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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河 篇
魏源
上▯
我生以来，河十数决。岂河难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餐？作筹河篇。▯
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故今日筹河，而但问决口塞不塞与塞口之开不开，此其人均不足与言治河者也。无论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将言改河，请先言今日病河病财之由，而后效其说。▯
人知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年代以后之河费，既数倍於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於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其事有由于上者，有由于下者。▯
何谓由上？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尚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大工，三载堵闭，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其时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则沿河商民，且欲囤柴苇，倍昂钱值，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窦。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及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海，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其所藉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名为从实销，而司农之度支益匮，是为河费二大窦。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此之谓费浮自上。▯
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后，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岁以至十岁、数十岁，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到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试以每岁加堤丈尺，案册计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实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垫，则曰风日削剥，以盖其偷减。其实汛水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试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洁之堤则词穷矣。即此加堤之费，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淤，大溜偶湾，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另案之费；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提，亦逐年加高，于是有增湖堰之费，亦不下三、五万万。是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岁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之责，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之费，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东河十五、南河二十二厅。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粟恪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
是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
译筹河篇
魏源
上〇
我出生以来，黄河决口已有十几次。难道是黄河难以治理？还是治理黄河的方法拙劣？或是贪官污吏借治河之名中饱私囊？因此撰写《筹河篇》。〇
只谈论防御黄河，不谈论治理黄河，所以黄河成了今天的祸患；只筹划治河的费用，不筹划国家的用度，所以财力成了今天的匮乏。用今天的财政额度，来应对今天的黄河祸患，即使是管仲、桑弘羊也无法筹划；按照现在的黄河状况，不改变现在的治理方法，即使是神禹也无法成功。所以今天筹划治河，却只问决口堵没堵上，以及堵口工程开没开工，这些人都不值得与他们谈论治理黄河。无论堵住南边难保不溃决于北边，堵住下游难保不溃决于上游，堵住今年难保不溃决于明年；即使一次堵塞之后，十年、几十年不溃决，但每年耗费五六百万，耗尽天下的财赋来从事河工，古今有这种像漏水的酒器、填不满的山沟一样的政事吗？我现在要谈论改道黄河，请先说明今天因河患和财困而生病的原因，然后效法我的说法。〇
人们知道本朝以来，没有一年不治理黄河，又知道乾隆四十年代以后的河工费用，已经是国初的几倍；而嘉庆十一年的河工费用，又比乾隆时期增加了一倍；到现在底高淤厚，一天比一天危险，其费用又超过嘉庆时期，远远高于宗室俸禄、名粮、民欠之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来自上面的，有来自下面的。〇
