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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烟屿楼笔记》 清 徐时栋

●卷一 蜀后主的年号是炎兴，而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唐殇帝的年号是唐隆，而唐明皇即位。但最奇特的是宋钦宗的年号是靖康，在十二月确立“康”字，果然满一年宋高宗就登基了。

晋元帝建元永昌，郭璞认为这是“二日”的征兆。齐废帝建元隆昌，史官也认为这是“二日”。

明光宗的年号是泰昌，也是“二日”。这一年天启帝随即继位。这些都是以“二日”预示两位君主。而齐主高延宗的年号是德昌，是因为在十二月十四日建立尊号。没过几天就被围困，经过一夜就失败了。有见识的人认为“德昌”意味着只能得到两天。“二日”的谶语相同，但解释却不同。

晋安帝的年号大亨，拆解为“一人二月了”。齐文宣帝的年号天保，拆解为“一大人只十”。宋太宗的年号太平，拆解为“一人六十”，最终这一年号的奇特应验了。侯景这两个字，拆解为“小人一百日天子”。李顺这两个字，拆解为“一百八日川”，这是姓名的奇特应验。

梁朝侯景废黜简文帝，立豫章王，改年号为天正。事情发生在大宝二年。大宝三年，武陵王在蜀地僭越称帝，也改年号为天正，本来不知道豫章王改元的事，却与之暗中相合。有见识的人说“天”是二人，“正”是一止，后来这两个人各统治一年就停止了。金朝大定年间，辽人耶律窝干称帝，在临潢府伪称年号天正，也是一年后灭亡。我朝顺治五年，东明的土贼伪称年号，也叫天正，也是一年后灭亡。

真是奇异啊！

《隋书·五行志》多言将年号的字拆开组合，便成了谶文。周高祖改元宣政，说是“宇文亡日”；周静帝改元大象，说是“天子冢”。齐后主改元隆化，说是“降死”。隋炀帝改元大业，说是“大苦来此”，这与后人拆字取象义没有区别，但都得到了奇特的验证。

黄巢曾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作乱。所以他懂得文字。他自陈符命，说唐家建元广明，“唐”字去掉“丑”和“口”就安上了“黄”。天意让黄在唐下，就是黄家的日月。

石晋少帝的年号是开运，而投降契丹；后梁帝的年号是广运，而归于隋。有见识的人说“运”字是“军走”，所以他们的君主都被军队赶走。考察年号用“运”字的极少。宋朝时吴曦、李顺两个反贼，一个僭号称转运，一个称应运，后来都被诛杀。这个字真是不吉祥吗！

我之前说过，以“运”字为年号不吉利。现在又考察，北汉刘继元也建元广运，后来投降宋朝。只有夏国赵元昊两次使用“运”字，唯独没有逃跑投降或失国。元昊起初改元开运，过了一月有人告知这是石晋败亡的年号，于是改为广运，却不知道广运也是后梁败亡的年号。然而最终平安无事。

我的家乡，是古越地。那里的山、镇叫会稽。《吕氏春秋·有始篇》说：“土有九山，其中九山以会稽为首。”又《上德篇》说：“太华之高，会稽之险。”注解说：“会稽是山名，在吴郡。”按：现在的会稽山没有什么险阻。而吕氏这样说，好像天下的山险，没有超过这里的。大概当时地处海滨，多巨大的水域。它的险要在风浪舟楫之间，不在山林跋涉之中。现在都变成桑田了，所以不再见到所谓的险要。

《吕氏春秋·贵生篇》说：“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担忧这件事，逃到丹穴。”按：四明山称为丹山，由来已久。所谓的丹穴，难道就是丹山吗？

明州，在宋朝是美好的郡县。苏东坡请求守此郡，没有得到。他的《与子丰正字札》中说：“外郡虽然粗俗，但每天只有早衙，一个时辰左右纷纷扰扰，其余时间清静，都是我所拥有的。四明既然得不到，想暂且慢慢请求淮浙一带的一个郡。”又朱熹写陈正献俊卿的状文说：“正献请求离职，皇上亲手写札挽留他。他请求不停。

皇上说：‘你必定想走，朕当勉强顺从。但也暂且在四明，或者平江，过一两个月再回来也可以。’他以平江繁杂忙碌为由推辞。皇上让他自己选择两浙近地的地方。他因此以四明为请。皇上才答应他。然而正献最终。

也没有真的来。”

高宇泰《敬止录》中记载：魏岘《蒋山龙潭庙记》署衔称新吉州，但在家居住不赴任。我曾怀疑这件事。等到阅读《袁〇斋集》称：“曾祖父被任命守泗州，在家等待次位。”才知道宋朝时，虽然除授某州，但原官职固然没有离任，被新任命的人在家等待。

海中的小山，隐没在水中看不见的，叫做礁。海船最害怕它。先父曾经在蛟门外，夏太婆礁上，树立大木，作为船工的指南。前年，我写先父传，叙述这件事。遍查字书，没有礁字。于是用我们家乡常写的字写作礁。后来看到吴莱《甬东山水古迹记》说：“一撞〇焦石，船且靡解，不可支持。”似乎礁字实在应当作〇焦。班固《东都赋》：“别风〇焦〇。”

左思《吴都赋》：“陵绝〇〇〇焦。”都解释为高的样子。又《广韵》：“山巅曰〇焦。”

与山椒的椒相通。它们的意义，都与隐没在水中相反。而礁字则始于宋元地志。现在省府州县的志书，

译以至于官府的公文往来，民间的书信笔记，没有不写得像礁石一样杂乱难辨的。既然如此，吴地人的记载，只是偶然见到的一种情况，不可以作为准则。

译古人有“〇”字，没有“〇霸”字。如今官方文书无不写作“〇霸”。况且用这个字作为州县的名字。那么版图所管辖的地名，是不可以更改的。我们家乡在用水土筑坝拦水时，那用来开启关闭以放水或纳水的设施，叫做“〇契”。这个字是鄞地人所独有的。不仅字书里没有记载，就是其他地方也很少见。然而已经在曾巩的文章中见到过。宋代以后的字书没有收录，是疏忽了。又如“礁”字已经在宋元时期的地方志中出现，那么也应该被收录。

四明的世家大族，没有比虞氏更古老的，而史书认为虞氏是余姚人。查考虞氏世代居住在慈溪的鸣鹤场，也就是所谓的山北地区。《水经注·沔水》说：“江水又向东流经赭山南面。”虞翻曾经登上这座山向西眺望，告诫子孙：“可以居住在江北，世代享有禄位。如果居住在江南就不会昌盛。”然而住在江北的人，相继世代兴起；当时住在江南的人，往往大多衰败。仲翔的话是有验证的。大概仲翔所说的江北，就是现在的山北。那地方虞氏的古迹非常多。

乡村间，老人小孩，都有“罗隐秀才，出口成谶”的说法。起初以为是我们家乡的俗语罢了。

壮年时游历四方，发现大江以南，时常有这种说法。又查阅各郡县的志书，凡是那些有眼睛有脚的人，只要拿起笔，就随意将罗隐的事迹掺入山川古迹之间。真是可笑。最近阅读《宣州志·古迹》中的一条记载说：“金鸡山，在建德寺草堂的北面。罗隐经过这里，戏作题诗说：‘金鸡不向五更啼。’于是山石迸裂，有鸡飞鸣而去。”等等。荒谬妄诞到如此地步，还俨然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知道廉耻羞恶的人了。

《宋诗纪事》记载苗时中的籍贯，说是甬上人。于是我们家乡的袁陶轩徵君钧、郑三云同知辰，搜集《四明诗》，并据此将他收录其中。我认为这是大错。《宋史》明确记载，苗时中的祖先从壶关迁到宿州。那么苗时中是宿州人。而桂胜中记载苗时中的磨崖诗刻，自署甬上，是因为甬桥是宿州的掌故。《旧唐书·文宗纪》说：“太和七年三月，又在〇甬桥设置宿州。”

〇甬桥就是甬桥。《资治通鉴》正写作甬，它是宿州的甬上无疑。况且这两个字既不是郡名也不是县名，怎么能对史传中明确记载籍贯的人，不加考索，就根据他偶然题署的名字，便当作他的籍贯呢？况且临桂县中，苗子居的题名不一，雉山及龙隐岩题写甬上，叠采山则题写符离，白龙洞又题写上党。那么子居实际上是宿州的符离人。甬上是县中的名胜。而上党则是先世的郡望。我们家乡的先辈，谈论同乡人物，从未提及子居的，因为正史列传中的人物，不应该姓氏如此冷落。况且甬东，以及甬句东，以及句甬，见于经传杂史，其称呼最古老。如果题名署甬上，则始于明人。宋元人都署四明，没有署甬上的。孙威敏新近治理“甬上居间，逸安暮齿”的诗句，也是偶然在歌咏中见到罢了。

《锦绣万花谷前集》引用孙仲益的信札说：“四明二湖的胜景，而新筑领其要害。”

近来看到《曾南丰集》记载广德湖，俗称为莺ㄕ的，如今开垦成为田地了。等等。查考这封信不知道是写给谁的。所谓新筑，是指收信人的居所呢？还是自称呢？仲益似乎不曾居住在四明。

雍正年间，李敏达公卫，巡抚浙江。严厉下令鄞县撤毁王荆公祠。不知道为何至今那庙宇依然完好。况且荆公祠在鄞县的，不止一处。我认为荆公在朝廷时，误国的罪行说不尽。但在任鄞县令时，则有很多惠民的政事，对我们家乡的水利尤其极力整顿。所以其他地方的庙可以废除，而鄞县的庙唯独不可以毁坏。这也是在乡间改祀的意思。

《荆楚岁时记》所列的风俗，有很多与我们家乡相同的。如正月初一，鸡鸣就起床，先在庭院前燃放爆竹，以驱避山魈。五月五日，采集艾草做成小人悬挂在门户上，以驱除毒气。又在这一天捕捉鸲鹆，教它说话。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全都制作盆供，供奉诸佛。注释引用《盂兰盆经》目连救母的故事。正月十五晚上，迎接紫姑，以占卜未来的蚕桑收成，并占卜各种事情。注释引用刘敬叔《异苑》说，捉住她感觉沉重，是神灵来了。岁末留下宿岁的饭，以及五月禁止做各种事情，十二月祭灶神等说法，都与现在大同小异。

《岁时记》说，岁末留下宿岁的饭，到了新年十二日，就丢弃在街巷，作为去故纳新的意思。查考这种风气非常恶劣。庄稼粮食是宝贵的，忍心丢弃吗？现在北方也不很爱惜饭米，吃剩的往往任意倾倒丢弃。我们家乡人爱惜饭和爱惜字一样。饭粒碎落地上，小孩也知道拾取。如果看见米粒狼藉，就认为那家不吉利。除夕也制作宿岁饭，取米蒸熟，摊开让它略微干燥，名叫饭富。富字取美好的名字，其实大概是饭脯。用干饭比作干肉罢了。新年初一，以后十几天不再煮米做饭，就把饭富放入水中，下到锅里作为食物。等到饭富吃完，才开始照常煮生米。

周处《风土记》说，蜀地的风俗，岁末互相馈赠问候，叫做馈岁。用酒食互相邀请，叫做别岁。到了除夕，通宵不眠，

译这叫做守岁。又说除夕夜祭祀祖先，祭礼结束后，长辈和晚辈聚在一起饮酒，互相祝福颂扬后散去，这叫做分岁。《东京梦华录》也说，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家，大家围着火炉团团而坐，通宵不睡，这叫做守岁。

译查考“别岁”即是“分岁”。记载东坡先生有这三首岁诗。我们家乡近时的风俗大致相同，馈赠岁礼的典礼，没有哪家不有的。

将午日、九日合称为三节。用酒食互相邀请，叫做吃分岁酒。士人和百姓家大多以来年相邀，做新年饭。而分岁酒则集市店铺大多有。守岁只有前辈盛行，近来稍微稀少。谚语说：“这天晚上不睡觉，是修得来生爹娘完全。”所以俗话称：“彻夜不睡，为修爹娘完全。”不一定非要在除夕。大概前辈守岁的夜晚，遇到有父母健在的，就以“完全”互相夸耀崇尚。后来就误把“守”当作“修”了。

《旧唐书·明皇纪》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禁火寒食。用鸡蛋互相馈赠。”

《荆楚岁时记》说：“寒食禁火三天，制作饴糖、大麦粥、斗鸡、雕刻鸡蛋、斗鸡蛋。”

又薛能《晚春诗》说：“雕刻成鸡蛋有秋千。”题目为“晚春”，这也是寒食的故事。

五月五日，用艾草做旗，用蒜头做锤，用菖蒲做剑，混合面粉捆绑起来，悬挂在门户上，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时间久了飘落，就丢弃它。古人采集艾草，则把它当作药。《岁时记》注解说：“宗则，字文度。常在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集艾草，看见像人形的地方，抓取它，用来艾灸有效验。”

是这样。《岁时记》“五月五日，取鸲鹆教它说话”的话，注解说：“这个月鸲鹆幼鸟，羽毛新长出来，俗人喜好登上鸟巢取来饲养，来教它说话。”查考：这个注解说没有得其趣味，现在俗人在午日，剪断鸲鹆的舌头，用镜子照它，背对着人说话。鸟，怀疑是镜中的鸟在说话，才肯跟随学习。这是午日开始教说话的日子，不是取鸟的日子。

《岁时记》说：“夏至节，吃粽子。”注解说：“周处称为角黍。”大概是《风土记》中的话。现在俗人在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吃之前几天，亲友互相馈赠，叫做端午粽、重阳粽。

五月多禁忌。凡是娶媳妇、搬家、以及一切建造制作，非不得已，都避开它。这很没有意义，但沿袭却很久了。《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晒床、铺席、以及忌讳盖屋顶。”注引《异苑》说：“新野庾实，曾经在五月晒席，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死在席上，一会儿不见了。后来庾实的儿子于是死了。或许始于此事。”我认为这个注解说很奇特。庾实的儿子将要死，而妖兆先显现。

这种事理上常有的。但就因为这个缘故，能禁止天下人晒席。那么将因为伍子胥沉江，而五月忌讳打水；因为田文被弃，而五月忌讳生孩子了。古来不幸的事，没有哪个月没有的，从此将没有哪个月不忌讳了。况且说忌讳盖屋顶的，又始于什么事呢？

纸绘灶神，在除夕供奉在灶上，叫做灶君。岁时献上新鲜食物，焚香拜它。十二月二十三日，说是灶神上天的日子。陈列饼糕、饴糖祭祀它，捆草做马，在马前列放草料豆料，祭祀完毕，就揭下画像和马一起烧掉。说：“灶君上天奏事，七天才回来。”到除夕，才另外供奉新的。

南方风俗，大致如此。《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这天并用小猪和酒祭祀灶神。又汉阴子方腊日看见灶神，用黄狗祭祀它，称为黄羊。阴氏世代蒙受他的福泽。俗人竞相崇尚，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古人都在八日，现在在二十三日，不知何时所改。俗人认为灶神不吃酒肉，所以我们家乡祭祀灶神，大多用蔬果。然而宗懔说用小猪和酒，子方则用黄狗。又世人称醉司命日。

而我们家乡唯独这样，大概是先辈俭朴遗风。

明人作《遇灶神记》，说神姓张。许慎《五经异义》说：“颛顼有子，叫黎。

担任祝融火正。祝融是灶神。姓苏名吉利。妻子姓王名搏颊。”用颛顼的儿子和妻子，却能姓苏姓王，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吗？俞净意《遇灶神记》说，神姓张氏，似乎也有根据。《酉阳杂俎》说：“灶神名隗，又姓张，名单。夫人字卿忌。有六个女儿，都叫察洽。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大概道家荒诞虚妄的话，不可追究诘问。一曰灶神名壤子。《杂五行书》则说灶神名禅，字子郭。穿黄衣服。司马彪又说穿红衣服，样子像美女。又《庄子》说：“灶有髻。”司马彪说髻是灶神。那么灶神又名髻了。然而媚灶见于《论语》；祭灶，见于《礼记》；梦见灶君见于《战国策》。其神实为七祀之一。到李少君，以祠灶见武帝。于是灶成为祈福的祭祀。其说上天禀告人的罪过，实始于《淮南万毕术》。说灶神晦日归天，禀告人的罪过。《万毕术》已亡。多见引于《太平御览》中。

而陆龟蒙

译《祀灶解》也说：“灶神按时记录人的罪过，上报给天帝。应当祭祀他来祈求福泽吉祥。”

译世俗祭祀，把成捆的茅草放在地上，然后浇酒在上面，这叫做“灌”。这种做法也有其渊源。《周礼·甸师》说：“祭祀时供给萧茅。”郑兴说：“‘萧’字有的版本写作‘茜’，‘茜’读作‘缩’。把成捆的茅草竖立起来，祭祀前把酒浇在上面。酒渗下去，好像神灵喝了一样，所以叫做‘缩’。”我认为按这个意思恐怕不必如此解释，但这种仪式古今是相同的。又查杜预解释《左传》时就是采用郑兴的说法。

世俗祭神，必定有神马。祭祀完毕后，连同纸钱一起焚烧。焚烧时必定要用爆竹。大的爆竹有三个，小的爆竹连成一串像穿起来的珠子。有的五百响，有的千响。这种风气我家没有。从前先父常说：“神马中画着各种神灵的相貌，焚烧之后，不知道飘落到什么地方，这不是太亵渎了吗？至于爆竹，古人用它来驱避山魈、恶鬼。

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哪里有鬼魅？况且火星飞散，偶尔落入柴草中，不是更惹事吗？”

纸绘的神像多画成骑马的样子。刻板印刷出售的称为神马，或者叫纸马。说是神灵乘着马从空中降临，所以叫神马。我们家乡有个姓阮的人，喜欢卖弄聪明，曾经开设纸铺，在招牌上按自己的意思把神马改为神模，认为模就是形象的意思。俗人因为读音相近，误把模当作马罢了。一时之间没有学问的人，跟着效仿。每次看到社会簿册中，多写神模。这种荒谬可笑的做法。神模二字，本来就有。王勃《善寂寺碑》：“仙宫之妙匠可寻，卢舍之神模不坠。”李邕《石赋》：“鄙宋缄之谬识，嘉禹凿之神模。”后周杜良文：“日往月来，就神圣之模。”像这样的，可以解释为神像吗！如果是马字，那么古人记载神灵降临，多说骑马。《九歌·湘夫人》说：“早晨我驾着马在江边奔驰。”又《东君》说：“抚着我的马啊安稳地驱驰？”又《国殇》说：“车轮陷地啊拴住四匹马。”

社公马，见于《后汉书·费长房传》。而泥马、茅马、刍马之类，后人模仿制作，用来迎送神灵。而且有记载的。《辇下岁时记》说：“京城人年夜准备酒果送神，把灶马贴在灶上，用酒糖抹在灶门之上，叫做醉司命。”灶马就是纸画的灶神。正是俗话所说的灶君纸马。那么“神马”二字，典故确实如此。我的朋友王稽云，世浚是雅士，曾经写神模字，所以详细地说。

我们家乡祭神，遇到事情稍大的，在神灵的宴席旁边，另外设一个宴席。其仪仗物品降低等级，用来款待神灵的随从，名叫下马。意思是神马中地位较低的罢了。我曾经以此质问友人：“那些喋喋不休地把神马说成神模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把下马叫做下模吗？”大家都大笑。社坛没有房屋。现在官府遇到祭社的日子，大率用帐幕架在坛上罢了。《荆楚岁时记》称：“社日邻里聚会，在树下建屋，先祭神，然后享用祭肉。”据此，这是古人祭社，事先在社坛上建屋，用来遮蔽风雨。又查：据此，这是晋朝仍然使用周秦以来的旧礼。一变而全都建庙殿作为境神，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变的。我们家乡私社，只有丁湾一个社，巍然独存。当地人不知道，叫它缸盖庙。或者又怀疑是野鬼遗火之类。

大概社礼废弃很久了，我作《丁湾里社碑》，感慨地说了。嘉兴冯柳东师登府，说是有功于世道的文章。金华施北林□□说是经术文字。只是世俗沿习已久，哪里知道？礼教之君子，互相考究，而更正它。

唐韩〇，是子路的后身（见《神仙感遇集》）。宋王沂公，是曾子的后身。圣门高弟，也受轮回吗？荒诞虚妄实在不值得追问。明人有陈士元的，颇事著书，有《孟子杂记》一书，他的自叙说是孟子的后身。叙述妖梦，以及释奠到孟子面前蜡烛熄灭，这一年罢官，作为后身的证据。可以说是慢侮圣贤的甚极了！

死而为神，古多有之。赵宋说部，记载尤多。如吕诲为上帝司纠；石曼卿、丁度皆为芙蓉馆主；王平甫为灵芝宫仙官；许收为北斗君；陈康伯为北斗主簿；欧阳仲纯为长白山主；庞籍为王屋山道君；刘沆为九江真人。又庞、刘二相与吕夷简、李迪、富弼同一堂为五相（富郑公为昆仑真人，见古称号。李迪文定，吕夷简文靖，丁度文简，富弼文忠，庞籍庄敏）。清燕堂寇莱公准为浮提王；田画，字丞君，为淮阳上神。又《宾退录》载：“陈伯修师锡将死，梦见上帝命进平生所上章疏，披览甚喜，告诉说：‘已在第六等授卿官。’下殿谢恩而醒。告诉他的儿子说：‘丰相临终，得梦也这样。’”这是说丰清敏公稷，也死而为神了。以清敏正直，自应为神。只是其事未有记载的，仅见陈语。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神。

先府君家教，不许妇女入寺院烧香念佛。常曰：“少年妇人入寺门，此与倚门卖

译笑的人与哭的人相差多少呢？近来，豪门士族，没有不纵容家中妇女去拜佛诵经礼忏的。风俗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惜怜悯。宋代臣子朱光庭在《请戒约传习异端疏》中曾说：“恳请今后，凡是士大夫与平民百姓家中的妇女，一律不得进入寺庙大门，明确立下禁令。”唉！这哪里是儒生的迂腐言论，这乃是风化教化的重大防线啊。咸丰十年春天，粤寇侵犯浙江，杀戮抢掠极为惨烈。在此之前，风俗以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凡是杭州乃至外省郡县的妇女，到天竺烧香的人数以万计。而就在这一天，粤寇突然到来，这些妇女全部遭到奸淫杀害，有的甚至被掳掠带走。哭喊声震天动地，尸体鲜血遍布道路。唉！劫难到来，或许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但让深闺中的士族妇女，无缘无故外出遭受此祸，这难道可以推托给气数命运吗！记得我年轻时，听说有数千名妇女到普陀山烧香，海盗蔡牵突然到来，奸淫抢掠极其严重。又听说某年，突然遭遇狂风巨浪，沉没的妇女烧香船只不计其数。前车之鉴多得不胜枚举。而愚昧的男女，直到死也不醒悟。真是可悲啊！

译鄞东灵峰山，有葛仙翁祠。相传四月十日，是他的生日。妇女前往参拜并购买他的度牒的，不下数万人。而且有谚语说：“有人拜我生，送银一万两。”意思是说，买一张度牒，可以抵当冥界的万贯钱财。所以贪婪愚痴的老妇人，乃至年幼的小闺女，奔走跋涉，比起请买其他度牒，尤其显得疯狂迷惑。

我的姐姐嫁给李氏的，年轻时守节，上侍奉公婆，下抚养继子，直到他们成年自立，生平未曾不敬奉佛教。

然而她吃素诵经，自在斗室之中，不轻易出门。曾经笑着对众妇女说：“佛戒贪妄，现在用几文钱而想获得一万两银子的暴富，哪有比这更贪婪的！神仙纵然不可知，哪里能得到几万万银子每年作为拜寿的钱财而用之不竭呢？这如果可信，哪有比这更荒谬的！”葛仙翁的度牒称为灵峰牒，每年卖度牒的钱达到数千金。地方的无赖，衙门的胥吏，前往与和尚瓜分这些钱。不久海寇想夺取这份利益，前往劫夺度牒钱，互相攻击，于是烧毁了所有的宫观寺庙。于是僧人不能重建，搭了一间草屋，到了日期又再次卖度牒。而愚昧的夫妇前往参拜的，仍然不少。在灰烬瓦砾中，匍匐磕头，珍重地买一张度牒，以此离去的情景，真不值得一笑（僧人说：信男信女，能在瓦砾中虔诚前往参拜的，那么功德倍于其他时候。因此愚昧的夫妇更加迷惑）。

僧道愚惑平民，无论天神地祇，都有生日。乃至日月，也有生日。称太阳为太阳星君；称月亮为太阴星君。明明是日月，再称它们为星，庸俗荒谬到如此地步！我看到省颁的官历，本来以十一月十九日，为太阳星君的诞日。太阳开始出生，必定在十一月十九日！真是无理可诘的！而我们家乡却独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的生日。妇女到太阳殿中烧香、请度牒，这固然是念佛陋习的一端，不值得深责。只是他们必定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的原因，我揣度它，大概有故事在其中。国家定鼎之初，我们家乡的遗老，最盛感怀故国，每以庄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不敢明言，于是姑且妄说：“这是太阳生日的日子。”以太阳当君主，托生日，以代忌日。大概这一天未必不召僧道为之追荐，青词黄疏中，也必定托之太阳，以愚弄僧道。那些僧道，因为这话出自士大夫之口，深信而不惑。至于遗老既尽，野祭无人，而僧道反而援引为故事，每年作为常例。妇女无知，相沿成俗。这就是太阳生日所以不在十一月十九日，而独在三月十九日的原因。

以遗民《黍离》《麦秀》的悲愤，转为僧道惑众敛钱的助力，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的。

佛经适宜于山林隐逸。其文字别具一种清空兀傲之气。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听其存留而已，不必废斥也。其教人悔误，亦自具一片婆心。为后世恶俗禅林败坏本旨，遂令儒者疾之已甚耳。惟以帝王之尊，不务政教，而崇奉佛法，至于迎佛骨、供舍利、兴建一切、舍身为弟子，则为天下之害甚大。佛苟在世，必不愿其出此。

我不敬奉佛教，而颇喜其文字。每欲稍事观览，而至今未读也。少时常读《心经》及《金刚经》。盖《金刚经》是《心经》的传说耳。亦见《心经注释》数家，余辄谓其多谬。偶与友人论其章句，如云：“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云。注家并以梦想字属上，颠倒为句。究竟字属下涅三世诸佛为句。余谓非也。此经大旨，劝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云能依此则此心可无挂碍，此心能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一）、远离（二）、颠倒（三）、梦想究竟（四）诸境。非特学者能依此有如是功效。即昔者涅三世诸佛，亦以依此，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然则梦想究竟四字，自为句。不得分属之上下文也。盖既事之后，则心由境迁。而未事之先，则境由心造。所说四境，皆吾心意中自造之境，忽而恐怖，忽而远离。远离者，《孟子》所谓放心。《大学》所谓心不在焉者也，忽而颠倒。颠倒者，妄念也，恶念也，忽而梦想究竟。梦想究竟者，凡常人闲居时，夜卧时，无论未事、当事、既事，无不坐此四字也。苟能心无挂碍，则心地清净，一片光明。犹吾儒当意诚心正之时。焉得尚有此等心境乎！“梦想究竟”四字最妙，吾最爱之。以为

