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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紫防杂说 杂家类三【杂说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紫防杂说》一卷，旧题宋代吕祖谦撰写。另有别本，则只题《东莱吕紫防杂说》，而不署其名。现在考证赵希弁《读书志》记载《东莱吕紫防杂说》一卷、《师友杂志》一卷、《诗话》一卷，都是吕本中（字居仁）的言论，由郑寅在庐陵刻印等语。据此，应当是吕本中所撰写。大概吕氏祖孙，当时都称为东莱先生，传抄此书的人，于是误以为出自吕祖谦之手。不知道吕本中曾官至中书舍人，所以称曰紫防。如果吕祖谦仅终任著作郎，不得有紫防之称。又书中有“自岭外归”的话，而吕本中《东莱集》有《避地过岭》诗，与事迹恰好相合，其为吕本中所撰写无疑。该书分条罗列，对六经的疑义、诸史的事迹都有所辨论，往往醇正切实可取。如说经书中“致”字有取来的意义，又有纳受的意义，先儒只以“至极”来解释，为未尽其义。又说《檀弓》“齐糓王姬之防”句，“糓”应当是“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应当是“如”，都与经书训诂相合。又说《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句，是荷蓧丈人自称，也颇有见解。其他大抵平正通达，切中理道的言论。大概吕本中私淑程子，又从杨时、游酢、尹焞等人那里受染最深，师承极正，所以纯粹颇有儒者气象，不是诸家说部所能比肩的。该书首论《衡门》之诗一条，所说“哀时君之无立志者”，吕祖谦后来作《诗记》证实祖述此说，也可知道其渊源有所本了。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紫防杂说

宋 吕本中 撰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哀叹时君没有立志，不足以有所作为。贤者退隐而穷困处身，以自得其乐。所以衡门之下，不以为简陋。泌水洋洋，可以自得其乐而忘饥。哪里是吃鱼，一定要黄河的鲂鱼？哪里是娶妻，一定要齐国的姜氏？哪里是吃鱼，一定要黄河的鲤鱼？哪里是娶妻，一定要宋国的子氏？鲂鱼鲤鱼，是食物中的丰盛者。齐姜宋子，是女子中的盛美者。说时君既然这样，不足以有所作为，就退隐而自得其乐，不必追求高位的盛美罢了。

《乐记》说：“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而礼制实行了。流动而不息，合同而化育，而音乐兴起了。”孔子闲居时说：“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不是教化。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霆，风霆流动成形，众物显露生长，无不是教化。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它在《诗》中说：“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凡此之类，都是道理含蓄，示人之意深远。学者如果比较同异，循文讨义，以求有所得，那就失之远矣。凡此等语，都不可以文字言语来求取。然而这都是圣贤自说，已是分上的事，或是赞扬此理。学者涵泳体味也可以，未须妄求，枉费思虑。

孝悌，是仁的根本吗？为什么孝悌是仁的根本呢？回答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心亲生于膝下，以奉养父母，日益严肃。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大，无不知敬其兄。那么爱亲敬兄之心，心的本然如此，没有丝毫虚伪，不是勉强而为之。所以圣人因严肃以教敬，因亲近以教爱，都是因其所固有而引导罢了。仁，是身的本体；孝悌为仁的根本，而充实它罢了。

古代为政，都务求委曲以合乎人情。其置法行令，都出于不得已。不得已者，可以施于一时，不可行于长久。郑简公将毁游氏之庙，子产不忍，竟不毁。其后将为搜，除游氏之庙，过期三日不毁，子产复不忍，而毁于北方。如果让商鞅之徒为之，不仅必毁游氏，其不毁且有重辟了。那么刻核之论，非君子所宜道。信赏必罚，非仁政之先。那么奈何？回答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产知之矣。管子所谓“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之类，皆刻核之论所由出也。岂惟有害圣人之教，盖亦未知子产之用心矣。

魏晋以后评品人物，多言干局识鉴如何。桢文学器干，郭展有器度。干用徐邈，同郡韩观有鉴识。器干蜀先主，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刘有干略政事之才。王导称何充器局方概。魏文帝欲观王权器局

译《蜀志》称司马徽清雅且有知人之明。吴国的贺循才识清高深远。王导年轻时就有风度高雅、识见卓越的美誉。陶侃也称赞王导的识见通达深远。梅陶称赞陶侃机智神明、识见卓越，类似曹操。由此看来，才干、格局、识见是最为观察人的重要方法，不可不知道。后世忽然不再论及，所以在选拔人才时不能非常精深，实在可叹。

译回答问话虽然切中要害，但道理大多不是通过问答就能穷尽的。比如孔子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穿始终的。”曾子说：“是。”这话不容许再追问。孔子出门后，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生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这与孔子对曾子说的话，以及曾子的回答相比，孔子的本意其实并未完全表达出来，只是姑且用来回答门人的提问罢了。比如王子垫问孟子：“士人做什么事？”孟子说：“崇尚志向。”这话也不容许再追问。王子垫又问：“什么叫崇尚志向？”孟子说：“不过是仁义罢了。”这也与最初的回答不同，也只是姑且用来回答王子垫的提问罢了。

心里有所思虑，神色就会沉静；有所敬畏，容貌就会庄重。怀揣千金玉璧在路上行走的人，他的视听应对必定会有所遗漏。庄子所说的“好像丢失了一部分，好像防备了一部分”，都是说意志有所专注，那么精气就会专一，容貌自然就会沉静。体会这一点的人，大概就懂得道了吧？

陶侃、温峤讨伐苏峻时，湘州刺史卞敦拥兵不赴，又不供给军粮。等到苏峻平定，陶侃上奏说卞敦阻碍军队、观望不前，不赴国难，请求用囚车将他收押交付廷尉。王导认为在平定叛乱之后，应当加以宽恕，于是转任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温峤认为卞敦的罪过，既然不能明正典刑，反而用宠禄来回报他，晋室没有政令，也可以知道了。温峤的话，固然合乎正道，但不知道王导的意图，大概有所侧重。王导认为晋室衰微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此前没有积累仁德的成效，如果一一依法用刑，那么离心离德的情况会更严重，危亡必定会到来。就像人的元气不稳固，却又用猛药来治病，难道不危险吗？凡是王导辅佐晋室，大概得到了子产治理郑国的意图，多采取委曲迁就的办法，以求符合人心，不能用常规的道理来衡量。王羲之对殷浩说：“中兴的事业，以道德、宽厚、和顺为根本。”又顾和劝王导说：“您执政，应当让法网宽大到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这些都是深刻通达当时治国的根本，王导能谨慎地坚守这些原则，来辅佐衰弱的晋室，不是后人所能详细理解的。

〇有人问，有个人，姓孔字仲尼，一章。近世解释经书的人，认为问的人不必问，答的人不必答，这是不对的。〇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讥讽王莽的举动都效法圣人罢了。

神爵、五凤年间，天下殷实富裕，多次出现吉祥的征兆。宣帝颇作歌诗，想要兴起协律的事务。丞相魏相上奏说：“通晓音乐、善于弹奏雅琴的赵定、龚德，都召见待诏。”而益州刺史王襄让王褒创作《中和乐》、《职诗》、《歌大学》下转，并上报朝廷。宣帝号称明主，而魏相也是名贤臣。作歌诗，兴起协律的事务，这种奢侈之心已经产生，有奢靡过度的苗头了。而魏相不能用正道规劝谏诤，反而进献赵定等人来谄媚取悦他。君臣相处如此，也可以鄙陋了。大致秦汉以后，礼乐消亡，君臣之道丧失。即使汉宣帝、魏相鄙陋到这种地步，也不自知其非。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能不自我警戒吗？

