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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防总论
清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岷江会众川之流，出峡而后滔滔东下，然其势犹未极盛也。至过江陵，则汉江统西北之水而趋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阳，又经黄靳而向浔阳，则彭蠡会饶、徽、赣、袁诸方数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东北纳淮南之众流，泄宣润之陂泽，所受天下水几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两岸南北涯涘无际，汊港纵横，故小则渔徒、盐户出没藏奸，大则巨盗之扬帆鼓棹，挟风涛而负固者不可谁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设操江署于应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泛，下至南直圌山三江会口，一千五百余里，以时分班操练水师。又设南北两巡抚兼理兵务，操臣任江中，抚臣督岸上，互为策应，而两御史巡阅之。于是取民闲之少壮充弓兵，巡司保任联结，制奸人无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设备，营栅相望，栉比而鳞密矣。
本朝定鼎初，设操江，驻池州，改驻安庆。康熙元年，始议撤巡江两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职并辖之于总督都御史，规制稍变焉。臣谨按，古之有事于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长江固天下之至险也，而亦有国者之所恃以为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胜，岂谓善识时势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势，有刱业之大势，有一统之全势。所谓南北之分势，若孙、吴、东晋、五代及后唐、南宋是也。时则以金陵为居重，以上流为控扼，以全蜀为根抵。盖由京口而至秣陵，是为长江之险；自武昌而至江陵，是为荆湖之险。守长江者以两淮，守荆湖者以襄漠。南宋李网论守备之宜，请于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裨进守支郡，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其说伟矣。南唐罢濒淮把浅之戍，周师得以深入。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敢渡江，而杨氏遂能以淮安一隅与中原抗，此则淮江相为唇齿之效也。晋羊祜据襄阳险要，开建五城，始吴人罢守石城。杜预以收江南之捷，晋陶侃取襄阳，命桓宣守不而赵人不敢越漠沔以取荆，此则襄阳与荆湖相与唇齿之效也。然而根抵尤在于蜀者，江之所从出也。我不得蜀，则长江之险与敌共之矣。晋之诫吴，隋之平陈，元之蹙宋，皆先取蜀而后举兵随之，其已事也。独典午南渡，未尝得蜀，而得晏安江表，数十年无西顾之忧者，以蜀之未与中原通也。符坚既克汉中，复平蜀，密令人预备舟师于蜀，将以入寇，于是蜀汉为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使其不轻身先进，徐以待东西万里之师，水陆俱下，以压区区之江左，岂有幸哉？故蜀固而后襄汉得为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后两淮得为金陵之门户，此偏安之势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南）此沿江而下之师也。晋之取吴也，所出之道六（途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陈也，所出之道八（六合、襄阳、永安、江陵、蕲春、庐江、广陵、南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襄阳）而沿江之道一则上流之胜势断可识矣。独明太祖起兵淮甸，日决胜于吴楚之闲，其始由和川渡采石，取集庆，寻取京口，以断张士诚绝江之路。既而陈友谅袭太平，犯龙江，不与之争于境内，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于鄱阳，进兵武昌，而东南大定矣。此所谓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胜者，开创之盛业，帝王之极功也。至于承平已久，风波恬息，持筹长算之士，无所得骋其闲，其视长江衣带固，渔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备又不可以不预也。昔吴纪涉之对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虽逮，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处，犹人身七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凰寒者亦数处耳。彼所为数处者，不过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诸险要而已。」此特就其国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则其风寒之所当护者，又有大于此者焉。试以明事征之，正德闲，刘齐之寇湃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来者三，如入
