁国。”这样看来，这是成王命令鲁国用这些礼乐祭祀周公，用这些礼乐慰劳周公罢了，就像现在祭祀先圣、祭祀亲王、祭祀功臣，都借用太常的乐器一样。伊川认为成王过分赏赐，伯禽接受了，这是不对的。文豹认为如果周公在世而有此赏赐，周公应当推辞。周公去世后，命令伯禽用这些礼乐祭祀他，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伯禽怎能推辞？但是他的后世子孙使用这些礼乐，是不对的。人们只看到鲁国宴饮赋诗《湛露》，彤弓宴享中有昌歜、白黒、形盐，韩宣子惊讶地看到周礼全在季札那里，纵观六代的声乐，《閟宫》颂扬白牡骍刚，享祭帝王的盛大仪式。《论语》记载孔子在齐国、蔡国、楚国听到的乐工演奏，三家以《雍》诗撤祭，季氏得以舞蹈八佾，旅祭泰山，于是认为这些礼乐都是成王所赐，不知道这是他们君臣共同依仗僭越使用的。隐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人数，大概也知道僭越礼制的不对，所以特别在仲子的宫庙减少使用六羽，其余仍旧使用八佾。虽然如此，《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左传》都不提及赐给礼乐的事，只有《礼记》提及，或许杂出于汉代儒生之手，那么李子美的话不是没有根据。但是生于千年之后，创立此论而没有考证，谁会相信呢？李子美名隆，临安人，他的学问与吴准斋不相上下，而心事超过他。是四明攻愧先生的门客，道学党禁始于元祐年间，伊川出入吕申公的门下，东坡道谏议孔文仲奏请程颐为吕门五鬼之首，被编管涪州。崇宁二年，范致虚说程颐邪说惑众，虽然正典刑，现在又著书非毁朝政，追毁出身以来的文字。绍兴初年，秦桧引伊川门人胡康侯入经筵，一时善类多位于朝。等到秦桧罢官，吕相、朱相尽数驱逐他们。第二年，赵忠简为相，尹和靖以布衣入讲，士大夫多托称伊川门人进用。桐庐喻樗自选人除正字，中书王居正行诰词，当时号称伊川三魂：鼎为尊魂，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还魂。说杨时死了而道犹行也。鼎去国，司谏陈公辅说程氏之学狂怪，榜郡国禁之。淳熙九年，晦庵为浙东提举，按台州唐仲友不法，丞相王淮与唐姻，所以使察院陈贾弹劾他。侍郎郑丙目为伪学，遂以祠去。太学诗曰：“周公大圣独遭谤，元晦真贤亦被讥。堪叹古今两陈贾，如何都把圣贤非。”十五年，除兵部郎中，侍从林栗就问所著易解及论西铭先生，历攻其失。栗意不平，奏程颐偏说欺谩，出为江西提刑。绍兴五年，赵丞相汝愚起晦庵侍经筵，防忠定有辅立之议，使韩侂胄通意东朝，遂居中用事，诬忠定贬永州。殿院刘德秀、何澹交章攻道学，榜于朝堂。晦翁奉祠，草封事欲明忠定之冤。门人蔡元定卜之，遇遁之同人，乃止。庆元二年，张贵谟指论太极图之非，知举叶翥、倪思奏道学之魁，鼓惑天下，乞毁语录之类。是科所取稍涉义理之说，皆黜之。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世大禁，朝论汹汹，争以晦翁为奇货。胡纮草疏欲上，而迁以授察官，沈继祖上之，晦庵禠职。蔡元定编置道州卒。侍郎刘珏目为逆党，请置伪学逆党籍，凡五十九人。宰执则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则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余官则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方、项安世、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汝铛、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防学，黄灏，周南，吴柔胜，李埴，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武臣则皇甫斌，范仲壬，张致远。太学生则杨宏中，周端朝，林仲麟，张衜，蒋伸

译徐范。士人则有蔡元定、吕祖泰。到了嘉定初年，党禁才开始解除。道学，本是学士大夫应当讲明阐发的，难道会因为时俗风尚而兴盛或衰废吗？从体认道理到亲身实践，从亲身实践到施行政治。像韩琦、范仲淹、欧阳修、马光祖、张载、吕祖谦这些公卿，没有道学的名号，却有道学的实质，而人们没有非议。如今伊川（程颐）、晦庵（朱熹）两位先生，言论成为世人的法则，行为成为世人的师表，道理并非不纯正，学问并非不精粹，却动不动就招致罪祸。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心不同，所见各异，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要求天下的人，都抛弃自己的学问来学习道学。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不固执、不绝对，没有不可行也没有必须行的原因，甚至想要沉默不言，不得已而应答时，也只说片言只语就停止了。对于那些不足以成为列国公卿大夫的人，孔子未曾轻易从口中说出，是非褒贬，含蓄地寄托在《春秋》的笔法中。对于那些不足以成为由、求、予、赐、樊迟（孔子弟子）的人，孔子未曾强求他们顺从自己，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诱导他们，如果不听从也就罢了。进入互乡，会见南子，听从佛肸的召唤，磨去圭角的锋芒，去除崖岸的陡峭，温和地与众人相处，仍然免不了遭受鄹人、武叔、荷蒉者的讥讽，以及匡人、桓魋、阳虎的加害。如今两位先生以继承道统自任，以师道尊严自居，分辨是非，毫不宽贷，与胡瑗（安定）角力，与苏轼（东坡）争执，与陈亮（龙川）、陆九渊（象山）辩论，一定要胜利才罢休。浙学固然不对，写信给潘、吕等人，既严厉斥责他们，又对人说：“天下学术的弊端，不过两端，永康学派讲究事功，江西学派崇尚颖悟，如果不极力争辩，正道如何能够彰显？”这大概是指陈亮、陆九渊而言。程端认为：“就像市井之人争点小不平，动辄喧闹竞争。”当时如程颢（明道）、陆九龄（梭山）两位先生同修此学，却未曾与人违逆，因为他们雍容和易，有圣门的气象。道固然常在，而时势却有不同。上面的人崇尚道学，认为它可以扶持世道而建立教化，可以美化政治而改善风俗。然而时势不对，人物不当，上面的意向所指向的，下面的人随风倒伏，士大夫想要追逐时好，即使不是所学，也将矫饰进入这个门径。我担心开物成务的事业被废弃，而沦为格物致知的空谈；尽心职业的工夫被舍弃，而沦为存心养性的空论。所以孝宗皇帝担心它流变为晋人的清谈，吕尚书吕祉说：“如今推崇伊川。”学者都不是有操守的人，这是小人中的中庸而毫无顾忌的人。最糟糕的是如今京城有一等伪儒，一向以钻营取巧为生，见时尚道学，便取《近思录》《性学源流》等书，剽窃其中的语句，挂在嘴边以诳惑人心。外表显示雍容，内心实际上急于进取；口谈道义，内心实际上巧于逢迎。这正是陈贾所说的借这个名号来助长其虚伪的人。

译学党五十九人，没有不是端方正直的士人，全部落入刘珏的罗网之中。韩侂胄被诛杀后，史弥远执掌朝政，将这些人全部提拔任用，都做到了显赫的高官，没有一个人被遗漏。天地闭塞的气运，到此时得以舒展；四方愤懑抑郁的情绪，到此时得以畅快。这对于国家命脉的补救，难道是小功劳吗？汉代党锢之祸之后，朝廷不知道采取这样的措施，于是发生了黄巾之变，从而加速了汉朝的灭亡。所遗憾的是史弥远晚年不能善终，因此这盛大的美名被过失所掩盖。然而他在相位上二十六年，难道是偶然的吗？

天命之说，有定数，也有不定数。当它未定的时候，智谋权术常常可以使用，阴谋诡计常常可以施展，权势力量常常可以施加。等到天理一旦回转，人事乖违错乱，智谋穷尽、力量枯竭，灾祸便随之产生。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谋，孟贲、夏育的勇力，也不能幸免。韩侂胄诬陷赵汝愚为不轨之徒，陷害道学五十九人为逆党。虽然天地为之易位，过了十年，韩侂胄死于刀兵之下，而天命才确定下来。

《易经》辨别君子和小人，只在于阴与阳。《论语》辨别君子和小人，只在于义与利。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这是关键所在。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君子的学问是为了修养自己、践行道义，小人的学问是为了取悦他人、谋取私利。说：君子和睦相处但不盲从附和，小人盲从附和但不和睦相处。君子只与道义相合，怎么能苟且地附和呢？小人见到利益必定争夺，怎么能长久和睦呢？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君子安于道义，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自得；小人逞求私利，得志时就洋洋得意。说：君子容易侍奉但难以取悦，小人难以侍奉但容易取悦。君子平易，稍微符合道义就满足了；小人奸诈阴险，只要有利可图就高兴。说：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道义根植于内心，所以要求自己；私利产生于欲望，所以要求别人。说：君子心胸坦荡，小人经常忧愁不安。遵循道义则心地常平坦开阔，役使于私利则心中常感不足。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道义使人刚毅特立，所以能向上行进；私利使人柔顺谄媚，所以越趋向低下。说：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时就胡作非为。君子见到利益就思考道义，小人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说：君子普遍团结而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而不普遍团结。以道义交往则平淡而能长久，以利益结合则甜蜜而容易败坏。说：君子不可用小聪明去试探但可承担大任，小人不可承担大任但可用小聪明去试探。明晓大义则见识高远，只看到小利则浅薄狭隘。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相反，顺从道义就与人为善，追求私利就同恶相济。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敬畏法度，小人贪图恩惠。顺从道义的人安于道义，顺从私利的人安于私利。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因为他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退隐怀抱，他所坚守的只是道义。说：樊须真是小人啊，因为他请求学习种田，请求学习种菜，他所追求的只是私利。

子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却不说明如何处理喜怒哀乐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子思的意思本来就在言语之前了。从率性而为往下到谨慎独处，共有四个阶段，然后才进入喜怒哀乐的状态。能够率性而为，能够修明道德，能够不背离道，能够戒慎恐惧并谨慎独处，那么喜怒哀乐的发抒，就没有不恰当的。这是杨诚斋的说法，恐怕子思的本意未必如此。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的清高；伊尹，是圣人的担当；柳下惠，是圣人的和顺；孔子，是圣人的时中。”等等。智慧，好比技巧；圣人，好比力量。诚斋说：“解说的人常说圣人如同力量，贤人如同技巧。技巧有时可能做不到，力量没有达不到的。这不是以技巧为愉悦，却不知道他的意思正是以技巧为愉悦。”孟子不也说吗：“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到靶子，靠的是力量；射中靶心，不是靠力量，而是靠技巧的精准。射到靶子却没射中靶心的有，没有射中靶心却没射到靶子的。射中靶心不靠力量，那么射到靶子就不靠技巧了。”那么圣人崇尚智慧，就像射箭崇尚技巧。智慧是用来驾驭圣德的。只有那三位圣人，有圣德却缺乏智慧，所以担当就不能清高，清高就不能和顺，和顺就不能清高且担当。不局限于清高、和顺、担当，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原因；能超越清高、和顺、担当，是孔子拥有智慧的原因。说：“开始有条理，不是秩序，而是运用。开始好比门，终结好比房间。没有门出入，那么房间也是虚设的。”

