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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漫笔 明 陆深
薛文清公观崖石，每层有纹横界而层层相沓，谓为天地之初，阴阳磨荡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层复一层也，殊不知实是水所漾耳。益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开辟之际，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从水中洗出，观江河间沙洲可见。余尝谓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颠有水，然水亦实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间，塞字与吾往矣字相应，是克然不挠屈之义，与塞天地贯金石语微不同。虽横渠亦有天地之塞言其体之言，恐与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从心从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为性，此近于作用之说。释氏尝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释氏之所谓性，其义亦与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与吴康斋尝言梦见朱子、孔子，二公皆质实人，虽无妄语，然不书亦可也。
释氏之所谓心，吾儒之所谓气也。所谓性似吾儒之所谓心者，命名取义，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议之可也。
昔人谓月体无光，借日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阙向东，残月之阙向西，此之谓映日可也。惟望后之月阙亦向西，似与映日之说稍碍。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东长安，是夜客散，适见阙月初升，阙处乃西向疑之。明日，晋阳诸生来见。因举予月影辨，因识之。
虞伯生集题《耕织图》大意，谓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重厚之君子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置四佥事，其二乃劝农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至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为周密，似少此耳。
汉哀帝时，王舜、刘歆议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殷之三宗是已。宗无数也，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傅矣。又云：宗其道而毁其庙，此皆据统一之君而论。又曰：迭毁之礼，亲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汉儒之说，不过如此。似涉傅会，姑录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尽。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晋志》述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恐亦难据。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气耳，岂容有水耶？气无穷，理亦无穷，郤倒说。
尝见阎闳尚有宪副云：龙袖娇民为我文皇帝白沟之役时事。欧阳圭《斋南词》中已有此语，想是元时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斋论风雅取名最有理，前辈说诗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风即风以动之之风，雅即雅乌之雅，以其声能动物也。又曰：风雅惟其声，不必惟其辞。故有声而无辞者有之，无声而有辞者无有也。
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此张衡灵宪生魄生明之说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于太庙，见月西坠，而阙处向东南，此时日在寅宫矣。廿二日晨起，见月阙正向西，周髀步日自东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论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岁，己亥蒙御笔亲题，以学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从南巡。时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内阁未斋顾公居守，赐关防，石门翟公新起行边，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铸关防。礼部行在则介溪严公，兵部尚书则东瀛张公，礼部印则甬川张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则南塘宋公，户部右侍郎三峰高公出办粮草，亦给关防，以行顺天府尹。则石峰邵公石。
俞贞木洞庭人，石涧先生之孙，年九十六而卒。尝见其题赵仲穆画马一绝，颇有风致。“房星方堕墨池中，飞出蒲梢八尺龙。想像开元张太仆，朝回骑过午门东。”
汉制以本官任他职者曰兼，常惠以右将军兼典属国是也。
译《玉堂漫笔》 明 陆深
