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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野议 明 宋应星

世运议 进身议 民财议 士气议 屯田议 催科议 军饷议 练兵议 学政议 盐政议 风俗议 乱萌议

野议序

春天即将过去，我在钤山游玩休憩。县令曹先生带着清酒，背着诗袋，为了寻找松影和黄鹂的鸣声，以度过这美好的一天，不希望其他杂音来扰乱耳目。忽然间，几行泪水落下，此时送邸报的人到了，只见有人通过一番谈话就得到了美官，这是千年难遇的奇事。拿过他的奏议反复阅读，遣词造句和立意，倒也磊落可爱。可惜他所听闻的不够尊贵，游历的地方不广，那些针对要害、拯救危难、急切需要彰显的道理，全然没有显现，白白辜负了圣上虚心采纳意见的心意，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遗憾。

县令在长啸谈笑之间，愿意听取我浅陋的见识。我散会后回到冷清的官署，点燃灯烛起草文章，接连到第二天早晨，胡乱写成了万言长文，命名为《野议》。朝廷的议论中已经没有沉默不语的人，而民间又有议论，这对世道有什么影响呢？虽然如此，从民间发出的议论没有恶意，对朝廷的议论有什么损害呢？人的胆量、力量和颜面，是上天赋予的。我曾想伏在宫门前，呈上痛哭流涕的奏书，却没有那样的胆量；想弹劾当权者，陈述忧国忧民的说法，却没有那样的颜面。那么这篇议论，也不过是从灯下窗前开始，在街巷间结束罢了。

东汉崔瑗、仲长统两位君子所写的《昌言》《政论》，也是民间的议论，然而诵读之余，法度脉络隐约可见于笔端。如今时事非常紧急，哪里有空闲去计较文章的工巧与拙劣呢，所以有议论而没有文采，责怪我的人请原谅我！时值崇祯丙子年暮春下弦日，分宜教谕宋应星在学署书写。

世运议

俗话说：治理达到极致就会想着动乱，动乱达到极致就会想着治理。这是天地增减变化的规律。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太平盛世持续将近三百年而没有间断的，商朝之后，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议论的人有盛夏中寒气将至的恐惧，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动乱到极点而渴望治理的时候了。西北的寇患，蔓延燃烧到中原，那些仅存的城郭，而乡村镇市全部付之一炬的，不知道有多少。百姓今天死于寇盗，明天死于战乱，有的已经耕种却因避难而田地荒芜，有的已经播种却因干旱而幼苗枯死，家室流离失所，尸骨填塞沟壑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城郭已经陷落又得以保存，经历焚烧又得以重建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侥幸生活在东南半壁江山的人，即使苟延残喘，而官员在上面愁眉苦脸，百姓在下面紧锁眉头，盗贼纵横交错，水灾旱灾交替伤害，哪里还有隆庆、万历年间的余意呢！

这是政治动乱到极点而渴望治理的时候，天下的事情还大有可为，不要因为增减变化的规律而自我沮丧迷惑。

进身议

从古以来选拔人才、进入仕途的方法，权势过重就会走向反面，时间长久必然更改。两汉的方正贤良，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博学弘词、明经、诗赋等科目，最久的也不过百年而已。将近三百年，只重视科举这一条路而不改变的，只有我朝。不是这种方法极其完善，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圣王看到州县之间，攻打城池城池就破，掠夺百姓百姓就残，钱粮方面整天上报开复和完纳，而户部尚书依然仰屋兴叹；盗贼方面整天上报战功和赏赐，而军情文书飞驰各地，盗贼更加猖獗。凡是属于科举出身的人，按照资历和声望建立功业的，败坏边防，纷纷见于前事。保举这一方法，想要恢复里选的老制度，以救济时局的艰难，难道是不得已吗！然而推荐人的人和被人推荐的人，声气相求，仍然在八股文章之内，难道能走出其他途径吗？况且残破的地方，等待守令到来，如同拯救溺水和救火。而推荐的人，一定要等待部院的文书催促，巡抚按察使劝驾，然后才上路；吏部考核试用，然后才授官，动不动就拖延岁月，事情怎么能成功？在寇乱的时候，而州县的职位空缺不补的，有三百多个。这吏治的败坏，对人才有什么影响呢？

人情谁不愿意富贵，然而先忧后乐，滋味才长久。隆庆、万历盛世之后，读书应举的人，竟然不知道做官是什么本领。只是以地位升到高位，荣耀祖先，荫及儿孙，死后祭祀名宦、列入乡贤，墓志铭文章夸耀于后世。直到奴虏蠢动，水贼狂凶，才开始知道建立功业的荣耀，原本带有杀身的祸患。即使现在四海之内，破坏伤害如此严重，而谋求小康的方法，父亲期望儿子、老师勉励弟子的，只有编纂时文，迎合考场，想着一旦考中就觉得痛快。至于考中科举之后，官职遇到寇乱和艰难，如何策应，何曾梦想过呢！况且考中的人，已经两次承受隆恩，不奋发立志请缨出征，拖延观望，怀有在时局平时做官的想法，想着把残危的地方，交给推荐的人，和乡贡中衰弱的人，国家又何必要科举制度呢！掌管铨选法律的人，一旦打破情面，大公至正，抽签授官，即使暂时承受愤怨，而科举增光，实际上从此开始了。至于兼通骑射的方法，是必定不能实行的。驰马射箭，自然是行伍中的事，文士百十人中，即使选出一个能干的，又有什么用处。先前辽东、广东两位经略，一个以善射闻名，一个以善骑闻名，不是已经验证了吗？颜真卿在唐朝，虞允文在宋朝，他们知道骑射是什么东西吗？面对强大的敌人，直接在酒席间谈笑而摧毁他们。由现在的情况推想过去，何止感慨叹息呢！

