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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 余姚黄宗羲梨洲著
目次
原君……………………………………一
原臣……………………………………三
原法……………………………………五
置相……………………………………七
学校……………………………………九
取士上………………………………一四
取士下………………………………一五
建都…………………………………一九
方镇…………………………………二一
田制一………………………………二三
田制二………………………………二四
田制三………………………………二六
兵制一………………………………二九
兵制二………………………………三二
兵制三………………………………三三
财计一………………………………三五
财计三………………………………三八
财计三………………………………四0
胥吏…………………………………四一
奄宦上………………………………四三
奄宦下………………………………四五
余姚黄宗义梨洲著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欢曰：昔王冕倣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傅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豈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
译《明夷待访录》 余姚黄宗羲梨洲著
目录
原君……………………………………一
原臣……………………………………三
原法……………………………………五
置相……………………………………七
学校……………………………………九
取士上………………………………一四
取士下………………………………一五
建都…………………………………一九
方镇…………………………………二一
田制一………………………………二三
田制二………………………………二四
田制三………………………………二六
兵制一………………………………二九
兵制二………………………………三二
兵制三………………………………三三
财计一………………………………三五
财计三………………………………三八
财计三………………………………四0
胥吏…………………………………四一
奄宦上………………………………四三
奄宦下………………………………四五
余姚黄宗羲梨洲著
我常怀疑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的话，为什么三代以下只有乱而没有治呢？于是看胡翰所说的十二运，从周敬王甲子年直到今天，都处于一个乱的运势中；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卦，才开始得到一个治世，那么三代的盛世还是不绝望的。前年壬寅年夏天，逐条列举治理国家的大法，没写完几章，遇到火灾而停止。今年从蓝水返回故居，整理残存的书籍，这一卷还没有遗失在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求我完成它。冬十月，在雨天的窗下削笔，感慨而欢喜地说：从前王冕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自认为“我还没有死，拿着这个去遇见明主，伊尹、吕尚的事业不难达到”，最终没能稍加试用就死了。王冕的书我没有见到，它能否达到治世，固然不知道；然而乱的运势还没有终结，又怎么能处于“大壮”的交接之时。我虽然老了，如果像箕子那样被访求，或许差不多吧：难道因为处于夷卦的初旦，光明而未融合，就秘密隐藏自己的言论吗！癸卯年，梨洲老人记。
原君
人类初生之时，人人各自自私，人人各自求利；天下有公共利益却没有谁来兴办，有公共祸害却没有谁来消除。有这样的人出现，不把自己一人的利益当作利益，而让天下人享受他的利益，不把自己一人的祸害当作祸害，而让天下人免除他的祸害；这个人的勤劳必定比天下人千万倍。凭着千万倍的勤劳而自己又不享受利益，必定不是天下人的情理所愿意居处的。所以古代的君主，离开它而不愿进入的，许由、务光是这样；进入而又离开的，尧、舜是这样；起初不愿进入而不能离开的，禹是这样。难道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吗？好逸恶劳，也和常人的情理一样。
后来的君主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利害权力都出于我，我把天下的利益全部归于自己，把天下的祸害全部归于别人，也没有不可以的；让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把我最大的私利当作天下最大的公利。开始感到惭愧，久而久之就安之若素，把天下看作最大的产业，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基业，和二哥相比谁多”的话，那种追逐利益的情态不知不觉流露在言辞中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古代以天下为主，君主为客，凡是君主一生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现在以君主为主，天下为客，凡是天下没有地方得到安宁的，都是为了君主。所以在他没有得到天下时，屠杀毒害天下的百姓，离散天下的子女，以博取我一个人的产业，竟然不感到悲惨，说：“我本来是为子孙创业。”在他得到天下后，敲剥天下的骨髓，离散天下的子女，以供奉我一个人的淫乐，视为理所当然，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那么成为天下最大祸害的，就是君主罢了。假使没有君主，人人各自自私，人人各自求利。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
古代天下人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把他比作上天，确实不过分。现在天下人怨恨厌恶他们的君主，把他看作强盗，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这样。而小儒拘泥于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直到桀、纣的暴虐，还说汤、武不应当诛杀他们，而妄传伯夷、叔齐没有根据的事，使亿万百姓崩溃的血肉，竟然不异于腐鼠。难道天地之大，在亿万百姓之中，唯独偏爱一个人一个姓氏吗！所以武王是圣人，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话；后世的君主，想用如父如天的空名禁止人们的窥伺，都不利于这些话，以至于废除孟子而不立庙，难道不是源于小儒吗！
虽然如此，假使后世的君主果真能保住这个产业，
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胜，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译这种观念流传下去没有穷尽，也不奇怪人们会把它当作私产了。既然把天下当作产业来看待，人们想要得到产业，谁不和我一样呢？收紧封条，加固锁钥，一个人的智力不能抵挡天下想夺取它的人那么多，远的经过几代，近的就在自己这一代，他们的血肉崩溃就落在子孙身上了。前人希望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而崇祯皇帝对公主说的话，也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这话多么痛切啊！回想创业的时候，那种想要得到天下的心，有不因此感到沮丧而消沉的吗？所以明白做君主的职分，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谦让，许由、务光并不是超凡脱俗的人；不明白做君主的职分，那么市井小民之间，人人都想争夺，许由、务光之所以在后世很久都听不到名声了。然而君主的职分难以明白，用片刻的淫乐去交换无尽的悲哀，即使是愚笨的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了。
原臣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织芥之疾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嗟乎!後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兔於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於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白待，听指使於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那!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于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曰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曰远曰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徙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一二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
明夷待访录 原法
五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曰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
译推原臣道
有这样的人，在无形之中观察，在无声之中倾听，以此来侍奉君主，可以称他为臣吗？回答说：不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侍奉君主，可以称他为臣吗？回答说：不可以。那在无形之中观察，在无声之中倾听，是侍奉父亲的态度；牺牲生命，是无私的最高准则；然而这些尚且不足以担当臣道，那么臣道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因为天下如此广大，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的，所以要分派给众多官吏来治理。所以我出来做官，是为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是为了万民，不是为了某一姓氏。我站在天下万民的立场考虑，如果不是正道，即使君主用威势和言语强迫我，也不敢听从，何况是在无形无声之中呢！如果不是正道，即使身居朝廷，也不敢答应，何况是牺牲生命呢！如果不这样，而是站在君主一人一姓的立场考虑，君主有无形无声的嗜好欲望，我随之观察倾听，这是宦官宫妾的心态；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亡，我随之而死、而亡，这是私亲昵爱者的行为；这就是臣与不臣的区别。
世间的臣子不明白这个道理，认为臣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君主把天下分给我然后我才治理，君主把人民授予我然后我才牧养，把天下人民看作君主口袋里的私物。现在因为四方百姓的劳苦骚扰，民生的困苦憔悴，足以危及我的君主，所以不得不讲求治理和牧养的方法；如果与国家的存亡无关，那么四方百姓的劳苦骚扰，民生的困苦憔悴，即使有忠诚的臣子，也认为像小草一样微不足道。古代的臣子，是像这样呢，还是像那样呢？
大抵天下的治乱，不在于某一姓氏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愁安乐。所以夏桀、商纣的灭亡，反而是为了治理天下；秦朝、蒙古的兴起，反而是为了扰乱天下；晋、宋、齐、梁的兴亡，与治乱没有关系。做臣子的轻视百姓在水火之中的疾苦，即使能辅佐君主兴起，跟随君主灭亡，对于臣道本来就已经背离了。治理天下就像拖拽大木头一样，前面的人喊“邪”，后面的人喊“许”。君主和臣子，都是拖拽木头的人；如果手不握绳索，脚不踏地，拖木头的人只在拖木头的人面前娱乐嬉笑，只让拖木头的人以为他是良臣，那么拖木头的职责就荒废了。
唉！后世骄横的君主放纵自己，不把天下万民当作事务，他们在民间所寻求的，不过是想得到奔走服役的人。于是使民间响应上位的人，也不出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冷饥饿，就感激上位的知遇之恩，不再计较礼数是否完备，把自己置于仆妾之间而认为理所当然。万历初年，神宗对待张居正，礼数稍微优厚，这比起古代的师傅还不及百分之一；当时的议论者惊骇于张居正接受了无人臣之礼。张居正的罪过，正在于不能以师傅的身份自处，听从仆妾的指使，而指责他反而这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耳目逐渐浸染于流俗所谓的臣道，把它当作目标了，又哪里知道臣与君主，名义不同而实质相同呢！
有人说：臣不与子并称吗？回答说：不是的。父亲是一气所生，儿子是分了父亲的身体而成为身体。所以孝子虽然身体不同，但可以说接近父亲的气，时间久了没有不通的；不孝的儿子，分了身体之后，日益疏远，时间久了气就不相似了。君臣的名分，只是天下共有的。我没有治理天下的责任，那么我在君主面前就是路人。出来在君主那里做官，不把天下当作事务，就是君主的仆妾；把天下当作事务，就是君主的师友。像这样，称为臣，它的名称屡次变化；而父子关系本来是固定不变的。
推原法度
夏商周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为什么说呢？二帝、三王知道天下不能没有养育，所以授给田地让他们耕种；知道天下不能没有衣服，所以授给土地让他们种植桑麻；知道天下不能没有教化，所以设立学校来振兴它；制定婚姻之礼来防止淫乱；制定兵役赋税来防止动乱；这是三代以上的法度，本来就不是为了一己而设立的。后世的君主，既已得到天下，只担心自己的国运不长久，子孙不能保有，在祸患未发生之前就考虑制定法度。然而他们所说的法，是一家的法而不是天下的法。所以秦朝变封建为郡县，是因为郡县有利于我的私利；汉朝分封庶孽，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做藩屏；宋朝解除方镇的兵权，是因为方镇不利于我；这些法度何曾有一丝一毫为天下着想的心呢，这也可以称为法吗？
三代的法，是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的；山泽的利益不必全部取走，刑罚赏赐的权力不担心旁落，尊贵不在朝廷，卑贱不在民间。后世的人议论他们的法度疏漏，而天下的人看不到上位有什么可贪欲的，看不到下位有什么可恶的，法度越疏漏而动乱越不发生，这就是所谓无法之法。后世的法，是把天下藏在箱子里的；利益不想让它遗留在下位，福气一定要收敛在上位；任用一个人就怀疑他自私，又另用一个人来制约他的私心；做一件事就顾虑可能被欺骗，又设置一件事来防止欺骗。天下的人都知道箱子在哪里，我也小心翼翼地只担心箱子，所以法度不得不严密，法度越严密而天下的动乱就产生在法度之中，这就是所谓非法之法。
议论的人说一代有一代的法度，子孙