薛文清公观察崖石，见每层都有横向的纹路界限，且层层相叠，便说这是天地初开时，阴阳相互摩擦激荡而形成的。就像水荡漾沙土，一层又一层一样，殊不知这实际上确实是水荡漾而成的。况且天地初开时，混沌为一物，只有水、火二者，在开辟之际，火日渐上升，水日渐下降，于是天地便分开了。所有的山丘都是从水中冲刷显露出来的，观察江河间的沙洲就可以明白。我曾经说，水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山是天下至低下的，所以海底有石头，而山顶有水，然而水也确实处于至高之处，霜、露、雨、雪就是证明。
孟子所说的“塞乎天地之间”，这个“塞”字与“吾往矣”的“往”字相呼应，是刚直不屈、不可摧折的意思，与“塞天地、贯金石”的说法略有不同。虽然张载（横渠）也有“天地之塞”的说法，那是讲其形体，恐怕与孟子的本意不同。
“性”字由“心”和“生”组成，如果把耳目口鼻手足的动静当作性，这就接近于作用说的观点。佛教曾讲：狗子有佛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佛教所谓的性，其含义也与我们儒家不同。
薛文清公与吴康斋曾谈论梦见朱子、孔子的事，两位都是质朴诚实的人，虽然不会说假话，但这类事不记载也可以。
佛教所谓的“心”，相当于我们儒家所说的“气”。佛教所谓的“性”，似乎相当于我们儒家所说的“心”。命名取义，各有宗旨，不必拿来比较议论就可以了。
前人曾说月亮本身没有光，借日光而发光，朱子也有粉丸的比喻。所以新月的缺口向东，残月的缺口向西，这可以说是映照日光的结果。只有满月之后的月亮缺口也向西，似乎与映照日光之说稍有抵触。戊戌年正月十九日，我寓居在东长安，那天夜里客人散去，恰好看见缺月初升，缺口处却是向西的，对此我产生了疑惑。第二天，晋阳的几位书生来拜访。于是提出我对月影的辨析，因此明白了这个道理。
虞伯生文集里题《耕织图》的大意，是说元代在中原设置十道劝农使，统归于大司农，都慎重选择老成持重、敦厚有德的君子亲自到原野，安抚并教导百姓，功成后回省归宪司，宪司设置四位佥事，其中两位就是劝农的官员，从此天下守令都在官衔中加上劝农二字。宪司将耕桑之事上报大司农，直到郡县大门的两壁，都画着《耕织图》，这个用意很好，我朝立法最为周密，似乎缺少了这一条。
汉哀帝时，王舜、刘歆议论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七是正法数，是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殷代的三宗就是如此。宗没有固定的数目，以此来劝勉帝王的功德流传后世。又说：尊崇其道而毁弃其庙，这都是根据统一天下的君主来论述的。又说：迭毁的礼仪，亲疏相互推演，祖宗的次序，多少的数目，经传中没有明文规定。汉代儒者的说法，不过如此。似乎牵强附会，暂且记录下来。
天包裹在地的外面，水在地的中间，恐怕名理也未说尽。天包裹在水的外面，水包裹在地的外面，地和水的都在天的中间。《晋志》引述黄帝书说：天在地的外面，水在天的外面，水浮起天而承载地，恐怕也难以作为依据。假如天真的有外面，恐怕只是气罢了，哪里容得下水呢？气是无穷的，理也是无穷的，却倒着说。
曾经看见阎闳还有宪副说：“龙袖娇民”是我文皇帝白沟之战时的事。欧阳圭《斋南词》中已有这句话，想是元代的方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圭斋论风雅取名最有道理，是前辈说诗的人所不及的。他说：风就是“风以动之”的风，雅就是“雅乌”的雅，因为它们的声能感动万物。又说：风雅只在于其声，不必只在于其辞。所以有声而无辞的有，无声而有辞的没有。
月光产生于日光所照耀之处，月魄产生于日光所遮蔽之处。对着太阳时光就盈满，靠近太阳时光就尽失，这是张衡《灵宪》中关于生魄生明的说法。嘉靖戊戌年九月望日，在十六、十四日早晨入朝，在太庙有事，看见月亮向西坠落，而缺口处向东南，此时太阳在寅宫了。二十二日早晨起床，看见月缺口正对着西方，《周髀算经》推算太阳自东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论太阳绕北极星，没入西方又回到东方，不出入地中，恐怕也有道理。
我考中乙丑科，到现在三十六年了。浮沉于朝廷内外六十三年，己亥年蒙御笔亲题，以学士掌管行在翰林院印，扈从南巡。当时同年在朝的人有九个掌管十个印，也是盛事。内阁未斋顾公留守，赐给关防，石门翟公新起行边，改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铸给关防。礼部行在则是介溪严公，兵部尚书则是东瀛张公，礼部印则是甬川张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则是南塘宋公，户部右侍郎三峰高公出办粮草，也给予关防，以行顺天府尹。则是石峰邵公石。
俞贞木是洞庭人，石涧先生的孙子，九十六岁去世。曾经看见他题赵仲穆画马的一首绝句，颇有风致。“房星方堕墨池中，飞出蒲梢八尺龙。想像开元张太仆，朝回骑过午门东。”
汉代制度，以本官兼任他职的称为“兼”，常惠以右将军兼任典属国就是如此。
以高官摄卑职者曰领，刘向以光禄大夫领校书是也。唐制有曰摄者，如侍中之摄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试之别，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未正名命者为试。宋制则高一品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等为试。元祐以后，又置权官，如以侍郎权尚书之类，汉制赵充国为假司马，则又有假职矣。
译由高官兼任低职的称为“领”，刘向以光禄大夫兼任校书就是例子。唐代制度中有称为“摄”的，比如侍中兼任吏部尚书就是例子。另外还有“行”、“守”、“试”的区别，职务高于本官阶的称为“守”，职务低于本官阶的称为“行”，没有正式任命名称的称为“试”。宋代制度则是高出一品称为“行”，低出一品称为“守”，低出两品称为“试”。元祐年间以后，又设置了“权”官，比如以侍郎暂代尚书之类，汉代制度中赵充国担任假司马，那么又有“假”职了。
宋制以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谓之内制，以他职带知制诰谓之外制。