仁，是人心。知道万物与自己本源相同，所以没有私心。没有私心，所以能关爱他人的忧患。由于有私己之心。仁，那么私己之心就尽除，所以不忧虑。

士防知道郤克对齐国有怨恨而请求告老，并且说：“让郤子实现他的志向，可以算是正道吗？”回答说：“是正道。”士防说：“如果不能以义理端正下属，反而让他们实现志向，伤害国家而祸害百姓，怎么能算是正道呢？”回答说：“本来就知道。如果让郤克不能在齐国实现志向，他伤害国家而祸害百姓，必定比这更严重，所以士防隐忍迁就，让他选择祸患较轻的来做罢了。”《郑书》说：“安定国家，必定要着眼于大局。”先像士防这样，可以说是先着眼于大局了。大致春秋时代，贤良的大夫士人处理国家事务，大抵都类似这样。他们的意图大概是以保全国家、保卫社稷、活命生灵为急务，不是以实行一件善事、坚守一件事、取信于人为正道。用后世的士大夫与春秋时代相比，其心胸的广狭自然可以看见了。晋军讨伐齐国归来，范文子最后进入国都。武子说：“不因为我盼望你吗？”回答说：“军队有功，国人欢喜迎接，先进入必定会吸引众人的耳目，这是代替主帅承受名声，所以不敢。”武子说：“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鄢陵之战，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军吏为此担忧。范匄快步上前说：“填井平灶，在军中列阵并疏通行列。”晋楚胜负由天决定，有什么可担忧的？范文子拿着戈追赶他说：“国家的存亡，由天决定。小孩子懂什么？”范文子傍晚退朝。武子说：“为什么傍晚才退朝？”回答说：“有秦国客人在朝廷上言辞犀利，大夫们没有人能应对。我知道三点。”武子生气地说：“大夫们不是不能，是谦让父兄罢了。小孩子懂什么，而在朝廷上三次掩盖别人的过错？我不在，晋国灭亡没有几天了。”用杖击打他，折断发簪，訾柘死了。宣子对献子说：“从前我有訾柘，我早晚照看他，以辅助宣国，并且为我家族效力。现在我看你，专断则不能，谋划则无人参与，将怎么办？”回答说：“鞅我，居处恭敬，不敢安逸，敬学而好仁，和于政而好于道，与众人谋划，不以谋取私利，虽然〇，不敢说是这样。必定遵循长者的做法。”宣子说：“可以免于祸患

译范献子在当世，以贪财受贿著称，未必能坚守这番言论。然而他所听闻和信奉的道理，却是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因为在春秋时期，先王的恩泽尚未远去，忠言善行，大抵都像旧世家遗俗那样代代相传，观察范氏几代人教育子孙的方式，就可以明白了。他们的用意都以谦退自处、不居功自傲、不炫耀辛劳，以保全家族和国家为根本。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必定竭尽人力，做事不留遗憾，然后才将结果归于天命。功业是可以争取的，事情是可以办理的。但如果功业必定成功，事情必定办成，那就非天命不可了。这就是古人对于成就功业、办成大事不敢独自承担的原因。孟子说：“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意。只有努力行善却把责任推给天命，才是最大的罪过。”春秋时期，讨论事情的成败，没有不提及天命的。比如上天正将霸业授予楚国，晋国与楚国谁得霸业取决于天意，晋国与楚国谁受天助取决于天意，齐国与楚国谁得霸业取决于天意，吴国与越国谁得霸业也取决于天意。国家的存亡，在于天命。我们通过占卜来询问上天。所以当时谈论功业成就、事情办成的人，必定同时提及天命，没有只谈论人力的。

译《论语》记载孔子回答君主的问题，必定说“孔子对曰”，他回答季康子也是如此。他尊敬君主、敬重上大夫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弟子们记录时措辞非常谨慎。韩愈写北平王家猫互相哺乳的事，认为猫是家畜，没有仁义的性情，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我最近从岭南回来，养了几匹马，前面的马得到草还没吃，看到后面的马没有草，就叼着草回头，给后面的马吃，这难道能说没有仁义的性情吗？只是被遮蔽得很深罢了。吕与叔解释《中庸》说：“遮蔽有深浅，所以有愚笨和聪明；遮蔽有通塞，所以有人与物的区别。”这个论述最好。

古今谈论疾病大多说内热，这是现在的人所不详细的。比如早上接受命令晚上就喝冰水，我是内热吗？张毅活到四十岁得了内热的病而死。内热导致小便浑浊如膏，如果让君主内热，发在背上，就会生病；内热导致蛊惑的疾病。现在的人谈论疾病，知道内热这个名字的很少，何况能治疗这种病呢？大概都是由思虑纷扰，不能内省，一味向外羡慕，不反求诸己，以致心火上炎，血脉错乱而产生这种病。所以养生的人深深谨慎对待，而善于学习的人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知道这种病的根源在我自己而不在外面。

古人自我奉养简约，大多不是后人能赶上的。比如饮食的等级，本来就有制度。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牛，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士没有缘故不杀狗猪。这还是极盛时期的制度。大概古人能吃到肉的人很少，而食肉的俸禄都包含在内。吃肉的人谋划，吃肉的人没有墨守成规。这是说尊贵的人才能吃到肉。《庄子》中九方歅给子綦的儿子看相，断足后在齐国卖身，正好在渠公的街上，但他身上吃肉直到终老。给班超看相的人说：“虎头燕额，是食肉的相貌。”由此知道古人把吃肉看作尊贵，把吃肉看作难得。比起后人，简约得多了。

知道天和人同一个道理，没有上下内外的区别，然后才能制作礼乐威仪，升降声音节奏，感动人物，都是形容天理罢了。穷尽神妙知道变化，通过通晓礼乐，不可欺骗。

阴气开始凝结，有结聚的意思。君子以此端正位置凝结天命，是凝重的意思。既然结聚就自重。凝然、凝重，都有不动的意思。《列子》中心凝形释，神凝的人，想梦自然消失。大概是结聚打成一片，自然不动。《尚书》说：“现在上天赋予智慧。”又说：“自己给予智慧天命。”说君子的智慧见识深远，可以自己达到。自己达到的方法如何？说：“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千次。”就是这样。思考说：“睿，睿成为圣。”都是自己给予的方法。

有人问列子：“您为什么看重虚？”列子说：“虚没有可看重的。”庄子说：“只有道聚集在虚中。”又说：“无能的人无所求，虚而遨游。”两位先生谈论虚，也很深远了。这个论述是两位先生分内用力的地方，难道后人容易达到吗？但不应当这样说罢了。只有虚，然后可以学习。《易经》说：“君子以虚受人。”以虚受人，就是圣人的功夫。

庄子称赞南郭子綦隐几齧缺睡寐，又说天地固有常，日月固有明之类，这正与现在说休歇的一致，如果其中能有自得，才可以说是物格知至。

《乡党》记载孔子衣服的制度，当时衣服自然应当如此。只是周朝衰微礼坏，君臣上下混乱没有区别，只有圣人从容有常，不改其制度，所以学者记录它。

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宿鸟，也不是圣人的本意。在不得已之中而为之节制文饰，使看到的人逐渐回归正道。那么圣人的志向究竟如何？说：不钓鱼，不用大网，不射鸟，不射宿鸟，然后才是正道。所谓“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的意思。

可欲的善，充实而达到大力行所及。大而化之，就不是力行能达到的，然而不力行，也不能化。

《列子》记载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幻，三年不告知。造父师泰豆氏，也三年不告知。列子学习，三年之后，才得到壶丘一瞥；五年之后，才一笑。这些都足以看出古人教人的规模次第。所以学者得力，不是后人能模仿的。大概用力深的，其收功也远；得到艰难则守住也坚固。没有侥幸于偶然成功，似乎若有契合，而突然失去的。

孟子说：“我不屑于教诲的，这也是教诲罢了。”永远发誓不过错，永远发誓不告知。也差不多让君主知道我自己发誓如此，而也有悔心。即使君主不能悔，也差不多让后世的君主知道贤者自己发誓如此，就思考警戒而不敢到这种极端。古代的君子寻求被君主接纳于善的，也有很多方法了。这就是诗人的志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感叹岁月晚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道理不远。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说逆道而求之，终究不可近。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说顺道而求之，就至近。郭象解释《庄子》，确实有助于养生。大概默识心通，出于言语之外。比如：“将说吾遇天难，愿闻一言。”鸿曰：“心养。”郭象注说：“夫心以用伤

译那么修养心性的人，大概就在于不用心吧？《达生》篇中“其性”的注解说：“刻意修饰就是二了。修养他的气，说不以心去驱使它。”又《在宥》篇说：“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心里不知道，你的精神将守护形体，形体就能长生。”说这都是顺从本性而动，所以能长生。天地有职司，阴阳有储藏。说只应当顺任它们。“我与日月同辉，我与天地共存。”说这都是完全顺任它们。凡是这类道理，都是修养生命的极致，如果不是从言语之外去体悟，就不能知晓。

译教导他人的方法，本来有很多，像列子所说的“三年不告”，古人的大致规模大概就是这样。然而，有的人内心勤勉恳切但才能不足，必须等待圣贤启发的人，也不止是举出一个例子就完了。就像庄子所说：“女偊对卜梁倚说：‘我守候着告诉他，三天之后才能超脱天下。已经超脱天下，我又守候着七天，然后才能超脱万物。超脱万物之后，我又守候着九天，然后才能超脱生命。’”古人教导人虽然不完全像这样，但是看《孝经》所记载孔子用来告诉曾子的话，也是详细而完备的。