我偶然读到黄黼道者的《古今之正权论》，喜欢它结构整齐，语句警策。最近才看到署名，原来是陆象山的文章，虽然文采不及，但义理精妙超过它。说：“权变，是道的运用。道在哪里，权变就在哪里。哪有不正当的呢？就像秤杆和秤砣一样。铢两、斤钧、石虽然都具备在秤杆上，但进退轻重只由秤砣决定。至于铢两、斤钧、石称量不当，那是不会使用权变的人的罪过。不是权变本身有正与不正的区别。”

杨慈湖夫子谈论性与天道，说听闻本来就是为了不闻，不闻才是真正的听闻。又说：“可以知晓的就可以听闻，不可以知晓的就不可以听闻。”又说：“有所听闻，必定有所触动；有所听闻，必定有所实质；有所听闻，必定有所对应。”这完全是禅宗的废话。又说：“镜子的虚明，本来没有一物，尘埃如果扰乱它，那么镜子就不是原来的镜子了。”性天的纯真，本来没有一物，又有所听闻，就是增加了一物。这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译大抵杨慈湖的学问源自陆象山，陆象山对禅学确实曾加以留意，对佛教经典确实曾融会贯通，看他的《答王顺伯第二书》就可以明白。近来太学私下考试再次出这道题，考中第一的人说：“道的精妙之处，是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这也是杨慈湖的意思罢了。却不知道杨慈湖的文章中本来有一句说：“看孔子的一生，全都是性与天道的体现。”仅这一句话就足以概括这段意思。因为圣人一生的行为举止，无不是性与天道的显现，哪里还需要借助言语呢？

译明道先生说：“在我看来，佛教的事事都是对的，句句都相合，只是不同。”胡文定公把这话告诉了他的儿子五峰先生。五峰问：“既然说事事都对，句句相合，又说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胡公说：“你对此有了见解，我就认可你。”永嘉玉成薛先生说：“先觉的士人，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谢良佐、游酢、胡安国、胡宏，都在初入学道时，出入于老庄、佛教及诸子百家，然后有所觉悟。”虽然如此，伊川先生说：“游酢、杨时都先学禅，知道向内求索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才后来归向儒学。”又说：“十五六岁时曾学过禅，后来读圣贤书，回头看佛教，渐渐发现其破绽。”文豹说：“究其根本，固然流于空荡，但仅就其外在境界来看，设想的境界广大，置身清高，断绝势利之心，无人我之相，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至于喜好佛教的人，没有比王安石、张商英更甚的，而这两人的举措却完全不得要领，仅仅显得愚昧。说不必论道学与禅学，只随其所学而体现在日常用度上，对内存心养性，立身行事无所欠缺；对外待人接物，处时应世无所违逆，那么一部《论语》就可以贯通三教了。如果把小道看作值得观览，而沉迷于其辞藻，把世界看作空花，把有为和生死看作幻泡，那么以前的躁动之心、竞争之心、鄙吝之心，虽然不能立刻去除，也可以暂时消解。柳宗元说：“韩愈怪罪我与佛徒交往，我与他们交往，并非一定要通晓他们的言论。凡是修习他们道术的人，不爱官位，不争才能，喜爱山水而嗜好安闲。我厌恶世人汲汲营营，只致力于印绶组带，互相倾轧，那么舍弃这些人又能跟从谁呢？”王安石对叶涛说：“广泛阅读佛书，不要写世间闲杂的文字。”王安石枉费许多工夫去写那些闲杂文字。唉！王安石用学术败坏人心，用政事残害天下，酿成靖康之祸，不后悔这些，却后悔写闲杂文字，即使千佛出世，也无法赎罪了。洪觉范假托张商英之名作《防法论》来排斥儒学，说：“居士本是佛教称呼，欧阳修排斥佛教，却号称六一居士。”正理在人心，从未泯灭，常以自己的心意推究，每读史传，见到贤人君子、忠臣义士，就内心羡慕，抚卷再三叹息；至于险恶之人、奸臣逆党，就愤恨疾恶，怒气冲冲。对于朝廷的任免，也是如此。如果是贤人，就欣喜称羡，唯恐他不能做大官；否则就为他不平不快。起初并非认识这些人，自然是此心的显现罢了。等到采纳舆论，也是如此，就知道人心是一致的。心没有不善的，理无处不在，只是被利欲遮蔽罢了。《易经》说：穷究事理，尽知本性。孟子说：尽自己的心，就知自己的性。性是静而定的。心实在为其役使，心透彻理融合，那么所存的都是正念，性所见的都是正见，所言的都是正言。颍昌靳先生裁之说：“志在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牵累他的心；志在功名的人，富贵不足以牵累他的心；志在富贵，就无所不至了。”朱熹《论语集解》摘取他的话：“志在道义，那么事业不足道；志在事业，那么富贵不足道；志在富贵，那么其人不足道。”大抵道学与禅学，在性理方面有余，在世法方面或许不足。只有孔子的话，无处不可施行。《论语》一书，讲论义理，并非不明切，但从未断绝人仕进之心。说：富与贵，是人所想要的，不以其道得到，就不处之。雍容和缓，而不说斩绝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万世之下，愚笨不肖的人都能做到。山谷的外甥洪刍，字驹父，作《陶靖节祠记》。朱熹任南康知军时题写：“洪刍作靖节祠记，在君臣大义上不能说没有见解，而靖康之祸中却纵欲忘君，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说的罪行。”送学榜堂上，〇山南剑人凭《春秋》补入太学，考中进士，历任监常州市易，年七十，因宰相王黼推荐，授秘书郎，召至京城，升著作郎，累迁给事中。绍兴初年，任工部侍郎，去世。志铭及言行录都因避讳鲁，不敢言所荐之人。英宗说欧阳修性真，韩愈说欧阳修性褊，公则说性不是学者所急。伊洛诸公说饥食渴饮，这是本然之性，出于天命，无不善。智愚缓急，这是所禀之性，出于气，所以不同。如五方之民，刚柔不齐，是气所禀，所以气禀之性，君子有不性者。孟子所以教人知性、忍性、养性，知其褊急，就深忍力矫，习为宽缓，养成中和，终不至于躁暴轻发，这是佩韦佩〇，习与性成的说法。

邵雍对他的儿子说：“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讦，都被韩愈贬斥。凡托伊川之说议论我数学的，子孙不要辩解。盖先生之学，谓非数不可，但由此入物理性命之学罢了。孔子并非不深于《易》，而自赞翼之外，平时未尝一谈及，所以子贡说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晁无咎说：“好名、好利，均为失德。好

译追求名声的人尚且有所畏惧，贪图利益的人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薛季宣说：「追求名声，只是对学问的拖累。君主如果真能让每个人都追求名声、畏惧道义，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译人，是万物的灵长，不容易称颂。《礼记》说：“孝悌忠顺的品行确立了，然后才可以做人。”柳子厚在《送弟谋序》中说：“问管仲说：‘人，像谋一样，不是所说的人吗？’”

东莱先生说：“爱既深厚，那么思虑自然周全，恳切劝导，自然有不能停止的。所谓忠诚，能不教诲吗？如果对别人漠然视之，不相干系，或者迟疑畏缩而不发表意见，都是在‘忠’字上有所欠缺。”文豹说：“用侍奉神灵的心侍奉君主，用侍奉妻子的心理侍奉父母，用宽恕自己的心宽恕别人，用对待姬妾的心对待朋友。把这种态度加诸他人，那么就没有不忠诚顺从、孝顺悌敬的了。”

温公说：“真诚从不说谎话开始，这是真正的格言。”《论语》谈论信用，共有二十多处。大概人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文豹与人交往，有所约定承诺，时刻不违背。有时言语来不及酬答，一定先约定告知，惟恐有违背诺言的责任。以此施于人，也以此期望于人，而别人很少有以此回报的。大时势不齐，大信用不约束，大人者，言语不一定守信，行为不一定果断，固然如此。然而反躬自省，未能做大人的事，却想以大人自居，那么言行不相应，反而流于妄人。现在我对人讲诚实的道理，谁不知道这是美德？然而知道却不能实行，实行却不能持久，都是因为贪图小利、急于近效。贪图小利而又想要速效，那么遇到便利就趋附，逢到机会就投奔，智巧权谋，纵横变诈，防备出来就乘虚而入，哪里有空顾及信义？虽然如此，得失是命定的，穷通是命运决定的。我以真朴自持，诚实自信，持久不渝，自然有余效。静观知旧之间，凡是智术超过我的，有的迅速飞黄腾达而早亡，有的突然富有而忽然贫困，有的身亡而家破，十之七八，而我独得后死，计算所得，不是很多吗？

《列子》说：“善不期求名声，而名声随之；名声不期求利益，而利益归之；利益不期求争夺，而争夺及之。”

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凝之作《伊洛源流谱》，自孔子、子思、颜回、曾参、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共九十余传。庆元年间书才完成，而学禁正严。攻愧先生在书首题词说：“吕祖谦相业甚伟，其学不无所传授。难道知道今日盛行之际，却翻腾撰造，出奇见新，自附于朱文公门人之列，欺骗愚昧后辈，作为谋取禄位钓取名声的工具？不然，为何张宣公、薛常州、季宣、吕成公讲解语录，书坊中寂然不见呢？”大概玉成认为吾道正困顿，恐怕数十年后老成凋谢，后生小子不知根底，耳濡目染，日变而不复还，所以作此书。水心挽诗说：“乾坤未放虚空坏，蛮触犹须事业成。”

赵忠简号得全，宗伊川之学，由司谏三迁至大用。高宗说：“赵鼎过人远甚，但太信册子上的话。”文豹说：“讲明义理，辨别是非，则需要学术酬酢；事机区分利害，必用世法。大概文学政事，自孔门已分为二。理烦治剧，固然不是沉涵章句者所能办；临机制变，尤其不是牵制文义者所能为。”

