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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求幸福斋随笔》 [民国] 何海鸣

○自序

有人说，求幸福斋主人的文笔，在从前报界中像悍妇骂街一样丑恶诋毁当世的人，尚且不值得高雅之士一笑，近来又放荡怪诞，搜集轻浮浪荡的言辞，写成几卷随笔，既不是演绎旧闻作为小说家的言论，又不是引经据典、探究深奥精微的道理，另陈深奥的义理来炫耀自己的宏博，只是醉翁口中的唾沫，信口开河，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也可以停止了。主人说：客人怎么知道呢，我的作品本来就和别人的作品不同。笔记杂缀类的书籍，从汉魏直到近代，在四部目录中求其数目，大概有千万种，肆意谈论神怪、记载野史传闻的比比皆是，甚至一件微小的事情，辗转抄袭的有几十家，丝毫没有参入真正的见解、真正的意义在其中，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这真是何苦呢？纵然说古人的作品不可以一概抹杀，其中新奇广博足以作为谈资而增加知识的固然有，但后来的作品总以不沿袭前人的陈词滥调，拾取眼前的琐碎事情为恰当。我不善写文章，并且不想用文章来炫耀于世，怎么能像客人所说的那样引经据典、探究深奥精微的道理来显示自己的宏博？纵然能够宏博了，而引经据典也未必就是有用的书，所以我就不做这个而寻求次一等的做法。然而又想像客人所说勉强写小说家的言论，自问也能矫揉造作，与人争一日之长，但这不是初心所愿；一定要把肉糜调成饴糖做成胡同里的馄饨，让市井之人大大满足他们的嗜欲，吃饱了肚子说话，我又暗自觉得可耻，所以我最终宁愿写我不伦不类的轻浮浪荡言辞而没有后悔。况且我的志向不在著作上，私下自从入世以来，造化小儿常常给我带来不堪忍受的事情，心绪愈恶劣，性情愈冷僻，见人常常少言少笑。然而我的脑海中固然曾经积存有许多奇妙的想法，有时与知心朋友谈心，倾吐肺腑，又曾经有许多妙语在无意中显现，事后难以记忆，似乎觉得可惜，所以用笔记下来，借以保存草稿。后来应爱国报社记者的请求，拿出草稿刊印以填补篇幅，读《爱国报》的人看了我的草稿，就私下议论，说这个少言少笑的某某竟然有如此风趣。既惊异他的怪异，又惊讶他不似常人，于是纷纷请求我付梓刊印，希望与更多人共同看到，所以我的这本书于是得以刊印。读者看这个，原本不必问它的体裁像什么、内容如何，把它看作我个人的谈话就可以了。我相貌不佳，与爱我的人不相见已经两年了，现在购买阅读我的书，必定是爱我之情非常真挚，急切地想聆听我近来的谈吐如何，所以对于这个作品也就尽情而谈，不惧怕别人的讥讽评论，因为深知人们必定不会以文字的粗陋低劣来怪罪我。争辩着回答别人的疑问又做什么呢？只是近年聪明英锐之气日渐颓丧，出言凄恻，不是没有可悲之处，而当今世道又只以轻浮浪荡的言辞对人，也终究觉得可羞啊。

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求幸福斋主人自序于上海客次

我对古代英雄豪杰唯独喜爱项羽，小时候写《项羽论》极得塾师的称赞。流徙到日本后，闲来无事，想另外编一部项羽传名叫《楚霸王》，因为参考书少而作罢。一天抑郁得很，信口吟了一首七律，它的词句是：“人生如梦复如烟，明日白头今少年。不向风尘磨剑戟，便当情海对婵娟。英雄儿女堪千古，鬓影刀光共一天。没个虞姬垓下在，项王佳话岂能传？”诗成没有题目，就用《佳话》作为题目，自己诵读几遍，不觉狂笑，又复大哭。过了几天又看《郑板桥集》，《巨鹿》一首中有句说“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古无”，又说“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快人快语，先获我心。

人们说关羽是天人，我说项羽也是天人。许猎想要杀他，华容道则饶了他，人们说关羽把曹操当作小孩，然而在鸿门宴中项羽又何曾正眼瞧过刘亭长呢？况且大丈夫做事，不欺凌弱小、不乘人之危，我私下知道在千军万马中枪对枪、刀对刀，项羽与关羽均能把刘邦、曹操杀掉，鸿门、华容，刘、曹已成俎上之肉，杀之无丈夫气，论交谊还在其次。

七十二战战无不利，一旦丧却八千子弟，何以为情？项羽之死不得已啊。胜得败不得自有一种可取处，何必劝项羽学勾践呢？

烹煮他的父亲所以胁迫他的儿子投降，儿子没有不爱父亲的，以己推人，人应当以此降服我，这是项羽近人情的地方，不得说叫残忍。“幸分我一杯羹”，这是亘古最不近人情的一句话，亏刘邦说得出口，然而如此愈足以见项羽之可爱。唉！国人读史专崇拜一种奸巧阴鸷的小人为英雄，我想大哭！

人无不崇拜拿破仑的，我也一样。但我评论拿破仑，独取他最后的败涂地，这其中也自有说法。盖拿破仑如果能席卷欧洲为全欧之主，或保住他的法帝之位以终

译后世的人也不过是照惯例恭维几句圣武皇帝，没什么特别的情趣，反而不如做一个失败的英雄，让千万代的人为之唏嘘感叹。

译日本海军中将肝若，曾编纂《拿破仑全传》共八册。第一册记述拿破仑的少年时代；第二、第三以及第五、第六、第七册，分别记载征伐普鲁士、征伐俄国等战史；而拿破仑的艳史也另行刊印了一编。只有第八册名为《失败之拿破仑》。我也曾发下一个痴愿，想要翻译这套全书，但必须颠倒其顺序，将《失败之拿破仑》一篇置于全书之首，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姑且当作简短的序言。我的意思大致是说，像拿破仑这样的英雄尚且会失败，那么世上那些连拿破仑万分之一都不如，却妄图推翻共和、恢复帝制的人，应当猛然醒悟。况且拿破仑的所作所为，都源于热爱法国这一念头，并非仅仅为了逞显专制的威势，即使是专制又有什么妨害？世上如果没有拿破仑，只会让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儿、卑鄙龌龊之徒妄自尊大，成为专制的魔王，这也是国家的耻辱。

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撰写了《遮那德自伐八事》一书，其中引述拿破仑旧将遮那德的话说：“自从拿破仑出现以来，他每日鞭挞全欧洲那些沉溺于安逸、缺乏勇气的民众，使他们领受勇武的教训而去。久而久之，他们技艺已成，便背叛师恩，转而群起将拿破仑驱逐到荒岛上。欧洲人对拿破仑的待遇太薄了。”我说：如今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之所以还能保守其武德不衰，且有如火如荼的气势，都是拿破仑所赐予的，不可遗忘。

成功与失败虽然是两件事，但有一种相同的性质，那就是事情的终结。既然有了终结，总算是了结了一件事。人生几十年，能了结一件事便足够了，又何必在成功与失败上计较一时的长短？西方谚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含有劝勉之意，其用意固然很好；即使是中国数千年来抑郁不平之士所常抨击的“以成败论人”这一说法，又何尝完全错误？以成败论人虽然对失败者不满意，但失败者终究还有被评论的资格，而且在评论之中尚有许多感叹之声，这比起老死窗下、死后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样？所以人生在世，终究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不论成败。成功了固然可喜，即使失败了也未尝不能惊动一时，项羽、拿破仑的故事足以作为风范。

有一个新的问答说：既然知道要拉屎，又何必吃饭？我戏答说：因为要拉屎，所以才吃饭。又改其句说：既然知道终究要死，又何必想活？则应当回答说：因为知道要死，所以更想活。再改其句说：人生不过几十年，何必多找事做？则又应当回答说：因为人生不过几十年，所以必须多找事做。

《稗史》记载曹操杀害吕伯奢一事，人们读后常常厌恶曹操的不义。曹操杀吕伯奢，证明此事的是陈宫。假如当时没有陈宫，事后曹操自己说会如何？后来的人记录在笔记中，又会如何？我在此忽然联想到另一件事，那就是渔父和浣纱女沉江之事。稗史记载伍子胥逃往吴国，渔父渡他过河，伍子胥嘱咐渔父为他保密，渔父沉江以自明心迹；后来伍子胥又向浣纱女乞食，也如前般严加嘱咐，女子也沉江而死。渔父与女子的死，有谁亲眼看见？不过是出于伍子胥之口。假如曹操当日没有陈宫在侧，难道不能拿渔父、浣纱女来比拟吕伯奢，而说他们全家自杀吗？伍子胥为报父母之仇而颠覆父母之邦，是千古狠毒之人，渔父、浣纱女或许确实死于他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段糊涂公案，数千年无人敢道破，只是让后世那些见识浅薄的人拾取一二人人皆知之事，异口同声加以唾骂，这与吠声吠影有何区别？又何怪奸雄齿冷。

凡是惩治小人不可做得太过分，天地间有君子必然有小人的存在，能容纳小人方能成为君子，这是某位先哲的格言。虽然忘记了出处，我曾引此作为告诫。但我性格过于刚烈，每次发怒就痛骂他人不能自制，事后又自己后悔，真是无可奈何。历代许多权奸，在当初未尝不想做一个好人，偶尔有小过错，那些自命忠良的人必定群起攻讦以取快，人若非庸懦，怎能完全忍耐？一不做二不休，于是真的造就了一个大权奸。这究竟是忠良的福分，还是国家的福分？

刚毅的男子，如果有极大的愤怒，必定倒行逆施而不顾后果，如伍子胥颠覆楚国就是这样。新剧作家刘艺舟编撰《石达开》剧本，其中有摇板六句唱词：“一霎时流热血乾坤遍洒，说甚么共生死同保中华，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险诈。兄王呀（哭杨秀清也），大丈夫顾不得破国亡家，叫人来你与我南京攻打，拿着了狗奸贼定要杀他。”凄凉悲壮，前所未有。“顾不得”三字有许多血泪随之迸出，足以见得人受刺激极深，一念之间几乎无论何种惊天动地之事都能做出，只有能持久者才是阴鸷之人，否则事后猛然醒悟，能罢手就罢手的人，终究不失为血性男子。

苏轼作《战国任侠论》，其首段大致说：春秋末期，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如田文、黄歇、赵胜等人，都有食客六七万人至三千人不等，人数超过官吏而占农夫的一半，然而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

译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就在这里。第二段大略是说：智、勇、辩、力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杰出人才，他们大都不能忍受粗劣的饮食来供养他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所以先王崇尚将天下的富贵与这四种人共享，以求百姓安定。六国的君主残暴地使用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和秦二世，然而在那时百姓没有一个人背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杰出人才大多被养为门客而没有失去职位，那些愚钝无能、只能耕种奉养上级的人虽然想要怨恨背叛，却没有人带头。秦始皇起初想要驱逐门客，因为李斯的进言而作罢，所以在统一天下、称帝之后，认为门客没有用处，于是毁坏名城、杀害豪杰，百姓中的优秀奇特之人四散回到农田，以前依靠四公子、吕不韦之类人供养的人将要到哪里去呢？如果把百万只虎狼放逐到山林中，让他们挨饿受渴却希望他们不咬人，谁说秦始皇是明智的呢？金圣叹批注这篇文章说：“妙极了妙极了，谁有这样的见识？谁有这样的胆量？”我读这篇文章，在佩服赞叹之外另有感慨，大概当今世上，大都不能忍受粗劣饮食来供养他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非常多，即使像我这样无能的人也是其中一员，实在可愧。然而当今那些有智、勇、辩、力的人，全都已被两千年后的“祖龙”（指秦始皇）所排斥、驱逐，以显示他的得意，那么“祖龙”的灭亡也是可以预料的了。

译文人写风流小史，叙述艳情时，极力描写才子佳人如何恋爱、如何盟誓，以及如何成为神仙眷属，让人羡慕不已，但成为眷属之后便没有什么可记述的了；叙述哀情时，也详细讲述青衫郎君如何福薄、红粉佳人如何命薄，甚至不惜性命一同为情而死，但一死之后又没有什么可记载的了。我对此恍然大悟、大解脱，敢告诉普天下的善男善女、一切众生说：情场中有成为眷属与为情而死两种分别，其表面的哀乐虽然不同，但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情的归宿。成为眷属是一种归宿，一同为情而死也是一种归宿，有归宿则先前所投入的情感有了着落，有着落则不辜负先前所投入的情感，此心就可以安定了。所以我说，为情而死者的愉悦快乐与成为眷属者没有不同。有不理解我话的人，我再进一步引申说明。现在试着抓住有情人来问他，“情”这个字是针对所爱的人产生的，还是专门针对婚姻夫妇的名义产生的？我私下知道世上没有这种奇特的人，整天在众人面前宣扬说：“我最近常常想着娶妻嫁人，忍不住啊。”即使有这样的人，也决不能凭空谈到“情”字上去，可见“情”这个字明明是对于所爱的人产生的。男女相爱出于天性，因为男女各有相爱的人，而世间又有这种沿袭下来的婚姻制度，所以才有这种婚姻的愿望。这愿望固然由爱情产生，是先有情而后才有这愿望的。希望婚姻，从精神方面来说，就是希望这万缕情丝得到归宿；如果专门为了婚姻夫妇的名义而用情，那么一个人的事情不和谐，天下美男子、美妇人还多着呢，又何必留恋于一个人？那留恋于一个人的，是情。万缕情丝飘散在空中，还没有归宿，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所以啮臂盟誓的佳偶，在他们即将成为眷属而尚未成为眷属的时候，心里患得患失，痛苦啊，幸好事情和谐了，成为眷属了，我私下知道他们双宿双飞的那晚，一定切切私语说：“郎君不辜负我，我也不辜负郎君，从今往后终身的事定下来了。”定下来就是可以快乐的地方。如果婚姻的事情不和谐，这万缕情丝未能在这种归宿处得到归宿，仰观俯察天地，这身子竟无处安顿，痛苦如何？于是恍然大悟、大解脱，相约一同为情而死，在他们相拥等待死亡的时候，我私下知道也一定切切私语说：“郎君不辜负我，我也不辜负郎君，此生之事到此为止了。”停止也是快乐的地方。否则谁不怕死呢？所以我说为情而死者的愉悦快乐是可贵的。我再就其可贵的地方加以断语说：为情死者具有真正的愉悦快乐，急切地说就是无上的愉悦快乐。我之前说写艳情小说的人，每到结婚后就停止了，譬如侦探小说叙述名侦探破获一个奇案，未尝不惊心动魄，但案子破了书也收场了，此后侦探每天如何在家吃饭睡觉，不仅没有什么可记述的，即使强行记述也索然无味。但我又曾见过一种小说，也叙述一对夫妇成婚后偶尔互相猜疑，或用情不终，最终离散，成为怨偶，等到结果时，猜疑解除的、破镜重圆的固然也有，但已经饱受折磨，尝尽情海中的痛苦了，不幸的或许到了覆水难收、琵琶别抱的地步，甚至演成流血的惨剧，大伤天下痴心男子、痴心女子的心。推究祸患的根源，都是婚姻制度造成的危害。如果那些为情而死的人，一死之后已脱离地狱而升入天堂，精魂不灭，在天上是比翼鸟、在地上是连理枝了，绝不会发生波折变故。所以在将死未死的时候，这万缕深情已证明是神圣的、永久的、不变的，所以我说这愉悦快乐是无上而可贵的。

狂奴无礼，曾在酒酣耳热之余向众人宣扬说：“人生不能做拿破仑，就应当做贾宝玉。”侏儒、鸭屎臭听到后大为惊骇，争相在拿破仑、贾宝玉两人的事迹上，争辩不休，让人作呕。虽然如此，没过多久忧患逼人，狂态已不能再作，而且多年来聪明英锐之气也渐渐消磨颓丧，这真是可悲啊！

刚出世时的少年人人都是一个完人，无奈这种完人在现今世上行不通，动不动就受人欺凌。当初以己度人何曾识得，等到渐渐知道并有戒心了，于是也就随波逐流，领会了一切欺诈的手段，聪明人又用小才小智随之，不知不觉就成了老奸巨猾的社会蛀虫，而且自鸣得意。即使偶尔有一种天性淳厚、根基深厚的人，心里非常不以为然，但除了避世厌世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自处，于是也不得不稍微使出些手段对付世人，但问心终究觉得不安，而且天天戴着假面示人，毫无丝毫天然的乐趣，行尸走肉，生不如死，那还有心向前做事？悲哀啊，悲哀啊！虽然想不厌世也不可能了。我抱有这种感想很久，接着忽然恍然大悟，人生数十年原是逢场作戏，但活着时总得活得畅快，明知世界龌龊又何必

译难道一定要硬生生地生出悲感吗？混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只求这身心的畅快罢了，终究还是要践行内心所安适的道理。站稳脚跟、打定主意，在与世人交往的手段上，无论是正道还是奇策都可以施展，但“心之所安”这四个字要时常自己扪心自问，想想是否有差错。假如没有愧对天良，这才是真正的安适，世上能否行得通我不敢断言，只是我总会这样去做罢了。

译人人都说国事无法挽救，我也说国事无法挽救；人人都说某事某事已经毫无希望，我也说某事某事已经毫无希望；人人都说活着没滋味不如去死，我也说活着没滋味不如去死。然而谁肯无缘无故就去自杀呢？虽说活着没滋味，总得找点有滋味的事情做做；国事虽说无法挽救，某事某事虽说已经毫无希望，除了这些事也没别的事可做，只好不问成败利害，一步一步地去做。就像倒嗓子的艺人唱二簧，唱到哪里就是哪里，成功了也不过是消遣，失败了也不过是消遣，又何必想死呢？又何必做那痛哭流涕的贾谊呢？又何必学那些不近人情、沽名钓誉的隐居名士，硬着心肠去品尝孤高寂寥的滋味呢？更何必学那些按捺不住尘世欲望的佛门禅士，嘴里淡得出水来，自讨苦吃呢？

辛亥年夏天，我在汉口因《大江报》之事与好友大悲一同被关进监狱。我的罪名是因为某日报上刊登了我的一篇短评，标题是《亡中国者即和平》的缘故。谁料到今日中日交涉结束后，“和平亡国”的声浪竟在人口中普遍流传，这是当时不幸而言中了。

从古以来，小人不只是做小人的勾当，所以他们的党羽越来越多；君子往往独自做君子，所以他们的同类越来越孤立，遇到事情都无法有所作为。忧国之士常常感叹君子之道衰微、小人之道昌盛，却不想想君子之道是只保全自己还是兼济国家？如果只为个人打算，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那么不妨自己筑起篱笆，独自做君子。如果为大局面打算，那么做君子的必须知道善恶之间不容发隙，身为君子与小人原本相隔不远，况且所应坚守的道义也平常无奇，实在不必清高自命，极力排斥小人以自我标榜，反而坐实了许多小人、养成了许多小人。我读史书，看到历代的党争祸乱，对那些龌龊小人自然应当痛恨，但对于所谓的清流，我也实在不敢多加褒扬。因为凡是国家大事，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只有恢宏阔达之士，不斤斤计较于细微的节操，能够彻底打破门户之见的束缚，在深沉莫测中显现出智勇，所以能够运用大势而成就大功，这不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清代学者包世臣说：“荀子说人性恶，违背了孟子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因为末代风俗衰败，导致荀子激愤而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的行为是人为的。’‘伪’就是古代的‘为’字，意思是说性善是由于人为努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扩充本性的意思。”“伪”即“为”的解释颇为新奇，又似乎平淡，但足以替荀子洗清冤屈了，这才是善于阅读古人书籍的人。

腐儒、假道学家告诫年轻人不要好色，甚至痛骂女子为不祥之物，历举人人皆知的妲己、褒姒等亡国妖孽作为警戒，推究他们的用意，几乎想让世人都不要亲近美丽的女人，即使面对丑母、无盐这样的美人，也应当正言厉色。但是世界不能没有人类，人类不能没有男女，女子中尤其时常有绝色佳人点缀其间，既然不能把她们都投到四夷之地让她们都做出塞的王昭君，又不能定为严厉禁令让她们永远成为不嫁的女尼，那么男子亲近她们又怎么能避免呢？即使腐儒的父亲或母亲，本来就是男女交合才生出腐儒，既然痛骂女子为不祥，又严厉责备男子不要好色，那么当初腐儒的父亲或母亲岂不是多事，做了腐儒所不取的事情吗？况且母亲也是女子，女子不祥就是骂自己的母亲。父亲不好色就一定不娶母亲，不娶母亲就一定不生儿子，以男子好色为罪又是骂自己的父亲！诋毁自己的父母，这难道是《四书》《五经》中所有的吗？况且中国女子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是可怜虫。男子既把她们视为玩物，又痛斥这玩物迷惑人心，这难道是玩物的罪过吗？即使以褒姒、妲己为例，明明是因为纣王、幽王无能，自己亡了国，怎么可以怪罪到女子身上呢？况且自古英明的君主也未尝没有几个姬妾，而《关雎》一章尤其盛赞君王好色且艳称后妃之美，为什么又引起后人的歌颂呢？我深深为妲己、褒姒等人抱不平，曾作《西施》诗四章，其中有一首绝句说：“十年生聚任人为，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无大用，缘何亡国罪西施？”为西施呼冤，也就是为千古许多公认不祥的女子呼冤。当时有人章某咏息夫人有诗句说：“无言便是吞声哭，一死何须责妇人。”这也是善于体谅女子的人。

《离恨天》小说，是法国卢梭的朋友森彼得原著，福建人林琴南翻译的。这本书多蕴含哲理，其中有句话：“如果人人都能预知后来的事情，谁还愿意长生？只要以后有未来的不幸让我预先知道，那么忧烦顾虑之心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如果祸事未来之前就能确切知道它必然到来，那么在遭受祸患之前的几天又有什么安宁的日子呢？所以凡事以不推测为佳。”这话真是通达，我前面所说的成功失败也含有这个意思。因为做事如果在做之前就能问出成败，那么也就没有安宁的时候，事情终究无法成功。只是在失败上看不透彻，终究不能不顾虑忧惧。所以我进一步

译创立学说，希望世人能看透其中的深奥道理，从而自然地走向安宁稳妥的道路。

译近来小说家争相推崇林纾，然而林纾仅以擅长翻译闻名，而人们喜爱阅读他的作品，又在于喜爱他的文笔。我私下认为，林氏仍只能称为文学家，或者说古文学大家。他是借助西方小说的材料，来贡献自己研究古文所得的点滴笔墨。因此，能称为小说家的，仍以默默无闻的李涵秋最为合适。李涵秋所作的《广陵潮》真是我国数十年来小说界中的一部奇书，虽然不能与《红楼梦》《水浒传》并列讨论，因为各有各的好处，《广陵潮》的妙处也是《石头记》《水浒传》所没有的。不必说其他，仅就“自作”二字而言，李涵秋也远在林纾之上。虽然如此，《广陵潮》所刊登的《大共和日报》乃是上海倒数第一的报纸，我看一份《大共和报》就是专门为了看李涵秋的小说，我想抱有这种观念的人一定不少。

自古才子必定喜爱佳人，佳人也必定喜爱才子。不喜爱佳人的人固然绝对不是才子，那么不喜爱才子的人也绝对不是佳人。因为佳人所喜爱的才是才子，才子所喜爱的才是佳人，世上没有佳人，怎么知道谁是才子？世上没有才子，又有谁来喜爱佳人呢？真令人感叹！

林述庆攻克收复金陵，而南京政府论功行赏时却没有给他，林述庆甚至辞去了镇军都督的职务，在闽江垂钓，后来前往北京，因突发急病去世，有人说他是被袁世凯政府毒死的。如果真是这样，袁世凯对待林述庆反而比孙中山、黄兴更好。因为世人所称的知己，最好的是怜惜他的才华、称誉他、提拔他；其次是深深忌惮他的才华而一定要杀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视此人无足轻重，此人自生自死、自贫自贱，甚至老死在天地之间，对方心中一点也不在意。魏相公叔向惠王推荐公孙鞅，说：“大王如果不能任用他，一定要杀了他。”公孙鞅说：“大王如果不任用我，又怎么能杀我？”天下能杀才士的人，也就是能了解才士的人。孙中山、黄兴对待林述庆，难道不是属于那种最让人难以忍受、心中毫不介意的类型吗？袁世凯起初想任用林述庆，后来知道他不为自己所用，于是毒杀了他，手段虽然狠辣，但可以说了解林述庆。林述庆在九泉之下听到我的话，或许会失笑吧？虽然如此，我记录这件事是基于林琴南所著的小说《金陵秋》，这又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

《金陵秋》这部小说，作者署名为冷红生，林琴南最初翻译《茶花女遗事》时，也署名为冷红生，所以知道是林琴南的手笔。他在自叙缘起时说：“冷红生，是世上顽固守旧的人。革命时住在天津，乱平定后回到北京，闭门不出，靠卖文、卖画自给自足，不求助于人，人们也因此厌弃轻视他。一天，忽然有人上门递上名片，自称林述庆，请求拜师门下。冷红生说：‘将军不是血战夺取天保城，长驱直入金陵的人吗？’林述庆说：‘不如先生所说，侥幸获胜罢了。’冷红生说：‘我这野老不认识贵人，将军来找我这老朽有什么目的？’将军说：‘请求学习古文。’（中间省略）像这样过了几个月，将军每隔几天必定来听一次讲课。不久忽然听说将军因急病去世了，冷红生奔去他家痛哭，将军的幼子刚两岁，夫人穿着丧服出来拜见，将将军的四卷军中日记交给他，说：‘亡夫生平战迹全在其中。’冷红生读后觉得文字非常简朴，告诉夫人：‘这本书恐怕不足以流传后世，我应当将日记中的内容编成小说，或许能在海内外流传，因为我本来就以小说闻名。’在送将军的灵柩南归后，夫人在铁路上还呜咽着请求尽快完事，冷红生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完成了这本书（中间省略）。唉！将军对我的礼遇，与邢恕以及耶稣门徒中的犹大相比，相差何止万倍啊。”林氏写这本书，全关乎“将军礼我”这句话，大概是为了报答知己。世道日益衰微，谈论朋友的人很少有始终如一的，观察这件事可以引以为风范。那位林述庆，礼遇文人并请求做弟子，他的本意应当不在于这本书的编刻，只是夫人呜咽着请求，又似乎听到亡夫生前酒酣耳热之余，扼腕叹息说：“世人不识英雄，我只希望得到文人将我的事迹传给后世，增加后人的感叹罢了。”所以夫人于是以此相请，而林琴南也有此作，两位林氏都可称为好人，这部作品尤其令人感叹，与那些没有操守的文人假借笔墨阿谀权势，像刘师培请求开设方略馆那样的人相比，相差何止天壤之别呢？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本书推托说是代售，尤其足以看出林琴南煞费周折，他报答故人可以说到了极点。

