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幸闽中尚冇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闽板或亡，则汉儒之学，几乎熄矣。
译用力虽未能完全领会儒家经典精微的旨意，但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宋代儒者关于人性天理的学说盛行，汉代儒者的学说几乎被废弃。然而其中有些内容是不能废弃的，如今仍能在《十三经注疏》中看到。幸好福建地区还存有这些刻本，喜好古学的人不可不加以考证。如果福建的刻本失传，那么汉代儒者的学问，就几乎断绝了。
余始读易，至《系辞传》，曰“大哉”。言乎“天地阴阳造化”之赜，尽在是矣。非圣人，孰能作之？而欧阳永叔以为非圣人作，何也？读至序卦、杂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见，而亦未敢为必然之论。读《淇水集》，彼亦疑之，谓有不合而强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周公爻辞，共为二篇，曰“正经”。孔子于正经之后，翼以十篇，曰“上彖传”、“下彖传”、“大彖传”、“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上、中、下”十篇。是为《十翼》。经自经，翼自翼，孔子不敢同于前圣也。自商瞿传至梁邱贺，曰“彖辞，所以释经，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郑康成又移《文言传》于乾坤二卦之后。王弼又移《彖传》于各爻之后。经三紊乱。既乱正经，又失十翼。非复《易》之旧矣。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盖秦火之后，易以卜筮独存，而十翼散在人间。汉文帝广《文学十翼》所存唯“彖、象、系辞、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书。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则二篇果非圣人作乎！胡一桂《翼传》又谓“圣人读易超然，意与易，会而为之辞，岂常人『寻行数墨』者比？”则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谓其“伪作，掇拾老佛医卜”之说，其信然乎？然其立论亦甚竒，谓“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观象而知吉凶。后世易道不传，圣人不得已，而有辞。学者一着于辞，便谓『易止于是』。于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画微旨。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注脚下盘旋。周孔犹谓之注脚，而况后世之纷纷乎？”今学者终年守传注，犹不能明易，而欲单观卦象，其亦难矣。
魏王彦问：闗朗以百年之数，筮得夬■之革■舍。
蓍叹曰：
当今，大运不过二传、五传。从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当大乱，祸始宫掖（革六二，以柔居中）。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强（尔朱荣）。臣主俱屠（庄帝杀尔朱荣，荣子复杀庄帝）。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髙欢、宇文泰。东西魏）。不战德而诈权，则旧者先亡（革故也。是以东魏先亡）。辛丑之岁，当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乱，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国也。己酉之岁，江东其危乎（开皇元年平陈）？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炀帝）。天下复乱，道不终，亡也，必有逹者兴焉（文中子）。其后，魏之乱自胡后始。尔朱荣、髙欢、宇文泰分覇，隋平陈。炀帝之世天下，大乱。皆如其占然。则左氏所载“周太史筮：陈敬仲知其后必将代齐。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怀惠之乱”，岂可谓诬乎！
《诗小序》。序，所以作者之义，而或与诗词不应。自宋以来，人多疑之，未敢尽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讽其诗而为之说卓”哉？其为见也。视古注，亦简切易晓，可谓有功于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诗，必自命题，借使亡焉。国史采之，亦必着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属？使今人为诗不自命题，则释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谁能得作者之心也。
毛郑泥于小序，宛转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说，独味诗之本旨。毛郑固多失，然去古未逺，其说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郑声滛”之说于郑卫之风，多指为滛奔。杨文悫公“守陈”谓“春秋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滛词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
如“风雨、鸡鸣、丘中有麻”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如此之类。姑从其旧，未为不可也。
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羙哉。渊乎忧而不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羙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译我起初研读《易经》，读到《系辞传》时，赞叹道：“伟大啊！”其中关于天地阴阳造化深奥的道理，都包含在这里了。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欧阳修（永叔）认为这不是圣人所作，为什么呢？当我读到《序卦》和《杂卦》时，心里便产生了怀疑。对于欧阳修的观点，我也不敢断定就是必然的真理。后来读了《淇水集》，作者也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其中有不合逻辑却强行贯通的地方。我因此考证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周公作爻辞，这三者合为两篇，称为“正经”。孔子在正经之后，辅佐以十篇，即“上彖传”、“下彖传”、“大彖传”、“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上、中、下”，共十篇。这就是《十翼》。经是经，翼是翼，孔子不敢与前代圣人混同。从商瞿传授到梁邱贺，说：“彖辞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于是将两篇彖传分别置于各卦之下。”郑玄（康成）又将《文言传》移至乾坤两卦之后。王弼又将《彖传》移至各爻之后。经文经过三次扰乱。既扰乱了正经，又失去了十翼的原貌，不再是《易经》的旧貌了。许多儒生都想校订恢复却未能做到，大概是因为秦朝焚书之后，《易经》因用于占卜而独自保存下来，而《十翼》散落在民间。汉文帝广泛搜集《文学》中的《十翼》，所保存的只有“彖、象、系辞、文言”，到了汉宣帝时，河上的一位女子挖掘坟墓得到了《易经》全书。呈献给皇帝。其中“说卦传”的中、下两篇污损毁坏，无法再辨认。于是《十翼》就丢失了两篇。后人用“序卦、杂卦”来补足，那么这两篇果真不是圣人所作吗！胡一桂在《翼传》中又说：“圣人读《易》超然物外，心意与《易》相契合而为之作辞，哪里是普通人‘逐字逐句’所能比拟的？”因此也不敢轻易怀疑。
《麻衣正易心法》共有四十二章。朱熹认为它是伪作，拼凑了老庄、佛教、医卜的说法，这可信吗？然而它的立论也非常奇特，说：“伏羲时代的易道不立文字，让天下人观察卦象就知道吉凶。后世易道失传，圣人不得已，才有了卦辞爻辞。学者一旦执着于文辞，便认为‘《易》只到此为止’。于是周公、孔子的学说孤立流行，人们不知道卦画中的微妙旨意。学习《易》的人，应当在伏羲的心地上驰骋，不要在周公、孔子的注脚下盘旋。周公、孔子尚且被称为注脚，何况后世那些纷纭杂多的解释呢？”现在的学者终年守着传注，尚且不能明白《易》理，想要单独观察卦象，这也太难了。
魏王彦问：闗朗以百年之数，筮得夬卦变革卦，舍去。
蓍叹说：
当今，大运不过传承两代、五代。从甲申年（魏宣武王元年）到戊申年，天下应当大乱，祸患始于后宫（革卦六二，以阴柔居中）。有藩镇大臣掌握政权，世人畏惧其强权（指尔朱荣）。君臣都被屠杀（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荣的儿子又杀了孝庄帝）。应当有两个英雄崛起，中原分裂（二雄：指九五、九三爻。高欢、宇文泰。东魏、西魏）。不靠德行而靠诈术权谋，那么旧的政权先灭亡（革除旧事物。所以东魏先亡）。辛丑年，应当有一位恭俭的君主从平民中兴起，统一天下，必定在西北。平定大乱，必定靠武力安定。北方，是用武之地。己酉年，江东危险吗（隋开皇元年平定陈朝）？晚年末路会出现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隋炀帝）。天下再次大乱，正道不能终了，灭亡，必定有通达的人兴起（指王通，号文中子）。后来，魏朝的动乱从胡太后开始。尔朱荣、高欢、宇文泰分霸，隋朝平定陈朝。隋炀帝时期天下大乱。都和他的占卜一样。那么左丘明在《左传》中记载的“周太史占卜：陈敬仲知道他的后代必将取代齐国。史苏占卜：晋国伯姬出嫁而引发怀侯、惠侯之乱”，难道可以说是诬蔑吗！
《诗经小序》。序，是用来阐明作者意图的，但有时与诗词内容不相符。自从宋代以来，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不敢完全摒弃，直到朱熹全部删去，“自讽其诗而为之说卓”哉？这是他的见解。与古代注疏相比，也简洁切要容易理解，可以说对《诗经》三百篇有功了。但是古人作诗，必定自己命题，即使题目失传。国史采集时，也必定注明出处。否则那个人离开已经千年，怎么知道细微的意图所指呢？如果现在的人作诗不自己命题，那么解释的人，说法各不相同，不知道究竟谁能得到作者的本心。
毛亨、郑玄拘泥于《小序》，曲折附会，多取言外之意。朱熹不拘泥于序说，独自体味诗的本旨。毛亨、郑玄固然多有失误，然而距离古代不远，他们的说法或许也有可取之处。自从朱熹以来，依据孔子“郑声淫”的说法，对郑、卫之风，多指责为淫奔。杨文悫公在《守陈》中说：“春秋时期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表明志向，如果都是淫词，肯引用来比喻自己吗？如果孔子意在垂示警戒，一、两篇就够了，何必取这么多呢？”
像“风雨、鸡鸣、丘中有麻”这类。《小序》认为是思念贤人。《木瓜》认为是报答恩德。《采葛》认为是畏惧谗言。《青青子衿》认为是讽刺学校废弛，像这类情况。姑且遵循旧说，也未尝不可。
季札观赏周乐，听到“卫”乐，说：“美啊。深沉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是卫国的风吧？”听到“郑”乐，说：“美啊。它的风格过于细碎，百姓不能忍受。这是最先灭亡的国家吧？”
乎？”郑卫多滛风，季子皆曰“羙哉。”且谓“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郑虽讥其细，亦不及于滛，何也？
译呢？”郑、卫两国多淫靡之风，季子却都说“真美啊”，并且说“康叔、武公的德行竟达到这样的境界”。郑国虽然被讥讽为琐碎，但也不至于淫靡，这是为什么呢？
季子观周乐。豳在齐之后，秦之前，今居风之末，岂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系之豳，逺矣哉！”
今五经，惟礼最繁乱，惜不一经。朱子绪正。朱子尝欲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从，诚千古之特见也。若士冠礼则附以冠义，士婚礼附以昏义，士相见礼附以士相见义，乡饮酒礼附以乡饮酒义，乡射礼附以乡射义，燕礼附以燕礼，大射礼附以大射义，聘礼附以聘义，公食大夫礼附以公食大夫义，觐礼附以朝事，如草庐，所附亦得矣。然其余有不可附者，亦无如之何？姑循其旧而释之，庶不失古之义。朱子晚年着《仪礼经传》：始“家礼”次“乡礼”次“学礼”次“邦国礼”次“王朝礼”。秩然有序，可举而行，然其间杂引“大戴礼、春秋内外传、新序、列女传、贾谊新书、孔丛子”之流杂合以成之，乃自为一书，非以释经也。至勉斋，续“丧祭二礼”。草庐纂言“割裂经文”。某亦未敢从也。
汉兴。髙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后刘歆欲列之学官，诸博士不肯置对而止。孔郑所引逸中“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草庐摭拾残缺，合为“逸经八篇”，其“投壶、奔丧礼”取之小戴，“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衅庙礼”取之大戴。“中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取之郑注。杂合以成之，亦爱礼存羊之意乎。
《大学》元文，今见古本礼记。郑玄为之注，依文释义，略通而已。缺文错简，亦不复识别，至程朱，始别为“纲领、三条目、八分传”以释之，粲然有伦，其义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传独亡，遂为千古之恨然。或以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节继以“知止能得”，又继以“听讼吾犹人”一节，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释格物致知之义，似亦可通，盖知“物之本末、始终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义也。而尤以知本为贵，与程子之义亦不相妨。朱传之说精矣。独以“听讼”一节为释“本末”，则可疑。“本末”非纲领、非条目、何以释为？且“本末”既释“始终”，独遗之耶？近世或谓“《大学》初无阙文，亦无错简，一依郑氏之旧，”则余不能知也。
史载“舜南廵，崩于苍梧之野，塟于九疑。”礼记亦云“舜塟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元次山尝谓“九疑深险。舜时年一百一十二岁，何为来此？”司马光亦云“虞舜倦勤。荐禹为天子，岂复南巡，逺渡湘水？”韩昌黎谓“《书》言『陟方乃死』，地势东南下，若苍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见卓矣。又谓“《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殁曰『陟』，而后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为死也。”语何赘耶？或谓『陟方』犹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赘。孟子谓“舜卒于鸣条，固当。以为正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去中原不逺。《家语 五帝徳》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塟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语》，谓“陈留县平邱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逺。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以《家语》『方岳』言之，《书》或遗『岳』字也。”其说足袪千古之惑。
《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规模大，节目详，有能举而行之，则治效可立致，而其间亦有可疑焉者：