以前的儒者解释“致”字，往往不完全像“致中和，天地位焉”那样。郑康成说：“致，是实行到极点。”《礼记·乐记》说“致乐以治身”，郑康成说：“致，是深入审慎。”《周易略例》说：“主必致一也。”孔颖达说：“致，就是归向。”《礼记·礼器》说：“礼，是事物的极致。”郑康成说：“致，就是至，就是极。”其他各种经典，往往只是竭尽的意思，比如“防致乎哀而止”、“士见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与病则致其忧”之类就是这样。这些意思都有未尽之处，大概“致”有尽的意思，有取和纳的意思。像“防致乎哀而止”、“见危致命”之类，称为极尽是可以的。像“致中和”、“致知”之类，又有取的意思。我听说“致师”，也有取的意思。“用致夫人”，凡是《春秋》中以某事致七十、致事、致为臣而归，又有纳的意思和尽的意思。所有这些，都难以用一个字来通解。现在人说的“招致”，也是取的意思。

《檀弓》说：齐谷，王姬之防。“谷”应当是“告”，是古音“毒”反声的错误。告，是下级对上级说话的词，所以误写为“谷”。

父母之防，哭无时，使必知其反也，“知”应当是“如”字的错误。意思是说，父母的丧事，号哭哀慕，好像想要父母再回来一样。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配义与道。既然说了道，又说义；既然说了道德，又说理于义。大概义，是从日常可见的行为中合乎节度的方面来说的。行义以达其道，大概只有日常可见的行为，然后才可以通达其道。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性、理，都是一回事。在事物上叫做理，在人身上叫做性，在天上叫做命。至于命，是说穷尽天道。薰陶渐染的功效，与讲究持论互相阐发。总之，薰陶的益处超过讲究。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谈论学问。

乾，是西北的卦；坤，是西南的卦。乾坤而有方位，为什么呢？回答说：没有方位，就看不出它的作用。说方位，是为了阐明它的作用。

孔颖达疏解“贞”字说：“正，一，固然是好的。”但不如近代儒者以“贞是中虚无我的意思”为最完善。

春秋末年，凡是谋国的人不知道礼义，专门谈论利害，上下都安于这种状况，恬不知怪。季平子将要娶宋公的女儿，如果认为曹氏不给，鲁国将驱逐他。曹氏告诉宋公，宋公告乐祁说：“给他。”这样，鲁君必定出逃，政权在季氏手中已经三代了。鲁君被架空，已经四代了。没有百姓而能逞其意志的，从来没有过。最终给了她。季平子是叛臣，他的迹象已经显现。作为乐祁，应当用君臣大义告诉他的君主。即使不能讨伐，怎么可以与他联姻而推崇乱人来寄托自己呢？作为宋公，又不知道叛臣的可恶，而轻视女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于是都尽失了。

《七月》这首诗，凡是生物的时候，举日一之日觱发之类是也；成物的时候，举月七月流火之类是也。四时都完备，唯独没有三月，大概三月没有专指的事情罢了。它说“春日迟迟”，泛泛地说春和的时候。而以前的儒者认为“春日”就是三月，又认为三月是阴阳之中，也太牵强附会了。

消息盈虚的运行，只有贤知之士才能察觉。治国的人，只有修养自身以待时机，就可以了。如果时机将要到来，事情将有间隙，天时不作，不做人客；人事不起，不为之始。天节不远，五年反复。所有这些，不是贤智之士不能察觉，不是刚健之君不能使用。知道时机与否，是成败的原因，存亡的关键。不肖的君主，下愚的臣子，则常常轻视它。

《论语》中弟子记录孔子的话，都不涉及治心养性上的事，只谈论眼前日用、闲邪去非、孝弟忠信而已。大概修养于此，必定通达于彼；约束于内，必定获得于外。知道生就知道死了，能尽人事就能事奉鬼神了，下学就能上达了。圣人的道，就是这样罢了。让出千乘之国，没有一句话的承诺，可以认为是难的了。认为这是君子，则还没有。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称为君子呢？回答说：利害之心淡薄，义理之心占上风；爱自己并推及万物，薰然慈仁其心，休休焉，没有瑕疵吝惜、没有矫饰欺诈，然后才是君子。

天下万物一理，如果致力于一件事，必定得到它的理，没有不通的。张长史看见公主担夫争道，以及公孙氏舞剑，于是悟

译草书的法则。大概是因为心中存有这个意念，遇到相关事物就能领悟。由此可知天下的道理原本是一致的。假如张旭没有学习草书的意向，那么看到争道、舞剑又与他有什么关联呢？通过学习来追求大道的人也是如此，专心致志于此，忽然遇到事物而有所领悟，这不是智巧所能理解的。德行成就为上位，技艺成就为下位，他们愿意学习的内容虽然不同，但通过努力而有所收获则是相同的。求学的人何不凭借张旭学习书法的志向来学习大道呢？春秋时期，先王的恩泽逐渐疏远，然而良好的言论代代相传，还有留存下来的。求学的人得到这些言论，还可以详细思考并致力践行。说伍子胥为人刚强暴戾、能忍受耻辱，因而能成就大事；赵襄子说“君主之所以设置母防，是因为他能忍受耻辱”，这是忍受耻辱的道理变得微妙，这几位先贤言论之后，后人就不了解了。庄子称赞伊尹刚强有力、能忍受耻辱，也是这个道理。后世的人自我修养既不够深厚，又轻率地对待自身，都是不知道忍受耻辱的道理。

译古代的君主，能够说出符合君主身份言论的，就像楚共王对申公巫臣所说：“他为自己谋划，确实过分了；他为我国先君谋划，却是忠诚的。”巫臣欺骗君主，自我放纵以成就其奸恶的大罪，这是众人所不能宽恕的；而楚共王认为他能劝谏阻止先君的恶行，于是认为他是忠诚的。记录别人的功劳，而忘记别人的过错，断绝挑剔吝啬的心思，开辟宽广的道路，这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古代的君主，能说出这种话的很少。李卫公只选取汉武帝对郭解说的：“他家不贫穷。”对田蚡说，于是夺取武库，以此作为能尽事理、挫败奸人之谋的证据。大概也没有深入探究楚共王的话。如果后来的君主像汉武帝那样，听到巫臣的事，必定会认为他是欺君助奸，把忠诚的话当作笑话。哪里知道有这种宽广的道理呢？这实在是因为古代风俗尚未败坏，先王的恩泽尚未久远，善言尚存，人们都互相传习。楚共王并非大贤人，尚且能说出这样的话。后世风俗已经败坏，先王的恩泽已经久远，善言不再存在，百姓没有习得，即使有绝顶的人才，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李德裕这样的臣子，也未必能说出这样的话。

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常勇于不敢。勇于不敢，那么上天就会保佑他。这种征兆，是用来保全国家的。

韩非子说：“知道并不难，处理知道才难。所谓处理知道，就是实际穷尽天下的事理。现在有绝世之才，非常之用，但最终不能成就事业、保全自身的人，都是不能处理他们的智慧的人。像崔浩这类人就是这样。张良从容处于事外，君主不怀疑，功臣不忌妒，事情未成而自身已退，高洁清远，真正是所谓能处理其智慧的人。”

世人正专注于这一念头时，就牢不可破。等到后一个念头冲击前一个念头，就像云散冰消，完全无关涉。这才知道前念后念本来没有实事，只是在专注于这个念头时，就把它当作真实罢了。比如爱富贵的人，当时只爱富贵；爱声色，只爱声色。等到后来识破，才知道可笑。像郗超的死，他父亲思念他太过分，等到看到郗超与桓温的信，就大怒，不再悲伤哀悼。这都是后念冲击前念，后念一起，前念自然消失。万物不同，各自滞留在形气之中。看到这种道理的人，就明白了。

《易经》说行善作恶的感应，是理之必然，就说“自天佑之”“自上佑也”，是从外面来的，终究会有其他的吉利，都说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知道、力量所能达到的，而是天理自然如此。它引导人心的意思很深。

韩愈说，行动适宜叫做义。义，是表现在行事上的。事有体有用，义则是它的作用，道则是它的本体。所以说：配合义与道。《易经》说：和顺于道德而条理于义。又说：方其义也，义常作为一件事来说，正是作用的地方。

今天记一件事，明天记一件事，久了自然贯通。今天辨一个理，明天辨一个理，久了自然融洽。今天做一件难事，明天做一件难事，久了自然坚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久了自然得到，不是偶然的。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心中产生的，危害于政治的，有大小轻重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春秋》用一字来褒贬，根据心术的高低，推究功过的大小，不算过分。礼制禁止于未然之前，《春秋》裁制于已发之后，圣人担忧后世到了极点。后世儒者注解纷繁，同异混杂，务末失本，这正是庄子一类人痛加抨击的原因。然而庄子一类人竟想泯灭是非，不再有轻重，所谓用一字来褒贬的，不再可用。其流弊以至于君臣父子之道没有分别，这是庄子一类人的大罪。

韩愈《施先生墓铭》说：“古代圣人的言论，其精微细密，笺注纷杂，颠倒是非。听到先生讲论，如同客人得到归宿。这个论断岂止是形容施氏，对于圣人之道，是有功劳、有补益的。”