什么叫来自上面？国初靳文襄公承接明朝末年溃败决裂的黄河，八年修复，用国库不过数百万；康熙中期，堵合中牟杨桥大工程，不过三十六万。那时全河每年的修缮不过数十万金，大概是因为河槽深通，而且征发劳役，沿河协助贴补物料方价都很便宜，工程官员实报实销，所以工程大而费用节省。乾隆元年，虽然诏令免除各省海塘河堤派民工的十余万，但例价不够的，尚且摊派征收归款。到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大工程，三年堵闭，除了动用国库一千多万外，还有夫料加价银一千一百万，应分年摊派征收。那时国库充盈，破格豁免，但从此以后就沿袭为例，摊派征收仅属空名。每逢决口，沿河商民，甚至想囤积柴苇，加倍抬高钱值，趁官府急切以谋取利益，这是河费的一大漏洞。然而乾隆末年，大工程虽然不派夫役，但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等到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理南海，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他所借口的，不过一二端，却波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时加倍，岁修增加而另案随之，名义上是从实销，但司农的度支更加匮乏，这是河费的第二大漏洞。计算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共十八年，暂且以每年增加三百万计算，已超出旧额万万，何况意外大工程的费用，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胜数呢？这就叫费用浮夸来自上面。〇
那来自下面的浮夸，自靳文襄公以后，河臣不治理海口，而只致力于泄洪，涨水越泄，水流越缓，海口逐渐淤塞，河底也逐渐抬高，于是又只从事增高堤坝。自下而上，自一二年以至十年、几十年，河高而堤也随之高。从海口，到荥泽、武陟两堤，绵延二千多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堤坝，隆堤于天际，试着以每年加堤的丈尺，按册计算，必有二三十丈。其实现在的堤坝不及十分之二，不说汛水淤垫，就说风日削剥，以掩盖其偷减。其实汛水能淤塞堤中的河身，不能淤塞堤外的官地。试着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检验堤坝，则词穷了。仅这加堤的费用，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已淤塞，大溜偶尔弯曲，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加另案的费用；河堤既已高，清水不出，高堰石堤，也逐年加高，于是有增湖堰的费用，也不下三、五万万。所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年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的责任，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的费用，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东河十五、南河二十二厅。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粟恪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〇
所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
则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前此淤高于嘉庆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黄坝不启，今则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议者尚拟改安东上下绕湾避淤，或拟接筑海口长堤，对坝逼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则中满倒灌，愈坚愈厚愈长，两堤中间，高于之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长河于期月之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故曰：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议，而亦乌忍不议？▯
译那么从徐州、归德以上，没有不淤塞的。此前淤积的高度比嘉庆以前的黄河高出三四尺，所以御黄坝不开启，如今淤积的高度在两丈以外。此前提议的人尚且打算改变安东上下河道，绕开弯道避开淤积，或者打算连接修筑海口的长堤，对着坝体逼迫水流，以期达到疏通上游的效果；如今则是河床中部充满且倒灌，淤积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厚、越来越长，两堤中间，高于河床之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在海口的地方竭尽全力，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内疏通千里长河。下游坚守，就会在上游溃决，上游坚守，就会在下游溃决。所以说：按照现在的河道，不改变现在的方法，即使是神禹再生也不能治理，断定不改变河道就不能成功。人力主动改变河道，是上策，否则等待天意自然改变河道，虽然不是下等士人所应议论的，但怎么忍心不议论呢？
中▯
河决南岸与决北岸孰胜？则必佥曰：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重，决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龙冈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又改仪封、考城而后塞。嘉庆封丘荆隆工之决，历时六载，后因暴风而后塞。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南岸则虽在上游，亦不过数百万可塞。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故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
