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子藏长水日抄一

第 1 页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1–13 段

长水日抄  (明)陆树声 撰

  ●小引

  余自请谢归,年衰病积,居尝燕息,屏绝思虑,塞兑忘言。然时中不觉念起,或追忆见闻,偶与心会,抑塞未能间,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尝忆石林子有言,以无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无知难。窃有味其言,嗣当焚弃笔砚,求人无知,而业已成敝帚矣。会友人见者藏去,谓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积日所得也。

  古书《乾坤凿度》,曰凿者开也,圣人出而开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圣人凿开天路,显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块之物目地,一炁之塊名混沌,气分万瀵自上圣凿破虚无,断气为二,缘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洁。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开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凿度》。

  《乾凿度·上篇》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巽散之于东南,离长之于南方,坤养之于西南,兑收之于西方,乾剥之于西北,坎藏之于北方,艮终始之于东北。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包籥。”

  易以道阴阳,易有三才之道,故数成于三,而始于一。一为奇,奇者为阳;二为偶,偶者为阴,合一与二之谓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为老阳。两其三而成六,六为老阴。阴极生阳,阳主进,故六进一而为七,七为少阳。阳极生阴,阴主退,故九退一而为八,八为少阴。阴阳二气交互变易,阴根阳阳根阴也。

  天地之气在阴阳,四时之叙在寒暑,阴阳调,寒暑平,则气叙和,不和则灾沴生。《素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瘟;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盖方冬时阳在内,阳为主,寒虽入之,势未能动,至春则阳出而阴在内,寒动而搏阳为疫疠。方夏时阴在内,阴为主,暑虽入之,势未能动,至秋则阴出而阳在内,暑动而搏阴为疟痢。冬阳在内,故伏于下,而井泉温。夏阳在外,故溢于上,而井泉寒。察于五运六气,阴阳生制,逆顺之理者,可以言医矣。天地之运,转在阴阳,人身之运,转在任督二脉。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会阴之分,循腹裹以上关元至咽喉,阴脉之海也;督脉起于下极之腧,会阳之分,自脊里以上至风府入脑循额至鼻柱,阳脉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阴阳二会皆起于下,故山水之发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脉兼贤经命门者,阴阳二会浑合于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为天,乾以三阳居上;坤为地,地以三阴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画交于坤而为兑,兑为泽;坤之上一画交于乾而为艮,艮为山,山泽通气也。乾之下一画交于坤而为震,震为雷;坤之下一画交于乾而为巽,巽为风,雷风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画交而相易,则为坎为离,离为火,坎为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谓八卦相错而成变化。八卦之位,坎居北,离居南,震居东,兑居西,金与水阴也,居西北;木与火阳也,居东南。乾以纯阳居西北,处尊位也;坤以纯阴处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阴分阳也。坎则内阳而外阴,离则内阴而外阳,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水火为天地之用也。”

  刚柔阴阳者,易之全体也。进退得失者,人事之动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从违趋避者,观象而应之以人事也。易虽扶阳抑阴,而刚柔不可过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龙有悔。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九无首则吉,六永贞则固者,穷极则变,居极之道然也。

  一日一

译长水日抄 (明)陆树声 撰

●小引

我自从请求辞官归隐,年岁衰老,疾病积聚,居家时常安闲休息,屏除隔绝思虑,闭塞口舌,忘却言语。然而心中不时不觉念头升起,有时追忆见闻,偶然与心意相合,压抑阻塞未能间断,一旦拿起笔在纸上书写,便漫无节制地写成了一卷。曾记得石林子有话说,用无知去探求有知容易,用有知去进入无知很难。我私下品味他的话,此后应当焚毁抛弃笔砚,去探求无知的境界,但事业已经像破旧的扫帚一样成了定局。恰逢友人见到后收藏起来,说这是我心思寄托所在,拿出来交付刻印。之所以叫《日抄》,是因为这是我积日所得。

古书《乾坤凿度》说,凿是开的意思,圣人出现而开创制作;度是天地的尺度,像道路一样,用来言说通达。所以它的文字说:圣人凿开天路,彰显教化之源,一大之物称为天,一块之物称为地,一团气称为混沌,气分开万端,从上面圣人凿破虚无,断气为二,因物而成三,天地的道理不洁净。所谓三,是三才的道理,所以开启《易》的源头,因此它的篇名叫做《周易凿度》。

《乾凿度·上篇》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开成为二,所以产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的节令,所以产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的区别,所以产生八卦。八卦排列成形,天地的道理确立,雷风水火山泽的卦象就确定了。”它们散布发挥作用时,震在东方生发万物,巽在东南散布万物,离在南方长养万物,坤在西南养育万物,兑在西方收敛万物,乾在西北剥落万物,坎在北方藏纳万物,艮在东北终结并起始万物。八卦之气终结,那么四正四维的方位就分明了。生长收藏的道理完备,阴阳的体位确定,神明的德行通达。而万物各自依其类别形成,都是《易》所包容的。所以开头说:“易是平易,是变易,是不易,统管三才成为道德的钥匙。”

《易》用来阐明阴阳之道,《易》有三才的道理,所以数成于三,而始于一。一是奇数,奇数代表阳;二是偶数,偶数代表阴,合并一和二称为三。所以三乘以三成为九,九是老阳。两个三成为六,六是老阴。阴极生阳,阳主进取,所以六进一成为七,七是少阳。阳极生阴,阴主退守,所以九退一成为八,八是少阴。阴阳二气交互变易,阴根于阳,阳根于阴。

天地之气在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在于寒暑,阴阳调和,寒暑平衡,那么气的秩序就和谐,不和谐就会产生灾害。《素问》说:“冬天受寒,春天必定得瘟疫;夏天受暑,秋天必定得疟疾。大概是因为冬天阳气在内,阳为主,寒气虽然侵入,势力还不能发动,到了春天阳气外出而阴气在内,寒气发动而搏击阳气成为瘟疫。夏天阴气在内,阴为主,暑气虽然侵入,势力还不能发动,到了秋天阴气外出而阳气在内,暑气发动而搏击阴气成为疟疾痢疾。冬天阳气在内,所以潜伏在下面,而井水泉水温暖。夏天阳气在外,所以溢出在上面,而井水泉水寒冷。观察五运六气,阴阳生克制化,逆顺的道理,就可以谈论医术了。天地的运转,在于阴阳,人身体的运转,在于任督二脉。任脉起于中极穴之下,会阴穴的分界,沿着腹部包裹向上经过关元穴到咽喉,是阴脉之海;督脉起于下极穴的腧穴,会阳穴的分界,从脊柱里面向上到风府穴进入脑部,沿着额头到鼻柱,是阳脉之海。人体有任督二脉,就像天地有子午线,天地的子午线以南北为向,人体的任督二脉以腹背为向,阴阳二脉的会合都起于下部,所以山水的发源都起于西北。人的尺脉兼有肾经命门,阴阳二脉的会合浑合于此,贯通天地人是一体的。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出八卦。乾为天,乾以三阳爻居上;坤为地,地以三阴爻居下,天尊贵而地卑下。乾的最上一画与坤相交成为兑,兑为泽;坤的最上一画与乾相交成为艮,艮为山,山泽通气。乾的最下一画与坤相交成为震,震为雷;坤的最下一画与乾相交成为巽,巽为风,雷风相薄。乾坤中间的一画相交而互换,就成为坎和离,离为火,坎为水,水火不相射,这就是所说的八卦相互交错而产生变化。八卦的位置,坎居北,离居南,震居东,兑居西,金与水属阴,居西北;木与火属阳,居东南。乾以纯阳居西北,处于尊位;坤以纯阴处西南,是因为土旺于季夏,是坤未之交,这都是分阴分阳。坎则是内阳而外阴,离则是内阴而外阳,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所以说:“乾坤确定上下之位,离坎排列左右之门,水火是天地的功用。”