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职也，而宫禁妇寺之属皆在，乃至兽人、▯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何琐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乃属之春官。
司徒。掌邦教。所谓教者，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员而已。其它六乡、六遂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市城，管钥门闗，”而谓之教，何哉？
职方氏、形方氏，邍师之属，岂得归之“司马、大小行人”之职？岂得归之秋官？
《司空》一篇已亡，汉儒
译季札观赏周朝的乐舞。《豳风》排在《齐风》之后、《秦风》之前，如今却位于《国风》的末尾，这难道不是孔子所修订确定的吗？文中子说：“把《豳风》附列在后面，距离本义太远了啊！”
如今五经之中，只有《礼》最为繁复杂乱，可惜没有统一为一部经。朱熹加以整理纠正。朱熹曾打算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与传相互对应，这确实是千古以来独到的见解。例如《士冠礼》就附带《冠义》，《士婚礼》附带《昏义》，《士相见礼》附带《士相见义》，《乡饮酒礼》附带《乡饮酒义》，《乡射礼》附带《乡射义》，《燕礼》附带《燕义》，《大射礼》附带《大射义》，《聘礼》附带《聘义》，《公食大夫礼》附带《公食大夫义》，《觐礼》附带《朝事义》，像吴澄（草庐先生）所附列的这些，也是恰当的。然而其余有些无法附列的，也无可奈何？暂且遵循旧本进行解释，或许不至于违背古义。朱熹晚年著《仪礼经传通解》：首先编排“家礼”，其次“乡礼”，其次“学礼”，其次“邦国礼”，其次“王朝礼”。井然有序，可以推行实行，然而其中杂引《大戴礼记》、《春秋》内外传、《新序》、《列女传》、《贾谊新书》、《孔丛子》之类的书籍杂合而成，于是自成一部书，并非用来解释《仪礼》经文。到了真德秀（勉斋先生），续补了“丧礼”和“祭礼”两篇。吴澄（草庐先生）的《纂言》割裂经文，我也不敢盲从。
汉朝兴起。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后来，鲁共王毁坏孔子故居，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将其呈献上去。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后来刘歆想将其列入学官教材，各位博士不肯应答，此事便作罢。孔颖达、郑玄所引用的《逸礼》中的《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目。唐朝初年尚存，各位儒生却不以为意，于是导致亡佚。吴澄（草庐先生）搜集残缺篇章，合并为《逸经》八篇，其中《投壶》、《奔丧礼》取自《小戴礼记》，《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衅庙礼》取自《大戴礼记》。《中溜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取自郑玄的注。杂合而成，这也是爱礼存羊的意思吧。
《大学》的原文，如今可见于古本《礼记》。郑玄为之作注，依照文义解释，大致通顺而已。对于缺文错简，也不再识别，直到程颐、朱熹，才分别划分为“纲领、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条理清晰，其义理精微。他们的功劳很大。可惜关于“致知格物”的传文独自亡佚，于是成为千古遗憾。有人认为并非亡佚。“物有本末”一节之后接着“知止能得”，又接着“听讼吾犹人”一节，最后总结说：“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就是解释格物致知的含义，似乎也可以讲通，因为知道“物的本末、始终而达到、能够获得的境地”，这就是格物的含义。而且尤其以知道根本为贵，与程颐的义理也不相冲突。朱熹传注的说法精妙。唯独把“听讼”一节作为解释“本末”，则令人怀疑。“本末”不是纲领，不是条目，怎么能这样解释呢？况且“本末”既然解释了“始终”，难道唯独遗漏它吗？近世有人称“《大学》最初就没有缺文，也没有错简，完全依照郑玄的旧本”，那么我就不能知道了。
史书记载：“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在九疑山。”《礼记》也说：“舜葬在苍梧之野，二妃没有跟随。”元结（次山）曾说：“九疑山深险。舜当时一百一十二岁，为什么要来这里？”司马光也说：“虞舜倦于勤政，推荐禹为天子，难道还会南巡，远渡湘水吗？”韩愈（昌黎）说：“《尚书》说‘陟方乃死’，地势东南低，如果是苍梧，就不能说‘陟方’了。”他们的见解卓越。又说：“《竹书纪年》凡是帝王去世都说‘陟’，然后说‘方’，才是死。所以表明‘陟’就是死的意思。”这话多么多余啊？有人说“陟方”犹如升遐。下面说“乃死”，也是多余。孟子说：“舜死于鸣条，本来恰当。认为正汤与桀在鸣条作战，那么距离中原不远。《家语·五帝德》篇说：‘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在那里。’吏侍何孟春注《家语》，说：‘陈留县平邱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距离鸣条不远。于是知道所谓的苍梧，不是九疑山的苍梧。根据《家语》‘方岳’来说，《尚书》或许遗漏了‘岳’字。’他的说法足以消除千古的疑惑。”
《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著作，规模宏大，细节详尽，有能够推行实行的，那么治国的成效可以立刻实现，然而其中也有可疑的地方：
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纠正百官，这是他的职责，然而宫禁中的妇女、宦官之类都在其中，甚至兽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等类，多么琐碎？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却归属于春官。
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所谓教化，师氏、司谏、司救，只有五六个人而已。其他六乡、六遂分别掌管郊野里巷的“征收财赋，管理市场城池，掌管门闩钥匙”，却称之为教化，为什么呢？
职方氏、形方氏，邍师之类，怎么能归属于“司马、大小行人”的职责？怎么能归属于秋官？
《司空》一篇已经亡佚，汉儒
未尝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则土地之图、人民之数，与夫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为司徒之职。』《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逺近，兴事任力。则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与夫起土役令赋之事，不宜为小司徒之职。』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
诚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从，何哉？曰乱经。
尝疑：
《周礼》皆经世大典，中间所载“夷隶掌与鸟言，貉隶掌与兽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蛊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则书『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二十八宿』之号；去夭鸟则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薫蠧虫蜃。炭以攻狸虫牡。蘜以瘖鼃黾。牡橭、午贯，象齿以杀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琐屑，而亦岂必尽可用耶？
及观越裳氏迷于归路，公为作指南车，朞年而至国。指南之针，阴阳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阳城土圭测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则减一寸，乃知圣人精义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谓多才多艺。孔子谓之“才之羙”。其谓是耶？
余少，则读《家语》。后阅它书，有云“事见《家语》”者，无之讶焉，而莫知所谓。一日阅《汉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乃知《家语》本有不同。徧索旧本不可得。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乃知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肃谓“《家语》皆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访问荅之语。弟子取其正实切事者为《论语》，其余集之为《家语》，属文下辞，颇有烦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优劣故也。汉初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故使“事同而辞异”。孔御谓“戴圣以曲礼不足，乃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后人见其文已见《礼记》，则除《家语》本篇。是为灭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则家语出诸弟子，固有不同。汉初则紊之。戴圣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经三紊乱，孔氏之旧，存者几何？幸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谓不可得而余偶得之，岂亦天之未丧斯文也欤？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余反复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说春秋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也。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岂非平日讲贯藴畜者在是？因为武帝置对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说耶？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流于灾异，汉儒之所不免也。独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词髙古，亦非近世所能为也。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軰，未尝致疑于此，独新安程太昌，以为非董氏本书，谓“《太平寰宇记》”。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语”，今亡之。其曰“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昌以为亡之，而今书具在，岂昌所见乃别本耶？抑未尝深考耶？若本传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也。
荀爽对策曰“今臣僣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盖亦指“繁露 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谓“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殆废矣。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每谓“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畨
译从未亡失过。只是混杂在五官之中罢了。《周官》说：“司空，掌管邦国的土地，安置四种百姓，适时利用地利。那么土地地图、人口数量，以及土会、土宜、土均、土圭的方法，不应当是司徒的职责。”《王制》说：“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估量土地远近，兴办事务任用劳力。那么规划土地并井田牧野，以及兴起土役征发赋税的事，不应当是小司徒的职责。”如果在五官之中，凡是掌管邦国居民的事务，都分属司空，那么五官各自得其职分，而冬官也完整且符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便鲜明完备无缺。
这确实是千古的一大快事。但我却不敢遵从，为什么呢？回答说：扰乱经典。
我曾怀疑：
《周礼》都是经世致用的大典，其中所载“夷隶掌管与鸟交谈，貉隶掌管与兽交谈，庶氏用嘉草攻杀毒蛊，蔟氏掌管覆盖夭鸟的巢穴”，书写“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二十八宿”的名号；驱除夭鸟则用“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在夜间射杀；又如“用莽草熏杀蠧虫蜃，用炭攻杀狸虫牡，用蘜使蛙黾失声，用牡橭、午贯、象齿来杀灭水虫之神。”为何如此琐碎，而且难道全都必定可用吗？
等到看到越裳氏迷失归路，周公为之制作指南车，一年后才到达本国。指南针，阴阳家至今使用，方位确立。又用阳城的土圭测量日影，从王城四面距离千里，就减少一寸，这才知道圣人精义入神竟有如此境界。周公自认为多才多艺。孔子称他为“才之美”。说的就是这个吧？
我年少时，就读《家语》。后来阅读其他书籍，有说“事见《家语》”的，却没有找到，感到惊讶，却不知所谓。一天阅读《汉艺文志》，记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这才知道《家语》本来就有不同。遍寻旧本不可得。一天，到书市，有《家语》题为“王肃注”的，阅读它，则今本所没有的多具备。这才知道今本是近世妄庸之人删削的。王肃说：“《家语》都是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询访问回答的话语。弟子选取其中正实切要的事编为《论语》，其余汇集为《家语》，修饰文辞，颇有烦琐而不切要的，是因为弟子才能有的优劣的缘故。汉初散落在民间，好事者有的各自凭意增删，所以使得‘事同而辞异’。孔御说：‘戴圣认为《曲礼》不足，于是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的书来补益它。后人见其文已见于《礼记》，就除去《家语》本篇。这是灭其源而存其末啊。’那么《家语》出自诸弟子，本来就有不同。汉初则扰乱它。戴圣又扰乱它。近世妄庸又扰乱它。经过三次紊乱，孔氏的旧貌，存留的有多少？幸而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的好古认为不可得而我偶然得到，难道也是上天未丧斯文吗？
《春秋繁露》十卷，世人多认为是伪书。我反复考证它，“玉杯、竹林、玉英”，直到“十指”，都解说春秋之事，宛然是公羊的义理，公羊的文辞。虽然有时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说是深于春秋的人。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的“任德不任刑”，一篇之中三次致意，难道不是平日讲贯蕴蓄在此？是因为为武帝置对而作篇吗？还是既已告知君主，又退而申衍其说吗？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然流于灾异，是汉儒所不免的。唯独为何怀疑仲舒呢？其文辞高古，也不是近世所能为的。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辈，未曾对此致疑，唯独新安程太昌，认为非董氏本书，说“《太平寰宇记》”。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语”，今已亡失。他说“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程昌认为亡失，而今书具在，难道程昌所见乃别本吗？还是未曾深考呢？若本传说“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许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
