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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瘳忘编》 清 李塨

自序：宋阳地方有个叫华子的人，中年时得了健忘症，在路上忘了怎么行走，在屋里忘了怎么安坐。鲁地有个儒生能治好这病。华子的妻子儿女拿出家中一半的财产，请求他传授药方。儒生说：“我试着转化他的心志，改变他的思虑，或许能痊愈吧？”于是让他暴露在露天中，他就寻求衣服；让他挨饿，他就寻求食物；让他处在幽暗处，他就寻求光明。儒生高兴地对华子的儿子说：“病可以治好了。然而我的药方是秘密传授的，世代不告诉外人。试着屏退左右侍从，单独和他关在屋里七天，顺从他的需要。”多年的病症，一下子全都消除了。华子醒悟后，大怒，拿着长矛追赶儒生。宋国人抓住华子，问他缘故。华子说：“从前我健忘的时候，不觉得天地有没有存在，现在万事纷乱，思绪万千，从片刻的遗忘中恢复过来，哪里还能得到那样的安宁呢？如今天下患健忘症的人太多了：在家吃饭就呆坐而忘事，百姓承担赋税就因簿册文书而忘事，国家诵读经典就因分章摘句而忘事，圣贤在朝廷进献就因推敲篇章字句而忘掉君父。天地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鲁哀公问孔子说：“有人喜欢健忘，搬家时忘了带走妻子，是真的吗？”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世，导致丧命守节，那些愚忠愚孝的人，大多是自己忘了自身的人。”施邦曜的《绝命辞》说：“惭愧没有半条计策来匡救时世的危难，只有微小的身躯来报答君主的恩德。”这难道不是平时忘记自身已经很久了吗？健忘症严重的，到了死都不醒悟，那么或许别人认为是疾病，而他却认为是快乐，就像华子那样，也未可知。然而世间让他暴露、挨饿、幽禁的情况，也是层层尝试而更加严重，那么健忘症的疾病，或许也会因为时间久了而应当痊愈吧？

我年纪已经二十多岁了，颇有奋发图强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但是精神短浅，常常恍惚患健忘症。每当想到孔北海志向远大而才能疏浅，就为他感到惊惧，整天无法停止这种忧虑。用古人的药方来治愈久病的痼疾，于是搜集摘录书史的大致内容，写在薄纸上，当作七天的诊断。我的健忘症，或许能稍微痊愈吧？如果认为想要医治世人的健忘，那么我年轻弱小是什么人，本来不敢妄效鲁地儒生，导致华子拿着长矛起来反抗。只是世间有愿意观看的人，我就拿着这个前往，也不敢说这是秘密传授的禁方而不展示给人看了。

康熙癸亥年夏日，蠡吾后学李塨识［当时先生二十五岁］

《瘳忘编》一共一卷，始于癸亥年，终于丁卯年，后来再次获得的按次序列入下卷，数量不能预先确定。这一编，曾经拿去请教天中的许酉山先生，而博陵的颜习斋先生则详细地鉴定了它。大陵的张含章，丰村蠡吾的张鹏举、文升，又特别为之校订。至于阅读后认为正确的，则有襄平的郭金城、子固的陈于王、健夫的槜李姚东明、苏门蠡吾的张而素、函白的阎中宽、公度的彭超翔、千陑阳的齐爟燧、侯齐嵩年、中岳近又寄了几条给临城的乔百一、已百成都的费密。这次因为依恋在父母膝下，没有闲暇远游，四方君子没有请教的很多，还容许我去请教纠正。

随手得到就随手书写，起初没有次序，等编成之后应当加以叙述。养民的大端分类排列在前面，而其余的款项汇总列在后面。然而经世济用的学问，出来问世，轻重有条理，缓急有顺序，而临机应变，参互错综，又不可以预先确定［楷按：原本二签［外皮一，内皮一］都是先生手书，序及凡例相同。序后有时，先生二十五岁，是锺君所书。内外皮各有「清白堂」三字，是锺君的堂号。序后并有李先生图章二，一名一字。又按：原本出于博野锺氏，锺君荣柯，是锺浚巨川先生的儿子，巨川是我兄长莲池书院友金若先生的后裔。金若先生的儿子锺淑子能会，受业并教恕谷先生的儿子于齐家庄。此册应当是携去的原本，不是恕谷先生亲笔，推想序与凡例是手写的。此外有改窜补正各条，都是先生手迹。这次照原本记入眉上，其原本交齐家庄李裔保存。民国十年四月，后学齐树楷记于四存中学之校长室］

《瘳忘编》：禹说：“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只有修正德行，利用厚生，才能和谐。九功只有有序，九叙才能歌颂。用美好的事物来警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使它们不毁坏。（六府三事，这是万世亲近民众的至高道理。说到水，那么凡是沟洫、漕运、治河、防海、水战、藏冰、盐榷等事都统括在内了。说到火，那么凡是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以及禁火、改火等调和治理的方法都统括在内了。说到金，那么凡是冶铸、货币、修兵、讲武、大司马的法度都统括在内了。说到木，那么凡是冬官所职、虞人所掌，以及后世的茶榷、抽分等事都统括在内了。说到土，那么凡是体国经野、辨别五土的性质、治理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等地理之学都统括在内了。说到谷，那么凡是后稷所经营、田千秋、赵过所补救、晁错、刘晏所谋画的屯田、贵粟、实边、足饷等农政都统括在内了。至于三事，是用来经纬六府的。正德，是端正这金木水火土谷的德行。利用，是便利这金木水火土谷的使用。厚生，是丰厚这金木水火土谷的生产。）