民财议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个字，紧锁眉头

译请听我说。财物，是天地自然生成适宜，经过人的劳作运转才产出而来的。天下从未有过真正匮乏的时候，却有人说缺乏。那些说九边是中国的财库，而奴虏又是九边的财库，这仅仅是就白银这一种物品而言罢了。

译钱财这个词，是泛指各种货物，并非专指金钱。如今天下哪里缺少白银呢！所缺少的，是田里的五谷、山林的木材、墙下的桑树、池塘里的鱼罢了。这里有充裕的这些物品，白银黄金可以很快呼唤而来，腰间缠着钱、箱子里装着钱来贸易的人，必定接踵而至。如今天下人口聚集的地方，只有三吴、八闽，那么人口多于土地，土地没有荒芜的。其他地方经过烈日当空，放眼望去二三十里，没有一寸树木的阴凉可以休息的地方，举目皆是。百姓能不困苦，流寇能不猖獗吗？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愚昧的百姓有什么罪呢！凡是愚民所效仿的，是官员有严厉的命令就遵从。世家大族、显贵名人，有高尚的教导倡导就听从。百年来，地方官把任所当作旅馆，全部精神都在馈赠求取声誉，谋求调任繁要职位或升迁。近来军务紧急之时，又分散精力，大半忙于催征参罚，以便考核政绩。哪里知道田间山林之间，穷苦人家茅屋之下，是怎样的景象呢！富贵名人，全部精神只在于聘请老师教导儿子，连续科举中第，美化宫室，装饰厨房传舍；家人子弟，拿出借贷的本钱，剥削耕种养蚕织布的人，新谷新丝，账本提前装入囊中，哪里顾惜其他。因此，愚昧的百姓，眼见勤苦耕种养蚕，却难免饥寒，认为这是无益的事情。选择职业无法谋生，开始见到流寇就想着归附。从此天下财源，于是到了枯竭的地步；而天下寇盗，于是到了繁衍的极致了。

有人说：富家借贷不行，隐民无处获取食物。上天赋予人手足，用心计谋生，办法千万有余，借贷无路，那么功劳奋激发扬而出。因为借贷助长了懒惰，甚至左手借来，右手买酒买肉，连稀粥都指望不上。即使田亩有收成，绩麻养蚕有头绪，既然有借贷重利，转眼输入富家；镰刀筐箔还没收藏，家中已经空无一物。积压两年势必连本带利都不能偿还，富者才关闭借贷而断绝交往。那时计策没有回头路，有不跟着叛乱如归的吗？父子借贷，剥削酿成动乱如此，而当世提出建议的人，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凡是有力气提出建议的人，他家未必免于这种做法。木材不增加在山中，鱼盐蜃蛤不增加在水中，五谷不增加在田畴，而终日割削左邻右舍来肥己，兵火到来，现在得以反过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士气论

国家扶危定倾，都依靠士气。士气的盛衰，或许是时运使然吗？士气旺盛时，刀锯鼎镬不畏惧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听到廷杖就腿抖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万死投荒，安然上路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隐居闲居，黯然失色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早上进阶为公卿，晚上削籍为田舍，而忧愁不形于色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台省京官，外调方面，无缘无故怨恨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松菊在念，即使郎官衔数载，慨然挂冠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即使高官已及，年龄已届，军务烦苦，指摘交加，尚且驱之不去，而直待贬谪章下达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班列考选，雍容让德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互相讲嚷，贿赂成风，甚至下石倾陷同人而夺取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庭参投刺，抗志而争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屈己尊呼，非统非属，而长跪请事，无所不至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布衣适体，脱粟饭宾，而清操自砺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服裳不洁，厨传不丰，即醴颜发赭而以为耻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一令之疏，一师之败，一节之怠慢欺误，上章自首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掩败为功，侈幸存为大捷，而徼幸朦胧之不暇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领郡之邑，艰危不避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择缺而几，祝神央分，遍挈重债，贿赂滋彰，既欲其靖，又欲其羶，然后快于心的人，有啊。士气旺盛时，蕃兵虏骑攻城掠野，宰官激灑忠义，冒矢撄锋而成功的人，有啊；士气衰败时，疲弱亡命，斩木揭竿，谍报邻寇入疆，而当食不知口处，妻子为虏而不能保的人，不一而足啊。

士气衰败，上面用功令造成，下面用学问充实，兄勉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交相勉励，可以返回而至于旺盛。不然，长此以往哪里是尽头呢？

屯田议

时事兵苦无饷，议论屯田的人何其纷纷啊！屯田做什么呢？求其生谷以节省转运的劳苦罢了。以至粗之事而求之精，以至易之事而求之难，以至简之事而求之猥琐，世可谓无人啊。

如今天下剥肤之患，寇在中而虏在外，议论屯田以制虏则似乎对了。至于有议论平流寇而并策屯田的，可姗笑啊。流寇朔在千里之东，望在千里之西，飘忽无定，即使有许下之粟，焉能赢粮而从之？

至于制

译敌方的策略，最先实行的是屯田。如今议论的人，首先讨论清理屯田。北方从云中到山海，东方从成山到蓬莱，荒芜闲置、能生长庄稼的土地，宽广的有百里，狭窄的有十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近年又增加了军队经过的地方，房屋毁坏、田地荒芜的，偶尔也有。即使有亿万头牛和农具，也开垦不完，却一定要苦苦寻求百年以前经历多位君主、边界形状都已改变的田地，然后才讨论耕种，这是多么愚蠢啊。

