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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我常说：《论语》《孟子》之外，无论是诸子、史书，还是诗文辞赋，以及异端方术、技术数术之类的书籍，虽然它们在纯粹与驳杂、邪正、深浅、偏颇与全面等方面有所不同，然而，我们内心的本体未曾不包容它们。如果能够深思熟究，以求探明它们是非得失之所以然的原因，这难道不可以作为治学的辅助吗？

后来我又自认为，司马迁曾说六艺经传数以千万计，累世不能通晓其学问，当年不能穷究其道理，博学如司马迁尚且如此说。何况今天天下九流百家的书籍，静止时充满屋宇，搬运时累得牛马流汗，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哪里能全部获取并拥有它们？凭借耳目有限的管窥蠡测，又怎能遍观并尽识呢？

于是遇到书籍不再强求，只取家中收藏的旧书来读，读完就思考，然而又因为资质平庸闭塞，加上俗事纷扰，所得到的点滴收获，随即又遗忘，终究未能借助外物来涵养内心。

数年以来，在江淮一带耕田垂钓，自愧对进取毫无益处，追思往昔所读的经、传、子、史等书，其中有的道理尚未通畅，语句尚未精当，错误之处可以考证，疑惑之处应当辩明的，便疏通它、补足它、推广阐明它，不分门类，随手记录。

时间久了，不知不觉成册，至于性命之道的精微，道德之理的深奥，则不敢轻易开口谈论。只是遗憾家中遭遇火灾，片纸只字都没有留下，执笔写作时，没有依据可考证，往往不免出现郢书燕说的错误，希望世上博学洽通的君子不要因为学问肤浅末节就随意指责，如果能看到我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那就幸运了。

《尚书·伊训》记载“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记载“十有三年春”，蔡沈在《书集传》中说三代虽然正朔不同，都以寅月作为岁首起算，他的说法很详细。永嘉史氏《管窥外编》所载诸儒的论辩非常多。有人认为，《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并不是指春天，而是圣人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又说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实行夏朝的历法，既然说“实行”，必定是因为当时没有实行才说的。又引用《左传》中春搜、夏苗、无冰献麦等事作为证据，反复论述数百余言，不过都是为了说明商朝建丑即以丑月为岁首，周朝建子即以子月为正月。

现在考察许氏的说法，《春秋》改时改月是圣人的特笔，而其他书籍月数不改是当时王制的规定。如果是这样，那么各家不改月数的说法，就有依据了。而考亭朱子在《诗传》《孟子注》中也未将周月当作夏月。众说纷纭混乱时，应以圣人之道为准绳，圣经没有明文规定时，以我们内心的天理来折衷也是可以的。各家的辩论考证古代确实不错，蔡氏的说法又难道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如果不这样，那么汉朝的太初历以寅月作为岁首，历代沿袭，经历千年而不改变，难道不是天道不差而人事得其宜吗？由此说来，蔡氏的说法自然可以垂范后世，商周月数改与不改，不必深究。

蔡传中有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尧典》“粤若稽古”，与《召诰》“越若来三月”，以及《大诰》“弗吊兴多士，弗吊昊天子”，字义本来相同，但解释却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易经》乾卦爻辞说：“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本义》说：“内卦以德学来说，外卦以时位来说。进德修业，到九三已经完备了。这里则是希望他及时进取。”大概乾卦到九三，圣人德业进修无以复加了；到九四，则将居位而行道。希望及时进取，是勉励的话。云峰胡氏说：“九三九四重刚而不中，是危疑之时，自古圣贤处此，只有进德修业而已。”此说与《本义》颇不相同，未详其义。

“九四重刚而不中”。《本义》说：“九四并非重刚，刚字疑是衍文。”大概因为九虽是阳爻，而四不是阳位，所以如此。云峰胡氏仍认为上乾之刚，以五为中，四则重刚而不及中，与九三并论，为什么呢？

《随卦》六二“系小子，失丈夫”。程传说：“六二有中正之德，并非必然至此。在随卦之初，应当以此为戒。”《本义》说：“六二阴柔不能自守，以等待正应，所以其象如此。”两说不同。现在考察临川吴氏说：“六二的中正，并非必然背离九五而趋向初九。但因其邻近相比，易于牵系，所以爻辞示戒。”又考察九五：“孚于嘉，吉。”《本义》说：“阳刚中正，下应中正。”下应中正，指的就是六二。六二既然中正，必定不会舍弃九五而系比初九，其为戒辞是明显的。

《师卦》六五：“弟子舆尸。”《本义》说：“弟子，指六三、六四。”现在考察六三“师或舆尸，凶。”六四“师左次，无咎。”这里的弟子，大概只指六三这一爻，难道《本义》错误地兼说了，或者是文字有讹误吗？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本义》有说：“小人虽有功，也不可让他得到爵位土地，只优厚地给予金帛即可。”我私下恐怕此语颇有讹误。军队兴起，用人并非只有一种途径，凡有一智一能之士，都可以任用。功成之后

译区分他们功劳的高下等级，分封爵位和土地，用俸禄和官位来荣耀他们，加上赏赐，那么人们就会怀着同仇敌忾之心。如果只优厚地给予金银布帛，而不分封爵位和土地，那么奖赏就不配得上功劳，恩惠就无法弥补辛劳，功臣们就会离心离德了。像汉朝的韩信、彭越，唐朝的李绩、尉迟恭这类人，都是一时贪图利益、追逐私利的人，如果没有高位重爵来激励鼓舞他们，他们必定会失望离去，又怎么能得到他们的真心并让他们竭尽全力呢？又考察朱熹曾说：“开国承家，是公共得的。”并没有区分君子和小人。在“小人勿用”这一条上，则是“不要再任用他们，让他们参与谋划经略罢了。”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易经》，《本义》中的几句话是可以的。

译《夬卦》说：“苋陆兵夬。”朱熹说：“苋，是马齿苋。”陆，是商陆，又名章陆。程颐的《传》误以为这是一种植物，《本义》也欠缺增补修改。

《诗经》中“汝坟父母”一句，孔颖达的《正义》说：“父母指的是周文王。”又说：“父母很近，不可懈怠王事而给他们带来忧虑。”刘氏也说：“父母，是服役者的父母。”大概是妇人喜爱她的丈夫，慰劳他说：“你不可懈怠王事，你虽然在外服役，但父母很近，可以知道他们的安危。”我私下认为后一种说法胜过前一种。

《氓》说：“多年忍受贫困。”又说：“多年做妻子。”又说：“本想与你白头偕老，老了却使我怨恨。”又说：“少年时欢聚，言笑温和，誓言诚恳。”从少年到年老，就不只是三年了。这“岁”难道是指私奔之初而言吗？《传》说是妇人失身于人，理应被人轻视厌恶，然而年少时亲昵，年老时抛弃，那么这个人太狠心了。应当把它作为对愚昧者的警戒。

《野有死麇》，鲁、齐两家的王氏在《研几图》中认为是淫诗。现在考察这首诗，开头说：“有女怀春。”《传》说：“正值春天而有思慕之情。既然说有思慕，那么必定不会拒绝别人的引诱。”又说“吉士诱之。”既然说是吉士，那么也不是强暴之人了。最后三句，大概是女子相信那人的引诱，让他舒缓而来，不要动我的头巾，不要让狗吠叫，希望人不惊觉而满足心愿的话。况且其语意又与“将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等句相似，其为淫诗无疑，难道也是郑卫之诗，而误列于此吗？

“十月之交”。《传》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向左旋转，在地上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都向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说一年而绕天一周，月二十九日而绕天一周。”这是依据历法家的说法。然而张载独自认为天向右旋转，日月都向左旋转，大概是因为天行刚健，日月赶不上，反而好像向右旋转。后来的诸儒都依据这个说法，而在蔡沈的《书传》中尤其详细。东嘉的史氏认为，历法家考验天象，其方法自有传承，先儒的说法固然有理，恐怕不如历法家精密。现在按照朱熹编纂的《诗传》，则先叙述历法；晚年修订《书传》，则采用《正蒙语录》，其中虽有定论，但《诗传》竟没有更改，那么史氏的说法似乎不可不采纳。

《小弁》首章，《传》说：“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而作此诗。”在解释第六章“相彼投兔”等句时，有说：“现在君王听信谗言，弃逐他的儿子，视投兔如死人之不如。”其后篇题下，又说：“《序》认为是太子的《传》，叙述太子的情状，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处也？”孟子注也说：“幽王废宜臼，宜臼的《传》为作此诗，感叹君王听信谗言而不明察，悲伤自己无辜而被废，忧怨迫切而没有过甚之辞，不是孝敬笃至者，不能达到。假如平王知道这些，东迁之后，必能制止申侯的罪，报乃父之仇，而周室中兴矣。”《序》说此诗是太子的《传》，叙述其情而作，似乎不必怀疑。