金圣叹说：“写女郎写得美是俗笔，写得淫是恶笔，一定要写得憨才是妙笔。”又说：“写女郎的憨，写女郎自己说自己的憨是俗笔，写女郎要别人说她的憨是恶笔，一定要写女郎憨而极不自以为憨才是妙笔。”现在的小说家谁懂得这个道理呢？

女子中为什么有被称为美人的人？美人又必须具备什么要素？我断言说：“憨。”没有美人而不憨的，如果只求外观，那么天下的妖姬多了，美人的称号又哪里值得珍贵？读小说读到《红楼梦》，绝无有心将王熙凤视为美人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又如《西厢记》写红娘看书的，读者往往注意红娘而少注意莺莺，这也是因为红

译母亲传书递简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憨傻。

译天气突然热起来了，偶尔吃饭、睡觉、写字、做家务，必定汗如雨下，弄脏了衣服，如果整天不洗，一定会发出奇特的臭味。我忽然想到，艳情诗词中常说美人的汗水是香汗，同样是汗水，我的汗臭而美人的汗香，这真是件大奇事。然而我不相信真有此事，怎么能纵身投入美人怀中，闻一闻便断定它是香是臭呢？如果它真是香的，那么不妨广泛邀请许多美人，把她们关在密室里，让她们汗出如注，用瓶子盛起来，不也可以代替香水精而在市场上售卖吗？这话太煞风景了，姑且用来博人一笑。

海上小说家吴门瘦鹃说：一九零九年英国《庇亚生》杂志“耶稣复活节特刊”卷中，有一篇拿破仑写的短篇小说。按拿破仑出身科西嘉望族，到其父辈时家道才开始衰微，等到法国革命爆发，拿破仑便发愤著书，希望以文学名扬于世，借此振兴家声。他所著的《科西嘉历史》一卷，经过三次修改才完成，又有《科西嘉小说》一卷、短篇小说若干种，诗歌数章，文章多首，都是二十岁以前的手笔，但文名寂寂，很少有人称道。历史未付印，小说未脱稿，只有他的文章和短篇小说偶尔散见一二。拿破仑在横戈跃马之外还能执笔为文，真是罕见之事，他所作的《幕面之先知》一篇，写于一七八七年，刊于一八一二年，文体似乎模仿大文豪伏尔泰，瘦鹃翻译时，改名为《同归于尽》。略述阿拉伯的舌士起兵与回教国王争战，屡战屡胜，一日战败失去一只眼睛，后来终于失败，只剩下一支残军困守在一座小城危楼之中，以神语号令众人挖掘陷阱，陷阱挖成后，用毒酒宴请众人，全部毒死，一一投入陷阱中，自己也随之寻死。他的文章自然值得传诵，暂且不论其用意。我只感叹拿破仑以盖世雄杰，当他走投无路时也曾想以文章来表现自己，可见这并非他的本愿，而是无聊且不得已罢了。天下的文豪多了，其中多是伤心之人、瑰奇之士，如果都成为文豪而终老，这难道是真正文豪所愿的吗？近来英雄隐退，有心之人又抱持悲观态度，于是相继创作诗文小说，坐着谈论风月来自我排遣，莺花不管兴亡之恨，这也更加可悲了。

孔子一生只谈仁义，然而他生平所做的事却无法符合他的言论，比如杀少正卯尤其是最不讲道理的。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杀了他，难道没有过失吗？”孔子说：“人有五种恶行，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心思通达却阴险，二是行为偏邪却固执，三是言语虚伪却善辩，四是记取丑事却广博，五是顺从错误却加以润色，具备其中一种就不能免于君子的诛伐。”所谓君子之诛应当作诛心论，疏远他就够了，难道君子一定要以杀人为能事吗？史书又说少正卯与孔子同时代，孔子的门人三次坐满又三次空荡，孔子任大司寇时，在两观之下杀了他。这明明是孔子与少正卯争夺门人的多少，因为被少正卯打败而怀恨在心，等到任大司寇便假借职权杀了他。纵然事后善于掩饰过错，说少正卯有五种恶行，但这五种恶行构不成罪名，供君子笔下诛伐可以，供大司寇按律惩办却没有这样的法律，如果放在当今世界，这叫违法杀人，而且起因于党争，假公济私以发泄私愤，当然不能得到人们的公正评判了。唉，少正卯该从何处喊冤呢！

孔子带着他的党徒周游列国，劳碌一生却不能实现他的志向，颇像高等流氓四处撞木钟，想起来让人失笑。然而他求取俸禄之心、急躁进取之念也是贤哲所不取的，幸好孔子在当时不得志，如果多做几次大司寇，那么被他杀的少正卯应当更多，而孔子一生的私愤也应当发泄得干干净净。幸运啊！孔子在当时不得志。

昨天给某人写了一封信说：我曾对客人说，现在的人不戴面具决不见亲友、不出大门，甚至从睡梦中醒来也急忙取下这不可离身的面具对着妻儿，大千世界竟全成了追逐面具的战场，我身处其中畏惧而生厌。等到见到您，才得以与面具里面的人谈话，或者作两句歪诗，或者喝几杯苦酒，或者高谈阔论、想入非非，上无古人、下无来者，真令人飘飘欲仙，其乐无穷，妙人哉您啊。您自有仙骨，我愿为您诵之。我素来有痴病，也保有童心，早年虽然孤僻不合群，但内心颇为自适。金陵一役突然背负虚名，其实乃是自加缰锁，于是必须矫作英雄，勉为豪杰，口中不谈政治不谈，行为不革命不动，而且不这样不足以取悦于人，而且招来友朋的怨恨和勉责，天然乐趣被剔削殆尽，再加上同室纷纭，人心反复，爱我者多情不可推却，偶尔亲近这边就疏远那边，为防止怨言从事调剂，于是又须少筹对付之方，聊尽敷衍之道，研究联络之法，强作镇定之容。有时神经过敏，忽然惊惧，既担心排挤又防备暗算，辗转反侧，数日不安。接着又想到国家将亡，

译普通人也有责任，背负着如此崇高的声誉，该如何谋划救国？若不及时行动，便会让人嘲笑责骂，口中喊着“辜负、辜负”，日夜彷徨不安。唉，唉，就像猴子戴着紫金冠、穿着大红袍，脖子上系着链子被人握在手中，忽然被命令在广场上跳舞，那痛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旁观的人不知道猴子的苦楚，以为猴子戴冠着袍是极大的荣幸，纷纷加以嘲笑戏弄，或是指责挑剔，猴子应接不暇，又无缩地成寸的法术，于是二十多年的聪明才智和英锐之气消磨殆尽，颓废沮丧。既可怜自己，又可笑自己。清晨细雨打在窗上，卷起帘子纳凉，心脾清爽，就像从前面对您时一样。叫童子煮茶暂且代替酒，茶煮好后心事便如泉水般涌出，杂乱地写下来，寄给您作为下酒之物，或许不至于被当作废纸扔进破瓮里吧？写完后裹着被子躺下，整天不说话。到了六点钟，家人又把《爱国晚报》拿来，唉！

译王金发已在杭州模范监狱被枪决，有人说王金发做绍兴都督只有几天，却搜刮民财多达百万，用巨款在海边购买宅第，匾额题为“逸庐”，娶名妓花小宝住在那里，平日里呼幺喝六，玩牧猪奴戏，挥霍钱财无数，如今死于非命，是应该的。我说：辛亥年秋天，做都督司令而搜刮民财的人很多，难道只有王金发一个吗？只是他们都像守财奴一样穿着破旧的学生装，假装穷酸书生给人看，没有比王金发更豪奢的了。王金发还有本色，用意外得来的钱财纵情赌博，一掷万金毫不吝惜，又经营私宅、娶名妓，学着风雅，绝不隐瞒自己有钱。谚语说：“非分之财，水里来水里去。”王金发似乎看透了这道理，及时行乐，适其所适，毫不矫揉造作给人看，我对此有所赞许。

上海报馆先生中善于骂人的，大概没有超过张丹斧的了，我也自叹不如。癸丑年秋天，我在南京，张丹斧一再在《大共和报》上用冷语骂我，甚至说我命中注定一个“逃”字，他的话清脆，尽显骂人的本事。有人戏问我：将来该怎么回报这个人？我说：应当把他列入清客之列，让他每天写二三百字骂我，越俏皮越好，疲倦时读一读可以博得一笑，也是卫生的新方法。

拿破仑说：“凡是英雄，每天必定有两次以上像小孩子一样的举动。”这话多么伟大啊！这就是所谓的不失赤子之心。中国人喜欢自大，近年来“伟人”这个称呼反而含有讥刺意味，这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英雄的缘故。

有个狂生，发了三大宏愿：一是不娶妻而多娶妾，二是不生子，三是不满三十岁就死，这虽是痛快话，可惜太过分了。我也有宏愿，愿当今的小说家把我的名字嵌入一部言情小说中，让我与纸上的佳人成为眷属，即使其间备受挫折也不后悔，我且借大文豪笔下超生的力量来饱受艳福。阿弥陀佛！我愿折损十年阳寿。

我活了二十多年，曾做过孤儿、学生、军人、报馆记者、假名士、臭名昭著的文豪、半吊子的政客、二十多天的都督及总司令、远走高飞的亡命客。其间所能且经历过的，有读书写字、演武操枪、作文骂世、下狱受审、骑马督阵、变装脱险，种种色样无奇不备，唯独未曾涉足情场，交友未得一个好女子。情海茫茫，大有望洋兴叹的感慨，于是导致一念成灰，悲酸刺骨，对镜自怜，问天无语。罢了罢了，此生已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也只是徒然呕心沥血罢了。

言情之作，描摹善良男女，福慧双修如同仙子，然而我不但未曾身受，而且未曾亲见，或许是文人故意弄巧以笔墨欺人吧？那么为何不也将我的名字编入野史，让我享受艳福，聊当望梅止渴。虽然说是期许我，我固然甘愿，以此欺骗后人增加他们的欣羡，使之作为佳话永远传颂不衰，那么我数千万年后骨化成灰，灰复飘渺四散，而一缕精魂仍有余乐。文人积德，应当答应我的请求！

人的生存首先依赖呼吸清新的空气，美食盛馔次之。这话也不过是道其表面罢了，其实是以爱情有所贯注为重，而寻常夫妇之好、皮肉之欲次之。唉！爱情就是清新的空气，人的爱情若无所寄托，也就没有他人爱情的灌输，干渴欲死，这与人的没有空气可吸有什么不同呢？

武生高福安，在南满火车中因愤恨日本警察无故打人，以拳相报，日本警察拔枪射击他，高福安夺其枪又抢其刀，如同白水滩路打不平的故事，杀了三个穿木鞋的日本警察，且好汉做事好汉当，前往大连自首，又颇似田七郎。北方健儿好身手，在《长坂坡》《金钱豹》之余还上演这出活剧，我为此浮一大白。虽然，侠伶已矣，健儿已矣，同胞受人欺侮的日子还长，我愿与天下英雄、南北戏迷以白酒盈斗呼唤高福安的魂魄而哭祭他（此事后来证实不确，听说系另一高姓之人，唉）。

我之前给某君的一封信，语意酸楚痛彻骨髓，事后常怀疑别人必定以悲观太甚或消极太过来责备我，接着想这也不关重要，今人虽然天天说不可以抱悲观、不可以消极，然而悲观消极对人并无伤害。人初生时浑浑噩噩，初无悲乐可言，等到渐渐长成投身社会中，偶有外观，无不呈现非悲即乐的迹象，而悲观尤其触目皆是，无可幸免。以天真浑朴之人骤遇此变，又焉得不消极？盖悲观者、消极者都是入世之人必须经历的，入世愈久悲观愈多，于是渐渐冷淡，习以为常，而这消极的脑筋在千痛万苦后也备有一种抵抗悲观的弹力。聪颖者或许借此又得以养成一种明透放达的眼光，凡所触接视为幻影，无所谓悲，无所谓乐，自适其适而方寸间亦自无消极、积极

译这种念头，称之为通达事理的人，谁能说是不恰当的呢？然而通达事理的人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具备这种精深远大的眼光罢了。但这眼光无法用金钱价值来购买，而必须用入世经历的年岁来换取。推究其根本，这实际上不仅仅依靠岁月光阴的力量，仍然是这种习惯于让人痛苦的悲观力量在起作用罢了。

译人不到大彻大悟、明达通透的时候，偶尔产生的客观乐观，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只有饱尝悲观之后，内心忽然透出一线光明，眼界于是变得异常清明透彻，无论外在的悲观还是乐观都无法动摇自己，心中自有主张且自然安适，这才叫做真正的快乐。

六祖法宝《坛经》中有两首短偈，其一说：“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教惹尘埃。”这好比抱着悲观态度的人，尚未达到明达彻悟的境界，强行自我排遣，越是排遣反而越痛苦。其二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好比彻悟之人，无需排遣，既无所谓悲观，也无所谓消极。

我那种傲视他人、自视清高的志向，都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时间久了自己也思考出其中的缘故。譬如人在孩童时期，整天离不开父母的怀抱，偶尔见到陌生人就会哭泣，这显然是没有傲视自高的念头掺杂其中的。虽然如此，这还可以说是因为没有知识和能力所必然导致的；等到长大成人，初入社会，必定常怀恐惧之心，认为所有人都优于我，我不过是个后生小子、沧海一粟，怎么能与老成前辈相提并论，所以无论是做事施为还是写文章游戏等小事，都不敢拿给别人看，认为自己确实粗劣，怎么配得上高雅之士？即使万不得已偶尔炫耀一下，也立刻呈现出羞耻含愧的样子，至于自命不凡、压倒一切的心思，几乎没有丝毫存在。等到入世稍深，发现人人都不过如此，渐渐自信敢于尝试做事，偶尔有所成就便傲视自高了。虽然如此，这是恶德，实在是因为社会中无人可比的缘故；等到时间久了，发现别人不过如此，自己也不过如此，五十步笑百步，自己也觉得可笑，这种傲视自高的念头也就彻底冷却了。唉！偌大的中原竟然没有一个人，致使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小儿也曾自负，而且四顾茫茫，有万万不得已非我莫属的感慨，不也很可悲吗？

我有一首短诗说：“仗剑行千里，微躯值万金。中原闻逐鹿，举目竟无人。”这大概是自我挥洒那种傲视自高的情怀吧。没过多久，中原祸乱发生，朝廷和民间都没有人才，我不必说了，然而那个狂吟的人究竟又怎么样呢？想起来实在惭愧得很。但是人人都这样，区区我也只好陪着小孩子们在十字街头扮演三国故事，各自结成一伙，用竹木做刀，用破布做旗，捋起袖子打斗，也有胜负，那获胜的人居然也自鸣得意，眼看求幸福斋主人也要插身其中，与孩子们争夺片刻的胜利了。如果侥幸获胜应当长叹无言，如果失败了那就真是千古笑话。虽然如此，我是什么人呢？现在的人又都是什么人呢？怎敢羞愧地谈论千古呢！

人各有职业，士人各有志向，职业和志向中，存有热爱的情感，有热爱就有乐趣，否则他的职业和志向必定不能持久。但确立一个志向、专攻一种职业，而热爱的情感又寄托其中了，或者因为失败而减少了热爱，似乎失败与热爱大有关系。以我来看，失败与热爱实际上是两回事，极少牵连，因为世事常常如此，凡是足以让自己忧郁不如意的事情，反而使热爱更加深切。

我一生有两种热爱，第一种热爱革命，深信不革命不足以救国，所以以革命为志向，多年来可以说是尝尽了艰苦。然而这种热爱没有消减，任凭反对者给我加上乱逆的名号，我也安然视之。况且乱与逆这些说法，也不过是有所依托的名词罢了，我们这个世界认为是乱逆，或许到了金星或其他世界名称就不同了，怎么知道不把它当作美称呢？

我第二种热爱唱戏，因为革命可以作为志向但不可以作为职业，唱戏或许可以作为职业。我起初不会唱歌，刚进入戏馆听到声音就仰慕它，曾经认为上天给予我的幸福，只有这歌声。时间久了自己也学会了唱歌，而且自信可以造就成为专家，多年来嗜好这个几乎每天不离口。然而我经历世事久了，尝尽艰苦，最视为缺憾的，是没有让我一次登上舞台、穿戴戏服登场。然而平日引吭乱唱的，也足以给予我许多生命的纪念。辛亥年夏天，因为《大江报》的事被关进汉中监狱，起初押在看守所，因为我嗜好唱歌被重禁了七天，后来押到礼智司，又因为唱歌的缘故受人痛打，狱吏甚至衔恨向有关部门告密，说我是革命党，几乎被杀头。癸丑年秋天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合败军在雨花台作战，台陷落，士兵全部逃窜，炮弹如雨下，我休息在草地上，疲倦极了歌声就响起来，同辈极力制止我，这情景让人难以忘怀。

我曾经和两三个知心朋友谈论救国的道路和我们立身的方法，关键应当痛改把革命当作固定职业的习气。因为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含有做官谋生的性质，比如青年读书进入学校，贵在能写文章，贵在能应试，应试就可以做官，做官就可以得钱来养活自己。革命党尤其严重，自从辛亥年都督伟人暴富后，人们都视革命为谋财的捷径，其实虽然未必全是这样，但革命党终究要掌握政权做官，其次就是在野的政客，然而做官也好、做政客也好

译从那些离去的人来看，似乎都像是以政治为专业，而谋生的手段也依赖于此。假如一个人没有自食其力的途径，仅仅依靠做官或做政客，那么他的抱负必然容易受到金钱力量的动摇，轻则不惜牺牲主旨以迎合金钱，重则身居要职大肆搜刮以填满自己的口袋，并且拿出少许余财来利诱他人，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那就真的万劫不复了。我的朋友又说，在美国人著的《平民政治》一书中看到，美国的政治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素人政治家众多。所谓素人政治家，就是拥有固定产业而不以政治为专业的人，他们对于政治界，志同道合就参与，不合就退出，除了主义之外没有别的欲望，偶尔担任政事不追求厚禄，退下来后也能安然自养，这对国家的益处是很大的。我国虽然积弱，国民独立谋生的能力很薄弱，然而我们自命为与政治有关的人，就不能不认定这种素人政治家的主义去实行，以期向全国倡导。实行这种主义，首要在于能够谋求独立的生活。我曾做过文人，但我实在自惭不擅长文墨，即使真的无愧于心，我也不乐意去做。偶尔谈到对戏剧的癖好，不禁感叹及此。唉！我不做军人，将与谭鑫培同类了。

译我国征兵制度尚未实行，不仅无法达到全民皆兵的目的，即便只求拥有半数兵力也做不到。而国家危亡迫在眉睫，非靠武力不能挽救。因此，国民中曾服过军役的人，应当永远保持其军界先驱的资格，终身以铁血救国，不要产生其他念头，不必像政治家那样可以随意进退。所以军人应当以军中为终身职业，而不必汲汲于其他自谋利益的方法；执政者也急需供养这类军人，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虽然如此，我的话也有界限。在辛亥、癸丑两次战役中，全国军队骤然增多，但因为是仓促成军，其中受过训练、具备军人资格的人大概十中不到二三。这种没有军事学术的军人混入军籍，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国家既然无力训练大量士兵，那么还是让他们安于原有的非军人职业为宜；至于那些拥有军事学术的完全军人，则道义上不能退隐。

我服军役一年有余，也略知兵法。起初因为阅读宣扬社会主义的书籍，于是放弃军籍；近来因为讨伐罪人，曾掌管军队，并且经历战事，又感慨于时势的需要和天职所在，于是最终仍以军人自居。只是身为革命党的军人终究不能摆脱政治的俗气，我近来厌倦谈论政治，既然不能脱离这个范围，将来宁愿做纯粹的军人。虽然如此，奋戈跃马虽然看起来快乐，但胜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有乐也有忧，不如唱戏之乐。唱戏之乐，是兼有世界各种乐事之乐，即使有悲忧也能尽情发泄，也足以称为快乐，我终究向往唱戏。上天如果保佑我，国家不灭亡且我的事情容易完成，我终究能满足我的戏癖。虽然如此，我的事情哪里容易完成呢？或许在国家灭亡后学习柳敬亭唱《桃花扇》吧。

英国人查邦耳所著《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私人生涯与彼之归束》一书，曾论述拿破仑生平不脱宿命论及迷信的窠臼，有时深信日期的吉凶而预先占卜事务的成败，有时因为哈德卢卿提到咖啡杯中所映面影凶恶可惧的一句话，因而联想到咖啡有毒，命中注定倾倒在地的杯子。又在昆斯坦的笔记中说，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一天误将他所爱的约瑟芬像镜碰碎，于是说美人遭遇危险，不惜派急使驰询她的情况。有人说这种谬见迷想与普通人相同，不免是英雄的弱点。我说不是这样，英雄本来不是事事与常人不同的人，他之所以成为英雄，只在于决断事务的那几分钟内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力，决定一件非凡的大事并实行它，决断时固然斩钉截铁，实行时固然勇往直前，但大事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偶尔有空闲时效仿普通人的做法试一次占卜，虽然属于游戏之举，但也是肩负重任、承担重担者难以言说的隐痛和惶恐，古人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这个意思。占卜吉利则足以增加勇气，占卜不吉利也只有小心谨慎，没听说因此完全违背最初决心所做的行为。至于倾杯疑毒是为了保全自身，千古英雄谁能完全免去猜疑呢？至于碎镜问美，是爱情神圣专制之力驱使英雄所致，应当作为英雄佳话，不宜加以诟病。况且拿破仑生平坚毅过人，第一次被囚尚能逃脱进行滑铁卢最后的决斗，可见他不是没有定力的人。第二次瓦解后写信给英皇，自称天职已尽，愿意托庇其下以终天年，他的话虽然哀伤，但也明达无比。大概做事虽然不问成败，但进行之时成败未可知，用心更切的人，平日患得患失的念头也更重。而且这种心理也并非完全忧虑失败，不过深想迅速求得结局的真相及成败的究竟而已。如果他失败了，心里反而觉得坦然，认为天职已尽，责任已了，纵有感慨也足以自我安慰了。

中国旧剧歌词不雅驯，但其创始，一举一动、一发声一按板类都有法则，这也不容易。宋朝人刻玉叶为楮，三年才完成，完成后无所用，但当他刻画时如果不三年或者三年而不专心，楮也无法完成。总之，创始者的苦心不可磨灭。

《李陵碑》这一出戏，悲壮作楚声，是因为反二簧为调的好，哀婉激扬，似乎这种调子就是专为《李陵碑》而创的。而且一人独唱，吐词又极平淡，其魔力却能吸引数千百人唏嘘聆听，我想古今中外凡所谓歌剧、一人剧当没有再优于《李陵碑》的了。求幸福斋主人不幸生于今日之中国，又不幸成为今日之何海鸣，国家欲亡，自身无力，有口莫卸救国之责，渺渺前途，直如破舟被狂风吹入大海，无法预测其终局。倘若得天佑，他日有功成身退的一天，跳向舞台唱一折《李陵碑》以倾泻英雄迟暮之悲，也就足够了。否则，直待国亡以后草间偷活，以老而不死之身罔顾羞耻，也拼命上台唱“卸甲丢盔”之句，也老泪阑干，亦歌亦泣，直哭

译他只是用一种痛快来强行自我安慰罢了。

译我从文学观念的角度来评价旧剧，像《恶虎村》中的“风吹树梢，英雄夜走荒郊”，是绝妙的好词句。像《三娘教子》中的“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是极佳的伦理小说中的警句。像《五台山》中的“我的儿生前不能把福享，死后要万岁封他的什么侯王”，其声音悲痛，简直喝破了千古帝王家笼络天下武夫豪杰为他们一人去死的诡计，战场上的冤魂应当同声痛哭，继而称快。其他好句子还有很多，没能全部陈述，如果日后能得半年闲暇，应当一一加以阐扬。

五代时孟知祥再次拥有蜀地，传位给孟昶。青城女子费氏，幼年就能写文章，尤其擅长写诗，凭借才貌侍奉孟昶而得宠幸，被赐号花蕊夫人。后来宋太祖平定后蜀，花蕊夫人作为俘虏被召见，宋太祖问她所作的诗，她随口吟出一首绝句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意境激昂哀壮，清末女侠秋瑾也有断句被人传诵，即“四万万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想必是改窜这句而成，我特意表而出之。或许有人说我过于挑剔，我的意思并非如此，秋侠的传世之处不在于诗，尤其不在这亡国后妃依稀相似的断句上。秋侠自有其可传世之处，现在暂且让花蕊夫人凭借这首诗传世，这也是不辜负古人的道理。

我所作的《西施》诗前面已记述了一首，还剩三首，其中第三首的末句说：“若得知心人作伴，五湖也合住西施。”第四首的末句说：“我恨老天真梦梦，偏教铜臭逼西施。”铜臭指范蠡而言，因为世上传说范大夫曾载着西施离去。近来有人说《吴越春秋》逸篇记载吴国灭亡后让西施浮沉于江中，让她随着鸱夷皮囊去谢伍子胥，又《墨子》中有说“西施之沉，其美也”，这些都是西施葬身江湖的证据。如果真是这样，投身清流自然比跟随铜臭而去为佳，但世人既然有跟随范蠡的说法，我也不妨有这首诗，姑且两存之。

金圣叹批注李白《凤凰台诗》说“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两句“立地一哭一笑”，他说：“我想寻觅吴宫，却只有花草掩埋小径，难道不想失声痛哭吗？然而我听说伐吴的是晋朝，因而寻觅晋代也是衣冠化为丘土，这难道不想破涕为笑吗？大概作诗的人极力描写人世沧桑，而胸中实在看破得失成败、是非赞骂，一概只如闪电拂过，我怎么知道甲子年兴起的贤于甲子年灭亡的，我怎么知道收割瓜豆的人一定比种植瓜豆的人占便宜呢？这就是《仁王经》中最尊胜的偈语。”批注得痛快啊！当今强凌弱、众压寡，世界如此，一国之内也如此，其实这其中的得失成败也是不值一笑的。

金圣叹批注唐才子诗多有绝妙好词，他批注杜牧《甘露寺北轩诗》有句说：“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戏之事，却真因此被铜枷铁索牢牢束缚无法解脱，皮里有血、眼里有筋，究竟为何到了这步田地？”又批注《西江怀古》后有句说：“人实在没有比不生于世间更妙的了，如果人难免生于世间，那么世上事毕竟做不尽，不如撒手离去，所涵盖的实在很多。”炎热天气读这些，如同吃哀梨，爽膈快心，清凉散也没有这样的功力。