译所以，只端正德行而不能利用万物、使民生富足，那么德行就会流于空泛迂腐。只利用万物而不能端正德行、使民生富足，那么利用就会流于机械淫巧。只使民生富足而不能端正德行、利用万物，那么民生就会失于刻薄吝啬、掠夺侵夺。然而究其根本，不能利用万物、使民生富足的，也一定不能端正德行；不能端正德行、使民生富足的，也一定不能利用万物；不能端正德行、利用万物的，也一定不能使民生富足。这就是六府之所以要修治、三事之所以要和合的原因吧？后世杂糅霸道、专讲富强，却不知道端正德行；迂腐的儒生专讲诚意正心，却不知道利用万物、使民生富足，两方面都失掉了。颜习斋说：端正德行，是端正利用万物、使民生富足的德行；利用万物，是利用端正德行、使民生富足的功用；使民生富足，是使端正德行、利用万物的民生得到丰厚。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啊！《周礼》中，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他们：一是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管辖一万二千五百家）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回来颁给乡吏，让他们各自教化所管辖的人。以此来考核德行，考察道艺。按时统计其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可以任用的人，按时将名册上报。三年则进行大考，考核其德行道艺，并提拔贤能的人。乡老及乡大夫率领其吏员和民众，以礼接待并选拔他们。第二天，乡老及乡大夫和众吏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再拜接受，登记在天府，内史作为副本保存。州长（管辖二千五百家）各自掌管其州的教化治理政令之法。三年大比时，则大考州里，以辅助乡大夫进行废黜和提拔。党正（管辖五百家）各自掌管其党的政令教化治理。正岁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并记录其德行道艺。按时莅临校比及大比，也是如此。族师（管辖百家）各自掌管其族的戒令政令。每月吉日则召集民众宣读邦法，记录其孝悌、和睦姻亲、有学问的人。春秋祭酺时，也是如此。闾胥（管辖二十五家）各自掌管其闾的征发命令。凡是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之类的事，聚集众庶并登记后，就宣读法令，记录其恭敬勤勉、胜任救济的人。《王制》中说，命令乡里评议秀士。推荐给司徒的，称为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并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被推荐给司徒的人不在乡里征发，被推荐给学校的人不在司徒那里征发。称为造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并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官吏的才能，评议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并确定其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这是成周取士的方法。智就可以应对变化，仁就可以长久行仁，圣就可以驾驭万物。智是从料理事务的角度说的，圣是从身体俊利机敏的角度说的，不是指造极之圣。义就是心有节制，中就是心不偏颇，和就是心无乖戾，不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的极致。这才是真德，全德，有用的德。那些人大多以宽厚质朴为德，那是愚民的德罢了，怎么足以尽德呢？孝而顺从父母，友而友爱兄弟，睦而和睦族人，姻而情义敦厚，任而成就事业，恤而分担灾患急难，这才是真行，全行，有用的行。后人大多以气节丰裁为行，那是节士的行罢了，怎么足以尽行呢？至于六艺可以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与诗赋时文的无用相比，又不可相提并论了。古人出行必乘车，作战必乘车，所以重视御术。后世不纯用车，明高遂改用律，是不对的。今人出行必骑马，那么骑就是古代的御。书生白面书生拿着缰绳，颠倒被踢咬而震惊害怕，以至于一人疾驰，百人皆奔，甘为鱼肉而不辞，那么骑术的学习怎么可以有一人不习呢？至于轿子，是以人代替畜生，就是古代所说的乘人而斗其捷。王求礼，不曾经上书劝谏武后吗？况且是无用之物，不用也可以，专供至尊者使用也可以。鲁生说礼乐百年后兴起，确实是迂腐。上面所喜好，下面一定更甚。以功名奔走天下，谁不是草芥呢？况且百年后兴起，这只是借为粉饰太平的工具罢了，并非片刻不可离。想要以礼乐均齐天下，见解也偏颇了。取士的方法，到周代就完善极了，没有可以超越的了。其所蓄积的人才，虽然到了春秋战国，后世开创者未能达到。现在恢复其制度，即使间有参酌，而大体断不可改变。改变就是扰乱正道。胡寅说：取士没有比乡举里选更好的，没有比词章更不好的。近世如邱琼山、冯慕岗辈都以此言。这大概是识者所共见的。然而必须以学校为先，学校兴起则礼乐明，文武合，人才猬集，而选举不滥，否则就以庸老谨畏为道德，以跅弛侈肆为才略，而选举因此废弛。选举实行则三物举，三事修，人心激奋，而学校不为徒设，否则就以讲性说书为学问，以戛笔敲墨为文章，而学校因此废弛。所以学校与选举交相成就。尧舜有三事六府之学，因此有二典，如果没有此学，固然没有此书了。周公有制作之学，因此有二礼，如果没有此学，固然没有此书了。孔子有祖述宪章之学，晚年