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译把效法祖先当作孝道。那些不合正道的法律，是前代君王无法克制利欲私心而创立的，后代君王或许也无法克制利欲私心而破坏它；破坏它固然足以危害天下，那创立它的人也未尝不是在危害天下。却一定要在那些胶漆般的束缚中周旋，以博取遵循典章制度的虚名，这是庸俗儒生的陈词滥调。即使有人说天下的治乱不取决于法律的存亡。古今的变迁，到秦朝时彻底毁灭了一次，到元朝时又彻底毁灭了一次，经过这两次毁灭之后，古代圣王出于恻隐之心爱护百姓而建立的制度荡然无存，如果不为此进行深远的思考和全面的观察，一一进行变革，以恢复井田、封建、学校、兵制的旧制，即使只是小小的改革，百姓的忧虑痛苦也终究不会停止。即使有人说有善于治理的人而没有善于治理的法律，我认为有了善于治理的法律然后才有善于治理的人。自从不合正道的法律束缚了天下人的手脚，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终究也无法摆脱牵制、顾忌和嫌疑的牵绊；有所作为，也只能在分内所得的范围内，安于苟且简略，而不能有超出常规的功效和名声。假使先王的法律还在，没有不存着法律之外的深意于其中的；那个人是正确的，就可以实现所有法律之外的深意；那个人是不正确的，也不至于严酷地罗织法网，反而危害天下。所以说有了善于治理的法律然后才有善于治理的人。
置相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诏，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至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曰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拟，阁中又缴之御，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唐张说为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学校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壳、戎(讼)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
译设立宰相
明朝之所以没有良好的治理，是从高皇帝废除丞相制度开始的。
推究设立君主的本意，是为了治理天下。天下不能由一个人来治理，就设置官员来治理；这些官员，就是分身化的君主。孟子说：“天子是一个等级，公是一个等级，侯是一个等级，伯是一个等级，子、男同属一个等级，总共五个等级。君是一个等级，卿是一个等级，大夫是一个等级，上士是一个等级，中士是一个等级，下士是一个等级，总共六个等级。”大概从外部来看，天子与公之间的差距，就像公、侯、伯、子、男之间依次相等的差距；从内部来看，君与卿之间的差距，就像卿、大夫、士之间依次相等的差距；并不是说到了天子这一层，就截然没有等级差别了。从前伊尹、周公摄政，是以宰相的身份代理天子，这与大夫代理卿、士代理大夫的情况并没有不同。后世的君主骄横，臣下谄媚，天子的地位才开始不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那些见识浅陋的儒生竟然对摄政之事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君主去世、儿子继位时，忘记了哭泣和穿孝服的悲哀，却去讲求礼乐征伐的治理，君臣之间的道义未必周全，父子之间的恩情却先断绝了。如果不幸国家没有成年君主，政权委托给太后，身为宰相的人正避嫌而置身事外，宁可让国家分崩离析、败坏，贻笑千古，这难道不是把天子的地位看得过高所导致的吗！
古代君主对待臣下，臣下拜见，君主必定回拜。秦、汉以后，废除了这种礼节而不讲求；然而丞相进见时，天子坐在座位上要起身，在车舆上要下来。宰相既然被废除，天子再也没有可以与之行礼的人了；于是认为设置百官，是为了侍奉我，能侍奉我的我就认为他贤能，不能侍奉我的我就认为他不贤。设置官员的本意既然已经错误，还能符合设立君主的本意吗！古代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贤人，他们看待天子的地位，去留就像宰相一样。后来天子传位给儿子，宰相不传位给儿子；天子的儿子不一定都贤能，还依靠宰相传贤来弥补补救，那么天子也不失传贤的本意。宰相既然被废除，天子的儿子一旦不贤，再也没有人可以贤能了，这难道不是连传位给儿子的本意也丧失了吗！
有人说后来入阁办事的人，没有宰相的名号，却有宰相的实权。我说：不是这样。入阁办事的人，职责在于批答奏章，就像开府仪同三司的书记官一样，事情既轻；而且批答的意思，又必须由内廷授意后才拟写，这能说是拥有实权吗！我认为拥有宰相实权的，是现在的宦官。因为大权不能没有寄托；那些宦官，看到宰相的政事坠地无人收拾，于是设立科条，增加他们的职掌；原本出自宰相的生杀予夺大权，依次全部归他们所有。明朝内阁之下，贤能的人借其残存的恩惠，不贤能的人借其喜怒骂詈，道路上传言，国史记载，就认为是那个人的宰相业绩了。所以让宦官拥有宰相实权的，正是废除丞相的过错。内阁中的贤能者，竭尽所能则说是效法祖宗；也不是因为祖宗必定值得效法，而是他们的地位既轻，不得不借祖宗来压制后来的君主，以堵塞宦官。祖宗所行的未必都恰当，宦官中狡猾的人又列举其瑕疵行为，也说效法祖宗，那么效法祖宗的论调就荒谬了。如果宰相不被废除，自然可以用古代圣哲君王的行径来切磋规劝君主，君主也有所畏惧而不敢不听从。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没有固定员额。每天在便殿议政，天子面南而坐，宰相、六卿、谏官面东面西依次就坐。负责事务的人都使用士人。凡是奏章进呈，由六科给事中主管；给事中转报宰相，宰相转报天子，共同商议是否可行。天子用朱笔批示；天子不能全部批示，就由宰相批示，下发六部施行。不再需要呈到御前，转发内阁拟旨，内阁又缴回御前，然后下发相关部门，像旧例那样往返，使得大权出自宦官。
宰相设立政事堂，让新科进士主管，或者使用待诏的人。唐朝张说任宰相，在政事堂后面设立五房：一是吏房，二是枢机房，三是兵房，四是户房，五是刑礼房，分科主管各项事务，这是它的例子。四方上书言说利弊的人以及待诏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凡事没有不能通达的。
学校
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然而古代的圣王，他们的用意不仅于此，一定要使治理天下的工具都出自学校，然后设立学校的用意才算完备。并不是说在辟雍举行朝会、颁布政令、养老、抚恤孤儿、审讯战俘、大军出征时集结将士、重大狱讼时召集吏民、重大祭祀时享祭始祖，这些都是在辟雍进行的。而是要使朝廷之上，民间细微之处，潜移默化，无不具有诗书的宽厚之气；天子认为对的未必对，天子认为错的未必错，天子也就不敢自以为是或自以为是错，而将是非标准公之于学校。所以培养士人是学校的一件事，而学校不仅仅为了培养士人而设立。
三代以后，天下的是非标准一概出自朝廷。天子推崇的，大家就趋附认为是；天子贬斥的，大家就挑剔认为非。文书、期限、钱粮、诉讼，一切委托给俗吏。在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不同的人，就被认为是学校中不适应紧急事务的习气。而他们所谓的学校，科举喧嚣争竞，富贵熏心，也就用朝廷的势利改变了他们的本性；而士人中有才能学术的往往从草野中自拔，与学校毫无关系，最终连培养士人这一件事也丧失了。
于是学
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译官学变质而成为书院；学校认为不对的，朝廷必定认为是对的并加以荣耀；学校认为对的，朝廷必定认为是不对的并加以羞辱。禁止伪学，毁坏书院，必定想要用朝廷的权力与学校争个高下。那些不做官的人受到刑罚，说：“这是率领天下的士大夫背离朝廷。”起初，学校与朝廷互不干涉，后来，朝廷与学校完全相反，不仅不能培养士人，甚至到了伤害士人的地步，却仍然沿袭旧名而设立学校，这是为什么呢？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曰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里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曰，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华而退之。
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曰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学不与焉。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八十以上无过犯者，皆以齿南面，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宪老乞言。
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虫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壳，设主祀之。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
译东汉太学有三万名学生，他们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不回避权贵豪强，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议论；宋朝的读书人伏在宫门前击鼓，请求起用李纲；三代（夏商周）遗留的风气，只有这些还比较接近。假使当时在朝廷任职的人，能够以他们所认为的对错作为真正的对错，将会看到盗贼奸邪之徒在正气凛然如霜雪般的气氛下感到恐惧，君主就能安定，国家就能保全。然而议论的人却把这看作是衰败世道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导致灭亡的原因，正是逮捕党人、将陈东、欧阳澈流放管制，这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学校制度所导致的，反而去责怪学校中的人吗！
唉！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把教化养育的责任托付给君主的。授田的制度废除了，百姓购买田地自己养活自己，还征收赋税来骚扰他们；学校的制度废除了，百姓愚昧无知而失去教化，还用权势利禄来引诱他们；这也是非常不仁道的。却用空洞的名号将他们尊称为“君父，君父”，那我是欺骗谁呢！
郡县的学官，不得由朝廷直接选拔任命；应由郡县公众商议，聘请著名的儒者主持。从平民百姓到退休的宰相，都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拘泥于是否做过官。这个人如果稍微违背了清正的舆论，那么学生们可以共同起来罢免他，说：“这个人不能做我们的老师。”下面设有五经教师，兵法、历法算术、医学、射箭各有教师，都由学官自行选择。凡是县里的学生儿童都依靠乡里供给粮食跟随学习，离开城市而在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的地方，也设置经学教师。民间儿童十人以上的，就由那些年老而不做官的学生担任启蒙教师。所以郡县没有没有老师的士人；而士人中学问品行成就的，不是主管六部的事务，就是主管分教的工作，也没有不被任用的人。
学宫以外，凡是在城里在野外的寺庙道观庵堂，大的改为书院，由经学教师统领；小的改为小学，由启蒙教师统领；用来分别安置学生们接受学业。那些寺院的产业就隶属于学校，用来供养贫穷的学生。佛道两教的人，分别出其中有学问品行的，归入学宫，其余的则各自回归他们的本业。
太学祭酒，推举选择当代的大儒，其地位与宰相相等，或者由退居的宰相担任。每月初一，天子亲临太学，宰相、六卿、谏议大夫都跟随前往。祭酒面向南讲学，天子也坐在弟子的行列中。政事有缺失，祭酒直言不讳。
天子的儿子年满十五岁，就和大臣的儿子在太学求学，使他们了解百姓的真情假意，并且让他们稍微习惯于劳苦。不得把他们封闭在宫中，使他们所听闻看到的不出宦官宫妾的范围，而妄自尊大。
郡县每月初一和十五，大会一郡一县的士大夫和学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员就坐在弟子的行列，面向北拜两次，老师和弟子各自就疑难问题进行质疑辩难。那些因为文书公务和期限会议不到场的人要受罚。郡县官员政事有缺失，小的就纠察弹劾，大的就击鼓向众人宣告。如果是偏僻的郡县，学官不能迅速得到大儒，而郡县官员的学问品行超过学官的，那么初一十五的集会，郡县官员面向南讲学也可以。如果郡县官员年轻没有真才实学，妄图压制老儒而凌驾于其上的，那么士子就羞辱他并让他退下。
选择大儒来提督学政；然而学官不隶属于提学，因为他们在学问品行和名望辈分上是师友关系。每三年，学官送优秀的人才给提学考核，补为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给提学考核，以便解送礼部，不再另外派遣考试官。发榜遗漏的士人，有平日学问品行优秀的，学官咨询提学后补入。那些被罢黜的弟子，由学官根据其生平表现决定，而提学不参与。
学习历法的人如果能计算气数和朔望，就补为博士弟子；其中精通的同入解额，让礼部考核，在钦天监做官。学习医学的人送交提学考核，补为博士弟子，才允许行医。年终，核查他们救治生死的效果数量，记录在册。分为三等：下等的罢黜；中等的继续行医；上等的解试礼部，进入太医院做官。
凡是乡饮酒礼，集合一郡一县的士大夫和学子。士人七十岁以上，生平没有玷污清议的，庶民八十岁以上没有过错的，都按年龄面向南坐，学官、郡县官员都面向北，尊重老人请教言论。
凡是乡贤名宦祠，不得以权势地位及子弟关系作为进退的标准。功业气节则考证国史，文章则查考传世之作，理学则根据其言行确定。此外乡间的小名声，时文的声名，讲章的经学，依附权势的事功，已经入祠的都罢免。
凡是郡邑的书籍，不论是否行世或藏于私家，广泛搜求重金购买。每本书抄印三册，一册上交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留本学。当时人的文集，古文没有师法传承，语录没有心得见解，奏议无益于实用，叙事无补于史学的，不许传刻。那些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经刻印的都追回书板烧毁。士子选录科举考场文章及私试义策，蛊惑市井的，弟子员罢黜革除，现任官员免职，退休官员剥夺告身。
民间吉凶之事，一律依照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晓，那些丧服的制度，木主（牌位）的尺寸，衣冠的款式，宫室的规制，在市肆工匠那里，由学官制定并交付给他们。离开城市的聚落，由启蒙教师参照礼仪来革除习俗。
凡是郡邑的名迹以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彰，都是学官的职责。淫祀的祠庙一律拆毁，只留下土堆，设立牌位祭祀。所以进入那个地区，有违背礼制的祭祀，有非法的服饰，市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曰制科而极矣。故毅宗尝患之也，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贡之试，犹然经义也，考官不遣词臣，属之提学，既已轻于解试矣。保举之法，虽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谓名者何凭也，势不得不杂以贿赂请托；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义一论试之，视解试为尤轻矣。准贡者用解试之副榜，特授者用会试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余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将何以待中式者乎!积分不去赀郎，其源不能清也；换授以优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离经义；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