学问功夫全在于融洽涵养蕴蓄之久，左右采择，一旦冰释，理顺自然，逢原了。不像世人强行袭取，揠苗助长，苦心极力，最终一无所得。

东门襄仲杀嫡立庶，鲁国的君臣没有一个人能讨伐贼人。季文子作为国家的正卿，承担国家的重任，也没有一句话来纠正他的过失，确实是名教的罪人。莒仆的事，竟自以为有舜二十分之一的功劳，差不多免于罪过，这也太不自知且无愧耻了。历代学者诵读他的文章而赞美他，也不能知道他的过错罪恶有不可宽恕的，实在可惜。汉朝继承暴秦之后，诛杀斩伐，恬不知怪，君臣上下都不能推究其根源来挽救其过失。淮南厉王之死，在文帝没有毫发之过，公卿议法也没有失误，而袁盎认为只有斩丞相御史来谢天下才行，这是什么话？虽然文帝是贤君，必定没有肯听从他言论的道理。然而各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的都被弃市，滥刑之甚，与秦无异，都是袁盎言论所致。可惜在大乱酷烈之后，士大夫生于其时不学无术，不能深知前日的错误，用所闻所见形成议论，误导天下后世，其害不小。

《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

译晋侯想要讨伐他，中行桓子说：“让他怨恨他的百姓，从而积满他的罪过，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了。”而《释文》中：“贯”音古患，并训释为串习的“串”，恐怕解释得不够完备。闵子骞说：“沿袭旧有的行事，怎么样？”先代儒者认为“贯”是“事”的意思，这大概是《释诂》中的文字。那么“盈其贯”也应当依照本字读作“盈其事”，不必当作串习的“串”来解释。

译鲁宣公五年，高固出使齐国，齐侯挽留鲁宣公，请求娶鲁国的叔姬为妻。杜预认为，这是指与邻国联姻，其臣子厌恶尊贵、毁坏名分。《经典释文》注：“厌”字音于涉反。古人使用这个字的很多，近世的学者却把它解释为压迫尊贵、毁坏名分，这偏离原意太远了。

前辈常常教导年轻人不要轻率地议论别人，不要轻率地谈论事情，只有退而自我修养才是可行的。《学记》说：“年幼的人只听而不问，这都是让人自我修养，不敢轻率发言，以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器量。”鄢陵之战时，范丐快步上前说：“填平水井，铲平灶台，在军中列阵，并疏通行列的首领，晋楚两国的胜负由上天决定，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范文子拿着戈追赶他说：“国家的存亡由上天决定，小孩子懂什么？”郑国侵犯蔡国取得了功劳，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不以为然，说：“小国没有文德却拥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楚国来讨伐，能不顺从吗？顺从了，晋国的军队必定会来，晋楚两国攻打郑国，从今往后郑国四五年内不得安宁。”子国愤怒地斥责他说：“你懂什么？国家有天命，也有正卿，小孩子说这种话，将被处死。”范宣子、子产的话都是切中要害的议论，而范文子、子国如此严厉地压制他们，正是担心年轻人轻率发言，尚未养成德才器量就先招致祸败，最终无法立足。所以这两人后来成就如此远大，正是由于老成之人平时教导有方，心中有所主见。

张良见到黄石公之后，以前的豪气被完全磨去了。铁没有去除矿渣，敲击就会折断；百炼之钢，所攻无不破，所伐无不毁，却没有折断的危险，这是因为矿渣已经除尽了。黄石公教导张良，只是去除他的矿渣罢了。庄子所说的“想要恰当就顺应不得已，不得已这类，是圣人的道理”，张良领悟了这一点。崔浩之流，不知道去除矿渣而喜欢刚愎自用，所以招致灭族之祸。

前辈曾说，年轻人才能性情超过常人并不值得畏惧，只有那些读书时谨慎思考、推究事理的人才值得畏惧。又说，读书只怕谨慎思考，因为义理精深，只有谨慎思考、用心体会才能领悟，粗疏厌烦的人决无成就。《论语》中“温故而知新”，先儒认为“温”是反复的意思，反复推究旧知，又知道新知；“学而不思则罔”，先儒认为学习不谨慎思考，其义理就会迷惑，然而如果没有反复推究、谨慎思考，在先儒分上所得已经很多，何况真正能反复推究、谨慎思考的人呢？君子的气象难以立刻形容，只有平易安和的接近它。《尚书》说：“他的心情喜悦宽容，好像有包容万物之量”，这接近君子的气象。所谓“休休”，就是平易安和，没有急躁狠戾、贪婪冒进的意思。范宣子谦让，他下面的人都谦让，史传称赞说：“一人谦让善行，百姓就安和。”郑国尚未服晋，知武子说：“如果能够安和，远方的人就会到来。”“休和”二字最是没有急躁、忿怒、狠戾、贪婪冒进的地方，所以古人多次称颂，也是切中要害的议论。

春秋末期，贿赂公然盛行，政事靠贿赂达成，不再有道理正义。所以乐桓子向叔孙豹求取贿赂，范献子向叔孙婼请求冠礼，高齮向季氏索取财物，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祁胜向荀跞行贿，子常向唐、蔡两国国君索取马匹和皮衣。在这个时候，风俗败坏到如此地步，而各国国君安于苟且，不能挽救一次，因循守旧，日益衰败，以至于灭亡，没有人能醒悟。想要挽救这种弊端，方法固然很多，但没有什么比亲近正直的人，诱导吸引善良的人，作为榜样，这样风俗自然改变，好恶自然确定。风俗改变，好恶确定，那么国势自然安定，不需要其他方法了。

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这是荷蓧丈人自称的话。意思是说我自己正担心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谁能了解夫子呢？这样说话气象就好。如果说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是指夫子，那么气象就不太好了。看子路拱手站立，对丈人非常尊敬。大概观察他的容貌，心中有所领悟，他的气象不容不好。

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而死，管仲没有死。子路怀疑管仲不够仁德。孔子认为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孔子的意思，不是认为召忽不必死，也不是认为管仲可以不死，只是认为事情有比死更重要的，就追求那更重要的；事情比死更轻的，就死也可以。不是认为公子纠君臣的名分未正就不必死。既然已经侍奉他了，而所侍奉的人被争夺国家的人杀了，哪有死的道理？只有管仲的意思，认为百姓正处在苦难中，得到我就生存，得不到我就灭亡；华夏与夷狄正且不能分辨，得到我就有中国，得不到我就没有中国。所以忍受不死而侍奉仇敌，以成就他的大业。这是圣人深深赞许的。召忽不能像这样，那么哪有死的道理？孔子担心人们把必死当作正确，不把成就大业当作正道，所以子贡问的时候，又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这是孔子深深称赞管仲的功劳，所成就的大业，可以这样做。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于小信呢？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圣人担心人们把必死当作贤德，不把成就大业当作正道，所以又详细地说这些话来叮咛。难道认为召忽不该死吗？学者处理轻重细微之处，正在于此。

管仲没有在公子纠的灾难中死去，圣人不认为他不对，是知道他所成就的

译大，可以如此也。至三归、反坫之类，深诋之者，以其为无所为也。虽君奢亦奢，君俭亦俭。管仲本志如此，而三归、反坫之类，本不为君设。故圣人知其器小，不可以入尧舜之道也。

译对于君主和父亲，不能有加害的念头，一旦有了这种念头就要被诛杀。所谓“有念头”，是指内心存有这种意图。存有这种意图，凭什么知道呢？必定表现在事情上。事情已经显露出迹象但尚未实施，必定是想弑杀自己的君主或父亲。这是意图已经表现在事情上但尚未得逞的情况。如果不表现在事情上，就预先揣测其意图并认定为“有念头”，那就是滥用刑罚以逞私欲。人人都有罪，有意无意都可以被随意指责，迹象已显未显都可以被强行定罪。忠良之士遭受祸患，大多是因为这种言论。《公羊传》的腐儒，胡乱设立这种理论。自汉代以后，大都采用这种理论，对忠良之士的危害极大。我私下认为，在政治清平的时代，应当首先摒弃这种不合常理的理论，这样后世的昏庸君主、奸佞谄媚的臣子，就不能利用他们的私意，忠良之士才能得以幸免，这是不能不深刻警戒的。

鲁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初一，发生日食。这天夜里，赵简子梦见一个裸体的童子转着圈唱歌。第二天早上，赵简子向史墨询问占卜说：“我做了这样的梦，现在又发生日食，这是什么原因？”史墨回答说这是吴国攻入郢都的灾祸，最终不能成功。又说吴国攻入郢都必定在庚辰日，月亮在辰尾。庚午这一天，太阳开始有灾异，火克金，所以不能成功。”日食发生在天上，赵简子不能因此戒惧，思考如何迁善惩恶，连梦都如此放纵。而史墨不能用大义来回答，专门阐明近事，首先提及吴楚纷争的祸端，这只是占卜者的常谈，不是治理国家的言论。后世的京房、郎顗等人，他们的学问大概就出自于此。

