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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论 明 黄淳耀
科举论序
三代以后，设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汉之贤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诗赋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变法，始专用经义，而诗赋之科，终宋世数起数废。要其所谓经义者，特安石之新说而已。虽绍兴以后王学稍衰，而河南、荆舒对立为两，则学者犹多蹖驳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途者遂废其二，而科举始独重矣。近则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而科举之法弊矣。或者议欲废之，或又以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当遵行无变。余窃以为，二者之论皆非也。废科举者，其意一出于荐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于科举也。
然科举之法则诚弊矣。《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今诚少变科举之法，参用辟举、岁贡之法，何为不可？夫天之有象纬一定者也，然治历者非随时修改，则数十年而一差。况人才气运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极乎？使吾变之而畔违乎祖制，无变可也。其大者适与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质之立法之意而无谬，何为不可？愚不自揆，作为《科举论》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科举论上
国家之以经义取士也，将以明经乎？抑以晦经乎？其出于明经也必矣。然吾观今之经义，则其弊适足以晦经。夫晦经非设科意也，盖宋人之有帖书墨义也，离其前后之文，以验其记诵，其事至陋，才士耻为之。至一变而为经义，则剖析义理，不徒记诵矣，故当时名之曰大义。而我国朝因之，盖其着为功令者，不过以观士之能通经术与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于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间经义读之，言约理明，浑厚朴直，亦何尝剽剥割裂而为无根之辞乎？起昔人于今日，而为其剽剥割裂者，将或有所不能。进今人于洪、永，而为其浑厚朴直者，岁月之间可至矣。惟昔之为经义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于一，故士子气完力余，得以究心于天下之实学。惟今之为经义也难，故士子劳精神、穷日夜以求工于无益之空言，而不可施于用。且为之者益多，则其趋益乱。趋益乱，则上之人无所据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趋乱而途惑，则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无暇于实学。实学荒，则其不遇者文质无所底，而其遇者以贪冒为得计，以廉耻为迂疏，且尽举其所以徼幸于科名者而推之于政事之间，而科举之法遂大敝。夫科举之法敝，则郡县无循吏，疆场无能臣，欲寇盗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
然而科举之敝所以至此者，无他，上之人不知驱士子以出于实学，而听其所趋，反相率而从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犹以科举之设为明经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为，将驱天下之士而使之出于实学，则必宜复祖制五篇之法，于七义中减其二道，而阅卷必三场通较，不以一场为去取。经义取辨析义理而已，浮华者务在必黜，则士子亦安肯故为其难，以出于必不利之途哉？论则求其驰骋经史，表则求其骈丽四六，判则求其明习法令，策则求其晓畅治道。此虽与经义等为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经义，尚为宏词科，以收词赋之士，以继古者之制科。今独不可推其意于二三场哉？
