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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田赋考辨〔清〕李塨撰

凡是书籍，无论怀疑还是相信，必须详细阅读该书，然后才能对它发表议论。从来没有没见到该书就能凭空断定其是非的。如今甲对于《周礼》，起初未曾见过一面，只是看到《左传》杜预注中有一段有“周礼”二字，就误以为是《周礼》的原文而加以诋毁，却不知道《周礼》中并没有这段文字。这难道还值得辩驳吗？只是田赋，乃是夏商周三代的大法，古代经典中没有明确的正文，不能没有考证。河右先生说：“是的，因此考证辩驳如下。”

甲抄录《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一事，杜预注在论述其下时说：“《周礼》是伪书。”仅从井田、邑居、车乘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了。杜注说：“一夫五亩的住宅，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古代都城不超过百雉，千户的邑，民居占地二千五百亩，加上官府、仓库、市场、学校不下三千余亩，即使是千雉的大城，也不足以容纳，这是其荒谬且为伪书的第一点。既然说一井八家，又说九夫为一井，这就自相矛盾了，这是其荒谬且为伪书的第二点。

河右先生说：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在其他经典中没有记载。即使朱熹注解说：“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也是概括前代儒者的说法认为如此。这不仅不是《周礼》，也不是《周礼》各家解释经文的注疏。甲想要攻击《周礼》，却把朱熹的集注妄加罪名于它，其不值得辩驳已经很明显了。但其义理则依据《周礼》，遂人说：“夫一廛，是说每夫应当承担一廛。”然而前郑玄注作“百亩之廛”，即此田宅；后郑玄注作“里居之廛”，即此邑宅。这都是依据孟子来解释的，然而各自说有住宅，未曾分别指出五亩。至于载师关于园廛的说法，两位郑玄意见不合，而贾公彦作疏，以园为田亩之宅，为二亩半，廛为里居之宅，引用孟子“五亩”的文字作为依据。汉《食货志》说：“在野叫庐，在邑叫里。”而何休说：“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说这八夫，既然受了百亩，又分割公田的百亩而受其十亩，其余二十亩，又八分之，各得二亩半作为庐舍。考证《匠人》疏说：“作为庐宅、井灶、葱韭，则在田之宅已经明白，而在邑之宅则诸儒未曾详细论述。”赵岐注孟子说：“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作为住宅，各入保城二亩半，所以为五亩。”我曾仔细推究其文，其说“庐井”即田中的庐；说“邑居”即里居。《尔雅·释言》说：“里，就是邑。”既有庐井，又有里居，在野在邑都包括了。说“各二亩半”，则五亩都包括了。

至于把都邑百雉，当作侯国的城；把千室的邑，当作民居的住宅，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考工记》匠人营造国王城，方圆九里。郑玄驳斥异义，也说国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只是郑玄又说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所以《尚书大传》就说：“古代公的国有九里的城，三里的宫；七十里之国有三里的城，一里的宫；五十里之国有一里的城，以城为宫。”这虽然周制简略，彼此各有所据，并没有定论，但也大致如此。至于都城，则是县稍之外，都鄙之地，用来作为公采地与王子弟食邑的，在王畿之外一层。千室的邑，则是郊甸之外，家稍之地，用来作为大夫百乘之家与王子弟稍疏者的食邑，在都鄙之内一层。哪里曾是侯国民居的名称？所以孔子将要毁掉三都，说：“邑无百雉之城”，说的是都邑。清地的战役，冉有说：“鲁国的群室众于齐国的兵车”，说的是家臣的邑居。

如果说邑里的住宅，城中容纳不下，那么前代儒者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孟子方里而井，《周礼》也以一里为一井。现在无论城是三里的、九里的，各有多少，只以五里的城折中判断。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以每家二亩半计算，应当住三百六十家。二十五里应当容纳九千家。现在也不从《周礼》的各种制度，以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限制五等侯服，而是取最少的，以《孟子》公侯百里为断。百里者，万井也。每井有八家，则已得八万家了。以八万家的里居，却只用九千家的土地来应对，可以吗？况且城中所谓的庙社朝诸区，又应当分出三国的三分之一呢？

宋代陈祥道作礼书，城中的住宅，每家二亩半。冬月纳稼之后，都入保。城则以王城来说，六乡的民七万五千家，又有士工商在其中，那么九里的城，固然不能容纳。然而考工所说的九里，是王的中城。春秋书“城中城”，可以验证。又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则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许凡国有两城，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说。又不然者，夫六乡入保，六遂独不入

译保全吗？两座城池也未必能容纳得下。况且《春秋》中的“城中城”，杜预明确说：“中城是鲁国的邑，位于东海廪丘的西南”，哪里曾经是国家内部的内城？何况说进入国家都城以居住，不知道这种说法始于何人？这实在是不通情理的话。国家守卫边疆，农闲时百姓进入堡垒防守，应当在四方边境，决没有撤去四方边境的百姓，公然让他们进入都城，而将土地荒弃在空旷之地的道理。偶然有敌人偷袭发生，敌人不用作战就能到达城下了，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

译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其半在邑”，这里的“邑”，是指城外的各个邑。《王制》中说“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是乡遂以外的地方都有邑里。属于公家的叫公邑，属于私家的叫家邑，属于王公贵族子弟所食采地的叫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利用闲田作为居处的叫井邑。所以丘有丘邑，都有都邑。凡是族师、党正、乡官、遂官都有官署居所。从井到邑，到丘，到甸，到县，到都，以及从井到通，到成，到终，到同，凡是聚会的地方就设立官署居所，百姓于是依附于它。所谓的邑，就是所谓的邑居和里居。进入保聚的，也就是保聚这些罢了。《诗经》所说的“上入执宫功”，也就是进入这些罢了。如果邠卿又有保城之说，那么在都邑原本就有城。《春秋》记载“城”二十九次，都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郓、城费、城防、城武、城平阳、城祝丘等，哪一个不是邑？这说明邑原本就有城，邑里的居住者原本也有住在城里的，只是他们的城仍然是邑城、都城，并不是国都之内的城，即使是近郊的百姓冬天进入保聚，也必定依附城郭作为民居，让他们互相守望，并不适宜让城中的民居空虚而等待百姓冬天一时进入。所以邠乡所注首先区分两地，一在田，一在邑。邑又有两地，一在没有城的邑，一在有城的邑。说“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这是统括邑中有城无城的情况与在田的情况相对而言。又说“各入保城二亩半”，这是承接上文专门说在邑中有城的人可以进入保聚。如果说八家与九夫矛盾，那么《周礼》中没有八家的文字，然而八家就是九夫，《司马法》说“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夫是百亩的名称，九夫就是九百亩罢了。

塨按：载师用宅田、士田、贾田来承担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承担远郊的土地。那么六乡剩余的田地，又有这样分配承担的。郑玄注说宅田是退休官员的，士田是圭田，贾田是商人家庭所受的，官田是庶人在官府任职的家庭所受的，牛田、牧田是畜牧者家庭所受的。那么若干人的廛，应当有在国都之内的了。但是乡遂的夫，必定不会全部进入保聚国都之中。

《论语》说千室的邑，又说十室的邑，《周官》二十五家的里，就是邑。所以邑是民居的总称，原本没有固定的数目。

甲忽然说进入千室的邑，在都城内，计算其居址，已经可以让人感到诧异，然而所计算的更属于梦话。郑康成注《礼》，杜元凯注《春秋》，都说：高一丈，长三丈为雉。那么直径百雉，为方形五百步，得到方形一里多二百步；直径千雉，为方形五千步，得到方形十六里有余，中间面积二百五十多里。况且杜注说三堵叫雉，而《公羊传》则有文字说五堵而雉，这是更宽阔了。却说还容纳不下千室，多么糊涂啊？却已经著书欺世了！现在世上这样著书的人不少，他们对圣道的危害，不是太严重了吗？

甲又说：古代千乘之国，地方百里，万里而井，百里为万井，而出千乘，这是十井出一乘，不问可知了。《周礼》却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十四井出车一乘，那么百里只出兵车一百五十六乘，哪里叫千乘呢？错误而虚伪的有三处。河右先生说：《周礼》小司徒职，只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这四句下面甸出一乘等文字，都是《司马法》的文字，杜预引用它来注《左传》，不注明《司马法》三个字，而混并在《周礼》文字下。甲于是用它来诋毁《周礼》，这是指着长狄来诋毁侏儒，长狄是不会接受的。只是所谓的《司马法》，原本不是描绘一周的制度。《史记》齐景公时，有司马田穰苴曾著兵法，到战国时，齐威王派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而把穰苴附在其中，有一百五十篇。然而《司马法》两次提到出车的制度，注经家各自引用作为依据。其中一处又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这是马融引用它来注《论语》，郑康成引用它来注《周礼》，然而都不是正确的。大抵侯国以百里为界限，百里的土地以开方计算，实际得到万里。孟子方里而井，万里者万井也。如果用甸出一乘来计算，甸方八里，实际得到六十四井；用成出一乘来计算，成方十里，实际得到百井。百井出一乘，那么万井只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那么万井只一百五十六乘了。虽然为之解说的人说：成的十里即甸的八里，因为甸八里外有治理沟洫的夫得二里不出车乘，仍然是八里。然而这与千乘的赋税总不合。或者又说：两司马兵赋，成所出车是畿内采地法，甸所出车是畿外邦国法。然而这都是解经者臆测如此，没有确凿依据。

这只有《论语》包咸

译注：“百里出千乘”，恰好相合。例如说：“古代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出一乘，那么百里之国有万井，正好出千乘。”而何休注《公羊传》也说：“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又说：“公侯封地百里，共有千乘；伯爵四百九十乘；子爵、男爵二百五十乘。”那么军赋的常规制度，似乎应当以此为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何休、包咸都是汉代儒者，与生于周末的司马穰苴又有所不同。况且他们的注释都是依据文义解释，并没有所依据的经典作为引证，怎么能确定一种说法呢？

译况且那种以十口井为一乘、以万口井为千乘的说法，本来就不对。国家的土地并非全部实行井田制，也并非全部征收赋税。方圆百里的国家，必定要先扣除宫城、都邑、池塘、园林、山川、低洼盐碱地、民居街道等三千多口井，再扣除三乡、三遂、公邑以及服劳役而不征税的三千多口井，那么承担赋税的井田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三。用这三千多未扣除的井田，按十口井出一乘计算，连三百乘都不够，怎么能以此当作千乘呢？我每次解说经典，必定以《春秋》作为判断依据，因为《春秋》的史策记载颇为可信。所谓《周礼》的内容都保存在鲁国，虽然当时不无变更，但相去不远。我就依据《春秋》史策的实际记载来注解车数，不涉及儒家注疏者的说法。《春秋》昭公五年论述晋国车赋时说：“十家九县长毂九百，这是一县一百乘。”又说：“那四十县还剩下守卫用的四千乘，这是十县一千乘。”计算一县方圆十六里，共有二百五十六口井，大约二口半井出一乘，那么方圆百里的国家仅用二千五百六十口井就能得到千乘车，所说的承担车赋的井田占十分之三已经足够了。事情有史策已经记载，不是明明可以依据吗？

塨按：关于河右地区乡遂公邑只征人不征车的说法，本源于《坊记》的疏文。孔颖达疏文说：“依据《司马法》的文字，诸侯的车甲牛马都按土地计算，命令百姓自己拿出。如果乡遂的民众有七十五人，就派遣出一辆革车，甲士三人，马四匹，牛十二头。”恐怕这不是百姓力所能及的，都是国家供给的。所以《周礼·巾车》职掌中，折毁的车辆由职币出资赔偿，又《马质》说：“凡从官府接受马匹的人，要记录其齿龄毛色及其价格。”《司兵》职掌说：“授予兵器依照司马的法令来颁发，等到他们上缴兵器时也是如此。”这是国家供给的。这是孔颖达的疑义，并非经文本身。《周礼·县师》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的地域，辨别其夫家人口、田莱的数量，以及六畜车辇的统计。如果有军旅、会同、田猎、役使的戒备，就接受司马的法令，来组织民众及马牛车辇，统计车人的卒伍。小司徒也说：“颁布比法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各自统计其乡的众寡、六畜、车辇。”遂人按时统计其夫家的众寡以及六畜车辇，以命令师田。那么是从外向内，自畿外的诸侯邦国到王畿内五百里大都公的采地，到四百里小都乡的采地，到三百里稍大夫的采地，到二百里甸六遂，到百里远郊五十里近郊六乡，以至于遂稍都鄙间的公邑，没有不出车马牛及人的。如果《巾车》《马质》中车马的赐予授予没有明确说是用于军旅，只有《司兵》授予兵器及《牛人》掌管饲养国家的公牛，凡军旅行役供给其兵车的牛以及牵引的牛来装载公家器物，则明确说是用于军旅。然而只是用来装载公器、田出兵械，那么县师说“统计车人的卒伍，使他们都准备好旗鼓兵器率领而来”，酂长以旗鼓兵革率领而来，自有明文。大概这里所说的授予兵器，是亲随左右所用的，或者公家马牛兵甲都具备，以备兵卒损失时补充。不能据此定为乡遂只征人不征车。

孔颖达因为乡遂每家出一人，而用《司马法》一乘七十五人来计算，于是说七十五人出一乘。然而《司马法》说成甸出一乘，并没有说七十五家出一乘。这是援引古说却恰好成为臆测。况且乡遂每家出一人，也是储备兵制的做法，所以说“可任”的，是家若干而实际选拔士兵，不必每家都出一人。为什么呢？如果每家出一人，那么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仅从六乡、三乡征发就足够了，其余六遂、三遂以及公邑等，都不起役，有这种道理吗？

七十五家出一乘，孔颖达尚且担心百姓无力承担，现在说二口半井出一乘，那就是二十家出一乘了。然而计算二十家得到土地二千亩，现在中原有田地百余亩的人家，大都能自备车牛。古代的百亩，相当于当今四十余亩，那么二千亩相当于当今八九百亩，也能出一辆车了。况且方圆百里的国家，虽然号称千乘，还像家中拥有正卒、羡卒一样，实际多备而不用。鲁国到春秋战国时期，方圆百里者五，而且争战频繁兴起，然而军队止于三军，车止于千乘，是可以考证的。

大国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按百人一辆车计算，只用车三百七十五辆。如果出兵，没有空国而行的，按半数计算，只用一百八十辆，本来不用担心民力不足。武王伐纣，是兵力最大的时候，仅有革车三百辆，可以由此观察。然而兵力虽然不全部使用，但处处有车，人人皆兵，这是三代所以强大的原因。后世兵民分开而天下削弱了。二口半井出一乘，是按一县百乘计算的，就土地足以产出的而言，不必全部使用。《司马法》“成甸出一乘”，那么应当是实指拿出以供兵用，也不相违背。

甲又说，他说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一百人共一乘，千乘为十万人。千乘之国，其井万八家，一井凡八万家，八

译万户人家征发十万兵员，先王有这样的制度吗？春秋时期，鲁国举行大规模阅兵，战车一千辆，需要向其他国家借调两万人，才能凑足这个数目。况且鲁国向吴国、晋国缴纳的赋税都是八百辆战车，吴国、晋国出兵征伐时，鲁国出动八万人跟随，这说明鲁国国内只剩下妇女而没有男子了，由此可知“一辆战车配一百人”的说法，根据常理判断就知道它是错误的。这是第四种错误且荒谬的说法。

译河右先生说：“这是《司马法》中关于一甸出赋一乘的规定。但其中的文字只记载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后代的儒生尊崇唐代的兵法，增加了二十五人作为杂役，这是主观臆测的说法。又加上后世兵家的言论，比如曹操的《新书》，大多增加二十五名杂役，安排在辎重车之下。这在《司马法》的原文中原本是没有的，于是增加这些人数，把七万五千人的总数增加到十万，反而说先王没有这样的制度，说必须向其他国家借兵，又说男子全部出征而妇女留守，那就肆无忌惮了。况且甲士不读书罢了。《周礼》中乡遂起军的制度，每乡一万二千五百家，就征发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一国三军，就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人了。何况由此推及三遂、公邑、都鄙，所征发的数量依次类推。虽然说‘凡是征发杂役，每家不超过一人’，但家有正卒，有羡卒，正卒每家一人，而羡卒则有三人、两人，并不止一人。只是大事征发由少到多，先王制定制度不命令全部征发以尽其力罢了。如果全部征发，哪里止于十万？况且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本不见于《周礼》，即使《司马法》中‘成’出一乘的数量，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经骤减至四十五人了。如果说鲁国的大搜应当借兵于他国，那么《春秋》所记载的鲁国五次大搜，都在昭公、定公年间，那时方圆百里的地方有五个，兵力并不缺乏。况且只按人数计算，子服景伯对吴人说：‘将用两辆车和六个人跟随’，即一车三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人无赖，愚蠢啊！”