刚柔阴阳,是《易》的全体。进退得失,是人事的变动。吉凶悔吝,产生于变动之中。顺从违背、趋近躲避,是观察卦象而用人事来应对。《易》虽然扶阳抑阴,但刚柔不可过度。所以乾的上九爻说:亢龙有悔。坤的上六爻说:龙战于野。九无首则吉,六永贞则固,是因为穷极则变,处于极端的道理就是这样。

一日一

月谓之易。一为奇,奇者为阳;二为耦,耦者为阴,阴阳之象也。临卦曰:至于八月有凶。复卦曰:七日来复。阳生则言日,阴生则言月,复刚长,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临阳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迟也。

译月亮被称为易。一为奇数,奇数代表阳;二为偶数,偶数代表阴,这是阴阳的象征。临卦说:到了八月会有凶险。复卦说:七天以后阳气回复。阳气产生就论及日,阴气产生就论及月,复卦中刚健之气增长,所以用“日”来说,是庆幸它到来的迅速。临卦中阳气消减,所以用“月”来说,是庆幸它消减的缓慢。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阳在上,二阴在下,象山之在于地也。巽之二阳在上,一阴在下,象木之出于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为井;火在木上,故离上而巽下之为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动之为颐。故曰:象者像此者也。余皆以类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往字当自为句,盖屯之初爻为阳,四爻为阴,阴与阳应,必待初之求而后往,则义明而合以正,故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当位,以阴居阴。而曰不当位者,以阴柔居卦之极上也。易以扶阳抑阴为义,故曰:不当。如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阴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人于险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离下,离处乾下火上,同于天也。爻之六二,上应九五,故曰:柔得位而应乎乾。夫人道以大同为贵,通天下之志者谓之大同,故同于野则亨,同于宗则吝,同于门曰无咎,同于郊则曰无悔。象曰:志未得也,志于野而未至也。故仅得无悔。

  蛊上刚下柔,上下不交,敝极而坏之谓蛊。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数以三为至,先三后三者,致详审之意。如三思三锡三接之类,言其至也。上九以阳居上,刚过而当蛊之极,未可以有为,然不在事则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则也,养其志以有为也,故可则。

  大舜舍己从人,朱注谓舍己之未善以从人,恐未必然,盖舍己云者,忘己之谓也。语云:圣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无我之己也。何也?人与己之生,一气之分也。人与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圣人会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异形同体者,理一故也。理一则人己两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谓舍已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两字,乃忘字之讹,盖此章乃发明上二章之意。当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勿忘勿助,语意吃紧,如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夫有事勿忘,是集义也。勿助则非义袭矣,下言揠苗助长,非徒无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证直养无害之意也。读者详之。

  大过四阳在内,二阴居上,下以阳刚。大过不胜其重,故处大过之时者,必有大过人之材,而后克济。九三以阳爻处阳位,则太重而不胜,故栋挠。九四阳爻居阴,而初六以阴应乎下,故栋隆吉。象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其曰: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此非大遇乎人者不能也。

  齐桓公伐楚,师至于陉,楚人使屈完来盟于师。《春秋》书“楚子使屈完来盟,盟于召陵”,曰:“来者见楚之心服,非迫而强之也。”美之也。晋却克伐齐,败之于鞍,至于袁娄,齐使国佐如师,晋人欲得萧同叔子为质,使封内尽东南其亩,齐人忿而不从,对以收合余烬,背城借一,于是遂盟国佐于袁娄。《春秋》书“及国佐盟于袁娄”曰:“及者见强之不得,乃即而与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夺之义昭然矣。故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

  汉书杜密、刘胜两人皆去官归乡里。密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刘胜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匿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者尚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闻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虽然余以为为刘胜易,为杜密难,使密所陈托一出于公,而足以取信则可,不然则宁为刘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鲁男子所谓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司马温国作相,欲除谏官而难其人,问于伊川,伊川不对。温国曰:“言出子口,入于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终不为言。夫语默要自有当,以温国之贤,伊川相与之密,而责之言,即言无不可者,而

译《易经》通过卦象来表达意义,比如艮卦一阳爻在上,两阴爻在下,象征山矗立于大地之上。巽卦两阳爻在上,一阴爻在下,象征树木从土壤中生长出来。木上有水,所以坎卦在上、巽卦在下构成井卦;火在木上,所以离卦在上、巽卦在下构成鼎卦。震卦在下,艮卦在上,上止下动构成颐卦。所以说:象就是模拟这种事物的形象。其余的都可以类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爻辞说:“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往”字应当单独成句,因为屯卦初爻为阳,四爻为阴,阴爻与阳爻相应,必须等待初爻来求,然后才前往,这样意义就明白且符合正道,所以无所不利。《象传》说:“求而往明也”,如果不求而前往,哪里还有明白的道理呢?需卦上六,《象传》说:“不当位,以阴居阴。”说它不当位,是因为阴柔之质处于卦的极上之位。《易经》以扶阳抑阴为义理,所以说:不当位。比如坤卦上六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需卦六四说:“需于血”,血代表阴。爻从九三进入坎卦,行人处于险境,所以说需。

同人卦乾上离下,离卦处于乾卦之下,火在天上,与天相同。六二爻,向上应合九五,所以说:“柔得位而应乎乾。”人道以大同为贵,能沟通天下人心志的称为大同,所以在野外同心则亨通,在宗庙同心则吝惜,在门内同心则无咎,在郊外同心则无悔。《象传》说:“志未得也”,志向在于野外但尚未到达,所以仅得无悔。

蛊卦上刚下柔,上下不交,弊病达到极点而败坏称为蛊。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甲是日子的开始,也是事情的开端。说“三”,是因为数以三为极致,先三后三,表示极其详审的意思。像三思、三锡、三接这类说法,都是言其极致。上九以阳爻居上位,刚强过度且处于蛊卦的极位,不可以有所作为,但如果不参与世事则可以。所以说:“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传》说:“志可则也”,修养其志向以便有所作为,所以可以作为法则。

大舜舍弃自己而顺从他人,朱熹注解说舍弃自己未善之处以顺从他人,恐怕未必如此,所谓舍弃自己,是忘记自己的意思。古语说:圣人忘记自己,没有什么不是自己的。所谓忘记自己,是指形骸上的自我。没有什么不是自己的,是指大同无我的自我。为什么呢?人与我的生命,是分自同一气。人与我的心,遵循同一理。所以说:圣人将人物汇聚于一身,万象形态各异但本体相同,形态各异而本体相同,是因为理是一致的。理一致则人与我都忘记了,哪里还有自我,怀疑所谓舍弃自己,意思大概如此。

《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章,怀疑“正心”两字,是“忘”字的讹误,因为这一章是阐发上面两章的意思。应当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勿忘勿助,语意紧迫,就像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有事而勿忘,是积累义气。勿助长就不是义气的外袭了。下文说拔苗助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正是为了证明直养无害的意思。读者请详加推敲。