《绵》的第八章，注疏认为是文王的事。朱熹《传》说：“大王虽然不能殄绝昆夷的愠怒，也不陨坠自己的声望。”孟子说：“文王事昆夷。”集注说：“事见《诗·大雅》。”怀疑是指此章而言。

“文公四年，晋侯伐秦。”胡安国的《传》说：“圣人以常情对待晋襄公，而以王事责备秦穆公，所以晋侯得以称爵。”“二年，秦晋战彭衙。”《传》又说以晋侯为主于处己息争之道，远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则似又以王事责备晋襄公了。前后似乎不照应。《周礼》，祭祀供萧茅。郑玄的疏说：“萧读作包，”并引用《左传》证明，大概以为是一物。现在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谓“一茅而三眷”者考之，则萧是香蒿而茅是茅草，其为二物明矣，当从杜预之说。

《礼记·鲁子问篇》：“吾闻诸老聃。”冯氏说：“老聃，是古寿考者之称。”石梁王氏说：“此老聃，不是作五千言者。”本朝宋太史说：“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阳，一字聃，聃谓耳漫无轮也。寿一百六十余岁。周平王二十四年，以书授关尹喜，再八年入春秋。孔子则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书关尹之时，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说，则孔子适周之时，则聃犹未死也。庄周宗其道，言必称之，家语所记，又与《史记》合，岂欺后世哉？朱熹虽尝疑有两老聃，而终亦自以为不然。注礼者，直述之可也，乃曲为之回护，而其实终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玉藻》：“君酒肉之赐，弗再拜。”子思于鲁缪公之馈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因万章

译之问也说：“奉君主的命令去执行，应当两次跪拜叩头然后接受。”为什么呢？难道是礼制的常规如此，而圣贤改变礼制以顺应时宜呢？还是因为所处的地位与所遇到的时势有所不同呢？

译明堂位是周代的大赤色。大概是因为周人崇尚赤色，所以旌旗的颜色也依循这个缘故。《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讨伐纣王，砍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把宠妾和两个女儿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两种说法不同。荀子说纣王的头悬挂在赤色旗帜上，必定有所依据。而司马迁记载的错误就明显了。

《庄子·逍遥游篇》说：“尧前往藐姑射山拜见四位神人，怅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他的天下。”大概是说尧去拜见神人，有志于修道，虽然拥有天下却不在意，就像失去了一样。陆德明认为这四位神人是王倪、啮缺、被衣、许由。现在考察，尧把天下让给许由，那么尧和许由本来就是同时代的人。至于其他三位都在尧之前，尧怎么可能一下子都见到他们呢？这四位神人虽然有所指代，但不是陆德明所说的那样。《让王篇》说：“子州支父，就是子州支伯。”恐怕也不对。

“汤问棘的话，就是这样。”梁简文帝说：“汤，是广大；棘，是狭小。”现在考察《列子·汤问篇》张湛的注释说：“夏棘字子棘，是汤的大夫。”那么棘就是夏革，非常明显。郭象、李颐得到了这个意思，只是失误在于没有引用《列子》作为证据罢了。

《荀子》说武王诛杀了两个人，又说两次悬挂纣王的头在赤色旗帜上。《史记》说砍下纣王和妲己的头，这是诛杀两个人。尸佼于是说武王亲自砍断纣王的脖子，手被血弄脏了。我认为武王讨伐商朝，在于除暴救民，不是为了复仇报怨。纣王死了天下就安定了。悬挂他的头在旗帜上，想要做什么呢？悬挂头颅尚且不可信，亲手斩杀的事情又怎么可信呢？

凡是言论不符合先王之道，不顺从礼义，叫做奸邪之言，即使善辩，君子也不认为有德行。又说施惠、邓析子效法先王不是礼义，等到他论述治理天下时，却说推崇礼义而削减刑罚。《诗经》又说：“效法后王以统一天下制度。”前后语意自相矛盾。又说：“道超越三代，叫做放荡，法背离后王叫做不雅。”道与法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难道道是指推崇礼义尊重贤人这类，而法是指治世刑罚重、乱世刑罚轻吗？前代儒者说他的学问不纯粹，言论有时出入于申不害、商鞅之间，在这里可以相信了。

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等资源，然而中原地区得以靠它们穿衣吃饭。杨倞注释说紫紶不详，又说俗传是紫具，附着石头生长，大的像手，里面含有珍珠，古代称为龟贝，作为货币，所以说衣食之。我认为这个说法虽然稍微通顺，但在“衣”字上有阻碍，我怀疑紫紶像《禹贡》中皮服织文之类，既然没有考证，不如空缺不译。

相术的技巧，巧妙发动而奇妙命中，在传记中多见。荀子非议它，认为相形不如论心，他的话也有道理。东莱吕氏还认为无敌而为我们的道增加了一个异端。至于列子、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轲在惠施、宋钘之中而已经非议他们，那么他们的过失更加严重了。杨雄说：“荀卿非议数家之说，轻率。至于子思、孟轲，奇怪吗？”大概也不认为荀卿的话是对的。

杨子《法言·问明篇》说：“孟子厌恶过我门而不入我室。”大概是指孟子说“孔子厌恶乡原过我门而不入我室”的话而言。下面有人说：“也有厌恶的吗？”问杨子也有所厌恶吗，所以又回答说：“我所厌恶的，是摘取我的华而不吃我的实的人。”指意很明确，不需要解释注释就知道其秘密，却说杨雄讥讽孟子摘取我而吃我实，失之远矣。

《史记·郑世家》说：“子产，是郑定公的幼子。”下面没有注释。我认为，郑穆公生了公子喜、公子师、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这就是所谓的郑之七穆。发，字子国。古代有，孙氏王父字。子产，是发的儿子公子侨，侨的儿子参，叫做国参。现在说“定公幼子”，《循吏传》又说“成公幼子”，难道是传写错误吗？说子贡家更加富裕，结驷连骑，用束帛之币去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名声传扬天下的是子贡实际先后辅佐他。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孔子如果不是子贡多财，历聘诸侯就不能达到这样的声望。殊不知圣贤被人看重，起初不在财与势。说孟子书是轲自己写的，韩子认为轲死后，他的徒弟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轲所说的话，两种说法不同。朱子以《史记》为是。现在考察，古代诸侯死后才谥号，孟子所见，像梁惠、梁襄、齐宣、滕文、邹穆几位君主，这些都死在孟子之前。我恐怕韩说更合理。

《淮南王安传》说：“王子有孽子不害，最长，王不喜爱，后、太子都不把他算作子兄。”大概说不害不被王喜爱，王后蔡不把他算作子，太子迁不把他算作兄，如淳注释说：“不把他算作子兄的秩数。”意思虽然接近但欠明白。

《孟子》说：“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赵氏说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说古人以岁为年，汤崩时，外丙刚二岁，仲壬刚四岁。朱子两存其说。现在考察《史记》汤寿一百

译商王在位一年便去世了，难道有人年纪九十多岁还能生儿子吗？应当以赵氏的说法为正确。又查蔡氏的书中记载说，太甲在仲壬之后继承王位，这也是依据赵氏的说法而言罢了。

译经传中说，帝与老氏所说的道不同。现在用《尚书》中的《多士》篇来证明，尤其明白。开始说“惟天不畀”，接着说“惟帝不畀”，最后又说“惟天不畀”，这三句话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不过是说商纣王不行君道，上天不保佑他而导致灭亡。可见天就是帝，帝就是天，难道有彼此的区别吗？程子说：“从形体方面来说，称为天；从主宰方面来说，称为帝。即使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改变这个说法。”

孟子、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邹氏说：“孔子称赞水，其旨意很微妙。”饶氏认为这是征引旨意，孔子在河边的感叹就是如此。现在查考荀子的《宥坐篇》，子贡问君子遇到大水一定要观看的说法，孔子回答得很详细，孔子称赞水，大概就是指这个吧？

荀子说孟子厌恶妻子卖东西而休了她。现在查考《韩诗外传》记载，孟子想休妻，因为母亲的话而作罢。两种说法不同，难道荀子在前，或者另有传说。杨氏在《荀子》“天地比”注中说：“天没有实际的形体，地上空虚的地方，都是天。”这个说法最有功劳。朱子说天在四周，地居其中，减少一尺地，就有一尺气，只是人自己不觉察罢了。他的话大概源自于此。