译这形态完全展现了世间人的心境。无论富贵贫贱，君子小人，没有哪一天哪一夜没有终极的梦想，为什么要把它们割裂分散，使人失去其中的精妙真谛呢！特意把它提出来，也足以用来警戒自己。

译《锦绣万花谷》卷二“翰苑门”中“著撰文名”条记载：“五品以上称为诏，六品以下称为敕。”

查考当今制度，五品以上称为诰命，六品以下称为敕命。唐代武则天名曌，音同“照”，因此将“诏”改为“制”，不久又恢复旧称。南宋史嵩之担任宰相时，因避家讳，将“诏”改为“诰”。这件事想必是沿袭至今吧？圣朝以孝道治理天下，对活着的人加封，对死去的人追赠，准许推恩，可谓仁义到了极点，没有丝毫遗憾。只是有令人不解的是，诰敕命词只论品级，不区分职掌、科举第次。至于状元荣耀富贵异常，但一旦封赠祖先，其命词与花费数百金买得六品官职的赀郎，丝毫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封赠母亲，无论前母、后母、嫡母、庶母，都用同样的词，毫无区别。比如后母之子对于前母，世代相隔遥远，毫不相干，而制词却极力称赞前母养育的辛劳。恐怕九泉之下若有知觉，接受这样的封赠也会感到不安。翰林院冗员最多，院中没有什么公事，何不让他们分别详细拟作，再由教习大员删改润色，以此作为定制呢？可惜没有言官进言报告。又，卑品官员封赠一代，按规定准许其本身应得的诰敕，封赠祖父母。更低级的没有封赠，也准许其以本身应得的敕命，追封父母。又如伯叔、众兄长，舅父母、外祖父母、妻子的父母，都准许以本身追封。真是深切体察下情，广泛推恩。我认为应当立下条例，凡是本身应得的恩典，原本准许追封旁支，乃至姻亲。但凡是按规定没有封赠的，或者父母尚未追封的；按规定封赠一代的，或者祖父母尚未追封的；出嗣为后代的，或者本生父母尚未追封的，其应得的恩典，都不准许先追封旁支及其姻亲。

等到父母、祖父母、本生父母既已得到封赠，才准许随意陈请。这也算是教导孝道的一个方面。又，凡是追封祖父母的，如果遇到曾祖父母还在世，似乎应当移用父母的封典，追封曾祖父母。追封父母的，如果遇到祖父母或曾祖父母还在世，似乎应当移用本身的封典，追封最高的一代人。

因为高年长辈还在堂上，依然是平民百姓，而子孙却同时承受国家恩典，戴着高冠系着宽带，似乎对于圣朝教导孝道的义理还未尽善。如果那人本身已有官爵，不在此例。

侯爵死后，儿子又成为列侯，那么他的母亲称为太夫人。这是古法。父亲去世，母亲凭借儿子的官职受封，则加上“太”字。这是当今制度。近来有某位绅士家中，父亲还在世，而他的母亲因儿子的缘故受封，署衔一定要加上“太”字。有人与他争论，他就说：“哪有因为儿子受封而可以没有‘太’字的？”当时我正生病，派人开导他，他才去掉“太”字。我认为这不必详细引证广泛考证。礼制因义理而产生，王道不外乎人情。凡是称为“太”的，都是尊称。家中没有两个尊者，哪有丈夫或婆婆还在堂上，就可以凌越辈分而妄自尊大的道理？所以丈夫或婆婆死后，就不加“太”字。如同儿子成为天子，母亲称为皇太后。至于皇帝驾崩后，就去掉“太”字，称为某皇后，以入庙配享先帝。

虽然上下大小制度迥然不同，但其义理却是一贯的。

古人称公子、公孙、王子、王孙。这是说那个人是公子的儿子，公子的孙子，王子的儿子，王子的孙子。然而人们称王孙公子，则其例子如豪门宗族、华贵后裔，优秀的儿子、有文采的孙子，贵介子弟之类了。

我认为这种风气确实邪僻。自《左传》中的女公子，如果依照古人常例，应当说公女。或者公子，或者公女子。不应当说女公子。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审配给袁谭的信中说：“先公废黜将军，以延续贤兄立我为将军，以为嫡嗣。先公称将军为兄子，将军称先公为叔父。”

这是本生父母不得称父母的证据。程子说：“作为继承人的人，称其所继承的为父母，称其所生的为伯叔父母。这是天地的大义，生人的大伦，百世不可改变。”又，楼钥《攻媿集》中《承议郎孙君墓志》叙述其父雪斋，自志中说：“我祖父生了四个儿子，次子是十三伯父，再次是先考十七府君。我实际上是十三伯父的儿子，被命作为先考的嗣子。七岁时听到本生伯母及先考的讣告。”

等等，这是虽然记载本生但仍称伯母的例子。今人说本生父、本生母也是错误的。

今人称其祖先，无论做官还是隐居，都称为公。甚至称帝王也公之。如我们徐地的祖先偃王，俗称偃王公。赵地的祖先宋太祖，则称为太祖公。这是降低尊位而使其卑微了。我每每嘲笑他们。后来看到《晋书·夏统传》，夏统作慕歌，歌颂大禹的功德。因为自己姓夏，祖先是夏禹，直接称禹为先公。如说：“先公雅寓稽山，朝会万国。”是这样的。那么俗称也是古法，不可过分非议。

古人纪年，数其起始，连同自身一起数。后来，离开自身数。自上而下，以始祖的孙子为三世祖。自后而前，以曾祖的父亲为五世祖。这都是连同自身一起数的。后世有人在曾祖的曾祖自称六世孙。称曾祖的父亲为

译四世祖。这些都是脱离身体气数的。文章家两种体例互相使用。

译阅读的人有时不知道应当采用什么体例，于是导致弄颠倒了世代的次序。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有人问究竟应当采用什么体例，我说一定要连同本人来计算世代。古人记载世代次序的文章，在史书中是有记载的。而在经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然而体例是可以旁通推演的。

《尚书》记载日期，凡是说经过几天，必定连同当天一起计算。比如说是丙午日，过了三天是戊申日；乙卯日，过了三天是丁巳日；戊午日，过了七天是甲子日；丁卯日，过了七天是癸酉日，没有不是连同前面记载的日子和后面记载的日子合起来成为总数的。现在采用这个体例，来记载世代的数量。比如说是某甲过了三代，是某丙；某丁传了七代，到了某癸。这样计算是不易的，没有可疑之处。梁玉绳在《瞥记》中说：“古人计算世代次序，有连同本人计算、不连同本人计算两种方法。而连同本人计算的居多。”等等。然而他下面证明引用关于连同本人计算的，仅引用了《后汉书·蔡邕传》一个证据，关于不连同本人计算的，则引用了颜鲁公的《郭揆神道碑》、《欧阳隽神道碑》、《殷践猷墓碣》，以及韩愈的《薛戎墓志》，以及柳宗元的《表父神道》，以及白居易的《李绅家庙碑》、《元微之墓志》、《裴夫人李氏墓志》，以及元微之的《韦母段氏墓志》，以及宋祁的《贾令公墓志》，以及韩元吉的《李文渊墓碑》。那么他前面所说的连同本人计算居多，这个“连”字其实是“离”字的讹误。

所以最后引用黄宗羲的话说：“计算世代以不连同本人计算为正确。”而自己判断说：“史书中两种方法并用，可以不拘泥。”我认为都不对，一定要连同本人来计算。

古人的文章，必定有所依据。《史记》叙述祖先世代，往往逆向推算而上，说父亲叫某，母亲叫某氏。某的父亲叫某，母亲叫某氏。这种方法最古老，是依据《尔雅》的。《尔雅·释亲》说父亲叫考，母亲叫妣；父亲的考叫王父，父亲的妣叫王母；王父的考叫曾祖王父，王父的妣叫曾祖王母；曾祖王父的考叫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的妣叫高祖王母。

淳熙年间，孝宗御笔书写进呈，太上皇说：“大哥近日笔力大有进步。”按：高宗称呼孝宗为大哥，这也是父亲称呼他的儿子。俗话称呼兄长为哥哥。《旧唐书》中有称呼父亲为哥的。后世于是用阿哥称呼儿子，古今相反到了这种地步。《广韵》说：“现在称呼兄长为哥，唐明皇称呼宁王为大哥。”那么用这个来称呼兄长是最古老的了。《旧唐书·王琚传》，明皇称呼父亲睿宗为四哥。

《棣王传》棣王称呼父亲明皇为三哥。又北齐诸王，都称呼父亲为兄兄，母亲为家家，也称呼为姊。

称呼尊祖为宗，很少见到。高诱注释《吕览·音初篇》孔甲，是禹之后十四代，皋的父亲，发的祖先，桀的宗。

世代称呼族属，从祖父母到兄长，都称呼家。弟弟妹妹以下，则说舍。这种由来很久了。《颜氏家训》说：“子孙不能称呼家的，是轻慢简略的缘故。”班固《书集》说：“家孙现在不使用了，然而舍也是家。”不知道这个意义有什么区别。

写文章使用典故，有什么固定的常理呢？只看上下文的气势如何罢了。就像称谓，一方面称呼男子为兄弟，称呼女子为姊妹。但是如果用兄弟称呼姊妹，那么必定说女兄、女弟。然而孟子说：“弥子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兄弟。”这里的兄弟难道能混淆为男子吗？妻子称呼丈夫的父母为舅姑，丈夫称呼妻子的父母则必定说外舅外姑。然而《礼记·坊记》说：“丈夫亲自迎亲拜见舅姑，舅姑抱着儿子交给丈夫。”这里的舅姑难道能混淆为丈夫的父母吗？父亲的父亲叫大父，母亲的父亲则必定说外大父。

然而《汉书·娄敬传》说：“难道曾听说外孙敢和大父抗衡行礼吗？”这里的大父难道能混淆为自己的祖父吗？

姜宸英《湛园札记》引用《史记·二疏传》的“父子相随出关”，《后汉书·蔡邕传》的“如臣父子欲相伤陷”，《晋书》的“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认为都是以叔侄关系称为父子。我认为：这是古人借用简便的地方，因为上下文已经明白。固然不至于怀疑是真的父子。正与《孟子》称呼姊妹为兄弟，《坊记》称呼外舅姑为舅姑相似。

《湛园札记》说：“称呼姑的有两种：一是妻子对于她丈夫的母亲，一是侄子对于他父亲的姊妹（按，这个侄字姜宸英的意思专门针对女子而言）。现在用男子称呼父亲的姊妹为姑，如何与妇人区别？古人称谓之间，字必定有意义。后人日益趋向简便，不明白其中的过失，实在令人感慨。”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男女称谓必定不同，那么父母、兄弟、姊妹、子孙之类，为什么男子完全没有区别于妇人呢？况且《礼记》说：“姑姊妹，女子已经出嫁，而返回兄弟家，不与兄弟同席而坐。”

《左传》说：“天子向诸侯求娶后妃，诸侯回答说：‘夫妇所生的有几人，妾妇所生的有几人，没有女儿，而有姊妹，以及姑姊妹’。于是说：‘先守某公遗留的女儿有几人’。”

译这都是明确针对男子而言的。其他经传中称“姑”的情况非常多。如果男子不能称父亲的姐妹为“姑”，那么应当称她们为什么呢？

译湛翁在论述这一观点之前，引用《左传》中“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的说法。《左传》注疏引用樊光的话说：“如果父亲的姐姐称为姑姊，父亲的妹妹称为姑妹。”《列女传》中记载，梁国有位守节的姑妹，为了救火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又《左传》记载，季武子把公姑姊嫁给邾庶，其注疏说：“有人说这是父亲的姐姐。”等等。下面才开始断定称呼“姑”有两种情况，等等。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女子只称姑，男子则应当称姑姊或姑妹。这又是错误的。姑姊、姑妹这样的称呼，是为了区分姑母在我父亲兄弟中的长幼次序。男子需要区分，而女子就不需要区分，这已经不是普遍适用的道理了。况且《尔雅》明确说：“父亲的姐妹叫姑。”《左传》明确说：“侄儿跟随姑母。”这些都是针对男子而言的，何曾一定要称姑姊或姑妹呢？而且古人的称谓，也有今天不能沿用的。假如行文说：“某，是我的姑姊。某，是我的姑妹。”人们会怀疑是姑母的女儿呢。现在俗称为父之姊为姑妈，父之妹为小姑。还保留着古人姑姊姑妹的意思。而实际上这种称呼男女通用。

《辍耕录》说：“娘字应当写作〇襄。”《说文解字》说：“频繁打扰，肥大。”现在却通用作妇女的称呼。儿子称母亲为娘。而世人称稳婆为老娘。“我查考稳婆被称为老娘，由来已久。常在唐宋人的小说类书籍中看到。俗人又尊称她，呼为外婆。外婆，是俗人对外祖母的称呼。

大概是希望她珍惜产妇，像母亲看待女儿一样。而我们家乡的稳婆，听到叫外婆就高兴，叫老娘就认为轻视自己。其实其他地方的郡县，称外祖母也叫老娘。老娘就是外婆。风俗崇尚不同，于是不知道二五就是一十了。《慈溪厉荃辑》的《事物异名录》中以踏逐娘为稳婆的异名，并引用《武林旧事》作为依据。查《武林旧事》说：“宫中有孕妇，就命令踏逐老娘。”等等。老娘就是稳婆，而踏逐是宋人的方言，意思是寻觅。这两个字在《宋人地志》、《说部》等书中屡见不鲜。竟然把它当作稳婆的别号，粗陋可笑。

生产时召请稳婆，极应当慎重。我妻子的堂兄朱石亭，有个妹妹嫁到洞桥楼小渊。已经生了孩子，胞衣已经下来。而稳婆以为还没有下来。又把手伸进腹中，摘取肺片许许出来。顷刻间产妇颠仆而死。

当时石亭的母亲正在场。楼氏亲眼看到这肺说：“极像猪肺。”后来家人买肺进厨房，母亲看到就哭。石亭家于是永远不吃肺。探腹取胞，事情本来非常危险。所以老成持重的人说胞衣不下，可以用乱发触碰产妇喉咙，产妇呕吐则胞衣自然下来。又说如果紧急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直接把产盆中的血水，捧入妇人口中，让她呕吐恶心。所以稳婆必须召请老成持重，以及世代以此为业的人。像楼氏的稳婆。事情非常惨痛。特意记载下来作为世人的警戒。

古人称男子为须眉。我曾经问友人：“胡须是男子独有的，而眉毛妇女也有，为什么丈夫叫须眉呢？”大家都不能回答。查《释名》说：“黛，代替的意思。抹去眉毛，用这个画来代替原来的位置。”然后才知道古代妇女都抹去眉毛，所以要画眉。那么虽然有如无，而丈夫可以独占这个称呼了。

现在称宰相为中堂。《国史补》说：“宰相互相称呼，所以叫堂老。”

卢迈从河南簿升为补阙；郑余庆从汜水簿升为察院；赵宗儒从陆浑簿升为右拾遗。

三位主簿都成为了宰相。古人不拘泥于资历竟然如此！现在遇到主簿、典史之类的人，视为“夜阴天”，说他们有降革而没有升迁。“夜阴天”，是没有星星的意思。

曾经听久宦的人说，最难堪的是去任交代的时候。此时胥吏徒役，景象都迥异寻常。

不分升降。《锦绣万花谷》引用《九国志》说：“贾郁做仙游令，接受替代。有一个吏喝醉了。贾郁愤怒地说：‘我应当再掌管这个县，来惩罚你们！’吏扬言说：‘您想再做县令，就像造铁船渡海。’后来贾郁果然又做了旧县的县令。当时醉吏做库吏，盗取官钱数万。贾郁批阅文书，末尾说：‘窃取铜钱来滋润家业，不是因为鼓铸；造铁船而渡海，不借助炉锤。’判处杖刑流放他。”留存这种人的意态，古今一律。谚语说：“不怕官，只怕管。”确实如此。

佐贰官职卑贱杂乱，得到几千钱，就为人判案。常常鄙视并哀怜他们。然而元庆做主簿，甚至收取十钱二十钱。当时号称十钱主簿。那么现在的人们，眼孔还比较大呢。

《吕览。知度篇》：“赵襄子的时候，任用任登为中牟令。上报计簿对襄子说：‘中牟有个士人，叫胆胥。我已经请求接见他。’襄子接见后让他做中大夫。相国说：‘大概您只是耳闻，而没有亲眼看见吧！做中大夫竟然如此容易？这不是晋国的旧制。’襄子说：‘我举荐任登，已经耳闻并且亲眼看见了’”。查计字见于《周官》，后世的大计本于此。而襄子这件事，尤其与后世的保举之法相似。督抚在大计的年份，保举贤员送入引见。既然引见，不再有所考较，就以推荐者的话为

译信任他，便任命他做官，又提拔他。

译宋朝杨宣懿的母亲，非常贤惠，有文采，善于教导子女。杨宣懿在省级考试中得了第二名，消息传来，母亲大怒，说：“这个孩子竟然如此羞辱我！被别人压了一头。等到老二考中进士时，才不会让人压着。”后来他的弟弟果然考中了状元。本朝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钅吾考中会元，消息传来，报条贴在堂屋左边，母亲命令把报条移到右边，说：“空出左边，等待他哥哥贴状元报条。”不久他的哥哥王以衔，果然在这一年考中状元。这也可以和杨母一起留下美谈了。

现在学院考试秀才，俗称考等第。《摭言》说：“天宝、开元年间，有《神州等第录》，用来记录登科之人的盛况。”

规定，每三年学政视察学业将要结束时，推举文章品行优秀的人，贡入太学，称为优贡。浙江定额六人，乡试后，选取各学官所推举的人在学政衙门考试。录取后发榜，有正取，有备取，称为草榜。乡试榜发出，遇到正取中有中举人的，就用备取补上。再次出榜，称为正榜。旧例只考一场。道光癸卯年，有人上奏，说应当与拔贡一样加试一场。第一场考四书文两篇，第二场考经解策论、五言八韵诗各一首。然而拔贡入京朝考后，有一等、有二等、有御门之典。一等多以七品小京官任用，二等或用为知县，或用为教官。他们的出身比举人容易。如果优贡朝考，只有二等，不过准许作为贡生罢了。因为皇上不御门，所以没有任用。

国家对待拔贡优于优贡。于是士子也重视拔贡。其实优贡难而拔贡易。拔贡十二年选拔一次，府学贡二人，县学贡一人，仅以我们浙江计算，共九十四人；优贡三年选拔一次，浙江定额六人。十二年选拔四次，先后合计不过二十四人。而且拔贡每个县都有，无论其文风如何，必须依例选拔。如果优贡则非大郡县不易得到。所以小州僻县，有自开国以来不得科第的。却往往以拔贡、岁贡为地方特产。

道光癸卯科，南海罗萝村先生罗文俊，视察浙江学业，优贡草榜正取六人。洪章伯昌燕第一，我第二，沈玉士熙龄第三，章采南〇第四，诸葛榴生寿焘第五，金翰皋鹤清第六。这一年，章伯、翰皋中乡举，补以余金坡銮、顾奏云成俊。后来翰皋中道光乙巳榜眼，采南中咸丰壬子状元，章伯中咸丰丙辰探花。草榜六人中，而鼎甲齐全。也是科场美谈。

萝村先生得人之盛，是近来学政所仅见的。一经赏识，多考中科第离去。他对待士子，一片热心。真使受者感激不尽。就以我所亲身经历的来说，凡是教官推举优行给学政，必定要送贿赂。我厌恶这样，不愿被推举。先生按临到宁波，岁试完毕，就问府学教官：“为什么不推举徐时栋？”方雪斋成〇诡辩说：“我本来推举了他，因为他患病初愈，怕连日应试不能支撑。”先生相信他的话，说：“应当为他补推。”等到科试，凡是旧例应当连日考试的，都改定日期。我凡是应考五次，无不隔日进行。开始也不觉得，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考试日期是为我而改。他体恤士子之心如此！癸卯九月，我和弟子舟时梁拜访先生于杭州。先生说近来咳嗽大作，精力不支，还朝后应当因病请求退休。等到还朝召对，圣恩优渥，由通政副使升为工部侍郎。先生勉力处理事务，不敢告退。不久奉命视察陵寝，回来后病势大作，于是因病告退。这是乙巳年冬天的事。

第二年秋天，江南应当阅卷。兵部将在任诸臣名列单请旨。皇上问：“罗文俊病愈了吗？”

回答说：“没有。”又问：“何时可痊愈？”回答说：“久病，恐怕一时难愈”。于是命令周芝台先生周祖培典试浙江。撤棘后往江南。这时萝村先生还在京城养病。丁未年春天，我应礼部试入京，先生因病不接见一个客人，却独自召我到府邸，慰勉甚至。我落第南归，听说先生也在这一年夏天回乡。没过几年，突然去世。悲痛啊！先生为人真诚恳切笃实。在浙江三年，深得士子之心。还朝以后，深受宣庙知遇，一年多次升迁。凡是遇到科场，无不参与。〇〇大用，却因病离去。天下人惋惜他。先生少年困苦。幼年时乡里大疫，先生家伯叔群从十余人，死亡殆尽，只有先生和太夫人以及一个妹妹无恙。太夫人教导先生成人，所以先生绘制《纺灯课子图》以志痛。丁未年三月，我拜访先生于京城府邸，先生以此图命题。我犹豫不敢下笔，至今以为遗憾。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浙江乡试填榜，填到六十六名，各位考官都小憩点心。

监临对主试说，说浙江有郑训成（归安人），已经三次考中副榜，今年难道又在这个数里吗？等到填六十七名，拆弥封传唱，正是这位先生，相与大笑。

译而第一名则是嘉兴张庆荣叔未先生，他是廷济的儿子（嘉庆戊午年的解元），当时先生尚健在。当时有“乡荐四科郑”、“秋元两世张”的民谣。这一年考试结束后，我与李莲史世濂、冯午卿一同返回，船停泊在越城，有人去神庙里求签。签文说：“刀剑之金，利不多有。（第三句忘记了），文光射斗。”

译我笑着说：“我考中第一名了。”大家问缘故。我说：“星相家说，壬申、癸酉年出生的人命带刀剑金，现在船里没有这两个年份出生的人，所以说不多。既然壬申、癸酉年出生的人不多，那么我甲戌年出生的自然应当首屈一指。而‘文光射斗’这四个字，必定是名次的暗示，难道我应该中第七名吗？”后来我中了第二十名。有人说：“‘斗’字由‘二’和‘十’组成，所以是二十。”神明也灵验啊！

司马朗十二岁时参加经义考试成为童子科考生。监考的人因为司马朗身体高大壮实，怀疑他隐瞒了年龄。于是弹劾审问。由此可见，古代确实有禁止隐瞒年龄的规定，而今天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不隐瞒年龄的。追究起来，觉得很没有意义。我小时候参加童子科考试，也隐瞒了三年。后来既然已经登记在吏部的名册上，就不能再追改。非常后悔。现在世人把考试的年龄称为册年，意思是填写在名册上的年龄。

我参加童子科考试，隐瞒了三年；子舟隐瞒了两年。我生于甲戌年十一月，子舟生于丙子年四月。等到癸卯年，我获得优贡，子舟考中乡试举人，都刊印了行卷。书中记载履历的年龄，一时来不及仔细核对，改了年份没改月份，于是我就成了丁丑年十一月出生，子舟成了戊寅年四月出生。有人看到后怀疑说：“听说二位是同母兄弟，天下哪有相隔四个月又生孩子的呢？”听到这话我不禁自笑，造假真是拙劣啊。

我的老师程朗岑先生璋在鄞县任县令，考试儒童，坐在厅堂上，出题没有翻阅《四书》。误记了“仕而优”这一章的上下句，以“则仕仕”三个字为题。全场哗然。先生谦虚地向各位学生道歉，说自从做官以来，经学荒疏，不要怪罪他。于是以“铁铸错”三个字作为诗题，以此记录过错。等到府试那天，吕仲英老师以两个“士”字为首题，已经涵盖了《怀居》章，没有涵盖《尹士语人》章。以两个“干”字为次题，已经涵盖了《公刘好货》章，没有涵盖《太师适齐》章。于是，我们家乡的俞西岚先生戏作对联说：“程令荒疏，误记四书联仕仕；吕公乖巧，倒填两士作干干”。朗岑老师精明敏捷有吏才，怀抱也非常风雅，偶尔出错，不必为先生隐瞒。又《论语》这两句话前人往往误记，《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之风也。”等等。也颠倒了上下句。偶然读到《金楼子》到这里，却想起往事，随意记下（《玉篇·人部》“仕”字下，引用《论语》这两句也颠倒了）。

近来考试官员和乡村塾师，以“黄花如散金”为题的，官员、老师、学生都把黄花指为菊花。大概是因为菊花有黄花，于是就没有不是菊花的黄花了。查考这本来是《张季鹰杂诗》中的话。李白《送张十一游东吴》诗，所谓“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说的就是这个。季鹰诗说：“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不应该三月中就有菊花啊。

选拔人才，舍弃诗赋采用经术，将使学者穷究经书明白道理，以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空谈以至于实用。这个方法何尝不美好。但一定要强迫天下万世的学者，奉行一位先生的学说作为程式。那么性灵就完全泯灭了！近世学者，只需要一部高头讲章，几篇时调墨卷，就可以接连考取科第，置身于清贵显要的职位，读书真的还有什么用呢？朱光庭上疏请求各经论孟各试大义，仍然需要先依据注疏的说法。

如果注疏违背圣人的意思，就先驳斥其注疏所以违背的原因，然后断以己见，以及诸家的说法。

以义理通达、文采优秀者为上等；义理通达、文采粗疏者为次等；义理不通，虽有虚浮的文字，也不合格。查考如果真这样，那么士子还会知道读书穷究义理，而经学不至于完全废弃（明代人应试的文章，还有纠正旧说的）。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是道光丁未年的会试题。这一科，我和张诗农编修庭学同在一个号舍，他来商量说：“这个题目很难。”我说：“没有好文章罢了，题目有什么难的？”他说：“只说贤贤亲亲，固然不难，不知道贤贤是说谟烈，亲亲是说统绪。”我惊讶地问：“出自哪里？”他说：“讲章上这么说的。”我笑着说：“讲章哪里值得说？这难道是圣经贤传吗？就跟着它吗？”

诗农也认为我的话对。但是这一年的时文名家，往往被讲章误导，东拉西扯，以至于格格不入不能表达。又次题为“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孔子明明说有之，而讲章一定说无之。讲章的可恶到了这种地步！

