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鉴湖说 （宋）王十朋 撰
鉴湖说上
东坡先生尝谓：“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谓：“越之有鉴湖，如人之有肠胃。”目翳则不可以视，肠胃秘则不可以生。二湖之在东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鉴湖之利害为尤重。昔东汉太守马臻之开是湖也，在会稽山阴二县界中，周回三百五十余里，溉田九千余顷。湖髙田丈余，田又髙海丈余。水少则泄湖归田，水多则泄田归海，故会稽山阴无荒废之田，无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汉永和以来，更六朝之有江，东西晋隋唐之有天下，与夫五代钱氏之为国有，而治之莫敢废也。千有余年之间，民受其利，博矣，乆矣。至国朝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然其害犹微。盗于祥符者纔一十七户，至庆厯间为田四顷而已。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自是而后，官吏因循，禁防不谨，奸弊日起，侵盗愈多。至于治平熙宁间，盗而田之者凢八千余戸，为田盖七百余顷，而湖寖废矣。然官亦未尝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盗之也。政和末，有小人为州内交，权幸专务为应奉之计，遂建议废湖为田，而歳输其所入于京师。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强据，无复忌惮。所谓鉴湖者，仅存其名，而水旱灾伤之患，无歳无之矣。今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歳得租米六万余石。为官吏者，徒见夫六万石之利于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顷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顷之歳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废湖为田其害不止于九千顷而已也。盖鉴湖之开有三太利，废湖为田有三大害。山阴会稽昔无水旱之患者，鉴湖之利也。今则无歳无灾伤，盖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歳无之？自废湖而为田，每歳雨稍多则田已淹没，晴未乆而湖已枯竭矣。说者以为水旱之患虽及于九千顷之田，而公家实受湖田六万石之入。呜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灾必诉，诉必检，检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赋之入，所得所失，相去几何？官失常赋，而以湖田补折之，犹可也。九千顷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计，其何以补折之耶？王者以天下为家，其常赋所入亦广矣，岂利夫六万石之入，而以病民耶？况湖田之入，在今日虽饶，而他日亦将同九千顷而病矣。使湖尽废而为田，则湖之为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独九千顷之田也，虽湖田亦告病也。况他无鉴湖，则九千顷之膏腴与六万石所入之湖田，皆化为黄茅白苇之场矣。越人何以为生耶？此其为大害一也。鉴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诸山三十六源之水，歳虽大涝，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废而为田，三十六源之水无吞纳之地，万一遇积雨浸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歳，湖不能纳水，无所归，则必有漂庐舎、败城郭、鱼人民之患。尝闻绍兴十有八年，越大水，五云门、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壊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废不止于今，而大水甚于徃歳，则其为害当如何？此废湖为田，其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鉴湖也，歳无水旱，而民足于衣食，故其俗号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以守令而知之也。自东都以来，守会稽令、山阴者，多以循吏称，见于史传者不可一二举也。非昔之守令皆贤也，盖民居乐歳之中，室家温饱，民之为善也，易尔。