问曰：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张秋即今寿张县。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挽回南道既逆而难，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祸其福而福其祸？则必曰：恐妨运道。乌乎!今之南运河，果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乎？既可灌塘于南运河，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乎？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岂地势水性使然乎？审地势水性如之何？曰：莫如南条行南，北条行北而已。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妥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渎，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他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厮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
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利津县。行之千年。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盖不用禹冀州漳、卫之故道，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仳山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共善一。以水性，则借至清沉驶之济，涤至浊淤之河，药对证而力相敌，非淮，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其善二。▯
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治何也。
及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遂自阳武而东，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今会通河起汶上县至淮安府清河县是也。北清河即济漯川。今大清河自运河滚水坝历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海口其时，金人以邻为壑，故纵河南下，与北清行，其弊又在于河病敌，亦无志治河也。
及元世祖至正中，开会通河，尽断北流，专以一淮受全河，而河患始亟。元末至正中又北决。贾鲁初献二策：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浚塞并举，挽河南行，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竟用后议，挽之使南，其时，余阙即言河在宁、卫之郊，地势南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议者虑河之北，则碍会通之漕，不知河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则？漕以汶，不以黄也。贾鲁不能坚持初议，其识尚出余阕之下。明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清口，而不知徙清口天兖、豫，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岁塞，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岂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
今日视康熙时之河，又不可道里计。海口旧深七八丈者，今
译中〇
黄河决口，南岸与北岸相比，哪种情况更好？人们必定一致说：南岸决口祸患较轻，北岸决口祸患较重。如果北岸决口发生在上游，其祸患尤其严重。北岸上游决口的例子，如乾隆年间青龙冈的决口，历时三年，耗费国库银两二千万两，又改道仪封、考城之后才堵塞。嘉庆年间封丘荆隆工的决口，历时六年，后来因为暴风才堵塞。武陟的决口，耗费国库银两千数百万两，也是幸好坝口淤积堵塞后才得以封堵。南岸决口则即使在上游，也不过耗费数百万两即可堵塞。这是因为地势北岸低而南岸高，河流向北流动顺势而向南流动逆势。所以恢复故道，向北困难而向南容易。上游北岸决口，那么与下游相比，挽回故道更加不易。〇
问：既然这样，那么黄河向北决口，难道不是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吗？每次上游河南北岸决口，必定贯穿张秋运河，张秋就是现在的寿张县。流向大清河入海，这不是天然的河道吗？挽回南道既逆势又困难，为什么不顺应它往低处流的特性使其顺势且容易，为什么要反而让容易的变困难，让困难的变容易，把祸患当福气，把福气当祸患？人们必定说：担心妨碍漕运通道。唉！现在的南运河，果真能不灌塘而启坝通漕吗？既然可以在南运河灌塘，难道唯独不能在北运河灌塘吗？明明知道顺逆难易，利害相差百倍，却必定不肯舍弃逆势而选择顺势，舍弃困难而选择容易，难道是地势水性使然吗？审察地势水性是怎样的？回答说：不如让南边的支流走南边，北边的支流走北边罢了。近日黄河屡次决口，都在南岸，确实没有益处，即使北岸决口，但仅在下游徐州、沛县、归德之间也没有益处，只有北岸在开封以上决口才有大益处。为什么呢？黄河、济水都是北流的河道，而泰山的伏脉夹在中间，所以从封丘以东，地势中间隆起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制汶水形成湖泊，稳妥地分流南北以辅助漕运。这是黄河本来在中干道的北边，自有天然归海的沟壑。强行让它跨越中干道向南，其利在北而不利在南，这是形势使然。北边的支流有两条：一条是冀河的故道，是《史记》所说的禹记载的高地，现在不能使用。上游就是漳水，下游到天津静海县入海，都是禹河的故道，其他地方也高，所以不能使用。一条是山东武定府的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都绕泰山东北，起于东阿，经过济南，到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就是禹将河水分为二渠，一条流经冀州，一条流经漯川的情况。〇