陈塨按：二十五人在辎重车下，虽然是后世兵家的说法，但军队没有离开砍柴、打水、如厕、饲养等杂役而能行军的。《周礼》乡师一职，在大军会合时，整治其杂役和车辆。孔颖达疏说：“輂用来装载辎重，辇用来装载器具。”《司马法》说：“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二版、二筑。”夏朝二十人推一辆辇，殷朝十八人推一辆辇，周朝十五人推一辆辇。可见杂役自古就有，但如《曹公新书》所说：“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车共百人。”那么杂役就在一车百人的卒伍之内。后世行军，杂役计数大多在正兵之外，但都是不可缺少的。

甲又说武王伐纣，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齐桓公派兵戍卫，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晋文公向周王献楚国的捷报，驷介百乘，徒兵千人，都是一车十人。所以冉有对季氏说：“鲁国的户数多于齐国的兵车，一户抵一辆车，就足够了。如果每车百人，怎么能让百人去抵挡？还有多余吗？”晋国举行平丘之会，革车四千乘。依照《周礼》的数量，除去杂役，也有三十万人了。等到在黄池会盟，与吴国争长，吴国甲士三万人，布阵逼近晋国。晋国人害怕，让吴国先行。如果每车七十五人，那么三万人不过四百乘罢了。晋国在平丘会盟，没有与它争霸的人，还有车四千乘；等到在黄池会盟，想在吴国面前争先，却不及四百乘，可见是过分削弱兵力以让给敌人。一乘原本没有七十五人。这是第五个谬误和虚伪之处。自古至今，没有不披甲作战的。所以齐桓公甲士三千人，吴王甲士三万人。现在乘车三人为甲士，那步卒七十二人不披甲，怎么抵御刀箭？先王的制度，战马必定披甲然后奔驰，而人反而不披甲，这是爱人不如爱马。这是第六个谬误和虚伪之处。

河右先生说：“《司马法》一车七十五人，在其他经典中没有明文记载，所以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的说法，那么每车只有三十人了。如果说一车概算十人，那又不对。武王伐纣，他的革车三百辆，与虎贲三千人，恰好以十当一，实际上人是人，车是车，两者不相混淆。《国语》说天子有虎贲，诸侯有旅贲，《周礼》司马官有虎贲氏，设置虎士八百人，以左右护卫君王，像后世的羽林、佽飞之类，专门跟随君王的车驾。如果革车则是兵车的名称，由六师之士分别率领，不是虎贲所能跟随的。至于齐桓公戍守曹国，甲士三千，并非车卒，难道车卒都是甲士吗？如果晋国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人，那是根据所俘获的数量，并没有固定的限额。哀公十一年，吴国大败齐军，用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献给鲁公。如果以人数合车数，将必定是一车三人半，这是笑话。大概车徒的数量，说法各异，原本没有确定的经典可以实指。一定要实指，那么一车三十人，大概接近事实。《司马法》中‘一车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在其他经典中虽然没有此文，但《鲁颂》说：‘公车千乘，而即继之，公徒三万。’以千乘的车，而以三万人辅助，那么一车三十人，恰当其数，这是大概可信的经典依据。如果《国语》说齐国有革车八百乘，注释说齐法五十人为小戎，车八百乘当四万人，那么一车五十人，似乎过多。如果《左传》记载楚国有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疏谓一

译一个广队有十五辆车，共有一百二十五人，那么一辆车只有八人，这似乎太少了。如果说冉有称鲁国的“室”比齐国的兵车多，以一室抵一车，断定没有一家有七十五人的道理，那么这“一室”，难道就是所谓的一家吗？说鲁国各族的室，其中居住在城邑的很多，即使以一室抵一车也绰绰有余，这是极言鲁国能够抵挡齐国罢了。所以杜预说：“室是都邑居家的称呼，而甲误将一室当作一家。”比较人数，定公九年，晋国千乘兵车驻扎在中牟，卫侯说：“卫国的兵车抵当一半，我抵当一半，我不知道卫君一个人怎么能抵当晋国五百辆兵车，那人数是多少呢？”至于说平丘之会，晋国四千乘兵车，应当有三十万人，等到黄池之会，与吴国争长，吴国出动三万名甲士来进攻，而晋国就谦让吴国先行。”歃血时，平丘之会所说的三十万人到哪里去了？这又是不读书了。古代车是车，人是人。有有车而无人者，《左传》记载崔氏安葬齐君，下车七乘，不带兵甲，就是这种情况；有有人而无车者，崔氏弑君，甲士兴起，就是这种情况。晋国四千乘兵车，不一定有三十万人。如果吴国三万士卒，则并非车兵和徒卒，怎么能相比？春秋时不用车而以士卒作战，称为“行”。晋国魏舒讨伐狄人，请求毁车而为行，就是这种情况。当时黄池之会，据《国语》记载，出动士卒百人组成一个彻行，百行即万人，带甲三万，以势攻之。吴国使用步兵临会，以凌驾晋国，而晋国才开始谦让。这就是《左氏》所称的“重卒不重车”，怎么能以人数多少随意核算车数呢？至于甲士穿甲，徒卒不穿甲。所以襄公二十五年，楚国任命蔿掩为司马，既征赋车兵中有甲者，又征赋徒卒中无甲者。清地的战役，季氏的甲士七千，这是穿甲的。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人为自己的徒卒，这是不穿甲的。然而这不穿甲的，难道真的用粗布短衣抵挡锋刃箭矢吗？古代甲衣用铁用皮，徒卒的甲衣则用袍用絮。絮叫茧，袍叫絮。如《秦风》“与子同袍”，《左传》“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将袍与絮都用帛线缝合。所以楚子伐吴，作简之师，有云“组甲三百，被练三千”。组甲者，漆皮而缝合之；被练者，絮练而组之。甲士少，所以三百；徒卒多，所以三千。

译塨按：宣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楚王乘坐的广车有三十辆，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广”。每广配备一个卒，卒的编制是偏的一半。杜预注认为《司马法》规定一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十五辆车组成一个大偏。现在二广沿用旧的偏的编制，又用二十五人作为副手。孔颖达疏认为众说纷纭，根据杜注应当是一广有一百二十五人。成公七年，巫臣率领一个卒中的一两前往吴国，舍弃了偏中的一两。杜注《司马法》九辆车为小偏，十五辆车为大偏，大概是留下了九辆车及一两二十五人。孔疏认为“两之一”是指率领二十五人，又说“卒”是指另外率领一百人。总共率领一百二十五人前往吴国，“舍偏”是指舍弃一个小偏的九辆车，“两之一”又是指舍弃二十五人。又认为传文艰涩，恐怕有讹误。这两篇的注疏言语都充满疑虑，况且楚国的广车，是楚王乘坐的。所以许偃驾驭右广，养由基担任车右；彭名驾驭左广，屈荡担任车右，以等待楚王乘坐。现在一广十五辆车，只有一百二十五人，那么每辆车应当有八人有余，怎么分配呢？这是楚王乘车，大夫担任车右，而下面只有八人跟随，没有如此寡弱的情形。况且“卒偏之两”，是一百人一个卒，而十五辆车的二十五人，这是什么句法呢？至于解释巫臣前往吴国，将“两之一”读作一句，“卒”读作一句，“舍偏”读作一句，“两之一”读作一句，也没有这样的句法。况且留下九辆车，车为什么那么多；留下二十五人，人为什么那么少，完全不合情理。这都是误认了“两”字，不得已而牵强解释成这样。我认为“两”，就是一辆车。《召南》“百两御之”，《孟子》“革车三百两”就是如此。广有一卒，是指王乘坐的车名叫广，是十五辆车的首领，所以说“御右广”、“御左广”。王乘坐左广去追逐赵旃，这广车有一百人的卒跟随王。《周礼》所说的“虎士八百人前后跟随王疾走，用卒伍旅贲夹着王车疾走，左边八人，右边八人，车停止时就扶着车轮”之类。“卒偏之两”，是申明上一句的话，说这个卒不是二广的正卒。所以跟随王而统领这十五辆车的。大概王乘坐的车叫广，一广统领十五辆车，也总名叫广。旧制十五辆车为偏，所以说“偏之两”，即乘广的两。这样二广各有百人跟随王，共二百人了。自古出兵，大将、裨将都有亲兵，不在正兵数目内。即使冉有在清地的战役，率领左师以武。城人三百人为自己的徒卒，也是这类。以两之一卒适吴，大概巫臣出使率领车徒，不必率领兵士。现在想要教吴国乘车战阵，所以率领一辆车的兵卒前往吴国。舍偏两之一，大概出使所率领的车徒不止一两，而专门统领兵士，只有这一两到吴国，即舍弃这偏车中的一两而返回。《坊记》孔疏说：“诸侯方圆十里出赋的时候，虽然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临敌对战的时候，则同乡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之类。”所以《左传》说：“楚广有一卒，又说两之一卒适吴。”这是临敌对阵同乡法。《牧誓》说：“武王戎车三百两。”孔注说：“一车步卒七十二人，则是出军法。”经书说“千夫长、百夫长”，是指对敌的时候。这样，则甸所出一乘七十五人，成所出一乘三十人，都是说田赋应当出多少车多少人，不是以人配车而说兵法如此。甲乃执以为一车当敌的数目，较量多少，又为什么呢？

况且因此车战当敌的数目也可以考证。车兵虽然经书没有明文指出的，然而三十人、七十五人则都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数目参差不齐，不合《周礼》伍两卒旅的体制，《尚书》千夫百夫的文字。即使或者是三十人，则必定有五人外面为徒役；或者是七十五人，则必定如《曹公新书》加二十五人为徒役，以凑足一百人为卒的数目。为什么呢？必定这样才可以合而成军。然而周制是一百人，《李卫公兵法》说《曹公新书》言“兴师十万，用车千乘”，大率是荀吴旧法，善兵者的话，似乎属于可信，或者还认为是后代的话。周时《孙武子兵法》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驰车用以冲击的，即革车，则也说一车一百人了。或者还认为不是经文。《周礼》县师会其车人之卒伍，《牧誓》誓众始于百夫长，孔安国传曰：“兵车一两，百夫长所载”，这也是不可以见一车用百人吗？况且周的兵制以五起，以五成，只有卒变五而用四两为之。族师说：“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酂长若作其民而用之，则以旗鼓兵革率而至。”而闾胥、比长、里宰、邻长并无此文。大概四两合百人乃为一车，乡则百家之族师率之，遂则百家之酂长率之，所以五两与

译战车编制不合常理，改为每车配备四两兵力，每百人编为一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管仲将五十人配备的战车称为小戎正，这是相对于周朝百人配备的大戎而言的]

译然而战车虽然每辆需用百人，但国家的战车数量并不一定与士兵总数相吻合。《诗经》说：“公室的战车有一千辆，而公室的步兵有三万人。”《春秋》记载鲁国设立三军，共有三万七千五百人，而《左传》记载其革车有一千辆。《齐语》记载齐桓公设立三军，每军一万人，有革车八百辆。韦昭注释说：“齐国的制度是五十人为一辆小戎车，三万人应当对应六百辆战车。”数量多出来的，大概是副将和随从的车辆吧？像子服景伯率领军队，用两辆车和六个人跟随吴国，那么这种用于行军服役的车辆并不用于作战，况且还有每辆车只有三人的情况。甲为何固执地以此作为论据呢？况且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尚书序》原本说：“戎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百人。”甲如果看到这段记载，难道又会断定为一辆车对应一个人吗？

查考《周礼》，大司马、军将都是命卿，师帅都是中大夫，旅帅都是下大夫，卒长都是上士，两司马都是中士，伍都有长。我曾仔细考察其文辞，叙述乡遂各级官员时都不提及乡遂的家庭户数，唯独到了比邻一级，说比长由五家出一名下士，邻长也是五家出一人。这是因为闾里以上的官员，其什伍的编制已经确定，不能在内部缺少一人来担任统帅，所以长司马以上的官员都设置在二十五人、一百人的正数之外，特别配置，闾里以上的官员也是如此。五长即五人，中间一人为长，所以比邻也特别注明说是五家出一人。至于乘车的制度，经文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孔氏的说法推测，或许是卒长乘车而两司马驾车，右边的由两司马担任；或者是两司马乘坐卒车，而卒长另有专车以统领百人。至于旅帅、师帅、军将，则每级各有一辆专车已定，怎能让他们乘坐卒车呢？必定各有专车，不在卒车的数量之内计算。如《左传》记载管周父为冉有驾车，樊迟担任车右，季孙怀疑樊迟柔弱不可用，冉有坚持请求使用他，这都是另外选车选人，并非平时正卒的车辆。所以齐国三万人，五十人对应一辆车，应当是六百辆，而二百人组成一卒，连同长官统率他们，就应当另外乘车。以此类推以上各级官员，正当多出二百辆成为八百辆，这才知道历来说千乘之国必须有十万士兵的，都是不懂韬略的人的胡言乱语。

甲又说：古代战士都有伍的编制，所以晋国讨伐无终，毁车编为伍，五辆车编为三伍，由此可知没有不编入伍的士兵。现在一辆车配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人编为伍，剩下两人不能成伍，哪有这种阵法呢？如果两人并排在车上，甲士三人编成一伍，那就是君大夫将帅与作为步卒的庶民同编一伍了。这是其错误和虚伪的第七点。

河右先生说：“卒伍的制度起源于《周礼》，甸乘的制度出自《司马法》。起初错误地用《司马法》中出车的说法来攻击《周礼》，本来就已经很可笑了；现在又用《司马法》中出卒的说法来攻击《周礼》，那就可笑到了极点。这本来无需辩驳，但《周礼》中卒伍的制度怎能抹杀呢？”《周礼》六乡原本有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出兵的方法依据这个标准。比如五家为比，则五人为伍；因为每家出一人。五比为闾，则五伍为两；因为闾是二十五家，即两为二十五人。四闾为族，则四两为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五族为党，则五卒为旅；党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五党为州，则五旅为师；凡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即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概是一家出一人，一乡出一军。天子六乡出六军，诸侯三乡出三军。其六遂、三遂也符合这个数目。然而行军临阵对敌制胜，则又依据实际情况调整。所以《尚书·牧誓》说：“旅曰师。”而《左传·繻葛之战》中有偏伍的名称。《管子》作《内政》确定卒伍，其后《尉缭子》有束伍令。汉代制度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当之制，都采用这种说法，反而说《周礼》没有卒伍，真是荒谬！至于他说：“晋国讨伐无终，毁车编为伍，以五辆车编为三伍，于是担忧七十二人中剩余两人。”殊不知五辆车编为三伍，是说每车甲士三人，五车共十五人，可以编为三伍。那么五车的徒卒，每车七十二人，五倍的正数可以编为七十二人，哪里会有剩余？所以唐太宗的法令将甲士、卒、徒合并统计，有说：“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参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参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作为正兵，也可以作为奇兵。这是晋制的分数，唐制的合数，都没有多余。那么昏昧地妄议古人吗？

塨按：甲所怀疑的，大概就是因为怀疑一辆车配步卒七十二人不能编成伍。不知道甲所说的甲士三人在车上的说法，首先就是错误的。古代法度车上三人，左边的人持弓，右边的人持矛，中间的人驾车，但也有四人的情况，夏官戎右诏赞王鼓，太仆在军旅田役时也诏赞王鼓，那么车上与驾车者共四人。春秋文公十一年，侯叔夏为庄叔驾车，绵房甥为车右，富父终甥驷乘四人共车，就是如此。那么一卒的车在上者如果是两司马则是三人[其中一司马应当下车统领徒役]，如果卒长在上则是四人。所以魏舒以五辆车编为三伍，是说以五辆车上的两司马十五人