荀爽对策说：“今臣僭越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大概也是指“繁露度制篇”吧。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人说：“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如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几乎废弛了。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常说：“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
之语，其亦有激也。而独喜作诗谓“吟咏性情，乃所不废”，至今称道学者多宗之。嘉鱼李承箕徒歩万里，从之逰，不闻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诣不知果何如也。
译这话，大概也有激愤的成分。但他唯独喜欢写诗，说“吟咏性情，是不废弃的”，至今称道他的学者大多推崇他。嘉鱼人李承箕步行万里，跟随他游历，没听说有什么具体的指点传授。他身心的修养境界，不知究竟如何。
程、朱之学，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夺志”，史文成诵。至于书札，皆以为以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厯律、度数，无不究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词韩文，亦皆注释，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虽叅同契、阴符经之类亦注之，亦好竒矣。视程子得无异乎？然“通天地人”之谓儒。朱子有焉。
○国猷
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鳯林为之闗。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闗，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垲。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覇不得不覇”之地，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
自古无有都汴者。张仪谓“其地四通辐辏，固战场也。”魏本都安邑，为秦侵蚀，不得已东徙大梁，其后秦使王贲引河灌城。王假就虏，一国为鱼。朱全忠簒唐，居汴不过五六年，唐庄宗伐之，其祸甚于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长驱，少帝就执。视朱氏，又酷焉。宋祖开基，不此之鉴，遂有靖康之祸。固谋之不善，亦地势然也。宋之失计，未有甚于都汴者也。当时，燕蓟沦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国与外夷杂此土以处也。犹不思峻溪山之防为之限，一旦长驱而来，何以御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冦，朝议仓皇思为避敌之计。寇凖力主亲征，却之。然犹增岁币数十万。庆厯中，又有无厌之求。富弼以强词折之，然亦增岁币数十万而泰然。遂以为无事矣。靖康复来。又欲祖，故知而与之和，括京城内外金，犹未能满其欲，遂为席卷而去二帝，死于五国城，而中原遂非其有矣。初，艺祖欲都洛阳，太宗沮之。艺祖曰“未也。且欲都闗中，据天下之上游。”至哉见也。使当时从之，岂有靖康之祸哉？宋世诸名臣亦皆狃于治安，未有为无疆之虑者，惟范文正屡言之，谓“西洛，帝王之宅，负闗河之固，宜以朝陵为名，渐营兵，食陜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后又请修京城，谓“天有九闗，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设险，以安万国。”其为虑逺矣。使当时从之，安有靖康之祸哉？或曰“国家兴废，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陈希夷预言之矣。希文之策奚为？”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国家不言天数。茍以天数为言，则人事皆废矣。况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会为之乎？
英宗北狩蒙尘，敌人悔过，旋奉驾归，此自古之所无也。固国家国势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机会。是时郕王监国，不欲急君，边人谢之曰“中国有主矣”。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所以汲汲来归，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
鲁成公时，晋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晋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郑伯归。
赵王武臣为燕所得。张耳、陈余使徃，輙杀之，欲分赵地半。有厮养卒诣燕壁，问燕将曰“君知张耳、陈余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耳、余、武臣，皆一时豪杰，姑以少长，先立武臣，此两人者亦欲分赵而王，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杀之，两人分赵自立，左提右挈，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养卒御赵王而归，此亦公孙申之意也。惜乎宋髙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诚非我朝所及，而其谋国之疎，则不及我朝逺甚。当靖康之变，尼玛哈以孤军深入。为宋谋者，
译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学问，本质上是同一源流。程子认为“凡是各种玩赏喜好都会夺去人的志向”，对史书文章能熟读成诵。至于书信往来，他都认为是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历法、律度，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仍然喜欢写文章，擅长诗歌，擅长书法，像《楚辞》、韩愈的文章，也都加以注释，甚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也都通晓，连《参同契》、《阴符经》之类的书也加以注释，这也算是喜好奇事了。与程子相比，难道没有差异吗？然而，“通晓天、地、人”的才叫儒者。朱子具备这一点。
○国猷
自古以来，中原太平无事时就定都于黄河以南。中原多事时就定都于长江以南。这是自然的形势。从成周以来，黄河以南的都城，只有长安、洛阳。长江以南的都城，只有建康。其次则有襄阳、邓州。唐代朱朴的议论说：“襄阳、邓州的西边，夷漫数百里。它的东边，则有汉水、凤林作为关隘。南边则有菊潭环绕曲折而流入汉水，西边有上洛重山的险阻，北边有白崖连绵。确实是形势险要的地方，肥沃平坦的墟地。如果广泛疏浚河渠，漕运天下物资，可以使大军聚集。这是建都的最佳选择。”虽然如此。但都没有比得上燕蓟地区的形势。太行山盘曲，自西向北延伸，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等关隘，北边俯瞰沙漠，南边连接江淮，土地深厚、水深流长、广阔高爽干燥。那里的人沉稳勇猛。杜牧所说的“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的地方，难道不是上天遗留其优胜之地来赐予我朝万世帝王的基业吗？
自古以来没有定都于汴京的。张仪说：“那个地方四通八达，本来就是战场。”魏国原本定都安邑，被秦国侵蚀，不得已向东迁徙到大梁，后来秦国派王贲引河水灌城。王假被俘虏，整个国家沦为鱼鳖。朱全忠篡夺唐朝，居住在汴京不过五六年，唐庄宗讨伐他，他的灾祸比王假还严重。石敬瑭因袭其后，耶律长驱直入，少帝被俘。与朱氏相比，又更残酷了。宋太祖开创基业，不以此为鉴，于是有了靖康之祸。这固然是谋划不善，也是地势使然。宋朝失策，没有比定都汴京更严重的了。当时，燕蓟沦陷于契丹，不能收复。这是中原与外夷杂处在这块土地上。尚且不考虑修筑高峻的山川防线作为界限，一旦敌人长驱直入，凭借什么抵御呢？所以在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议论仓皇，想着躲避敌人的计策。寇准极力主张亲自出征，击退了敌人。然而还是增加了数十万的岁币。庆历年间，又有贪得无厌的要求。富弼用强硬的话驳斥了他，然而也增加了数十万的岁币才安然无事。于是认为没有战事了。靖康年间又再次来犯。又想效法旧例，知道后与他和谈，搜刮京城内外的金银，还未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席卷而去，两位皇帝被俘，死在五国城，而中原就不再属于他们了。起初，宋太祖想定都洛阳，宋太宗阻止他。宋太祖说：“还不行。暂且想定都关中，占据天下的上游。”多么高远的见识啊。如果当时听从了他，难道会有靖康之祸吗？宋朝各位名臣也都习惯于治安，没有为长远做打算的，只有范仲淹屡次进言，说：“西洛，是帝王的宅邸，背靠关河的坚固，应该以朝拜陵墓为名，逐渐经营兵力，陕西有余粮，可以运下来。东路有余粮，可以运上去。太平时期就居住在东京这个通济之地，以便治理天下。危急困难时就居住在西洛这个险固的宅邸，以守卫中原。”后来他又请求修筑京城，说：“天有九关，天帝居住在九重。王者效法天设险，以安定万国。”他的考虑深远啊。如果当时听从了他，怎么会有靖康之祸呢？有人说：“国家的兴废，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陈希夷已经预言了。范仲淹的策略有什么用？”我说：“不对。”君主和宰相不谈天命，国家不谈天数。如果以天数为借口，那么人事就都废弛了。何况陈希夷的话，怎么知道不是好事者附会而成的呢？
英宗北狩蒙尘，敌人悔过，随即奉还车驾归来，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固然是国家国势强大，也是人事有以中其机会。这时郕王监国，不急于迎回君主，边人感谢他说：“中国有主了。”敌人抱着空人质而背负不义之名于天下，所以急切地来归还，这大概是符合郑国公孙申的谋略。
鲁成公时，晋国拘捕了郑伯。公孙申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作为将要改立君主的样子，晋国一定会归还君主。”所以郑国人包围许国，向晋国显示不急于迎回君主。晋国栾武子说：“郑国人立君主，我拘捕一个人。有什么益处？不如讨伐郑国而归还他们的君主以求和解。”于是诸侯讨伐郑国，郑伯被归还。
赵王武臣被燕国所得。张耳、陈余派人前往，辄被杀害，想要分割赵地一半。有个厮养卒到燕军壁垒，问燕将说：“您知道张耳、陈余想要什么吗？”燕将说：“想要得到他们的王罢了。”厮养卒笑着说：“您不知道这两个人想要的。”张耳、陈余、武臣，都是一时的豪杰，暂且因为少长，先立武臣，这两个人也想分割赵国而称王，名义上是求王，实际上是想要燕国杀死他。杀死他，两人分割赵国自立，左提右挈，消灭燕国容易了。燕将认为是对的。厮养卒护送赵王归来，这也是公孙申的意思。可惜宋高宗不知道出此计策。
宋朝的人才，确实不是我朝所能赶上的，而其谋划国家的疏漏，则不及我朝远甚。当靖康之变，尼玛哈以孤军深入。为宋朝谋划的人，
但当坚壁清野，勿与战，絶其归路，断其饷道，内用李纲，外用种师道，俟天下勤王之师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战，则尼玛哈可擒，何乃遽自张皇，不敢发一矢，二帝自幸其营为金人席卷而去。诚可恨也，诚可笑也。
译只应当坚守城墙、清理郊野，不与敌军交战，断绝他们的归路，切断他们的粮道，对内任用李纲，对外任用种师道，等待天下勤王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聚集，敌军连自救都来不及，只需一战，尼玛哈就可以被擒获，为何却突然惊慌失措，不敢发射一支箭，两位皇帝亲自前往军营，却被金人席卷而去。这确实令人愤恨，也确实令人可笑。
为人臣者，莫难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论三代之礼，有所因，有所损益。易谓“穷则变，变则通。”董子谓“更化则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间，时变不同，小过不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黙、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矣。
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其法严矣。汉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犹付之一时公议。谥不应议，（议）则愽士驳正之，犹为近古。本朝之谥，有羙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羙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谥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议。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或以好恶叅其间，又不闻有驳正之者，于乎何以服天下，信后世哉！
○官制
余尝患“古今官制纷纭，漫无统纪。”读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说，增损之，使后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易易知也。秦汉而下，何其纷纷乎？盖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一说汉武帝游晏后庭，尚书始重）。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疎外矣（宣帝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奏事，不闗尚书。其后奏封事，輙下中书令，不闗尚书，则西汉时中书已重于尚书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其后合中书门下为一，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故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宻，叅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宻使为腹心之臣，日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枢宻使掌武事，谓之“二府”。
周，冡宰无所不统。汉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令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其后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郡国举秀才亷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属。光禄勲、光禄勲诠（铨？）第郎吏，出为它官，以补员缺。是时未属尚书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郡国二千石，盖选曹之所始也。光武诏三公等各举茂才亷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令掌之。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八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为相。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为将军。