大过卦四阳爻在内,两阴爻居上下,下面以阳刚为主。大过卦阳刚太重而承受不住,所以处于大过之时的人,必须有超过常人的才能,然后才能成功。九三以阳爻处于阳位,则太重而承受不住,所以栋梁弯曲。九四阳爻居阴位,而初六以阴爻在下应合,所以栋梁隆起吉祥。《象传》说:“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那些说“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人,这不是有大过人之才的人不能做到的。

齐桓公讨伐楚国,军队到达陉地,楚国人派屈完来军中结盟。《春秋》记载“楚子使屈完来盟,盟于召陵”,说:“来,表示楚心服,不是被迫强加的。”这是赞美。晋国却克讨伐齐国,在鞍地打败齐军,到达袁娄,齐国派国佐到军中,晋国人想要萧同叔子作为人质,要求齐国境内全部改为东南向的田亩,齐人愤怒而不听从,回答说将收集残余力量,背靠城池决一死战,于是就在袁娄与国佐结盟。《春秋》记载“及国佐盟于袁娄”,说:“及,表示强求不得,于是就近与他结盟。”这是谴责,其褒贬之义昭然若揭。所以说: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

《汉书》记载杜密、刘胜两人都辞官回到家乡。杜密每次拜见太守县令,多有陈述托付。刘胜闭门扫轨,无所干求。太守王昱一天对杜密说:“刘季陵是清高之士,公卿多推举他。”杜密知道王昱是激将自己,回答说:“刘胜位为大夫,受到上宾之礼,却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藏真情,自同寒蝉,这是罪人。如今崇尚义理力行之贤,而我杜密推举他;违背道义失节之士,而我杜密纠举他。使明府赏罚得当,美名远扬,不也是万分之一的好处吗?虽然如此,我认为做刘胜容易,做杜密难,假如杜密所陈述托付的完全出于公心,而足以取信于人,那就可以,不然宁可像刘季陵那样不至于失去自我。”这就是鲁男子所说的,以我的不可,去效仿柳下惠的可。

司马光任宰相,想任命谏官却难觅其人,问于程颐,程颐不回答。司马光说:“话从你口出,入我耳中,说话有什么害处?”程颐终究不表态。言语沉默自有其恰当之处,以司马光的贤德,程颐与他关系亲密,而责问言语,即使言语无不可之处,而

伊川不为之言。或谓伊川不忠于司马。然知人亦难,或貌贤而行违,或善始而乖终。况谏官係绳纠之责,一任职与否,关忠佞之判,尤难预定。故不苟于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宁失之不言也。

译伊川没有为此发表言论。有人指责伊川对司马光不忠诚。然而,识人也是很难的,有的人外表贤良而行为违背正道,有的人开始良好而最终背离初衷。况且谏官负有纠察弹劾的职责,是否担任这一职务,关系到忠诚与奸佞的判定,尤其难以预先断定。因此,不轻易发言的人,似乎符合中庸之道,这就是伊川宁愿选择不说话的原因。

李斯入秦,会秦厌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书极言称引,明客之有益于秦而无害秦。留用之,后至丞相,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以保利禄,然终以下狱,父子俱戮东市。思欲牵黄犬出上蔡东门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书干秦,得祸未必若此。然观斯穷时,有感于仓鼠之言,则其志专在利禄,卒之无益于秦,而身婴显僇,可以见专利禄之足以杀身若此。

  《周礼·医师》曰:“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两之参之者,按气与脉,而察其死生之验也。”人之身阳窍七阴窍二,阳窍在上,阴窍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浊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气也。脉为心肝脾肺肾,具五行之气,故为五藏,兼胃旁胱大肠小肠而为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纳,故胃为水榖之府,小肠为受藏之府,大肠为行道之府,旁胱为津滴之府,此四者心与小肠,肺与大肠,脾与胃,肾与旁胱,相为表里,故兼上五藏而为九。其外则胆为清净之府,三焦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窍主开闭通塞,曰两之者,分阴分阳也。藏主脉至与不至,曰参之者,以三指按寸关尺三脉也。

  子路问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阴阳二气,流动充满,无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则日月雷电,风云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昼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则动止语默,寤寐嘘吸,生长老死,精气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结,潮汐消长。草木荣悴,花实开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其在于人,则当其生也。谓之气行,当其死也。谓之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体魄降,气行为阳,故昼见而夜伏;形返为阴,故夜见而昼伏,一屈一伸,两不相离。故阳者阴之形,阴者阳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贡九州之分曰: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言田赋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匦者一,曰贡者八,而冀州则独言田赋而不言贡者,盖冀为天子所都之地,余八州者诸侯分封之国,诸侯各以岁时致其国之所有以献于王者之谓贡。冀为天子畿内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属于王,则虞衡泽虞,牧人罟人掌之,何贡之为?《周官》一书,纪行人之职,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贡器物,其次贡祀物,以至要服,各贡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内,则太宰掌其九职九赋而已,亦未尝言贡也。

  陶渊明饮酒田园诸作,见者若疑其为闲淡绝物,散诞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坚持,苦心独复处。观其诗曰:“凄凄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又云:“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真相违。”其特立惕厉若此。至其会意忘言处,则心境廓然,此正独复从道处,亦所谓忧世乐天,并行不悖。

  淄川杨私道著六忍:一曰忍触,触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恶,恶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则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则憎而发之轻也;六曰忍欲,欲者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则一身安;戒之一家,则一家安,推之以处人己之间,则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马公、范蜀公,司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辞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为得体?”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为问者,公曰:“凡我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矣。”东坡作二公赞,于司马则称其忠诚而略言功,于公则曰:“廉顽起懦,孰知其功?”盖温国之功著在当世者,显显在人,奚俟于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兴顽懦,以无用为用,故称其功,亦微显阐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报至,公与韩魏公皆进职。公贻书魏公云:“顷接邸报,某有恩命改职增秩,诚为光宠。第朝廷本欲吾辈来了边事,今泾原全师败殁,无应援之效,而特进爵,天下岂无深议?又今将佐不思报国,惟望侥恩,吾辈

译李斯进入秦国,恰逢秦国厌恶诸侯国的宾客,颁布了驱逐客卿的命令,李斯上书极力陈述并援引事例,阐明客卿对秦国有益而无害。秦国于是留用他,后来他官至丞相,与赵高合谋杀害扶苏,拥立秦二世,以保全自己的权位俸禄,但最终却下狱,父子二人都在东市被处死。他想着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打猎已不可能实现,假如他当初被放逐时不上书干求秦国,招致的灾祸未必会像这样。然而观察李斯困窘时,因仓鼠之论而产生感慨,可见他的志向专在于利禄,最终对秦国毫无益处,自身却遭受显赫的杀戮,由此可以看出专求利禄足以杀身到如此地步。