比年以来，狱讼繁兴，人民流亡，盗贼多有，皆起于无年。去秋灾伤之讼，山阴、会稽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顽鄙也。葢礼义生于饱暖，盗贼起于饥寒，其势不得不然耳。此废湖为田，不独九千顷受其病，狱讼之所以兴，人民之所以流，盗贼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为大害三也。自祥符、庆厯至今，建复湖之议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复。非湖之不可复也，盖异议者有以揺之也。异议得以揺之者，盖亦建议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议者曰：废湖为田，则九千顷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复。异议者曰：九千顷虽被水旱之害，而常赋不尽失；以湖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为多。湖虽废，而何害？且多为异说以揺之。此建议者之言，卒夺夫浮
译鉴湖说
（宋）王十朋 撰
鉴湖说上
东坡先生曾说：“杭州拥有西湖，就像人拥有眼睛。”我也认为：“越州拥有鉴湖，就像人拥有肠胃。”眼睛长了翳障就无法视物，肠胃闭塞就无法生存。这两座湖泊在东南地区，都是不可不治理的，而鉴湖的利害关系尤其重大。从前东汉太守马臻开凿这座湖泊时，位于会稽、山阴两县的边界之中，周长三百五十多里，灌溉田地九千多顷。湖面比田地高出一丈多，田地又比大海高出一丈多。水少时就从湖中放水流入田地，水多时就从田地放水排入大海，所以会稽、山阴没有荒废的田地，也没有水旱灾害，原因就在于此。自从东汉永和年间以来，历经六朝拥有江南，东晋、西晋、隋、唐拥有天下，以及五代钱氏建立吴越国，治理鉴湖从未敢废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百姓享受它的利益，广泛而长久。到了本朝兴起，才开始有人盗占湖面改为田地，但那时的危害还很小。在祥符年间盗占湖面的才十七户，到庆历年间改为田地不过四十顷而已。当时，三司转运使还严厉责成州县，让那些田地恢复为湖泊。从此以后，官吏因循守旧，禁令防范不严谨，奸邪弊端日益兴起，侵占盗占的情况越来越多。到了治平、熙宁年间，盗占湖面改为田地的共有八千多户，田地大概有七百多顷，而湖泊逐渐荒废了。然而官府也未曾禁止，百姓也不敢公然盗占。政和末年，有小人在州内结交权贵，权幸之人专门致力于迎合上意的计谋，于是建议废除湖泊改为田地，并将每年的收入输送到京城。从此，奸民豪族公然侵占强占，不再有所忌惮。所谓的鉴湖，仅仅剩下一个名字，而水旱灾害的祸患，每年都有。现在占据湖面改为田地，大概有二千三百多顷，每年获得租米六万多石。做官吏的，只看到六万石对公家有利，却不知道九千顷田地遭受了危害。知道九千顷田地每年遭受危害罢了，却不知道废除湖泊改为田地，其危害不仅仅限于九千顷田地。大概开凿鉴湖有三大利益，废除湖泊改为田地有三大危害。山阴、会稽从前没有水旱灾害，这是鉴湖的利益。现在每年都有灾害，大概因为大的水旱灾害并不常有。至于小的水旱灾害，哪一年没有呢？自从废除湖泊改为田地，每年雨水稍多，田地就已经被淹没；晴天不久，湖泊就已经枯竭了。有人说，水旱灾害虽然波及九千顷田地，但公家实际上获得了湖田六万石的收入。唉，这也是没有深思啊！发生灾害必然要申诉，申诉必然要查验，查验必然要减免赋税，获得了湖田的租税，却失去了正常的赋税收入，所得与所失，相差多少呢？官府失去正常赋税，用湖田的收入来弥补折抵，还可以。九千顷百姓的田地，其所损失的无法计算，用什么来弥补折抵呢？君王以天下为家，其正常赋税的收入也很广泛，难道为了六万石的收入，而使百姓受苦吗？况且湖田的收入，虽然现在虽然丰富，但将来也将和九千顷田地一样使百姓受苦。假如湖泊全部废除改为田地，那么由湖泊变成的田地，还能耕种吗？现在报告水旱灾害的，不仅仅九千顷田地，即使是湖田也报告受灾了。况且如果没有鉴湖，那么九千顷肥沃的田地和六万石收入的湖田，都将变成长满黄茅白苇的荒地了。越州百姓靠什么生存呢？这是废除湖泊改为田地的第一大危害。鉴湖三百五十八里的范围内，蓄积着三十六座山源的水，每年即使发生大涝，水也不能危害越州，是因为湖泊能够容纳它。现在湖泊废除改为田地，三十六座山源的水没有容纳的地方，万一遇到连绵阴雨，平原积水，洪流滔天的年份，湖泊不能容纳水，水无处可去，那么必然有冲毁房屋、破坏城墙、百姓沦为鱼鳖的祸患。曾经听说绍兴十八年，越州发生大水，五云门、都泗堰的水高出一丈，城墙没有毁坏，是侥幸的。假如将来湖泊废除不止于现在，而大水比往年更严重，那么其危害将会怎样呢？这是废除湖泊改为田地的第二大危害。自从越州拥有鉴湖以来，每年没有水旱灾害，百姓衣食充足，所以那里的风俗号称容易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通过守令就知道。自从东都以来，担任会稽太守、山阴县令的人，大多以循吏著称，在史传中记载的不可一一列举。