看书有所心得，就断章摘句实在这些笔记中，一来自我排遣，二来供他人传阅观看，确实有无量功德。但是好好的古人一部书，被小子硬挖下来为笔记凑字数，又有无量罪过。

看书如同掘矿，善于寻找矿苗的人往往得到金宝，不善于寻找的人则得到砂石，所以善于寻找好书看的人才有功效，否则也如同掘砂石罢了。掘砂石不过耗费资财、亏掉本钱，如同读不好书却使人失去本性，终身与好书没有相契合的缘分，可叹啊！又如同读同一种好书而收获功效却有厚薄之分，也如同挖掘宝矿，善于冶炼的人才能得到真金，不善于冶炼的人仅得到渣滓罢了。

我十五岁时突然失去父母，流徙在外，于是导致失学。近年来虽然也能摇笔弄舌，不足以称为文章，况且腹内空空，脑筋又不能博闻强记，东奔西窜，更没有闭门苦读的时候，自惭其浅陋，此生发誓不再想作文人了。闲来看书，聊以消遣，不能因为不通文辞的缘故剥夺自己看书的权利，既然看书了，又不能因为不通文辞的缘故剥夺自己写笔记的权利，边看边思，边思边写，所写的未必全从看书得来，所思的也未必尽情写出，但只要不是为了炫耀文辞，这才是真心话。偶尔因为笔记征题有赞誉我的人，所以感慨至此。

人如果不是专攻文学，仅仅求提笔蘸墨，言辞能表达意思，或者在无事时看书消遣，与其涉猎大家的文钞，不如阅读名人的尺牍，而短简尤其妙。因为言下有物，趣味横生，既能益智，又可以细细摹仿其笔法。

小学

译初学者刚开始学习写完整的文章，最好先练习写短小的书信。近来教科书大多附有书信的格式范例，正是出于这个用意。至于壮年人学习写作尚未成功，想要勉强提笔写作以应付日常应用，其中最急需的是尺牍，最适宜研读的也是印刷成册的尺牍。然而市面上刻印的书籍，不是流于庸俗就是过于深奥，而且格式规矩过于繁琐，套话太多，人们读了这些书却想下笔清晰通顺，结果反而更加迷惑，终身都无法达到清晰通顺的境界。这类书籍误人害人的程度实在不轻，怎么能够把这些劣书全部取来烧掉呢。

译古人书信中说“长相思”，又说“加餐饭”，书信写尽真实情况，确实不嫌简短，即使写成长篇，也应当句句发自内心，不要使用废话。世俗书信的弊病，首先在于八行格式，其次在于恭维奉承，勉强做出虚假、虚伪的样子，又强迫无情之人说有情话。

汤临川所著的《玉茗堂尺牍》有一篇序言由沈际飞所作，其中有句说：“写诗要推敲韵律声调，写赋要罗列辞藻，写文章要熔铸经史，写词要工于表情神态，这些都是有意立言，经过长久努力才能成功。至于写信叙述心意，从容不迫地写上千言，或者寥寥数字，挥笔就能完成，打开信函如同面谈，如果不是内心充实于道理、外在充实于辩才，学问没有剩余，品格没有虚伪，他的书信就不会精妙，即使精妙也不能让千万人共同传阅。”读此可知名人书信的可贵，以及坊间劣质版本对人的危害了。我曾见过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不是写给某位制府，就是写给某位观察，满纸庸俗，岂能让千万人共同传阅？人们偏偏要模仿他，难怪越学越没有长进。写笔记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怎么能随意玩弄笔墨？批注古人书籍、为他人著作写序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特别的见解或另外的发挥，怎么能让自己的劣质笔墨玷污他人的书籍呢？唉！古今善于读书、批书的人，只有金圣叹一人而已。

临川汤显祖凭借创作《牡丹亭》传奇闻名于世，世人称他为词人。然而，用词人来看待临川是极大的冤枉，现在读到他所著的《玉茗堂尺牍》，觉得这位老先生的“三梦”之作不过是一时游戏，不足以窥见他在文章和经济方面的深奥堂奥。他的书信中精粹之处很多，我略摘取几段记录下来。他回复李某的信中说：“不死几次就不能活，不活几次也不能死。”回复高某的信中说：“对世间有欲望的人未必能行动，对世间无欲望的人未必能静心。”回复诸某的信中说：“最胜妙之处不在于讲学。”回复邹某的信中说：“平心定气，返观天性。”回复凌某的信中说：“从前有人嫌弃王维画中的冬景芭蕉，割去芭蕉加上梅花，冬天倒是冬天了，但这却不是王维的冬景。”与吴某的信中说：“说世间如梦如南柯黄粱，反而更加明显了。”与沈某的信中说：“世间大治大乱常常起源于杀人，杀人常常起源于杀害万物。”回复马某的信中说：“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身行走、低头站立、说好话巧笑才能立足于时，否则就像海母、目虾，随人浮沉，毫无眉目。”寄给李生的信中说：“眼睛宜大，骨骼宜劲，心境宜平。”告诫儿子开远的信中说：“珍视精神则根本稳固，谨慎财用则高志保全。”其余值得记录的还有很多，大都是微言中体现天心，极言中尽人事，文辞华美意蕴深远，妙不可言，古今学者谁具备这样磊落的心胸呢？

临川所作的长篇文字，多次推辞朋友的请求，不愿意刊印。他自谦的地方是说长篇文字深究名理，博尽事势，绝非浅薄之人敢奢望的。只是在给张梦泽的信中自称有五点不足以流传，虽然是自谦，实际上是骂世。他所说的一点不足以流传，在于除了诗赋没有追琢之功，这还算是谦词。至于第二点不足以流传，则说当代的文章等同于伪文，不能做到真实，几乎抹倒了一切。第三点不足以流传，描写伪文的真相，大略说文人如果名位显赫，而家又住在通都要地、卿相故家，求取文字的人方便，其文章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而且多藏书，篡割盈帙也借此流传，简直是一面照妖镜，现在的人刻印文集而满纸都是应酬语或报馆文章、东西洋唾余者，读此也知道羞耻吗？第四点不足以流传，则讥讽那些想写子书以自我表现的人。第五点不足以流传，则说得到天下郡县志读之，其中文字不逊于名人的往往而有，然而都湮没无名，名也是命啊。他的话语悲痛，并可见虚名之士未必尽佳。我鉴之时人梁启超的文章，更加相信临川的话。而且我也颇有不好近大部著名文集的毛病，哪里有空闲工夫花费万千串钱多买僻而不传古人之书，一一读之，为发其潜辉呢？

郑板桥与金圣叹均是奇才，郑学陆放翁仅得其诗词之皮毛，金耽佛经而义气凛然，自然高人一等。我评价说：金是有趣的人也是通达的人，郑是狂放的人也是怪异的人，他们相同之处都是爽快的人。

郑刻诗钞，在自序中说：“死后如果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混入，我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又说：“古人以文章经世，我们做的不过是风月花酒而已，追逐光景、羡慕颜色，嗟叹困穷、伤感老大，即使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也不过是一个骚坛词客，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有什么关系呢？”这也如同汤临川仅刻词调，自叹蹇浅零碎，无心立名之意。厉鬼一语，尤其痛快！

板桥所作的道情数阕，其“邈唐虞远夏殷”一段嗟叹前朝陈迹废尘，说“为底事慌忙”，又说

译诸葛亮并非英雄，“早知道在茅庐中高卧，便省去了六出祁山的辛劳”。这话可谓洒脱，然而他所讥笑的尚且是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人，不像明代儒者贾凫西的鼓儿词那样，晶莹剔透，空前绝后。贾自号木皮散客，喜好说唱鼓词，且取材于《论语》《孟子》，他的《江湖鼓儿词》中有这样的话：“三皇五帝前后的世界，原本没有文字记载，不过是沿袭口耳相传，其间出头露面的人物各自想要制服天下，不知经历过了多少险阻，显露了多少利害，干了多少杀人放火毫无意义的勾当，费了多少心机，教坏了多少后人”等等，字字如针，针针见血，真是看得透彻，说得明白。唉！太古时代混沌淳朴，诸位大皇帝偏偏要自作聪明，为后世留下种种祸根，使得千万代后人不得安宁，历经百劫无法恢复，痛苦不能苏醒，难道真有万般无奈、无法幸免的吗？真令人痛哭。郑板桥生在贾先生之后，我敢断定他效法贾先生无疑。然而郑板桥仅仅得到贾先生的一点皮毛，就已经如此超凡脱俗，贾先生的胸襟气度可以想见了。

译幼年时我在长沙游玩，听说某位女士在某女子学校发表演说，便前往聆听。那位女士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的年龄与我相仿，不过十七八岁罢了。她的演说词我却久久不能忘记，因为当时我受到了极深的刺激。那位女士说：“中国男子把女子当作玩物，女子今天除了争取自由平等之外，更应当把缠足、敷粉的痛苦施加在男子身上，让他们成为女子的玩物，以示报复。”那时我或许年幼初涉世事，所见有限，竟然吓得目瞪口呆、魂飞魄散，急忙避开并逃出学校。后来我也奔走四方，勉强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这种恐惧不知不觉间消失了，渐渐也与女志士交往，深知她们不会给我敷粉缠足了。偶然读到《镜花缘》这部小说，记载了林之洋被困女儿国的故事，男子果然遭受了缠足的痛苦，我暗自感叹古人寓言中早就有为女界抱不平的人，事情虽然未必能实行，但也是痛快淋漓的话。

癸丑年冬天，我在江户偶遇某位女革命家，她剪着短发，露出粉白的脖颈，风趣盎然。谈话间，她极力诋毁政治的罪过，从此将抱持极端的社会主义。我大力称赞她，她又说日本女子教育不好，除了烹调、缝纫外没有别的功课，女学生万万不可进入。我笑着说：“女士是崇拜社会主义的人，社会主义首要在于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如果天下人都像女士这样，不愿意做烹调、缝纫的事，那些各取所需的人不就会有挨饿受冻的忧虑吗？况且一切平等，自己不愿意做，谁又愿意做呢？”她无言以对。我记下这条内容不加赘述，只希望普天下聪明女子，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只知道以女志士的名目在社会上炫耀的人，能想一想这件事。

戴天仇说，现今世界科学发达似乎还比较迟缓，实在是因为男子家庭负担过重，读书的时间被谋生的时间占去了大半的缘故。如果女子能独立谋生，那么男子对家庭的责任稍轻，谋生的时间可以分出一半加入读书的时间，而世界科学必定会更加发达了。这话自然是名论，虽然如此，但这又非男女教育平等不能成功。从前曾见张汉英女士说，女子参政须先以教育平等为前提，而初等小学尤其须要普及，小学生的名额应当与男小学生相等，这尤为切中要害的话。元人谚语说人想娶妻而未得的人叫“寻河觅井”，已娶妻而算计家事的人叫“担雪填井”，可见有家室之人的痛苦。近来女子竞逐文明、崇尚奢华，做丈夫的担雪更多，填井尚且不易，女子反而在众人面前扬言男女不平等，真是冤枉啊！

近来英雄女子涉足社会，目空一切，肆意妄为，人多诟病，我常对人说这无伤大雅。中国女子蛰伏了数千年，如今偶然撤去篱笆屏障，喜极而狂，藐视天下事以为都容易措施，要求她们不乖张而贻笑柄又哪里做得到呢？然而有这几位头脑灵敏、心志高远胆量壮的女子投身社会，使她们知晓世故而增加阅历，其间再加上挫折，或许聪明人终有觉悟的一天。如果一旦觉悟，即以身作则，启迪后来的女子走上正轨，其收效必定极大。

人说中国女子可怜，我说中国男子可怜。试问古今能有几个贤妇？其余抱着担雪填井之痛苦的人人人皆是，虽然女子没有智识能力，实在是男子当初窒碍束缚造成的，然而今人无罪。女子可将罪责推给男子，男子将怨恨谁呢？

人的相知贵在知心，朋友如此，何况是夫妇。所以英国小说家有言，世间的怨偶不在于年貌的不合，而在于心性的不一。虽然如此，这只是说心性不一罢了，如果在中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女子没有学问，偶然跻身于通达人之间，以她们低劣的习惯、劣根性与常识常理相搏战，眼光不同，所见各异，战胜也不光彩，争辩也无味，然而偶尔一放松就不可收拾，像这样谈论家庭，并非故作昧心的苛责，简直是和野人结为伴侣罢了。罪过，罪过！

夫妇制度确实不良，在中国不自由的结婚其结果也是如此，不是男子压制女子，就是女子压制男子，凭其智力互为主奴，鱼水和谐几乎成了空话。在西方国家，虽然美其名曰自由结婚，然而其结合也多事欺诈，只重财色，心志龌龊已不堪问，结局悲惨尤不忍言。唉！世间上最苦恼的事、最无趣味的事没有比夫妇制度更甚的了。

独居岑寂，纵览言情小说，又曾苦思情海波澜的变幻，得到新问题数则：（一）女子的情专一呢，还是男子的情专一呢？（二）巴黎茶花女不忍心因为爱亚猛而害了亚猛，于是与亚猛断绝关系，这是女子爱恋情人乃忍心舍弃自己毕生的幸福而为情人着想，然而没听说男子因为情人嫁给他并非幸福，愿意自弃良缘而希望她嫁给别人。现在一并讨论，究竟以不顾一切誓达目的者为情的真呢，还是以有所顾恤者为情的真呢？（三）女子对情人有用全力相搏的，偶尔有变

译所以能够亲手杀死情人来发泄怨恨，然而漫郎所著《实戈》小说中的男子原谅女子却是无微不至，无论她如何背弃盟约、失节破贞，仍然像以前一样爱她，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不说是出于真情。然而，这种感情究竟以下毒手者为深厚，还是以善谅解者为深厚呢？（四）中国女子善于嫉妒，究竟是出于情爱，还是秉承了习惯法呢？（五）嫉妒能伤害情爱呢，还是能增加爱情的热度呢？女子常说嫉妒是用来表示爱的，这话确切吗？（六）从善于嫉妒的人一方面来设想，是越嫉妒越有情爱呢，还是越嫉妒反而逐渐淡薄了情爱呢？（七）男子善于嫉妒，女子乐意接受吗？而且与男子对于善于嫉妒的女子的心理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吗？（八）情爱之外，还需要辅以其他事物，如人的内在品质、外表、功名、富贵等条件吗？（九）爱情神圣，有人说自然不能掺杂其他念头，然而如果没有其他事物，情爱究竟产生于何处呢？（十）《情史》上记载一个富家的幼儿与一个将近三十岁的佣妇私通，两情相悦，发誓不再娶别人。这种奇特的感情，与那种因为才子才开始喜爱佳人、因为佳人才开始喜爱才子，爱情产生于仰慕欣赏的情况相比，哪个更可贵，哪个不可贵呢？（十一）既然有了爱情，不谋求肉欲的欢好、不占据夫妻的名分，为什么就不能痛快呢？况且心心相印，情爱本来就在，两人都活着，放纵他们的爱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必须结成夫妻、联合肉欲的欢好呢？（十三）结成夫妻的事实用来证明爱情的真实确切，不能结成夫妻而图谋殉情也是用来证明爱情的真实确切，为什么这样悲惨而那样欢乐呢？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福慧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可思议的，我现在为我的书征求题目，世上有福慧的人，谁能告诉我呢？

译旧时的戏曲起初有昆曲，后来才有皮簧。昆曲的剧本都是文人创作的，也就是所谓的传奇。传奇这个名称仿效自金元时期，明代院本中有的多达几十折，于是把篇幅长的称为传奇，短的称为杂剧，它们都文雅可观，不像皮簧的剧本那样粗陋低劣。皮簧与昆曲不过是曲调不同，而科白、上下场引诗等手法如出一辙，文人既然能创作传奇，又怎么能不能创作皮簧的脚本来改良旧剧呢？名伶汪笑侬的《党人碑》、潘月樵的《明末遗恨》就是新编的剧本，颇有精彩之处。最近又看到马二先生所编的《红楼梦》散剧《宝蟾戏叔》，以及欧阳予倩、杨尘因所编的《黛玉葬花》，其中尤其以马二所编的更为适用，而《葬花》在每句唱词之后夹杂短白，体制类似昆曲，稍显不够灵活，但也已情文并茂了。但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皮簧的剧本没有过长的，简直像昆曲中的杂剧，情节应当紧凑、有趣、堂皇、富有精神，其中以历史剧的悠扬雄壮为最上乘，至于艳丽之作，必须穷尽悲欢离合的情致，有声有色、有做有唱，不可板滞，最可贵的是活泼，像《黛玉葬花》这样的曲子或许能穷尽文学的能事，成为凄怆怨慕的词曲，但难得有人能理解，又难得演出好情节来打动视听。我旧作有《豹子头》曲本半部，革命时付之一炬，去年冬天在东京偶然与刘艺舟谈起，刘将其编为新剧演出，但我心里终究觉得不协调。

另外，编撰旧剧除了吐词应当雅正外，作者尤其不可不熟悉音律，习得各派的唱法及旧剧原有的法则，否则词曲虽然文雅却不适用，歌者有噎喉之苦，听者无悦耳之娱，有什么可贵呢！

剧本有极好的也有极坏的，总之与俗伶无关。因为俗伶是为了赚钱才学戏，他们的志向并不专在戏上。想要编撰新本，应当聘请新人物来演出，这叫客串，但滑头的客串家也不宜与之合作。我曾见过《要离断臂》、《七擒孟获》等新编剧本的草率，更加感叹俗伶不能与之谈论改良。

乙卯年春天从海上归来，万般忧愁聚集，想到国事更是可悲，别人问我为何悲伤？我千头万绪无法倾吐肝膈。别人又戏问我在黄浦停留三个月之久，耳闻目触也有可喜之事吗？我稍加思索，回答说有。从大的方面来说，救国储金，人民自发出力以救国，并且自知有主人翁的天职资格，可喜。从小的方面来说，上海新剧发达，远胜当年，其内容也大有可观，也可喜。此外还有一妙语，就是近来上海妇女的新装束，摒弃了高可遮耳角、足障面的衣领不用，改换为扣颈的短领，上面还附有白花空心栏杆，袖子也是如此，下面则穿着西式长裙，穿小蛮靴，竟与欧美装束同一风韵，真可喜。

我的朋友建侯创设了《爱国晚报》，一时间《五七报》、《公论报》、《救亡报》、《醒众报》、《天中报》蜂起云涌，应运而生。当夕阳西下时，满街送报人大呼特呼，其措词甚至骇人，不是说着某处起事，就是说着某人被刺。袁家的江山原来像风前烛、雨里灯，怎么能禁得住如此大嚷大哄？这是不祥之兆。一天傍晚，街头送报人的嚷声又起，我听了很久颇为厌倦，没想到这一天的声浪别开生面，只听见他们呼喊道：“大总统做皇帝，十厘廿厘。”做皇帝是大典，然而价值不过十厘廿厘，岂不好笑？

上海近来有女子新剧，而且有小舞台每晚专门演出，这确实是破天荒的奇举，然而一时舆论非议它。在我看来，让这辈英雌乐乐也是与人方便，何必咬牙切齿，谈论风化、谈论男女授受不亲之义大煞风景，盖言之不胜言，似乎可以放过。只是以戏剧之道立论，则女子在新剧上似乎尚不能达到万能之境，尚不如髦儿班的坤伶带口连、穿花花衣，开粉脸，唱几句西皮二簧，亦步亦趋，尚合符节。如果真想要在新剧上发愤占一地位，则卖弄其英雌本色，扮娘姨、大姐、妓女及不三不四的女学生，又有谁能赛得过她们？其余则不必多言了。

清康熙年间，特开博学宏词科，敕令内外大臣荐士入京召试擢用，并授翰林职，这类翰林如毛奇龄等都凭借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蛟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中以科目进者率面热内惭，噤不能发一语，于是怀忌嫉，诋毁他们为野翰林，一时传呼。民国甲寅、乙卯之间，袁世凯为政，大考知事，所谓特任、简任官也可保举若干，准其免试录用，这应当称之为野知事。然而野翰林尚多为明代遗老，野知事悉为亡清的贪官赃吏，赐野翰林不

译过分侮辱士人，任用粗鄙之人来管理政事，这就是危害百姓啊。

译乞丐所穿的衣服，文学家给它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百结衣”，这说法很文雅。现在又有人对百结衣进行剖析，解释说：百结衣的布料大多只有巴掌大，把它缝补成衣服确实是一种奇特的技艺。这类衣服，微风一吹就能直接从身上脱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而乞丐们却借此来装饰身体。布料的杂乱，不知是收集了多少件破衣服才制成这一身，污垢油腻堆积，肮脏恶臭让人不敢靠近；五种颜色混杂出现，极尽怪诞离奇之态。考察这种衣服的流传时期，大约可分为五代：第一代是新制的，供上层人士穿着；第二代是半新半旧的，供普通商人穿着；第三代供工人穿着；第四代供贫苦人穿着；从贫苦人手中废弃后落入乞丐之手，便是第五代了。我说这件衣服应当算是五代元老，五代的人都从中受益，可惜处境是一代不如一代罢了。

甲寅年秋天，刘某给徐世昌写信讨论政事，信中有句话：“背叛二百多年的天子被称为忠臣，背叛两年多的总统被称为乱党。”又说：“满清有应当灭亡的道理，项城（袁世凯）并不是灭亡清朝的人。”他的言辞简短精妙，一时间革命党和宗社党都把他比作渔阳三挝那样的人物并加以称颂，袁世凯政府对此感到非常尴尬。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中形容这种状况，也有句话：“政府听到后狼狈不堪不敢辩解，勉强发一道命令、驱逐一位士人，从而大露出外强中干的样子。”又说：“偶尔遇到清流正士，稍微加以驳斥，反而像是妾妇急于遮掩都来不及。”对照当时的情形确实有这种现象，只是袁世凯的出台，革命党当年实际上是同意的，今天似乎不能用复辟的邪说来攻击袁世凯。但像“忠臣”“乱党”这样断章取义的话，还算得上是半句公道话。千百年后，宗社党的言论只有这一句可以流传下来罢了。

夫妻的制度，自古以来称正妻为夫人、妾室为如夫人，有人写了《如夫人解》极力驳斥这种说法，文中说：“‘如夫人’三个字实际上是‘如意之夫人’的意思，顾名思义，地位在夫人之上。古代娶妻必须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撮合，既然娶了，不合心意的往往有很多，于是就想再娶一个合心意的夫人，所以这个名字不是贬义词。”他的言论新颖，让一般的姨太太们扬眉吐气，这在道义上是否恰当我不敢知道，我也不敢认可他的说法，以免天下所谓的一品正夫人们群起辱骂我。只是“如意”二字颇值得研究，古诗有说：“人生贵在舒适惬意。”又凡是人之初生，起初必定是一男一女，在基督教中称之为亚当、夏娃，那亚当、夏娃居住的地方美其名曰极乐园，极乐就是舒适惬意的意思，足以看出人生以男女共处为最舒适惬意的事。然而最初的男女没有夫妻的制度，渐渐地男女增多，他们的结合不能像最初那样简单，于是男女互相寻找伴侣作为配偶，但也没有正室、侧室的制度，并且并没有婚姻的说法。研究社会学的学者说婚姻史的初期是掠夺婚姻时代，抢来一个女子强迫她做妻子而自己充当丈夫，这妻子差不多就是奴隶的代名词。后来的帝王制定礼仪认为掠夺婚姻不当，于是改为求婚，所以使用媒人而又必须等待父母的命令，其用意仅仅在于避免掠夺并且不要轻视妻子罢了。后人误解，将其定为礼法，剥夺了男子、女子的自由而共同束缚他们，男子的掠夺超出了自由的范围，用礼法来束缚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女子的不自由依旧。虽然有纳采和亲迎的礼仪，但作为丈夫的仍然是不相识、不相投的人，父母虽然说是命令、送嫁，但这与自愿把女儿送给盗洞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文明日益进步，男子也不至于个个都是强暴之徒，而礼法反而强行把一对不相识、不相投的男女关在一起，美其名曰夫妻，其残暴可想而知。男子不甘受这种残暴就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受这种残暴就另找情人，也称之为如意君，这都是婚姻制度所结出的恶果。有人说这其中也有自由与不自由的分别，不能一笔抹杀。我说“自由”这个词多美好啊，然而自由也就是舒适惬意的意思，既然称为自由，何必再赘加上“结婚”这个词呢？看看西方国家，又有离婚的法律，婚姻既然可以离，又何必结呢？议论的人说离婚也是正义，这又明明默许男女相处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既然属于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这就无关紧要了，然而按照夫妻的准则又做什么呢？况且所谓的人也是动物，既然说是动，其情爱自然应该有变动，今天因为合心意而结婚，明天忽然不合心意，而这夫妻的制度却束缚着他们，这难道不是大不合心意、大不自由吗？虽然有离婚的法律可以稍微缓解他们的痛苦，然而离就离罢了，又横添许多手续让人不快，这难道不是多事吗？所以我颇敢对夫妻的制度加以非议。

拿破仑是法国人，而有统一欧洲的志向，一世的英雄如今在哪里？然而欧洲人至今称颂他，赞许他为怪杰。元太祖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也想囊括六合吞并天下，铁骑所到之处，西北的俄罗斯、西南的五印度都进入了元朝的版图，难道不是中国的雄主吗？仅仅因为是异族的缘故，至今人们很少提及

译这还不如远在海外的日本人，他们尤其称许其为亚洲的奇杰。其中的原因在于国人不喜欢提倡武德，认为那是异族，又属于暴行，况且穷兵黩武不可作为后世的楷模，所以明人修撰《元史》，宁愿让其中的疏漏谬误四处出现，也不愿铺张扬厉元朝的武功。元人有一部《拖布赤颜》的书，译成汉文叫《圣武开天记》，记载开国战史颇为详细。明朝中期修撰《元祖实录》，史官请求颁行此书却不被允许，天历年间修撰《纪世大典》，再次请求也是如此，所以史书修成后，关于西北藩封、疆域兵马都仅仅虚列章节名称，不写一个字，于是使得元代的疆域虽然广阔却如同没有疆域，武功虽然雄强却如同没有战功。埋没古人，欺骗藐视后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国人秉承这种遗传性，正遭受不尚武力的讥讽、国土被瓜分的耻辱，追念前人，想要哭泣却流不出眼泪了。