译其次讨论牛种的问题。提供种子似乎可行，但讨论牛种又是为了什么呢？凡是要求一个士兵养活九个人，中等情况养活八个人，那么牛确实不可缺少。如果一个士兵只求自己吃饱喝足，再供养一匹马，那么一把锄头就足够了。往年枢密辅臣在关外发放数万头牛，士兵日夜敲碎牛骨来酿酒，却每天上报牛病死的情况，哪里知道用铁铸成锄头，就是不会生病也不会死的牛呢？天下的事情，上面制定下面跟随，重视实行而轻视效仿，这必须让总督、总兵亲自践行三公九卿推行的方法；让偏将副将不以跟随官员背负柴草的劳作为耻。一个士兵，划定五亩地作为界限。一个区域五十亩，就由十人共同开垦；一个区域五百亩，就由百人共同开垦。这完全体现了井田制中邻里互助的精神。先访求熟悉当地土壤适宜种植何种谷物的人，授予百户官衔，分队设立为田间管理者的首领。五亩地都种水稻，得到的米必定有十石；五亩地都种麦子，得到的面粉必定有一千斤；五亩地都种黍稷，得到的小米数量也像米一样；五亩地都种豆类，得到的豆粒价值也抵得上面粉。在房屋旁边，田埂之上，广泛种植瓜果蔬菜，哪怕是一寸空隙荒地，也要治理，否则就治以不毛之地的罪过。这种方法一旦实行，难道还担心肚子空空吗？

大概计算五亩地的劳力：用锄头开荒，需要二十天；播种需要两天；施肥灌溉需要十天；除草需要十天；收获和干燥需要十天。一年之内只花费五十二天就足以吃饱，其余三百一十多天，还可以进行跳跃投石、射箭中靶等军事训练。每逢播种之初，成熟之日，总督、总兵亲自巡视检验，收获多且庄稼长势好的，用牛酒犒劳；杂草茂盛且果实低劣的，用蒲鞭惩罚。实行不久，半年之间，不仅粮仓酒瓮充盈，而且士气也壮盛，士兵有不吃饱而马匹不奔腾的吗？这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我在此事上说得口干舌燥、唇焦舌敝二十年，世人可以说没有人才了。

催缴赋税的议论

自从战争兴起讨论军饷，搜刮和加派两者同时兴起。财政大臣的策略，只限于此；掌握兵权的大将的计策，也只限于此。已经遭受寇乱的地方，动乱无法平息；未经寇乱的地方，日益促使动乱发生。

如果加倍征税而方法得当，百姓尚能忍受。如今赋税增加而方法更加混乱，征收范围广而拖欠反而更多。上面有告示下达，山里的百姓还没见到踪影，就已经被束之高阁；下面有解批文书上报，地方长官刚看一眼，就立即用来抵偿旧欠。百姓即使非常贫困，只要头绪不杂乱，过去编派银一两的，现在编派一两五六钱；过去派米一石的，现在派一石二三斗，合并在一本册子里，追缴完毕后一起解送，布政使司分项目支应。如果风雨调顺，百姓竭尽全力，还可以应付。然而现在的法令不是这样，而是逐件分项目造册。衙役执行，最利于分项目追缴，因为点名、润笔等常规费用，可以逐项掠夺。于是里长一个人，甲日催条鞭银，乙日催辽饷，丙日催蓟饷，丁日催流饷，戊日催陵工银，己日催王田银，庚日催兑米，辛日催海米，壬日催南米，癸日连着甲乙日，去年、前年、大前年的旧欠，追呼声又纷纷响起。一年之中，大半时间待在城里；一家之中，大半人遭受鞭打。城门往来如织。景象到了这种地步，有不顺从动乱如同回家一样的吗？

凡是充当里长的，必定不是坐享其成的富户，都是靠力气耕作的人。杖刑疼痛，狱讼牵连，即使暂时回到家中，也是呻吟着躺卧起身。麦子好禾苗秀，从哪里得来？里长一个人要应付的项目不多，比如辽饷、流饷之类，数额只有十两，但每次限期挨到监点卯，就用去一两，经历十次点卯，已用去十两，而数额仍然全部欠着十两；所收散户，今天几分，明天几钱，因为借贷无门，都扯作费用；又或缺少前甲里长缴纳的数额，以及由此抵消旧欠。这是郑侠《流民图》中描绘不尽的。不仅百姓扯作浪费，而且从朝廷，牵连到地方长官。上司火票频繁下达，承舍捧来，气势如同御史台骑兵。区区馈送百金，不满其贪婪的欲望。县令任由所属书吏敛财求宽，甚至掩耳助其不足。这些金子不来自书吏的家产，而是从百姓的钱粮中一分一厘索取。一次百金，十次千金，泥沙般的损失何处查问？不仅书吏扯作浪费而已。身为县令的，清廉的人则口袋里必定空空如也而衣襟可见，贪婪的人则身负责任必定奢侈用度而广泛偿还。战争兴起，派来的任务动辄大县三百，小县二百，而税契间架的催提，太监王府的骚扰又日新月异。抽丝剥茧无术，鸡肋难弃，既害怕鼎器轻投，又担心迟缓吝啬招致罪责，挪借现有的钱粮，以解燃眉之急，何日何项，用来补还。而且积压的欠款之多，总源于天启初年，有司急于行取，全部挪借次年的数额，以补足前年、大前年的额度，相承十六七年。累官累民，病痛尽由此产生。

因为挪移考满而升迁召用的，大的做到高官，小的做到京官。这样的人已经很多，所以这话秘密不告诉皇帝。不知道治乱的大关系，都因为此事的蒙蔽。缙绅忌讳伤害同类，自己如同寒蝉，这是应该的；然而那些披麻戴孝、载着棺材向皇宫上书的人，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到此事，可叹可惜啊！如果这话传到皇帝耳中，势必让皇帝在云霄间洒下泪水，叹息我们小民

译对于以往的积欠，一律停止追缴。只有从今天开始，金华的辽饷、流饷若有一分一文未缴清的，就处以重罪。最终征收到的数额，比起整天鞭打百姓追缴旧欠而所得寥寥的情况反而更多，这是为什么呢？百姓身上的油水只有这么多，而放弃追缴旧欠、转而征收新税，人们自然有乐意缴纳的意愿。