本朝开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后至十七年甲子复设乙丑会试。杨文贞谓国初三科，犹循元制作经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场之制刻录。
杨州漕河东岸有墓道，题曰虔国公。虔（音虔）与夏子相类，少一发笔下作乂，行人遂讹呼为夏国公，盖镇远侯顾公玉之赐葬也。玉丙申岁归太祖，累立战功，靖难师起辅仁宗居守北京，内难平论功，封镇远侯，年八十有五，永乐十二年卒。国初功臣未有寿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于贵州，出镇贵州时，辞仁宗于文华殿曰：殿下于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诚，惟于小人当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计意为怨府，然其辞指温厚，亦武臣中之难得者，独与姚少师论兵不合云。
金陵陈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笃学，仕元为温州路学教授。时兵乱弃官归隐，间居一室，署曰静诚，每夙兴焚香叩天，愿生圣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台侍御史秦元之荐于上，即日召见，与语大悦，称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赞画实多，命为翰林学士者再，皆辞。又命为礼部侍郎，又辞。又除为礼部尚书，又固辞。上嘉奖连称君子，数谕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带刀侍卫。亦叩首以子幼辞。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伦志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东谍者语刘承钧曰：君家与周世仇，宜其不屈，今我与尔无间，何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钧复命曰：河东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之什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民之不血食也。自汉魏以来词命简洁，未有其比。
陈束字约之，以翰林编修出官二司。今以参议捧表入京，过余问近世诗体，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业集序为贽，其持论甚当，但诗贵性情，要从胸次中流出。近时李献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体论之，似落人格套，虽谓之拟作亦可也。杨载有云：诗当取裁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殆名言也。
国初书法以詹孟举希原为第一，奕棋以江阴相子先为国手。奉化胡廷铉与孟举同书千文，太祖以廷铉书法过孟举，令书皇陵碑。鄞人楼得达亦累胜子先，得赐冠带，都南濠亦记一僧屡胜子先云。
相传永乐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访邋遢张仙人，即张三丰名通，号玄玄子，天师之后，寓居凤翔宝鸡县之金台观修炼。洪武壬申常应蜀献王之召，辞还山。金时人也，都太仆玄敬尝为予言苏城人家有三丰手笔，盖与刘太保秉中冷协律起敬同学于沙门海霅者。南阳张朝用尝记三丰遗迹，三丰陕西宝鸡人，元时于鹿邑之太清宫学道，与朝用高祖毅相识，往来其家为亲密，亦爱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乱，叔廉避地宝鸡，洪武中三丰亦来宝鸡，与西关李道士白云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时方年十三，三丰见之问曰：汝谁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张叔廉也。兵乱徙家于此。三丰曰：我张玄玄也，昔柘城时多扰汝家名毅者为谁？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见其始生时，童子其勉力读书，后当官至三品。越月朝用与李白云送之北去，见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识三丰，荐之为均州知州，与同往寻访，竟无所遇而还。十五年文皇再遣宝鸡医官苏钦等，赍香书遍访名山求之，又遣龙虎山道士奉书云：皇帝致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龙虎山道士，谨致香奉书，虔请拱候，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或云：此举实托之以别有所为，忠安行事有密敕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云学仙，尝与三丰往来游从，永乐三年国子助教王达善以宗道识三丰荐，文皇召见文华殿，赐金冠鹤氅，奉书香遍访于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迹满天下，竟无所遇，而还复命。近见《都公谈纂》记三丰
译宋代制度，以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称为内制，以其他官职兼知制诰称为外制。
本朝开科取士，从洪武四年辛亥年开始，后来在十七年甲子年恢复设置乙丑年的会试。杨文贞说建国初期的三科，还沿袭元代的制度考经义疑义，直到二十一年戊辰年才确定现在三场考试的制度并刊刻记录。