译拿破仑出身微贱而登上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后，他所依赖的是激起法国人当时好大喜功的兴趣，从事对外战争，为法兰西争取光荣，而他的帝位就巩固于其中。加之每战必胜，威名大震，全欧洲都畏惧臣服，岂止是法兰西的小民。等到听说他战败的消息，民心一旦瓦解，所以拿破仑便一败而不可复兴。至于拿破仑三世继承他的遗志行事，但英明敏锐不及他，所以他的败亡迅速而民众叛离更容易，这都是依靠武功来维持帝位，而帝业完全关系于武功的缘故。元朝拥有天下，其疆域的广阔、海运漕粮的富庶、兵力物力的雄强辽阔超过汉唐，从塞外的三位皇帝、中原的七位皇帝都是英武相继即位，没有一个年幼昏庸暴虐荒谬的君主，而且内部没有宫廷宦官的蛊惑，外部没有苛政、强臣和夷狄的骚扰，又有四怯薛的子孙世代担任良相，与国家同休戚，其政治的肃清宽厚也超过汉唐，而末期一朝偶尔失去控制，甚至未达到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那样的严重程度，却导致国家像鱼从内部腐烂、黄河决堤一样崩溃，其原因大概也与拿破仑相同，即依靠武功维持帝业，最终却因军事上的一次挫败而一蹶不振。对日本、爪哇的征讨，在数万里外覆灭了海军，这是第一次失败。等到后来顺帝即位，已经没有前代皇帝的英明锐气，而前代遗留的盛业，如外部岭北、岭西各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匹行走八九十天才能到达，内部江浙、湖广各行省，将唐、宋分道分路的制度全部推翻，追求旁通广阔，务求奢侈阔大，至此便鞭长莫及，控制不及，于是阿里不哥、海都等诸王在北方叛乱，乃颜、合丹等诸王在东方叛乱，安南、缅甸、八百等蛮族在南方叛乱，长年远征讨伐，使中原空虚疲敝，如同外强中干的人，躯干虽然庞大，一旦痿软麻木，中原的志士也就趁机兴起光复的军队了。如果说这不是因为赫赫武功之后难以继承，别无充分的理由。

拿破仑称帝在于想要达到统一欧洲的目的，为法兰西增添光荣，所以除了军事外，他没有专制的行为留给人们指责，而念念不忘祖国，必定想要发扬光大它，尤为可取。所以他称帝时人们能够谅解他，因为他借帝制图谋进行上的便利而想要贯彻他兼并欧洲、强大法国的志向。元人崇尚武力，仅仅在于兴盛其家天下罢了，中叶以后已经呈现外强中干的现象，又复对内强行划分界限，把辽金新归附的人称为汉人，把宋人称为南人，汉人重于南人而蒙古、色目人重于汉人，用人行政都没有调剂的方法，所以他们的志向大概不是拿破仑光荣法国的见解。明太祖为我们民族吐气，起兵推翻元朝，自然是快事，但必定埋没元代的武功，视同阴谋，深闭固拒，不向人展示，则不是我所敢称道的。

中国自古以来南北之争常常北方占优势，我作《革命杂诗》有诗句说“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这是为了记录事实，而我最视作极其丑恶的事情乃是在明建文帝及燕王之争中。他们一家叔侄不顾羞耻，捋起袖子争夺大宝，做臣子的却互相拥戴，而且以死难为忠，真是何苦如此！谁知道事至今日愈出愈奇，用中原的人治理中原，却把南方等同于被征服的土地，派兵驻防一如满洲，而且沐猴而冠，自视竟然如同异族，岂不使人笑掉牙齿吗！

韩山童讨伐元朝的檄文有句说：“贫极江南，富归塞北。”实在是因为元人区分南北、蒙汉的偏见，恩泽的滋润很少惠及南方，渗透的恩惠全部归于北方。难道今日又如此吗，只是北方是一块干净土地，主政者虽然想要施加殊恩而强邻必定视为熟睡之乡、牧马之地，也都无可奈何，可悲啊！

元太祖派遣海军讨伐日本，大风覆没战船，全军没于海中，日本于是赖以保全。当时日本既然听到元太祖渡海东征的警报，全国震动，几乎像有亡国的奇祸，一如中国今日。某代天皇特意跑到福冈，与某僧人设坛祭天，并大做佛事，一时求佛诵经之声遍于全国。其后元军既已覆没，某僧人便据为己功，而天皇也自诩其跪拜的诚意感动了天心，降下灾祸于元朝。国人狂喜，也视天皇及某僧人几乎立有不世之奇勋的样子，传至今日，还在博多西公园为天皇及某僧人立铜像。我听说此事，失笑两次，祭天求佛以抵御敌寇，与梁武帝有何不同？幸好大风覆没了元军，否则岂不徒为亡国史增添笑柄吗？今人为他们立铜像尤为不当，虽然，今日之日本固又想把救国的佛教传到中国了。袁世凯也乐于祭天，如果相率做一场佛事以祝愿中国不要灭亡，尤使人笑啼不得，叹为奇事。

美国罗斯福为总统时，常慨叹美国陆军的不振，中下级军官全靠学校出身，满腹军事学讲义而缺乏经验，而且疲弱不能耐劳。曾发一令，凡步兵军官须三日间能步行五十英里、骑兵

译军官在三天内能骑马骑行一百英里才算合格，当时竟有人诋毁这规定苛刻无法执行，罗斯福认为这是怪事。我昨天偶然看到报纸刊登北京陆军部各司员参加总次长月度考核的考试，其出题的浅显程度已到了极点，我还能记得其中一题是询问步枪子弹为何使用尖头，试述其效用，第二题又似乎是问步兵工作的性质，大概都出自《步兵弹击教范》、《工作教范》书中前两三页的内容，即使是刚入伍的新兵、受过新兵教育的也应当知道，现在却用这些来考核堂堂陆军部的司员，竟然还有交白卷的，难道不可羞耻吗？而中国军事前途如果长此以往，不加以整顿，只有灭亡罢了！还说什么呢？一声叹息！

译英国贵族吉青纳担任陆军大臣，以吉青纳的名义招募训练新军，期望与德皇威廉决一死战。他招募士兵的广告颇为新奇，大意说：正值春和景明之时，没有比去柏林旅行更美妙的事了，愿意前往的人到某处报名，政府将免除其旅费，并赐予最光荣的旅行服装及军械，只是名额有限，且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英国《泰晤士报》对此颇有讥讽评论，认为这近乎儿戏。昔日俄日战争时，俄军颇为骄傲，曾扬言要将日本变成世界最大的公园，把日本女子当作世界的公共娼妓，结果最终却被“娼妓”所败，贻笑大方。如今吉青纳这种奇特的旅行招募，也不知能否一帆风顺？自古以来用兵之人，诱敌之术与止追之法大多虚实相生，各尽其妙，有的插旗帜以壮大声势，有的增灶减灶、唱筹量沙以掩盖军情，有的用草扎成人形绑上旗帜让驴驮着巡视城墙，有的绑住活羊击鼓以退敌，然而都不如今天这个“假伦敦”的奇策。英德交战，德国的齐柏林飞船曾渡海袭击伦敦京城，英国军事当局认为敌机绝不会在白天来试探，所以全力布防夜间，并用种种方法欺骗敌人，甚至在伦敦本境之外，于爱宾森、克劳登、斯脱利、脱亨姆、土丁佩克等地另造一个“假伦敦”，从树林中修筑长街，挂满弧形电灯，大放光明，从天空俯瞰宛如都会市街；而真正的伦敦则在夜间全市黑暗，允许点燃的几盏灯也加以遮盖，仅能照亮街道，飞艇从空中俯视则无法看见，这也是未来新兵法中设置疑兵以应对敌人的新道。

我居住在日本一年有余，见其人民似乎还保留着中国古时代的野蛮风气，纵酒高歌，喜好谈论武侠，虽然越来越虚伪，但当时强国强兵确实依赖这种风气。因为中古时代人民淳朴而又刚强成性，最容易因大义而感动，使其效死，所以日本维新之初就大力鼓吹武士道，将人民佩剑露刃、互相仇杀的风气引导至强国强兵的宗旨上，因此能一战战胜我国，再战战胜俄国，使国家跻身头等强国之列。然而反观我国，似乎也不令人失望，燕、赵、齐、鲁之间，这种中古时代的野蛮风气似乎尚未完全发泄，如果能得到人的有利引导，成吉思汗的事业固然可以在今日重现。

德国也是欧洲的后起之国，其人民尚能保有这种野蛮风气，性情单纯，所以乐于为凯撒（指德皇）效死，所向披靡。像法兰西则不然，野蛮尚武的风气已被拿破仑发泄殆尽，如今谈论战争，几乎不能不给士兵加上迷信的色彩，而且法国无君无神，迷信也无从产生，所以此次欧洲大战，无论是德国、奥地利、俄国、英国、塞尔维亚、门托内哥罗，都在其宣战书中大写特写：“求上帝保佑我军胜利。”每次获胜，主帅的报捷书也必定说：“这都是上帝赐予吾皇的福分。”日本虽然不谈论上帝，但也尊重天皇，信佛信天，全国佛教也曾举行战胜祈祷大会。只有法国自开战至今，其政府及主帅的公布文中未见一字提及上帝，不是说“依靠国民结合的力量获得此胜利”，就是说“依靠国民服役及人道主义的热心，我军必得最后的胜利”。又有人保存党派联名上书政府，要求以法兰西共和政府的名义祈祷上帝，法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也具有最真实、最巨大的价值。日本既然以兵强而称雄于国，人民也逐渐输入欧洲文明，退出了中古时代野蛮的境界，加上天性凉薄、举止轻佻，于是转变为欺诈骄夸的国民，我实在不敢断定其将来会有好运，如果有良好的政府以增进民德为己任，或许还可以挽救万一，像现今的大隈内阁，仍然是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只知道愚弄百姓使其成为强暴之徒而一再鼓励，其不幸的到来只会更快。不看看德国吗？其政府愚弄百姓使其成为强暴之徒，其手腕措施无一不在日本之上，大刀阔斧，勇往直前，有识之士尚且认为它必败，日本自忖政府的良能及得上德国吗？一只纸老虎硬要东冲西撞，何苦呢？我颇为日本感到不解。

世界各国的最初历史不可考证，大多以神来称呼，而日本尤为显著，他们大概将神武天皇视为神，至今还拘泥于天皇即神的说法，视神武的子孙无一不是神。中国历史自黄帝开始才具有政治的性质，黄帝以前如天皇、地皇、人皇以及世人盛称的盘古等也是神，然而一国之内稍有知识的人都不对上古历史中的神加以迷信，革命时虽然争着推崇黄帝，如今五族共和，这种说法也渐渐消灭，质言之，中国大概不能再有其他种类的迷信了。从此以后，我们谈论救国，也只有像法国所说的那样，“依靠国民结合的力量”、“依靠国民服役及人道主义的热心”而已。然而事情有可笑之处，如今的总

译孙文也号称神武，如果这是取“总统即神”的意思，那么那些与总统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日本人将会怒发冲冠，指责总统竟敢与他们开国时的天皇并列称呼，恐怕日本人一怒之下，神武总统就会粉身碎骨。神武总统曾经穿着古装祭天，他的样子像四不像的怪物，可以作为动物园的陈列品，这里暂且不提，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动物学专家。如果用心理学来推测这种行为，大概是总统自居为天子，所以把天当作父亲来祭祀。天是不可思议的神，天有儿子也是神，到了今天，半空中忽然降下一个面似人、身似兽的神来，这难道不是破天荒的奇事吗？唉！我读到“国家将要灭亡，必定会出现妖孽”这句话时，为中国流下了千百斛的泪水。

译甲寅年三月间，欧洲战事尚未爆发，欧洲的社会党人相互研究这武装世界的结果，认为列强合纵连横，互不相让，只是不断增加军备以图一逞，现在虽然尚未决裂，但巨大的军费人民已经无法承担，将来不是国家破产就是发生大战罢了。其中一人又说：“我们预知这场大战必然无法避免，不如让它尽快爆发，以便早日了结这场劫难。”他们的言语既悲哀又愤慨。不久，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失和，全欧洲果然都卷入战争的漩涡中，苦战一年仍没有停止的意思。我私下认为，除非有一方败得惨不忍睹，否则决无停战之日，但到了那时，胜利的一方也必定是力尽神疲，一时无法恢复元气，那么军国主义或许就可以与欧洲人告别了。

有了拿破仑的一场战争，欧洲各国全都由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时代，人民全都得以享受宪政的幸福，这是拿破仑所赐予的。有了今天奥、塞、英、德、俄、法、日、比、意、土这些国家的战争，将来所得到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问题。现在的欧洲人在疆场上效死，各自高呼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似乎津津有味，事后回想恐怕也不值一笑，反而产生一个疑问，究竟为了什么受苦呢？社会党又趁机宣扬他们的学说，于是军国主义将要望而却步了。现在社会党之所以赞助战事，虽然似乎是鉴于危巢碎卵的道理，其实是借此博取国民的信任，作为将来发言的立足点，所以我敢断定说，今天欧洲人牺牲了这么多生命财产，将来所购得的代价必定大有可观，纵然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极端境界，但社会政策的推行速度必定比今天快上一倍，这是可以肯定的。

将来大战之后，国界问题究竟能否打破？这尚不能预言。但可以断定的是，将来必定有国际法庭能掌握极大的势力来裁判国际上的冲突，不允许有残暴的行为，而且这个法庭比海牙和平会议高出数倍，这是可以断言的。昨天偶然看到报纸记载美国曾召开一次大和平会，就是预备这种法庭的组织，并说美国各州曾有一个宪法评判机构，专门判决州与州之间的争执，这就是这次大会的雏形，也就是维持世界和平的良法。

一千九百十年，美国的巨富加鼐琪先生曾捐资千万美元作为提倡世界和平的费用，印度人在加尔各答所办的某报纸即发表议论说：“和平的谈论未尝不美好，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没有超过我们印度人的。但是假如今天亚洲、非洲的人长期保持现状而不改变，那么他们所享有的和平幸福又是怎样的呢？”又有居住在伦敦的印度人某也写信给纽约的某报纸，其中有说：“我是世界的一份子，听到这种豪举不得不为世界文化的前途祝贺。我是印度的一份子，一向主张印度独立，那么反对这种举动应当最有力。现在某先生所倡议的，实在是世界上最不平、最不道德、最无人道的事情，虽然如此，我哪有反对的资格？奴隶国家必须先享有独立而后才可以谈论和平，奴隶人民必须先破坏专制虐政而后才可以谈论和平，因为国家必须独立、国家与国家必须平等而后战祸可以消除而和平的幸福才可以享有。”我读了这些话，对于未来的中国不禁又有很多杞人忧天的话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没有超过我们印度人的”这句话，那印度人实在言大而夸，竟然把中国人抛在脑后，其实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让印度人，现在且超过他们了。我本想普遍劝告我国人民静坐等待世界和平的到来，他们所谓的世界国际法庭必定会把和平的余沥赠给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但我说的话究竟可信吗？世界将来究竟能和平吗？我不敢力证其有。纵使有，国家与国家不平等，落在人后，向人哀求和平的余沥，也将羞死。所以我敢再诵伦敦印度人的话说：中国也是奴隶国家，人民也是奴隶人民，不求自立、不思破坏专制虐政，恐怕有和平也不能坐享，即使能坐享也不能饱我饥肠。唉，国家的人可以振作了！

我现在作一个比喻，以袁世凯厉行复古政策，任用旧官僚实行野蛮的专制为极可恭维者，如同欧洲各国当日厉行军国主义相等，人民苦于负担，希望其破产或了结于一战，也只祝袁氏速尽复古专制的余力，以便早日蹈亡国之祸或发生大革命的浩劫罢了。因为不死几度不能生，中国的现象已至此，无可深讳。

有欧洲此次的战争为军国主义的末运，那日本人还乱抓乱跳，想用武力对付中国，识者认为他们大愚。但是中国今天徒言平和不修军备的人，或许为世界所赞许了，却又不然。欧洲人且引比利时为我借镜，说国家立于世界，其国人无自救能力的，必不可邀世界之怜恕，比利

译当时并非同类，中国为何竟然不向比利时学习？向比利时学习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学。如果愿意学，那么这种赤铁黑血的军事事业也就并非奇事。其他国家练兵必须花费三年或两年，他国士兵服兵役也是从立正、稍息、徒手训练、持枪训练开始，这与中国相同，因为没有人是生来就懂得这些的。况且不仅比利时如此，即使英国、德国、俄国、法国也无不如此，中国又为何不可以这样呢？直白地说，在这个军国主义尚未完全退却的时代，我们终究不能不谈军事，而我们对内对外，处处都需要在枪尖上寻求幸福与安全。那些一心想要灭亡我国的人虽然算不上大智，但我们束手待毙却是真正的大愚。国人应当抖擞精神，熬过这一关，将来世界如果真的有了和平之日，凭借我们素来喜爱和平的本性去应对，停止战争也是很容易的事。好比乡人在我旁边争斗，我虽然不斗，但也必须摩拳擦掌以作防备，防止波及自身；如果那帮人真的停止争斗，我自然可以放下手来。

译欧洲战争，各交战国都自诩为人道正义，究竟谁是谁非，无论何人都难以判断。因为谈论人道正义的人竟然互相激战，似乎都有过错，但不使用武力或许又各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简而言之，世界趋势如此，而且不这样世界就不能进步，军国主义也就永远没有终结之日。与其在其中寻求公理、辨别是非，不如将罪责归于军国主义。然而军国主义既非人，也非物，也没有地方可以归罪，那就只能叹息世界趋势如此必然罢了。在叹息之中偶尔存有一丝乐观，那就是希望这场战争能促进世界文明，早日终结军国主义的时代。

若就当前局势而言，德国以一国之力抵抗数个强国，无论胜败都足以成为一时的英雄。然而其间坚决不屈的还有一个比利时，其气概也足以自豪，虽然国家危亡、邦国覆灭，并非战争的罪过，也足以与德国并称。至于法国，似乎也是迫于不得已而战，且其人民具有真正的爱国精神，深明国家利害关系，一旦拿起武器抵抗强暴，即使肝脑涂地也不后悔，这实在是至真至确的救国观念在促使他们，比起那些迷信君主、似乎被少数人驱使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英国人，确实有所不同。因此，我自阅读欧洲战报以来，总是不愿看到法国战败，因为法国不可败。如果法国可以战败，那就是向世人展示共和国家的弱点，并非世界人民的幸运。

有世界眼光的国人常说，德国不可败，德国战败而英、俄获胜，中国在将来的议和时就会被瓜分，一句话便了结了。这种说法，我相信，而且我也非常佩服德国人的雄风。但若要恭维德国人将来执掌世界牛耳，平心而论，中国未必能得到好处，而世界或许更不堪设想。因此，我虽然相信这种说法，却不希望国人依赖它。国人值此世界多事之秋，无论英、俄、德、法都有其优美之处可供我们钦佩、给我们教训，使我们受到感奋而兴起，仅仅希望一方面胜利，企图以此苟延残喘，其言辞龌龊、其意图卑劣。

德国人指责英国人为金钱而战，又说英国应承担此次欧战首祸的责任，这话当不当，我不敢断言。然而英国人是伪君子，则是我所深信的。俄罗斯原本是一个专制国家，到了今天不得不依靠国民联合的力量来抵御敌人，所以俄国人如果立下奇功，将来固然可以向沙皇要求自由以酬谢今日的劳绩，因此我认为俄国人参战所获得的代价比英国人更重。简而言之，今天的战争，不过是英德之战而已，一方强暴一方奸狡，一方是真小人一方是伪君子。想要谋求日后的世界和平，德国应当战败，英国更应当战败，俄国也不应当获胜以助长其专制的气焰，唯有法国尚可宽恕。比利时作为一个小国，却是德国的劲敌，其中德要害几乎凌驾于俄法之上，使德国间接困住英国的计划竟然无法实施。虽然，比利时固然是说尊重其中立而抵御强暴侵犯其中立，德国纵然有万分不得已的苦衷也无法说出，因此就背负了强暴的名声而不顾惜，这其中最痛苦的乃是德国而非比利时。在列日之战中，比利时横挡在德军进军路上，使法国得以整理军备、英军得以渡海、俄军得以进入普鲁士，时至今日，德国仍东西奔波，疲于奔命，其痛苦也可谓剧烈了。然而比利时立下此奇功且牺牲其国土，天下后世仍不免评价其为英国的功臣，也可叹啊！

比利时是欧洲国际冲突的中心，历来祸乱的媒介，列强都怀有越国鄙远之心，想剪除这区区之地，据为己有。只是因为一人投骨，群犬磨牙，因而将其作为缓冲地带。是非相让的结果乃是相争的结果，并非有所尊重而不敢动，而是有所顾忌而不得动。一旦战端开启，列强都视此为必争之地，于是所谓公认其为局外中立的说法固然可以公然打破。不过首先发难者虽然得到优胜之势、先发之利，但大不韪的罪名也随之而来。然而要让德国像宋襄公那样博取仁义的虚名，遭受身败名裂、天下耻笑的实祸，德国岂会去做？所以我们局外人评论此事，固然应当尊重比利时，但也不可过分指责德国，且更须知国际公法不可依赖，局外中立国不可为，事至紧要关键时，没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毅然不顾的决心，不足以谈论立国之道。

现在的人尽赞美比利时而厌恶谈论土耳其，其实比利时之于英国、土耳其之于德国，似乎有着相同的关系。德国与土耳其交好，以巴格达大铁路为媒介，此路由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横贯小亚细亚，出巴格达及波斯湾口，德国实际上利用它来推行其殖民的大政策，且同时是世界交通上的一大革命。那苏伊士运河及西伯利亚铁路或许将因此而锐减其价值，英国

译不久俄国便处于不利境地，因此英国逐渐改变了防范俄国的政策，将原本维持达达尼尔海峡以阻挡俄国海军出海的举措，转变为敌视土耳其的行动；况且又担心俄国在黑海先取得优势，于是急忙率领海军攻击土耳其沿海，兴师问罪。然而土耳其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呢？说它纯粹是德国的傀儡，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其位于欧洲的土地夹在基督教国家之间，接连受到基督教国家的压迫，今天割让五座城池，明天割让十座城池，等到最近的巴尔干战役结束后，已是捉襟见肘，几乎无法在欧洲生存，仅仅依靠英俄两国的暗中制衡才保住了一隅之地；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哪有不想图强雪耻的呢？如今再加上巴格达铁路的关系，土耳其在欧洲失去的土地逐渐都成了斯拉夫民族的势力范围，柏林至巴格达的通道被堵塞阻隔，使得德国的巴格达政策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德国也很不愿意土耳其在欧洲丧失权势。土德联合，德国虽然怀有极大的野心，而土耳其也确实是苦心孤诣，希望洗雪近年来的深耻大辱。在达达尼尔海峡一战中，抵御英、俄、法从腹背水陆两路的夹击，力量未曾减弱，意志未曾沮丧，其精神与价值足以令人敬慕，毫不逊色于比利时。

译英德之间的关系，德国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我们作为中立国的人，并不认同这种日耳曼式的口吻。但远观一九一一年比利时上下两议院关于军事的讨论，足以证明比利时实际上想要摆脱中立的束缚，加入最强者的一方。其理由书中写道：“比利时的永久中立，是为了保全欧洲的均势”，陈说得非常高明。比利时以极大的代价才换得这份中立条约，世人正为比利时感到庆幸，但实际上，比利时的困难和危险因此反而更加严重。现在为比利时着想，应当请求列强召开公会，取消比利时的独立地位，这样比利时或许才能获得自由；如果不是这样，一旦德法发生战事，比利时被中立所束缚，势必会驱使它的人民去抵抗那些首先破坏中立的人。因此，比利时不得不帮助乙国而敌视甲国，既然帮助了乙国，那么它的命运就与乙国相连，即使比利时军队战胜，乙国战败，比利时也会同样遭受祸害。从战略和政策上论，比利时应当支配局势，而不应当被局势所支配。况且，比利时人不能认为敌军进入比利时境内之后才算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要知道敌军在比利时边境附近集结兵力，早已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在德法两国是一样的。比利时又何必等到实力强的一方敢于穿越国境时才起来与之对抗呢？世上还有比这更愚昧的事吗？况且采取攻势的一方，其力量往往强于采取守势的一方，胜败的契机早已潜伏其中，比利时又何必总是与失败的一方联合命运，而不在其间加以选择呢？总观这番言论，可以说比利时对于英法，或许也是最后经过选择而得到的良友。既然说有所选择，那么比利时敌视德国，或许不仅仅是一个中立问题，而是另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足以供中国人赞叹。

“比利时应当支配局势，而不应当被局势所支配”这句话，正是比利时特殊精神所在。比利时此前作为中立国，是被局势所支配的，然而其危害比利时人已经一一陈述过了。现在想要支配局势，自然以摆脱中立为当务之急，因为如果不摆脱中立，就不能选择一国联合起来以支配局势。最近的战役中，比利时虽然没有实际摆脱中立，我们如果不敬重它的特殊精神，那就只是随声附和地痛骂德国罢了。然而骂德国对比利时没有益处，对我国尤其不需要有这种长舌之弊。况且青岛战役中，我国受中立的害已经很苦了。我们如果想要尊崇比利时的特殊精神并私下思考效仿，就应当熟读前文，须知“永久中立”四字虽然是和平的美称，但比利时却视其为束缚，并且想要解除它。介于两大强国之间的国家，明明没有中立的空间却依赖中立，这是没有立国精神的表现。比利时因为具有这种立国的特殊精神，所以最终能够通过一战来期望支配局势。我们与其敬重比利时是为了自保其中立而战，不如说它气势雄壮是为了支配局势而战呢？此外还有一个必须知道的点，那就是我国才是真正被局势所支配的国家，将来列强讲和时，我国没有发言权却成为被分割的对象，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之余，不仅无面目面对比利时，又怎敢奢望与土耳其相提并论？所以我极力赞扬土耳其，说它也有支配局势的雄心，与比利时同样值得尊敬。

德国人有说比利时确实是愚蠢的，英、俄、法的人也有说土耳其确实是愚蠢的，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比利时如果不敌视德国，任由德国借道出兵，英、俄、法三国必将仇视比利时；万一德国最终战败，比利时将与德国同处不幸的厄运中，并且会比德国先遭受协约国肢解的危害。即使德国获得胜利，将来德国对待比利时又会如何呢？我恐怕并非仅仅借道的交情就能打动德国人友爱庇护的心意。我在这里敢断定，比利时如果联合德国，应当不仅允许德国借道，而且必定跟随德国与协约国为敌，就像今天与英法联军对抗的情形一样，因为如果不通过一战，比利时终究不能达到支配局势的目的。但与德国战也是战，与英法战也是战，这中间究竟是跟英法战，还是跟德国战？这是比利时自己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上的大计划只在于“一战”二字，选择哪一方面而战，这不过是计划上的一种应用手续罢了。况且比利时人曾经说过：“摩洛哥问题解决之前，德国确实是比利时的好友；摩洛哥问题解决之后，法国或许比德国更好。这其中应当大大审慎，不可冒昧行事。或者直接派遣参谋官驻扎在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四国使馆，细心研究此事，应当以全国的利益为本位，不应当以感情作用为本位。……比利时人受法国文化影响最深，常常被法国的意见所左右，尤其应当注意。德国是联邦帝国政体，法国是共和政体，从军事上说，比利时终究以倾向德国为好。法国自从建立共和以来，内政分裂，日趋微弱，德国则蒸蒸日上，有旭日当空之势，况且在军事上原本需要保存极大的阶级思想，以共和为政者万万难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以上言论，见于一九一一年《远东通信》《比利时议院国防问题军事脱离中立之辩论案》，所说的就是亲德之意。