前辈时文家，虽然极其陈腐，还知道读书。现在周、程、张、朱，还有知道的；汉、唐、宋、元，几乎不知道是什么朝代了。即使满纸典丽奥博，也不过是从经。我必读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贩而来，古书在今天真的还有什么用？曾经有“岁寒然后知松柏”，题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贡曰：“纣之不善”题文用“吾岂知纣之善否哉？”

八字，士大夫满座都瞪着眼睛咋舌，不知道在说什么。有人说

译这必定是成语，或许有人说这必定是怪僻子书中的语句。

译却不知道一处用了《齐策》中太子建的事，一处用了《晋语》中骊姬的话。《国语》、《国策》竟然成了冷僻的书，真是可叹啊。

京城里流行高髻，四方就高一尺。凡是整顿风俗教化，其权力必定掌握在上位者手中。想要端正文章体制，就必须从主考官开始。宋嘉祐初年，士人喜好新奇。冷僻艰涩的语句就像“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的语句就像“周公怦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等到欧阳修主持贡举，极力惩治这种弊端，士风才发生巨大变化（见欧阳公事迹）。大概主持在试官，那么教化就容易且迅速。道光末年，试官偶然取用了几篇选体文，后来发现摘取剽窃，人人都效仿它。而冷僻艰涩怪诞的语句，也再次不亚于嘉祐年间了。当时没有欧阳修那样的人，反而认为这是典博华丽。风气趋向于上。奇怪啊！

本朝各家校勘刊刻古书，远远胜过前代。只是为了惩戒妄改的弊病，而过于拘泥古法，这也是它的过失。

还有最大的过失，凡是孔子的名讳，只缺中间一竖，这是极大的不敬。谨按圣讳与庙讳，同样记载在法令中，都应该避讳书写。现在刊刻古书，凡是遇到庙讳，就知道改写。这尚且是字同义异，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冒犯。

而古书如《庄子》、《墨子》、《吕览》，下至唐人的诗，所说的孔某，是真正冒犯的。难道可以只缺一笔吗？我认为凡是刊刻古书的人，遇到这个字如邱陵之类，不是正式称呼的，就遵照法令写作邱。其正式称呼孔子的应当全部改为某字。而想要保存原貌，就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在其下注云：原本直接称呼圣讳，现在全部改作某字，后面仿照此例。这样就能敬圣与存古两全其美了。

避讳的字，有可以替代的，有绝对不能替代的。世人盛赞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起句的“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认为是开头的好句子。然而“下自民，上达君。”就通顺。现在避太宗讳说：“下自人，上达君。”那么难道君不是人吗？话语特别违背事理！

●卷三汉《柳敏碑》写天资的资，从鱼旁，作〇资（《隶释》、《汉隶》、《字原》、《隶辨》都误作忄资）。后世议论纷纷。我认为下面是鲠字，大概没写完资，先写了鲠，写了一半醒悟，不再洗去，就在其旁边添上资字罢了。有人怀疑怎么率意到如此地步？我认为古碑常有这种情况。猜想古人书丹时，洗去或许不容易所以这样。现在看到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〇考，而下面是妣字。大概也是没写完考，先写了妣，写了一半醒悟，不再洗去，就在其旁边添上考字罢了。不然天下哪有妇人作父亲，而考字可以从女旁的？这两个字所有的字书，以及俗字梵典都没有。

唐太宗，是开国的明君。因为酷爱《兰亭》真迹，以至于设计策划，亲自教他的臣下骗取它，导致成为盛德的累赘。事物不可有所蒙蔽竟然如此。然而虽然恼怒老僧的秘藏吝啬，但最终赐予谷物，厚加供给。与后世的《清明上河图》之类相比，其厚薄相差也如天渊了。

梁曜北玉绳瞥记说：“许周生家藏柳书石刻，其辞说：‘囗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尾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那块石头是天启三年，在柳州井中得到的。”按：这块石头柳州人说可以镇压妖异。我的朋友陈子相在广西做官回来，送给我一本。上面有柳州府县官三个印章。石头虽然剥落但字都可以辨认。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书，不足凭信。确实如此。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载与稗海本小有差异。其中一条说：“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这条记录前人大多说是伪作。现在看这条，也不像柳州的话。柳本是木名，又是其地州名。怎么仅凭石刻中一个柳字，就说特别想要隐藏自己在这里呢？

那里的人说：“这块石头是子厚手书，可以辟邪鬼”。子相赠给我一篇文字，与这个小有差异。

亭林先生说：“世人好色，以至于天神地祇，都为他们强行设立妻女名目。我认为荒唐诞妄，一半出自道家。”推究其缘故，顾氏的话实在是诛心之论啊。近来我阅读他所著金石文字记中记崔夫人墓志的，有说：“夫人就是今世所传崔莺莺。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以辨明《会真记》的诬妄，而志墓之功于是就不小了。”等等。这也是因为张莺郢说，横亘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于是窃笑顾氏责怪人好色，而不觉自己亲身蹈入如此。《旷园杂志》说：“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

译铭文就在上面。墓志中极力称赞崔夫人四德兼备，却先被元稹的《会真记》所辱没，再被王实甫、关汉卿的《西厢记》所辱没，历经长久之后墓志铭重新显现，为崔莺莺洗刷了冰清玉洁之耻。这也真是奇特啊。”董思翁在《容台集》中也说：“这块碑是在成化年间从旧魏县的废弃墓冢中出土的。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应当参考《会真记》中的年代来对照，可知秦志中的崔夫人，没有不认为就是《会真记》中的崔莺莺的。”

译但我拿这些话去考证，元稹的《会真记》和秦贯的墓志铭所记载的，果真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元稹记载的是她做女子时的事，秦贯记载的是她出嫁后的事。起初被张生侮辱，最终嫁给了郑家。即使是同一个人，撰写墓志铭的人难道会揭露她少年时中〇的丑事，而说这位夫人四德不全吗？然而，即便秦贯墓志中有四德完备的话，就认为可以洗刷耻辱，这本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道理。

后来又考证秦贯所撰写的墓志文，那些先生们胡乱牵强附会，不但不足以洗刷元稹《会真记》中崔莺莺的耻辱，反而恰好让阅读秦贯墓志中崔夫人的人更加困惑，这是那些先生们胡乱议论的过错。秦贯的墓志只说夫人是博陵崔氏，并没有莺莺这个名字。不知道那些先生们为什么要牵扯到一起。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荒谬之处。墓志说夫人死于大中九年，享年七十六岁，逆推应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到贞元庚辰年应当二十一岁，而《会真记》明确记载莺莺出生的年月，说今天子甲子年七月，又说在贞元庚辰年，出生十七年了。那么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应当七十二岁。怎么能说享年七十六岁呢？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荒谬之处。那些先生们认为就是莺莺的，不过是因为她的丈夫姓郑罢了。天下姓崔的女子嫁给郑家的人，哪里数得尽？就据此作为论据。

已经让人齿冷。何况莺莺的本事可信的，没有比《会真记》更可靠的，而《会真记》中完全没有提到嫁夫的姓氏。

这是他们的第三个荒谬之处。如果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人所作的《西厢记》为根据，那么《西厢记》是凭空捏造的书，即使姓名完全相同，也是巧合，可以依据吗？这是他们的第四个荒谬之处。况且墓志文明白写着，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却说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瓜葛，却确凿地牵强附会。这是他们的第五个荒谬之处。没想到世上喜好色欲的人很多，见到秦贯墓志出土，偶然崔家女子嫁给郑家，与传奇捏造的说法相同，于是重刻墓志文，直接把姓郑名遇改为姓郑名恒。所以有的作遇，有的作恒，世间有两个版本。《全唐文》注名遇，下面说一名恒。而《金石萃编》清楚地知道这是荒谬的，就说这是后人胡乱改动，以附会《会真记》的（按：这是胡乱改动，以附会《西厢记》，不是附会《会真记》，这话还有错误）。而那些先生们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这是他们的第六个荒谬之处。写《西厢》的人依据《会真记》，《会真记》不说丈夫的姓氏，写《西厢》的人出生在莺莺五六百年后，从哪里知道莺莺最终嫁给郑恒呢？可以相信吗？这是他们的第七个荒谬之处。即使写《西厢》的人另有考证，知道莺莺确实嫁给郑恒，那么莺莺既然是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儿子多达六个（秦贯墓志如此记载）。而王实甫，为什么不考虑她后来的改过自新，反而叙述她做少女时的丑行作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又怎么能强行拆散他们完配的夫妇，故意捏造情节，说莺莺最终嫁给张生，而郑恒甚至强死呢？这即使是疯癫丧心的人，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而能相信他们的说法吗？这是他们的第八个荒谬之处。然而那些先生们之所以毅然牵强附会两个崔氏，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依据什么书。依据《会真记》吗？那么记载中仅仅一个崔字相同，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不能依据。依据《西厢记》吗？那么王实甫的记载并没有说崔氏嫁给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两部记载，则直接说崔氏最终嫁给张生，而郑恒死了。那么世间必定有崔氏女、张珙妇的墓志石出土，然后才可以当作《西厢记》的莺莺。必定崔氏女曾经与张生有瓜葛，而又必定死于大中九年，享年七十二岁，然后才可以当作《会真记》的莺莺。用这些质问那些先生，他们必定自己失笑。这是他们的第九个荒谬之处。总之，元稹无赖轻薄，把窃取别人的女子当作奇遇，所以假托张生的名字，写《会真记》。后人艳羡这件事，谱入歌曲，凡是传奇必定有曲折，于是造出一个郑恒，作为曲折；凡是传奇必定有始末，于是抹去本事作为始末。这是解元弦索《西厢》的意思。王实甫依照他的情节，写北《西厢》因为与《会真》本事不合，于是以一梦作结。

关汉卿因为无始末，又依照弦索续写完整。而郑恒这个人，实在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人。所以去留生死，任凭作者颠倒罢了。况且元稹隐藏自己的姓名，捏称张生，那么崔的姓氏，莺莺的名字，又怎么知道不是假借的呢？这类文字，听任它存留罢了，不必深究。

没想到成化年间，有崔夫人墓志石出土，偶然一个崔字，与《会真记》相同，又偶然丈夫姓氏一个郑字，与子虚乌有的《西厢记》相同，好事的人立刻附会，认为崔夫人就是崔莺莺。想要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道反而让崔夫人含羞蒙垢了。

皮光业撰写《吴越武肃王庙碑铭》，开头说：“在唐长兴七年壬辰春季，〇凋十三〇。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说：“长兴，后唐

译明宗的年号，只用到四年。武肃王在壬辰年去世，壬辰年大概是长兴三年。《五代史》以及刘恕的《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都说武肃王在三年去世。那么碑文就是错误的。然而当立碑时，光业担任该国的丞相，也不应该错误到这种地步。大概都是无法知晓的。

译于是钱竹汀在《养新录》中解释说：“我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这是幸卯岁），才领悟到武肃王本应在宝正七年壬辰年去世，这实际上是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身份撰写碑文，必定称宝正，不称长兴，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忠懿王忌讳谈论改元的事，于是磨去‘宝正’，改换为‘长兴’，一时之间粉饰耳目，来不及考虑事迹不合之处。”我起初看到钱竹汀的说法，也几乎认同。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尾附札记，引用钱竹汀的说法并加以驳斥。他说：“如果按照钱竹汀的说法，那么‘宝正’上面应当没有‘唐’字，后来磨改必定在两格中叠写三个字，痕迹比较明显，施宿等人亲眼看到石刻，不应该完全不怀疑。”我认为杜丙杰的说法不对，这碑既然已经不可见，怎么知道原本不写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来磨去‘宝正之’三字，改换为‘唐长兴’，难道必定在两格中叠写三个字吗？他的说法没有击中要害。后来我重新研读碑文，才知道钱竹汀的说法是妄断，而杜丙杰的说法也是击而未中。查考碑文，‘弃捐宫馆’下面紧接着说：‘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令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写神道碑文，宣令翰林待诏张季恭到吴越，书写在刻石上。后二年，岁在敦〇（按，《尔雅》这是午岁，大概是甲午年）。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在始封的越国建立庙貌。”既然大书特书明宗皇帝，清清楚楚记载他的恩数。又称呼他的君主为嗣王，称呼他的国家为始封，这样尊崇朝廷，而文首第一句竟然敢书写他私自改换的年号，不叫长兴而叫宝正，有这样的道理吗？钱竹汀轻率武断地说：“国相撰写碑文，必定称宝正，不称长兴，这是毫无疑问的。”

多么昏聩糊涂啊！况且既然可以磨改宝正作为长兴，又怎么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错乱非常明显。来不及考虑，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又况且果然有磨改，那么施宿亲眼看到这碑，为什么像《嘉泰志》所说那样怀疑不决呢？那么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句话可以定论。碑文实际上写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的人误作七载壬辰，来不及检点，就付之刻石。凡是写碑笔误，碑版中常有的事。不知道施宿以来，为什么纷纷扰扰如此？他不误其他字，而恰好误了七字，这是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他们国中宝正的第七年，大概他们国中其他颁发的文字，都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身份撰写碑文，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的人，因为习见七年壬辰，因而导致混淆，就在落笔时误写了。这件事极细小，我因为古人争辩不休而不能得到解释，所以这样纠正它。

韩魏公四代祖葬在赵州，五代祖葬在博野。魏公显贵之后，才开始寻访得到他们。而疑信参半，于是命令仪公祭祀，并打开墓穴各得到铭志，然后才一致相信，重新加以封植，而严加供奉。事情见于《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费补之引用此事说志铭有益。我认为事情出于大贤，然而不可效法。与其开墓，不如存疑。况且久失的墓，而可以寻访得到，当时必定有所依据。

不妨封植而严加供奉，难道忍心打开先祖久远的墓穴，以坚定孙曾一时的信任吗？我因此更加赞叹将志石安放在墓上是妙法。

袁翁苇堤万经者，是我月楼同年世恒的父亲。世居东钱湖大堰塘。曾经因为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说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道所在。家距离岭不太远，屡次率领月楼寻觅。

碑版全无，竟然找不到。于是设置正献位虔诚祭祀而哀祝，以期必定获得。第二天，小憩岭中，用菸干叩击泥地上，似击石声。〇土视之，则是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是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文不见于慈湖遗书，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文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志已足，两之又安需耶？岂圹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过求名手撰著，为传世计，不置于墓耶？后闻袁氏修正献公墓，墓上得杨慈湖所作墓志，而后知圹志在穴中，墓志则在椁上

译又用砖砌成桥状覆盖在上面，然后才填土封墓。考察这种方法非常好，因为年代久远的坟墓，往往被夷为平地。如果误掘的人必定是从上往下挖掘，一旦看到墓志，就知道这是古墓，就可以避免打开墓穴的祸患了。

译张樗寮即之的《逸老堂碑》中，“朔”字误写成了“癸”，于是就在“癸”字上改写为“朔”字。而刻碑的人却将两个字重叠，一并刻了下来。我怀疑在书写丹书时，既然已经误写，哪里难洗去重写，为何如此怪诞呢？大概是因为误字起初来不及检查，刻成之后才发现，不得已才在已刻的字上改写，让工匠重新刻凿罢了。然而如此显赫的碑板，却像草率书写的文稿，实在不雅观。不如在碑末注明，某句某字误写成了某字。

古时的惯例，墓志铭只记载去世的年、月、日，而不记载出生的年、月、日。这是古人重视忌日的意思。后来只有大作家还遵守这个法则。司马光《书仪》记载，墓志石刻的格式，只有某年某月某日去世，某年某月某日安葬。直到《朱子家礼》才说某年某月某日出生。那么，这个法则是在南宋败坏的。

《墓铭举例》说：“陈〇有侍郎邹公的埋铭，与朱文公女儿的埋铭例子相同。”按此语颇为可笑。陈忠肃公是北宋人，怎么能与南宋人朱文公的例子相同呢？况且一个有铭无序，一个有序无铭。它们相同的是什么例子呢？《举例》又有一条说：“朱子有女儿，其埋铭无序，与韩文公胡君铭的例子相同，题写埋铭，又是一个例子。”等等。那么，它所说的陈、朱相同例子，不过是“埋铭”二字相同罢了。而即便论“埋铭”二字，实际上是陈首创，朱相同。现在只知道尊崇朱文公，竟然连时代都忘记了。

吕氏坤作《四礼疑》，大多以自己的主观臆见，猜测古礼，并妄加讥议，往往听他辩论诘难，似乎有理。等到细心考究，则全无是处。就像他论志石那条说：“志于石是为了示后来的人。修饰其文辞，篆写其姓名，合在一起禁锢，用铁埋在地中，将要示给谁呢？不如志于碣。”又说：“志石本注说：‘担心异时误被人所移动，见到石头就知道其姓名，或许能掩埋它。’谬误啊，他的说法！石头在墓头，发掘到石头，则棺木已经见半了！两块石头向内，重重铁束，谁还会从容为你钳锤呢？即使打开，难道都是通晓文字辨别篆书的人吗？即使知道姓名，死者的德行，能使打开的人重视吗？即使掩埋，肯再束缚这块石头吗？石头既然不束缚，能一定墓不再被移动吗？此说大可笑也。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阴。有功德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等等。我认为吕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后世。不可不急为驳正者也。夫志石之设，为盗贼乎？为常人乎？若盗贼，则以发掘大墓为能事，题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来。何况见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复束此石乎？若常人，则各有良心，始虽误掘，未有既见志石，知是人墓，而犹下锹锸者，况读其文，知其德行功业如是，而有不为之礼葬者乎？大约墓前碑碣，至久不过二三百年，而古墓久远，未有不夷为平地者。贤子孙未必世有拜扫之典，既阙表揭之石，又亡沧海桑田，辗转易主。世间地师渊源相承，其相法时复相类，故往往有地师指穴，开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远，棺骨尽化圹中，空无所有。有疑为迁葬之空穴者矣！有疑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万无朽理，见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将为之掩盖。此孝子慈孙所以作志石之遗意。为久远计，非为眼前计也。微旨如此，彼恶知之？

王桃源先生说，字应求，是我乡所称“庆历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〇奥志乘》失载，世无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将改葬其父。地师既定穴，开之见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学士信道〇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吴矜撰《夫人墓志》，竟毁其墓，复拓两志示人。于是县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孙，纷纷控告，成大狱。久之，官以买地葬亲，误掘古墓定谳，下江三于狱。

其罪徒而以其地归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断是狱也，颇怀偏袒（时舒〇庵同知恭受为县令，而江三者，虹孙之从兄也。其家方为鹾商，与令往来，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复过蹙。平心论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无表揭王氏，又失防护，不得以发掘为江三罪。及见墓志，即非桃源，亦岂宜遽毁之而灭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毁墓，而不在发掘。假令江三既见志石，拓本束而还置之，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后人，使来修岁时之祭。如此则王氏子孙，当礼谢之，而县中士大夫，亦

译应当称颂这件事了。听说江姓三兄弟，为了寻找葬地，常常挖掘别人的坟墓，将尸骨埋葬到别处，而私自占有那块墓地。他们都认为坟墓没有主人，墓中又没有标识，于是得以任意妄为，从未被发现。桃源墓如果不是因为有墓志石，即使鬼魂哭泣，又有谁知道呢（发掘坟墓的那晚，王氏祠堂中鬼魂大声哭泣）？既然如此，墓志石的功劳竟然如此之大。而吕氏却胡乱说它没有用处，这是多么荒谬啊！挖掘土地得到墓志石，要重新掩埋好，或者为之修成坟冢，或者为之立碑。于是墓志文才重新出现在人间。

译这类事情，自古以来常有。在文集、札记以及地方志、金石著作中记载的，很多。我唯独依据桃源一事来驳斥吕氏，是因为亲眼所见。桃源先生的墓穴很大，大概不只是两个墓穴，必定有合葬的子孙。因为志石不全，所以无法知晓罢了。墓穴中有两只大白碗，质地很粗糙，大概是当时的冥器。这也可见古人的质朴。至于遗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历经八百年，有没有确实难以知晓。江三对簿公堂时，极力辩解说没有，问官也无法查究。有人说，仅有几块骨头，那人已经取走并掩埋到别处了。

元人有《孝烈将军碑记》。孝烈将军，就是花木兰。说姓魏，是亳州谯县人。来氏《樵书》说：“隋炀帝时，木兰征讨辽国有功，授予尚书，不接受。皇帝想纳她入宫，于是自尽。追赠将军，谥号孝烈。”董觉轩曾作《木兰考》，说姓花。

咸丰四年闰七月，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中，山鸣如雷，石头裂开得到一块碑，长三尺，宽一尺。碑阳刻有符箓，已经模糊不清，符箓上方篆刻“周氏辟火符”五个字。碑阴刻有隶书铭文。

共六十五个字，铭文说：“河出马，洛出龟，诸布严逐守此碑。藏石白贯日，发石青震雷。夏首长福二上纪，三中逢己月满规。增吉半下求我镇木虎，十转重则开。九九城府敢言之，遇员益方人始知。”后来这件事传到我的家乡，说：“山东人没有能解释的。”董觉轩从“木虎十转”推断，说咸丰四年甲寅年，就是所谓的“木虎”。逆推而上至第十个甲寅年，则是元朝延祐元年。查《元史·五行志》说：“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气横贯天空，连环贯穿太阳。”由此完全得到了解释。“河出马，洛出龟”，是推演术数的源头。“诸布严逐守此碑”，诸布、诸严、诸逐，都是神名，见于《汉书·郊祀志》，这是术数家夸大其辞的说法。“藏石白贯日”，是说埋石那天，有白气贯穿太阳。“发石青震雷”，是预料出石那天，青州将山震如雷鸣。“夏首长福二上纪”，“夏”是大，“首”是元，“长”是延，“福”是祐，“二上”，是二之上元，“纪”是年。“三中逢己月满规”，“三中”，是三月之中。“逢己”，是那天逢到己亥。“月满规”，是十五。由《元史·本纪》其他月份的初一推算，三月己亥，正当十五日。这两句说的是埋石的年月日，说在大元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增吉半下求我镇”，“增吉半下”是指周字。周字的外框像吉字的下半部分，而又加上吉字，就是周字。说周姓人请求我镇压。即碑阳所刻的符箓，大概是用来辟火的。“木虎十转重则开”，“木虎”是甲寅。“十转”从延祐元年，到现在咸丰四年，正好十转。“则”是夷则，七月，“重”是再，指闰月。这句说的是，出石的年月应当在第十个甲寅年的闰七月。“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是八十一，“城”是郭，“府”是守，“敢言之”是敬。《汉书》说：“百官向三公致敬，丞相用奏记，称敢言之。”所以用“敢言之”表示敬。查《元史》，这时精通术数的人，推郭守敬。他的本传说：“延祐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那么这一年，实际年龄是八十一岁，说的是作符人的姓名、年纪，指八十一岁的郭守敬。“遇员益方人始知”，员中最著名的是员半千，用员字代替半千。半千，是五百。方，是四。俗话称四为方字。甲寅虽然十转，但实际只有五百四十年。这句是结语，说应当在五百四十年后，才有人知道这件事。我认为觉轩的解释很恰当。只是还有几处不够完善。用“增吉半下”对应一个周字，非常牵强。我的意见，应当连着上半句解释。三中逢己，是说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纪月日已经完备，不必再添“月满规”三个字。“月满规”，是说周字的外框，既有外框，而后增加吉字，不是周字吗？俗话称周为圈吉，正同半下，谓下字之半是卜字。大概周姓人去占卜说：“将遇火灾。”于是请求郭守敬作符来镇压。用“敢言之”对应敬字，太觉典奥。而且只叙述年岁、姓名，下面再无其他言辞，也不对。我的意见，只用“敢”字对应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记事的词语。直言罢了。如同守此碑，以及藏石发石，以及求我镇，以及开字，以及人始知之类，都是直言而不是隐语。又末句“遇员益方”四字，如董的解释也太过牵强。我的意见，应当是人的姓名，或是诸城县中的官吏姓氏，或是倡议发石与动工起石人的姓名，这

译这是不能凭空猜测的。这件事非常细微，却能预先知道五百四十一年之后，那块碑一定会出土，出土时必定如雷鸣般声响，数学也可以说是精妙了！由此可知蔡中郎预先料定孝女碑，王大令预先计算保母砖，都是异人术数之学的体现。

译墓穴中的志石，是必不可少的。放在棺木的前后，或者两具棺木之间都可以。但必须安放得平整端正，不可让日后发生倾斜，以致损伤我亲人的骸骨。我安葬先父时，将其安放在中穴左侧的中间墓位，用半石椁来制作，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半折衫。底板上先砌十几层砖，然后在砖上加上横竖的石梁，梁上再盖上石板。

安放志石的地方，省去几层砖，留出方形空隙，大小与志石尺寸丝毫不差。上方横空的地方，用两根铁条支撑。又在砖的下面，凿出两条与铁条厚薄宽窄相等的凹槽，使铁条与砖面齐平，不至于让砖下突起。在下葬的前一天，我亲自指挥工匠，先安放志石。志石上下及左右的空隙，用水泥填补。

然后烘烤使之干燥。这种水泥不可加桐油，因为油灰性质黏腻，恐怕砖石胶结成一整片。志石比砖宽，安放端正后，观察中穴左侧、左穴右侧，各露出志石一寸多。这样既不阻碍下棺的空间，又明显可见是志石，这种方法可以昭示后人。所以详细记录下来。

志石有两块：一块刻志文，一块刻篆书盖。两字相对合拢，这是古人确定的法度。朱述之同知绪，曾为先父和先母撰写了两篇志文。文字长达两千多字。而所准备的志石，一块长度不过四尺多一点。我因此凭心意省去了篆书盖，盖石上也写志文，也是两字相对，刻成后填入朱砂然后合拢。虽然与古法不同，但实际上没有违背礼制的本意。

道光十年，我的两位兄长，将先父和先妣李夫人安葬在锡山的黄〇奥。一座墓三个墓穴，右边的是我母亲陈太夫人生前的墓穴。二十年后遭遇大难，前往查看，寿穴中多土，不洁净。于是打算在生圹中补纳志石。而另外安葬陈太夫人，于是写信寄往杭州请求朱同知撰写志文。不久查看已安葬的两个墓穴也有土，不洁净。不得已才决定改葬。镇海倪芑生的公子倪沣，为确定葬地。在旧墓后几十步处，于是营造三个墓穴合葬父亲及两位母亲。而朱同知的志文寄到，就写成两篇分别志述。我又凭心意请求张米叔同年庆璜，将两篇志文联书，并在后面补记改葬的月日。所有这些，都是稍微不同于古法的做法。

●卷四墨家有节制丧葬的法度，本源于禹的教化。《吕览》将其取为《节丧篇》。其中说埋葬浅了狐狸就会挖掘它，深了就会触及水泉。所以凡是安葬一定要在高陵之上，以避开狐狸的危害、水泉的潮湿。

