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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备论》宋 何去非

目录

六国论

秦论

楚汉论

晁错论

汉武帝论

李广论

李陵论

霍去病论

刘伯升论

汉光武论

邓禹论

魏论上

魏论下

司马仲达论

邓艾论

吴论

蜀论

陆机论

晋论上 晋论下 苻坚论上 苻坚论下 宋武帝论 杨素论 唐论 郭崇韬论 五代论

〈六国论〉

秦国具备了兼并天下的形势，于是天下就到了必然可以被兼并的地步；六国拥有可以抵抗秦国的态势，而秦国却到了无法被抵抗的地步，这难道是秦国在消灭六国方面更加工巧吗？祸根在于六国的君主，自己攻打那些可以亲近的国家，却记住了那些可以仇恨的国家。

秦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统一的，而关东的国家却有六个。计算秦国的土地，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兵力，占六国的十分之一。凭借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兵力，却常常凭借雄强来主宰天下的命运，这是因为秦国占据了形势便利的地势，向下扼住天下的咽喉，而将六国的胸背踩在脚下。假如六国的君主知道国家的真正祸患在于秦国，并且互相竭诚缔结盟约，合力排斥秦国，那么即使秦国确实擅长攻战，又怎能鞭笞六国，让它们并排着头向西侍奉秦国呢？更何况能够一个个地消灭它们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考虑这一点，凡是那些早朝晚退的举措，都是他们自相残杀的谋略。这就是秦国得以收拾他们的弊病并最终擒获他们的原因。

大概六国的形势，没有比合纵更有利的，没有比连横更有害的。合纵达成则安定，连横形成则危险，这是必然的趋势。当初苏秦促成合纵时，秦国人不敢窥视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后来张仪促成连横，山东诸侯每年遭受秦国的祸患，每天割地以求取秦国的欢心，最终土地耗尽，国家变成废墟。六国固然曾经获得过合纵的利益，然而最终败于连横的危害，祸根在于自己攻打那些可以亲近的国家，而忘记了那些可以仇恨的国家。所谓攻打可以亲近的、忘记可以仇恨的，是指秦国逐渐蚕食六国并消灭它们，那么关东的诸侯都是同盟国，应该情投意合以谋划抵抗秦国。然而，齐、楚自恃强大，有吞并燕、赵、韩、魏的志向，因而缓和了对秦国的祸患；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猜忌厌恶齐、楚的心思，因而胁迫秦国的威势。因此连横之人得以利用这一点，拆散败坏合纵的盟约，秦国用气势恐吓、用势力威胁他们，所以人人震惊逼迫，争相向秦国行贿，唯恐自己落后。竟然不知道齐、楚虽然强大，不足以让秦国畏惧，而秦国非常忌惮的，唯独是韩、魏。韩、魏，实际上是诸侯的西面屏障，其势力能限制秦国，使其不能向东扩张。秦国如果有办法越过韩、魏，我们就能控制它的后方，这是秦国所忌惮的。假如齐、楚、燕、赵审察到国家的真正祸患在于秦国，并且知道韩、魏是保护我们的屏障，托付国家重任并亲近他们，坚守合纵盟约，合力同心，以仇视像虎狼一样的秦国。假如秦国一旦向六国出兵，那么六国的军队全部集结跟随，那么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山东就安定了！

有人说：韩、魏是秦国接壤的土地。秦国军队攻打韩、魏，是在百里之内作战；攻打其他四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韩、魏招致秦国军队，近在一天之内；而他们等待诸侯的救援，却远在三个月之外。秦国攻打韩、魏后回国休整军队，那么其他四国在边境侦察的人还没来得及知道。现在只是空谈来役使韩、魏，那么秦国本来就会迅速攻打并竭力击溃他们。这是让三国迅速遭受灾祸，而齐、楚、燕、赵反而处于唇亡齿寒的忧虑中，这不是最好的计策。唉！齐、楚、燕、赵的百姓，每年背着粮食扛着兵器应对秦国的敌人，没有一年空闲，然而最终不能缓解秦国的祸患一天。四国如果真的能每年轮流派出一国的军队，任命一位偏将统领，以联合戍守韩、魏并辅助他们的势力，那么六国的军队就会每天聚集在韩、魏的郊外，仰视关隘而窥伺秦国。秦国如果真的勇敢，即使每天羞辱并招引他们，也肯定不会轻易出兵，因为要腹背受敌。苏秦、张仪，虽然他们的权术产生于揣测和辩说的技巧，人们都轻视他们，然而他们的策略谋划，都足以成为诸侯的利害并决定成败。大概苏秦没能最终被六国信任，而张仪的志向独自在秦国实行。这就是六国被秦国兼并的原因。

唉！假如关东的国家分裂为六个，难道是上天用来最终帮助秦国吗？假如关东的土地合而为一，在韩、魏的郊外与秦国决一死战，那么胜负的形势大概还不可知。假如齐国能凭借它的资源从而吞并燕、赵，楚国能凭借它的资源从而吞并韩、魏，那么鼎足之势就可以形成。因为国家有六个，所以秦国人得以离间他们的欢好并拆散他们的交情，最终一个个地消灭了他们。可悲啊！

〈秦论〉

用兵，有进攻有防守，善于用兵的人一定知道进攻和防守的适宜之处。所以进攻就能攻克，防守就能稳固。应当进攻时却防守，应当防守时却进攻，都是导致失败的道理。当天下拱手相让侍奉秦国的强盛时，秦国出兵攻打诸侯，大概是想要夺取他们。图谋进攻以夺取别人国家的，所谓是兼并敌人的军队。等到天下奋起率领叛乱秦国的混乱时，秦国

译集结军队来抵御诸侯，大概是要挫败敌人的锐气。谋划抵御并挫败敌人军队的，就是所谓的救援败军之师。面对两方强敌的军队，利于辗转作战；救援败军之师，利于坚固防守，这是用兵的常理。

译秦人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阻来威临山东，自秦穆公以来常称雄于诸侯，最终至于兼并天下而称王，难道是他们的君主世代贤明吗？也是因为得到了地势便利的缘故。秦二世时天下大乱，天下人共同起事而灭亡了秦朝，不到三年就化为废墟。因为秦二世的无道，秦朝也足以灭亡。然而，假如秦二世知道舍弃背叛的山东地区，严阵守卫函谷关作为自救的计策，即使以无道的手段行事，山西千里之地还是可以保全一段时间。不知道考虑这一点，竟然出动全国的军队交给章邯、李由等人，越过函谷关千里去与敌寇搏杀，还像往日那样堂堂正正地与敌人交战，这也太荒谬了。当陈胜首先起事时，天下的豪杰争相向西讨伐秦朝。大概振臂一呼，披甲的士兵就有百万，举起旗帜一号召，攻下的城池就有几十座。而且这些人大多是从山林中崛起的平民，他们存亡胜败的关键取决于一战，他们的锋芒极其锐利。而章邯等人不知道坚守来消耗敌人的锐气，竟然率领孤军、放弃大的险要，渡过漳水、越过洛水，左冲右突，去抵挡四面合围的锋芒，最终导致失败。而沛公的军队，挥袖而下就控制了函谷关。虽然秦二世的无道足以导致宗庙覆灭，天下的形势足以平定秦朝，但秦朝灭亡得如此急迫，是因为用兵的过错。秦朝役使百姓从事天下事务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百姓遭受秦二世的毒害还不深，他们勇于为公而斗、乐于保卫君主的传统风气还在。而章邯带兵，用于进攻则不足，用于防守则有余。周文曾经率领百万军队驻扎在城下，章邯三次出击三次击退他，最终杀死了周文。假如他不随即放纵军队去与敌人搏杀，而是坐在函谷关坚守，作为挽救败局的军队，关东的土地虽然已经分裂，但整个秦朝还没有崩溃。

有人说：七国反叛汉朝时，议论的人认为吴、楚有罪，因为他们不知道堵塞成皋的关口，而汉将一天之内通过成皋的有几十批，于是导致败亡。现在豪杰反叛秦朝，却怪罪秦二世越过函谷关转战为什么呢？唉！只谈论兵法的人，不考察逆顺的情势和利害的趋势，那么用兵也就疏漏了。秦朝有可以灭亡的形势，而天下的民众也锐于灭亡秦朝，所以豪杰的兴起是顺应民心的，关东不再为秦朝役使了。汉朝没有可以反叛的祸端，而天下的民众没有背叛汉朝的心意，那么七国的兴起就不符合民心了，天下都为汉朝役使。对于不再为秦朝役使的关东，秦二世怎么能在那里与那里的民众迅速交战；对于正为汉朝役使的天下，汉朝怎么能不奔赴那里迅速诛杀那里的君主。这就是作战和防守之所以采用不同策略的原因。从前贾谊、司马迁都说：假如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水平的辅佐，那么山西之地可以保全。而他们有最终夺取却失言的讥讽在后世。他们二人，本来不是不懂事机的人，也是惋惜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罢了。虽然如此，他们只知道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却不知道到了子婴时秦朝的事已经完了，即使有姜太公这样的辅佐，又能把秦朝怎么样呢？

《楚汉论》

统治天下的人，他的凭借有三种：有凭借德行得到的，有凭借武力兼并的，有凭借智谋夺取的。凭借德行得到的，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凭借武力兼并的，秦朝就是这样；凭借智谋夺取的，刘汉就是这样。大概凭借武力不如凭借智谋取胜，凭借智谋不如凭借德行周全。

至于项羽争夺天下，他所凭借的是什么资本呢？德行不是项羽所能谈论的，他在智谋、武力方面的资本又都丧失了。而后世的议论却说：项羽也是不幸遇到汉高祖这样的对手而于是失去了天下。唉！即使没有汉高祖，项羽对于天下本来也将失去。汉王对于智谋大概是疏略的，因为他能得到真正智谋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称王的原因；项羽对于武力曾经强大，因为他不知道真正武力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那项羽凭借百战百胜的气势压倒一时，亲手袭取天下而称王于豪杰并宰制他们，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抗。看他所赖以作为资本的，大概有类似武力的样子。虽然如此，他所说的武力，对内依靠自身的勇猛，叱咤震怒足以威慑平民；对外依靠部众的强劲，搏斗决战足以吞并敌人罢了。至于阻挡山河，占据地势便利，俯首向东俯瞰，临制天下，保住王业的稳固，留给后世的强盛，所谓真正的武力，他本来没有谁知道。因此轻视函谷关中天险的形势，焚烧屠杀逞其暴虐，最终全部遗留给两三个投降的俘虏，反而怀念小小的故乡楚地而非常荣耀。他回去时说：“富贵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谁能知道呢？”这只不过是浅薄男子的度量，哪里值得作为有志于天下的人说道呢！后来数落项羽罪过的人，都说：夺取汉王的关中，在天下违背信义，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唉！假如项氏没有称王的意图，而只是夺取汉王的关中，那么说他在小小的信义上得罪是可以的。如果他有意称王而夺取关中，这是得计。只是他知道夺取而不知道拥有，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

古代创业造国的君主而做这种事的，可以尽数罪责吗？韩信还没有脱下垓下的铠甲，汉高祖就夺取了他的兵权，不久又夺取了他的齐地。然而智者不非议而义者不怪罪，是因为对于天下为重，而辜负个人为轻的缘故。因此不顾意气上的微小恩惠，而保全社稷的大计。汉高祖挟持他自身的智术，本来不足以安定天下而称王。然而天下最终归附他，大概是因为他能收服人心

译智慧在于任用人才而不怀疑。能够借助他人的智慧并任用而不怀疑，那么天下的智慧都成为他的凭借，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智者。况且他所具备的，是帝王的胸襟，所以在他向西迁徙时就说：“我也想要向东啊，怎么能郁郁寡欢长久居住在这里呢？”这他与项羽就不同了。虽然如此，假使没有智谋之士来主持谋划，那么天下的大事也就失去了。当他进入函谷关时，封存了秦朝的府库，退兵驻扎在霸上。他的谋划是委婉含蓄的。然而他因受妄议的惊惧，一旦关闭函谷关不接纳东来的军队，以抵挡那些聚集而来的锋芒，几乎不免遭受项羽的暴虐。假使当时他保持谦卑而让项羽骄傲，应当能够从容地拱手作揖以赢得项羽的欢心，高枕无忧地在关中称王，安抚他的部众，慢慢为日后做打算，那么天下就不难平定了。幸好后来又获得了迁往汉中的机会，凭借思念归乡的士兵，兼并三秦，平定齐、赵，收编韩信、英布，与项羽亲自较量了好几年，才勉强得到天下。假使当初项羽占据函谷关称王，驱赶他向东出兵，让他与韩信、彭越、田荣、黥布这些人分割疆土，以削弱他的势力，那么关东的土地还能被他兼并吗？确实啊！帝王的兴起，本来就有所谓的“驱除”之人（指扫除障碍的人）。

译《晁错论》

古时候，主持国政、处理事务有四种臣子：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将其杜绝，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就将其消除的，是贤臣；祸乱已经结成而排解它使之安定，危难已经确立而平定它使之太平的，是功臣；国家已经安定却把它置于危险之中，世道已经太平却把它搅得混乱的，不是愚臣就是奸臣。大概奸臣缺少的是忠诚，愚臣缺少的是智慧。忠诚和智慧都不足却主持国政、处理事务，这是祸乱的根源。

从前，晁错曾经对汉朝忠诚，但他的智慧不足以承担天下的大权，因此轻率地引发了七国之乱，而他本人先因一个人的进言而被杀。这难道不算是愚昧吗？那晁错，是研习申不害、韩非学说的，意气锐利而少恩义，喜欢谋划而喜好建功的臣子。自从汉景帝住在东宫时，晁错就用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来激励他，景帝本来就已经宠信他了。等到景帝即位，就把天下大事都听凭他决断。晁错倚仗君主把天下大事都听凭他决断，想要实现他所谓权术的效果。因此轻率行动而不迟疑，决断发动而不顾后果，最终导致君主忧虑、国家危殆，几乎酿成刘氏王朝的大变局。而后世的士人，还有知晓这一点的，只有扬雄才称他为愚昧。扬雄认为晁错愚昧，不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而认为他愚昧，而是因为他不能杜绝七国尚未爆发的祸乱，反而故意促使他们走向叛乱。东方诸侯的势力确实强大了。强大就会骄傲，骄傲就会反叛，这是常理。然而，约束他们使他们不骄傲，驾驭他们使他们不反叛，难道本来就没有办法吗？而晁错的策略说：“削减他们的封地。不削减，他们都会反叛；削减了，他们反叛会晚一些，但祸患会更大。”这是晁错的计策没有其他办法，只是促使他们尽快反叛罢了。晁错所说的祸患小，是因为我朝削减他们的土地，而晚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百姓的缘故。哪有几十年安抚顺服的百姓，一旦之间就不为他们效力的呢？吴王所发动的五十万军队，都是他削减郡县所得的百姓。联合七国百万军队，向西进犯以图谋危害关中，却说祸患小，真是愚昧啊。