译到了北方种植小麦，以五月为麦收之期，六月开始征收赋税，还说是麦子已经登场入仓。南方都是种植水稻的国家，立秋时收获的占十分之四，而霜降、立冬时收获的占十分之六。如今正是春季二月，新谷尚未播种，而严酷的征敛却纷纷兴起了。天道运行与人事安排，竟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吗！

军饷议

战争兴起筹措军饷，其策略有五种：从敌人那里夺取粮食，是上上策；酌情发放内库银两，节省无益的进贡，修明盐、铁、茶、矾的管理，是中上策；暂时增加派税，事平即止，搜括州县无碍的钱粮，增加税关货钞，是中策；在搜括之外，又行搜括，裁减官员和役夫，然后再多次商议裁减，是中下策；加派一次不够就两次，两次不够就三次，算及房屋、舟车，强迫申报买官纳粟，是下下策。

那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对于制服奴虏来说，确实难以失误；若是流寇乌合之众，他们的勇猛有多少呢？我有良将劲兵，能杀一人，那一人的财物，就是我的财物；能攻克一营，那一营的粮食，就是我的粮食。即使说兵荒马乱之后，粮食不太多，然而其中堆积的金钱，取来难道不可以换取粮食吗？太祖说：“养兵十万，不费民间一粒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军必定不能作战，即使多方筹措，也只是资助盗贼粮食，那又何必商议军饷呢？

内库银两的发放，确实不容易商议。然而十年商议节省，谁敢议论及进贡的呢，且不说仪真十万口酒缸，楚衡岳、浙台严各郡，黄丝绢解送充作大内门帘的，动辄以百万计，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解送到京师，何曾切实有用？就拿江西一省来说，袁州解送粗麻布，内府用油浸渍充作火把，节省一年，万金就出来了。信州解送櫺纱纸，大内用来糊窗格，节省一年，十万金就出来了。光禄寺的酒缸，难道一年只供一年之用，而明年就不能用吗？黄绢门帘，窗棂糊纸，难道一年就破旧丢弃，而明年必须换新的吗？圣主辛未年张灯，元宵节仍用旧灯悬挂，于是节省六十多万，这为什么不可以节省呢？有四川金扇之类，又可以类推了。

凡是物品产出的地方，不如聚集的地方。京师是聚集物品的地方，倘若以官价千金，买纸糊窗，经年用之不尽，每年花费一二十万做什么？茶中好的，价值一斤数钱而已；而外省州邑，解送一斤茶入御，所费岂止十两？崇安先春、探春，闽省定额费用不可估量。黄柑、冬笋之类，以此类推。当此之时，无论京师必有的货物，不必驿马奔驰，即使必无如鲥鱼之类，也应当暂时推却贡献的时候了。这户部或许不敢说，而有言责的人，也未必将普天贡赋全书细心研究。内使靴价，节慎司一发，动辄一百三十万。那京靴的价格，每双七钱而已，将要用它做什么呢？

从前辽饷增加十分之二，百姓悬望事平而止。无奈天道如此，百姓又有什么可说的？无碍钱粮，凡可节省的，辛未年兜查赋役书，已经搜尽矣。宰官从此没有润色，也安于困苦而为之，税关不增，落地商犹未甚困，所以这几项附在中策。若是搜无可搜，括无可括，而法令日益严苛，全省青衿优免，破面刮来，只抵得上几匣櫺纱纸。一员教官俸禄，尽情裁去，不够一军匹马刍粮。民快革半，而令长之仪卫已单；驿马抽三，而邮卒之疲癃更甚。免颁历于缙绅，克冬花于乞丐，其与皆能几何而未已也！前者追呼未完，而后者踵至矣。那邻国兵火之祸如此，即使加倍赋税也应当乐意缴纳，然而这话可以对贤者说，难对俗人说。愚民听说诏赦有捐免，欢声哄然；及听说所免在崇祯四五年间事，蹙额而返。民情如此，国计奈何！

从古国家穷困，无如宋室靖康以后。然而张浚一出师，宗泽一招抚，动辄以十万、二十万。年年括马，处处用兵。史册所载，未尝见士马伤饥，而措饷窘乏。今天下虽困，然而视南宋富强犹数倍焉，奈何窭态酸情，不可使闻于寇虏。不知建炎诸将措饷之法，有可考证而仿求者否？学古有获，肉食者勉之。

练兵议

人类之中，聪明颖悟，生而为士者则有之，未有生而为兵者也。愚顽稚鲁，生而为农者亦有之，亦未有生而为兵与生而为寇者也。兵与寇，其名盖以时起也。一将立，而众卒从之，是名为兵；一魁竖，而众胁从之，是名为寇。遇宗泽、岳飞，则昨日之寇，今日即兵。逢朱泚、姚令言，则辰刻之兵，巳刻即寇。是故用武之道，与衡文绝不相同。文章一途，实有风气集于此方，而彼方风气未开，则即延昌黎为师、眉山作侣，而人才寥落之乡，不能速化为大雅。兵

译这与上述情况不同。所需要的，是投掷石块、发射箭矢的人，挥舞长戈、舞动长矛的人，引火点燃火药炮弹的人，骑马侦察敌情的人，护卫辎重、做饭磨米、砍草喂马、击鼓警戒、巡逻打更的人，只要堪用的人，举目皆是。自古以来成功的著名将领，何曾跨越国界去招募士兵？何况在战乱动荡的时期，怎敢提出调遣外地客兵的议论呢？凡是士兵的勇敢或怯懦没有固定的形态，强大或弱小没有固定的态势，经过一阵战斗斩获数个首级，那么怯懦的人立刻就会转化为勇敢的人了；如果将军没有誓死不退的决心，士兵便会产生溃败逃跑的念头，军营刚刚建立号令就纷乱不一，战阵尚未交锋就先已混乱，那么强大的人也会全部变成死弱的败军了。经过战斗斩获首级，朝廷给予重赏，幕府不吝啬也不推诿，私自获得敌寇的铠甲兵器、金钱财物，主将也不查问追究，那么逗留拖延、逃跑溃散的情绪，就会全部转化为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的志向。