译士兵，编组为三伍，每伍由两司马五人组成一联，各自率领其所属的两，二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五人，三伍组成一联，总共率领三百七十五人，以此进行步兵作战。如果像河右地区那样，每车配属三甲，与其他车甲合编为伍，共七十二人，再与其他车兵合编为伍，那么士兵平时没有共同训练，自然会陷入混乱，这不符合兵法原则。至于甲士三人，则都位于车下。李卫公说：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这意味着甲士就在伍内，确定为夹在车辕两侧、填补空隙的士兵，怎么能到车上去呢？况且《司马法》中还有每车甲士十人的记载，不可能十人都站在车上。

译伍，是以五个人命名的编制。两，是一辆车有两个轮子，是车的名称。二十五人，填补车辆下方的空隙，所以称为两。卒，是满一百人，所以用四的倍数来凑成，称为卒。旅，是五百人，就可以列阵了。师，是二千五百人，也算众多了。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那么战车四周包裹，堂堂正正，不可侵犯。

甲又说：四个邑为一个丘，一个丘出一匹马；四个丘为一个甸，一个甸出一辆战车。那么鲁国丘甲制度中，一个丘出一匹马的，现在命令出一个丘出四匹马，一下子赋税增加了四倍。有这样的暴政吗？这是第八个错误和虚伪之处。

河右先生说：“《春秋》记载‘作丘甲’，杜预注解说：‘四个邑为一个丘，一个丘出一匹马，四个丘为一个甸，一个甸出一辆长毂战车，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旧制度。现在用一个甸所出的赋税要求一个丘来承担，就是一个丘出了四个丘的赋税，这实际上是杜预解释经书的错误，与《周礼》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所说的四倍，以前已有解释过了。宋代胡安国传《春秋》，依据唐太宗的兵法，说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个甲，三个甲共七十五人，现在用四个丘作四个甲，增加二十五人成为一百人，那么所说的增加赋税只是三分之一，并没有四倍。然而仍然未必正确，因为赋车叫赋舆，赋步卒叫起徒役，不应当叫作甲。甲，是甲兵，《春秋》中有很多记载，比如崔杼弑君，说‘甲兴’；庆氏用甲兵包围公宫；宋景公去世，大尹兴起空泽的士人千甲；郑国人讨伐西宫的祸难，子孔用他的甲兵和子革、子良的甲兵作为守卫。各国称甲的，数不胜数，所以鲁国也制作甲兵。而后来叔孙州仇包围向地，有叔孙氏的甲兵；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到达清地，有季氏的甲兵。那么说‘丘甲’的，必定是一个丘出若干甲兵，与步卒无关。只是现在无法考证罢了。”

我按：清地的战役，季氏的甲兵有七千，然而还有孟氏、叔孙氏的军队，那么鲁国应当有一万多甲兵了。用《司马法》甸乘的数量计算，一辆战车配三个甲，步卒七十二人，那么一万多甲兵应当有四五千辆战车，二十多万步卒。襄公十一年才开始设立三军，那么这时鲁国的军队难道应该这么多吗？大概必定是春秋列国征战以甲兵为强，所以鲁国为了应对齐国的威胁，不遵守一个甸出一车三甲的旧制，而增加了甲兵。比如所谓一车十甲，或者不止十甲的情况。河右将丘甲解释为出甲兵是很正确的。《谷梁传》说命令丘民制作铠甲，也是增加甲兵的意思。

又按：封建的制度，孟子、《王制》都说：天子土地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叫作附庸。而《周礼·大司徒》却说：诸公的土地疆域方圆五百里，其中一半供天子食用；诸侯的土地疆域方圆四百里，其中三分之一供天子食用；诸伯的土地疆域方圆三百里，其中三分之一供天子食用；诸子的土地疆域方圆二百里，其中四分之一供天子食用；诸男的土地疆域方圆百里，其中四分之一供天子食用。注疏说：“食，是供给天子的食物。其食者半，是用一半供给上级；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用其中一份供给上级。”

向来议论的人多遵从孟子和《王制》，然而疑点没有分析清楚。王昆绳说：“公侯百里，是一万井。一万井除去山川、城邑、沟渠等，减去三分之一，得到六千多井。助法八家同井，九百亩，得到五万二千；八家贡法，十家有沟，一千亩，得到五万九千四百家。而诸侯的土地有三乡三遂，每乡遂一万二千五百家，合计应当是七万五千家。那么鲁国得到百里，如《费誓》所说的三郊乡遂，已经缺少一二万家。乡大夫以及公子的采地，又从哪里分配呢？这是无法解释的！”不知道以前的儒生为什么糊涂地不计算。

况且以鲁国来考察，也应当不止百里。鲁国的主祭，是泰山，而国中还有龟山、藏山、凫山、绎山、徂徕山、新甫山等山，见于颂诗。那么这几座山，绵延数百里了。而用百里的土地容纳它们，能行吗？

然而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又实在难以解释。根据注疏说：上古太平之时，土地广阔万里，中国有七千。周公治理达到太平，迁徙大九州，方圆七千里。用七乘以它，七七四十九，那么方圆千里的有四十九个。其中一个为王畿，其余四十八个分配给八州，每州各有方圆千里的六个。所以职方氏说：“凡是邦国方圆千里，用方圆五百里封公，则有四个公；方圆四百里封侯，则有六个侯；方圆三百里则有十一个伯；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个子；方圆百里则有一百个男。”即这方圆千里的五个，共得到一百四十六个国家。其余方圆千里的为附庸，不下于一二百个国家。大约一州二百多个国家，八州总共足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然而周朝即使兴盛时，吴楚以南是蛮夷地域，哪里有七千？况且现在自从汉朝以来，向南通达百粤、七闽，以及滇黔，疆域比前代更广阔。然而天下州县不过一千三四百个，虽然大小

译如果国土面积不等，大约方圆百里的，就是大县。如果古代的诸侯国方圆有四五百里不等，怎么会有千八百个国家呢？如果没有其他解释，那么孟子在《王制》中关于地域的说法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孟子说：“现在天下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块。”《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方圆千里且较近；从南河到长江，方圆千里且较近；从长江到衡山，方圆千里且较远；从东河到东海，方圆千里且较远；从东河到西河，方圆千里且较近；从西河到流沙，方圆千里且较远。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恒山。”那么成周时期即使是在极盛的时候，按正方形计算，大概也不过四五千里，如果像这样夸大其封地范围，是必然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正确呢？回答说：都是正确的，只是读者没有详细考证罢了。孟子所说的百里，是专门指土田，不包括山川。如果包括山川，那么按正方形计算，延伸到蚕丛、洞庭，绵延千百里，难道专门把山水给它，而没有土田吗？况且古代建国也必定要顺应山河形势，不一定都是正方形，只是用正方形来计量其田地为方圆百里罢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是万井的国家。八家为一井，三乡三遂，七万五千户，占据九千三百七十五井，剩余六百二十五井，用来作为大夫的俸禄，还可以作为四五个采邑。后来查考《明堂位》，陈浩注释说：“公侯都是方圆百里，而这里说七百里，大概是以百里的田地为鲁国的本国，就像后世所说的食实封。”并将附庸国算作七百里，这就是所谓的“赐给山川、土田和附庸”吗？那么我的观点，先前的儒者已经有人提到过了。

译采邑只有四五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诸侯拥有三乡和三军，然而鲁国作为公侯级别的大国，旧制只有两军，直到襄公十一年才建立三军，那么三乡的兵力宽裕有余，三遂的兵力闲置备用而不尽其力。其中即使夹杂采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周朝兴盛时，天子王畿内的邦国并不世袭，所以《王制》说：“外诸侯继承爵位，内诸侯领取俸禄。”那么侯国的卿大夫情况也就可知了。比如柳下惠食邑在柳下，其后代没有继承；孔子的父亲是鄹邑大夫，孔子没有世袭这个职位，就是证据。《周礼》中载师用公邑来管理甸地，因为甸地面积是乡的三倍，除去六遂的七万五千家，其余就是公邑。注疏说天子派遣大夫治理这些公邑，那么侯国就仿照这种制度，由卿大夫守卫君主的遂地，为君主征收赋税、治理军队，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天子王畿方圆千里，那就空旷广大了。除去一百里为郊，二百里为遂，每面还有三百里，方圆千里等于一百个方百里，即百万井。内部四百里，四个四百里为十六个方百里，即十六万井。此外三百里的稍地，五百里的县地，五百里的疆地，还有八十四万井。实行助法应当有六百多家，多么广大啊，有什么容纳不下的呢？

如果公侯的封域，不止一百里，不仅《诗经》有记载，就是《孟子》也有记载。《鲁颂》说：“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明确将山川、土田、附庸分为三件事，土田是一百里，而山川和附庸则是根据功劳来赏赐，不在一百里之内。所以《孟子》说：“天子巡狩，诸侯进入其疆域，田地开辟、人民治理，就有庆赏，庆赏以土地。”这是说诸侯一百里的初封有定数，而此后，每十二年一次巡狩，那么庆赏的土地怎么计算呢？所以《周礼》约略其数说：“公不超过五百里，侯不超过四百里，伯不超过三百里，子不超过二百里，男不超过百里。”注疏说：“这是为了等待有功而增加其封地，是正确的。”所以周朝有爵位尊贵而国家小的，爵位卑下而国家大的，比如虞、虢，是公爵但没有功劳，只守一百里；鲁国是侯爵地位卑下，但因为功劳多，地域反而大，就是这个缘故。

况且五百里、四百里的说法，职方氏有明文记载。说：“凡是邦国方圆千里，封公侯若干，以此来周知天下。”意思是设立这种方法来统校天下的土地数量，不是说一州之中必定有四个公、六个侯、十一个伯、二十五个子、一百个男。不是说天下必定开辟方圆七千里都实行封建。贾公彦说：“周朝封公的，只有二王后、东西二伯、诸君罢了。现在一州有四个公，那么四个八就是三十二个公了。试问八百年间，曾经有三十二个公吗？”

而且即使中国方圆三千里，也不全是封建。《周礼》问：“《王制》说三等之外，其余作为附庸，闲田作为附庸，必须赐予闲田，也必须赐予。”《鲁颂》说：“赐给他附庸。”这是赐予附庸。如果是闲田的赐予，那么自有赐国、赐土、庆地、赏地。《礼运》说：“天子有田，用来安置他的子孙。”说的是王的子弟应当受封。所以宗人的职责，掌管封王子弟的事，并且区分同母、异母、亲疏，比照公卿大夫的三等。而公在朝廷，已经食用正田，致仕之后，又有副田。即使公卿不必世袭，而继世食用父亲俸禄的，又有世禄的田。这些作为闲田所有的，错杂不一。所以厉王、宣王之后，还有封郑、封小邾的事。那些食用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这又是防微杜渐的意思。说是公侯等难以用有功增加的土地，赐给他山川附庸，而不敢全部接受，仍然用其一半或三四分之一供给天子，以此来相互维系。

至于《周礼》所说的地域与《孟子》《王制》仔细考察也不相差太远。《大行人》章说：九州六服，侯服为王斥，侯甸服为王治田，男服任王职守，采服为王事民以供上。距离王畿二千里通共为五千里，这是中国的土地[《禹贡》王畿内称为甸服，王畿外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通王畿为三千里。再外五百里即为要服，五百里即为荒服，大概是中国逐渐开拓逐渐广阔]再外五百卫服为王卫御，就像汉朝的匈奴自请保边一样。又外五百要服，也称蛮服，要朿羁縻之，就是汉唐的外夷有定时入贡的。其实封建之地，周朝大约五千里，看庸、蜀、羌、茅、微、卢、彭、濮受周役使，吴、楚受周封赐就可以看到了[五千里，五五为方千里者二十有五，为百里之国者二千五百国，除去山川斥泽城邑沟洫去掉一半，正好像现在州县的数量，州县大约百里，百里以下也用地田不计山川]《王制》虽然说天下方圆三千里，而东西南北都有未尽之处，比如东海东边的辽左，恒山北边的大同等，都是古中华地而没有计算在内。如果孟子说千里者九，那么是专门就七国衰微时而言的。

又按《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朱注认为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这是不对的。乡遂贡，都鄙助，是汉儒注解《周礼》“遂人十夫有沟，小司徒九夫为井

译（前文省略），认为乡、遂以及遂、稍、县、疆四个等级，公邑都采用贡法，都鄙则采用助法。这是天子邦畿千里之内的制度。到了诸侯国，《春秋》经明确说“初税亩”，《左传》说“榖出不过籍”，《公羊传》说“古时实行十分之一的籍法，税亩是不合礼制的”。可见诸侯国只实行助法。《孟子》推崇助法而不推崇贡法，但在这里却说“请”，大概是斟酌古代制度，其意是实行助法的占十分之九，实行贡法的也只占十分之一。所谓“国中”，是指乡遂之内、国城之中外的区域。《周礼》太宰九赋：“一是邦中之赋，二是四郊之赋。”小司徒掌管稽查国中及四郊、都鄙的成年男子和家庭，明确将郊以内定为国中。天子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六乡二百甸为六遂。诸侯国则《尔雅》说：“邑外称为郊，郊外称为牧，牧外称为野，野外称为林，林外称为垌。”郭璞注说：“邑，就是国都。”假设百里之诸侯国，五十里为边界，边界各十里，那么天子五十里为郊，郊以内为国中；诸侯十里为郊，郊以内为国中。这块地方不到国土的十分之一，狭小且靠近城市，是国君、卿、大夫居住的地方，朝觐会盟所经过的地方，田猎出兵所经由的地方，苑囿园廛所占据的地方，所以难以划分井田为方形，而只实行贡法罢了。况且《孟子》自己说“乡田同井”，难道乡遂是用贡法吗？再说诸侯百里之地，仅得天子土地的百分之一，如果三乡三遂都实行贡法，几乎就没有土地来实行助法了，这可以吗？

译孟子说：“夏代实行五十亩土地缴纳贡赋的制度，商代实行七十亩土地实行助法的制度，周代实行百亩土地实行彻法的制度。”那么，每当一位新王兴起，必定要毁坏并改变原有的田间沟渠，这让人不胜其烦。有人说土地面积其实没有不同，只是三个朝代的度量衡尺有大小之分罢了，这种说法也无可奈何，姑且这样讲。后来看到《考工记》中匠人的疏解说：“五十亩而贡，是根据‘一易之地’（休耕一年）的情况而言；七十亩而助，是根据‘六遂’中上等土地百亩中有五十亩休耕的情况而言；百亩而彻，是根据‘不易之地’（无需休耕）的情况而言。”大概大禹刚平定水患时，土地尚且荒芜，所以百亩土地只耕种五十亩，休耕五十亩；商代土地逐渐熟化，所以百亩土地中休耕三分之一，耕种七十亩；周代土地完全熟化，就全部耕种，这似乎比较合乎情理。

《拟太平策序》中论述《中庸》“为下不倍”时说：不是天子就不应议论礼制、制定法度、考核文字。然而《论语》却记载孔子与颜渊谈论夏代的历法、商代的车驾、周代的冠冕，推究三代先王的得失，这是为什么呢？《中庸》所说的“议制考文”是指实际执行这些事务。孔子与颜渊则是进行辨析讨论，以等待君主和宰相的采纳，就像后世臣子向皇帝献策一样。我年轻时阅读《资治通鉴》，看到王旦献上的《太平十二策》，心里暗自赞同，但可惜那本书没有流传下来。汉代儒者曾说：《周礼》是周公用来实现太平盛世的书。宋代有人说：儒者要为往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如今有幸身处太平盛世，君主耳聪目明，让士人都能陈述意见，如果不思考治理太平的策略，那就辜负了儒者的身份，不符合“为下不倍”的道义了。于是我在枕上依据《周礼》，拟定了《太平策》，如下：