从周定王时，黄河失去冀州的故道，就夺取济水入海，向东流入漯川，所以后汉明帝永平年间，王景治理黄河，堵塞汴水回归济水，筑堤修渠，从荥阳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汉代的千乘就是现在的武定利津县。沿用了千年。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五代，还没有黄河水患，这是大禹之后的一次大治理，大概是不使用大禹冀州漳、卫的故道，而使用大禹兖州漯川的故道。从地势来看，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阻挡其南，大仳山阻挡其北；流出之后，就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限，从兖州东阿以东，到青州入海，这条路，这条路都是亘古不变不坏，这是好处一。从水性来看，则借助至清沉驶的济水，洗涤至浊淤积的黄河，药对症而力量相当，不像淮河、泗水常年水流不足以冲刷黄河那样，这是好处二。〇
北宋黄河更加北移，几乎恢复故道，宋人担心黄河流入契丹境内，那么南朝就失去险要，所以兴起六塔二股河，想要挽回它使其向东，又不知道讲求漯川故道，其弊端在于用黄河作为边界抵御敌人，没有治理黄河的志向，为什么呢。
等到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黄河于是从阳武向东，到寿张，注入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河，南清河就是泗水入淮的通道，现在的会通河从汶上县到淮安府清河县就是。北清河就是济漯川。现在大清河从运河滚水坝经过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青城、滨州、蒲台到利津海口，那时，金人以邻国为沟壑，所以放纵黄河向南流，与北清河并行，其弊端又在于黄河生病对抗敌人，也没有治理黄河的志向。
等到元世祖至正年间，开凿会通河，完全切断北流，专门让一条淮河承受全部黄河水，而黄河水患才开始紧急。元末至正年间又向北决口。贾鲁最初献出两条策略：一条建议修筑北堤以控制横向溃决，其用工省；一条建议浚疏堵塞并举，挽回黄河向南流，恢复故道，其工程费用很大。脱脱竟然采用后一条建议，挽回它使其向南，那时，余阙就说黄河在宁、卫的郊外，地势南高北低，黄河向南迁徙困难而向北迁徙容易。议论者担心黄河向北，则妨碍会通的漕运，不知道黄河即使向北，而会通的漕运也不废弃。为什么呢？漕运依靠汶水，不依靠黄河。贾鲁不能坚持最初的建议，他的见识还出自余阙之下。明朝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只用力于清口，而不知道迁徙清口到天兖、豫，他们的见识又出自贾鲁之下。各位大臣修复的黄河，都不过几年、十几年随即决口每年堵塞，从来没有王景治理黄河千年无患的事情。难道是各位大臣的才能，都不如王景，为什么所依据的地势水性，都不如王景？其弊端在于用黄河通漕运，所以来不及用黄河治理黄河。〇
今天看康熙年间的黄河，又不能用里程来计算。海口旧深七八丈的，现在
不二三丈；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洪泽湖水，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宽十余丈，深一丈外，即能畅出刷黄，今则汪洋数百里，蓄深至二丈余，尚不出口，何怪湖岁淹，河岁决？然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使当时河臣明古今，审地势，移开渠塞决之费，为因势利导之谋，真千载一时之机会。乃河再三欲东入济，人必再三强使南入淮，强之而河不受制，则曰：“治河无善策，治河兼治运，尤无善策。”乌乎!运河之贯黄河，南北一也，黄河之贯运河，亦南北一也，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余里，到张秋入大清河，建瓴而下，是南岸通漕甚易，所宜筹，惟北岸但自寿张至临清二百余里，尽塞减水坝倒塘济运，而筑石闸于寿张黄、运之交，是北岸通运，亦视南河御黄坝倍易，何虞乎运道？且今日之河，亦不患其不改而北也。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下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改，河亦必自改之。然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何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可决而南也。惟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河已挽之不南，费又筹之无出，自非因败为功，计将安出？▯
译不超过两三丈；河堤内外的滩地原本相平，如今淤积高达三四五丈，而堤外的平地也屡次被洪水漫溢淤积，如徐州、开封城外的土地，现在都与城墙上的女墙齐平，那么河底较之建国初期必定淤积了数丈以上。洪泽湖的水，在康熙年间只有中泓一条河道，宽十余丈，深一丈多，就能顺畅流出冲刷黄河，如今却汪洋数百里，蓄水深度达到两丈多，尚且不能出口，难怪湖泊年年淹没，黄河年年决口。然而历来决口北岸的，其恢复治理之艰难，都是事倍功半，这是黄河利于北流而不利于南流，明显如星辰太阳一般；黄河向北决口，必定冲击张秋，贯穿运河，汇入大清河入海，这是大清河足以容纳全部黄河水，也明显如星辰太阳一般。假如当时的河臣能通晓古今，审察地势，将开渠堵口的费用，转为顺应地势引导水流的谋划，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黄河再三想要东流入济水，人们却再三强行让它南流入淮河，强行控制而黄河不受制约，就说：“治理黄河没有好策略，治理黄河兼治运河，更没有好策略。”唉！运河贯穿黄河，南北是一样的；黄河贯穿运河，南北也是一样的。汶水从南旺湖北行一百三十多里，到张秋汇入大清河，居高临下奔流，因此南岸通漕运非常容易，所应筹划的，只是北岸仅从寿张到临清二百多里，全部堵塞减水坝和倒塘以济运，而在寿张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处修筑石闸，这样北岸通漕运，也比南河的御黄坝容易得多，何必担忧运道呢？况且今天的黄河，也不担心它不改变而向北流。假如南河还有一线可治，十多年后的决口，尚可拖延时日。如今却是年年溃决，无药可治，人力纵然改变，黄河也必定自行改变。然而改变不能在南岸，也不能在下游徐州、沛县的北岸。为什么呢？因为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然可能决口向南。只有一旦决口上游北岸，夺取水流进入济水，如兰阳、封丘那样的情况，那就太好了，如果更在上游于武陟决口，那就更是好中之好。黄河已经挽回不了向南，费用又筹措不出，如果不因败局而求成功，计策将从何而出？