我认为避开狐狸的危害，尚且是容易的事。而想要避开水泉，那么南方地下多水，便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凭借风水止水，而《葬经》的说法就产生了。郭璞的《葬经》，是伪书，然而还是通达事理的人所作，所以他的话接近道理。后世的各类书籍，峦头理气各执一词，正像青蛙在井中鸣叫。即使那些著名的书，如叫《堪舆》、叫《地理》。堪舆、地理怎么能归属于形法呢？《锦绣万花谷》引用《相冢书》，这必定是古书，可惜不传其名。也比较古雅。《相冢书》说：“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叫连伞山，葬在此处可得二千石俸禄。”这条记载见于引后集中。

吴国时，长沙发生大饥荒，杀人无数。赵达告诉孙权，说：“余干水口突然兴起一个沙洲，形状像鳖，吞噬那个郡的风气，可以挖掘除去它。”孙权于是派人截断它的背，饥荒于是停止。现在研究形法的人，往往有治理那边救助这边的举动，也常常有灵验。

我从道光三十年科举落第南归，不渡过钱塘江，到现在十年了。最近从杭州来的人，都说西兴涨起的沙洲有八九里长，对岸则距离草桥门很近。记得我渡江时，出草桥门必须走沙路将近十里，然后才能坐江船。如果是西兴渡口，那么江船就靠着村岸。现在两岸恰好相反，沧海桑田，本来不可测度。而研究形法的人的话，也有不可完全废弃的。大概凡是省会郡县，以至村落市镇，一定要寻求地气凝聚，然后才能安居无忧。如果省城之外，没过几年，而江水侵蚀土地，多达八九里，那么地气不稳固，有明显的证据。那么咸丰十年二月的祸患，虽然说是人事，难道不是天意吗！

墓石最好是用统板。一块底板一块盖板叫做统板。假如三个墓穴就用统石。三块石合连处做成合笋，安放时用油灰胶黏合笋。砌砖安梁以后，用统石三块做盖板，也做成合笋。用油灰。

再用两条半圆石，覆盖合缝处，所谓覆水。于是用土封盖，这种方法我们家乡实行已久，也最坚固。后来不知何人作俑，说一棺一石，日久必定有倾斜高下的担忧，于是创制横三底。横三底者，横放三块石头，作为异棺同石。日后塌陷则一起塌陷，没有高下了。不知道时日既久，三块石头只要裂开一条，就变成六块石头。倾斜高下，更令人忧虑。这是无知妄作，害人匪浅。先前两位兄长，治理先父墓时，也用横三底。等到我改葬，拆穴，则中穴左穴之间，竟出现裂缝。一处开裂，凡是遇到合笋，无不松动，然后才知道树根草线，以及一切泥土，没有不从合笋中进入的。其害事如

译这是古人建造外棺的方法，有用纯砖砌成、形状圆如拱桥的，称为环椁。先兄修缮先父墓穴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虽然花费较大，但实际上并无益处，反而有害。我开挖墓穴时，看见穴中有很多泥土。那些从砖缝间渗入的泥土且不说，两旁砖面上，还挂着许多薄土，像燕窝一样。这些都是从砖体内部的沙眼渗入的。大概是因为古代的砖坯细腻坚硬润泽，只需堆叠镶合，做到没有缝隙漏洞，就能成为优良的外棺。如今的砖坯既然粗糙，烧制方法又不如古法，因此一块砖上的沙眼极多，粗略看去似乎没有缝隙可寻，仔细查看则处处都有毛病。所以古代的方法有今天不可沿用的，这类情况就是例子。至于半折衫式墓穴，下面也用砖，但其砖块比环椁用的砖大，烧制后更容易坚硬润泽。而且砌好砖后，必定要用石灰细细粉刷加固。这样，各种泥土也就不容易渗入了。

译湖州某位方伯，去世后，棺材用沙方木制作，埋葬时用糯米混合沙灰。等到他的曾孙贫困，品行不端，偷挖棺材出售，遗骸被暴露抛弃，这件事记载在《冷庐杂识》中。《杂识》说，葬法中以糯米混合沙灰最为坚固。哪里知道这样糟蹋天物，不能作为准则。方伯的罪孽，虽然不仅仅因为使用糯米这一端，也未尝不因此增加了罪过。我说：确实如此！但说它“特别坚固”也是荒谬的。如果真的坚固，那曾孙怎么能偷挖出来呢？

况且如果只想要坚固，那么像胶漆树浆，凡是性质黏稠的东西，没有不能和沙土混合的。提倡使用糯米，也是始作俑者没有后代吗？至于沙方木，也实在不必使用。往往殡殓已经一年多，等到迁葬时，臭味已经传到外面。大凡盖上棺材之后，恐怕棺木有细小的缝隙，不能察觉，一定要用灯草火去照，有缝隙的地方，风从里面出来，灯火自然摇动，可以用漆涂抹了。而沙方木，质地既宽厚，其中或许有细小的裂缝，弯弯曲曲，即使是用灯草去照，风不能直接出来，那么有没有缝隙终究无法知道。至于臭气，则本来就能弯弯曲曲从里面传到外面。所以不如用干燥的木头多块拼合。如谚语所说：“十一合，十三合”的都可以。只要木头干燥，而接缝严密，再加上漆，和整块木头有什么不同？又何必花大价钱买沙方木，而让人掩鼻呢？像湖州方伯的曾孙那样的人，是天下罕见的事，还不需要考虑到这一步。

《檀弓》：“孔子去世，公西赤为他写志；子张去世，公明仪为他写志。下面的记载都很详细。当时装饰棺材的制度，就是志。”等等，还是后世所说的办理丧仪罢了。而礼学家、文章家，却援引它作为墓志铭的始祖。多么可笑！

唐人王元感，创立丧期三年应当三十六个月的说法。凤阁舍人张柬之，引经据典来驳斥他，说三年的丧期，二十五个月，是不可更改的典制。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话，非常符合礼典。后人也说他的议论，不是深入研究经术的人不能做到。然而我看他的驳议，先依据《春秋》，其次《尚书》，其次《礼记》，其次《仪礼》。而他引用《春秋》的，唯独以“文二年，纳币”为证据。左氏、公羊氏、杜注、何注，都涉及到士昏礼，以及杜氏长历，合数本书，参互考究，才开始阐明自己的意思。然而“闵公二年夏，五月，吉〇于庄公”。《公羊传》讥讽他。有说：“三年的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明白简易，可以依据如此，反而置之不引，难道不是失之眉睫吗？

世俗处理丧事，除了父母之外，竟然称之为“花花孝”（俗呼孝字作服字解）。这话不知道始于何时。姚旅《露书》说：“京师期功以下，孝帽顶心，都缀红绒一朵，叫‘花花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而流俗可笑。”

《露书》说：“莆中遇到节日，都吃米果。丧家则不然，说：‘怕眯死者的眼睛。’又不放炮，说：‘怕弹死者’。这是祸福的话，用来愚弄俗人。不知道是‘食旨不甘，闻乐不乐’的意思。如果知道这个意思，就为之罢了。大概他们畏礼不如畏祸。”我说这些话，对世道很有补益。大概妇孺无知，尊长跟他们说礼，怎么能立刻理解？不得已姑且说不经的话，说：“如果不这样，死者将受痛苦。”妇孺虽然不懂礼意，但他们爱死者的天良，则人人都有。于是闻言恐惧，谨守不违。后来互相传说，遂成故事。所以话虽然庸妄，但比起引经据典，文过饰非的人，天渊之别了！我家乡的妇孺，也时有这样的话。如说：“亲死四十九日内，不可梳头、洗脚。违之，则冥官将以所梳下垢腻，强死者食之；以所洗下污水，强死者饮之矣。”又如说：“丧家不得煎苏木汁。违之，则其汁在冥中，倾入血湖池，强死者入池中，饮所倾水，尽而后已。”我每听到这些话，不仅不驳正，还为之附会以实之。如果一定要迂拘地告诉他们面垢的礼仪，以及虽然孩提不得衣赤的制度，则口干舌燥，而解人不易得也。

《放翁家训》说：“每见丧家张设器具，吹击锣鼓。家人往往设灵位，辍哭泣而观之。僧徒〇技，几类俳优。今吾乡初丧首七，如所谓散花十供养之类，几于无贫富无不然者。余丁内忧时，不能禁佛事。而若此等事，几严绝之”。放翁又说：“近世出葬，僧徒引导，尤非敬佛之意。”又王〇永《燕翼贻谋录》说：“出葬用僧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又开宝三年十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

观前数条知其来已久，竟不知作俑何人。此风吾最恶之。近时士大夫及富室巨族，其出丧，

译不用僧道在前面引路的很少。男子去世使用僧道前引，已经是无理到极点了，如果女子去世也用僧道在前面引导，深夜独自反思，是不得已呢，还是不得已呢？

译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世俗的术士，根据人去世的日期来推算吉凶。比如子日去世，就会冲犯子、午、卯、酉四个时辰。

活人如果触犯这些忌讳，在入殓时，即使是孝子也要回避。甚至妇女都不敢上前，一切事务都交给老妇人和家仆处理。

这不仅导致遗体摆放杂乱、衣物整理不仔细，而且金银珠宝之类的财物，都被他们窃取。”等等。我以前不知道有这种陋俗。有一天，我的朋友何韵仙（名琳）遭遇母亲去世，我前往送殓。即将盖棺时，忽然看见几个人把韵仙拉到屋檐外面。

韵仙号啕大哭，跌撞着想要进去查看，那几个人严肃地强行压制他，不让他进去。我非常惊骇，询问原因。有人把这种说法告诉我。我更加惊骇，急忙斥责拉扯他的人，让他们放手，然后韵仙才得以进去查看。唉！这是什么时候啊，竟然忍心把祸福避忌的说法行于其间吗？回煞的说法，其他郡县大多有，而我的家乡唯独没有。往往看到小说家的言论，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很灵验。比如传说煞神的脚像鸟爪，用灰撒在地上试验，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为什么其他郡县相信得如此灵验，而我的家乡唯独没有，竟然完全没有听到有影响？可知妖异是由人兴起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亲人去世本来就应该竭尽哀思，懂礼的君子，应该有办法来匡正风俗啊。明代张文定公（张邦奇）的集子里说：“我的祖父讳忄甚，字汝诚，通晓阴阳两界的道理。对于鬼怪荒诞虚妄的说法，一点也不迷惑。越地的风俗遭遇丧事，用术士来盖棺，一定让全家搬到外面去，叫做避煞（这与其他地方的回煞说法不同）。否则会有鬼物击打，或者生病或者死亡，大都有应验。府君办理丧事，废除了这种习俗。至今我们家乡的风俗没有避煞的骚扰。孝子慈孙能够表达慎终追远的诚意，是从府君开始的。”我按：文定公虽然这样说，然而这种风气从明代到现在还没有革除。只是文定公说是在盖棺时。现在都是在头七天，当盖棺时，用铁钉钉在棺材的四个角，稍微露出钉头。到了头七天，术士来咒诵灵文，才开始敲没钉子。将要敲的时候，家人都躲避到屋檐外面，叫做塞钉。陋俗虽然也可笑，然而对于人子慎终追远的诚意没有影响。也许这种风气原来在盖棺时，后来被汝诚先生废除，所以改到了头七天呢？

《周书·斛斯征传》记载：“高祖从陵墓回来，宣帝想要奏乐，命令讨论是否可以。斛斯征说：‘《孝经》说：“听到音乐不快乐。”听到音乐尚且不快乐，何况演奏音乐呢？’内史郑译说：‘既然说听到音乐，明明就不是没有音乐，只是不快乐罢了，怎么容许不演奏？’皇帝于是依照郑译的意见。”天下有生病发狂丧心的人，信口胡说，而还敢像郑译这样依托经义的，他们的罪过难道仅仅是逢迎君主、助长君主的过失而已吗？经书说“听到音乐不快乐”，又说“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如果依照郑译的意见，那么也应该说：“只是不觉得甘甜罢了，怎么容许不吃？”

一切礼法，都可以抛弃了。人道由此灭绝了！

世间凡是下葬以前，早晚祭奠。等到客人到来，一定让丧帷里面，哭声不断。主人只是想让哭声传到外面而已，本来不问所哭的妇女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哀戚究竟如何。考察《丧大记》和《周礼》挈壶氏，竟然有代哭的记载。那么作假本来是从三代开始的吗？《南史》王秀之说：“世人用仆妾对着灵位帮助哭丧，应当是因为丧主不能纯真至极，想要用多声来混淆。灵魂如果有灵，我应当嘲笑他。”每次读到他的话，不觉失笑。

君子不在丧事中安家。古人安贫守礼就是这样。现在士大夫，为了赴告索取赙赠，竟然成了风俗。

舅犯说：“父亲去世叫做什么？又借此作为获利的手段！”读到这里汗颜。明代人《劾严氏疏》中有“把母亲去世当作奇货”的话。唉！达官显贵丁忧，下级官吏破产。这种风气很久了。哪里只有严氏呢。

宋莲叔（吏部侍郎绍〇）的夫人去世。他的哥哥仲穆、广文、绍周怀疑主持丧事的人，来问我。我说：“莲叔主持没有可疑的。”仲穆说：“根据礼法应当由尊长主持丧事。现在有哥哥同住，弟弟主持私人的丧事可以吗？”我说：“这正是礼文的记载。《奔丧礼》说：‘凡是丧事，妇女在父亲那里，由父亲做主。父亲去世，兄弟同住，各自主持自己的丧事。’郑玄注说：‘各自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的丧事做主。〇那么由宗子做主。’那么同住的哥哥，不能主持弟弟妻子的丧事，很明显了。而《丧服小记》又说：‘妇女的丧事虞祭、卒哭，由她的丈夫。如果有儿子做主，〇那么由公公做主。’如果依照《小记》的话，那么今天即使尊大人还在，也应当让莲叔做主。然而我认为这不可遵从，因为公公可以统辖儿媳，丈夫的哥哥不能统辖弟弟的妻子。所以应当以《奔丧》的话为主。”仲穆又问：“那么丈夫的哥哥可以主持弟弟妻子的〇吗？”我说：“是的，妇女〇于祖姑。祖姑，是我的祖母。将要〇，一定告庙。可以由卑幼主持其事。所以有哥哥就一定由哥哥做主，这也是礼由义起的。”

近代西湖有个诗僧叫达受，自号六舟，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拓印金石。十几年前，曾经来到宁波，住在冯柳东老师那里。老师为他吹嘘张罗，为我画红梅在扇面上，颇有逸致。先前阮文达公（阮元）曾经称他为金石僧，而陈芝楣中丞（陈銮），又曾经

译六舟主持沧浪亭旁的大云庵。前齐郡太守梅麓彦槐赠给他一副对联说：“中丞教作沧浪主，相国呼为金石僧。”六舟常常以此向人夸耀。我说，中丞、相国赏识高僧是可以的，但高僧口中难道适宜经常提及中丞、相国吗？慈溪人郑耐生乔迁，极力诋毁他，给柳东师写信，喋喋不休地抱怨。这却是耐生迂腐学究的表现。文达公曾将柳东师一生所著书籍，概括为十六个字，写成楹联赠送给他。这副对联曾经悬挂在学署书房的墙壁上。六舟来到宁波，到柳东师住处，仔细观看四周墙壁，唯独对这十六个字倾倒折服。他用隶书题写在右联末尾，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曾观。”他心中不能忘记相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六舟拓印金石文字，能够拓印出数尺高铜瓶底部的字。凡是青铜彝鼎之类的器物，即使表面极其凹凸不平、倾斜歪斜，或者耳足造型奇特古朴，或者垂环累累悬挂，六舟亲手拓印，拓片与原物没有丝毫差错，真是绝技啊！

译方治庵，擅长绘制设色山水画，尤其精通雕刻竹器。曾经在秘阁上，为人雕刻行乐图。画面仅有七八分大小，却浅雕深刻，胡须眉毛栩栩如生。题写的文字有几行，虽然细小如米粒，但笔画的波磔没有丝毫改变。

几十年来，我所见过的刻竹艺人很多，没有谁能超过他。治庵是天台人。

裴晋公在未显达时，寄居漫游于洛阳。一天，他骑着瘦驴上了天津桥。当时淮西叛乱已经好几年没有平定。有两个老人倚着柱子交谈说：“蔡州什么时候才能平定？”突然看见裴晋公，惊讶地后退。裴晋公的随从在后面听到他们的话说：“刚才担忧蔡州，需要这个人做将领，才能平定。”随从急忙把这话告诉裴晋公。裴晋公说：“他们见我老态龙钟，所以拿我开玩笑罢了。”

这件事记载在《剧谈录》中。裴晋公不相信老人的话，这是常情。只是不明白老人怎么知道？是预知未来吗？为什么不知道蔡州何时平定？是善于相面吗？断定他富贵将成为大将也就罢了，怎么能一定知道他平定蔡州呢？真是奇异的人和事。可惜没有流传下姓名。

《仇池笔记》记载：欧阳修说：“年轻时有个僧人给我看相，说我耳朵比脸白，名满天下；嘴唇不贴牙齿，无缘无故会招致诽谤。他的话很灵验。”等等。我一生不出乡里，即使有虚名，也不足轻重。

却动不动就招致诽谤，不亚于古人。每次看到欧阳修的这些话，没有不自我嘲笑的。

《西湖志余》记载：“耿听声能通过嗅闻衣物来预知吉凶、贵贱。郭逮担任殿帅时，耿听声去拜见他，知道他部下的周虎、彭洛、夏震，都应当成为节度使，后来果然如他所言。”这类事情，真超出常理之外。十多年前，有个盲人来到鄞县，自称能相宅。问：“没有眼睛用什么方法相宅？”回答说：“只要敲击墙壁、门板，我听到声音就知道吉凶。”试了一下，清清楚楚没有差错。带他到一个空宅，让他听，他说：“这屋子八月间，会有因生产难产而死的人。”当时距离八月仅两个月，还没有人居住。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一个候补官员来租这屋子，他的妻子竟然因生子死在这屋子里。又在我年轻时，听说有术士能听锣声来决断官员的升迁降罢。百发百中。这又是事理上更不可理解的。官员各不相同，而所敲的锣和敲锣的人却没有区别，不知道从哪里辨别。史书记载，佛图澄能听铃语。难道铃有语言，锣也有语言吗？

祝由科能把疮毒转移到墙壁上。即在墙壁上开刀敷药，而身上的病就好了。这也是没有道理可追问的。

一天，有航船停泊在潮某处。不久，有暴客的船来与之并排。那些人相貌凶恶，船中全是刀剑。航客都惊恐不安，无计可施。傍晚，忽然一个暴客拿着烟杆从船尾过来，讨火，并且窥探舱中的物品。众乘客正各自惊慌失措。恰逢航船头坐着的客人，懂祝由科。于是把通红的火炭放在自己手掌上，走到船尾，让暴客取火。暴客大惊，扬帆迅速离去。这可以说是得到了不龟手药使用时机的妙用！

《晋书》记载：“桓灵宝拿一片柳叶欺骗顾虎头说：‘这是蝉用来遮蔽自己的叶子，拿来遮住自己，别人就看不见你。’顾虎头引叶遮住自己，桓灵宝就在他面前小便。顾虎头以为真的看不见自己，非常高兴。很珍视这片叶子。”

按：这件事如果可信，那么顾虎头庸俗愚蠢到了极点，何止是痴傻呢？俗语说：一个人拿一片枫叶，遮住自己而夺取市场中的金子，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等到被市场的人痛打，那人又说：“你们虽然打我，但实际上并没有看见我。”以前认为不过是笑话，没想到有这样的典故。白天夺取市场上的金子，官吏审问他，他说：“只看见有金子，没看见有人罢了。”这话出自《吕氏春秋·去宥篇》。那么我前面记录的笑话，本来就是结合子书和史书而成的。

唐张文成《朝野佥载》，描述士大夫悭吝可笑的事几条：荆州长史夏侯处信，常拿一个小瓶装一升醋自己吃，家人不得沾剩醋。仆人报告醋没了，处信把瓶子合在掌上，剩下几滴，于是用嘴吸干净，才交给仆人离开。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自住一间屋，器具食物，都放在卧室内。奴仆私自拿了一撮盐，柳庆鞭打他直到出血。密州刺史郑仁凯，有小奴仆乞求鞋子。郑仁凯说：“阿翁为你经营鞋子。过了一会儿，门夫穿着鞋子来了，郑仁凯让他探取树上的到巢子（驾，啄木鸟）。

门夫脱鞋上树，郑仁凯让小奴仆穿上鞋子离开。门夫竟然光脚。郑仁凯对小奴仆有德色。安南都护邓某家非常富有。奴婢千人，从未设宴待客。孙子拿一只鸭子私自使用，邓某以擅自破坏家产为由，鞭打二十下。韦庄数米做饭，称柴烧火。烤肉少了一块，就察觉了。一个儿子八岁死了，妻子用当时的衣服收殓。韦庄剥下衣服，用旧席子裹尸。殡葬完毕，仍然拿着席子回家。他思念儿子，呜咽不能自持。张氏记载很多，偶尔录几条以供笑谈。凡是这类事，大概一定是士大夫才能做出。我从近世观察而知晓。

暑天误食苍蝇就会患泄泻。《朝野佥载》说：“夏侯彪有奴仆偷吃肉块，夏侯彪大怒，于是捉苍蝇给他吃，让他呕吐出来。”按：吃苍蝇而呕吐，没听说过。

王性之

译至于《默记》记载：“曾子固担任中书舍人时，自恃是前辈，轻视士大夫。徐德占担任御史中丞，越过位次向曾子固作揖，非常恭敬谨慎。曾子固问：‘您是谁？’徐德占说：‘我姓徐，名禧。’”

译子固回答说：“贤便是徐禧。”德占大怒，说：“朝廷任用我担任御史中丞，您难道没有不知道的道理吗？”后来子固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德占秘密上疏罢免了他。又攻击罢免修撰《五朝史》等事。

我认为子固在《赠黎安二生序》中，自认为“因迂腐而得罪于世”。如果性之所记载的属实，那么子固是因为倨傲无礼，被世人所厌恶罢了，怎么能说是迂腐呢？

妇人妒忌的本性，原本天生如此。悍烈残酷暴虐的妇人，不必说了。稍微懂得自爱的人，虽然不至于过分，但也内心忧愁抑郁，不能自主。所以即使是后妃圣女，诗人却以不妒忌作为颂扬的美辞。本来就知道宽待下人是很困难的。唐代钱塘主簿夏荣，劝杭州刺史裴有敞纳两名姬妾。裴妻崔夫人大怒。夏荣说：“使君命定有三房妇人，如果不另娶，对夫人不吉利。”夫人说：“宁可死，这件事也不合适！”夫人之情没有不厌恶死亡的，而妇人尤其必定相信命运。如今连死也不足以让她畏惧了。那年，夫人果然突然死亡。唐太宗因为兵部尚书任环的妻子柳氏非常妒忌，命令上官带着壶酒赐给她，假称：“这是毒酒，喝了立刻死。任环是三品官，理应安置妾媵，你以后如果不妒忌就不必喝。如果妒忌就喝下它。”

柳氏拜受诏令后说：“妾与任环是结发夫妻。如今多宠幸内室，实在不如死。”一饮而尽，皇帝也无可奈何。看这两件事，那么生死祸福，尚且不足以动摇她们的心。何况寻常的劝诫之言呢！

天不能自己发光，光亮来自太阳。月亮不能自己产生光亮，光亮来自太阳。我曾经问：“天为什么明亮？”问十个妇人，九个不知道。我曾经问：“月亮为什么产生光亮？”问十个男子，九个不认识。那么男子的知识与妇人相差多少呢（温公《功名论》：月亮有光华，太阳不照耀它，就不能明亮）？

天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不拿人君比拟天，而比拟太阳。古人自有深意。统御上下古今之中，天没有太阳就不明亮，月亮星星没有太阳就不产生光亮，大地没有太阳就不形成，万物没有太阳就不萌发。天最大，地最厚，而必定以太阳为至尊。所以用它来比喻大君。

人困窘就回归根本。生病就呼唤父母。不仅是人，万物也有这样。就用五行来论，水生木，水黑木青，木烧成炭则颜色黑。木生火，木青火赤，火灭成烟，则颜色青。火生土，火赤土黄。土坯烧陶，则颜色赤。土生金，土黄金白。金炼而刚硬，则颜色黄。

金生水，金白水黑。水冻成冰，则颜色白。大抵死水白，鬼火青，朽木黑，炉金黄，灶土赤，物性穷尽，子显现母色。这就是所谓的回归根本。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夜，慈溪冯鲈乡廷藻住宿草堂，剪灯夜谈，偶然谈到这话，颇有道理，暂且记下。鲈乡说：“木的一片叶子微小吗？是微小的。然而观察它的始终，性理都具备。叶子刚抽芽，颜色黄。黄色是土色，木从土中生出。不久渐渐变绿，凡是画家着色，必定青黄混合而后成绿，绿色，是土色兼有木的本色。等到老了变赤，赤色是火色。火是木的子，那么老了就传给子。又衰败而变黄，象征它刚生，而回归土。既落下变黑，黑色是水色。水是木的母亲，那么物穷尽而回归根本。”

《春秋繁露》说：“琴瑟弹奏它的宫音，其他宫音自然鸣响而应和。这是万物以同类相动的。”

我一向不懂琴理，但曾尝试过。摆放两个几案，几案上各横放一把琴，拨动东几案上的第几根弦，那么西几案上的第几根弦自动，不差分寸，屡次试验没有不同。因此感叹古圣人制作如此精妙！《佩韦斋辑闻》说：“淳景年间，郭楚望在郡守赵资政的雁阁月夜弹琴，有物像鱼不像鱼，在池中跳跃了三四次。都感到奇怪，另一天再次弹奏前曲，跳跃如故。第二天抽干池水寻找，得到无射律。大概沉埋岁月久，恰好弹奏也是无射调声应气求所以这样，然而也很奇特。”我认为这大概只有琴能这样，如果吹笛子，协奏后世南北曲无射调，恐怕这律管不能跳跃。先圣制器神妙，自有不可测度的至理在。

枯木得到雨露的滋润，都能生长灵芝。我家月湖的住宅，庭柱忽然长出一株灵芝。我的弟子舟认为不吉利。我笑着说：“古人正认为这是祥瑞，交给史官歌颂不停，你却说这是凶兆吗？其实，这根柱子上盖瓦不严密，常有雨露浸润其端，所以日久有生气，与吉凶无关。”登上屋顶查看，果然如此。又石头上也能生长灵芝，我在友人王澹岩昌期家亲眼见过。大概也是树木浆汁，积聚而成的。

《吕览·知分篇》：“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启。”高诱注：“夏后启，邹公子的名字。”下面多次称夏后启，并非误文。这是古人命名中最奇特的。