译如果无法践行，门人弟子思念垂范以传之后世，于是有了《家语》《鲁论》；如果没有这种学问，也就没有这些书了。学问蕴藏而成为志向，志向在于安闲自得，于是有了《南风》；志向在于匡正四方诸侯国，安抚万邦，于是有了《东山》《棠棣》；志向在于东周，于是有了《龟山》；如果没有这种志向，也就没有这些诗了。后人如果不学习古代圣人的学问，不树立古代圣人的志向，只是阅读古人留下的书籍，以模仿来写诗作文，致使天下竟然出现了不奉行军政与民政两大典章、不制作两种礼仪、不祖述宪章的言论、不立志安闲自得、不立志匡正安抚、不立志东周的《南风》《东山》《龟山》的情况，这难道不奇怪吗？况且汉晋的辞赋必然艰涩怪诞，唐代的声律必然堆砌雕饰，宋明的古文必然浩渺曲折，将一生的精血筋力都耗费在这种流派上，而至今才子儒生把诗文著述当作第一学问，胸中藏书如薮，笔下文章如河，等到出仕应对世事，却茫然无知，被孩童妇女所嘲笑，如果不是被文墨束缚而致力于圣贤的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前人错误地看待古代圣人而害了自己，又留下这种风气去害后人，后人于是互相残害，那么才子儒生蒙受尘垢遭受祸患，什么时候才能终结呢？如果有眼光远大的人出现，浮泛的诗文不用秦火焚烧也会消失；读全部《论语》不算读《论语》，但只要践行“学而时习”这一句，就算读了《论语》；读全部《礼记》不算读礼，但只要践行“毋不敬”这一句，也算读了礼。好比老师教导弟子说：“你向南走。”弟子不学习他的说法就向南走，老师未必不喜欢；坐着不动却也学习说：“你向南走。”老师未必喜欢。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诵读多一分，亲身践行就少一分。况且书籍这种东西，容易使人沉溺而无穷无尽，难道要到终身都没有可以践行的日子吗？宋明以后的学者按照书本定案，固守书卷，低头弯腰，养得像妇人女子一样，不仅学问和经世济民的能力都没有，连自己的精神力量也一并丧失了。面对天下动荡，束手无策，这足以让人长叹痛哭。古代所说的文、诗、书、六艺，不像今天那样拥有万卷藏书。学诗是为了歌咏诗，不像今天那样读尽全诗。读书是为了观察政事，不像今天那样读书使得一言不忘。至于六艺，更是亲身践行的功夫，不是仅仅诵读完毕。践行于自身，光辉灿烂；施用于世间，光彩焕发。所以称为文，如果取诗文来阅读，认为这是博学于文，那么孔子为什么不教人读礼而只教习礼？为什么不教孔鲤读《二南》而只教他成为《二南》？况且孔孟必然熟读诗书而引证多有错乱，比如《简在帝心》等篇章是怎么回事呢？诗文的弊端已经如此，何况今天的八股文，眼睛不必通晓经史，心里不必思考圣贤，盗窃模仿，千篇一律，每一科考试出来，稿纸墨迹汗牛充栋，书肆的刻板每天砍伐枣梨木，天下购买的人每天耗费金币。忽然过了三年，又有一科考试出来，而前一次所行的都被废弃放在高阁，购买新的抛弃旧的，没有停止的时候。沉溺于此的人揣摩风气，揣度时尚，务必使正直的心肠十丧八九，闭门低头，张嘴弄舌，偶尔听到一点人世间的道理，就急忙逃跑害怕扰乱它。近的十几年，远的五六十年，仅仅然后才得到。试看他们的容貌，已经形体如木，精神如灰，腰肢折断，筋骨萎弱，郁郁无生气。一旦登上仕途，又期望他们强力经世济民，难道不是黑白颠倒吗？这真是荒谬啊！古代家里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那么有虞氏的米廪，夏后氏的序，商的瞽宗，周的泮宫，都是学校。所以乐正推崇四种技艺，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士人。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国家的俊才，都去那里学习。周官小司徒的职责，师氏掌管以三德三行教导国子，保氏掌管以道养育国子，于是教他们六艺。又春官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以治理建国的学政，而集合国家的子弟。大胥掌管学士的权板，以等待召集诸子。小胥掌管学士的征令而比之于太师，教以六德、六诗、六律。钥师掌管教国子舞羽、龡钥，都是这些事。《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说：“凡是学习世子及学士，必须按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都在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辅助他；钥师学戈，钥师丞辅助他。胥鼓南，春诵、夏弦，太师教导他。瞽宗秋学礼，执礼者教导他。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是祭祀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都在东序由小乐正教导。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都由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这是唐虞三代立学的教法。尊崇德性，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哪里有所谓静坐观空以为尊，多读讲书以为道的呢！）自从秦火之后，汉武帝