《楚辞·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极力称赞它好。曾经因此说，人物的命运虽然在出生之初各自禀受而不可改变，但君子实行法度等待天命，坚持正义阐明大道，如《易经》剥卦的六三、复卦的六四，而未曾因吉凶悔吝改变自己的操守。屈原遭受谗言被放逐的时候，不忍心宗国沦丧，披沥忠诚，写成歌赋，希望君主感悟，但他的君主最终没有醒悟。于是，屈原投身深渊，视死如归，他一定对此有所见，难怪朱子深深感叹而高度赞许他。

有人说，现在的术士，根据人的出生时辰干支以及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推算人一生的穷达寿夭，没有不巧妙发动而奇特命中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气数的命，像佛教所说的定业。大概因为五行的冲合生克，四时的休囚旺相，而用六十干支互相搭配，那么人的生死吉凶就局限于这个数中而可以预先知道了。”宋代太史著《禄命辩》极力驳斥其谬误，最后引用孔子很少谈论命运的话来结束，但欠缺理气的区分。唐代韩愈《三星行》中有说：“我出生的时辰，月亮进入南斗，牛星奋起它的角，箕星张开它的口。”宋代苏轼也说，自己的命运与韩公相同，所以一生遭受无数人的口舌议论。于是，开始认为术士的话可信，而宋代的说法也自有道理不可遗漏。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懂得天命的人，利益不随便追求，祸患不随便躲避，只以义为准。

《惜誓》，洪氏认为是贾谊所作，朱子也因为其文辞坏异奇伟非贾谊不能达到。现在查考《史记》、《汉书》的本传，只有吊屈原、鹏鸟两篇赋而没有这篇，而且他死时年仅三十三岁，篇首却说“可惜我年老而日渐衰弱”，又说：“寿命渐渐而日渐衰弱，”汉文帝的时候称为乱世，可以吗？贾谊未曾像伯夷、比干那样做，却又说“可惜伤害身体而没有功劳。”反复一篇旨意，而用出处本末来证明，认为是贾谊的作品，不敢相信必然如此。

宋玉《九辩》说：“当今世上难道没有良马吗，确实没有人能善于驾驭。看见执缰绳的人不是合适的人，于是局促跳跃而远去。又看见改变古制易俗，世道衰败。现在的相马人，举荐肥马。”韩愈《杂说》说：“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篇的主旨，从此变化而来。所以说学习其意不学习其辞，这个题目就是如此。黄庭坚说：“作赋须读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而效仿其骤进，便有古风。”我认为屈原是辞赋的祖师，如果能用心研究《离骚》二十五篇，而有收获，那么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又在我取舍之中了。

神仙这一类，除了老子、庄子、列子之外，如《黄庭经》、《参同契》、《淮南子》、《抱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传》等书，依次祖述其言，修炼之术完备了。大略说人的有形不过精气神三者而已，如果能保固三者，可以长生。荀子说精神相反，一而不二，只有圣人的意思与此相合。然而世上传其书，用其术的人，全都不得其效而反而招致祸患，不能成丹而足以丧命，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得到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吗？还是因为没有仙风道骨，不足以承受这个呢？先儒程子有把风放在密室中的比喻，认为学习其术有可以延年益寿，而未能飞升变化。朱子《感兴诗》则说：“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遽能安。”又说：“迷心昧性哂竺学，贪生惜死悲方仙。”其说法如此。那么，神仙之术果真可以学习吗？

谭氏《化书》

译有人说：“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是施行仁义的。不了解仁义的人，就演变成了秦汉时期的战乱。”我私下认为，道德与仁义，本是同一道理。它们能否实行，关键在于人。秦汉时期的战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仁义才发生的。如果说仁义演变成了战乱，那就是说战乱反而因仁义而起。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又有人说：“有了奖赏和惩罚的教化，邪道就会得逞；有了亲疏的分别，小人就会得势。”这是不对的。假使治理国家的人，奖赏应当奖赏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那么人们受到感化和惩戒，邪僻之人就会退却了。亲近应当亲近的人，疏远应当疏远的人，那么贤能与不贤就能区分开来，小人也就远离了。又何必担心谗言和诬陷呢？

又有人说：“奖赏不可以随意施行，恩惠不可以随意给予。即使做得恰当，也还是争夺的开端；如果不恰当，就成为动乱灭亡的基础。”这话也不完全正确。施加恩惠和奖赏，只怕的是不恰当罢了。如果恰当，那么厚薄高低各有等级差别，功劳多的受到鼓励，功劳少的也会努力。而说“恩惠奖赏即使恰当，也还是争夺的开端”，我未曾听说过。

又说儒者不知道道的根本，没有穷究礼的宗旨。我听说，道是天理中理所当然的部分，礼是道的节制和文饰。懂得礼与道的人，才配称为儒者。现在说儒者不知道、没有穷究，那又怎么配称为儒者呢？

我看这本书，文辞虽然高妙，但言论却驳杂不纯，其中有的推崇黄老、庄列，有的依据佛家，有的阐述晏婴、墨子，言辞都很恳切。至于说到儒学，就不相符合了，这是因为作者本来就不了解儒学，所以话说得越精妙，意思反而离儒学越远。但是书中《后七夺》《丝纶》《雀鼠》等篇章，极力陈述百姓粮食的紧迫，用来规劝那些剥削百姓来奉养自己的人，则体现了对百姓的怜悯，对世道有所补益。老子说：“百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统治者征收的赋税太多，所以贫困。”景升的话，也是有来源的。

译李氏《中和集》说：“有人把蛇斩断，分成两段，但它的头和尾巴还在跳动。煮熟的螃蟹，它的脚还在跳动。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这是气的运动，不是性命的运动。”我认为人和动物的生死，不过是阴阳二气的聚合与离散造成的罢了。气聚合就产生生命，气离散就死亡，这是常理。蛇被斩断、螃蟹被煮熟后还在跳动，是因为残余的气还没有完全散尽，生命的机能还没有立刻断绝。气滋养性，性依附于气，气存在则性存在，性运动则气运动，从来没有气存在而性不存在，气运动而性不运动的情况。

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记载高辛帝把女儿嫁给盘瓠的事情，阅览的人没有不嘲笑它荒诞的。况且姜嫄、简狄生下后稷、契，后人尚且有人怀疑，何况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呢？后来写史书的人，对于这类事情，都不记载就可以了。洛阳令董宣杀了湖阳公主的家奴，光武帝没有治他的罪，那么倚仗权势、假借威势的人就知道有所畏惧，而忠诚正直的人就知道有所鼓励了。范晔本来应该表彰并宣扬这件事来鼓励后人，却把它一概列入酷吏传，为什么呢？

陈寿《三国志》记载，庞统担任莱阳县令，不治理政事，被免官。鲁肃说庞统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才能，刘备与他交谈，非常器重他，任命他为治中从事。蒋琬被任命为广都县令，不处理政事，刘备发怒想要治他的罪，诸葛亮说：“蒋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才能。”刘备于是没有加罪于他，后来侍奉后主，功业大致与诸葛亮相当。我曾经说人的才能和器量各有适合的地方，如果不是擅长了解人的人，就不能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任用他们。唐代韩愈说：“医生用药，工匠用木材，就像宰相用人一样。”他的比喻可以说既亲切又贴切。庞统和蒋琬固然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假如没有遇到鲁肃、诸葛亮向刘备推荐，那么最终只能停留在低位罢了，又有谁能知道他们才能的美好，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呢？由此可知，世上没有不可任用的人，只看任用他们的人如何罢了。

吴国的暨艳担任选曹尚书，喜好发表清议，当时看到郎署中，很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想要褒贬区分贤愚，弹劾百官，考核选拔三署官员，大多贬低高位，提拔低位，那些居位贪婪鄙陋、志节污浊卑下的人，都让他们担任军吏，安置在军营府署中。后来孙权听信谗言，治暨艳和选郎徐彪的罪，专凭私情，憎恶喜爱不依据公法。暨艳、徐彪都自杀了。分别贤与不贤、廉与贪而罢黜或升迁他们，是选曹的职责。暨艳、徐彪这样做，可以说没有辜负任用了。假如他们的取舍进退完全出于至公，而不宣扬别人隐秘的过失来显示自己的贬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惜他们君臣之间诚意没有相互信任，而突然想要实行自己的志向，贪污横行而突然想要淘汰太过，这是招致祸患的途径。虽然如此，暨艳、徐彪固然有罪，孙权以公道罢黜他们是可以的，却听信谗言逼迫他们至死地，这就过分了。法正说许靖有虚名而没有实用。现在看许靖虽然名声超过实情，行事举动不完全得当，但从未像法正那样杀人报仇。法正既然知道浮华的名誉不值得重视，而他的所作所为却如此违背情理，假如没有遇到知己的君主，也危险了。这难道不是明于责备别人而暗于反省自己的人吗？步骘困窘贫穷时，与卫旌一起修刺奉瓜进献。焦征羌对待卫旌非常刻薄，卫旌发怒，而步骘大致不在意，并且说：“我贫贱，主人以贫贱的态度对待我，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后来步骘担任丞相，而卫旌最终默默无闻。大概士人中能够成就远大事业的人，他的器量确实一定不同于平庸之人。步骘遭受别人鄙薄却能这样宽厚泰然地对待，他的器量见识远远超过别人了。最终达到爵位显赫，是理所当然的！