七十三岁的病夫李塨拟《太平策》卷一：

天官（六官，唐代称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冢宰统领六官，辅佐朝政，选拔建立官员。《周礼》中六官之外没有其他官职，比如后世的大理寺可以废除，因为已有刑部。翰林院古时没有，增加浮华的文辞，应当废除。通政司是古时“纳言”的职掌，责任很重。自汉、唐、宋、明以来，都由宦官近侍传达命令，所以乱政频繁，小人弄权，应当任用士大夫，将通政司设在宫门内，早晚传达皇帝的命令。即使下至县令手中掌握文书的人，也应由六衙中贤能的士人担任，不应用他们的仆役。这样政令才能顺利执行，上至府、藩，下至宣达，都是如此。

《周礼》中冢宰向君王建议爵位和俸禄的授予与剥夺，驾驭群臣。小宰用六项标准考核群吏的政绩。大司马举荐贤才、表彰功劳。司士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授予俸禄。如今郡县制比封建制在升降官员方面更为频繁，应当由冢宰掌管，而由司马辅佐，分别设立机构。比如选司掌管选拔、补任和晋升，考功司掌管考察、降职和惩罚，验封司掌管百官的封爵，稽勋司掌管百官的制丧、终养、世袭职位等事务。

三代治理百姓，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没有不被治理的。汉唐的贤明君主不扰民，并不是不治理百姓。况且百里才有一个县令，即使想治理，也没有办法。不实行封建制，难道不实行类似封建的乡制吗？难道不世袭而传贤吗？难道不长期任职而加重其权力吗？《周礼》中乡里五家设立比长，由下士担任。现在可以从十家开始，选出一位杰出者（或有才或德）担任保长，督察十家，作为未入流的官员。十个保共百家为里，里师由下士九品担任，督察十个保长。早晨出民，晚上入民，以督促农事。每年考核一家种桑麻多少，园蔬多少，牛马鸡猪多少（孟子说每家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也不是定数，因为过多反而妨碍生产），女红也加以稽查。查究奸邪盗贼，驱赶游手好闲之人，征收赋税，教育百家的子弟，八岁适合进入小学的，事务繁杂就设置佐官，也由下士担任。

水边、高地、民居分散不能百家聚居的地方，合并几个村落凑足百家，十里为邑，千家由中士担任邑宰，八品。教育邑中的学子子弟，督察十里里师的政事，事务繁杂设置佐官由下士担任，晋升为中士辅佐。十个邑共万家为乡，乡正由上士担任，七品。教育乡中的学子子弟，督察十个邑宰的政事，事务繁杂设置佐官由中士担任，晋升为上士辅佐。佐官的数量，根据事务的繁简而定。四个乡为县，或者三个乡不等，设立县尹，六品。教育县中的学子子弟，统领六衙，督察四个乡正的政事。六衙即吏、户、礼、兵、刑、工。县尹的职衔同邑宰，但考核督察乡正，县尹地位尊贵。县城中的百姓百家，也设立保长、里师；千家也设立邑宰，与城外同为乡，隶属于乡正。

十个县上下为府，府守五品，督察县政，乡里任用本地人，衙门任用县人。县、府从外地提拔的官员不超过五百里。八个府上下为藩，藩伯四品，督察府政。府衙官员七品，藩衙官员六品。各部各自选拔其属官。兵部五部呈报给吏部，吏部五部也呈报给兵部，都呈报给天子决定。藩选拔府，府选拔县，县选拔六衙、乡正衙，乡各自选拔其属官。衙门、乡呈报给县，有误则驳回；县呈报给府，同样处理；府呈报给藩，同样处理；藩呈报所用人员给吏部、兵部，任用有误则驳回，都开具票拟呈报给天子决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宰与”公举贤才的意思。

外部参用巡按，内部参用察院。三年考核政绩，师保考核冢宰的贤能与否，冢宰考核五部、都察院、金吾卫、通政司堂官以及藩伯的贤能与否。师保、六部、都察院、金吾卫、通政司各自考核其属官。藩伯考核其六衙，府守考核其六衙，县尹考核其六衙，乡正考核其邑宰，里师都有考核评语。乡上报给县，县上报给府，府上报给藩，藩上报给吏部、兵部，最后都上报给天子。外部则由巡按核实其实情，藩伯也考核巡按；内部则由察院核实

译实际上，官员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予以奖赏，中等者予以规劝，下等者予以责罚，贪婪残暴、昏庸懒惰者立即罢免，罪大恶极者予以诛杀。九年考核政绩，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三次考核均为上等者，加封爵位俸禄，但保留原职，这是为了长期任职以责成其效。必须是因为上等职位空缺，不得已才予以升迁。离任时考核为中等者，或留任或降职；考核为下等者则予以罢黜。那些有卓越贤能政绩或特别不肖的人，则另作处理。

在外，由藩司、巡按考察；在内，由堂官、察院考察，并且不时地举荐或弹劾他们。凡是堂官对属官有罪过，用鞭打记录，用文书标记，以等待考核政绩时的升降。藩伯每五年进京一次述职。内地藩司按东南西北顺序，边疆藩司按西北东南顺序，四年轮遍，间隔一个藩司进京，一个藩司两年进京，一方轮遍。礼仪上，诸侯朝见天子有庭实，鲁论中聘问有享觌之礼，左传中藩国朝见向公卿官吏赠送财物，盛世也不废除这些礼仪。藩伯朝贡时，上等士人，礼仪在三品以上者都有馈赠。朝廷考察后设宴优待赏赐，堂官各自在乡正、县、府、藩处设宴招待。春秋两季和元旦都有馈赠，外官只送米和干肉，内官只送币帛，馈赠银钱的以贪污论处。

五部正堂为三品，副堂品级同藩伯，司官为五品、六品，冢宰为二品，副冢宰为三品，司官同五部。太师、太保为一品，少师、少保为二品，九品约俸禄米三十石，钱二十贯。八品五十石，三十贯。七品八十石，五十贯。六品一百二十石，八十贯，帛十端，布二十端。五品二百石，一百贯，帛十五端，布三十端。四品四百石，二百贯，帛三十端，布四十端。三品六百石，三百贯，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二品八百石，四百贯，帛六十端，布一百端。一品一千二百石，八百贯，帛一百端，布二百端。如果俸禄有余，宁可厚养廉耻，以便于严厉禁止贪污。京官有租房的费用，五品以下加俸禄如同五品，以四品五品之间的俸禄米三百石，钱一百五十贯，帛十七端，布三十五端，其余以此类推。

学士在县任教，每年供给米三石。贡生在府以上任教，供给米五石。在各署试职的供给米八石。明代有诉讼状纸的价格，每告一状缴纳钱一百，以准备文卷纸张的费用。地方官除了俸禄外收取的，此外索取一丝一粒都算作赃款。京官府的胥吏从国子监退学的士人中选拔，府中收藏文卷，胥吏主要负责书写，而文稿的审阅则由官长和佐官自主，府吏不参与。每年供给工食米二十四石，钱十五贯。各衙门府吏中有进益的，暗中推荐为本衙门的士人、胥吏、徒役选拔。司马的兵胥有才智的，与徒役同样供给，征令行刑，三年一更换。藩府的府吏也是如此。胥徒从戍兵中选拔，县衙府吏也是如此。胥徒也是戍兵，也有班次。乡正以下的府吏由学士担任，胥徒由不戍边的官兵担任。乡正以下土著亲民，非有必须适宜转用者，不轻易升迁。离开里师升任邑宰，邑宰升任乡正，乡正升任县令，县令升任知府，也升任御史。知府升任藩司，藩司升任吏部副堂，副堂也转任藩司。县衙佐官升任县吏，县吏升任府吏，下五衙也是如此。府吏升任藩吏，下五衙也是如此。藩吏升任吏部六品司官，其余都如此。六品司官升任五品司官，五品司官升任副堂，副堂升任正堂。只有兵衙升任兵部司官，也升任金吾属官，依次转任金吾。冢宰升任师保，五部都宪也偶尔升任此职。唐虞时期水火工虞，终身一官的制度［陆世仪说：诵读则一无所长，出仕则无所不任。吏转户，户转兵，这是奖励人善于锻造而让他做工师］。

士人贡举，必定首先以孝道为标准；官员升迁，必定首先以廉洁为标准。古代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共一百二十二人。郑玄注说：君子不轻率对待女色，不必备齐。诸侯一娶九女，大夫三女，士有陪嫁，只有农工商为匹夫匹妇。后世天子仍应遵循古制，聘娶贤女立为后妃，而由冢宰管理寺人以考察她们。有过失则辅佐天子纠正。一品至四品，不得超过九女；五品至九品，不得超过三女。如果娶了而不生子，或者有所归属则遣送回去，或者无所归属则另外供养，然后再娶。庶民无子，也允许置侧室。《周礼》内宰以阴礼教导六宫，仲春时节诏令后妃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开始养蚕，以制作祭服。孟春时节诏令王后率领六宫之人种植穜稑的种子，献给王。世妇掌管祭祀、宾客、丧纪之事，率领女官洗涤制作齍盛。女御掌管在王的燕寝中侍奉，按岁时献功事。那么从后妃以下都有职事，没有闲散旷职的。这就是所谓修内治以教化天下。现在宫闱严肃，外官不得进入，应由冢宰督率寺人，诏令后妃以下执行。冢宰管理宫寺，有罪者杖责或诛杀。寺人在宫中供事，宫中供给他们衣食，不许出外与外官接触。不称官，不制禄，外尚有妇女，妇以罪没入者，女募之民间，十岁入，二十出，皆有定数。膳夫、冰、酒、酰醢及医，《周礼》都在天官，那么后世的光禄、精膳、太医等官也是如此。冢宰辅相王躬，所以都统辖他们。《周礼》掌舍掌管幕属，天官司

译右太仆隶属于夏官，都由士大夫担任。所谓供给君王使命，在前后左右侍奉，本来就不是正经的人。有统属就不放肆，禁止官员世袭，天子的儿子封为公，享有一品俸禄；公的儿子封为侯，享有二品俸禄；侯的儿子封为伯，享有三品俸禄；伯的儿子封为子男，享有四品俸禄；子男以下的后代，由宗人官统领。宗人官为四品，让他们与国子监的学生一起进入成均馆学习，学成后选拔任用。有功勋的臣子封为侯，侯的儿子封为伯，伯的儿子封为子男，元勋也可以封为公。即使是衍圣公，也不世袭，如果去世，则由藩伯和巡按公正地选拔其家族中德行、道义、才艺优秀的人继承。

参考《太平策》卷二：地官，唐虞时期司徒专门主管教化，周礼中主管教化的也主管农田和征收赋税。汉唐以后专门主管粮食税收。现在认为道德齐一、礼仪规范，教化适宜归礼部管辖。如果一个县乡正以下，农田和征收赋税由户衙督管，学校和教法由礼衙督管，那么天下一家，征收的赋税比古代多。户部也适宜按照藩镇分设机构，如山东司、江南司之类。田地有水源可以蓄积和排泄的，就挖掘沟渠和井［沟渠根据圩围的便利来修筑，水田的工费一个劳动力三十亩就可以］；没有水源而人民新开辟的土地足够分配的，就平均分配，一家八口，一百亩中等土地左右，足以让每个人的一只脚和两只手臂舒展伸直等五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如果不能平均分配，就限制一个劳动力不得超过五十亩，多的允许卖不允许买。住宅也有限制。不平均分配田地，贫富就不均，不能让人人都有恒产。平均分配田地是第一仁政。但是当今时代夺取富人的土地给穷人非常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的说法，现在思考起来非常妙。如果一个富人有十顷田地，为他留下一顷，而让九家佃户耕种九顷，耕牛、种子由佃户自备，没有的向官府领取，秋收后归还，以四十亩粮食交给地主，而以十亩代替地主缴纳官税。缴纳官税的就是古代的什一之征。地主使用五十亩，那么今天就是平分给佃户，而佃户自己收获五十亩。过了三十年为一代，地主享受地利终其一生也可以了，那么土地全部归佃户所有。如果三十年以前地主和佃户情愿买卖的，听凭他们。如果地主子弟众多，情愿努力务农的，三顷两顷可以听凭他们自己耕种，但是不得多雇佣人来占据地利。每一个佃户必须一家有三四个人可以自力耕锄才算一家，没有的或者两家、三家共同作为一家。土地不足的，一家五十亩也可以。没有土地可分的，迁移到荒凉的地方。《周礼》中遂师巡视庄稼，迁移使用百姓来补救时事的不足。每户缴纳绢三尺，绵一两，或者布六尺，麻二两，旱地挖掘沟渠徒然浪费。只与邻田栽种树木，以清理疆界，以培育材木，禁止使用银两，永远不允许充当征收。但是如果用金银珠玉翠作为器物装饰，或者杂税以钱应付，也以银两划分。士农工商四民，十家一牌，注明某人是士，某人是农，某人是工，某人是商。县里有户籍，士归学校，农归田地，工人在本乡制造，商人出行不得超过千里远贩。奢侈浪费、淫巧者诛杀。凡是行商必须里师、邑宰给他印票，计算日期回来收缴，没有印票，允许外人没收他的货物，追究他的责任。《王制》说：司空兴办事务鼓励功效，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司徒命令乡里检举不听从教化的人来报告，让他们观看学习礼仪来改变他们，不改变的迁移到郊外、遂地远方。乐正教育国子，检举不听从教化的人来报告，君王视察学校改变他们，不改变的放逐到棘寄。自从萧何、曹参以清净无为治理，因为监狱宽容奸邪而百姓开始多闲暇。自从佛老以清闲为教，而百姓开始以闲为贵，而天下靡乱。天下有一个无事可做的人，那么一个人废弛；没有一个无事可做的人，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现在士人静坐讲论无极、性天，空谈或者玩赏饮酒赋诗，或者博弈嬉戏。里巷的百姓闲居旷游，群饮聚谈，不勤学，不力农，不工商力作，都是游手好闲。司徒督管各藩，命令各县户衙督管乡官，凡是保中有游手好闲的人，保长教导他，不改变的禀报里师责罚他［自里师以上都有杖刑］，不改变的禀报邑宰责罚他，不改变的禀报乡正责罚他，不改变的县里责罚他。再不改变，士人适宜像明太祖筑逍遥楼，让他游玩而断绝他的食物，哀痛毁伤请求改正真诚的释放他，不改变的关起来饿死他。农工商背负竖立的坚木，与身高相等，贯穿木项，一澴腰一环，膝下一环束紧铁铸的，让他可以吃饭不可以屈身转发动作，发配到乡里执更守门三年，悔改真诚的才免除他回归本业，不悔改的终身如此。官员每天有事无事就是冗员，去掉这个人废除这个职位。凡是保里的百姓因事外出的，禀报印官给予票证，没有票证外出就关进监狱，回来问罪。凡是产物商有厚利的，就在产地轻微征收他的税，如布帛等民间交易的没有税。贩商或者一匹一二十文，或者银一两二分。烟草占据地利禁止它。善于《周礼》。凡是庶民没有牲畜的，祭祀没有牲口；不耕种的，祭祀没有盛器；不种树的，没有外棺；不养蚕的，没有丝织品；不纺绩的，没有麻布。《王制》实行养老的礼仪，后来引用户校年八十者一人。儿子不从政，九十岁的，他的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鳏寡孤独无依者，都有常饩。李杜说：“现在违背古制而修墓，而且迷惑于风水家，各自为茔，荒废土地失去农业，非常不是策略。适宜仿照《周礼》冢人、墓大夫的制度，国都北边，北族埋葬，只有名