译设置五经等博士来教导弟子，光武帝选取其中聪慧且有威仪庄重的人一人担任祭酒。晋武帝增设助教，隋炀帝将太学改为国子监，最初设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唐龙朔二年，将国子监改为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博士改称司成。宣业年间之后，又改称为成均监。总之，这些都不脱离传授经书和诵读罢了。到了宋明时期，道学名声确立，官学被轻视，家学被看重，半天静坐，半天读书，与汉唐相比，高下相差多少呢？虽然齐高帝建元年间设置治礼吏，陈朝设有律学博士，隋开皇年间书学、算学各自设置博士，唐朝也有书学、算学的设置，但这些不过是古代法度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罢了。三物四术，几乎被遮蔽侵蚀，几乎完全丧失了。一旦进入仕途，才开始把经书束之高阁，转而从事礼、刑、兵、农等实务，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就是天下缺乏成材之人、朝廷多废弛事务的原因啊。唉！前古与后今，黑白分明，成败截然不同，差异如同天壤之别。有志于世道的人，能不深思吗？当今世人的学问，既然趋向于读书。即便仅就读书而言，礼是用来践行的，并非专门为了诵读而设。至于作为参考，那么《三礼》以及《唐开元礼》、历代《史礼志》、《大明汇典》等书，都可以保留。书是用来阐明政事的，《春秋》及二十一史，属于这一类。《易经》阐明天道，善言人事，是占卜之书。四书、《孝经》、《家语》，是圣贤的经典言论。《武经七书》之类，是用来备武事的。古乐没有传承，后世儒者谈论乐理的书，可供考证的应当保留。诗与乐是一体的。金、木、水、火、土、谷、射、御、书、数、天文、地理、医、卜、畜牧等书，都应当保留，不可废弃。至于诸子杂集、佛道邪说，只会扰乱人的耳目，就应当付之一炬，如同秦火焚书一般。然而自唐宋以后，儒者乐于著述以沽名钓誉，经书注疏优劣各半，天文律历真伪混杂，如果不亲身实践体验，即便研究正统学问，也只是被古人愚弄罢了。唉！我们这些人没有出生在商周以前，使得三代家传口授的事情，只能从书籍中寻求，这是多么不幸啊！《内则》说：孩子能吃东西时，教他用右手；能说话时，男孩应答用“唯”，女孩应答用“诺”。男孩佩带皮革制的鞶囊，女孩佩带丝制的鞶囊。六岁教他计算和方位名称。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以及就座饮食，必须跟在长者之后。开始教他谦让。九岁教他计算日期。十岁外出拜师，住宿在外，学习书写和计算，衣服不穿丝绸的短袄和裤子。礼仪遵循初始的规范，早晚练习幼年礼仪，请求在外师那里学习简朴而诚信的功课［肄习也，简不繁也，谅信也，谓请习于外傅，不繁而实尽其功也］。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跳勺舞；成为成童后，跳象舞，学习射箭和驾车。二十岁行冠礼，开始学习礼，可以穿皮裘和丝绸，跳大夏舞，笃行孝悌，广泛学习但不施教，只在内修而不外显。三十岁成家，开始处理男子的事务，广泛学习没有固定方向，顺从朋友看其志向。四十岁开始做官，考察事物，出谋划策，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五十岁被任命为大夫，担任官职。七十岁退休［郑康成注曰：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大夏，乐之文武备者也］（古人学习的次序如此，哪里会有专门从事文墨的人呢？以孔子的教导，由、求等人的学问，只传授和练习兵农礼乐，现在的儒者可以看看了）《文王世子》说：凡是学习世子及学士，春夏学习干戈舞，秋冬学习羽钥舞［郑注曰：干戈，万舞象武也；羽钥，钥舞象文也］。《周礼》夏官的司兵掌管五种兵器和五种盾牌，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司戈盾，祭祀时授予旅贲殳，所以士戈盾授予舞者兵器也是如此（从前阴康氏担忧人们肢体沉重僵硬，于是制定舞仪，教导人们疏导关节，从而民心和谐，帝王相继兴起，以文武之道整顿，后世懂得舞意的人很少，而懂得武舞之意的人更少了。其意图在于使人天天习武而不松懈，在于使人天天习武而不觉枯燥，更使人日渐磨砺，视之如手足饮食，舍弃这些则筋骨松弛，气血溃败，无法生存。所以《周礼》舞师教导野外舞蹈，《乐记》说：“天子夹振之而驷伐。”又说：“冕而总于是。”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没有不学习舞蹈的。后世失去了武舞的方法，而武艺技击另成一事。儒者披上铠甲就脸色发红，手持戈矛就惭愧出汗，以致天下人都像痿弱之人、幼妇娇女，令人叹息不已！一人持戚前进，一人持干抵御，这不是习武是什么？况且司干掌管舞器，乐师掌管舞教，这在春官中已经详细记载了。而司马所属又授予舞者兵器，又《乐记》“夹振驷伐”的注疏说：“二人夹舞者振铎以为节，则舞者以戈矛四次击刺。”这都是实用兵器来舞蹈，而非仅仅是朱干玉戚了。郑世子精通律吕，却认为干戚不是兵器，大概也是拘泥于文人的见解吧。至于射箭，则是无时不习的：祭祀时射，宴享时射，朝会时射，选士时射，田猎时射，咨询民意时射。只是射学，洪武年间曾大力命令天下推行，而舞则保留却不宣示，所以我特别标举它作为法则）《周礼》