因败为功如之何？曰：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上至阳武，中有沙河、赵王河，经长垣、东明二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即汉、唐旧河故道。但创遥堤以节制之，即天然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或开创遥堤，即如王景用钱百亿，共一千万贯，合银五百万两尚不及兰阳、武陟之半，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即使盛涨偶溢，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即闭，不过如永定河塞决之费一二十万而止。新河北不驾太行之脉，南不驾泰山之脉，介两脉之间，所刷皆尘沙浮土，日益深通。且南岸有旧洒淤身千余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北岸为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轶而南。虽自考城以下，旧河迤逦益南，距新河渐远，难尽借北堤为南堤，而河如南决，则断不能冒截而过北岸。自卫辉以上，西薄大仳山，自卫辉以东，有平衍，无洼下，加用砖工护堤，以御大溜，河必不舍深就高，侵轶而北。禹河由冀州入海，史言载之高地，是冀北不洼下之证，即使数百年后，河流偶北，如北宋之复禹迹，亦无庸挽之使南矣姑毋侈王景河千年之远效，而数百载间大工费必可省矣。
其平时岁修，则姑复初之旧，以一河道驻秋，督南岸、北岸、上游、下游数厅官，及河标武职数十员而止，可裁冗员大半矣。每厅辖境不过百里，缘盛涨时鞭长莫及也。若水由地中行，则无险工可抢，故无用多官岁修及倒塘济运，至多以数十万计，如国初旧额，岁可省五百万，十数年可渐复乾隆库藏之旧，大利一。河北至卫辉南境，凡沙河所经，如原武、阳武、延津、封丘、考城，直走山东，皆历年河决正溜所冲之地，非沙压，即斥卤，皆土旷人稀，无辐辏阛阓，而南至开封，下至淮海，旧河涸出淤地千余里，以迁河北失业之民舍硗瘠，得膏腴，不烦给价买地，大利二。洪泽湖畅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河上游民田数万顷，大利三。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化为乐国，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虚糜，而后国家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尽除一切苟简权宜之政，大利五。其新河岁修数十万金，但取诸旧河，旧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项而有余，国家更不费一钱以治河，大利六。
比六利者，天造地设，自然之利，非非常之事也，亦不必需非常之人也。但须廷议决计于上，数晓事吏承宣于下，晓谕河北州县，当水冲数十里内之民，以兰阳、武陟之已事，令其徙危就安，徙害就利，舍硗瘠，就膏腴，天下无不知利害之人，断无甘心危地以待论胥之事，岂非因势利导至易之策？然而事必不成者，何也？河员惧其裁缺裁费，必哗然阻；畏事规避之臣，俱以不效肩责，必持旧例，哗然阻。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盘庚迁殷，浮言聒聒，故塞洚洞之口易，塞道谋之口维。自非一旦河自北决于开封以上，国家无力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议亦无术以阻挠建瓴之新道，岂能因败为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
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
此山东济南府武定府之大清河，非直隶天津直沽口之大清河也。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系济水，一系卫水，判然不同。虽二道皆禹河故道，而燕、蓟之水皆南流，此北道高之明证；且密迩京师，断不可用。惟东道天然大壑深通，且为历年北决之正溜，天造地设，更无善于此者。胡氏渭尚责王景不知复禹河冀州故道，未能尽善，岂殷室五迁为患之河，反胜于汉、唐千年无患之河乎？但慕师古，无裨实用，斯则书生之通弊已。▯
下▯
或曰：史称王景治河，发卒数十万，修渠筑提，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千乘，今利津县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砥绩，山名。案：绩当作碛，盖山麓石矾插入水中者，必破去方，免碍水道直截沟涧，逢湾取直，防遏冲要，即今扫坝，挑溜御险疏决壅积，旧无河槽处。别开引河十里立