译宦官显贵死后，稍微进行封土标识，在灵柩前立石柱，刻上“某公卿之墓”或“某圣贤之墓”，不允许树立翁仲石像和种植松柏，其余坟墓更不允许扩建修缮。”《拟太平策》卷三记载：“春官宗伯掌管天子及藩府县对天神、人鬼、地祇的祭祀，以及耕籍、视学、养老、恤丧、兵凶、冠婚、朝享、射饮、庠序、贡举、颁历、救护、赏赉、晋贡等礼仪，并分派各司职掌。在南郊面向南方祭天，以祖先配享，神位位于东方上位，因为天道崇尚左侧；在北郊面向北方祭地，以祖先配享，神位也位于东方上位，因为地道崇尚右侧。藩府县不敢祭祀天地、日月，只祭祀社稷、风云、雷雨以及所在地的山川，社祭遍布乡里。宗庙方面，天子设七座庙，始祖以下六代，超过六代就迁入迁庙。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若有变故，则礼仪只论历数为世次，不论伦理次序，如《春秋》中闵公的弟弟僖公，哥哥僖公继位闵公之后，而文公将僖公神位提升，孔子认为这是逆祀。《左传》认为闵公、僖公是父子关系，而儿子在父亲之前，说闵公为君，僖公曾为臣，君臣即同父子。《公羊传》认为是先祢后祖，说文公立僖公适宜入祢庙，闵公适宜升祖庙，这是论世次不论伦次。晋代庙制，兄弟同为一世，这是错误的。夏父弗忌说：‘僖公明显为昭，闵公次序为穆，而宗庙有司说这不是昭穆。’《谷梁传》也说这是违背纲纪，是没有昭穆。那么提升神位的人和讥讽提升神位的人两端不同，但都将兄弟分为昭穆两座庙。后世儒者说兄弟同一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晋代论伦次，有尊长继位者，将已祧的祖父，又请入庙，先帝已入庙者退而不纪，其错误谬误，显然可见。如果一品到九品，都立家祠，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明代制度］以收拢宗族，立公嗣，祭祀始祖以下，以收拢远族，高祖主祧则入公祠，祭祀礼仪有等级差别。祠庙如同居室，庶人在寝堂祭祀。春秋时期嫡母、生母文同礼同，应当制定制度。从天子庶子为君，以及庶人，庶子承后者，生母祔葬入庙，一同嫡礼。陆世仪说：‘藩府县官都适宜立宗庙，冠婚、丧祭都在任上行以’为民倡导，到任则请祖祢主入庙，四时祭祀，属官以班次协助；离任则迁主而继任者入之。遭遇丧事不去任，佐理摄政葬，后穿墨衰以临，退返垩室守丧，礼其吉事以佐摄。公祠则立于族居，不在任祭。以摄府县乡官约，皆土著可立庙行丧祭礼。藩伯以至京官，任非亲民，而天下人皆在焉。丧礼难在任举行。遭遇丧事即令返里治葬，守丧服阕复位，或别选人，或以人摄。若祭可于任行，但远则迁主为难，而四品以上必当祭始祖，而其主在公祠不可移，则始祖四亲立行位，率属官以祭。京官租邸无庙，祭于居室之堂，其无属官者，延僚友相礼。燕馂令，京官及藩府县乡，除朝参外，皆行朔望礼拜。父母家嗣家人，各拜其长，外拜应祀神祇。属吏拜其长。周礼仕学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师，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颁三物教法于各藩，自府下县乡吏受之，各以教其所治保长。择十家子弟八岁可教之学者，闻于里师，师选之入里学，教幼仪退让，认字学书，即解字义，先书有用字，习小九九。超过三年，十一岁不可者罢，可选入邑学。邑宰教以孝弟忠信，幼仪惟谨，习六书九章，学歌读《论语》《曲礼》。凡邑有丧祭役政，则率弟子与事。有能书之，超过三年，十四岁不可者罢，可选入乡学。乡正教幼仪加详，吹篴箫鼓琴瑟舞勺，习射御［骑即御也］凡邑乡丧祭役政，官率之执事，书敬敏有学者，超过三年，十七岁庸劣者罢。县尹选俊者冠入县学，教以智仁圣义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各阅一经，如《孝经》《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大学》《中庸》，仍入记至《易》《春秋》《孟子》《左传》，愿阅者听。若《尔雅》《公羊》《谷梁》不必名经，《尔雅》学书时已解授之。学大礼大乐，阅史鉴律例，作策论［简达而止］学骑射，凡县有丧祭宾饮兵役，学士皆与执事，掌其文书事讫，书某某德，某某行，某某艺优超过三年二十岁，庸劣者仍罢归农工商，隽者贡之府学。府守教试之，三月下者返之县乡及邑，再教之，贡俊于藩学。藩伯教试之，三月下者返之府县及乡，贡俊于太学。宗伯令成均，大司乐教试之，三［大司乐五品］宗伯又亲试之，远僻学士入京艰者，成均遗官以时至其地教试之，下退之藩府及县。”

译成均、藩府观察诸生的学业，就可以知道他们教育的高下与勤惰，因此作为乡官考核优劣的依据，并加以申诫，记录下来以等待九年一次的升降黜陟。考取合格的人成为太学生，派遣回乡成家室。县尹根据六衙的公议衡量其才学，确定其科目，兼修农、礼、乐、兵、刑、工各科。兼修多科是因为应用广泛，兼修者进入尹署和吏衙署，农科进入户衙署，礼乐进入礼衙署，兵、刑、工各科分别进入各自的衙署，试用其事务并担任主事或附事三年，大概二十四岁了。选拔明习其事的人，尹署兼修者担任里师，吏署兼修者担任吏署下士佐理政务，其余各科分别佐理各自衙署，吏、农、礼、刑科也间或担任里师，兵科也担任巡检、驿丞，工科也担任司市，农科也担任仓使。未明练者再试用三年以决定进退，晋升为下士，退则为府史。此外有天文、地理、医、卜、水、火专科的人，地理进入兵、工二署担任山原川泽等官，水火进入工署，医进入吏署，卜进入礼署，天文贡入钦天监担任天文生。成均、藩府返回士人再次教育再次贡举的礼仪，有尽人而习的，如视听言动以礼是也；有人人习之以待行的，如冠昏丧祭、士相见是也；有童子即习的，洒扫应对进退是也，不分科的，如宗庙、朝见诸典制之类，学之以待入官则分科者也。《周礼》太师、少师以大夫、士，其它肄业奏乐以供燕射，君举如上，瞽中、瞽下、瞽则皆伶工，不必士也。成均司掌教天子之庶子、庶孙，公、侯、伯、子、男之子，凡京宫子弟谓之国子，其属有下士教八岁以上，中士教十一岁以上，上士教十四岁以上，少司乐教十七岁以上，二十岁则大司乐教之。兼主教试藩所贡士，藩办事下士取之府，府办事下士取之县，在京各衙门办事下士皆取诸。藩京下士升中士，中士升上士，上士升六品司官，与藩衙同历。用小术通书，建、破等说。又每月以六甲六十日吉凶神煞多少，定修造、昏祭宜否。虚诞胶固，宜洗之。仿月令十二月分二十四气，如立春禁民伐树，覆巢相土所宜谷之类，以敬授人时。月吉则乡吏以月历各教其民，即古视朔也。设议礼司，掌一品以至九品冠、昏、丧、祭、燕、宾礼节等类。《周礼》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郑注、贾疏云：「不使嫔妇掌者，恐尊者掌则专，妬女御官卑不敢也。」于王之燕寝，则王不就后宫息也。《毛传》曰：「后妃羣妾以礼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有子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着于右手。按此则九嫔以下九人，一夜有孕不进，疾不进，月事正行者不进，满五十不进，值齐日不进，其人有父母丧不进。后当夕则王退至后宫，余俱不在后宫，而嫔御抱衾与裯以服侍王于燕寝。《内则》云：「将御者齐漱澣惯衣服栉纵笄总拂髦綦履。」然宜立制曰：「御叙三年不近者归其家嫁之。」明选驸马于民间，不伦也。凡帝下嫁，宜择大臣子弟贤者，令媒通之，而事舅姑顺夫子如士民礼。制度司掌各官冠服、舆盖、宫室、仪卫、宅兆等杀画一律，度量衡四民务一道同风。如僧、道、回回、天主等衣食行习不同者，礼衙乡吏变之，不变闻于上，屏之。四夷强梗者立诛之。考文司礼乐射御书数，考古准今为书，经史考订精核，皆刻摹颁各藩。离京远者，藩礼衙依式镌布。诸子百家及明人性理诸书，八比时文不许镌卖，文集如韩愈可观，余不许镌卖。若佛仙异书及小说，铲其板，焚其册，敢存留者问重罪。嗣祭司正天下祀典，除天子祭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七祖宗庙、历代圣帝明王文庙，藩府县祭社稷、境内山川、文庙、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士庶各祭其先，五祀里社外皆为淫嗣。如泰伯关公之贤，亦祇各祀其乡，他方不得滥设。若仙佛诸宫，一概改为民居，建造者问重罪。禁市井开酒肆羣饮，家自酿黍秔养老燕宾者听。烧锅白酒厉禁，绝民间许春秋祀社祈报，鼓吹演乐羣饮一日，以舒民劳，他日禁正乐司古乐升歌笙入合乐合语舞蹈诸法颁行藩县，今乐演出亦不必废，惟音叶律吕事归忠孝节义订册颁行。若私演男女淫媟之事之声者，毁其册，重责其人。周礼龟卜占筮在春官，宜如之，而选择时日亦隶卜筮以从事学问，则其术正也。周礼有诸史，即

译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史官，包括冯相、保章等职，即后来的钦天监；各藩王府和州县礼衙也分别设立左史、右史各一人，记录一县的事务，并掌管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文书，以及志书、传记、碑铭之类的文章。

《周礼》规定，冢宰在正月将和缓县治的法令公布于象魏，用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司徒将教化法令公布于象魏，用木铎巡行宣告，如同后世那样。后来法令繁多，无法遍行宣告，应当挑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邻里、救济贫困、禁止盗窃以及奸邪、赌博、游手好闲等重大罪行的十几条，在元旦予以展示。聚集民众时，让学士宣读以警示他们，驱使他们遵循，这比仅仅讲解让他们知晓更为有效。

拟《太平策》卷四：夏官司马掌管调遣天下的兵马，无事时修习武备、储备将才，有事时审察时机、斟酌缓急、训练军队、举行田猎、修整兵器、检阅军实，以强固根本、巩固藩篱、防御边疆、安定海疆，各自分担职责，作为冢宰的副手，讨论办理官员的才能，仿效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二十五家大约五口人计算，得一百二十五人，除去老弱妇女三分之二，得到强壮男子四十一人，挑选一名官兵，二十人应役，六十人退下，二十五家的人口田产与之匹配，大约与其他二十五家相等，配备器械。二十五家按照田赋公制，四名官兵挑选一匹马，官兵的铠甲、马草豆料，百家按照田赋公出。无事时从事自家农业，有事时上戍出征，都由官府按定额供给粮食。农闲时，里师教他们射箭和武艺，不上戍的，有盗贼则同乡兵一起捕拿。

千家出四十名官兵，县令每三个月测试他们的射箭、驾驭、击刺、火器，有空闲时随时教导他们。万家出四百名官兵，乡正每半年测试一次，冬天县兵衙到乡里教战阵，比较他们的技艺而赏罚，就借田猎仿效《周礼》，以赏罚的多少作为乡正以下官员的考核标准。戍守县境的，四乡每年二百人，负责捉贼捕盗，夜间分班巡逻。城里有战事用兵，人多时临时再调遣。乡里若干人戍守府城的，每年三百人；戍守藩地的，每年二千人，都从县里选取。一年一换，府兵衙教导府兵，藩兵衙教导藩兵，而府守、藩公、巡按御史，每隔一两年或三两年各巡视一次藩、郡、县的军队。

又有乡兵百家，除去十名保长、四名军官，兵部太学生尚余八十多家，每家出一人，挑选四十名乡兵为四牌。一牌配备二支长枪、二把刀、二张弓矢、二支鸟枪，由牌首督率。其余为火夫四十余人。里内挖掘壕沟，壕沟内挖出的土就筑成墙。设二门二铺，冬天一更一人守巡，二铺十人击鼓报警。金二铺交替传递，四夜一周。乡兵每夜十人巡逻，火夫向里师禀报懒惰者。官兵夜间一人巡逻，乡兵也是如此。里师又间或巡逻，县里也是如此。有盗贼就举发信炮，信炮、火炮依次传递到乡里及县里。火只在盗贼处举发，大家都望着火光来捕盗救火。乡兵也由各自官员教阅。县兵衙间或测试一次。季冬跟随官兵围猎田产。

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我说：“百姓强大，君主怎么会不强大？”天下处处都有粮食，则天下富足；天下人人都习兵，则天下强大。有小偷小摸，县尹、县兵衙可酌情发兵捕拿，上报上级，如果无法平定，就由郡发兵，再由藩发兵。大警需要众多士兵，天子派遣使者合符以发郡县兵［用古制铜虎符，一半留在朝廷，一半交给藩伯合符，以命令司马，司马才开始在郡县发兵］，多少听从其使用，司马不奉藩伯檄文，不得擅自发郡县兵，且没有合符。藩伯也不得擅自檄令司马，只有边疆警报可酌情发兵，不等待符节。左右藩也可酌情发兵，或旁击以分散其势力，或乘虚而入以捣其空虚。所有兵报驿递都应迅速，日夜大约五六百里。

官兵、乡兵习射，士人学射，贡士射，试士射，而在宴饮时选择官员与祭祀。藩伯来朝都射箭，又比较礼仪、比较音乐，只有六十岁以上免除射箭。那么射箭精通者出自县贡士，府、藩、成均试士步射，外官与马复试骑射。三品以下官员乘马，不许坐轿，如果乘车则复古立乘礼，六十岁以上才坐乘。那么驾驭精通者就出来了。

朝廷在西北边养马，如周非子、唐王毛仲、复明茶马旧制，用茶交换番马，而士兵都有马。民间养马或乘骑或耕田者无禁令，那么马匹充足。自蕃金吾卫兵二万，大将军训练他们；京营兵八万，大小司马训练他们。都以召募方式，二十岁入伍，六十岁退役。有田屯种，否则供给粮食。各边兵也召募，多少随其地而定，边藩统率，既屯田又守备。关津设立巡检，驿递设立驿丞。其胥吏从乡兵中选拔，捕拿奸盗，防备非常之事。

《周礼》司士在兵部，朝士在刑部，都是主持朝仪的官员，即后世的黄门、给事中。宜入礼部，其职责也主管封驳。凡是诏命下达，都由他们经手。有不便的，封还之。《周礼》有司甲、司弓矢等官，那么器械设立司守藏，应当精固如法。

拟《太平策》卷五：秋官司寇掌管天下刑罚而持其公平，各藩分司如同户部。力求不刑罚而不得，才刑罚之。刑罚源于仁爱，刑罚一人以警戒百人，以安定万民，又以此成就仁爱。《周礼》说：刑罚新国用轻典，刑罚平国用中典，刑罚乱国用重典。又说听讼，一词听，二色听，三气听，四耳听，五目听。笞杖乡县自理之。季冬乡闻县，县闻府，笞若干，杖若干，繁酷申饬之。不