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故所弃之卷，有不及阅二三场者，有不及阅经义者，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则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为，当宽其较阅之期，使得研核再四，以定其去取。至于士子平日所习之书，若经若史，一以颁诸学宫者
译科举论 明代 黄淳耀
科举论序
三代以后，设立科目选拔士人的方法，没有比汉代选拔贤良方正更完善的，也没有比唐代以诗赋取士更糟糕的。宋朝初年稍微沿袭唐代的制度，等到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专用经义，而诗赋这一科目，在整个宋朝屡次设立又屡次废止。大抵他们所说的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新学说罢了。虽然绍兴以后王学的势力稍衰，但河南学派与荆舒学派对立为两派，那么学者仍然多有驳杂不一。到了我们明朝高皇帝，厘正儒家经术，尊崇周敦颐、程颢、程颐的义理，保留西汉的注疏，使士子有所依据，于是那些依附于佛、道、庄、列的言论就彻底清除了。而且当时的制度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在科举之外还有辟举，有岁贡，三条途径并用。所以我们国家初年得人之盛，傲视西汉，士子参加科举的，没有上书求取的弊端，没有群聚京师的骚扰，没有请托举主的嫌隙，制度的完善，汉、唐、宋都比不上。自从宪皇帝以后，所谓的三条途径就废除了两条，而科举开始独受重视了。近来三场所看重的，仅限于七道经义。七道经义所看重的，仅限于三道。而科举的方法就弊坏了。有人议论想要废除它，又有人认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都出自这一科目，只应当遵行不变。我私下认为，这两种议论都不对。废除科举的人，其意图一出于荐举辟召，而不得其法，其弊端更有甚于科举的。
然而科举的方法确实弊坏了。《易经》说：“通晓其变化，使百姓不厌倦。”现在如果稍微改变科举的方法，参用辟举、岁贡的方法，有什么不可以呢？天上的星象历数是确定的，然而制定历法的人如果不随时修改，那么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误差。何况人才气运的相互推移，像江河一样没有尽头呢？假使我改变它而违背祖制，那就不可以改变。如果大的方面恰好与我们的祖制相同，而小的方面对照立法的本意没有错误，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自量力，写作《科举论》三篇，以等待有见识的人加以折衷评判。
科举论上
国家用经义来选拔士人，是要阐明经义呢？还是要晦涩经义呢？其出发点必定是为了阐明经义。然而我看现在的经义，其弊端恰恰足以晦涩经义。晦涩经义并不是设立科目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宋朝有帖经、墨义，割裂前后文句，来检验记忆背诵，这件事极其粗陋，有才之士耻于为之。等到一变而为经义，就剖析义理，不仅仅是记忆背诵了，所以当时称之为大义。而我们国家沿袭它，大概把它定为法令，不过是为了观察士人能否通晓经术，而最初并不是用这个来困住他们，使他们走上不可知的道路。现在取洪武、永乐年间的经义来读，语言简练道理明白，浑厚朴实直率，又何曾剽窃割裂而成为无根之辞呢？让古人活在今天，去做那些剽窃割裂的事，或许他们也不能做到。让今人回到洪武、永乐年间，去做那些浑厚朴实直率的事，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只是过去做经义容易，而上下所崇尚的出于一致，所以士子精力充沛，得以潜心于天下的实学。只是现在做经义难，所以士子耗费精神、穷尽日夜以求工于无益的空话，而不能应用于实际。而且做的人越多，那么他们的趋向就越混乱。趋向越混乱，那么上面的人就没有依据来确定取舍，而他们的道路就越迷惑。趋向混乱而道路迷惑，那么士子就越责怪自己的文章不工巧，而没有闲暇顾及实学。实学荒废，那么那些不得志的人文质无所依托，而那些得志的人以贪婪冒进为得计，以廉耻为迂腐疏阔，并且把他们用来侥幸获取科名的手段全部推行到政事之中，而科举的方法就大大弊坏了。科举的方法弊坏，那么郡县就没有循吏，边疆就没有能臣，想要寇盗平定而四方归服，是做不到的。
然而科举的弊坏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没有其他原因，上面的人不知道驱使士人走向实学，而听任他们的趋向，反而相率跟随他们罢了。唉！像这样还认为设立科举是为了阐明经义，那也不过是不思考罢了。
