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 · 殆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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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芹十论

　　辛弃疾

　　序

　　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于；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常令臣两随计利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常鸠众二千，逮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官闲心定，窃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虏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而我特从而应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惟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由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齿乍]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神武，灼见事机，虽光武明谋，宪宗果断，所难比拟。一介丑虏尚劳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臣虽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故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臣先物之机，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质余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审势》第一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昡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柜，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臣请得而条陈之：

　　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

译美芹十论

辛弃疾

序

我听说事情尚未发生就预先谋划，那么处理起来常常从容有余；事情已经发生才去考虑，那么应对起来常常力量不足。金人侵犯中原，臣子们想着报答国家的耻辱，普天之下，这颗心没有一天忘记过。我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济南，代代担任边防重任，承受国家的厚恩。祖父臣赞，因为族人众多不善于脱身，被迫屈辱地担任金人的官职，留在京城，历任宿州、亳州，涉足沂州、海州，这并不是他的本意。每次退朝回家吃饭，就带领我们这些人登高望远，指点山河，想着寻找时机起兵，以抒发君父不共戴天的愤恨。常常让我两次跟随使者到燕山，仔细观察形势，谋略还没来得及实现，祖父臣赞就去世了。辛巳年，完颜亮南侵，中原百姓聚集蜂起，我常聚集两千众人，投奔耿京，担任掌书记，与他谋划恢复中原，共同登记士兵二十五万，向朝廷归顺。不幸变故发生在身边，事情于是大大背离初衷。怀抱愚忠，郁结在胸中。官职清闲，内心安定，私下伏地思考：今天的事情，朝廷一味持重作为既定谋略，金人利于尝试作为得计，所以和战的主动权常常掌握在敌人手中，而我们只是跟随应对。因此燕山议和不久京城就被围困，城下之盟刚刚达成而两宫就被掳往远方。秦桧的议和反而助长了完颜亮的狂妄。他们有利就战，疲倦就和，诡诈多变，我们实在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张浚在符离的军队稍微有些生气，虽然胜利不考虑失败，事情并非十全十美，然而计算他的损失，与议和之后相比，被闲置蹂躏，还没有这么残酷。而不了解军事的人，只看到胜利不能保持是危害，却不明白和议不能依赖是致命的重病，急忙闭口不言作为深切警戒。我私下认为恢复中原自有既定谋略，不是符离小胜负可以惩戒的，而朝廷公卿过度忧虑、不谈论军事是可惜的。古人说不因为小挫折而阻碍我们的大计，正是这个意思。

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聪明神武，洞察事机，即使是光武帝的明谋，宪宗的果断，也难以比拟。一个丑虏尚且让您日夜操劳，这正是天下士人献谋效命的时机。我虽然极其浅陋，怎么能有什么见识，只是被忠愤所激发，不能自己停止。认为今天金人确实有弊病可以利用，而朝廷的上策只有预备才能没有祸患。所以竭尽精诚恳切，不自量力，撰写成御戎十论，名叫美芹。其中三条讲金人的弊病，七条讲朝廷应当实行的。先审察形势，其次观察实情，再观看破绽，那么敌人的虚实我们就详细了解了；然后用那七条依次施行，金人就在我们眼中。希望陛下在深夜留神，我预先洞察事物的先机，志在必行，不被群议迷惑，或许“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功业不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然越职的罪责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也是爱主的诚意可取。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狂妄僭越而怜悯我的愚忠，斧钺之下保全余生实在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审势》第一

用兵的道理，形与势是两个概念。不知道而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被形所阻碍、被势所迷惑，而胜利不可图谋，而且坐受灭亡。什么叫形？大小就是。什么叫势？虚实就是。土地的广阔，财赋的丰富，士兵战马的众多，这是形，不是势。形可以举起来显示威势，不可以用来必定胜利。譬如转动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巍然其形，不是不大可畏；然而堑留木柜，不容于直，于是有能迂回而避御之，等到力量减弱形制禁止，那么人就能跨越而过。至于势则不然，有器械必定可用，有用必定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这是实之可虑的。从今论之：金人虽然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没有矢石必可用之势，他们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他们想要致疑，我们且信之以为可疑；他们未必能，我们且意其或能；这也是未详夫形、势之辨耳。我请求条陈之：

金人的土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金人的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我独以为不足恤者，盖金人的土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这是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金人的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金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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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译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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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

　　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朮辈之叶。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为陛下实深察之。

　　《察情》第二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意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弒，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

译如果说到他们的军队，名义上号称人数众多，但实际上难以调度且容易溃散。况且像中原地区征召的、被称为“大汉军”的士兵，都是其父祖在敌军践踏蹂躏之下幸存下来的，田产住宅在残酷的敲剥中耗尽，怨恨愤怒积累已久，人心不一；而沙漠地区征召的士兵远在万里之外，虽然人数可以百万计，但路途遥远隔绝，资粮铠甲等一切物资都要向百姓征取，赋税调发不经过一年无法到达。当初完颜亮南侵的时候，都是诛杀胁迫酋长、毁灭他们的家产，人们才肯跟随，不久中途逃归的已经无法控制，这就是第三个不值得忧虑的地方。

何况敌国朝廷如今掌权的人，混杂着契丹、中原、江南的人士，上下互相猜忌防范。意见不合，不像从前粘罕、兀朮等人那样同心协力。而且骨肉之间篡位杀戮成为风气，听说伪许王以庶子的身份出守汴京，私下收买民心，而嫡子曾经把这事告诉了他的父亲，这难道能最终平安无事吗？我有三个不值得忧虑的地方，敌国有三个无能为力的地方，再加上他们有内忧，这大概是自保都来不及，怎么能谋划对付别人呢？

我也听说古代善于观察别国国情的人，就像良医切脉一样，知道他们受病的地方从而推断出他们必亡的期限，起初不会因为对方表面的强弱而改变自己的判断。官渡之战时，袁绍并没有立刻衰弱，曹操看出他最终会自取灭亡，是因为嫡庶地位不定而知道的。咸阳建都、会稽出游时，秦国还自以为强大，高祖看出它应当如此，项籍看出它可以取而代之，是因为民怨已深而知道的。大抵国家的灭亡，没有比民怨、嫡庶不定更严重的了，敌国现在两者都有，想要不灭亡还等什么！所以我才说：“形势与表象不同”。请陛下切实深入地考察这一点。

《察情》第二

两军对峙，无法探知对方实情就会疑惑，疑惑就容易惊慌，惊慌之下应对必定不能详尽；有办法探知对方实情就能安定，安定就不会被迷惑，不被迷惑而听任对方自我扰乱，那么主动权常在我方而敌人实际上遭受困弊。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是致力于必定取胜，而是谋划做到不可被战胜。因为不可被战胜正是用来逐步谋求必定取胜的功效。我想战胜对方，对方也志在取胜，谁肯处于失败的地位？胜败的念头在心中交战，而胜败的时机还没有决定。对方或许出兵来攻，我怎么敢断定他不是虚张声势来炫耀威慑我？对方或许撤兵退去，我怎么敢断定他不是隐藏形迹来引诱我？这些都是不敢确定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权衡之后才知道轻重，度量之后才知道长短”，这是安定的缘故。“别人有心事，要揣度它”，这是审慎的缘故。能够安定而审慎，敌情即使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确切地察知。如今我把作战意图隐藏在防守之中，没有交战就长久保持必定交战的准备；把取胜的意图寄托在作战之中，没有取胜就常怀必胜的道理。对方如果真的虚张声势来炫耀威慑我，我以静制动而不轻举妄动；对方如果真的隐藏形迹来引诱我，我有平素的准备而不可被乘虚而入；胜败既不能扰乱我方，那么精神就悠闲而气度就安定了。然后慢慢地用我的心去揣度对方的情势，我还是我，对方还是对方，南北虽然有不同的考虑，利害关系难道有不同的趋向吗！