那七国的君王，只有吴王刘濞曾经经历过军旅，是积久的奸恶之人。其他六位君王都是骄横幼稚的人，没有高才绝世的器量、挟持智谋和权术，足以成就大计的。他们的谋划又不是事先缔结而长期合谋的。如今一旦徘徊观望互相示意而起兵，都是吴王实际上逼迫他们，想要一并作为建立东方帝王的资本罢了。在汉文帝时期，刘濞因儿子之死的间隙而不朝见，反叛的端倪已经显露了。贾谊本来曾经为此痛哭流涕。然而汉文帝一概包容隐匿，不追究他的奸恶，而用恩惠礼遇来牵制他。因此直到汉文帝在位的三十多年间，刘濞没有其他变故。刘濞在汉景帝三年反叛，而他称王吴国已经四十三年了。牙齿头发本来已经衰老，而以前的勇猛决断之气以及骄横强悍之情、窥探觊觎的奸心，都已经消解了。如今一旦奋起倾尽全国兵力向西进发，计谋不再回头，刘濞难道是不得已吗？有晁错在后面鞭策催促他起兵啊。从前高祖封刘濞为三郡之王，而且面向南方安抚他的国家四十多年。晁错掌权办事，一旦之间就削减他的两个郡。楚王、赵王、齐王等，都因为暗中隐藏的微小罪过而被夺去封国的一半。他们本来就知道土地尽失而性命随之，因此出于计策的无奈而作一决死战罢了。假使景帝承袭文帝的宽厚而恩礼有加，而晁错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让诸侯都得以用他们的封地分封子弟，以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么刘濞又何必白发苍苍时举兵，希望得到非分的愿望，而楚王、赵王、齐王等不安于南面称王的快乐而甘愿为刘濞效力呢？

吴王是反叛的贼虏，本来是天人共同抛弃的，没有不走向败灭的。但也幸好他不精通兵法，假使他真的精通兵法，那么关东就不是汉朝所有，而晁错的罪过岂止是杀头所能抵偿的呢？当刘濞起兵时，他向老将谋划，老将说：“必须先攻取梁国”；他向新将谋划，新将说：“必须先占据洛阳”。这两种策略，都是必胜的策略。而吴王昏昧于所用，所以败亡随之而来。那说必须先攻取梁国的，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弟，国家大而强盛，北边靠着泰山，西边界于高阳。如今放弃梁国不攻下，而军队径直向西，那么汉朝军队冲击他的胸膛，梁国军队捣击他的咽喉，不战就能擒获他了。这是老将认为先攻取梁国为功劳的，是保全大局的策略，所谓用正兵相合啊。洛阳凭借山河的险固，扼守西进军队的要冲，积聚武库的器械，丰富敖仓的粮食。如今不迅速占据而缓慢行进停留攻打，而汉朝骑兵腾跃进入梁、楚的郊野来逼迫他们，失败可以立刻等待了。这是新将认为先占据洛阳为功劳的，是出奇制胜的策略，所谓用奇兵取胜啊。这两种策略，都是必胜的策略。虽然反叛国家的贼虏无所依恃，这也是兵家的至理啊。幸好当时没有用双管齐下并施的方法来教导他。因此吴王采用攻梁的策略，而不采用据洛的策略，这就是他迅速失败的原因。所谓双管齐下并施的，是精锐部队卷起铠甲奔赴洛阳，重兵迅速攻打以覆灭梁都，虽然不能进入函谷关，但山东地区就全部平定了。知道攻取梁国而不知道攻取洛阳，那么汉朝军队得以向东进发；知道占据洛阳而不知道攻取梁国，那么梁国军队得以尾随其后。假使精锐部队占据洛阳而重兵攻打梁国，洛阳已经占据，那么汉朝军队不能立即向东。汉朝军队不向东，那么必定攻取梁国，梁国攻取而山东就平定了。幸好他没有采用这种策略，而是屯聚兵力而不分散，以压迫梁国的壁垒。梁国还没有来得及攻下，而周亚夫之类的人已经驰入荥阳而在昌邑扎营了。求战不得，想要离去不可，彷徨无所适从而坐以待毙。所以说：幸好他不精通兵法啊。假使吴王两种策略都采用，而又借给田禄伯偏师率领他们奔赴武

译吴国关闭关口，周亚夫的军队长驱直入，于是抵达了阳城的北面。晁错虽然反应并不迟缓，但造成的祸患实在太大了。唉！谁说晁错不是真正的愚者呢！

译《汉武帝论》

用兵有必须使用的时候，即使是虞舜、太王那样不喜好战争的人，也必定会发动战争；有不必使用的时候，即使是蚩尤、秦始皇那样不满足的人，也应当收敛武力。古代的君主，有忘记战备而厌恶用兵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欺凌他，所以他的势力因衰弱而困窘，无法振作；有喜好战争而穷兵黩武的，其弊端是天下人都能趁机攻击他，所以他的势力因强大而不知收敛。那么，对于人的国家来说，用兵有因使用而陷入危险的，也有因不使用而面临危殆的。

西汉的兴起，历经五位君主到了孝武帝。从高帝以平民身份起事，诛灭强秦、压制暴楚，随后平定叛乱，征讨不服，直到他去世，天下伏尸流血长达二十多年。吕后、惠帝、文帝，趁着天下刚刚平定，与百姓休养生息，深深秉持柔顺仁爱、不可动摇的德行。对于用兵，他们本来害怕谈论而厌恶使用，可以说懂得天下的形势了。孝景帝对于汉朝，大概是威严可以抗衡、兵力可以显露的时候。然而，即位不久，突然被七国之变所惊扰。所以他的志气受到创伤和惩戒，也姑且安于天下无事，没有闲暇为天下的形势考虑。然而汉朝的形势，也渐渐趋向衰弱了。孝武帝凭借雄才大略，继承三代涵养培育的恩泽，知道天下的形势将要趋向强大而不能振作，正是应当用威严强大来辅助、用武节来抗衡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内部没有奸邪叛变的臣子，外部没有强逼的国家，世代成为汉朝祸患的只有匈奴罢了。

匈奴自从楚国、汉国兴起时，趁着秦朝的混乱，再次践踏河南之地，他们的势力开始强大。高帝曾经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白登之围，士兵七天没有粮食，后来解围归来，不想有办法报复，于是开始商议和亲。高后受到傲慢书信的侮辱，临朝时震怒，最终用委婉的言辞和顺从的礼节来抚慰匈奴桀骜不驯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想要让百姓卸去重担，姑且把外患搁置而不计较。孝文帝即位，用来顺从取悦匈奴的馈赠非常多，甚至装饰派遣宗室女子去巩固他们的欢好。大概送亲的车队还没有返回，他们就已经大举深入，侦察骑兵到达了甘泉、雍梁。后来时亲时绝，因为寇患逼近，在霸上、棘门、细柳驻扎重兵来保卫京城。凭借孝文帝的宽厚仁爱、镇静沉着，撩起衣服奋起，亲自驾车驱驰的有两次，甚至到了停下吃饭、拍打大腿思念李牧、廉颇良将才能的地步。孝景帝时期，用来取悦奉承的情意和馈赠的数量又更加多了。然而他们侵犯的暴行，纷纷扰扰不停止。由此看来，汉朝对于匈奴，如果不深刻惩戒并大力治理，那么作为后患，哪里能防备得尽呢？因此孝武帝激发他英明特出的气概，选拔训练骑兵，挑选任命将帅，先发制人而昌盛地诛灭他们。大概军队出征十年，斩杀收割殆尽，有名望的王和贵人被俘获数以百计，单于抱头逃窜到漠北，于是收回两河之地并设立郡县归属朝廷。洗刷四代受到的侵辱，留给后代安宁强大。到了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时期，单于叩头臣服顺从，按期朝见听从命令，位次比同内地的诸侯。虽然说劳师费财，但功业的影响深远了。假如没有孝武帝，那么汉朝世代遭受边患，戍守服役、转运粮饷给朝廷带来的忧虑和负担，可以预先估计吗？太严重了！愚昧者的议论，不知道探求天下的形势、强弱所应当做的，却随意说：“文帝、景帝是慈爱节俭爱护百姓，而武帝沉溺于用兵和祭祀。”甚至把武帝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并诋毁他，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假如孝武帝不沉溺于文成、五利等奸邪之徒而加重消耗天下，抵御敌人的战事在卫青、霍去病死后就停止，而不穷尽李广利（贰师将军）的兵力，那么他的功业可以与周宣王比肩了。

《李广论》

先王的政令，不追求顺从人的私情，而追求符合天下的正义。正义的确立，在国家表现为法制，在军队表现为纪律。治理国家而放松法制的人会灭亡，管理军队而废弃纪律的人会失败。法制不是人情所安适的，但我一定要驱使人们去遵守，这是为了统一万民；纪律不是士兵内心所喜欢的，但我一定要督促他们去遵循，这是为了严明三军。

从前，李广担任将军，他的材能气概超绝，汉朝的边将没有超过他的，自从汉朝军队进攻匈奴，李广没有不担任此事的。大概以兵力驻守郡县四十多年，以将军身份出塞的年份接连不断，大小战争七十多次。遇到汉武帝厚赏功臣，自从卫青、霍去病出征以来，战胜敌人而获得侯爵封地的有数十百人，李广的官吏士兵获得侯爵的也有数人，而李广每次遇到失败受罪，没有尺寸之功来获取封爵，最终因违背军律自杀来承担幕府的责罚。当时和后世的士人，没有不共同惋惜他的材能，而深深哀怜他命运不济的。我私下曾经探究，以李广的才能而最终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治军不使用纪律，这就是他的功勋爵赏都不被给予，而又接着导致死亡的原因。

士兵有死于将帅恩情的，有死于将帅命令的。知道为恩情而死而不知道为命令而死，常常导致骄横；知道为命令而死而不知道为恩情而死，常常导致怨恨。善于带兵的人，使士兵既有为我的恩情而死的，又有为我的命令而死的，可以百战百胜。虽然如此，为恩情而死是私情，为命令而死是职责。士兵没有用来尽私情的，而有用来尽职责的，可以作战。没有用来尽职责的，而有用来尽私情的，不可以作战。大概私情在于士兵，而职责在于将帅。在于士兵的难以依赖，在于将帅的可以确信，所以如此。部曲行阵、屯营顿舍，

译至于昼夜警戒的严密、符节名册的管理，都是所谓的军队纪律。即使是统领百人的军官，也不可一天就废止而放松对约束的申明与严格。所以用来防守则整齐而不违犯，用来作战则严肃而服从命令。如今李广治理军队，希望每个人都能自己求得安逸和利益。至于部队的编制、驻扎休息、警戒严格、管理控制，全都松弛忽略，以便谋取私利而专门施予恩惠。所谓的军队纪律，未曾使用过。所以当时人们称赞他宽缓不苛刻，士兵都喜爱他，而程不识却说：“士兵虽然安逸，乐意为他效死，但敌人突然侵犯，没有办法禁止。”这就是他的恩惠不加上法令，而功业难以必然成功。士兵确实乐于为他效死了，然而纪律不戒备，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所以说：厚待而不能命令，就像骄纵的儿子，不可使用。

译从前，司马穰苴突然从平民百姓中被提拔出来统领齐国军队，他向庄贾申明了一次军令，全军将士没有不争先恐后为他赴战的，于是便一举摧毁了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彭越兴起于百人规模的盗匪团伙，他所率领的都是平日里地位相等的普通人，一旦发布号令，斩杀了迟到的人，众人都不敢抬头看他，于是凭借这支军队起兵成为侯王，最终辅佐高祖平定了天下。这两个人，哪里是所谓平时就安抚训练军队的将领呢！因为他们掌握了治军的纪律，能使全军将士必定为军令而死罢了。李广不在这方面寻求，却听从妄人的言论，因为杀害已经投降的人而深深自责悔恨，认为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也太疏忽了。

善于统帅将领的人，不把将领送给敌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把自身送给敌人。君主把将领送给敌人，而将领不推辞，这是制约将领；将领把自身送给敌人，而君主不禁止，这是听从君主。所以听从君主而没有决断，制约将领而没有权变，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

汉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为贰师将军运送辎重，但李陵厌恶隶属于别人，自认为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才、剑客，希望独自率领一队人马，凭借五千步兵深入单于的王庭，而不需要骑兵。所谓骑兵，是匈奴的优势兵种和擅长技艺。在广阔的平原上，奔驰冲撞践踏，出没于千里之间，不是中原的步兵所能抵挡的。凭借匈奴的强大，骑兵的众多，处于安逸等待的状态，作为制服敌人的主人。而我们却想用五千士兵，披甲背负粮食，徒步深入，驱使疲惫的军队，作为奔赴敌人的客人。这是李陵轻易地把自身送给敌人了。而汉武帝不禁止他，反而非常赞赏他，听任他行动。上面没有统帅，旁边没有援军，让他耗尽数十日的力气，跋涉数千里的土地，去与敌人较量而希望成功。李陵确实勇敢，虽然他的失败足以昭示天下；最终因为众寡不敌，自身沦为降虏，辱没国家败坏家族，被天下人嘲笑，这是汉武帝把李陵送给敌人了。所以说：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兵法说：“小股军队如果坚持硬拼，就会被大股军队擒获。”李陵率领五千士兵，孤军单独出击，面对单于十万大军，转战万里，怎么能不被敌人擒获呢？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没有侥幸的胜利，而有恒定的功效。计算必定胜利然后才作战，这是胜利不能靠侥幸得到；估量有功效然后才行动，这是功效可以经常期望。秦国将领要攻取楚国，问将领李信说：“估计需要多少兵力才够？”李信说：“二十万就够了。”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非常赞赏李信而畏惧王翦，于是率领二十万大军，由李信率领出发，大败而归。秦王非常愤怒，亲自驾车去请王翦，王翦说：“一定要任用我，那么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谨受命令。”王翦于是率领军队，最终攻破楚国并灭掉了它。冒顿单于侮辱吕后，汉朝君臣在朝廷上商议，想要斩杀匈奴使者，于是发兵攻打匈奴。樊哙请求说：“希望得到十万军队，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季布说：“樊哙可以斩首。从前高祖率领四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樊哙怎么能想用十万军队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呢？”吕后恍然大悟，于是停止了这个提议。假使王翦迎合秦王把将领送给敌人而不推辞，吕后听任樊哙把自身送给敌人而不禁止，那么两位将领的灾祸岂止是后悔的呢？

李广、李陵都是山西地区的杰出将领，勇猛善战，能使士兵效死力。然而轻率暴烈容易轻视敌人，可以隶属于别人，难以独自担任主将。世上的君主如果能够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任用他们，使他们振奋激励气节，像雷霆般打击、像猛禽般搏击，那么前面就没有坚固的敌人，而功业可以期望了。汉武帝都违背了他们的任用之道，这两个人最终失败而不能成功，自身受辱名声败坏，难道不值得惋惜吗！

大将军卫青大举攻打匈奴时，让李广担任前将军。卫青调派李广走东路，路程稍微迂回遥远，缺乏水草。李广向皇上请求说：“我的部队是前将军，命令我走东路，我从少年起就与匈奴作战，如今一旦有机会面对单于，我希望走在前面，先死于单于之手。”而卫青暗中接受了皇上的旨意，因为李广命运不好，不让他面对单于，恐怕不能达到目的。李广于是走了东路，最终因为失期而自杀。凭借李广的材能勇武，能够跟随大将军全军出动，他的胜势已经加倍了。又获得走在前面面对单于的机会，这他的志向得以施展，应当有所效命，不再有平日的不幸了。为什么偏偏排斥他，让他走弯路另出，最终死于忧郁之中，而天下人都深深哀悼他呢？至于李陵，又听任他把自身送给敌人而抛弃给匈奴，侥幸希望或许能胜利。等到他失败的消息传来，只是伸长脖子侧着耳朵盼望他战死而已，没有其他后悔惋惜的。唉！汉武帝对于李氏父子不能说是没有辜负。大概任用李广失之于困难，而任用李陵失之于轻易，他们所以丧失的原因是一样的。贾复是光武中兴的名将。光武帝因为他壮勇轻敌而敢于深入，不让他单独率领军队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所以贾复最终凭借功勋名声善终。大概壮勇轻敌的人可以亲自跟随，而单独率领军队远征是深深忌讳的。看贾复作为将领，与李陵、李广没有什么不同。而光武帝不让他单独率领军队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这是明白了解贾复，而得到了驾驭他的方法，所以最终收到了功效而保全了他的身体。不然的话，那么贾复也会死在敌人手里了。唉，任用人才像光武帝这样的人，太少了！