《晋书·王戎传》说：“王戎看到晋室将要动乱，羡慕遽伯玉的为人，随着时势卷舒。”我私下对此有疑问。遽伯玉，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可以卷起抱负怀藏心中，不是随着时势浮沉的人。像王戎这样的人，在太平时期，既缺乏刚直敢谏的节操；遇到乱世，又没有匡救济世的才能，沉溺于俸禄嗜好于利益，几乎不知道羞愧，正是孔子所说的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的人，却说羡慕遽伯玉的为人，不是错了吗？郭舒为缪坦的事争论，引用尧舜来劝谏王导，并且说：“晏子说君主说可以，臣下献出不可的意见来成就君主的可以。”这是推崇君主而自己作为臣下。然而，郭舒的罪难道在钱凤、沈充之下吗？况且郭舒先前侍奉王澄，王澄被王敦所杀，郭舒纵然不能为王澄报仇，洁身离去也可以了。现在却低头侍奉王敦，也太过分了。史家称赞他忠诚刚直，他的忠诚刚直在哪里呢！

《北史·王轨传》说，王轨遭遇祸患，虽然是他自己招致的，但也因为贺若弼的陷害。我读史书为他悲伤，假如王轨谨慎足以防备奸邪，谦逊足以谦卑待人，保守口舌秘密而不泄露，竭尽忠诚侍奉少主而不疲倦，那么祸患从哪里来呢？戴溪说人保全功名，是因为他能谦逊谨慎。那么，谦逊谨慎这两个字，大概是将领的要诀吧。唐代李白《蜀道难》一篇，有人认为它是为章仇兼琼而作，有人认为它是为房琯、杜甫而作。萧氏完全废弃旧说，认为它是因玄宗幸蜀而作。以现在考证，都没有证据。况且其中“问君西游何当还”等句轻慢，而尔汝的称呼，尤其不是臣子应当对君主使用的。大概李白的天才超越常人，这些乐府题目各写了一篇，用来寄托他伤今怀古的情感，《蜀道难》也是其中之一罢了。起初并没有讽刺，像说的那样有所指。

译说的是这样的话。

唐代杜甫寓居同谷时所作《同谷七歌》，注家认为其风骚之极致不在屈原之下。我读了之后，相信确实如此。然而，朱熹不选取它来续接《离骚》，其弊病在于诗中“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这样的言论，近乎于不知天命吧。

译柳宗元厌恶王孙的文章，晁氏在序文中说：“《离骚》用龙蛇鸾凤来寄托君子，用恶臭之物来指代谗佞小人，而柳宗元模仿了这种写法。”如今仔细推敲他的词意，大概是说君子尽忠效劳如此，而群小妨害贤才、蛀蚀国家如彼，其中的是非善恶就像猿猴与猕猴的区别一样，不难辨别。君主为什么不斥退疏远小人以杜绝他们的奸邪，为什么不亲近任用君子以施展他们的才能，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柳宗元被贬谪，难道也是君子的过错吗？苏轼评论贾谊曾说：“不是汉文帝不能任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任用汉文帝。”我对柳宗元也持同样的看法。《非国语》言辞简练而旨意微妙，其中虽有细微的差错，但不是深明事理的人不能分辨。比如关于屈到嗜食菱角的说法，苏轼也曾辩驳过，但苏轼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柳宗元的观点主张孝亲，而苏轼则重在忠国，各自只举出一方面的道理。虞盘却说：“《国语》确实可以非议，但柳宗元的言论也有错误。”于是撰写《非〈非国语〉》来辩驳斥责，这就过分了。朱熹曾说：“《非国语》辩驳得都是对的，不知道虞盘凭什么依据来非议它？可惜得不到那本书来详细考证。柳宗元不信奉羊鬼之说，大概是因为他认为那种说法怪诞虚妄。但他自己又叙述被贬龙城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铙歌鼓吹曲，自汉魏以来，只有柳宗元的作品居首。浦阳吴氏作《楚汉正声》，选取他所作的辞赋列在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之后，而其他作品则不列入，他的用意由此可知。谢翱，是宋末的遗老，他的辞赋含蓄深远，内含《黍离》《歼露》般的悲愤，不是世俗眼光所能识别的。宋代史官宋祁的文章深奥典雅，极力模仿，仍然远远落在柳宗元之后。至于刚陈琏的作品，制作更加精巧，却离柳宗元、谢翱的境界更远了。《钴姆潭西小丘记》一篇，阐发新意通畅，描摹景物如画，现在根据它的话语来解释，比如：枕席而卧，那么清冷的景象与眼睛相合，视野不被阻塞；水波荡漾的声音与耳朵相合，听觉不被杂乱；悠然虚空的感觉与精神相合，精神虚空所以能通达；深沉宁静的状态与心灵相合，心灵宁静所以能感应。所谓君子一定要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他们清静安宁平和，澄澈思虑、消除滞碍，没有什么邪念能侵入，就是这样的。

韩愈曾经想要作一部唐代的一经，流传于无穷后世，诛杀死后的奸佞，发掘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芒。但后来，在《与刘秀才书》中论及史事时却说害怕刑罚灾祸不敢为其言论，自相矛盾。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大概害怕刑罚灾祸才是韩愈的本心，他所说的著史以褒善贬恶，只是一时激愤而言罢了。柳宗元写信讽喻他，言辞虽然委婉但意思却实在严厉。

白居易的《长恨歌》详尽叙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始末，即使是史传也无法超过。大概是指其覆灭的结局，寄托于声诗，以讽喻当时的君主并垂戒后世罢了。《易经》说：“冶丽容貌会诱导淫乱。”《左传》中叔向的母亲说：“拥有特别美好的事物，足以改变人的心志。”《尚书》有内宫沉溺女色荒淫的警戒，诗歌言及褒姒灭周的祸患，唐室的衰败难道不也是由此而来吗？但它的辞语迫切浅近，发扬太过，有失为尊者讳的原则。不然的话，《国风》对于姜氏、齐侯的事情，为什么要避讳呢？

《五代史》记载周世宗讨伐契丹，夺取瀛、莫、易、保定三关，又准备进军，左右劝谏说：“陛下离开京城四十多天，兵不血刃就夺取了关南之地，这是罕见的功绩。如今敌骑都聚集在幽燕之地，不宜深入。”世宗不悦，恰逢生病，于是回师。欧阳修说史臣讥讽世宗轻视万乘之尊，驰骋千里去袭击敌人，殊不知世宗此举，是借着攻克南唐的威势而趁述律平的懈怠，取胜是必然的。有人说，敌军果然聚集在幽燕之地，周军深入未必能胜。如今考证《辽史》，说燕地的人听说周军到来，都逃入西山躲避，有人请求出兵抵抗，辽主不肯，并且说所失去的都是汉人故地，不值得吝惜。由此看来，述律平的懈怠可知，如果世宗趁机进兵，那么契丹不足以平定，十四州之地可以挥手取得。不幸上天不假以年寿，中途崩殂，等到宋朝建立，坐受其侮辱而不敢怎么样？后来，遂酿成靖康之祸。《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这是收敛阴阳消长的契机，夷夏盛衰的交汇点，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欧阳修的《秋声赋》，寓意深远。深秋之时，草木零落，百物衰败，也是由于当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元城刘安世与马永卿谈论国事，也以春风秋霜的生杀为言，欧阳修的这篇赋，难道是因为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的吗？大概没有平坦不变成倾斜的，没有前往不返回的，盛衰无常，吉凶未定，不是识微的君子，怎么能知道呢？

《通鉴纲目》记载唐魏征、王珪的事迹，其下分注，载有范氏的话。而《论语》注也说“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不可以相互掩盖。”辩明得很清楚了。尹氏阐发，却说“王、魏是东宫之臣，受命于高祖。受命于高祖，那么高祖就是他们的君主。王、魏与太子、秦王都是人臣。王、魏不在建成之难中殉死，君臣之分未定