所以我认为，要想驱使天下的士人使他们走向实学，那么一定要恢复祖制五篇的方法，在七道经义中减去两道，而阅卷必须三场通盘比较，不以一场作为取舍的标准。经义只要求辨析义理，浮华者务必坚决黜落，那么士子又怎么肯故意做那难事，而走上必定不利的道路呢？论则要求驰骋经史，表则要求骈丽四六，判则要求明习法令，策则要求晓畅治道。这些虽然与经义一样是空言，然而工拙容易辨别。宋人既然设立了经义，还设立宏词科，来收罗词赋之士，以继承古代的制科。现在难道不可以把这种意图推广到第二、第三场吗？
过去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天，九个人半取一人。现在主考官鉴裁的明察或许不如古人，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在几天之内完成，时间没有剩余，所以所废弃的试卷，有不及阅第二、第三场的，有不及阅经义的，有甚至不及阅书义的。所废弃的如此，那么所录取的就可以知道了。我又认为，应当放宽阅卷的期限，使得能够反复研究核实，以确定取舍。至于士子平日所学习的书籍，无论是经还是史，一律以颁布在学宫的为准
科举论中
驱天下之士而出于实学，则制科之弊可革。虽然，所谓实学者，亦止于言词之间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即用其言词也。夫宋世伟人如富弼，而犹以科举文字为难。如司马光，而犹不长于四六。近世如陈真晟、胡居仁之流，则又不屑为科举之文矣。使吾无以收之，则天下笃实之士皆格于科举而不进，而吾之法又敝。将救其敝，非严荐举之法、重岁贡之科不可。
夫荐举近固行之矣，然而未睹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汉世之举贤良方正也，天子临轩亲策，至于再，至于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贵戚大臣，下及宦竖，皆直言极论，无所忌讳。不称者罪坐举主，有保任之罚。夫人情畏罚，则不敢妄举，而知上之重己也，则不惮于直言，故两汉得才为多。然犹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荐辟法，亲自较阅，不称职者辄坐举主，往往至于谪戍。故当时文武忠孝之士，布满在位，内自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则不然，名为保举，不复严重其事，士之被荐诣阙下者，吏部试以策论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谓策论者何等也。故其愿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愿仕者亦不至，彼岂真不愿仕哉？知荐举之重不及科举故尔。而荐人者则仍取诸有声场屋而不第，与其平日所亲幸之人，荐墨未干，而责任已塞矣。夫荐至而不知其称否，姑试之而姑爵之，而荐人者又不尸其罚，则又安能拒不肖之幸滥，而致奇伟非常之人哉！且不几以汉世贤良方正之名而居魏晋九品中正之实哉！
今如吾说，不过两言而已，曰：其求直言也必重，其罚不称也必严。此所谓明荐举之法者也。按国初岁贡之科，在荐辟之下、科举之上，儒生之居学校者，先德行而后文艺，岁课月考，其法甚严。成材者循序而进之于国学，与察举之贤并擢为给事中、参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与郡国之学校表里称盛。今自岁贡之科轻，而士之廪于学而历年多者，无贤不肖，皆得贡。既贡，则使之为学官。历一二迁至县令，或郡佐，辄注下考罢去之。故士之为岁贡者，齿暮气衰，荣路有限，其自待甚轻，在学校则坏学校，在州郡则坏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复姑宽之，曰：是龊龊者，为可矜怜而已。夫举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龊龊可怜之人以塞其无聊，岂理也哉！
窃以为学校所急，在选学官。学官得人，则士子之贤不肖可辨，而岁贡之旧可复。然所谓学官者，不复可求之于今日之贡举也。或取诸荐辟之中，或择诸甲科之内，务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职，以行先之，以学课之。其廪于学者，不可专取文词。苟孝友忠信发闻于乡者，学官言于督学，核实而廪之，然后教以文学。而择其士之尤异者，不待年而贡之阙下，而天子即用荐辟之法亲试之。试可，则不待选举，即为录用。其次则俟其材成，循次贡之国学，以待甄叙，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无行者勿贡，误贡有罚。此所谓重岁贡之科者也。
荐举之法明，岁贡之科重，则士之实胜者出此两科，文胜者出于科举，不出于此，必出于彼矣。
科举论下