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向诸侯宣告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立年长的。年龄相同就看德行，德行相同就占卜。”这话最有害于正道。天下没有年龄完全相同的人，早出生一天，就有一天的年长；早出生一时一刻，也就有一时一刻的年长。圣人重视先后的次序，就像春夏秋冬不可逾越一样。天理，哪里有所谓年龄相同呢？这是奸邪的言论，而《左传》不能加以辨正，从而误导世人，浅陋到了极点。又如王后没有嫡子，那么庶子中长幼本来就有确定的名分。长幼名分确定，也就像嫡庶不可混乱一样。哪里有所谓选择立年长的呢？王子朝说这些话，都是因为尹氏、毛、召等人，怀着奸心助长恶行，所以言辞错乱。孟子说：“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在王子朝的话中就可以看到了。

《左传》病入膏肓，何休写了《郑玄箴》。两人引用证据以及诘难的话语，全都用《春秋感精符》之类的纬书作为证据，见识浅陋到了极点。而汉末的学者都推崇他们为大儒，我知道汉末的儒生未曾真正学习过。《公羊传》已经非常浅陋，而何休等人又从而助长其恶，比如“黜周王鲁”之类，非常不合人情。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围攻郓邑，仲孙忌只是缺文罢了，而《公羊传》认为仲孙忌讥讽使用双名，不符合礼制，本来就已经可笑。而何休则认为《春秋》在定公、哀公年间文辞达到太平盛世，想要显示王者治理安定，没有什么可以再讥讽的，只有使用双名所以讥讽。定公、哀公的时代是大乱到了极点，而何休认为文辞达到太平，王者治理安定，没有什么可以再讥讽的，只有双名可以讥讽。其诬蔑污秽荒谬到了这种地步，让人愤恨不已。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人，必须选取这类妄说以及引用纬书之类，都应当分别归类并公开废黜，不能与其他儒生所说的并行，这样圣人的言论才不会被芜杂的言论所掩盖，清晰地显现出来。

越国的谋略，吴国大夫文种献计。大王不如陈列军队，用谦卑的言辞求和，以此取悦吴国的百姓，以此扩大吴王的骄奢之心。我以此占卜于天，上天如果抛弃吴国，必定答应我们的求和而不满足我们。他将必定宽缓地拥有称霸诸侯的心思，既使他的百姓疲敝，而上天又夺去他的粮食，安然接受他的残余，就没有天命了。申胥劝谏说：“不能答应。越国并不是真心喜欢吴国，也不是畏惧我们的军队强大。大夫文种勇敢而善于谋略，将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以实现他的志向。他本来知道君王大概威严而喜欢争胜，所以委婉谦卑他的言辞，以放纵吴王的意志，使吴王乐于诸侯之国，从而自取伤害。使我们的军队钝敝，百姓离散，而日益憔悴，然后安然接受我们的残余。烬，是焚烧后的残余。钝敝他的国家，多方损害，使达到像焚烧后的极点，不可恢复，然后举手取之，没有丝毫的劳苦。”这是吴越成败的大概。越国采用大夫文种的计策而成功，吴国废黜申胥的计策而灭亡，不是偶然的。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把它当作收取赋税的地方呢？还是当作保障的地方呢？”赵简子说：“当作保障。”尹铎减少了户籍数目。赵简子告诫襄子说：“晋国有难，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认为晋阳遥远，一定要把它作为归宿。”他派尹铎治理晋阳时，对他说：“一定要毁掉那里的堡垒。我将要去那里。如果看到堡垒，就是看到荀寅和士吉射了。堡垒，是荀寅、士吉射围攻赵家时建造的。”尹铎去了反而加固了它。赵简子到了晋阳，看到堡垒愤怒地说：“一定要杀了尹铎，然后才进去。”并且说：“这是彰显我的仇敌。”邮无正进见说：“我认为尹铎的意思是，想到安乐就欢喜，想到危难就恐惧，这是人的常情。堆积泥土可以作为师保，我们为什么不加固？以此来作为鉴戒并聚集赵氏宗族。”赵简子很高兴，用免除灾难的赏赐，赏赐尹铎。等到晋阳被围，众人想前往长子，又想前往邯郸，襄子都认为不可，唯独认为晋阳是先主所托付的地方，尹铎所宽待的地方，百姓必定

译和顺了。于是逃往晋阳，晋军包围并用水灌城，灶台沉没生出青蛙，百姓却没有叛离之心。像赵简子这样的人，可以说知道如何任用人才了。所谓尹铎所施行的宽厚，是国家所依赖的根本，就像人的元气一样，元气如果存在，就不可能死亡，根本如果还在，就不可能灭亡。后世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贪图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日后的忧虑，他们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是侥幸罢了。然而尹铎所施行的宽厚，不仅仅是减轻赋税，更是专门进行庇护，大概先除去君主的不正念头，以推行道义，然后百姓才能得到宽厚。增高荀寅、吉射的营垒，时刻存有规劝警戒之意，他怎肯让君主陷入不义呢？灶台沉没生出青蛙，百姓没有叛离之心，这是长久以来种下的结果，不是一天积累而成的。自从郑康成论述郊祭和禘祭的说法后，议论纷纭各不相同，认为禘祭是冬至时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郊祭是孟春时在南郊祭祀感生帝。而孔颖达等人，又认为经传中称禘的地方不止一处，其含义各不相同。《论语》中“禘自既灌而往者”以及《春秋》中“禘于太庙”，说的是宗庙的祭祀。《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以及《大传》说：“不称王就不行禘祭。”说的是在南郊祭祀感生帝。而《祭法》所说的“禘祭黄帝”，说的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必定知道这是圜丘祭祀，是因为禘祭的记载在郊祭之前，郊祭之前只有圜丘祭祀。郑康成又说“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春天是在南郊祭祀感生帝，夏天就是雩祭。所有这些纷纭的议论，都是因为郑康成被谶纬的妖言邪说所迷惑，后来的学者不能极力辨明，反而出力助长诬妄虚伪。王肃的《圣证论》极力驳斥郑康成的短处，比如认为圜丘与郊祭是一回事之类，所补充的很多，然而还有未尽之处。只有陆淳的论述，坦荡明白，尽除邪说，实在对圣人有所功德，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礼记》说“是月禫”，又说“中月而禫”。郑康成都认为是过了这个月才禫，在大祥之后的一个月才禫，因此就有了禫的礼制。世人因为这种做法过于厚重，没有人敢更改，但这已经失去了礼的正确含义。王肃认为“是月”就是这一个月，“中月”就是这一个月之中。他极力攻击郑康成的短处，实在是极正确的论断。

《仪礼》中的丧服制度，在古书中最为详尽，等级的轻重次序，都出于天理，圣人的心意，明白可见，不可以更改。儿子为父亲服三年丧，父亲为儿子服一年丧，孙子为祖父服一年丧，祖父为孙子服九个月丧，这是因为父亲和祖父是直系长辈，子孙则降一等来回报。至于旁系亲属为我服一年丧的，我也为他们服一年丧；为我服大功丧的，我也为他们服大功丧，回报与施予相等，这是旁系亲属的道理。近世以来，媳妇为公婆服三年丧，已经大大失去了轻重的次序，非常不合礼制。而公婆为媳妇，还只服九个月丧，这是降了两等来回报，违背情理特别严重。

天下没有两个至尊，妇女在家时为父亲，出嫁后为丈夫，明显没有两个至尊。现在为公婆服三年丧，那就不得不为父母也服三年丧，这样一来，一个妇女身上就有五种需要服三年丧的情况了。

圣人制定的礼制，只有祭祀典章和丧服制度，大概后世不可以变更。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出于天理，不是人的私意。比如天子祭祀天地，诸侯对天地就没有祭祀之事。儿子为父亲服斩衰三年，是因为父亲是自己的生身之父，其他人没有理由穿这种丧服。其他轻重的情况都是这样。比如庶母的祭祀，到孙子一代就停止；父母在世时，不为庶母服丧。这些都是因为大义至重，不因为私恩而曲意顺从。能明白这一点的人，就懂得天理了。

现在世俗的阴阳家根据人性配合五音宫商角徵羽来断定灾祸福运，世人固然认为这是荒诞不经、可笑的。然而在春秋时代，大概已经有这种说法了。晋国赵鞅占卜救援郑国，得到水适火的卦象，向史墨询问。史赵和史墨说：“这叫沈阳，可以兴兵，利于讨伐姜姓，不利于商姓。讨伐齐国可以，与宋国对抗不吉利。”史墨说：“盈是水名，子是水位。名位相当，不可以侵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胜火，讨伐姜姓可以。盈是赵鞅的名字，子是宋国的姓氏。因为子是水位，盈是水名，炎帝是火师，姜氏是他的后代，水胜火，讨伐姜姓可以。”这正与阴阳家的术数相同，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然而有这种说法就有这种事，心意与说法相应，祸福就随之而来。祸福的产生，源于心念，道理自然如此。张载说：“言形则卜如响。”由此可知，被形体物质遮蔽固执的鄙陋之心，不能默然自然地通达于性与天道。性与天道，万事的有无，都是其本分内固有的。即使有超出思虑之外的，也是本分内正当的。张载所说的“形质蔽固之鄙心，不能黙然自达于性与天道”就是这个意思。