译也。后来再次侍奉太宗，也是接受高祖的命令。像这样的话，那么这两个人不是不能仇恨太宗，也不应当仇恨太宗，只是犯有未能请示、未能辅导、失职的罪过罢了。我认为这番话辩解得虽然巧妙，恐怕会开启后世反复无常、不忠不义的祸乱吧？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妻子侍奉丈夫一样。王珪、魏征接受高祖的命令担任东宫的臣子，就像父亲挑选妻子来匹配儿子一样。难道有人杀了丈夫，而做妻子的反而低头顺从吗？由此看来，尹说观点的错误不辩自明。《宋鉴》记载，辽国与北汉联合出兵侵犯后周，后周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军队抵御，赵匡胤到了陈桥被众人拥立为帝后返回。现在考证《辽史》，这一年，首先记载宋太祖废黜他的君主柴宗训而自立，没有出兵会同北汉讨伐后周的事情。近代已故侍讲永新人刘定之认为，这大概是宋太祖想要逼迫恭帝禅让皇位，后周当时的宰相想要谋取拥立之功，所以制造这种声势来惊吓孤儿寡母，借兵力来成就宋朝的大业罢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先前的儒者又说，宋太祖取得天下是出于无心，保住天下是出于有意，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宋朝取得天下，与梁、晋、周没有区别，只是不至于过分残暴罢了。所谓以逆取之，以顺守之，宋朝享国三百年，是理所当然的！

译蔡卞请求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曾听说史官记录事实，善恶是非都清晰可见，其关系确实重大！孟子说：“称他们为周幽王、周厉王，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更改。”熙宁、元丰年间，君主偏听独任，宰相浅薄狭隘且固执己见，从此君臣上下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善行了。蔡卞想要隐瞒他岳父的恶行，请求重修《神宗实录》，哲宗被他的说法感动而听从，大概是担心范祖禹、黄庭坚等人私下在书中增减内容，导致是非善恶不能符合实际，所以才这样做。殊不知天下有公认的善恶标准，有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改变黑白是非的，他的用心也是错误的。后来，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记载的多是汴京末年的事情，并且反复为他父亲隐讳，难道不是蔡卞启发了他吗？

宋代《南渡录》所记载的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上之事，详细考证曲折细节，没有不周全完备的。这大概是当时山林中被疏远废弃的人士传闻编录，在遣词造句时，妄自增减，揭露宣扬得太过分，不能相信它是真实的。其中如圣僧献茶、天罗王不免马足之厄的说法，以及奔逃困顿、求衣觅食之事，辗转路途数千里之远，夷狄之人不懂文字，中国的大臣又没有在身边的，谁去记录这些呢。刘氏《宋论》也说粘罕腹部有疤痕，类似太祖去世时的状况，所以进入汴京时，尽数带走太宗的子孙，人们说这是太祖复生报仇。我对此都不敢相信必然如此，但这些说法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所以特意表而出之。

《三略》说：“致力于扩张领土的，会荒废；贪图别人所有的，会灭亡。”假如徽宗不帮助女真夹攻灭辽，那么我们还有一道屏障。靖康之祸，虽然说是天命早已注定，也是由人为导致的，看《程史》所载燕山先见之说，能不为之慨叹吗？

《金史·文艺传》，蔡松年依附完颜亮兴党，诬陷杀害田瑴，而赞语却称他有文采，不能掩盖他的短处。我认为言语是行为的表象，没有德行的人，他的言语未能合乎法度且有条理。如今蔡松年心术行事如此，文辞虽然美好，哪里值得推崇呢？又说李纯甫懂得道，现在考察他的始末，与晋代的阮籍、毕卓之流没有不同，晚年致力于佛老之学，而著书都效法其意，甚至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同称为圣人，那么李纯甫沉溺于异端太深了！懂得道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又说李汾有狂气，现在看李汾虽然有文学，可以说是不知命的人。古代的君子安于平易以等待天命，荣辱得失都听任上天，而不计较利害私利。如今李汾做官而不通达，动不动就责怪别人，狂妄疏放无所顾忌，最终不得好死，是应该的。《隋书》刘焯、刘炫传，赞语说：“上天对于人，常给予聪明，而不给予贵仕。刘焯、刘炫能奈何天命呢？”我对李汾也这样说。

《方技传》刘完素、张从正都以医术闻名于世。刘完素用药多寒凉，他的方法专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治病多有效。张从正则熟稔汗、吐、下三法，用药如刘完素而稍作变化，也多奇效。现在看二人所著的《原病式》、《儒门事亲》等书，各有独到见解，可与丹溪朱震亨《格致余论》参互使用，确实知道医术了。其术的精微变化，也必定自有传授，后人不得其秘，拘泥于纸上的言语而使用，很少不犯错的。这又是学医者所应当明察的。

金末有完颜陈和尚者，是一时的骁将。当蒙古初入中原之时，三战三捷，北兵为之士气沮丧。本传只言其梗概，而不记载其克敌制胜的详细情况，史书修于元代，难道有所隐讳吗？

《宋鉴》说秦桧将死时，还兴起大狱，厌恶张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异己，谋划想要杀他们，恰逢秦桧死，才得以幸免。论者认为这是出于一时的侥幸，假如秦桧不死，那么诸位贤人就危险了。这不是这样。人的生死有命在天，不是智力术数所能谋划的。诸位贤人没有致死的道理，假如秦桧不死，也未必能杀他们。从前公孙弘排挤董仲舒到胶西，卢杞让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李逢吉派韩愈到镇州，吕夷简引诱富弼去契丹，大概都想要置他们于死地，其后三人皆免，而颜真卿独死，由此看来，人的生死难道没有天命，而小人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不是太荒谬了吗？有人说，按你的说法，那么汉末死于党锢的诸位贤人，都果然有致死的道理吗？这又不是这样。古代的君子牺牲自身，如果有益于君主就去做。像李膺、范滂之类，是不知时势的人。国家无道，行为危正而言语谦逊。君王昏庸政事混乱，奸邪横行，想要用口舌去挽救，对君主无益，而甘愿受诛戮，这与宋代的诸位贤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大概天下之事有常有变，机会的到来有缓有急，君子不幸遭遇祸难，虽然不苟且偷生以侥幸免祸，也必定先察觉其未发而有道以处之，如邵伯温所说的权衡轻重，死在所当死，是可以的。祸患已迫，而像杨雄、杨亿之所为，则为后人所笑，又哪里值得说呢？

张衡《灵宪》说：“星体生于地，精气冲于天，列居

译错峙，各有所属。」张子说：「五纬，是五行的精气。」朱子说：「五星都是地、木、火、金、水、土之气上升凝结而成的。」严思善说：「山川的精气上升成为列星。」现在考察各家都以为星宿是地中二五的精气上升凝结，在天上形成形象，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又考察临川吴氏说，天开辟五千四百年，轻清之气占优势上升，才开始有日、月、星、辰四者形成形象而共同构成天，又经历一万八百年，浊气搏结在中间的，才开始凝结成坚硬的石头而形成土、石、木、火四者形成形体而共同构成地。像这样，那么在地尚未凝结的时候，在地的事物尚未形成形体，而在天的事物凭什么形成形象呢？列子说：「天是积聚的气罢了。日月星宿也是积聚的气中有光耀的部分。」杨泉说：「星，是元气的精华。」这两说，比起各家言辞更优，而与吴氏的说法不相妨碍，学者应当详细考察。

译张载在《正蒙》中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被包裹在内无法逸出，就会奋起冲击而化为雷霆。”胡宏又根据这一说法加以推演阐明，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张栻的说法，大体上也与此相合，但他提到人遭雷击而死时，身上往往隐约出现如火烧篆文般的痕迹，不像世间文字，说是神灵主宰的，怎么可能这样呢？朱熹说：“雷虽然只是气，但只要有气就有形，神灵之气聚集就必然存在，刚过去就消散了。”既然有神灵存在，那么雷击死人并在其背上留下文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梅尧臣赠给郭功甫一首《采石月》，说郭功甫是李白的转世，生为郭家之子，是为了报答李泌接纳官籍而死之恩。现在考察转世之说，起源于佛教和道教，汉代以前是没有的。欧阳修平生不喜欢佛道，诗文里无不辩驳斥责，梅尧臣与欧阳修交往最久，但他的言论却如此，为什么呢？

苏轼《应制科策》中有这样的话：“周武王任用姜太公，他们相互问答百余万言，现在的《六韬》就是这些言论。”现在考察《六韬》一书，我曾通过本文的文辞气势、当时的事实，以及《前汉书·艺文志》、《唐李卫公问对》等书来考证，知道它不是周代太史公的原文，大概是后人模仿伪作的。看其中的《文伐》篇，周文王询问文伐的方法，姜太公告诉他阴谋诈计，多达百余言而不觉厌倦，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当时，文王身为西伯，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最终商朝背叛，国家侍奉纣王，坚守节义作为商朝的臣子，孔子称赞他的德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现在却与姜尚谋划讨伐君主的计策，这就像是越王勾践侍奉吴国报仇的心思，难道是文王的心思吗？其他如死将之子、赘婿、人质之类，都是秦汉以后的事情，它不是古书无疑了。苏轼的这种说法，虽然主要是为了当时君主用人而言，并非专门针对这本书而发，但也容易被人们相信，所以我深入驳斥它。