吴履斋次郑姿晚赞思无邪韵说：“诚何谓思？防止心中的恶念。思何谓近？根植心中的德。观察片刻之间，验证颠沛之时，一而不二。渊乎其微，其止既钦，其躬斯饬。四体禀令，群动受职。犹虞奔逸，差在毫厘。凡百君子，毋或遁思。又无不敬，赞盈天地间，事事物物，大而昭著，小而眇忽。惟吾中处，以身任焉。持敬以往，犹惧有迁，而况傲情先据其室？杂则不精，离则不一。执盈捧漏，曾靡其他。为之主者，岂非心邪？”这固然是履斋素来的学问。淳祐庚戌年，帅越甫一月，召还。累年滞讼，决遣殆尽。这是材敏，不是学所能。欧公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秦攻赵，赵欲帝秦，仲连谏而止。秦闻之，引军去。平原君奉千金为仲连寿，辞曰：“所贵乎天下士者，为人排患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凡见人纷争鬭讼而为之和解，实甚盛德大阴隲也。不然，则怨仇相攻，狱讼相寻，何如而已？故《周礼》以谷圭和难，以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慕容农说：‘尊不迫人于险，当人危极之时，其操纵之势在我。此宽一分，则彼受十分之惠。若防之不恕，控之不已，鸟穷则攫，兽穷则抟，反噬之祸将不可收救。’”

祸福倚伏之机，不可俄测。当大患难、大屈辱、大亏曲损折处，须坚忍顺受，徐俟天理之回，则大祸未必不为大福，少屈于目前，未必不大伸于后日。东莱说：天之生物，自蘖而条，自华而实，特造化之小者尔。霜焉、雪焉，劲烈刻厉，剪击其枝叶，剥伤其肤理，然后能反膏收液，郁

译积聚磅礴之气，勃发为阳春般的滋长繁荣。这就是伟大的造化规律。必定要有大规模的凋零，然后才有大规模的萌发；必定要有巨大的挫折，然后才有巨大的成就。

译马援生病，梁松去探望他，在床前下拜，马援不予回应。马援的儿子们说：“梁松是皇上的女婿，怎么能不给他行礼呢？”马援说：“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怎么能失去应有的礼节次序呢？”文潞公出任北京知府，转运使李稷前来拜见，文公穿着道服出来，说：“你的父亲，是我门下的士人，只需拜八次。”钱尚书钱遹去拜见鄱阳的彭器资，恰逢初一，看见有几十位衣冠整齐的人来拜见，问候起居后就退下了。钱遹问：“这些人是谁？”回答说：“从前范希文（范仲淹）担任我们这里的长官，用风化教化来淳厚风俗，州里的人仰慕他，至今尊长的人以父兄自居，后辈以子弟自处。”如今的后生晚辈，锋芒毕露，稍微能够自立，就意气洋洋，看见自己身居职位，看见自己与先生并肩而行。老成持重的前辈，以晚年自守，正忙着逢迎还来不及。所谓“善待郑国人来劝勉后来者”，还担心他们不来，何况是不讲礼节呢？近年来轻薄恶劣的风气尤其严重，专门以贫富来区分亲疏，以穷达来衡量轻重，宗族的道义尚且没有，何况亲属的道义？何况乡里的道义？交友的道义呢？淳祐十年，江西转运判官尹焕审查瑞州解试的考官，永兴县主簿周梦炎出的题目说：“男子以七尺身躯作为天地最灵秀的物体，造化刮裂元气，取其精英来藏纳其中，怪异荒诞令人惊骇，请求削去一级官资。”审查这几句话，乃是徐骧《北征记》开头的全文。

包孝肃公教导他的儿子说：“后世的子孙做官，犯有贪污罪行的，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在祖坟旁边。”欧阳修给侄子写信说：“你想买朱砂来，在官府任职应当保持廉洁，怎么能买官府下面的物品？我在官府任职，除了饮食之外，不曾买过一件物品。”

孟子说：“从前为了道义宁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所认识的穷困匮乏的人感激我而接受，这就叫做丧失了本心。”大概不接受是本心，现在接受就是丧失了本心。张栻（南轩）说：“无所求而做的，是义；有所求而做的，是利。拥有而给予别人是可以的，没有而向别人索取，为了自己的恩惠，这是乞讨醋的行为，都是本性分内的拖累。”

陈内翰陈尧咨有一匹劣马，卖给了商人。他的父亲谏议大夫陈省华说：“你尚且不能驾驭，商人怎么能饲养这匹马？”命令退还钱款。

虞丞相虞允文拿着所注释的《新唐书》去求见秦桧，被同船的人偷去献给了秦桧。虞公于是献上了其他文章，而偷书的人已经先离开了。返回途中拜见防守使沈该，沈该问虞公关于同船那个人的为人。虞公极力称赞他。沈该说：“这个人极口诋毁你。”虞公说：“他的长处很多，只是稍微喜欢骂人罢了。”虞公感叹再三，不久入朝参与大政。白召于是得到了大用。

有人想替欧阳公买绿野堂，欧阳公说：“像韩魏公（晋公）确实值得尊敬，一旦夺取他的物品而占有，怎么能得到安宁？即使耕地毁坏成为别人的，自己也不可夺取。”张司空张齐贤得到了韩魏公的午桥庄，于是赋诗说：“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陆九渊（象山）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心志的，只有士人能做到。古代的士人没有科举的拖累，早晚所讲的都是关于自身和内心的事情，因此不丧失固定的心志。后世弊病在于科举，所向往的日渐狭隘，急于驱驰在利欲的道路上，自身和内心的事情不再讲求，于是有固定心志的人不可以要求士人。”永嘉的王德用年轻时请求乡试推荐，多次举荐不利，于是与哥哥王德明谋划卖光田地房屋，伪造禁物作为国书，去进献给交趾国。该国君主大喜，亲自设宴招待，派出宫女侍奉酒席。因为王德用有才艺且敏捷，厚待并挽留他，派遣他的哥哥回去，金玉货宝犀角象牙白牛角之类的东西装满了船。等到靠岸，船夫想要分取财物而吝啬不给，于是告发官府。太守吴泳上报朝廷，下达给浙东提刑司追捕二十七人，分别关押在会稽、山阴两县，十几年都死在牢底，只有王德用的妻子郭氏安然无恙。责成付给官医，淳祐初年宪使吕午新建台，郭氏前往申诉。宪使说一行人全都死了，留下这个妇人有什么用？上报朝廷，下达给大理寺商议，因为罪人不株连家属，丈夫已经逃亡，最终难以捕获，妻子在原籍由地方官监管。郭氏今年三十五岁，最近又改嫁了。永嘉濒临大海，向来有海寇的忧患，近来有逆网的叛乱。澉浦濒临大海有水军，四明濒临大海原有制置使，永嘉也应当防备。樊若冰的陷落江南，张元的臣服元昊，都是多次应试不得志的士人。

碑记文字，铺陈叙述容易，形容刻画困难。就像传神写照，面目容易模仿，仪态气象难以描摹。南海庙碑说：“阴云消散，日光穿透，波涛平息不起，旗帜飘扬，昏暗的天地界限，开阔地呈现出来。”岳阳楼记：“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长烟一空，皓月千里。”醉翁亭记：“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树林阴翳，鸟声上下。”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类文字如仲殊所说：“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

范文正公镇守饶州，喜欢妓籍。一个小丫鬟离开后，以诗寄给魏介说：“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魏介买来送给范公。王衍说：“情之

译所钟情的人，正是我们这类人。即使像范公那样的人，也不能避免。”慧远说：“顺境就像磁石，遇到铁针不知不觉就合为一体。没有感情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整天在情欲中忙碌呢？”张衡写了《定情赋》，蔡邕写了《静情赋》，陶渊明写了《闲情赋》。大概是因为美好的事物能改变人，情欲激荡就难以回头，所以要用这些文章来防范约束。

译赵虚斋在丈夫建宅上梁的文末写道：“有花有酒，姑且作为过客的快乐；无子无孙，终究都是他人的物品。”可以说他看透了乐天诗中所说：“多少朱门锁着空宅，主人到来时未曾防备。”虚斋年高德劭，地位冠绝六联。如果归隐后以花酒与过客相欢，更是通达的见解。

黄庭坚在荆州时，喜欢一位邻家女子，后来她嫁给了一个粗鄙之人，因此作诗道：“淤泥能长出白莲藕，粪壤能开出黄菊花。可惜国香上天不管，随因缘流落到了小民家中。”我认为不仅美色如此，如今英俊奇材生于岩谷，金银珠玉生于山泽，谷粟桑麻出于粪土。最污秽的是粪，而“粪”字上面是米，“秽”字旁边是禾。由此想到在天壤之间，生生不息而无穷尽的，都是农夫和牛的力量，其功劳与天地相等。如今世俗动辄用“村牛”来辱骂，甚至忍心吃它的肉。我的邻居张松少，擅长杀牛。淳祐己酉年他六十岁时，忽然患头疼，睡觉时脓液从两耳流出，瘦尽穷极，只剩下杀牛的小刀。有人出五千钱买去，当晚他就死了。大概杀牛的人都是在牛脑上百筋聚集处一针将其刺倒。

唐代董晋说：“想要知道宰相贤能与否，看天下的安危即可。他在皇帝面前谋划议论的内容，不值得说道。”

王魏公门下没有其他客人，只有杨亿到来时他才会倒屣相迎。晏元献所厚待的，只有小宋、欧九，他们因莱公而信服。王嘉祐说不要做宰相的话，因韩公而感到羞愧。范纯祐接受贿赂的说法，凡是富贵之人，日日处于顺境，如果没有道义之士、正大之论接触于耳目，就会沉溺于声色货财，被荣辱所惊惧，只要有一点邪念，源流子孙，也都变得痴呆了。虽然如此，阿谀奉承的话容易听进去，逆耳的言论难以接受。近来侯门鱼龙混杂，厌恶正直、丑化公正，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以端方耿直见重的，能有几人？

宋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与夷，而立弟弟穆公。宣公病重时，命令召出与夷，而立他为君。宋太祖因母后的遗命，将皇位传给太宗。历经九世到高宗，才因为太祖开创王室，特意在子字号下选立孝宗。

丁晋公与夏英公观看弄水碗。丁晋公让夏英公赋诗道：“舞拂跳珠又弄丸，遮藏巧妙有千般。主公端坐无法看见，却被旁人冷眼旁观。”韩侂胄观看弄傀儡，让包道成作诗道：“一人头上又安人，脚踏虚空舞弄春。莫教线落入儿童手，骨肉都成为陌路尘。”两位公爷晚年都像这首诗一样。