上天所给予的，不可强求而非常高超的，是材能；

译天赋所赋予的，无需学习便非常明显的，是智慧。因为天下没有可以强行造就的才能、可以后天习得的智慧，所以凡是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常人的，都是上天特意赋予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神妙的，天下的能力没有比作战更巧妙的。因为它神妙，所以温和恭敬、诚信厚道的盛德君子有时也无法知晓；因为它巧妙，所以凶恶欺诈、不拘常理的小人却常常能独自办到。由此看来，凡是才能智慧高明而能自得于用兵妙用的人，都是上天所资助的。

译从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时，那些世代为将的宿将们在边塞交战。而卫青出身于低贱的奴仆，霍去病奋发于骄纵的少年，转战万里，所向无敌，声威功业震动天下，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无法超过他们。这两人的才能，难道是出于平素的练习吗？也是上天所赋予的。因此汉武帝想用孙武、吴起的兵书教导霍去病，霍去病却说：“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不要求学习古代的兵法。”确实啊，用兵之道是不能靠死板的法则来传授的。过去的人没有说过这话，而霍去病把它阐发出来了。这足以知道他是通晓用兵之道的。

大抵用兵可以没有固定的法则，但人不可以不学习。因为用兵未曾不出于法则，而法则未曾能穷尽用兵的变化。因为它必然出于法则，所以人不可以不学习。然而法则所能传授的，只是粗浅的部分。因为它不能穷尽用兵的变化，所以人不可以专门固守。因为法则无法传授的，是精妙的部分。法则有固定的论断，而用兵没有恒常的形态。一天之内，一阵之间，分合取舍，变化无穷，只要移动脚跟、眨一下眼睛，兵势就改变了。固守一定的兵书，来应对无穷无尽的敌人，那么胜负的规律就违背了。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把法则当作固守的对象，而把法则当作运用的工具。常常能依据法则而产生新的法则，以及脱离法则而契合法则的精神。顺着古人的道理去探求，而逆着古人的做法在今日施行；向上从他人那里吸取，而向下在自己身上变化。别人因此而死，我却因此而生；别人因此而败，我却因此而胜。看起来似乎笨拙，最终却精妙；观察起来似乎愚昧，恰好却是智慧。运用奇谋契合变化，已经获胜却不告诉别人，那么别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霍去病不要求深入学习，而只自己考虑方略如何的原因。

“归师勿追”，曹操因此打败了张绣，皇甫嵩违背了这一原则却打败了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因此缓和了先零羌的攻势，唐太宗违背了这一原则却降服了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因此杀死了庞涓，赵奢违背了这一原则却打败了秦军，贾诩违背了这一原则却打败了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因此不攻击吴军的精锐，光武帝违背了这一原则却打败了王寻、王邑，石勒违背了这一原则却打败了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因此覆灭了楚军，曹操运用这一原则，抵御袁绍并斩杀了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因此丧失了燕军，秦君运用这一原则，任用白起而打败了赵括。薛公为黥布策划三条计策，知道他一定会舍弃上策、中策而采用下策。贾诩为张绣策划用精兵追击撤退的军队而获胜，用败军攻击胜利的士卒而取胜。宋武帝先预料到谯纵会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攻击他出乎意料的地方。李光弼暂时出营驻扎，忽然回来，就降服了安思明的两名将领。所有这些，都不是死板的法则所能胶着、书本所能教导的。然而，善于用兵的人运用它们，巧妙到了这种地步。这果然不在于继承前人的残余而专门固守。赵括能够详细地阅读父亲的兵书，而蔺相如说他只能阅读而不懂得契合变化。所以他在谈论用兵时，即使父亲赵奢也无法难倒他，但赵奢不认为他有才能，并预先知道他一定会使赵军失败，是因为书本对赵括没有益处。而精妙之处在我自己，不仅不是书本所能传授的，也不是我的心能在未战之前预先确定的。

过去把用兵之道写成书的人，没有比得上孙武的。孙武所能教导人的已经完备了，他所不能教导的，即使是孙武也无法预先说清，而只能靠人自己去探求。所以他说：“用兵获胜的道理，不能预先传授。”又说：“奇正的变化，不可穷尽。”又说：“人们都知道我获胜的形态，却不知道我之所以制胜的形态。所以我的胜利不重复，而应对形态无穷无尽。”善于学习孙武的人，根据这些自己去探求，这就是所谓的方略。霍去病不要求深入学习，也在于此罢了。唉！拿着孙武、吴起的遗言，用空话来衡量别人，只求符合他们所能教导的，而不探求他们不能教导的，却因此称他们为善于用兵的人，也太荒谬了。

《刘伯升论》

古代的豪杰，遭遇天下的变乱，慷慨奋起，都有拯救百姓、拨乱反正的志向。他们的兵力威势，也足以成就功业。然而，一旦肝脑涂地于庸夫、小孩之手，竟然一点也不醒悟，被天下人嘲笑，为什么呢？是因为倚仗气势而轻视他人，倚仗人多而忽视祸患，最终突然爆发于心意所不及之处。

从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时，刘氏宗族被诛杀、废黜、禁锢，救死尚且来不及，侥幸存活的人，都是懦弱无能、习惯于谄媚苟且偷生的。只有刘伯升愤然有复兴断绝宗统的志向，收罗结交轻侠之士，起兵诛杀王莽，即使是王莽也深深忌惮他。当他起兵时，只有舂陵子弟八千人，于是诱合新市、平林几千人的军队来助长声势，而光武帝的军队也在宛县起兵响应，因此斩杀了甄阜、梁邱赐，打败了严尤、陈茂的军队。不到几个月，部众达到十万，声势震动了。于是豪杰们共同商议拥立汉室宗亲，以顺应人心，他们的意思本来在于刘伯升。而新市、平林的将领忌惮他的威严英明，并且喜欢更始帝的懦弱松弛，于是定策拥立更始帝，刘伯争辩却没有成功。不久，刘伯升攻下宛县，光武帝大败王寻、王邑的百万大军。更始帝君臣更加不自安，于是诛杀了刘伯升。唉！刘伯升的志向本来很大，而他的死，愚夫也能预知，而刘伯升却不醒悟。新市、平林的将帅，本来是群

译不过是盗贼罢了。当初我起兵时借用了他们的兵力，随后接连击退强敌并拥有十万军队，这功劳在于我。人们因为我的功劳，想要拥立我为帝。新市、平林的人对此不乐意，于是推举并拥立了平庸软弱的更始帝，那么三军的兵权就不在伯升手中，而在新市、平林手中了。兵权分散给他人，却又固执地争权，更始帝即位后，伯升很快就被诛杀，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前，吕后想要封吕氏诸人为王，去询问丞相王陵和陈平。王陵极力争辩反对，而陈平却表示赞同。王陵的争辩，本意是想安定汉朝并挫败吕氏，却不知道陈平的赞同，才是真正能安定汉朝并挫败吕氏的办法。伯升拒绝拥立更始帝，就像王陵的争辩一样，并没有达到自我保全的目的。虽然如此，伯升的心意本来也没有忘记新市、平林以及更始帝。可惜他面对时机却不知道发动，反而被别人发动了，这就是他至死都不明白的原因。

译宋义向军中下令说：“凶猛如虎，狠毒如羊，贪婪如狼，强硬不服从命令的人，就斩首。”他的本意原本就是针对项羽的。项羽知道他的意图是针对自己，因此先发制人将他诛杀。假如项羽不先发制人，那么项羽也将会被诛杀。刘伯升因为新市、平林等部归附自己，所以对他们施恩德而不忍心辜负他们吗？这哪里比得上蜀汉先主对待刘璋、李密对待翟氏那样呢？刘璋把整个蜀地托付给先主，先主于是夺取了它，作为三分天下的资本。人们不非议他辜负刘璋，反而赞赏他抓住了夺取蜀地的良机。李密起初臣服于翟氏，翟氏自认为才能不及李密，便推举他为主。不久，稍微有些离间的话，李密就诛杀了翟氏，他的权力于是统一，军队因此大振。假如刘伯升乘着攻克宛城的威势，又借着光武帝击败王寻、王邑的声势，整肃军队誓师，诛杀新市、平林那些骄横的将领，废黜更始帝，那么中兴的大业就不属于光武帝了。

唉！刘伯升的不忍心，也不过是妇人的仁慈罢了。古代那些谋求成就大业的人，常常因为不忍心辜负别人而最终被别人辜负，这是因为相互窥伺的时机，间隙容不下一根头发那么宽。光武帝接连作战决胜的能力不如刘伯升，但深远的谋略和计策却远远超过他。大概刘伯升类似项羽，而光武帝类似汉高祖，这就是能够平定天下、恢复大业的原因。起初刘伯升被杀，光武帝赶赴更始帝处，谦退地引咎自责，深深地自我责备谢罪，并不表现出悲伤。因此更始帝信任并任用他，最终得以摧毁王郎、平定河北，他的资本就此形成。于是慢慢纠正自己的位号，率领军队向西进攻更始帝，平定长安。假如他当时就显露出对刘伯升之祸的愤懑不平，那么他也将会一并被诛杀了。

〈汉光武论〉

军队不一定人多，但愿意效命的人就能取胜；士兵不一定都勇敢，但愿意效死的人就能获胜。古代有人因为人多而失败，有人因为人少而获胜，王寻、王邑凭借百万大军败给只有三千人的光武帝，曹操凭借八十万大军败给只有三万人的周瑜，苻坚凭借百万大军败给只有八千人的谢玄，都是这样的例子。率领百万大军面对数千人的军队，这是必胜的军队。然而有时却会失败，是因为骄傲自满，认为必胜而轻敌导致失败。率领数千士兵抵挡百万大军，这是必败的道路。然而有时却能获胜，是因为振奋精神，认为必败而拼死一搏从而获胜。兵力多的是敌人，这是明智将领所贪图、而愚蠢将领所恐惧的；兵力少的是我方，这是愚蠢将领所担忧、而明智将领所安心的。多固然可惧，但我方却贪图它，依仗我有办法制服他们的骄傲；少固然可危，但我方却安心，依仗我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奋勇。率领数千士兵抵抗强敌，让每个人都拼死效命，而忘记自己只有数千人的弱势，这是容易做到的；统领百万大军面对弱敌，让每个人都效命，而忘记自己拥有百万人的强势，这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弱势就会想着奋起，而强势就容易懈怠，所以如此。弱势而奋起，奋起的是士气；强势而懈怠，懈怠的是常情。对于士气容易乘势而上，对于常情则难以统率。趁着容易乘势的士气去激发他们，所以有人少而获胜的情况；顺着难以统率的常情去驱使他们，所以有人多而失败的情况。因此古代善于评论将领的人，一定知道他们所能胜任的兵力是多还是少。如果不是所能胜任的，即使人多也是累赘。韩信认为汉高祖所能胜任统领的兵力，只有十万而已；而他自认为，即使再多也能办到。因此古代善于带兵的人，他们使用百万大军就像使用一个人一样，因为编制已经确定，名分已经明确，节制向来严明，威令赏罚向来显著，有方法运用他们的锋芒的缘故。赵括一次性使用赵国四十万军队，束手就擒被坑杀在长平，是因为败在人多。王翦一定要使用秦国六十万军队然后才能在楚国取胜，是因为能办到人多。汉高祖曾经一次性大规模使用军队，胁迫五诸侯的军队，合计六十万，去攻打楚国。而项羽迟疑片刻，凭借三万精锐，起来覆灭了他们，濉水几乎为之断流。这就是将领超过了所能胜任的限度，也是韩信所担忧的。曹操对于用兵，巧妙诡诈变化多端，分合出没，应对无穷，直到白头从事军事，没有不以少敌多的。最终在赤壁之战中丧师，成就了刘备、周瑜的名声，是因为骄傲于荆州的胜利，依仗水陆兵力的众多，而败在懈怠上。

当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压境昆阳时，他们看待孤城内外的人，都像案板上的肉一样。然而光武帝集结数千士兵，用必死的誓言告诫他们，用求生的渴望激发他们的奋勇，身先士卒与他们搏斗，那么反过来看待王寻、王邑的大军，也都像案板上的肉一样了，因此获胜。虽然如此，这场战役，人们认为这是光武帝的才能，却不知道他之所以有才能的原因。只有各位将领观察他生平见到小敌就胆怯、见到强敌就勇敢，都私下感到奇怪。而不知道光武帝这种勇和怯，正是所谓的才能，都是为了求胜。对小敌胆怯，是他的真情；对强敌勇敢，是他的权术。对小敌胆怯，胆怯就会警戒，警戒就会勉励，这是取胜的方法；对强敌勇敢，勇敢就会决断，决断就会奋起，这也是取胜的方法。对小敌表现出真情，因此不会轻易取胜；对强敌使用权术，因此不畏惧取胜。光武帝不仅能够以少胜多，而且到了人多时更能办到。唉！光武帝对于夺取天下，难道唯独不是出于真情和权术吗？只是人们无法测度罢了。起初刘伯升结交宾客喜好士人，谋划诛杀王莽以复兴刘氏，而光武帝却独自从事农业辛勤耕作而已。所以刘伯升把他比作汉高祖

译兄长刘仲，人们也把他看作谨慎忠厚之人，没想到他还有别的作为。等到他组织宾客，身穿红色衣服、头戴高冠在宛城起兵时，那种勇敢决断的气概甚至超过了刘伯升。光武帝的心思之所以放在王莽身上，难道是一天之内形成的吗？然而在王莽统治的时代，去做刘伯升那样的事，本来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光武帝独自从事农业，表现得谨慎忠厚，这是他的权谋之术；突然起兵，身穿红色衣服、头戴高冠，这才是他的真实情感。所以刘伯升首先起事，而光武帝最终成就了大业。唉！像世祖这样的英雄，是难以企及的。

译〈邓禹论〉

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强大的敌人骄傲，使锐利的敌人懈怠。如果敌人的势力确实强大，我就表现出极度的虚弱，让他们依仗这种优势而自以为独一无二地强大，从而变得骄傲。如果敌人的气势确实锐利，我就收敛自己不予回应，使他们无法施展其锐气，从而变得懈怠。然后拿出我隐藏的强大力量去打击他们的骄傲，拿出我埋伏的锐利攻势去打击他们的懈怠，使得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来不及窥探，有勇力的人也来不及疲惫，那么制胜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手中了。

从前，冒顿单于消灭东胡、李牧大破匈奴，都是利用敌人的骄傲；赵奢击败秦军、周亚夫打败吴楚叛军，都是利用敌人的懈怠。虽然如此，想要通过使敌人骄傲和懈怠来击败敌军的人，必须具备坚定的自制之气和善于等待的度量。受到逼迫而不被触动，受到干扰而不作回应，这是他的气概；受到侮辱而不愤怒，受到激怒而不改变常态，这是他的度量。保持这种气概，坚守这种度量，作为上级的人无法随意发号施令，作为下级的人无法随意议论，然后才能战胜敌人并确保成功。