唐进士试诗赋，明经试墨义。所谓墨义者，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宋初试士，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设科虽异，其墨义同也。王安石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中书撰大义式颁行，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创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上等，其精于传注与下等”之议。权德舆驳曰：“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其后宋祁、王珪累有“止问大义，不责记诵”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决之。
故时文者，贴书、墨义之流也。今曰之弊，在当时权德舆已尽之。向若因循不改，则转相模勒，曰趋浮薄，人才终无振起之时。若罢经义，遂恐有弃经不学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视为迂阔无用之具。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则空疏者绌，由后则愚蔽者绌，亦变浮薄之一术也。
或曰：以诵读精粗为中否，唐之所以贱明经也，宁复贵其所贱乎？曰：今曰之时文，有非诵数时文所得者乎？同一诵数也，先儒之义学，其愈于饾钉之剿说亦可知矣。非谓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趋天下之士于平实，而通经学古之人出焉。昔之诗赋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费考索，推声病；未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为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经四转，已入仕之后凡经三转，总七转，始与之以禄。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倖进。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曰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见夫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筹，第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宽取士
译选拔人才上篇
选拔人才的弊端，到今天以制科为最严重了。所以毅宗曾经担忧这件事，设立了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制度，希望借此得到常规科举之外的人才。然而拔贡的考试，仍然是经义，考官不派遣翰林词臣，而是交给提学官，这已经比乡试轻慢了。保举的方法，虽然说是以名声选取人才，但不知道现在所谓的名声凭借什么，势必要混杂贿赂和请托；等到他们捧着任命文书来到，吏部用一篇经义、一篇论策来考试他们，这比乡试更加轻慢了。准贡是利用乡试的副榜，特授是利用会试的副榜；那副榜，是落选之余的人，那些落选的人如此众多，将用什么来对待考中的人呢！积分制度不剔除捐纳出身的官员，其源头不能清澈；换授制度用来优待宗室，对他们的教育难道可以不预先安排吗！这六种制度，都不脱离经义；想要得到胜过科举科目的人才，其方法反而不如科举科目详尽，所以只是徒然造成纷乱而对时局没有益处。
唐代进士考试诗赋，明经考试墨义。所谓的墨义，每部经书问十个义理题目，五个题目要求全部写出疏文，五个题目要求全部写出注文。宋代初次考试人才，诗、赋、论各一首，策问五道，贴经《论语》十条，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那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科目，虽然设立的科目不同，但其墨义考试是相同的。王安石改革制度，废除诗赋、贴经、墨义，由中书省撰写大义格式颁布施行，必须通晓经义且有文采，才算合格，不仅仅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解释章句而已。然而这并不是王安石首创的，唐代柳冕就有“通晓六经大义，符合先王道术的列为上等，那些精通传注的列为下等”的建议。权德舆驳斥说：“注疏还可以用来验证，如果不这样，有关部门就会随意操纵高低，既失去了末节，又得不到根本，那就荡然无存了。”此后宋祁、王珪屡次有“只问大义，不责求记忆背诵”的奏议，但没有实行，直到王安石才决意实行。
所以时文，是贴经、墨义的流变。今天的弊端，在当时权德舆已经说尽了。如果以前因循守旧不改变，那么互相模仿抄袭，日益趋向浮浅轻薄，人才终究没有振兴的时候。如果废除经义，就恐怕有抛弃经书不学的人，而先王的道术更加被视为迂阔无用的东西。我认为应当恢复墨义的古法，让写经义的人全部写出注疏、大全、汉宋诸儒的说法，一一列举在前面，然后用自己的意思加以阐述，也不必死守某一位先生的言论。由前面（要求罗列众说）则空疏的人会被淘汰，由后面（要求阐述己意）则愚昧闭塞的人会被淘汰，这也是改变浮浅轻薄风气的一种方法。
有人说：以诵读的精粗作为合格与否的标准，这是唐代轻视明经的原因，难道要再重视那被轻视的东西吗？回答说：今天的时文，有不是靠背诵几篇时文就能得到的吗？同样是背诵，先儒的义理之学，胜过那些琐碎拼凑的抄袭言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说坚守这种方法就足以得到天下的人才，而是引导天下的人才趋向平实，从而出现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学者。以前的诗赋也哪里足以选拔人才，但必须费心考索，推敲声律病犯；没有像时文这样，空疏不学的人都能写作的。
选拔人才下篇
古代选拔人才宽泛，使用人才严格；现在选拔人才严格，使用人才宽泛。古代实行乡举里选，士人中有贤能的人，不用担心不被知晓。降及唐宋，设立的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科，还可以转而从事那一科，这是选拔的宽泛。《王制》论述秀士，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论述选士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大乐正论述造就人才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论述进士中的贤能者，报告给君王并确定其评价。评价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一个人，在入仕之前经过四次升迁，入仕之后经过三次升迁，总共七次升迁，才给予俸禄。唐代的士人，考中后并不立即脱去布衣，进入吏部任职，还要再次考试。韩愈在吏部三次考试都没有成功，那么十年还是布衣。宋代虽然登第入仕，但也只是担任簿尉令录等小官，榜首才得到丞判的职位，这是使用的严格。选拔宽泛则不会冤枉人才，使用严格则侥幸晋升的人少。
现在却不是这样。用来考核士人的，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即使是古代的豪杰之士如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等人，离开这条路也没有办法进取，这难道不严格吗！一旦侥幸考中，上者列入侍从之臣，下者也安置在郡县；即使落选成为乡贡的人，终身不再参加解试，也授予官职，使用他们又多么宽泛啊！选拔严格，那么豪杰之士老死在山野的就多了；使用宽泛，所以在位的人多不称职。
世俗之人，只看到两百年以来的功名气节，有一两个人出自其中，就以为科举制度已经完善，不必另求他法。不知道科举之内，既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应该只有功名气节之士不能进入；那么功名气节之士考中科举，并不是科举能够选拔出功名气节之士。假使士人抽签，按签的长短来录取，实行几百年，那么功名气节之士也自然有出自抽签之中的人，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人才的好方法吗！终究功名气节的人物，远不及汉唐，只是让庸俗狂妄之辈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是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宽泛地选拔人才
科举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议：第一场易、诗、书为一科，子午年试之；三礼兼大戴为一科，卯年试之；三传为一科，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四书义一道。答义者先条举注疏及后儒之说，既备，然后以“愚按”结之。其不条众说，或条而不能备，竟入己意者，虽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题者，有忌讳丧礼朋制不以为题者，皆坐罪。第二场周、程、张、朱、陆六子为一科，孙、吴武经为一科，荀、董、扬、文中为一科，管、韩、老、庄为一科，分年各试一论。第二场左、国、三史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宋史、有明实录为一科，分年试史论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实而辨是非；若事实不详，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场时务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员遇以上四年仲秋，集于行省而试之，不限名数，以中格为度。考官聘名儒，不论布衣、在位，而以提学主之。明年会试，经、子、史科，亦依乡闱分年，礼部尚书知贡举。登第者听宰相鉴别，分置六部各衙门为吏，管领簿书。拔其釉贿，仿古侍中之职在天子左右，三考满常调而后出官郡县。又拔其釉贿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为弟子员，仍取解试而后得入礼闱。
荐举之法：每岁郡举一人，与于待诏之列，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观其所对，令廷臣反覆诘难，如汉之贤良、文学以盐鐡铁发策是也。能自理其说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说欺人者，举主坐罪，其人报罷。若道德如吴与弼、陈献章，则不次待之，举主受上赏。
太学之法：州县学每岁以弟子员之学成者，列其才能德艺以上之，不限名数，缺人则止。太学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艺与所上不应者，本生报罷。凡士子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分为三等：上等则同登第者，宰相分之为侍中属吏；中等则不取解试，竟入礼闱；下等则罢归乡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县学，补博士弟子员：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学；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今也大夫之子与庶民之子同试；提学受其请托，是使其始进不以正；不受其请托，非所以优门第也。公卿之子不论其贤否而仕之；贤者则困于常调，不贤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爱之也。
郡县佐之法：郡县各设六曹，提学试弟子员之高翟贿分置之，如户曹管赋税出入，礼曹主祀事、乡饮酒、上下吉凶之礼，兵曹统民户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兴作，刑曹主刑狱，吏曹主各曹之迁除资俸也。满三考升贡太学，其才能尤著者，补六部各衙门属吏。凡廩生皆罢。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得自辟其属吏，试以职事，如古之摄官。其能显著，然后上闻即真。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上书有一一：一，国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刘贲、宋陈亮是也，则当处以谏职。若为人嗾使，因而挠乱朝政者，如东汉牢修告捕党人之事，即应处斩。一，以所著书进览，或他人代进，看详其书足以传世者，则与登第者一礼出身。若无所发明，纂集旧书，且是非谬乱者，如今曰赵宦光说文长笺、刘振识大编之类，部帙虽繁，却其书而遣之。
建都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
译科举的制度：其考核标准仿照朱熹的提议：第一场将《易》、《诗》、《书》归为一科，在子年和午年考试；《三礼》兼《大戴礼记》归为一科，在卯年考试；《三传》归为一科，在酉年考试。每科考义题各两道，各经都兼考一道《四书》义题。回答义题的人，必须先逐条列举注疏及后世儒者的说法，列举完备后，再用“愚按”来总结自己的见解。那些不列举众说，或列举而不能完备，径直抒发自己意见的人，即使文章通顺也不予录取。主管官员有不按照章句移文配接命题的，有忌讳丧礼朋制而不将其作为题目的，都要治罪。第二场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六子归为一科，孙武、吴起的《武经》归为一科，荀子、董仲舒、扬雄、文中子归为一科，管仲、韩非、老子、庄子归为一科，分年各考一道论题。第二场（注：此处原文似有误，通常第三场为史论，但依原文翻译）将《左传》、《国语》、《三史》归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归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归为一科，《宋史》、《明实录》归为一科，分年各考两道史论。答题的人也必须摘取史实来辨析是非；如果史实不详，或牵连其他事情而对主要本事反而简略的，都不予录取。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凡是博士弟子员，每逢上述四年仲秋，聚集在省城考试，不限名额，以符合录取标准为度。考官聘请名儒，不论是在野布衣还是在位官员，由提学主持。第二年会试，经、子、史各科，也依照乡试分年的办法，由礼部尚书主持贡举。考中的人听从宰相鉴别，分别安置在六部各衙门担任吏员，管理文书簿籍。选拔其中廉洁的人，仿照古代侍中的职位，在天子左右侍奉，经过三次考核期满常调后，才出任郡县官。又选拔其中廉洁的人担任各部主事，落第的人退为弟子员，仍然要取得解试资格后才能进入礼闱。
荐举的制度：每年郡县推举一人，列入待诏的行列，宰相拿国家疑难的事情询问他。观察他的回答，让朝廷大臣反复诘难，就像汉代贤良、文学以盐铁问题发策一样。能自己阐明说法的人，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或者先给他职务，观察他的成效后再授予官职。如果是庸劣之才抄袭旧说欺骗人的，推举者治罪，那人被罢黜。如果道德像吴与弼、陈献章那样，就破格对待，推举者受上等赏赐。
太学的制度：州县学每年将学业有成的弟子员，列出他们的才能德艺上报，不限名额，缺人就停止。太学接收并考核他们，如果才能德艺与上报的不符，本人被罢黜。凡是在学的士子，积累岁月多次考试，分为三等：上等就和考中进士的人一样，宰相分派他们为侍中属吏；中等就不需要解试，直接进入礼闱；下等就罢黜回乡。