译时局到了这种地步，总之是因为未曾认真求取将领，却只能对着无法使用的军队扼腕叹息。唉，浙江的兵调来了，四川的兵调来了，狼兵调来了，御营的兵派来了，陕西、山西等各省的主力军更不必说，难道一定要借助西戎、北狄的军队才能使用吗？做将领的道理没有别的，志向在于为国效力，那么不仅功业可以成就，自身也能获得富贵；志向在于贪财好色，那么不仅军队会覆没，性命又怎能保全？求取将领的道理没有别的，真诚在于家国与边疆，那么具有奇特才能的人就会崛起响应；习气在于馈赠求名与报功升爵，那么外强中干与生性贪婪、才能拙劣的人就会聚集响应。连敖因犯法被惩处，却仰视滕公；秉义将受刑，却因缘际会遇上忠简。这都是真诚所感召招致的，古今难道相差很远吗？

如今的大将、副将，全都由兵部差遣。试问职位为何能到这一步？大概从袭荫初任官职直到今天，其间卑劣污秽的手本送到兵部和科道衙门的，动不动就自称“门下走狗”，自我固守的则自称“门下小的”。终年终日，打点贿赂，用金子代替银子，用珠玉代替地方特产。守备、把总以下写帖子，兵部书办送礼物，小字写着“沐恩晚生”。这种恶劣陋习相承，已有一百多年。偷闲享乐时，歌童舞女、海味山珍，用来自我娱乐。这种人哪里能见到敌人就捐躯，舍死而成就功业呢？我们驾驭军队、制服敌虏，全在于气概，假设有韩信、岳飞那样的人，即使故园贫困老死，也忍心以“走狗”自呼吗！既然把边防重任托付给经略、督抚，那么求取将领就是经略、督抚的事。况且人哪里难了解呢！文官在庭参讲话时，立刻就能看出其才能是警敏还是蒙昧，从而预料他日后或许堪任选拔或遭受降调。面试将才，就可以由此类推。大凡人性，不贪小利的人，面对大敌必定不胆怯；自身图谋不便的人，趋炎附势必定不工巧。这哪里不是知人的方法呢？从来大将多从行伍中产生，犹如从来师相多从笔砚磨穿、草屋中穿青衿应举的人中产生一样。至于只有圣人能知圣人，只有贤人能知贤人，即使说是上天所授，但如果能不欺骗、不偏私，那么知人的本性自然显现，上天启发而逐渐达到开明。古人有一次小败，就立刻上章自我弹劾的，至今仍有生气，这就是不欺骗、发挥良能而立功的根本。如今破败残损遍布天下，却天天掩盖败绩作为功劳。夺得战马一匹，斩获首级两颗，箭杆三枝，公然上报而不知羞愧流汗。甚至城池紧闭，侥幸敌人不攻，拿其他城池的陷落来相比况，而谋求叙功。人情到了这种地步，欺骗日益严重而私欲日益炽盛，脸皮日益厚而内心日益昏昧，哪里有拨乱反正的期望呢！

庚午年寇乱兴起，最初起于神木之间，星星之火，此时扑灭，只是一个百夫长的事罢了。等到燎原之日，才在朝廷推举才望，得到一人总督五省，认为将领指挥一下就能平定。所推举的总督，不仅不懂兵法，就连世俗之法也一毫不知。陇右惨杀冲天，却巧妙借蜀藩的奏章，想用汉南无恙的功劳来赎罪，败象尽显，这是丧师辱国的大耻辱。而且向长安投书，辩明商人被诬枉，吃饭时大口吞咽，却问为何不咬断牙齿。昏愚到这种地步，可叹可息啊！

唉，用兵有什么常理呢？守城的兵，妇人小孩都可以参与，其他就不必说了。出战的兵，一个村落之内，必定有勇力超过百人的人；一个县邑之中，必定有智谋超过千人的人。遇合招揽，全在一个将领身上。从前张宪、牛皋不逢遇武穆，只是一个有膂力的庸人罢了；扈再兴、孟宗政不遇赵方，只是一个能自立的土豪罢了。倘若如今经略、督抚，日夜担忧如栋焚剥肤般危急，不夹杂功名富贵的想法，血诚通达于上天，格言誓师于军前，而草泽英雄不起而响应，难道不符合气声感召的道理吗！

至于客兵的议论，如果统领没有节制，那么还没出境就已经变成贼寇了。登州到吴桥行程有多远？这已经是前车之鉴了。平定奴儿哈赤的议定兵力十八万，却激成了重庆之乱；勤王的西兵奔赴京城，却酿成了今日遍地的残破，从此还不知道警戒。即使让他们平安到达，也无济于事，何况还没到达就蠢蠢欲动想变乱的人不一而足呢！痛哭长言，话从何处说起。有心于国计的人，即使是刍荛之言，圣人也会选择采纳，那就幸运了！

学政议

国家设置官员，大到掌握权柄、统理均平、参赞军国大事，小到治理百里之邑、主管学校教化，都从一条途径出来，学政难道不重要吗！

国家初建、大乱之后，人民稀少，州邑的生员，数目多的不过百人，设立教官，能够熟识并勤于考核他们。如今郡邑大的已经超过两千人。大郡大邑，教官认识面孔的不到十分之一，小的不到三四分之一，勤勉懒惰、贤能不贤能怎么考察呢？即使能考察，教官的权力也已经很轻了。想要议处一个不贤的人，县可以阻挠，府可以平反，其他就不必说了。所依靠的是学使，到了优劣之间才行动一次，虽然行动又有什么惩戒呢？劣而庸碌的人，举出一两个来塞责；劣而强横的人，不仅门役害怕报复，就连微小的教官也为了避祸而暂且搁置了。