胡榘被弹劾罢免后，九华叶寘作《三学义举颂》，其序言说：“嘉定十二年五月五日己亥，太学生何处恬等二百七十三人相继上书，说工部尚书胡榘及其兄胡槻内外勾结，引荐董居谊、聂子述、许俊、刘琸误军败国，奏闻朝廷未得回复。宗学生公玘等十二人，武学生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相继伏阁极言此事。己未日，秘书监柴中行上奏：‘三学所言，不应含糊置之不理，这是想要庇护其人，而使我们的君主有拒绝劝谏的过失。’辛酉日，国子监丞萧舜咨札白诸生：‘言事无非是公论，而朝廷却说黜陟之权不应顺从布衣韦带之人的请求，这不是天下的公言，只是左右近臣的私意罢了。’丞相于是召太学博士楼昉到赐第，让他告诉诸生，学校是为了伸张公论，上奏对答是为了体恤朝廷，庙堂未曾因此喜怒。楼昉退下后也札白，请求采纳公论以助决断。如果依违含糊，内心潜伏疑根，那么楼昉只是一人之口舌，怎能解开千万人的疑惑，而公论且将反过来指责楼昉了。过了六月戊辰日，谏大夫才开始率领其属员弹劾胡榘及礼部侍郎袁燮，俱被罢免。袁燮是老儒，喜欢持论，曾与胡榘争论国事，想要举起笏板击打他，被众人夺下。朝廷想要显示公正行事，所以一并涉及。进用贤人、斥退不肖，是君相的职责。自从用人不公，邪正混杂，而后学校公论才不可遏制。昔日子产不毁乡校，大概知道公论出自何处，所以韩愈追叹而夸颂他。汉唐间太学生勇于义者，如王咸救鲍宣，刘陶荐李膺、陈蕃，何蕃留阳城，都是盛举。王咸与刘陶的名字载在信史，何蕃之事柳宗元写信致贺，说千百载不可复见，竟在今天。士人的传言，古时认为是常事，今时认为是异端，道义的污隆于此可见。圣朝追慕古制，重学崇儒，无言不酬，有谏即纳。虽然大逆如崇观年间蔡京钳制天下人口，屏气不得吐，而邓肃进诗讽谏花石纲，蔡京想治他的罪，嘉许他的心意，只让他告归本贯。等到方腊叛乱，果然因花石纲指斥乘舆，皇上想起邓肃的诗，在宫中叹息说：‘曾谓诸言官以谏闻名，反不如一布衣，于是罢免中丞周武仲等人。’靖康初年，邓肃以鸿胪簿起家，建炎初年任正言。如今皇上恭俭忧勤，天开事机，抚而不发。群贤颙颙，待用而翔。然而像胡榘这样的人，拥据高位日久，成为国家的祸患。大家都说：‘你由三学纠举义举，扶持而去之，如距斯脱，岂不快哉？’柳宗元不是端人，写信不足效仿。谨准韩愈颂子产例，作颂二十章，章十句【颂支离不录】”

嘉定庚

译午时，谢村的钟明倚仗权势侵夺张沂的田产，被京尹赵师睾没收了钱财。馆客武学生柯子冲、卢德宣替他经营此事，结果被决竹板责打并驱逐出城门。武学生周源等人上状诉称：本校的规条规定，第一等处罚是屏斥，这已经相当于流放的罪责，情节更重的夏楚之刑比流罪还要重。如今柯子冲等人诬服之罪，不应判处流放以上的刑罚。本校已将各人关入自讼斋，实际比照徒刑论处，请求将临安府的一行官吏改送上级根究审勘。

又，司业陈武、监丞孙杓、国子博士林瑑、太学博士楼观、姚师皋、国子正张方、太学正宣缯、国子录虞万、学录林坰、武学博士曾准、武学谕刘靖之等人上状说：本月十三日，武学生员因为临安府擅自将柯子冲、卢德宣杖责驱逐，便卷起书堂离去。我们武学官员忝居其位，难以继续在职，请求罢免我们的官职。

十一月十六日奉圣旨：赵师睾罢免临安府知府职务，仍任兵部尚书。司理赵师防被放罢，人吏戴安礼、沈谦被押送转运使杖责一百，刺字勒令，仍由本府执行。今后两学学生因事到官府，应当进行审理对质，或因牵连需要追取证词，都要申报国子监，回复后方可施行。学官各自安守职守，晓谕诸生返回斋舍。

二十日，赵师睾上奏请求罢黜自己。诏书说：传言说“人谁没有过错，犯了错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是法从近臣，担任四尹之一的天府长官，以儒术修饰吏治，世人推崇你的才能，难道不知道祖宗设立两学以造福众多士子，是我所特别注重的吗？事情摆在面前，平心静气地做出决断，或申述或上奏，轻重都要恰当。我有法度在，他们还有什么借口？为什么不审慎思考以至于做出过激之举？士人的心固然不可失去，国家的体面也应当保全。将我的佩饰置于城阙，虽然来不及妥善处置；借你在京师弹压，实在是观瞻所系。难道因为一次责罚就毁掉你的长处？理官和胥吏既然已经受到惩罚，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痛切地自我克制责备，勉力安守你的职位。

神宗制定官制，自监司以上，则由宰相执政具奏数人，这些人材资任符合充选，由皇帝亲自选择，威福在上，差除至公。如今大臣有所进拟，却指定一名。凡是部阙自干官、签幕以上，都取为堂阙。有一任回来，就进入堂除；一经堂除，便是资历，即可攀援越次差遣，夤缘钻营，奔竞成风。淳祐年间，游相执政，已全部归还，等到他离任，又恢复旧状。庚戌年十月，左藏赵监门崇滋授江西宪干，中书郑发缴令下部办理。这是避铨法、冒堂差的警戒。

译舜登上帝位，首先征讨三苗，诛杀四个罪人。成王虽然享有太平盛世，也讨伐淮夷，征讨不朝觐的诸侯。《春秋》记载公子回国，必定要借助大国的军队。汉文帝深夜拜宋昌为卫尉，让张武代理殿中事务，以此来收回兵权。大概是因为刚刚登上尊位，不这样做不足以震慑人心。所以从夏商周三代、秦、汉直到我们宋朝，凭借武力取得天下的人主，都亲自经历行军布阵，熟悉军事，懂得居重驭轻的态势。太平时间长久，就习惯于文治而忘记武备。高宗说：“以前朝中士人如果骑马驰骋，必定被认为失体统，才放置良弓利剑，就被说成谋反。”靖康之变时，京城到了没有军队可以交战的境地。如今边疆无事，正应当修明刑罚政令，而军备不整顿，缺额不补充。像武举、武学，正是用来测试武艺的，除了绝顶能拉开二石弓的人外，其余都把弓矢鞍马当作摆设。对于经义论策则极力加工，因为上面以此取士，下面就以此应对。

显达时愿意做宰相，困顿时愿意做良医，以救济世人、利于万物的功绩是一样的。朝廷设置惠民局、太医局，是为了实现救济利民的心愿，辅助仁爱长寿的治理。如今惠民局因为药材昂贵而药价低廉，名义上虽然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主管此事的是太府丞，不仅不能通晓药材，而且频繁调动更换，也没有闲暇用心于职守。所谓的四局官员只是坐在那里接受成事罢了。只有吏役们日夜居住其中，出入变化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药材既苦劣，药料又减损克扣，稍微贵细的药就留下来应付权贵的需要。四局所卖的只是普通的粗劣药，缺少的多，购买的人也少。一局的费用数目巨大，百姓只得到名义上的好处，吏役却享受实际利益。所以京城人把惠民局称为惠官局，把和剂局称为和吏局。所谓的太医局学生，起初靠贿赂名字才进入名册，每年就跟随铨选考试的题目，以士人经义为主，文章以一篇为限，考试以五天为期。考官则由判局选差，大都是市井中盘药、合药、卖生药的人，捐几百缗贿赂判局就能得到。那些参加考试的人也是贿赂判局指授，考官临走时不看文章，只寻找暗号。钱到了，即使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庸俗粗鄙的人，不认识方脉、不认识医书，名字也都上榜。监试的人视为摆设，大都不在意。只有察院吕午知道这种文义，于是去掉一两个考官，稍微录取了几个人罢了。局里有八个斋舍，大抵四天设一次早饭，公家的钱粮全部落入局长家中。做学生的志向不在吃饭，只想侥幸在省试中一次得中，就可以授驻泊官，坐享俸禄了。我认为惠民局不如依照嘉熙年间太府丞的请求罢去此局。太医局则照太史局委派朝中士人提督，每天提供饮食，每旬上课，每月私试。公试省试的考官则临时委派朝中士人及监司太守，举荐儒医取朝中差遣，这样大概人们知道学习，不至于用庸医杀人。

张忠定说：“监酒的法规，只要酿好酒，让百姓多买，事情就办好了。”我看见现在的酒官都先禁止私酒，其次酿造淡酒。大概私酒断绝，那么官酒虽然恶劣，也不得不买。甚至民间婚丧嫁娶，都强迫购买官酒。晋代刘弘镇守荆州，看见酒室有斋酒、听事酒、猥酒，说：“应当把酒投进锅里与三军同厚薄，不得分别。”如今州县酒，上等供给宅堂都吏，次等供给筵席馈赠，下等泛常馈赠，最下等犒劳沽卖。官员喝甜酒，百姓喝恶水。私自酿造斗升酒，就破家荡产。

立法的初衷，不曾不好。法律长久产生弊端，不曾不成为百姓的祸害。祥符初年，颍州饥荒，守臣王旭用官钱十万与百姓约定，来年蚕熟，每千钱输出一匹绢，称为和买，百姓觉得便利，于是颁行天下。从此每年和买与本色一起输出，实际上没有出一分钱。乾道四年，崇安饥荒，朱文公请求建守贷款六百石给饥民，到秋天偿还粟米。太守命令留在乡里而上报名册，文公因此召对奏道：“起初每石出息米二斗，如今十四年，建造仓库三间，偿还本府六百石外，现存三千一百石，都是息米。如今去掉息米，只纳耗米三升。”淳熙八年，文公担任浙东提举，年岁饥荒，于是实行此法，设置十社仓。时间久了，本息之米官府全部移用，荒年不曾发放，而每年照原借名册拘催息米如故。象山回复赵监的信说：“社仓自从元晦建议几年以来，有司不再挂在墙壁上，远方甚至不知道，近在敕局才见到，与同官感叹几天，于是编入赈济门类。”然而象山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文豹也不知道详情。淳祐元年，我兄长文龙担任海盐尉，看见府学职事发文催缴社仓米，追究原因，都是息米，年年白纳，永远没有免除的日期，学职趁机苛取，乘势作威，拘催鞭打，与正赋无异。我认为当官为政，不必追求利民，只顺着百姓所利的而利之，就够了。周官荒政十二条，第一条是散利。此外如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省礼，杀哀蕃乐，多防索鬼神，除盗贼，都是不费之惠。如果恩惠出自官府，经由吏役之手，那么利益还没到百姓，先大肆扰民。东坡说：“家里如果自有盈余，何至于与官府交易？”范文正公