东胡依仗自己的强大，轻慢冒顿，冒顿就利用东胡的轻慢来助长它的骄傲。要求马匹，给了它，又要求妇女；给了妇女，又要求土地。冒顿在群臣中大加议论，杀光了所有主张给土地的人，骑马奔赴东胡，下令说：“后到的斩首！”国人听从命令，于是消灭了东胡。

秦军攻打韩国，驻扎在阏与，赵国派赵奢去救援。赵奢利用秦军的锐气想要使他们懈怠，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停下来，在军中下令说：“敢以军事进谏的人处死！”秦军在武安西边，击鼓呐喊，整顿军队，震得屋瓦都抖动。军中有一人请求紧急救援武安，赵奢立刻杀了他。加固营垒，三十天不进军。秦军渐渐松懈，赵奢卷起铠甲快速进军，两天一夜到达距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扎营。秦军没想到他会到来，全部披甲迎战，一战就大破秦军。这就是冒顿、赵奢之所以能使敌人骄傲和懈怠的原因，因为他们的部下无法随意议论。

李牧为赵国守卫北方边境时，与士兵约定说：“匈奴如果入侵，立即进入营地防守，有敢捕捉俘虏的人斩首！”像这样过了几年，匈奴认为李牧怯懦。赵王因此责备李牧，李牧仍保持原来的做法。赵王愤怒地召回李牧，换上了其他将领。匈奴每次到来，交战总是失利。赵王又派李牧前往，李牧又按照原来的约定行事。过了几年，匈奴确实认为李牧怯懦。李牧于是暗中整顿车马骑兵，大量放牧牲畜来引诱他们。匈奴小股部队入侵，李牧假装败退，单于于是率领大军到来。李牧设下奇兵大破匈奴，斩杀骑兵十万，单于逃跑迁徙，于是边境的祸患就消除了。

吴、楚凭借崤山以东反叛汉朝，进攻梁国，汉朝派周亚夫讨伐。梁王是汉景帝的亲弟弟。周亚夫因为吴楚的锋芒正锐利，计划挫败并使他们懈怠，于是把梁国抛弃而不救援。梁王紧急向皇帝申诉，虽然皇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但他不接受，最终打败了吴军。这就是李牧、周亚夫之所以能使敌人骄傲和懈怠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上级无法随意发号施令。虽然如此，如果这四个人没有气概来坚持，没有度量来坚守，君主得以发号施令，部下得以议论，那么也就无法使敌人骄傲懈怠而战胜他们了。

从前汉武帝（此处应为光武帝刘秀，原文“汉武帝”疑为“光武帝”之误，或指受命于更始帝）受更始帝之命安抚河北，在徒步奔波中开始重用邓禹。依仗他如同萧何一样，是因为他的言论足以成就大计，他的智慧足以奠定大业，而且他不是群臣中平庸之辈。于是把西方的事务委托给他，而邓禹也能胜任所托付的任务，所到之处都能建立功业。赤眉军进入长安，各位将领豪杰都想攻击他们。邓禹认为他们乘着新胜的强势，财富充足，锋芒锐利，然而他们是盗贼和群臣，没有其他长远计谋，一定会发生变故。而我们的军队虽然众多，但战胜敌人的少，又缺乏物资供给，难以与他们力争，但可以用计谋击败他们。况且将要休整军队向北道行进，来观察他们的弊端。于是分兵向北奔赴栒邑，去获取粮食供养士兵，大概是想先使敌人骄傲懈怠，然后再夺取他们。这是邓禹计谋得当的地方，光武帝极度希望天下统一，而急于他的计谋和功业，于是逼迫他进军讨伐。邓禹无法专断，于是率领军队离开栒邑，攻击赤眉军果然不能坚守，向西退守扶风。邓禹虽然得以进入关中，但最终饥饿困顿，没有足以制服贼寇的力量，因此赤眉军又返回进入关中。邓禹无法抵抗，于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急躁，多次用疲惫的军队求战，以至于屡次战败，仅以身免，声威功业一朝沮丧。这是知道使敌人骄傲懈怠的方法了，可惜他的气概和度量不足以坚持和坚守，因此一旦愤怒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

所以善于选择将领的人，必须先寻求他的气概，然后寻求他的才能；先考察他的度量，然后考察他的智慧。气概足以驾驭才能，度量足以涵养智慧，然后才可以授予他军队并要求他作战。唉！凭着光武帝的英明和善于用人，凭着邓禹对君主的忠诚，然而到了这里却违背了。何况那些昏庸的人驾驭疏远卑贱的人，成功可以确保吗？

〈魏论上〉

从前，东汉衰微，豪杰并起争夺天下，人们各自掌握着争夺天下的资本。大概袁绍、袁术凭借势力，吕布凭借勇力，而曹操凭借智慧，刘备、孙权各自挟持着智慧和勇力但不完全。依靠势力举兵的人，势力倾覆就溃败；依靠勇力交战的人，勇力耗尽就被擒获。只有能用智慧应对，才能常常保全强大来制服这两者的弊端。因此袁绍、吕布都失败了，而曹操收服了他们，刘备、孙权仅仅在狭小的一隅获得自保。

当袁绍、袁术兴起时，借他们的家世资本来震撼天下。袁绍率领四州的军队，向南逼近官渡；袁术占据南阳

译曹操凭借安抚江淮地区的势力，于是窃取了帝位；吕布骁勇善战，转战各地无人能挡，从而争夺兖州。在这个时候，天下人窥探曹操的动向，怀疑他再也无法振兴。而人们争相归附并乐于投奔的，只有袁绍和吕布罢了。然而曹操从容不迫，独自凭借智慧起身应对，率领数万军队，向北击败袁绍从而平定燕、冀二州；联合三个县的力量，向东擒获吕布从而收复济北、兖州；将袁术逼至淮河以东，使他彷徨无依，最终奔逃而死。而曹操的智谋谋划，常常显得游刃有余，并不稍显困顿。那些所谓的凭借势力和勇力的人，一旦溃败，都支撑不住。此后天下人才信服曹操是无敌的，而认为袁绍、吕布不值得依赖。至于那些依靠势力和力量，以及各自凭借不完善的智勇的人，也都深知曹操唯独凭借智慧强大而不易抵挡，所以常常内心畏惧并共同逼迫他。只有曹操自恃自己的智慧足以鞭笞天下并驱使众人，所以常常轻视敌人，认为不值得忧虑。在他东征刘备时，袁绍想要追击他；在官渡对峙时，孙权想要袭击他；在北征乌桓时，刘备想要趁机行动。这三场战役都是招致兵祸、让窥伺间隙者起事的时候。然而曹操安然自得，没有因此深深忧虑而改变计策，这也是因为自负智慧、轻视敌人太过分，所以多次身处危险却侥幸脱险。虽然如此，在形势上不得不兴兵的，大概是刘备必须征讨，袁绍必须抵御，况且他们近在徐州和官渡。假使敌人谋划对付我，我也将有办法应对，不至于颠沛流离。至于乌桓之战，则是他轻视敌人、招致祸患，而侥幸避免灾祸失败的时候，确实没有比这时更危险的了。袁绍虽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也是一时的豪杰，横跨黄河以北，占据四个州的土地，南向争夺天下，一旦溃败，最终因忧虑而死。而他的两个儿子懦弱无能，曹操折下马鞭驱赶他们，向北逃往乌桓，苟延残喘，虽然未被斩首，但也可知他们无能为力了。在这个时候，中原尚未安定，幽州、冀州刚刚归附，而孙权、刘备在后方窥伺，只是没有找到时机发动罢了。而曹操却穷尽兵力，远赴塞北，去从事征讨三郡乌桓这不急之役，寄希望于一次决战的侥幸。唉！可以说是极其危险了！假使刘表稍微懂得事机，而刘备的计谋得逞，率领荆州的军队，卷起铠甲乘虚袭击许都，那么魏国的根基就被拔除了。曹操虽然返回，但黄河以南就不再是魏国所有了。那么曹操多次这样做而不顾后果，是倚仗自己的智慧足以预先控制别人而轻视他们。官渡、徐州之战，在形势上不得不应对，即使轻视他们也可以。现在率领军队万里远征，后方都是敌人，而前方面对强敌，况且非常轻视他们而不顾后果，这也太失算了。刘备没能起兵，是上天保佑魏国啊。

译唉！人世间只有智慧是难以具备的。如果获得了这难得的智慧，再加上审慎地处理事务并小心地使用它，那么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现在却凭借它来轻视别人，那他与没有智慧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曹操之所以屡次陷入祸患的境地而侥幸逃脱，实在是上天保全了他罢了。后人不要以曹操为榜样，认为天下是可以轻易取得的。

《魏论下》

谈论用兵之道没有比得上孙武的，运用兵法没有比得上韩信和曹操的。孙武虽然把用兵之道写成了书，但在他自己实际运用时却并不显著。韩信没有自己写书，曹操虽然写了书却没有流传到后世。然而传记称这两人的学问都出自孙武，因此他们能够神妙地运用兵法而无穷无尽。我私下曾探究过，孙武的十三篇兵法，是天下那些学问浅薄的人所普遍诵读的。如果他们都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兵法，那么天下谁不能成为韩信、曹操那样的人呢？因为韩信、曹操在后世没有继承者，所以凡是得到孙武的书伏案诵读的人，未必都能胜任战争。孙武的书，韩信、曹操的战术都包含在其中。假如孙武的书没有流传下来，那么这两人用兵本来也不会违背孙武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至于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奇谋，运用兵法而无穷无尽，即使是孙武的话也没有完全说尽。驱使市井百姓和未经训练的士兵把他们置于死地，只有韩信才能斩杀陈余；遏制敌人的归路并把它置于死地，只有像曹操这样的人才能攻克张绣。这就是孙武寄托其妙处的地方，本来就有待于韩信、曹操这类人来实现。用诡诈迷惑众人以求取胜，别人没有人能知道；既已取胜又用诡诈的话告诉别人，别人也从而相信而不怀疑。这种韩信、曹操无穷无尽的变诈，不仅用于敌人，也用于他们自己的军队。

军队所依靠的是将领，将领所依靠的是士气。凭借屡战屡胜的将领，怀着必胜的气势来面对全军，那么全军的士气就稳定而心情安宁，即使有大敌当前，也曾经吞并并战胜它。韩信凭借几万人的军队，抵挡赵国的二十万人，赵军并不是弱小的敌人，他却命令副将传话吃饭说：“打败赵军后再会餐。”韩信预料赵军必定失败是可以的，但说必定打败赵军后再会餐，可以预先确定吗？如果确实有办法打败赵军，即使边吃边战，也不算失去打败赵军的机会。然而韩信这样做，是因为以极少的兵力抵挡极多的兵力，是危险的道路。所以展示必胜的气势，以及极度从容的情态，用来安定士兵的心绪并激发他们作战。曹操征讨关中，马超、韩遂纠集起来抵抗曹操的，都是凶悍的贼寇。每当贼寇一部到来，曹操就有喜色。贼寇被击败后，众将询问原因，曹操回答说：“关中地域辽阔，如果贼寇各自占据险要之地，征讨他们不是一年两年不能平定。现在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可以一举消灭他们，因此高兴罢了。”袁绍在延津追击曹操，曹操让人登上壁垒观望说：“大概有五六百骑兵。”过了一会儿，又报告骑兵越来越多，步兵数不胜数。曹操说：“不要再报告了。”于是命令解开马鞍放开马匹等待。过了一会儿，释放士兵攻击他们，于是大败袁绍，斩杀他的两名将领。敌人众多而害怕，那么部下就震惊了，所以用虚假的喜悦、虚假的安定来展示给他们。众人依靠曹操的喜悦与安定，那么畏惧之心就不会产生，勇气也就自然加倍，这就是战胜他们的原因。所以用兵的妙处，不仅在于欺骗敌人，还在于蒙蔽自己士兵的耳目。

从前创业建立国家的君主，大概没有比汉高祖更兴盛的了。考察他平日的智勇，实际上赶不上他的张良、陈平、韩信、彭越这些辅佐大臣。然而他崛起，不过几年就诛灭秦朝、推翻楚国，于是吞并天下而称王。曹操凭借机警的资质，挟持汉天子来号令天下，他行军作战、决断机变，当时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然而最终老死于军中，不能平定吴、蜀，这是什么原因呢？议论的人认为他执法严酷残忍，众将的计谋有超过自己的，都用法律制裁他们，所以旧怨没有一个能幸免的，这就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唉！曹操残忍刻薄少恩，必定报复微小的怨恨，确实是有的。至于谋士策士，收揽任用，本来也没有遗漏，不曾深深辜负他们。大概他曾自诩有帝王的志向事业，期望以此来欺骗迷惑后世。然而考察他的才能，大概也与韩信同等。而他遭遇天下的变局，与刘邦、项羽之际没有不同。刘备、孙权都以人豪著称，顺应时势乘变，保据一方，而曹操的众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至于鞭笞中原，奠定大业，都是曹操自己做的。而老迈的期限迫近了，这就是他的功业与汉朝不同的地方。

《司马仲达论》

从前的君臣，在天下动荡不安的日子相互选择相遇，君主没有不希望臣子有才能的，臣子没有不希望君主英明的。臣子既然有才能了，而君主常常到了非常忌妒的地步；君主既然英明了，而臣子常常到了非常畏惧的地步，为什么呢？君主并不是厌恶臣子而忌妒他，而是忌妒他的权谋智略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臣子并不是背离君主而畏惧他，而是畏惧他的刚强残忍足以不能容忍自己。这就是忌妒、畏惧产生的原因。虽然如此，君主本来有所不忌妒的，因为他得到了不值得忌妒的臣子；臣子本来有所不畏惧的，因为他得到了不值得畏惧的君主。从前蜀先主与诸葛孔明，苻坚与王猛就是这样。

至于曹操与司马仲达，忌惮之情就不得不产生了。不是司马仲达不足以引起曹操的忌妒，不是曹操不足以引起司马仲达的畏惧。天下的士人，不响应曹操命令的很多，而司马仲达一旦不起用，曹操将要逮捕并治他的罪了。司马仲达不起用，本来怀疑他不为自己所容；曹操想要治罪，本来怀疑他不为自己所用。这在开始时相互期许的，本来就已经不尽是君臣之道了。

译我的诚意既然如此，那么忌恨和畏惧又从哪里产生呢？虽然如此，司马懿处理这件事，最终使得曹操对他没有特别忌恨，司马懿对曹操也没有特别畏惧，这正是他作为人杰从而成就夺取魏国基业资本的原因。像荀彧那样挟持权谋、运用术数的人很少了，他是曹操的谋士，被曹操当作占卜吉凶的蓍草和龟甲一样倚重。曹操想要取代汉朝帝位，当这个念头刚在心中萌发时，司马懿启发他，正中他的下怀；当这个意图已经显露在行动上时，荀彧阻止他，使他心情沮丧。不久，荀彧因为直言进谏，却没能挽救自己被杀的命运；司马懿最终成为曹操的心腹，从而消除了曹操对他的忌恨。当曹操鞭笞天下、谋求成就大业时，将领和军队四处出征，没有一天脱下铠甲休息。而司马懿唯独从容不迫地处理政务罢了，不曾一次请求统领军队，即使曹操也不认为他有军事才能而想要任用他。等到曹操死后，他才开始统领军队，出奇制胜、随机应变，迅速如神，所向无敌，即使是曹操也有所不及。魏文帝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忌恨的，司马懿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天下开始非常畏惧他，就像曹操没有去世时一样。由此看来，司马懿用权谋策略来保全自身，是可以窥探到的！为什么诸葛亮想要凭借他至诚大义的胸怀，多次出兵寻求与司马懿决一死战，以决定魏、蜀的存亡呢！