译这是道义所在。由此可知，比利时原本确实曾想与德国携手，如今却改变策略以联合英法，让德国背负侵害中立国的恶名，而比利时则义正词严，博得世界各国的称许，比利时确实没有失算。但其不失算之处，并不全在于拒绝德军入境之时，回想一九一一年议会辩论的情形，尤其不能不深深感叹比利时军事家用心之深远。这其中又有一点值得称道：比利时人明知法国的共和政体无法与强暴抗衡，如今却毅然追随法国，人民又深受法国人民的感化，激发出最真挚、最坚定的爱国精神以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尤其令人敬佩。

译土耳其的局势比比利时更为危急。试想，欧洲战争的导火索难道不是近东的巴尔干问题吗？巴尔干问题也就是土耳其致命的创伤。土耳其即使不参战，将来欧洲战争结束后，土耳其想要不被当前的局势所支配，能做到还是做不到呢？想要避免遭受这种劫难，就只有指望能支配当前的局势，那么就只有参战了。土耳其联合德国参战，是选择危害较轻的一方罢了。如果战争胜利，土耳其从此将振兴国威，把斯拉夫人种全部驱逐出欧洲土耳其地区，以洗雪近代的仇恨；如果战争失败，遭受列强的瓜分，也是土耳其的命运，而且无法侥幸避免，也就无所谓愚蠢或不愚蠢了。

意大利太缺乏男子气概，背弃盟约而保持中立，既然保持中立也就罢了，然而拖延了很久很久，想着趁奥匈帝国疲惫不堪时，甘心对奥匈帝国下手，德国人讥讽它，说它自暴自弃应得的權利，而纵身投入不幸的漩涡中。我的意见是，加入战争原本不坏，背弃盟约也不应过分指责，只是想要仇视奥匈帝国，在1914年秋天就宣战就可以了，等到今天趁人之危，不是我所能赞同的。然而开战以来已经过了两个月，又没有显赫的战功可言，何必自找苦吃呢？

英国人驱使印度人上战场，别人为印度人悲伤，我却为印度人高兴。因为印度人做奴隶很久了，现在终于获得了当兵的资格，并且立下战功，印度人或许有昂首吐气的那一天了。我固然曾听说过有当兵义务的人必然拥有自由的权利，这项义务确实可以求得这种权利，印度人应当努力啊！

欧洲战争中遭受不幸最严重的莫过于波兰，俄国人和德国人在波兰的土地上作战，屠杀波兰人民，焚烧他们的房屋，波兰人对俄国没有罪过，对德国也没有罪过。况且波兰人分裂国土成为两国的奴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正希望依托大国可以坐享和平的幸福，哪知道两国竟然把波兰的土地当作搏斗的战场，使波兰遭受池鱼之殃，波兰人到哪里去喊冤呢？此外还有一个最妙之处，两国都自命为波兰的救世主，俄国人说我们将夺取德国所占的波兰土地重新建立波兰王国，德国人也说我们将使俄国人放弃其波兰的一部分领土作为重建波兰王国的基础，好像这场战争是为了波兰争取旧都、恢复故土而发起的，然而仔细推敲他们的话，不过是慷他人之慨罢了。而且预计特派一位亲支贵族戴上波兰的王冠，使其永远成为附庸，这对波兰人有什么好处呢？而那些强大的国家反而借此自诩为人道、为正义，其实如果真是为人道、为正义，各自放弃所占的波兰土地，交给波兰人建立国家、成立政府就可以了，战争又何必呢？自己吝惜所有而想要夺取别人的东西来施恩，又何必呢？我私下为那些强大的国家感到羞耻。

各属地的战争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情，如果将来本国战败，最终还是要交给别人，何不当初就不去夺取更好呢？如果本国胜利，用一纸条约划入本国版图就可以了，今天忙碌碌地做什么呢？

欧洲战争的声浪中有一个最新颖的名词叫“教训”，不仅是欧洲人这样说，即使远在西半球的美利坚前总统罗斯福也发表洋洋洒洒的大文刊登在杂志上，标题是《吾人所得欧洲战争之教训》。文中历数比利时、卢森堡两国的受灾，国际条约不可依赖，巴拿马炮台不可不建，每年制舰费用不可裁减，武备军事尤其不可不讲，其措辞可谓激切警醒了。美国尚且如此，我将如何呢？有人说我们中国地处东方，既未曾与人缔结国际条约以巩固国境，又没有巴拿马运河炮台可建，更没有基本的海陆军队可以作为增师制舰的扩充，醉生梦死于此也就满足了，又何必远引罗斯福的名言来打扰国人深沉的梦呢？我说：罪过啊！

又听说甲国以武力压抑乙国，也叫作“教训”，德国的敌人是英国、俄国、法国，他们的宣言说英国实在是世界动乱的根源，俄国更是野蛮横暴的巨擘，其他如法国、比利时各自有其过错，我们德国将给予他们教训；然而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仇视德国，也宣言说德国是半野蛮人种，我们也联合起来给予教训。好事者甚至列为预想的条件，说德国将取消其陆军第一的资格，并把海上霸权让给英国，这就是德国所得到的教训；而德国的军人又抗言反驳说，我们德国所得到的教训，只是“战胜即正义”这一句话而已。血肉横飞，骂声充耳，我们究竟以什么根据来评判他们的是非呢？

我对此又有感慨，列强互相以野蛮相骂，互相以武力加于他们所指的野蛮国家，列强究竟谁是野蛮谁是文明？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教训未结束之前，终究不能以空言解决，只是将来战事结局无论谁胜谁负，必定能各自得到心领神会的教训而去，这是可以预知的。然而反观我们国家豺狼当道，狐鼠横行，这才是真正的野蛮国家。假设有他国以野蛮辱骂我们并给予我们教训，那该怎么办呢？即使像一般袁世凯政府的卿大夫士所说，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承平之世，而外人必定像英国辱骂

译德国辱骂俄国，毫无理由地给我加上“野蛮”的名号，又毫无理由地兴师动众，不远千里而来，给我国施加教训，我国又能怎么办呢？我对东邻（德国）已经心生恐惧，但我料想中国后来的祸患不仅仅在于此。英国给德国施加教训，德国给俄国施加教训，美国人在一旁旁听这些教训后离去，即便有人提倡预防之道，我们不善旁听而坐等这些教训到来，当教训来临时，就会像乡村私塾先生鞭打顽皮孩童一样，遭受鞭挞了。今天有人遭受东邻的鞭挞而低声哭泣，然而将来还有比鞭挞更严重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这应当迅速自我猛醒啊！忧国忧时的士人痛哭流涕地陈述言辞，虽然不敢与罗斯福相提并论，但世界上有益的话本来就不专出在罗斯福口中，愚者千虑也必有一得。

译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全球震动，即便是缺乏世界眼光的中国报纸，也大多雇佣翻译人员，纷纷将英、美、德、日等国报纸的陈旧言论翻译出来刊登在版面上，大张旗鼓地标明标题为“欧洲战报”、“世界风云”。我国民众鉴于市面上的恐慌、西方人纷纷回国、洋货短缺且价格暴涨，以及青岛的战事、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也明白中国之外确实发生了这种出乎意料、惊天动地的奇祸，不得不从报纸堆中阅读相关事实以作为谈资，这也就是引起国人关注世界大势的良好教训。但是，这种教训如同印好的刻板文章，没有名人对此进行阐释，也没有好老师加以讲授，其中利害关系的联系，人们依然茫然无知。不幸的是，又发生了中日交涉事件，国人受到这番切身的教训，对于欧战或许又增加了一层的关注。

战事越是延长，各交战国所抱有的欲望必定越是扩大，但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大多不将其腹稿示人，只有有心人能在暗中揣测。想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战争结局的目的，那就是企图采取一劳永逸的策略，并且凭借战胜的威势，攫取许多利益来补偿战争的损失而已。现在足以供给这项损失的，在欧洲只有巴尔干和近东的土耳其，但巴尔干这些小国也多加入了交战国行列，究竟事后谁先承受被分割的痛苦，应当以德国的胜负为标准。如果德国胜利，与德国为仇的塞尔维亚和黑山自然应当供德国宰割以发泄其愤恨，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似乎可以谋求暂时的安全。如果德国失败，塞尔维亚和黑山依附于英、俄、法三个强国的势力，同时也能以战胜国自傲，而土耳其则有灭亡的祸患。土耳其如果灭亡，俄国或许能得到利益，至于英、法两国实在没有最大的利益可言。况且，这其中的关系虽然是此次战争的导火线，但它们之所以小题大做、舍死力争，关键在于谁掌握海上霸权、谁掌握陆上霸权这一点。因为想要解决这一点，于是各自投下一星之火点燃这导火线，造成巴尔干的爆裂。这片爆裂之地在战争终局后必定狼藉不堪，实在没有什么可乐的趣味。我们如果想一想，此时的中国与那些巴尔干战血余腥、满目荒凉的地方相比如何？我们自幸其安全，那些新掌握海上霸权、陆上霸权的战胜国也将羡慕我们的安全，攫取我们安全的乐土作为他们战胜国的胜利品。好比一场大的赌局，其中呼幺喝六的人全是豪商大贾，其胜负不能用局中现有的货币来计算，而天下名都大邑的巨大产业、宏伟建筑，实际上就是这赌局中的赌注。唉，多么痛惜啊！中国不幸在此时成了赌注，而争夺胜负的正是英、俄、德、日。至于巴尔干和土耳其，不过是赌局中暂时使用的货币罢了，能不感叹吗，能不恐惧吗！

谈到欧战至此，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琐碎的谈论？我说这就是我个人得到的教训，拿它形诸笔墨，这一片心固然是唤醒世人愚梦的赤诚之心。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大篇文章？我说我不善文辞，不敢厚着脸皮也写战役史论。“史论”二字尤其让我畏惧，随便谈谈，只好填补笔记的篇幅罢了。

偶然看到七月十八日《时报》的北京专电，袁世凯总统府的内史监致函内务部，请求查禁坊间出版的《中国预言》。我也曾在报纸广告中看到过《中国预言》的广告，大标题写着“金圣叹手批本”。我很喜欢阅读金圣叹批注的书，但我却不相信这种荒唐的说法，所以视同平常，没有购买阅读。后来看到查禁的电报，好奇心生，于是急忙买了一册阅读。看来看去，总看不出袁家天下的好处来，难怪这位老家伙勃然大怒，毅然查禁。这本书虽然说是金圣叹批注，但也不过是《推背图》六十段加上一个金圣叹的序言而已，其序言也只谈论《推背图》，而吕望的《万年歌》、诸葛亮的《马前课》、李淳风的《藏头诗》、邵康节的《梅花诗》、刘伯温的《烧饼歌》、黄蘖禅师的诗等篇目，并没有金圣叹只言片语，书商汇刻成编，统称为“金批秘本”，这也是欺骗人的手段。金圣叹批注的《推背图》，验证过去的事情到第三十三象为止，这一象是满清入关的征兆。至于第三十四象应验了什么事实，金圣叹本来无从臆测，所以他说：“验证过去的事情容易，推测未来的事情难。既然已经验证了过去，似乎不得不推测将来，我只愿从此以后，我所说太平治理的幸好应验，我所说不太平治理的幸好不应验，那么我或许可以告无罪了”等等。我阅读这本书，首先注意金圣叹的批注，所以对于第三十三象以前有金批证实已无差错的地方毫不注意，而对第三十四象以后加以思索，寻求其与金批是否符合，觉得金圣叹也有谈言微中的地方，代为补充验证了几条列在后面。

第三十四象谶语说：“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

译颂词说：“太平年间又见血花飞舞，五色花纹制成裹身外衣。洪水滔天禾苗不茂盛，中原大地曾见梦想全非。”金批说：“此象疑似遭遇水灾或战争，与天灾同时出现，这是一次动乱。”我说此象主要预示洪秀全太平天国的革命，“头有发”说的是留长发，“太平时”说的是国号，“王杀王”说的是东王、北王自相残害，“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这两句嵌入了“洪秀全”三字，并且又隐指曾国藩的姓氏、太平天国必然失败，真是精妙极了，准确极了。

译第三十五象中有“西方有人，足踏神京”的诗句，又有“帝出不还”、“帝子临河筑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的诗句，这实际上是指咸丰帝出巡热河，以及英军火烧圆明园的事情。金圣叹批注说：“此象疑有出狩事。”这话是对的。

第三十六象颂曰：“双拳旋转乾坤，海内无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后，西望长安入觐。”金圣叹批注说：“此象疑一女子能定中原，建都长安。”我说金先生错了，这是预示西太后庚子年出巡西安的征兆，第一句中的“拳”字还含有拳匪的意思。女子确实是女子，长安也是长安，可惜西太后并非安定中原的女子，而是颠覆满清的女子罢了，但这足以看出金先生构思巧妙，也能稍微窥见端倪。

第三十七象谶语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我说此象是清朝灭亡的征兆，“汉水茫茫”指武汉首义之地，“倒戈八月”指首义之时，“水清终竭”、“不统继统”指清朝灭亡的宣统朝代，“南北不分，和衷与共”嵌入了“南北共和”四字，“半凶半吉”也是民国共和宣布后的实情，而且半吉似乎属于袁字，大概说共和半凶的原因就在于袁氏当权。金圣叹对此象无法下批语，这大概是金圣叹所不能料到的。南北共和真是空前绝后的大事，我如果不是生在金圣叹之后亲眼见到此举，又怎么能说得如此清楚呢？金圣叹序言中又说：“胡运不长，可立而待，毋以天之骄子自处。”如果金圣叹当时知道此象就是清朝灭亡的征兆，他的欣喜该是何等程度？可惜他不知道。虽然如此，第三十七象以前的事既然如此准确，第三十七象以后的事又怎么知道不全是假的呢？我的智慧不及金圣叹，又从哪里去推测呢？于是我就根据金圣叹的批注再推测几条。

第三十八象谶语曰：“门外一鹿，群雄争逐。劫及鸢鱼，水深火热。”金圣叹批注说：“此象兵祸起于门外，有延及门内之兆。”我说这就是指欧战而言，《推背图》到这里便具有了世界眼光，可谓极其精妙。

第三十九象有“鸟无足，山有月”的诗句，似乎是指青岛。又说“旭初升，人都哭”，这明明是指东邻日本的祸患。金圣叹批注说：“此象疑一外夷扰乱中原。”确实没错，而且此象还有“十二月中气不和”的诗句，似乎还切合旧历甲寅年十二月的事情，日本提出的要求条件正是在这个月递交的。

第四十象有句曰“一二三四”，似乎是指民国四年。又说“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一口”即是“日”字，“无履无毛”恰恰画出了一个日本人的形象，只是末句有“生我者猴死我雕”的诗句，用嵌字法推测，其中含有“猴死”二字。有人说孙中山也是猴，究竟民国四年该死的是哪一个猴，则不是我敢知道的。

第四十象之后实在无从推测，阅读金圣叹的批注也不敢说他的话是对的，只是第四十一象有“称王只合在秦州”的诗句，参考其他篇章，如《梅花诗》也有“豹死留皮，长安秋色”的诗句，如禅师诗又有“旗分八面下秦州”的诗句，难道亡清的死灰还有在西安复燃的一天吗？我很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第四十二象有“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的诗句，有“中日安”的字样，或许此时因为美国从西方而来，中日交涉于是无事，这也是可喜的征兆。只是第四十五象又说“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洗此大耻”，又说“金乌隐匿白洋中，从今不敢称雄长”，或许木鞋儿（指日本）还要遭受教训。

我最喜欢的第五十九象，此象数目将尽，其词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又说：“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金圣叹批注说：“此大同之象。”我也说至此而世界大同了，世界终究有大同的一天。在此象之前的第五十六象又有句曰：“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可见促进世界大同的仍然依靠战争，不是坐等就能实现的，那么今天的武备不可不讲究了，这话希望人们不要以荒唐之言而鄙弃它。

这本书的出版，其跋言中有说：“民国时代例无忌讳。”大概是在君主时代，个人的天下患得患失，所以厌恶此书。如果是五族共和，其间绝无个人的得失，只寄托国运的盛衰，身为总统禁止它做什么呢？

宋张邦昌，是个龌龊小人，然而此人却屡次遇到奇运。当元符三年时奉旨出使高丽，恰逢其国王去世，国人

译重视中原的使者，权宜立张邦昌为王，过了一个月左右，宋帝下诏让他回国。靖康年间，他又奉旨出使金营，金人图谋灭亡赵宋，立张邦昌为楚帝，他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朝见百官三十多天后便罢免了。唉！此人的命宫中不知主何星曜，竟能屡次窃取南面称尊的权力，做临时的国王及皇帝。我在此大为项城人感到遗憾，可惜没有具备张邦昌那样的命数，虽然曾经出使高丽，阿谀依附异国，却尚且不能得到皇帝哪怕一日半日的册封，平庸碌碌度过长年，行将就木，深深羡慕张邦昌的奇遇而不能达到那个目的，是天意呢，是时运呢，是气数呢，还是命数呢？袁崇焕若有知，也应当为那些力图上进的孝子贤孙洒下几点悲愤之泪，呼唤苍天却如梦般迷茫啊！

译闲暇时，偶然与朋友谈论中国各省的方言，应当以哪里为最优，我首先推崇苏州话。朋友问其原因，我说吴地女子的软语最适宜表达情感。如今试着隔着邻居听吴地女子的声音，无论那女子容貌美丑如何，她那缠绵的语声，总足以使人心意消解，令人喜爱。又有评论吴歌的人，其言论说吴音清柔，歌唱则幽深透彻，深沉绵长，切合感慕之情，所以乐府中有《吴趋行》《吴音子》，又叫做吴〇，都凭借音律在天下称擅，其他郡县虽然学习也赶不上，可见自古已有定论了。

世间男子喜怒哀乐的事情，其极点往往体现在女子身上，列举一二以见一斑。最可喜的是美人的眼波，而且尤其不止于眼波，世上有作美人百态诗的人，这是说美人从头到脚都可喜。最可悲的是思念美人却见不到，追求美人又得不到，或者与美人有情但事情不谐，凡是小说以苦情、哀情命名的，其间固然不能脱离男女之间的窠臼。其他如最可厌的是丑妇多作怪，最可怕的是河东狮吼以及悍妇辱骂的声音，最可听的是小女子的歌喉，最可乐的是意中人的归来，这些都是最显著的。世上没有女子，男子必定没有喜怒哀乐七情可言，而世间的喜怒哀乐都发端于男女之间。我对此深深羡慕世间多情的眷属，并赞美他们是极乐国中人，而对于那些一生没有艳福的人又不禁为他们抱持一片同情的痛惜，并且感叹孽海茫茫，众生苦恼，不仅仅我一人如此。

我弟弟昨天问我一件事，大略是说中国幼童常常害怕见到外国人，是什么原因？我想这很有研究的价值。大概中国父母长辈抚养小孩，遇到他们啼哭或有所乞求时，常常用外国人恐吓他们，并编造种种无稽之谈，说外国人如何暴厉，碰到了必定没有好下场，以此来止住小儿一时的啼声。譬如《三国演义》所述，人听到张辽的名字，即使是小儿也不敢啼哭，其实小儿哪里知道张辽，更哪里知道张辽的可畏？不过是父母长辈一时故意渲染夸大，不知不觉输入到儿童脑中罢了。在父母当时的心意，也不过是止住小儿暂时的喧哗，然而其危害却是给小儿种下了畏惧外人的劣根性，等到成年或半成年时，每次见到外人终究不自觉而生出畏惧。又譬如人本来不怕鬼，而且深知没有鬼，也因为童年时常受恐吓的缘故，脑中畏惧的旧念终究不能自拔，意气消沉，精神颓丧。人既不勇武，国家怎能不衰弱？因此此后作为父母长辈的人要有办法来救正，其实教育儿童的方法只适宜启发引导，循循善诱，不在于编造这种无稽之谈来恐吓他们以伤害他们的心智。

古来诗人名士，最不幸的是陆游（字放翁）。我这话很奇怪，特意用陆游的事实来证明。放翁初娶唐氏女子，夫妻相得，但不被婆婆所容，陆游休了她却不忍断绝关系，另建馆舍让他们居住。婆婆知道后查禁捕捉，于是断绝关系，后来唐氏改嫁同郡宗室赵士程。春天出游，在禹迹寺南的沈园相遇，唐氏让丈夫致送酒肴，陆游怅然赋《钗头凤》一词说：“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浪痕红〇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氏看见后和了一首，不久郁郁而终，放翁再次经过沈园，赋诗哭悼，已经足以称为情天中的憾事了。后来放翁入蜀，寄宿在一家驿站中，看见墙上题诗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询问得知是驿卒的女儿，于是纳为妾室。刚半年，夫人将她赶走，这夫人当然不是唐氏女子可知。妾室临行赋词说：“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这又是一桩憾事。贤妻美妾无福消受，悍妇恶姑这情怨谁？做放翁也难啊。况且放翁处于天下多事之秋，中原动荡之日，腥膻遍地，胡患弥天，放翁一生又碌碌不得志，望空挥泪，无处埋愁，不得已而寄情香艳，聊以自遣，又遭遇如此多的憾事，反而更加煎熬束缚。“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翁诗曾自道其恨了，可悲啊！

龚定庵生平放浪不羁，颇爱妇人，所遇也很奇特，所以晚年有“试问英雄末路里，温柔不住住何乡”的诗句，虽是伤心语也是得意语，大概终究有乡可住。他的儿子龚孝拱比父亲更怪异，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概就是这样。孝拱初名公襄，后来屡次改名为刷剌、橙、太息、小定、昌匏，愈改愈奇僻。曾经纳粟捐官参加一次京兆试未中，非常愤怒，从此放弃举子业。喜好狎邪游玩，但因为性格冷僻、少言语，落落寡合，

译龚孝拱中年以后更加落魄不堪，以至于靠卖书为生。他旅居上海，与广东人胡寄圃相识。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正在上海设立招贤馆，延揽四方知名人士作为幕僚，胡寄圃将龚孝拱推荐给威妥玛，威妥玛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于是让龚孝拱为自己讲授《汉书》。从此，西方人把龚孝拱当作英国公使的老师，称呼他“龚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时间道学先生们便群起攻击他。

龚孝拱因此更加放浪不羁，曾经公开宣称：“中国天下与其送给满清，不如送给西方人。”庚申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谣言说是龚孝拱出的主意，并且他满载金玉重器回国，于是人们更加看不起他。龚孝拱于是又改了自己的号叫“半伦”，“半伦”的意思是，他抛弃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只爱妾室罢了。

求幸福斋主人说：可悲啊，这个名号！一个人如果连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都不能相容，那么他内心的恶劣与凄怆可想而知了。然而妇女却能与他相容，这难道不是值得感动和可爱的吗？但是人生不得志，只能寄托情感于妇女，这也太可悲了。

后来我读了《孽海花》这部小说，说半伦有两个妾，凡是著书时，一个妾磨墨，一个妾画红丝格，可以说是享尽了人间的艳福。谁知某年正月，两个妾竟然同时逃走，这样即使想维系这“半伦”也做不到，从此想必该改名叫“不伦”了。唉，可悲啊！人生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他在英国人那里做幕僚，公开宣扬排满，在当时被视为恶德，在后世却成了美谈，只有圆明园这一节确实有瑕疵。然而半伦并没有发财致富，临终时只留下一个价值五百金的碑帖，还把它剪碎，足以见得他的困窘。当时的人鄙弃他太过分，又厌恶他喜欢谩骂人，或许编造圆明园的谣言来污蔑他，也未可知。

又听人说，曾国藩想笼络半伦为自己所用，设下盛宴款待他，略微透露出自己的意思，半伦大笑说：“以我的地位，您即使给我官职，最多也就是监司罢了。您想想，我怎么能居于您之下呢？罢了！不要多说了，今晚只可以谈谈风月罢了。”可见这个人如此高尚，那些鄙薄他、认为他是洋奴的人，谁相信呢！

译龚自珍性情怪诞，但诗词雄奇壮丽，足以打动人心。他旅居京城时，竟与荣恪郡王绵亿之子、所谓明善堂主人的某位贝勒的福晋私通，事情败露后，便称病辞官回乡。晚年他又宠爱一名叫灵箫的妾室，后来另有私情，竟然用药酒害死了龚自珍；又有人说，是某位贝勒不忘旧恨，暗中派人害死了他。由此可见，龚自珍所谓的温柔乡，其实就是死亡之乡。然而，死得风流，死得清净，比起那些让儿子陷入半伦常关系、半伦常关系却不可得，活着遭受潦倒凄凉之苦的人，还要略胜一筹。

龚自珍去世数十年后，又出现了汪笑侬。他凭借明经的身份在某王府担任讲席，王府中有一位寡居的妃子，他便与她私通。时间久了，被统领羽林军的人侦知，竟然将这一对野鸳鸯捆绑起来送到宗人府请求治罪。慈禧太后和礼亲王都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便剥夺了汪笑侬的明经头衔，将妃子送回王府。后来汪笑侬去了江南，携带一名中年美貌妇人，正是这位妃子。这位妃子擅长演唱昆曲、皮黄等声腔，汪笑侬则擅长弹奏弦索，渐渐也能唱歌。等到他在上海天乐窝担任琴师时，贫困不能自给，于是也拾取闺中人的余唾，登上红色的舞台演唱须生角色，以“伶隐”的名号在江南大振，现在还在北京胡乱演唱《马前泼水》呢。这件事奇特极了，他的艳福甚至比龚自珍还多，穷书生确实可以傲视名士了。

《江淮异人传》记载，戴沈汾隐居乐道，家中有两名妾室。一天，他对妾室说：“如果我死了，你们能哭吗？”妾室惊讶地说：“为什么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坚持追问，他说：“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怎么能不哭呢？”沈汾说：“你们现在试哭一下，我看看。”于是登上床榻坐下，强迫两名妾室挽着袖子哭泣，哭到伤心处，沈汾竟然死了。这种死法非常奇妙，如果让龚自珍这样死去，他的快乐应当无穷无尽吧。