任子的制度：六品以上官员，他们的儿子十五岁都进入州县学，补为博士弟子员：如果教了十五年而没有成就就出学。三品以上官员，他们的儿子十五岁都进入太学；如果教了十五年而没有成就就出学。现在大夫的儿子和庶民的儿子一起考试；提学接受他们的请托，这是让他们初入仕途就不正；不接受他们的请托，又不是优待门第的办法。公卿的儿子不论贤与不贤都让他们做官；贤能的人被常调所困，不贤的人却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既有害于百姓，也不是爱护他们的办法。
郡县佐的制度：郡县各设六曹，提学考试弟子员中廉洁的人，分别安置，如户曹管理赋税出入，礼曹主管祭祀、乡饮酒、上下吉凶之礼，兵曹统领民户所出的兵、城守、捕寇，工曹主管郡邑的工程兴作，刑曹主管刑狱，吏曹主管各曹的升迁罢免和俸禄。满三次考核升贡太学，其中才能特别显著的，补为六部各衙门属吏。凡是廪生都罢黜。
辟召的制度：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都可以自行征召属吏，用职务来考验他们，就像古代的摄官。如果才能显著，然后上报朝廷正式任命。
绝学的情况，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就是。郡县上报朝廷，考核他们确实有发明创造，就让他们待诏；否则罢黜回乡。
上书的情况有一一：一，国家有大事或大奸臣，朝廷之上不敢说而草野之人说的，如唐代刘贲、宋代陈亮那样，就应当授予谏官职位。如果是被人唆使，因而扰乱朝政的，如东汉牢修告发党人的事，就应当处斩。一，进献所著书籍供阅览，或他人代进，审看其书足以传世的，就和考中进士的人一样给予出身。如果无所发明，只是编纂旧书，而且是非谬乱的，如今天的赵宦光《说文长笺》、刘振《识大编》之类，篇幅虽然繁多，却退回其书而遣散他。
建都
有人问：北京灭亡得如此突然，原因是什么？回答说：灭亡的原因不止一种，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挽救。国家命运中途危殆，哪个朝代没有呢。安禄山的祸乱，玄宗逃往蜀地；吐蕃的灾难，代宗逃往陕州；朱泚的叛乱，德宗逃往奉天；因为汴京地处中原四通八达，即使有急事，形势也没有阻碍。当李自成围困京城时，崇祯帝也想南下；但北京孤悬绝北，音信隔绝，一时既不能出去，出去也不能保证到达，所以不得已以身殉国。如果不是定都燕京，怎么会比不上前三宗（玄宗、代宗、德宗）的事情呢！
有人说：自从永乐定都燕京，历经十四代，
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曰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译难道因为一朝的过失，就非议当初谋划的不善吗？回答说：从前治理天下的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要务，而不是以失去天下为要务。明朝定都北京不过两百年，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武宗在阳和陷入困境，景泰初年京城被围困，嘉靖二十八年京城被围困，四十三年边境敌人闯入，崇祯年间京城年年戒严。上下精神疲于应对敌寇入侵，如果说这是以失去天下为要务，那么礼乐政教还值得称道吗！江南百姓的生命耗尽于运输粮草，国库的金钱浪费于河道治理，这都是定都北京的祸害。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檏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曰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仓库匮箧；昔曰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方镇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外则云、贵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
凡此则有五利：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枝梧旦夕之间，掩饰章奏之上，其未至溃决者，直须时耳。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一有警急，常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莱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则坏定赋，周官礼国经野，则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为准矣。当是时，其国之君，于其封疆之内田土之肥瘠，民口之众寡，时势之迁改，视之为门以内之事也。
井田既坏，汉初十五而税一，文、景三十而税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于缕分区别而为则坏经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当三代之盛，赋有九等，不能尽出于下下；汉独能为三代之所不能为者，豈汉之德过于三代敛？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至于后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为什一而税，古之法也；汉之省赋，非通行长久之道，必欲合于古法。九州之田，不授于上而赋以什一，则是以上上为则也。以上上为则，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汉之武帝，度支不足，至于卖爵、贷假、榷酤、算缗、盐铁之事无所不举，乃终不敢有加于田赋者，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计虑犹未熟与？然则什而税一，名为古法，其不合于古法甚矣。而兵兴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鸣呼!吾见天下之赋曰增，而后之为民者曰困于前。
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
译有人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将会定都哪里？回答说：金陵。又有人说：古代谈论地势险要、形势优越的地方，以关中为最，金陵不在其列，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时代不同了。秦、汉时期，关中地区风气汇聚，田野开垦，人口众多、物产丰盛；而吴、楚之地刚刚摆脱蛮夷的称号，风气粗疏简略，所以金陵不能与关中争胜。如今关中的人口物产远不及吴、会稽地区已经很久了，又经历了流寇的祸乱，村落烟火，十不存二三，要重新聚集人口、教化百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东南地区的粮食布匹，供给天下；天下拥有吴、会稽，就像富人家拥有仓库箱柜一样。现在那些拥有千金的家主，对于仓库箱柜必定亲自看守，而门户庭院则委托给仆妾。舍弃金陵而不定都，就是把仓库箱柜委托给仆妾；过去定都燕京，则是亲自看守门户庭院了。难道治理天下的智慧还不如拥有千金的家主吗！
方镇
如今分封诸侯的事情已经遥远了；顺应时势，那么方镇制度是可以恢复的。自从唐朝因为方镇而亡天下，平庸的人拘泥于此，于是将其视为祸乱的根源。然而推究其根本和末节，事实并非如此。当初唐太宗分设节度使，都在边境，不过几个府；他们拥有十万军队，力量足以控制寇乱。所以安禄山、朱泚都凭借方镇而起兵，但平定祸乱的人也依靠方镇。后来方镇被分割为几十个，势力衰弱兵力单薄，方镇的兵力不足以相互制约，黄巢、朱温于是决裂而肆无忌惮。那么唐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方镇衰弱，而不是因为方镇强大。因此，分封制的弊端，是强弱吞并，天子的政教有所不能施加；郡县制的弊端，是边境的祸害苦无休止。想要去除两者的弊端，使它们并行不悖，那就是沿边的方镇了！
应当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都设立方镇，外部云南、贵州也依照这个例子，分割附近的州县归属它们。务必让它们的钱粮兵马，对内足以自立，对外足以抵御祸患；田赋商税，听任它们征收，以充作战守之用；一切政教的张弛，不从中节制；属下的官员也听任它们自行征召，然后上报朝廷备案。每年进贡一次，三年朝见一次，终身保持军民和睦、边境安宁的，允许子孙世袭。
这样就有五种好处：如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兵部尚书，有事又设立经略，事权不统一，有才能的人被牵制而坏事，没有才能的人容易推诿责任；在朝夕之间勉强支撑，在章奏之上掩饰粉饰，其尚未溃败的，只是时间早晚罢了。统帅专一，独自承担罪责，那么思虑自然周密，战守自然坚固，因为各自为子孙长远打算；这是第一点。国家一旦有警急，常常耗尽天下的财力，不足以供给一方的使用；如今一方的财力自供一方；这是第二点。边镇的主力军常常不如客兵，所以常常因为调发军队导致祸乱，天启年间的奢酋之乱、崇祯年间的莱阳之围就是例子；如今一方的军队自供一方；这是第三点。治军筹饷都出自朝廷，常常因为一方而调动四方；既然各有专地，兵粮不出自外部，即使一方不安宁，其他方也安然无事；这是第四点。外部有强兵，中央朝廷自然有所顾忌；山中有虎豹，野菜就不被采摘；这是第五点。
田制一
从前大禹划定疆界确定赋税，周朝《周官》治理国家、经营郊野，那么夏朝所确定的制度，到了周朝已经不能作为标准了。当时，各国的君主，对于自己封疆内的土地肥瘠、人口多少、时势变迁，都视为家门以内的事。
井田制败坏后，汉朝初期十五税一，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光武帝初行十分之一的税法，后来也改为三十税一。大概是因为土地广大，不能详细区分；总括大势，使贫瘠土地的百姓不至于过于困苦罢了。因此合并九州的田地，以最低等级的土地为标准；最低等级的土地不困苦，那么天下的形势就相安无事，我也无需详细区分而做破坏经野之事了。三十税一，是最低等级土地的赋税；在三代盛世，赋税有九等，不能全部出自最低等级；汉朝能做三代所不能做的事，难道汉朝的德行超过三代吗？古代井田制养民，那些田地都是官家的田地；自秦以后，是百姓自己拥有的田地；官府既然不能养民，让百姓自养，又从而征收赋税，即使三十税一，与古代相比也未尝算轻。
至于后世，不能深究其根本，认为十分之一的赋税，是古代的制度；汉朝减免赋税，不是通行长久之道，一定要符合古法。九州的田地，不授予官府而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那就是以最高等级的土地为标准了。以最高等级的土地为标准，百姓哪有不受困的呢！汉武帝时，财政不足，以至于卖爵位、借贷、专卖酒、算缗、盐铁之事无所不举，却始终不敢增加田赋，后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人，计虑还不成熟吗？那么十分之一的赋税，名义上是古法，其实与古法相差甚远。而在战乱时代，又不能坚守十分之一的赋税；他们向百姓征收赋税，不依据田地而依据人口，用一时的需要制定天下的赋税，后来的君王沿袭它；后来的君王衰微，又用当时的需要制定天下的赋税，再后来的君王又沿袭它。唉！我看到天下的赋税日益增加，而后来的百姓日益困苦于前。
儒者说：井田制不恢复，仁政不施行，天下的百姓才开始困苦不堪。谁知道魏
、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而后合于古法也。
译晋国的百姓又受汉朝的困扰，唐、宋的百姓又受魏、晋的困扰，那么天下危害百姓的，难道仅仅在于井田制没有恢复吗！如今天下的财赋出自江南；江南的赋税在钱氏时变得沉重，宋朝未曾更改；到张士诚时又加重，明朝也未曾更改。所以一亩的赋税，从三斗起征直到七斗，七斗之外，还有官方的损耗和私人的增加。计算一年的收获，不过一石，全部交给官府，仍然不够。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沿袭乱世苟且应付的方法。我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要重新审定天下的赋税；重新审定天下的赋税，必定要以最下等的标准作为准则，然后才符合古法。
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彼收其十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忧之乎!
田制一一
自井田之废，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议，师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其意虽善；然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或者谓夺富民之田则生乱，欲复井田者，乘大乱之后土旷人稀而后可；故汉高祖之灭秦，光武之乘汉，可为而不为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杀戮，为其可以便吾事；将使田既井而后，人民繁庶，或不能于吾制无龃龉，豈谓之不幸与？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言井田必可复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会道、洫涂、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数百年之力不可。夫诚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之法亦不能详。余盖于卫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
每军拨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五十亩科正粮十二石，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是实征十二石也。每亩二斗四升，亦即周之乡遂用贡法也。天下屯田见额六十四万四千一一百四十三顷，以万历六年实在田土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况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县之内，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实在田土均之，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户授田五十亩，尚余田一万七千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八亩，以听富民之所占，则天下之田自无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
难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则屯田之军曰宜繁庶，何以复有销耗也？曰：此其说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虽授之田，不足以挽其乡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夫屯种而任之老弱，则所获几何；且彼见不屯者之未尝不得食也，亦何为而任其劳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税一，今每亩二斗四升，计一亩之入不过一石，则是什税二有半矣，三也。又征收主自武人而郡县不与，则凡刻剥其军者何所不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销耗与!