扬州漕河东岸有一条墓道，题写着“虔国公”。虔（音虔）与夏字字形相似，少了一笔写成乂，行人于是误称为夏国公，这大概是镇远侯顾玉的赐葬墓。顾玉在丙申年归顺太祖，多次立下战功，靖难之役兴起时辅佐仁宗留守北京，平定内乱后论功行赏，封为镇远侯，享年八十五岁，永乐十二年去世。建国初期的功臣中没有像顾玉这样长寿的。顾玉对贵州功劳最大，出任贵州镇守时，在文华殿辞别仁宗说：“殿下在侍奉君父、体恤兵民方面，一向行为真诚，只是对于小人应当置之度外。凡事都有天理，不值得刻意计较而成为怨恨的根源。”然而他的言辞温和厚道，也是武臣中难得的人才，只是与姚少师在军事上意见不合罢了。
金陵陈先生名遇，字中行，从小好学，在元朝做温州路学教授。当时战乱，他弃官归隐，偶尔居住在一间屋子里，题匾为“静诚”，每天早起焚香叩拜上天，希望生出圣明的君主来拯救世人。我太祖攻克金陵，南台侍御史秦元之向皇上推荐他，当天召见，与他交谈非常高兴，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平定天下后他出谋划策很多，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两次，都推辞了。又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又推辞。又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又坚决推辞。皇上嘉奖连连称赞他是君子，多次告诉他说：“您即使老了不想做官，让您的儿子带刀侍卫。”他也叩首以儿子年幼推辞。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岁去世，董伦为他写墓志铭。
宋太祖北征，因为河东间谍的话对刘承钧说：“你家与后周有世仇，理应不屈服，现在我与你们没有隔阂，为什么要重重困苦这一方的百姓？”承钧回复说：“河东的土地军队，不足以抵挡中原的十分之一。然而承钧家世不是叛贼，坚守这里，大概是害怕汉人断绝祭祀。”自从汉魏以来，辞命简洁，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陈束字约之，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出任二司官职。现在以参议的身份捧表入京，经过我这里询问近世诗体，我没有来得及回答。第二天他以所作《高子业集序》作为见面礼，他的持论很恰当，只是诗歌贵在性情，要从胸襟中流出。近来李献吉、何仲默最擅长，姑且从他们的近体诗来说，似乎落入人格套数，即使称为拟作也可以。杨载曾说：“诗歌应当取法汉魏，而音节以唐代为宗，”这大概是名言。
建国初期书法以詹孟举希原为第一，下棋以江阴相子先为国手。奉化胡廷铉与孟举同写千字文，太祖认为廷铉书法超过孟举，让他书写皇陵碑。鄞人楼得达也多次战胜子先，被赐予冠带，都南濠也记载一位僧人多次战胜子先。
相传永乐初年派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寻找邋遢张仙人，即张三丰，名通，号玄玄子，是天师的后代，寓居凤翔宝鸡县的金台观修炼。洪武壬申年常应蜀献王的召见，辞别还山。他是金朝时的人，都太仆玄敬曾对我说苏州人家有三丰手笔，大概与刘太保秉中、冷协律起敬在沙门海霅同学。南阳张朝用曾记载三丰遗迹，三丰是陕西宝鸡人，元朝时在鹿邑的太清宫学道，与朝用高祖毅相识，往来他家关系亲密，也喜爱朝用的父亲叔廉。元末战乱，叔廉避居宝鸡，洪武年间三丰也来到宝鸡，与西关李道士白云先生交情深厚，朝用当时才十三岁，三丰见到他问：“你是谁家孩子？”回答说：“我父亲是柘城张叔廉。战乱迁徙家到这里。”三丰说：“我是张玄玄，以前柘城时多次打扰你家，名叫毅的是谁？”回答说：“是我高祖。”三丰说：“我曾见过他刚出生时，童子你努力读书，后来应当官至三品。”过了一个月朝用与李白云送他北去，见他的行走脚不沾地。朝用官至詹事府主簿，忠安公因为他曾认识三丰，推荐他做均州知州，与他一同前往寻访，竟然没有遇到而返回。十五年文皇再次派遣宝鸡医官苏钦等，带着香书遍访名山寻找他，又派遣龙虎山道士奉书说：“皇帝致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望亲自承蒙仪范。曾派遣使者致香奉书，遍访名山，虔诚邀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日夜不忘，恭敬再次派遣龙虎山道士，谨致香奉书，虔诚邀请拱候，云车早驾，惠然降临，以符合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有人说：此举实际上是托辞另有作为，忠安行事有密敕。又淮安王宗道字景云学仙，曾与三丰往来游从，永乐三年国子助教王达善以宗道认识三丰推荐，文皇在文华殿召见，赐金冠鹤氅，奉书香遍访天下名山。过了十年，足迹遍布天下，竟然没有遇到，而返回复命。近来看到《都公谈纂》记载三丰
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时不同，地利亦异，亢旱则低处得过，而高处全无；水涝则高处或可，而低处不熟。按此可论吾县东西乡之利害。
国初岁遣监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灾重患，乃遣廷臣行视，谓之巡抚，事迄而止，无定员。宣德间以关中江南地大要，而始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正统末南北兵兴，于是南省边隅遍置巡抚官矣。今惟浙江、福建无巡抚。时设巡视，陕西一省则有四巡抚，北直隶则有两巡抚云。