译大司乐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大田礼是用来检阅民众的。大司马在仲春时节教导振旅，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同战阵，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天子手持路鼓，诸侯手持贲鼓，军将手持晋鼓，师帅手持提鼓，旅帅手持鼙鼓，卒长手持铙，两司马手持铎，公司马手持镯，以此来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于是进行搜田，有司立表祭貉，誓众击鼓追逐围猎，禁止火攻，停止狩猎后献祭禽兽以祭祀社神。仲夏时节教导茇舍，阵势如同振旅，众官清点车兵和步兵，诵读文书契约，辨别号令名称的用途。主帅以城门命名，县鄙各自以家名命名，大夫以号名命名，乡以州名命名，野以邑名命名，百官各自象征其所职之事，以辨别军中的夜间事务，其他都如同振旅。于是进行苗田，如同搜田的法度，停止驾车后献祭禽兽以祭祀礿。仲秋时节教导治兵，阵势如同振旅，辨别旗帜物品的用途。天子车上悬挂大常，诸侯车上悬挂旗，军吏车上悬挂旟，师都车上悬挂旜，乡遂悬挂物，郊野悬挂旐，军官悬挂旟，各自书写其事与号。其他都如同振旅。于是进行狝田，如同搜田的法度，停止罗网后献祭禽兽以祭祀祊。仲冬时节教导大阅，前期众官告诫民众，修习战法。虞人清除将要狩猎的田野杂草，设立标志，每百步设一个，共设三个标志；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狩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众官用旗帜、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天亮后降下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排列车兵步兵如同战阵，都跪坐，众官在阵前听誓，杀牲在阵左右巡行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斩首！”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三下鼓，司马振铎，众官举起旗帜，车兵步兵都起来。击鼓行进鸣镯，车兵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二表）就停止。击三下鼓摇铎，众官降下旗帜，车兵步兵都坐下。又击三下鼓振铎，举起旗帜，车兵步兵都起来。击鼓前进鸣镯，车马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三表）就停止。坐起如初，于是击鼓车马奔驰，步兵到达麦（四表）就停止。击鼓警戒三遍，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后退鸣铙，且退到标志（第一表）就停止，坐起如初，于是进行狩田。用旌旗作为左右和门，众官各自率领车兵步兵依次出和门，左右排列车兵步兵，有司平定他们。旗帜位于卒间，以划分地域。前后有屯兵，百步有司巡视其前后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既已列阵，于是设置驱逆之车。有司在阵前立表祭貉。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三下鼓，众司马振铎，车兵步兵都起来。于是击鼓行进，步兵衔枚前进。大兽归公，小禽归私。捕获者取左耳及所止之鼓，都聚集。车兵步兵都喧哗。步兵于是停止致送禽兽，在郊外烹煮野兽。入内献禽以祭祀烝（这就是唐虞的虞政，三代的田政。不称兵而称虞，称田，是隐晦它，赋予它礼的名称，使人习惯而安心。且使人知道杀伐勇战都是礼，不可片刻离开的。四时的振旅等教，即后世的教旗。于是进行田猎，即后世的教技。但汉、唐、宋、明，不是失之于具文，就是失之于繁重，或者举其一遗其二，不如周制之全而无弊，隐而可永。以杀人不可为常，故杀兽以试之。以赴战人之所劳，故获禽以欣之。禽虽多，天子取三十，其余与士众激劝之中，仍示尊王之意，视后世之猎获各入其人者，体统大有间矣。祭祀则有田，朝会则有田，无时而不操兵，而不存其名，视后世之京军困于屡操。）者异矣，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则无越地；视后世之驰骋禽荒者异矣。肄习五戎，车轨尘，马候蹄，揜禽旅，覆以毛布，碍以车轴，过防弗逐，以示不从奔；面伤不献，以示不杀；迎降不成禽不献，以示不戮。幼稚与后世之教阅，仅应故事者异矣。中春振旅，王执路鼓；中秋治兵，王载太常。视后世之命官诿帅，苟毕乃事者异矣。而至于颁禽，仍习射于学宫：射而中田不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其所以裁假冒练武艺者，何其严？一年四举，三年大阅，而因事之田猎习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备者，何其密？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其练习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习一事，冬则加详焉。其所以练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兴，而诗人首歌《车攻》《吉日》二什，他不称焉，不可以知古人之所重哉？后世如君之洪武、宣德，儒之吴澄、邱浚，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它君如魏太武、元世祖，专以杀戮为事，兵虽强而豺狼矣；晋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虽仁而禽犊矣。至士之无深识者，又动以田猎