译江防总论
清代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写
岷江汇聚了众多河流的水流，流出三峡之后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然而它的声势还没有达到极盛。等到流经江陵，汉水统领西北的水流奔向鄂渚，洞庭湖汇聚西南的水流出岳阳，又经过黄靳流向浔阳，那么彭蠡湖就会聚饶、徽、赣、袁等方圆数千里的水向南流出湖口，向东北接纳淮南的众多支流，宣泄宣州、润州的低洼沼泽，所承受天下的水量大概占十分之四五。从九江以下，长江两岸南北边界没有尽头，支流港口纵横交错，所以小的方面有渔夫、盐户出没隐藏奸邪，大的方面有巨盗扬帆划桨，凭借风涛负隅顽抗，无法对他们怎么样呢？明朝的制度是任用都御史，在应天府的新江口设立操江署，上起九江府的南湖泛，下至南直隶圌山三江汇合口，长达一千五百多里，按时分班操练水师。又设立南北两位巡抚兼管军事，操江大臣负责江中事务，巡抚大臣督管岸上事务，互相策应，而两位御史巡视检阅。于是征调民间的少壮男子充当弓兵，巡检司担保任用并相互联结，控制奸人无法在沙洲、港口出入，步步设防，军营栅栏相望，像梳篦齿和鱼鳞一样密集。
本朝定都之初，设立操江官，驻扎在池州，后来改驻安庆。康熙元年，才开始商议撤除巡江的两位御史，裁撤操江官，而将其职权合并管辖于总督都御史，规制稍微有所改变。臣恭敬地考察，古代在长江有事的人，没有不利用长江之利的。《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他的国家。”长江固然是一天下最险要的地方，也是拥有国家的人所依赖用来守卫的。只知道它的害处而不知道它的利益，因而利用它来取胜，这难道是善于识时务的人吗？然而有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开创基业的大势，有一统天下的全势。所谓南北对峙的形势，像孙吴、东晋、五代以及后唐、南宋就是这样。当时把金陵作为重兵驻扎之地，以上游作为控制扼守之地，以整个蜀地作为根基。大概从京口到秣陵，这是长江的险要；从武昌到江陵，这是荆湖的险要。守卫长江的依靠两淮，守卫荆湖的依靠襄漠。南宋李纲论述守备的适宜之处，请求在淮东、淮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大帅，屯驻重兵来威慑他们，分派偏将裨将进守支郡，上连下接，各自防守，他的说法很伟大。南唐撤除沿淮把守浅滩的戍守，后周军队得以深入。杨行密与朱温在淮上激烈交战，朱温不敢渡江，而杨氏于是能够凭借淮安一隅与中原抗衡，这就是淮江互为唇齿的效果。晋朝羊祜占据襄阳险要，开辟建立五座城池，起初吴人停止守卫石城。杜预凭借收复江南的胜利，晋朝陶侃夺取襄阳，命令桓宣守卫，而赵人不敢越过漠沔来夺取荆州，这就是襄阳与荆湖互为唇齿的效果。然而根基尤其在于蜀地，因为那是长江的发源地。我们得不到蜀地，那么长江的险要就与敌人共有了。晋朝灭吴，隋朝平陈，元朝逼宋，都是先夺取蜀地然后出兵跟随，这是已经发生的事例。只有司马氏南渡，不曾得到蜀地，而得以在江表安然无事，几十年没有西顾之忧，是因为蜀地没有与中原相通。苻坚既然攻克汉中，又平定蜀地，秘密派人预备舟师于蜀地，打算用来入侵，于是蜀汉军队顺流而下，幽冀的军队到达彭城，假如他不轻身先进，慢慢等待东西万里的大军，水陆并进，来压迫小小的江左，难道会有侥幸吗？所以蜀地稳固然后襄汉才能成为荆湖的屏障，荆湖守卫然后两淮才能成为金陵的门户，这是偏安形势如此。宋朝夺取江南，所出的道路只有一条（荆南），这是沿江而下的军队。晋朝夺取吴国，所出的道路有六条（途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的道路有五条。隋朝夺取陈朝，所出的道路有八条（六合、襄阳、永安、江陵、蕲春、庐江、广陵、南海），而沿江的道路有四条。元朝夺取宋朝，所出的道路有两条（淮南、襄阳），而沿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么上游的胜势就可以断定了。只有明太祖起兵于淮甸，每天在吴楚之间决胜，起初从和川渡采石，夺取集庆，随即夺取京口，以切断张士诚渡江的道路。不久陈友谅袭击太平，侵犯龙江，不在境内与他争战，于是逆流直上向西，在鄱阳湖击杀他，进军武昌，而东南大局平定了。这就是所谓利用长江之利而善于使用它来取胜的，是开创的盛业，帝王的极致功绩。至于太平已久，风波平静，运筹长远的谋士，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看长江像衣带一样稳固，是渔夫船夫用来游泳嬉戏的地方。然而防备又不可以不预先做好。从前吴国纪涉回答魏主说：“长江从西陵到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虽然辽阔，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就像人身七尺之躯，无不遭受病患，但保护风寒的地方也不过几处罢了。他所称的几处，不过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等险要罢了。”这只是就他的国家而言。如果拥有天下的人，那么风寒所应当保护的地方，又有比这更大的。试着用明朝的事来验证，正德年间，刘六、刘七的寇乱漂流，上到九江，又下到南京，往来三次，如同进入
无人之境。然其始乱则近畿也，其末也贼张献忠由黄川、团风镇飞渡武昌，陷省会，全楚鱼烂，同时羣盗豕突，池、和、庐、凤悉经焚掠，烽火照于江南，然皆秦豫来也。如是病有所从起，患有所必备，虽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体之所当护者乎？而况即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陆之路、斜汊支港、傍溪曲径，触处成阴，虽节节分营，而于各营之中，又自有其护风寒者。其规模既唐，其布置宜密，故善为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势而计之，务使逵迩声息员若一体之相周流。联属而不致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隅偏安者，苦于掣肘，而若有所不及。为今举天下之大，唯吾所欲为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拔之患者，非万世一时哉？故曰：有一统之全势者，此也。