译司马懿、诸葛亮都是所谓的人杰。渭南之战，人们都惋惜诸葛亮的死，认为没能看到这两人在这一战中决出胜负。诸葛亮的军队远征，利于速战；司马懿持重不迎战，以消耗对方军队，等待其出现疲弊。诸葛亮送给他妇女的头巾，想激使他迎战。司马懿上表请求决战，魏主于是派遣辛毗持节杖来节制他。诸葛亮认为司马懿无意于战争，他向君主请求出战，只是向众人显示武力罢了。唉！说司马懿请求出战是为了向众人显示武力，或许有这种可能；但说他内心始终畏惧，而无意于决一死战，也不对。虽然如此，假使辛毗不来，司马懿本来也不会出战。司马懿所追求的，只是战胜敌人罢了。如今因为受到一次侮辱，不等待可以出战的时机，就愤然轻率地动用军队，成为出于愤怒的军队，这哪里配得上司马懿呢？晋朝的朱伺号称善于作战，有人问他原因，朱伺说：“别人不能忍耐，而我能忍耐，因此战胜他们。”难道司马懿没有朱伺那样的气量吗？考察他诛杀曹爽的事，足以看出他能够忍耐并等待时机。所以他分析诸葛亮说：“诸葛亮志向远大却看不到时机，计谋多却决断少，喜好用兵却不善于权变，即使率领十万士兵，也已经落入我的圈套中，打败他是必然的。”这是司马懿的志向。诸葛亮刚出师时，司马懿对众将领说：“诸葛亮如果是勇者，应当从武功出来，依山向东进军；如果向西上五丈原，那么各军就没有事了。”从前曹操攻打邺城，袁尚率兵来救，众将领都认为归师不要拦截，应当避开他。曹操说：“袁尚从大道来就避开他，如果沿着西山来就成擒了。”袁尚果然沿着西山来，一战就被擒获。卢循反攻建邺，宋武帝刘裕分析他说：“贼兵如果从新亭直上，暂且避开他；如果回泊蔡州就成擒了。”卢循果然泊船蔡州，一战就被击退。诸葛亮趋向五丈原，与袁尚沿着西山、卢循泊船蔡州是一样的。大概锐气已经丧失，本来就会畏惧而避开别人，不值得被别人畏惧避开。这三位君主，因此轻易地吞并了他们。诸葛亮常年出兵，他的军队不过数万，不是因为战败而回，就是因为饥饿而退。如今千里运粮，供给十万军队，坐着请求出战，已经一百天了。司马懿率领秦、雍的精锐士兵，以不迎战来消耗对方军队，难道是徒然的吗！他是想求取一次全胜。然而，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而司马懿不穷追不舍，大概是不料诸葛亮会死，他的士兵还饱食而军队没有变故，蜀道险阻容易埋伏，怀疑他是假退兵来引诱我。假使诸葛亮不死，而在相持中疲弊，那么司马懿的志向就实现了。有人说司马懿的权谋诡诈，不足以抵挡诸葛亮的节制，这是腐儒懦夫固守常理的言论，不值得向通晓机变的人说。

〈邓艾论〉

事物的道理，可以通过情理来通达，而不能被表象所束缚。通过情理来通达，就能适应变化，而顺应圣人所赞许的权变；被表象所束缚，就不能因地制宜，而陷入圣人所痛恨的固执。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就，常常出于权变；而其失败，常常在于固执。认为别人是对的而寻求效仿，不知道所效仿的，在今天却是错的；认为别人是错的而寻求纠正，不知道所纠正的，在今天却是对的。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来通达，而被过去的表象所束缚，所以他们的效仿与纠正，恰好成为祸患悔恨的资本。

从前卫青攻打匈奴，他的副将苏建全军覆没，按军法应当斩首。卫青因为不敢在外擅自诛杀，囚禁苏建送交朝廷。人们都称赞卫青不专权，符合作为臣子和统帅的顺道。皇甫嵩讨伐梁州的贼寇，董卓作为副将，贼寇平定后，诏令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不接受诏令，挟持军队窥伺。人们都劝皇甫嵩诛杀董卓，皇甫嵩不想在外擅自诛杀，于是把情况上报。董卓因此遂行凶逆，最终没能被制服。皇甫嵩放过董卓，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卫青不杀苏建，获得了恭厚的美誉，于是被表象所束缚而寻求效仿。不知道放过董卓，在今天却是纵容寇贼。邓艾讨伐蜀国，出于万死不顾一生的计谋，乘危决命，最终俘虏刘禅，可以说是立功了。然而他心气粗疏，认为统帅在外，应当掌握威权赏罚。于是大量擅自封官授职，甚至想擅自封刘禅为王，留在西部不派遣他回去。虽然司马昭用顺道来晓谕他，他还不听从。因此钟会得以介入其间，以至于被诛杀而不觉悟。邓艾专断独行，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皇甫嵩常常求取美誉保全自己而失之于董卓，所以蹈入后悔，于是被表象所束缚而寻求纠正。不知道纠正皇甫嵩，在今天却是招致祸患。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来通达，而专门被过去的表象所束缚。这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祸患悔恨聚集的原因。

看邓艾作为将领，急于智谋的名声而锐于勇武的功绩，喜欢激取眼前的利益而忘记顾虑后患。邓艾常常因此战胜敌人，而最终祸患结于自身，也是因为这个。起初钟会率领十万精锐趋向剑阁。姜维率领受挫的军队，疲于奔命，虽然能抗拒扼守，但最终不是强劲的敌人。邓艾作为主帅，不务求用周全的策略牵制他，却独自率领一万士兵，从阴平小路趋向江油，来袭击刘禅。大概出乎意料，而行走在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开凿山险，修治桥阁，岩谷峻绝，士兵都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邓艾至于用毡子裹身，转运而下。唉！可谓危险了。士兵都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

译邓艾率军进逼，刘禅惊慌恐惧，随即束手就擒。假如刘禅能独自忍耐几天不投降，等待援军集结，那么邓艾就会像肉落入饿虎口中一样被吞噬。邓艾一旦失败，钟会的十万大军，只需一声传令就会溃散。邓艾以身犯险进行侥幸的举动，是因为他采取了只求生存和救援的计策，这既不是所谓趁敌混乱、欺凌其灭亡的正规用兵之道，也不是大将自我担当的最高准则。这场战役，没有邓艾就无法迅速取胜，但他的胜利带有侥幸成分。假如不幸导致溃败，也是邓艾造成的。奇袭的军队，打算从外部掩杀敌人，必须在内部有接应配合，然后才能期待胜利并成就功业。唐代李愬奇袭蔡州擒获吴元济，是因为有李佑做向导的缘故。假如没有内部接应的首领，李愬又怎能冒险侥幸成功呢？西汉中兴的名将，没有比得上赵充国的，史书称他沉稳勇敢且有宏大的谋略。观察他的用兵之道，只以战胜敌人为目标，每次都把保全军队、确保胜利作为策略，从不贪图一战定乾坤。所以他驻军作战没有显赫歼灭敌人的战果，最终却能在掌控之中战胜敌人。安定边疆、平定寇乱，都出自他的谋划，而他独自收获了成功的功勋，其他将领无法参与，几乎达到了所谓没有智谋之名、勇武之功的最高境界。由此看来，邓艾之所以不能免于祸患，也是他的行事手段导致的必然结果！

译《吴论》

古代的豪杰，怀有建立宏大功业的志向，他们的才能和力量虽然足以成就事业，但如果没有谋士策士汇聚奇智妙谋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不失去事机的关键，那么往往功败垂成、事业落空而成为徒然发愤的人，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从前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在中原地区相互观望而崛起的豪杰，如袁绍、曹操、刘备、吕布等人，都凭借他们奸诈豪强的资质，企图顺应时势、乘乱而起以实现自己的欲望。只有孙坚因忠勇之气激发，从偏远的下郡奋起，投身于诛讨董卓的事业，即使是董卓也唯独忌惮并回避他。可惜啊！孙坚三次错失重大机遇，导致功业未成，最终因轻敌而丧命，这都是因为没有谋士策士来启发他智力所不及之处的缘故。

起初，孙坚率领义从之士从长沙起兵，北上到达南阳，部众已有数万。南阳太守不及时调拨供给，孙坚以延误义军为罪名，依据军律将其诛杀，众人震惊佩服。南阳户籍人口将近数百万，兵力强盛、粮食丰足，但孙坚没有趁机占据此地来治理军队、整顿士卒，而是命令一名偏将向西急趋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自己扼守成皋来平定巩县、洛阳，迎接天子并奉戴他，凭借顺理讨伐逆贼，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反而放弃离去。于是袁术得以崛起，在流离失所中收编这些部众，作为自己的资本，从而变得骄横放肆。这是孙坚的第一次失误。

董卓强大，天下人都畏惧他。袁绍、曹操等人歃血为盟而起的将领共有十一人，都占据州郡，部众合计数万，但没有谁敢首先发兵进攻董卓，只有曹操与其偏将遭遇，随即战败。而孙坚独自率领军队进击，在阳人交战，大破董卓军队，歼灭了其精锐将领。董卓深感震惊忌惮，于是派遣心腹到孙坚处求和亲善，凡是孙坚疏列其子弟中胜任刺史、郡守的人，全部上表任用。假如孙坚表面上答应和亲而暗中伺机而动，将那些亲属中只要胜任军事的都列疏推荐，让他们各自占据土地、掌握兵权以壮大声势，然后慢慢从四面发起进攻以逼迫董卓，那么取董卓之头易如反掌。孙坚不知道采取这种策略，反而怒辱董卓使者，发誓一定要诛杀董卓，使董卓愤恨恐惧，于是董卓残暴地污染洛阳，劫持天子，向西引入函谷关以避开孙坚的锋芒，从而穷尽其毒辣手段。这是孙坚的第二次失误。

用正义发动战争的人，其气势足以独立，怎么会去依附他人？如果确实不能独立而有所依附，必定是那些德义足以成为天下人归往的对象，然后才跟随他。袁术只是凭借世家资历来役使天下，他骄横豪强却不威武，不是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主君。孙坚已经驱逐董卓并收复残破的洛阳，不能凭借山河的坚固，利用形势的便利，来观察天下的变化。反而退兵到鲁阳听命于袁术，为他辗转作战以搏杀黄祖，最终在襄阳、汉水之间丧命，与普通士兵无异。这是孙坚的第三次失误。一次举事而伴随三次失误，那么他的功业就背离了。

孙策壮烈威武，谋略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周瑜、鲁肃这类人来辅佐他崛起。可惜啊，孙坚不善打基础，使得孙策不能在中原奋起以平定天下。然而孙策一举便收复江东，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假如他不死，应当成为魏国的大患。孙策不能在中原崛起，不是他的智力不够，而是因为袁绍已经占据河北，曹操已经收复河南，没有空隙可以投奔的缘故。凭借刘备辗转作战，直到白发苍苍，也没有获得中州一块土地来安身。而孙策却能率领千余残兵渡江转战，不到几年就席卷江东，这远远超过刘备了。孙权的勇猛决断进取，比不上他的父兄，但是审察时机、观察变化，持守保全江东，孙权具备这种能力。

三国的形势，虽然号称鼎足三分，但其雌雄、强弱本来就有定数：魏国虽然不能最终兼并天下，但依然不失为雄强；吴、蜀虽然能各自占据国家，但不免处于雌弱地位。孙权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对内加强安抚，对外加强防备而已。有时出兵动众，以显示军威、警戒敌人，向北不超过合肥，向西不超过襄阳，未曾大规模轻举妄动，以求侥幸战胜魏国。而魏国加兵于我，也曾有抵抗，未曾陷入困境受挫，因此直到孙权去世，江东都安定。由此看来，孙权的谋略，比诸葛亮在蜀国的运用更为审慎。

《蜀论》

有人说：刘备争夺天下，不依托中原而向西进入巴蜀，这是占据非适宜之地，最终导致不振的原因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刘备并非特意放弃中原而趋向巴蜀，也是争夺不可得，然后才放弃而向西进入罢了。刘备向西，是因为智谋穷尽、力量疲惫，大概是在晚节才出此下策，是形势所迫不得已。

当豪杰并起时，刘备已经在中原与他们周旋了。起初得到徐州而被吕布夺取，中间得到豫州而被曹操夺取，晚年得到荆州而被孙权夺取。刘备将要兴复刘氏的大业，他的志向未曾有一天忘记中原。但最终无法暂时安身，放弃而向西进入，是因为有曹操、孙权的军队夹击他。刘备失去豫州而南依刘表时，开始在困顿窘迫之际得到孔明，而孔明开始引导他夺取荆州、益州作为自己的资本。孔明难道认为中原不足以兴起，而区区荆、益的一隅足以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魏国控制中原，吴国独占江东，天下未属于吴、魏的，只有荆、益而已，况且刘备不夺取此地，就没有归宿的缘故。因此，一次击败曹操就随即收复荆州，接着驱逐刘璋就随即夺取益州，这是孔明的谋略。虽然如此，孔明对于这两州，知道如何夺取，而

译（诸葛亮）失去了使用荆州的方法。以至于最终丧失了荆州，却徒劳地役使蜀地百姓，功业也因此未能成就，确实是有原因的。荆州的土地，处于吴国和蜀国之间，是两国必定争夺的地方。从形势上来说，吴国夺取荆州，是距离近且顺势而为；蜀国争夺荆州，则是路途远且艰难。蜀国不能保有荆州，就像魏国不能保有汉中一样。因此，先主刘备早上刚得到益州，孙权晚上就来索要荆州。孙权索要荆州，并不是因为刘备得到蜀地后对荆州没有防备，而是因为从蜀地争夺荆州，不如吴国那样顺势容易。所以孙权直接索要，是为了显示我有能力收回它。刘备一旦不听，孙权就已经夺走了他的三个郡县，刘备无法争夺，只好将荆州平分给他。凭借分裂且不完整的荆州，又有孙权在后方的窥伺，镇守安抚则安定，稍有动作则危险。诸葛亮没有看清这一点，却倚仗关羽的勇猛，让他率领军队向北侵犯魏国的襄阳。所以孙权趁机从背后袭击，杀死关羽并完全夺取了荆州。这是诸葛亮在使用荆州上的失误。此后刘备所拥有的，只剩下岷江和益州一带。虽然如此，那里地处偏僻，人心稳固，魏国不敢轻易出兵，于是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假如刘备不向西进入蜀地，而只是在中原地区徘徊，那么也不知道最终将停在哪里。刘备死后，把全国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却没有成就功业的度量；有凝聚众人的仁爱，却没有使用众人的智慧。所以他多次调动军队急于立功，功业每每不能成就，而百姓已经疲惫。这是诸葛亮在使用蜀地百姓上的失误。