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茍疑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以卑亢尊，如盐铁议是也。呼韩欵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议，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勲。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故当时以为荣。髙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
译做臣子的，没有比承担怨恨更难的了。不能承担天下的怨恨，就不能成就天下的事业。孔子论述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有沿袭的，也有增减变动的。《易经》说：“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董仲舒说：“变革教化就可以实现善治。”祖宗留下的好法度，百代遵守是可以的。但其中，时势变迁不同，稍有不足或过度，加以增补或削减，使之符合时宜，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宋代王安石变法，逐渐导致大乱，后世将其视为大戒。稍微有所改革，众人就起来非议说：“又是一个王安石。”稍微有所增减，就说：“又是一个王安石。”于是大家竞相因循守旧。沉默不语、不敢稍出意见、议论不才的人，得以自保容身。有才能的人也无从展现自己，只能支撑倾颓、弥补漏洞，看着天下败坏却不敢作为。在这个时候，毅然敢于承担怨恨而不畏惧的人，也是很难得了。
周公制定谥法，即使是臣子对君父，也不得私自评定。这是为了向万世展示公正。它的法度很严格。汉代、晋代以后，虽然已经失掉古意，但还是交给当时的公众舆论评定。谥号如果不合适，博士就驳斥纠正，还接近古法。本朝的谥号，只有褒美没有贬恶，所谓“谥号，只是作为褒美的工具罢了”。官职出自翰林的，都能得到“文”的谥号。谥号不依据人而依据官职，已经不免受到外界非议。确定谥号出自执笔的一两个人，有时夹杂个人好恶，又没听说有驳斥纠正的人，唉，这样怎么能使天下信服，让后世相信呢！
○官制
我曾经忧虑“古今官制纷繁杂乱，漫无头绪”。读司马光的文集，其中的沿革，似乎可以考证而知。依据他的说法，加以增删，使后来的人有所考证。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单易懂。秦汉以后，为什么如此纷繁呢？大概西汉以“丞相统领百官，而九卿分管天下”事务。光武帝中兴，亲自处理庶务，事务归于台阁，尚书开始重要，而西汉的公卿，渐渐失去职权了（一说汉武帝游宴后宫，尚书开始重要）。魏武帝辅佐汉朝，初建魏国，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但也未废除尚书。然而中书亲近而尚书疏远了（宣帝时，霍山统领尚书，皇上让吏民奏事，不经过尚书。其后奏封事，都下达中书令，不经过尚书，那么西汉时中书已经重于尚书了）。东晋以后，天子因为侍中常在左右，多参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省而中书权开始分散了。唐初，开始合并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后来合并中书门下为一，所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又设置政事堂，大概因为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每日有争论，所以两省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年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从此到宋代，没有人能改变。唐末，诸司使都由内臣统领，枢密使参与朝政，开始与宰相分权了。到了五代，改用士人做枢密使作为腹心之臣，每日议论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于是让宰相主管文事，枢密使掌管武事，称为“二府”。
周代，冡宰无所不统。汉代开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后来九卿掌权，丞相只是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是郡国举荐秀才廉吏，贡于朝廷，多拜为郎，居三署，有时多达千人。光禄勋，光禄勋铨第郎吏，出为其他官职，以补员缺。这时未属尚书。成帝初，设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管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管郡国二千石，大概是选曹的开始。光武帝诏令三公等各举茂才廉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那时选举，在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在朝廷，属吏曹，尚书令掌管。
汉代。初入仕者不限年龄，如刘向、陈咸，以八十岁为郎。刘辟疆八十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岁为相。贡禹八十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岁为将军。
汉代设置大夫，专掌议论事。如果疑难未决，集合中朝之士杂议。从两府大臣，下到博士议郎，都能议论。不嫌以卑下对抗尊贵，如盐铁议就是。呼韩邪单于款塞，卒用郎中侯应的策略，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所以说“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现在的制度也议论，但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等。此外，又有勋官、散官。勋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制，必须斩首执俘，然后赐勋。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所以当时以为荣。高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开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
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至有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或以大将军吿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于军校，衣紫执象，被于胥史，名器之滥，极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辩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自余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勲爵邑，徒为烦。文人不复贵，所以鼓舞。群伦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又迁徙去来，尝无虚日。
译士人，于是将职事官一并通用，作为赏赐将帅的手段。出征的人都被给予空名的告身，从开府仪同三司到郎将，允许在临事时填写姓名，甚至有异姓王爵的，于是金银布帛变得贵重而官爵变得轻贱，有人甚至用大将军的告身，仅仅换得一次醉饮。五代时期等级秩序更加混乱。三公、宰相这样的高位，施加于军校身上；穿紫袍、持象牙笏板的尊贵服饰，披在胥吏身上，名器滥用的情况，到了极点。宋朝承袭五代的弊端，不能加以厘正，所以台省、寺监、卫率等官职，只用来辨别班列的高低，规定俸禄的厚薄，大多没有实际的职事。那所谓的“官”，就是古代的爵位。所谓的“差遣”，就是古代的官职。所谓的“职”，就是古代的加官。其余的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勋爵邑，只是徒增烦扰。文人不复被尊贵，所以用来鼓舞。世人所说的“官”、“差遣”、“职”罢了。又官吏的迁调往来，常常没有空闲的日子。
唐。六部尚书皆属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拟周之六卿，过矣。唐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为丞相，然皆秦汉之所轻，魏晋以来反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勲，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阶髙者；亦有勲阶卑而官爵髙者。宋朝列衔，凡阶髙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髙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勲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颜鲁公谓“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髙卑。会燕合，依次序。” 然则，唐之勋官，惟以定荫而已。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
唐制。尚书省有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尝为令后不复设仆射“犹今之尚书也”、左右丞“犹今之侍郎也”。六曹尚书，乃若今诸司乎而实不同。颜鲁公与仆射郭英乂书谓“兴道之会，独八座。尚书欲令下座。”意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今，三廰齐列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观此则知，尚书与令仆同为八座也。然英乂于公堂独咄尚伯，则仆射之尊大亦可见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羣官，皆称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虽茶酒亦称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者，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又学士院北扉，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宋制，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吏双引至阁门，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欧阳公初以选，人为馆职，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歩行学士。然则，唐宋禁中，亦许乘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过者，皆下马，虽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无专职。台省寺监无定员，类以它官主判。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给舍不领本职。諌议无言责。起居不注记。司諌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諌诤。其官人之别，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不以“勲阶爵邑”为轻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丰间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余应试，率皆一时赫然有名中外，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髙科。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
国家之制，革中书升六部，初亦疑之，谓“自古，岂有无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观宋，南渡专任贼桧，以杀忠良。其后韩侂胄、史弥逺、贾似道，相继盗政。羣小又从而附和之，日入于败乱而不知，非以权重故耶？则今日去之，不为过也。
我朝六部之设，仿周制六典，最为简要有体，然其名犹袭唐宋之旧。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谓“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是也。今中书省已去，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门下省已去，特存给事中，虽七品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乃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盖即仆射之类也。中书尚书名与古同，其实异矣。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于诗歌者多矣。国朝翰林院，设于长安门外，
译唐代，六部尚书都隶属于尚书令。左右仆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一的长官。光宅年间，用仆射来比拟周代的六卿，这就过分了。唐代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作为丞相，然而这些职位在秦汉时期地位并不显赫，自魏晋以来反而成为重任。唐代沿袭了这种制度，所以名分并不端正。
唐代的制度有勋官、有散阶、有职事官、有爵位。爵位用来确定尊卑，职事官用来区分职务，散阶用来叙录劳绩，勋官用来叙录功劳，这四个方面互不混淆。有职事官地位低而勋阶高的；也有勋阶低而职事官和爵位高的。宋代排列官衔，凡是散阶高而职事官低的，就称“行”；散阶低而职事官高的，就称“守”。职事官与散阶等级相同，就不加“行、守”二字。现在的制度，只以职事官作为定级标准。担任这个职事官，那么勋阶就随之相同，不再有叙录劳绩、叙录功劳的意义了。颜鲁公说：“鱼军容的散阶，虽然是开府仪同三司，但职事官只是监门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都是勋官，用来荫庇子孙，就有高低之分。在宴会合聚时，按次序排列。”既然如此，唐代的勋官，只是用来确定荫庇资格罢了。
开府仪同三司，意思是“设置府署征辟属吏”，礼仪等同于三公。
唐代制度，尚书省有尚书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曾经担任过尚书令，后来不再设置尚书令，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尚书”，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侍郎”。六曹尚书，似乎相当于现在各司的长官，但实际上并不相同。颜鲁公给仆射郭英乂的信中说：“兴道会的聚会，只有八座（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参加。尚书想要让仆射坐在下座。”意思是认为尚书与仆射的关系，就像州佐与县令的关系吗？现在，三司并列明确，不同于刺史，况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都是正三品，又不是隔品致敬的那类情况。观察这些就可以知道，尚书与尚书令、仆射同为八座。然而郭英乂在公堂上独自呵斥尚书，那么仆射的尊贵显赫也可以看出来了。