我不爱下棋，去年游览东京，别人强迫我下，下了两三子后就推开棋盘离开，看到别人津津有味地视若珍奇，习惯于整天不下棋而不倦，觉得很奇怪，但也不愿意凑过去看。别人问为什么，我说：“下棋下棋，终究是在这棋盘的圈圈内争夺胜负，跳不出圈子外面，谁耐烦用这种心机？况且我不只是对棋如此，凡是种种事情想要我无缘无故多用心思，我就不愿意去做。”虽然如此，这仅仅是说棋罢了，其实世间的事就是一局棋，跳来跳去，谁又在圈子外面呢？我活了二十多年，自问还有才智，想要勉励自己做一个阴险固执的人与世人争一日之长，似乎还不弱，但得到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看不起这样做，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冷僻怪诞。然而我又不是厌世，厌世也没有多少好处，虽然天天宣言说我厌世、我厌世，然而也跳不出世界外面，又何必说厌世呢？也只有自己舒适就舒适，得过且过，今天有机遇成为圣贤英雄就成为英雄圣贤，明天不幸而必然坠落为罪人贱夫就成为罪人贱夫。我与世人本来没有争斗，如果世人想要强行与我争斗，也像下棋到了濒危的时候，也不得不稍微用心思，姑且对付一下，不是为了求胜，而是自然而然罢了。世上有智者，勤勉不息，捋起袖子争夺，加倍赶路前进，甚至倒行逆施以求取旦夕的侥幸，看我苟且安身或许还比他们稍好一些。用来自我安慰并自我开解，乱世的人或许会赞许我的话。

田北湖为他远祖田兴作传，叙述他远祖田兴与明太祖的交情如同兄弟骨肉，但田兴成功后不居功，以布衣身份终老，明太祖特意派遣使者手持手书在六合召见他，那封信是明太祖亲笔写的，值得观看，选录如下。信中说：

元璋被兄长抛弃不下十年，地角天涯，不知道云游到哪里，何曾暂时忘记过？最近听说打虎留在江北，为此高兴得不可抑制。两次召请而执意不肯来看我，如何开罪到这种地步？兄长难道没有故人的情谊，更不能用勉强来委屈你吗？文臣喜欢玩弄笔墨，所拟定的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意亲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

按：明太祖这话骂尽了所有文绉绉的人。唉！文人擅长的只是笔墨罢了，倚仗他们的长处所以喜欢玩弄，然而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这文字究竟有什么用，不也可以停止了吗？

从前龙凤僭越，兄长劝我自作打算，又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攻下，告诉徐达说：“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再来多事了。”我原本以为这是戏言，没想到真的绝迹了。皇天厌恶战乱，让我消灭南盗、驱逐北贼，无德无才，岂敢妄自尊大？天下突然推戴我，陈友谅如果有知，只会嘲笑我罢了。

按：明太祖这话是何等胸襟！然而以明太祖的雄才大略，还有这句良心上的谦词，世上没有豪杰，只让小儿辈妄自尊大，这也更可笑啊。

三年在这个位置上，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搬家南来，离京城很近，不仅躲避我，而且拒绝我。昨天由去的使者传言，让人听了汗流浃背。虽然如此，人的相知没有比兄弟更深的，我们二人不同父母，胜过手足，昔日的忧患与今日的安乐所处各当其时，而平生

译交情友谊不会因时势的变化而改变。世上从未有过兄长因为弟弟显贵，就只知闭门翻墙来当作是良策的，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是偶然做了皇帝，并非一做了皇帝就改头换面，不再是朱元璋了。

译快人快语，如果不是真正的英雄，谁能说出原来做皇帝不过是偶然的事呢？有什么天生的聪明、圣明的文治武功，如果一做了皇帝就必须改头换面，这真是不值一笑。虽然如此，所有的事情都应当这样看待，不要被文人的愚见和世俗的情感所打动，这才是真正的角色。

本来我有兄长，并不是做了皇帝就把兄长当作臣民看待，希望顾念兄弟之情，不要拘泥于君臣之礼。至于明朝的事业，兄长能帮忙就帮忙，否则就听其自然，只叙兄弟之情，不谈国家大事。美不美是江中的水，清的自清，浊的自浊，再不过江就不是真正的角色。元璋

结尾说两句江湖话，真不愧英雄本色。

纵观全书，确实不是文人所能写出的，尤其足以看出明太祖是一个爽快的男子，不是那种皮里有血、眼里有筋，被铜枷铁索牢牢束缚而不能自拔的人。这种文字真是千古奇文，不仅历代帝王家没有这样的笔墨，即使是自命为英雄豪杰的一般人，又有谁如此慷慨爽朗呢？我读这篇文章，痛饮三大杯黄酒，浮一大白。

“相思”的“相”字有交互的意思，指的是男女双方而言，但也有仅指一方的情况，比如平儿不爱我，我却爱平儿之类，这就叫做单相思。但单相思有时也可以成为双方相思的起点，而且可以促进双方的相思。又有一种人，偶然见到古来书册中的美人才子而羡慕他们，也形成了单相思的病。相传某位闺秀爱读《红楼梦》，一定要嫁给宝玉哥哥，家人烧了她的书，她就哭着宝玉几声而死，就是这类情况，这就叫做梦幻式的单相思。又有一种人本来无所思，但因为人生适意的缘故，终究不能没有佳人作伴，而眼中所见到的佳人又不是我心中所想的佳人，于是潦倒凄凉，认为佳人实在不可得，然而脑中、心中却时常存有理想中佳人的面影，这就叫做理想式的相思。我有《蝶恋花》小词说：“人人都道相思苦，我不相思，也没有相思的伴侣。苦到孤怀无定所，看来还是相思好。天若怜我天应许。我愿相思，可有相思的女子？倘若得到相思的恩赐，相思到死无他语。”这就是理想的相思语。昔日才子张灵只许崔莺莺为佳人，但我认为还不够恰当，想另出一言更正，但我又不能自己抒发胸臆。天下的才子，能否各自以其理想中的佳人为蓝本，描绘在小说、传记、诗词中给我看呢？我馨香祝之。

我不懂声韵却喜欢填词，日后必定下工夫学习，这道比作诗更难。现在的作词者只求合谱不求上口，在平仄中没有差错，就自命为老手，然而这类老手又多板滞不见性灵，在音调上、字句上无一可取。不得已而思其次，现在正值音韵衰微之时，不如仍以注重性灵为主，而我乐于作词的原因，也只是因为词这一道最能发挥性情罢了。里巷歌谣每多天地间的至理、艺苑的妙句，然而所谓的至理、妙句，大多类似词中的语言，可见妙句以词为最多，而天地间的至理容易在这长短句中发现。

词与诗不同，曲又与词不同，然而词固又可以合于诗。《药园闲话》说：“《殷雷》之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这是三五言调。《鱼丽》之诗‘鱼丽于〇，〇尝鲨’，这是二四言调。《江汜》之诗‘不我以，不我以’，这是叠句调。《东山》之诗‘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这是换韵调。《行露》之诗‘厌〇行露’，其二章又云‘谁谓雀无角’，这是换头调。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这就是明证。至于曲与词的相似，浅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诗、词、曲的分界又究竟如何？王阮亭有说：“词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曲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却真不可思议，有天然的界限。

填词作曲须晓七声，近今词学荒芜，昆曲绝响，所以七声之学也无人过问了。近年忽然讲究皮簧，尊崇谭派，说谭鑫培的吐字悉有阴平、阳平之别，于是戏迷们退而考求七声，我也是戏迷之一，岂能不从事？曾按毛氏《七声略例》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之七声，其音易晓而鲜成谱。周德清但分平声阴阳，范善溱《中州全韵》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所以少见。今略举其例，每部以四字为准，谐声寻理，连类可通，初涉之士庶无迷谬。计凡七部，惟上声

译既然阴阳无法区分，叙述次序先阴后阳，也不过是沿袭周氏的旧例罢了。例如左边：

译阴平声：冲、该、笺、腰

阳平声：蓬、陪、全、潮

上声：无阴阳之分

阴去声：贡、〇、霰、钓

阳去声：凤、卖、电、庙

阴入声：谷、七、妾、鸭

阳入声：孰、亦、〇、错

只要懂得这些声调规律，就可以唱戏，也可以随意修改剧本了。

我曾聆听谭鑫培演唱《碰碑》，在反二簧的第四句“锦绣龙朝”中，“朝”字用阳平声咬字，“龙”字稍微提高、稍微顿挫，然后稳稳地将“朝”字唱出，“朝”字之后的转折仅有五处曲折；如果是其他演员演唱，则会提高嗓音胡乱耍弄一串花腔，结果“朝”字就被念成了“超”字，这就不是阳平声的本音了。又如第六句“我杨家反做了马前的英豪”，“杨家”的“杨”字是阳平声，在这种地方演唱，很难唱出阳平声来，所以谭鑫培将其改为“我父子”，“父子”二字都是上声，上声没有阴阳之分，容易上口，高低快慢都可以随意处理。由此看来，名角自行修改剧本、更改唱法，必定有其理由，并不是胡乱瞎扯。

又如孙菊仙演唱《朱砂痣》的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泪流脸上”的“流”字，按照阳平声唱出来余味悠长；“脸上”的“上”字是上声，以孙菊仙苍老的嗓音唱来，也非常悠扬，看不出痕迹。第四句“难配鸾凰”的“配”字是阴去声，所以唱得扎实。至于“鸾凰”二字，有时也唱作“鸳鸯”，“凰”是阳平声，“鸯”是阴平声，“凰”字下面可以耍腔，“鸯”字下面则不能耍腔。由此类推，无论是二簧还是西皮，凡是属于阳声的字，才可以用于耍腔的最后一个字；而属于阴声的字，则应当截然停止。原板二簧《盗骨》唱词中的“我也曾征过了塞北西东”，这个“东”字下面不能耍腔，是因为它是阴平声的缘故。又如《空城计》唱词中慢板西皮的“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这个“坤”字下面不能耍腔，也是因为它是阴平声的缘故。至于《卖马》唱词中“两泪如麻”的“麻”字是阳平声，所以谭鑫培在其下行腔，更增添了凄凉的韵味。

旧剧唱词大致使用中州音、吴音、鄂音三种，此外还有两个字，如“更”不读庚而读斤，“脸”不读捻而读简，称为习惯音。然而据我考证，庚、青、蒸韵可以通用，而“更”字可以作“历”字讲，譬如“更事”这个名词就是“经事”的意思，所以“更”可以读作“经”。至于“脸”字，明明是居奄切、音检，在俭韵中，读作捻的是俗音，剧中独用其古音，有什么奇怪的呢？

上海进入戏馆坐包厢看戏的多是妇人和大商人，地位固然尊贵，但对风雅全然不懂，怎么能真正领悟剧中的精髓？庸俗的伶人偶尔擅长两句花腔，就大张旗鼓地标明自己是谭派，以讨好座客，座客听了很高兴，认为谭派就是这样的；如果谭叫天真的来了，他的行腔花腔必定比这更厉害。等到谭叫天真的来了，人们震惊于他的名声，果然空巷前往观看，一听他唱得简单干净，就惊慌失措，认为谭调必定不是这样的，要么谭叫天是假冒的，要么是他不用心，不然，为什么与我平日理想中的谭叫天、平时听到的谭调不同呢？于是谭叫天就受到这种理想习闻的影响，知音寥寥，无法在上海展现真容，可悲啊！

中国人的特性只有善于附和、善于模仿，附和之徒毫无主见，模仿之物也不过得其形似。从上海人心目中所谓的谭调推及到其他事物，固然没有不中此病的。所以中国今天的文章、工艺，事事物物都没有进步可言，可叹啊，可叹啊！

曾见吴趼人所著小说，内载香港当初开埠时，华商到者寥寥，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穷极无聊，偶然买到小儿玩物，用口吹“兵碰”作响，名为滴滴冻的计数十枚，携往香港，日坐于外人总会之门大吹之。一个西人出来看见非常诧异，询问每枚价格多少，穷困潦倒的人不懂英语，伸出一根手指表示，意思是说一文钱。西人不知道，以为是一元，就给他一枚银币。等到入口吹之，一吹就破，于是奔走告知同类速来研究此物。等到众人到来，都以为奇异，就争相投掷银币购买并吹之，有响的、有不响的，那些能吹响的人对不能吹响的人有傲色，而不能吹响的人就非常愤怒，解囊掏出巨金购买多枚吹之，边吹边破毫不吝惜，只求其响而后已。然而那些能吹响的人也因为技艺不精，时常破损，所以也必须时时补充。如此数月，外人尽能吹作“兵碰”之声，而穷困潦倒之人的口袋也满载而归广州了。此事虽近滑稽，但西人确有此好奇之心理。

又闻乙卯年巴拿马博览会中有

译有一个中国人摆摊卖水烟，曾经独自坐在摊前，拿着水烟筒吹纸媒子使其燃烧，然后烧着皮丝烟吸食。一个西方人看见后感到非常诧异，向他借了一张纸媒子吹火，却怎么也吹不燃，于是便邀请朋友和同类一起来研究，甚至劳驾那位著名的理学博士也亲自前来试验。博士到了之后，虽然能按照物理学加以种种解释，让人明白其中的原理，然而还是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吹燃纸媒子。这足以看出西方人随时随地都留心观察，没有一件事不去探求其中的真理。我们国人只知道皮毛，不求进步，应当痛恨自己的愚昧，不要嘲笑他人的痴迷，这样就对了！

译又听说有一位擅长吹唢呐的中国人，偶然跟随权贵前往西洋，在船上拿出唢呐吹奏，西方人都赞叹欣赏，其中一位德国人尤其崇拜，请求他做老师，传授吸气的方法。后来德国人技艺学成，便以擅长吹奏军笛闻名，并且将中国《风入松》《破阵乐》等曲牌译入德国军乐谱中。大概外国人善于学习竟到了这种地步，能够神妙地领悟并融会贯通，进而变化创新。相比之下，中国留学生只知道拾人牙慧，两者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与我国同处东方，同属黄色人种，他们发现西方文明并加以学习也是在同一时代，然而今天日本蒸蒸日上，我国却毫无进步可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起初也思考不解，后来看到英文《京报》刊登了一篇英国人的论述，解释这个问题颇为充分，特此摘录叙述，代替我表达观点。

在很久以前的时代，中国就用自己的文明恩惠于本国邻近各地的野蛮种族。这些种族不知道书写，也不知道计时，中国人便将较高尚生活的理想传授给他们，使他们脱离野蛮的状态。今天所谓的日本，起初本来也在受教的行列之中。日本人最初的性格习惯，与婆罗洲食人饮血的丹克种族相差无几，直到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才脱离原始人的状态，知道了什么是法律，知道了什么是制定法律的人，知道了要尊重圣贤的教诲，知道了过去的历史，知道了世上有高于争抢杀戮、掠夺偷窃的生活，知道了美术、学问、商业是和平的盾牌。凡是这些种种，即使日本人有如悬河般的口才，也无法辩驳。等到后来他们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压迫时，日本已不再是杀人饮血的种族，已经遵奉中国的教化典范，又天性喜爱进取，知道中国的文明虽然能引导人进入文化之乡，却不能获取物质进步，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发言权，于是舍弃这个选取那个，一反手之间，将承袭自中国、已成为日本生活一部分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原理割裂抛弃，转而采用一套思想完全不同的制度。于是没过半个世纪，日本在外观上俨然成为一个欧化的国家了。然而中国也同时效仿学习，却进展非常缓慢，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知晓。因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经数千年，在人心中的盘结极为深固；日本从中国那里获取文明，并非有先天的联系，根基浅薄，所以一见有其他文明，便舍弃旧的谋求新的，并无困难。至于中国则不然，国民生活的理想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与日本当时从外来获取的不同，外来的事物挖掘起来容易，本国产生的事物，不经过艰辛剧烈的过程，不能用其他事物来替代。

我抄录这篇文章后，针对“日本受中国文明教化”这句话，想到一件事来证实它。偶然读到郑板桥《题画》中有这样的话：“画家‘写意’二字误了多少事，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不再求进步，都犯了这个毛病。必须极其工整之后才能写意，并非不工整就能写意。”我由此联想到日本的绘画。日本旧式绘画不得不说是学习自中国的，而且他们的画家很推崇写意一派，用浓墨大笔胡乱画桃符，就自夸说善于写意，而实际上连博得高雅人士一笑都不够。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根基太浅，仅仅学习了我的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从规矩的工笔入手。由此类推，凡是日本所谓的文字、汉文学、诗词等等，没有不与其写意画相近似的，都缺少中国浓厚的真精神，与英文《京报》所说的完全吻合。偶然听人说，日本有一位文学博士曾研究汉文，有人问他为何用心如此深入，他笑着回答说：“三十年后，我将到中国去执掌汉文教育的教鞭。”唉！我国人三十年后难道真没有一人懂汉文，而必须远请颠倒文法的文学家来担任我们的良师吗？还是日本人的话夸大而不值得相信呢？然而必须自我激励了。

甲寅年，自古以来多战乱。刘献廷《广阳杂记》所记载的，如尧时的洪水、周幽王得到褒姒、吕政（秦始皇）改变嬴姓、吴三桂背叛清朝，都发生在这年，然而都不如民国甲寅年（西历一九一四年）兵乱的凶险剧烈，但这话偶然符合也是怪事。

有人说中国今天像人患了麻木不仁的病，不久就要灭亡了。然而今天确实尚未灭亡，灵魂虽然出窍，但躯壳还在，于是救国之士常说应该唤醒中国的灵魂，或许还可以挽救。然而唤魂固然已经唤了很久，而病情毫无起色依旧如故，这是终究不可救药，终究要死而装殓入棺了。但死后不知有没有国鬼呢？如果按常理说人死确有鬼，但无鬼论现代科学家历历在目地论述过，如今请先研究鬼，以证明国鬼的说法。

人死后究竟能不能变成鬼？活着的人未曾尝试死一次来试验，而死的人一去不复返，不肯把鬼的事情告诉人，只剩下一般没有鬼经历的人胡乱发挥他们的猜测之词，以有鬼无鬼相互争论，其实都是鬼门外的外行，哪里足以谈论鬼？所以我便

译我深感自己不如鬼，不敢胡乱谈论鬼道。只是根据乡间父老所传述的，大凡鬼魂现世，大多是生前因急病而死的人，比如吊颈鬼、产后鬼、无头鬼、水鬼之类。至于那些寿终正寝的人，虽然也有因病而死的情况，但他们的死亡过程非常缓慢，所以没有鬼魂；即使有，也不像急死鬼那样凶恶。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人只有惨死才会有鬼。

译人如此，国家也理所当然如此，所以我希望中国快点灭亡。比如灭亡在共和政体刚刚建立不久之后，那明明是产后鬼。又比如被外国人瓜分，那明明是断头、断四肢的惨死鬼。只要鬼魂还在，终究还能找人作祟，让灭亡我们的人得不到一天半天的安宁。如果麻木不仁地逐渐死去，那就和寿终正寝没有区别，死后连鬼魂都见不到，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了。所以我才敢说不吉利的话，希望中国要灭亡就早点灭亡吧，木鞋儿你有意吗？

我的朋友绍英曾说张献忠是个奇特的人，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不然，怎么会如此喜爱杀人呢？而且张献忠为人没有其他嗜好，连女色也不太爱，唯独有这种杀人的癖好，曾经剥下女人的脚做成塔来祭天，竟然忍心砍断他爱妾的脚作为塔顶，虽然说不近人情过于残忍，但世上都是人，为什么唯独他一个人如此不近人情，甘心如此残忍呢？或许是因为他满肚子牢骚，不合时宜，并且视天下人都该杀，所以就用尽杀性来浇愁解闷吧？然而他心中的悲怆凄楚，应当比被杀的人更加痛苦。相传张献忠有一首短偈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以对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唉！人究竟因为何种恶德无法面对上天，从而产生怪杰的愤懑，一一用宝刀超度他们使他们趋向善地呢？我写这一条，心中非常痛苦。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每过两三百年就必有一场大乱，死人总在数千万以上，这是无法避免的，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值得研究。后来绍英又告诉我：“大凡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人口必定日益增多而生活无着，于是不得不揭竿起义。等到最终，人数骤然减少一半，而且剩下的一半大多老弱无用，被死者的惨状所震慑，已经没有作乱的心思，只有治理国家的念头，所以杰出的人出现就能安然登上帝位，重新称为太平盛世。”这话很有道理，今天欧洲各国大战多年，互相争夺海上霸权、陆上霸权，以及往昔的冒险远行，经营荒野，灭人之国、割人之土，都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生活问题作为祸根。唉！求生而死，难道不可悲吗？

中国向来有众多人口的祸患，就像山东一省，其人民流徙到东三省的每年有数十万，所以今天东三省的人都不是满洲土著而是关内的山东人。而且山东人去东三省的，大多以剽悍的民众为主，比如村里有无赖不从事正当职业，父老及邻居都担忧他，都绑着他到临海的地方，稍微集资给他，让他去关外谋生，并且美其名曰“送”，于是这个无赖就乘船去满洲了。然而他终究不能谋生如故，于是辗转成为马贼，大概今天关外的马贼都是山东人，而马贼今天之所以如此众多，也是因为山东人中不能谋生计、不务正业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关外入伙。这种人在北满及东海滨的，很多奇男子。国家没有英雄留心边疆事务，于是让这些人成为盗贼终老，难道是这些人的罪过吗？

往年也有人提倡招致马贼，并且美其名曰“杰”，意思是将要大用他们。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颇具眼力。但我的意思不然，如果在太平时期招致这种人而给予厚禄，养他们的惰性，未免可惜；如果想用他们作为个人的死士，在国内争权夺利，以致荼毒生灵，罪过更大，都不是我所取的。如果有雄杰的人出现，想在东北用兵，为四千多年的古国壮大威声，那么这种马杰一召唤就来，其勇武可以驾凌哥萨克骑兵之上，拼死一战洗刷我国的耻辱，也不辜负男儿的好身手了。如果不是这样，不仅马贼不会归顺，归顺了而不善于使用他们，终究也会成为祸害。

将来东北国境不发展则已，一旦发展终究是这些马杰的世界。将来南洋群岛不扩张则已，一旦扩张终究是我国华侨的世界。华侨啊，马杰啊，这都是强大我国、巩固我国境、开拓我国殖民地万万不可缺少的人才。

有人说我把马杰比作华侨，未免无礼。这话我固然不能不抱歉，但我也不是没有说法。查考明末清初郑芝龙占领厦门与清人对抗，以厦门为思明州，后来兵败前往台湾，他的儿子郑成功继承他的位置，虽然大事没有成功，但革命种子却是郑成功亲手种植并流传至今的。这革命种子没有别的，就是秘密会社。最初名叫天地会，其中一派流落到暹罗、新加坡、新旧金山、檀岛的改名叫三合会，现在的华侨中还有很多三合会中人，而他们的祖父或父亲本来都是海外避秦的人，当时清廷又何尝不称他们为叛贼呢？那些马杰也不过是不幸处在穷边绝域罢了，如果他们在洋岛之中，又何尝没有坚忍的精神从事商业？直白地说，这些都是在国内郁郁不得志的人罢了。华侨固然

译应当予以尊崇，马杰也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上天如果不想灭亡中国，华侨与马杰必定能够各自发挥他们进取的精神和坚忍的能力，为中国在北陆与南洋之间宣扬国威，国人切勿轻视他们。所谓隐居之士常常与政治有所关联，其用意大概首先在于厌恶政治的污浊，因此远远避开它，这就是说所谓的隐者只以不接近政治界为标准，其余无论寄身于何处，都足以称为隐居。所以人们有隐于伶界、隐于商界、隐于酒乡、隐于僧寮的说法，而不必拘泥于深山峻岭、竹篱茅舍。既然如此，华侨、马杰又何尝不可以说是隐于商界、隐于盗窟呢？况且孤岛重洋无异于蓬莱仙境，穷边绝北随处都是白云之乡，说他们是隐居，谁会说不对呢？那位人在哪里，更增添了我的遐想。

译我偶然杜撰了一个“盗隐”的名词，让人惊骇怪异，现在又看到卫泳的《悦容编》中又阐明了“色隐”二字，认为一旦遇到美色，人的名利之心都会淡泊，就像迦陵《妇人集》中所说的“爱玩贤妻，有终老之志”那样，都属于色隐。谢安在东山抚琴奏乐、马融在绛帐中笙歌燕舞，就是这类名人中值得称道的。近来不喜欢名利的人大多选择在上海居住，而上海又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是南方的花丛渊薮，与其用“市隐”来命名，不如用“色隐”来命名以赏心寻乐呢？虽然如此，其中的苦况，当事人也有难以告诉别人的，我偶尔信笔写到这里，又呕心沥血地乱发牢骚了。

在世上做人已经是一件苦事，而做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的女子沦为妓女的更是苦到无可比拟。我每次涉足花丛，必定听到看到许多凄惨的事情，扫兴而退，于是把这当作畏途。唉！哪里能得到千万两黄金，让千万可怜的女子都超脱出火坑呢！

讲社会主义的人有废除娼妓的说法，其实这件事目前怎么能做到？我并非反对这种说法，而是反对那些空谈无补于事、只务作深远言论的人。女子卖淫，与她交往的仍然是男子，并非与禽兽交合。男女交往有相互对待的性质，为什么男子以此为乐，妓女以此为苦，而其他女子与男子交往又不以此为苦？这其中的缘故可以用自由与不自由两句话来分解。做妓女的人与人交往是不自由的交往，既然说不自由，那就不是妓女所自愿的可知，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鸨母和领家的罪过。但是鸨母和领家也有说法，说：“我的妓女固然都是我花钱买来的，我是资本家而她是劳动者，她应当服从命令与人交往不厌烦，来填满我的口袋。”这种话违背人道到了极点，以美国解放黑奴的例子来说，文明国家的人尚且不把异族当作奴隶，而本国人反而把同胞当作贩卖品，这是应该判处死刑的。如果说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地位，那么资本家应当保护劳动者，工作尚且有时间限制，接客难道没有限制吗？像那些鸨母所做的惨无人道之事，本来法律是不能允许的，然而纠正的方法如何？仍然必须用法律来限制。

我如果成为议员，一定在议院提出一个议案，叫作“娼妓保护案”，请求定为法律。这部法律的内容是逐渐废除娼妓的政策，其办法列举如下：

（一）命令全国巡警调查各管辖区域内的娼妓，无论是领家所有还是父母做主，都必须报名申请领取证书。每张证书收费一元或二元，自领取之后即认定为公娼，并称之为第一班公娼。

（二）第一班公娼分为三级，大致像租界里的长三、幺二、野鸡等。第一级三年期满允许其自由，第二级二年期满允许其自由，第三级一年期满允许其自由。自由后是否嫁人，领家和父母均不得干涉。有愿意进入济良所、工厂的听其自便，有嫁人的领家与父母不得苛索分文。