《周礼·医师》说:“通过九窍的变化来两两对照,通过九藏的活动来参详验证,所谓两两对照和参详验证,就是按压气息与脉搏,从而考察生死的确切征兆。”人的身体有七个阳窍和两个阴窍,阳窍在上,阴窍在下,清明的在上,沉浊的在下,所谓藏,是用来储藏气的。脉对应心、肝、脾、肺、肾,具备五行之气,所以称为五藏,再加上胃、膀胱、大肠、小肠成为九藏。所谓六府,府主要主管藏纳,所以胃是水谷之府,小肠是受藏之府,大肠是行道之府,膀胱是津液之府,这四者与心和小肠、肺和大肠、脾和胃、肾和膀胱,互为表里,所以加上上面的五藏成为九藏。此外,胆是清净之府,三焦是孤府,不是正府,所以不列入九藏。窍主管开合通塞,所谓两两对照,是区分阴和阳。藏主管脉搏的至与不至,所谓参详,是用三根手指按压寸、关、尺三处的脉搏。

子路询问如何侍奉鬼神,只是就人而言鬼神,所以孔子回答说未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然而鬼神是天地造化的功用,阴阳二气,流动充满,无非是鬼神。所以说到天地,那么日月雷电,风云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昼夜,都是鬼神。说到人,那么动静语默,醒睡呼吸,生长老死,精气魂魄,都是鬼神。以至于山川融结,潮汐消长,草木荣枯,花果开落,没有不是鬼神的。所以说:鬼神的德行,真是盛大啊!它在人身上,当人生存时,称为气行,当人死亡时,称为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合,形返则体魄下降,气行为阳,所以白天显现而夜晚潜伏;形返为阴,所以夜晚显现而白天潜伏,一屈一伸,两者不相分离。所以阳是阴的形体,阴是阳的影子,人是鬼的形体,鬼是人的影子。《禹贡》划分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提到田赋的有九个州,提到篚的有三个州,提到包的有两个州,提到匦的有一个州,提到贡的有八个州,而冀州只提到田赋而不提到贡,这是因为冀州是天子都城所在地,其余八个州是诸侯分封的国家,诸侯各自按时将本国的特产献给王者,这叫做贡。冀州是天子宫廷内的土地,那里的所有物品,都属于王者,由虞衡、泽虞、牧人、罟人掌管,哪里还需要进贡呢?《周官》一书,记载行人的职责,说王畿之外五百里,叫做甸服,开始进贡器物,其次进贡祭祀物品,直到要服,各自进贡其出产的物品,而王畿之内,则由太宰掌管九职九赋而已,也没有提到贡。

陶渊明饮酒、田园等作品,看到的人似乎怀疑他是闲淡超脱世俗,散漫自处,却不知道他高雅的操守坚持不变,苦心独自复归本真。看他的诗说:“凄凄失群的鸟,日暮还在独自飞翔。徘徊没有固定的止息处,夜夜叫声转悲。发出厉响思念清远,去来为何如此依恋?”又说:“劲风中没有繁茂的树木,这树荫唯独不衰败。寄托身体已经找到所在,千载真正相违背。”他特立独行、警惕戒惧就像这样。至于他领会意旨而忘记言语的地方,心境开阔明朗,这正是独自复归大道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忧世与乐天,并行不悖。

淄川杨私道著《六忍》:一是忍触,触是指别人侵犯我;二是忍辱,辱是指别人欺凌我;三是忍恶,恶是指我憎恨别人;四是忍怒,怒是憎恨的加重;五是忍忽,忽是憎恨而轻率发作;六是忍欲,欲是指贪婪而不知停止。这六忍,戒于一人,则一人安宁;戒于一家,则一家安宁,推广到处理人与己之间,那么所遇到的都安宁,而少后悔和过失了。

宋元祐年间召用司马光、范纯仁,司马光再次入朝为相,范纯仁四次上表,辞免更加坚决。说:“六十三岁退休,以前有先例。七十四岁又出来,难道得体吗?”范纯仁最终没有出仕。有人问范纯仁不出仕的原因,范纯仁说:“凡是我想要做的,司马君实已经做了。”苏轼作二公赞,对于司马光则称赞他的忠诚而略提功绩,对于范纯仁则说:“使廉洁者坚定,使懦弱者振作,谁知道他的功劳?”大概温国公(司马光)的功绩显赫于当世,明显在人眼前,何必等待言语?而范蜀公的廉洁退让,足以激发顽劣懦弱之人,以无用为有用,所以称赞他的功绩,这也是微显阐幽的意思。

范文正公在西夏时期,邸报传到,范公与韩魏公都晋升职务。范公写信给韩魏公说:“近日接到邸报,我有恩命改职增秩,确实是光荣宠幸。只是朝廷本意是想让我们了结边事,现在泾原全军败亡,没有应援的功效,却特别进爵,天下难道没有深刻的议论吗?又如今将领佐官不思报国,只盼望侥幸得恩,我们这些人

频时进职,岂能服其心?何颜以责其实效?候文字到日,须上章陈让,使诸将知吾辈无侥幸之意,如得朝廷责怒,则吾辈可以责将佐之功矣。”倪文节公嘉定初与金人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以和戎为二府功,欲迁秩者,公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罪己之诏,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庆为?后世边将失利,至因虏退以邀功,枢辅弥缝,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国事,所谓体国忘私者何有?”

译频繁地晋升职务,难道能使他们心服吗?有什么脸面去要求他们做出实际的成效?等到文书到达的时候,必须上奏章推辞谦让,让各位将领知道我们没有侥幸求取的意思,如果因此招致朝廷的责骂愤怒,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将领和佐官建立功劳了。”倪文节公在嘉定初年与金人议和,出使归来,中书省商议上表祝贺,又因为与敌国和好是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功劳,想要提升官阶,公说:“澶渊之战虽然取胜但随即班师,天子下罪己诏,中书和枢密院的官员待罪,如今委屈自己与敌国结盟,凭什么要庆祝?后世边疆将领失利,甚至因为敌人撤退而邀功,枢密辅臣弥合遮掩,按例得到加恩提升官阶,上下互相欺骗,不顾惜国家大事,所谓体念国事、忘记私利的人在哪里呢?”

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识,次材能。宋之张忠定、寇忠愍两公,皆系宰辅之望,寇相而张不入相,论者谓有忠定之材,而无宰相之位,于忠定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材,于宰相何益?不知所谓宰相者,不专以材自见,而断断休休,则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杨文公亿草制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而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杨公之词,正规益其所未备。观其于丁谓拂须,而直言面折,则锋芒太露,卒以致雷阳之谪。所谓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处,惜乎菜公不悟此也。

  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则时禁太严,尽行焚毁。至宣和间,上自内府搜访,一纸直至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释子,所藏寸纸尺幅,皆以重购归之贵近。其卷轴之输积天上者,值金人犯阙,轮运而往。夫临时则妬贤嫉能,异世则追求省识于毫墨缣素间,人情之变幻,前后若此,要之不与时磨灭者,固自有在,公论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张汤、杜周,司马迁列二人于《酷吏传》,班孟坚《汉书》置之列传。盖汤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并著勋业于宣帝朝,皆麟阁功臣,故为立传。然固于《安世传·赞》则曰:“汤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于《杜业传·赞》则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张杜子孙置之列传,而犹不没其酷吏之实,见史氏立法之公。后世秉史笔者,或称量权位,以上下其词;或揣摩情分,以掩护其实。是非名实,失之倒置,非纪载之公也。