敌国的人情真伪，我曾经详细论述过了：譬如猎狗，心里不肯自己闲下来，不攻击就吠叫，吠叫之后才退却；呼唤它就驯服，驯服必定导致咬人。大概吠叫我是忌惮我，驯服我是轻慢我。他们何尝不想作战，又何尝不谈论议和，因为他们实际上想作战却用议和来轻慢我，实际上想议和却用作战来要挟我，这就是议和没有定论而作战没有常态的原因，还是不可以不察明。从前兀朮死的时候，确实曾嘱咐他的部下让我们议和，说：“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近来都熟悉兵法，恐怕不是你们能抵挡的。”这就是他们情意想要议和了。然而没有不进而求战的，是计谋出于忌惮我而要挟我。刘豫被废黜时，完颜亶曾经忧虑没有理由守住中原，就请求割让三京；完颜亶被弑杀时，完颜亮曾经惧怕我有问罪的军队，就又谋划割让三京并归还灵柩；完颜亮死后，完颜褒又曾经延缓我们追击败军的军队，就再次谋划割让白沟河、以长辈的身份对待我；这就是他们的情意也真正想要议和，不是欺诈。不久，完颜亶所割让的土地，看我们守卫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就很快又夺取回来；完颜亮所谋划的事，窥探我们派遣祝贺的使者，知道我们没有作为，就中途停止而萌生辛巳年的逆谋；完颜褒所谋划的事，明白我们有班师回朝的失误，无意于偷袭，就反复无常而有出人意料的请求。既然说议和了却又中途停止的，大概是用轻慢来谋求战胜我。

今天的事情，衡量敌国的情势，有三个不敢必定作战，两个必定想要尝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倾尽全国兵力出征，商朝的鉴戒不远，他们必定不肯再用危险的策略，万一猖獗，也不过是调动沿边戍卒罢了，戍卒怎么能必定取胜，这是第一个不敢必定作战。海、泗、唐、邓等州，我们已经得到，他们作战三年而没有成就，那么我们有攻守的士兵，而敌军已经不是从前可比，这是第二个不敢必定作战。契丹各胡族在后面侧目而视，中原的人士在前面扼腕叹息，命令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服从未必不反叛，这是第三个不敢作战。

有三个不敢必定作战的情形，害怕我们窥探他们的虚弱而断绝岁币，那么他们的形势不得不夸大来要挟我，这是第一个想要尝试。贪婪而志在必得，求取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心里只务求侥幸，谋划来不及考虑万全，这是第二个想要尝试。

况且他们如果真的想作战，就必定不肯张扬来促使我们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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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弒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译况且就像金主完颜亮起初谋划南侵的时候，刘麟、蔡松年一旦探知他的意图并加以引导，刘麟就被驱逐，蔡松年就被毒杀，这是因为他害怕机密泄露。现在如果确实一定要开战，难道希望人们都知道吗？如果他确实不敢必定开战，那么他贪婪残忍、毫无道义，愤怒起来不顾失败，他还有什么顾忌呢？凭借母亲的亲情、兄长的尊长地位，只要稍微违背他的心意，或者对他有利可图，完颜亮尚且杀害他们，何况我们呢？况且现在他在沿海建造战船，在淮河沿岸准备器械，包藏着祸心，只要有机会就会投奔，怎敢说他最终一定不战呢？大体上现在他虽然不一定有敢战的决心，但我们也不能不防备他想要试探的举动。他对高丽、西夏，气势足以吞并它们，所以当他们的使者到来时，坦然相待而没有其他举动；只有我们的使者前往，他就多方赠送礼物，刻意防备。就像人看见牛羊不曾变色，而遇到虎豹就厉声奋臂去攻击它，这又足以看出他对我们深有忌惮。他知道有忌惮，难道我们唯独没有忌惮吗？我们所忌惮的不在于敌人想要必定开战，而在于敌人侥幸获胜后渡过淮河，于是守住淮河来困住我们，那么我们就会遭受他的疾苦了。（抵御他的方法，臣在《守淮》篇中已经详细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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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幵，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

　　《观衅》第三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自治》第四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

　　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辨此。吾见韩庐东郭踆俱毙而已。”

　　臣亦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吴

译从前，黥布的用心，只为自己打算而不顾后果，必定会采取下策，薛公了解这一点并告知高祖，于是黥布最终被擒获。先零羌人的心思，畏惧汉朝而怀疑罕幵，于是解除仇怨缔结盟约，赵充国了解这一点并告知宣帝，于是先零羌人自己加速了败亡。薛公、赵充国并没有风角占卜的胜算、枯茎朽骨的技巧，只是内心安定而思虑周密罢了。朝廷内心安定而思虑周密，什么情报不能获取，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不寻求了解敌人的实情，却观察对方虚张声势的诡诈态势来决定进退，这不仅是困住我们的力量，而且失去了致胜的良机，实在可惜。所以我曾说：“了解敌人的实情并据此处置，那就从容宽裕而绰绰有余了。”

《观衅》第三

自古以来，天下分裂与统一的形势常常取决于民心，民心背叛或归顺的原因实际上基于喜悦与愤怒。喜悦与愤怒刚刚显露时，看上去似乎没有涉及切身利益；喜悦与愤怒积累起来，分裂与统一才开始决定而无法控制。为什么呢？喜悦与愤怒的情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吃饱了就愉悦，温暖了就舒适，突然让他们遭受饥寒就怨恨；仰仗上级侍奉，俯身养育后代，突然让他们被抛弃就痛苦；蒙冤而寻求伸张，愤懑而寻求发泄，到了无处控告的地步就愤怒；怨恨深重、痛苦巨大而愤怒充盈，顺从就统一，背叛就分裂。秦汉交替之际，分裂与统一的变故，在这里可以观察到了。秦人的法律残酷苛刻严密，而汉朝则化方为圆，让百姓休养生息，天下不得不喜悦汉朝而愤怒秦朝。愤怒刚刚显露时，秦朝依然如故；愤怒已经积累，百姓喜悦并有所归属，秦朝开始无法自保，于是分裂而统一于汉朝了。

当今中原的百姓，他们的心究竟如何呢？两百年来作为朝廷的子民，耕种而食，养蚕而衣，富人安定，穷人救济，赋税轻徭役少，需求得到满足而欲望得以实现，一旦沾染腥膻之气，他们看待我们的百姓如同继母对待前妻之子，爱憎自然不同，不再顾惜。在僭越割据的时候，他们防守未固，这边战乱未定，还勉强姑息以显示恩惠，时常肆行杀戮以博取威势；时间久了稍加玩忽，真情于是显露，分布在各州县，一半是胡人奴仆，拉帮结派，仇视消灭中华。百姓有不平之事，向官府诉讼，胡人胜诉而中华百姓只能忍气吞声；田地相邻，胡人则强行夺取；牲畜混杂，胡人则盗窃占有；百姓最珍爱的子孙，签发军队的命令一下达，不论贫富而丁壮必须服役；百姓所珍惜的财力，营建输送粮草的劳役兴起，便空室前往而没有休息的期限；有固定产业的人贫困，无立锥之地的人受冻挨饿。百姓起初不敢立即背叛，还顺从于苟且的安宁，而被积威的余势所胁迫。辛巳年，百姓相继起事，昂首南望、思念旧主，怨恨已深、痛苦已巨，而愤怒已盈。金主完颜亮自知形势受禁、势格难行，巢穴遥远，恐怕狂谋不成而无处藏身，所以急速赶赴淮河上游，侥幸求取一胜，以图瓦解中原百姓的心志而谋求回归。这个机会不会再次出现，而朝廷思虑不及此，中原义兵不久也溃散。唉！非常值得追悔惋惜啊。

现在来看，中原的百姓已经背叛了虏人，虏人必定不能对此释怀，而没有民意难道能自安而没有疑虑吗？有疑虑则臣下的祸患深重，居心危惧，因此容易动摇而轻易背叛。朝廷没有恢复中原的意图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有意，不如在无事的时候，张大威势以震慑他们，让他们知道朝廷安然有可依靠的资力；安抚新归附的人以引诱他们，让他们知道朝廷有不忘中原的心意。像这样，那么一旦遇到缓急之事，他们将互相告知，一致奋起，争相作为我们的响应。

更何况今天的中原百姓，不是昔日的中原百姓。从前百姓习惯于治理而不懂军事，意想不到的祸患如同蜂虿在杯袖中发作，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愤怒。自从战乱以来，百姓心安于斩伐而力量习惯于攻守，虏人虽然残暴，有王师作为援助，民心坚定。冯妇虽然挽袖，却被士人嘲笑。孟子说：“为商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是夏桀与商纣。”我也认为现在中原分裂与统一的裂痕已经打开，虏人不行动也就罢了，如果真的行动，这不过是替陛下驱赶百姓罢了。只要静待他们，他们不灭亡还等什么！

《自治》第四

我听说现在议论天下的人都说：“南北有固定的形势，吴楚的脆弱不足以在中原争衡。”我的说法是：“古今有常理，夷狄的腥秽不可以长久安定于华夏。”

所谓南北固定形势，自从汉朝鼎器灭亡，天下分裂为南北，吴不能夺取魏，而晋足以兼并吴；晋不能夺取中原，而陈最终也灭亡于隋；以及艺祖皇帝夺取南唐、夺取吴越，天下的士人于是认为东南土地薄弱兵力脆弱，将领不是当世的英雄，形势本来就是这样。而蔡谟也说：“衡量现在这些人，必定不能分辨这个。我只看到韩庐与东郭踆一起死亡罢了。”