译那是无人防守的地方。然而叛乱起初发生在京城附近，后来贼人张献忠从黄川、团风镇飞渡长江攻占武昌，陷落省会，整个楚地像鱼腹腐烂一样迅速败坏，同时各路盗贼如野猪般横冲直撞，池州、和州、庐州、凤阳全都遭受焚烧掠夺，战火蔓延到江南，但这些祸患都源自陕西和河南。像这样，疾病有产生的根源，祸患有必须防备的地方，即使是七千五百里之外的地方，哪一处的安全不是我整体应当守护的呢？况且就在这七千五百里的范围内，水路陆路、斜出的支流港口、沿着溪流的弯曲小路，到处都错综复杂、遮蔽视线，虽然军队分段驻扎，但在各个军营之中，又有各自抵御风寒侵扰的措施。既然防御的规模宏大，那么布置就应当严密，所以善于防守的人，必定结合天下的整体形势来谋划，务必使远近各地的消息像身体气血一样周流贯通。彼此联结，不至于出现一旦突然发生而无法挽救的祸患罢了。这在偏安一隅的人看来，苦于处处受制，好像有所顾不周全。如今统领天下之大，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而不至于出现突然无法挽救的祸患，这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吗？所以说：拥有统一天下的整体形势，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朝拨乱之余，功令一新，所遣将军、都统以下，星列棊布于荆州、江宁、京口诸重镇，奇兵、游兵、巡江诸营，或守御非常，或往来探哨，千里之遥，应若呼吸，隔江南北，若运指臂。以故比年以来，滇、黔、两广外，暨九真、日南，珠玑、孔翠、异香、文犀、罽毲、寳幪之贡，浮江而入河者，若过于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之秔稻，连樯接舻，输于天府，散给吴越者，若取诸左腋之下，可不谓盛烈哉！然而芟薤萌芽，瑾塞罅漏，图大于其细，制近于其远，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变日出而不穷，其不得以太平无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谨按明制，江防与唐、宋经略，微有不同者，嘉靖以后惩于倭患，江防与海防相为表裹者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与海接，为第一重门户，外汔于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则为入江第二重门户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吕四场、掘港诸处，与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经画，凡以防江即以防海，此其所以视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于今海氛既靖之后，犹不能无加意于门户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诚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旧明操江，洪朝选故有《江防要览》诸书，后吴时来作《江防考》，王篆继缉之。
本朝顺治闲，操江臣李日芃具有成书，皆略载当时现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证明。臣今纪自明世以及本朝设官各汛要害，参伍古今，备志沿革，而于大江源委，亦详着于篇。
译我朝平定动乱之后，政令焕然一新，所派遣的将军、都统以下官员，如星辰罗列、棋子散布于荆州、江宁、京口等重要镇守之地，奇兵、游兵、巡江各营，有的负责守御突发变故，有的往来侦察哨探，千里之遥，响应如同呼吸般迅速，长江南北两岸，指挥调度如同运用手指和手臂般灵活。因此，近年来，除了云南、贵州、两广之外，以及九真、日南等地进贡的珍珠、翡翠、异香、花纹犀角、毛织品、宝盖等物，沿长江进入黄河的，就像经过枕席之上一样便捷；巴蜀的名贵木材，荆楚的稻米，船队首尾相接，输送到京城，分发给吴越地区的，就像从左边腋下取物一样容易，这难道不是盛大的功业吗！然而，消除祸患于萌芽状态，堵塞漏洞，谋划大事需从细微处着手，控制近处需着眼于远方，我们的法度一旦确定，天下的变故却每日层出不穷，因此不能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就忽视它，这是显而易见的。臣仔细考察明朝制度，江防与唐、宋的经略方略，稍有不同，嘉靖以后鉴于倭寇之患，江防与海防互为表里。长江从京口、金山、焦山开始，向下与大海相接，是第一道门户，外面直到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则是进入长江的第二道门户。江南以及通州、泰州的吕四场、掘港等与大海相通的地方，处处都经过规划部署，凡是防御长江就是防御大海，这就是它比前代更为重视的原因。而我皇上在当今海疆安宁之后，仍然不能不加强门户的防守，圣明的君主心思周全遍及天下，确实不是前代帝王所能企及的。明朝旧有的操江制度，洪朝选著有《江防要览》等书，后来吴时来撰写《江防考》，王篆接着编纂。本朝顺治年间，操江大臣李日芃也有成书，都只简要记载当时现行的事例而已，没有加以考证证明。臣如今记载自明朝以来以及本朝设置官员、各汛地要害的情况，参酌古今，详细记录沿革，而对于大江的源头和流向，也在篇中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