唐代的翰林院在宫禁之中，是君主闲居的地方。玉堂、承明、金銮殿，都在其中。应当供奉的人，从学士以下，工匠技艺等各类官员，都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即使是茶酒也称作翰林司。唐代制度，从宰相以下，初次任命都没有宣召的礼仪。只有学士有宣召，大概是因为学士院在宫禁之中，如果没有内臣宣召，没有理由能够进入。又因为学士院的北门，因为它在浴堂的南边，便于应召。宋代制度，学士初次拜官，从东华门进入，到左承天门下马。吏员两人引导到阁门，这也是唐代的旧例。又宋代制度，被选拔的人不得骑马进入宫门。欧阳修当初以被选拔的人身份担任馆职，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舍。当时，被称为步行学士。既然如此，那么唐宋宫禁之中，也是允许骑马的。又，况且有引导道路的人吗？现在的制度，从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经过的人，都要下马，即使是宰相大臣也是这样。
宋代初期，承袭五代旧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没有专职。台、省、寺、监没有固定员额，大都由其他官员主管判理。三省长官不参与朝政。六曹不处理本职事务。给事中、中书舍人不统领本职。谏议大夫没有谏诤的责任。起居郎不记录言行。司谏、正言，如果没有特别旨意供职，也不承担谏诤任务。官员的区别，有官、有职，通过差遣来进入台阁。禁中随从是显贵的官职。不以官职的升迁快慢为荣或滞。以“差遣重要且繁剧”为显贵的途径，不以“勋阶爵邑”为轻重。名分不端正，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直到元丰年间，才开始依据唐代《六典》确定官制。
宋代时，两制（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都是文学名扬天下的人才才符合选拔条件。即使是一甲前三名，也先出任地方知州，然后召回考试，想要他们了解民间事务。其余应试的人，大都是当时在朝廷内外赫赫有名的人，所谓的“制科”就是如此。所以，文学之士不至于被遗弃。又因为了解民间的利弊，因为他们曾在地方任职。本朝的翰林、侍从也是两制之类，大都是用高科出身的人。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最终不出任地方官。庶吉士，每科有的选有的不选，留下的人有的多有的少，国家的本意，原本是想让他们积累学问、研习文章，作为日后公卿的储备人才。既然入选了，自然可以坐享清要职位，不再苦心学习。又不了解民间事务，以文学闻名的人，不再能参与选拔，被遗弃的人才很多，所以不如制科那样得当。制科实行，人人自我奋发学习，以求得到上级的赏识，不需要督促责备了。
本朝的制度，废除中书省，提升六部，起初也有人怀疑，说：“自古以来，难道没有宰相而能治理好国家的吗？”等到观察宋代，南宋专门任用奸臣秦桧，杀害忠良。其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窃取政权。群小又从而附和，日益陷入败乱而不自知，不是因为权力太重吗？那么今天废除宰相，也不算过分。
我朝六部的设置，仿照周代《六典》，最为简要有条理，然而其名号仍然沿袭唐宋的旧制。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现在中书省已经废除，只保留中书舍人，作为七品官职，只是书写文书罢了。门下省已经废除，只保留给事中，虽然是七品却有封驳的权力。尚书省不再设置尚书令、仆射，于是提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级为二品，大概就是仆射之类。中书、尚书的名称与古代相同，但实际意义已经不同了。
唐宋时期的翰林，是极为深严的地方，在诗歌中多有体现。本朝翰林院，设置在长安门外，
为斋宿委积之所。内有东阁，众学士聚焉，为朝退会揖之地。史馆为讲读，史官所聚集，皆无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设十馆于东角门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严，未之见也。唯文渊阁，政本所自出，号为深严，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虽非复唐宋之深严，然非文学之臣不预，无复“工伎茶酒医官”，杂流跬歩。卿相视唐宋为重矣。
译作为斋戒住宿、储备物资的地方。里面有东阁，众学士聚集在那里，是朝会结束后聚会作揖的地方。史馆是讲读之所，史官聚集于此，都没有固定的公座，到了修史的日子，才在东角门右边临时设置十馆，事情结束后就撤去，想要像古代那样深邃严密，是没有见过的。只有文渊阁，是政令根本产生的地方，号称深邃严密，它大概相当于古代的翰林院吧？现在的翰林院在外朝，虽然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深邃严密，然而不是文学之臣不参与，不再有“工匠、乐伎、茶酒、医官”等杂流人员随意走动。卿相看待翰林院，比唐宋时期更为重视了。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宻。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宻文书，一小匣在几上，钥之而不合。大学士暮出，钥其门，匙悬门上，恐禁中不时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覸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又传，一日过城上，瞰阁老何为。曰“方对奕。”“何不闻落子声？”曰“棊以纸上咲。”曰“何陋也！”明日赐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阁中。又内阁庭中花台上有芍药三本，相传亦宣宗时植，至今盛开。
内阁不设公座，惟东西两凳相对耳。天顺初，李文逹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宪力沮之，谓“宣宗尝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谓“禁中无南面坐”。李曰“东边会食，曷为南面？”彭又沮之会内，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监至，亦惟东西向。正德初，刘瑾权重西涯，欲尊之，特设一榻于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监至迎之止花台，送之止中门，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阁，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谨。是后，不知何如也。
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翰林院故事。经筵初开，讲读、侍从官皆有白金文绮之赐。史成进御，亦进秩加赏。或纂修功多及书成，以事故去，则不沾恩数；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劳勚，偶值书成，亦得沾恩数。故有“经筵头，修书尾”之说。
予在翰林，与陆亷伯语及杨文贞。亷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何为？”亷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厯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亷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嘉靖初元，言路大开，谏官纷然争言利害，有谓“文贞居忧，谋夺情起复，遂以丝纶簿奉振。”不知文贞晚年归省墓，未尝居忧也。甚者又谓“文渊阁印亦为司礼监所夺。请追还之。”诏问“印与丝纶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来追理还之。”言者伏罪乃已。
国家“正旦、冬至”圣节，凡大朝会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宫习仪或灵济宫，唯翰林独否。相传，宣庙一日召翰林不至，上问故，左右对以“徃习仪所”。上曰“翰林终日侍朕侧，尚何习为，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复习。相传以为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逻人诇察诸司不法。是日，学士王献、检讨张泰，方在途投谒，逻人执之。以故事对诏以问内阁时，万安刘煦、刘吉不能执奏。乃云有故事，而考诸故典，不见献、泰。虽免罪，而翰林不习仪之典遂废，惟内阁与东西两房至今不习，盖“宣庙之命史官”失于纪载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逺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势清切，然品卑禄薄。
译文渊阁位于奉天殿东庑的东侧，文华殿的前方。前面正对着皇城，深处严禁而严密。百官不敢仰望，吏役也不敢到达那里。阁中奔走侍奉使唤的，只有厨房的役夫，这是为了防止泄露机密。机密的文书，一个小匣子放在案几上，上了锁却并不扣合。大学士傍晚出来，锁上门，钥匙挂在门上，是担心宫中不时有宣召索取。旧例宫中不得生火做饭，即使是阁老也在外面吃饭。相传，宣宗有一天经过城墙，让内侍窥探阁老在做什么。回答说：“正在外面吃饭。”宣宗说：“为什么不在宫内吃饭？”回答说：“宫中不得生火。”宣宗指着庭院中的空地说：“这里难道不能设置厨房吗？”现在做饭的地方就是这里。从此得以在中堂会餐。又相传，有一天经过城上，俯瞰阁老在做什么。回答说：“正在下棋。”“怎么听不到落子的声音？”回答说：“棋子是用纸画的。”宣宗说：“多么简陋啊！”第二天赐给一副象牙棋子，至今收藏在阁中。又内阁庭院中的花台上有三株芍药，相传也是宣宗时种植的，至今盛开。
内阁不设公座，只有东西两张凳子相对而已。天顺初年，李文达从吏部进入内阁，想要端正南向的座位，彭文宪极力阻止，说：“宣宗曾经在此御座。”李说：“事情过去很久了。”彭又说：“宫中没有南面而坐的。”李说：“东边会餐，为什么南面而坐？”彭又阻止，在内廷送孔子圣像置于中间，事情才停止。司礼太监到来，也只东西向。正德初年，刘瑾权重于西涯，想要尊崇他，特意在凳子上设了一张榻，也不敢正坐。旧例太监到来迎接只在花台，送别只到中门，都有定限。我刚进入内阁，西涯以此告知说：“这是定例。不可失掉。”我等遵守得非常谨慎。此后，不知怎么样了。
刘瑾，虽然专权，但是不太懂得文义，只是利口罢了。中外奏疏的处理，也没有不送给内阁的，只是执笔的人，自己观望。奏本到来，先问这件事应当怎么说、那件事应当怎么说，都预先探察刘瑾的意思去做。有事体重大的，让堂后官到河下询问，然后下笔，所以刘瑾更加放肆。假如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那么他，也不敢大肆作恶了。
翰林院的旧例。经筵刚开始，讲读、侍从官都有白金、文绮的赏赐。史书完成进呈御览，也进升官秩加赏。有的纂修功劳多以及书成，因为事故离去，就不沾恩数；有的先前因为事故离去，不效劳劳苦，偶尔正值书成，也得以沾恩数。所以有“经筵头，修书尾”的说法。
我在翰林，与陆廉伯谈到杨文贞。廉伯说：“文贞是功劳之首，罪行之魁。”我问：“为什么？”廉伯说：“内阁本来有丝纶簿。文贞晚年因为儿子杨稷的缘故，想要讨好王振，把丝纶簿交给他，所以内阁的权力全部移给了宦官。我也不知道是否如此。等到我进入内阁，历朝诏诰的底本都在，不就是所谓的丝纶簿吗？没听说送进去，况且宦官专权与否，不在于一簿的存亡。只看君主信用如何罢了。”廉伯的话，不知从何传授，天下都流传。嘉靖初年，言路大开，谏官纷纷争论利害，有人说：“文贞居丧，谋划夺情起复，于是把丝纶簿奉给王振。”不知道文贞晚年归省坟墓，不曾居丧。更有人说：“文渊阁印也被司礼监夺走。请求追还。”诏问：“印与丝纶簿，现在不知在哪里？让言官自己来追理还之。”言官伏罪才停止。
国家“正旦、冬至”圣节，凡大朝会先期，百官都赴朝天宫习仪或灵济宫，只有翰林不习。相传，宣庙有一天召翰林不至，皇上问原因，左右回答说：“前往习仪所。”皇上说：“翰林终日侍奉朕侧，还习什么，恐怕他们倒拜吗？”从此不再习。相传作为旧例。成化中，宦官汪直用事。多派逻人侦察诸司不法。这天，学士王献、检讨张泰，正在途中投谒，逻人抓住他们。以旧例对诏以问内阁，当时万安、刘煦、刘吉不能执奏。于是说有旧例，而考证旧典，不见王献、张泰。虽然免罪，而翰林不习仪的典制于是废除，只有内阁与东西两房至今不习，大概“宣庙之命史官”失于记载的缘故。
前代修史，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都是世袭史官，所以通晓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写之后，世人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都是史官立班，虽然靠近螭头，也远在殿下。成化以来，君主不再与臣下接触，朝事也无从记录。凡修史，就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重的分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才得立传，也多记录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也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势清切，然而品卑禄薄。
杨大年久为学士，请外至，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自昔然矣。 ”
译杨亿长期担任学士，请求外放任职，说：“我空自愧居甘泉宫侍从之位，终究会像若敖氏那样成为饿死的鬼魂。随从之人病重不起，东方朔般的饥饿令人濒临死亡。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前世藏书，分散数处，盖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时，三馆秘阁藏书，凡四处。然亦有盗窃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汉以来，重守令。守令亲民，得行其职，故当时循吏为多。虽有刺史部使者，“绣衣直指”之属，间一命之，不专以为治也。唐世，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但令访察善恶，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元结为道州，谓“诸使诛求二百余。”通阳城守、道州税赋，不时为观察使诮责。韩文公所谓“观察使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而已。宋时，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于唐。元时始立行中书省，设官，皆视中书。我朝沿其制，改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叅政二人、叅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统之。岁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
○食货
井田之法，后世不复行。愚以为“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弥望，皆不起科。使势要得占为庄田。于此略仿井田之法，为之沟塍畎浍，公私有分，旱涝有备，不亦善乎？”而世皆以为不可行。余地姑未敢论，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东齐宣王所理，滕县滕文公所理也。孟子，岂漫不知事而以劝三君乎？姑于此先试之。自一乡渐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惊，事不扰，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为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听浮言。天子亲命之，使民晓然知此意，乃或有济。不然诚难行也。