我的家乡旧有辜姓。嘉庆年间，其子姓改为古。而自刻私印说：

译“自我作古。”

然而古姓自古就有。古强、古革，不胜枚举。《广韵》说：“这是古公的后代。”

译俗人把吴姓称为口天。《越绝书·后序》说：“以口为姓，承之以天。”

古人只有名和字，没有所谓的号，更何况别号呢？然而“别号”这两个字，恰好出现在经书的注疏中。

《左传》记载：“少姜受到晋侯的宠爱，晋侯称她为少齐。”注解说：“为她立别号，是用来表示宠爱和与众不同的。”《尚书》疏说：“保衡和伊尹，是同一个人。因为时代不同而有了别号。”（《左传》中莒纪公，注解说：“纪，是号。莒夷没有谥号，所以有别号。”）

把姓当作名，古今都很少见。辛弃疾的妾室，一个叫田田，一个叫钱钱。但那是女子的名字。

《四库书目》中有沈沈，真是仅见的人。我家乡以前有个叫郁郁的，参加童子试，被学使严厉斥责。

当时命令他改名，才得以带着试卷进入考场。

人情厌恶旧事物而喜欢新事物，几乎没有什么事物不具备这种特点，没有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用“堂堂”给堂命名，用“亭亭”给亭命名，用“轩轩”给轩命名，用“阁阁”给阁命名，人们称之为新奇，我却称之为怪诞。洪洞的范高阝鼎，把他的文集命名为《草草草》，这与沈沈、郁郁有什么不同呢？

历史演义，只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最好。他博览典籍，不只是凭借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来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中并没有这样的话，而在杂史小说中却能遇见。可知书中没有来历的地方很少了。至于其编排次序，前后变化生动，也远远高出一般的小说。盛传至今，并非偶然。乃至周秦列国、东西两汉、六朝五代、李唐赵宋，无不有演义，却没有一部不是只能覆瓮的。

大抵列国两汉的演义，不过是抄袭史事，代为讲述，而作者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的事迹反而舍弃了。隋唐汉周、宋初的诸书，则作者甚至没有见过正史，完全是信口随意捏造妄说，有的全无情理，一句话都经不起推敲。俗语、绘画，把这些当作故事，扮演上场，愚民欢呼雀跃，甚至乱民假借为借口，来煽动庸众。这也是风俗人心的祸患。有心于世道教化的人，应当禁止遏制它。

古乐不可复兴，现在的扮演，杂剧就是古舞乐的流遗。场上感慨激昂，能使场下的人涕泣欢呼，所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今乐犹古乐，孟子确实不是欺骗人。场上演窃玉偷香，则观看的人产生淫心；场上演巧偷豪夺，则观看的人产生贪心；场上演任气力争，则观看的人产生斗心；场上演使智用巧，则观看的人产生诈心。反过来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看的人的良心不知不觉就自动苏醒了！近来陈子相、我的弟子子舟等人，任官职，极力禁止淫戏，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我认为禁止演不该演的戏，不如规定演应该演的戏。凡是一个戏班，必有戏目，取来查阅，遇到不知道的，询问戏的大概内容。以忠孝节义为主；其次是儒雅的典故，奇巧的事；再次是山海的荒唐，鬼怪的变幻，而要以显应果报为根本。又凡是忠臣义士遇害捐躯的，必须结局是受赐恤、成神仙；乱臣贼子犯上无道的，必须结局是被冥诛、正国法。

如此教导优伶，如此严禁班主，一切像《水浒传》、《说唐》、《反唐》等演义，一并禁绝。已经习演的，不得再演。未曾习演的，不许再学。将来教雏伶，造新戏，就把我向来所说的大意解说，让他们领会，那么人心有不善，风俗有不正的吗？就像宁波一郡，城内外，几乎无日不演剧。游手好闲之徒，也无日不观剧。每天用忠孝节义之事，浸润在他们的心肝肺腑中，即使非常凶恶横暴，也必有一点天良，尚未完全泯灭。

每天让他们歌泣感动，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比起家里养一只狗，每天鞭打那个人，其功效相差何止万倍。世上有懂得言辞的君子，一定不认为我迂腐。

世俗扮演宋太祖，必定涂红满面，不知依据什么。《宋史·本纪》称：“刚出生时，身体有金色，三天不褪。”那么即使依据这句话，也应当涂黄了。本纪说：“建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崇尚赤色。”又说：“乾德元年以太常议，奉亦帝为感生帝。”世俗的颜如渥丹，大概是依据这个。又优人扮太祖，必定用净角。本纪说：“长大后，容貌雄伟。”那么脚色是相称的。

现在演杂剧，有武三思斩乖乖的事。乖乖是女妖的名字。这事见于《六帖》中。说妓女名叫素娥。

王思质用《清明上河图》的赝本送给严世蕃，被发觉，被杀。世上所传的《一捧雪》传奇，就是原本此事。那个搬弄是非的小人，叫汤裱背，是装潢匠。所以说明本事，是图画不是玉杯。改王思质的姓名叫莫怀古，所以告诫后世，不要沉溺于玩好而招祸。

（贞群案：朱存理《铁

译《网珊瑚》中元代杨准的跋文说：“这幅由宋代翰林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金朝大定年间，燕山张著认为：这正是向氏《图画记》中所说入选神品的作品。卷首有宋徽宗题写的标题，其布局安排，无论是城郭、市桥、房屋的高低远近，还是草木、马牛、驴驼的大小出没，以及居住者、行走的人、船只、车辆的往来先后，都极其细致地展现了它们的形态意趣。这大概是汴京繁盛时期的壮丽景象。蔡京、蔡攸父子作为权奸把持国政，汴京遭受的祸患令人不忍言说。想来这幅画脱稿不久，昔日太平盛世的旧貌，已变成荒烟野草，令人感慨万千！”

译（又按：关于“潢匠”这个名字，《野获编》记载为苏州人汤臣，《秋雨庵随笔》记载为汤勤，《云自在堪笔记》记载为汤曰忠。因为延陵郡一带传闻不一，所以详细记录下来。）

●卷五：世间有天神，也有人鬼。文昌帝君自然是天神，不是人鬼，他主宰造化，自然形成形象。凡是山河大地的神灵，都称为地祇。这是天地间确定的道理。这在《周礼》中有详细记载，并非怪诞之说。如果一定说文昌只是星名，就不能塑像、建庙来奉祀他，这种说法是迂腐的。

《阴骘文》和《觉世经》在世间广泛流行，不知道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固然不能断定它们一定是真实的，但是世道日益衰薄，依靠这些书来启发人们的善心，难道不是对世间教化大有益处吗？

陈子相的弟子张秀才世安，是个诚实笃厚的人。他注解了《觉世经》，请求我为之作序。他的注解，用科举时文的排比对偶语句写成。这能让初学者明白，不能说没有功劳。他注解“人虽不见，神已早闻”时说：“心在我，所以人看不见。心就是神，所以神早就听到了。”简洁而全面，深刻而显明。这是全书最精彩的话。

惠定宇栋注解《感应篇》，不愧博学雅正。但只有通晓事理的人才能阅读他的书，如果用它来教导儿童，开导市井百姓，那就是屠龙之技了。这与写这本书的本意相差甚远。

因果书中有一篇《俞净意遇灶神记》，灶神指出俞净意的过错，几乎是我们这类人没有不犯这种毛病的。

每次阅读一遍，都让人猛然醒悟。其他篇章所记载的见鬼遇神大多虚妄，唯独这篇似乎真实。因为它的言辞亲切而有意味。即使不是鬼神来告知，也一定是正心诚意的君子，从阅历和悔悟后说出的真实情况。借神道设教，使人敬信罢了。我非常喜爱这篇记，读它觉得句句搔中我心痒处。子弟文理既已清晰通顺，就应当让他们观看阅读，这比读经书更容易长进。《俞净意遇灶神记》不是文人凭空捏造的话，句句似乎从我们这类人的心坎中流出。凡是求学的人，没有不犯文中所说的各种毛病，而高明的人尤其严重。“口过”

这一节，尤为真挚，如文中记载：“使者考察您的善恶，并没有一件真实的善事可记。但在您私居独处时，看见您的贪念、淫念、妒嫉念、自高自大轻视他人的念、回忆过去期待未来的念、恩仇报复的念，种种意念上的恶，牢固地结在心中。”这几句话，如果不是鬼神，就不能说出来。我将嘱咐善于书法的人写下来，刻在石头上拓印赠送给友人，每天阅读这篇文章，或许就不会犯大过错了。

《有心录》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存在，弥天的罪恶都可以改悔。譬如千年的幽谷，一盏灯刚照上去，千年的黑暗就都消失了。”我认为这话切合情理，可以说是很好的比喻。因此我加了一句转折的话说：“如果善人忽然产生恶念，做恶事，譬如满堂灯烛，到处光明。一旦遇到狂风吹灭，就变成黑暗地狱了。”

近来刊刻的善书，对子弟的身心最有益处。在案头放一部，让他们在功课之余，翻阅几页，时间久了自然不敢妄生邪念。薛敬轩说：“心每当有妄念萌发，就用经书圣贤的话来制约它。”我认为当妄念滋生时，读经书还不如看善书。因为经书语言深奥，或许不容易明白。善书的话，则人人都容易理解。

“教导儿童何必博学，只要能理解习读章句，粗略知晓文义就够了。”我认为这话最败坏子弟。凡是记忆力，是少年最好的。少年时的见闻，到老都不会忘记。如果小时候听了乡村学究的话，后来须费多少淘洗的工夫！天资灵敏的人，尚能改变，愚笨的子弟，误入歧途，一生都受害了。

如果能够耳濡目染，并且都是博学雅正的内容，虽然记不得那么多，但只要大致领会了大意，后来遇到各处，自然融会贯通。

苏东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称：“庆历三年，我开始进入乡校，在旁边偷看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于是问乡先生‘十一人是谁？’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

按苏东坡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到这一年已经八岁了。《志林》说：“我八岁进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那么乡先生，就是张道士。《志林》又说：“张师只称赞我和陈太初范序。”又说：“先生对我的话感到惊奇，全都告诉了我。”那么这位道士，也远远不是现在的儿童老师可比的了。

“天下本来无事，庸人自己扰乱自己。”这是见道阅历的话。与老庄清净无为之旨，截然不同。从齐家处世，到治国平天下，不可不知道这个意思。

“布衣暖，菜羹香。”古人的格言如此，而穿丝绸吃肉类的人不知道。我有旨蓄，也用来抵御冬天，这还是民间夫妇准备琐碎物品的话。而《月令》仲秋，命令有司催促百姓收敛，务必蓄积蔬菜，多积聚，那么先王把它作为政令了，谚语说：“家有咸齑，不吃淡饭。”话说得真好啊。

“车骑服饰，夸耀乡里。而他的家中却没有升斗的积蓄。”世上多有这种人，杭州风俗尤其严重。然而正因为没有升斗的积蓄，所以不得不以车骑服饰夸耀乡里，他的情况也可怜啊。

译《管子·八观篇》说：“百姓家中没有积蓄，却穿着讲究。”读到这里，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译多说话必定招致失败，古人屡次告诫过这一点。而在当今社会，这更是处世最重要的德行和道理。从前在京城时，有人劝勉我说：“居住在京师的六个字要诀，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勤快拜访客人，懒于开口说话。”

《鬼谷子·权篇》引用古人的话说：“嘴巴可以用来吃饭，不可以用来多言。”我想用这八个字来替换前面的六个字，真是铁铸般不可动摇。唉！世道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把经典中的语句当作戏谑的话，这也是侮辱圣人言论的一种表现。我们这类人常常犯这种错误，我时常自我警戒，因此也用来警戒别人。

《因话录》中记载：“姚岘去见南仲。恰好有一位递上名帖的人，说：‘李过庭。’南仲问：‘过庭这个名字很新颖，不知道是谁家的子弟。’姚岘说：‘恐怕是李趋的儿子。’南仲过了很久才明白，于是大笑起来。”这是把《论语》当作戏谑的话。

有一天，我去段镜湖兵备光清家赴宴。当时宋思赞县令纯修也在座，他对我说风俗狡诈，屡次假冒绅士的名帖，去疏通人情。曾经有人拿着县令兄弟的名帖来，经查证是假的。我听了很生气，于是回答说：“逢年过节送礼的名帖，哪里没有？还要效仿他们，那将到了什么地步？如果将来再遇到这种人，应当抓住他们加以惩罚，以警戒后来者。愚兄弟平生，本来就不肯替人说私情的。”不久又有人假冒章韵堂丈忠型（采南同年的父亲）的名帖，向宋县令请求办事。宋君派人去询问章丈。章丈回复使者说：“事情完全是虚构的，然而这个人既然能假冒我的名帖，必定与我有些瓜葛，不是姻亲就是好友。希望转告县令，千万不要挫辱他，只是不徇私情罢了。”我听了他的话，非常佩服他的高尚品德，而深深后悔刚才一时意气用事，以至于失言。这才感叹度量宽窄，性情品德厚薄，相差甚远。采南考中状元，未必不是章丈高尚品德所致。今天见到楚黄李侍郎梦白，认同姓士子为叔侄的事（士人在汝宁做馆舍主人，诡称是侍郎的侄子。等到侍郎路过那里，馆舍主人强迫士子去迎接拜见。邀请到家中，士子不得已把实情告诉侍郎。侍郎笑着听从了他，竟然造访他的馆舍，像真的一样。其实他们从未见过面）。因此记录下来，记下我的过错，并且写下章丈的厚德。

唐代的王亻丕贪婪污浊，是个大贪官，制作大柜子，开孔用来放入珍宝，使不能取出，而睡在上面。现在市面上的店铺都有桌子或筒子，但只能把钱投入孔中，使不能取出。下面设锁关闭，想要取出，则打开下面。大概这种方法始于王亻丕。

《幽明录》说：“阳羡小吏吴龛，乘坐掘头船过溪。”写作“掘”不写作“橛”。

到了张志和《渔父词》中的“钓车子，橛头船。”才开始把“掘”写成“橛”。后来就不知道有“掘”字了。

王右军《笔经》说：“岭外缺少兔子，用鸡毛做笔，也很妙。”现在也有鸡毛笔。刚开始写很难。时间久了，渐渐熟练，也与纯羊毫差不多。现在称兔毫为紫毫。使用紫毫多锋芒，出棱角，有类似《笔经》所说的鼠须笔，难道古今制笔方法不同吗？现在书法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圆转，随人意。长期使用紫毫写试卷的人。刚开始用羊毫，就软弱不能用力了。

《吕览·分节篇》：“卫灵公说‘天气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裘，坐在熊皮席上，角落里有火灶，所以不冷。’”等等。那么兽皮坐褥与火盆等事，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按，卫灵公的话，正是后世所谓天气不正）。

《荀子·正名篇》：“轻暖平簟，而身体不知道它的安适。”似乎簟不一定只在夏天使用。张隐《文士传》记载：“张纯赋席说：‘席为冬天设置，簟为夏天使用。作揖谦让而坐，君子适宜。’”

那么古人大概不是整年都铺设席子。而经传记载，只说坐席，不说坐簟，为什么呢？

交椅现在用皮，古代用绳穿。所以孟东野诗说：“绳床独坐翁。”而李济翁《资暇录》改为“藤床”，错了。这话见于《学林》。大概用藤穿作床，也已经很久了。

唐人薛令之自悼诗说：“饭涩匙难滑，羹稀筋易宽。”现在则用筷子吃饭，用勺子喝羹。听说夷人用勺子取饭，大概这还是古法。

俗话称梳理头发的东西，密的叫做篦，齿稍稀的叫做梳。虽然士大夫也习惯使用。而不知道篦是比的讹误，梳是疏的转音。《史记·匈奴传》：“文帝赠送单于比余。”《汉书》作“比疏”。“余”“疏”不同，然而实际上应当写作疏。《苍颉篇》说：“细密的叫做比，粗疏的叫做疏。”到了颜师古注《急就篇》，则更加明确地说：“栝大而粗，用来梳理鬓发的，叫做疏。说它的齿稀疏。小而细，用来去除虮虱的，叫做比。说它的齿密比。都根据其形体来命名。”那么不仅“篦”是俗字，即“梳”字，也是在汉代以后出现的。《汉书》杨雄《长杨赋》：“头蓬不暇疏。”《文选》作“梳”。这就是证据。

译扬子《方言》说：“给马饮水用的皮囊，在函谷关以西有的地方叫做〇娄篼。查考《集韵》中‘〇娄’

译音“娄”。《广雅》说：“〇娄篼，就是口袋”。现在俗语中有这两个字的读音，但有人胡乱写成“漏斗”。看了《方言》和《广雅》才恍然大悟。现在所说的“漏斗”，上面大下面小，底部是空的。

把这个器具放在小米袋口上，用来下米；放在酒壶口上，用来下酒。下米的用竹子制作，下酒的用铜制作。都是为了不让东西洒落狼藉。都称之为“漏斗”。那么正是因为它没有底，所以叫漏斗。如果像《方言》所说的，饮马用的皮囊，叫做“〇娄篼”，那自然是两样东西。因为天下没有没有底的器具，却可以用来给马喝水的。至于其他，像盘子、像盂，用藤、细竹或竹篾制作的，鄞地人也叫漏斗。那必定应该是“〇娄篼”而不是“漏斗”了。

我四十多岁时，陈子相为我刻了一方私印，相赠的文字是：“老柳”。我常使用它，朋友们认为称老太早了。我引用欧阳修号“醉翁”的事来回答。欧阳修的诗说：“我年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富弼寄给欧阳修的诗说：“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

那么我岂敢（自称老柳）。

“昭君琵琶”，不过是石崇想象拟作的词句。后人竟然当作实事来歌咏。已经是不考究了。于是元人杨元诚《瑞山居新话》说：“武库中有昭君琵琶，天历太后把它赐给了伯颜太师的妻子。”

考察这件事可笑到如此地步。这哪里不同于“穿着原思肘部露出、脚跟破裂的衣履，左手拿着孔子叩击原壤的拐杖，右手拿着颜回陋巷中的箪瓢，去乞讨一文太公九府的钱”呢？那么古物流传到今天的，恐怕未必没有这类情况了。后人多赋诗咏叹王昭君，都极为她惋惜。然而既然配了她的父亲，又配了她的儿子，昔日是匣中的美玉，今日是粪土上的英华。这样的女子，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又赋此词的人，多用琵琶作为昭君的本事，不知他们根据的是什么。考察石季伦《王昭君辞序》说：“从前公主嫁到乌孙，让琵琶在马上演奏音乐，来慰藉她路途中的思念。送昭君也一定是这样。”等等。那么昭君琵琶，不过是石崇教绿珠时，揣测拟想罢了。竟然成为典故要旨，也是失实了。

近来妇人梳理薄薄的鬓发，叫蝉翼鬓。这名字始于妇女之流，却与古语暗合。崔豹《古今注》说：“魏文帝所爱的宫人，有莫琼树。琼树开始制作蝉鬓，提起它轻飘如蝉翼。”

《朝野佥载》说：“赵公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作浑脱毡帽。天下人都羡慕它。”考察古人用毡制作便帽，上面高出绒毛。现在优伶扮演杂剧，还使用它。这里说浑脱，必定是圆浑的，就像现在所戴的乌毡帽了。

现在士大夫，束一条腰带，间或佩戴系刀、箸巾、〇、荷包之类，累累如也。究其究竟，整天不见取用一次，徒然苦累腰腹笨重罢了。《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亲自佩戴小盘囊，用来盛放手巾细物。”这种风气大概始于汉魏。

用细竹编织成汗衫，织成龟背纹路，叫做竹衫。大概古人早就有了。元人乔梦符，有《咏竹凉衫曲》说：“并州剪龙须为寸玉，丝织龟背成文。”

凡是缝工裁衣，在襟袖之间裁剪剩下的，俗称为“弯子”，起初认为是形状像弯弓象形，所以叫“弯子”。现在知道是“〇宛”子的转音。《广韵》：“〇宛，一丸切。〇宛子裁余也。音〇宛。”那么〇宛弯音近，而其字实当作〇宛。

草鞋叫做“不借”，始见于杨雄《方言》。《中华古今注》认为因为轻贱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所以叫“不借”。那么贱物何独草鞋，而专有这个名字呢？《致虚杂俎》又说因为仙人凤子，不肯把草鞋借给人，所以后世称草鞋为“不借”。这是荒唐附会，与借鬼事来解释“蜗居”同一类。我听说前辈有人说：“草鞋的头部，有草梁居中。没穿时，左右没有区别。穿了以后，草梁必定位于拇指与四小指之间。四小指的地位确实比一拇指宽，因此左鞋的梁偏于右，右鞋的梁偏于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像其他鞋那样可以左右通借。所以说：‘不借’。”这个说法似乎比轻贱的说法更确当。

杨诚斋诗：“不借双高挂，毋追一任欹。”以不借与毋追作对，可谓工绝。

只是毋追是古冠，用在后世诗句中，似乎嫌不称耳。

《史记·张释之传》：“王生回头说：‘张廷尉结袜。’当时三公九卿都聚会。”

那么是汉时入朝，无不穿鞋的。唐宋以后，袜制载于正史，无论了。《左传》：“哀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袜而登席”。注：“谓古者见君解袜”。有人却认为常朝不解，只有宴会才解，这是不对的。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礼测之。今世著袜、

译穿鞋时，古人互相会见，没有不在门外脱鞋的。上朝也没有不脱鞋的。所以允许穿鞋戴剑上殿，乃是特殊的恩宠。至于脱袜，仅在《左传》中见到，但凭推测，大概也不是完全赤脚，脚上必定另有装饰。如《诗经》所说：“红色的蔽膝在大腿上，绑腿布在小腿下。”这就是证据。那么《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所说的“文王袜带解开”、“武王袜带解开”，或许是后人附会，或许是尊贵者才开始穿袜子罢了。就像祭祀时用人扮演神灵，按常理推测，也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所以前人怀疑这是夷狄的礼仪，而经典中都有记载，不能不让人相信了。见君主时解袜，仅在《左传》中见到，而“红色的蔽膝在大腿上，绑腿布在小腿下”的诗句可以证明这一点。男子穿耳，仅在《庄子》中见到，而“用白色的丝线系住充耳，上面还缀着美玉”的诗句可以证明这一点。大概古代必定有耳饰，不穿耳就没有地方悬挂。这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译《吕览·尽数篇》说：“水质轻的地方，多秃头和生瘿瘤的人；水质重的地方，多脚肿和跛足的人。”高诱注解说：“脚肿叫‘〇’，‘〇’就是不能行走。”现在酿酒用水，必定用山里的水，因为山里的水重。而山里人多患脚肿病，俗称大脚疯。然而这种病多发生在耕田、砍柴、受雇做工的劳力者身上。那些大户人家和儒雅之士，很少得这种病。

又说：“凡是饮食，不要勉强吃味道浓烈的食物，不要用多种美味佐以浓酒，因此这叫做头痛病。”高诱注解说：“浓酒，就是味道厚重；头痛病，就是头痛的疾病。”按：酒味淡薄的，往往导致头痛病。酒味厚重的，虽然喝多了醉得很厉害，但头不痛。《吕览》所说的，与古今情况相反了。大概是酿酒方法不同罢了。

我的家乡把刚酿好的酒，称为缸面酒，也叫缸面青。因为它的颜色青绿所以这么叫。在酒品中属于最下等的。

而“缸面”这两个字，自古就有。唐人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记载：“僧人辨才初次遇到萧翼，便留他过夜住宿，准备了〇冈面药酒。”又说：“江东称〇冈面，就像河北称瓮头。指的是刚酿好的酒。所以辨才赋诗，有‘初酝一〇冈开，新知万里来’的诗句。”那么，“缸面”这个词本来就是吴越地区的旧称。而古代珍贵现在低贱，则是风尚不同了。皇甫嵩作《醉乡日月》，说：“酒以颜色清澈、味道厚重且甘甜者为圣，颜色浑浊如金、味道醇厚且微苦者为贤，颜色发黑且酸涩者为愚。”现在考察，酒色黄如金，味道醇厚，略带苦味的是上品。喝了它，能使人潜移默化，慢慢进入醉乡，而自己不觉察。即使痛饮极醉，醒来后，也没有头痛口干的毛病。真可以称为“中圣人”。

如果味道甜如饴糖，那么妇女儿童和不能喝酒的人喜欢它。大概是穆生所设的甜酒类吧，怎么能称为圣呢？所以白居易诗说：“户大嫌甜酒”，像杜甫的“不放香醪如蜜甜”，韩愈的“一尊春酒甘若饴”，都不是真正懂酒的人说的话。

店家卖饼，有一种叫煨炉饼的最好。用葱油做馅，越热越好。它的上面有纵横的刀切痕迹。

《晋书·何曾传》说：“蒸饼上，不划十字就不吃”。所说的十字，想来就是现在的刀切痕迹吧。

汤饼，就是现在的面条。记得苏东坡诗注中，明确说了这一点。等到阅读黄庭坚的诗：“汤饼一杯银线乱”，更加确信了。又《归田录》说：“汤饼即湿面。”又《倦游录》说：“凡是用面粉做的食物，煮了都叫汤饼”，《青箱杂记》也记载了这一点。

宋代李公甫任荣州知州。荣州向来没有专卖盐的禁令，而四川茶马司的官员，想夺取荣州的盐井来实行专卖。

李公甫向省里申诉争辩，写了一篇骈文，中间有一联说：“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龙断而登之；作俑其无后乎？谓其象人而用也”，运用经书语句非常巧妙。“龙”与“象”对得奇特绝妙，“始”与“后”也很工整。而仁爱百姓的心意，更自然流露在言辞之外。

私盐的禁令极严，但对于肩挑贩卖的贫民却没有关系。恭读《大清会典》（卷五十一，盐法下）

有说：“私贩盐斤，如果是贫民肩负换米的，按例不禁。又零星肩卖给百姓家的，不许缉拿。”法令如此，而那些蛀虫商人和奸吏，勾结起来欺凌虐待、鱼肉百姓的，全是这一种人。贫民受他们的苦毒，不可言状。那么没有积累久了不反抗的。咸丰初年，巡抚方以事来到宁波。乡民忽然聚集万人，哄闹进入郡城，白天烧毁商人的房屋，以及他们的祠堂，并且抓走他们的人。巡抚大怒，也无可奈何。唉！那些愚昧的百姓，藐视法律已经太甚。然而怨恨毒害深入人心啊！国家禁止私盐，犯法的不是别人，就是商人。凡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与定例相反。顺治十四年，部议有说：“势豪不许占揽引窝商铺，不许自定价值。”在建国初期，正把这些视为专利害民，御史严禁告诫。而哪里知道积习渐长，他们作恶犯法，更有不可名状的呢？