不是以前的守令都贤能，大概是因为百姓生活在丰年之中，家庭温饱，百姓行善就容易。近年来，诉讼繁多，百姓流亡，盗贼众多，都起因于没有好年景。去年秋天的灾害诉讼，山阴、会稽尤其多。不是以前的百姓都善良，现在的百姓都顽固鄙陋。大概礼义产生于饱暖，盗贼兴起于饥寒，形势不得不如此。这是废除湖泊改为田地，不仅九千顷田地遭受祸害，诉讼兴起的原因，百姓流亡的原因，盗贼产生的原因，都由此而来，这是废除湖泊改为田地的第三大危害。自从祥符、庆历到现在，建议恢复湖泊的人很多，而湖泊最终不能恢复。不是湖泊不可恢复，大概是有异议的人动摇它。异议能够动摇它，大概也是建议的人未能深入探究利害的缘故。建议的人说：废除湖泊改为田地，九千顷田地遭受水旱灾害，湖泊不可不恢复。异议的人说：九千顷田地虽然遭受水旱灾害，但正常赋税不会全部失去；把湖泊改为田地，官府又获得湖田的利益更多。湖泊虽然废除，有什么危害呢？并且多用异说动摇它。这些建议的话，最终被浮
议者之口，使建议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异议者之云云，则复田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译如果让议论的人开口，使提出建议的人清楚地知道这三大利害所在，以此来驳斥那些持异议者的种种言论，那么恢复田地变为湖泊，也就只有不能实现罢了。
鉴湖说下
夫废湖为田，有三大害；复田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复也。然亦有三难：揺于异议，一难也；工多费广，二难也；郡守数易，三难也。今之占湖为田者，皆权势之家、豪强之族也。侵耕盗种，为日已乆。一旦欲夺而复之，彼必游谈聚议，妄陈利害曰：劳民也，费财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扰也，无积土之地也。争为异说，以沮害之。官吏方堕于因循茍且之习，复为气力多、口舌者之所动，移而欲冀成功于歳月之乆，可乎？此揺于异议，一难也。昔人常计浚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浚至五尺，当十五歳而毕；至三尺，当九歳而毕。夫用工如此之多，厯年如此之乆，其为费如何？今越不浚湖，而财用犹不给，况兴至大之役，有不赀之废耶？此工多用广，二难也。守令之于郡邑，乆任则可以立事，数易则不能成功。况鉴湖之开，非一歳一时之所能毕。今之为守者，或一歳而遂迁，或半歳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问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间？慨然有志于开复者，功未及施而去，计已迫矣。后来者所见不同，复变前议，以数易之守，而欲兴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数易，三难也。湖有三不可不开，而厄于三难，开是终无策以开之耶？某窃谓欲遏浮议，则不可不白利害于朝廷。主之虽异议纷然，但莫之张伯玉之说恤可也。如向者经界之行于天下，固有不乐其事而欲动揺之者多矣。然经界卒行，而民受其利，盖朝廷主之则事无不可成者，况一鉴湖耶？彼异议者不过曰：劳民费财耳。夫劳民费财，兴无用不急之务，则不可。如鉴湖之利害如此，谓之无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废也，歳多灾伤，细民艰食。今于农事之隙，募民浚治，官出财，民出力，两有所利。民虽劳而不惮，财虽废而不虚矣。彼不过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扰。夫鉴湖之开，千有余歳矣，昔无湖田之租。有国者不以不足为病，岂今日独少此耶？况湖既复，而民利兴，灾伤不作，而常赋不失，民无凶荒之诉，官无检放之患，较其所得，与今孰多？至若钱米之费，当一出于官而不取于民，竹木之具，虽资之于民，而尽酬其直，胥吏都有从而扰民者，则严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忧耶？越人多谓湖可开也，而土无所归，是不难积其泥涂以为丘阜。昔吴长文常论之矣。今湖之侧旷地固多，择其利便，随其逺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浚湖之计者，不过数者之说，而皆有以取之，尚何浮议之恤耶？谓日役五千人浚至五尺，十五歳而毕者，盖通三百五十里之间而计之也。某谓今之浚湖，固未能举三百五十里之内而尽复之也。湖自熙宁以来，建议者立两存之说，有牌内、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牌内亦盗而为田矣。为今日计者，当先复牌内之湖，其用工固有间，自牌之外，当以渐治之可也。所费之财，自本府经画外，又当请于朝，乞每歳湖田所入之米，以为雇工兴役之费。朝廷捐六万石之米，不足以为多寡，越得此以办事，则沛然有余矣。