国家供三边之费，最大岁用银至四五十万。愚以为“欲省转运之费，莫若兴屯田兵法，取敌一锺，当吾二十锺。屯田一石，可当二十石。”今三边之地固在也，而人以为不可行，何哉？按赵充国『屯田之奏』曰“计度临羗，东至浩舋，羗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又言“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故有吏卒数千人，虏不能攻。今留歩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髙山逺望之便，部曲相保。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唐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使韩重华为水陆运使，给耒耜与牛，耕傍便近地，连岁大熟，军不复饥。又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各就髙为堡。东起振武，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独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来逺矣。猝未能去为是也夫。
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戸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万余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闗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
送内库预备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陜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罐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鎭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
淛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
译前代收藏书籍，分散在几个地方，大概是防止火灾水患导致散失的祸患。宋朝时，三馆秘阁收藏书籍，共有四处。然而也有被盗窃的祸患。士大夫家中往往能得到这些书，古今都是一样的。
从汉朝以来，重视郡守县令。郡守县令亲近百姓，能够行使他们的职权，所以当时循良的官吏很多。虽然有刺史、部使者，“绣衣直指”之类的人，偶尔任命他们，并不专门依靠他们来治理。唐朝时，各道设置按察使，后来改为采访处置使，驻扎在所辖地区的大郡。后来又改为观察使。那些驻军之地就设置节度使，只让他们访察善恶，然而军队、财赋、民俗等事务，没有不统领的，称为都府，权势极其沉重。元结担任道州刺史，说“各道使者诛求索取二百多项。”通阳城守、道州税赋，不时被观察使讥讽责备。韩愈所说的“观察使常常急于征收赋税，不根据实情信任州官。”然而每道不过一个使者莅临而已。宋朝时，州郡控制，按察使率五六人。又比唐朝多。元朝开始设立行中书省，设置官员，都参照中书省。我朝沿袭其制度，改为各省布政使司。布政使二人、参政二人、参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统领他们。每年派遣御史。巡视他们，又比宋朝多。时代越往后，官员越繁多，政令纷乱，郡守县想要行使他们的职权就困难了。
○食货
井田的制度，后世不再实行。我认为“江南确实不可行了。北方平原，沃野千里望不尽，都不征收赋税。让权贵占据为庄田。在这里稍微仿效井田的制度，修筑沟渠田埂，公私有所区分，旱涝有所防备，不也很好吗？”而世人都认为不可行。其余的地方暂且不敢论说，就像河南梁惠王所治理的地方，山东齐宣王所治理的地方，滕县滕文公所治理的地方。孟子，难道是不知世事而劝告这三位君主吗？暂且在这里先试行。从一乡逐渐推广到一州一郡，以至一省。百姓不惊扰，事务不扰乱，然而一定要得到喜好古法且努力实行的君子，让他们担任郡守县令，给予他们灵活处理的权力，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不追求眼前的功效，不听信浮夸的言论。天子亲自任命他们，让百姓清楚地知道这个意图，或许才有成效。不然确实难以实行。
国家供给三边的费用，最大每年用银达到四五十万。我认为“想要节省转运的费用，没有比兴办屯田兵法更好的了，夺取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们二十钟。屯田收获一石，可以抵当二十石。”现在三边的土地固然还在，而人们认为不可行，为什么呢？查考赵充国《屯田的奏章》说“计算临羌，东到浩亹，羌人原来的田地以及公田，百姓没有开垦的，可以有两千顷。”又说“北边从敦煌到辽东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原来有吏卒数千人，敌人不能进攻。现在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多高山便于远望，部队互相保护。认为屯田‘内部有节省费用的利益，外部有防守抵御的准备’。”唐朝元和年间，振武军饥荒，宰相李绛请求开垦营田，于是派韩重华担任水陆运使，给予农具和牛，耕种附近便利的土地，连年大丰收，军队不再饥荒。又增募人员为十五个屯，每个屯设置一百三十人，而耕种一百顷。各自在高处建立堡垒。东起振武，西过云州，边界直到中受降城，秋天果然加倍收获，每年节省度支钱一千三百万。这又是近代事例的效验。现在难道唯独不可行吗？
苏洵的策论说“现在，在官府手中的田地，有两种：职分田、籍没田。职分田，招募百姓耕种，征收其租税的一半交给官吏。籍没田，招募百姓耕种，征收其租税的一半交给公家。”才知道现在的官田，其由来已经很久了。突然不能去除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正统以前，天下每年征收税粮共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多石，其中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多两。户口商税，除去折米外，连同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多两。两淮盐场，盐课银，每年不下数万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多万两。云南闸办三万多两。各钞关船料四万多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多两。盐课折征二十多万两。每年收入共二百四十三万两。
送入内库预备制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多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多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如果有战事消息，紧急奏请讨要，增加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日用度三十九万零三千八百多两。亲王王妃公主以及御用以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罐仪仗等用度共十三万七千五百多两。每年支出共一百多万两。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一十五，镇国将军到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零四百多员，武职十万多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队八十九万六千多，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员五万五千多，各项俸粮约数千万。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隶，额定派发的夏秋粮税大约
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岁漕之数。
译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支出多于收入，因此王府长期缺乏俸禄米。卫所缺少月粮，各边镇缺少军饷，各省缺少俸禄、廪米及每年的漕粮数额。
岁运正粮凡四百万石，内兑运二十四万，赴蓟州仓改兑六万，赴天津余三百七十万，赴京通二仓。
旧例，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于内，支运于通州、天津二仓。成化十年，议四仓所收，令官军径赴州县水次四仓交兑，名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额，每年于水次四仓，支运九万六百石以足前数。正德九年，全派改兑。支运遂絶。
苏州岁运军粮六十五万石。加耗过坝，每石加七斗九升。不过坝，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银十七万两，折米六十八万。鳯阳、南京不在数中，存留在苏，岁七万，河南岁漕三十万，淛江六十万。
祖宗时，岁用省以黄蜡一事言之。国初岁用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间，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后，加至一十二万，其余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至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末年至七十二万。
东汉永平中始定宦官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
唐太宗诏内侍不立三品。中宗时，黄衣，乃二千员，外置千员。衣紫者，尚少。开元天寳，黄衣以上三千员。外，紫者千余。其称旨者，輙拜三品。列戟于门。宋初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孝宗时仍定以二百人为额。后增至二百五十人，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象纬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体无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东运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北而又东。以为昬明寒暑。二仪运而出没，五纬随而起伏，列舍就之，隐见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戍。阳盛于阴也。日影随短，穷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阴盛于阳也。日影随长，春秋天道行于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阴阳平也。日影随停，南为明都，天体所见也。日月五星，至是则明，北为幽都，天体所隐也。日月五星，至是则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于地也。若天入于地，则日月随之地中。为日月所照，安得为幽都哉。此说与浑天不同，然亦不为无理，故着之。
气有盈虚，何谓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万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阳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歩。五日为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歩。三候为一气，升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其卦为泰，则立春之日也。升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阳气上升，共四万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节也。其卦为大壮。阴中阳半，气变寒为温。万物发生之时也。自是阳气复升。又九十日，为夏至之节。阳气共升八万四千里，极于天，是为纯阳，于卦为干。气变温为热，万物茂盛，阳气盈满天地之间，故曰『盈』。阳极则阴生，夏至之日，一阴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凡四十五日，为立秋节，下降凡二万一千里，其卦为否。二节为一时，阴气下降共四万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为秋分之节，其卦为观。阳中阴半，其气变热，为凉万物结实之时也。自是阴气复降，凡九十日，为冬至节，阴气共降八万四千里而至于地，是为纯阴，于卦为坤，变凉为寒，万物收藏之时也。故曰『虚』。天地盈虚，因月而见，初三，月出庚，为一气之候。初八，兑丁上弦，阴中阳半，十五日，干甲周满，纯阳无阴，故为盈。十六日巽辛，一阴生。二十二日，艮丙下弦，阳中阴半。三十日，坤乙消尽，纯阴无阳。比冬至之节，故曰虚也。”吴草庐云“日之行三十日五时有竒，而歴一辰，则为一月之气，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时有竒，而与日会，则为一月之朔。每月气盈五时有竒，朔虚六时不满，积十二气，盈凡五十三时不满，十二朔虚凡五百七时有竒，一岁气盈朔虚，共十日
译每年的定额漕粮共四百万石，其中改兑运二十四万石，赴蓟州仓改兑六万石，赴天津仓的余下三百七十万石，运往北京和通州两仓。
旧例规定，民运漕粮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这四座水次仓交收漕运。官府分派官军从中支取，运往通州、天津两仓。成化十年，议定这四仓所收的漕粮，令官军直接前往州县水次四仓交兑，称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因派运不足额，每年从水次四仓支运九万六百石以补足前数。正德九年，全部实行改兑。支运制度于是废止。
苏州每年运往京师的军粮六十五万石。加耗过坝的，每石加七斗九升；不过坝的，每石加六斗六升。此外还有金花银十七万两，折米六十八万石。凤阳、南京不在其中，留在苏州的每年七万石，河南每年漕运三十万石，浙江六十万石。
祖宗时代，每年节省开支，仅以黄蜡一事为例。建国初年每年用量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年间，增加到八万五千斤。成化以后，增加到十二万斤，其余各项可以类推。
正德十六年，工部上奏说“巾帽局缺少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的纻丝、纱、罗、皮张等物料。成化年间二十余万。弘治年间，达到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达到四十六万。末年达到七十二万。
东汉永平年间开始确定宦官的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达到十人、小黄门二十人。