唉！商人这样，不只是商人这样，令人感慨啊！

现在僧道称荤酒之类，都有别名。他们互相称呼的话，别人不能理解。大概是怕人诘问责难，所以另造方言来掩盖罢了。我的朋友冯午卿，颇能知道其中一二。有的可解有的不可解。《东坡志林》说：“僧人称酒为般若汤，鱼为水梭花，鸡为钻篱菜。”又说：“有人做不义的事，却用美名来文饰，这与这有什么不同？”我见到这话，不觉失笑。因而感叹贪婪狡猾的态样，古今没有不同。而语言雅俗之间，则又今不如古了。

文物制度，后世日益兴盛。而礼制失传，就向民间寻求。往往在海外诸夷，一见到就明白了。夷人用手抓饭，对照《礼记》“共饭不泽手”，这是三代的礼制。夷人往往赤脚。对照《左传注》的“见君解袜”，这是三代的礼制。罗汉佛像多赤脚，又多穿耳，系金环。

对照《诗经》“充耳琼华”，以及《庄子》

译《礼记》中“天子诸御不穿耳”的说法，说明穿耳也是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我的家乡是海边的国家，常有远方的夷人，被风吹送而来，有的穿白衣戴冠，有的戴高帽，有的戴角巾，大抵多保留着汉代官制的旧仪。而近来与西方夷人通商，奇巧的器物，如指南车、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

译无非是中国遗留下来的方法，只是那里专门把技艺作为做官晋升的阶梯，致富的手段。所以他们尽心竭力，从而推究它，变通它罢了。

早稻中最先成熟的，叫作“救公饥”，又名“六十日”。是说从浸种插秧到收成，不过六十天罢了。

陆游的诗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又说：“六十日白可续饭。”

当时，山阴人称“六十日白”，我的家乡只称“六十日”，没有“白”字。

菜园里的作物，只有茄子单独被称为树，叫作“茄树”。起初我很疑惑，以为它的树干稍微像树的形状，所以这样称呼罢了。现在知道不是这样。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说：“茄树：交州、广州的草木，经过冬天也不凋谢，所以在菜园中，种植的茄子，宿根有三五年的，渐渐长出枝干，就成为大树。每当夏秋天气很热时，就搭梯子采摘它。五年后，树老了果实稀少，就砍掉它，另外栽种嫩苗。”那么茄子确实是树，不是借用名称的。

我的家乡种植茄子的方法，和其他蔬菜一样，每年换种下子，茄子果实采完后，全部拔除。《草木状》所说的，不仅没有人实行，甚至不知道有这种方法。我游历京城，看见茄子的形状和我家乡完全不同。我家乡的茄子长而圆，大的圆直径不过二寸；它的长度，小的几寸，大的有时到一尺多。京城所见的，却像我家乡的南瓜，只是没有缝隙罢了。它的圆直径有到一尺多的，高度不过二三寸。我怀疑它是瓜类，吃了它，味道确实是茄子。又我家乡的茄子颜色紫红，和朱李的颜色相同，所以称朱李为茄皮李。京城所见的，颜色白色，或者稍微有淡绿色的。我猜想它这么大，或许就是三四年大树所结的果实吧？可惜没有问当地人栽种的方法。

蒜头，是俗语。《古今注》称它为“蒜卵”。又说“胡国有蒜，十多个子共同长在一株上，俗人称为大蒜”。考察：现在的蒜头像橘柚，剥去它的皮，分开它总共五六瓣或十多个，猜想原本就是胡地的品种吧！而俗人把蒜叶称为大蒜，它的根则称为蒜头。

林弼《龙州诗》说：“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圆人面桃。”“佛指香圆”

就是佛手柑。本来和香橼的品种相同，所以它的皮也极像香橼。现在只称它为柑，不称橼了。又《本草》说：“海内的芭蕉，常年开花结果。有一种叫佛手蕉，小而味道甜，却没有见过。”

《湛渊静语》说：“木芙蓉的根，三年不铲除，误食了会杀人。所以古诗‘昔为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就是因此。”我听说秋葵花，用麻油浸泡，治疗火烫伤。以及滚水烫伤等，很有效。而它的根有毒，凡是男女患有鬼祟淫邪之症，取根捣烂，秘密涂抹在阴部，那么邪气就不敢侵犯了。

古人有“凭仗幽人收艾纳”的诗句。有人写作联语。问那“艾纳”是什么东西？就说：“猜想就是艾，收集它来做印泥罢了。”我几乎相信他的话。最近才知道是松树皮上的苔藓。见《本草》说混合各种香料焚烧它，它的烟雾团聚，青白可爱。

西方夷人既然和中国通商，大多把他们的土产带到内地。一天在花园中，买了一株洋柿。它的果实大小，像小柑子。刚结时颜色白，渐渐变绿而黄，而红，像红柿子一样。那些人吃它，华人只把它当作玩赏之物，不吃它。它的品种是草本，叶子略微像菊花而细碎，开小花，黄白色。它的根遍布丛生毛发，像那些人。又他们的猫狗也多和中国略有不同。谢承《后汉书》称臧民，说西域的山川、草木、鸟兽，名种不和中国相同。确实啊。

燕子在春分时来，秋分时去，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俗人都说：“渡海而去，春天时从海外来。”然而前年我的家乡修建沈店桥（在南门外），当时正值严冬，拆桥时深邃的地方，有无数燕子在那里。才知道燕子回归，是冬眠。不是去海外。郑玄注《月令》“玄鸟归”

说：“归谓去，是冬眠。”疏说：“玄鸟的冬眠，不远在四方夷地。而也不以中国为居所的。

其他动物的冬眠，近在本处。现在玄鸟的冬眠，虽然不远在四方夷地，一定在幽僻之处。不是中国所常见的。”（注说：“凡是鸟跟随阴阳变化的，不以中国为居所，所以疏解说这样。”）那么古人观察事物，比今人更审慎了。又高诱注《吕览》也说：“玄鸟，是燕子，春分而来秋分而去。

回归冬眠的地方。”他注《淮南子》也说：“秋分后，回归冬眠的地方。”《酉阳杂俎》说：“有人说燕子冬眠在井底”，这也是把燕子离去当作冬眠。而小说家记载，长安富商任宗，妻子郭绍兰，能写诗。绍兰把诗系在燕子脚上，祝告说：“我听说你从东海边来，一定经过湘中，为我捎信。”

等等。这又是相信俗说燕子渡海，而附会它了。

宋钱希白《南部新书》说：“龙嗜好烧燕子肉，吃燕子肉的人不可渡海。”那么吃燕子的人，尚且不可渡海。何况燕子

译吗？难道是因为燕巢尚未被烧毁，所以龙就不喜欢吗？

世俗之人，一听到乌鸦叫，就接连吐唾沫。《隋唐佳话》记载：“有一只猫头鹰，清晨在张率更庭院的树上鸣叫。

译他的妻子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接连朝它吐口水。张说：“我应当改任官职。”等等。乌鸦叫、猫头鹰叫，总是被认为是不祥的，所以朝它们吐口水。这是妇女的常态，古今没有不同。

公鸡没有雄性却生下蛋的，俗称“姑娘蛋”。孵化它也不会孵出小鸡。《参同契》说：“母鸡没有公鸡配合而独自下蛋，那么一定没有小鸡了。为什么呢？因为单独的阳不能产生生命，单独的阴不能形成事物。”一位老妇人说：“在准备孵蛋的时候，拿这个蛋对着灶门（俗称放柴火的地方为灶门）喊：‘雄鸡打水’（俗称雌雄交配为打水），随即用锅底中心的煤烟，点在蛋上，孵化后小鸡就出来了。”又听老辈人说：“鸡孵蛋的时候，暗中把斧头放在孵蛋的窝底，那么孵出来的鸡，没有不是公鸡的。”以上两件事，我早就听说了，只是没有尝试过。凡是鸡孵蛋的时候，忌讳听到雷声。俗传在窝底放少许铁器，那么即使打雷也没有损害。我想一定是因为放了铁器，或者曾经有人家放过斧头，而孵出来的都是公鸡，后来尝试验证，所以才知道有这种方法。又听说暗中把斧头放在孕妇睡觉的枕头下，就会生男孩。这种方法大概是类推自孵鸡的方法，然而很灵验。

俗话把蛋叫作“〇”，读音同“弹”。这是乡村俗字，不足为凭。以前我根据宋人的杂说，认为这是象形字，应当写作“弹”。《吕氏春秋·本昧篇》：“丹山的南面，有凤凰的蛋。”高诱注：“丸，是古时的卵字。”

丹山在南方，是丹泽的山。有凤凰的蛋。”那么，本来写作“卵”字，后人因为古卵字的“丸”，误通为弹人的“丸”，又因为弹人的“丸”字，误通为“弹”，再因为读“弹”的人，不知道它的含义，而误造为“蛋”字。辗转错误，大概就是这样。晋灵公不像君主的样子，从台上弹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这个“丸”字读音为“完”，古卵字的“丸”，读音为“卵”。字相同而音义完全不同。

画蛋现在还有。但一定是纳征、纳采等婚嫁大事。寻常的馈赠，没有这样做。慈溪人遇到喜事，或者生了孩子，或者入学、中举，就用苏木水，煮鸭蛋，送给亲戚朋友。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叫作红蛋。

富人家一次要用数十万个。我们鄞县就没有这种风气了。《岁时记注》说：“古代豪富人家吃饭，号称画蛋。

现在仍然染成蓝、茜等杂色，再加上雕镂，互相馈赠，或者放在盘俎上。”按画蛋，一定是在蛋壳上画。

吃的时候就要剥去蛋壳，馈赠还是人情往来。至于宴请客人、自己吃，也费工力去绘画，这是什么心思呢！至于雕蛋，那么我们家乡绝对没有，其他地方不知道。《管子》说：“雕蛋，然后煮它；雕柴，然后烧它。”注说：“这都是富有的人所做的”。又《洛阳伽蓝记》：“河间王琛，对人说：‘晋朝石崇，是庶姓，尚且能画蛋雕柴。何况我难道不追求华丽奢侈吗？’”又《岁时记》：“寒食节雕鸡蛋。”注说：“画上图案，再加上雕镂。”以及唐人诗中的“蛋上雕秋千”。都是穷奢极欲最无理的事情！用醋浸泡蛋，那么蛋变软可以随意制作。把它压成方形，中间合拢，就成为方蛋。既然成了方形，浸泡在淡水中，去掉醋，那么蛋又坚硬如故。就成了方蛋了。《琅〇记》：“从前有个年轻人，博览典籍。他的哥哥从远方回来，带着方蛋，问弟弟。弟弟说：‘鸟蛋是方的，有白没有黄’。打破果然如此。问：‘怎么知道的？’说：‘看见成丁的《百鸟志》。’”如果用现在制作的方蛋，让这位年轻人看，打破后有黄，那么他会认为古人欺骗了他。

《汉书·食货志》注说：都骑着公马，有母马夹杂其间，那么〇就是咬。”“父马”

两个字，不常见。与《孟子》中的“母鸡”、“母彘”相对，可以说非常工整。

现在人认为狗抓老鼠是越俎代庖。《吕氏春秋·士容论》说：“齐国有个善于相狗的人，他的邻居借他去买抓老鼠的狗。一年才买到。说：‘这是好狗。’他的邻居养了几年，却不抓老鼠。告诉相狗的人，相狗的人说：‘这是好狗，它的志向在獐、麋、猪、鹿，不在老鼠。想要它抓老鼠，就束缚它。’他的邻居束缚它的后脚，狗才抓老鼠。”可见古代本来就用狗抓老鼠。不知道狗不抓老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家有一只狗，善于抓老鼠。而人们都感到奇怪。不知道这本来就是狗的职责。《吕氏春秋·功名篇》：“用狸猫招引老鼠。”又《贵当篇》：“狸猫处在堂上，众鼠就散去了。”那么抓老鼠是狸猫的职责。狗抓老鼠，是兼管吗？

谢山曾经作《吾乡历朝土贡诗》，始于汉朝的鲒酱。我说，四明在虞夏时期是扬州的地域。

《禹贡》记载扬州的贡品说：“它的贡品只有金。三种：瑶、琨、筱荡。以至于包裹的橘柚。锡贡，贡品很多”。而且扬州的地域，从淮河到海边，地方很广。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呢？

只是凭意思推测，那么四明这时简直就是岛夷，而岛夷所贡的是卉服。郑玄说：“地方潮湿穿草服，或者叫卉服。如木棉之类”也不能确切指出是什么东西。到了商朝，就贡〇酱。《逸周书·王会》说：“越人沤〇发文身，请求用鱼皮

译于是，献上□〇之酱、鲛<盾〇>，并以利剑作为进献的礼物。”

译注解说：“〇，是一种鱼的名字。”卢抱经说：“□大概是‘乌’字。”按：汤王对伊尹说，想要因为当地出产的东西而进献。那么乌〇确实出产于我的家乡。后世还称它为明府鲞。那时，我的家乡不过是岛夷之地，那地方实际上是越沤，那么商朝进贡〇酱，是我家乡的土特产，可以知道了。到了周朝，则进贡海蛤。《王会解》说：“东越海蛤。”注解说：“东越，就是海边。蛤文蛤卢。”校勘说：“蛤就是蛤字。”李善注《文选》，写作东越侮食。字形相近而讹误。按，越地虽然广大，但到了海边，就是四明了。所以四明也号称东越。那么周朝进贡海蛤，是我家乡的土特产，可以知道了。

把〇做成腊肉，俗称乌贼鲞。原本出产于我的家乡，所以叫明府鲞。意思是明州府的鲞。写《本草》的人，不知道它的含义，胡乱分析，说盐干的叫明鲞，淡干的叫脯鲞，已经足以让人喷饭了。

而近来市井之徒，又杜撰名目叫：“螟〇鲞”，更让人绝倒了。

《庄子》说：“〇玄怜蛇说：‘我用众多的脚行走，却比不上你没有脚。’”《战国策》中楚国的舍人画蛇，也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么能给它画脚呢？”《淮南子》说：“蝮蛇不能给它画脚。”又说：“〇张开众多的脚跑，不如蛇。”《北史》记载：薛浚小时候，看见一条黄蛇，有角和脚。其他小孩没看见。这虽然谈论蛇有脚，正是以蛇没有脚，而这里看见有脚为奇异罢了。苏东坡《蝎虎》诗说：“〇〇有脚的蛇，脉脉无角的龙。”这也是罕见的比喻。正是以蛇本来没有脚的缘故。然而我听说，山民说：“蛇确实有脚，而且很多。只是细微看不见，如果用火烤它，那么它的脚就全部显现出来。”

这又是古人所不知道的。

《锦绣万花谷》说：“鲁国有个人夜里迷失道路，寄宿在一间房舍。有个妇人请他进去，摆设酒食，于是醉倒睡着。第二天早上酒醒，看见自己在田埂上。旁边有一个大螺像斗一样，因此恶心呕吐。吐出来的都是泥。才知道是田螺精。现在人们把所住的房舍称为蜗舍，就是田螺。”我认为这实在是妄语。蜗是蜗牛，就是蜒蚰。与螺无关。况且偶然怪事，何足以作为典要，沿袭称呼至今？我曾经问朋友，东西小的很多，何必把屋子小称为蜗居？都不能回答。我后来看见蜗牛，才醒悟。大概凡是壳虫不一，大小也不等。然而虫身长大，壳就随着它一起长大。只有蜗牛，刚生时在壳中。等到稍长，就脱壳而去。壳不随着它的身体一起长大。用来比喻人家屋子小，不能容纳多人罢了。私下认为这个含义很精妙，还应当考证。我先前解释蜗居的含义，自认为最恰当，不可更改。而《中华古今注》却说：“野人建造圆形的房舍，形状像蜗牛，所以叫蜗舍。”按，这话也与解释“不借”相同。东西圆的，何止蜗牛？况且蜗牛又何尝是圆的呢。

贞群案：《三国志》注引《魏略》说：“焦先和杨沛都建造瓜牛庐，住在里面。”认为瓜应当是蜗。蜗牛，是有角的螺虫。俗或称为“黄犊”，焦先等人建造圆形房舍，形状像蜗牛遮蔽。所以叫瓜牛庐，《庄子》说：“有国家在蜗牛左角的叫触氏；有国家在右角的叫蛮氏。”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南方蝗虫稀少，偶尔有，也不大危害。咸丰六年，慈溪、奉化都有，蔓延到鄞乡。每次来像雨一样，成千上万。吃十几亩稻子，顷刻间可以吃完。父老说，这是干旱的缘故。凡是天大旱，那么鱼子在滩沙上的，遇到风日，已经有生机，而不能入水，就全部变成蝗虫，飞入田间。

到了天冷，就飞入山穴，蛰伏在泥土中生子。遇到雪，那么蝗子全部死掉。明年不危害。不然，暖风惊雷，蝗子全部起来，更没有万数了。

灵桥门外，新河水，遇到干旱就浅而黑。大雨，水满，清白如其他河流。咸丰八年六月，连雨之后，水满而白。二十日辰时，忽然看见水中涌出黑水团，直径一丈左右，很圆而黑。旋转滚到水上，片刻间淹没。不久又滚出，像这样三次。第二次略小，第三次更大。

经过一个时辰左右，东湖渔户，举着竹竿而来。将要入城，乡勇在城外击打，有的受伤落水，有的泅水被刺死的十余人，都在这水中。奇怪啊！

故老说，凡是水将要淹死人，必先看见黑水。或者已经进入水中，泅涌而出，如果有黑水泼浪，那么那个人一定不能出来。这屡次验证。大概黑水是水怪所为，偶然失足，未必致死。一遇到鬼怪，不能活了。道光十二年，我的朋友朱镜湖祖谟，溺死于铜盆浦。镜湖从小善于泅水，航船既翻，岸上的人看见镜湖从江心游到近岸，忽然看见黑水从水中喷出，于是死了。又十余年前，汪葵园的儿子，溺死于他家的井中。那天上午，汲井水，烹煮以供客，茶到而黑，呵斥

译再次煮水，水色依旧漆黑，重新打水也是这样。以为是偶然有污秽之物落入井中罢了。到了下午，孩子就溺水身亡了。

译《岁时记》记载：“正月夜晚，常有鬼鸟飞过。家家户户敲打床铺和门板，拧扯狗的耳朵，熄灭灯烛，用来驱除灾祸。”这种习俗近来已经没有了。道光二十六年五、六月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与上述记载相似。民间忽然流传谣言说：“某日纸人进城，将会作乱。”于是人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东家说亲眼看见一个鬼，西家说亲耳听到鬼鸟从屋顶飞走，接着便觉得床榻摇晃，男女惊慌失措，有人互相殴打至出血，有人无缘无故掉光头发，全国上下如同发狂。入夜后，环绕四周的锣声响彻通宵，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诵读经咒，有人研读《周易》，有人吟唱文天祥的《正气歌》。驱邪的符咒贴满了门户，治妖的神像高悬在厅堂之中。

卖锣钅孛的店铺被抢购一空。贫穷的人胡乱敲击铜器，或者拿着污秽之物，在房间里摇晃驱赶。一夜之间，恰逢发生地震，凡是桌案都在晃动。人们大声呼喊叫嚷，东西南北互相听见，都说纸人来了。不久天亮了，仔细查看，原来是地震。

没有办法，只好抬着关羽的塑像，走遍城墙，直到街巷。隆重陈列仪仗，大量发射火炮。从此人心安定，谣言不再听闻。不过两三天，城乡便恢复了平静。事后仔细追问，那些声称看见鬼的人，记忆模糊，如同梦中景象。而从城市到乡村，从鄞县到慈溪、镇海、奉化各县，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怪事了。

当时我家最为安静。谣言天天传来，但老母亲毫不恐惧。家中一切如常。并没有准备一个锣，也没有念诵一句咒语。每当听到夜里亲友家的怪事，总是笑着点头。只有在地震刚开始时，几乎要相信谣言了！但片刻之后便醒悟过来。

在纸人大乱的时候，一个乡村人家，忽然看见一个鬼，身穿白衣，方形的头。头很长，两只眼睛巨大且呈碧绿色，光芒闪闪。看见的人非常害怕，大声号叫。恰逢这家人有很多雇工守夜，其中有一个胆量大的人，拿着棍棒率领众人出击。鬼似乎惊恐躲避，众人便一起攻击它，鬼躲进床下。于是大家大力击打床铺，鬼大声呼号乞求饶命。把它拖出来，发现是人。查看他的头，是用装字纸的竹篓蒙着的。竹篓面上挖了两个孔，各嵌着小孩子玩耍用的绿色玻璃葫芦，里面装着十几只萤火虫，所以巨大的眼睛有碧绿色的光芒。审问后，他确实是来偷东西的。当时城墙内外失窃的人家，多使用这种伎俩。

主人畏惧躲避，巧妙的盗贼便得以脱身。愚昧的人怀疑东西是被鬼摄去的。人的性情不同，奸诈与朴实诚信相差如此之大。

道光十九年六月，夜里忽然梦见作了五六首诗。醒来后记得其中两句：“旧国逢新乱，家山遇故知。”当时太平日子久了，忽然得到这个梦，认为是非常怪异的事。第二年这一天，英国人占据定海。又过了一年八月，攻破镇海，进而波及宁波府城。仓促间逃往它山避难，过了八九月的时候，遇到了老朋友。而前诗中的话语，一一都应验了。梦境究竟为何能如此通神，实在无法理解。

我的朋友谢鞠堂辅坫，考中咸丰九年进士，担任工部主事。那年冬天回到家乡，对我说：有个姓蔡的人，以南人冒充北籍，成为秀才，常往来于许滇生尚书乃普的旅舍中，自称是阴间的判官，多次向人讲述地下的事情。许氏很相信他。今年，蔡在许家，说上帝非常厌恶安徽人，不允许开科取士。听到人们私下议论，说浙江省的考场，借给江南使用。如果秋试果然如此，那么浙江人必定遭受灾殃，省城必定遭受祸患。等等。这些话虚无缥缈，听的人都认为是胡说。又蔡自称今年秋天必定考中顺天举人。后来没有应验，于是之前的言论更加显得荒谬。然而没过多久，朝廷议论竟然允许江南借用浙江考场考试。咸丰九年十月，江南士子聚集在浙江考场应试。而十年二月，广东叛军侵犯浙江，于是发生了二十七日的变乱，杀戮掠夺非常惨烈。三月三日，叛军才逃去。而省城遭受的祸患，已经不可言说了。唉！天道不容易明了，神意不容易测度，又能怎么办呢？事先说得如此确凿，他自称中举却最终没有应验，难道是因为胡乱泄露天机而被黜落吗？又说省城受害，起事始于宁波。所以鞠堂说，我们家乡的人听到这话，尤其担忧。然而省城的话已经应验，而我们家乡竟然平安无事。那么这话尤其不值得相信了。我认为广东叛军侵犯浙江，起事始于宁国。同一个“宁”字，而“波”“国”二字或许是误记。又叛军攻打省城，是从武康县经由句章小道而来。句章是宁波的古郡名。或许是鬼神故意说隐语，不想完全泄露吧。谶纬术数之学，在后世的，大多是事后牵强附会的言辞。在事前的，百中不过一二。丧乱以来，每听到传说神奇，就斥责为妖妄。然而只有这话是听之于去年冬天。鞠堂归来那天，那时浙江全省依然安逸享乐如故。没想到却在百日内迅速应验，真令人咋舌！

我的堂兄娶了宋氏。所以我家与宋氏是旧姻亲。后来我兄弟与仲穆、莲叔兄弟成为密友。

仲穆没有去任所时，几乎天天都在我家。等到他担任寿昌县教谕，广东叛军侵犯浙江，听说仲穆有死节的话。

我非常相信他。因为平日就相信他。咸丰八年四月中旬，叛军几乎进入寿昌县。大小官吏，无不逃跑，只有仲穆以一个冷官留在衙署不去。同僚苦苦劝他，他不肯，他的同年

译文亦来苦苦劝慰，仲穆随口吟诗示意说：“我今年六十一岁，命数恰逢大难，家中老幼共七人（指他的妾室及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当时年长的五个儿子都已回到鄞县）。为义而死、成仁就义，我的职责已尽。我与县里的方氏定下婚约，方氏既已避难他处，也来再三劝慰，但我坚决不肯。”又劝他的妾室，妾室也坚决不肯。不久，贼寇侵犯边境，距离官署十余里便退去了（寿昌没有城墙），这是十三日的事情。第二天，官吏再次到来。严州府知府来安民见到仲穆，得知他的情况，非常惊异。对别人说：“这老头儿真是难为他了！”于是仲穆寄来家书，大意是说决意一死，幸好得以幸免。或许是上天不想让我死。如今贼寇已远遁，我早已淡于仕途，打算从此东归，在家乡教授子弟，以维持生计。我的房屋已卖给他人，不知家中是否还能筹措出容身之地？

译弟弟试着替我商量这件事。莲叔回信也劝他回去。到了五月十三日，贼寇就到了。当时居民已经迁徙一空，官吏也都逃走了，仲穆却安然住在学署里。这天上午，仲穆出去探听贼寇的消息，并且安抚民心。得知贼寇距离县城还很远，便回到署中，对他的妾龚氏说：“可以煮饭给我吃。”龚氏走进灶下，听见婴儿啼哭，又回到屋里。

仲穆自己走进灶下，忽然听见敲门声非常猛烈。仲穆对门斗说：“这敲门声太异常了，应当问清楚。”

门斗刚出去，两个贼寇已经破门而入。仲穆从灶下出来，随即被抓住，贼寇索要钱财。仲穆说：“我是清贫的官员，哪里有钱？

即使有，难道会给贼寇吗！”贼寇想带他一起去见首领。仲穆大怒，说：“我只有一死罢了，肯投降贼寇吗？”

痛骂贼寇，不屈服。贼寇发怒，杀了他。龚氏当时在屋里，听说仲穆遇害，哭着跑出来，带着年幼的子女，翻过学署后面的山得以逃脱。第六个儿子宋宗规，十三岁，贼寇闯入内室时，他跑了出来。贼寇问：“你识字吗？”回答说：“识。”“你曾经读过书吗？”回答说：“曾读过。”贼寇说：“应当跟我去做军师。”宋宗规骂道：“我岂是跟随贼寇的人？！”贼寇把他绑走，不知下落。这个月二十八日，贼寇撤退。按察使段光清来到寿昌，派人寻找他的尸体，得知已被贼寇焚烧。只找到头颅和两只脚。于是买棺材装殓，派使者到杭州，购买衣服。不久，长子宋宗〇、三子宋宗朱、五子宋宗汇，三人一起从鄞县赶来。

一起按照礼仪殡殓。连同他的庶母以及避难在方家的幼弟，一起扶着灵柩回去。六月十八日到达鄞县。暂时安葬在海会寺中。唉！自从丧乱以来，地方大吏中，厚颜无耻苟且偷生的人太多了。仲穆只是一个教谕，立志守节而死，再三再四，百折不回，最终能实践自己的诺言，不辜负所学。他不是中流砥柱吗？！