丁酉岁予自四川左辖召为光禄，入朝面见，候五日乃罢，因免朝故也。后转太常兼读学詹事兼学士，皆不得面恩。当时叙庵李公时在内阁，曾与论请行午朝礼，叙庵以为难。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获随午朝，窃念日奏寻常起数，于事无补，但于祖宗勤政之典，乞师其意可也。臣愿今午朝惟议经邦急务，如吏部有大升除，礼部有大灾异，户部兵部有紧急钱粮边报，工部法司有紧关工程囚犯之类，许令先期开具事由，奏乞圣驾定日出御左顺门，侍卫一如午朝之仪事。该各衙门会议者，各官就于御前公同计议如吏部升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资望未可之类，内阁辅臣亦同议可否，事体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补本备照，若系本衙门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陈说有无故事，两疑情由，请旨定夺。若是事体重大，一时难决者，听各官先行博议于下，候至朝时再议奏行，仍乞温颜俯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圣朝耳目开达，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见。有事则行，不分寒暑；无事则止，勿劳圣驾。既不废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兴事。则凡时政得失，军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张矣。其议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见，可敬可服。己亥南巡还，有旨各衙门俱严公座，仍许礼部都察院参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门与崔少詹后渠坐堂，复至东阁画会，一时冷局为之振作。时见左顺门陈御座，设黄幄于上，将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读《惠安新集》，备记于此。
张文潜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谓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时南京官僚想用伞盖，袭封诚意伯刘基有华盖殿侍宴退朝诗云：团团褐罗伞，被服金文章可见。《史记?扁鹊传》，饮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对，所陈札子首曰：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颐浩当国，见之笑曰：秀才家识甚好恶，文章之弊一至于此。为之浩叹。
柘湖今在华亭县南六十五里，本海盐县地，王莽时改曰展武，因陷为湖。
扈渎今在上海县北十里，本海盐之东堰，晋袁崧筑垒以御孙恩者。
上海县元末割华亭东北之五乡分置，唐天宝初割海盐之北境置华亭县。
苏丑字叔武，歙人，易简之后，年八十余，正统间卒。以隐逸自高，性爱古法书名画，不惜万金购之。曰：此足养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谓博雅矣。近时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于败家亡身者，此又可为盐戒也。
衡山后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为甑，节处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处。
世传七贤过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尔，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作者七人像而为画尔。姜南举人云：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
译洪武二十八年，户部遵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百姓，除了已登记在册的田地按旧例征税外，新开垦的荒地，不论多少，永远不再征税，有能力的百姓可以尽情耕种。据此可以制定各边境屯田的方法。
《彭惠安集》中说：天时不同，地利也各异，大旱时低洼处还能存活，而高处则毫无收成；水涝时高处或许还能保全，而低处则庄稼不熟。据此可以论述我县东西两乡的利弊。
建国初期，每年派遣监察御史，巡视各地，遇到重大灾害和祸患，才派遣朝廷大臣前往视察，称为巡抚，事情结束后就停止，没有固定的编制。宣德年间，因为关中、江南地区广大且重要，才开始任命官员轮流巡抚，不再撤换。正统末年，南北战事兴起，于是南方各省边境普遍设置了巡抚官。如今只有浙江、福建没有巡抚。当时设置巡视官，陕西一省就有四位巡抚，北直隶则有两位巡抚。
丁酉年，我被从四川左布政使召回京城任光禄寺卿，入朝面圣，等候了五天才退下，这是因为免去了朝见的缘故。后来转任太常寺卿兼读学詹事兼学士，都不能面圣受恩。当时叙庵李公在内阁，曾与他讨论请求实行午朝礼仪，叙庵认为很难。彭惠安公韶在弘治初年因彗星出现而上疏说：臣得以随侍午朝，私下想到每日汇报的寻常事务，对事情并无补益，但对于祖宗勤政的典制，请求效法其精神即可。臣希望如今午朝只议论治理国家的紧急事务，如吏部有重大升降任免，礼部有重大灾异，户部兵部有紧急钱粮和边境军报，工部法司有关键工程囚犯之类，允许提前列出事由，奏请圣驾确定日期在左顺门临朝，侍卫礼仪一如午朝。需要各衙门会议的事项，各官员就在御前共同商议，如吏部升降大臣，明确说明某官才德胜任，某官资历声望尚不可用之类，内阁辅臣也一同商议可否，事情确定后，就口头奏报，取旨奉行。次日补写文书备查，如果是本衙门自行处理的事项，也在御前逐一陈述有无先例，两种疑虑的原因，请旨定夺。如果是事情重大，一时难以决断的，听任各官员先在下面广泛议论，等到朝见时再奏请施行，仍请求皇上和颜悦色地询问细节。这样不仅世事日益熟悉，而且圣朝耳目通达，群臣的高下邪正也自然可见。有事则举行，不分寒暑；无事则停止，不劳圣驾。既不废弃午朝的典制，又可以率领群臣兴办事务。那么凡是时政的得失，军民的利弊，自然可以依次调整了。他的议论如此，如果用在今天，尤其切合时宜。老成持重者的远见，令人尊敬信服。己亥年南巡回来，有旨令各衙门都严肃公座，仍允许礼部都察院参劾。我掌管詹事印，每天去衙门与崔少詹后渠坐堂，又到东阁画会，一时间冷清的局务为之振作。当时看见左顺门陈设御座，上面搭设黄幄，朝廷将要重修午朝旧制吗？因此阅读《惠安新集》，详细记录在此。
张文潜用水来比喻作文的方法，甚至说在沟渠中激荡以求水的奇特，这是没有见到事理，而想要以言语句读为奇特，反复推敲，终究也没有文章的浅陋。这话切中今天的弊病。