译那些品行低劣却拥有丰厚家产的人，只举荐一两个人来敷衍塞责；那些品行低劣但其父兄是官员、亲戚身居要职的人，不仅教职人员战战兢兢地庆幸能保留一个官衔，就连郡县的长官，也权衡时势而暂且放任他们了。

译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乡人害怕被上报为富裕的丁口和马户，又害怕士绅兼并土地，为了子弟的前途考虑，不惜倾尽家财，典当变卖田产，花钱买通关系进入学校。然而十多年来，人情大变，乡绅无论是在朝做官还是在家闲居，都把推荐别人入学当作致富和满足用度的真正捷径。金钱充足的人取来心里欢喜，满身铜臭的人也绝不再感到羞愧。有权势的乡绅子弟，乳牙还没换掉，就已经穿着儒生的衣服荣耀加身。唉，古道古风已经势不可挡地衰败了！在那些习惯于读书的地方，有文章写得极其精熟的人，却屡次参加考试都得不到一个府县的生员资格作为进身的阶梯，流落他乡去谋求教书的职位。走投无路，就窜入流寇之中，成为首领或佐手；投靠夷狄的主子，做间谍或官员，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试着就今天的读书人大概估算一下，一百个人当中，贯通经书旨趣、文章可观的，只有十个人；尚未成熟但可造就的，也只有十个人；而对书旨、文字一窍不通的，一百个人当中，不少于三十人。如果淘汰的尺度苛刻，那么怨言一定会兴起，一次黜落的人数，不过百分之一，活着的人受到什么惩戒而不去倾尽家财买通关系呢？岁考的文书一到，有渴望因父母丧事而免考却得不到的，有假造父母丧事来逃避考试的。因父母丧事不做官，是说穿着锦绣官服面对百姓不便罢了，因父母丧事不做文章，有什么妨碍呢？这个办法一旦实行，就足以消除人们不孝的私心，而增加上级去除伪冒的政治措施，有什么难行的呢？至于学政官员通情达理、包庇隐瞒的弊端，也是风气使然，上面禁令越严，下面营私舞弊就越厉害。学政衙门，不惜降低身份充当传递书信的邮差，何况其下属呢！我出生之初，山乡朴实，居民有子弟已经成材应考，却戴着平民的帽子，一直等到进入学校后才更换。城市之中，世代做官的家庭，有少年戴着与秀才不同的帽子，而不高耸地竖起角巾的。才过了多久，少年戴着突弁，儒童戴着高官的帽子，一概没有分别了。想要使天下恢复淳朴的风气，就在于铁面无私的学政官员用什么方法来谢绝请托。百姓看到不聪明的子弟，白白花费重金，却希望不到进身，即使侥幸进身，转眼到了岁考，荣辱立刻分明，这才开始反思致力于根本。从此百家充实，王道就开始成就了。

至于那些有钱的童生，通过传递文章、营私分利而强行占据府县的生员名额，巡抚可以严格复试，按察使司可以治其父兄的罪。执行法律美好而严格，执行一次而百次效仿，齐国唱歌而鲁国跟随，那么不通文墨的子弟请客送礼和交白卷的，不敢急躁地进取，而贫穷的士人也就没有沦落的叹息了。今天天下的士绅举子，不能勤劳生财、节俭用度来自立，却把推荐名字当作无害的事情。不知道逼迫能写文章的贫士成为盗匪的首领，使腹中无识的富室成为负债的穷人，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是治乱的大关系，而人们特别没有察觉罢了。

盐政议

食盐，是百姓生活所必需的，国家的大利在于此。政治败坏在于弊端产生，商人贫穷在于政治混乱。人之趋利，如同奔赴死地一样急切。如果行盐有利，谁不竭尽全力去追求？为什么同样是商人，往年积玉堆金，今天却倾囊负债，以至于商人贫穷而盐政无法维持了。

国家的盐税，淮河地区占一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占一半。长芦以下虽然增加税赋，还可以应付，而淮河地区则窘迫损坏得特别严重。淮河盐税最初的定额是九十万，而现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如果用成化、弘治年间的政治，隆庆、万历年间的商人，面对这增加税赋的日子，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商人有资本的，大致属于秦、晋和徽州三方的人。万历盛世时，资本在广陵的不止三千万两，每年的利息可以产生九百万两。只用一百万上缴国库，而用三百万充作无端的浪费，公私都充足，波及僧、道、乞丐、佣人、桥梁、寺庙，还剩余五百万。各商人使家庭富裕、自身滋润，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以想见其盛况。

商人的衰落，从天启初年开始。国家方面，宦官祸患日益炽盛，家庭方面，败家子日益增多，地方方面，慕利之徒日益聚集，官员方面，法度日益毁坏，胥吏方面，奸弊日益出现。商人刚想摆脱困境，而增加税赋的命令又日益下达，盗贼的侵扰又日益炽盛，税赋不能应手，就拘禁家属来逼迫缴纳。到了今天，半数成为贫穷的债户。统计资本，不超过五百万，从哪里产生盈余来充作国家财政呢？曾经看到条陈私盐的人，一防官船，二防漕船。漕船自二十年来，回空没有计策，就拆板卖货，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缠余钱一贯的，沿途在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就罄尽了。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库，万目共见，士绅一惩而百戒，哪里还有裂开缝隙射利的人，不约束其仆人的呢？

所谓私盐，是当官查验过的，淮河使者任期已满，而尚未详细查明的。祖制每引重八百斤，多一斤则注割没银一分，多十斤则注一钱，多至四十斤，则割没之外，另拟罪罚。现在每引轻的千二百斤，重的千四五百斤。吃盐的人，只有这个数量，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加倍。关桥一验，仪真再验，都虚应故事，而牢不可革，积壅不行，弊端由此而来。万历以前，充任运司役使的，都是有家庭的人。