译他担任苏州知州时，正值饥荒，便召集各寺庙的住持僧人，责令他们到处进行修建工程，官府也大规模征发劳役，因此依靠公私工程谋生的饥民，每天有数以千计。嘉熙庚子年发生大旱，京尹赵存耕向大户人家摊派购米任务，起初官府规定每石米支付三十六贯钱，不久米价上涨了几倍，导致豪强富户破产倾家，气得病死或上吊自杀的人接连不断，至今当地的父老乡亲仍对此感到痛心。

译淳祐九年，临安府建造百万仓，所有客商运来的木板，全部被拘禁在监抽解场。刘坦对吏员说：“客商每运百片木板，将作监、临安府、转运司三处共抽取二十四片，仅剩下七十六片。如果又全部拘买，这是要断绝他们一家的生计啊。这一定不是皇上的本意。”吏员于是束手无策。前辈说过：“汉代的天下败坏在戚属外戚手中，唐代的天下败坏在宦官手中，我朝的天下败坏在吏员的奸诈中。凡是使朝廷失去人心、加速国家衰亡的，都出于吏员的贪婪。士大夫只知道为自己打算、为子孙打算、为家族打算，不知道祸害国家，就会祸害自己的家庭。孔光、张禹在病床上垂死之际，还顾念着让他们的儿子做官。等到汉朝国运灭亡，孔光、张禹的家族又在哪里呢？”

绍定年间，赵静乐担任建康留守，急于搜刮财赋，不时派遣官员到各县，连一粒米以上的赋税都搜刮殆尽。溧阳县令陆子遹，是陆游的儿子，处境窘迫无处可施，于是将福贤乡的围田六千多亩献出。当时的宰相史弥远，以一亩十千钱的价格酬谢他。陆子遹追索田主索取田契，以一亩一千钱的价格收购。民众相继向相府投书申诉，申诉不被受理。陆子遹勾结巡尉持兵追捕，焚烧他们的房屋，众人于是群起抵抗，杀伤数十人。起初是一位豪妇带头，势力不敌，于是各自被擒，全部关进监狱，用尿粪灌他们，逼迫他们写下献田契约，而一分钱也不给报酬。改名为福贤庄，从监官以下都是四明人，贩卖买卖，一下子成了市场。乡民安于现状，于是与县道对立，以桥为界，家家门口陈列枪刀，抓到县里的人就活活烹煮切碎。癸巳年冬天，史弥远去世，金坛王侍郎在御史台任职，一向怀有对此事的愤恨。田主十六户联合上书赴诉，朝廷下令江东漕司，送还本县。当时的县令徐进斋，两次将史弥远赠送的礼物退回，命令田主各自暂且管理产业收取租税，等待上级指令。当时有人想将田地归还安边所，有人想用来辅助和籴，议论很久没有决定。过了六年，史弥远的儿子史嵩之入朝为相，田地于是归他所有。陆子遹刚到县里时，财政赤贫，自从献出田地后才能够施展抱负。等到他离任时，所置办的银器如砚匣、火炉、酒具等，每样大小各两副。刘漫塘赠给他诗说：“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欤？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这首诗现在还在案卷中。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佥书枢密院事的身份掌管财政，建议搜括浙西的围田及湖荡作为公田，设置田事所，选派官员。那些贪利无耻的人经营争着前往，州县乡镇到处设置机构，官吏四处奔走于田间小路。凡是临近湖泊的田亩，虽然不是围田，也一律抄没，各自务求虚报数目以作为政绩。又召集里正提供账目，几十年前绝户以及废寺观、废庵舍产业已去而名字尚存的，全部追究，牵连逮捕承买的人家而窘迫搜刮他们，或者加倍价格偿还，或者重金贿赂以免除。一路骚动，怨恨沸腾。等到次年结算，一场水灾淹没，颗粒不收。这一年科举，平江府发出人情，圣王关于田赋的榜文贴在帘前说：“民怨已极，圣主不知搜括天下的田地。”违背人情，而史宅之又有诗说：“朝廷结算收取虚数，官吏回家装载实钱。传语佥书史云麓：‘阎王来搜括你的心田。’”那年冬天，史宅之去世，年仅四十五岁。从前宇文融因搜括田地酿成天宝之祸，崇政年间李彦因搜括田地奠定靖康之变，而两人都不得好死。众怒岂可触犯？众怨岂可结下？

州县苛敛的门路不止一种，姑且叙述纳粮的弊端：斗斛由文思院下发，却在铁叶下增加板木，再用铁叶盖住，严重的甚至自行创置，所增加的量尤其不饶人，这是弊端之一。斛面所带的已有六七升，又有加耗，又有呈样，修仓名目，又有头脚钱支俵等费用，而耗米则又用斗量，斗面盈余又倍于斛面，所以通常三石才能纳得一石。至于总数既足，就全部令折纳价钱，这是弊端之二。受纳的官员必定勾结强横敏捷的人，甚至有经营差委的，百端巧取，先献出盈余，然后累加他们的盈余，印打虚钞，与胥吏及揽户通同分受，这是弊端之三。人户带着米到仓，不给予及时交纳，以至于暴露累日，关节未通，贿赂未足，就进行打退，往来搬运，加倍消耗折损，这是弊端之四。县官初到，典吏必定以追催畸零试探他的廉洁贪婪，绢则二尺三尺，米则三升五升，累积计算则是千万数，民户虽然有朱钞存照，因为所输不多，也不与之计较，这是弊端之五。建康溧阳县苗米每年六万石，样米例有一千五百石。端平元年，徐进斋任该县县令，连续三年丰收，并不抽取样米。任用法律不如任用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虽然法令昭昭，视如不见，诏令切切，听如不闻。牙契钱者，民间买田宅则投印契书。嘉祐末年，每千输四十。宣和末年，陈亨伯经制增为六十。绍兴初年，孟富文总制又增为一百，以三十五入经制，三十二钱半入总制，三十二

译钱的一半留在州里。乾道末年，户部曾怀又将留在州里的一半收入总制。在此之前，牙税之外，每千文收取勘同钱一千文，后来又增加三钱，一并并入总制。后来在牙契勘同之外，每千文又收取五十六钱，分摊给各官府。大抵购买田产十万文，交给官府的税钱有一万文有余，而购买契纸和贿赂吏员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所以人们多隐藏白契。有以白契告发他人的，追缴赏金及种种费用之外，还要加倍征税。只有京城买卖田宅多，而人们也不从事告发，官府想招诱他们来授予印信，所以有放倍之令，又有减半之令，每千文只税五十文。淳祐九年，提领户部奏请命令各州缴纳牙契钱，上州百万，中州八十万，下州四十万，年底派遣京局官员分赴各郡催督，只有建康留守吴退庵以制府不输绍兴府为由，已解送四十万。恰逢吴履斋起用为越州帅，向朝廷申请追回版帐钱。自渡江军兴之后，各邑都有此钱，只有浙中尤其严重，大都是无名目凭空索取办理。我从前寓居华亭，华亭是大县，版帐钱是其他邑的三倍，每天不知从何而出。惯例是典押科抑现禁罪囚及词诉者，或者从疏放，或者从末减，公然索取县令的判词，县令也庆幸他们这样做，欣然落笔。绍定戊子年，临川黄崖任该县令，说这钱出自讼狱之人，恐怕惹起词诉，于是招募前后罢役的公吏及群不逞者百余人，充斥吏案，每人给一牌，到晚上各输五千。诸胥则在县市乡村富家等户、寺观庵舍，每天轮流投一牌，牌到立即缴纳，无敢违者。我每见士大夫诉说做县令之难，则首先以版帐为言，大概是因为它无名目。朝廷若以民力为念，损上益下，除去它很容易，姑且以一节言之。中兴初年，凡宫禁营缮都由浙漕与天府共同办理。绍兴末年，漕臣赵子防奏请将其事归修内司，本司每年输二十万，其后陆续增至六十万。及嘉熙淳祐年间，曾颖秀、赵崇贺、魏峻相继领漕事，前后效尤，加倍献其数，遂至一百六十万。而修内司又逐时于左帑关拨数尤不少，又不时行下天府，以某殿当修，某柱当换，京尹则照例进奉三十万或四十万，年终以文历赴比部，驱磨不过斧斤锹等若干尔，一孔一粒并不登载。又有合同凭由司者，是宫禁所由取索的。仁宗朝，叶清臣为三司使，以内东门、御厨凡所取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检其出入，令凭此取金银钱帛于户部，而岁取动百万计，年终驱磨则比部郎中赴内东门，具位端坐，但数官数吏从旁算毕，令郎中签尾而已。淳熙六年，太社令叶大廉乞内省取索给凭由二本，一付传宣使，一付本省，封付本库务官验支讫缴奏，合同下户部除破。绍熙二年，又诏何澹等稽考内诸司所给赐及营造约为中制，竟不果裁节。因思周以冢宰制国用，如工事刍秣之式，亦与焉，其虑深矣。周公为后世凭藉维持之计者，尽在三百六十官之所掌。然冢宰之尊，而所率之属惟阉寺、嫔妇、医幕、食饮、缝染等人。盖三百六十官虽众，而一卿得人，各率其属，有不职者，易以法绳。惟从事内廷者，人主朝夕与居，非但投其好、移其心者易为力，而城狐社鼠制之尤难。惟太宰位尊权重，使之属焉，而后可得而制御。汉初此意犹存，高帝枕宦者樊哙排闼直入，邓通戏殿上，申屠嘉召而责之。自武帝欲杀丞相之权，宠任宦孺，始有侍中、中常侍、给事中之号。唐宪宗欲相李绛，则先黜吐突承璀；欲罢绛，则先召承璀。极而至于党锢之祸、宫市之弊，皆出于宰相之无权也。真宗欲以某氏为贵妃，夜遣中使问李丞相，公引烛焚手诏曰：“但道沆以为不可。”高宗时，内侍黄彦节移竹栽入内，丞相赵鼎见之，呼彦节责军令状，日下罢役。