庄子说：“生命的到来，不能推却；它的离去，不能阻止。可悲啊！世上的人认为保养形体足以保全生命，而保养形体果然不足以保全生命，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做的呢？”这是指有意通过保养形体来保全生命的人。有意通过保养形体来保全生命，那么实际上就有不能保全生命的情况；如果无意通过保养形体来保全生命，那么保养形体难道有不保全生命的道理吗？庄子又说：“虽然不值得做，却不得不做的，它的作为就不可避免了。想要免除为形体所累的人，不如抛弃世俗。抛弃世俗就没有牵累，没有牵累就端正平静，端正平静就与万物一同新生，新生就接近道了。所谓抛弃世俗没有牵累，就是无意。至于新生就接近道了，就是所谓无意通过保养形体来保全生命的人，才可以保全生命。”所谓“虽然不值得做，却不得不做”，也不得不做的，只是顺其自然罢了，不是真正的作为。它的作为不可避免，是真正有所作为，所以不可避免。这是保养生命的要点。

论述保养生命的人，以神气相守为根本。列子说形体与心相合，心与气相合，气与神相合，神与无相合。庄子《广成子》一章，都是保养生命的源头。至于说像不系之舟那样漂浮，像新生的小牛那样清澈，都是用来阐发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既然明白了，能够调节呼吸，久而久之呼吸停止，或者存想一处，心不外驰，都可以祛病延年。嵇康说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努力达到，勉励到了极点。

晁说之《法藏碎金》说：全身导引，贵在运动。运动久了就会和顺柔韧。又说：导引气息使之和顺，牵引身体使之柔韧。这是知道导引以和顺柔韧为最高境界。气息和顺身体平稳，疾病就不能侵入了。这是晁说之亲自体会到这种滋味，根据他所知道的而言。然而气息错杂，身体僵硬，乃是疾病死伤的根本原因。

士蒍在秦国三年，不见士伯。那个人说：“能在国内使人逃亡，却不能在这里相见，有什么用呢？”士季说：“我与他同罪，不是认为他义，将见他做什么呢？”等到回国，于是就不再见。自古以来，能知道错误、反省过错、不与人结党如士蒍这样的人，大概很少了。后世的议论者认为与人长久交往，不计较是非邪正，都认为是善，他们也不了解士蒍的用心了。

陈太丘以太守的身份接受侯常侍的托付，把罪责归到自己身上，这是君子的用心。然而不能专门称之为正。所谓正，是不掩饰他的错误，沉默离去就可以了。只是当时风俗激辩攻讦太过严重，陈太丘不得已想要矫正这种风气罢了。不然，也不是用来垂范后世、树立教化的方法。

文中子

译称“北山黄公精通医术，总是先调理睡眠饮食，而后才用针灸药物”。孙思邈在《千金方·恶疾大风论》中说：“疾病是难治还是易治，取决于前人（的体质与病因），与医药无关。”又在医书中写道：“凡是疾病，自我调理占八分，医生治疗占二分。”观察这几条记载，那么治疗疾病的大致道理，也就可知晓了。

译奖赏必定与功劳相当，惩罚必定与罪行相称，这是苛刻严密的论断。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这是君子长者的心怀。以君子长者的心怀作为自己的心怀，自然就不会有苛刻严密的论断。就像君子不要求臣下尽忠，不要求臣下尽情欢悦，罢免臣下，必定让他还能再次做官；休弃妻子，必定让她还能再次改嫁。像这样的论断，上下之间和暖熏蒸，那么太平的功业就可以立刻实现。灵芝草生长，甘露降下，甜泉水涌出，都是这种和气熏蒸所产生的。

自古以来，君主引导臣下进谏、宽容接受直言，也未必是出于至诚为善，只是因为明白利害关系，知道进谏必定对自己有益，所以信任采纳而不怀疑，并且不觉得困难。像赵简子、唐太宗都是这样。赵简子亲自篡夺晋国政权，唐太宗杀兄逼父，无所不为，至于听到进谏就高兴，不觉得困难，大概是因为知道采纳进谏有益，拒绝进谏有害；知道采纳进谏利于自己，拒绝进谏必定危害自身。现在生病的人，起居没有禁忌，饮食没有忌讳，如果没有人劝告制止，必定会死。劝告制止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这不需要剖析判断就能明白。唐明皇任用李林甫十九年，期间没有一句话违逆防备，最终招致大祸。违逆防备与不违逆防备，君主究竟哪种更有利？然而自古以来的君主，除非昏惑失志，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不能做到的，也是因为有奸人违背常理地进说，认为提出这种论调的人必定别有用心，或者认为他有党羽，或者认为他是为了邀取名声，说法不一。君主甘心相信，忠言直词就不再能进入了。所以到了危亡的地步，最终也不觉悟。《易经》说：“进入左腹，获得明夷卦的心意，在出门庭时。”象传说：“进入左腹，是获得了心意。”所谓获得心意，本来就是夺取了他的心志而蛊惑败坏他。忠臣义士难道能救得了吗？引导摄生，平时不见有力，只有突发疾病时才得力；引用善良，平时不知道其益处，只有突然遭遇祸患时，才应当知道之所以病危不死、国危不亡的原因，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

常人的情感，多是私意，而不能自我观察反省。比如园林里的花竹，自己种植的，看到它意思就不同；他人种植的，虽然很喜爱，终究没有亲昵之意。草木没有知觉，尚且如此偏爱，何况是亲族党羽所喜爱的呢？如果对于这类事情都能观察反省，也将减少过错而达到公正的体统了。跟随老师求学问道，应当知道轻重，既然知道轻重，然后谨慎选择并严格遵守就可以了。所谓知道轻重，比如七十弟子跟随孔子，就应当事事效法，不应当稍有差异。然而心中有不安的，还应当详细询问以解除疑惑，疑惑解除心安，然后才跟随。像子路询问孔子，反复辩论诘难，也可以看到了。自从孔子以后，人性各有偏见，或许不能事事学习，怎能不造成大害？这是圣人之后多流入异端的原因，都是由于不知道轻重。然而学者跟随老师，就会产生私心，以自己传授的为正确，私心一旦产生，百病俱出，这本来不足以谈论学问了。

君主选拔人才，不应当因为一件事一句话的错误就认为可以罢免，因为一件事一句话的善举就认为可以信任。应当考察他大致的邪正，以及公众舆论所取舍的标准。自古以来的君主常常在这个地方失误。小人取悦君主的方法，术数固然多种多样，但大抵必定先多做可信的事，以迎合君主的意志，然后弥缝补合，以长久保持权位，乘势高低，以遂其心意。大的则篡夺政权，小的则败坏国家，不可不察觉。班固论述石显、师丹的事，最为有益。石显内心自知独揽权柄在掌握中，害怕天子采纳左右耳目之人的话，有离间自己的，于是时常归附诚意，取得一点信任作为验证。石显常常派使者到各官府有所征发，石显先自己禀告，恐怕后来漏尽宫门关闭，请求让使者诏令官吏开门，皇上允许了。石显故意等到夜晚回来，称诏令开门进入，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断命令、假传诏令打开宫门。天子听到后，笑着把书信给石显看。这是元帝在石显的术数中而不觉悟，他没有灭亡是侥幸的。有人上书说：“自古以来用贝壳作为货币，现在用钱替代，百姓因此贫困，应当可以改变货币。”皇上询问师丹，师丹回答说可以改变。奏章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都认为实行钱制以来很久，难以突然改变。师丹年老忘记了他之前的话，后来跟随公卿的议论。哀帝也不能察觉。师丹的传记如果不说“老人忘记了他之前的话”，那么师丹就是反复无常、没有依据的人。石显的传记如果不说“时常归附诚意取得一点信任作为验证”，那么石显的罪状也不甚明白。只有这几句话，然后他一生的忠邪就可以详细考察。如果不是班固高识远见，有益于世教，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君主只凭一件事一句话来区分邪正，凭一件事一句话来决定取舍，而不考察大致的邪正、公众舆论的是非，大概也是不知道这个了。而不被小人所误，以至于败亡的，是侥幸罢了。