译如何能变失败为成功呢？回答说：趁着冬季河水退入沟壑的月份，修筑堤坝约束河道，引导河水向东北方向流去。计算张秋以西，上至阳武，中间有沙河、赵王河，经过长垣、东明两县，上游承接延津，下游汇入运河，这就是汉、唐时期的旧河道。只需修筑遥堤来节制它，那就是天然的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就沿着大清河两岸展宽，或者开创遥堤，就像王景花费百亿钱，共一千万贯，折合白银五百万两，还不及兰阳、武陟工程的一半。既然河水在低洼处流动，没有高低不平，自然就不会冲决堤坝。即使大水暴涨偶尔溢出，而堤内堤外地面相平，一堵就能封闭，不过像永定河堵塞决口的费用一二十万两银子罢了。新河北面不跨越太行山脉，南面不跨越泰山山脉，介于两脉之间，冲刷的都是尘土浮沙，日益深通。况且南岸有旧河淤积形成的堤身一千多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北岸作为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越向南。虽然从考城以下，旧河蜿蜒越来越向南，距离新河逐渐变远，难以完全借用北堤作为南堤，但如果河水向南决口，就断不能冒越截断而流过北岸。从卫辉以上，西面逼近大仳山，从卫辉以东，地势平坦，没有低洼之处，加上使用砖工保护堤坝，以抵御大水流，河水必定不会舍弃低处而流向高处，侵越向北。大禹治理的河道从冀州入海，史书记载它流经高地，这是冀北不低洼的证明。即使几百年后，河流偶尔向北，像北宋时恢复大禹的遗迹，也没有必要强行把它向南挽回。姑且不要夸大王景治理河道千年远效，而在几百年间，大型工程的费用必定可以节省。
至于平时的年度修缮，就姑且恢复原来的旧制，由一位河道官员驻守秋州，督管南岸、北岸、上游、下游几个厅的官员，以及河标武职几十人罢了，可以裁减大半冗员了。每个厅管辖的地域不过百里，因为大水暴涨时鞭长莫及。如果水在低洼处流动，就没有险工需要抢护，所以不需要众多官员年度修缮以及倒塘济运，最多用几十万两银子，像建国初期的旧额，每年可以节省五百万两，十几年就可以逐渐恢复乾隆时期国库的旧貌，这是第一大利益。河北到卫辉南境，凡是沙河经过的地方，如原武、阳武、延津、封丘、考城，直通山东，都是历年河水决口正流冲刷的地方，不是被沙掩埋，就是盐碱地，都是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没有车马辐辏、市场繁华，而南到开封，下到淮海，旧河干涸露出淤地一千多里，把河北失业的百姓迁移，舍弃贫瘠之地，得到肥沃之地，不需要花费钱购买土地，这是第二大利益。洪泽湖畅通入海，高堰可以不蓄水，干涸露出淮河上游民田几万顷，这是第三大利益。五坝不开启，下河不受灾，淮、扬变成安乐之地，这是第四大利益。河道不再常患水灾，国库不再虚耗，然后国家可以用全力整顿边防，兴修水利，彻底废除一切苟且简略、权宜之计的政策，这是第五大利益。新河年度修缮几十两银子，只从旧河、旧湖干涸露出的淤地升科征税中收取就有余，国家不再花费一分钱治理河道，这是第六大利益。
这六大利益，是天造地设，自然的利益，不是非常之事，也不需要非常之人。只须朝廷在上决议，几位通晓事务的官吏在下传达，晓谕河北州县，应当在水冲几十里内的百姓，用兰阳、武陟已经发生的事例，命令他们离开危险之地到安全之地，离开有害之地到有利之地，舍弃贫瘠之地，到肥沃之地，天下没有不知道利害的人，断没有甘心待在危险之地等待胥吏议论的事，难道不是因势利导最容易的策略吗？然而事情必定不能成功，为什么呢？河道官员害怕裁减职位、裁减费用，必定喧哗阻止；畏事规避的臣子，都以不效法承担责任，必定坚持旧例，喧哗阻止。一人倡议，众人侧目，还没有兴起天下的大利，而自身先触犯天下的大忌。盘庚迁都殷商，浮言喧扰，所以堵塞洚洞的口容易，堵塞道谋的口难。如果不是有一天河水在开封以上向北决口，国家无力挽回淤高的旧河道，浮议也没有办法阻挠建瓴的新河道，怎么能变失败为成功，获得这不幸中的大幸呢！
唉！国家的大利大害，应当改变的难道只有一条河！应当改变而不改变的，难道也只有一条河！
这是山东济南府、武定府的大清河，不是直隶天津直沽口的大清河。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个是济水，一个是卫水，截然不同。虽然两道都是大禹河道的旧道，而燕、蓟的水都向南流，这是北道高的明显证明；况且靠近京师，断不可用。只有东道天然大壑深通，而且是历年向北决口的正流，天造地设，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胡渭还指责王景不知道恢复大禹河冀州旧道，未能尽善，难道殷室五次迁都受患的河道，反而胜过汉、唐千年无患的河道吗？只是羡慕师法古人，对实用没有益处，这是书生的通病罢了。
下
有人说：史书记载王景治理河道，征发士兵几十万，修渠筑堤，从荥阳东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千乘，就是现在的利津县。估量地势，开凿山阜，打破砥碛，砥碛，山名。案：碛当作碛，大概是山麓石矾插入水中者，必须打破，以免妨碍水道。直接截断沟涧，逢弯取直，防御遏制冲要，就是现在的扫坝，挑溜御险，疏通决口壅积，旧无河槽处。另外开辟引河十里，设立
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说详下文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十万曰亿。凡用钱千万贯明年夏，渠成。兴工于先年霜降后，逾春毕工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原注引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名或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椽属为之其法皆与后世治河相仿。惟十里立一水门，得无分泄水力？溜缓沙停，蹈贾让多开渠门之失，违潘、靳束水攻沙之议!▯
译设立水门，使水流相互回旋灌注，没有溃决泄漏的祸患。详细解说见下文。虽然节省了劳役费用，但花费仍以百亿来计算。十万称为亿。总共花费钱千万贯。第二年夏天，渠道建成。工程在前一年霜降节后动工，过了春天完工。下诏令沿河的郡国设置河堤官吏，如同西汉旧制。原注引用《三州志》说：汉成帝时，河堤严重毁坏，洪水泛滥青、徐、兖、豫四州，于是任命校尉王延代替统领河堤谒者，俸禄千石。名字或许该官职为护都水使者，东汉中兴时由三府掾属担任。这些方法都与后世治理黄河的方法相仿。只是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难道不会分散泄出水力吗？水流缓慢导致泥沙沉积，重蹈贾让多开渠门的失误，违背了潘尚、靳辅束水攻沙的主张！〇