译那些稍微有些家产的人，尚且怀着保全自身和妻儿的忧虑；后来因为税额不足，于是查缉抓捕的手段日益严峻严厉，一旦落入运司手中，便追缴赃款导致破产，卖妻卖子来抵偿的人，不胜枚举。从此以后，稍有生计的人，将此视为死路，而投身其中的，都是赤贫且狡猾之人，拼命攫取钱财，杀之不尽，而查究起来也无法详尽。弊端败坏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什么呢！

译盐政变革之际，有一种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能使国库立刻充实，百姓也极为便利。长芦等地的情况暂不讨论，只论淮盐。按人口计算食盐，一个人一年必定需要五十斤盐。盐价贵时，超过五钱银子；贱时，四钱银子也绰绰有余。而盐场中煎炼盐的资本成本只占四成，那么一个人活在世上，每年相当于代官府煮海，产生的利润超过四钱。吃淮盐的人有亿万之众，那么每年产生的利润就有四千万两银子，用来支付煮海的费用，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朝廷将以前那些繁琐苛刻细碎的法令，全部革除，只在扬州设立分司机构，按照官定价格逐场煎炼，储存在关桥，现存于厂内。各省买盐的商人，多的带千金万金，少的带十两二十两，直接驾驶各种船只，直抵盐厂门前，甲日兑换银两，乙日发放盐引，一出瓜洲、仪征闸口，任凭他们去往任何地方。一带长江，百道小港，再也没有官吏的盘查呵斥和逼迫骚扰。各省的盐法道、巡盐兵，全部撤去，大小行商贩卖盐的便利，等同于贩卖五谷。这个方法一旦实行，那么四方的人就会像追逐猎物一样奔走趋附。不到半年，堆积如山的盐就形成了。区区一百五十万两的缺口，何必等到今天议论直指御史，明天削减度支经费，前月惩罚巡盐兵，后月查访胥吏，考核商人，拘禁家属，而整天担忧收入不足呢？假使让刘晏掌管扬州，必定天天看到钱财如流水般涌来。从来制定的法规，没有长久不变的道理。盐行销已深入千里之外，进入偏僻小县，而销票缴册又有私盐的惩罚，这是为什么呢？浙江责令盐兵每年每月必须抓获一定数量的私盐，这难道不是教唆百姓做盗贼吗？这种说法简直可笑。这是直接简便、通商惠民的一条捷径大道，世上有善于理财的人，我愿意与他们商讨谋划。

风俗议

风俗，是人心所造就的。人心一旦趋向一致，就可以形成风俗；然而风俗既然已经改变，也可以改变人心。这是人心与风俗相互循环影响的结果。

大凡太平盛世，人心宁愿安于节俭，不愿穷奢极欲；宁愿安于卑微，不求夸大炫耀；宁愿守住现有的积蓄金钱，不博取未来的显贵；宁愿将多余的钱财收藏在地窖里，不求让钱财在世间广泛生息。现在情况如何呢？有钱的人奢侈日益严重，而负债的穷人，也想穿华服、摆盛宴来效仿他们，以至于借贷无门，轻则想偷窃，重则想抢劫。做读书人的，天天想着担任清要官职，而田间地头的平民百姓，天天督促他们年幼顽劣的子弟戴儒冠、穿儒服，梦想考取功名，改换门庭，以至于多次考试不中，稍微富裕就钻营进入县学，极度窘迫就终身戴着儒冠漂泊，结局不堪设想。

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因为贫穷而出仕，如果心中知道满足，即使是卑微的官职带来的微薄收入，原本也可以节俭度日、安享晚年；却日夜算计，搜刮所得，多方馈赠，谋求推荐文书。不替直指御史考虑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为国家考虑法令的严厉，除了馈赠之外，倾尽所有，央求托付权贵绅士。如果得逞，再次任职未必有偿还之日；如果不成，那么数年心力心血，付诸东流，归隐田园后萧条凄凉，不堪言说。太平盛世中，士大夫和富户稍有盈余，必定牢固收藏，作为终身和子孙的打算。而在今天有钱闲住的人，只怕钱财不生利息，四处打听那些子孙产业尚存但金钱耗尽的前官员家庭，以及有才能可信赖的行商坐贾，整天放贷，希望赚取利息。转眼到期，厚着脸皮催讨，究竟本金不知从哪里筹措，何况利息？对我来说是本金受损伤心，对别人来说是求借无门，心中郁结想作乱，谁该承担责任？

我刚出生时，亲眼见到童生未入学的，帽子与平民相同；妇女的丈夫不是读书人的，即使富有万金，也不在头上戴梁冠；士大夫的妾室，帽子也与平民妇女相同，以区别于正妻。三十年来时光流逝不过多久！现在则从孩童开始，直到九流艺术、游手好闲的山野之人，戴角巾没有不同的；妇女除了官宦家门内服役的，如果另居避主而不见，也戴梁冠。平民百姓家，又何必说了！

京官名帖大字，事体原本没有妨碍。然而嘉靖年间已经大到极致，而隆庆、万历年间又缩小，未必不是政治清明安盛的征兆。长安好胜人家有保存历年名帖的，以此对比，直到天启壬戌年才大到极致，无以复加。从省垣庶常以上，凑顶只空一个字，就是壬戌年的名帖。外官坚守旧规，格式依然如故。然而制科作为推举知县者与中行科道之间的耳目，看到名帖方寸之间也不宁静，未必不是大字造成的崇尚。而且学问未大，功业未大，却只以名姓自大，这也是人心不古的一个方面。