  东坡守杭日,值浙西灾伤,与宰相吕汲公书,论灾伤蠲租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伤。”夫所云谄薄成风,以报灾非所乐闻,知而靳于申报,暴征急敛,致百姓迫于穷困,转徙流亡,有牧民之责者,咎将谁委?贤明守令,但当勘验核实,无致冒滥蠲除,以上念国计,下轸民艰。然就国计民生,权其利害缓急相关,则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务也。张季鹰因秋风起,思吴中莼菜鲈鱼,幡然曰:“人生贵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归。观其语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志山林,无望于时,故托言以去。”而或者乃谓之曰:“子从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不知翰方逃名当世,何暇计身后名耶?如东汉孔文举、荀文若、杨德祖、祢正平四人者,皆一时聪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时,值操枭雄,皆殒身灭名,论者谓四人炫名骛进所致。若乃东晋谢安、孟嘉之值桓温,何异于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卧会稽,旷怀达识?嘉之放志山水,夷犹冲默,隤然处顺,不希世营合,此其所以身名两全也。

  汉顺帝备礼玄闳以徵樊英,《朱子纲目》书聘处士樊英为五官中郎将,英濡迟至京,帝责之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何慢朕?”命英对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也,由其志虽箪瓢弗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夫以臣对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术之流耳。观班固《汉书》列儒于九家之流,则宜乎当时所谓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贵贫贱挟之以待儒,则宜其所徵者非真儒也。”

  荆公于吕惠卿始善而终睽,荆公罢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己,不忘芥带。会公弟和甫执政,吕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启贻公曰:“合乃相从,岂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

译做宰相的人,首先要有道德和度量,其次要有器量和见识,再次要有才能。宋朝的张忠定、寇忠愍两位公,都是宰相的人选,寇准做了宰相而张知白没有入相,评论的人说,有张知白的才能,却没有宰相的职位,这对张知白有什么损害?有宰相的职位,却没有张知白的才能,这对宰相有什么益处?不知道所谓宰相,并不专门凭借才能来表现自己,而是宽厚谦让,那么他所任用的才能,都是他的才能。寇准拜相,杨文公杨亿起草诏书说:“能决断大事,不拘泥于小节,有干将那样的器量,却不显露锋芒,怀有洞察事物的明慧,却能包容接纳。”寇准得到诏书非常高兴,却不知道杨公的话,正是为了弥补他尚未具备的不足。看他在丁谓拂须时,直言当面驳斥,就是锋芒太露,最终导致被贬谪到雷阳。所谓知道他是小人就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这正是有洞察事物的明慧而能包容接纳的地方,可惜寇公没有领悟这一点。

苏东坡的文章书法,在崇宁、大观年间,当时禁令太严,全部被焚毁。到了宣和年间,皇上从内府搜访,一张纸甚至值万钱。而梁师成用三百千钱买下英州的《石桥铭》,谭稹用五万钱买断“月林堂”匾额上的三个字,至于隐士和尚,所收藏的寸纸尺幅,都被高价购得归于权贵。那些输送堆积到天上的卷轴,在金人侵犯京城时,被运往北方。大凡临时嫉妒贤能,异世却在笔墨绢素间追求赏识,人情的变幻,前后像这样,终究不随时间磨灭的,本来自有其所在,人世间的公论,也像这样。

张汤、杜周,司马迁将二人列入《酷吏传》,班固的《汉书》将他们列入列传。大概是因为张汤的儿子张安世,杜周的儿子杜延年,都在宣帝朝建立功勋,都是麒麟阁功臣,所以为他们立传。然而班固在《张安世传·赞》中说:“张汤因为酷烈,自身遭受灾祸,他推举贤才、弘扬善行,本来就应该有后代。”在《杜业传·赞》中说:“张汤、杜周,都从文书小吏起家,做到三公,列入酷吏,却都有好儿子。”既然因为张、杜的子孙将他们列入列传,却又不抹杀他们酷吏的事实,可见史家立法的公正。后世执笔写史的人,有的衡量权势地位,来上下其词;有的揣摩人情关系,来掩盖事实。是非名实,颠倒错乱,这不是记载的公正。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正值浙西遭受灾害,给宰相吕汲公写信,论述灾害减免租税说:“贤哲一听到这话,按理没有不执行的,只怕世俗谄媚浅薄成风,揣测皇上喜欢听的和忌讳的,争着说没有灾害,或者有灾害但不严重。”所谓谄媚浅薄成风,因为报告灾害不是皇上喜欢听的,知道却吝于申报,横征暴敛,导致百姓迫于穷困,流离失所,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罪责将归咎于谁?贤明的守令,应当勘验核实,不致于冒领滥免,对上考虑国家财政,对下体恤百姓艰难。然而就国家财政和民生,权衡利害缓急相关,那么安定民生正是巩固国家根本,这正是仁政的首要任务。张季鹰因为秋风起,思念吴中的莼菜鲈鱼,幡然醒悟说:“人生贵在适意,怎么能羁留官职数千里,去追求名爵?”于是驾车回家。看他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扰扰,祸难未已。拥有四海名声的人,求退很难。我本志在山林,对时局没有期望,所以托言离去。”而有的人却说:“你只是顺应一时,难道不为身后的名声吗?不知道张翰当时正在逃避名声,哪里有空计较身后的名声?像东汉孔文举、荀文若、杨德祖、祢正平四个人,都是一时聪明才智之士,不幸生不逢时,遇到曹操这样的枭雄,都身死名灭,评论的人说是四人炫耀名声、急于进取所致。至于东晋谢安、孟嘉遇到桓温,与曹操有什么不同?而最终能保全自己的,谢安高卧会稽,胸怀旷达见识深远;孟放任志于山水,从容淡泊,顺应自然,不希求世俗的迎合,这就是他们身名两全的原因。

汉顺帝备礼玄闳来征召樊英,《朱子纲目》记载聘处士樊英为五官中郎将,樊英迟缓到京,顺帝责备他说:“我能让你生,能让你死,能让你贵,能让你贱,能让你富,能让你贫,为什么怠慢我?”命樊英回答说:“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是天,死不得其命也是天。陛下怎么能让我生,怎么能让我死?臣看见暴君就像看见仇敌,站在他的朝堂尚且不肯,怎么能让我贵?虽然在布衣之列,安然自得,不交换万乘之尊,怎么能让我贱?陛下怎么能让我贵,怎么能让我贱?臣不接受不合礼义的俸禄,即使万钟也不接受,因为我的志向即使一箪一瓢也不满足。陛下怎么能让我富,怎么能让我贫?以臣对君而抗言如此,其庸俗鄙陋可知。儒者果真像这样吗?像樊英这样的人,只是直方术之流罢了。看班固《汉书》将儒列入九家之流,那么当时所谓儒者像这样也就适宜了。而皇帝只用生死富贵贫贱来挟制对待儒者,那么他所征召的不是真儒也就适宜了。”

王安石与吕惠卿起初友好最终背离,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因为吕惠卿背叛自己,不忘芥蒂。恰逢王安石的弟弟王雱执政,吕惠卿刚除丧服,心里不安,写信给王安石说:“合则相从,难道有不同于天属的吗?析虽或使,大概不是人为的