欲复田为湖，必当迟以歳月之乆，有乆兴之役，无久任之守以主之，则异议一揺而事必中辍，是又当请于朝，置开湖一司于越，命守倅带提举主管之职，如劝农学事之类，又命二知县分董之（旧日会稽、山阴知县皆带提举鉴湖事）守既职其事，则必任其责，虽迁易不常，而后来者不得不继，非正术同也，盖职使然也。又有倅终任以管其事，令终任以董其役，则责有所归。又命监司督察赏罚之。俟湖成之日，凢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赏。如是则湖不患其不复也。昔论复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固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尽废，则湖田亦旱。”矣，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茍简者言之也。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蒋堂）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杜杞）
译鉴湖说下
把湖废掉改作田地，有三大害；把田地恢复为湖，有三大利。湖本来是不可以不恢复的。然而也有三个困难：被异议动摇，是第一个困难；工程多费用广，是第二个困难；郡守频繁更换，是第三个困难。如今占据湖面作为田地的，都是有权势的家族、豪强的宗族。他们侵吞耕地、私自种植，日子已经很久了。一旦想要夺回并恢复原状，他们必定四处游说、聚集议论，胡乱陈述利害关系说：这是劳役百姓、耗费钱财、损失官家租税、有摊派骚扰、没有堆积泥土的地方。争相提出不同的说法，来阻挠破坏。官吏正沉溺于因循苟且的习气，又被那些气力强盛、口齿伶俐的人所动摇，想要转移目标，希望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成功，这行得通吗？这就是被异议动摇，第一个困难。
前人曾经计算过疏浚湖泊的工程。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到五尺深，应当十五年才能完成；疏浚到三尺深，应当九年才能完成。用工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久，其费用会怎样呢？如今越地不疏浚湖泊，财政用度尚且不足，何况兴办如此巨大的工程，会有不可估量的耗费呢？这就是工程多费用广，第二个困难。
太守县令对于郡县，长期任职就可以建立功业，频繁更换就不能成功。何况鉴湖的开凿，不是一年一时所能完成的。如今担任太守的人，有的任职一年就升迁，有的任职半年就突然更换。对于湖泊的利害关系，尚且来不及过问，怎么能知道不能知道呢？哪里有空闲治理其间呢？那些慷慨有志于开凿恢复的人，功绩还未施展就离任，计划已经紧迫了。后来者看法不同，又改变之前的议定，用频繁更换的太守，想要兴办浩大长久的工程，这行得通吗？这就是郡守频繁更换，第三个困难。
湖泊有三个不可不开凿的理由，却被这三个困难所阻碍，难道最终没有策略来开凿它吗？我私下认为，想要遏制浮夸的议论，就不能不把利害关系向朝廷说明。主持者虽然异议纷纷，但只要不采纳张伯玉那种姑息的说法就可以了。就像以前经界法在天下推行，本来有很多不喜欢这件事而想要动摇它的人。然而经界法最终得以推行，百姓受到其利益，大概朝廷主持的话，就没有什么不可成功的事，何况只是一个鉴湖呢？那些提出异议的人不过说：劳役百姓、耗费钱财罢了。劳役百姓、耗费钱财，兴办无用且不紧急的事务，那是不可以的。像鉴湖的利害关系如此，说它无用且不紧急，可以吗？自从湖泊被废弃以来，每年多有灾荒损伤，小民艰难获取食物。如今在农事空闲的时候，招募百姓疏浚治理，官府出钱财，百姓出劳力，双方都有利益。百姓虽然劳累但不畏惧，钱财虽然耗费但不虚掷。他们不过说：官府失去湖田的租税，百姓有摊派骚扰。鉴湖的开凿，有一千多年了，过去没有湖田的租税。治理国家的人不把不足当作弊病，难道今天唯独缺少这个吗？何况湖泊恢复后，百姓利益兴起，灾荒不再发生，常规赋税不致损失，百姓没有凶荒的申诉，官府没有检放（减免赋税）的忧患，比较所得，和现在相比哪个更多？至于钱米的费用，应当全部由官府支出而不向百姓收取，竹木器具，虽然借助于百姓，但全部酬谢其价值，胥吏如果有趁机骚扰百姓的，就严格法令来惩治他们，还有什么摊派骚扰的担忧呢？越地人多说湖泊可以开凿，但泥土没有地方归置，这不难堆积泥土作为山丘。过去吴长文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如今湖泊旁边的荒地本来就很多，选择有利方便的地方，根据远近堆积泥土成为山丘，泥土不是所担忧的。想要阻挠疏浚湖泊计划的人，不过就是这几种说法，而都有办法应对，还担忧什么浮夸的议论呢？