（理由）公娼之所以分等级而各级的自由期限有差别，是因为妓女越贱而交往越滥，上海野鸡在花烟间日日都可以延人作乐，其惨痛真较与禽兽交合尤甚，所以这种苦妓自由的期限特别短，以示怜恤之意。至于自由不用代价，大概三年或两年的服役已足以报答主人，纵然亲生父母恩德深重，而舍身奉养也足以说是尽了子女的义务。只是其后有愿意工作侍奉父母的仍在人情之中，可听其自便，但父母不能视之为应有的权利。

（三）经过第一次调查之后，有再申请领取卖淫证书的仍可发给，并仍照第二条办理，其未经官方允许的查出重罚。

（四）妓女各依其等级受领家管班的驱使，并在其法定时间内名曰服役。服役之时，领家不得虐待鞭打，每夜不得接两个客人，有病时停止服役。有想要嫁人的，其身价不能超过当初卖价一倍以上（此项卖身契约应当经过官方查验并注册，不得以少报多）。有不遵守的，妓女可以随时控告。

（五）上述办法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不准鸨母经营此项营业，禁止贩卖人口，停发买妓一项的证书。只有亲生父母经其女子同意愿意为娼的，另发一种证书，允许其营业，其自由的期限与第二条相同。

（六）服役已满的妓女不得再为妓女。

（七）再过十年为了尊重天赋人权，即使父母也不得强迫子女为娼，于是制定志愿娼的法规（另行制定，但也限制年限）。

（八）再过十年，废止志愿娼。

这样办理，三十年中可以没有娼妓了。虽然属于狂生一时的理想之谈，但对于数千百万女同胞的生

译人的命运与权利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我动笔写作时，仿佛有无数可怜的女子向我求救，我的心因此整天都不得安宁。世上若有有心人希望赞同我的观点，共同推广这一方法，并加以修正和完善、补充和资助，那将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译况且中国的娼妓大多集中在租界，其中下等娼妓身处租界，简直如同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之中，遭受着各种前所未有的痛苦。我的办法理应涵盖租界，我想西方人向来重视人道主义，一定会赞同我的言论。或者先由有心人以此法要求在租界先行实施，或者组织一个女界人道会来提倡，都是可行的。

中国人纳妾的恶习，也是随着娼妓数量的增多而产生的。纳妾是正室妻子所不允许的，即使是我也不敢说这符合正义。但是中国当时有许多娼妓无处安置，似乎纳妾也是一种救饥救溺的办法。然而那些淫邪卑贱的男人纳妾常常多达十几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只是放纵一时的禽兽欲望，这又是何苦呢？相传清朝时有一位满族官员，蓄养姬妾众多，年老后性功能衰退，便趴在那些女人身上咬她们的肌肉来发泄怨恨；他又生性猜忌，每次外出时必定让众妾换上新的鞋子坐在床头，回来后就查看鞋底是否有泥污；又有一位道员建造了一间密室，每天与众妾在其中裸体追逐嬉戏，这些都是该杀的天杀奴才，绝不能效仿。

中国女子反对丈夫纳妾，因此痛恨妓女到了切骨的程度，殊不知妓女并非乐意做妓女，她们之所以堕落至此，是命运使然。女子中有这样可怜的人，其他女子不怜悯她们反而憎恨她们、鄙视她们，其憎恨和鄙视的原则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贞洁罢了。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所谓一品大官的妻子如果不幸也陷入烟花巷中，又有什么能力足以保全她的贞洁呢？余澹心作《李十娘传》，其中叙述十娘的话说：“我虽然是风尘中的贱质，但并非像夏姬、河间妇那样喜好淫荡、不顾检点的人。如果是我心中所喜欢的，即使像对待宾客一样庄重，感情也能与之融洽；如果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即使勉强同床共枕，感情也不能与之契合。况且我的不贞，是命运使然。”这样看来，在“贞”字上似乎也可以宽恕她们了。

狎妓在古代本来是一件风雅的事，所以纳妾也是一件风雅的事。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千古传为佳话，如今风雅之声已绝，真可感叹。然而正因为如此，妓界越发不为人们所齿列，而正室虐待妾室的情况也比当年更多了。白居易有诗曰“老大嫁作商人妇”，妓女在当时以嫁给商人为可悲，大概是因为商人不懂风雅吧。如今商人却在妓院中占据第一把交椅，而所谓的政界官宦大多又是浪子流氓，直白地说，都不懂风雅为何物。妓界又怎能不越来越卑贱，做妾的又怎能不越来越低微呢？

从前读《小青传》，读到她绝命书中的“未知生乐，焉知死悲”两句，不禁挥泪如雨。唉！谁不喜欢活着呢，下到蝼蚁那样微小的生物也知道活着的快乐，而人却偏偏不知道，这不是很可悲吗！然而活着没有快乐，活着也如同死去，这样死的悲哀虽然未曾知道，但生的悲哀已经知道了。活着都如此悲哀，死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话，如果不是悲痛到极点的人怎么能说得出来？对此，我急切地想将天下嫉妒的正室都抓来痛打一顿。但这只是理想中的谈论，其实人生不幸娶了这类嫉妒的妻子，早就应该死去才快乐，又哪有心情去纳妾呢？

有人问我志愿娼应当如何解释，我回答说：娼妓也未尝不可做，虽然以色身侍奉他人，但也索取相应的代价。而且所谓侍奉他人的方式，也是寻常男女应有的事情。寻常男女以爱情相结合，那些没有爱情的难道不最终成为鳏夫吗？所以娼家便取而代之，而以金钱作为媒介。推究其性质，实际上与神圣的劳动者无异，人们不能因此轻视她们。况且所谓男女交合，男子虽然有大欲，女子也有同样的嗜好。以鳏夫类比寡妇，那么男子也未尝不可卖娼。卖娼的原则在于非爱情的结合，由男女双方进行便成了交易，何必让鸨母、龟奴干预其间，为天地间制造许多不平之事呢？

前面的话似乎不够透彻，这里再做一个比喻。比如一个丑陋的男子在爱情上绝对不能得到美丽女子的欢心，但很想与美丽女子交往，于是有一种美丽女子因为生计上的困苦，愿意舍身为娼，满足这个丑陋男子的欲望，换取金钱来维持生活。又比如一个丑陋的女子也确实不能满足美丽男子的一瞥，但也想与美丽男子交往，于是又有一种美丽男子因为生计问题愿意屈尊与她交往，贪图她的多金，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其间都必须是做妓女的自愿才能达成交易，或者因为来客过于丑陋低劣，心中很不愿意，就可以自由拒绝，不像今天的苦妓任凭领家的驱使，无论老幼美丑、生疏熟识一律欢迎。虽然如此，我有罪，因为这话未免太透彻了。

往年上海有一位妓女叫陆兰芬，晚年生活颇为自由，住在胡家宅的洋房里，开筵庆寿，门口悬挂灯彩，雇佣警兵维持秩序，来祝寿的有的坐马车，有的坐轿子，红蓝顶戴的官员都有，唯独六品以下的官员没有。进入寿堂叩拜如仪，兰芬的一个儿子刚五六岁，竟然衣冠整齐地回拜。等到她去世时，她的姘头王某为她发丧，也在灵位上署名为“先室”。

译他们的行为举止豪放，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官有何不同？所以，娼妓这个职业虽然本不该做，却也可以去做。

译男子若不幸沦为优伶隶卒、绿林响马，然而优伶隶卒与响马之中确有真英雄，如雷海青、昆仑奴、大刀王五等人便是。女子若不幸沦为婢妾、青楼贱娼，然而婢妾娼妓之中也有英雄，如绿珠、红拂、柳河东等人便是。世间既有英雄，怎么可以怀着轻视娼妓的心态呢？

无论男女，只问其是否为真英雄。如果是真英雄，那么身为皇帝王侯、夫人妃嫔，或是优伶隶卒、盗贼，亦或是婢妾娼妓，都是偶然之事，无所谓荣耀，无所谓耻辱，无所谓尊贵，无所谓卑微。明太祖以沙弥的身份成为皇帝，武则天以尼姑的身份成为女主，这都是偶然罢了，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一切英雄请勿自我气馁。

历来南京的粉黛都争着推崇扬州的女子，如今则是苏州的吴娃在妓界占据了极大的势力，主要是因为苏州妓女容貌娟秀，性情玲珑，装束淡雅，谈吐圆转，周旋敏捷，具有天然美人的风韵。清末初年向日人争夺间岛时，简某都护担任延吉边防大臣，大臣便召来数十名苏州妓女前往，让她们成为延吉的乐籍。不到几个月，苏州妓女的名声在黑水白山之间广为传扬，歌喉扇影倾动一时，日本、俄国、高丽的妓女见之失色沮丧，逐渐找机会逃离，缠头脂粉的费用便全被苏州妓女独得。这虽然是一大奇举，但也足以显示苏州妓女的势力了。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郭心儿传》中有句说：“向来秦淮众姬，以苏帮为文、扬帮为武。”而正、续《板桥记》中所记载的名花也大半是苏州出产，可见苏州妓女的兴盛并非始于今日，而将来的发展更不可限量。

邹枢《十美词》所记载的巧蝴蝶与如意，都是在他十二岁至十五岁时，外祖母怜惜他深夜读书没有伴，便命媒婆买下这两个女子，让她们为他执洗砚、拥书、拂几、扫榻等杂役，借以慰藉岑寂。这种读书法好极了，我若有此奇福，必定终身闭门读书，不求闻达了。又黄永《姗姗传》中说：“黄永科举落第回乡，常与人往来。拆信调墨，目不暇给。想找个美女做记室，于是聘了姗姗。”这种聘请记室的方法也好极了，人若不能享受这种读书之乐，也应当享有这样的贤记室。然而不幸如今的人，都不容易做到这样。

时人所刊的《双星杂志》第三期中曾载有《忆旧图咏》八则，为竹间吟客王简卿所作。其《晓虹吟榭》一则说：“我不乐意去西湾游玩，偶尔有宴会便带着你。你年纪尚小，且朴实愿顺如良家女子，我因此喜欢，认为眼中虽有妓而心中本无妓。一晚喝醉后到你家小坐，你忽然红着脸偷偷挽留我，我对此感到诧异，你说：‘这是鸨儿的命令。你不留下，我就没有完整的皮肤了。’我说：‘鸨儿唯利是图罢了，如果把想要的给她，能免了吗？’你说：‘是的，但你既然出了钱却不屑留下，我又有什么脸面？’我不得已勉强留宿一宵，你上床说了三五句话便酣睡，而我则整夜无法入睡，起身感叹道：‘唉，这是孽海啊。’写下来以告戒那些家贫而卖女的人。”寥寥百十字，道尽了其中的酸楚，并非寻常的香艳文字。我居住在上海，常于半夜驱车外出，满街“来呀来呀”的声音不绝于耳，其间还夹杂着“做做好事”、“谢谢侬”等可怜沉痛的话语。呜呼，这难道是她们所乐意做的吗？自黄昏直至半夜，伫立街头，雨夜如此，雪夜如此，不顾饥寒，却偏偏有人寻欢作乐，且白昼宣淫，多多不厌。呜呼，难道这些女子真的淫荡到如此地步吗！这都是鸨儿的命令，正如《晓虹吟榭》中所说，违抗的话身体便无法保全。我读此文连呼该死该死，可怜可怜，所以不避空谈之讥，拟出前述的《娼妓保护案》。读我书的人中有擅长英文的，能将前案译作英文，寄给西方报纸一同提倡，先让那些夜夜呼“来呀”的可怜虫得以稍减痛苦，岂不是比做种种慈善事更有功德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上海巡捕房常将在路上拉客的雏妓拘捕，定罪为违章，加重罪名为取厌行人，警告其将来则将其禁锢在黑室若干日，这真是莫大的冤枉！取厌行人、在途拉客，都不是妓女所愿为，而是鸨儿逼迫她们，不罪鸨儿而罪可怜的妓女，妓女从何处呼冤呢？

有一种人狎妓，必定大摆其臭架子，偶尔违背其意必定暴跳而去，且非如此不可，否则怕被称作寿头，然而有时却累得妓女吃苦不浅。依我看来，这何必呢？妓女也是人，同样有五官四肢，同样是父母娘老子所养，究竟我比他又能高多少，便值得如此装腔作势？况且妓女违背我，是因为有憎恶我的地方，妓女憎恶我，是因为我有可憎之处，我也常憎恶人，怎能禁止人憎恶我？况且我凭借什么，竟想购买

译美人的心意，让人彼此相爱而不相憎恨，徒然展现勇猛刚劲，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也就可以作罢了。偶然看到王简卿的作品，他尊称歌妓为“君”，我感慨到了这一点。

译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诗句说：“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种重视女儿的风俗原本不可以作为后世的风气，但《绿珠传》中有句话：“绿珠井在双角山下，老人们传说汲取这井水的人所生的女儿必定大多美丽。乡里有见识的人认为美色对时局没有益处，于是用巨石镇压井口，后来虽然也有生下端庄美丽的女儿，但七窍四肢大多不完整。”又有所谓的昭君村，出生的女儿都要被烫破脸面，所以白居易又有诗说：“不效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因为一两个美人的憾事，竟使父母改变重视女儿的心意，导致深深厌恶女子为不祥，恐怕她们因美貌招致终身的祸患，竟然忍心毁坏她们的肢体、炙烤她们的玉面，这真是可悲啊。现在那些沦为低贱妓女的人，如果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后悔当初没有毁坏肢体、生出瘢痕。虽然如此，美人爱惜自己的容貌与杰出男子爱惜自己的才华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自我毁坏呢？纵然说是出于父母的意愿，但事后思量，这身体有什么罪过，竟遭受此劫，也应当引为终身的憾事。我的意思是，与其拥有天赋的美貌却自我毁坏，不如死了好。唉，唉！这就是不懂得生的快乐，哪里知道死的悲哀呢。

凡是男子不可没有怜恤体谅女子的心，唐代皇甫枚《步非烟传》中有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人，崔生赋诗末句说‘恰似传花人饮散，空抛床下最繁枝’，当晚梦见非烟谢恩说：‘妾容貌虽然不及桃李，但凋零得比它们更厉害，捧读各位佳作，惭愧仰望无尽。’李生诗末句说‘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当晚梦见非烟戟指说：‘士人有百种品行，您能保全吗？何至于自夸片言苦相诋斥，应当让您在地下面证清白。’几天后，李生死了。”虽然属于文人游戏笔墨，但也可以借此警戒世间唐突美人的人。

《非烟传》所述，在于武公业不足以匹配非烟，所以非烟信中有句“匹合于非类”，因为与非类的人匹配而有外遇，似乎是一种天赋的自由权，不分男女。公业是个村夫，既不懂风雅以博美人欢心，又怎么能占有美人，让她像绿珠那样忠于主人？而非烟私通赵象，是爱慕赵象的风度而不能自持，并且曾以放荡自愧。不幸好事多磨，而赵象也不能像李靖后来那样得志罢了。不然，步非烟难道不能像红拂妓那样被后世称赞吗？至于武公业鞭打非烟大煞风景，确实是村夫所为，人们都不取法。李生是什么人，竟推波助澜，代替公业责备冤鬼，死固然有罪，似乎还要打入拔舌地狱才快人心意。

天下男子绝不足怜恕的有几种人：卖国贼、守财奴、元绪公、孔武有力之恶丐。天下女子绝不足怜恕的也有几种人：妒妇、泼辣货、鸨母、媒婆。像这样种种，都是可诛的口实。

醇酒妇人，人道是英雄末路所作之事，其实也不尽然，这四个字固然可以看作消磨潦倒的表现，但也可以看作风流跌宕的表现。而且仅仅不近酒色也算不得就是英雄，而英雄这种东西又不是泥雕木塑出来的，仅仅在不近酒色上下功夫，天下也没有这种酸臭的英雄。宋代柳永未考中进士时有词说：“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真是肺腑之言，英雄英雄也不过是浮名而已，何忍心用赏心乐事来换取这无用不值钱的东西呢？

越想矫作英雄越不是英雄，越不想矫作英雄却自然而然的是英雄，兴之所至、情之所适，天真显露，本色自在。偶然想饮酒就进入醉乡，偶然好色就进入情海，聊以消遣，岂有成心？虽属游戏，又见性灵。寄语乱世男儿，勿再沉迷不醒，还向人山人海中乱寻英雄之功课，乱挂英雄之商标，使咱老子看来好笑也。

南唐宰相冯延巳有乐府一章名《长命女》，说：“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这真是千古第一等妙文，看来虽似平常，而三愿之中层序井然，趣味深永。其第一愿之所以先祝郎君，是因为世界之大、人类之多，在我女子只知有郎君一人，世界无郎，我不知有世界，人类中无郎，我不知有人，且并不知有我也。因有郎而后有世界，而后世界有人，而后人中有我，这郎君即是我的世界，即我之世界所独见唯一之人，而亦是我之性命、我之灵魂也。我宁可无世界，我宁可世界无人，我宁可人中无我，然独不可无郎也。故劈头第一愿即“愿郎君千岁”，信口道来，不假思索，这大概是我心中脑中、晨昏风雨、魂梦疾病、无时无刻常常在念的一句话也。

译然而既然有了你，因为有你便也有了这世间万物与人，这就不能没有我。世间沉沦不值得惋惜，人类灭绝也不值得惋惜，但只要留得你在，终究也要留得我在，所以第二个愿望便是“愿妾身长健”，以便与你共同拥有这极乐的世界。既然有了你，又有了我，你为我所有，我也为你所爱，早晚与你相守，这便是我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但是人生难免离别，聚散自有定数，当初情急之下措辞不当，只愿有你也有我，等到真的有了你和我之后，若是老天不作美，你与我终究无法相聚，或是相聚后又轻易别离，那便与没有你、没有我一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确实是不必有你、不必有我了。偶然看见梁间双燕呢喃，仿佛在诉说着情话，于是无限心事涌上心头，于是第三个愿望便从容地再次礼拜并陈述言辞了。妙啊妙啊！这哪里是那些半吊子文人胡乱拼凑香艳辞藻、胡扯淡话的人所能轻易说出的？

译身体病痛时便思念父母，处境困顿时便思念贤妻，这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情感也是颇为相似的。只是对父母的呼唤不过是天性中偶然的流露，而对贤妻的期盼却是人伦生活中必要的相互依存。前者仅仅是老生常谈，后者确实是摆脱贫困的关键要素。如果做丈夫的偶尔遭遇厄运，没有遇到知心人，而做妻子的却一味苛求，反而加以轻视鄙薄，致使丈夫精神上饱受痛苦，逐渐导致意气消沉。虽然这可以说是命运如此，但心中也恨得无处发泄。大概房中的乐趣最看重温柔，女子的心情贵在婉转。当英雄得志时，或许还能受制于妇人，但游子归来后，怎能见妻子轻慢自己？况且世间的得失本是寻常之事，中途受挫，实在是上天的磨炼。安慰的话语尚且能听到来自朋友，责骂的声音岂能出自内室？这所谓逆耳刺心的话，真无异于落井下石。敢告诉天下懦弱的男子，应当请介甫（指柳宗元，此处借指刚直之人）挥拳相向；也敢告诉天下凶悍的妻子，试着看看朱买臣泼水的故事吧，哈哈！

古来的妇女中有两位被称为“柳河东”的，宋代的柳河东是陈季常的妻子，明末清初的柳河东就是名妓柳如是，也就是钱谦益的夫人。陈季常的妻子以嫉妒闻名，致使苏东坡老人为她写了“河东狮吼”的诗，让后世的懦夫听到都胆寒。钱谦益的夫人爱才如渴，于是毫不吝惜以青春年华嫁给年迈之人，为妓界和情场增添了一段佳话。当初钱谦益刚遇见柳如是时，老人已经面色黝黑、脊背弯曲、白发苍苍，而柳如是则正值盛年、头发乌黑、肌肤如凝脂般白皙。在燕婉之夜，钱谦益说：“我非常喜爱你如云般乌黑的头发，如玉般洁白的肌肤。”柳如是说：“我也非常喜爱您头发如我的肌肤般白，肌肤如我的头发般黑。”于是两人相视大笑，当年的酬赠诗句便有“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比起那首狮子吼的诗来，要飘逸华丽多了。至于陈柳氏的嫉妒，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无从考证。偶然读到宋代洪迈的《容斋三笔》说：“黄庭坚在元祐年间有给陈季常的信说：‘听说柳夫人时常需要医药，现在安康吗？您晚年想必渐渐追求清净之乐，姬妾中没有新来的了，柳夫人因为思念什么而致病呢？’”另一封信说：“河东夫人也能怜悯年老之人，难道就放任不管、不通情理吗？”寥寥几笔，足以想象当年妒忌的娘子威风凛凛以及撒娇耍泼的怪相，不必等待小说家去描绘了。又传说钱谦益晚年，门下有士人献上房中术来讨好他，试用后有效，钱谦益骄傲地对河东君说：“年轻时不如人，年老时应当更加强壮。”河东君笑着回答说：“华而不实，大而无当。”当时闺房中的燕婉之乐就是这样。等到钱谦益死后，柳夫人以从容抵御侮辱、慷慨殉义而流芳后世，这是古来女子中能同时被称为美人、名妓、才女、节妇的，只有柳如是一个人。她在哪里？愿与天下的英雄名士共同铸造金身来祭祀她。

明末清初时有四大美人，一是陈圆圆，二是柳如是，三是李香君，四是董小宛。陈圆圆的身体关系着明代的存亡甚重，有人把她看作祸水，只有钮琇作《觚剩》曾用笔为她辩护，称她入滇后因年老请求做女道士，并称赞她说：“遭遇乱世能保全自己，舍弃荣华不受驾驭。皈依清净之地，晚节得以善终。”这也是才子怜惜佳人的用心罢了。李香君与侯朝宗的事，有《桃花扇》传奇流传，被世人艳称，但也只是寻常的佳人才子结合而已。董小宛侍奉冒辟疆九年，二十七岁因劳累过度而死，冒辟疆写了《影梅庵忆语》两千四百字来哭悼她，事情原本平淡无奇，只是后来有人写清季宫闱秘史，说顺治帝的董妃就是董小宛，被北兵掠入宫中，大受宠幸，用满洲姓称为董鄂氏，冒辟疆就把她被掠之日当作她的死日，《影梅庵忆语》中缺载她的病状，诀别的话也不记载，而且追忆签谶说“到底不谐”，而吴梅村题董小宛像的诗又有“墓门深更阻侯门”的句子，“侯门”二字明明有所指。后来董妃死了，顺治帝非常伤感，于是遁入五台山做和尚，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又暗指此事而咏叹，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奇特了。然而这三个人都不如柳如是那样有奇情侠骨，所以柳如是真是明末清初四大美人中的第一美人。

吴三桂是引狼入室的汉奸，清顺治不是一代创业的皇帝，一个不惜以明代江山殉其爱妾，一个无心于帝位去做痴僧，他们在用情方面也有可以相提并论之处。明代宦官王永章《甲申日记》内记载吴三桂家书数封，是写给其父吴襄的，第一封说：“只能归降，陈妾安好否？非常挂念。”第二封说：“通达事理、随机应变，才是大丈夫。只是陈妾骑马来到军营，怎么没见到踪迹？如此年轻的女子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为何失算至此！儿子已退兵至关准备来降，只是这件事实在不放心。”后来听说刘宗敏掠走了陈妾，盛怒之下仍存有观望之心，其家书中于是又说：“起初没想到父亲失算至此，昨天趁贼人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

译深深担心陈圆圆或许已经回家，或者刘宗敏知道她是儿子的妾室并未奸杀，一旦清军进兵反而没有活路了。”等到清兵已经到达，大局已经形成，而吴三桂投降的心思还没有完全死绝，于是又有“只要求将陈圆圆、太子两人送来，立刻投降”的信件，意图让他的父亲向李自成探询意向。纵观前后的反复犹豫，既不能投降又不能作战，简直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让人笑死。有人说女色颠倒英雄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吴三桂决不是英雄，如果是真正的英雄，听说自己所爱的人被人奸污，难道还能存有侥幸心理？只会与他拼命罢了，哪有别的呢？又有人说吴三桂既然不能成为英雄，那也可以称为多情之人吧？但我又不允许。如果是真正的多情之人，那么委曲求全迅速归降，在闯王面前乞怜就可以了，冲冠一怒借兵进入又是怎么回事呢？倘若像他推测的那样，一旦进兵反而没有活路，又怎么在九泉之下面对情人呢？又有人说不敢与贼寇拼命，就是委曲求全。但我又敢断定，求全之道除了归降别无他法，如果不欲求全，那就举兵讨伐贼寇，任凭贼寇杀死情人，而我杀贼而死来报答她就可以了。如果因为求全而犹豫不决，导致情人因为我的反复而触怒贼寇、遭受贼寇锋芒，这才是真正辜负情人。后来陈圆圆虽然得以生还，但已经是万幸中的侥幸。太严重了！纨绔子弟不能担当大事啊。又有人说你的话莫非接近于劝人委曲求全？但这也不是。因为吴三桂其实没有心做英雄，所以我用他求全时苟安的矛攻击他求全时反复的盾，并敢告诉乱世中的人才，事情到了重要关头，不能自居英雄就应当自甘妾妇，做英雄固然应当具备奇才，做妾妇也必须有决断，因循、反复、犹豫这三者不是英雄所能犯的，也不是妾妇所应有的。吴三桂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后来又叛清，导致覆灭，被天下人嘲笑，而我在这一点上更加不相信吴三桂是多情之人。如果吴三桂真的是只知道有情爱而不知道其他，那么他对满清应当视为你争江山、我索爱妾，你的江山已经得到、我的爱妾已经归来，你固然如愿我也遂心，从此各乐其乐，我固然可以学范大夫载西施游五湖而去。既然受封为王，又做叛逆，又是何苦呢？至于顺治帝作为清代创业之祖，虽然确实全靠多尔衮及嫁人太后的大力，但皇帝颇知羞耻，常怀忿恨，于是纵情于妇人，并且不惜以至尊之位殉之，这是善于解脱的人。虽然不能称为英明君主，但也不失为奇男子。历来做君主做和尚的人，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痴情，与吴三桂相比似乎又有天壤之别、人鬼之分了。