译作为谏官，却不知恢复古代的制度，这哪里值得称赞呢？武王诛杀商纣后，随即再次出兵。第二天，清理道路，修缮社坛以及商纣王的宫殿。到了约定的日期，一百人扛着旗帜在前面开道。武王的弟弟叔武摇动木铎，捧着陈列的常规车辆；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夹在武王两侧。散宜生、大颠、闳夭都手持宝剑护卫武王。进入后，站在社坛南面，大队士兵的左右都跟随在后。毛叔郑捧着明水（从月亮中鉴取），卫康叔封铺陈草席，召公奭协助赞礼，师尚父牵着牺牲，尹佚宣读祝辞（这都是四位重臣的遗风）。威武的武士，温恭的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后世的大儒高视阔步，轻视奔走御敌为勇夫之事，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威仪了。西伯暗中修养德行，施行善政（“阴”的作用，好极了，达到了极致。上不违背酗酒的主君，下不失去百姓的期望，中能凝聚承受天命，没有什么能超过的了。后人认为如果真像这样，那么文王就有暗中夺取天下之心。文王暗中修养德行，施行善政，是顺应时势，哪里是算计天下呢？然而以仁德讨伐暴政，就是夺取天下之心，文王也是有的）。宋太祖乾德九年，皇帝打算定都洛阳，群臣都劝阻，皇帝不听从。晋王赵光义说这样做不方便，皇帝说：“迁都河南还没有结束，最终应当居住在长安。”晋王叩头极力劝阻，皇帝说：“我要向西迁都，是想占据山河的险要，裁减冗兵，遵循周、汉的旧例，来安定天下。”晋王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皇帝没有回答。晋王退出后，皇帝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晋王的话固然好，现在暂且听从他。”不到一百年，天下民力耗尽，于是还都东京（这是万世建都的借鉴。王宗沐说：“有水则景德、元祐年间享受其全盛，无险则宣和、靖康年间遭受其祸患。宋太祖如果掌握了必胜的把握。汴京一望平坦，洛阳规模狭小。平坦则守兵必然众多，狭小则首都不重要。况且与西边的三个边境、东边的两个辽国遥远阻隔，仍然需要重兵防守内外，没有数百万军队不行。天下怎么能承受得起？而且汉唐以后，边防逐渐加重，精神分散懈怠，就不能支撑。宋朝的瓦解，令人寒心。所以今天燕京的建立，直接堵塞门户，警戒森严，天下的精神全部集中在这里。从河套到兴和、大宁再到辽东，贯通筋骨，一线贯穿。险要则有医无闾、燕山作为城墙，粮饷则有河海作为护城河。背靠盘石，伸手从左腋下面取物，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如果长安则漕运艰难，金陵则是天下的尾巴，如果不是河套、兴和、开平、大宁全部收复，那么燕京背后薄弱的隐患，又不可以不长远考虑并回顾）唐《食货志》说：“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陛下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官议论钱货轻重，现在根据群臣杨于陵等人的议论，请求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全部用布帛、丝绵、当地所产的物品充当赋税，都不征收现钱，那么物品逐渐变重，钱逐渐变轻。农民得以避免贱卖布帛，认为群臣所议论的事情都非常恰当，对公私都有很大利益。皇上如果不专门以钱作为赋税，人们可以用所产的物品缴纳官府，钱货必然均衡其轻重，农田自然扩大于蚕织（自从赋税折纳银钱而压低谷物价格伤害农民，抬高末业消耗兵力，贫民使国家空虚，弊端不可胜数。古人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绖，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这个方法很好。只是后世度支浩繁，运输道路艰难，所以难以完全像古法，现在应该变通。远离京城的，折纳；靠近京城的，本色。难运的地方，折纳；易运的地方，本色。供给上级的，折纳；本地开支的，本色。这样天下不担心积蓄枯竭，而兵民都得以复苏。金刀之制，先王原本是为了救荒而设立，后世于是沿袭实行。因为它携带轻便而能致远，作为流通天下的手段。如果不轻便而能致远，衣食之计怎么办？所用之宋陈耆卿说：‘粟帛，是百姓所有的；钱，是百姓所没有的。百姓各自缴纳粟与帛，而官府让他们缴纳钱，本来就不对。’这是说征收钱的不行。元太宗时张晋亨说：‘五方土产各异，随其产以为赋，那么百姓方便而容易满足。一定要求缴纳银，即使破败百姓的产业，也有不能办到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允许缴纳其他物品，于是成为定制。这是说征收银的不行。明初还征收杂色，到张居正当政，担心有司分额扰民，于是全部折算成折色，称为一条鞭。而北方输送粮食，现在于是纯粹用银了。加上民俗日益浇薄，习惯于奢侈，人情往来，没有钱与银无法进行。冠婚丧祭的费用，珠翠绫缎、海珍山材，都是远方转运的物品，没有钱与银无法交换。与古代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的，正好相反。金刀怎么会不涨价呢？所以凶年则饿着肚子等待命令，丰年则粮食很贱，金刀很贵。有盈箱满篝的收入，而顷刻间荡尽。谚语说：‘凶年病商，丰年病农。’说的就是这个。农民所期望的，是有好年成罢了。于是有好年成反而生病，这是无时不在生病。甚至于河南、山东，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粮食收入多而没有买的人，征役人事，愁叹无聊。更有锁住仓廪，躲避追呼而逃跑的。古