我也认为吴不能夺取魏，是因为孙氏的割据，曹氏的猜忌英雄，他们的德行本来没有谁超过谁，而西蜀的土地又分裂给刘备，虽然愿意用兵窥视魏，形势不可能做到。晋不能夺取中原，是因为一时的各戎族都有豪杰之风，晋的强臣正对内专制，拥兵上游，动不动就问鼎中原，自己治理如此，哪有空闲谋划别人？宋、齐、梁、陈之间，他们的君臣又都凭借一战之胜蔑视其君主而夺取其位置，他们的心大概侥幸于别人不攻打我，而用来攻打别人的都是他们自我巩固的手段。至于南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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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耳，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译越国兴起的时候，恰逢圣人出现，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由此看来，这是所遇到的时势使然，并非固定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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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事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就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者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

　　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为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威以蔡谟之论晋者以借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祥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语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半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窳，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余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余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余万缗惜也。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为数百里计也。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今则不然：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借使战，其能必胜乎？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余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

　　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矣

译况且当今南北对峙的形势，与那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疆域万里却受困于夷狄的一姓统治，他们国家虽然庞大，但上下互相攻伐，政令繁杂导致华夏与夷狄相互怨恨，平时无事，也只会拘泥地模仿古代圣贤太平盛世的景象来欺骗扰乱人们的耳目，认为他们的国家可以说求静而不可以说求动，百姓可以与之共享安乐而不可以与之共担危难，不像晋朝末年那些戎狄四分五裂，如同周秦时期的战国，唐朝末年的藩镇，都是各自为政、互为敌国，贪婪残暴、剽悍勇猛的习性纯粹运用而不夹杂其他。况且六朝君主，其祖宗的恩德润泽涵养浸渍令人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恋不愿离去，这又非今日所能相比。所以我才说：“与那时相比，南北的形势大不相同了。”

在秦朝的时候，关东的强国中楚国最为弱小，而秦楚相遇，动辄有数十万军队被秦军屠杀，君主被秦俘虏而土地被秦占领。从当时来看，这是南北勇怯不敌的明显证据，而项梁却能率领吴楚子弟奔赴赵国，在钜鹿之战中击败章邯，诸侯的军队有十余座营垒都不敢行动。看楚国的战士没有不是一个顶十个的，诸侯的士兵都人人恐惧。最终活埋秦军，进入函谷关，焚烧咸阳，杀死子婴，这又可以用南北勇怯来论断吗？

当楚怀王进入秦国时，楚国人说：“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国。”难道他们能预先知道局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吗？大概是天道好还，也是根据事理推演出来的罢了。所以我直接取古今常理来论述。所谓古今常理：逆顺相互对照，盛衰相继出现，如同符契必然相合，寒暑必然到来。现在夷狄用来夺取天下的手段极其悖逆，然而他们所占据的地位也很强盛。以顺理占据强盛地位，尚且有衰败的时候；以悖逆占据强盛地位，难道不是衰败吗？我所说的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这样，夷狄长久占据中原，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哪有这种事呢！现在的议论者都痛恨以往的事情，而被积威所胁迫，不推究项籍灭亡秦国的例子，却以蔡谟议论晋朝的话作为借口，这就像怀抱着价值千金的玉璧，不能操纵市场的高低，反而向小贩摇尾乞怜；被蝮蛇咬伤，不能仔细核查真伪，却被雕弓吓得魂飞魄散。这也太过分了。所以我希望陛下姑且以光复旧物来自我期许，不以六朝的形势来自我轻视，精心强力，每天与两三位大臣讲求古今南北的形势，知道它们不相等而不被迷惑，那么我本来应当为陛下陈述自治的策略。

现在用来自治的方法不胜枚举：官吏的优劣，民力的优裕或困顿，财用的半耗，士卒的强弱，器械的好坏，边备的废置，这几项都是有司的事情，陛下也可以依次施行，我不能全部列举。但是现在有两件大事，陛下知道却没有果断实行，大臣认为困难而不敢提出，一是断绝岁币，二是定都金陵。我听说现在对待敌虏，以钱计算每年二百多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百姓社稷考虑，哪里值得说二百多万呢，我不吝惜这二百多万缗钱。钱塘和金陵都在大江以南，而它们的形势相差也不远，难道因为这几百里的距离就立刻有强弱的区别吗！我不计较这几百里的距离。然而断绝岁币则财用不能立刻富裕，定都金陵则中原不能立刻恢复，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我之所以以此进言，是因为古代的英雄拨乱反正的君主，必定先在内树立三军的士气，在外打破敌人的心理，所以说：“未战，养其气。”又说：“先人有夺人之心”。现在却不是这样：对待敌人则依靠金帛之间的友好关系，立国则借山湖之险的形势，名望和实力都丧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我们内部的三军习惯知道上面的人畏怯退避到这种地步，认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然有刚心勇气也会销铄委靡而不振，我不知道缓急之时将派谁去作战呢！假使作战，他们能必胜吗？外部的中原民心认为朝廷把我置之度外，认为我们无事时知道自备而已，有事时将自救之不暇，以前袒臂疾呼而促使逆亮死亡、为我们响应的人，以后必定不会有这样快捷的反应。这样敌人将安心肆志而成为我们的祸患。现在断绝岁币、定都金陵，形势必然导致战争。天下有了战争的形势，然后三军有所愤怒而思奋，中原有所倚仗而思乱，陛下偶尔取那二百多万缗钱来资助我们养兵赏劳的费用，难道不是朝廷的利益吗！然而这两件事在今天不能立刻实行。我观察敌虏的心情，玩弄我们重视战争的心理，而所求未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不过一二年必定以战争来要挟我们，如果趁他们要挟我们而断绝岁币，那么他们也将自我沮丧，而权柄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议论者必定说：“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也不免于贿赂。现在我有天下之半，而敌虏加倍西、北之势，虽然想不贿赂，能吗？”我回答说：“这是赵国对待秦国的做法。”以前秦国攻打邯郸而撤退，赵国打算割让六县与秦国讲和，虞卿说：“秦国攻打赵国，是因为疲倦而撤退吗？还是它的力量还能前进，并且爱惜我们而不攻打呢？”赵王说：“秦国攻打我，是不遗余力的。必定是因为疲倦而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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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

译虞卿说：“秦国凭借它的兵力，去攻打它力量所不能攻取的地方，疲惫而归；大王又用您力量所不能攻取的东西去资助它，这是帮助秦国来攻打自己。”我认为虞卿为赵国谋划的策略，正符合今天的形势。况且今天的形势，议论的人本来就以东晋自比而显得卑微。在东晋寻求先例，他们何曾退守金陵、每年输送财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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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凌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无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

　　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守淮》第五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虏人之情，臣固以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使之逾淮，将有民而扰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且环淮为郡凡几？为郡之屯又几？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

　　聚兵之说如何？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悉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以趣荆。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要归途。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沐阳以扰沂海。此政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

　　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势，从古已然。议者必曰：“我如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遇其实未见其虚。”是大不然。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屯于三城之冲，其余不容复多。兵少而力不足，未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

　　《屯田》第六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榖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为其懒而不

译我私下观察，陛下圣明文治、神武武功，与祖宗相符，必定要超越汉唐，征服异族，这才算相称，难道能郁郁不得志地长久居于此处吗？我希望陛下借鉴古代经验来应对当今局势，不被纷杂的议论所迷惑，那么恢复中原的功业就一定能够成功。

古人说：“谋划大事，要咨询卿士，也要咨询百姓。”又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成。”这是因为谋划贵在集思广益，决断贵在独断专行，希望陛下深入体察这一点。