纳粟得官，效劳些许，回家后有司以礼优待，这固然合理。山城远乡，专门出白丁、狡猾之徒，一副心肠只为夸耀吓唬乡人宗族。入京空跑一趟，或者买虚假的长单，或者行顶名飞过海，或者贿赂前门卖《便览》的人将名字刊在上面，使刊京卫、外卫、经历、鸿胪、光禄、序班署丞，回来张盖乘车，拜谒有司，结交衙役，劝令送程回拜。那些乡人宗族见到，纱帽罗衣，在县城抗礼，以为荣耀至极。没有主见的人，视田园为无用低

译身处下位的人，日夜内心焦躁，想着聚敛钱财后逃离国门。这又是人心不古，导致人们陷入穷困从而走向动乱的一个原因。唉，人心安定则职位职责安稳，职位职责安稳则社会风俗改变，社会风俗改变则动乱的苗头就会止息。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战胜这种局面呢？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哪里能描绘出其中的十分之一呢！

译关于祸乱萌芽的议论

天下的治乱，虽然是天命运行的结果，但必定是由人的行为所招致。祸乱的萌芽有其产生的根源，局势的形成有其发展的缘由，谁能像数清眉毛一样一一列举清楚呢？

如今寇盗占据了天下的一半，那些真正杀人不知疲倦、以做盗贼为荣耀、斩断人性善良根基的人，在一百人之中只有三五个罢了。起初他们还怀有不忍之心，但习以为久，受同恶风俗的染污，一旦从事恶行，最终无法回头的人，也只有二十多人罢了。其余那些被胁迫跟随、无可奈何，心中后悔却无处改过自新的人，还占十分之七。

寇乱兴起于巩昌、延安之间，逃兵发起倡议，饥民附和响应，这就是后来进入山西的秦地寇盗。逃兵和饥民聚集在一起没有首领，头目施展智谋成为他们的君主，跟随的人日益增多，分立酒、色、财、气四寨，尽情饱食淫乐。当权者收敛军队商议招抚，群盗肆意妄为，嘲笑呵斥。三秦地区的子女玉帛，是群盗家乡的产业，他们尚有不忍心掠夺殆尽的意思，于是开始渡河东进，这就是进入山西的寇盗。

山西巡抚无能，只怨恨秦地寇盗祸害邻省，却不思考山西的军队原本足以作战。河东的州县，权贵如公卿世宦，富豪如盐粮巨商，锦绣繁华，令远近垂涎。百姓受到辖制和困窘，经年累月心怀怨恨愤怒，趁着寇盗到来而想要反叛，有的自己拉起一支队伍，有的投奔到寇盗之中。今天百人明天千人，寇盗日益增加而百姓日益减少。姓名埋没，战火与兵祸相连，这就是山西寇盗起初繁盛的原因。

陕西巡抚南征川地戎族，北戍西安，崛起的寇盗，促使他们进入栈道之中。朝廷推举才德声望之人，得到一人督管五省。然而五省总督的兵法，只有招抚没有征讨，以为坐着等待就能成功。没想到汉中地区被掠夺一空，寇盗突然冲出栈道，五省的寇盗，气势相合声息相连，这就是陕西、山西寇盗再次繁盛的原因。

全天下的士大夫权势焰气，人情日益不知满足。封君公子主导，家人子弟附和，亲戚依附，门客借势，乡人遭受剥削欺骗，近在咫尺却模糊不清。显赫官员的宅邸，一家居住，远离万里，而中原地区的风俗尤其严重。凡是原本拥有中等家产的人，被群宦仆从一掠夺，便彻骨寒冷，想要求得残喘苟延，只能指望投靠权门献出财产。贫寒士子刚考中一次功名，门客已经遍布阶前，一旦确立主仆名分，就可以像奴役一样驱使，甚至征召他们的妻儿，让他们饥寒交迫，比世仆更甚。这些人懊悔不及，愤恨怨恨不堪，又盼望寇盗到来而勾结归附，这就是河南寇盗再次繁盛的原因。众人已经在五省汇合，祸患在六年内未能平息。东边结盟西边连横，分立头目设立帅位，而整个楚国沿长江一带，于是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

催征赋税的方法，每天责成里长。凡是国家的役法轮流，一里负责催缴十排。假如十排之中，有一排是显贵官员，一排是青衿（生员）等贵重身份的人，这些家庭的粮数一定很多。这八排之中，轮到充任里长，承担各项加派和定额征收。官府严刑追缴，疮痍负痛，来到绅贵青衿家中，五尺孩童应门，不与通报揪采。计无复之，互相劝诱投入寇盗之中。里长本是良善的名分，一旦成为寇盗而不顾惜，挺而走险，急迫之中怎能选择！十年饥寒同时到来，强盗鼠窃，遍地纷纭。捕官捕兵，能觉察并抓获真盗的，百中不过一二。其余害怕官府责罚，急忙抓捕疑似之人，用酷刑逼认真贼。一人牵连，必有数十人。一人被牵连，一家不得安宁。盼望大寇到来，而想要跟随，姑且以此缓解死亡，哪里顾及其他呢！至于贫寒士子，失去馆舍职业而计日无粮，游手好闲缺乏生计而经旬绝粮者，不可枚举。不然的话，人都有这四种善端，既然名为寇盗，那么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都完全灭绝了。这边五万，那边十万，究竟是从什么种类变化而来的呢？

大凡让百姓不做盗贼，道理在于守令（地方官）的用心；而让盗贼投降转化为百姓，权力在于元戎（主帅）的命令。守令轻视功名，那么权贵就不能逼迫小民。从此田间有生存的快乐，而寇盗从何产生？元戎不惜身命，那么士卒不敢躲避刀箭，指日可待旌旗麾盖，有招降的捷报，而寇盗如何能扩大？祸乱萌芽的兴起，是因为守令畏惧显贵绅衿如厉鬼，而宁愿把百姓视为草芥；祸乱局势的形成，是因为将军畏惧狂寇如天神，而宁愿逗留拖延宽纵士卒。

野议说到此处，涕泪随之而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