田制三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绘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
译有人说：按三十抽一的税率征税，国家的用度就不够了。古代在千里疆域之内，天子享用其中的产出；从诸侯那里征收的贡赋，不超过十分之一。如今郡县的赋税，郡县自己留用的不超过十分之一，运送到京师的占十分之九。那些征收十分之一的人尚且担心不足，征收十分之九的人反而还担忧吗！
田制一
自从井田制废除后，董仲舒提出了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建议，师丹、孔光沿袭了这一主张，规定百姓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违犯者没收田地。他们的本意虽然善良；然而古代的圣明君主，正是通过授予田地来养育百姓，如今百姓自己拥有的田地，反而用法律剥夺它；授予田地的政令尚未完成，剥夺田地的事情却先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做一件不义的事而不可为啊。有的人说剥夺富人的田地会导致动乱，想要恢复井田制的人，认为只有趁着大乱之后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的时候才可以实行；所以汉高祖灭秦、光武帝中兴汉室时，可以做而没有做，真是可惜。古代先王制定井田制，是为了顺应百姓的生计，使人口繁衍众多。如今庆幸百姓遭受杀戮，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事情；假如等到田地恢复井田制之后，人口繁衍众多，或许不能与我们的制度没有抵触，难道这就不值得庆幸吗？
后世儒生说井田制一定不能恢复的，没有比苏洵更详细的；说井田制一定可以恢复的，没有比胡翰、方孝孺更切中要害的。苏洵认为川路、会道、洫涂、沟畛、遂径这些制度，不耗费几百年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真的授予百姓田地，有道路可以通行，有水利可以修筑，又何必拘泥于那些制度和疆界的细枝末节呢！凡是苏洵所担忧的，都不是实行井田制的人所急需解决的。胡翰、方孝孺只说井田制可以恢复，他们恢复井田制的方法也不能详细说明。我大概从卫所的屯田中，知道恢复井田制的方法也不过如此罢了。世俗的儒生对于屯田说可行，对于井田说不可行，这是不知道二五等于十的道理啊。
每军拨给田地五十亩，相当于古代的百亩；这不就是周朝时一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吗！五十亩征收正粮十二石，任由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供给本卫官军的俸禄，实际上是征收十二石。每亩征收二斗四升，也就是周朝乡遂地区使用的贡法。天下屯田现有的额度是六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三顷，以万历六年实际田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来计算，屯田占其中的十分之一；没有实行授田法的，只有九分罢了。由一分推及九分，似乎也不难实行。况且田地有官田和民田之分；官田，不是百姓能够自己拥有的。州县之内，官田又占其中的十分之三。以实际田地平均分配，人口一千六百零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每户授田五十亩，还剩余田地一万七千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二十八亩，任凭富人占有，那么天下的田地自然就不会不足，又何必纷纷扰扰地限制田地、平均田地，而白白地做困苦富人的事情呢！所以我从屯田的实行中，知道井田制一定可以恢复。
质疑的人说：屯田既然像井田，那么屯田的军队应该繁衍众多，为什么反而还有损耗呢？回答说：这有四个原因：屯田的士兵不是本地居民，虽然授予他们田地，不足以挽留他们对故乡的思念，这是第一点。又命令年轻力壮的人守城，年老体弱的人屯田耕种，让年老体弱的人承担耕种，那么收获能有多少呢；况且他们看到不屯田的人也没有吃不饱，又为什么要承担这种劳苦呢！这是第二点。古代是十税一，现在每亩征收二斗四升，计算一亩的收成不过一石，这就是十税二点五了，这是第三点。又征收的主管是武人而郡县不参与，那么凡是剥削士兵的事情无所不为，这是第四点。又何必奇怪他们的损耗呢！
田制三
有人问井田制可以恢复，我已经听到了您的教诲；至于确定税制，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百姓苦于暴虐的赋税已经很久了，有积累无法挽回的祸害，有征收的不是所产出的祸害，有田地没有等级的祸害。
什么叫积累无法挽回的祸害？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只征收田地的赋税而已。魏晋时期有户、调的名称，有田地的出租赋，有户口的出布帛，田地之外又有了户口税。唐朝初年设立租、庸、调的法令，有田地就有租，有户口就有调，有丁身就有庸，租缴纳谷物，庸缴纳绢，调缴纳丝织品、棉絮、布、麻，户口之外又有了丁税。杨炎改为两税法，人不再区分丁中，以贫富作为差别，虽然租、庸、调的名称完全看不见了，实际上是把庸、调合并到租里面了。沿袭到宋朝，没有在租内减少庸、调，反而又征收丁身钱米。后世安于这种状况，说两税是租，丁身是庸、调，哪里知道这是重复征收的赋税呢！假如庸、调的名称不取消，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所以杨炎对一时的利益少，而对后世的祸害大啊。明朝的两税，除了丁口税外，还有力差，有银差，大概十年轮值一次。嘉靖末年实行一条鞭法，将府州县十年中的夏税、秋粮、存留、起运的额度，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的条例，一条总征，使一年缴纳的分为十年缴纳，等到轮值的年份和其余年份一样，这是银、力二差又合并到两税中了。不久轮值的里甲，杂役仍然纷纷扰扰。其后又安于这种状况，说条鞭是两税，杂役是轮值的差役，
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曰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译哪里知道这是重复征收的弊端呢！如果银差、力差的名目不废除，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所以一条鞭法对当时的利益很少，而对后世的祸害却很大。万历年间，旧有的赋税是五百万，到了末年又加征新饷九百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了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担任户部尚书时，将三饷合并为一，于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了两税之中。至今人们认为两税本来就是这样，哪里知道导致天下灭亡的原因就在这里呢！如果练饷、新饷的名目不更改，或许人们看到名称就能想到其中的道义，也未可知；这又是倪元璐不学无术的过错。唉！税额累积到这种地步，百姓能够维持生计的也所剩无几了。现在想要确定税制，必须回到累积之前的状态来制定制度。授予百姓田地，以十分之一的税率作为准则；对于尚未授予的田地，以二十分之一的税率作为准则；至于户口税，则作为出兵养兵的赋税；国家的用度自然不会有不足，又何必去征收苛暴的赋税呢！
何谓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贡，虽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无，况于小民乎!故赋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赋布帛，丁之所自为也。其有纳钱者，后世随民所便；布一匹，直钱一千，输官听为九百，布直六百，输官听为五百；比之民间，反从降落。是钱之在赋，但与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赋谷米，汉、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杨炎以户口之赋并归田土，于是布帛之折钱者与谷米相乱，亦遂不知钱之非田赋矣。宋隆兴二年，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盖当时银价低下，其许以折物帛者，亦随民所便也。然按熙宁税额，两税之赋银者六万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又榖贱之时常平就，故虽赋银，亦不至于甚困。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贽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银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也。然则圣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榖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
何谓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九则定赋之外，先王又细为之等第也。今民间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曰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士，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余也而悉耕之，彼二亩三亩之入，与上田一亩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盖亦三变矣；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卫所之弊也，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边兵三十万外，其所以御寇定乱者，不得不别设兵以养之。兵分于农，然且不可，乃又使军分于兵，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东事之起，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余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天下巳骚动矣。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
议者曰：卫所之为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为大将屯兵，此势之所趋而非制也。原夫卫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镇之兵足守一镇之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屯田，盖相表里者也。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则屯粮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而卫所之制始破坏矣。都燕而后，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输挽者也。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轮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班操者也。一边有
译什么叫做“征收的税物不是当地出产”的祸害呢？古代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即使是诸侯，也不忍心强迫他们缴纳当地没有的东西，何况是普通百姓呢！所以征收谷米，是田地自然出产的；征收布帛，是成年男子亲手制作的。那些缴纳钱币的，是后世顺应百姓的便利；一匹布，价值一千钱，交给官府听任折算为九百；布值六百钱，交给官府听任折算为五百；与民间相比，反而有所减少。这说明钱币在赋税中，只是与布帛互通折算罢了。田地征收谷米，汉、唐以前从未改变过。等到杨炎将按户口征收的赋税合并到田地中，于是布帛折算成钱币的与谷米混杂在一起，也就不知道钱币本来不是田赋了。南宋隆兴二年，下诏说温州、台州、处州、徽州不通水路，这两地的税物布帛，允许依照折算的方法用白银缴纳。大概当时银价低廉，允许用白银折算布帛，也是顺应百姓的便利。然而查考熙宁年间的税额，两税中征收白银的只有六万零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且谷物便宜的时候常平仓就收购，所以虽然征收白银，也不至于使百姓非常困苦。明朝自从漕粮以外，全部折算成白银；不仅把折算成钱币的布帛改为白银，而且历代沿袭不折算的谷米，也全都改为白银了；不仅谷米不允许直接缴纳，即使想用钱币折算成白银，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用钱币作为赋税，陆贽尚且说“百姓供给的不是他们从事生产的，他们从事生产的不是官府征收的”，认为不可行，何况用白银作为赋税呢！天下的白银已经枯竭，荒年田地出产的不足以缴纳赋税；丰年田地出产的足以缴纳赋税，折算成白银，仍然不足以缴纳赋税；这岂不是让百姓年年都像遭遇荒年一样吗！上天赐给百姓丰年，朝廷却又夺取它，这就是拥有天下的人对待百姓的方式啊。那么圣明的君王拥有天下，必定会根据土地适宜的情况，出产百谷的就征收百谷，出产桑麻的就征收布帛，以至于各种杂物都征收当地出产的，这样百姓或许不至于困苦疲敝了。
什么叫做“田地没有等级区分”的祸害呢？《周礼》大司徒规定，不用休耕的土地每家一百亩，一年休耕一次的土地每家二百亩，两年休耕一次的土地每家三百亩，这是在九等定赋之外，先王又细致地划分了等级。现在民间田地的价格，相差悬殊不止二十倍，而官府征收赋税，却统一按一个标准，致使不长草木的土地每年背负着空租，也有年年耕种，但所得的利息连牛种的成本都抵偿不了。小百姓只知道那是贫瘠的土地，如果像古代那样休耕一年、两年，未尝不是肥沃的土地。官府催缴赋税忙不过来，即使想休耕，怎么能休耕呢，难怪土地的力量日益枯竭啊！我看到有百亩田地却抵不上几十亩田地作用的，这就是不实行休耕制度的祸害。现在丈量天下的田地，上等的依照方田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等的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等的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斟酌以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一亩，分为五个等级。鱼鳞册的字号，一个字号以一亩为准，不得附加零数；如果几亩地同属一个区域不妨设几个字号，一亩地分成几个区域不妨设一个字号。让田地的等级，不在于税额的轻重而在于丈量的宽窄，那么不整齐的就随之整齐了。因此，中等、下等的田地，可以轮流休耕以获取上等田地的利益；如果劳力有余而全部耕种，那两亩、三亩的收成，与上等田地一亩相比多少，也是可以的。
兵制一
明朝的兵制，大概也经历了三次变化；卫所的兵变为招募的兵，到了崇祯、弘光年间又变为大将的屯兵。卫所兵的弊端，官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人都依赖百姓供养，除了西北边防兵三十万人外，用来抵御寇乱平定叛乱的，不得不另外设立军队来供养他们。军队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尚且不可行，却又让军队从军队中分离出来，这是一天下的百姓供养两天下的军队啊。招募兵的弊端，如同辽东战事兴起，安家费、行粮、马匹、铠甲兵器花费数百万金，得到士兵十余万却抵不上三万精兵，天下已经骚动了。大将屯兵的弊端，拥兵自重，与敌人做买卖；抢劫杀戮不可追究，宣召命令不能执行，率领我所供养的士兵反而攻打我的，就是这些人。明朝之所以灭亡，难道不在这三者之中吗！
议论的人说：卫所兵变为招募兵，这是不得已而实行的；招募兵变为大将屯兵，这是形势所趋而不是制度。推究卫所，它的制度并非不好；一个镇的兵力足以防守一个镇的地盘，一个军的田地足以供养一个军的用度，卫所、屯田，是互为表里的。后来军队损耗，耕种的人没有了，那么屯粮不足，增加客兵；坐吃的人众多，那么屯粮不足，于是增加民粮，又增加盐粮，又增加京运，卫所的制度才开始破坏。定都燕京以后，每年漕运四百万石，十二个总领卫一百四十个旗，军队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流值班运输，有月粮，有行粮，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口粮，这一年就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人耕而不食的军队了。这又是卫所的制度因运输而破坏了。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的卫所，轮流上班操练，春班从三月到八月回来，秋班从九月到二月回来，有月粮，有行粮，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口粮，这一年就有二十多万人耕而不食的军队了。这又是卫所的制度因轮班操练而破坏了。一边有
事则调各边之军，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是一兵而有三饷也。卫所之制，至是破坏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
译有事时则调遣各边镇的军队，被调遣的士兵吃这边的新饷，他们的家属又领取各边镇的旧饷，旧兵不归队，各边镇不得不补充兵员，每补充一名士兵又增加一份新饷，这就是一名士兵却有三份饷银。卫所制度，到了这时已经破坏得无法维持了。所有这些，都是制度流于末节后的弊端，最初的制度难道是这样吗！
为说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则军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以七十为率，则四十年居其老弱也。军既不得复还为民，则一军之在伍，其为老弱者亦复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乡井之思，谁则无有；今以谪发充之，远者万里，近者千余里，违其士性，死伤逃窜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且都燕二百余年，天下之财莫不尽取以归京师，使东南之民力竭者，非军也耶!
或曰：畿甸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乃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夫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及于民，犹可谓其制之善与!