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然大的称为子，吴子、楚子之类都是这样。郑康成把这一节作为九州之外的长官。然而也说虽然有侯伯的土地，原本的爵位也没有超过子，所以同名称为子。而《国语·吴语》说：“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所谓吴伯，正是指牧伯的伯，像《礼记》中五官之长称为伯，《周礼》中九命作伯以及周、召二伯之类就是这样。而韦昭认为吴本来称伯，所以叫“吴伯”，大错特错了。

李斯、李林甫之徒，在极盛之时，自知祸败必定会及身，考察他们所说的话，都知道这些了。如果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样，痛

译自己若能悔改，改变以前的所作所为，向君主陈述，向众人宣告，以求自我更新，那么就可以将灾祸变为福气，将灭亡转为生存。正因为不能悔改，所以灾祸败亡、危险灭亡必定会降临。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自我放弃，可以说是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刀斧和牢狱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是下等愚笨、不可改变的人了。虽然如此，自古以来，天道观察人不能悔改，必定会助长其恶行，这就是所说的加重其毒害而施加惩罚。像秦朝末世就是这样。当陈胜尚未起事，外患尚未发生，先有内祸，如果改用忠良之士，那么基业哪有立刻毁坏的道理？正因为不这样做，所以称之为助长其恶行。

译列子向伯昏无人请教射箭。列子没有字，音读作“莫侯”。《庄子》中的“不”字读音同本字。列御寇前往齐国，在半路上返回，遇到了伯昏瞀人。申徒嘉与郑国的子产同拜伯昏无人为师。那么，伯昏无人是一个人，伯昏瞀人是另一个人。列子既然以吴丘子为师，与伯昏瞀人为友，便居住在城南。又说以老商氏为师，与伯高子为友。不知道老商氏是否就是吴丘子林？或者是另一个人。又不知道伯高子与无人、瞀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虽然是御寇的寓言，但根据文意所指，人物自然不是一回事。总之，他们都是超脱尘世、高出当时众人之上的人物。

列御寇向伯昏无人请教射箭，拉满弓弦。张湛解释说：意思是箭矢已尽。郭象说：盈贯就像箭矢溢出箭袋。在肘上放一杯水，张湛说：因为手停稳审慎，所以杯水不会倾倒。郭象说：左手像抗拒，右手像依附树枝。右手放箭而左手不知道，所以可以放一杯水在肘上。像这类解释，训释明白，文辞高古，都是后人达不到的境界。又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认为：德行充实于内，则神气饱满于外，远近幽深都明了，所以能审视安危的关键而淡泊自得。像这样的话，大概是有心得的人所说的。

庄子说：圣人的心，不是说它静，而是因为善于顺应本性所以静。万物没有足以扰乱心的，所以静。水静尚且能明，何况精神呢？大概说圣人的静，不是以静为善，所以静罢了。万物没有足以扰乱心的，就自然静了。水静尚且能明，何况精神？这是静的极致，也是自然的感应。

《月令》说“上丁日释菜”，《周礼》说“大胥舍菜合舞”。释菜，不使用牺牲币帛，只是放置苹藻而已，是较轻的礼节。到了释奠则有牺牲币帛，只是没有迎尸以下的礼节罢了。对于先师先圣，却使用较轻的礼节，为什么呢？回答说：“用陶匏燔柴来侍奉上帝，也是贵在简约。”如此而已。

李绛对宪宗说：“人臣的生死，系于人主的喜怒。凡是这类话，都不应当对人主轻易说。如果是昏君暗主，便以为理所当然，这足以激发他的骄心，没有毫发之补，却有无穷之祸。”不如后汉樊英对顺帝说：“陛下能生我吗？能杀我吗？能贵我吗？能贱我吗？”这样的话，能消除人主未萌的骄气，而增长他敬贤之心。《诗经》说：“言辞和谐，百姓融洽；言辞烦乱，百姓不安。”樊英就是这样的人吧？《庄子·徐无鬼》篇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自以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庄子》此论，充分显示了小人私意、小知自足的情状。世人自私害正者，无不如是。只是论述未尽，不能取信于人。所谓“未始有物也者”，不是学者所应当首先论述的。

庄子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曈然如新生之犊，而无问其故，泛若不系之舟。齧缺睡寐，神农昼暝，自以此论为极至也。至于所谓有干越之剑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精神并流四达，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则实为养生要诀。

列子说：“子列子学习，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又说：“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古人所谓学者，大多如此，这也不同于后人所谓的学习了。

齐桓公常与管仲谋划讨伐卫国，退朝后回家。卫姬望见君主，下堂再拜，请求宽恕卫君的罪过。桓公说：“我与卫国没有仇怨。”卫姬回答说：“妾望见君主进来，足高气强，这是讨伐国家的志向。看见妾而有动色，这是讨伐卫国。”第二天，君主上朝，作揖让管仲进来。管仲说：“君主放弃讨伐卫国了吗？”桓公说：“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主上朝作揖恭敬，说话缓慢，看见臣子而有惭色，臣因此知道。”桓公说：“好。仲父治理外朝，夫人治理内宫，寡人不会被诸侯嘲笑了。心术的变动，毫发不能自隐，必为人知，不可得而欺也。”管仲、卫姬知道桓公，也可以看到了。这叫做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海上的鸥，舞而不下，彼必有以知之矣。谁说色庄言厉而可以自蔽乎？

天下风俗美恶之极，无有不由积累而成者。至于人才事业，必因积累之久，互相推激，然后能至微妙。且如汉魏以来，士大夫多以字画为事，西晋以后尤盛，故积累推激至王右军，然后能造微入妙。若魏晋以前不以字画为事，右军纵能书，必不能便至如此之妙。学问工夫何独不然？三代圣贤相继，故圣贤之出如此之众，亦有积累推激之功也。

孟子“桃应问”一章，王介甫、刘原父皆不以为然。刘原父论齐国夏、卫曼姑帅师围戚，曼姑受命而立辄，其不可以围戚何也？或问乎孟子曰：“舜为天子，臯陶为士师，瞽瞍杀人，则执之乎？”孟子曰：“执

译之。」如今把蒯瞆比作瞽瞍，把辄比作舜，把曼姑比作皋陶，这已经是孟子的义理了。有人说：“孟子在义理上并没有穷尽。”伯夷、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而不接受，在首阳山下饿死，终身保持清廉正直，认为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所以没有怨恨。他们不把能够拥有国家视为尊贵，而以保全自己的志向和道义为心安，所以孔子称赞他们。如果舜拥有天下，瞽瞍杀了人，这也将会遵循伯夷的道义，哪里会遵循有司的法律，而凭借自己的尊贵地位去包庇自己的亲人呢？这不算懂得《春秋》。欧阳修评论柴守礼杀人的事情，宋世宗不予追究，是懂得权变。他认为天子有宗庙社稷的重任，有百官的护卫，有朝廷的威严，没有背着犯人偷偷逃跑的道理。范淳夫认为这一章不是孟子的话。程正叔认为这话有错误之处。荥阳公常说：“王安石、宋次道都认为孟子的回答不对，为什么不这样说：‘如果是舜做天子，瞽瞍杀了人，皋陶也不能逮捕他’呢？”这是这两位先生的议论。我从老师朋友那里听说：“不是这样的，圣贤设立教化，致力于成就人们的善性罢了。言语如果不委婉曲折，那么道理就不明白。现在如果说：‘舜做天子，瞽瞍杀了人，皋陶不能逮捕他’，那么求学的人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如果一定要这样回答，那也就只是这两位先生罢了。怎么能算是孟子呢？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齐宣王喜欢音乐和勇武，喜欢财物和美色，用常人的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不应该回答的，而孟子这样告诉他，也是委婉曲折地引导他的心志，使他趋向于善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算是孟子呢？那么桃应的提问，孟子的回答，也是完全符合世人委婉曲折的心意，而使他们趋向正道罢了。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提问的人就不必提问，回答的人就不必回答了。

译纵观古人，作为君主率领军队却遭遇覆灭、被敌人俘虏的，从未被视作深重的罪过，却一定要让他们死而后已。秦穆公任用孟明视等人的例子，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到了汉武帝时期，李陵兵败身亡，这才被视作深重的罪过，当时的人也认为这败坏了他的家族声誉。此后兵败身亡的人，都被处以极刑，都起源于此。这是因为士大夫学术不明，见识浅陋，怀着谄媚逢迎之心侍奉君主，而忘记了古人的大义。率领军队作战而兵败身亡，是常有的事，其中有应当诛杀的，也有不应当诛杀的。只论断事情轻重、是非，并考察其用心如何，从而确定其归宿，就可以了。秦穆公任用孟明视等人，就是这样。如果一概而论，认为可以诛杀，而不探究其用心如何，这是秦汉以来平庸君主的骄横之心、奸邪臣子的阿谀取悦，最终必然导致国家败亡。力量耗尽而假装投降，投降是有目的的，有的效用在久远之后，有的效用在近处，其效果必然显现，怎么能与背叛君主归附贼寇、反而加害君主而逃脱死罪的人，同等看待并诛杀呢？蜀国的黄权投降魏国，刘备认为黄权辜负了自己，黄权并没有辜负自己，这还算是懂得古人的用心。