《守淮》第五

我听说用兵的道理，如果处处防备，兵力就必然分散；知道哪里必须坚守，就不必处处防备。为什么呢？精锐的步兵和骁勇的骑兵，十万人的驻军，像山一样稳固，像雷一样震动，其气势自然雄壮，以此作为防备，谁敢趁机侵犯？如果把驻军分成十处，每处不过万人，兵力少士气沮丧，以此作为防备，那么防备就不足以依赖。这就是集中驻军和分散驻军的利害所在。我曾经观察两淮的战事，都是因为防备太多而兵力单薄，军队受惊士气沮丧，在不必坚守的地方奔波，去抵挡敌人远道而来的锋芒，所以十次战斗有九次失败。之所以能够划江而守，是侥幸罢了。况且现在敌人的情况，我已经论述过了，无非是想用戍边的军队入侵，侥幸成功而没有内部祸患；如果让他们渡过淮河，将有百姓骚扰，有城池防守，这才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放弃淮河而只守长江，吴国、陈国、南唐的往事可以证明。况且我们进他们退，我们退他们进，何况时间一长，什么事不会发生？从前金兀术的将领叫韩常，刘豫的宰相叫冯长宁，都曾以此引导过，难道知道他们日后的计谋最终不出于此吗？所以我认为，防守淮河的方法，不要害怕敌人一定会来，应当让敌人交战后迅速离去；不要侥幸敌人一定会走，应当让敌人日后一定不敢侵犯。制定这种策略，在于敌人能进入我们的土地，却不能与我们决战；敌人能攻打我们的城池，我们能出击到敌人的土地。然而，如果不是兵力集中、力量专一，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况且环绕淮河的郡县有多少？郡县的驻军又有多少？退守淮河而长江作为重镇，如鄂渚、金陵、京口，一直到护卫皇帝的行都军队，他们的将领都有固定的营寨，营寨都有固定的数量，这些是不能削减的。如果环绕淮河都要防备，那就是用有限的兵力去实行处处防备的策略。兵力分散势力衰弱，一定不能抵挡敌人的冲击。以我的计策来看，不如集中兵力作为驻军，以防守为进攻，或许敌人来了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忧患，而我们进攻却可以成为敌人的祸患。

集中兵力的说法是怎样的呢？敌人入侵，从淮河以东必定经过楚地前往扬州；从淮河以西必定经过濠州前往真州，或者经过寿州前往和州；从荆襄而来，必定经过襄阳前往荆州。现在我们要挑选十万精锐骑兵，分别驻扎在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在扬州或和州设置一个大府来统辖他们。敌人攻打山阳，就坚守营垒不战，而空虚盱眙、高邮来引诱他们，让濠梁分出一半兵力与督府的军队横向攻击他们，或者切断粮道，或者截断归路。敌人集中兵力攻打山阳，那么襄阳的军队就出兵唐州、邓州来骚扰他们。敌人攻打濠梁，就坚守营垒不战，而空虚庐州、寿州来引诱他们，让山阳分出一半兵力与督府的军队也横向攻击他们。敌人集中兵力攻打濠梁，那么襄阳的军队也是如此。敌人攻打襄阳，就坚守营垒不战，而空虚郢州、复州来引诱他们，敌人一无所获，也将聚集淮河以北的兵力来集中攻打这里，我们就用濠梁的兵力制约他们的归路，而山阳的兵力从沐阳出发去骚扰沂州、海州。这正是所说的：不依赖敌人不敢进攻，而依赖我能进攻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

我私下认为，解开杂乱纠缠的绳子不靠握紧拳头，制止争斗的人不靠搏斗兵器，批击要害捣击空虚，使对方形势受困，那么自然就会解脱了。古人用兵多出于此，所以魏国和赵国互相攻伐，齐国军队救援赵国，田忌引兵快速奔向大梁，那么魏国军队就放弃赵国而自救，齐国军队因此在桂陵大破魏军。后唐庄宗与梁军在杨刘、德胜之间相持，曾经受挫而不能取胜，后来采用郭崇韬的计策，七天进入汴京而梁国灭亡。兵家的形势，从古以来就是这样。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果我们捣击空虚而前进，他们也会调兵来抵抗；遇到他们的实处，没见到他们的虚处。”这大错特错。他们沿边防守，兵力不过数万，既然已经驻扎在三城的要冲，其余地方不可能再多。兵力少而力量不足，不能抵挡我们全军，这又不是他们所顾虑的。况且他们即使得到淮河，百姓也不服从，而且有长江作为阻隔，那么还不足以成为利益。我们得到中原，百姓箪食壶浆迎接投降，民心自然稳固，难道不会为我们防守吗？这样那么在我们这边非常坚固，而在他们那边非常脆弱。保全我们非常坚固的地方，攻击他们非常脆弱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交战后敌人必然迅速离去，离去后不敢再侵犯的原因。唉！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来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呢！

《屯田》第六

赵充国论述防备边境的计策说：“湟中积蓄粮食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行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划说：“截断他们的辎重，十天不到，那么两位将领的头就可以送到。”这是说用兵取胜以粮食为优先，转运粮饷供给军队以通畅为有利。一定要使粮食充足而没有粮饷断绝的担忧，只有屯田是最好的。但是屯田也很难实行：国家规划，到现在几年了，却从未看到实际效果，这是因为驱使让他们耕种的人不是合适的人，让他们承担责任的人不是合适的官吏，所以利益还没达到十分之一，害处已经达到千万了。名义上叫屯田，实际上是耗费巨大而招致怨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市井无赖小人，因为他们懒惰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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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榖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再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鲁莽灭裂，徒费粮种，只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

译士兵们因饥寒交迫，所以甘愿投身军伍，以此换取衣食并得过且过；一旦战事紧急，他们披甲执戈抵挡箭矢石块，内心却暗自认为：“先前我无事可做却能在官府享受饱暖，如今官府有事便要求我拼死效力。”况且战胜后还有累积资历、晋升官阶的希望，所以安然接受而不推辞；现在突然让他们去屯田，这就意味着无事时要承受耕作的辛苦，有事时又要面临攻守的危险，他们必定会说：“我能耕种自食其力，难道不能向富户租地谋生，而轻易让自己遭受黥刑杀戮吗？上级驱使我赴万死之地，难道不能拿出粮食布匹来供养我，反而用繁重的劳役折磨我吗？”不平之气无处发泄，一旦在田间劳作，就会强夺民田、抢劫酒肉，肆意妄为；一旦行军作战，就会愤怒握拳、怒视长官，从而无法被驱使。并且会说：“我自己耕种自己吃饭，官府还需要我做什么。”这确实是没有看到享受战果的利益。做事鲁莽草率，白白耗费粮种，只看到危害，没听说获得利益，这不能算是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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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则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闲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以尽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熟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行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话，胥吏泪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攮夺以苟生，诚丰沃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耳，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为可辈徒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

　　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致勇》第七

　　臣闻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耳，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而不败国家事。人君责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为之处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呜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术也。致之如何？曰：“将帅之情与士卒之情异，而所以致之之术亦不可得而同。”和则？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素赏而恤其已亡。臣请得而备陈之：

　　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阃外之事朝廷所知者胜与负而已，所谓当进而退、可攻而守者，则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盖曰：“平时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扰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贵矣。岂不能逡巡自爱而

译如果按照臣下的说法，那么可以说：以前的军队懈怠懒惰而不尽全力，以前的官吏敷衍塞责而应付差事。不如将归附的军民登记编入保伍，那么归附者中不从事政务的官员提拔为长官副职，让他们专门负责此事。况且他们是从敌营中被征发而来，耕种之事本来就很熟悉。况且他们生于同乡，彼此感情融洽，上级命令下级服从，不至于生事。只由官府为他们计算空闲田地的顷亩数量，以及归附军民的名册，本地人占有的田地不再变动，以免加重惊扰。归附的人家每户给予百亩土地，并分为两等；作为士兵的，土地全部给予他们；作为百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作为凶年荒年的赈济储备。房屋、器具、粮食种子的办法一切遵循旧制，让他们能够种植桑麻、饲养鸡猪，作为岁时祭祀和婚嫁的费用。他们必定会忘记流离迁徙之苦，便于生养。无事时，长官副职担任劝农的官员，有事时，长官副职担任统兵的将领，允许他们积累资历考绩，长期担任此职，使他们能尽心于教化劝勉。而委托地方长官和监司考核他们的劳绩，上奏给予升迁而不限制举荐的人选。人们怎么会不互相劝勉去追求功名呢？况且现在归附的军民散居在江淮地区，而这里的人通常把他们当作异乡人看待。不幸的是，主将也因为他们是归附之人，就向朝廷请求自我解脱，又痛恨他们的行为，更加不加体恤。偶尔有人怀着不平之气，发出怨言，严酷的刑法已经束缚住他们的脚了。所谓的小官职仰赖俸禄为生，胥吏欺凌压制，什么时候能按时得到俸禄呢？唉！这确实值得怜悯，确实不是朝廷用来怀柔诱导中原忠义之士的方法。