曰：潘季驯治河，亦有闸坝涵洞以杀盛涨而淤洼地。景之水门，即潘氏之闸洞也。更相洄注，便无溃漏，则水门外必仍有遥堤以范围之，即汉人所谓金堤，又谓之石堤者。潘氏遥堤，相去千丈，内有缕堤，相去三百丈。河槽常行缕堤之中，日夜攻沙，若水门不在缕堤外遥堤内，则一泄不返，安能更相注而无遗漏耶？计王景新河，初年渠身尚浅，伏秋二汛，往往溢出内堤，漾至大堤，故立水门，便游波有所休息，不过三四日，即退最河槽，故言更相洄注。若数年后，新河涤深至五六丈，则大汛不复溢过内堤，而水门可等虚设，故能千年无患。然则十里一水门者，盖其开放新河时，使皆洄注于内堤左右，而非泄水于外堤乎？用钱千万贯，不及近世兰阳、武陟大工之半，而遂建千载之绩，何惮而不为？曰：王景筑堤千余里，用钱千万贯，其时物力视今贵贱悬绝。果能以今日银价合古时钱价耶？曰：王景之费，一由于初创新道，故有凿阜破砥，直截沟涧之劳；二由于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也。今则因其故道，无复凿阜破砥之功，是费可省于旧者一。水门石工，视缕堤土工费倍，盖其时荥阳以东，无高厚南岸为之节制，恐河南侵，故堤防用力若是，今则有高厚旧河身以为南岸，即不必立水门，不必用缕堤，而但筑遥堤；其北岸亦止须间抛砖工以护堤御涨，费可省于旧者二。是今日之事，师景而逸于景。考河堤土工，每方例给银一钱九分，或二钱一分。今欲改道，必筑新堤高丈五尺，顶厚三丈，底宽十丈五尺，计堤长每丈需土百言，为银二十两，每堤一里，需银二千六百两，除旧河上游，即以北堤作南堤，毋庸新筑，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高广减半，其费较省外，统计新河千余里，不过费帑金五六百万，止需目前今河例修一岁之费，即可一劳永逸；以今之银五百万，抵汉世之千万贯有余矣。至东汉滨河员吏。秩不过千石，且隶于郡国，等于掾属，视今日两总督、八道员、数十厅营，相去悬绝，则共岁修工程之无多又可知，不独险工减于后世什九，其浮费亦必不及后世什一。险工减，故官可大裁；浮费核，则工归实用。故古河员之多寡，恒视河务为盛衰。员愈多，费愈冗者，河必愈坏；员愈少，费愈节者，其河必愈深。如曰不然，近请视国初，远请视前史。▯
曰：国朝孙文定、裘文达，皆曾主北流之议。然孙公之议，则欲于漕舟抵临清后，即由大清河入海，转运天津，所经海道仅四百余里，皆平恬内海，而非大洋，并以乾隆三年运登、莱米三十万石，由利津至天津，一日即至为证。今八河湮塞难浚，不若改由六塘河之省力。然耶，否耶？▯
曰：自元、明以来，知北流之利者，如余阙、胡世宁及近日胡谓、孙星衍不一其人，皆无如漕舟直达之无策。若言盘堤、言海运，终不能不两易其舟，即无以杜阻挠之口。由其时尚未有灌塘济运之法，故言改河北流，必至道光间行之，始万全无失。亦事穷则变，千载一时，至后汉《王景传》，但言修渠筑堤千余里至海口，并无播河为八之说。《明帝纪》言汴渠决坏六十余岁，王景治之，河、汴分流，是其时河决为二，一由汴，一由济，王景塞汴归济，并不北经德州，亦无德、棣间先决为八之事，不知裘文达何自得此无稽之语。盖误认德州之老黄河九河故渎者，以为王景之河，且欲广其尾闾宽五六十里，恣河泛溢，与潘、靳之长堤事水议正相反。地理方向之未辨，更何暇与议方略!德州之老黄河，乃所王谓蟒河也。
问曰：兖州大清河为王景故道，既可千年无患，何以禹河不专行漯川，而必兼行故渎，致殷都五迁之患，岂禹之智不及景耶？▯
曰：史言禹以河所从来者高，行平地，数为败，乃至冀州引河北行，载之高地。则是洚水割之时，兖州一望汪洋，水中无可施功，故从大陆开凿北行，载之高地。既称高地，明天然之壑。及兖州水退，降丘宅土之后，河槽涸出，始知济
译说：潘季驯治理黄河，也设有闸坝涵洞来削减洪峰并淤积洼地。景县的水门，就是潘氏的闸洞。水流相互回旋灌注，便没有溃决泄漏，那么水门外必定仍有遥堤来围护它，这就是汉代人所说的金堤，又称为石堤。潘氏的遥堤，相距千丈，里面有缕堤，相距三百丈。河槽常年在缕堤中间流淌，日夜冲刷沙土，如果水门不在缕堤之外、遥堤之内，那么一旦泄水就无法回流，怎么能相互回旋灌注而没有泄漏呢？估计王景新开凿的河道，初年渠身尚浅，伏汛和秋汛时，河水往往溢出内堤，荡漾到大堤，所以设立水门，让泛滥的波涛有所停歇，不过三四天，就退回河槽，所以说相互回旋灌注。如果几年后，新河冲刷加深到五六丈，那么大汛时河水不再溢出内堤，水门就可以等同于虚设，所以能千年无患。那么十里设一个水门，大概是在开凿新河时，让水流都回旋灌注在内堤左右，而不是向外堤泄水吧？花费千万贯钱，不到近代兰阳、武陟大工程的半数，却建成了千年的功绩，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回答说：王景修筑堤防一千多里，花费千万贯钱，那时的物力与现在相比，贵贱悬殊。果真能用今天的银价折合古代的钱价吗？回答说：王景的费用，一是由于初创新河道，所以有开山破石、截断沟涧的劳苦；二是由于十里设一个水门相互回旋灌注。现在则沿袭旧河道，不再有开山破石的工程，这是费用比旧时节省的第一点。水门的石工，比缕堤的土工费用加倍，大概是因为当时荥阳以东，没有高厚的南岸来节制，担心黄河向南侵蚀，所以堤防用力如此，现在则有高厚的旧河身作为南岸，就不必设立水门，不必修筑缕堤，只需修筑遥堤；北岸也只需偶尔抛砖护堤抵御洪峰，这是费用比旧时节省的第二点。所以今天的事情，效法王景却比王景更省力。考察河堤土工，每方规定给银一钱九分，或二钱一分。现在想要改道，必须修筑新堤，高丈五尺，顶宽三丈，底宽十丈五尺，计算堤长每丈需土百方，折合银二十两，每堤一里，需银二千六百两，除去旧河上游，即以旧北堤作新南堤，无需新筑，以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高宽减半，其费用较省之外，统计新河一千多里，不过花费帑银五六百万，只需目前黄河例修一年的费用，就可以一劳永逸；用今天的银五百万，抵汉代的一千万贯有余了。至于东汉沿河官吏，品级不过千石，且隶属于郡国，相当于属官，与今天两位总督、八位道员、数十位厅营相比，相差悬殊，那么每年修治工程的费用不多也就可知了，不仅险工比后世减少了十分之九，其虚耗费用也必定不及后世的十分之一。险工减少，所以官员可以大幅裁减；虚耗费用核实，那么工程归于实用。所以古代河官的多少，常看河务的盛衰。官员越多，费用越冗杂，黄河必定越坏；官员越少，费用越节省，黄河必定越深。如果说不是这样，近请看国初，远请看前史。
说：本朝孙文定、裘文达，都曾主张北流的意见。然而孙公的意见，是想在漕船抵达临清后，就由大清河入海，转运天津，所经的海道仅四百多里，都是平静的内海，而不是大洋，并以乾隆三年运送登州、莱州米三十万石，由利津到天津，一天就到了作为证据。现在八条河道湮塞难以疏浚，不如改由六塘河更省力。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说：自从元、明以来，知道北流有利的，如余阙、胡世宁以及近日的胡谓、孙星衍等人不一而足，都对漕船直达没有办法。如果说盘堤、说海运，终究不能不两次换船，就无法堵住阻挠者的口。因为当时还没有灌塘济运的方法，所以主张改河北流，必定到道光年间实行，才万无一失。这也是事穷则变，千载一时，至于后汉《王景传》，只说修渠筑堤一千多里到海口，并没有把黄河分为八条的说法。《明帝纪》说汴渠决坏六十多年，王景治理它，黄河、汴水分流，是那时黄河决口为二，一条由汴，一条由济，王景堵塞汴水归入济水，并不向北经过德州，也没有德、棣之间先决为八的事，不知道裘文达从哪里得到这种无稽之谈。大概是误认德州的老黄河九河故道，当作王景的河，而且想扩大其尾闾宽五六十里，任凭黄河泛滥，与潘季驯、靳辅的长堤事水议论正好相反。地理方向都没有辨明，更哪有空闲来议论方略！德州的老黄河，就是所谓的蟒河。