译剩余一、剩余三则为乐，如今剩余一、剩余三却成了苦，这难道不是深可奇怪的吗？汉代贡禹等人，想要完全废除货币，只以粮食布帛作为根本。吕祖谦虽然认为他们矫枉过正，但他们的言论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如今如果赋税只征收实物，同时教导百姓勤于种植畜牧，饮食取自宫中，木材取自宫中，布帛取自宫中。以至于人情往来，全部用粮食布帛，而婚丧所需，遵循节俭便利，务必取用就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粮食布帛货物互相交换。至于钱和银，只是储存起来作为流通的工具罢了，不专门依赖它们来使用。像这样，不仅百姓的产业日益丰饶，而且民风也趋向于古时候了。这难道不美好吗？百姓以金钱作为使用，那么商贾就能操纵他们的暴利，以至于沾泥涂足（生活困苦）的人，没有升斗的积蓄，而追逐末业（经商）的人千仓万箱，坐享厚利。等到发生凶灾匮乏时，又拿出他们所得的粮食，抬高价格，来控制农民的急迫需求，这是天下最不平的事。当权者应当如何动念呢？士兵不靠自己劳动而领取军饷，又多以折色银钱到手，就想着奢侈浪费，这是人之常情。谁能筹划终年所需而加以节制呢？而且灾年丰年时有粮食布帛价值不一，所以如今当兵而富裕的，大概千百人中，没见过一个。一旦突然有事，兵马像蚂蚁一样聚集，没有敖仓、黎阳的积蓄可以作为军饷，千里运银到一处买粮，米价飞涨到无法估量，而士兵苦于军饷银多而国家受害，一隅收获的粮食能支撑多少？百姓已经匮乏而在道路上流亡，乐土长满荆棘了。上下都陷入困境，比起孙武所说的远距离运输昂贵售卖，现在的情况不止十倍。怎么能不忧虑呢？古时候一斗米七千钱，饿死的人布满道路，又有敌人围城，富家都怀金握玉而死，这不是不知道积粟者的前车之鉴吗？天下钱粮大约十分，以三分作为积蓄，以七分作为支出。一年积蓄大约十分，以四分积蓄在京师，以六分积蓄在天下。天下处处都有粮食，那么天下就富裕了；天下处处都有士兵，那么天下就强大了。刘季仁而爱人，喜欢施舍，心胸豁达。我曾经说掌管内部能运转天下，胸中能包容天下，肩上能承担天下，就是真正的帝王。又曾说汉高祖、楚霸王都能承担天下，但汉高祖的承担有力而长久，楚霸王的承担有力而短暂，这就是成败不同的原因。楚都彭城，与天下呼应不灵；汉都关中，与天下呼应灵，这是第一个长处。楚霸王所过之处残杀，百姓都害怕他；汉高祖约法行仁，百姓乐于为他效力，他所承担的，这是第二个长处。楚霸王所在之处总是胜利但不能用人，其他地方都溃败；汉高祖能用人，关中稳固，魏、赵、燕、齐以下像人一身凝聚站立，而两臂持百尺长竿，左右前后随手而落，这是第三个长处。汉王在彭城战败，家室逃亡，只得到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命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的都聚集在栎阳作为护卫。斧钺破损，气息不得舒缓，就确定了这个大略，多么卓越啊！孝文元年，有关官员请求早立太子。孝文帝谦让不认为自己有德，说：“应该广泛寻求贤圣以及诸王。”坚决请求才答应。元年就立太子，制度多么好啊？孝文帝的谦德，有关官员的守节，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从前赵王与秦在渑池会盟，廉颇送到边境，与王诀别说：“王出行估计道路会遇的礼节完毕回来，不超过三十天。三十天不回来，就请求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的指望。”王答应了，这又是遇到变故而知道大略的人。汉代郡县可以自行征辟官吏，自行掌握诛赏，有时假借兵权，便宜行事。陈同甫说：“现在立国的形势，正担心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而琐碎不足依靠，兵财太集中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唉，这就是宋明灭亡的原因。十羊九牧，上下掣肘，公文往返，动辄经过岁月。郡县虽然有锱铢小事，也不自由；虽然有几件要急事，也因此延误。方腊反叛时，对他的部下说：‘十天之内，万众可集。’守臣听说后，固然将招徕商议，未必申报奏请，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以一鼓而下。朝廷得到报告，也未必决策发兵，迁延集议，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我起兵已经首尾一个月，那么大事可成，可以借鉴了。宋处于强敌外患，所以后来还议论封建藩镇。明则是儓西服斩木，天下鼠窜而国随之亡，悲哀啊！汉高祖略定关中，蜀汉百姓供给军事，劳苦免除税租两年，关中卒从军者免除家赋一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领众人做善事，设置作为三老，乡一人，选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免除徭役戍边，以十月赐酒肉。逐鹿之事，刚入手而已，就已经教养兼举像这样，真是英主啊。其后明太祖的教养，尚有可观者。汉明帝诏禁章奏浮词。百姓不被仁政，章奏的浮词，是其中之一。宋如王安石、苏轼辈，凡有奏议，动辄千万言。汉东方朔至公交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读之二

译月亮于是隐没。这是说，君主的精神已经耗尽，还谈得上什么施行呢？韩文公让李梦阳起草奏疏，规定不能超过一定的篇幅，也不能过长。篇幅太大，皇上就看不清楚；篇幅太长，皇上就会厌烦，这才是忠臣真心匡正补救的行为。虽然如此，不仅仅奏疏是这样，凡是诏令、公文等，都应当以明白简练为宜。如果施行那些雕琢浮华的文辞，哪里值得称道呢？