。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难以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簸,而溢言皆达,谬气并生。后既莫知其所终,前亦不疑于有敌,而门墙责善,难移两解之书。殿陛对扬,亲奉再和之诏,固其愿也。方且图之,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随教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伏惟观文公相公,亲疏冥于所同,憎爱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慈。桑榆之收,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俟,惟命之从。荆公以书答之曰:“与公同心,以至异意,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我无预公,则公何尤于我?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安石蕞尔衰疾,将待尽于山林,趋舍异路,则相煦以温,不若相忘之为愈也。趋召在朝夕,惟良食自爱。”吕书至,公披阅再三曰:“终是会做文字。”或谓荆公于吕何过于优容而不悔悟?其失于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见此老执抝处。”

译然而从情势上分析形势,那么已经分裂的就难以重新复合;从道理上推究命运,那么上天注定的难道会像惠卿那样吗?我承蒙您一臂之力的援助,错误地以为您是同心之人,于是放下戒心走在平坦的路上,失去了像同乘一车颠簸那样的警惕,导致溢美之词都能传达,谬误之气一并滋生。后来既不知道事情的最终结局,先前也不怀疑会有敌人,而门墙之间以善相责,难以改变双方和解的书信。在殿陛之上应对扬言,亲自奉行再次和好的诏书,这本来就是他的愿望。当时正打算这样做,然而说到过去,那么一时的过错,不足以损害平生的欢好;说到现在,那么八年之间,也随着教化的改变,反省自己凉薄,尚且没有细微小事的嫌疑,仰体察您的高明。为何还要记念旧日的恶怨?恳请观文公相公,亲疏不分在于所同,憎爱融合在于不存,冰炭般的矛盾,豁然在您至慈的指示下消散。桑榆晚景的收获,接着此事请图谋改过,我侧身等待,只听从您的命令。王安石用书信回复他说:“与您同心,却到了意见相异的地步,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同朝之中纷纷扰扰,只有您帮助我,那么我有什么遗憾于您呢?有人议论您,我不参与您的事,那么您有什么怨恨于我呢?开导劝谕的话重复详尽,看了令人怅然,过去在我身上的,确实没有细微小事值得怀疑,那么现在在您身上的,还有什么旧恶值得记念呢?然而您以壮烈之气,正当在圣明时代进取,而王安石我衰病渺小,将在山林中等待终老,趋向与舍弃的道路不同,那么互相温暖,不如互相遗忘更好。征召的命令可能在朝夕之间到来,只希望您好好吃饭,保重身体。”吕的书信送到,公反复翻阅说:“终究还是擅长写文章。”有人说王安石对吕为何过于宽容而不悔悟?他识人失误到了这种地步。我说:“这正显示出这位老人固执己见之处。”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从官,与东坡为侪辈,在杭则为交承。东坡入翰苑,林以启贺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后东坡谪惠州,林草制词,极其诋訾。云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亲,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尤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诧恩。市井不为,缙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辨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后矛盾若此。相传林草制时,投笔曰:“坏了一生名节。”以一时希意图进,而贻讥后世。权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辅国杀张后,《纲目》书杀。夫辅国以宦竖而杀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杀,杀者彼此相敌之谓也。若曹操之于献帝伏后,朱全忠之于昭宗何氏,皆以弑书,而此独书杀者,当灵武反正。上皇之迁西内,辅国与张后之谋也。肃宗之不如西内者,内惧张后,而外畏辅国,其受制于内外,则辅国与张后相表里也。故杀之云者,相敌之词,略其上下之辨,以归责于肃宗。见肃宗之信任辅国,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张子韶云:“人经患难,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经事人。良药有一服而可治终身之疾者,未为不幸。”虽然彼阅历惩创,困心衡虑得之瞑眩者之为幸。如柳子厚永州诸作,此正发于瞑眩之后,惜服之稍迟耳。乃若不胜摧挫折抑而陨,护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药力不足以胜之,为不幸矣。故患难一也,顾所以处之者何如耳?

  滕达道守巴陵日,修岳阳楼,楼成或赞其落成。滕曰:“说其落城,只须凭栏大恸数场耳。”夫放臣逐客,弃置远外,其憔悴无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韩文公《谏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监临,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贬潮州谢表,则欲论赞功德,作为歌诗,复自言负罪婴衅,怀痛穷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若以觊召还者。夫臣子处迁谪放逐,但当归命君父,安常顺时。唐颜鲁公赴谪,与子弟书曰:“岁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其平生忠义气节,所自守若此。唐德宗谕陆贽曰:“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何妨?”贽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能自窒乎?”或谓宣公不受则已,何必疏闻?似为卖直。夫以德宗之强明猜忌,以萧复为轻己,以姜公辅为卖直,贽数以直言劘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后,惟务聚敛,悦人言利,如日进月进。减吏禄,增常赋,贩鬻蔬果,故贽于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观其平日自谓上不负君父,下不负所学,似非出于卖直也。

  赐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余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对策略曰:“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列殿,花气纷纷,切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不得共此时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切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蛮氈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动,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亨此乐时,必曰:‘朔风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安能

译林希字子中,在元祐年间,担任从官,与苏轼是同辈,在杭州时则是交接的官员。苏轼进入翰林院,林希写启帖祝贺说:“父子凭借文章闻名于世,大概有扬雄、班固、司马相如的才华;兄弟凭借方正刚直考中科举,超越了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学问。”后来苏轼被贬到惠州,林希起草制词,极力诋毁他。说苏轼罪恶众多,按法律应当处死。先帝赦免而不杀,对苏轼的恩德已经很深厚了。我刚刚即位,政令出自权臣,他们援引苏轼兄弟作为自己的帮手,自以为得计,毫无悔改之心。如果讥讽我的过失,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竟然代替我说话,诬蔑诋毁先帝,违背父子亲情,损害君臣道义,连路上的行人都难以容忍。再看士人百姓,还有什么颜面?以至于勾结宦官,夸耀恩宠。市井之人不做这种事,士大夫共同以此为耻。还委屈常法,只对他降职罢黜。现在进言的人说苏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我不可赦免,宽恕你万死之罪,流放到远方,即使苏轼辩才足以掩饰错误,言辞足以迷惑众人,既然自己断绝了与君主和父亲的关系,又将怨恨谁呢?保全你剩余的性命,不要重犯过失,可以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同一个人,前后矛盾竟然如此。相传林希起草制词时,扔下笔说:“毁了一生的名节。”因为一时迎合意图进取,而招致后世的讥讽。权位能够改变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唐代李辅国杀害张皇后,《纲目》记载为“杀”。李辅国作为宦官杀害皇帝的皇后,这是弑逆的行为。而说“杀”,“杀”是指双方势均力敌互相敌对的意思。像曹操对待汉献帝和伏皇后,朱全忠对待唐昭宗和何皇后,都记载为“弑”,而这里唯独记载为“杀”,应当是因为灵武反正时,太上皇迁居西内,是李辅国与张皇后的谋划。肃宗不去西内,对内畏惧张皇后,对外害怕李辅国,他被内外所控制,那么李辅国与张皇后就是内外呼应。所以说“杀”,是双方敌对的措辞,略去上下尊卑的区别,将责任归于肃宗。看出肃宗信任李辅国,对上不能保护父亲,对己不能保护自身,对下不能保护妻子儿女,就像范太史所说的那样。

张子韶说:“人经历患难,固然不幸,但这也是因为不经事。良药有一服就能治愈终身疾病的,不算不幸。”虽然如此,那些经历挫折、困苦心志、思考谋划,在痛苦中领悟的人才是幸运的。像柳宗元在永州的作品,这正是发于痛苦领悟之后,可惜服药稍迟罢了。至于那些承受不住摧残挫折而陨落,改变常态陷入困境,从而失去正道的人,这又是药力不足以战胜疾病,是不幸了。所以患难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它。