太祖时南京官僚想用伞盖，袭封诚意伯刘基有《华盖殿侍宴退朝》诗云：团团褐罗伞，被服金文章可见。《史记·扁鹊传》，饮以上池之水，上池水即竹木上未落到地面的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年有臣僚召对，所呈札子开头说：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颐浩当政，看见后笑着说：读书人懂得什么好坏，文章的弊病竟到了这个地步。为此浩叹。
柘湖现在在华亭县南六十五里，本是海盐县地，王莽时改名为展武，后来塌陷成为湖泊。
扈渎现在在上海县北十里，本是海盐的东堰，晋代袁崧筑垒以抵御孙恩的地方。
上海县元末割华亭东北的五乡分置，唐天宝初年割海盐的北境设置华亭县。
苏丑字叔武，歙县人，易简的后代，年过八十，正统年间去世。以隐逸自高，生性喜爱古法书名画，不惜万金购买。说：这足以涵养心性，不是其他玩好可以比拟的。他的人品也可以说是博雅了。近来江南人家喜好古玩，以至于败家亡身的，这又可以作为鉴戒。
衡山后生的竹子最大，名叫南竹，当地人截取它的竹筒做蒸笼，竹节处可以放置盥洗盆，然而在深山中，人迹不到的地方。
世传七贤过关图，有人认为就是竹林七贤，屡次有人拿着画来求题跋，漫无依据。看画中衣冠骑从应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像是将要避乱的人。有人说就是《论语》作者七人像而画的。姜南举人说：是开元年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画下的。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
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元高德基云，吴人尚奢争胜，所事不切，广置田宅，计较微利，不知异时反贻子孙不肖之害，故谓之苏州呆。自今观之，呆岂独苏哉？
译兴长。这必定有所传闻。
元朝高德基说，吴地的人崇尚奢侈、争强好胜，所做的事不切实际，广泛购置田产房屋，计较微小的利益，不知道日后反而会给不肖子孙留下祸害，所以称他们为“苏州呆”。从现在来看，呆傻难道只是苏州人吗？
富韩公严重，每言辞皆厉，邵氏《闻见录》记其一则曰：弼尝病今之作文字无所发明，但模棱依违而已。人之为善不易，人之为恶必用奸谋以逃刑戮。君子为小人所胜，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者贵，恶者贱，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开元间总结经律论之目，至真元间又增《新经》二百余卷。宋至道以后，惟净所译《新经》又九千五百余卷。予见南宋藏经与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经又添入元僧以后诸人文字，而卷数仍旧，岂亦有添减欤？
襄阳大堤曲，有倒著接{曰离}花下迷，盖用白纱作巾。南朝虽帝王亦服白纱帽，沈攸之所谓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耳。又别有白叠巾、白纶巾，后世惟凶服乃用白。
予游金陵，观大功坊回龙巷，想见当时君臣之际焉。大将军为人谦谦不伐，又从父老问大将军时事，其蹙元帝于开平也，阙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夷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呜呼，深远矣！
文章贵简明，王伯厚甫尝称欧阳公、刘、柳无称于事业，姚宋不见于文章，过于唐人所云。周勃、霍光虽有勋伐，而不知儒术。枚皋严忌善为文章，而不知岩廊，终不若汉人所谓绛灌无文，随陆无武，尤为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试进士至万五千人，是年赐第八百余人。宋朝故事，每廷试前十名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间，始曰取士当务至公，考官自足凭信，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进卷子，此真帝王之体，古所谓君明乐官，不明乐音者，正如此。
晋悼公入告群臣之词，左氏国语并载，而不若左氏之简严也。左氏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国语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语胜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盖天，曰浑天。宣夜无传，周髀盖天考验多失，独浑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天大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无度，因日一昼夜所躔阔狭而名。盖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为一度，故分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盖天之有度，犹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广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万里，上下四方，径各三十六万里。《后汉?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积一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学林》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则地至天万五千里尔。按《唐书》一行梁令瓒候之度，广四百余里，上下四方径各五万余里，周天实一十六万里，地上地下各八万里。天道幽远，术家各持一说，宜并存之。