译建国之初，贪赃枉法的官吏都被斩首，张希永只偷盗了二百四十千钱，也被处死。直到绍圣年间之后，才设立“三免法”，即不死刑、不刺面、不杖责。高宗说：“如果不能彻底追缴赃物，即使获罪，仍然不失为富人，因此无所畏惧。”如今的弊病正在于此。浙右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十户人家有九户家徒四壁，而聚敛财物的做法却更加急迫。高宗说：“庸劣的官吏害民比贪赃的官吏更甚，贪赃的官吏只是自己一个人索取钱财，而庸劣的官吏则让全州县的胥吏都来索取。”文豹说：“贪赃的官吏索取钱财，必定与胥吏勾结，官员索取十份，胥吏索取五份，其危害是一样的。”汉代有酷吏却没有贪吏，郅都、董宣等人虽然严酷，但公正廉洁、刚正不阿，权贵宠臣畏惧他们，是畏惧他们的廉洁正直。如今那些严酷的人，却是用严酷来助长他们的贪婪罢了。

又说：“听说担任县令的人说，第一年树立威信，第二年收取人情，第三年打算离任。”文豹说：“如今担任州县官的人，急于索取回报，往往刚上任就打算离任，所以有的任职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就离职离去。这是因为利欲的念头牢固地粘在胸中，把儒者的言论视为迂腐空泛，却不知道治理政事以人心为元气，赢得人心全在于初政。初政一旦做得好，众人的赞誉就会一致汇聚。稍微拖延岁月，索取的就越大，获得的就越多，这就是所谓的先声夺人而后实至。如果先声一败，人心一失，最终就无法挽救，一旦离职离去，损失就大了。”留中书守永嘉，对僚属说：“朝廷任用你们，这就是‘钱真有味’的话。”

淳熙年间，吏部郎中傅自得说：“县尉抓获强盗七人以上，就给予改任合入官的待遇。近年做官的人，偶然抓获一两个真盗，就胡乱抓捕愚民来凑数。抓到尉司后，用鞭杖毒打，濒临死亡后才送到县里。上报到州里，贿赂互相包庇，最终真盗就成了。我认为急于做官的心思，人人都有。出身孤寒的小尉，盼望脱离选任如同登天一样困难，幸好有这条捷径，所以宁愿冒犯法律来经营，扶植迎合以成事。然而冒领这种赏赐的人，大多不得志。那些知道命运和道义，推辞不接受的人，都做到了大官。大概快慢自有其时。”

真宗东封泰山回来，大宴群臣，看见都城士女欢乐融洽，归功于宰相。枢密使马知节说：“贫穷的乞丐都被开封府赶到城外去了。”如今所到的州县，罪囚充斥，监司巡视，恩赦疏决，就把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上下互相包庇，不是一天两天了。

汉武帝问宦官赵王子：“淖子怎么样？”回答说：“欲望多。”皇上说：“欲望多不适合担任国相。”子民问武始侯：“无咎无誉。”皇上说：“可以。”汲黯讥讽皇帝欲望多，而皇帝的识见如此，容易选取“无咎无誉”的人，大概是因为坤卦既纯阴，六四又以阴居阴位，天地闭塞，贤人隐居，所以以此保身。如果得时、得位、得君、得志，却以此自持，那就是持禄固宠、模棱两可的人了。杜预镇守江陵，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要人，说：“我这是为了避免祸害，不是求取利益。”富郑公生日，韩魏公不论远近每年都送书信和礼物，富公只回答说年老多病没有回信，韩公直到老死也没有改变。陈帅应求知福州，亲友聚集，富公设宴，把五百千钱放在面前，说：“有一联能对者，就当场奉送。”说：“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只有一个年轻人对曰：“千里重来公使，尽由公所使。”

晋朝羊曼任丹阳尹，每天宴请宾客，早到的得到精美的摆设，晚到的就逐渐空了，不及精细。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任临海太守，整天都是美食，晚上也有盛大的酒席。装饰厨房和驿站，来侍奉过客，准备酒食来招待朋友，是人情世故，不能停止的。晋文公经过曹国，曹国不以礼相待。僖负羁送了一盘饭，里面放着玉璧。所以文公伐国，从曹国开始。命令不要侵犯僖负羁的宫室。范逵经过陶侃家，侃母剪下头发换酒菜，劝饮。范逵于是推荐陶侃为庐江督邮，后来以侍中都督七州。所以《伐木》诗说：“有酒我过滤，无酒我买酒。宁可你不来，不是我疏忽。”

晋朝梁柳任城阳太守，皇甫谧不送行，说：“梁柳做平民时，我送迎不出门，饮食不过盐菜，贫穷的人不以酒食为礼，现在送他，是看重城阳太守，轻视梁柳。”李挺之任孟州司户，太守范忠献不喜欢他，等到移镇延安，都送到境外，挺之只在郊外告别，说：“情贵称范公，不我知而远送之，是不情也。”不久责守安陆，经过洛阳三城，无一人前往，只有挺之持檄文见他。

尧确定四时，既以中星，又以鸟兽毛色验证。月令及《七月》诗占测节气，都是这样。大概天象隐晦而难以窥测，物理显而易见。近来有历差之说，我曾验证：如今到晦日，定是五更残月方才出来；到朔日，则未黄昏，新月已生。又其确定日月蚀日分及所蚀分数，则一毫不差。为什么？曾因此思考，授时是重事。然而自古帝王都付之历家，虽周孔大圣，不敢与能。如今考场辄以天文星历为策问，徐节孝于天文造妙，门人问之，则曰：“昔有学天文于谯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学者多，何必天文？’”

扬子云《太玄》张揆温公为注解，莹中谓知历之理，元城谓

译在术数方面，只有老泉（苏洵）不推崇之后，周代的卫元嵩撰写了《元包》，唐代的苏源明为之作传，李江为之作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阴阳家的流派。司马光（温公）的《潜虚》一书，在其行状和墓志中都没有记载；邵雍（康节）的《经世书》和《先天易》想要传授给二程，二程回答说没有工夫，刘安世（莹中）将其视为考订术数的书籍。我认为这五部书都源于《易经》，而《易经》则贯通天、地、人三才，用于占卜，用于理学和性学，没有不适宜的用途。邵雍忌讳别人说他的学问是术数，司马光种植牡丹，先生说：“某日午时，马会践踏致死，到了那天，马厩里的马挣脱缰绳奔赴过去，这如果不是术数又是什么呢？”

译伯乐姓孙，名阳。伯乐星掌管天马，孙阳善于驾驭马匹，因此得名。同时九方歅也善于相马，《列子》称他为九方臯。

唐文宗问：“‘食野之苹’，苹是什么草？”李珏说：“是藾萧。”皇上说：“《诗经》注疏说：叶子圆、花白，恐怕不是藾萧。”陆玑说：“叶子青白色，茎像芸香，而且轻肥，可以生吃或蒸吃。”我认为下一章说：“食野之蒿”，蒿就是萧艾。“那么也不应该苹又被称为萧。”陆德明注释为水藻，更是错误。大概《诗经》中提到的鸟兽草木，各地称呼不同，如果不走遍天下，怎能全部详知？比如苹，生长在水边，茎叶稍微像木芙蓉但弱小，花是白色的。《韩诗》却说：“沉在水中的叫苹，浮在水面的叫藻。”陈藏器以及白居易的《六帖》，于是把萍和苹当作一种。《诗经》不也说吗：“于以采苹，南涧之濵。”宋玉说：“风起于青苹之末。”如果沉在水中，怎么能起风呢？

唐代的柳元度八十岁仍然精力旺盛，有人问他：“只是不让气海冷热不均，食物成熟产生生物，不用元气辅助喜怒罢了？”我的伯父录参说：“不吃鲊酱，也是养生的一方面。”王夕郎诚之写在莲花寺墙壁上：“大概不经过烟火，才是生物。”

梁武帝对俞药说：“俞氏没有先贤，世人说俞钱，不是君子所适宜的。改姓，对喻谢说：‘应当让喻姓从我开始。’”按《姓苑》说：喻氏出自汝南。《左传》郑国公子渝弥担任周司徒，另立宗族为渝氏。汉景帝皇后名志，字阿渝，避讳她，改水旁为口旁，叫喻。晋代有喻归，撰写《西河记》十卷。

太祖任用樊若冰制造浮桥，平定江南，提拔为侍御史。因为若冰类似弱兵，改名知古。徐节孝因为父亲名石，一生不使用石器，遇到石头就避开。蜀地士人李知几名石，乾道年间任眉州太守，姓石的人改名为右教官，命令书写题字给我。敲击石头拍打石头，百兽都起舞。知几说：“您想捶打石头，让畜生们笑吗？”韩子师名彦古，有同名的人，递上名帖说：“石琢皮绷。”赵文昌名范，弟弟丞相名葵，凡是姓范的都叫花。因此改姓的人号称花范。有个属官范骙，称花癸。唐代李銮想把女儿嫁给戎昱，让他改姓昱，戎昱用诗谢绝对：“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宪宗时，大臣商议与北方和亲，皇上诵读这首诗并问姓名是谁，大概赞赏他有操守。

伊川说：“枘凿，就是榫头和卯眼。榫头和卯眼圆就都圆，方就都方。如果一方一圆，就不能相合。”纵防（音勇）言奬劝也，出自《西汉衡山王传》。陆沉，出自《庄子》。如同没有水而沉没。太宗问孔承恭说：“令文中既然说了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何必又说去避来？”回答说：“告诫去来的人，互相避让罢了。”皇上说：“来来往往，密集如交错的蚂蚁，怎么能一一相避？恐怕另有意义。”文豹说：“这正是教人逊路、逊畔的意思。”承恭的说法是对的。嘉定乙亥年，章宗卿良肱以浙漕身份代理京尹，有个士人做贩夫，扯破了他的背衣。章宗卿说：“轻的难道不避让重的？”命令贩夫拜他。士人说：“贱的应该避让贵的，一定要赔偿背衣。”章宗卿说：“背衣值多少钱？”说：“元制十千。”章宗卿说：“我赔你十千，你还他八拜。”士人语塞而离开。

巽卦为近利市三倍。大概市井是商贾聚集的地方，想要求利必须靠近市场。所以凡是防居者说与他交往罢了，习以为常，气质转移，子子孙孙化为浮薄。从此防态，乡居的人虽然看似村野，但质朴厚重，顾念廉耻，信义有古风味。孔子所以想从野人的礼乐，杜诗说：“吾宗老孙子，质朴古人风。”只有野人老人则古朴。