呜呼！人才之生于今，其能自立也难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尝有法，而所以坏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见大比之岁，礼臣申明学制，非严限字数，即禁用子书，以为文体士习盖在是矣。而弊有积之甚久而其实不可以一日安者，则概未之及，然则人材何由而成耶？盖今有汉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数十年以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此皆积于学校而病于科举。吾故尽言之。
今夫太学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礼义之宗也。虞周宏远，吾不暇论，论后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鸿都学生入太学，士类耻之。夫鸿都者，天子之私学，其人本以经术相招，后为尺牍及玉书鸟篆，其在今日，则亦材艺过人之士也。太学之士以其微蔑小道，为天子私人，则耻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吕东莱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较艺文，参以行实，
译科举论中
驱使天下的读书人都走向实学，那么制科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虽然如此，所谓的实学，也不过停留在言辞之间罢了，我将来所选取任用的，并不是任用他们的言辞。宋朝的伟人如富弼，尚且以科举文章为难题；如司马光，尚且不擅长四六骈文。近代如陈真晟、胡居仁这类人，则又不屑于写科举文章。假如我没有办法收揽他们，那么天下笃实的人才都会因科举而受阻不能进用，而我的制度也就败坏了。想要挽救这种败坏，不严格荐举的制度、加重岁贡的科目是不行的。
荐举近来固然实行了，然而没有看到成效，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汉朝举荐贤良方正时，天子亲临殿前亲自策问，甚至反复多次。他们所说的话，上至君主自身，中至权贵大臣，下及宦官，都直言极论，无所忌讳。不称职的惩罚举荐的人，有保任连坐的刑罚。人情畏惧刑罚，就不敢胡乱举荐；知道君主重视自己，就不怕直言，所以两汉得到的人才很多。然而还说这是往事。我朝明太祖实行荐辟法，亲自考核阅览，不称职的就惩罚举荐的人，往往以至于贬谪戍边。所以当时文武忠孝之士，布满在位，内自卿相，外至藩臬，都是这样。现在却不是这样，名义上是保举，不再重视这件事，被荐举到京城的士人，吏部只用策论考试罢了，天下人不知道那所谓的策论是什么。所以愿意做官的人，得到一个官职就离开了，而不愿做官的人也不来，他们难道真的不愿做官吗？知道荐举的重视程度不及科举罢了。而举荐人则仍然选取那些在科举考场中有名声却没考中的人，以及平时亲近宠幸的人，荐举的墨迹未干，责任就已经推卸了。举荐到了却不知是否称职，暂且考试暂且授爵，而举荐人又不承担连坐的刑罚，那么又怎么能拒绝不贤之人的侥幸泛滥，而招致奇伟非常之人呢！况且不几乎是用汉朝贤良方正的名义而占据魏晋九品中正的实质吗！
现在按照我的说法，不过两句话罢了，说：寻求直言一定要重视，惩罚不称职一定要严厉。这就是所谓明确荐举的法度。考察国初岁贡的科目，在荐辟之下、科举之上，儒生在学校中，先德行后文艺，每年考核每月考试，法度很严格。成才的人按次序进入国学，与察举的贤才一起提拔为给事中、参政、主事等官，所以南北两雍与郡国的学校内外兴盛。现在自从岁贡的科目轻视了，而士人在学校中领取廪膳多年的人，无论贤与不贤，都能被贡举。已经贡举，就让他们做学官。经过一两次升迁到县令，或者郡佐，就评定下等考绩罢免他们。所以做岁贡的士人，年纪老迈气力衰退，荣耀之路有限，他们自我看待很轻，在学校就败坏学校，在州郡就败坏州郡。上面的人知道这样，又暂且宽容他们，说：这些拘谨可怜的人，是可以怜悯的罢了。举朝廷的士民，暂且寄托这些拘谨可怜的人来填补空虚，难道合乎道理吗！
我私下认为学校所急迫的，在于选拔学官。学官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士人的贤与不贤可以辨别，而岁贡的旧制可以恢复。然而所谓的学官，不能再从今天的贡举中寻求了。或者从荐辟中选取，或者从甲科中挑选，务必寻求德行醇厚而文章高妙的人让他们担任这个职位，用德行引导他们，用学业考核他们。那些在学校领取廪膳的人，不能专门选取文词。如果孝悌忠信在乡里闻名的人，学官向督学报告，核实后给予廪膳，然后教他们文学。而挑选士人中特别优异的人，不等年限就贡举到京城，而天子就用荐辟的方法亲自考试。考试合格，就不等选举，立即录用。其次就等他们材能成就，按次序贡举到国学，等待甄别叙用，完全像祖宗朝授官的法度。有文无行的不要贡举，误贡有惩罚。这就是所谓加重岁贡的科目。
荐举的法度明确，岁贡的科目加重，那么士人中实学胜过的人出自这两科，文词胜过的人出自科举，不出自这里，必定出自那里了。
科举论下