译蜀地作为国家，地势险峻偏僻而坚固，并不是那些图谋天下的人必定要争夺的地方。然而，人们也未尝不忌惮它的举动，因为它有窥探天下变局并趁机而出的能力。虽然如此，蜀国与魏国相比，其大小强弱的态势，大概是可以看出来的。曹操虽然死了，但魏国并没有发生变故，又有司马懿来控制军队。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趁着刘备去世的时机，深深地自我抑制示弱，使魏国产生骄傲懈怠之心，从而对蜀国没有戒备。他应该训练军队、储备粮食，等待魏国一旦有变，凭借黄河、渭水的上游优势，携带干粮、卷起铠甲，起兵乘势进攻，那么就没有什么志向不能实现了。他却凭借刚刚建立的弱小蜀国，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强迫天下人思念汉朝，每日向北进军，以求吞并魏国、复兴刘氏政权。所以他常常背负千里之外的粮食去争取一天的战斗，不是战败回来，就是因饥饿而撤退。这是因为他急于立功，而忘记了衡量形势等待时机的道理。善于用兵的人，攻击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打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而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出于奇谋。诸葛亮连年出兵，而魏国人每次都从容不迫地不应战，以消耗蜀军的锐气，最终导致蜀军白白返回。他不因为自己弱小而面对强大的敌人，却从未使用可以取胜的奇谋。蜀军每次出征，魏延常常请求率领一万士兵走另一条路作为奇兵，诸葛亮每次都拒绝他，魏延因此深感愤恨惋惜。诸葛亮出兵六次，难道曾经一次使用过奇谋吗？扬言从斜谷出兵却进攻祁山，以出乎魏人的意料，一天之内就降服了三个郡，关中地区大为震动，最终却因军纪败坏而损失了自己的军队。奇谋在军事中不可废弃到了这种地步，而诸葛亮却不致力于此。这是因为他热衷于调动军队，却没有智慧来运用它。唉！不是商汤、周武王的军队，却厌恶使用奇谋，最终导致军队丧败的，可以屡次发生吗？虽然如此，诸葛亮也不能说不是贤人。总之，他狡诈多变没有定法，用来对付司马懿则不是对手，所以如此。范蠡对勾践说：“在军事方面，文种不如我；在镇抚国家、亲近百姓方面，我不如文种。”范蠡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也不勉强自己做不擅长的事，所以能够成功。诸葛亮在蜀国，承担的是文种的职责。现在把文种和范蠡的职责集于一身，这就是他不能两方面都成功的原因。

〈陆机论〉

扫荡境内的民众而把军队交给将领，凭借疏远的身分去统领别人的军队，在君臣交接权力的时候，都是危机。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不把军队轻易托付给别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轻易承担君主的重托。君主一定有办法深深赢得臣下的信任而让他带兵，臣下一定有办法深深赢得君主的信任而为他带兵，所以军事可以建立，战功可以收取，君臣都能获得美好的名声于天下。古代有这样做的人，孙武对于吴王阖闾，田穰苴对于齐景公，周亚夫对于汉文帝就是这样。起初孙武用兵法求见吴王，吴王用妇女来测试他。孙武就顺着吴王测试他的方法，探测他的内心并占卜，他的意图已经在两个姬妾的头上了。两个姬妾，是吴王非常宠爱的人。孙武本来知道深宫中的妇女只会安享吴王的宠爱，哪里会懂得鼓声的约束，而严守将军的命令呢？然而一定要斩首而不释放，并不是对两个姬妾有怨恨，而是借她们的头来探测吴王的诚心，看他信任我的程度是否坚定。吴王果然不吝惜两个姬妾的死，而知道孙武善于用兵，于是最终让他带兵。孙武也知道吴王任用我的决心坚定，而安心做他的将领。所以能够向西打败强大的楚国，向北威慑齐国和晋国，而吴国因此强大称霸。齐景公让田穰苴做将军，在授予斧钺之初，田穰苴就请求他的宠臣庄贾来监督军队。田穰苴难道真的因为自己地位低微权力轻，而依赖庄贾吗？他的意图本来就在诛杀庄贾上了。庄贾虽然只耽误了顷刻的约定，可以凭情理免除处罚。然而最终没有放过他，并不是对庄贾残忍，而是暂借他的死来探测齐君的诚心，并占卜齐君任用我的程度是否笃实。齐景公果然认为他贤能，而任用他不怀疑。所以能够大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而收回被侵占的土地。汉文帝严格部署三位将军驻守边疆，亲自慰劳军队。到了细柳营的周亚夫，即使是天子的诏令，也屈从于将军的命令。在这个时候，细柳营的士兵只知道亚夫的威严，而不知道汉文帝的尊贵。难道亚夫在这里违背君臣的名分，而做这种不可侵犯的事吗？也是用来探测孝文帝的诚心，以占卜他对待我的态度是否周到。汉文帝果然看重他的才能，托付给景帝，认为可以承担重任，而亚夫也凭借军权之外的事自行决断。所以七国之乱时，他总领军队，于是能够坚决拒绝救援梁国的诏令，而平定关东的变乱。世上见识浅薄的人，只看到这三个人顺应众人树立威严的方法，却不知道他们的策略微妙，不仅仅是顺应众人树立威严而已。至于君臣之所以能够相互投合的开端，牢固地结同心，不可以被离间破坏，而凭借功勋名声保全自己的，都出于这个原因。

太严重了！陆机不讲究做将领的策略。陆机以亡国流亡者的身分委身于大国，在策略上没有持守，在气势上没有涵养，只是矜夸才华傲视他人，冒犯了众人的怒气。司马颖强横放肆不像君主，发动违背顺道的军队，哪里值得托付身心呢？陆机身处怨恨仇敌聚集的地方，一天之内就身先群士，都督军队，而军队多达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兵之盛，未曾有过。他既然失去了所任用的君主，而陆机内部没有策略来探测君主任用他的心意，外部没有权谋来成就君主托付他的事业，却反而昂扬自得地自比管仲、乐毅。在临行告诫之初，孟超以偏将的身份触犯他的命令，而陆机侮辱他像对待仆隶俘虏一样，而陆机不因此

译为了杀戮而舍弃他。用这样的人来统帅军队，用这样的方法来作战，即使率领百万大军，谁能挽救他的失败呢？所以鹿苑之战溃败，死者堆积如山，众人的诋毁因此产生，最终导致他被诛杀，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才能不足以胜任所托付的重任，智慧不足以回报所了解的实情，只要迈出一步抬起脚跟，跌倒随之而来。于是把灾祸归咎于世袭将领，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王机虽然是世袭将领，但却是儒生，军事作战不是他一向擅长的，于是导致军队覆没。这和王衍、房琯等人一样，都因为招致失败。唉！身为儒生却统帅军队以至于军队覆没，是因为才能不足以胜任将领的缘故。如果说儒生确实不能统帅军队，将领确实不能用儒生，这是不对的。只要有才能，就不厌恶他是儒生。假使儒生懂得统帅军队，那么世袭将领有的地方就无法窥探到。至于像王机这样的人，恰好只够害死他自己罢了，哪里值得谈论呢？

译《晋论上》

帝位之重，有的是因人心归附而后接受，有的是凭借武力夺取而后获得。因人心归附而后接受的，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情况；凭借武力夺取而后获得的，是秦、汉以后的情况。因人心归附而接受，与凭借武力夺取而获得，本来就有区别。而且它们夺取帝位的方法，又有极大的不同！那么，享有天下的人，也应当观察他们夺取帝位的方法是怎样的。

魏取代汉，不同于汉取代秦；晋取代魏，不同于魏取代汉。魏向晋展示了它取代汉的踪迹，晋沿袭魏取代魏的权术。因此晋取代魏，是魏开启的。晋将要循着踪迹取代魏，所以急切地谋求掌握魏的权柄。魏只看到权柄离开自己而归于晋，就像从前离开汉而归于魏一样。因此安于被取代，而将天下拱手送给晋，甚至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晋在取代魏的踪迹上，与魏取代汉没有不同。但在取代魏的方法上，最为没有名分，大概类似于王莽盗窃汉朝的皇位。虽然如此，晋室的祸患，也是魏遗留下来的。唉！这难道也是天意吗？

从前秦朝无道，天下的百姓唯恐秦朝不灭亡，所以豪杰们一起起兵诛杀秦朝。秦朝灭亡而汉朝得到天下，这是汉朝对秦朝没有亏欠的。东汉自从董卓作乱，天下痛恨他祸害汉朝极深，一起建议歃血起兵诛杀董卓的，都是以为汉朝着想。董卓被诛杀后，曹操、袁绍、袁术才开始连兵互相吞噬，争夺天下而谋求取代汉朝。曹操先得到挟持汉帝的策略以号令天下，最终汉朝不是自己灭亡而是被曹操夺取，这是魏对汉朝仍有亏欠的。汉朝的灭亡，不是天下人灭亡的，是曹操夺取的。虽然如此，如果没有曹操，汉朝的天下不得不灭亡，因为有袁绍、袁术窃取它的缘故。曹操从袁绍、袁术窃取中收回天下，这是汉朝曾经失去天下，而曹操收回它，那么魏还有名分。所以说：魏取代汉，不同于汉取代秦。至于晋，就不是这样。自从司马懿在曹操时代已经隐藏祸心奸谋，曹操曾经察觉但不能决断，把它传给了曹丕。而曹丕昏庸软弱，更加完全保护并倚任他。所以他在曹操死后，才逐渐建立他窃取权柄的功劳，于是收回权柄而私自控制。所谓窃取权柄的功劳，大概是东面平定辽东而夺取孟达，南面摧毁王凌而在内诛杀曹爽罢了。并没有保存已经灭亡、延续已经断绝的大功勋，像魏对于汉朝那样。大概知道魏取代汉，其道由此而来。所以急切地谋求循着踪迹，而窃取收回权柄，历经四代而固执地保持它。直到一旦在太平无事之间取代魏，而天下人也无可奈何地安于它，这是最为没有名分，而类似于王莽盗窃汉朝。等到晋的宗室内叛，烽烟在外兴起，以至于衰败而不可胜叹的，也是魏遗留下来的。魏废弃公族的恩惠，虽然号称加封侯王，而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供奉。晋人取代他们，矫正他们没有枝叶庇护的弊端，于是大量繁殖宗室，假借他们制兵专国的权柄。一旦八王在内互相屠杀吞噬，以至于祸患结聚不可胜解，而群盗乘机而起，关右、秦川是帝王的宅地。魏武帝大规模迁徙西北的民众而交错居住，以抵御蜀寇。以至于祸患近在肘腋，不可胜救，造成永嘉之祸。由此看来，那么凡是晋室的大变，都是魏遗留下来的。唉！这难道也是天意吗？

《晋论下》

天下的祸患，不担心它有可见的踪迹而在近处发生，而担心它没有可窥探的形状而在迟后发生。有可见的踪迹，即使非常愚笨怯懦，也一定会加以警戒防备。而在近处发生的，其毒害常常较浅；没有可窥探的形状，即使非常智勇，也忽视于防范。而在迟后发生的，其毒害常常较深。

从前五胡祸害晋室，它的兴起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探究它的根基而积累它，在于数百年的缓慢。国家更替三代，而历经君主数十位。平常日子，不见它有可窥探的形状，所以一旦爆发而不能支撑。并不是没有形状，大概祸患的形状常常隐藏在福中，福的形状常常隐藏在祸中。人们只看到它是今天的祸福，就不去探究它所隐藏的而预先窥探它。所以它在未爆发时，都不能看到它明显的形状。这就是祸患达到不可胜救的原因。先王时代，侯、甸、要、荒，各自以其职来进贡。所以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四国的君主站在四门之外，使得他们能够参与完备物品盛大礼仪的观览，而隐含寄托羁縻不要放纵的意义，非常深远。后世的君主，庆幸他们衰败而喜悦他们归服，于是内迁而亲近他们。这件事始于汉宣帝，逐渐于光武帝，而兴盛于魏武帝。有的空其国而罢除边境的警戒，有的籍没其兵而为寇敌的捍卫。既然去除他们的侮辱而又役使他们的力量，可以说是世主的大欲，国家的大福。不知道积累既久，而大祸所潜伏，一旦汹涌如决防水，不能遏制。晋不幸而正逢此，因为平常日子不看到它明显的形状的缘故。从前汉宣帝乘着汉武帝攘击匈奴的威势，令五单于内争，开始接纳呼韩邪的朝见。元帝时请求罢除边备，依靠侯应的策略，认为：“自从汉武帝在漠北攘击，夺取阴山，匈奴失去遮蔽隐藏，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不哭其丧亡的。现在罢除边备，则显示大利。”元帝虽然报谢

译从此，北方民族也逐渐向南观望，汉朝也非常高兴他们前来归附而不加以拒绝。世祖趁着匈奴日逐王归降的时机，于是建立南庭来安抚接纳他们。逐渐让他们内迁居住在西河美稷，而他们的各个部落因此屯驻守卫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这七个郡。而河西地区，全部被他们占据。加上迁徙叛乱的羌人，交错安置在三辅地区。魏武帝又大规模迁徙武都的氐人来充实关中地区，用来抵御蜀国的寇患。而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水、晋水一带，近在肘腋之间了。在晋朝兴起时，大体上中原有一半是敌国。刘渊是匈奴人，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族人，居住在上党；姚氏是羌族人，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族人，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族人，居住在昌黎。种族日益繁衍，他们的居住饮食都趋向华美；而他们逞强暴虐、贪婪凶悍、好斗喜乱的心态，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刘渊一旦起兵，并州、雍州的民众趁机四处起事，从长淮以北，不再有晋朝的领土，形成战国局面几乎两百年。这就是所说的祸患潜伏日久，爆发时毒性就深重。虽然如此，他们内迁而听从役使，也是迫于制服他们的威势。而他们内心未曾不怀念故土而想返回，本来非常怨恨中原王朝的拘禁和轻视侮辱。因此刘猛愤慨反叛晋朝，事情虽然不成，但刘氏各部未曾有一天忘记这件事。从魏朝往上，其间并非没有明智的君主，足以洞察细微的征兆，为子孙后代考虑。然而他们都安于这些民族的内附，或者乐于使用他们的力量，只怕他们不能聚合而加以役使。虽然已有酿成祸患的苗头，都不为此深思远虑，在祸患潜伏时就消除它。从晋朝往下，自从武帝平定吴国，遍抚天下，本来就不需要夷狄的帮助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能探究潜伏的祸患而预先防范，趁着他们想返回故土的心情，施加恩惠来引导他们行动，为他们假借名义建立称号并供给粮食，让他们各自率领种族返回旧地，他们将会乐意轻易离去而只怕落后。然后严厉斥责边塞，使内外界限分明，后来即使有警报，也不会发展到在肘腋之间爆发，遭受无法言说的祸患了。虽然如此，如果不是明智英断的君主为子孙后代考虑，就不能决断有所作为以拯救尚未爆发的深重祸患。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正以奢侈的欲望显露于天下，他怎么能顾及这些呢？虽然郭钦上疏直言，江统著论，他们的言论反复恳切，晋武帝都安然不加省察，正像抱着老虎熟睡罢了。唉！治理天下的人，不要倚仗它是平日的福分，而忽视隐藏的祸患啊！