春秋时期，世家的家臣想要扩张公室权力，都被视为大罪。这一定不是圣人的本意。家臣忘记公室，诸侯士大夫忘记王室，就像儿子爱父亲而忘记祖先一样，可以吗？家臣不忘记公室，才是正道。但应当先侍奉自己的君主，让他尽忠于自己的君主就可以了。如果君主不肯听从，那么离开他就可以了。如果不告而别就图谋君主，这就是他的罪过了吧？

《诗经》中《卫风·抑》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的。唉！“小子未知臧否”，是厌恶周厉王导致周王室衰败，怨恨之深啊。而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认为：遍考古人，没有称君主为“小子”的。说“小子”的，是武公自称。说“未知臧否”的，是不揣度可否。至于说“提其耳”，是说讽刺君主不可教诲，提着耳朵告诉他，希望他听从而君主最终不听从。既然说了“提其耳”，却不能称之为“小子”，那就好像失去了轻重的次序了。《考槃》诗中“永矢勿谖，勿告勿过”，是怨恨君主失道，想与他断绝关系，而知道他已经不可再改变了。然而这些都不是诗人的本意，诗人的本意，只是想要用艰难的话语、苦口的语言，有所感发，希望君主还有悔改之意。先儒的解释并未损害大义，而欧阳修认为像郑玄所说的那样，进则喜乐，退则怨恨，是不知命的狠人。认为“勿谖”的，是说硕人居住在山涧之间，不认为狭窄，而只说自认为不忘此乐。认为“勿过”的，是说不再有其他念头。认为“勿告”的，是说自得其乐，不可随意告诉别人。欧阳修的意思认为君主不可怨恨，怨恨君主是不义的，所以把“小子”当作自称，而“勿谖勿过勿告”，没有涉及君主的意思。然而高子认为《小弁》是小人的诗，说怨恨，孟子认为高子固执。况且因为亲人过错大而不去怨恨，是更加疏远，更加疏远就是不孝。那么侍奉君主更加疏远而不去怨恨，是更加疏远，更加疏远就是不孝，那么侍奉君主更加疏远而不去怨恨，也可以算是忠吗？孔子说：诗可以怨。那么怨恨正是非常爱戴君主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忠孝之道，无所不用其极，有不能忘记在心里的。所以思念之深则怨恨之切，念想之甚则痛苦之深，平常人有这样吗？欧阳修既然没有明察此义，君主习见秦汉以来将怨恨视为大罪，于是认为违背君臣规戒相与之道，而开启了奸佞之人怀着利益、谬误的恭敬来侍奉君主的心，并且使后世平庸君主督察臣下，不再有人情道理，使得臣下不能议论自己，都是这些议论有所引发的，不得不详细辨明。

古人褒贬取舍，考察其用心而不计较其行事。其心是正确的，其义是不正确的；君子不认为是不正确的。其心是不正确的，其事是正确的；君子不认为是正确的。季札回到吴国，弑君的贼人还在，季子不认为应当讨伐，《春秋》也不怪罪他。为什么呢？知道他的力量有所不足，起来实行我的志向，那么国家的祸乱颠覆将及，甚至至于灭亡，其危害有甚于前日的罪恶，所以季子隐忍而暂且放置。他的意思一定不是以此而停止。圣人推明他的志向，所以不认为是不正确的。范文子请求告老，郤克实际代替了他，让他快意于齐国，不能算是正义的，而古人不认为是不正确的，范文子知道郤克在齐国不得志，其祸害国家必有大于伐齐的。君主昏庸在上，没有人与他同心；众人怀奸在下，没有人与他同力。所以也隐忍而不与他争。古人推明文子的意思，也不认为是不正确的。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不死。圣人不认为管仲不应当死，只是认为管仲不死，他所做的事有大于死的。假使王室还存在，中国尚在，披发左衽的祸患不及九州，管仲虽然想死于公子纠之难，怎么能死呢？这是圣人所以深深赞许他的原因。周公东征，二公当世大贤，而在朝廷唯独没有一言谏止成王，直到雷风之变，然后明白周公的忠诚。他们本来知道不可言说就不言说，恐怕害了大事。然而这些事都关系到用心如何，不容有丝毫私心。私心存在，那么事虽然是正确的，不免得罪于圣人；使无私心而有所作为，那么无往而

译不可以。

译“忍”这个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运用的方式却不同。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的谋略。这些都是圣贤所说的“忍”，即忍耐不善之事以成就善事，这叫做吉祥的德行。而世俗所说的“忍”，比如猜忌之忍、刚愎之忍之类，却是忍耐善事而成就恶事，这叫做凶险的德行。王导不忍心美人劝酒，担心被杀而勉强饮酒，这就是“不忍”，正是所说的忍耐不善以成就善事，如果不是吉祥的德行又是什么呢？王敦不顾美人的死活而不饮酒，这是世俗所谓的“忍”，忍耐善事而成就恶事，如果不是凶险的德行又是什么呢？上天的报应施予，必定依据同类，观察王导、王敦后代的兴衰祸福，大概就可以明白了。那么，“不忍”正是人的良心，孟子所说的“人都有不忍心对待别人的心”就是这个意思。而世俗所谓的“忍”，是残害道义、损害善行的根本，是杀身灭族的缘由。项羽为人不忍，虽然不能成就大事，但终究良心还在。伍子胥为人刚暴残忍、能忍辱，虽然能成就大事，但良心已经丧失殆尽了。子家子说：“一次惭愧都不肯忍耐，难道要终身惭愧吗？”王导能忍耐事情，这都是忍耐不善以成就善事的意思。

齐国出现了彗星，齐侯派人去祈祷消除灾祸。晏子认为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如果没有污秽，又何必祈祷呢？如果是道德上的污秽，祈祷有什么用处呢？晏子的本意固然善良，但向君主进言的人，只应当说恐惧修身反省，道德修养不够，政治治理不善，用人不明，百姓不安，是由于骄傲懒惰放纵、克制讨伐怨恨欲望所导致的，不应当说君主没有污秽的道德，又何必祈祷呢？凡是这类言论，都是开启君主忌讳恶行、违背善行的端绪，末流的弊病，到了不可胜言的地步，不能不警惕啊。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郑玄认为“天”是指所感应的神灵，比如周人木德所感应的灵威仰，以后稷配享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享。《祭法》记载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于是认为禘是祭祀昊天于圜丘，郊是祭祀上帝于南郊，这样圜丘、南郊就是两件事，禘与郊就是两种祭祀，禘比郊大，圜丘比南郊大。《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噫嘻》是春夏祈谷于上帝，都符合这种说法。又认为春祈谷就是《月令》中“孟春祈谷于上帝”，夏祈谷就是《左传》中“龙见而雩”以及《月令》中“仲夏雩帝以祈谷”，《月令》错误地说是仲夏。《雍》是禘祭太祖，就是祫禘中的禘，是在宗庙中进行的禘祭。《长发》是大禘，就是祭祀感生帝的禘。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能禘祭，王者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帝，都是祭祀感生之帝，而以祖先配享。凡是这些说法都非常荒诞不经，不值得相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如果说成国家，上帝如果说成君主。南郊是用来祭天的，圜丘就是南郊。王者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帝，就在太祖的庙里祭祀所从出的帝，所以说“不王不禘”。祈谷说的是春夏之间祭祀天地，其礼仪已经失传了。《月令》之类都不值得相信。雩祭并不是用来祭天的，不能把祈谷当作一回事。《春秋》记载“大雩”，就是通说祭天。又《祭法》所记载的也都不可信。

朝廷有刚直的风气，然后临难才有死节之士。五代时期，能够端谨厚重，不忌妒别人，不中伤别人，不倾轧防备，已经是极致了。如果要求仗节死难，那就还有欠缺。曹彬在朝，忠厚宽和，足以师表一世，但史家称赞他未曾直言忤逆，这是作为大臣功名达到极致的形势必须如此，但不能作为事君的法度。五代时期之所以没有死节之士，确实是因为认为这是对的。事君的法度，应当像宋璟、颜真卿、萧复那样，才是极致。君主如果想要对国家有益，那么应当用什么人呢？也就是应当用刚直之士，在紧急关头对自己有益的人罢了。不然的话，积累千百人，在紧急关头，各自为自己打算，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么，刚直的风气，也在于君主奖赏提拔罢了。这是治国者切身利害关系。唐太宗本来就知道这一点。权势地位往往使人不能自知，就像气血旺盛一样，言辞神色举动，全都与常人不同，而自己却不知道。醉酒的人天地易位，服药的人喜怒不定，酒醒药散后又恢复常态。君子思考自我修养的方法，不可不仔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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