临川吴氏说汉代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范仲淹四位公卿，出处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百代中绝顶非凡的人物则是一样的。有人说，范公与孔明相比，如果是论德行则无愧色，论才能则稍不及。回答说：朱熹曾经称赞范公是杰出的人才，《与周益公书》又说他才德兼备，而说他不如下孔明，为什么呢？回答说：赵元昊的才智与司马懿相比如何？灵武五郡甲兵的强盛与曹魏相比如何？诸葛亮率领数万军队前往讨伐，而司马懿竭尽全力抵御都来不及，凭借小小的蜀国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作为统帅，却甘愿忍受元昊的侮慢，以中国全盛的力量，却不能制服他，回复信中甚至称他为大王，仅从这一件事，他的才能就可见一斑了。朱熹、吴氏的说法，大概是特别举出他们的大节罢了。欧阳修也说范公作为将领，务求持重，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功利。为将之道，固然应当持重，然而雍容简静而坐失良机，也是不可以的。《阴符经》二十一句，蔡氏没有注释，黄氏说朱熹所深深采纳的正在其中，现在反而不注释，大概不可理解，难道是先得蔡氏本而后得褚氏本吗？另外再考证。

《阴符经》注中有这样的话：“苏秦、张仪、申不害、韩非之所以杀身灭族。”现在考察《史记》，苏秦被齐国大夫所杀，张仪死在魏国，申不害任韩国相国而死，韩非因在秦国饮药而死，这四个人只有苏秦、韩非不得善终，像这样说的，大概是因为这四个人所学之弊，都足以导致杀身灭族。张仪与申不害侥幸免祸罢了。

朱熹《感兴诗》二十首，虽然说是模仿陈子昂感遇诗的体裁而作，然而其言辞严厉义理正当，对世道教化有益，不是陈子昂所能比拟的。《感春赋》有《九歌》的遗意，其言辞委婉，其旨意隐晦，其寄托于君主可谓深切了。屈原，朱熹，他们的心是一样的。《戊申封事》末尾有这样的话：“自顷以来，岁月流逝如川之流，一去不复返，不仅臣的苍颜白发已迫近迟暮，而且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非昔时了。”经筵面陈四事札子也有这样的话：“臣在病老之余，寒斋独宿，终夜不寐，忧虑万端，而进对之时，大多遗忘，言语精神又不能以自达，私下担心自今已往不能久侍清闲之燕了。”这些语句，读之使人流泪，可惜他的君主不能任用他。他注释《离骚》“恐美人以迟暮”，说屈原爱君之切，常恐不得及其盛年而事之，其意大概也是如此。杜甫诗所谓“颇觉良工心独苦”，确实啊！年谱说，先生曾作卧龙庵，祭祀诸葛武侯。门人说他的微意有所在。私下认为朱熹此意，大概是因为高宗南渡之后，偏安一隅，委靡颓堕，不能振迅奋发，恢复疆土以雪仇耻，所以在此致意。看垂拱奏札二篇，及戊午谠议序，反复以天经地义，内修外攘不可逆为言，又与出师二表答华歆等正议等篇相表里，且其诗又有“永念千载人，丹心岂今昨”之句，大概意气相合，无间古今者也。

韩愈《董生行》，朱熹考异说：“嗟哉！董生谁将与俦？”怀疑

译这是询问它的言辞。如今查考《小学》也记载了这篇，其最后一句误作“谁能与俦”，注释者不考证原文，却曲意顺从它，固然没有不造成损害的，也可以看出在数百年之间竟然讹误错乱到如此地步，何况那些从灰烬中搜集修补而来的呢？

译历代的将领，像晋朝的羊祜、东吴的陆抗、唐朝的李抱真，《将鉴博议》都对他们评价很高。如今考察羊祜、陆抗，则有边境交好而失策的过失；李抱真虽然善于用兵，晚年却迷信方士服用丹药而丧命，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而戴胄或许也不能没有遗留的议论。当时选取他们的一方面长处而不苛求其完备，或许是因为思虑不周而举荐他们却抛弃了其他人吗？

文天祥丞相为人作诗说：“悠悠成败百年中，矣看西山曲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泣秋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笑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这或许是指留梦炎一流的人吧。宋朝灭亡到现在三百多年了，留梦炎的墓中尸骨已经腐朽，而文丞相的名声真正与日月同辉，他看待一时的富贵，真如梦幻泡影，连露水闪电都不如。

朱熹说：“庄子说臣对于君，是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他把君臣之义看得似乎逃不掉，必须让臣服从他，没有自然相互依存为一体的意思。”这话真是至高无上啊！臣对于君，道义相合就跟随，不合就离开，这就是所谓的义。不得已而臣服他，那是畏惧他的权势，而不是所谓的义了。

唐朝薛逢诗说：“病来犹作晋春秋。”郝氏用桓彝称赞褚裒的话来解释它。我认为作者撰述的是皮里春秋，不过说其内有褒贬罢了，有什么撰述呢？这大概是指孙盛的《晋春秋》而言罢了。

《忠武录》中所收录的薛能诗说：“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这首诗含有对诸葛亮不满的意思，不应当收录进去。

关于潮汐的说法，朱熹极力称赞余氏的说法最为恰当。按照他的说法，有早晚大小的差异，就认为与月亮有关。大概是因为水和月亮都属于阴数而气息相互感应，所以如此。我曾经游览婺州的属邑叫浦江，那里有泉水名叫月泉，它的水在晦日就干涸，月亮生出光明就渐渐流出，未到望日就增长，到了望日就满溢。由此看来，小的如此，大的也如此了。丰山的钟，霜降就鸣响，也是气息的相互感应。

周敦颐《爱莲说》一篇，仅百余字，形容莲花的可爱，宛然如在眼前。大概不必在梅枝上寻求太极而全体就呈现出来了。邵庵虞公《四爱堂记》中有说：“爱，出于仁。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人以天地生养万物的心为心，那么玩味生养万物的道理而见到天地的心，也就没有什么不爱的了，而所爱的又岂是徒然的呢？即从一物的生长，就知道它与道为一体，这种快乐怎么可以停止呢？因此，思考有以成就其爱而私有的，栽种它、培育它、照耀它、滋润它、补充其不足，防范疏远，那些为害的，都是它的事。古代的君子借物来寄托其意，不是沉溺于形质的偏颇。暂且以周敦颐爱莲的说法来论，我私下认为，在日常伦理之间，饮食男女的欲望，同行而情感不同，不是出于淤泥而不染吗？明霄洞照安行无为，而不矜夸以索隐行怪，不是所谓濯清涟而不污吗？不蔓不枝，是纯一不杂的意思。亭亭净植，是中立不倚的意思。这就是它可爱的原因吧？”现在考察虞公此说，虽然不主张发明此篇，然而其雍容整暇，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说是深知周敦颐的爱而善于形容的人了。学者合而观之，那么通过言辞来寻求意旨，对于道也就差不多了吧？

苏轼《李氏读书山房记》极力称赞公择善于读书，而遗留他的书以教育后人。并且说古代的人没有书可读，而都明于礼乐，深于道德。秦汉以后，纸与字画日趋简便，而学者更加苟且简略。现在的士人又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篇反复致意于此。韩愈《送诸葛亮诗》有云：“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鸿鹄。”大概说觉往从李繁游，读其家藏书，而学必有得。柳宗元也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宋濂当元末，授徒义门，郑氏取其奕世所积书，而阅之，其后《送东阳马生叙》尚谓“少时家贫无书，借之而读，手自抄录，日夜不倦，精勤专一而学所以成也。”凡此数公，皆一代儒宗，其言类皆若此，而其德业文章卓然名世者，又岂穷一经，用一岁月之功而能然耶？《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何天之衢，享。”因此博以求之于散漫不一之途，约以会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后可谓之学，岂可以率易苟略而求之哉？

刘静修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而无一字作今人语。其为文章，动循法度，春容有余味，如《田孝子碑》、《辋川图记》等，作皆正大光明，较之文士之笔其气象不侔矣。《燕平学仙台诗》有云：“大