译《苻坚论上》

军队因正义而行动，凭借智慧而取胜；作战顺应时势而集结，依靠奇谋而获胜。苻坚发动这场战争，在道义和顺应时势方面有所违背，在奇谋和智慧方面有所欠缺。他在发动战争的原因上违背常理有三点，在运用兵力上轻率有二点，这就是他败亡而无法挽救的原因。所谓在发动战争原因上违背常理的三点是：不吸取魏国两次出兵失败退却的教训，却想在天命未改的晋国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第一点；逞其暴虐无能的野心，企图袭取正统地位并干预天命所授，这是第二点；沉溺于鲜卑人“中我”的灾祸预言，却忘记他们是国家的仇敌，这是第三点。这三点已经违背常理，又在运用兵力上轻率有二点：兵力雄厚却不分散，只趋向一条道路，首尾失去联系，没有其他奇变，这是第一点；骄傲于自己强大足以必胜，抛弃大军主力，轻视敌人而轻率进兵，这是第二点。这是兵家的大忌。吴王孙权胁迫七国百万军队向西进发，不采纳田禄伯的建议，而是全力进攻梁地，以至于失败，是因为他厌恶兵权分散。安禄山率领范阳数十万军队向南进发，不采纳何千牛的计策，而是合并兵力缓慢行进，最终未能成功，是因为他吝惜兵力分散。即使是苟延残喘的反叛者，败亡随之而来，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用兵的最高准则。赵括谈论兵法很精通，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无法驳倒他，但唯独担心他会打败赵军，是因为他说话太容易。王邑以不能活捉敌人为耻，只是经过昆阳，最终大败，是因为他使用兵力太轻率。厌恶兵权分散，就不把军队交给别人；不把军队交给别人，就是自己怀疑自己。吝惜兵力分散，就不把军队借给别人；不把军队借给别人，就是自己孤立自己。说话容易的，有所不能统帅，统帅必定失败；用兵轻率的，有所不能作战，作战必定溃败。大概兵力众多却厌恶分散，就与兵力稀少相同；兵力强大却轻视敌人，就与兵力弱小相同。表面上拥有众多强大的名声，实际上处于稀少弱小的境地，这样的将领都可以被颠覆和擒获。

东南地区依靠坚固的防御来与中原抗衡，是因为有长淮和大江千里的险阻。然而吴国在前灭亡，陈国在后灭亡，是因为他们的行动符合道义和顺应时势，所出动的策略充满智慧和奇谋。晋国攻取吴国，只有二十万军队，而出动的路线有六条；隋朝攻取陈国，只有五十万军队，而出动的路线有八条。因为出动的路线多，那么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就多，这样千里的江淮防线，就与我们共同分担了。现在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前后绵延千里，作为前锋的只有二十五万，而且专门指向寿春。苻坚曾经自恃兵力强盛，说把鞭子投到江里，足以截断水流，于是亲自前往项城，抛弃大军主力，率领八千轻骑兵奔赴前线。因此晋人趁他的军队尚未集结而紧急攻击。等到他失败后，后来到达的士兵都死于践踏，哪里还算是百万士兵呢。假如苻坚的军队分为十路，同时出发并到达，分别压迫边境，轻骑兵和游兵营守要害，将领各自为敌，士兵各自作战，即使主客形势不同，攻守态势各异，晋国确实善于抵御并击退我们两三次，那么我们用来取胜的也有六七次。虽然不足以灭亡晋国，但也能够胜利返回。唉！苻坚对于各国来说，确实是所谓铁中铮铮有声的人，但到了这里却大错特错，更加相信兵力多难以驾驭的道理。大概兵力有众寡之分，形势有分合之别。以少对多，形势适宜集中；以多对多，形势适宜分散。黥布反攻楚国，楚国分为三军抵御他，又亲自在那一地作战，黥布大破其中一军，另外两军溃散。吴汉讨伐公孙述，率领两万士兵，亲自率领逼近成都；授予副将刘尚一万人，让他另外驻扎在江南，相距二十里。公孙述分兵攻击他们，吴汉、刘尚都战败，这是兵力少而分散的祸患。然而懂得其中妙处的人，即使兵力少也会分散，因为用兵必定出于奇谋，而奇谋常常在于分散的缘故。项羽的二十八骑分为四队，会合为三队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于兵力大、形势重而导致溃败的，没有不在不分兵的过错上的。

兵法说：“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像率然一样。率然是常山的蛇，击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援；击打它的尾巴，头就来救援；击打它的中间，头和尾巴都来救援。”这是说阵型的分散。既然阵型必须分散，那么凡是大兵力的态势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兵力大、形势重，分散的话所趋向的地方就广，难以集中变化而亲身聚集敌人。将领想要亲身聚集敌人，而士兵不各自作战，想要不失败，是不可能的。唉！人们常常乐于率领大众，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却去使用，即使到死也不醒悟的，难道只是苻坚吗？

《苻坚论下》

荆州、扬州虽然处于天下的一角，但有长淮和大江的阻隔，那里的风俗轻浮急躁、勇猛强悍，喜欢事端和争夺战乱。自从周朝衰微以来，成为吴、越、楚僭越称强的地方，常常凭借他们的兵力服役于天下。然而从形势上看，这不是图谋天下的人首先必须争夺的事情。所以后世的豪杰，大多趁着中原的动乱，趋向并占据那里。自从成为孙氏的吴国，后来成为晋、宋、齐、梁、陈相继兴起的朝代，虽然不能遍抚两州的境地，但都以帝号自娱，与北方抗衡而不臣服。如果不是中原大定，而他们的国家失去政令，即使以重兵临阵，也很少有得志的。所以曹操趁着占据荆州的势头，以数十万军队被困在乌林。曹丕接着大举进攻，独自临江叹息而返回。苻坚凭借秦雍百万强兵临淮河淝水，一战而溃。只有后世孱弱昏庸、骄横暴虐的君主，

译上下离心背叛，而中原的君主率领着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军队，那么即使有江淮天险的阻隔，也不足以凭借倚仗了。然而陈叔宝仍然认为北周的军队众多，曾经在五次进攻中退败，因此不把它当作忧患。所以晋武帝俘虏孙皓，隋文帝俘虏陈叔宝，都如同捡拾遗失之物一样容易。而苻坚不吸取魏人未能渡过黄河的教训，却想向天命未改的晋朝施展威风，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虽然如此，自古以来边疆的强盛势力，没有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这就是姚弋仲之所以郑重训诫他的子孙，让他们务必不要忘记归附晋朝的原因。而苻融殷切告诫苻坚，大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苻坚不能正确估量自己，常常以正统历法未能覆盖四海为耻，因而急于吞并东南。他违背忠臣智者的劝谏，采纳奸佞侥幸的计策，一次行动就大损其军队，敌寇趁机而起，于是导致国家灭亡。这不仅是失去了上天的辅助，也是他自己招致灭亡太快了。

译起初，苻坚凭借豪壮的气概，在同辈中奋发崛起，得到王猛这样的贤才，来辅佐成就他的志向和事业。于是能够从三秦的强盛基础出发，平定并消灭燕、代，吞并梁、蜀等九州之地而控制其中七州，可以说非常强盛了。然而东晋虽然微弱，但众多人才各司其职，君主没有失德。而苻坚却违背众人意愿图谋东晋，他的朝臣和亲戚相互极力争辩，却未能阻止。只有慕容垂怀着失去国家的仇恨，想借此祸害来中伤秦国，企图乘秦国疲敝之机恢复燕国的祭祀，于是极力赞同苻坚起兵。苻坚非常高兴而不怀疑，认为只有慕容垂与自己心意相合。于是倾举全国之力大举进攻，却在一战中失败；返回还未到达国境，鲜卑、叛羌共同起兵乘机进攻，苻坚自身被俘虏，于是亡了国家。唉！这难道不说是昏庸悖乱吗？从前那些聪明人，多能用人祸害来中伤他人，使对方喜悦地前往而不怀疑；而愚昧的人，常常安然投入祸害之中，即使死了也不醒悟。汉光武帝正在安抚河北时，更始帝的将领谢躬，率领数万军队驻扎在邺城。光武帝忌惮他，于是用好话对他说：“我出兵攻打青犊军必定能破敌，而在山阳的尤来军，势必会溃逃。如果用您的威力去攻打他们，就能将他们擒获。”谢躬认为这话很好，于是率领军队离开邺城去攻打尤来军。光武帝随即命令吴汉偷袭夺取邺城，谢躬战败返回邺城，吴汉便杀了他。孙策渡江时，庐江太守刘勋刚得到袁术的部众而对孙策有二心，孙策深深厌恶他。当时豫章、上缭的宗族百姓万家保卫在江东，孙策对刘勋说：“上缭，是我的心病，然而我想夺取它但道路不便，凭借您的威势去临阵，没有不攻克的。”刘勋相信他的话而行动。孙策于是率领轻锐部队偷袭攻克庐江，并全部收降了刘勋的部众。这就是慕容垂用来疲敝秦国，并在燕国灭亡后恢复燕国祭祀的原因。与人结为仇敌，却接受他的甜言蜜语而听从他的驱使，没有不落入其圈套的。兵法说：“智者的思虑，必须兼顾利害。”传文说：“成败的关键，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苻坚对于慕容垂的话，只考虑了其中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中的祸害。一旦在无法察言观色上失去时机，于是导致丧败。人在思虑和察言上，可以忽视吗？唉！以苻坚晚年昏庸悖乱且刚愎自用，即使王景略还在，也一定不会听从他的意见，也就无法挽救秦国的灭亡了。

〈宋武帝论〉

天下的事情，每天到来而没有穷尽。而我们用来应对它们，无不合乎道理，在于善于运用时机。何况争夺天下的利益，处于两军交战之际，不能抓住时机来决断，那么事情也就随之流逝了。大概时机这种东西，不可以期待，也不能用巧计招致。突然相遇，迅速而微小；等到它离去，快得不容眨眼。在时机未至时抢先行动，对于时机来说是妄动；在时机过后才发动，对于时机来说是失应。因此，将天下的事情统摄于一己而权柄不转移，控制天下的变化于无穷而不屈服。时机有等待百年而不至的，有停留一天而多次到来的。等待百年而没有可乘之机，那么我们未曾因迟缓而寻求先发制人；停留一天而时机多次到来，那么我们未曾因厌烦而懈怠于必须应对。唉！人若能懂得这些，然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大业。

从前越王勾践在会稽山被围困受辱，等到他返回国家，刻苦自励，深思熟虑，安抚他的百姓，寻求报复吴国的方法。大概过了七年百姓请求奋起攻打吴国，他的臣子逢同、大夫文种、范蠡等人制止他们，认为没有看到可乘之机来发动。于是收敛形迹隐藏踪迹以窥探吴国的空隙，共历时十八年。一旦吴王倾举全国之力，北上参加黄池之会，于是越国一举打败吴国，再举灭亡吴国。西晋自从永嘉之乱，群雄四起而分裂中原。元帝逃难南渡，收集小小的江东地区以延续宗庙祭祀。而群雄自相残杀，骤起骤灭，长达百年之久。到了苻坚，兼并掠夺殆尽，于是倾举全国之力大举图谋江南，于是遭遇淝水百万大败。返回还未到达国都，而慕容氏亡燕的后裔共同起兵乘机进攻，慕容垂收复关东而冲击扰乱关右。苻丕被困在邺城，请求我们的粮食援助。不久慕容垂因为幽冀地区的百姓饿死殆尽，他的党羽溃散叛变，退守中山。苻坚、苻冲相持不下，双方势力都疲惫不堪。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千年一遇的时机。晋朝人若能乘燕、秦相互疲敝之余，凭借淝水战胜敌人的势头，挑选军队选择将领而命令两军：一军向北收复邺城以举兵燕代，一军向西趋向咸阳以平定关陇。占据旧都的坚固，恢复七庙的倾颓，镇抚士民，以消灭残余党羽，那么武帝的基业一朝可以恢复，而大耻得以洗刷。晋朝人面对时机却不知道发动，反而出兵运粮去慰劳已经到来的敌人，而寸土未得，军队却因此丧败。这是谢安因胆怯而失去时机。

宋武帝凭借英明特出的姿质，卷起袖子奋起，在旧楚之地平定灵宝，在荆豫之地平定刘毅，在二齐之地消灭南燕，在庸蜀之地攻克谯纵，在交广之地歼灭卢循，在西边俘获姚泓而灭亡后秦，大概举措没有遗漏的策略而天下畏惧信服了。北方的寇敌，只有关东的拓跋氏，陇北的赫连氏罢了。当他进入关中时，魏人虽然强大，不敢南指西顾以议论他的后路。而秦地百姓非常高兴，认为百年的愤恨耻辱一朝去除，相互流泪哭泣而挽留他，因为他被认为是汉室的后裔，于是用长安十陵、咸阳宫室来打动他的感情。假使武帝凭借三秦悦服归附的百姓，整顿军队搜罗骑兵而留下安抚他们，开通江淮的漕运，下发巴蜀的粮食，举荆豫的军队，

译调发青州、齐州的军队去攻取赵、魏之地，在中原地区展开行动，那么天下的局势，不费力气就能统一了。然而他连坐席都来不及坐暖，就将千里幅员的秦国故地，托付给襁褓中的婴儿，率领军队匆忙返回，不再有任何顾虑，这极大地违背了秦地百姓的期望。大概他刚一迈步离开，赫连勃勃就紧跟着收复了关中地区，就像从怀里掏东西一样容易。这是宋武帝因为志向卑微而错失良机的表现。

译考察宋武帝刘裕的心意，并不是认为秦雍之地应当舍弃，也不是认为赵魏之地值得畏惧。然而他急切离去而不再回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历经艰难百战，所有奠定宋朝基业的事情，都在江东一带。往日南燕之战时，卢循乘虚南下，几乎丢失建业。如今迅速返回，是害怕别人议论他的后方，从而做出像卢循那样的举动。这就是他轻易舍弃关中而不再顾念的原因。又因为他起于渔夫樵夫那样的平民微末，辗转征战以经营江东，总共三十年。如今的西征军队，只是想要作为成败晋朝的资本，而他的志向思虑所在，也只是取代晋朝罢了，没有闲暇为万世的王业考虑。假使司马氏最终不能恢复中原的安定，而众敌于是成为不被讨伐的仇敌，这是因为两次失去了天下的大机会。唉！成就大事的人，厌恶志向卑下而失去时机，宋武帝两者都具备了。

〈杨素论〉

作战必定胜利、进攻必定夺取的，是将领的优良才能。优良将领所凭借的，也不过是智谋和勇敢罢了。只有智谋而没有勇敢，就会遇到勇敢的人而受挫；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就会遇到有智谋的人而失败。智谋足以驾驭勇敢，勇敢足以辅助智谋，然后作战必定胜利，进攻必定夺取，天下谁能够抵挡呢！

从前杨素对于隋朝，可以说是一代的名将了。而贺若弼评价他，说他只是个猛将，不是所谓的谋将。太过分了！贺若弼过于自负而轻易议论别人。隋朝自从平定陈朝之后，杨素已经是统帅了。他战胜敌人斩杀将领，攻取的策略很多。既然俘虏了陈朝君主，而江湖海岱的群盗像蜂群一样兴起，大的有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而杨素专掌军外的大权，转战万里，穷尽越岭海，没有不消灭的。不久突厥侵犯边塞，宗室起兵，而国家危殆了。杨素接受兵符专征，他所摧毁攻陷的不可胜数，于是平定了边患，而清除了内乱。然而杨素的军队不曾有小败，隋朝的功臣没有能与他比肩的，他的功业也到了极点。而贺若弼仍然不把杨素当作谋将，只说是猛将罢了。把他看作猛将，而不承认他有谋略，这大概就是说只有勇敢而没有智谋的人了。考察杨素的功业像这样，如果他的智谋不够，那么所有决断时机取得胜利的事情，是谁的谋略呢？自从隋文帝平定天下，所谓名将的，只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罢了。韩擒虎、贺若弼自从平定陈朝之后，没有建立丝毫的功劳，只有史万岁跟随杨素征讨，以骁勇著称。而贺若弼却以大将自居，而认为这三个人都不能尽展其才，也可见他不自量力，而致力于用他的私言动摇君主。