典礼的废兴，是士大夫的责任。冠、婚、丧、祭的仪式，都应当平时练习。只有丧礼，人们认为凶多，不讲究，一旦有大故，就苟且从俗。孔门只有曾子问得详细，子游练习得熟练。《礼记》一书，讲丧礼的十四篇，虽然说是杂出于汉儒，但汉代离古代不远，遵循实行，还差不多。只是礼家多不便于俗，古制多不宜于今。子思说：“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伊川曾经修六礼，因为家人留恋河北旧俗，不能立刻改变。晦庵自从居母丧，开始参酌古今为家礼，其后又各自以俗礼损益。所以说：“礼从宜，事从俗。”于是取温公《礼书》，摘取其可以增补俗礼不足之处四事，附在后面：一、俗以棺木厚而大为美，不知道厚则重重则难以致远，难以下葬；大则墓穴须宽，宽则易坏。又虚檐则占地步，而高则足下虚，不如四直样为利多。二、初丧之家，三日内哭声不绝，然而非人力所堪。圣人恐其伤生，所以小敛后则使之更替哭。君丧则县壶分时刻，以官髙卑代哭；卿大

译士人按照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轮流哭泣。如果不是举行正式礼仪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哭泣也是可以的。如果人手少不足以轮流，那么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聚集哭一次也是可以的。三、去吊丧没有不哭泣的，世俗认为没有眼泪是假哭而以此为耻，不哭尤其

译不知道哭泣的人，是因为要尽吊唁丧事的礼节，帮助主人表达哀痛。如果只知生而不知死，可以不哭。如果是亲人或故旧，怎么可以不哭？现在的人吊唁妇女，如果是陈氏（或指特定情况），就不哭，却对着孝子哭并安慰他，这在礼节上也是通顺的。然而世俗认为辰日不哭，凡是办丧事和吊唁的人都忌讳这一天，这非常可笑。古代有含、禭、赗、赙的礼节，珠玉叫含，衣被叫禭，车马叫赗，钱财叫赙。现在的人送纸钱、纸帛等虚假物品，烧成灰烬，对生者和死者都没有益处，不如恢复古代的赙、禭礼节。凡是金帛钱财物品，都可以根据财力多少，根据人情厚薄，一尺布、一斗米都可以。《礼记》说：“不因奢侈而败坏礼节，不因吝啬而废弃礼节。”如果吊唁哭泣虽然哀痛，却没有物品来表达心意，这也是君子所耻的。然而文豹还有一个见解，现在地位尊贵的人官至极品，富有的人财产巨万，贫穷且地位低下的人怎么敢用钱财作为礼节？所以晦翁的高徒黄勉斋只从事香烛而已。陈平家贫，县里有大丧事，陈平侍奉丧事先前往后离开，以此相助。

丧事固然以哀痛为主，接着就是毁伤身体。然而毁伤身体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丧事还算是孝吗？《礼记》说：“手杖是什么？有人说用来支撑灵柩，有人说用来辅助病人。妇女和小孩不用手杖，是因为他们不能生病。”百官齐备，百物具足，不用说话事情就能办成的，扶着站起来；说了话事情才能办成的，拄着手杖站起来；亲自做事然后才能办成的，脸脏了而已。越人赵东山希棼，淳祐庚戌年遭遇父亲防稽郡王的丧事，他居丧有三件事值得记载：不避煞，不用僧道，不信阴阳。文豹因为防稽前哲的话，推广这三者的说法，作为世人的鉴戒。避煞的说法，不知道出于何时。查唐太常博士吕才《百忌历》记载：“丧煞损害法，比如己日死的人，雄煞四十七日，回杀十三四岁女孩，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杀白色男子，或者姓郑、潘、孙、陈的，到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所以世俗相承，到期一定要避开。然而旅店死的人，当天就出殡，煞气回到哪里？京城却倾家荡产去躲避。东山说：“哪有执亲之丧，想要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却把灵柩关在空屋之下？又哪有为人父而害其子的？于是独自躺在苫块中，整夜安然无事。”而俗师又根据人死的日子推算，比如子日死就损害子、午、卯、酉出生的人，触犯的人入殓时，即使是孝子也避开，以至于妇女都不敢上前，一切交给老妇家仆。不仅枕席铺陈不仔细，而且金银珠宝之类都被他们窃取。《礼记》说：“凡是附在身上的东西，必须真诚守信，不要有后悔啊。”大概亡人所随身的，只有棺中的物品而已，可以不亲自到场吗？这只有老成经历的人，平时以此告诫教导子弟，大概临时不被俗师所迷惑。越灭吴，夫差自杀，让人遮住他的脸说：“我没有脸见子胥。”注说：“现在的面罩始于这里。”

温公说：世俗信奉佛教，认为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一定要做法事功德才能消罪生天，否则入地狱，受切割、舂捣、烧磨之苦。人死则形体腐朽而精神飘散，即使切割、舂捣、烧磨，又怎么知道？唐李舟说：天堂没有则已有，则贤人生；地狱没有则已有，则小人入。现在因为父母死而向佛祈祷，是把亲人当作小人、罪人。伊川说：我家治丧不用佛教，做法事敲锣打钹，是番人的音乐。天竺人见到僧人一定供养他，因此制作这种音乐，现在用在丧家，可以吗？文豹说：外地做法事，只在开始和结束时用铙钹，整夜讽诵讲说，还有恳切忏悔的意思。现在京城用瑜伽法事，只是从事鼓钹震动惊扰活人，尚且让人头疼脑裂，何况亡灵呢？至于诵念，则时常几句，还用梵语演成歌调，如《降黄龙》等曲。到出殡的夜晚，则美少年长指甲的僧人出来，弄花钹、花鼓、锤，专为取悦妇人、掠夺钱财的计谋，看见的人常恨不能挥碎他们的头。这是东山所以决意不用，而家人交相指责，众议沸腾，虽然屹立不动，而背负诽谤不少。我曾举似各位明达，赞同的十八九，只有一位老师说：鲁人猎较，孔子也猎较。注说：较，夺禽兽时俗所尚，孔子从之者为祭祀也。汉苻融说：古代的葬者，衣之以薪，只有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国以来，世俗相承修设道场。现在我想矫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谓我以礼送终，而谓我薄于其亲也。温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斋僧诵经追荐祖考之训。朱寿昌灼臂然顶刺血写经，求得其母，公及韩、苏诸公歌咏其事。江西尚理学，临川黄少卿荦卒，其子堮欲不用僧道，亲族内外群起而排之，遂从半今半古之说。祭享用荤食，追修用缁黄。大概孝子顺孙追慕诚切，号泣旻天，无所吁哀，虽俗礼夷教，犹屈意焉。我说这又是一个见解，只有识者择焉。温公说：孝经谓卜其宅兆者，卜其吉凶尔，非若阴

译阳家观察风水形势，选择年、月、日、时，认为子孙的穷达、贤愚、寿夭都取决于此，甚至导致超过一年不举行葬礼。士人用五行推算人的命运，终身如此，那么禄命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难道会因为选择时日而改变吗？伊川先生说：“占卜日时的礼仪，大概是为了确定吉凶，决断善恶罢了。后代的阴阳家多达一百二十家，就像《堪舆经》说黄帝对天老有五姓的说法，但那时只有姬、姜等两三个姓氏，其余的姓氏都出自后代，有的因出生地，有的因封邑，有的因官职，如管、蔡、成、霍、鲁、卫、毛、郐、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本来都是姬姓。现在如果用祖先的姓氏，那么葬书没有记载祖先的姓氏；如果用现在的姓氏，那么都是后代所承受的，这样吉凶就会随时变化。”按照礼经，安葬时遇到日食，就停在道路左边，等到天亮再出发，这是不可以使用昏暗黑夜的。而葬书却使用干、亥两个时辰，灵柩是重要的器物，难道可以在暮夜行进吗？文豹说：“日者（择日家）的说法，由来尚久了。然而古人占卜只限于蓍草龟甲，后世才开始拘泥于琐碎的术数，拘束于禁忌，并混杂了星煞。汉武帝问占候家哪一天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不休无法决断，于是将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可以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因为五行的生、旺、死、绝可以用道理推演。然而吉凶祸福自有定数，吉人做事不需要选择占卜，自然与福分相合，灾祸将至，即使再拘泥禁忌，终究无法逃避。所以东山先生不相信这些。”

译明道先生任晋城知县时，申令禁止焚烧尸体。然而如今京城内外，每天死去的人数以百计，如果不火化，又哪里去埋葬呢？

李观，袁州人。省试时赋作落韵，主考官喜爱他的策论，特意让他登科。他任清江知县时，欧阳修母亲去世，灵柩经过，太守命李观撰写祭文，说：“昔日孟轲，是仅次于圣母的教化者。如今有像孟轲这样的儿子，即使死了有什么遗憾？请享用祭品。”太守惊讶于祭文的简略，欧阳修却击节称赞。

《周礼》规定太史掌管国君的谥号，小史掌管卿大夫的谥号。《史记》首先叙述周公的谥法，卫国的析朱鉏、北宫喜活着时就被赐予谥号，而周、召、吕、毕却无谥号。京丞相谥号文穆，他的儿子因家讳改为文忠。言官认为杨亿谥号为文，想要加一个“忠”字是不可以的，从此议论认为不应当以选举不实来论处，其子孙想要更改的以违制论处。道号用来代替名字，如伊尹、吕尚称为阿衡、太公，公孙衍称为犀首，公子疾称为樗里子，范蠡称为陶朱公，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了。到了唐代以来，士人于是都以称号相称，即使是道士、僧人也是如此。

朱熹挽周户侍嗣武的诗说：“回忆往昔趋赴丹陛，看您登上玉墀。百姓饥饿您深切进言，君主圣明您极度悲泣。分手时寒江辽阔，惊心时夜壑空虚。如今空流老泪，无处再送灵车。”他在后面注解说：“我因浙东饥荒入朝奏报，您恰好从荆鄂回来，引见对答时详细奏报百姓饥荒。等到我渡江，就听到了您的讣告。如今这次出殡，侦察守候错过了日期，追送不及。所以这样说。”这是附注挽诗的体例。范文正公守母丧时，上书谈论时政；南轩先生守父丧时，上奏疏谈论边事。如今有在守制期间使用启事门状的，既然说“言语不文雅”，哪里能写成骈俪文？既然说“去官守丧”，就与没有官职相同，只应当使用名刺。