天圆如倚盖，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绕极七十二度，常见者谓之上规。南极入地三十六度，绕极亦七十二度，常隐者谓之下规。
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动者二十八宿是也。日为阳精，月为阴精，五行之精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为宿，咸列布于天运行躔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转（一云：日月本东行，天西旋入于海。牵之以西，如蚁行磨上，磨左蚁右，磨疾蚁迟），天一昼一夜而一周又过一度，日一昼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积二十七日强而周天，又二日半强而后与日会）。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无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东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则井斗不与日躔相当，其度不得不阔，觜鬼与日缠才相及，其度不得不狭也。
日所行谓之
译富弼为人庄重严肃，说话言辞严厉。邵伯温的《闻见录》记载了一件事说：富弼曾批评当时写文章的人没有独到的见解，只是模棱两可、随声附和罢了。人做善事不容易，人做恶事必定使用奸诈的计谋来逃避刑罚。君子被小人战胜，不过是在俸禄和地位上罢了。只有那三四寸长的竹管（指笔），对着嘴边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使善良的人尊贵，邪恶的人卑贱，这必须由我做起，不能再有畏缩胆怯之心了。
世人说《大藏经》有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这是从唐开元年间汇总经、律、论的目录，到贞元年间又增加了《新经》二百多卷。宋至道年以后，只有净藏所译的《新经》又有九千五百多卷。我见到南宋的藏经与元朝的藏经也不同，而本朝（明朝）的藏经又添入了元朝僧人以后众人的文字，但卷数依旧，难道也有增减吗？
襄阳大堤曲中有“倒著接篱花下迷”的诗句，大概是用白纱做头巾。南朝即使是帝王也戴白纱帽，沈攸之所说的“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就是指这个。另外还有白叠巾、白纶巾，后世只有丧服才用白色。
我游览金陵，观看大功坊回龙巷，想象当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大将军为人谦逊不自夸，我又向父老询问大将军当年的事迹。他逼迫元帝退位到开平的时候，故意在包围圈中留出一个缺口让他逃走。开平（朱温）愤怒地要杀掉元帝，大将军说：“这虽然是夷狄，但曾经长久地称帝统治天下，我们的君主又能对他怎么样呢？是打算裂土封他呢，还是就此甘心呢？既然两者都不行，那么放走他本来就更便利。”开平当时还没有这样做。唉，这真是深远啊！
文章贵在简明，王应麟曾经称赞欧阳修、刘禹锡、柳宗元在事业上没有什么称道的，姚崇、宋璟在文章上没有什么表现，这超过了唐人的说法。周勃、霍光虽然有功勋，但不通晓儒术；枚皋、严忌善于写文章，但不了解朝廷政务，终究不如汉人所说的“绛侯、灌婴没有文采，随何、陆贾没有武功”那样痛快淋漓。
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考试进士多达一万五千人，这一年赐及第的只有八百多人。宋朝的旧例，每次廷试前十名，御药院先把试卷呈给皇帝定高下。高宗建炎年间，才开始说取士应当追求最大的公正，考官本来足以凭信，哪里容许凭一人的心意，再自行升降名次？从今以后不要先呈递卷子，这真是帝王的体统，古人所说的君主明智就乐于任用官员，不明智就亲自干预细节，正是这样。
晋悼公入朝报告群臣的话，《左传》和《国语》都记载了，但不如《左传》简洁严谨。《左传》说：“我最初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即使达到了，难道不是天意吗？”《国语》写成“我达到这个地步是天意”，只有这句话胜过《左传》。
古代谈论天象的有三家，叫宣夜、盖天、浑天。宣夜说没有流传下来，《周髀》的盖天说验证多有失误，只有浑天说接近事理。它说：天像鸡蛋，地像蛋黄，天大地小，天的内外都有水，天地各自凭借气而站立，载着水而漂浮，天转动像车轮毂的运转。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本来没有度，是因为太阳一昼夜所经过的宽窄而命名。大概太阳的运行，在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运行了四分之一日。一年绕一周，天以太阳一天所运行的距离为一度，所以分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星辰之间的距离，五星的运行轨迹，都用这个度来衡量。大概天有度，就像地有里程一样。一度大约宽三千里，周天大约一百一十万里，上下四方，直径各三十六万里。《后汉书·地理志》：一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累积一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直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查《学林》说：地和星辰在三万里的范围内四游升降，那么地到天只有一万五千里。查《唐书》一行、梁令瓒观测的度，宽四百多里，上下四方直径各五万多里，周天实际一十六万里，地上地下各八万里。天道幽深遥远，术数家各持一说，应该并存。
天圆像倾斜的伞盖，一半覆盖在地上，一半隐藏在地下。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绕极七十二度，常可见的称为上规。南极没入地下三十六度，绕极也是七十二度，常隐藏的称为下规。
文曜依附于天，其中运动的有七个，就是日月五星；不动的有二十八宿。太阳是阳精，月亮是阴精，五行的精粹是五星，分布在四方，二十八舍作为宿，都排列分布在天上运行轨迹，用来显示吉凶。