听说：“趁着人们不足而给予利益，利益不过四五成，恩惠却能超过九十分。”这正是屯田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也是归附军民的福气。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归附的人常常怀有异心，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担心再次发生变故。”这是完全不对的。况且和亲之后，沿江的归附军民，官吏失去了安抚他们的恩惠，互相勾结北归的人不计其数，当时的边防官吏也都听任他们而不去制止，这难道仅仅是归附军人的罪过吗？现在留下的人已经稍微安定，再实行屯田来安置他们，那么人们有了固定的产业，上面没有沉重的赋税，他们何必苦于叛逃去忍受敌人横暴的索取呢？如果又说：“恐怕他们暗中发动叛乱”，况且人只有走投无路才会抢劫以苟且偷生，如果真的丰饶富足了，何必这样呢？饥饿的人容易满足，必定不会这样。如果真的担心这样，疏远他们并将他们安置在江外，不还是比聚集在内地而加重惊扰好吗？况且天下的事情，预先忧虑其害而不敢追求其利，也不能说是明智了。

大概现在所谓的御前诸军，对待他们一向优厚，仰赖他们一向优越，所以骄横。骄横就不能再驱使，这很容易明白。至于州郡的士兵则不同。他们不是天子的爪牙，所以可以让他们劳累而不怨恨，而他们大半出自失去农桑生计的人，所以习惯于野外而不怨恨。往年曾经挑选他们的丁壮勇猛者组成一军，臣认为可以派遣这类军队，按照归附军民数量的倍数来派遣，使田界相连，房屋相望，在两淮之间一起耕种。他们名声一向低贱，必定不敢傲慢地看待归附军民而招致怨恨；而归附军民看待他们，如同江南的士兵，也必定有所顾忌而不敢逞强。势力足以禁止归附军民的变故，力量足以保证屯田的利益，计谋有出于此的吗？

从前商朝的顽民互相勾结作乱，周公不杀他们而将他们迁到洛邑，说：“商朝的臣工，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姑且教育他们。”后来康王命令毕公，又说：“不藏好他们的财物，百姓就没有所劝勉的。”开始是迁走他们的顽劣者并教育他们，最终是选择他们的善者并使用他们。圣人治理天下不曾断绝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归附军人聚集在两淮而屯田来安置他们，考核他们的劳绩并用俸禄来诱导他们，对内节省冗员的费用，对外减少转运粮饷的劳累，以消除桀骜不驯的变故，这正是周人对待商民的方法，秦人使人各自为战的技术，以及井田兵农的遗留制度。况且他们都是我们旧日的子民，不像商民在周朝那样有异心，运用这种方法来使他们效力，天下哪有不成之事呢！

《致勇》第七

臣听说行军作战没有誓死效命的士兵，那么将领虽然勇猛而战斗不能必胜，边疆没有誓死效命的将领，那么宰相虽然贤能而功业不能必成。将领骄横士兵懒惰，无事时罢了，有事时弊端依然如此，那么望见敌人就逃跑，临敌就奔溃，几乎不失败国家大事。君主责成宰相，宰相身负天下重任，能不深入探究实情而预先处置吗？大概人没有不重视死亡的，只有用来激发他们的勇气，那么懒惰者振奋、骄横者警惕，而死有所不敢回避。唉！这正是鼓舞天下的最高明方法。如何激发呢？说：“将领的情感和士兵的情感不同，所以激发他们的方法也不能相同。”和谐吗？激发将领的勇气在于均衡任用而投其所忌，尊贵爵位而激发其所慕；激发士兵的勇气在于少役使而舒缓其不平，平时赏赐而抚恤其已亡。臣请求详细陈述：

现在的天下，弊端在于儒臣不懂军事而武臣有办法要挟上级，所以朝廷所知道的军事事务只有胜与负而已，所谓应当进攻却退守、可以攻击却防守的情况，那么朝廷来不及知道。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平时清闲重要，由儒臣担任；一旦战乱，却让我冒着箭石！我且庆幸富贵了。难道不能犹豫自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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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贼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师有迁延而避虏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之中择其廉重通敏者，每军置参谋一员，使之得以陪计议、观形势而不相统摄。非如唐所谓监军之比。彼为将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识行阵、谙战守，缓急均可以备边城之寄；而将帅临敌，有可进而攻之之便，彼知缙绅之士亦识兵家利害，必不敢依违养贼以自封而遗国家之患。此之谓均任而投其所忌。

译难道是为了保留贼寇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吗！”此前淮上军队中那些拖延时间、回避敌虏的行为，就是这类事情。臣现在请求朝廷在文臣之中挑选那些廉洁稳重、通达敏锐的人，每支军队设置一名参谋，让他们能够参与计议、观察形势，但不互相统辖。这不同于唐代所谓的监军。那些将领心中有所顾忌，而文臣也因此了解行军布阵、熟悉作战守备，在紧急或缓和时都能胜任边防的重任；而将帅面对敌人时，若有可以进攻的便利，他们知道士大夫也懂得军事上的利害关系，必定不敢模棱两可、养寇自重以保全自己而给国家留下祸患。这就叫做分担职责而投其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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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之情，未得志则冒死以求富贵，已得志则保富贵而重其生。古人论御将者以才之大小为辨，谓御大才者如养骐骥，御小才者如养鹰犬。然今之将帅岂皆其才大者，要之饱则飞去亦有如鹰者焉！向者虹县海道之师，有得一邑、破数舰而遽以节钺，使相与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齐量其功，等第而予之。非谓无予之谓，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舋舋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后效。而戒谕文吏，非有节制相临者必以资级为礼，予左选人均，无使如正使遥郡者间有趋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执役之类。彼被介胄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选贵贱之别，则亦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而希尊容之宠。此之谓贵爵而激其所慕。

　　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矣。而平时又不予之休息以养其力，至使于舁土运甓以营私室而肆鞭鞑，彼之心怀愤挟怨，惟恐天下之无事、以求所谓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谁肯挺身效命以求胜敌哉！兵法曰：“视卒如爱子”，故古之贤将有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劳苦。臣今欲乞朝廷明敕将帅，自教阅外，非修营治栅、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谓寡使而纾其不平。

　　人莫不恶死，亦莫不有父母妻拿之爱，冒万死、幸一生，所谓奇功斩获者有一资半级之望，朝廷较其毫厘而裁抑之，赏定而付之于军，则胥吏轧之、主将邀之，不得利不与。敌去师捷，主将享大富贵，而士卒有一命又复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兵法曰：“军赏不逾时”，而古之贤将盖有为士卒裹创恤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赏命，特与差官携至军中，呼名给付；而死事之家，申敕主将曲加抚劳，以结士卒之欢。此之谓速赏而恤其已亡。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

　　凡兹数事，非有难行重费，朝廷何惜而不举、已收将卒他日之用哉！臣窃观陛下向尝训百官以宠武臣，隆恩数以优战伐，是诚有意于激励将卒矣，然其间尚有行之而未及详，已行而旋复驰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说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审处而力行之，庶几有以得上下之欢心，而急难不至于误国，此实天下之至计也。

　　《防微》第八

　　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赏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欲一夫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之心以败吾事。盖人之有智勇辩力者，士皆天民之秀杰者，类不肯自己，大而不得见用于世，小而又饥寒于其身，则其求逞之志果于毁名败节，凡可以纾忿充欲者无所不至矣。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于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传曰：“谨备于其外，患生于其内。”正圣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为不足虑也。

　　昔者，楚公子巫臣尝教吴乘车射御，而吴得以逞。汉中行说尝教单于无爱汉物，而汉有匈奴之忧。史传所载，此类甚多。臣之为今日虑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为朝廷重轻，盖以为泄吾之机足以增虏人之颉颃耳。何则？科举不足以尽笼天下之士，而爵赏亦不足以尽縻归附之人，与夫逋寇穷民之所归、茹冤抱恨之无所泄者，天下亦不能尽无，窃计其中亦有杰然自异而不徇小节者矣，彼将甘心俯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坏垣越栅而求释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为是说者，非欲以耸陛下之听而行己之言，盖亦有见焉耳。请试言其大者：

　　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则平江之匠实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则无锡之士实惎之；克敌弓努虏兵所不支，今已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为骄，今已知之。此数者岂小事哉！如闻皆其非归之人、叛军之长教之使然。且归正军民，或激于忠义，或迫于

译大凡人的常情，未得志时就冒死追求富贵，已得志时就保全富贵而看重自己的生命。古人论述驾驭将领的方法，以才能的大小来区分，说驾驭大才的人如同饲养骏马，驾驭小才的人如同饲养鹰犬。然而现在的将帅难道都是才能大的人吗？总之，吃饱了就飞走的也有像鹰一样的！先前虹县海道的军队，有得到一座城、击破几艘战舰就立刻授予符节斧钺，让宰相与之交往的，就是这类事情。臣请求朝廷吝惜重爵的任命，衡量他们的功劳，分等级给予。不是说没有给予，而是慢慢给予，并且想要使他们常常勤勉的样子，有羡慕不足的意思来要求他们以后的功效。并且告诫文官，如果不是有节制相临的人，一定要以资历等级为礼，给予左选的人平等对待，不要使他们像正使遥郡那样偶尔有趋伏堂下的耻辱，像唐代以金紫执役之类。那些披甲戴盔的人知道一个爵位一个任命的重要，而朝廷没有左右选贵贱的区别，那么他们也会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而希望得到尊容的宠爱。这就叫做尊贵爵位而激励他们所羡慕的。