问：兖州大清河是王景的故道，既然可以千年无患，为什么大禹的黄河不专行漯川，而必定兼行故道，导致殷都五次迁徙的祸患，难道大禹的智慧不及王景吗？
说：史书记载大禹因为黄河来源处地势高，流经平地，多次决口，才到冀州引导黄河北行，承载在高地上。那么在洪水泛滥之时，兖州一望汪洋，水中无法施工，所以从大陆开凿北行，承载在高地上。既然称为高地，明显是天然的沟壑。等到兖州水退，从山丘迁居平地之后，河槽干涸露出，才知道济
渎地势胜于冀州，故别厮二渠，兼行漯川，实由以漯川为正流，而姑留冀州故道为分派。其后冀州高地之九河日淤，正溜日趋卑地，故殷室有五迁之患。及周定王后，九河故道全塞，遂专趋济渎，后汉王景始因禹迹以成功，非景之智过于禹，所值之时，所因之时，过于禹也。是大禹初引河北载诸高地者，洪水时未竟之楞，继又厮渠引河东趋漯川者，洪水后讲求尽善，而王景始成禹之志。师景即所以师禹，非一时之功，实百世之功也。▯
译渎地的地势优于冀州，所以分别开凿了两条渠道，同时让水流经由漯川，这实际上是因为以漯川作为主流，而暂且保留冀州的旧河道作为分流。后来冀州高地的九条河道日渐淤积，主流逐渐趋向低洼之地，所以殷商王室遭受了五次迁都的祸患。等到周定王之后，九河的旧河道完全堵塞，于是水流专门趋向济水，后汉的王景才开始依据大禹的遗迹而取得成功，并非王景的智慧超过大禹，而是他所处的时代、所依据的条件，超过了大禹当时。大禹起初引导黄河水向北，承载于高地之上，是洪水时期未能完成的功业；接着又开凿渠道引导黄河水向东趋向漯川，是洪水之后追求尽善尽美的举措，而王景才最终实现了大禹的志向。效法王景也就是效法大禹，这不是一时的功绩，实在是百代的功绩。〇
问：明人有沁水通运之议，以沁水由河南武陟入黄河，北与卫河相近，其水冬春清而夏秋浊，欲与木栾店修分水闸坝，冬春引清水入运河，夏秋放浊水入黄河，沁水可兼通南北。今议改河北岸，曷不令漕舟溯黄而上，由沁入卫，通黄、运南北之枢，可免灌塘济运之功乎？▯
曰：沁水浊悍冲决，使北行入运，则卫辉必有昏垫之虞。无论七分入黄、三分济运之闸坝未必可成，即使可成，而漕艘既至张秋以后，乃不直赴临清，而令逆溯黄河数百里而上，迂道千余里，以觊不可必之功，视临清灌塘济运，劳逸迂直相百也。智恶其凿，非利导之所尚也。▯
问：两汉、晋、唐，河行东北；其时长安、洛阳，帝都皆在河南；金、元、明、本朝，河行东南，则燕都在河北。或谓冀北建都之形势，其河宜南不宜北，然乎，否乎？▯
曰：治莫盛于唐、虞，其时河北由冀州入海，而平阳、蒲坂、安邑之都，河南耶，河北耶？汴宋时，河北决而金源以兴；明昌间，河南徙而金室日蹙，河之宜南流者安在？元末，贾鲁复河南流，而明太祖兴凤阳，都金陵，其时元正都燕，其利于北都者安在？且以形势言之：河北流，则于燕都为环拱；南流，则与燕都为环拱；以符瑞言之：我朝国号大清，而河工奏疏，动以黄强清弱，清不敌黄而言，毫无忌讳。惟改归大清河，则黄流受大清之约束，以大清为会归朝宗之地，其详不又孰胜？▯
总之，仰食河工之人，惧河北徙，由地中行，则南河东河数十百冗员，数百万冗费，数百年巢窟，一朝扫荡，故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讋而不敢议。昔汉武时，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丞相田蚡奉邑食鄃，在河北岸，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乃言于上曰：“河决皆天意，未易以人力强塞。”故决久不塞。乌乎!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固古今通患哉!▯
译问：明朝有人提出利用沁水通航的建议，认为沁水从河南武陟流入黄河，向北与卫河相近，其水冬春清澈而夏秋浑浊，打算在木栾店修建分水闸坝，冬春引清水进入运河，夏秋放浊水流入黄河，这样沁水就可以兼通南北。现在提议改变河北岸的河道，为什么不让漕运船只逆流黄河而上，经由沁水进入卫河，打通黄河与运河南北的枢纽，从而免除灌塘济运的工程呢？
答：沁水浑浊猛烈，容易冲决堤岸，如果让它北行进入运河，那么卫辉地区必定有被水淹没的危险。且不说七分入黄、三分济运的闸坝未必能够建成，即使能够建成，漕船到达张秋之后，不直接前往临清，反而让船只逆流黄河数百里而上，绕道一千多里，去希求未必能成功的功效，比起临清灌塘济运，劳逸和迂直相比相差百倍。智慧厌恶这种穿凿附会，这并不是因势利导所推崇的做法。
问：两汉、晋、唐时期，黄河向东北流；那时长安、洛阳，帝都都在河南；金、元、明和本朝，黄河向东南流，那么燕都（北京）就在河北。有人说冀北建都的形势，黄河适宜向南流而不适宜向北流，是这样吗，还是不是？
答：治理没有比唐尧、虞舜时期更兴盛的了，那时黄河从冀州流入大海，而平阳、蒲坂、安邑这些都城，是在河南呢，还是在河北呢？北宋时期，黄河在河北决口，金国因此兴起；金章宗明昌年间，黄河改道向南，金室日益窘迫，黄河适宜向南流的道理在哪里？元朝末年，贾鲁使黄河恢复向南流，而明太祖在凤阳兴起，定都金陵，那时元朝正定都燕京，黄河对北都的利益在哪里？况且从形势来说：黄河向北流，对于燕都是环抱拱卫；向南流，对于燕都也是环抱拱卫；从符瑞来说：我朝国号大清，而河工奏疏，动不动就以黄河水势强盛、清水微弱，清水不敌黄河为由，毫无忌讳。只有改归大清河，那么黄河水流受到大清的约束，以大清为百川汇聚朝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更加优胜吗？
总之，依靠河工吃饭的人，害怕黄河改道向北，从地中流过，那么南河、东河数十上百的冗员，数百万的冗费，数百年的巢穴，一旦扫荡，所以他们大肆宣扬，恐吓挟制，使人口服心服而不敢议论。从前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巨野泽，连通淮河、泗水。丞相田蚡的封邑在鄃县，位于河北岸，黄河决口向南，那么鄃县没有水灾，封邑收入增多，田蚡就对皇上说：“黄河决口都是天意，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所以决口很久没有堵塞。唉！有利于国家的公事，就会妨碍臣下的私利，这本来就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