天道向左旋转，七政向右旋转（另一种说法：日月本来向东行，天向西旋转进入海中。牵引着向西，像蚂蚁在磨盘上行走，磨盘向左蚂蚁向右，磨盘快蚂蚁慢），天一天一夜绕一周又超过一度，太阳一天一夜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另一种说法：月亮运行速度快，太阳一度月亮十三度有余，积累二十七天多绕一周天，又两天半多然后与太阳相会）。
二十八宿的度，本来是因为太阳运行所经过而命名，本来没有度。度最多的没有比得上东井的，达到三十四度，最少的没有比得上觜觿的才一度，为什么呢？因为井斗不与太阳运行相当，它的度不得不宽，觜鬼与太阳运行才相及，它的度不得不窄。
太阳所运行的叫做
黄道，本无道，况色乎？历家入算，姑以色标识之，黄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传曰：朱道一出黄道南，盖指南陆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陆称朱，所以避之也。黄道出入于赤道之内外，赤道横而黄道斜，斜长于横，故黄道为之增。若赤道居中，黄道旁出，旁狭于中，故黄道为之减，此自然之数也。
译黄道，本来并没有道路，何况颜色呢？历法家将其纳入计算，暂且用颜色来标识它，因为在黄色之中，太阳的运行轨迹居于中央。月亮运行在青、朱、白、黑四种颜色之中，分别对应春季的木、夏季的火、秋季的金、冬季的水，这是四方的颜色。传文中说：“朱道一旦出现在黄道的南边”，大概是依据它位于南方陆地而命名的。为什么不叫赤道而叫朱道呢？因为赤道划分南北的中间，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南方陆地称为朱，是为了避开赤道这个名称。黄道出入于赤道的内外，赤道是横向的而黄道是倾斜的，倾斜的长度大于横向的长度，所以黄道因此增加。如果赤道居于中央，黄道从旁边分出，旁边的宽度比中间窄，所以黄道因此减少，这是自然的规律。
日行黄道，七政循黄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极最远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极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极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黄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远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黄道东，朱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此其交也，必由于黄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黄道内谓之阴历，行黄道外谓之阳历，东方青龙七宿谓之东陆，西方白虎七宿谓之西陆，南方朱雀七宿谓之南陆，北方玄武七宿谓之北陆，总之二十八宿，而天体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当其同度，谓之合朔。舒先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
凡日月无光曰薄，亏毁曰蚀，■〈饣工〉霓曰晕，气在日上曰戴，旁对曰珥，半环在旁向日抱背曰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变袄曰散，五寸之内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过曰陵，掩之日食，自下往触曰犯，居其宿曰守，经之曰历，相击曰斗，环之曰勾，绕之曰已，早出曰嬴，晚出曰缩。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太史总（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二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译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七大行星沿着黄道的左右运行，冬至时太阳距离北极最远，为一百一十五度半稍弱；夏至时太阳距离北极最近，为六十七度半稍弱二分；距离北极九十一度半稍弱。
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月亮在九条轨道上运行，日月运行距离最远时相差二十四度，最近时相差六度。青道两次从黄道东侧出现，朱道两次从黄道南侧出现，白道两次从黄道西侧出现，黑道两次从黄道北侧出现，这就是它们的交点，必定经由黄道而出入，所以统而言之称为九道。
月亮在黄道内侧运行称为阴历，在黄道外侧运行称为阳历，东方青龙七宿称为东陆，西方白虎七宿称为西陆，南方朱雀七宿称为南陆，北方玄武七宿称为北陆，总之二十八宿，天体的圆周就完备了。
太阳运行舒缓，月亮运行迅速，当它们处于同一度数时，称为合朔。舒缓者先，迅速者后，近处一度远处三度称为弦，相互平衡，平分天体之中称为望，以迅速者追上舒缓者，光芒尽失、本体隐伏称为晦。
凡是日月没有光芒称为薄，亏损毁坏称为蚀，虹霓称为晕，气在太阳上方称为戴，在旁边相对称为珥，半环在旁边向着太阳、背着太阳称为背。凡是五星所运行的轨迹，同处一宿称为合，变化怪异称为散，五寸之内光芒相互触及称为犯，相互覆盖而过称为陵，掩盖太阳称为食，从下方往上触碰称为犯，停留在某宿称为守，经过某宿称为历，相互撞击称为斗，环绕称为勾，围绕称为已，早出称为嬴，晚出称为缩。凡是星星常亮的有一百二十四颗，可以命名的有三百二十颗，作为星宿的有二千五百颗，微小星星的数量大约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太史汇总（甘德、石申、巫咸的星官共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