军营之中饱暖尚且不能充足，而主将歌舞没有休止的时候；刀箭之下肝脑不敢保全，而主将从容在帐中，这也危险且疲敝了。而平时又不给予他们休息来养精蓄锐，以至于让他们抬土运砖来营建私室而肆意鞭打，他们心怀愤恨挟怨，只怕天下没有事，以求所谓快意肆志的人来迎合上级，谁肯挺身而出效命以求战胜敌人呢！兵法说：“看待士兵如同爱子”，所以古代的贤将有的与士卒中最下等的同衣食而分劳苦。臣现在请求朝廷明确敕令将帅，除了教阅之外，如果不是修营治栅、名为公家事的人，不得私自役使，以收拢士卒的心。这就叫做少役使而舒缓他们的不平。

没有人不厌恶死亡，也没有人不爱父母妻子儿女，冒着万死、侥幸一生，所谓奇功斩获的人有一个资级半级的希望，朝廷计较毫厘而裁抑他们，赏赐确定后交给军队，那么胥吏压榨他们、主将邀功他们，不得利就不给。敌人离去军队胜利，主将享受大富贵，而士卒有一个任命又再次受阻如此，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没死的人看到这种情况，谁不产生异心？兵法说：“军赏不逾越时间”，而古代的贤将有的为士兵包扎伤口抚恤孤儿。臣现在请求朝廷遇到赏赐的命令，特别派遣官员携带到军中，呼名给付；而死事的人家，申敕主将曲加抚劳，以结拢士卒的欢心。这就叫做迅速赏赐而抚恤已经死亡的人。这样那么骄傲的人转化为锐气，懒惰的人转化为力量。有不守的了，守之而没有不坚固的；有不攻的了，攻之而没有不克的。

这些几件事，没有难行重费，朝廷为什么吝惜而不施行、已经收拢将卒他日的用处呢！臣私下观察陛下先前曾经训诫百官以宠爱武臣，隆恩数次以优待战伐，这确实是有意于激励将卒了，然而其中还有施行而未及详细，已施行而旋即又松弛的事情。希望陛下察知臣之所以在行伍中得到的说法如此，而明确交给宰相，使他审慎处理而大力施行，或许能够有以得到上下的欢心，而急难不至于误国，这实在是天下的至计。

《防微》第八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他们考虑敌人深远，他们防备隐患严密。所以常常不吝惜爵赏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希望一个人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的心来败坏我的事情。大概人有智勇辩力的，都是天民的秀杰者，一类不肯自己，大而不能被世所用，小而又饥寒于其身，那么他们求逞的志向果于毁名败节，凡是能够舒缓忿怒充满足欲的无所不至了。所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个人不平，向敌人输情，那么我所忌讳的敌人知道而投之，我所擅长的敌人习而用之；投我所忌，用我所长，这几乎是增加敌人的资财而遗留敌人胜利，不可不察。传曰：“谨备于其外，患生于其内。”正是圣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为不足虑的。

从前，楚公子巫臣曾经教吴国乘车射御，而吴国得以逞志。汉中行说曾经教单于不要爱惜汉朝物品，而汉朝有匈奴的忧虑。史传所载，这类事情很多。臣为今日考虑，不是以匹夫去就可以为朝廷重轻，大概是认为泄露我的机密足以增加敌人的抗衡。为什么呢？科举不足以尽笼天下之士，而爵赏也不足以尽縻归附之人，以及逋寇穷民之所归、茹冤抱恨之无所泄的人，天下也不能尽无，私下计算其中也有杰然自异而不徇小节的人，他们将甘心俯首、守死于我的土地吗？还是坏垣越栅而求释于他域呢？这是不可知的。臣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想要耸动陛下的听闻而施行自己的言论，大概也有所见啊。请试着说大的：

逆亮南寇的时候，海道舟楫则是平江的匠人实际做的；淮南只有秋防，而盛夏入寇，则是无锡的士人实际教唆的；克敌弓弩虏兵所不支，现在已经做了；殿司的兵比其他卒为骄，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几件事难道是小事情吗！听说都是那些非归之人、叛军之长教之使然。而且归正军民，有的激于忠义，有的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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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政，故相扳来归，其心诚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尝许以不遣矣。自去年以来，虏人间以文牒请索，朝廷亦时有曲从，其间有知诗书识义分者，如解元振辈，上章请留，陛下既已旌赏之矣。若俗所谓泗州王等辈既行之后，得之道理，皆言阴通伪地，教其亲戚诉诸虏庭移牒来请，此必其心有所不乐于朝廷者。若此槽虽阘[冗辱]无能，累千百万举发以归之固不足恤，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谓杰然自异者。患生所忽，渐不可长。臣愿陛下广含弘之量，开言事之路，许之陈说利害，官其可采，以收拾江南之士；明昭有司，时散俸廪，以优恤归明归正之人。外而敕州县吏，使之蠲除科敛，平亭狱讼，以抒其逃死蓄愤无所伸诉之心。其归正军民，或有再索而犹言愿行者，此必阴通伪地，情不可测。朝廷既无负于此辈，而犹反复若是，陛下赫然诛其一、二，亦可以绝其奸望。不然，则纵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恤，恐他日万一有如先朝张源、吴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驯致边陲意外之扰，不可不加意焉！

译由于施行暴政，所以互相牵引前来归顺，他们内心确实是有所仰慕的，此前陛下曾经答应不将他们遣返。自从去年以来，金人不时用公文请求索取，朝廷也偶尔屈从，其中那些懂得诗书、明白道义的人，像解元振等人，上奏章请求留下，陛下已经表彰奖赏他们了。至于俗称为泗州王等辈的人，在离开之后，得知其中的道理，都说暗中与伪政权勾结，教唆他们的亲戚向金人朝廷申诉，移文来请求，这一定是他们内心对朝廷有所不满。像这类人虽然卑鄙无能，即使列举千万次罪状将他们遣返，本来也不值得顾惜，然而人的气度相差悬殊、智愚不同，或许其中也有杰出而与众不同的人。祸患产生于疏忽大意，不良风气不可滋长。臣希望陛下广纳包容的胸怀，开通言事之路，允许他们陈述利害，任用那些建议可取的人，以此来招揽江南的士人；明确告知有关部门，时常发放俸禄，以优待抚恤归顺朝廷的人。对外则命令州县官吏，让他们免除苛捐杂税，公平处理诉讼，以抒发他们逃避死亡、积蓄愤懑却无处申诉的心情。那些归顺的军民，如果有再次被索取而还声称愿意离开的，这一定是暗中与伪政权勾结，其情势不可测度。朝廷既然没有辜负这些人，而他们却如此反复无常，陛下赫然诛杀其中一两个，也可以断绝他们的奸诈企图。不然的话，就放纵他们而不加控制，玩忽他们而不加抚恤，恐怕将来万一出现像先朝张源、吴昊向西奔逃，近日施宜生向北逃跑那样的情况，或许能逐渐导致边境意外的骚扰，不能不加以重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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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久任》第九

　　臣闻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谷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何则？事有操纵自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盖自古夷狄为中国患，彼皆有争胜之心，圣人方调兵以正天诛，任宰相以责成功，非如政刑礼乐发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胜，公卿大夫交口归之，曰：“此宰相之贤也。”明日而临敌，后日而闻不利，则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与折冲也。”乍贤乍佞，其说不一，于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难矣哉！

　　臣读史，尝窃深加越句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观夫公稽之栖，五年而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如不闻；又四年，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反发兵助之；又二年，吴伐齐不胜，而种、蠡始袭破之，可以取之，种、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丰沛之兴，秦二年，汉败于薛；汉元年，高帝厄于鸿门；又二年衅于彭城；又三年，困于荥阳；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尝一日不从之计议，然未免于龃龉者，盖历五年而始蹶项立刘，高帝亦未尝以为疏而夺其权。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传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

　　且御戎有二道，惟和与战。和固非常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笃而秦桧守之之坚也。今日之事，以和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为战为不可讲，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诚，疏谗慝，以天下之事尽付之宰相，使得优游无疑以悉力于图回，则可和与战之机宰相其任之矣。