译若发生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情况，就弹劾他。巡按御史也考察弹劾他。徒刑、流刑的案件上报给布政使司，由布政使司裁定。年终上报给刑部，判处某人徒刑，某人流刑。对于繁苛严酷的案件，予以申斥告诫。若仍不改正且故意出入人罪，就弹劾他。内外御史也考察弹劾他。死刑案件上报给府、布政使司，由府、布政使司复审。巡按御史参劾，上报给刑部，刑部复核，到了秋天才执行。涉及军事事务，主将当场决断的不在此列。明确问罪充军，严重贻误军机者，这是百姓中的杰出人物，国家的大事，平定祸乱安抚百姓，以此安定社稷，怎么反而把它当作罪过呢？王源说：有几项罪行应当施加肉刑。官吏贪污赃款一贯以上，就在脸上刺上“墨贼”二字，终身不被社会接纳。强盗未得财物的砍去脚，窃盗再犯也砍去脚，这样就不能再做盗贼了。赌博盗窃的根源，初犯杖责，再犯砍断右手，三次砍断左手，这样就不能再赌博了。通奸者处以宫刑，如果是双方自愿，则对妇女处以割鼻，受宫刑的人就不能再淫乱了。禁止娼妓而不改正的，幽禁起来。王源说：律例规定笞刑最多五十下，六十下就属于杖刑。然而杖刑多达二百下，一百下以上人必死无疑。于是用徒刑折抵杖刑，用杖刑折抵徒刑，用徒刑折抵流刑，用流刑包办杖刑。又有收赎等繁杂琐碎的规定，得以上下其手。不如杖刑止于八十下，更重的就判徒刑。徒刑一年到三年分为五等，没有不杖责八十下或六十下的。这说明徒刑重于杖刑，不必折抵。徒刑有劳役，流刑没有劳役。最远不过三千里，只是不能归乡寄居罢了，并不比徒刑重。应以二千里、三千里以及烟瘴边远地区为三等，而终身在该地服徒刑劳役，这样就只比死刑轻而比徒刑重。拟《太平策》卷六《冬官司事》：《周礼》说：冬官掌管国家事务。郯子说：鹘鸠掌管事务。掌管天下的地域、山川、险要关塞、地图、城墙护城河、宫室、县邑、沟渠、封疆疏浚、田地井田、仓库，各有分管的官员，以考核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的工匠。《周礼》规定乡党都有地域、沟渠树木的界限，疆界关津也是如此，这是为了巩固险要防御戎狄，并且培育人才。《周礼》司寇设有司民，掌管登记人口数量，天子拜见时汇报。现在县乡每五年编审一次，去除旧籍增加新籍，二十岁入丁，六十岁免除。适宜由工部主管力役。编审以十家牌照来标识，就没有包庇丁口、遗漏丁口的情况。府统辖州县，有的三四十座城池，广阔两千多里；有的两县两三百里，田亩有的是一亩，有的是数亩，十余亩为一亩粮，各处悬殊不均非常严重。必须依据山川形势划分藩镇，随着幅员曲折划分府县。藩镇统辖府不超过七八个，府统辖县不超过十几个。合并郡县使用近丈，除去山川、城郭、圩田涂地，让各户认领自己的田地若干，然后总计，确定上等田地粮税若干，中下等若干。建都金陵，地势柔弱；汴梁四通八达；洛阳狡狯狭小；长安雄浑坚固，在崤山函谷关控制山东，但西北险要之地不连绵不断，外人容易进入，而且后世费用繁多，运道艰难涩滞。只有燕京险要，以燕山为城墙，千里绵延耸立；漕运则以河海为护城河，巨浪直达。背靠磐石，而伸手从左腋取物，何况直接堵塞门户，千条道路戒严，天子在边境，四方全力注集于此。从甘肃到宁夏到河套到开平、大宁到辽左、开元，必须像筋骨束缚一样一线贯穿，但背部还担心其薄弱。必须夺回宁夏河套阴山、开平、大宁一带，凡是沙漠以南可以耕种屯牧的土地，全部收复，建立藩镇并派官员治理，让百姓分乡里居住，用四民之绳约束他们，像腹部包裹一样，治理屯兵守卫，这就是所谓的“幕南无王庭”。这样巩固京都燕京，那么东北的水利必须适宜开通，如虞集等人所议。凡是山水常年供给以及有池塘蓄水不竭的，专门派官员督促百姓种稻，那么南方的漕运就可以节省。恢复元人的海运，选拔熟悉海道的，在各岛设立标识，设置救船，建立巡兵，使运道没有祸患，并且以此安定海疆。海运实行，那么会通河可以废除；废除后淮河容易治理，堵塞加固清口，使淮河分流。如古淮河从洪泽湖开翟家坝、周家闸以通高宝诸湖，直趋下河，开海滨范公堤海口入海。河两岸的遥堤、缕堤已有成效，不必废除中间淤积的，用混江龙、铁扫帚等器具每年疏浚，广泛开辟云梯关下海之路就可以了。不然就仍然沿旧迹用淮河冲刷黄河，一同归于海，也可以。《考工记》说：“沟渠必须依据水势，堤防必须依据地势。善于挖沟的让水冲刷，善于筑堤的让水浸润。”说的是淤泥浸润。《周礼》山虞掌管山林，林衡巡视林麓，川衡巡视川泽，泽虞掌管国家沼泽财物，迹入掌管苑囿，都有守禁不松弛。与民共享的，因为百姓知道索取而不知道节制，竭尽盗窃争夺，势必涩滞，而民用匮乏。都设立官员培育、修缮，让人看守，如渔户、纲户之类。到了可以取用的时候，然后让取用，如茶、如铁、如木、如竹、如鱼虾、如灰炭、如人参、黄连、椒、桂、山珍、海错，都在产地量税，以后出店过关不再征税。只有鱼、翻池、草、连原、雉、兔等微物，任百姓取用无禁。盐商也在盐场征税，其售卖，任其所往。若小山泽出产微物，县乡兼管。廾人掌管金玉、锡、石之地，而设立严厉禁令来守卫。若按时取用

译那么，考察那里的土地，绘制地图并交付使用，巡查并执行禁令，像这样，后来开矿引发动乱的人就会少了。在江浙等地设立织造府，供应朝廷祭祀、朝会等各种需用。理蕃司主管外国人朝贡和交易，宝源司铸造钱币，分大小以调节货币流通。用黄铜铸造小钱，每枚重一钱五分；用青铜铸造大钱，重二钱。支付物价、官员俸禄、军饷，距离京城远的藩镇也允许铸造，各自铸上字样以区别优劣，浪费费用的治罪，有私铸的斩首。这是开中法的明确法规。招募盐商在边境屯田，开垦多少田地，就允许销售多少食盐，百姓每年出劳役三天，为官府做工也有固定的天数和仆从制度，制定定额，超过的治罪。各府县修筑道路桥梁以便利通行，开凿沟渠以排泄水涝，工部督促乡邑按时进行。各县四乡设立四个市司，凡是有市场的城镇乡村设立市长，由司市监督。《周礼》说：“没有的使其有，比如农具，没有的话农民就不方便，招引商人前来供应。有利的使其丰富，器具有利但来的少，提高价格以增加供应。有害的使其消失，比如赌具、淫邪方术，责令商人毁坏器具，奢侈的使其微薄。比如冠冕过于奢侈的。”这类压制价格，那么前来的人就少了。司市、市长，都是下士。然而市场少，市场远，那么百姓习惯朴实节俭，多的就罢免。各地的仓库，由本地官员监管；在别处的，特别设立仓使，由下士担任。田猎练习杀戮，也是实行仁爱的古礼，比如不合围、不掩捕群兽、不杀怀孕母兽、不掏鸟巢等各种礼仪，都应该颁布告示并严厉禁止。古礼如细密的网不入池塘、诸侯无故不杀牛等，都应该禁止并告示。拟太平策卷七。六部之外有师保府，太师、太保、少师、少保，由德行优异的老臣担任。天子退朝后，坐着谈论治国大道。凡是京城和藩镇上报的事务，六部大事应当送达师保府的，师保查看后禀报，天子批答。冢宰辅佐天子修身齐家，师保辅佐天子诚意正心。又有太子太师二品，少师三品，太保、少保同与天子师保府相接，但另设官署，太师由少宰转任，少师由藩伯升任。辅佐教导太子以君道，其德行、道艺与训导士人相同，其下都有中书，品级同六官司官，负责任使命令。都察院是言官，不隶属于六部，恐怕被都御史牵制。御史品级同五部，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纠正君主的缺失，陈述利弊，弹劾奸贪，传达百姓的隐情。其下属监察御史，品级同六部，各司都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对内巡视京城，对外巡按各藩镇，代替天子巡狩，三年更换一次。《周礼》太仆，在大寝门外建鼓，掌管其政令，就是后世的登闻鼓。每年由一名御史掌管，以传达冤情、传达变故、传达紧急文书。凡是奏疏以及六部的启事，都要求寥寥数语，明白通达其事即可，不得前面引证后面总结，中间诵读圣旨铺张夸大，以便观看，违者问罪。金吾卫，金吾大将军品级同都宪，以下副将依次排列，掌管禁军，不使兵权归于一部。分兵守卫宫门，稽查出入；又分兵持檄文巡逻宫城，防备非常之事。兵部军队则守卫外城。瘳忘编自序，宋阳里华子，中年得了健忘症，路上忘了行走，室内忘了坐卧，鲁国有个儒生能治这种病。华子的妻子把居室的一半请他献方。儒生说：“我试着转化他的心，改变他的思虑，大概能痊愈吧？”于是让他暴露在露天求衣，让他饥饿求食，让他幽闭求光明。儒生高兴地对华子的儿子说：“病可以治好了。”然而我的方子秘密传世，不告诉别人。试着屏退左右，独自与他住在室内七天跟随他，多年的病一朝全部消除。华子醒悟后，大怒，拿着戈追逐儒生。宋人。抓住他问为什么，华子说：“从前我健忘，不觉天地之有无。现在纷乱万绪，起于须臾的健忘，怎么能得到呢。今天天下的健忘症很严重了，在家吃饭就兀坐而忘，百姓担爵就因簿书而忘，国家诵读就因分章摘句而忘，圣贤廷献就因锤篇琢字而忘，君父。天地之若有若无，也很久了。”哀公问孔子说：“有人喜欢健忘，搬家而忘了妻子，真的吗？”孔子说：“更有严重的，桀纣竟忘了自己的身世，死节、愚忠、愚孝的行为，多是自忘其身的人。”施邦曜《绝命辞》说：“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微躯报主恩。岂非平日忘其身已久耶？”健忘严重的，以至于死而不悟，那么有人认为是疾病，而他认为是快乐，像华子，未可知也。然而世上的暴露、饥饿、幽闭，也层层尝试而更加严重，那么健忘的病症，或许也会久而当已时耶？我年纪已二十余岁，颇有踔厉奋发想要有所作为，但精神短浅，多忽忽健忘。每念孔北海“志大才疏”，辄为之瞿然，终日无已。以古人之方脉，起久疴之痼疾，乃攟摭书史大略，书之赫蹏，以当七日之诊。我的健忘，庶几差瘳乎？若以为欲医世人之忘，则余稚弱何人，固不敢妄效鲁生，致华子操戈而起也。但世有愿观者，吾当执是以往，又不敢曰“密传禁方，不以示人矣”。康熙

译癸亥年夏天，蠡吾后学李塨识［当时先生二十五岁］《瘳忘编》这一卷，始于癸亥年，终于丁卯年，后来再次获得的按次序编入下卷，数量无法预先确定。这一编，曾拿去请教天中许酉山先生，而博陵颜习斋先生则详细地鉴定。大陵张含章，丰村蠡吾张鹏举、文升，又特地为之校订。至于阅读后认为正确的，则有襄平郭金城、子固陈、于王健夫、槜李姚东明、苏门蠡吾张、而素函白阎中宽、公度彭超、翔千陑阳齐爟燧、侯齐嵩年、中岳近，又寄了几条给临城乔百一、成都费密。这是因为依偎在父母膝下，没有闲暇远游，四方君子没有请教的很多，还容许我去请教。随手得到就随手记录，起初没有次序，等编成之后，应当把叙述养民大端的分类放在前面，其余条款汇总列在后面。然而经济之学出现并问世，轻重有条理，缓急有顺序，而临机应变，参互错综，又不可以预先确定［楷按：原本两签［外皮一，内皮一］都是先生手书，序言及凡例相同。序言后有“时先生年二十五岁”，是锺君所书。内外皮各有“清白堂”三字，是锺君的堂号。序言后还有李先生图章两枚，一名一字。又按：原本出自博野锺氏，锺君荣柯，是锺浚巨川先生的儿子。巨川是我兄长，莲池书院友金若先生的后裔。金若先生的儿子锺淑子能会，受业并教恕谷先生的儿子于齐家庄。这一册应当是携去的原本，不是恕谷先生亲笔。推想序言与凡例是手写的。此外有改窜补正各条，都是先生手迹。现在照原本记在眉上。那原本交给齐家庄李裔保存。民国十年四月，后学齐树楷记于四存中学之校长室］《瘳忘编》：禹说：“德在于善政，政在于养民。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要修治，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事要和合。九功要有序，九叙要歌颂。用美善来警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使不毁坏。（六府三事，这是万世亲民的至道。说到水，那么凡是沟洫漕运、治河防海、水战、藏冰、榷酤等事都统括在内了。说到火，那么凡是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以及禁火改火等调理的方法都统括在内了。说到金，那么凡是冶铸泉货、修兵讲武等大司马的法度都统括在内了。说到木，那么凡是冬官所职、虞人所掌以及后世茶榷抽分等事都统括在内了。说到土，那么凡是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等地理之学都统括在内了。说到谷，那么凡是后稷所经营、田千秋赵过所补救、晁错刘晏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等农政都统括在内了。至于三事，是用来经纬六府的。正德，是正这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是利这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是厚这金木水火土谷之生。所以只正德而不能利用厚生，那么德就流于空无迂腐；只利用而不能正德厚生，那么用就流于机械淫巧；只厚生而不能正德利用，那么生就失于刻啬攘夺。然而究其根本，不能利用厚生的，也一定不能正德；不能正德厚生的，也一定不能利用；不能正德利用的，也一定不能厚生。这就是六府所以要修治，三事所以要和合的原因吧？后世杂霸，专讲富强，而不知道正德；迂儒专讲诚正，而不知道利用厚生，两方面都失去了。颜习斋说：“正德，是正利用厚生之德；利用，是利正德厚生之用；厚生，是厚正德利用之生。”这确实是名论啊。）《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化万民，并宾兴他们。一是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一万二千五百家］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退下后颁布给其乡吏，让他们各自教化所治理的人，以考察德行，察验道艺，按时登记其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可以任用的人，按时上报其文书。三年则大考，考察其德行道艺而举荐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率领其吏与民众，以礼体宾待他们。第二天，乡老及乡大夫群吏向王献上报贤能者的文书，王再拜接受，登载于天府，内史副署。州长［二千五百家］各自掌管其州的教治政令之法。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辅助乡大夫废兴。党正［五百家］各自掌管其党的政令教治。正岁召集民众读法，并记录其德行道艺，按时莅临校比及大比，也如此。族师［百家］各自掌管其族的戒令政令。月吉则召集民众读邦法，记录其孝弟睦婣有学者，春秋祭酺，也如此。闾胥［二十五家］各自掌管其闾的征令。凡是夫春秋的祭祀、役政、丧纪之类，聚众庶既比，则读法，记录其敬敏任恤者。《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