余以为天下之兵当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于户。其取之口也，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户也，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王畿之内，以二十万人更番入卫，然亦不过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卫者但尽金陵所属之郡邑，而他省不与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则得胜兵二十一万五百；以十万各守郡邑，以十万入卫，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以入卫者归守郡邑，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其已经调发者则住粮归家，但听教练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计之，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始终三十年，止历七践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远；则为兵者其任亦不为过劳。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无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尝不与有明同也。
兵制二
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朋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鞾，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退而与其仆隶齿。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曰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鸣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则武固不当重与？曰：毅宗轻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将：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入商，太公为将；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也。有明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然且不可，况竟与之以实乎!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国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将；使小人而优为之，又何贵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托之于小人，为重武耶，为轻武耶？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也。当其时，属之以一旅，赴贼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曰乎!是故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当其时，有所藉手以从事，胜负亦未可知，何至驱市人而战，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飚浮云起，昔之不敢一当敌者，乘时易帜，各以利刃而齿腐朽，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
然则彭越、鲸布非古之良将与？曰：彭越、鲸布，非汉王将之者也；布、越无所藉于汉王而汉王藉之，犹治病者之服乌喙藜芦也。人见彭越、鲸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亦犹见乌喙藜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窃乱天常，吾可以权授之，使之出落钤键也哉!然则叔
译主张改革的人说：末世的弊端，也是由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制度不完善，就在于军民区分得太严重。人的体力不过能维持三十年，以七十岁为平均寿命，那么有四十年的时间处于老弱状态。军队既然不能重新回归平民身份，那么一支军队在服役期间，其中老弱之人也占了四十年，像这样怎能不消耗损耗呢！对家乡故土的思念，谁没有呢？如今用贬谪发配的人来充数，远的万里，近的千余里，违背了人的本性，死伤逃散十成中常有八九，像这样怎能不消耗损耗呢！况且定都燕地二百多年，天下的财富没有不全部取来归入京师的，使东南百姓财力枯竭的，不正是军队吗！
有人说：京畿地区的百姓大半是军人，现在按人口供给他们，所以天下有荒年而京畿地区不困乏，这是明知其无益却不得不做的。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养兵，而是养民了。天下的百姓不耕种而等待上级供养，那么天下耕种的人应当是谁呢？东南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因为养兵的原因以至于不得不供养到平民，还能说这制度是好的吗！
我认为天下的兵源应当从人口中选取，而供养士兵的费用应当从户口中征收。从人口中选取，训练时五十人出两人，调发时五十人出一人。从户口中征收，调发的士兵十户供养一人，训练的士兵则不需要供养。如果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来说，人口六千六百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就能得到士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就能供养士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五十人口出一人，那么劳役不算重；十户供养一人，那么费用不算难；而天下的士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也不算少了。王畿之内，用二十万人轮流入京守卫，但也只不过千里之内；假如定都金陵，入卫的只需尽金陵所属的郡县，其他省份不参与。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就能得到精兵二十一万五百；用十万人各守郡县，用十万人入卫，次年就让守郡县的入卫，让入卫的回去守郡县，又次年就调发那些一同训练过的士兵，那些已经调发过的就停发粮饷回家，只听从训练罢了。五十人口出一人，而且四年才一次服役，以一人计算，二十岁入伍，五十岁退伍，始终三十年，只经历七次轮替罢了，而且不出千里之远；那么当兵的人其劳役也不算过分。国家没有养兵的费用则国家富裕，队伍没有老弱的士兵则军队强大。君主想要富国强兵却军民区分太严重，唐、宋以来只有彼此稍好的制度，他们遭受兵祸的危害，未曾不与明朝相同。
兵制二
国家在太平时期，武人做到大帅的，拜见文臣，即使品级相差悬殊，也必须左手握刀，右臂挂弓矢，头裹帕子，穿裤靴，快步进入庭院拜见，他的门状自称某某，退下后与仆隶同列。战乱兴起以后，有人对天子说：“现在不重视武臣，所以武功不能建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让文臣节制。不到二三年，武臣拥兵自重，与贼寇相望，一同掠夺。李贼进入京师，三辅直到青、齐各镇，军营密集排列；天子封公侯以结其欢心，最终没有肯发一箭入援的。唉，毅宗重视武人的效果就是这样！
那么武人就不应当重视吗？回答说：毅宗是轻视武人而不是重视武人。武人所重视的是将领：商汤讨伐夏桀，伊尹为将；周武王进入商朝，太公为将；晋国设立六军，他们的将领都是六卿中选拔的。明朝虽然失去了这个制度，总兵都用武人，但必须听命于督抚或经略的节制。那么督抚、经略是主将，总兵是副将。总兵有将领的名号而没有将领的实权，尚且不可以，何况竟然把实权也给他呢！安定国家，保全社稷，是君子的事；供指使，出力气，是小人的事。国家社稷的事，哪有比将领更大的；如果小人能很好地做这些事，又何必看重君子呢！现在把天下的大任托付给小人，这是重视武人呢，还是轻视武人呢？所以与毅宗一同死节的，都是文臣。当时，如果给他们一旅之众，奔赴贼寇一同战死，还希望十人中有一二人能保全，何至于自己自杀在城破之日呢！所以建义于郡县的，都是文臣及儒生。当时，有所凭借以从事，胜负也未可知，何至于驱赶市井之人作战，遭受他们的屠杀呢！那些武人做大帅的，正像飙风浮云般兴起，以前不敢抵挡敌人的，趁时改换旗帜，各自以利刃咬噬腐朽之物，鲍永所说的凭借众人侥幸富贵了，后来才知道太平时期对待他们像仆隶那样并非不对。
那么彭越、英布不是古代的良将吗？回答说：彭越、英布，不是汉王的将领；英布、彭越不依赖汉王而汉王依赖他们，就像治病的人服用乌头、藜芦一样。人们看到彭越、英布有功就想任用武人，就像看到乌头、藜芦能治病就想把它当作日常服食一样。那些粗暴之徒，趁着世道衰微，窃取扰乱天常，我可以权宜授予他们，让他们出来掌管钥匙吗！那么叔
孙通专言斩将搴旗之士，儒生无所言进，何也？曰：当是时，汉王已将韩信，彼通之所进者，以首争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岂所谓将哉!然则壮健轻死善击刺者，非所贵与？曰：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犹精致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无灂，冶必欲援胡之称，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致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用之者将也。今以壮健轻死善击刺之人而可使之为将，是精致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战也。
译孙通只推荐那些斩将夺旗的勇士，对儒生却无所举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在那时，汉王已经任用了韩信，孙通所推荐的，不过是那些以首级争首级、以力气搏力气的小兵罢了，这哪里称得上是真正的将领呢！那么，那些强壮勇猛、轻视死亡、善于击刺的人，难道不值得珍视吗？回答说：强壮勇猛、轻视死亡、善于击刺的人对于军队而言，就像精致锋利的兵器铠甲对于装备而言一样。弓箭一定要没有瑕疵，冶炼一定要达到援胡弓那样的标准，铠甲一定要上下甲片连接坚固，人一定要强壮勇猛、轻视死亡、善于击刺，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兵器铠甲的精致锋利，需要人来使用；人的强壮勇猛、轻视死亡、善于击刺，需要将领来指挥。现在如果把强壮勇猛、轻视死亡、善于击刺的人就可以让他们做将领，这就好比说精致锋利的兵器铠甲可以不依靠人就能自行作战一样。
兵制三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
有明武职之制，内设都督府，锦衣卫，外设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系以同知、佥事及千户、百户、镇抚之级；行伍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把总之名。宜悉罢平时职级，只存行伍。京营之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属郎官即分任参、游。设或征讨，将自中出，侍郎挂印而总兵事，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或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即以副将属之参政，参将属之郡守，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即参用于其间。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
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乃止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然则今曰之所以取败亡者，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鹿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财计一
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
古之徵贵徵贱，以粟帛为俯仰。故公上赋税，有粟米之征、布缕之征是也；民间市易，诗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汉章帝时，谷帛价贵，张林言：“此钱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贾皆用之，封钱勿出，物皆贱矣。”魏明帝时，废钱用壳。桓玄辅晋，亦欲废钱。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榖帛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囊昔。”然则昔之有天下者，虽钱与谷帛杂用，犹不欲使其重在钱也。梁初唯京师及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榖帛，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陈用钱兼以锡铁粟帛，岭南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大历以，岭南用钱之外，杂以金银、丹砂、象齿。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参布帛。太和三年，饰佛像许以金银，唯不得用铜。四年，交易百缗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广外，上而赋税，下而市易，一切无事于金银，其可考彰彰若是。
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易金银之类。则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钱为重也。绍兴以来，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有司。则是
译兵制三
唐、宋以来，文官与武官分为两条途径，然而他们的职官，在内如枢密院，在外如边防统帅及州军长官，仍然文武参用。只有明朝截然分开，不相往来；文臣中的总督、巡抚，虽然参与军事但专任节制指挥，与士兵分离而不直接统属。因此，管理军队的人不能计算军饷，计算军饷的人不能管理军队；节制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统领士兵，统领士兵的人不能节制指挥；当时自以为这样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使得他们的势力无法发动叛乱。天下有不会叛变的人，却没有不会叛变的制度。杜牧所说的“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就是不会叛变的人。那些像豪猪、健狗一样的徒众，不懂礼义，喜欢掠夺，轻率地离开或投靠，局势缓和时接受我们的节制，在指手画脚、处理文书之间，局势紧急时就拥兵自重，节制指挥的人自然随之起伏。试看崇祯年间，总督、巡抚曾有不被大帅驱使的吗？此时制度并非不存在，却没见它不能导致叛乱。
明朝武职的制度，在内设有都督府、锦衣卫，在外设有二十一个都指挥使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自配有同知、佥事以及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级；行伍中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之名。应当全部废除平时的职级，只保留行伍编制。京营的士兵，兵部尚书就担任总兵，侍郎就担任副将，其下属郎官就分别担任参将、游击。如果出征讨伐，将领从中央派出，侍郎挂印担任总兵，郎官跟随他就像在京营一样；或者任用巡抚为将领，巡抚挂印，就让副将隶属于参政，参将隶属于郡守，那些行伍中战将勇略冠绝的，就参用在其中。如果像近世的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那样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在内担任兵部官员，在外担任巡抚。