译大地如同巨大的熔炉，金石也能长久坚固。三座仙山依靠巨鳌支撑，世人却像虮虱一样渺小。天地终究会有尽头，什么东西能称为神仙呢？如果神仙并不存在，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真有其事，那也实在可怜。”《桃源图诗》中说：“但直到如今又过了一千年，没听说再有渔人迷路。”这些话都明白畅达、痛快淋漓。近世文臣曾棨游览长春宫时，旧杜诗中有云：“仙道大概并非真实，谁能知晓其中的缘故。”这是骑墙两可的说法。《元诗体要》中马伯庸的《无题诗》有云：“秦国的旧侯归顺了汉主，石家的小妇嫁给了孙郎。”这话深含讽刺，难道是因为当时宋朝的宗族旧臣有再出仕于元朝的人而发出的感慨吗？

译叶衡在题画马图的诗中写道：“山涧中有清泉，原本就有青草，不知为何苦苦留恋金鞍。”这大概是讥讽那些羡慕留恋高官厚禄的士人，不如隐居退守以顺应自己的本性。

莫诚父《掉歌》第四首写道：“小鱼容易钓取但不值钱，大鱼往往潜伏在深渊之中。渔夫每天只取走小鱼，反而让大鱼长久地被遗弃。”这大概是用渔夫来比喻君主和宰相，用鱼来比喻人才。意思是说当时国家虽然多方寻求贤才，然而所得到的都只是一技之长的人，至于那些卓越非凡的人才，大多隐居在深山大林之中，必须等待上位者致以恭敬的礼节，然后才会出山。虽然想要招致他们，但最终却无法得到。这首诗与唐代陈陶《闲居杂兴》的诗意相似，属于《诗经》六义中的“比”的手法。

宋诚夫《大都杂咏诗》写道：“紫云楼上酒如渑池之水般醇厚，辜负了二十年的春风。”这大概是他四十岁时所作，还带有少年的情态。又写道：“狗官已经侍奉圣明天子，牛相哪里知道告别太平。近来朝廷的邸报多如雨下，却不见河南征召贾谊。”言语涉及讥刺，大体上像苏轼、刘过的诗风。

傅子全寄给修史各位公卿的诗写道：“仙李摧残已六十秋，”这是说唐朝灭亡已经很久了。又写道：“剖犯北去空亡晋。”这是说契丹耶律德光灭掉后晋后北归。剖犯，《五代史》记载德光死后，众人剖开他的腹部，填入盐，载着北归，晋人称他为帝犯。下面的三句，大概是宗宋太祖取代后周、宋高宗南渡、完颜亮伐宋的事情，交错综合而成诗。至于三史并立的失误，只有近世会稽人杨维禛的论述最为确切恰当，后来的作者必定会采纳。

松雪翁赵孟頫《题岳武穆墓诗》，是古今绝唱。我私下认为赵公是宋朝宗室，宗国之丧，源于杀害良将、议和之初，这类语句凄怆痛愤，不是赵公所忍心说的。他后来赋诗，又有“往日兴亡君莫问，且将忠赤报皇元”的诗句，也不知他内心是否安宁。现在看元人题陶渊明《归去来兮图》写道：“文章撑住晋朝乾坤，三径清风宛若存在。为何挥毫的松雪老人，不知芳草怨恨王孙。”唉！这话把意思说尽了！至于尊崇信奉佛典，为之书写记录流传，都不是儒者应该做的事。

天台陈刚中的诗，豪迈卓异，常常令人惊叹。他的《题范增墓诗》写道：“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博浪沙》写道：“一击车中胆气高，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消？”这些都有出人意料之见，与杜牧《赤壁》、《项羽庙》两首诗相比，大致相近，而其他作品也不逊色于此。

张文忠公的三事忠告，确实是身居高位者的良好规劝。看他在担任守令时有守令的范式，居台宪时有台宪的箴言，为宰相时有宰相的谋略，纯正深厚明澈精粹，真是有德之人的言语。大概曾经说读他的书，考察他的为人，能够竭尽忠诚为国献身，正大光明，没有一行不实践他的话，希孟的学问，难道是从怀孟的博学中获得的吗？

赵子龙题昭君出塞图的诗写道：“我见此图重重叹息，毛延寿本是忠君之人。如果让美貌留在汉宫，汉朝的年数未必能满四百。”又写道：“祸胎已入虎庭去，玉关寂寞无天骄。”这大概是沿袭前人的意思。与王安石所谓“意态由来尽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话大致相同，都是反说。有人说，女子的不遇，也如同士人的不遇。当时，汉元帝按图召幸，昭君自恃容貌美丽，不贿赂画工，最终没有受到宠幸，于是远嫁匈奴。所谓修身正行却没有得到福报。这固然如此。恩宠荣幸可以夸耀于一时，却未必能流传于永久。赵飞燕专宠昭阳殿，杨太真号称三千宠爱在一身，等到时势一去，被废弃死亡，消亡殆尽，最终与腐朽同化。像昭君这样的人，虽然一时不遇，但千载之下没有人不歌咏而伤叹她，这其中的得失，必定有能辨别的人。

张翥字仲举，别号蚬庵。遭遇元末丧乱，他的诗悠深思远，遣词造句立意都有怀念君主思念国家，怜悯乱世思慕治世的意思。晚年寓居衡山，结交僧人大杼，他所题咏的诗尤其慷慨悲壮，大杼既隐藏了他的遗骸，又编刻了他的诗，佛教徒中竟然有这样的人吗？这大概是张公的恩惠吧！

南柯陶九成所记载的古今事，虽然偶尔有可取之处，但怪诞淫亵之事，祸福报应之说，混杂其中，就不是我们儒者所应该说的了。书中说铁崖杨廉夫，曾经在宴饮中看到歌儿舞女缠足纤小者，取下她们的鞋，举着酒杯劝客，号称金莲杯，并且说这种疏放可喜。我却认为，这是小人处在富贵中的姿态，难道儒者会有这种行为吗？况且马融设置绛帐，君子讥讽他；谢安携带东山之妓，贤者以此为耻；陶谷、秦弱兰的事情，遗笑千古；杨公以一世文儒，曾经参与修撰元史，不以此为鉴戒，反而放纵旷达于礼法之外，沉溺酒色，随俗沉浮，甚至用女鞋盛酒而饮，这有玷污名教

译太深了。陶氏不但不加以掩盖，反而大肆宣扬并记录在书册中，把它作为后人鼓励奢侈、教唆淫乱的器具，不也太过分了吗？到现在，吴地还能见到有人出售和使用鞋杯，这难道是杨公的罪证吗！

译杨伯谦的《唐诗正音》，保留了诗歌的初始音韵和遗存声响，各种体裁都具备，他的用心确实勤勉。邵庵虞公在序言中还感叹他深知识辨言辞的困难。大概写诗虽然难，但选诗尤其难，没有超过常人的鉴赏裁断能力的人，不敢承担这个任务。自从《诗经》三百篇、楚辞之后，历经汉、魏、晋，直到唐代，诗歌体裁才大体完备，平和清丽，有风雅的遗意。又历经晚唐、五代以及宋代，作者往往辞藻不能胜受理性，而唐代的音律节奏在这里发生了变化。元人虽然改变了宋代的习气，却又过于工巧，所谓是气运使然，不是偶然的。其间虽然有追慕崇尚古作，不随俗流而变迁的人，又在于学者善于选择罢了。

魏伯阳《参同契》中有说：“牝牡四卦，作为橐龠。”俞氏注释说：“橐就是鞴，龠是它的管子。炼丹法将乾坤定位在上下，排列坎离在东西，而乾坤的闭合开启，坎离的往来，很像橐龠的样子。”大概鞴囊，就是铁匠鼓风的袋子，龠就是袋口过风的管子，括苍刘氏所说的夜间鼓风如同鞴囊的鞴就是这样。现在考察晏氏，既然认为“鞴囊又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橐与龠本来是一物，却把龠当作三孔笛，那就是又把它们当作两物了。不知道他所说的话。“继体复生龙”，明明指震卦，却用复卦来说，也不知道是什么说法。又说朱子没有师授口诀，不能得到他的术法，现在看他的感兴诗，以及“以三光陆沉温养子珠，阴在上阳下奔”的话，作为要法，难道真的有什么不知道的吗？晏氏则是儒学修习不到家，而流于技术，在形似仿佛之间窥探想象，偶然得到一二，就自以为是，难道真的有什么教外别传，而得到仙家的要诀吗？竟然敢以此来贬低前世的大儒，确实可以说是没有自知之明了。“曲折戾九都”，朱子、俞氏都没有注释，陈氏注释认为九都之府不知道指什么，难道是仙家的隐语吗？