女子以德行称呼的，《既醉》诗说：“厘尔女士”，注释说：“女子有士人的德行。”汉代《列女传》搜罗次序才德品行，晋代《列女传》记载遵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妇行》篇。然而古今记载妇人的，只称碑称志，不曾称行状。近来有同乡人记载其母亲称为“行状”，不知依据什么。我续集中以铭文记载妇人，认为是不恰当的。柳宗元文中有马雷五，是子厚妓妾的侄女，十五岁死去，子厚为她作墓志。马淑，是南康的娼女，做李氏的歌姬，二十四岁死去，子厚为她铭墓。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如今用铭文假借给妾妇和母亲，就太过分了。

人生于三而事奉其一，指的是君、亲、师。《礼记》说：“老师难道应当在五服之内吗？五服之内不得不亲近。”又说：“事奉老师不冒犯不隐瞒，左右侍奉没有固定方式，勤勉服侍至死，心丧三年。”孔子去世，门人如同丧父却没有丧服。扬雄去世，侯芭为他起坟，守丧三年。元城先生以温公为师，等到温公去世，去官守丧，不参加考试，待制彭汝砺以倪天隐为师，等到他做官，迎请安置在官署，执弟子礼。等到倪天隐去世，没有儿子，彭汝砺为他办了三场丧事，把他的女儿嫁给同年进士宋涣。康节生病，伊川去探望他，先生举起两手给他看说：“眼前的路径，放宽窄度，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处，怎么让人行走？”先生临终时，外面人的话都能听得见。伊川说：“这只是心中没有念虑不昏沉罢了。佛教知道生死，只是一个不动心，烛照道理明白，自然看见。”吕洞宾对沈东老说：“死时知道所住之处，那么神就知道所往之处，这是古人第一最上极则的境界。”温公所钟爱的是儿子周偕，临终嘱咐时不要让他看见，千万不要兴起哀思，恐怕失真性。生死之事固然难以言说，眼前路径放宽，这句话可以写在衣带上。

谢师直任江东转运使，向明道借仆役挖掘桑白皮。明道先生说：“为什么不使用公家的卒役？”谢师直说：“桑白皮出土，见到阳光能杀人。”伯淳先生使人办事，那么人不欺骗他。

韩文公尊崇孟子，认为观察圣道必须从孟子开始。孟子排斥杨朱、墨子，而韩公的《墨子论》则认为孔子必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任用孔子，不互相任用不足以称为孔墨。《送孟东野序》说：大凡事物不得其平就鸣叫，草木无声，风吹动它；金石无声，敲击它；人的歌唱有思念，哭泣有怀念，都是鸣叫其不平。文豹认为这个说法很伟大，然而认为鸟的鸣叫，春雷的鸣叫，夏虫的鸣叫，秋风的鸣叫，冬；以及禹咎以文鸣，防以韶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这是天机的发动，人文的正道。称之为不得其平是不可以的。《送石洪序》说：有人向河阳节度使乌公推荐先生说：“先生冬天一件皮衣，夏天一件葛衣，早晚饭一盂，蔬菜一盘，给他钱就推辞，劝他做官就不答应。”于是撰写书词，备齐马匹钱币，交给使者去聘请。先生不告诉妻子儿女，不和朋友商量，拜受书礼，晚上沐浴，整理行李，装载书籍，询问道路。文豹看到林子《山隐居诗》说：“过门尽指朝郎宅，入室浑如野老家。”以及赴召诗说：“尺书中夜至，清晓即策鞭。”当时人说子山三次征召不起，还像石洪一样。前日劝他做官他不答应，今日召他做官就白天拜受任命，晚上整理装载，早晨问路。

政和四年，臣僚奏报教官不得为人撰写书启、乐语之类

译陈了翁在颍昌担任分教，太守韩持国命他撰写开宴时的乐语，他推辞说：“师儒之官，不应当撰写俳优那样的文章。”韩持国敬重他，并向朝廷推荐。宝庆戊子年，我陪同华亭张广文益臣在蕲春担任分教，太守赵止〇因四月初一应当进贡苎布，命人起草进贡的表文。张广文恰好生病，我认为贡表可以代写，于是为他起草。首联写道：“云南陆迎修，适届始絺之月；西淮底贡庸修厥篚之仪。”郊恩制词，只有边臣的难以撰写。丁亥年明禋大典，内相程懐古在经筵时患病，嘱托我代草。当时青色制词中间写道：“内强吾圉，无甘泉烽火之虞；外靖彼疆，蔑泰畤蠭旗之祷。”又听圜丘的琴瑟，怀念志义之臣；看见大辂的旂常，慨然想念铭书之士。洪平斋在维〇起草宴饮之文，李文昌巡边乐语写道：“红袖两行，翻作吴宫美人之战；清尊一曲，转为天山壮士之歌。”这些都属于闗鎻格。张元与吴昊一同出使夏国，两人的名字凑成了“元昊”二字。黄帝《阴符经》，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抄写五十本，高宗又命抄写一百二十本。近来金华戴仁父景魏为之作注，我说读它百遍，不如诵一遍。《系辞》看一遍，《庄子》。

译杜甫《昭陵诗》说：“文物如今师法古人，朝廷半数都是老儒。”这是因为太宗二十九岁即位，就喜爱老儒，所以成就了盛德。如今我皇上年轻，而执政大臣无非都是高龄老人，所以能长寿国脉到了极点。庚戌年赐予进士的诗说：“抒发对国家的忠诚只在于名节，济世安邦必须依靠才能。”这真是帝王的谋略训诫。殿试的前两名，虽然有郤克、左丘明的残疾，但文才足以掩盖。习凿齿脚跛，苻坚听到他的名声，与释道安一起乘车将他招致。说：“晋朝平定东吴，利益在于陆机、陆云两人；如今平定汉水以南，得到的士人仅有一人半。”

傍晚在稀疏的松林间行走，远远看见青烟升起的地方，成群的牧人下山，夕阳西斜，芳香的树木和孤云驾驭着回风，横亘的水流无法渡过，似乎意在盼望隐士，等待月亮一同归去。这是我乡沈庸斋的诗，完全类似陶渊明，自从叶水心喜欢晚唐诗体，世人于是靡然跟风，凡是典雅的诗都不入时人的耳听。刘后村说：“起初我厌恶它，想要停止唐律，专门创作古体。”赵南塘说：“言语意蕴的深浅，在于人的胸襟，不取决于诗体。如果气象广大，即使是唐律也不妨碍成为黄钟大吕，否则即使手持云和琴，惊飙骇电，也只在隐隐拨弦之间。”庸斋名说字惟肖，从上庠登科，担任贵溪县主簿，一年就弃官离去，再调任天台教官，才到中年就不再做官。高横槎题他的诗集说：“做官的情意薄如水，吟诗的鬓发早如霜。”这大概是实录。

琴士用药煮鹳鸟羽毛代替银甲，嘱托我作诗。峄山孤桐琴鸣响，素丝琴弦玉做轸，金做徽。四样珍宝合在一起，已经奇绝，还嫌手指声音不够清彻。背负金色的羽毛管，长且尖，剪成爪的样子，鸾胶粘合轻拨。入手更加超越，却笑弹筝奢侈使用银甲。要知道妙处，岂在于声音？一抚一拍，如同陶渊明劝你防备这个，不必多话。世间不宜真，只宜假。

苏轼说：“作诗必定像这首诗，一定知道不是诗人。”宋莒公诗：“汉皋佩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一似非落花。”诗近来体格又不同，不用典故，不着相，而意在言外。我乡王雅林琮，与高横槎同僚。横槎担任处州太守，雅林诗说：“公向疏中元自密，我于熟处放教生。”说他不忘记旧情，我不倚仗熟练。雅林是斋先生夕郎的孙子，担任清江县令，公车交相推荐。贾似道举荐辞说：“有学问有政绩，不扰民不欺诈。”任守棠说：“律己廉洁，持心公平。”赵希瀞说：“平淡疏通，政清讼理。”吴子良说：“持身廉正，办事明敏。”符合归私帑的例券，除去倚辨乡司的圭组。尹焕说：“汉彭城令桥梁邮置不治，过者知其不能。”本司近来命令各处修葺驿路，唯独清江王知县申报未准帖，间已创立堠石，仍缴连到仪制墨本部内，只有清江的政绩卓冠诸县，设施不扰民，和籴有方，书司发升陟，并发特荐奏状。其他如洪仓使薿、姚宪使希得、金守文刚，都以廉平推荐。只如接送人从往返路费，都自己支给，应祭祠宴饮兴造等，都从官买，不科乡司吏案，这也很难。向来只看见东莱子延年主绩溪簿，如此虽然糊窗纸，也自己买。张籍劝退之著书，排佛老公，请待五六十后，大概恐怕年少望轻，人未信服。士大夫的制行也如此。括苍山水明秀，人物如之。淳祐己酉，郡守史宅之梦见处州出三魁，明年赵顺孙春秋魁南省，张元孙赋魁别头，陈景行以书都魁监补。

近来诗学盛兴，然而难得全美，聊随所见，摘录一二：赵东山《邮亭诗》“风雨送迎，地别离，多少人”；刘云岫《钥喜晴诗》“云影犹湿，日光初漏明”；顾秋鹤《梦日夜游诗》“路转歌声杳，夜深衣露浓，美人行月下，秋水泛芙蓉”。其他平淡中有理趣，有警发，如赵竹所“崇滋事才有意，终须失；人到无求始是高，贫悟交游”。秋后叶老，看富贵雾中花。从来尽说天堪问，天到如今亦厌烦。杨兰坡《颖士傥来轩冕》“何须问分定，功名不在忙”。我乡余梅檐《洪道》“世上声名无买处，人间官职有来时，须知凡卉空千万，不似寒花只两三”。着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宽。余和之“云脚根须管虚中实，眼界当于窄处宽”。又萧兰皋《日孜喜麦呈邑宰》“民得食天全命脉，令从心地起根芽”。又朱梅居见谢人送苦菜“以京城所无物态，却从无处有；世情偏向苦中甜”。

我有三恨：一、无子；二、无助；三、无成。抱着这苦心，以文字娱乐。既然在这录绝笔，又长吟以系之。

可笑春蚕有许痴，年年辛苦为他谁？恰如贫女飞梭了，挂体何曾有一丝。

天不奈何，无可问世，皆如此，有谁听

译你为我指出防春所在之处，只见垂柳的枝条独自呈现出青翠之色。

译吹剑录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