杨素驾驭军队，严整而喜欢杀戮。每次作战必定寻找士兵的过失斩首来示众，常常达到上百人。而先派几百人赴敌陷阵，不能成功而退却的全部斩首。再进派几百人，期望必定陷阵才停止。因此士兵都必死，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这是贺若弼之所以能把他看作猛将的原因。唉！杨素不是对士兵残忍，他认为士兵必死的才是用来决断生存的，必生的才是用来决断死亡的。唐朝善于用兵的，没有比得上李靖的，他写的书说：“畏惧我的人不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人不畏惧我。因此古代的名将，十个士兵杀三个的，威震敌国；杀一个的，令行三军。”李靖难道认为士兵不值得爱惜吗？认为杀一个而百人振奋，那么振奋的可以期望胜利；放纵一个而百人懒惰，那么懒惰的可以期望失败。振奋而战胜敌人，与懒惰而被敌人战胜，那么杀戮的才是用来使他们生存的，爱惜的才是用来害他们的。善于为将的人，能审察这一点，那么就不厌恶他的苟且残忍了。虽然如此，在杨素的战术中，有足以导致胜利的，不足以成为胜利的工巧。兵法说：“军队没有选拔先锋叫做失败。”《诗经》说：“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那先启行的，就是选拔先锋的意思。越王勾践讨伐吴国，他的士兵有几万人，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的君子，就是他的先锋。杨素所派去陷阵的，大概是先锋的意思吧。然而到了不能成功而回来不免于诛杀的，怀疑他们不是特别精选、平时厚养之士。又曾观察唐太宗的将领，不曾先让他们亲身搏战。必定用骁勇的骑兵、强劲的部队在其旁边经营，或者在高处俯瞰，常好像无意于作战。他的军队已经交战，他的战斗都尽力而未决，突然率领他们而振奋，士兵都殊死，突入敌人的阵中而出其背后，凡是所接触的没有不摧毁败退的。就像两个人相搏，才能相等而力量相当，正相持而未决，突然一人从旁边起来帮助他，那么受助的人没有不胜的了。这是兵法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假使杨素所用以为先锋的，都精选其材，而又衡量敌人的坚脆来派遣他们，必定足以陷敌，不至于不能成功而回来又加以诛杀，而常常出于唐太宗的奇谋。那么像贺若弼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妄加议论呢？

〈唐论〉

占据天下的形势，必定有用来制约天下权柄的方法。大概权柄依靠形势而建立，形势依靠权柄而巩固。有这样的形势，而权柄不足以巩固它，那么形势日渐倾颓衰弱，而天下不能安定强盛。因此君主对于权柄，不可一天让它离开自己而分给别人。凡是离开自己的东西还可以收回，分出去的东西还可以保全。至于权柄，一旦离开就不能再收回，一旦分出去就不能再保全。而所占据的形势随之，能不慎重吗？

从前唐太宗，以

译神武的谋略兴起于平定祸乱，以此称王天下，威势已经加于四海了。然而所谓巩固天下的局势，留给子孙后代的基业，大概还没有确立。于是从府兵中借调军队，在禁卫军中安置将领，占据关隘来统辖控制他们。军队驻扎在府中，将领就没有在内部专权的权力；将领安置在禁卫军中，军队就没有在外擅权的祸患。然而还认为不够，于是大力诛杀那些侵侮的四夷：击破突厥，平定吐浑，平定高昌，灭掉焉耆，都俘虏了他们的国王，亲自驾临辽东而摧毁他们的国家。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穷兵黩武，都是为了确立权威而巩固天下的局势。武则天以女性身份专制独裁，挟持唐朝来号令天下，图谋转移皇位。天下的人没有不屏住呼吸、举足小心翼翼，顺从她的命令的。她掌握了天下的权力却逆势而行，尚且如此，何况是顺应局势来守成的人呢？

译唐明皇凭借英武果决的气概，起兵平定内乱，于是继承皇位，可以说是合乎道义的君主了。然而他习惯于长期太平安乐，府兵和卫戍制度全部废弛败坏，将权力完全推让给边将。安禄山在幽蓟之地如虎视眈眈，纵横控制千里疆域，而军中的官吏多达三千人。所以范阳叛乱一起，天下大为震惊，只能驱赶市井百姓去抵挡叛军的锋芒。如果不是肃宗号召忠义之士，驾驭豪勇武夫，奋不顾身地与他共同作战，那么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就无法保全了。虽然能够重新振兴王室，但他所依赖来收复天下的力量，都变成了藩镇。天下的权力已经分散到地方而不再完整了。到了代宗仅仅平定残余的盗匪，就将河朔地区分割给叛军党羽，于是双方互为表里，世代承袭也不加禁止。衰败延续到大历、贞元年间，两河的藩镇日益强横放肆。而当时的君主，畏缩压抑，常常像抱着老虎、含着羞耻，忙着阿谀奉承以求苟且度过早晚的平安无事。而藩镇的侵犯更加严重，虽然在内设置了禁军，由宦官统领，但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故。所以泾原兵变发生时，神策六军，征召他们没有一个到来的，跟随皇帝逃往奉天的只有四百名士兵罢了。等到唐宪宗兴起，天下身为藩镇的有五十个，朝廷的赋税收入只限于东南八道而已。而宪宗却能振奋武烈，决心不赦免，排斥众议而大力整治。于是擒获剑南的刘辟，捉拿浙西的李锜，捆绑昭义的卢从史，降服镇冀的王承宗，诛杀淄青李师道五世袭位的势力，平定淮西吴元济三世的叛乱，可以说是盛大的功业了。然而到了后世，更加不振作。在朝廷内部的权力由宦官掌握，在外部的权力由藩镇掌握，逐渐衰微、削弱，最终导致灭亡。

大概唐朝是因为权力被夺取、势力倾覆而失去天下。然而它的灭亡不在于僖宗、昭宗的时代，而在于天宝年间。因为它丧失控制天下权力的根本，实际上在此时就已显露征兆了。所以后来的君主像宪宗这样的，仅仅能够自立，不被深深屈服罢了。何况那些不是宪宗的人呢？唉！后来统治天下的人，如果不在意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而被别人掌控，那么看看唐朝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郭崇韬论〉

人们说汉高祖凭借平民的卑微身份，号召豪杰，起兵平定祸乱，于是分割天下封给诸侯王。功臣韩信、彭越、英布，都拥有数十座城池，面向南称王，占据天下户籍的一半。等到他们卸甲受封，创伤的血迹还未干，就互相看着被诛杀。大概是因为高祖封赏过度，使他们陷入骄傲叛逆，对于功臣不能没有亏负。光武帝率领义从之士，平定盗匪叛逆，收回帝位。天下平定后，于是借鉴高祖的过失，按功劳封爵，爵位最高只是通侯，大的也不过几个县，而不让他们管理行政事务。因此元勋老将，都能保全自己。李靖，是谈论军事的雄才，也认为光武帝懂得驾驭将领的方法，比高祖强得多。唉！这都是没有深入探究高祖、光武帝事情的人。天下的事情有必然的趋势，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改变和避免。高祖凭借宽仁大度，役使天下的智谋勇力而成就大业。难道他是所谓阴险残忍，喜欢忌恨别人功劳的人吗？秦朝无道，天下高才捷足的人争相起事并奋力搏击，都有取代秦朝的心意。彭越、黥布都是凭借杰出才能起兵，并没有轻易将自己依附于人。韩信挟持百战百胜的策略，选择君主依附，也有大志向，所以平定齐国后自立为王。当汉王在彭城大败时，随何不能在淮南游说，那么黥布就不会到来。等到在固陵被困，诸侯违背约定不来会合，如果不是张良的谋划，那么彭越、韩信就不会服从。在这个时候，汉王如果不割让数千里土地，多次满足这三个人的欲望以招致他们的兵力，那么楚国就不会灭亡。汉王对待这三个人，好比养虎，吃饱了就不动，饿了就咬人。由此看来，封赏过度，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成就大业啊。虽然如此，大业成就了，但这三个人的威胁，是天下人都感到寒心的。因为天下人都感到寒心，那么他们拿着这个威胁还能去哪里，况且高祖也能安心睡觉吗？所以疑似的祸端一发生，大祸就降临了。这种形势必然要夷灭他们才能安定。光武帝痛恨宗庙社稷的祸患，收集率领怀念汉朝的百姓奋起，凡是所依附的人多是南阳的老朋友，其中特别杰出的人，只有寇恂、邓禹几个人罢了。然而比较他们的材略，只足以供光武帝指挥驱使，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对高祖骄傲桀骜难制的。天下平定后，封给他们数千户，没有不志向满足的，唯恐保持不住。对于光武帝来说，有什么空隙去诛杀他们呢？却说光武帝独自得到保全功臣的方法，高祖对功臣有不容忍的残忍，这是不探究两位君主所遇情况的不同，以及形势道理有所必然导致的。

后唐庄宗，继承武皇的遗业，借助大义、挟持世仇，与梁人百战而消灭他们，于是拥有天下。可以说是艰难且劳苦了。然而有两个大臣：其中像韩信、彭越的是李嗣源；像寇恂、邓禹的是郭崇韬。李嗣源拥有不赏之功，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国家军队的权力，紧紧抓住不放。庄宗无法夺取他的权力，而渐渐忌恨他的威胁。郭崇韬常对国家有大功，忠诚而可以倚靠，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庄宗如果能够倚靠可以倚靠的人来控制可以忌恨的人，那么李嗣源虽然心怀不安，但有顾虑畏惧，不敢轻易发动。庄宗知道他所忌恨的，而

译因为不知道郭崇韬倚仗的是什么，所以郭崇韬因忠诚而被疏远，谗言和嫉妒日益加剧。让他谋求自救的计策，于是请求统领征讨蜀地的军队。庄宗将国内的军队交给他，让他向西进发。郭崇韬虽然已经攻取蜀地，捷报刚刚呈上，却因谗言而死。庄宗知道得到蜀地足以资助他的强盛，却不知道郭崇韬的死已经消除了李嗣源对他的畏惧。所以邺都事变时，李嗣源率领一支军队，向西直奔洛阳，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他夺取帝位易如反掌。况且内部有权臣窥伺空隙，却把全国的军队疲于远征，本来就已经是大失计策了。又除掉我所依靠的人，也就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那么大祸降临，哪里救得了呢？即使得到一百个蜀地，也无济于事于失去国家。假如郭崇韬不死，率领整个蜀地的军队，凭借东归的士兵，拥戴李继岌，传檄各藩镇，以讨伐君父的仇敌，即使李嗣源再强，又怎么能抵挡呢？大概李嗣源有韩信、彭越那样的逼迫却不遭遇祸患，是因为庄宗没有汉高祖那样的谋略的缘故。郭崇韬有寇恂、邓禹那样的功业，却不能保全宗族，是因为庄宗没有汉光武帝那样的英明的缘故。唉！臣子的祸患，起于掌握权力，而加速祸患的权力，没有比掌握兵权更重的了。郭崇韬谋划逃避祸患以保全自己，却正要求掌握兵权，这与抱着柴草去救火有什么不同呢？

译《五代论》

唐朝因衰微困弱，最终丧失了天下，而真正的君主尚未兴起，五代的君主于是相互争夺，早晨获得傍晚便失去，合计他们的世代传承，不到几十年。自古有国家，成败得失，没有如此急迫的。然而我私下观察，无不都有必然如此的道理。

梁太祖起于宛朐群盗之中，后来挟持听命的唐朝，鞭笞天下，以夺取政权，也可以称为一时的奸雄。然而到了他衰败暮年，河、汾李氏的基业已经壮大，本来应当气势吞并、志在消灭他们。假使没有遭遇子祸，那么他的后代足以抵挡庄宗吗？所以梁的灭亡不需要片刻。后唐武皇凭借平定仇敌的忠义，从阴山发迹，转战千里，迅速占据汾晋。到了他的儿子庄宗，凭借兵威霸业，于是夷灭梁室而称王天下，可以说是雄壮了。然而天下大致平定，强臣骄卒于是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一人倡乱便背叛了。来不及回顾，天下于是归于明宗。至于末帝失去天下的原因，和庄宗一样。凭着新建未安的事业，而有强臣骄兵趁其政治失误，他们能自立于天下吗？晋人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乘隙而起，尊奉契丹为君父，借其兵力以收取天下，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旦继位的君主孱弱昏庸肆虐，而北方人骄傲恃强，耗尽天下不足以满足他们索取的欲望，于是背负反叛。至于他们遭受祸辱的原因，说不完。看他们自我依托而起的情况如此，那么晋怎么能够最后才灭亡呢？汉太祖承继兵戈践踏之后、百姓无处听命，起身看天下又无英雄，慨然投袂而起，于是建号响应。而天下的人无处归往，也都俯首听命于汉。然而一旦放松警惕，强臣世家已经不把幼子放在眼里了。所以不能忍受愤怒，起而图谋他们，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最终无法抵御，以至于灭亡。周的太祖、世宗，都是所谓一时的英雄。而世宗英明特出的姿质，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的。然而寿命不长，幼主不足以承受上天的眷顾命令。而真人德业日益隆盛，已经被天下所归附拥戴，那么他的重负怎么能不放下呢？由此看来，从梁到周，他们的兴亡得失，世代传承如此，哪里值得奇怪呢？都有必然如此的道理。

又曾经探究，像唐的庄宗和末帝，都以雄武壮决转战无前，摧毁强敌，最终收取天下而称王，不是孱弱昏庸不肖的人。然而明宗的军队在邺下变乱，晋祖的甲兵在并门倡乱。那两位王者，于是低垂沮丧惊恐，像儿女一样悲泣，垂着胡须拱手，等待死期，不再有平日万分之一的气概，为什么呢？有强臣骄兵控制他们的命运。只有到了这里，才开始醒悟自己孤立弱小，无法自救。

凭着功业取得天下的，常有强臣；凭着武力取得天下的，常有骄兵。臣子不是本来强横，凭借勋赏的积累而最终变得强横；士兵不是本来骄傲，凭借战役的勤劳而最终变得骄傲。所以古代拨乱反正的主君，不担忧天下大计不能成就，而深深忧虑大臣或许强横、战士或许骄傲。所以常常事先整治，使他们的控制常在于我。因此天下既已成就，而国家安定强盛；举而传给幼主弱息，而变故不发生。那些以乱继乱的人则不然：正当他们图谋天下即将成就时，每天责求将领立功，责求士兵作战。责求立功急切，那么凡是用来酬谢将领的未曾顾虑，他们或许变得强横；责求作战迫切，那么凡是用来抚慰士兵的未曾担忧，他们或许变得骄傲。所以天下大致平定，强臣倚仗骄兵而斜视，骄兵挟持强臣而期望。一旦相与起而逼迫他们，反而看自己，彷徨孤立，而大事即将失去。那么即使有平日壮决的气概，持此又能归往哪里呢？这是唐的庄宗、末帝失去天下的原因，由此故也。唉！图谋天下急于成就，而不计其既成就后的利害的，最终也急于灭亡而已。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备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因特奏召见，廷试，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佑四年因苏轼推荐，换授承奉郎。五年出任徐州教授，苏轼又奏进所撰《备论》，推荐为馆职，未能实现。此编即苏轼奏进之本，苏轼《状》称二十八篇，此本仅二十六篇，大概遗失了两篇。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所以此编都是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接近苏氏父子。苏洵作《六国论》，归咎六国贿赂秦国；苏辙作《六国论》，归咎四国不救；去非所论，兼有二意，其旨尤相近，所以苏轼屡次称赞他。卷首只载苏轼荐状二篇，所以记载此书的缘起；卷末有明归有光跋，深讥此论之谬。且以元符、政和之败，归祸本于去非。夫北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有光

译不追究宋朝溃败混乱是由于士大夫不懂军事，反而归咎于吕祖谦谈论兵法。明代通儒的看法竟然如此，明朝之所以也走向衰弱灭亡，难道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