“河鼓临星纪兮。”现在考察《尔雅》抑氏乞巧文，河鼓大概是牵牛的异名。俞氏注释认为它的位置在斗牛之间，不知道确切指哪颗星？

“腐露其形骸。”陈氏注释说学习其他术法的人，往往导致死亡，使形骸腐烂发臭，哪里知道金液还丹，连父母的肉身也能变化而飞腾呢？大概说丹成之后，血肉之躯也能飞升变化，不只是蜕去骸骨的身体才能这样。俞氏则认为跨火不焦，入水不湿，道成之后，法身是这样，难道可以把血肉之躯投掷到水火之中吗？现在考察陈氏、俞氏都自称得仙，而他们的言论有的相同有的不同，为什么呢？

“故为乱辞。”朱子、俞氏都解释为谬乱其辞。晏氏认为像《楚辞》“乱曰”的乱，大概是叙述庐陵黄氏的说法。现在看后面的文法像骚体，应当以晏氏的说法为是。他把空同道士邹诉当作朱子寓名，也是祖述别人的说法。

浦阳吴立夫的《论倭书》，大概是他十八岁时写的。规模模仿司马相如的《谕蜀文》，其末尾所述告诫其王的话，即使是古代的辩士也不能超过。其他《大游》、《观日》两赋，以及《形释》、《泰誓论补》、《牛尾歌辞》等篇，都雄深卓绝，真是先秦先汉间的作者。前辈柳待制、黄侍讲，以文章雄冠一世，都称赞欣赏他，自认为不及，确实如此！宋太史虽然游历于黄、柳的门下，而从吴立夫那里得到的更多，所著《龙门凝道记》、《罗山杂言》、《六经论》、《七儒解》、《诸子等辩》，文章远远超过《法言》、《中说》，适宜他名满天下，文章传遍四方夷狄，成为一代的宗师吗！

胡仲申《衡运》一篇，深得邵子元会运世的旨意。其他文章，如《井牧》、《慎习》、《尚贤》、《广谟》、《原道》、《乐道》、《斋记》等作，都纯正通达，关乎世教，差不多像韩子《原道》、《原性》等篇。他序郑氏心学图说，则引“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主，辩驳释老而参合先儒之言，不是心悟理融，洞见道妙的人，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先父蔡庵先生曾说，仲申持养纯熟，践履笃实，有伊洛诸儒的气象，难道是他有得于白云许氏的所传吗？

国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像宋公景濂、刘公伯温、苏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许公存仁、高公季迪，都是元末遗才，他们的学问最称渊博，编摩著作直欲跨越董仲舒、马融、班固、杨雄，左思、范晔以下就不论了。可惜他们的诗词颇染宋人气习，而不能纯乎盛唐之音，论者认为不如古时。诸公去世后，作者辈出，寻求其精著述之妙，穷尽述作之工，无愧于西京盛唐的，还很少见到。

永乐中，闽人林鸿，字子羽，任膳部郎中，以诗闻名。曾吟绝句数首，作《梦游仙记》，说梦见进入武帝瑶华洞中，与仙女赋诗唱和，仙女说他的诗每次都被其父录入《露光集》中，如“一鸟铙天净，万

译“潭花雨香”等诗句，尤其受到称赞和赏识。这件事的荒谬，不必深入探究。但其中的诗，如“赤栏马道挂云烟，梦入瑶华小洞天。尘念一萌仙境闭，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确实清新婉丽，当时的各家诗人有所不及。近年，晏铎采集本朝各位诗人的作品，编成《鸣盛诗选》，并将鸿的作品置于卷首，其中取舍虽然未必全都恰当，但也应当可以说是懂得诗的人了。

译近世郑露注解《孙武子十三篇》，致力于推求本义，不夹杂个人私意，所以他的论述详尽，事迹考据确凿，对兵家颇有功劳。太原刘寅撰写《六书直解》，引经据史作为证据，辨析错误谬误，他关于历代兵制的论述，尤其有独到的见解，读来使人产生封狼居胥的豪情，可以说是深通兵法的人了。大概因为河东地区风气刚劲，而禀赋于人的也都奇伟杰出，所以他们的言论见解如此。

刘侍讲的《宋论》三卷，议论精确，文法严密，反复曲折，把事理说尽，但他只搜求英宗的小过失而不体察他的贤德，哀叹光宗的卑屈而不指责他的懦弱。又说南宋南渡之后，宰相虽然有吕颐浩、秦桧，将领虽然有韩世忠、岳飞等人，只可以保全江东，不可以恢复中原。唉！如果高宗能够发誓洗雪仇耻，托付岳飞，专心进取而不被奸臣秦桧迷惑，那么金人不久就会逃遁了，何况韩世忠、刘锜、吴玠、吴璘都是良将呢？刘公说只可以依靠他们应付局面，而不能置吴乞买、粘罕于死地，这话恐怕并不恰当。又说朱子并非集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者之大成，而是集当时湖湘、浙江、江西儒者之大成。现在考察邵庵虞氏，在论述周、程、张载的学问之后，接着说先由朱晦翁论定诸君子的言论而集其大成。临川吴氏论述道统，也说朱子集周、程之大成。由此看来，这种说法也是考察不审慎了。他论述蜀党、洛党互相攻讦，认为贤者自然不互相攻讦，意思也不完全正确。程氏、苏氏的学术、言行，其是非得失，在诸子的论辩中已经详尽了。后来的君子想要寻求最恰当的标准，以朱子的说法为主，而考察究竟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谁是得，谁是失，是可以的。现在只知道斥责他们不应该分党攻讦以比较曲直是非，而不显著地表示其中的褒贬取舍，这是使美玉和石头混同没有区别，而对于真儒和俗儒的学问，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而决断人们的向背呢？此外褒贬予夺，没有大的遗漏。

曾经见过《宋史笔断》一书，它的论述尤其详细。读者如果能以史书为案据，以此作为判断，并取罗氏《遵尧录》、李氏《长编》等书参考而折中调和，那么一代的治乱得失，也可以看到大概了。

《长春真人语录》，有人问入道的关键，如何进修？回答说：“应当致力于忠孝，以报答君亲。”末尾对他的弟子说：“明天是先人的忌日，可以准备供祀的器具。”可见他平日孝亲的真实表现。又说：“想要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确立了，仙道就成功了。”又说学者不欺心，不违背道理，闲散情念，保养神气，穿粗衣吃粗食，听其自然，大概就合乎道了。又说他的师弟授予他日记一册，命令每天凡是起念头、动心、说话、下笔、应酬人事，都记录下来。不敢记录的，就不敢做。既然做了，就记录下来。所谓人心就是天心，欺心就是欺天，所以用“天心”作为那册子的标题。这几条，都是推崇老子来附会儒家，虽然先贤的格言也不过如此，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能践行自己的言论，而不自我欺骗。《易经》说：“雷在天上，是大壮卦。君子因此不遵循礼制的事就不做。”不勇于自我约束的人，谁能做到呢？从前金华许子有说，编一册日记，凡是白天所做的，晚上一定记录下来，直到病重时才停止书写。现在刘氏属于道家流派，应该放纵在礼法之外，却能如此严格地检束自己，可以说是暗合道的妙理了。如果他从事于儒家的教化，他的成就岂可限量呢！

胡推官《朱子大全》的一篇序，我最近读了，觉得其中铺叙不太详备，脉络也不通畅，比如他说“圣贤的产生难道是偶然的吗？关系到教化的盛衰，系于吾道的否泰”。我私下认为气化兴盛则圣贤的产生必然得到职位以施行道，气化衰微则圣贤虽然产生却居于下位而道不能施行，所谓关系到气化盛衰的，是对的。而又说“系于吾道的否泰”，他的意思也是说圣贤产生则道泰，圣贤不产生则道否，语意重复而不是文章的体例了。既然说扶持名教，而又说振立纲常，名教与纲常也有区别吗？六经之中，精微的如性命道德的奥妙，粗浅的如名物度数的详细，大的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器具，小的如动静衣食的法则，从天子到平民，崇高卑下、上下内外、本末，没有一件事不涵盖，没有一个道理不具备。现在却说观察他阐发的旨意，那么帝王的大经大法，无所不具备，这是说六经所载只是人君可以使用的吗？至于奏札之类，又都是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见于行事深切而显著明白的，勉斋黄氏所说的立朝时的言论、治理县政的措施，就是这些。《纲目》一书，继承春秋的笔法，裁定千年的是非，却舍弃不说而说叙述札奏以开启人臣忠义之心，是多么疏漏啊！又说先生去世后，道不与他一起去世，书幸存而名与他一起存在。说天地人物的理本来不随一个人而存没。圣贤的名声穷尽天地，贯穿古今而不磨灭，虽然说依靠书来传，然而他所以传

译这难道真的是依赖书籍吗？还是说，考察这本书，虽然依靠它的重新刊印，但颠倒的文字、错误的字句随处可见，层出不穷，无法一一列举，这也是因为校订的人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