唉！人才在当今出生，他们能自立很难了。上面用来成就他们的不曾有法度，而用来败坏他们的又不止一端。我每次看到大比之年，礼臣申明学制，不是严格限制字数，就是禁止使用子书，认为文体士习大概就在这里了。而弊端有积累很久而其实际不能一天安定的，则一概没有涉及，那么人才从哪里成就呢？大概现在有汉唐宋以来所没有的弊端而不幸有了的，有数十年以来名义上革除弊端而其弊端更严重的，这都是积累在学校而弊病在科举。所以我全部说出来。
现在太学，是天子用来教化天下的开始，而礼义的宗主。虞周宏大深远，我不暇论述，论述后世特别败坏的。桓帝让鸿都学生进入太学，士人以此为耻。鸿都，是天子的私学，那些人本来以经术相招，后来写尺牍及玉书鸟篆，在当今，也是材艺过人的人。太学的士人因为他们微小浅薄的小道，做天子的私人，就以此为耻了。宋朝设立三舍法，朱子、吕东莱都非议它。三舍法，考核艺文，参以行实，
而降升其间，其在今日，则亦奖诱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试之以浮靡之文，诱之以利禄之途，则非之矣。然则太学之重可知也。太学之人才，宜有以长养成就之，可知也。非国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学，可知也。今自援纳例行，百余年来，遂为功令。士以廪、增、附之额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余则学校之废弃者入焉，纨绔之不学者入焉，商贾之多金者入焉。此何为乎？入粟之后，挂名其间，有终身未尝踧胄监之席者。问其人，则国子生也。此何为乎？然而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犹施施然与之并列，则使东汉之士复兴，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叹息又当何如也！此吾所谓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
译而在其中升降选拔，在当今，这也是奖赏诱导人才的方法。先代儒者认为，用浮华靡丽的文章来考试他们，用利禄的途径来诱导他们，所以非议这种做法。然而太学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太学中的人才，应当有办法来培养成就他们，就可以知道了。不是国子监以及四方已经成才的人，不应当进入太学，就可以知道了。如今自从援纳例成为常例，一百多年来，竟然成了法令。士人凭借廪生、增生、附生的名额来区分他们捐纳粮食的等级差别，而其余的则是被学校废弃的人进入，富贵人家不学习的人进入，商人中多钱财的人进入。这是为什么呢？捐纳粮食之后，挂名其中，有终身未曾踏入国子监座位的人。问这些人，却是国子监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然而那些由学校推荐、由乡试选拔的士人，还慢悠悠地和他们并列，那么即使东汉的士人复兴，南宋的儒者复活，我不知道他们叹息又会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唐宋以来没有的弊端，却不幸出现了。
古者较士，有中年、比年之法，盖掌教之官视有司不同。吕氏谓《周礼》六官，惟学校之官不在官联官属，其意所当深思者是也。今者师儒之说既为具文，而督学使者之官，其体尊严，与生徒相去辽绝，其所掌有岁试，有科试。其稽考行义也，不过俯听于学官，而其殿最文义也，虽试有前后，而一人之目，无大相远。今使督学官于三年之中，科、岁各一试，士方试归，席未及暖，而继试者又至矣。是一岁之中常得一再试也。然科试则郡县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后进于督学，是受试无已时也。以不甚相异之殿最与不甚稽考之行义，而受试无已时，乃欲望其敬业乐群、知类通达，则亦难矣。此吾所谓数十年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也。
吾以为，援纳之例必当禁绝，而一以勋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实之，妙简儒臣，以为祭酒、司业。其立教，则当以胡瑗之教湖学及朱子分年立课之法为准。督学则简其考较，即以科试为岁试，合格者使之试于乡，否则黜之，而不必又为岁试。使士子得休其力，以从事于学。此二说行，然后荐举岁贡之法可渐施也。
抑吾又得一说焉。可暂罢而徐议之者，骑射是也。夫射者，学宫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尝用之以试士矣。然前此不习既久，一旦举而责之缀文之士，则不便者十九。夫将复古制，固不论其便否也。然吾以为可暂罢者，以其本之未立，则不可齐其末也。