国史应当记载：“五月丁亥，粤贼侵犯寿昌县，教谕宋绍周殉难。”官职卑微，即使未必立传，仲穆也是千古流芳了！这一年十月，奉诏抚恤追赠国子监助教，子孙世袭云骑尉、恩骑尉，永不替换。

古今藏书之家，无不遭受兵火之灾。像江元叔、宋宣献、晁文元、宋缓、周密，前人记载得很详细了。玉仲说：“叶少蕴在〇川藏书。丁卯年，与住宅一起被焚毁。而李泰发的家书，也是这一年被火烧毁。同一年遭遇劫难，也可怪了。”我自从弱冠之年就喜好购书，二十多年，也将近十万卷。咸丰十一年，遭遇粤寇。在烟屿楼的，全被人偷窃掠夺。在城西草堂的，还有五六万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像火一样燃烧，都化为灰烬了！而奉化有人在乱后拿出几千金购买天一阁的书，另建房屋收藏，也在十一月的这个旬中被火烧毁。旁边的房屋完好无损，只有书屋独自被毁，与我家前后才几天而已。奇怪啊！

●卷七文家多用“不可”，很少用“不肯”。如果偶尔用一次，都认为这两个字俗气。那就太严重了！不读书的浅陋啊。《春秋经》宣公四年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正与俗语的意思没有丝毫区别。左氏除了这一传外，如文公十六年说：“请盟，齐侯不肯。”成公十一年说：“秦伯不肯涉河。”

左氏宣公十二年，传中说：“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后人一定会说：“忧未已也。”也不敢用“歇”字。

来年、来月、来日，都有。往年、往月、往日，也有。只有明字，只有明年、明日，而没有明月。左氏昭公七年，传中说：“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这是仅见，而后人不能使用。

少见多怪，人情如此。看到文字中用“雄风”，都认为有根据。看到“雌风”，就感到奇怪。却不知道它在宋玉《风赋》中。用“治古”都认为有根据。看到“乱今”就斥责。

却不知道它在《荀子·正论》中。用“臣人”都认为有根据，看到“妾人”就认为荒谬。却不知道它在《管子》中妇诸子的对话中。用“终古”都认为有根据，看到“终今”就感到诧异，却不知道它在孝文《赐南粤王书》中。

颊上三毫，古人的绝技，借此来比喻文章。那么前只有左氏，后只有史公，真是写生妙手。

古今文家，常常用“洁”字称赞太史公。现在取《史记》读它，那么重文复句、闲言赘字，不一而足。不知道所谓“洁”在哪里。如果用“逸马毙犬于道”的法例来衡量，那么凭意思删削，可以直接去掉它的十分之四五。我曾经取《史记》指示各位，问所谓“洁”字在哪里？都茫然了。那“洁”难道是简少短薄的意思吗？譬如画家画人的状貌，说他的笔下很洁净。难道把人画得像侏儒就叫做简净吗？宜兴吴仲伦德旋，用古文一字诀传授慈溪郑耐生，说“短。”真是把画侏儒当作洁净的一类。可笑极了！所以他的《

译《初月楼文钞》虽然存在，但内容枯燥，毫无生气。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选家选编韩愈的文章，没有一部选集不收录《送孟东野序》和《祭十二郎文》这两篇，但我生平最不喜欢这两篇。《送孟东野序》杂乱无章太过严重，用典点缀，信口开河，与文章开头所说的“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截然不同。《祭十二郎文》刻意雕琢，装腔作势，反而使真情实感显得淡薄。我认为韩愈写这两篇文章，刚写成时应当非常得意，后来必定后悔。这话不是门外汉所能明白的。

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记载，皇甫湜为裴度撰写《福先寺碑》，一碑三千字，每字酬谢三匹绢，共计九千匹。查《南史·沈庆之传》说：“两匹绢八十尺。”那么一匹就是四丈。皇甫湜凭借福先寺这一碑，获得绢三万六千丈。古代文章的价值竟然如此昂贵！如今却一文不值了。

皇甫湜文章写成时，裴度用车马、器物玩物以及千缗钱酬谢他，也不算微薄，但皇甫湜大怒，将酬谢掷还。他认为裴度对待他太薄情，如果让他为如今的富家子弟撰写谀墓之文，简直应当烧毁笔砚。

欧阳修告诉孙觉作文的方法，也不过是“多读、多做”罢了。他说：“文章的毛病不必等人指出，多写自然能发现。”这真是经历过世事、深知甘苦的人才说得出的话。

欧阳修认为柳宗元是韩愈门下的罪人。这话实在觉得过分。韩愈生平不随便赞许别人，却唯独对柳宗元倾倒佩服。后人反而轻视柳宗元吗？这正如同杜甫极力推崇李白，后人却极力压制李白以尊崇杜甫。我恐怕杜甫、韩愈都不会接受这类阿谀之辞。

欧阳修在南京任职时，丞相陈升之安抚京东地区。朝廷命令他审察是非，陈升之暗中探访民间，得到俚语，称欧阳修为“照天蜡烛”。回去后上奏朝廷，于是世人都称欧阳修为“照天蜡烛”。查范镇《东斋记事》称：“田元均治理成都有声望，人们称他为‘照天蜡烛’。”那么称此号的人，不独欧阳修一人。

世人盛赞《爱莲说》，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文中说：“出污泥而不染。”天下哪有花木不是从污泥中生长出来的呢？哪有从污泥中生长出来，却染在枝叶花萼之间的呢？仅这一句话，就特别不切合实际。况且世人盛赞它，是因为这篇文章是周敦颐所作。不知道这是伪托之作，并非周敦颐的文章。

宋人孙何，喜好古文。阅读古碑，辨识文字，用指甲搔头发上的污垢，然后嗅闻。往往直到傍晚。描写看碑时的情景，极其逼真。

沈约作《郊居赋》，唯恐别人把“雌霓”读作平声。范镇被召试学士院，诗中使用“彩霓”读作平声。考官认为失韵。《学林》说：“霓字虽然有两个读音，但文士多用‘倪’音，而‘啮’音用得少。”如果专用“雌霓”，就应当读‘啮’音，如果泛用“霓”字，则“倪”、“啮”可以通用。查李杲堂如此博雅，也只知霓字读平声。而范镇的考官，却只知读入声，这也太奇怪了。

唐人考试作赋，韵脚多用四平、四仄。后唐庄宗朝，翰林学士承旨，以“后从谏则圣”为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五平、三仄，有见识的人讥笑他。所以唐代考试作赋的韵脚，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思篡改经史，如“黄流在中”，改作“黄流于中”之类，不胜枚举。

宋元以来，还有遵守此法的人。《周南赋》以“言化之自北而南也”为韵。《闻韶赋》以“不图为乐，至于斯也”为韵。当时认为切当，大概不难于以成语为韵脚，而难在成语中恰好是四平四仄。

古文固然不易作，而四六文尤其不易。因为古文可以气势取胜，可以立意取胜。而四六文则一句不典雅，就不是好的四六文了。古人叙事，或者模仿前人，或者自己创造。记录一件事，命名一个物，或者古代所未有的，就可以随意下笔。只要不粗俗，便是叙事高手。至于写四六文，则必须用古人的事迹，叙述近人的新事。古人明明有某事可以与今事比附，自己却不知道，而凭空杜撰，不将被博雅之士所嘲笑吗？所以四六文最容易作，而实际上却如此不易。

我曾经说，今人千奇百怪的事，古人没有不有的。断没有叙述近事而古事无可引用，并且无可比拟的情况。只是苦于学识浅薄，于是导致搁笔罢了。

宋代四六文用成句作对，越出越奇。曾在小说类书籍中，见到《馆师辞馆文》一篇，很长而且很好。记得其末联说：“口说五千言，乘牛出函谷，请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跨鹤上扬州，皆曰闭户先生来矣！”长联至于无字不对，工整如此，可谓独一无二。我年轻时见此，至今记得，却竟忘了作者的名字，并忘了出自哪本书。四十年来，涉猎宋代小说类书籍多种，竟不再见到此文。

近世作骈体文的人，专门效仿六朝、初唐。自诩为大家，而鄙夷宋代四六文，认为卑薄不屑效仿。我说不是不屑，是不能效仿。宋代四六文清空一气，胸中没有万卷书，而性灵又不能运用的人，断不能造其精微。如果六朝、初唐，则只需费

译经过几个月的时光，抄袭剽窃别人的词句，编成摘录本，便足以让人一辈子受用不尽。这种改头换面、粉饰修饰的做法，使得那些不可割裂的句子、不可辨认的字词、不可理解的意思，显得高深古奥、曲折难懂。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译陈西塘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刘贡父与王介甫同为考试官，因互相怨恨争执，都被罚赎金。而中丞吕公著厌恶刘贡父，认为判罪太轻。于是剥夺了刘贡父的主判职务。刘贡父在谢表中写道：‘在造箭人的技艺中，只怕箭不能伤人；而田主的牛，被夺去已经太过分了。’西塘说：‘《左传》中是“践踏别人的田地而夺走他的牛”，本来没有“主”字，语句又俗气。“惟恐不伤”是完整的一句，“已甚”二字是外加的。何不这样说：“在伤人的箭上，只怕射得不深；而践踏田地的牛，夺走已经太过分了。”这样才匀称。”我认为在“田”字下加“主”字，也没有大碍。借用《周礼》，也不算俗气。只是牛并非田主的牛，觉得有些突兀罢了。至于说“已甚”二字是外加的，而用“不深”来对仗，那么“深”字更显得拼凑，我打算修改为：“在造箭人选择技艺时，担心它不能伤人；而田主夺走牛，处罚已经太重。”干脆去掉“惟恐”，全句用“罚”字对“恐”字，“已重”对“不伤”，都出自经传，似乎比陈西塘的说法稍显妥帖。

按：四六文使用成语，或者句子过长，那么对仗就不能非常工整，这是形势使然。如今“惟恐不伤”只是四字句，却用“夺之”来对“惟恐”，虚实字太不相等了。刘贡父出于一时的愤慨，来不及精细思考（这两句话也是陈西塘说的）。陈西塘指出并更正它，对于书籍也没有仔细查考。为什么呢？

陈景山《政鉴》说：“母亲六十岁时，她的祖母还健在且能吃饭。”我替洪舵乡师起焘写寿序，开头就说：“太夫人命令她的众孙子，为母亲举办寿宴。”文中全以姑嫂关系来叙述，而赞叹赞美她作为媳妇的顺从不易得到。末尾则规劝众孙子，应当好好侍奉祖母，特意稍作宾主之分。这大概与《礼记》所说的：“善行归于亲人，儿子没有私财。等到国家封典，有尊长在，不加‘太’字。”是同一个意思。有人却说这篇文章似乎喧宾夺主，这是不知体例的话。

先慈陈太夫人，对待前夫家的李氏最为厚道。李太夫人有三个哥哥，都年老且贫穷。生在我家馆舍，死由我安葬。她的侄子有鳏夫的，为他娶妻。侄媳妇有寡妇的，用田地供养她们。等到先慈五十岁时，我的朋友朱青石文杏，写了一篇四六文为她祝寿。其中一段叙述此事说：“况且豆萁相煎尚且急切，何况前妻的哥哥；葛藤依附尚且困难，何况从姑的侄子？然而渭阳筑室，命令那些外甥；绵上之田，抚恤那些寡妇。生在我家馆舍，无需赠送马匹以资行旅。年老无妻叫鳏夫，特意资助牵羊的聘礼。”

用典特别典雅可喜。只是“前室之兄”四个字，乃是杜撰，与下句“从姑之侄”不对等。

然而也没有可以替代的词。一天读《颜氏家训》有说“前妇之兄”与“后妻之弟”，见到它不禁狂喜。颜氏所说的，原本指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言。而作文借用，取义断章，古人常有的。把“室”改为“妇”，仅只一字，于是典雅赡丽，与通段相称。更加感叹不怕没有典故，只怕不博学罢了。朱青石写四六文，稍微苦于材料多，而清空之气特别少。所写的先慈五十寿序，也犯了这个毛病。我召他来到烟屿楼头，一起商量、删改，等到完成，原本已经删去了十分之八。

生平不多写四六文，偶尔提笔，仍然用古文的方法来写。以意驱使典故，而不喜欢堆砌；以气遣词造句，而不喜欢华丽繁复。每用陈语古典，就选择人们所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可以凭想象理解。所以友人看到我的四六文，有的怀疑不用典故，却不知道并非没有来历。

金八姑娘无罪被休，自沉于海，成为甬上的冤案。过了很久，慈溪沈亚溪，□□得到鹤骨箫，是金八姑娘的遗物。请求我记述此事。我怜悯金八姑娘的冤屈，用骈体记述其始末。而此事得自传闻，误以为她的丈夫懋椒姓王。叙述籍贯婚姻的一联说：“只有桑树和梓树，是明州樊榭的故乡；以丝附萝，是天壤王郎的女婿。”后来得到懋昭所画的翎毛、花卉一幅，才知道他姓黄。他的名德源，自号铁箫客。询问金氏，果然如此。因此打算改正此联，很久没有成功。一天读《后汉书·郭林宗传》说：“司徒袁隗，为堂妹求女婿。见到黄允，感叹说：‘得到女婿像这样足够了！’大喜，于是改为：‘只有桑树和梓树，在樊榭仙子的故乡；以丝附萝，得到黄家隽才的女婿。’史称黄允以隽才知名，听到袁隗的话，于是休弃了他的妻子夏侯氏。而懋昭能书画，通音律，也可称隽才。无罪休妻的事，尤其吻合。于是改后的语句实在远胜前语。我曾经说，写四六文不难，难在用典；用典不难，难在工整贴切。然而苦于不读书罢了。没有今事而无古事可比拟的。

如果近世所称典故渊博的人，大抵依傍影射，初读觉得很工整，实际按验却不贴切。我既然知道懋昭姓黄，想改不能，告诉董觉轩。觉轩对我说：“本来知道他姓黄，只是‘天壤中，乃有王郎是

译“轻鄙夫婿”这样的话，用在这篇记中，也与事实相称，何必一定要改呢？我说：“上句‘明州樊榭’，既然切合宁波的地名，那么下句‘天壤王郎’，怎么可以不切合丈夫的姓氏呢？况且懋昭的姓，与‘王’字不同音。这句话本来还可以用，如今我们家乡传闻，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件事。而‘黄’‘王’又恰好同音，不又将会自己误导自己、误导他人吗？再说金氏刚出嫁时，夫妻恩爱非常深厚。现在刚叙述她初婚的情景，却突然使用谢道韫初嫁时不高兴的典故，对于实际事迹来说，也嫌不够贴切。”觉轩始终不以为然。等到我改正之后，觉轩才感叹信服。沈亚溪得到鹤骨箫后，广泛征集诗文，把撰写记文的任务交给我。我详细叙述了冤案诉讼的始末，用骈体文写成，颇觉不俗。其中引用的如《杂五行书》、《梦书》之类，如今早已失传的书籍，大多是从《太平御览》中找到的。因此字句多不常见。王稽云读了很高兴，强迫我全部注明出处。我略在书页眉端和纸尾注明后交给他。不久沈亚溪请求稽云赋诗，稽云懒得写，于是就在我的记文上作注，自己写了一篇小跋，来应付亚溪。然而他的注释，剪裁有法度，详略不马虎，我的文章实在惭愧。不想辜负好友的美意，现在把他的注释一并附在我的文集中（贞群按，文集刻本中没有这篇文章）。

译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梦见与子舟一同创作骈文。醒来后记得两联对句：“梅树结出果实，吉祥啊就在当今；桑叶落下已经枯黄，士人的心志没有准则？因此西施年老色衰，泛舟于五湖之上；嫫母正值盛年，却被收藏在宫闱之中。”

也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题目作的。

前人读杜甫的诗句“身轻一鸟度”，恰好“度”字残缺，于是大家互相猜测议论，有人说应该是“过”字，有人说应该是“落”字。等到翻阅善本，众人才都大为信服。不知道杜甫这句诗，原本出自虞世南的《侍宴诗》：“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

韩愈的诗：“蛙黾鸣叫没有意义，嘈杂之声只是扰乱人心。”把“嘈杂”二字加在蛙黾身上，岂不是比喻不当吗？

“帆”字有读仄声的情况。许浑的诗：“江风扬帆急，山月下楼迟。”有人认为是应当把“扬”字读作仄声，那么“帆”字仍然读平声。然而“帆”字本来就有两个读音。《广韵》说：“符炎切，又扶泛切。船使风也。”

《释名》说：“帆，就是泛。随风张开的幔布叫帆。”韩愈的诗：“无因帆江水。”也不是读平声的。

桑柘的“柘”字，读之夜切。《唐韵》因为《诗经》三百篇中“其〇其柘”与“串夷载路”的“路”字押韵，于是另外注音为一之怒切，以凑合韵脚。不知道如今鱼虞韵与麻韵，古音本来相同，无需勉强迁就。

“华”读如“敷”，“家”读如“姑”，“车”读如“居”。《诗经》三百篇都是如此。所以冯〇的《弹铗歌》以“无以为家”与上面的“食无鱼”“出无车”押韵。到了韩愈的《盘谷歌》以“稼”韵“土”，还知道古音。

许浑的诗说：“野蚕成玺桑柘尽，溪鸟引雏蒲稗深。”把“柘”字当作平声。仅见这首诗如此。

皮日休说：“《毛诗》‘鸳鸯在梁’，又‘くぐ在东’。这就是后人叠韵的开端。”杨升庵说：“这是偶然巧合的精妙，诗人起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文选》中宋玉《风赋》的‘炫焕灿烂’，张衡《西京赋》的‘睚眦虿芥’，《上林赋》的‘玢豳文鳞’，左思《吴都赋》的‘檀栾婵娟’。那就是词人追求新奇的了。”我认为杨升庵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他所引用的《文选》可能是通韵。如果用通韵来论《文选》，那么就应当用古音来求《毛诗》。用古音求《毛诗》，那么诗中全句叠韵的很多。鸳鸯、くぐ还不是全句叠韵的。现在且用今韵求《毛诗》，也能得到两句：“谁其尸之”，“其谁知之”。这四个字全出自今支韵中。

咏物诗，固然应当典雅贴切地描绘情状。然而必须做到不脱离也不黏滞，才算精妙。有的刻画过于细致，却别无情意，只是俗匠描绘物体罢了。《苕溪渔隐丛话》说刘义的《落叶诗》，郑谷的《柳诗》，是这两种事物的谜语。刘义的诗说：“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郑谷的诗说：“半烟半雨溪桥畔，间杏间桃山路中。”我认为唐人咏物，像这样的很多，不只是这两个人如此。这不过是“声闻辟支果”罢了。

“疏影”，“暗香”这一联，自从被欧阳修、苏轼两位文忠公所赞赏，于是脍炙人口。后人千描万写，虽然高出数倍。但食古不化的人总认为不如。不知道这一联，乃是唐人江为的诗。林逋只是把“竹影”改为“疏影”，“桂香”改为“暗香”罢了。食古不化的人又必定回护说：青出于蓝，说“这两句必定是咏梅花才相称”。然而加上巧偷的罪名，不是已经伤害了原作者吗？温庭筠的诗：“醉后独知殷甲子，病来犹作晋春秋。”林逋的诗说：“隐非秦甲子，病有晋春秋。”刘克庄已经为之曲意庇护说：“林逋不是蹈袭者，应当是偶然相犯。”至于“横斜”“浮动”十四字，却有十二字没有差异。恐怕刘克庄也不能说是偶然相犯了。而且其下联说：“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这难道是咏梅花的吗？

清初，我的家乡有徐晋公懋昭，曾担任沛县县令。他的诗文集叫《淡园集》，仅有几十页纸罢了。不仅名声不出乡里，即使是近时的同乡人，也没有知道他的。他的文章不过是小品，却非常工整典雅，类似欧阳修的文风。《荆舒卖鱼者说》一篇，极高淡，不是苟且之作。他曾作《孤山说》，认为林逋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不求人知。如今林逋居住在西湖的孤山，西湖山水冠绝天下，孤山又是西湖最胜之处，而又种上梅花，而又养上仙鹤。于是孤山的胜景，更加绝妙于寰宇。而林逋却隐居其中，难道是真正的隐士吗？朝廷的征聘，官员的访见，以至于死后赐予称号，都是这孤山的梅与鹤招致的。持论虽然苛刻，但假使林逋复活，也觉得无言以自解。林逋在《孤山隐居》壁上题诗说：“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直过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那么进入山中未深，林逋已经先自解嘲了。

欧阳修《日本刀歌》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

译按：史书记载福只携带童男童女前往，没听说他带着书籍出行。那么欧阳修这话不过是游戏点缀之词，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确凿的依据呢？然而在愚昧的人面前不可说梦话，后世的狂妄之徒，竟然援引这话作为典故，直接上奏章请求派遣使者渡海，去寻找散佚的书籍。而丰南禺凭空伪造古本，竟然声称是从海外得到的。而海外的人又变本加厉地效仿，竟然伪造《孝经孔郑注》等书传入中国，中国竟然纷纷受骗上当。伪书的祸害，实际上是由这首歌词孕育而成的。

译这正是文忠公所没有预料到的。我年轻时，曾和子舟以及徐远香元第一起创作《桃花源诗》。我的诗中有“尚有秦人未火书”这一句，远香开玩笑对我说：“这话虽然好，但恐怕会连累后人又跑到武陵山中寻找古本。”我们相视大笑。

舒信道赠给韦太守的诗，有“雌堂水洗火符空”这一句。后人不懂，大多改成了“黄堂”。

查考平江州的州治在春申君的故居，因为经常失火，于是用雌黄涂抹墙壁（见于《锦绣万花谷后集》所引用的记载，与其他版本略有不同）。原来“雌堂”就是“黄堂”。钱惟演的诗说：“画凤仙楹远，图（按当作涂）雌郡阁间。”也只是用了“雌”字。

徐寅的《咏钱诗》说：“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雠家买得恩。”意思是说用金钱结交仇家，使对方豁然消除嫌隙而产生感激。这也就是有人所说的以德报怨的说法。话语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后人又翻改说：“有于福处翻为祸，己向恩家买得雠。”意思似乎是说向富家子弟假借财物，富家子弟深恨我如同仇敌。不仅趣味索然，而且晦涩到了极点。

写诗喜欢翻用前人语句的，往往犯晦涩枯燥的毛病。即使词意明白通达，也常常失之于刻薄浅薄。我常对子弟说：“姑且学习古人的长处，不必效仿他们那种逢迎的心态。”

唐诗善于表达真情实感。后世的情事几乎都完备了。我两次游历京师，每当在客舍思念家乡，觉得“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仿佛出自自己口中。久客新归，觉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最能先得我心。又记得宋仲穆秉铎在寿昌任职，我很久没有给他寄一封信，仲穆责怪我。我用张〇诗的“长疑即见面，翻致久无书”来自我辩解。并非喜好争辩，我实在是与古人有同样的情感。

李呆堂先生，曾经选取《史记》中的语句写入诗中，这也是创新的格调。但他不能全篇集句，不过是偶尔使用几句罢了。我想选摘全集中的如：“壮士行何畏，游子悲古乡。涕泣交横下，为鼓一再行。”“风从西北来，仙人好楼居。傍徨不能去，强为我著书。”“卮酒安足辞，饮可五六斗。此其家不贫，有田三十亩。”“山居耕田苦，辍耕之垄上。与时转货赀，继踵取卿相。”也颇为自然不俗。但这不过是用胸中所记忆的，偶尔为之罢了。

如果能够翻阅全部，贯穿连缀起来，必定会有长篇杰作。但匆忙中没有空闲。

毛大可自称是苏东坡的后身。又极力排斥诋毁他。乃至摘取他的诗句尽情批驳。都是不自量力的妄语。苏东坡自然是古今一人，不可无一，不能有两。玉〇州自矜博雅，在明人中也可算是杰出人物，但想要比拟苏东坡则相差天渊了。

西溟先生的古文被书名所掩盖，前辈表彰并推举出来，才开始在世上闻名。至于他的诗，称赞的人很少。宝应乔念堂崇修有《陶园集》，他的《和纵横图诗》唯独以先生称首。诗曰：“姜（苇间）潘（稼堂）秀句艳春山，朱（曝书亭）陆（须云阁）汤（仁和少宰）查（他山编修）亦扣关。璧叠珠联无限好，砌花汀草几时间。”

扬州乔东湖寅著《黄山诗》一卷，康熙乙丑年，我们同乡万允诚斯备为之作序。他的《同允诚初至祥符寺诗》说：“返照开松径，飞泉洒石门。谷量云不尽，砂伏水常温。采药从吾好，携筇就尔论。相思三十载，今始到仙源。”

江都卓尔堪，字子任，生性喜好游历。曾经航海来到四明，历经蛟门、普陀等名胜，著有《近青堂诗集》。李文襄认为这是两汉、三唐的作品。他的《游招宝山诗》说（自注题下云：“时战船出洋，运贺兰炮入都”）：“砥柱浮山出，东南入海遥。乱峰撑碧落，绝壑灌秋潮。气肃蛟门见，风高蜃市消。几年无壁垒，估客渐停桡。”又《普陀诗》说：“南海今初到，荒凉乱后山。野猿吹佛火，水鸟傍禅关。树以无樵长，僧从入定还。扫除须努力，胜境扼诸蛮。”颇有雄气。遽如文襄所赞叹，则还达不到。

史荀鹤先生鸣皋，自号笠亭，如皋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来任象山县知县。调任广西柳州府。年七十余，卒于象山。有惠民的政绩，曾经修撰县志。喜好画墨竹，自署蓬莱仙吏，因为县中有蓬莱山。在浙江乡试分校时，为观补亭画墨竹。题句志别云：“本是门前雪竹枝，浮筠暂与上林期。虽然偃蹇尘埃里，尚忆清吟月露时。十载金台重问字，三秋锁院镇题诗。离怀愿托琅〇影，座上春风日日吹。”史于观是他的门生，所以这样说。

人心的巧思，层出不穷。朱竹〇集唐人诗为词，可谓巧而

译这工艺真精妙啊。而扬州的江砚农，竟然收集宋代人的七言词句来编写成诗，名叫《晴绮轩集词句》。其中如“堤上毵毵柳色明，草香沙暖水云晴。江南二月春深浅，初听黄鹂第一声。”“楼倚江边百尺高，垂杨慢舞绿丝条。柔肠一寸愁千缕，安得并州快剪刀。”“帘幕轻回舞燕风，云屏冷落画堂空。最愁人是黄昏近，一树梨花细雨中。”“清簟疏帘一局棋，已凉天气未寒时。玉钩阑外香阶畔，长笛谁教月下吹。”“十年香梦老江湖，一斛明珠换绿珠。旧日爱花心未了，相逢还解有情无。”“丝丝杨柳丝丝雨，一夜东风一夜深。寒食清明春欲破，重帘双燕语沈沈。”这些诗句都完全不像从长短句（词）中抄撮拼凑而来。这与《蕃锦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了。常常听到世间那些创作者，斤斤计较地加以区别，只要词句稍微显得板滞沉重，就说是绝句。