　　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微萧俯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舍，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

　　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户部出纳之源，外而全曹总司之计，与夫边郡守臣、屯戍守将，皆非朝夕可以责其成功者。臣愿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责成功于计臣、守将，俾其各得专于职治，而以禄秩旌其劳绩，不必轻移遽迁，则人无苟且之心，乐于奋激以自见其才。一网既举，众目自张，天下之事犹有不办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详战》第十

　　臣闻鸱枭不鸣，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兽。此虏人吴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何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而生灵可恃以弭兵。今彼尝有诈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备，一诈一虞，谓天下不至于战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

译我听说：鲁国的公甫文伯去世，有两个妇人在房里自杀，他的母亲听说后不哭，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驱逐时这个人没有跟随，现在死了却有妇人自杀，这一定是他对长辈薄情、对妇人厚待。”议论的人说：“听从母亲的话，那么就是贤母；听从妻子的话，就不免成为妒妻。”现在我的议论归于纠正军民，确实担心不赞同我说法的人把我当作妒妻。希望陛下深入明察。

《久任》第九

我听说天下没有难做到而不能做的事，而有能做事必定能成功的人。人如果真的有能力，任用他不专一就不能有所成就。所以孟子说：“五谷是种子中最好的，如果让它们不成熟，还不如稊稗。”为什么呢？事情有操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谋划已经审慎，那么一举就可以成功；事情有服从或背叛取决于他人，即使谋划审慎，也一定要持久才能完成。大概自古以来夷狄成为中原的祸患，他们都有争胜之心，圣人正调兵以执行天罚，任用宰相以要求成功，不像政令刑罚礼乐那样，发出源于自己，收回也源于自己那样容易。早晨用兵，晚上就胜利，公卿大夫异口同声地归功于他，说：“这是宰相的贤能。”第二天临敌，后天听说失利，就群起而挑拨离间，说：“宰相不足以抵御敌人。”一会儿说贤能，一会儿说奸佞，说法不一，于是君主也不能自信，想要谋求成就大事，难啊！

我读史书，曾经私下深深赞赏越王句践、汉高祖能够任用人才，而文种、范蠡、张良、陈平能够处理事务：突然胜利，突然失败，都不足以动摇他们的心，信任专一，期望成功，都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看夫椒之战句践被困，五年后吴国攻打齐国，空虚可以乘虚而入，文种、范蠡好像没听见；又过了四年，吴国攻打齐国，空虚可以乘虚而入，文种、范蠡反而发兵援助吴国；又过了两年，吴国攻打齐国不胜，文种、范蠡才开始袭击攻破它，可以夺取吴国，文种、范蠡不夺取；又过了九年才一举灭掉吴国。大概历经二十三年，句践不曾因为迟缓而剥夺他们的权力。刘邦在丰沛兴起，秦二世二年，汉军在薛地战败；汉元年，高帝在鸿门受困；又过了两年在彭城发生变故；又过了三年，在荥阳被困；又过了五年在夏南不利。张良、陈平何尝有一天不听从他们的计谋，然而难免有龃龉之处，大概历经五年才推翻项羽确立刘氏天下，高帝也不曾因为疏远而剥夺他们的权力。确实因为一胜一败是兵家常势，因失败而惩罚，因胜利而骄纵，不是上策。所以古代的君主，他们信任大臣，不被谗言所间隔；他们谋划大功，不忧虑小节；因此能够责成那些难做到而不能做的事给那些能做事必定能成功的人而收到成效。

敌人为朝廷的祸患，像生了毒疮一样。病根不去除，终究不能使身体安宁。然而决断它，一定要加火灸刀割，那么痛苦急切而没有后悔；而消除它，只限于敷药，那么痛苦迟缓而终究成为大患。生病而用医生，说法不一，等到火灸刀割刚施行就改用敷药，敷药不久又改用火灸刀割；病没好却责怪医生。唉！这也是自相迷惑啊。

况且抵御戎狄有两条路，只有和谈与战争。和谈固然不是常策，然而太上皇帝任用秦桧十九年而没有异议，是因为太上皇帝信任他非常坚定而秦桧坚守它非常坚决。今天的事情，认为和谈可以安定，而我不敢断定盟约可以保全；认为战争不可讲和，而我也不能断定战事可以停息。希望陛下推行至诚，疏远谗言，把天下大事全部托付给宰相，让他能够从容不疑地全力谋划，那么和谈与战争的时机就交给宰相去担当了。

唐人把宰相府看作旅馆，他们所成就的究竟是什么事？平定淮蔡的功劳，裴度被任用而李师道派遣刺客来延缓军队，高霞寓战败而钱微、萧俯进言，宪宗信任他深、任用他笃，令狐楚被罢免为中舍，李逢吉被外放为节度使，都是因为阻挠谋划而被疏远。所以君主果断、臣子忠诚，而能成就中兴的功业。

而近来张浚虽然没有大捷，也没有到大败，符离一次挫折，召回宰相之位，就因罪离职，恐怕不是越王句践、汉高帝、唐宪宗任用宰相的方法。不只是这样，内部户部出纳的源头，外部全曹总司的计谋，以及边疆郡县的守臣、屯戍的守将，都不是朝夕可以要求他们成功的。我希望陛下向宰相要求成功，而让宰相向计臣、守将要求成功，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职务治理，用俸禄表彰他们的劳绩，不必轻易调动，那么人没有苟且之心，乐于奋发激励以显示自己的才能。一张网举起，众目自然张开，天下大事还有不办成的，我不敢相信是这样。

《详战》第十

我听说鸱枭不鸣，终究不是吉祥的鸟；豺狼不咬人，终究不是仁爱的兽。这些敌人吴地未动而我本来就要论述战争。为什么呢？我不欺骗你，你不猜疑我。然后两国可以依靠来订立盟约，而百姓可以依靠来停止战争。现在他们曾经有欺骗我的情况，而我也有防备他们的准备，一诈一虞，说天下不至于战争，是糊涂的。明知天下必定战争，那么出兵攻击敌人与坐着等待敌人攻击，哪个有利？在敌人之地作战与退却而在自己之地作战，哪个得当？同样不免于战争，不如先出兵在敌人之地作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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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

译这确实是天下最关键的权谋、兵家最高明的策略，也是微臣之所以敢于妄加议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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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战之说奈何？详其所战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为之势。不详其地、不知其势者谓之“浪战”。故地有险易、有轻重。先其易者，险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轻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此定势，非臆说也。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陜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无浊流之阻，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至其所谓备边之兵，较之他处，山东号为简略。且其地于燕为近，而其民素喜乱，彼方穷其民、简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固臣以为兵出沐阳(海州属县)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

　　虏人列屯置戍，自淮阳以西，至于汧陇(海州防御去处，故此不论)，杂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三处，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防之为甚深，备之不甚密，可因其为重，大为之名以信之。扬兵于川蜀，则曰：“关陇秦汉故都，百二之险。吾不可以不争。”扬兵于襄阳，则曰：“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废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扬兵于淮西，则曰：“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吾不可以不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佯为志在必取之势，已震关中，又骇洛阳；以骇洛阳，又声京师。彼见吾形、忌吾势，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且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如此则燕山之卫兵、山东之户民(女真山东之屯田者不满三万，此兵不俱可用。)、中原之签军，精甲锐兵必举以至，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山东虽虚，切计青、密、沂、海之兵犹有数千，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淮之境，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山东诚虚，盗贼必起，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皿出；而陛下徐择一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半，鼓形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山东已定，则休士秣马，号召忠义，教以战守，然后传檄河朔诸郡，徐以兵蹑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着，则契丹诸国如窝斡、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吾已制其归路，彼又虞淮西、襄阳、川蜀之兵，未可释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半途出其背而夹击之。当此之时，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驱而之北，反用其锋亦可；纵之使归，不虞，而后击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

　　然海道与三路之兵，将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锐。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尝曰：“吾观行阵形势，每战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遇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臣以为天下之势，避实击虚，不过如是。苟曰不然，以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寸攮尺取为恢复之谋，则吾兵为虏弱久矣，骤而用之未尝不败。近日符离之战是也。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再举而复关陜，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东于泗水漕山东之粟，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则河北犹未病；河北未病，则雌雄犹未决也。