汉代诏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后世混同地说举荐德行，德行是虚伪的。汉代有固定的名目，如孝悌力田等，还接近古制）。汉高祖诏令诸侯王、郡守举荐遗落的人才，必定亲自劝勉他们，并驾车送到相府（在常规选拔之外，偶尔实行一下，也足以振作士气，广泛搜求英才。后来汉武帝议论不举荐贤者的官吏的罪责，大概三代以下，只有汉代多有善政，唐宋远远落在后面了）。

明代高帝平定江左等郡，设立管领民兵的万户府，选拔精锐勇猛之士，农忙时耕种，闲暇时讲习武事，有事时征用他们，事平后有功者一同升迁，无功者回归为民，这样百姓就没有坐吃闲饭的弊端，国家也没有未经训练的士兵（在草创之初，就已经确立了帝王的规模，多么伟大啊！张士诚、陈友谅不过是揭竿而起逞强罢了，哪里懂得这个）。

汉王用鲁公的礼仪在谷城安葬项王，为他发丧哭泣后才离开，对于项氏的亲属，汉王都不诛杀，于是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泉侯、元武侯，都是项氏的人，又为陈隐王在砀设置守冢，祭祀终西汉一代（譬如追逐鹿，有的扳住它的角，有的绊住它的脚，才能将它扑倒。项羽以及窦王、张耳、陈余都是汉、唐、明的功臣，应当封赏他们的子孙，庙祀不绝，而后世却将他们全部诛杀，太过分了）。

汉代从曹椽、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都由儒生学士担任（赵广汉、何并的才能，尹翁归、丙吉的德操，都源于此，是很好的制度。经历事务久了，他们的才能与德行显而易见，那么察举就容易，贤能的公卿大夫从此产生。后世儒生自居儒生，官吏自居官吏，儒生以白面书生身份做官，官吏以狡诈虔敬态度侍奉上级，上下互相蒙蔽，治理之道混乱了。六部的吏典，六部的事务都由他们经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吏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事务都由他们经手。郡县的吏典，郡县的主事都由他们经手。于是士人羞于做这个，而做这个的必定是狡猾卑鄙的人，天下事怎么能治理好呢？用狡猾卑鄙的人做吏典，这就是用狡猾卑鄙的人做六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郡县，天下事又怎么能治理好呢？苏东坡说：“任用他们就不断绝，断绝他们就不任用。做吏典的人不过官至典史、吏目、州同、经历就停止了，这是既任用了他们却又断绝了他们。他们心里认为荣功显名与自己无关，还值得吝惜廉耻，值得矜持行谊吗？况且他们做吏典时，既能办理六部的政务，而他们做官时，却限制郡县的事务说必不可为，为什么做吏典时不防备他们，而做官时却防备他们呢？难道吏典所办的不是官事吗？这也是太不思考了。唉！汉代的府吏辟召，晋代的百六椽，难道只适宜在古代实行吗？）

《周礼》规定五家为比，有比长；五比为闾，有闾胥；四闾为族，有族师；五族为党，有党正；五党为州，有州长；五州为乡，有乡大夫、乡师、乡老，用来教养百姓。汉代制度，县设置丞一人，尉在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五家为伍，伍长主管；二伍为什，什长主管；十什为里，里魁主管；十里为亭，亭长主管；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和有秩主管赋税，三老主管教化，啬夫主管争讼，游徼主管奸邪（顾炎武《日知录》说：一个乡之中，官员完备而法令详细，然后天下的治理才有条理而不混乱。到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且守令不足以胜任，就多设监司；监司不足以胜任，就重设收伯，层层叠加尊贵地位居于其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治理好，何况托付给不适当的人呢？柳宗元的话说：有了里胥然后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有天子。由此论之，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自古至今，小官多的，那个时代兴盛；大官多的，那个时代衰败。兴亡的途径，没有不是这样的。唉！反复诵读顾炎武的话，不禁泪水湿透了脸颊。现在县里设立耆老、保长，未尝不是古人的遗意，只是州县守令能像古代的三物那样教导百姓，尽职事十二项，来使万民登进，屈指算来是谁呢？何况责成耆老辈呢？即使在大计考核优劣时，也先考核赋税是否完纳，对于养育教化，置之不问，如果不是为了催征赋税，即使县令也觉得多设了。三代以上，百姓期望治理于上级；三代以下，百姓不期望治理于上级。不是不期望治理，而是没有治理的实效，而只是骚扰他们，不如不治理。师旷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那么看了顾炎武的话，怎能不知道他所做的呢？）《周礼》

译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方位，规划都城、治理郊野。凡是大小邦国相互维系，君王设置其长官，规定其职责，各自根据其能力；规定其贡赋，各自根据其物产。

《唐书·食货志》记载：刘晏上奏关于盐法轻重适宜的建议，认为盐吏过多会扰乱州县，只有在产盐的地方，沿袭旧制设置官吏，亭户（盐户）出售盐，商人任由他们去往各地，长江、岭南等远离产盐地的地方，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到达时，就减价出售，百姓和官府都获得厚利而人们不知道盐价昂贵。刘晏刚上任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年末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

［右边是李恕谷先生《瘳忘编》原本，藏于博野锺氏，前后次序颠倒的，只记录在简册开端，来不及整理，现在因为抄录的方便，更正其顺序，以便于传抄或刊印。民国八年四月树楷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