说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到五尺，十五年完成，这是通盘计算三百五十里之间的情况。我认为如今疏浚湖泊，本来就不能把三百五十里之内全部恢复。湖泊自从熙宁年间以来，建议的人立下两全的说法，有牌内、牌外的界限，如今牌子尚存，而牌内也被盗占作为田地了。为今天谋划，应当先恢复牌内的湖泊，其用工本来就有差别，从牌外，应当逐渐治理就可以了。所费的钱财，除了本府筹划外，又应当向朝廷请求，乞求每年湖田所收入的米，作为雇佣工人兴办工程的费用。朝廷捐出六万石米，不足以说是多或少，越地得到这个来办事，就充沛有余了。想要把田地恢复为湖泊，必定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有长久兴办的工程，却没有长期任职的太守来主持，那么异议一动摇事情必定中途停止，这又应当向朝廷请求，在越地设置开湖一司，任命太守、通判兼任提举主管的职务，像劝农、学事之类，又任命两名知县分别督管（过去会稽、山阴知县都兼任提举鉴湖事）。太守既然负责这件事，就必定承担其责任，虽然调动不常，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不是因为政术相同，而是职位使然。又有通判终任来管理这件事，知县终任来督管工程，那么责任有所归属。又命令监司督察赏罚。等到湖泊建成之日，凡是主持其事、督管工程的人，都依次加以赏赐。这样那么湖泊不担忧不能恢复。
过去论述恢复湖泊利害的人很多，没有比得上曾子固的。子固的话说：“说湖泊不必恢复的，说湖田的收入本来就很丰厚，这是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的人说的。假如湖泊全部废弃，那么湖田也会干旱。”说湖泊不必疏浚的，说：“加高堤坝壅塞水就可以了。”这是好辩之士为喜欢听苟且简单的人说的。用地势来比较，壅塞水使水位升高，必定会毁坏城郭。这两种既不可用，而想要禁止侵耕、开垦告发的人，就有赏罚的法令了（蒋堂）。想要谨慎水的蓄积排泄，就有关闭放水的法令（杜杞）。
欲痛絶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与提点刑狱（吴奎）或欲以每歳农隙浚湖（吴奎）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张伯玉）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几何、为日几何，欲知増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张伯玉）欲知浚湖之涂泥积之何所（吴奎）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撼揺，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张伯玉）又已论之矣（子固）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子固）昔尝倅越，知鉴湖之利害为详，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记其畧。有能举行子固之言而不弃某之两则湖，庶乎其可复。不然，姑存其说以俟马太守再生可也。
译想要彻底杜绝敢于在湖中种田的人，就拔除他们的禾苗，责令他们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惩罚，又有办法了（杜杞）；有人主张将责任交给州县、转运使、提点刑狱（吴奎）；有人主张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吴奎）；有人主张禁止在石柱以内种田，也都有办法了（张伯玉）。想要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需要多少人工、耗费多少时日，想要知道增加堤坝竹木的费用是多少，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张伯玉）；想要知道疏浚湖泊的淤泥堆积在哪里（吴奎），都已经计算过了。想要知道工程开始的日子，如果有流言蜚语动摇人心，役夫内部溃散，就不能保证工程一定成功（张伯玉），也已经论述过了（子固）。如果真能收集众人的意见并考察其可行与否，采用可行的部分，并用我方的措施加以润色完善，使政令必定执行，法规必定施行，那么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有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呢？（子固）我曾经担任过越州的副职，对鉴湖的利害关系了解得很详细，而他的言论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所以一并记下他的要点。如果有谁能实行子固的言论而不废弃我的两条建议，鉴湖大概就可以恢复了。如果不这样，暂且保留这些说法，等待马太守再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