唐太宗下诏规定内侍不设立三品官职。中宗时，穿黄衣的宦官多达二千员，外置千员。穿紫衣的，尚少。开元、天宝年间，穿黄衣以上的宦官有三千员。此外，穿紫衣的有一千多人。那些符合皇帝旨意的，随即拜授三品官职。门前排列戟仪。宋朝初年，从供奉官到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孝宗时仍定为二百人为额。后来增加到二百五十人，当今皇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裁撤三万一千八百余人，每年节省粮储数十万石，裁撤冗官冗兵一千四万余人。每年节省京师粮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象纬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而天体没有固定方位，通过观测中星来知晓方位。天道刚健而不停息，像磨盘旋转一样，自东运向南，向南运向西，向西运向北，向北又运向东。以此形成昏明寒暑的变化。两仪运转而出没，五星随之起伏，星宿随之隐现于炎夏。天道向南运行，太阳从寅位升起，在戍位落下。这是阳气盛于阴气。日影随之变短，深冬天道向北运行，太阳从辰位升起，在申位落下，这是阴气盛于阳气。日影随之变长，春秋天道运行于正中，太阳从卯位升起，在酉位落下，这是阴阳平衡。日影随之停留，南方为明都，是天体所显现之处。日月五星，到这里就明亮；北方为幽都，是天体所隐藏之处。日月五星，到这里就昏暗，日月五星到达北都而昏暗，并非天进入地下。如果天进入地下，那么日月就随之在地下。被日月所照耀，怎么能称为幽都呢。这种说法与浑天说不同，然而也并非没有道理，所以记载下来。
气有盈虚，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天地上下，相距八万四千里。冬至那天，一阳之气从地上升起，一天上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天为一候，上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为一气，上升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其卦为泰，就是立春那天。上升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阳气上升，共四万二千里。正值天地之中，是春分之节。其卦为大壮。阴中阳半，气候由寒变温。这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从此阳气继续上升。又过九十日，为夏至之节。阳气共上升八万四千里，极于天，这是纯阳，在卦象为乾。气候由温变热，万物茂盛，阳气盈满天地之间，所以称为‘盈’。阳极则阴生，夏至那天，一阴之气从天而降。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共四十五日，为立秋之节，下降共二万一千里，其卦为否。二节为一时，阴气下降共四万二千里。正值天地之中，为秋分之节，其卦为观。阳中阴半，气候由热变凉，这是万物结实的时候。从此阴气继续下降，共九十日，为冬至之节，阴气共下降八万四千里而至于地，这是纯阴，在卦象为坤，气候由凉变寒，这是万物收藏的时候。所以称为‘虚’。天地的盈虚，通过月亮显现出来，初三，月亮出现在庚位，为一气之候。初八，月亮位于丁位上弦，阴中阳半，十五日，月亮位于甲位周满，纯阳无阴，所以为盈。十六日，月亮位于辛位，一阴初生。二十二日，月亮位于丙位下弦，阳中阴半。三十日，月亮位于乙位消尽，纯阴无阳。这与冬至之节相比，所以称为虚。”吴草庐说：“太阳运行三十日五时有奇，而经历一个辰位，则为一月之气，月亮运行二十九日六时有奇，而与太阳相会，则为一月之朔。每月气盈五时有奇，朔虚六时不满，积累十二个月的气，盈共五十三时不满，十二个月的朔虚共五百七时有奇，一年气盈朔虚，共十日。”
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阳戹五，阴戹四。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戹，故云“百六之会（出汉书注）”。
晋史。中台星坼时以为大异。张华等应其祸，然中台星至国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晓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应”，是果然欤？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乐天诗云“昔闻西汉元成间，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犹然，不知何也？
尝疑“初三夕月忽现庚上”，不知其所从来。叅同契云“晦朔之间，合符行中，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明。”释之者曰“每朔月，与日会，必于箕斗之乡。箕斗为艮，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转。月至此乡，必晦而会，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疾至于庚，方精光终吐，魄乃生焉。”盖言自晦至朔。月与日合而西坠，至庚上复见也。朱子亦言“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竒而一周天。”又逐及日而与之会，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揜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黄祥翁云“日行黄道，月有九道，遇交则有薄食之变。至于合朔，如合璧，则不食。其交不轨道，则食也。”佛书亦谓“若日随月后行，日光翳，月渐渐掩覆至晦日。覆月都尽，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月开净，至望日，具足圆满，是名白半。”又云“日行，与月或合或离。若稍合时，是日覆月，三由旬余，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现，若稍离时，是日离月，三由旬余，故十五日，月大圆满。”
郑玄曰“日月之行，一岁十二会。圣王因其会而分之，以为大数。孟春，日月会于娵訾。仲春会于降娄、季春会于大梁、孟夏会于实沉。仲夏会于鹑首。季夏会于鹑火。孟秋会于鹑尾。仲秋会于寿星。季秋会于大火。孟冬会于析木。仲冬会于星纪。季冬会于玄枵。”则又不专于箕斗之乡，盖玄之所谓“会”非指入时也。
或问“厯书有白黑緑碧黄赤紫，何谓也？”曰“此河图数也”。河图之数：戴九履一。一为白，九为紫，左三右七，三为緑，七为赤。二四为肩，二黒四碧。六八为足白，故阴阳家一六八为白，二黑，三緑，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日体本黑，积天之至，阳，而生光明。月体本黑，借日之至，阳，而生光明。阳不足则日见黑晕，下弦则月见黑晕，或成黑靥、黑气、黑点、黑子，或成王字，或成鸟，或成人像，皆由阳弱不能充其黑体，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为光，吾闻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闻也。今以世眼观之，日入，则天晦。日出则天明。似天以日为光也。必有能辩之者。
占岁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羙。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旱。羙，有水至卯。
占风
正旦，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豆成也。小雨，趋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冬至，风起震方，或寒或热，主岁大收。风起巽方，主岁收、国安。风起离方，寒则民灾，主水热，则大旱。风起坤方，热则主虫食苗，寒则主榖不实。风起兑方，寒热不常，主兵，主民病死国灾。风起干方，主岁大收，人民安，国无灾咎。风起坎方，主天下丰乐，国有贤臣，民安国宁。风起艮方，或寒或热，主民大病疫死（出越絶书）。
仁庙一日语杨士竒等“见夜来星象否？”士竒等对“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对曰“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上曰“此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国家大臣，与国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厯祥异赋赐羣臣。
成化中。京师黑眚见，相
译四千五百年称为一元。在一元之中，阳的厄运有五次，阴的厄运有四次。阳主旱灾，阴主水灾。刚进入一元时，一百六十年会有厄运，所以称“百六之会”（出自《汉书》注）。
《晋史》记载，中台星分裂时，人们认为这是巨大的灾异。张华等人应验了这场灾祸，然而中台星到了本朝，常常分裂，这其中的道理令人无法理解。有人说这是“上下不交”的缘故，有人说这是“本朝不设立宰相”的应验，这果真如此吗？北斗七星，各自有所主管的星分野，而第四颗星常常不太明亮。白居易的诗说：“从前听说西汉元帝、成帝年间，北极星微微昏暗，缺少光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不知是何原因？
我曾怀疑“初三夜晚月亮忽然出现在庚位上方”，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参同契》说：“在晦朔之间，符合天道运行于中，起始于东北，即箕宿、斗宿的方向，然后向右旋转，像车轮一样吐出光明。”解释的人说：“每逢朔日，月亮与太阳相会，必定在箕宿、斗宿的方向。箕宿、斗宿对应艮卦，天道向左旋转，日月星辰都向右旋转。月亮到达这个方向，必定是晦日并与太阳相会，形状像璧像圭，第一天、第二天，向右快速旋转到达庚位，才最终吐出精光，月魄于是产生。”这大概是说从晦日到朔日，月亮与太阳相合而向西落下，到达庚位上方又重新出现。朱熹也说：“太阳一年绕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九天多一点绕行一周天。”又追赶太阳并与之相会，一年总共十二次相会。正当相会时，月光完全消失，成为晦日。相会之后，月光恢复，成为朔日。朔日之后、晦日之前，各为十五天。日月相对时，月光正满，成为望日。晦日、朔日时日月相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亮遮蔽太阳，发生日食；望日时日月相对，同度同道，则月亮遮挡太阳，发生月食。黄祥翁说：“太阳行走在黄道，月亮有九条轨道，遇到交点就有日食月食的变故。至于合朔，如果像合璧一样，就不发生日食。如果交点不在轨道上，就发生日食。”佛经也说：“如果太阳跟随月亮后面行走，日光被遮蔽，月亮渐渐掩覆，到晦日。掩覆月亮完全尽，称为黑半。太阳在月亮前面行走，日月分开清净，到望日，具足圆满，称为白半。”又说：“太阳行走，与月亮有时相合有时分离。如果稍微相合时，是太阳覆盖月亮，三由旬有余，所以三十天全部被覆盖，月光不显现；如果稍微分离时，是太阳离开月亮，三由旬有余，所以十五天，月亮大圆满。”
郑玄说：“日月运行，一年十二次相会。圣王根据它们的相会来划分，作为大数。孟春，日月相会于娵訾。仲春相会于降娄，季春相会于大梁，孟夏相会于实沉。仲夏相会于鹑首。季夏相会于鹑火。孟秋相会于鹑尾。仲秋相会于寿星。季秋相会于大火。孟冬相会于析木。仲冬相会于星纪。季冬相会于玄枵。”那么又不专门在箕宿、斗宿的方向，大概玄所说的“会”不是指进入的时候。
有人问：“历书上有白、黑、绿、碧、黄、赤、紫，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河图的数字。”河图的数字：上面是九，下面是。一为白色，九为紫色，左边是三，右边是七，三为绿色，七为红色。二、四是肩，二为黑色，四为碧色。六、八是足，六为白色，所以阴阳家认为一、六、八为白色，二为黑色，三为绿色，四为碧色，五为黄色，七为红色，九为紫色。
太阳本体本是黑色的，积聚天至阳之气，而产生光明。月亮本体本是黑色的，借助太阳至阳之气，而产生光明。阳气不足则太阳出现黑晕，下弦月则月亮出现黑晕，或者形成黑靥、黑气、黑点、黑子，或者形成王字，或者形成鸟形，或者形成人像，都是因为阳气虚弱不能充满其黑色本体，并非太阳本身有这些形象。月亮借助太阳的光，我听说过。太阳借助天的光，我没听说过。现在用世俗的眼光看，太阳落下，天色就昏暗。太阳出来，天色就明亮。好像天以太阳为光。必定有能辩明这一点的人。
占岁
岁在金，丰收。水灾毁坏，木年饥荒，火年旱灾。六年旱灾，十二年大饥荒。太阴在卯位，丰收。明年衰败恶劣。到午位，旱灾。明年美好。到酉位，丰收。明年衰败恶劣。到子位，旱灾。美好，有水灾到卯位。
占风
正月初一，风从南方来，大旱。从西南来，小旱。从西方来，有兵灾；从西北来，胡豆成熟。小雨，趋向北方，为中等年份。从东北来，为上等年份。从东方来，大水灾；从东南来，百姓有疾疫，年份恶劣。
冬至，风从震方起，或寒或热，主这一年大丰收。风从巽方起，主这一年丰收，国家安定。风从离方起，寒冷则百姓受灾，主水灾；炎热则大旱。风从坤方起，炎热则主虫吃苗，寒冷则主谷物不实。风从兑方起，寒热不常，主兵灾，主百姓病死，国家灾难。风从干方起，主这一年大丰收，人民安定，国家无灾祸。风从坎方起，主天下丰乐，国家有贤臣，百姓安定，国家安宁。风从艮方起，或寒或热，主百姓大病疫死（出自《越绝书》）。
仁庙有一天对杨士奇等人说：“看见昨晚的星象了吗？”杨士奇等人回答：“不知道。”皇上说：“贯通天地人的称为儒。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天象？”回答说：“本朝私自学习天文有法律禁止，所以臣等不敢学习。”皇上说：“这本来是为民间设立的禁令。你们是国家大臣，与国家同休戚，怎么会有禁令？”于是将《天官玉历祥异赋》赐给群臣。
成化年间。京城出现黑眚，相
传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风，倐忽无定，或伤人面，或囓人手足。一夜数十发，或在城东，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讹言相惊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门，视朝，侍卫忽惊扰，两班亦喧乱，上欲起，怀恩按之，顷之乃定。自是日，遣内竖出诇。汪直，时在遣中，数言事，由是得幸。遂立西厂，使侦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渐及大臣、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徃南京，或徃北边，威权赫奕倐忽徃来不测人，以为黑眚之应也。
译传闻有一种东西，形状像狸猫或像狗，跑起来像风一样快，忽然之间没有固定的行踪，有时伤害人的脸面，有时咬人的手脚。一夜之间发作几十次，有时在城东，有时在城西，有时在南北方向，谣言互相惊吓，不停止。有一天皇上在奉天门临朝听政，侍卫忽然惊扰，两班官员也喧哗混乱，皇上想要起身，怀恩按住他，过了一会儿才安定下来。从这一天起，派遣宦官外出侦察。汪直当时在派遣的人中，多次汇报事情，因此得到宠幸。于是设立西厂，让他侦察朝廷大臣的外事，很多大臣被杀戮侮辱，逐渐波及到大臣、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都因为事情被罢免。御史牟俸也被逮捕，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北边，威权显赫，忽然往来不可测度，人们认为是黑眚的应验。
春秋书“木氷”，汉书谓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诗“木稼尝闻逹官怕。”余在京师，成化末亲见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寻丈不辨，草树玲珑，皆成幡幢寳盖，少壮须发尽成老翁。父老云“是谓木稼”，然其应不止逹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中时，中天有白气如练，仰观之宛转如一白蛇，渐升渐消。消且尽，忽有声如雷，盖天皷也。