自从儒生长期不做将领，他们看待用兵，一方面认为是崇尚力量的事，应当属于豪强勇健之流；一方面认为是阴谋算计的事，应当属于倾危狡诈之士。那些手持戈矛、比干立矛的，是士卒的事而不是将帅的事；即使一人以力气闻名，十个人也能战胜他。用兵兴起以来，田野市井之间力气稍强过常人的人，当权者就把他们当作奇才对待，最终却不抵一个士兵之用。万历以来的将领，掩盖败绩、粉饰功劳，用来欺骗君主父亲的手段无所不至，也可以说是倾危狡诈了；但他们只能对君主父亲施展，不能对敌寇施展。那么如今之所以导致败亡，并非缺乏力量和阴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让文武合为一条途径，做儒生的知道兵书战策不是我分外的事，学习它就知道其中没有过高之论，做武夫的知道亲近上级、爱护百姓是用武的根本，不把残暴当作能干，这样都是不会叛变的人。
财计一
后来的圣王如果想要天下安定富足，必定要废除金银吧！
古代征收贵重的或低贱的物资，以粮食布帛作为日常所需。所以公家的赋税，有征收粮食、征收布缕的，就是这样；民间的市场交易，《诗经》说“手握粮食去占卜”，孟子说“交换工品和事务，男子产粮女子织布”，就是这样。那时的金银，与珠玉没有区别，只是作为馈赠问讯、器物装饰的用途罢了。三代以后，使用粮食布帛而用钱币来衡量价值，所以钱币与粮食布帛互相决定轻重。汉章帝时，粮食布帛价格昂贵，张林说：“这是因为钱币太多，应当命令天下全部用布帛作为租税，市场交易都用它，封存钱币不要流出，物价就都便宜了。”魏明帝时，废除钱币使用贝壳。桓玄辅佐晋朝时，也想废除钱币。孔琳之说：“先王制定没有实用价值的货币来流通有实用价值的财物，这就是钱币继承龟甲贝壳功能的原因。粮食布帛本来充足衣食，分开作为货币，在商贩手中劳累毁坏，在切割截断中消耗废弃，这种弊端，自古以来就很明显。”那么古代拥有天下的人，虽然钱币与粮食布帛混用，仍然不希望钱币太重。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州用钱，其余州郡混合使用粮食布帛，交州、广州地区完全用金银作为货币。陈朝用钱兼用锡铁粮食布帛，岭南多用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以北，钱币都不通行，交易的都是绢布。后周河西各郡有的使用西域金银钱，而官府不禁止。唐朝时民间使用布帛的地方多，使用钱币的地方少。大历年间以后，岭南除了用钱之外，还混合使用金银、丹砂、象牙。贞元二十年，命令市场交易，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币兼用。宪宗诏令天下有银矿的山必定有铜矿，只有银对人没有益处，五岭以北，开采一两银的就流放到其他州，官吏定罪。元和六年，贸易钱币十缗以上的，参杂使用布帛。太和三年，装饰佛像允许使用金银，只是不允许使用铜。四年，交易百缗以上的，粮食布帛占一半。考察唐朝以前，除了交州、广州之外，上至赋税，下至市场交易，一切都不涉及金银，其可考证的明显就是这样。
宋朝元丰十二年，蔡京掌权，凡是用金银丝帛等贸易的都不接受，夹锡钱的依法惩治。大概那时已经有用金银作为货币的了。然而重和年间的命令，官员家庭，保留现钱二万贯，百姓减半；其余限期两年允许兑换金银之类。那么在下层的市场交易，未尝不以钱币为重。绍兴以来，每年定额黄金一百二十八两，白银没有定额，七分进入内库，三分归有关部门。那么
赋税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银为正供，为有司之经费也。及元起北方，钱法不行，于是以金银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而金银遂为流通之货矣。
译征收赋税的朝廷，起初并没有把金银作为主要的赋税，作为官府部门的经费。等到元朝在北方兴起，铜钱制度无法施行，于是把金银作为主币，纸币作为辅币，主币和辅币相互制约而流通，于是金银便成为了流通的货币。
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冈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故至今曰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盖银与钞为表里，银之力绌，钞以舒之，故元之税粮，折钞而不折银。今钞既不行，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贡赋，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元又立提举司，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听民煽炼，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今矿所封闭，间一开采，又使宫奴主之，以入大内，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豈其坏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斋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
财计二
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后之治天下者，常顾此而失彼，所以阻坏其始议也。
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铜爱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曰年号异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钱者四，今之害钱者六。故今曰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是行钱与不行等也。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钞法而不能行者，崇祯间，桐城诸生蒋臣，言钞法可行，岁造［钞］一二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鳖永主其说，且言初年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两，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上特设内宝钞局，画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大学士蒋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上以高皇帝之行钞难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设教，然赏赐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饷也。”按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详其行坏(钞)之始末，徒见尺楮张纸居然可当金银，但讲造之之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故其时言可行者，犹见弹而求炙也。然诚使停积钱缗，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诚废金银，则榖
译明朝初年也曾禁止金银交易，但允许百姓用金银向官府兑换宝钞，这实际上是剥夺百姓的利益而让官府获利，谁会相信呢！所以直到今天，赋税和市场交易，只有白银单独流通，成为天下的大害。大概白银与宝钞互为表里，白银力量不足时，宝钞可以舒缓它，所以元朝的税粮，折算成宝钞而不折算成白银。现在宝钞既然不能流通，铜钱仅用于小额交易，不用于缴纳贡赋，使得各种事务都集中于一条途径，那么白银的力量就会枯竭。元朝又设立提举司，设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允许百姓冶炼，那么民间产出的金银还很多。现在矿场封闭，偶尔开采，又让宦官主管，收入内廷，与民间无关，那么白银的力量就会枯竭。二百多年来，天下的金银，通过漕运送到燕京，如同水流向深谷。太平时期，还有商人官吏返回十分之二三，多事以来，在燕京的已经全部泄露到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从北到南，又能凭借他们的资力搜刮天下的金银离去，这难道还有往而复返的道理吗！
白银力量已经枯竭，而赋税照旧，市场交易照旧，急切地寻求白银，将从哪里得到呢！所以田地的价格，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难道是因为土地贫瘠吗？回答说：不是。是因为不能用来缴纳赋税。百货的价格，也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难道是因为物产丰富吗？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市场交易没有资金。当今之世，百姓辗转于水火之中，即使年成好、丰收也无益，即使劝勉农耕、施予恩泽也无益，我认为非废除金银不可。废除金银，其好处有七点：粮食布匹之类，小民有能力自己获得，那么家庭容易富足，这是第一点。铸造铜钱来互通有无，铸造不停止，货物就不会匮乏枯竭，这是第二点。不储藏金银，就没有极贫极富的家庭，这是第三点。轻便的行李不方便，百姓难以离开家乡，这是第四点。官吏贪污私藏难以掩盖，这是第五点。盗贼撬开箱子，负重容易留下痕迹，这是第六点。铜钱宝钞流通顺畅，这是第七点。然而必须严厉禁止，盗采矿藏者处死刑，买卖金银者按盗铸铜钱论处，然后才可以。
财计二
钱币是用来谋取利益的；只有不追求一时的利益，然后才有长远的利益。花费三四钱的代价得到十钱的利息，用尺寸大小的纸张代替金银的用途，这是一时的利益。使得疆域之内，常有千万财富流转无穷，这是长远的利益。后来治理天下的人，常常顾此失彼，所以阻挠破坏了最初的提议。
明朝想要推行铜钱制度而不能推行的原因：一是吝惜铜料、爱惜人工，钱币铸造得粗劣轻薄，私铸钱币的现象大量兴起；二是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固定；三是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是年号文字不同；这四种害处，是过去所共有的；五是使用金银，货物不归于统一；六是赏赐、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过去害铜钱的有四种，现在害铜钱的有六种。所以现在的铜钱，不过用于小小的贸易，公私的利益源泉都依赖不上；这是推行铜钱与不推行铜钱一样。如果真的废除金银，使衡量货物的标准全部归于铜钱；京城各省各设专官铸造；有铜矿的山，由官府开采；民间的器皿，寺观的佛像，全部烧毁送入铸钱局；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标准，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统一，也不必冠以年号；除了田地赋税征收粮食布匹外，凡是盐酒征榷，一切以铜钱为税：这样还担心不能推行，我不相信。
明朝想要推行宝钞制度而不能推行的原因，崇祯年间，桐城诸生蒋臣，说宝钞制度可以推行，每年铸造宝钞一二千万贯，一贯值一金，每年可以得到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鳖永主张这个说法，并且说初年铸造五千万贯，可以得到五千万两，收入既多，将使金与土同价。皇上特意设立内宝钞局，日夜督造，招募商人发售，没有肯响应的。大学士蒋德璟说，用一金换一纸，愚笨的人也不做。皇上以高皇帝推行宝钞困难为由推辞。德璟说：“高皇帝似乎也是神道设教，然而只是赏赐折俸而已，本来没有用于军饷。”考察宝钞起源于唐代的飞钱，如同现在民间的会票；到宋代才开始由官府制定推行。然而宋代之所以能够推行，每铸造一界，准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辅助以盐酒等项。大概民间想要得到宝钞，就用钱存入库中；想要得到钱，就用宝钞存入库中；想要得到盐酒，就用宝钞存入各务；所以宝钞在手中，与现钱无异。它必须限定以界的原因，一是官府的本钱，应当使与所铸造的宝钞相符合，不界定则增造无度；一是每界铸造宝钞若干，下界回收宝钞若干，欺诈伪币容易辨别，不界定则回收铸造无数。宋代的称提宝钞制度就是这样。即使元代之所以能够推行，也是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宝钞法。明朝宝钞库，不过是倒收旧钞，凡是称提的方法都不讲求，奇怪它最终不能推行吗！毅宗谈论利益的臣子，不详知推行宝钞的始末，只看到尺幅纸张居然可以代替金银，只讲求铸造的方法，不讲求推行的方法。官府没有本钱，百姓凭什么相信！所以当时说可以推行的，如同看见弹丸就要求烤肉一样。然而如果真的使积蓄的钱币，五年为一界，收缴旧宝钞而焚烧；官民使用，在关卡就用来抵缴商税，在盐场就用来兑换盐引，又何必担心它不能推行！而且如果真的废除金银，那么粮食
帛钱缗，不便行远，而囊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而言神道设教，非兵饷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译布帛、铜钱成串，不便携带远行，而将方寸大小的纸币装入囊中，随地都可以兑换，对于官员和商人来说又不得不使用。德璟不说纸币与铜钱货物不可分离，却谈论神道设教，说纸币不是用于军饷的；那么他在宋、元两代推行的纸币制度，为何不深入考察呢！
财计三
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虫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
何谓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耳，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凡斋蘸祈赛之用无不备，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煖。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
何谓复差役？宋时差役，有卫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色目；卫前以主官物，今库子解户之类；户长以督赋税，今坊里长；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今弓兵、捕盗之类；承符、手力、散从以供驱使，今阜隶、快手、承差之类。凡今库子、解户、坊里长皆为差役，弓兵、捕盗、阜隶、快手、承差则雇役也。余意坊里长值年之后，次年仍出一人以供杂役。盖吏胥之敢于为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乡民不敢致难；差役者，则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其二，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人，既非同类，自不相愿；差役者，则侪辈尔汝，无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则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俩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长同勾当于官府，而乡民之于坊里长不以为甚害者，则差与雇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视其势。势可以为恶，虽禁之而有所不止；势不可以为恶，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势之不可以为恶者也。议者曰：自安石变法，终宋之世欲复之而不能，岂非以人不安于差役与？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雇募救之。今库子，解户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无害者顾反不可复乎？宋人欲复差役，以募钱为害；吾谓募钱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