滕达道守卫巴陵时,修建岳阳楼,楼建成后有人称赞他落成。滕达道说:“说它落成,只需要凭栏痛哭几场罢了。”那些被放逐的臣子,被弃置在远方,憔悴无聊,不能自我排遣的有之,何至于这样?韩愈的《谏佛骨表》说:“凡是有灾祸罪过,应当加在我身上。上天监视,我不怨恨后悔。”言辞切直。等到被贬潮州写谢表,则想要论赞功德,创作诗歌,又自称负罪获咎,怀着痛苦穷尽天际,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怜我,好像希望被召回一样。臣子处于迁谪放逐,只应当归命于君主父亲,安于常道顺应时势。唐代颜真卿赴任贬所,给子弟写信说:“年中因进言获罪。不能违背道义苟合时俗,成为千古罪人。”虽然被贬居远方,终身不以为耻。他平生的忠义气节,自我坚守就是这样。唐德宗告诉陆贽说:“你清廉谨慎太过,各道的馈赠,一概拒绝,恐怕事情不通畅。像鞭靴之类,接受又有什么妨碍?”陆贽上疏说:“鞭靴不止,必定会涉及金玉,眼见可欲之物,能自我抑制吗?”有人说宣公不接受罢了,何必上疏告知?似乎是卖弄正直。以唐德宗的强明猜忌,认为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卖弄正直,陆贽多次以直言切谏,不靠清廉谨慎怎么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应当如此自我表白。然而考察德宗自从奉天窘迫匮乏之后,只致力于聚敛,喜欢听人言利,如日进月进。削减官吏俸禄,增加常赋,贩卖蔬果,所以陆贽在这里或许借此寄托匡正拂逆之意。看他平日自称对上不负君父,对下不负所学,似乎不是出于卖弄正直。

赐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余人,及第出身有差别。张九成对策说:“祸乱的发生,是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希望陛下以刚大为心,不要急于因为惊忧而自我阻碍。”又说:“陛下的心,臣能够知道。正当春阳白天普照,行宫列殿,花气纷纷,深切想到陛下念及两宫在北,边尘沙漠,不能共享此时的和暖。这怎么安心呢?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深切想到陛下念及两宫在北,蛮毡拥蔽,不能共享此时的舒畅。这也怎么安心呢?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受此乐时,必定说:‘西风凄动,两宫能不担忧吗?’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受此乐时,必定说:‘朔风袤丈,两宫能不寒冷吗?’至于陈列水陆美味,饱食珍奇,必定投箸而起说:‘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习惯的。吃下去能咽得下吗?’居住在广厦,处在深宫,必定抚几而叹说:‘穹庐区脱,两宫必定难以居住。

枕乎?’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虏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礼,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思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清蛮怅以还二圣之车,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余杭凌景夏次之。吕颐浩言景夏之词,实胜九成,以景夏为第一。上曰:“九成对策,文虽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执事之人,无所回避,擢置首选,谁谓不然?右张横浦对策全文录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没高宗容言之善。

译枕头吗?”如今街巷中的普通人,都知道有父亲、兄长、妻子、儿女的天伦之乐,陛下虽然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因为金人的缘故,致使陛下冬天不能得到温暖,夏天不能得到清凉,晚上没有地方安寝,早晨没有地方问安,问安之礼,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中原百姓的急难,什么时候才能解救呢?日月交替,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呢?每逢岁时遇到事物而思考,圣心雷霆般严厉,天泪如雨般流淌,抚剑长叹,想要清除蛮夷的愤恨以迎回两位圣上的车驾,这就是臣之所以这样了解陛下的原因。”皇上被他的言论感动,提拔陈成为第一名。余杭人凌景夏排在第二位。吕颐浩说凌景夏的词赋,实际上胜过陈成,便以凌景夏为第一名。皇上说:“陈成的对策,文章虽然不是很工整,但上至我自己,下至所有办事的人,无所回避,提拔他为首选,谁说不是这样呢?”右边将张九成对策的全文抄录出来,彰显他敢于直言,以不埋没高宗皇帝容纳直言的美德。

胡端敏公,疏荐林见素俊,杨邃庵一清曰:“俊虽执古,而时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节,则真宋璟也。”一清虽谐俗,而士论或不之归,然其济变之才,则真姚崇也。其品骘人材,不以偏长求全若此。盖善用材者,譬之工师之用木,栋梁榱桷,各适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备。”

  给事中王昂疏论杨太宰一清,王虎谷云凤贻书杨曰:“山中屡闻忠谠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为人所传诵。不闻唐介初贬之时,潞公有此也。然介虽贬,未几而复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获还之青琐,则推荐超升,在执事笔端焉耳。他日秉史笔者,书此一行,岂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达近称贤相,然恶罗伦沦落以死,摈斥岳正坎坷终身,今文达之富贵安在哉?”一时快意可略也。前辈影样之多,后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视之严,史氏纪载之实,可畏也,一身极荣极富极贵可略也。每日光阴之易,去过者不可复补,百年岁月之无多,来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忧牛喘不问死人,史称其知大体。夫宰相之职,固在调燮,然所谓调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盖天道远,人道迩,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后天地之和应之。岂有杀人横道,莫之究问而别求所谓阴阳之和者乎?此汉儒解经之误。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余里,城中积粮数百万石。己巳之变,北虏南犯谍报欲据通州仓粮,朝议先焚仓廪。会周文襄公忱至京师,都御史陈僖敏公镒问计于周,周曰:“若如此,是贼未至而弃军实,非计也。盍若檄示在京官军旗校,预给一岁之粮,各令自支,则粮归京师,又免辇运之费,不数日贼至通州,无所获而去。”

  陈都御史镒字有戒,为人忠恕有容。正统初以副都御史镇陕西,久而民爱戴之。时王文为按察使,公知其廉,举以自代,已相继擢左都,王反欲挤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凡台官之巡苏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复以言胁公,公请老归。五年值王巡抚苏,不一访公。六年而公薨。王时已入内阁,凡公应得恩典,悉从抑损,例赠太保,止赠少保,谥拟忠肃,易以僖敏。后王竟致极刑,而僖敏平生福禄寿考令终。观此知天道不爽。

  天顺初,曹、石等以夺门功,干预国事。时李贤当国,深陈“夺门”二字之非,会法司奏石亨辈冒报升官者,俱合查究革职。贤言此辈一时冒滥,若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贴。故当时冒报升职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议欲追其支过俸粮者,贤复奏请并贷,兵书及左都御史缺,给事中张宁上章,欲以李秉为兵书,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视贤,贤曰:“言官荐人,但当言其可用,岂可预拟官职?宁易草以进。”竑得兵书,秉升掌院。其识大体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礼部,会户部尚书马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礼部议。岳言十岁一度,国版日耗,异端日繁,愚耗民赋,坐侵民食,宜严立科条,痛加裁革。文虹复言天下财力大耗,诸无所出,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诏下廷议,岳曰:“东南民力竭矣,又复重之,因而生变,咎将谁委?”议遂寝。霍文敏公韬为少宰日,上疏言苏松赋额太重,以松华亭一县言之,其粮额之数较之河间一郡九县犹多,大臣念切民艰,不以出位为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谓得大臣之体。