译文辞稍显秀丽，便说是词句。如今俨然以词的风格来写诗，却不失之纤弱；以诗的风格来作词，也不至于拙劣。

能否神妙地领悟并运用，关键在于人。

有人赠送石榴花给我，植株并不高大。种在盆盎之中，实在十分可观。四月开始开花，直到九、十月依然灿烂耀眼。我非常惊奇。王稽云说：“平常罢了，不值得惊奇。”又说：“我的叔父笋石先生宗耀，有诗句说：‘百计留春春亦住，多栽月季石榴花。’正是说这花能常开不败。”元代《草堂诗余》记载刘鼎玉铉的《蝶恋花》词说：“人自怜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早已先于王丈道出此理了。

薛令之担任东宫侍读时，俸禄微薄清淡，作诗自我哀悼说：“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滑，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

这首诗很像近来馆师自嘲的诗。

馆师自嘲诗中有句说：“不酸便赞开埕酒，绝淡还冲盖碗茶。”凡是茶刚放入茶叶，称为泡茶；仍然用原来的茶叶，称为冲。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

有位馆师《咏薄粥诗》说：“撮米烧成粥一瓯，北风吹去浪悠悠。手持好似菱花镜，照见楼台在上头。”正自吟诵，一个乞丐听到，上前说：“诗倒是好，但撮米煮成一瓯粥，不算薄了。应将‘撮米’改为‘粒米’。喝粥时未必恰好遇到北风，应将‘北风’改为‘鼻风’。喝薄粥的地方未必有楼台，应将末句改为‘照见须眉在里头’。”馆师大惊，问道：“你有这样的才华，为何不去做馆师？反而行乞呢？我当推荐你。”乞丐皱眉推辞说：“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正因为不愿吃薄粥，所以宁愿乞讨罢了！”

偶然看到林初文的《春日送别诗》说：“春风自多思，奈与客情违。杨柳频催别，蘼芜不送归。千山独上马，一曲两沾衣。回首河桥道，迢迢看落晖。”第二联用极眼熟的字，恰有思致。下半首则全学庾子山，竟像开府集中的句子了。初文名章，福清人，万历元年举人。

一位士人一向以道学自居。解释《诗经》三百篇，总是用陈词滥调。强行把劳苦之人、思念丈夫的女子都纳入理学之中。他的朋友心里轻视他，但没有发作。一天，这位道学朋友作《早行诗》有“人语出林端”的诗句。

他的朋友忽然问道：“这个人，是保持赤子之心的大人呢？还是闲居时做不善之事的小人呢？”道学友说：“能早起，还是正人。”朋友说：“那么是舜的门徒呢？还是跖的门徒呢？”道学友愤怒地说：“赋诗不过是即景生情，一定要求其人其事来印证，就穿凿了。”朋友笑着说：“刚才我质问的，正是你平日解释《诗经》中的话。偶然一诘问，你就勃然大怒。不知道《诗经》中那些劳苦之人、思念丈夫的女子，对你怨恨的程度，又会如何呢？”道学友无法回答。

武康徐雪庐举人熊飞，专门采集当代杂流人物，如屠夫、酒贩、肩挑小贩、皂隶、剃头匠、管家、狱卒等人的诗，编成一集，叫《锦囊集》，以显示当今人文之盛。我们家乡这类能诗的人极少。

只有钟云扉世俊，以熔造锡器为业，却能作诗。当时人称他为错隐。他的《送陈渔珊先生仅之官陕西》诗，有“四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见难”的诗句，被当时的人称道。

他常来我家，不饮酒，不吃荤，不谈生计。从早到晚，没有一句话不是论诗的。然而颇为才力薄弱所苦，所以虽然在这道中寝食不忘四十年，却不能自成一家。我曾为他刻印两卷诗，叫《云扉诗约》，像这样的人，在《锦囊集》中也是高手。

太夫人五十岁时，各位公卿以诗歌祝寿的，多达三百余篇。赵丈鹤田冲九作《长古》一篇，其中叙述大病痊愈之事，有句说：“譬彼牛山木，五日不斤斧。忧勤而能生，庸非天所估？”道出劬劳辛苦，使不肖的我读之，泪涔涔下。医者缪艮山坚能诗，他祝寿太夫人的七律二章中，一联说：“诸郎绕膝多名士，阿母持身有古风。”诗极古雅，只是不肖的我不敢当此赞誉。后数年，汤星崖为太夫人作《小影儿孙列侍图》，陈子相作图记，选取赵、缪二人的诗，摘句入记中。

赋菊便是陶渊明，赋梅便是林和靖，赋莲便是周濂溪。如此等语，必非高手。然而应试之作，不得不尔。因为试官眼孔小，其胸中仅有此等物耳。

“烹鲤问沈绵”：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病，而说沈绵。“颂椒添讽味禁火”：卜欢娱不说岁节，但说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此等语吕氏《蒙童训》以为文章之工。我生平不喜此等句，以为用典如此，

译已经堕入魔道。其流派就是“宵寐匪祺”、“札闼洪休”这一类罢了。

译慈溪人周开，自号铁山。他洒脱不拘束，给自己的住所题名为“天壤片石”。他曾与友人一同登上招宝山，一位友人题诗道：“乾坤此地能容我，今古何人更上楼？”铁山立刻大怒，与他断绝交往。说：“难道不知道有我在吗？”他的狂放到了这种地步。这是陈竹人明经所讲述的掌故。

唐先侍郎挽程将军夫人的诗，结尾两句说：“将军休沐日，谁劝著新衣？”读到这里，便知道当时将军还在世。大概作诗的体例，本来应当如此。因此想起前年马铭轩知州士龙的夫人去世时，铭翁还健在。当时他的儿子已经考取功名做了官，于是广泛征集挽诗，我草草写了两首绝句，并没有保存下来。

稿中有“元相营斋已白头”这一句，很久也忘记了。一天铭翁对我的朋友陈子相说：“各位的挽诗都很好，但都极力称赞她相夫、教子、荣华富贵、善终，却没有一句话念及老夫。好像我已经早就去世了一样，只有徐君的诗说……，让其他人读了，知道还有我这个老朽没死。我没见过徐君的诗，仅凭这一点也可见他名不虚传。”子相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说这是诗文写作的定例，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的朋友冯午卿，两个儿子同时各自生了一个儿子。我用诗祝贺他，其中有“岁月日时悉无易”这一句。

这是借用经书中的语句。所谓赋诗断章取义，不必拘泥于经书原本的含义。然而在崇祯三年，浙江乡试的举子龚广生，竟然把“时”字误解为时刻的“时”。竟然考中了第三名，并且被刻成范文，放在经义的首篇。当时的考官和举子都不读传注，疏漏谬误到了这种地步。

我有一首诗说：“飞云自东来，似月东飞去。”又曾在山中，写即景词说：“误杀月下人看，举头看月，月似东飞去。明月依然西向，上东是白云来路，那得倒行？奈迷望眼，总被行云误。”它的意境颇为真切。后来读《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的话：“仰观游云，以察月行，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这才感叹后人的新意，未必不是古人说过的旧话。

我年轻时，曾作《馈岁》、《分岁》、《守岁》六言诗，又增加了《报岁》。

报岁，就是俗话所说的谢年，又叫送年。每到岁末，家家户户都准备美酒佳肴报答神灵。下旬，在这十天里，爆竹的声音，没有一夜不是从晚上响到天亮。诗写成后，又请画师画了四幅小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如今画不知道在哪里了，诗稿也找不到了。

我年轻时，作《春阴诗》，其中有：“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风到海棠。”王日章先生大加赞叹欣赏。说这不是寻常吟诗作赋的人容易写出的。常常向朋友称道个不停。如今仔细看来，不过是一联好的宋诗罢了，不知道我的老师为何如此赞叹。

从前与同好举行柳汀诗会，命题作五言八韵诗。题目是“南阳诸葛庐”。我中间两句说：“躬耕妻子乐，游宦弟兄疏。”先师洪舵乡先生认为是名句。

我曾开玩笑对朋友说，《毛诗》中有回文体。朋友惊讶地质问我，我说现在《诗经》三百篇中没有仔细考证，如果《左传》所引用的“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倒过来读就是“弓以我招，乘车翘翘”。这不是回文吗？“乘”和“弓”是古韵。而且“翘”和“招”也押韵，况且传中所引的逸诗是说“招我也”。

倒过来诵读就有赴召之意。一次转换而得出两种意思，这不是后世回文诗所不能达到的吗？朋友拍手称快。

作回文诗的，有的只是一首五绝，倒过来读又成一首罢了。偶然看到《中州集》中宇文叔通的四序回文十二首，其第一、第三句的开头，都押韵。而第二、第四句的开头也都押韵。

如《春景》说：“短草铺茸绿，残梅照雪稀。暖轻还锦褥，寒峭怯罗衣。”“稀”、“衣”，在“短”、“暖”之外，又押了“残”、“寒”的韵。大概初次回读为“衣罗怯峭寒，褥锦还轻暖。稀雪照梅残，绿茸铺草短。”再次回读则为“绿茸铺草短，稀雪照梅残。褥锦还轻暖，衣罗怯峭寒。”

又其第一、第三句的末尾，“绿”、“褥”也押韵。大概回句不回字，读起来是：“残梅照雪稀，短草铺茸绿。寒峭怯罗衣，暖轻还锦褥。”这样一来一首诗就化成了四首！只有《夏景》第一首第一句“翠密围窗竹”，第三句“睡多嫌昼永”，“永”字与“竹”字不押韵，不知是什么原因。

其余十一首没有不押韵的，至于同卷中选入的张德容回文五绝两首，只有一、三句开头有韵，这就是回文的常规法则了。

卷八贺秘监知章庙，祭祀我们家乡月湖的称为“湖亭庙”，在江东分祀的称为“贺成庙”，又在月湖东侧祭祀的称为“游仙庙”。我又在东钱湖隐学山下看到“湖亭庙”，也祭祀贺公。

谢山题写的“月湖庙”中长联，脍炙人口。词句说：“两命那足荣，为卜含元殿上，六驭”

译匆匆之间，他怀着高尚的情操，不如干脆辞官离去；重湖之地本可令人愉悦，直到如今，在偃月堤前，双鱼池水清澈深沉，纵然身处凄凉的江海之间，仍能骑马偶尔前来。”我曾为友人编纂唐诗集，题词道：“器量见识淡泊，胸怀温和雅致；是衣冠世家的老前辈，也是辞章学问的宗师。”其中两句出自肃宗的诏书，与之对仗的则是玄宗的诏书。又曾在“贺成庙”

译大字书写十字道：“风流四明客，清鉴千载人。”这是化用李供奉的诗句，对仗则采用张长史帖中的语句。

鄞县西南它山堰旁，祭祀唐代王侯王元，也就是建造它山堰的人。如今已过去千年，香火非常旺盛。因为修筑堰坝以划分江河，使盐碱之地变为肥沃良田。他的明德影响深远。道光二十一年，朱云岩丈孝铨，在修缮庙宇竣工后，我提议说，历来修堰筑堤塘的各位贤人，都应当配享于庙中。后来乡里人依据我的说法，在庙的左廊设立了牌位。我集苏轼《荔子帖》的字题写了一副对联：“下无湿，高无干，经石驱流慰我侯兮千秋万岁；堂之中，庙之左，朝猿暮鹤报其人于白水丹山。”离开堰坝稍向里走六七里，叫桓村，也叫环村，那里有座“它山庙”，也祭祀王侯。我为它题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一副说：“远矣水源，呼父老，问来由，如此溪岩那不到；伟哉霖雨，仰古人，重兴叹，果然庙祀已无穷。”“呼父老，问来由，扁舟直到溪岩畔”，是唐僧元亮《它山堰歌》中的句子。“仰望古人重兴叹，无穷庙祀报元功”，是楼攻媿《它山堰诗》中的句子。又为童薇研侍郎华撰联说：“使吾民，粒千载，平翦波澜。试看利永算长，年年丰稔；为长官，兴一祠，聿新庙貌。从此稚讴农鼓，岁岁春秋。”又为张户部小峰鼎辅撰联说：“俯仰丹青，看此间，抱水围山，风景不殊强堰；经营惨淡，想当日，穷源竟委，溯游定到环村。”这两副对联都化用了元亮、攻媿及舒信道诗中的句子。

又撰写一副长联说：“它山遗庙古哉。远而分祀者：曰慈溪、曰镇海、曰绍兴、曰台州，况环村据强堰上游，敢忘明德？唐室尊崇尚矣。后乃追封之：若乾道、若宝庆、若淳祐、若洪武，至昭代答长官嘉贶，大沛恩纶。”这些都是为王侯记录实事。

高钱钱氏，奉奉国军节度使康宪公钱亿，为迁徙到鄞县的始祖。康宪公是吴越王钱俶的弟弟。

他在我们家乡很有惠民的政令。宋代时有大人堂，是祭祀康宪公的地方。近来钱氏新修宗祠，嘱托我的朋友王稽云来求取联句。我题写说：“昔吴越保民而王，兹土同在版图，洎他年奉国开藩，慈爱犹留节度使；今高钱聚族而居，家庙聿新俎豆，看百世歌功舞德，馨香何止大人堂？”

明代余文敏公余寅，以南学士的身份辞官归乡。就在东钱湖月波寺的废址上，营造“五柳庄”。开辟土地百亩，园林的胜景，在两浙地区首屈一指。其中的楼台亭榭，都摘取《归去来辞》中的字来命名。详见文集里的自记。后来神宗皇帝书写“名山洞府”四字赐给他。然而当时营建数年，刚建成舒啸楼，入阁任职的命令下达，限期督促完工，大会亲友，畅饮数日后分别。最终死于任上，终究没能实现归隐田园的愿望。后来花木凋谢，亭榭荒芜。康熙年间，余家将土地归还给寺庙，重建佛寺，就是现在的“月波寺”。并在殿侧供奉文敏公的塑像。又过了很久，寺僧将塑像迁到偏僻处。文敏公的子孙衰微，没有能纠正这件事的人。道光十八年十月望日夜，文敏公忽然在湖上托梦给忻君鼎铭，说所居之处低湿狭窄，何不把我迁到西楼。忻君拖延未能实现。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自昌。因此在道光二十七年完成了这件事。

近来，文敏公本支的孙子承梁，出资在西楼下改设祭祀，用家中收藏的画像重新雕刻木像，从神龛到门庭，焕然一新。我的朋友专涛，是文敏公的族孙，嘱托我记录这件事。又嘱托我为祠堂的楹联题写。我撰写了三副对联，其中一副说：“本来相国，菟裘千年佛火；依旧先生，管领一角湖山。”用“菟裘”对“管领”颇为奇特。一副说：“相业溯前朝，别墅有名山洞府；佛天开福地，新祠在明月春波。”又一副说：“天上已宣麻，只故乡如此湖山未能抛得；门前曾种柳，看今日依然风景定是归来。”

“义火祠”祭祀乡里的厉鬼由来已久。慈溪“义火祠”中的一副对联说：“咳！谁料穷性命做鬼无依，禁不住地下同声一哭，苦雨酸风馁腹频年衔怨恫（按恫读平声，但可押送韵）；呸！未必好儿孙各家都有，到不如此间异姓一堂，春霜秋露义田万古荐馨香。”不愧是有才情的人的吐属，可惜忘记了作者的名氏。

（贞群案：这副对联出自八世族祖次牧征君元仲的手笔。他自题“天益山房”的对联说：“天开无墨画，云袅不炉烟。”又题“清道观桂花厅”的对联说：“窗虚五月六月寒，人在冰壶中酌酒；帘卷千山万山碧，客从图画里吟诗。”）

鄞县的陈氏，本是从慈溪迁来的。近年在田舍村建造大宗祠，我为中堂题写对联说

译“水流汇聚于甬水与慈江，支派与宗族相继繁衍，列祖的遗像与衣冠同处一室；饮食与先人留下的田产和德行相并，我们的疆界由我们来治理，曾孙辈的农事劳作在田舍之中。”这也是与该村名相关联而说的。

译徐偃王为躲避楚国的灾难，隐居在翁洲，也就是现在的定海厅。此事见于《史记正义》所引用的《括地志》中。他死后葬在隐学山，即现在的鄞县境内。事迹详细记载在《宋明州图经》以及北宋的《徐氏谱》中。我家就是他的分支后裔。南宋初年，祖先才从台州迁来居住在鄞县的东部边境，先父晚年时在家族聚居的大敦地方创建了宗祠。二十年后，我撰写了祠堂对联：“明州是先王坟墓之乡，汉籍衢州，唐籍台州，至宋代始居兹土；思本即古圣经之旨，东塾敦本，西塾崇本，愿宗人无愧斯名。”因为祠堂的厅堂名叫“思本堂”，而在其两旁建立了“敦本”“崇本”两座私塾，用来教育族中子弟。这些都是先父亲手创建的。道光三十年，我再次来到京师，将这副对联嘱托南皮人张子青修撰，由万书书写。

梁山舟学士一同书写，曾经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来对“虑善以动，动惟厥时”。

大家都说这是以经书对经书，语句非常工整。然而用“民生”对“虑善”，实在不够工整。我把它改为《尚书·昭五传》中的“敬始思终，终无不复”，确实更为优胜。杨升庵谢华启秀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对“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比起山舟来更加拙劣。

纪文达公纪昀，主持春闱考试时，作了一首七律，其中第三联说：“誓约齐心同所愿，丁宁识曲听其真。”他在自注中说：“戏集《十九首》中的两句，所谓还存有童心罢了。”我认为原诗本是五言，强行加上两个字，已经不能称为集句了。而且所加的两个字，也不够工整。如果把“齐心同所愿，识曲听其真”这十个字作为戏台柱上的对联，那就雅致贴切了。

何瓦琴何溱，集《契帖》中的字，嘱托人书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也很好。

何子贞编修何绍基，集《争坐位帖》中的字作为对联，其中一联说：“如知者行其所无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集字到了这种地步，令人叹为观止了。其他的如“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意之所忽，过从此长。众有同欲，功不可居。”“力排众论，乃见独是；心师古人，自为一家。”“见人之过，如已有失；于礼既得，即心所安。”这些语句虽出自自己之手，却无愧于名言。

我用“凡物皆有可观”来对“读书不求甚解”，记得前人曾有此对。子舟则用“止谤莫若自修”来对，嘱托王懒竹丈王曰升书写。

子舟曾经作对联说：“五柳是读书解人，三苏得行文乐事。”

集句成联，古今很多。子舟又特别喜好这个。比如他说：“澹无为而自得，独好修以为常。”“结幽兰而延伫，观流水兮潺湲。”“恐修名之不立，与太初而为邻。”

“惟此党人其独异，乐夫天命复奚疑？”这些都是硬语盘空，不落俗套。此类很多。

集《易林》的人很多。各自抒发己意，新颖独特。我集了几联说：“饮福千锤，日受其喜；当夏六月，风吹我乡。”“登高上山，云过吾面；举杯饮酒，客入其门。”

“小窗多明，为我鼓瑟；芳花当齿，使君延年。”“龙马上山，升擢超等；凤皇来舍，坐立欢门。”“春桃萌生，时雨嘉降；秋兰芬馥，飞风送迎。”

“水流花开”，是《诗品》中的语句。苏东坡曾经用它来作罗汉赞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我曾经集苏轼的话“山高月小，水流花开”八个字，为人书写作为楹联。常常想着买山建一个小园，在最高处建一座亭子，将这八个字刻在亭柱上。这种境界，真令人叫绝。

《庄子》、《列子》、《冠子》、《淮南子》等诸子著作，其雕琢语句、锤炼字词，可以入楹联。我曾经集《冠子》一联说：“东西南北形名可信，前后左右古今自如。”

林小屏林淳初在城南门外建造了“梦园”，盆兰有百种，奇花异品，都极为美妙。一天他向我索要对联。我为他集苏轼《荔子碑》中的双钩字送给他，说：“驱石结山流水自出，飞风团笑高人始来。”出句称颂其池山的胜景，尚且平平无奇，对句虽未提及兰花，但自然就是兰花，颇为得意。

《荔子碑》，去掉重复的字不过九十余言。近来我集它得到了二十余联。五言联说：“春山风入柳，秋水鹤乘船。”“秋山高入鹤，春水白于鹅。”“结堂万山下，飞船流水中。”七言联说：“方其入世无不笑，是谓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谓黄石无其人。”“山中待我归黄鹤，水北无人飞白鹅。”“乘黄鹤自是出世，吟白驹莫知其人。”“事人不怠千秋愿。与世无违万古风。”“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树风。”

译秋树高吟，风结笑；中流飞渡，鹤乘船。“高山流水自朝暮，秋鹤春猿无是非。”八言说：“于以来游福山福水，无不钦羡寿世寿人。”“出入无方愿知其自，是非莫白不与于人。”“游于无方非非自入，进以不杂汩汩其来。”“黄鹤乘船白猿吟树，秋风知我春山笑人。”“无是无非不违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齿石，朝猿暮鹤吟树飞风。”“入世方人无以自待，愿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鹤入船中流飞渡，春风结笑高人自来。”十一言说：“谓今世无下水船苦吟莫笑，与高人结游山愿飞风自来。”二十一言说：“春水船与秋山鹤与谓子其出游与方事吟笑以朝暮，乾〇亢进兮杂肴充兮报我始归来兮不知人民之是非。”连同前面“遗德庙。从祀堂”以及题林氏园的，总共二十三联，其中颇有自然之趣的，但搜求尚未尽全。

译除夕更换灶门对联，是风俗使然，但很少有佳作。一天有人乞求题写对联，我写道：“传书定有佳儿跨，听易何妨老子踞。”在座的人都赞叹不已。有人嫌“踞”字是仄声，但其实可以读作平声（见《集韵》）。

我的朋友陈子相在广西做县令，回来后读书奉养双亲，志趣高尚，不出仕。他自题一联道：“安得万间欢颜，庇天下寒士；不为五斗折腰，向乡里小儿。”

陈ゴ仙丈福熙，客居在月湖前。二月间，他的儿子桐叔娶妻。我赠联道：“仙子乍登楼，看十丈湖波，二分春色；才人初试笔，是著书时候，索句家风。”出句涵盖了地点和时间，对句涵盖了事件和姓氏，颇为工整雅致。有位老学究，必定说东莱先生没有娶妻著书的事，认为不该用这个典故。我笑道：“确实如此，凡是写文章，同用一个典故，用在这里可以，用在那里就绝对不行。这样的情况很多，说不尽。也不能对不懂的人解释。假如今天写考据文章，或者因为东莱先生写文章，当然不该用这个典故。所以如果是偶尔为人题写洞房联，不妨用一下呢？”

“挥戈返日影，借钱娶织女。”这些俗语中的图画，自古以来就是不经之说。如今盛传的有多少？如果一定要一一考究指斥，难道要把从古到今的诗文，大家全都删削掉吗？“满座都赞同我的话。学究无言以对。这件事相隔七八年了，因为记录对联而记下此事。这话虽然颇拂老儒之意，但道理确实不可改变。

就像对联这件事，用娶妻著书的事，题在洞房是可以的。依据这个说法去题写明招山人祠堂，就绝对不行了。用借聘钱娶妻的事，题在洞房是可以的，而用它去题写牵牛织女庙中，则更没有不可以的。只有慧眼人知道，不能一一为村夫子饶舌。

乌酿仙曾为舅父某六十岁生日祝寿。因为舅父是庚寅年重阳节出生的，对联写道：“重九日庚寅以降，六十载甲子初周。”我曾替陆半湖为他的朋友五十岁生日祝寿，那人与半湖同年，都在重阳节出生。对联写道：“唯尔我生同九日，后五十载皆百年。”

我的朋友王东泽教谕世镇，为他的学生林芸卿写挽联道：“待先生如此其忠，非夫人而谁为恸。”截取经文作为句子，对仗非常工整。但因为语意太大，不敢写出来使用。

我的家乡孙寄庐景烈，是医生。能写诗，曾赠给钟云扉诗，有“白发满头雪，黄金何处台”的诗句，战乱后隐居在荒江，无病而死。我挽联道：“久不相逢，闻寂寞荒江已成药隐；脱然作别，算解离诸相只剩诗名。”

我曾为范雨叔丈上纟〇代撰两副对联，他非常赞赏。一副挽他哥哥的女儿嫁给李氏的，只生了一个女儿，婆婆还在堂上。而女婿刚从岳父（湘云先生上□）湖南的官署归来，对联写道：“夫子自外舅所来，路隔五千，为报双亲无恙；君姑抱女孙而泣，年巳七十，何堪一老生悲。”另一副挽他姐姐嫁给林氏的，对联写道：“有生几七秩，寡妇早歌，孤儿旋哭，幼孙幸底成材。去年四世见曾孙，天留老眼；同怀凡五人，伯兄先逝，季弟又亡，仲氏远羁薄宦（即湘云）。今日一棺悲姊氏，我独伤心。”出句数其夫家，对句数其外家，没有遗漏的。长联中也很少见了。

我挽外姑方太夫人联，出句道：“有孙若而人，有曾孙若而人（一个儿子早逝）。”

对句道：“作婿几何载，作邱婿几何载？”（“邱婿”见《汉书注》邱；空也。亡女之婿，称为邱婿，谓空有婿也。我的妻子朱孺人去世已经八年了。）

我挽江虹孙均道：“小劫遽坏色身，使我病中挥泪起；大招不销豪气，知君地下忘情难。”典雅贴切其人。舒〇庵同知非常赞叹欣赏。

先太夫人去世时，亲友赠送的对联多达百余副。舅父陈笠山先生鸿的挽帖写道：“孤子已成名，方欣春满月湖，年登周甲；伯兄先逝世，不料书空雷岸，运厄同庚。”太夫人去世时五十九岁，伯舅敏斋先生去世时也是五十九岁，所以这样说。有外姻赠送挽联道：“慈线密春衣，看紫凤齐飞，荫浓萱草；梵音凄腊鼓，问青鸾小劫，谶悟莲花。”释家称佛为青鸯，以六十年为小劫（见《莲花经》）。友人何韵仙，说这副对联最哀艳（释氏以十二月八日，为腊八日，太夫人去世那天，所以说腊鼓）。

二兄虚斋时桢去世时，亲友用对联来挽悼的很多。姐夫张芥舟广〇的对联最长。词道：“始余拜外舅姑来，君方〇角童耳。自〇椿树，旋折荆枝，谓老马识途，二十年酒后灯前，何事不尽情商榷；有弟从先父母去，我亦伤心人哉。幸托婚姻，皆同骨肉。”

译忽然感叹人生虚幻如梦，千万种凄惨的缘由与怨恨的情思，无法言语来慰藉众兄弟的悲苦辛酸。那凄凉感慨之情，令人不忍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