译详细论述作战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就是详细考察所交战的地形。兵法中有九种地形，都是根据地形来制造有利的态势。如果不详细考察地形、不了解态势，这就叫做“盲目作战”。所以地形有险峻和平坦之分，有重要和次要之别。先攻取平坦易守之地，险峻之处有时可以不攻；攻破重要之地，次要之地有时可以不取。如今中原地区，那些地形平坦、态势重要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是山东。得不到山东，河北就不能攻取；得不到河北，中原就不能收复。这是确定的形势，不是主观臆测。古人说用兵要像常山的蛇一样，击打它的头部，尾部就会响应；击打它的尾部，头部就会响应；击打它的身体，头部和尾部都会响应。我私下里嘲笑这种说法，击打尾部头部响应、击打身体首尾都响应，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击打头部，蛇就死了，即使尾部响应，又有什么用处呢？当今的山东，是敌人的头部，而京洛、关陕则是它的身体和尾部。从泰山向北，不到一二百里就能到达燕地，燕地是敌人的巢穴。自从黄河失去故道，河北就没有了浑浊水流的阻隔，所谓的一二百里路程，军队就像在枕席上行走一样容易。山东的百姓刚劲勇猛且喜欢作乱，敌人有事时常常先逼迫山东的百姓，天下有变乱时山东也常常首先引发祸端。至于那里所谓的边防军队，与其他地方相比，山东号称最为简略。况且山东离燕地很近，而那里的百姓向来喜欢作乱，敌人正在逼迫那里的百姓、简化那里的防备，难道他们真的懂得天下的形势吗？现在两个人搏斗，如果击痛了心脏，手脚就没有力气；两军对阵，如果扰乱了敌营，士兵就没有斗志。所以我认为，军队从沐阳出发，山东指日可下；山东攻下后，河北必定望风震动；河北震动后，燕山一带的敌人，我将让他们堵塞南门来防守。请让我试着说说其中的道理：

敌人列阵驻守，从淮阳以西，直到汧陇（海州防御的地方，所以这里不讨论），混杂着女真、渤海、契丹的军队，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这三处，敌人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形势之地。防守得非常严密，但防备并不周密，可以趁着他们重视这些地方，大造声势来让他们相信。在川蜀扬兵，就说：“关陇是秦汉的故都，有百二之险。我不可以不争夺。”在襄阳扬兵，就说：“洛阳是我祖宗陵寝所在，废弃祭祀很久了，我不可以不攻取。”在淮西扬兵，就说：“京师是我宗庙社稷的根本所在，我不可以不收复。”多树立旌旗金鼓的阵势，假装志在必得的态势，已经震动了关中，又惊骇了洛阳；惊骇了洛阳，又声威直达京师。敌人看到我的阵势、忌惮我的威势，必定聚集十万军队防守这三地，而且沿边的郡县也必定都要防守才行，这就是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样，燕山的卫兵、山东的屯田户民（女真在山东的屯田者不满三万，这些军队不能全部使用）、中原的签军，精锐的甲兵必定全部调来，我就用阵势震慑他们，使他们不能迅速离开，用态势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轻易休整，那么山东之地就变成空虚的城邑了。山东虽然空虚，但仔细计算，青、密、沂、海的兵力还有数千，我用沿海的战舰在登、莱、沂、密、淄、淮一带驰骋突击，那数千士兵就全部分散去驻守了。山东确实空虚，盗贼必定兴起，我引诱群盗的军队，使他们溃散分裂；而陛下慢慢选择一位骁勇的将领，率领五万军队，步兵骑兵各半，鼓声震天向前推进，不超过三天就能到达兖、郓的郊外，我不知道山东各郡谁能抵挡王师！山东平定后，就休整士兵、喂饱战马，号召忠义之士，教他们战守之法，然后传檄河北各郡，慢慢派兵尾随其后，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能破赵而举燕的原因。天下的人知道王师恢复中原的意志坚定，敌人破灭的形势明显，那么契丹各国像窝斡、鹧巴那样的事情，必定会有相继而起的人。这就是我让燕山敌人堵塞南门来防守的原因。那些敌人三路边防的军队，是要北归自卫吗？我已经控制了他们的归路，他们又担心淮西、襄阳、川蜀的军队，不敢轻易离去。还是要作战或防守吗？腹心已经溃败，人心自然解体，我又在半途中出其不意从背后夹击他们。在这个时候，陛下筑城让他们投降也可以；驱赶他们向北，反过来利用他们的锋芒也可以；放他们回去，不防备，然后攻击他们也可以。我知道天下不足平定。

然而海路和三路的军队，将领不必都勇敢，士兵不必都精锐。因为我将以海路和三路的军队作为正兵，而以山东作为奇兵；奇兵用强兵，正兵用弱兵；弱兵是牵制的军队，而强兵是必定要攻取的军队。古代用兵的人，唐太宗懂得这个道理，曾经说：“我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作战必定让弱兵常遇到强敌、强兵常遇到弱敌。敌人遇到我的弱兵，追击不过数十百步；我攻击敌人的弱兵，常常突出从背后反攻，因此必胜。”但这只是太宗在一场战斗中使用罢了。我认为天下的形势，避实击虚，不过如此。如果说不是这样，用将领驱使坚固精锐的军队从三路进军，一寸一尺地夺取作为恢复的谋划，那么我们的军队被敌人削弱很久了，突然使用他们，没有不失败的。近日符离之战就是如此。假设陛下一举攻取京洛，再举收复关陕，敌人将南渡黄河，从燕蓟调来甲兵，从泗水漕运山东的粮食，陛下的将帅谁能防守这些地方？过去的三京战役就是如此。即使能防守，河北还没有受到重创；河北没有受到重创，那么胜负还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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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

译用这种策略来谋划，陛下您应当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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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韩信请于高祖，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二子不以为难能，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见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观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则二子未免为狂。何者？落落而难合也。如臣之论，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虽然，臣又有一说焉。为陛下终言之：

　　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是不战而可定也。议者必曰：“辛巳之岁，山东之变已大矣，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何也？”臣之说曰：“北方郡县，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何则？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若夫黥卒之与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而为之长者更战守，其部曲亦稔熟于其赏罚进退之权。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辈，杀长吏，驱良民，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曰：“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撄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臣常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自非土木之兴筑、官吏之呵卫，皆不复用。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气，抑甚于锄犁之民。然而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陛下诚以兵入其境，彼将开门迎降，惟恐后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将，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择之，未见其可也。故臣于详战之未而备论之。

译从前，韩信向汉高祖请求，希望能率领三万人马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袭击齐国，向南切断楚军的粮道，然后向西在荥阳与主力会师。耿弇对光武帝说，想要先平定渔阳，攻取涿郡，回师收编富平军，然后向东攻下齐地。这都是越过别人的都城去谋划别人的国家，这两个人不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汉高祖和光武帝也不认为他们可疑，最终凭借他们的策略夺取了天下，这是因为君主见识高明且谋划成熟。从现在来看，如果汉高祖和光武帝不相信他们的话，那么这两个人难免会被视为狂妄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想法孤高独特而难以被人认同。像我这样的议论，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指责我狂妄呢！虽然如此，我还有另一种说法。我要为陛下彻底阐明：

我之前所说的，军队一旦出兵山东，那么山东的百姓必定会背叛金人，把我们当作他们响应的对象，这样不战就可以平定山东。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辛巳年，山东的变故已经很大了，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替朝廷守住哪怕一寸土地来奠定中兴的基础，这是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北方的郡县，能够用来当兵的，都是耕种的农民；能够统领这些士兵并成就大事的，不是军府中的刺字兵，就是县邑中的弓手兵。”为什么呢？耕种的农民，缺乏谋略且容易聚集，害怕失败却轻视敌人，让他们进行激烈的战斗并持久作战，就会失败。至于刺字兵和弓手兵，他们都身处行伍，奔走于官府，都知道指挥号令不可触犯，而且他们的长官更擅长作战和防守，他们的部下也熟悉长官在赏罚进退方面的权力。建炎初年，像孔彦舟、李成这类人，杀害长官，驱赶良民，能够牢固团结而不溃散的，都是这些人。那么辛巳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叛乱呢？回答说：“东北的风俗崇尚意气，以屈居人下为耻。当时，耿京、王友直等人在田野间奋起，已经率先起事，他们不肯低头听命，甘居农夫之下，所以宁愿据城坚守，以等待王师到来，以此建立自己的功劳。”我常常揣测这些人中间有豪杰可以共图大业，然而金人轻视他们，不与他们交战，除非是兴修土木、官吏呵斥护卫，都不再任用他们。他们心中渴望一旦有变故，来发泄平日压抑的愤懑和勇猛之气，这种心情比耕种的农民更强烈。然而他们计谋深远，如果没有见到王师，就不肯轻易发动。陛下如果真的派兵进入他们的境地，他们将开门投降，唯恐落后。得到百姓就可以让他们当将领，得到城池就可以让他们防守，如果不从这里选拔人才，我看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在详细论述战前准备时，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