何谓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请以进士之观政者为之，次及任子，次及国学之应仕者；满调则出官州县，或历部院属官，不能者落职。郡县之吏，各设六曹，请以弟子员之当廩食者充之；满调则升之国学，或即补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终身不听出仕。郡之经历、照磨、知事，县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县。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纲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非如孔孟之时，委吏、乘田、抱关、击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偏，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
译财计三
治理天下的人既然减轻了赋税征收，但民间的陋习没有去除，邪说惑众没有清除，奢侈之风没有革除，那么百姓仍然不能使之富裕。
什么是陋习？吉凶的礼仪已经丧失，于是把沿袭下来的习俗当作礼仪。婚礼中的筐篚、嫁妆、宴会；丧礼中的含殓、设祭、佛事、宴会、刍灵；富人借此互相攀比，穷人借此互相勉强。
什么是邪说惑众？佛教和巫术。佛教虽然只是一个体系，却有佛教的宫室、佛教的衣食、佛教的役使，凡是佛教赖以生存的器具用品无不具备，佛教于是从中分走了百姓劳作的成果；巫术虽然只是一个体系，却依靠纸钱香烛来从事巫术，依靠烹宰牲畜来从事巫术，依靠歌舞吹打来从事巫术，凡是斋醮祈赛所用的东西无不具备，巫术于是从中分走了百姓的财产。
什么是奢侈？最严重的，是倡优、酒肆、机坊。倡优的费用，一夜之间就能耗尽中等人家的家产；酒肆的费用，一顿饭就能吃掉终年的口粮；机坊的费用，一件衣服就能耗费十个壮丁取暖所需的资源。
所以要从根本治理，让小百姓在吉凶之事上一切遵循礼制；驱逐巫术、驱除佛教，我认为只有学校教育彰明之后才可以做到。要从末节治理，对倡优加以禁止，对酒食加以禁止，除了布帛之外都加以禁止。如今大城市的店铺，十家中就有九家，有为佛教而经营货物的，有为巫术而经营货物的，有为倡优而经营货物的，有为奇技淫巧而经营货物的，都不切合民用；如果彻底禁绝这些，也差不多是挽救弊端的一个方面了。这是古代圣王崇尚根本、抑制末节的道理。世俗的儒生不体察实情，把工商视为末节，胡乱议论要抑制它们；其实工匠本来就是圣王想要招徕的，商人又是使百姓愿意从事劳作的人，这两者都是根本。
胥吏
古代的胥吏只有一种，现在的胥吏有两种。古代的府史胥徒，是用来掌管簿籍文书、规定期限会集的；那些奔走服役的人，则由乡户充任。自从王安石把差役改为雇役，奔走服役的人也变成了胥吏。所以想要消除奔走服役的吏胥造成的祸害，就恢复差役；想要消除掌管簿籍文书、规定期限会集的吏胥造成的祸害，就任用士人。
什么是恢复差役？宋朝时的差役，有卫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色目；卫前负责管理官物，相当于现在的库子、解户之类；户长负责督促赋税，相当于现在的坊里长；耆长、弓手、壮丁负责追捕盗贼，相当于现在的弓兵、捕盗之类；承符、手力、散从负责供驱使，相当于现在的阜隶、快手、承差之类。凡是现在的库子、解户、坊里长都属于差役，弓兵、捕盗、阜隶、快手、承差则属于雇役。我的意思是坊里长值年结束后，次年仍出一人来供杂役。大概吏胥敢于作恶的原因有三：其一，倚仗官府的力量，乡民不敢为难他们；如果是差役，那么知道今年我难为他的，不能保证明年他不难为我。其二，一个是官府的人，一个是田野的人，既然不是同类，自然不相容；如果是差役，那么是同辈相称，无所畏惧忌讳。其三，长期在官府，则根基窟穴牢固不可破；如果是差役，手段生疏，不敢玩弄法律。因此坊里长同在官府办事，而乡民对于坊里长不认为有很大祸害，就是因为差役与雇役的区别。治理天下的人也看形势。形势可以作恶，即使禁止也不能停止；形势不可以作恶，其停止就不需要禁止。差役，本来就是形势上不可以作恶的。议论的人说：自从王安石变法，整个宋朝想要恢复差役而不能，难道不是因为人们不安于差役吗？回答说：差役的祸害，只有衙前，所以王安石用雇募来补救。现在库子、解户尚且不能不仍然实行差役，那些无害的反而不能恢复吗？宋朝人想要恢复差役，认为募钱是祸害；我认为募钱的祸害小，而胥吏的祸害大。
什么是任用士人？六部院寺的吏员，请求让进士中观政的人担任，其次是恩荫子弟，其次是国学中应考做官的人；任期届满则出任州县官，或历任部院属官，不能胜任的罢免职务。郡县的吏员，各设六曹，请求让应当享受廪食的弟子员充任；任期届满则升入学国，或立即补任六部院寺的吏员，不能胜任的终身不允许出仕。郡的經歷、照磨、知事，县的丞、簿、典史，全部淘汰。行省的法度，完全像郡县一样。大概吏胥危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点：其一，现在的吏胥，由徒隶担任，所谓汲汲追求利益的人；而在可以谋利之处，也就无所不至，创设文网来成全私欲。凡是现在所施行的科条，都出自吏员，因此天下有吏员的法律，没有朝廷的法律。其二，天下的吏员，既然被无赖子弟占据，而佐贰又是吏员的出身，士人视为异途，羞于与他们为伍；太平盛世，士人众多，出仕的途径既然狭窄，于是使有才能的人老死在山野，不像孔孟之时，委吏、乘田、抱关、击柝的都是士人。其三，各衙门的佐贰，不由长官辟召，一一由吏部铨选，即使姓名尚且不能遍知，何况人的贤能不贤能呢！所以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的吏员，顶首都值数千金，父传之子，兄
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诚使吏胥皆用士人，则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门之首领官与郡县之佐贰，在汉则为曹掾之属，其长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后选除出自吏部，其长复自设曹掾以为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实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实，吏胥去其重而已。
译传之弟，其中一人因触犯法律，随后又接替一人，那么这接替者可能是他的儿子或弟弟，如果不是，那就是继承他衣钵的人；因此，如今天下没有实行分封制的诸侯国，却有实行分封制的官吏。假如官吏和胥吏都任用士人，那么一切情况就会相反，祸害就可以消除了。况且现在各衙门的长官以及郡县的副职，在汉代属于曹掾一类，他们的长官都可以自行征辟，也就是古代的官吏和胥吏。后来选拔任命出自吏部，他们的长官又自行设置曹掾作为胥吏；沿袭至今，曹掾的名称虽然已经消失，但胥吏的实质也随之消亡了。所以现在的胥吏，实际上是曹掾的重复出现。我的方法，也是让曹掾获得其实权，而消除胥吏的重复设置罢了。
奄宦上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人主以天下为家，故以府库之有为己有，环卫之强为己强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庭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者，皆奄宦为之也。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
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而喜怒其喜怒，则为容悦矣；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其在后世之君，亦何足责。而郑玄之注周礼也，乃谓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其视古之贤王与后世无异，则是周礼为诲淫之书也。孟子言“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是时齐、梁、秦楚之君，共为奢僭，东西二周且无此事。若使为周公遗制，则孟子亦安为因然；得志弗为，则是以周公为舛错矣。苟如玄之为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从，则奄之守卫服役者势当数千人。后儒以寺人隶于冢宰，谓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余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键，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贵其能治，而贵其能不乱。奄人之众多，即未及乱，亦厝火积薪之下也。
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奄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跋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著。同时顾亭林贻书，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是岁为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余言：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沈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徵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全祖望跋。
顾宁人书(丙辰一六七
译奄宦（上）
宦官造成的祸患，历经汉、唐、宋三代相继不断，然而没有比明朝更为严重的了。汉、唐、宋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却没有奉行宦官意志的朝政。如今宰相和六部，是朝政发出的地方；然而奏章的批复，先有口头传达，后有票拟；天下的财赋，先归内库，后归太仓；天下的刑狱，先由东厂审理，后由司法部门处理；其他方面无不如此。那么宰相和六部，不过是奉行宦官意志的人员罢了。君主以天下为家，所以把府库的拥有当作自己的拥有，把护卫的强盛当作自己的强盛，这尚且是末世君主的做法。如今衣服、饮食、马匹、武器、礼乐，贿赂、制造，无不从禁城几里的范围内取用；而外朝所设立的衙门，所供应的财赋，也被视为不是自己拥有的，喋喋不休地争夺。使得君主的天下不过局限于禁城几里之内的，都是宦官造成的。汉、唐、宋的宦官，趁着君主昏庸才能得逞；明朝则格局已经确定，相互牵制维系。以崇祯帝这样的贤明君主，起初怀疑他们，最终不能舍弃他们，最终临死时都不能与朝廷大臣见上一面，他们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况且君主拥有宦官，他们是奴婢；拥有朝廷大臣，他们是师友。对奴婢所要求的是使唤；对师友所要求的是道德。所以奴婢以察言观色为贤能，师友如果迎合君主的喜怒，就是谄媚取悦；师友以规劝过失为贤能，奴婢如果指责君主的过失，就是悖逆。自从宦官自认为是内臣，士大夫自认为是外臣；宦官既然以奴婢之道侍奉君主；君主妄喜妄怒，外臣如果违背，宦官就说：“难道他不是君主的臣子吗，怎么能不恭敬呢！”君主也就以奴婢之道作为人臣之道；把自己的喜怒加在宦官身上而接受，加在士大夫身上而不接受，就说：“难道他不是君主的臣子吗，怎么有恭敬有不恭敬呢！大概内臣是爱我的人，外臣是爱自己的人。”于是天下为人臣者，看到君主所认为贤能与否的标准在这里，也就舍弃了师友之道而争相走向奴颜婢膝的一条路。习惯久了，浅陋的儒生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说：“君主父亲，如同天一样。”所以在明朝的奏疏中，我看到是非非常分明，却不敢明确说出是非；或者列举小过错而遗漏大罪恶，或者勉励以近事而缺乏古义，就认为这是侍奉君主的正道。哪里知道一世的人心学术归于奴婢之道，都是宦官造成的。祸患不就是这样严重吗！
奄宦（下）
宦官如同毒药猛兽，几千年来，人人都知道了；然而最终遭受他们撕裂肝脏、粉碎头颅的，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没有方法来制约他们吗？这是由于君主欲望太多。君主受命于天，原本不是自愿的；所以许由、务光这类人，确实看到以天下为桎梏而甩手离去。哪里料到后世的君主，把天下看作娱乐的工具。崇尚宫室，不得不以女官填充；女官众多，不得不以宦官守卫；这是相互依存的趋势。
对于后世的君主，也不值得责备。而郑玄注释《周礼》时，却说女御八十一人对应九夜，世妇二十七人对应三夜，九嫔九人对应一夜，三夫人对应一夜，皇后对应一夜，他看待古代贤王与后世没有区别，那么《周礼》就是诲淫的书了。孟子说“侍妾数百人，我若得志不会这样做”。当时齐、梁、秦、楚的君主，共同奢侈僭越，东西两周且没有这种事。如果这是周公遗留的制度，那么孟子又怎么会这样认为；得志不做，那就是认为周公错了。如果像郑玄所说，王的妃子一百二十人，妃子之下又有侍从，那么宦官守卫服役的人数势必要数千人。后世儒生认为寺人隶属于冢宰，说《周官》深得治理宦官的方法。那些受过宫刑的人，不顾礼义，凶暴闻名；天下聚集凶暴之人满万，而仅仅把他们隶属于冢宰，纳入掌控，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古今不贵在能治理，而贵在能不乱。宦官众多，即使尚未作乱，也是把火放在柴堆下面。
我认为作为君主，除了三宫以外，一切应当罢免。这样，那么宦官中供使唤的，不过几十人就足够了。议论的人私下担忧子嗣繁衍不广。天下有什么恒常不变的！我不能治理天下，尚且想要避开，何况子孙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唯恐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不出自他们的子孙，这是世俗富翁的看法。所以尧、舜有儿子，尚且不传位给他们；宋徽宗不曾不多子，只供金人屠杀罢了。
跋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著。同时顾亭林写信，赞叹为王者佐辅之才，如果加以任用，三代可以复兴。这一年是康熙癸卯年，年龄未满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对我说：征君自壬寅年前，鲁阳返日之望未绝，天南讣告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整理衣冠等待终老，这本书于是问世。大概老人之称由此而来。原本不止于此，因为多忌讳未能全部刊出，如今已刻的版也毁于火灾。征君著书众多，然而散失的十有八九，实在可惜。全祖望跋。
顾宁人书（丙辰一六七
六)
辛丑之岁，一至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踰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曰也。炎武以管见为曰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胜祷切!同学弟顾炎武顿首。
译辛丑年，我初次来到武林，便想着渡江向东，去拜见先生的杖履（指先生本人），却因犹豫迟疑而未能成行。等到我到了北方，已经十五年了，我游历山川，走遍边塞，粗略地探寻到古人的遗迹；然而离群索居，几乎像个粗鄙之人，年纪已过六十，终究没有成就，真是无可奈何啊！
我回想自己，顾炎武在中年以前，不过是追随在文人墨客之后，注释名物，吟咏风月罢了。随着岁月积累，深入探究古今，然后才知道“后海先河”（比喻治学应先求根本）的道理，以及“为山覆篑”（比喻功亏一篑或积少成多）的深意；而对于圣贤六经的宗旨、国家治乱的根本、百姓生计的关键，逐渐有所领悟，遗憾的是没能向有道之士请教指正。
最近经过蓟门，见到您的门人陈万二先生，得知您起居安好。于是拿出您的大作《待访录》，反复阅读，由此知道天下并非没有人才，百代的弊端可以重新振兴，而三代的盛世可以慢慢恢复。天下的事情，有见识的人未必能遇到合适的时机，而遇到时机的人或许没有见识，所以古代的君子著书等待后人，如果有王者兴起，就能得到并师从这些著作。然而《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这在今天是可以预先相信的。
顾炎武凭借自己的浅见写成《日知录》一书，私下庆幸其中所论述的观点，与先生相同的有十分之六七。只有关于奉春君（娄敬）建议定都关中的策略，认为必须定都关中，而秣陵（南京）仅足以成就偏安一隅的事业，这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不能知道的。只是我的著作常常自行修改删改，而且因为触犯时忌尚未刻印。那已经刻印的八卷以及《钱粮论》两篇，是几年前的笔迹，先附上呈给您的教诲。如果您能屈尊将其收录在同道之末，赐予批评指正，不厌倦地反复切磋，以开启末学之愚，以留给后人，以造福万世，我将不胜感激和恳切祈祷！
同学弟顾炎武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