  国初尝遣王三保太监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贡,后刘忠宣公大夏为兵部,司官中贵献议欲遣使通西洋者。时项忠为兵部尚书,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项遣都吏检旧案于库内,忠宣已先检得,匿其籍,都吏检三日无所得,会言官交章谏阻,事遂寝。

  岁壬辰冬十月是编成,或问十月何以称阳月,答者曰:“十月纯阴,嫌于无阳,故以阳称。”余曰:“然则四月纯阳,又何以称?不观之乾凿度乎?”曰:“乾坤阴阳之主也,阳始于亥,生于子,形于丑。乾位在西北,阳据始也。阴始于

译胡端敏公上疏推荐林见素,杨邃庵(杨一清)说:“林见素虽然恪守古法,但时俗之人或许不喜欢他。然而他坚守正道的节操,确实是宋璟那样的人。”杨一清虽然迎合世俗,但士人的舆论或许不归附他,然而他处理变局的才能,确实是姚崇那样的人。他品评人才,不因为偏重某一方面而苛求完美,就像这样。大概善于用人的人,好比工匠使用木材,栋梁和椽子,各自适合其用途,所以说:“用人不要求他完美无缺。”

给事中王昂上疏弹劾杨太宰(杨一清),王虎谷(王云凤)写信给杨一清说:“山中多次听到忠直的正论,近来留下王昂的那道奏疏,尤其被人传诵。没听说唐介刚被贬谪时,吕公(吕夷简)有这样的举动。然而唐介虽然被贬,不久就恢复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现在王昂既然不能回到青琐门(指朝廷),那么推荐他越级升迁,就在您的笔端罢了。将来执笔修史的人,记下这一行字,难道不足以照耀千古吗!常常遗憾李文达(李贤)近来被称为贤相,然而他厌恶罗伦,使其沦落而死,排斥岳正,使其坎坷终身,现在李文达的富贵在哪里呢?”一时的痛快可以忽略不计。前辈榜样众多,后人对是非评判公正,令人敬畏;个人的私情可以忽略不计。天下人指指点点的审视严厉,史官记载真实,令人敬畏;个人极致的荣华富贵可以忽略不计。每日光阴容易流逝,过去的无法再弥补,百年岁月不多,未来的未必能追回,令人敬畏。

丙吉担忧牛喘气而不问死人,史书称赞他懂得大体。宰相的职责,固然在于调和阴阳,然而所谓调和,也在于修治人事。大概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必须人物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天地的和气才会应和。哪有杀人横尸道路,不去追究审问,却另外寻求所谓的阴阳和谐的呢?这是汉代儒生解释经书的错误。

通州距离京城以南四十多里,城中积粮数百万石。己巳之变时,北方虏寇南犯,谍报说他们想占据通州的仓粮,朝廷商议先焚烧粮仓。恰逢周文襄公(周忱)来到京师,都御史陈僖敏公(陈镒)向周忱问计,周忱说:“如果这样,是贼寇还没到就抛弃军需物资,不是好计策。何不发文告示在京的官军旗校,预先发放一年的粮食,各自让他们自行支取,那么粮食就归入京师,又免去了搬运的费用,没过几天贼寇到了通州,一无所获而离去。”

都御史陈镒字有戒,为人忠厚宽恕有包容心。正统初年以副都御史镇守陕西,时间久了百姓爱戴他。当时王文担任按察使,陈镒知道王文廉洁,举荐他代替自己,后来相继升任左都御史,王文反而想排挤陈镒,而陈镒资历在先,王文每次遇到陈镒,神情好像愤怒的样子。凡是巡视苏州的台官,王文私下命令他们窥探陈镒的家人子弟,陈镒知道却不计较。景泰三年两人同为太子太保,四年陈镒因病告假,王文又用言语胁迫陈镒,陈镒请求退休回家。五年正值王文巡抚苏州,一次也没有拜访陈镒。六年陈镒去世。王文当时已经进入内阁,凡是陈镒应得的恩典,全都加以抑制削减,按例应赠太保,只赠少保,谥号拟定为忠肃,改为僖敏。后来王文最终被处以极刑,而陈僖敏平生福禄寿考善终。观察这些就知道天道不会差错。

天顺初年,曹吉祥、石亨等人凭借夺门之功,干预国家大事。当时李贤主持国政,深切陈述“夺门”这两个字的错误,恰逢法司奏报石亨等人冒报升官的,都应当查究革职。李贤说这些人一时冒滥,如果朝廷允许他们自首免罪,事情才妥当。所以当时冒报升职的人,都得以自首改正。有人议论想要追回他们多支取的俸禄粮食,李贤又上奏请求一并宽贷,兵部尚书及左都御史空缺,给事中张宁上章,想任命李秉为兵部尚书,王竑掌管都察院,把奏章草稿给李贤看,李贤说:“言官推荐人,只应当说他们可用,怎么可以预先拟定官职?张宁改换奏章草稿后呈进。”王竑得到兵部尚书职位,李秉升任掌管都察院。他懂得大体就像这样。

倪文毅公(倪岳)在礼部任职,恰逢户部尚书马文〇上言多次度僧道不便,下交礼部商议。倪岳说十年一度,国家版籍日益损耗,异端日益繁多,愚民耗费赋税,坐吃民食,应当严格设立科条,大力裁革。马文虹又说天下财力大大耗费,诸无所出,苏松折粮银价低,应当稍微增加。诏令下交廷议,倪岳说:“东南民力已经枯竭了,又加重负担,因而产生变乱,罪责将归咎于谁?”议论于是停止。霍文敏公(霍韬)担任少宰时,上疏说苏松赋额太重,以松江华亭一县来说,它的粮额数量比起河间一郡九县还多,大臣深切念及民生艰难,不以外行干预为嫌,有所避忌,像这样可以说符合大臣的体统。

建国初期曾经派遣王三保太监出使西洋,所带回来的番邦方物进贡,后来刘忠宣公(刘大夏)担任兵部尚书,司官中有人献议想派遣使者通使西洋。当时项忠担任兵部尚书,一天圣旨下到部中,查西洋水路行程,项忠派遣都吏在库内检查旧案,刘忠宣已经先检查得到,藏匿了簿籍,都吏检查三天没有所得,恰逢言官交章谏阻,事情于是停止。

壬辰年冬十月这本书编成,有人问十月为什么称为阳月,回答说:“十月纯阴,嫌于没有阳气,所以用阳来称呼。”我说:“那么四月纯阳,又为什么称呼?没看过《乾凿度》吗?”回答说:“乾坤是阴阳的主宰,阳气始于亥,生于子,成形于丑。乾位在西北,阳气占据开始。阴气始于”

巳,生于午,形于未。坤位在西南,阴之正也。夫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十月建亥,亥为阳之始,故十月纯阴而称阳月,以阳根于阴,为之始也。凡草木发萌之始谓之黄,人始生之谓孩,皆取义于亥,可类推矣。”

译巳,生于午,形于未。坤位在西南,是阴的正位。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十月建亥,亥是阳气的开始,所以十月纯阴却称为阳月,因为阳气根植于阴中,以此作为开端。大凡草木萌芽的初始称为黄,人刚出生称为孩,都是从亥字取义,可以由此类推。

长水日抄

译长水每日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