译司徒评定选拔士人中优秀者，让他们进入学校学习，称为俊士。由司徒选拔升入学校的，不再由乡里征召；由学校选拔升入更高层级的，不再由司徒征召，称为造士。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让他们升入司马府，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定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能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他们的品级。品级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这是周代选拔士人的方法。智慧可以应对变化，仁爱可以长久行仁，圣明可以驾驭事物，智慧用来料理事务，这是言语层面的；圣明以自身为准则，俊秀、锋利、机智、神妙，这也是言语层面的。并非指达到极致的圣人。义是内心有所节制，中是内心不偏颇，和是内心没有乖戾。并非《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极致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德行，全面的德行，有用的德行。世人多把宽厚朴实当作德行，那只是愚民的德行罢了，怎么足以穷尽德行呢？孝顺且顺从父母，友爱且敬重兄弟，和睦且融洽族人，姻亲间情意深厚，姻亲间信任且成就，机敏干事且体恤他人，分担灾祸急难，这才是真正的品行，全面的品行，有用的品行。后人多把气节风裁当作品行，那只是节士的品行罢了，怎么足以穷尽品行呢？至于六艺可以用来修身齐家，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与诗赋时文的无用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了。古人出行必定乘车，作战必定用车，所以重视驾车。后世不纯粹用车，明代高宗于是用律法改变，这是错误的。今人出行必定骑马，那么骑术就是古代的驾车之术。书生白面书生拿着缰绳却颠倒失措，见到马踢咬就震惊害怕，以至于一旦一人疾驰，百人皆奔逃，甘愿成为鱼肉也不推辞，那么骑术的学习怎么可以有一人不练习呢？至于轿子，是用人的力量代替畜力，就是古代所说的乘坐人力而比拼敏捷。王求礼难道没有上书劝谏武则天吗？况且它是无用的东西，不用也可以，专门供至尊者使用也可以。鲁生说礼乐百年后才会兴盛，确实迂腐。上面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厉害。以功名奔走天下，谁不是草芥呢？况且百年后兴盛，这只是借来粉饰太平的工具罢了，并非片刻不可离，想要用礼乐来均衡天下，见识也太偏颇了。选拔士人的方法到周代已经完善，没有可以超越的了。它所蓄积的人才，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后世的开创者也不能企及。现在恢复这种制度，即使偶尔有参酌调整，但大体上绝对不可改变，改变了就是扰乱正道。胡寅说：选拔士人没有比乡举里选更好的，没有比词章更不好的。近世如邱琼山、冯慕岗等人都有这样的言论，大概是有识之士共同看到的。但必须以学校为先，学校兴盛则礼乐明达，文武合一，人才聚集而选举不会滥竽充数；否则就把庸碌老成、谨小慎微当作道德，把放纵奢侈、狂妄不羁当作才略，而选举因此废弛。选举实行则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得以举荐，三事（六府、三事）得以修明，人心振奋而学校不成为虚设；否则就把讲解性理、说教书本当作学问，把敲击笔墨当作文章，而学校因此废弛。所以学校与选举是相互成就的。尧舜有三事六府的学问，因此有《尚书》中的二典，如果没有这种学问，本来就没有这些书了。周公有制作礼乐的学问，因此有《周礼》《仪礼》，如果没有这种学问，本来就没有这些书了。孔子有祖述宪章的学问，晚年不得施展，门人想把它垂范后世，因此有《孔子家语》《鲁论》，如果没有这种学问，也没有这些书了。学问蕴藏成为志向，志向在于解阜（安乐），于是有《南风》；志向在于匡正四国，安抚万邦，于是有《东山》《棠棣》；志向在于东周，于是有《龟山》，如果没有这种志向，也没有这些诗了。后人不学习古代圣人的学问，不树立古代圣人的志向，只是阅读古人遗留的书，以模仿作为诗文，致使天下竟然没有像二典那样没有府库军队的记载，没有像二礼那样制作礼乐的记载，没有祖述宪章的言论，没有志向在于解阜、匡正安抚、东周的《南风》《东山》《龟山》，难道不奇怪吗？况且汉晋的辞赋必定艰涩怪异，唐代的声律必定雕琢华丽，宋明的古文必定浩渺幽深曲折，将一生的精血筋力都消耗在这些流派上，而至今才子儒生把诗文著述当作第一学问，胸中书籍如薮，笔下文章如河，等到出仕应对世事，却茫然无知，被童妇观看所嘲笑，如果不是被文墨束缚，而用力于圣贤的实学，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前人错误地看待古代圣人而害了自己，又遗留下来害了后人，后人于是互相伤害，那么才子儒生的蒙尘遭祸，将何时终结呢？如果有具慧眼的人出现，浮泛的诗文不用秦火也能烧尽了。读全部的《论语》，不算读了《论语》，只要实行“学而时习”这一句，就算读了《论语》；读全部的《礼记》，不算读了《礼》，只要实行“毋不敬”这一句，也算读了《礼》。比如老师教弟子说：“你向南走。”弟子不学习他的说法，就向南走，老师未必不喜欢；坐着不动却也学习说：“你向南走。”老师未必喜欢。人的精神有限，诵读多一分，就躬行少一分。况且书籍这种东西，容易沉溺而无穷无尽，将导致终身没有可以实践的日子吗？宋明以后的学者按照书本定案，固守书卷，低头折腰，养成如妇人女子般的习性，不仅学问经济都没有，连自己的精神力量也没有了。面对天下跳踉不安，束手无策，这可以为之长叹了。古代所谓的文、诗、书、六艺，不像今天的牙签万轴（书籍众多）。学习诗是为了歌咏诗，不像今天读尽全诗

译罢了。读书是为了观察政事，不像现在这样读书，只为了记住一句话不忘。至于六艺，更是亲身实践的功效，不是仅仅诵读经文，而是身体力行，光彩照人地体现在自身，光辉灿烂地显现在世间。所以说，如果认为学习诗文就是博学于文，那么孔子为什么不教人读《礼》而只让人习礼？为什么不教孔鲤读《二南》而让他直接践行《二南》？况且孔孟必定熟读《诗》《书》，但引证时却多有错乱，比如《简在帝心》等篇，这是为什么呢？诗文的弊端已经如此，何况现在的科举文章，眼睛不必通晓经史，心里不必思考圣贤，只是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每科考试出来，文稿墨迹堆积如山，书肆刻印日日耗费枣梨木，天下求购日日浪费金钱。忽然过了三年，又有一科考试出来，而以前所行的文章都被废弃搁置在高阁，买新的丢旧的，没完没了。沉溺于此的人，揣摩风气，揣测时尚，务必使正直的心肠十丧八九，闭门低头，张着嘴耍弄舌头，偶尔听到一点世事，就急忙跑开怕扰乱心神。近的十几年，远的五六十年，仅仅这样才得到。试看他们的样子，已经形体麻木精神灰败，腰背折断筋骨萎缩，郁郁无生气了。一旦进入仕途，却又指望他们强力治国，这难道不是要求黑变成白吗？真是荒谬啊！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那么有虞氏的米廪，夏后氏的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泮宫，都是学校。所以乐正推崇四术，设立四教，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士人。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国家的俊才，都去那里学习。《周官》小司徒的职掌，师氏掌管以三德三行教导国子，保氏掌管以道养育国子，于是教他们六艺。又《春官》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以治理建国的学政，而集合国家的子弟。大胥掌管学士的权板，以等待召集诸子；小胥掌管学士的征令，而编排他们。太师教以六德、六诗、六律，钥师掌管教国子舞羽、龡钥，都是这些事。《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说：“凡是学习世子及学士，必须按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都在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辅助；钥师学戈，钥师丞辅助。胥鼓南，春诵，夏弦，太师教导。瞽宗秋学礼，执礼者教导。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是祭祀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都小乐正教导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都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这是唐虞三代立学的教法。尊德性，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哪有所谓静坐观空以为尊，多读讲书以为道的呢？）自从秦火之后，汉武帝设置五经诸博士以教弟子。光武帝选取聪明有威重的一人为祭酒。晋武帝增加助教。隋炀帝改大学为国子监，初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唐龙朔二年改国子监为司成馆，祭酒为大司成，司业为少司成，博士为司成。宣业后又改为成均监。总之不离于传经诵读而已。到了宋明而道学名立，国学轻，家学重，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与汉唐相比高下如何？虽然齐高帝建元中置治礼吏，陈有律学博士；隋开皇中书算学各置博士；唐也有书学算学之设，但比起古法只有千百之十一。三物四术，几乎晦蚀殆尽。一入士途，开始把经书置于高阁，而从事于礼刑兵农，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这是天下所以少成材，朝廷所以多废事的原因。唉！前古后今，判若黑白，成败顿殊，异若霄壤，有志世道者，能不思考吗？今世之学，既趋于读书了。即以书论，礼以行之，不是专为诵读设的。至于备参考，则三礼以及唐开元礼，历代史礼志，大明汇典诸书，都可保存。书以道政事，春秋廿一史，是这类。易明天道，善人事，是卜筮之书。四书、孝经、家语，是圣贤之经言。七书之类，所以备武。古乐无传，后儒言乐之书，可备考者宜存。诗与乐为一者也。金木水火土谷、射御、书数、天文、地理、医卜、畜牧等书，都当存之，不可废。至于诸子杂集、佛道邪说，徒乱人目，则当付之秦火中。然而自唐宋后，儒者乐著述以沽名，经书注疏纯疵各半，天文律历真伪互出，非身亲体历，即研究正学，也只为古人愚而已。唉！我们不生在商周以上，使三代家传口授之事，徒求之载籍中，何不幸之

译（甚欤）在家，孩子能进食时，教导他用右手；能说话时，男孩应答“唯”，女孩应答“喻”；男孩佩带皮革饰物，女孩佩带丝织饰物。六岁，教他计算和方位名称；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就席饮食，必定让长者先行，开始教他谦让；九岁，教他计算日期；十岁，出外就学于外傅，住宿在外，学习书写和计算，衣服不穿丝绸的短袄和裤子，礼仪遵循初始的规矩，早晚练习幼年的仪节，请求外傅教导，务求简朴而诚信［肄，练习；简，不繁琐；谅，诚信。意思是请求外傅教导，不繁琐而切实尽到功夫］。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跳勺舞；成为成童后，跳象舞，学习射箭和驾车；二十岁行冠礼，开始学习礼仪，可以穿皮衣和丝绸，跳大夏舞，笃行孝悌，广博学习但不施教，只在内修习而不外显。三十岁成家，开始处理男子的事务，广博学习没有固定方向，顺从朋友，观察志向。四十岁开始做官，针对事物提出谋略和思虑，道义相合则服从，不合则离去。五十岁被任命为大夫，担任官职处理政务。七十岁退休［郑康成注说：先学勺舞后学象舞，这是文武的顺序。大夏，是文舞武舞兼备的乐舞］（古人学习的次序如此，哪有专门从事文墨的人呢？以孔子的教导，由、求等人的学习，只传承和习练兵事、农事、礼乐，现在的儒者可以对照看看了）《文王世子》说：“凡是学习世子及学士，春夏学习干戈舞，秋冬学习羽钥舞［郑注说：干戈，是万舞象征武舞；羽钥，是钥舞象征文舞］。《周礼》夏官的司兵掌管五种兵器和五种盾牌，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司戈盾，祭祀时授予旅贲殳，所以士戈盾授予舞者兵器也是如此（从前阴康氏担心人们多患脚气病，于是制定舞仪，教导人们疏通关节，百姓因此和顺，帝王相继兴起，以文武之道整顿，后世懂得舞意的人很少，懂得武舞之意的人更少了。其意图是让人每天习武而不松懈，让人每天习武而不觉得厌倦，更让人日渐磨练，视之如手足，饮食舍此则筋骨纵张，气血溃败而无法生存。所以《周礼》舞师教野舞，《乐记》说：“天子夹振之而驷伐”，又说：“冕而总于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没有不习舞的。后世失传了武舞的方法，而武艺技击另成一事，儒者披甲胄而面红，持戈矛而惭愧出汗，以致天下都像痿软之人、幼妇娇女，可叹啊！一人持戚而进，一人持干而御，不是习武是什么？况且司干掌管舞器，乐师掌管舞教，这在春官中已经详细记载，而司马所属又授予舞者兵器。又《乐记》“夹振驷伐”，注疏说：“二人夹舞者振铎以为节”，则舞者用戈矛四次击刺，这都是实用兵器来舞，而不是仅用朱干玉戚。郑世子精通律吕，却认为干戚不是兵器，大概也是拘泥于文人的见解。至于射箭，则是无时不习：祭祀时射，宴享时射，朝会时射，选士时射，田猎时射，询民时射。只是射学，洪武曾大力命令天下推行，而舞则存而不谕，所以我特别标举它作为法则）《周礼》“大宗伯以军礼统一邦国，大田之礼，是简阅民众”。《大司马》“仲春教振旅，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战阵，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马上鼓］，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用以教导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的节律。于是进行搜田，有司立表貉祭，誓众鼓噪追逐围猎，禁止火弊［止也］，献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的阵势，群吏整理车徒，宣读书契，辨别号名的用途。帅以门名［鲁东门襄仲类］，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食采邑之臣］，乡以［州长至比长］州名，野以［公邑大夫］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别军中的夜间事务，其他都如振旅。于是进行苗田，如搜田的方法，车弊献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的阵势，辨别旗物的用途。王载大常，诸侯载旗，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战旐，军官载旟，各书其事与其号。其他都如振旅。于是进行狝田，如搜田的方法，罗弊献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阅，前期群吏告诫众庶，修习战法。虞人莱［除草］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第一表］，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阵，皆坐［跪］，群吏听誓于阵前，斩牲以左右狥阵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二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走驰，徒及麦［四表］乃止。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

译退至第一道防线，军队坐起动作如常，于是进行狩猎。以旗帜作为左右和门的标志，众官吏各自率领车兵步兵依次出和门。左右排列车兵步兵，由有司加以整肃。旗帜插在士卒之间，以划分地域。前后设有屯驻，每百步有官吏巡视前后。险峻的野外以步兵为主，平坦的野外以车兵为主。布阵完毕后，便设置驱赶和迎击的车队。有司在阵前举行表貉祭祀。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众司马摇动铃铎，车兵步兵都起身。于是击鼓行进，步兵衔枚而进。大兽归公，小禽归私。捕获者取下左耳以及所杀野兽。鼓声停止，车兵步兵都喧哗。步兵于是陈列所获禽兽，在郊外烹煮野兽。入朝献禽以用于享祭和冬祭（这就是唐虞时代的虞政，三代时期的田政。不称兵事而称虞称田，是隐晦其意，赋予礼的名义，使人习惯并安心。并且让人知道杀伐勇战都是礼的一部分，不可片刻背离。四时的振旅等训练，就是后世的教旗。随即用于田猎，就是后世的教技。但汉唐宋明，不是失之于形式化，就是失之于繁重，否则就是顾此失彼，不如周制完备而无弊端，隐晦而可长久。因为杀人不可为常，所以杀兽来试验。因为奔赴战场是人们所劳累的，所以获得禽兽来使他们欣喜。禽兽虽然多，天子只取三十，其余分给士众，在激励劝勉之中，仍显示尊王之意，与后世猎获各归个人的情况，体统大不相同。祭祀则有田猎，朝会则有田猎，无时不操兵而不存其名，与后世京军困于频繁操练的情况不同。用艾草兰草作为防线，设置毡帐作为辕门，则无越界之地，与后世驰骋禽荒的情况不同。练习五种兵器，车轨尘土飞扬，马匹等待蹄声，掩捕禽兽成列，覆盖以毛布，阻碍以车轴，越过防线不追逐，以示不跟随奔逃。面部受伤的不献，以示不杀。迎降不成禽的不献，以示不戮。幼稚与后世教阅仅应故事的情况不同。中春振旅，王执路鼓。中秋治兵，王载太常。与后世命官诿帅苟毕乃事的情况不同。而至于颁禽仍习射于学宫，射而中，田不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其所以裁假冒、练武艺者，何其严！一年四举，三年大阅，而因事之田猎习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备者，何其密！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其练习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习一事，冬则加详焉。其所以练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兴，而诗人首歌《车攻》《吉日》二什，他不称焉，不可以知古人之所重哉！后世如君之洪武、宣德，儒之吴澄、邱浚，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它君如魏太武、元世祖，专以杀戮为事，兵虽强，而豺狼矣。晋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虽仁，而禽犊矣。至士之无深识者，又动以田猎为谏，而不知复古制，何足称欤？何足称欤）武王诛纣，已乃复出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人荷罕旗以前驱。武王弟叔武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大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鉴取于月］卫康叔封布滋［席］召公奭赞釆，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都哉四臣之遗也。桓桓武士，温温恭人，一人耳。后世大儒高视阔步，薄奔走御武为勇夫之事，渺不见此等威仪矣）西伯阴修德行善（阴之为用，善矣至矣。上不拂酗主，下不失民望，中以凝承天命，蔑以加矣。后人谓果如此，则文王有阴取天下之心。夫文王之阴修德行善，时也势也，何计天下？然以仁伐暴，即取天下之心，文王亦有之）宋干德九年，帝欲留都洛阳，羣臣咸谏，帝弗从。晋王光义言其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晋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曰：“在德不在险。”帝不答。晋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弹矣，乃还东京（此万世建都之龟鉴也。王宗沐曰：有水则景德、元佑享其全，无险则宣和、靖康受其祸，艺祖若操左券矣。汴一望平坦，洛规模狭小，平坦则守兵必多，狭小则头目不重，况与西之三边、东之二辽渺远阻隔，仍须重兵防守，内外非数百万不可，天下何以堪此？且汉唐而后，边守渐重，精神分懈，则不能支，宋之瓦解可寒心也。故今日燕京之建，直塞门户，干掫戒严，天下精神全注于此。自河套而兴和、大宁而辽左