或曰：“考较之简，其法则诚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讧，泥沙用财，取之援例入赀，足以赡军。且骑射所以习兵也，在平世犹不可废，况多难乎？”曰：子以东晋之南渡为盛于今乎？东晋犹能立太学，征生徒，而谓今世不能者，谬也。谓藉此以资财用者，无术也。且学校兴，人材盛，则其所得有过于骑射者矣。今虽不罢骑射，骑射其有益乎？
科举论后语
余既作《科举论》，向难余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于泥途。苟生贤才，必不使之阨穷于牖下也。科名特寄径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于山川也，制之而后生焉，范之而后成焉。不遇良工，则没于丹矸朽石之下而已矣，子何从知之？由今之道而不变，吾虑人材之日没也。”难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经义能困中人，岂能困奇士乎？”曰：“南宫三岁一试士，士之释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杂出其间乎？如中人杂出其间，则其败天下士多矣。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又曰：“贤良方正之科，固将器人于文辞之外也。信如子说，不过严责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终不能有异于汉世之对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岂独汉世哉？敷奏以言，虽尧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动，引见阙廷而亲策之，假以言色，通以问难，则人之贤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鸟之追鸑鷟也。”又曰：“学校之官，吾何以识其贤而用之乎？”曰：“如东汉之先试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长各自礼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优，所以广教化、隆儒术也。”又曰：“凡学之掌教者三人焉，试且聘之，则不胜其扰矣。”曰：“固也。吾以为三人者，可省其二也。无已，则虚其二焉以待。教谕之择贤者而聘之，亦我国初之制也。”又曰：“胄监入赀，不自今日始也。罗圭峰玘尝以赀入矣，已而为文人，为名臣。近则学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为入赀滥觞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国家近有珰祸，献谄颂功者多出太学诸生，何无一人如范滂、陈东者乎？史推东汉之乱而不亡，归功于太学数君子。靖康、建炎之间，三学生义声震天下，彼皆养士之效也。今则非止失养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于场屋、厌于考较，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论则美矣，然子之论骑射也，犹谓待学校兴乃可徐议。今一旦欲于二三场责经史时务
译古代考核士人，有中年、比年的方法，这是因为掌管教育的官员与一般行政官员不同。吕氏认为《周礼》中的六官，只有学校官员不属于官联官属体系，这种观点值得深思，是正确的。如今师儒的教化已成为虚文，而督学使者的官位体统尊严，与学子相距遥远，他们掌管岁试和科试。他们考察品行道义，不过是低头听从学官的意见；他们评定文章优劣，虽然考试有先后，但一个人的眼光，并没有太大差别。现在让督学官在三年之中，科试、岁试各进行一次，士子刚考完回来，坐席还没坐热，接着的考试又到了。这是一年中常常要考一两次。然而科试时，郡县官员必须先进行选拔，然后才呈报给督学，这样士子就没有休息的时候。用差别不大的文章优劣评定和不太严格考察的品行道义，让士子没有休止地参加考试，却希望他们敬业乐群、通晓事理，这就很难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几十年来名义上革除弊端，而弊端反而更加严重的原因。
我认为，捐纳入仕的例子必须禁止，而只让勋戚命官子弟以及贡入学校、举于乡试的士人来充任，精心选拔儒臣，担任祭酒、司业。确立教育方针，应当以胡瑗在湖学任教以及朱熹分年立课的方法为标准。督学则简化考核，直接把科试当作岁试，合格者让他们参加乡试，否则就黜退，而不必再举行岁试。让士子得以休养生息，专心从事学业。这两条建议实行后，然后荐举岁贡的方法可以逐渐施行。
我又得到一种说法。可以暂时停止而慢慢商议的，是骑射这件事。射箭是学宫的古法，我朝高皇帝曾经用它来考试士人。然而此前不练习已经很久了，一旦拿出来要求写文章的士人去执行，那么不方便的占十分之九。如果要恢复古制，固然不论是否方便。但我认为可以暂时停止，是因为根本没有树立，就不能整齐末节。