译洪承畴投降清朝，多尔衮出兵，据最近出版的《清秘史》所载，都是清孝庄皇后的力量所致。孝庄皇后就是顺治皇帝的母亲，后来下嫁成为睿亲王福临妃子的人。在此之前，多尔衮本来没有大的志向，而太后忽然认为有机可乘，应当兴兵争夺天下。等到召多尔衮到来，多尔衮形容憔悴，自称这一生已没有再生的乐趣。太后询问他缘故，多尔衮惶恐地据实相告，太后大笑说为什么竟至于此？于是留下多尔衮谈论兵法直到深夜，到天亮时六军便一齐出发了。洪承畴被俘后，原本想效仿谢枋得不食而死，后来听说他有个男宠很像我，于是我不惜以国母的尊贵身份，装扮成卑贱的男子做洪承畴的伴宿，借机劝他投降，而洪承畴也就牺牲了忠臣的美名落入我的圈套中。唉！天下的美女能够如此颠倒英雄、鼓舞豪杰，也可以想见她的魔力之大了。后来太后下嫁，相传有“大礼恭逢太后婚”的诗句，洪承畴难道不含着酸楚吗？

《秋灯录》说：“御史毛羽健娶妾非常宠爱，他的妻子来氏要赶走她，因为来氏来得急促来不及预先防备，毛羽健迁怒于驿递，提倡裁减驿夫的说法。裁减后依靠驿递为生的人无处谋食，一起成为盗贼，闯王得以招致他们。”祸害宗邦、颠覆明朝社稷实际上是由一个妇人酿成的，这真是女祸之酷，潜伏在床席之间了。我记起明末美人偶尔提到这一点，敢请毛大夫人出来代替陈圆圆受过。世上有诋毁圆圆为明代祸水的人，不如诋毁这个妒妇以求公允？如果那毛羽健不能奈何床头的夜叉，却寻找驿夫出气，真是银样蜡枪头，没中用的小狗才也！

前面说古人娶妾是一件风雅的事，而薄命怜乡甘愿做妾的人也是仰慕风雅而来的。所以古来美人名妓常为名士才子所有，这种风气一倡导，于是名士才子乃更为可贵，且惹起一般人的羡慕，认为天下人能得美妇人的只有名士才子而已，而名士才子有时也颇以此自豪。所以《板桥杂记》中所载的名士过江来游秦淮，竟拍向帷之妓刘元齿的肩膀而说：“你不知道我是名士吗？”希望以此自炫，那时也不幸而遇到不合时宜的妓女，竟然以“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的话回答她，大大伤害了名士的心，不然，岂不又成佳话哉？但事不可以一例观，名士之中也有真名士，才子之中也有真才子，世上如果没有才子名士风雅绝响，美人名妓也终究没有扬眉之日。然而世上有才子名士而没有美人名妓点缀其间，才子名士无以炫耀于世，必定也逐渐被世人厌薄了。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才子以佳人贵，佳人以才子贵，二者颇有互相标榜的性质，所以均能见重于世。不然，世上岂有真能爱才、真能好色的人哉？昔日张船山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无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忽然告诉亲近的人，愿意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灿赠诗说“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因为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诗句的缘故。唉！这两个人用情也可以说是奇特了，难道不是怀才不遇、潦倒凄凉，求佳人不得，乃不得已而思自化身为佳人以事才子，借留他生之佳话补今生之缺憾吗？唉！何其悲也。船山咏此事有诗二律说：“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璧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词坛雅话，传诵一时。唉！船山老人“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二诗，其写才子名士之幸福至此而极矣。我从来心硬，一见也留情，我其勉为名士才子乎？一笑！

男子而思他生化身为女子作名士姬妾，已属奇事，兹尤有奇于此者。如《随园诗话》所载春江公子貌如美妇人，而与妇不睦，好与少俊游，尝赋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妻，宁作子都妾。”岂非更为惊人？是亦孤愤之士伤心之语也。戴延年《吴语》说：“棹歌以吴江为第一，大约不出男女相慕悦之词，而发情止义、好色不淫，颇得风人之旨。夜程水驿，月落蓬窗，每与柔橹一声相间动，动人乡思，凄其欲绝。”我读其文而艳羡之，我又曾居吴，独未得闻吴歌以餍耳福，使人怅然。偶见《小说时报》曾载有一歌，真为天地间妙文，特录出以公同好。歌中多吴语

译这大概是在说当今的自由婚姻吧。歌中唱道：“摸摸你的手柔软如棉，心里想娶你却没有钱。问问你的母亲，肯不肯赊给我呢？等到秋天收了谷子再还本付息。姐姐我对郎君说，杨柳枝条绿意盎然，我家父亲只赊酒赊肉吃，世上哪有姐姐赊嫁郎君的？赊嫁郎君啊赊嫁郎君，我赊嫁郎君也不强求，也不要求你回去车水当牛羊。冬天还你汤婆子，夏天还你竹夫人，相对乘风纳凉，瞒得过我瞒不过天。我们乡下人这一家不种田，半夜迢迢牵夜马，清早起来插秧田。插秧针啊插秧针，姐姐我的心事要分明。你要知道如今的世界比从前苦不了多少，才是自家结婚姻。”如果让春江花月夜的十五位吴地歌姬用曼妙的声音唱出来，也是一件风雅的事。吴地人喜爱唱歌，吴语也最适合唱歌，所以到处都有歌趣，就连街头巷里拍卖零碎布匹什物的人，也编成韵词高声乱唱。此外还有一种滩簧，也很动听，林步青所演的尤为出色，有信手拈来都成妙谛的韵味。如果有人替林步青刻印滩簧专集，其价值或许比坊间出版的胡扯淡香艳诗词高出万万倍。

译林步青的滩簧有时喜欢谈论时事，胡乱夹杂新名词其中，不太妥当。然而歌唱以清新为主，如果使用新名词能符合格律程式，那么随意谈论时事也娓娓动听，并不一定要专门讲述儿女情长。《时报》的天笑生有一首作品说：“三月的桃花红纷纷，香闺中走进俏郎君。姐姐说郎呵，为什么愁眉不展频频叹气，今天《时报》上有什么新闻。说新闻来话新闻，郎君长叹两三声，说我们中国借了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外国债，只怕今生今世里都还不清。姐姐听说后笑吟吟，郎君说话不聪明，你看英美德法哪一国不借债，借债修路、借债练兵，这种大人先生们都赞成。郎君听说后气昏昏，女人说话不分明，各国借债都是国民监督、议院协助作为正当用途，要是像这样随意浪费、嫖赌吃喝，难道应该吗？”这也是有心人的作品，别开生面，有值得取法之处。

吴歌之外又有粤讴，大概粤语柔和而直率，颇接近吴越语，从唇舌间发出的声音似乎属于羽音，所以歌唱清婉流畅明亮，舒缓有情，听者也多被感动。而且风俗喜好歌唱，男女青年天性所触，虽然没有读过诗书，也能理解口头唱和，自然合韵。有人说粤讴实际上起源于船夫的女儿，这大概与吴歌起源于棹歌相同吧。其中优秀的歌谣，如《楼头月》一首中有：“楼头的月亮挂在画栏边，月亮呀，为什么照人离别却偏偏自己团圆？”真是绝妙好词。又说：“我想死别与生离总差不了多少，只要能早一天见到你，自愿命短一年。天呀，虽然好事多磨，也该留我一线生机。”情文兼至，前所未有，在吴歌中也不多见。虽然如此，无论哪个地方的男女随意讴唱都有妙文，可惜没有人收集刊印罢了。

中国方言复杂而文字则大致相同，然而吴粤之人各自用不同的语音创造出许多不同的字，居然能自成一体，可以写入文章供吟咏，也是怪事。我生长在粤东，小时候颇懂粤语，现在长大了却忘记了。近来屡次居住在上海，习惯听到吴语，非常喜爱，曾经阅读《九尾龟》这部吴语小说而喜爱其精致，怎么会有人创制吴语字典以及吴语诗词小说各体，为艺苑增添韵事呢？

自古以来记载青楼琐事之书都争说吴、越、广东三地，而且都说在水上，如秦淮画舫、如浙江江山船、如珠江画船，常见于各书的字里行间，风气如此相同。到了今天忽然不然，而且都改成大陆风味，胡乱取妓名曰某阁、某别墅，下面甚至没有主人的字样。偶尔应局差人也，阁也、别墅也一齐搬来，然而也一无所有，仍然只是一个娇滴滴的人而已，想起来使人失笑。偶尔见到一首吴语诗咏其事说：“先生别号太翻新，土木名词认作人。馆阁楼台没关系，小口心子紧随身。”可称绝妙。

文人词客能体谅女子，在诗词中见到的在古时候也很多，如李白说：“若教管仲身常在，宫内何妨更六人。”如杨万里说：“但愿君王诛宰执，不妨宫内有西施。”如赵翼说：“马嵬一死诸军退，妾为君王拒贼多。”如袁枚说：“若教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又咏杨妃说：“如何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都措词委婉，超度冤鬼不少。

称女子为祸水真是无理之事，而专制朝代罪及妻儿尤为横蛮之举。相传黄巢有妾，在黄巢败后被俘问罪，唐僖宗宣诏问她说：“你们都是勋贵子女，为什么跟随贼人？”妾慷慨回答说：“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庙，现在陛下以不能拒贼责问一个女子，把公卿将帅置于何地呢？”她的话可谓气壮理直，喝破专制朝代的非道。查慎行曾说：“松树对于秦始皇，仙鹤对于卫懿公，不是松树仙鹤有求于秦始皇、卫懿公，不幸被他们所亲近，想躲避也不能罢了。”这种女子大概也是不幸被恶人所亲近，想躲避不能，导致遭遇惨祸罢了。虽然如此，现在的世道已不以成败论人了，无所谓贼不贼，假如黄巢幸运成为天子，那位善辩的妇人岂不是俨然母临万邦，称女中尧舜呢？

海盐陈女士若兰著有闺词百首，其中有：“闺中喜作道家妆，云锦裁成绿羽裳。学戴星冠簪日月，侍儿齐绾髻双双。”这是说双髻是道妆。近来上海有所谓双鸳戏影新式髻者，屡见于我们眼前，难道满街都是女道士吗？

女子髻式服式均与美术有关，我颇爱上海女子装，也是因为它有美术的观念。可惜提倡研究者尚无专家，偶尔出现异样，人多诋为服妖，以致不能推广及远，可叹也！

日本和尚可以

译娶妻一事，近来有人想将这种风气传到中国，中国僧人羡慕他们能娶妻，或许会因此流行开来。我敢告诉各位大和尚不必垂涎三尺，听我讲说。根据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的记载，鲍令晖曾写过一首代沙门妻子郭小玉所作的诗，由此可见在六朝以前佛教清规尚未确立，被称为“梵嫂”、“诗娘”的人常常存在，今天正好可以借着这股潮流向佛教总会要求恢复古制。

译乙卯年七八月之交，北京出现了所谓的筹安会，主张推翻共和、重建帝制。我以为这类妖人必定会有一篇呼风唤雨、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文章出现，等到拿来他们的宣言书阅读，却让人大失所望。寥寥数百字如同小孩子所作，文笔都不通顺，其最大的理由则是说外国人辜某曾经这样说过。我向来不把外国人视为神圣，至此却不得不深深佩服辜先生食量之大、泄气之久远，又具备洪大的声音，这不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于是使得那些鸭屎臭的小狗才拾取并传播开来，香气闻遍全国，震惊天下。可惜英法联军没能延请辜先生前往施展泄气之术以轰击德意志，如果去了，那德国的绿气炮以及四十二珊攻城炮似乎都不能及辜先生一泄气的神力，如今拿我国危如累卵的共和来抵挡，理应没有侥幸了。

文人的笔锋固然可怕，但曲笔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过去《民报》与《新民丛报》各自以其革命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在东京进行笔战，凭借巍巍赫赫的《新民丛报》竟然遭遇败绩，败坏其令名不可再振兴，可见文人不能仅仅依靠笔锋，也必须稍存公道。倒行逆施，笔也不能发挥作用。自古以来痛快淋漓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理直气壮的，文人品行不端最终也会自误，我对此曾为梁启超、刘申叔等人感到可惜。

文人有三寸毛笔，武士有三尺利剑，假如都能拿定主意、站住脚跟，只向正义方面去做，幸运的话可以成为圣人君子、英雄豪杰，不幸的话也磊落坦荡、心胸坦白，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假如倚仗才华而谈论不义之事，蛊惑人心，拔出刀来侍奉凶顽之徒，沦为害虫，大的则丧命，小的则败名，辜负这三寸毛笔、三尺利剑，有些不值得啊。

书籍中最能感动人的是情书，所以情书是有魂灵的东西。一幅云笺从天外飞来，宛转温柔如同在一夕之间面对面交谈，而且言语从人口中说出而无踪迹，进入我耳中而无痕迹，芬芳绮丽的话语在纸上留下痕迹，有情人难道可以不珍重吗？

真面目对着真镜子一照便见，如果稍加沉吟便呵气满镜，未能显露丝毫了。真情也是如此，它之所以真实是因为自然，假如一转念便成为虚假。世间的情人应当探求其心中的事，不要探求其脑中的事，心中的事自然发生，脑中的事必定经过转念才出现。

瞥然一念之间，人道与畜生道就由此分路，所以人对于恶念不畏惧其瞥然兴起，只需要瞥然一念停止罢了。隔壁看见美女、路上拾得遗金，没有不动心的，少一转念，便产生四知的畏惧而良知于是战胜恶魔了。世间的君子，在这种地方下功夫大概就可以了。

天下有情人与其得到欢会的交酬，不如拥有别离的情况。大概人的爱情因为愈思念而愈真实，假如形影相随，不离左右，那欢悦爱恋之情反而觉得味同嚼蜡。而且好事难长久，欢情易离去，有聚有散本属常道，与其在欢聚之后散去而产生悲伤，何如长久处于离散之境而相安若素呢？愿持此语以超度天下痴男女。

情海中受苦的众生，常看见天下未经爱情的人逍遥自适，快乐自如，任意所之，脱然无累，既羡慕他们又深深嫉妒他们。但所谓逍遥自适、快乐自如、任意所之、脱然无累的人，又未必就是天下未经爱情的人，况且以他们看这些人，那些未经爱情的人乃是心无定所、情无寄托，而且比陷身情海中的人更为痛苦。唉！人人有一件撇不下的事，断不能雇佣别人代替，其他可以揽取可以推卸、任情起倒的都是世界中的事，不是我的事。然而我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呢？也不过是情爱罢了。情海中受苦的众生虽然说是苦恼，但终有一片洁白自受用的地方，绝非那些未经爱情的人所能享受，也应当知道自足了。

物有特色，人有特性。物有特色才产生，人有特性才灵秀。试看石块磊磊，可转动而不可啃咬的，难道不是石块的特色吗？杨柳袅袅可摇动而不可压折的，难道不是杨柳的特色吗？所以人卓立于万象之上，总须独发独行，自立自守，沉毅作为精神，进取作为事业，确实持守其特性而毅然独自处于群小之间，以磨练丈夫的真骨头，令其光芒灿烂，可仰可畏，可敬可拜，以看待那举世滔滔。失去自我、亡失己身，徘徊顾望，以社会的风潮作为进取的标准，叩首曳尾，辄欲卖身的人，以及营营碌碌、雕琢淫说、修习末技，执持和字平字、滑字圆字作为涉世秘诀，毫无毅然凛然、果然断然之豪骨的人，这都是损害岩石的庄严，失去杨柳的美丽，自呈一种奇丑的怪象，不足以列入人类之中。

大丈夫者，是道义的骨气，元气的躯体，社会的主人。所以须道理贯注心肝，正

译正义充盈于骨髓，在生死之间谈笑自若，以此展示其坚毅的态度与精神。大概自从有人类以来，未曾听说过性格柔弱的人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和事业的开创者。

译社会的兴起必定有其根本规律，所谓规律，是以人间不可不遵循的客观法则为本质，以不可不践行的行为准则为功用，因此，规律的本质才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政治制度与法律会因时势而变通，但其根本原则却是万古不变的。尽管东西方风俗不同，中外发展路径各异，有君主国也有民主国，然而一个国家由强盛走向安定太平，必定不超出共同遵循的客观法则。因此，释迦牟尼的心意与耶稣的心意是相通的，华盛顿的精神与尧舜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法国人有句话叫“不自由毋宁死”，这话真是天地间最大最刚强的魄力，足以拔山倒海，不仅促成了法国共和与美国十三州独立，更不止于此。今天法国和美国的文明典章焕然一新、灿烂夺目，不过是这种力量产生的最小结果，而共和制度也只是义人烈士万斛血泪中一滴血泪所凝结而成的，其真正的精神依然弥漫在人间，寄托在后继者的身上。如果个人没有坚毅的才能，那么即使有法国和美国的宪法、国会，也不过是无用的摆设，难免中途失败。如果个人具备这种才能和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那么即使是印度、波兰，也能重见天日、获得自由。

构成社会的有老弱、有青年，有成年人、有孩童，年龄相貌各不相同，相互交错配合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机制，其中最为活跃的原动力以及进步的关键枢纽，就是青年。

青年是灵性的花蕾，是活力的宝藏。他们天真英挺的气质与见识，恰如野草沐浴春雨，蓬勃生长，无心成长却自然振奋，径直向前奋进，想停止不能，想遏制不得。因此，世界是青年所独有的，世上没有青年，就没有世界。青年如果不善于发挥其灵性与活力，世界也就失去了光彩。年长的人尊重等级，急切地想要保守原有的状态，这是他们的本分，不足怪罪。因为社会一方面固然受年长阶级的左右，另一方面则依靠青年进取活动的势力来调和引导，然后进退轻重的权衡由此产生，保守与进取二者不偏不倚，从而得到正当的发展。这是人事的微妙机制，历经百世依然常新。

如今可贵的是青年，正应当培养我浩然的正气、弘扬我坚定的志向，得志时以廓清弊俗为己任，不得志时以转移风气为己任。不要说一个人不能有所作为，众人是由一个个个体积累而成的；不要说一朝一夕抵不过亿万年，亿万年是由一朝一夕积累而来的；不要说少年比不上老成之人，少年时不作为，老了再叹息又来得及吗？如果还是嘴上说道义心里想富贵，那么灵性见识都变得迟钝了；如果名义上是社会实际上却是等级，那么活力都变成了死气。青年辜负了青年本不足惜，但上天为何生下你们、国民为何期望你们，而你们竟敢辜负、忍心辜负呢？

懂得规律的是智慧，践行规律的是勇敢，安于规律的是仁爱。智慧类似般若，勇敢类似禅定，仁爱类似持戒；智慧像镜子，仁爱像美玉，勇敢像利剑。古人称智仁勇，仁爱实际上位于中央，仁爱是祖父、是将帅，智勇是子孙、是兵卒。仁爱是智勇的根本，所以天下事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爱。

智慧不生于仁爱叫做小智，滥学、轻浮、诡诈就是如此，这些都是足以害死自己的。勇敢不生于仁爱叫做小勇，意气用事、狂躁、残暴就是如此，这些都是使人成为匹夫、盗贼的原因。

有一席地铺展四肢，便是道场，这就是仁爱。一念相应之处便是见证人，一事能放下便是解脱，这就是智慧。一念坚定树立便是根基，一境能抵挡得住便是降魔，这就是勇敢。

古今学者发现天地的玄妙道理，创立一家学说，难道很难吗？关键在于运用灵性见识罢了。运用就能觉悟，觉悟就能通达；觉悟是自我启发，通达是自我创造。但所谓运用，不在于留意学术的形式，而且尤其需要舍弃书籍文字的糟粕而务必撷取精华，使古人的见识精神融入自己的灵性境界中，就能自我觉悟而另有发现了。所以自古真正大学问家的头脑，譬如太阳在天空，内具灵明、外放光辉，然而其开始，必定从外界吸收多数星块来增益本体。因此，本明的，是体；收纳外方的光明来增益本明的，是用，青年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大丈夫做事应当提得起放得下，因为俗事有应当急办的、有应当暂且搁置的。了结是为了安心，也就是提得起的意思；搁置也是为了安心，也就是放得下的意思。不了结又不搁置，终日萦绕心怀自我困扰罢了，对事情也没有益处。

中国青年会有基督教性质，其办法很好，然而偌大中国终究不可没有一个国人自行组织的青年团体。我前年在汉口发起青年学社，希望扩张到全国，自信这种组织很好，可惜《大江报》被封后我就离开汉口来到上海，而该社也随即消灭，可叹啊！

我十四岁丧母，十六岁

译父亲去世后，我孤身一人四处乞讨，十年以来，侥幸没有饿死在荒野沟壑之中，近来甚至俨然已经成家立业了。总计我一生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产，只有父母亲自为我定下的未婚妻一人而已，其余诸如牵藤萝补屋顶般的艰难生计，全都依靠朋友的力量才得以维持。多年来，我挚爱的朋友中有好几位已经去世，而活着的朋友又总是忧愁地相对，这情景真让人难以想象其痛苦。

译我娶妻却无子，偶然在甲寅年春天给浙江徐健侯写了一封信，大致说袁世凯政府已经解散国会，是大逆不道的行径，您还留恋那微小的官职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能幡然改变主意，上天会保佑您生个好娃娃的。健侯听从了我的话，那年冬天果然生了一个儿子。乙卯年春天，我从日本回来，健侯就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我的儿子，给他改名叫嘉藻，现在将近一岁了，正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呢。

我有两位最不能忘记的死去的挚友，一位是浙江的汪旦庵，一位是陕西的凌大同。大同比我年长，但痴情和稚气却比我更甚，于是把我看作畏友。民国二年夏天，我和大同在汉口一起创办《大江报》，大同帮我写了数十篇文章。大同死后，我打算摘录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一文付印，命名为《大同集》，以传扬我最爱的大同，汪旦庵也答应帮助我。不久赣宁事变发生，旦庵又去世了，我又奔走海外，这本书于是没能刊印。

旦庵为人天真烂漫，胸中毫无城府，与我交往既深，几乎没有事情不向我商量，没有言语不听从我的劝告。我曾感慨地对人说：“世上真正爱我的人，只有我的旦庵罢了。”旦庵不是文人，所以死后没有作品流传，我日后将为他立传来传扬他。

大同的书我没能刊印，而我今天却自己刊印那些皮辞浪语、对世道毫无补益的作品，我心里实在惭愧不堪。偶然翻检旧箱，拿出大同的原稿，摘录其中几条来告诉读我书的人，让他们知道大同的文章确实关乎世道，不是我的皮辞浪语所能比拟的。

大同论述社会主义，称之为渐进的、自然进步的，一扫他人咬牙切齿的习气，确实是灌输社会主义的好老师。他的书中主要将社会主义发生及渐进的时期分为四个大时期：（一）人群自利时期，（二）人群自卫时期，（三）人群自治时期，（四）人群自化时期，而现今中国仅仅还处在自卫时期中。

大同说：社会主义是最慈善的事情，慈善是人群最容易饮用的甘美酒浆，它进入人群之中，始终没有厌弃的一天；而政府、法律、国界、种族是最罪恶的事情，罪恶也是人群最容易吸引的毒酒，它进入人群之中，起初人们不理解它是毒酒而喜欢它，接着知道它是毒酒就尽力拒绝它了。所以他又说：世界经过人群自治时期的过渡，于是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状态，语言无法辨别，习俗无法区分，种族逐渐融洽，国界将自行消失，那完全之社会主义，在此时已没有少许缺陷、没有少许残存了。然而融合的方法容易，教化的方法难。所谓融合，是甲种与乙种同居，彼族与此族共处，同居共处而没有纷争冲突的发生，融合的意思就尽了；教化则必须不仅使他们同居共处，而且必须使同居共处的人像家人、像父子，竟然忘记他们不是一家人之后才可以。然而统合的方法容易，统一的方法又难。统合是把几个分子合成一个大团体，而所谓分子的名义没有消灭，各分子的实质仍然存在；统一则是把分子的名义和实质一并归于消灭，没有少许判别，没有少许隔阂之后才可以。

看大同的话，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如果不渐进而使其自我教化就不能成功，所以大同又说：社会主义固然是一种天然的进化，而开始造成这种天然进化的，是提倡社会主义者的责任。社会主义固然为人群所趋向，而为之首倡以致人群趋向的，是提倡社会主义者的天职。

由此看来，大同确实是有心人。他写这本书，大概是尽他的天职来救世。原书很长，我又荒废学业，只能摘录这点告诉别人，不能多加注释，我仍然辜负了大同。唉！

大同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叫《雁儿劫》，是赠给我的，补录如下。

云布满天空，雾笼罩江边，长夜将半，万籁俱寂。潮水沸沸作响，大江两岸人迹几乎断绝，突然有嗷嗷声时断时续出现在黑夜的大江沙洲上，那是南来失群的雁儿。

哀鸣长嘶，旅客听到后血泪俱下。小月破云，若隐若现，江边群鸟听到鸣声而感应聚集，越助它鸣叫，它的声音越哀，节奏越惨，传遍大江三万里，没有地方不知道有这孤雁在长夜中鸣叫的。

丛林中的老枭夺了小鸟的巢而居，大眼睛突出头顶，凶恶在鸟类中第一，听到雁鸣而惊讶，率领它的族群追踪这只雁，想捉住雁来吃以填饱枭的肚子。雁因为善于鸣叫不懂隐藏踪迹，就被抓获，老枭看到雁瘦弱不急于吃，意思是要招致它的群雁来供大嚼，于是折断雁的羽毛、拔掉雁的毛、堵住雁的嘴、绑住雁的脚、蒙住雁的眼睛，把这只雁囚禁在巢边，它的族类小的或啄雁或抓雁，雁在这个时候想鸣叫而不能，垂首敛翼，静静地等待被烹煮。

过了一会儿月亮落下，天意欲明，江边小

译小鸟向来苦于被枭鸟欺凌，又因为雁儿被擒，它们势单力薄，便召集同族，共同怀着愤慨，视枭为共同仇敌，磨利嘴喙，整理羽毛，打算报仇。趁着这天地初开、清风未起、水波不兴之时，它们振翅急飞，直扑枭巢。老枭自恃嘴爪锋利，小枭又每日放纵奢靡，完全不把小鸟放在眼里。小鸟逼近巢穴，老枭仍高卧未醒，等到惊醒时，便仓皇逃窜，不知去向，小枭全部被小鸟杀死。小鸟释放了雁儿，剥下枭皮给雁儿穿，宰杀枭肉给雁儿吃，吸饮枭血给雁儿喝。雁儿因喜悦而鸣叫，发出和乐之声，又在大江岸边鸣叫，群鸟应和，那快乐真是无法形容。

译这段文字是指我初次因《大江报》被封、我被捕入狱的事情而言，然而第二次《大江报》不久也覆灭了，我几乎又要成为枭首示众的牺牲品了。

我起初名叫衡阳孤雁，后来改名为一雁，又改名为雁儿，去年又改名为秋雁，从此不再鸣叫了。如今姑且写这些随波逐流的言语来取悦世人，岂不是辜负了良友当日极力推许我的盛情吗？罢了，罢了！《求幸福斋随笔初集》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