译经络贯通筋骨，一线贯穿而成，险要之处以医无闾山、燕山为城墙，粮饷则以黄河、大海为护城河，背靠磐石般稳固的地势，伸手从左腋下取物，哪有比这更便利的呢？如果定都长安，漕运就艰难了；如果定都金陵，则天下局势显得突兀不稳，除非河套、兴和、开平、大宁等地全部收复，否则燕京背后受迫的隐患，又不得不长远考虑、反复顾盼。《唐书·食货志》记载：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称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官议论钱币轻重问题，现在根据群臣杨于陵等人的议论，恳请天下的两税、专卖盐利、酒利等，全部用布帛、丝绵等当地特产来充抵赋税，不再征收现钱，这样物价就会逐渐上涨，钱价就会逐渐下跌，农民就能避免贱卖布帛的困境。我认为群臣所议论的事，都极为恰当，对公私都有深远利益，皇上既然不专门以钱币作为赋税，人们可以用自己的产品缴纳官府，钱币的轻重必然均衡，农田和蚕织业自然会更加广阔。自从赋税折纳银钱以来，导致谷物廉价而伤害农民，末业昂贵而消耗兵源，贫民耗尽国力，弊端多得不可胜数。古人规定百里内缴纳总赋，二百里内缴纳绖布，三百里内缴纳秸服，四百里内缴纳粟米，五百里内缴纳稻米，这种制度非常好，只是后世财政开支浩大，运输道路艰难，所以难以完全照搬古法，现在应当变通：远离京城的地方折纳实物，靠近京城的地方缴纳本色，难以运输的地方折纳实物，容易运输的地方缴纳本色，供给朝廷的折纳实物，本地开支的费用缴纳本色，这样天下就不必担忧储备枯竭，士兵和百姓都能得到休养生息。钱币的设立，先王原本是为了救荒而设，后世于是沿袭执行，因为它携带轻便且能传送到远方，是流通天下的手段。如果不轻便且能传送到远方，衣食之计怎么办？宋代陈耆卿说：粟米布帛是百姓所有的，钱币是百姓所没有的，百姓各自缴纳粟米和布帛，而官府让他们缴纳钱币，这本来就不对，这是说征收钱币不可行。元太宗时，张晋亨说：“各地土产不同，根据当地特产来征收赋税，百姓方便且容易满足。如果一定要求缴纳银两，即使耗尽百姓家产，也无法办到。”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允许缴纳其他物品，从此成为定制。这是说征收银两不可行。明朝初期还征收各种实物，等到张居正执政时，担心有关部门分派额度扰民，于是全部折算成实物，称为一条鞭法。而北方缴纳粮食，到现在就纯粹用银两了。加上民俗日益浇薄，习惯于奢侈，人情往来，没有钱币和银两就无法进行。冠婚丧祭的费用，珠翠绫缎、海珍山材，都是远方转运而来的物品，没有钱币和银两就无法交换。这与古代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的情况，正好相反。钱币怎么会不昂贵呢？所以灾年时百姓饿着肚子等待救命，丰年时粮食非常便宜，钱币非常昂贵。即使有满箱满筐的收入，也会顷刻间荡然无存。谚语说：“灾年商人受害，丰年农民受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农民所期望的，只是有个好年景罢了，可是好年景反而让他们受害，这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受害。以至于河南、山东等地，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粮食丰收却没人购买，赋税徭役和人情往来，让人愁叹无聊。更有锁上仓廪，躲避催缴而逃跑的人。古代剩余一三分粮食就是快乐，现在剩余一三分粮食却是痛苦，这不是非常奇怪吗？汉代贡禹等人，想要完全废除钱币，只以谷物布帛为本。吕祖谦虽然认为他们矫枉过正，但难道也是毫无理由的吗？现在只有赋税使用本色，并且教导百姓勤于种植和畜牧，饮食取自宫中，材木取自宫中，布帛取自宫中。以至于人情往来，全部用粟米布帛，婚丧所需，从俭从便，务必取用就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粟帛货物互相交换。至于钱币和银两，只是储备起来作为流通的工具罢了，不专门依赖它来使用。这样，不仅百姓产业日益丰饶，而且民风也会回归古代。这难道不是很好的吗？百姓使用钱币，那么商人就能操纵他们的奇货可居，以至于沾泥涂足的人，没有升斗的积蓄，而追逐末业的人千仓万箱，坐享厚利。等到灾荒匮乏时，又拿出所得的粮食，抬高价格，来控制农民的急迫需求，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当权者应该怎样动念呢？士兵不自己劳动，而领取的粮饷又多以折色银钱到手，自然想到奢侈浪费，这是人之常情。谁能筹划终年所需，并加以节约呢？而且灾年丰年时有粟米布帛的价值不同，所以现在当兵而富裕的，大概千百人中未见一人。一旦突然有事，兵马聚集，没有敖仓、黎阳的储备可以作为粮饷，千里运银到一处买粮，米价飞涨，无法询问，士兵受害，用饷银多而国家受害，一隅收获的粟米能支撑多少，百姓已经匮乏而流亡道路，乐土变成荆棘之地。上下交困，与孙武所说的远途运输昂贵相比，现在不止十倍。怎么能不忧虑呢？古代斗米七千，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又有敌人围城，富家都抱着金玉而死，难道不知道积粟的前车之鉴吗？天下钱粮大约十分，以三分作为储备，以七分作为开支。一年储备大约十分，以四分储备在京城，以六分储备在天下。天下处处都有粮食，那么天下就富裕了；天下处处都有士兵，那么天下就强大了。刘季仁爱护百姓，喜欢施舍，心胸开阔。我曾经说，掌管内部能运转天下，胸怀能包容天下，肩膀能承担天下，就是真正的帝王。又曾说，汉高祖、楚霸王都能承担天下。

译然而汉高祖的担子刚劲而长远，楚霸王的担子刚劲而短促，这就是成败不同的原因。楚国建都彭城，与天下呼应不灵；汉朝建都关中，与天下呼应灵敏，这是第一个长处。楚霸王所到之处残杀屠戮，百姓都畏惧他；汉高祖约法三章施行仁政，百姓乐于为他效力，这是他所承担的使命，这是第二个长处。楚霸王所在之处每每获胜，却不能用人，其他地方都溃败；汉高祖善于用人，关中因此稳固，魏、赵、燕、齐等地以下，如同一个人身体凝聚站立，两只手臂拿着百尺长竿，左右前后随手落下，这是第三个长处。汉王在彭城战败，家室失散，只得到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命令太子镇守栎阳，诸侯王在关中的儿子都聚集在栎阳作为护卫。斧钺破损，士气无法恢复，却立即确定这一重大方略，多么卓越啊！孝文帝元年，有关官员请求尽早确立太子，孝文帝谦让不认为自己有德行说：“应当广泛寻求贤圣以及各位诸侯王。”坚持请求才答应。元年就确立太子，制度多么完善！孝文帝的谦德，有关官员的守节，双方都达到了极致。从前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诀别说：“大王出行，估计路程远近，相会的礼仪完毕回来，不超过三十天，三十天不回来，就请求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的指望。”赵王答应，这又是遇到变故而懂得重大方略的人。汉朝郡县可以自行征辟官吏，自行掌握诛杀赏赐，有时假借兵权，根据情况便宜行事。陈同甫说：如今立国的形势，正担心文法过于细密，事权过于分散，郡县太轻而琐碎不足以依靠，兵权财权太集中于上级而沉重迟缓不易举动。唉，这就是宋明灭亡的原因。十羊九牧，上下掣肘，公文往返，动辄经过岁月，郡县即使有锱铢小事，也不自由，即使有几件紧急大事，也因此耽误。方腊造反时，对他的部下说：十天之内，万众可以聚集。守臣听到，固然将要招徕商议，未必上报，延滞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鼓而下。朝廷得到报告，也未必决策发兵，迁延集议，调集兵粮，非半年不可。我们起兵已经首尾一个月，那么大事可以成功，可以借鉴了。宋朝处于强敌外患，所以后来还议论封建藩镇；明朝却是儓西服，斩木天下，老鼠窜逃而国家随之灭亡，悲哀啊！汉高祖大致平定关中，蜀汉百姓供给军事，劳苦免除赋税租赋两年，关中跟随从军的士卒免除赋税一年，推举百姓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领众人行善，设置作为三老，乡一人，选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免除徭役戍守，在十月赐给酒肉。逐鹿之事，刚刚入手，就已经教养兼举如此，真是英主啊。其后明太祖的教养，尚有可观之处。汉明帝下诏禁止章奏浮词。百姓不被仁政，章奏的浮词，是其一。宋朝如王安石、苏轼辈，凡有奏议，动辄千万言。汉朝东方朔到公交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读了两个月才读完，是览而解的人主的精神已经耗尽，还有什么施行呢？韩文令李梦阳草疏，不得过文，不得过长，文则上不醒，长则上厌之，乃是忠臣真心匡救的行为。虽然，不仅章疏，凡诏令文移等，都宜以明简行之，雕镂靡文，安所称耶？汉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后世混言举德行，德行伪矣。汉有定名，如孝弟力等，犹近古焉。汉高祖下诏侯王郡守举遗才，必身劝为之，驾送至相府。选造之外，时一行之，亦足以振作士气，广搜英才。后武帝议有司不举贤者罪，盖三代而下，惟汉多善政，唐宋瞠乎其后也。明高祖定江左。等郡立管领民兵万户府，简拔精勇，农时期耕暇则讲武，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草昧初起，已定帝王之规模矣，何其伟也！士诚、友谅徒揭竿为雄耳，何足以知此。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为发哀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泉侯、元武侯，皆项氏，又为陈隐王置守冢于砀，血食终西汉。譬如逐鹿，或踦其角，或踣其足，乃可仆之，项羽及窦王、张、陈皆汉唐明之功人也，宜封其子姓，庙祀勿绝，而后世尽歼之，过矣。汉自曹椽、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赵广汉、何并之才能，尹翁归、丙吉之德操，皆由于此，甚良法也，历事既久，其才与德晓然可见，则察举易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后世儒自儒而吏自吏，儒以白面而居官，吏以挢虔而奉上，上下相蒙，治道紊然矣、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县之吏典，郡县主事皆出其手矣，乃士子羞为之，而为

译这种人必定是狡猾奸诈、品行卑劣之徒，天下的事务怎么能治理好呢？如果用狡猾奸诈、品行卑劣的人担任吏典，这就等于让狡猾奸诈、品行卑劣的人掌管六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郡县，那么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治理好呢？苏东坡说：“任用他们则弊端不绝，断绝他们则不再任用”，担任吏典的人，官职不过做到典史、吏目、州同、经历就止步了，这是既任用了他们却又断绝了他们的前程，他们心里认为荣耀功名与自己无关，还值得珍惜什么廉耻，还有什么行为操守值得推崇呢？况且他们担任吏典时，能够办理六部的政务，而当他们居官任职时，郡县的事务却都限制他们，认为他们绝对不能做，为什么他们做吏典时不防备他们，而居官任职时却要防备他们呢？难道吏典所办理的就不算是官方的事务吗？这也是太缺乏思考了！唉，汉代府吏的辟召制度，晋代百六椽的职位，难道只适宜在古代实行吗？《周礼》规定五家为一比，设有比长；五比为一闾，设有闾胥；四闾为一族，设有族师；五族为一党，设有党正；五党为一州，设有州长；五州为一乡，设有乡大夫、乡师、乡老，用来教养百姓。汉代制度，县设置丞一人，尉在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五家为一伍，由伍长主管；两伍为一什，由什长主管；十什为一里，由里魁主管；十里为一亭，由亭长主管；十亭为一乡，乡设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管赋税，三老主管教化，啬夫主管争讼，游徼主管奸邪犯罪（顾炎武《日知录》说：一个乡之中，官员配备齐全而法令详尽，然后天下的治理才能有条理而不混乱。到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且守令不足以胜任，却多设置监司；监司不足以胜任，又重重设立收伯，层层叠加尊位，居于他们之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实现治理，何况托付给不适当的人呢？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由此推论，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自古至今，小官多则世道兴盛，大官多则世道衰败，兴亡的途径，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唉，反复诵读顾炎武的话，不禁泪水流满面颊。现在县里设立耆老、保长，未尝没有古人的遗意，但是州县的守令能像古代那样用三物教化百姓，尽职处理十二项事务，以使万民安居乐业吗？屈指算来有几个人？何况要求耆老辈做到呢？即使在考核政绩时，也先考察赋税是否完纳，至于养育和教化，置之不问，如果不是为了催征赋税，即使县令也觉得设置太多。三代以上，百姓期望上级治理；三代以下，百姓不期望上级治理。不是不期望治理，而是没有治理的实质，只是徒然骚扰百姓，不如不治理。师旷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那么阅览顾炎武的话，难道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吗？《周礼》记载：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都经营郊野。凡是邦国大小相互维系，君王设置其牧伯，规定其职责，各自根据其能力；规定其贡赋，各自根据其所有（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赋税有土地肥瘠差别不大，而征收税额却悬殊极大的情况，比如真定管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管辖一州七县，不论所辖范围，仅就面积而言，真定已是苏州的五倍，而苏州粮食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只一十万六千石，这还是南北差异。如果同是北方，河间的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的贫寡，一州七县。相差几乎像草茎和柱子一样悬殊，而河间粮食只六万一千，登州却二十三万六千。这还是直隶与山东的差异。如果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的殷实富庶，相比临洮二州三县的冲要疲敝，显而易见。而汉中粮食只三万，临洮却四万四千。这还是各道的差异。如果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管辖二州八县，相当。而顺庆粮食七万五千，保宁只二万。这还是两郡的差异。如果在一县，那么同一西南充地区，离城十里内的田地用步丈量，赋税按田地计算；二十里外则田地用绳索丈量不用步了；五十里外田地用估算不用绳索了。官方赋税没有定数，私人价格也没有定估，为什么如此悬殊呢？况且以所辖州县来说，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之类只三县，汉阳兴化之类只二县。其直隶的州，则如徐州泽州的四县，郴州的五县，嘉定的六县，潼川的七县，俨然像一个府。而其小的甚至没有县可管辖，那么审察形势来制定统辖，估量幅员来制定郡县，那么根据土地来征收赋税，乃是平定天下的首要任务，不可以因为开始考虑艰难而废弃万年的利益。根据这话来考察，古代仲长统《昌言》说：“中原地区有十亩共桑的紧迫，边远州郡有旷野未开发的田地。”《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说：‘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地疆界遥远，令尉不能穷尽查究。奸凶时常发生贼寇，督邮追查案件十天才能到达，贼寇已经远远逃遁。

译如果有犯罪被逮捕，经过查证文书、审讯，从春天到冬天都不能查清完结，因此盗贼公然横行，奸邪之徒不断。请求分为两个郡，后来于是成为三巴。”这些都是偏远县邑的祸害，已经在先前的事例中显现了。何况当今世代沿袭因循旧制，像长洲、吴县这些地方，赋税徭役浩大繁多，一个小小的县令身处其中，日夜拷打催逼，文书簿籍交错纷繁，旧欠新征，手腕脱力、气息衰竭，前任官员还未走出监狱，后任官员又已入狱，因此治理百姓的县令成了陷阱。应当划分、应当均衡，还能容忍吗？《唐书·食货志》：“刘晏上奏关于盐法轻重适宜的建议，认为盐吏多了就会扰乱州县，只在产盐的地方，沿用旧制。设置监吏和亭户，将盐卖给商人，任由他们前往。江岭等远离产盐地的地方，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到时，就减价出售给百姓，官府收取厚利而百姓不知道盐贵。刘晏刚上任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年末，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松江李雯论述：盐的产于盐场，犹如五谷生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一税之后，不再过问其流向，这样国家与百姓都受益。又说：如果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也都是官盐了。）」东吴顾宁人也说这番话切实可行。《管子》兴起鱼盐之利以归于国家，当今却设置独家商人，反而使利益归于商人。每一个商人或许占据数个县、数个府，不允许其他商人侵犯超越，有来的就以私盐罪论处。独家垄断导致物价高涨，百姓无可奈何，甚至本地斥卤之地产盐，如河间献县、交河等处，商人也以私盐罪禁止百姓食用，百姓更加困苦了。如果其所占据的府县盐额不足以供食用，商人每引暗中夹带私盐若干，欺骗隐瞒漏税，国家也因此受害。作为君主和宰相，为什么不深思熟虑，却使之既害民又害国呢？）［右李恕谷先生《瘳忘编》原本藏于博野锺氏，前后次序颠倒，但记得简端，来不及整理，这次因为抄录方便，更正了其顺序，以便于传抄或刊印。民国八年四月树楷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