有人说：“考核简化，这个方法确实好。如今天下兵寇交争，泥沙般的钱财消耗，通过捐纳入赀来筹集，足以供养军队。况且骑射是用来练习军事的，在太平盛世尚且不可废除，何况多难之时呢？”回答说：“你认为东晋南渡比现在兴盛吗？东晋尚且能设立太学，征召生徒，而说现在不能，是错误的。说借此来资助财用，是没有办法。况且学校兴盛，人才众多，那么所得到的益处超过骑射了。现在即使不废除骑射，骑射真的有益吗？”
科举论后语
我写了《科举论》之后，以前难倒我的人又说：“上天生这些人，就像放置器物一样。如果生出金玉，一定不会放在泥途之中。如果生出贤才，一定不会让他们困穷于窗下。科名只是寄托的途径罢了，你担忧什么呢？”回答说：“金玉生长在山川之中，经过制作而后生成，经过范铸而后成型。如果不遇到良工，就会埋没在丹矸朽石之下罢了，你从哪里知道呢？沿着现在的路子而不改变，我担心人才一天天埋没。”难者又说：“现在朝廷所求的是奇士，不是中人。经义能困住中人，难道能困住奇士吗？”回答说：“南宫三年一次考试士人，脱下布衣做官的必定有三百人，不知道这三百人都是奇士吗？还是中人混杂其中呢？如果中人混杂其中，那么败坏天下士人的就多了。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又说：“贤良方正的科目，本来就要在文辞之外任用人才。相信你的说法，不过是严格追究保任的责任罢了，而取士的方法终究不能不同于汉代的对策，是以行为求取而以言语选拔。”回答说：“难道只有汉代吗？敷奏以言，即使是尧舜也不外乎如此。现在天子赫然震动，在阙廷引见并亲自策问，借助言语神色，通过问答辩难，那么人的贤与不贤就显现出来了。人才奔赴君主，就像百鸟追逐鸑鷟一样。”又说：“学校的官员，我如何识别他们的贤能而任用他们呢？”回答说：“像东汉先考试博士那样也可以。像虞集所说，让县令各自礼聘也可以。他们的任期必须长久，他们的提拔必须优厚，这是为了推广教化、尊崇儒术。”又说：“凡是学校掌管教育的有三个人，考试并且聘请他们，就受不了这种骚扰了。”回答说：“确实如此。我认为这三个人，可以省去两个。不得已，就虚设两个位置以待。选择贤能的教谕而聘请他，也是我国初年的制度。”又说：“国子监入赀，不是从今天开始的。罗圭峰玘曾经以赀入监，后来成为文人，成为名臣。近来学校中有文才的人进入，何必禁止呢？”回答说：“玘不值得效法。作为入赀滥觞的人，未必不是玘的罪过。我们国家近来有宦官之祸，献谄颂功的人多出自太学诸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像范滂、陈东那样呢？史书推崇东汉混乱而不灭亡，归功于太学几位君子。靖康、建炎年间，三学生义声震动天下，他们都是培养士人的效果。现在不仅失去了培养，而且混杂侮辱他们，也太过分了。有文才的人进入，是因为厌倦科举、厌烦考核，不得已才进入，不是应该进入的。”又说：“你的论述很美，然而你论述骑射，还说要等学校兴盛后再慢慢商议。现在一旦想在二三场考试中要求经史时务
之实学，于荐举责贤良方正之全材，于太学、乡学责有道之师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将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叶适有言：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举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举法，仍停至十余年，其时人材益出。今能远采叶适之言，上师我高皇帝通变宜民之意，何为不成？何求不得？余之前论，特平平者尔。虽然，使以余之论告当路，则骇笑而目以为狂者不知凡几矣。时势之变，日新月异，而天下大事独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难回也！”
译对于实际学问，在荐举中要求贤良方正的完整人才，在太学和乡学中要求有道的师儒和听从教导的学生，难道不是很迫切吗？我将用你的矛来刺穿你的盾。”他说：“宋代臣子叶适曾说：现在应当暂时停止天下过多的议论，常规科举不采用亲近之人的策略，制科不要求死记硬背和文章著述，稍微忘记旧有的步调，一旦由天子亲自选拔，虽然三代那样的英才不能立刻得到，也不会像近世那样冗杂无用。我们明朝高皇帝已经实行了科举法，但仍停顿了十多年，那时人才反而更多涌现。现在如果能远取叶适的话，上效我们高皇帝通权达变、适宜百姓的意图，有什么做不成的？有什么求不到的？我之前的议论，只是平平常常罢了。虽然如此，如果把我的议论告诉当权者，那些惊恐嘲笑并把我看作狂人的不知道有多少了。时势的变化，日新月异，而天下大事却只说固守常规，痛惜啊，积成的习俗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