正德初，彗星扫文昌。台官云“应在内阁”。未几逆瑾出首，逐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自是而后，一时在位，九卿台谏，无不被其祸，乃知文昌为天下斯文之应，不特内阁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余干之仙居寨，夜雷电以风，西北方有火，如箭坠旗竿上，如灯笼，光照四野，有卒撼其旗，火飞上竿首。卒因发火锐之，其火四散，各寨鎗上皆有光，如星，须臾而灭。五月，广西万春北寨鎗上俱有火。三月，山东秦始皇庙，夜钟皷自鸣，火起桑上，树燔而枝叶无恙，庙宇毁而神像如故。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云红云，若相闘者，久之分为两城人马，汹汹若攻城，城中人应之。明年宁藩叛，王守仁举兵攻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间。常熟有白龙一，黑龙二，自西北来。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云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焰鳞甲，头角皆现，轰雷掣电，猛雨狂风，居民三百余家，屋千余间，席卷而去。船十余舸坠地，为虀粉。瓦石梁柱树木，星散四飞，惊死者三十余人。至酉戌时，至东海乘云而去，是夜红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卷下
○文章
世谓“六经无文法”。不知万古义理，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其髙者逺者，未敢遽论，即如《七月》一篇叙农桑稼圃，内则叙家人寝兴烹餁之细。《禹贡》叙山水脉络，原委如在目前。后世有此文字乎？《论语》记夫子在乡、在朝，使摈等容，宛然畵出一个圣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书》，铭如《诗》，学《书》与《诗》也。其它文多从孟子，遂为世文章家冠，孰谓“六经无文法”。
六经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后世有作，其无以加矣。《原道》等篇，固为醇正。其《送浮屠文畅》一序，真与孟子同功，与《墨者夷》之篇当并观，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庙》、《徐偃王庙》等碑，竒怪百出，何此老之多变化也。尝怪昌黎论文于汉，独取司马迁、相如、扬雄，而贾谊、仲舒、刘向不之及，盖昌黎为文，主于竒。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闳放、扬雄之刻深、皆善出竒。董贾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书》亦自刘向疏中变化来。先秦文字无有不佳，余所尤爱者：乐毅《答燕惠王书》、李斯《上逐客书》、韩非子《说难》。可谓“极文之变态也”。其后汉文帝《赐匈奴》、《南粤王书》亦似之文帝，其所谓“有德者之言乎？”
太极图，西铭未论义理，其文亦髙出前古。
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若拘拘规效，如邯郸之学歩，里人之效颦，则陋矣。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
圣贤未尝有意为文也，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后人殚一生之力以为文，无一字到古人处，胷中所养未至耳。故为文，莫先养气，莫要穷理。
韩子《进学解》准东方朔《客难》作也。桞子《晋问》准枚乘《七发》作也。然未尝似之若班固《宾戱》、曹子建《七启》，吾无取焉耳。
史记《货殖传》议论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议论。不伦不类，后世决不如此作文，竒亦甚矣。
吾读桞子厚集，尤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读元次山集“记道州诸山水”，亦曲极其妙。子厚，丰缛精絶；次山，简淡髙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后也。唐文至韩桞始变，然次山在韩桞前，文已髙古，絶无六朝一点气
译《春秋》记载“木冰”，《汉书》称之为“木介”。又说叫“木稼”。王安石诗中说：“木稼曾听说达官贵人害怕。”我在京城时，成化末年亲眼见过。那景象似烟非烟，似雪非雪，道路上茫茫一片，几丈之内都分辨不清，草木树木玲珑剔透，都变成了幡幢宝盖，年轻力壮的人胡须头发全变白了，像老翁一样。父老们说：“这叫木稼”，然而它的征兆不仅仅应验在达官贵人身上。
成化末年，正月初一，中午时分，天空中央有白色的气像丝带一样，仰头观看它蜿蜒曲折像一条白蛇，渐渐上升渐渐消散。快要消散尽时，忽然有像雷一样的声音，那是天鼓。
正德初年，彗星扫过文昌星。台官说：“应验在内阁。”不久逆贼刘瑾出面，驱逐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从此以后，一时在位的官员，九卿台谏，没有不遭受他的祸害的，这才知道文昌星是天下文运的应验，不仅仅在内阁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余干的仙居寨，夜里雷电交加并刮风，西北方向有火，像箭一样坠落在旗杆上，像灯笼一样，光照四方田野，有个士兵摇动那面旗，火飞上杆顶。士兵于是用火去烧它，那火四散开来，各寨枪尖上都有光，像星星一样，一会儿就灭了。五月，广西万春北寨枪尖上都有火。三月，山东秦始皇庙，夜里钟鼓自己鸣响，火从桑树上燃起，树被烧焦但枝叶完好无损，庙宇被毁但神像依旧。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云红云，好像互相争斗的样子，过了很久分成两城人马，汹汹然好像攻城，城里的人呼应他们。第二年宁王叛乱，王守仁起兵攻打他。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时申时之间，常熟有一条白龙，两条黑龙，从西北方向来。天地昏暗，到了俞市村，乘着云下来，目光像火炬，吐出火焰，火焰中有鳞甲，头角都显现出来，轰雷闪电，猛雨狂风，三百多户居民，一千多间房屋，被席卷而去。十多艘船坠落到地上，变成碎末。瓦石梁柱树木，像星星一样四散飞射，被吓死的有三十多人。到了酉时戌时，到了东海乘着云离去，这夜红雨像倒水一样，五天五夜才停止。
卷下
○文章
世人说“六经没有文章法则”。不知道万古的义理，万古的文字，都是从经典中产生的。那些高远的，不敢轻易议论，就像《七月》一篇叙述农桑种植，内则叙述家人起居烹饪的细节。《禹贡》叙述山水脉络，源头和委曲就像在眼前一样。后世有这样的文字吗？《论语》记载孔子在乡里、在朝廷，接待宾客等仪容，宛然画出一个圣人。不是文章，能做到这样吗？韩愈的序像《尚书》，铭文像《诗经》，是学习《尚书》和《诗经》。其他文章多从《孟子》而来，于是成为世间文章家的冠首，谁说“六经没有文章法则”。
六经之外，韩愈的文章是不可企及的。后世有创作，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原道》等篇，固然纯正。他的《送浮屠文畅》一篇序，真与孟子同等功效，与《墨者夷》篇应当一起观看，其他像《曹成王》、《南海神庙》、《徐偃王庙》等碑文，奇怪百出，这位老人多么善于变化啊。曾经奇怪韩愈评论汉代文章，只选取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而不提及贾谊、董仲舒、刘向，大概韩愈写文章，主张奇特。司马迁的变幻怪异、司马相如的宏大放达、扬雄的深刻，都善于出奇。董仲舒、贾谊、刘向的平正，不是他所喜欢的。然而《上宰相第一书》也是从刘向的奏疏中变化而来的。先秦文字没有不好的，我特别喜爱的是：乐毅《答燕惠王书》、李斯《上逐客书》、韩非子《说难》。可以说“极尽文章的变态”。其后汉文帝《赐匈奴》、《南粤王书》也类似，汉文帝，就是所谓的“有德者之言”吧？
太极图，西铭不论义理，其文章也高出前代。
写文章一定要师法古人，让人读起来不知道师法谁，这才是善于师法古人。韩愈师法孟子，现在读韩愈的文章，不见得是孟子的样子。欧阳修学习韩愈，不觉是韩愈的样子。如果拘泥模仿，像邯郸学步，里人效颦，那就鄙陋了。所谓“师法其意，不师法其词”，这是写文章最妙的诀窍。
圣贤不曾有意写文章，义理极尽天下的精微，文章极尽天下的妙处。后人耗尽一生的力气来写文章，没有一个字达到古人的境界，是因为胸中修养未达到罢了。所以写文章，没有比养气更先的，没有比穷理更重要的。
韩愈的《进学解》是依据东方朔的《客难》写的。柳宗元的《晋问》是依据枚乘的《七发》写的。然而不曾像它们，像班固的《宾戏》、曹植的《七启》，我不取用罢了。
《史记·货殖列传》议论未完，忽然出现叙事；叙事未完，又出现议论。不伦不类，后世绝不会这样写文章，奇怪极了。
我读柳宗元的文集，尤其喜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的最多。柳宗元的文章，到了永州更加工巧，是他得到山水的帮助吗？等到读元结的文集“记道州诸山水”，也曲折极尽妙处。柳宗元，丰美精绝；元结，简淡高古。这两位的文章，我不知道谁先谁后。唐代文章到韩愈柳宗元才开始变化，然而元结在韩愈柳宗元之前，文章已经高古，绝无六朝的一点气息。
习，其人品不可及欤！
史记，不必人人立传。孟子传及三驺子。荀卿传间及公孙龙。剧子、尸子吁之属。卫青、霍去病同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为一传。其间叙事合而离，离而复合，文最竒，而始末备。汉书两龚同传，亦得此意。
译学习这种写法，他们的人品真是难以企及啊！
《史记》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单独立传。孟子的传记中连带提到了三位辩士；荀子的传记中间穿插提到了公孙龙；剧子、尸子、吁子等人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合为一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合为一传。这些传记在叙事上时而合并时而分离，分离后又重新合并，文章最为奇特，而且始末完备。《汉书》中将两位龚氏合为一传，也深得此意。
史记不与张骞立传，其始附《卫青》，而于《大宛传》备载始末，盖大宛诸国土俗，皆骞所归为武帝言者也。骞没后，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备具而有条理，若汉书，则大宛、张骞各自为传矣。
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疎畧矣。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
史记。《张苍传》叙至迁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后，又入赵尧。赵尧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后，仍入张苍，事核而文竒。四人皆相继为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传》时出议论，其亦自发其感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传》亦放此意。
太史公作传，亦不必人人备着颠末。严安徐乐，一书足矣。蔡泽传亦然。
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媿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观文选所载，固文多不称，唯《两京赋》最其加意，然亦无西京之体，何固之长于史而短于文乎？颇疑汉书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无它左证。偶读《西京杂记》，谓“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其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未及而亡。”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小异同耳。固所不取者，二万许言録，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禆汉书之缺，乃知固书其多取诸歆乎？或谓“西京杂记”亦伪书，不知果何如也。晋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竒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何不类之甚也。
《越絶书》十五卷，相传以为子贡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讹字，断简几不可读。“计倪、请籴、寳劔、九术、军气、春申君”篇亦已往往见于“史记、吴越春秋”等书。其记《地传》乃出秦皇汉武及更始建武中事，乌在其为子贡作乎？或子贡有作，后人附会合杂以成之乎？然古书之存于今者寡矣。其间，亦有异闻焉。安可废之。
世谓“诗有别才”。是固然矣。然亦须博学，亦须精思。唐人用一生心于五字，故能巧夺天工。今人学力未至，举笔便欲题诗，如何得到古人佳处。
杜诗，前人赞之多矣。予特喜其诸体悉备，言其大则有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动蜀，天逺树浮秦”、“五更皷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揺”之类。言其小则有若“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蚁上枯篱”“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之类，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偕有，吾与点也之趣；“片云天共逺，永夜月同孤”，又若与物俱化，谓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子羙之作有绮丽秾郁者，有平澹酝藉者，有髙壮浑涵者，有感慨沈郁者，有顿挫抑扬者，后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兴寄物外，神解妙悟，絶去笔墨畦径。所谓“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吾于孟浩然、王摩诘有取焉。
格调，虽不甚髙，而工于模冩人情物态，悲欢穷泰，吐出胷臆，如在目前，吾于乐天有取焉。微之，效嚬而终不似，才有余韵不足也。
余读诗至“緑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后世，唯唐人诗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寿王醒”不渉讥刺而讥刺之意溢于言外。“君向潇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于言外。“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言亡国而亡国之痛溢于言外。“溪水悠悠春自来”不言怀友而怀友之意溢于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于言外。得风人之旨矣。
摩诘以淳古淡泊之音，冩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及其铺张。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鳯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何其伟丽也。
为文好用事，自邹阳始。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
唐人，虽为律诗，犹
译《史记》不为张骞立传，起初附在《卫青传》中，而在《大宛传》中详细记载了始末，大概是因为大宛等国的风土人情，都是张骞回来后向汉武帝陈述的。张骞死后，其他出使西域的人，也一并记载其中。事情完备且有头绪，像《汉书》，则大宛、张骞各自有传了。
《史记》。《董仲舒传》不记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记载《治安策》等奏疏。比起《汉书》来显得疏略了。大概是因为《史记》宏大奔放，《汉书》详实整饬，各有长处罢了。
《史记》。《张苍传》叙述到张苍升任御史大夫时，忽然插入周昌。周昌之后，又插入赵尧。赵尧获罪后，又插入任敖。任敖之后，又回到张苍，事实确凿而文笔奇特。这四个人都是相继担任御史大夫的人。
太史公《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时常发表议论，这也是抒发自己感慨愤懑之意。韩愈的《何蕃传》也是仿效这种意思。
太史公作传，也不必每个人都将始末详尽记载。严安、徐乐，有一篇文章就足够了。蔡泽传也是如此。
班固的《汉书》典雅详实整饬，不亚于司马迁，后世有人写作，没有人能赶得上。班固，大概是优秀的史才吧？然而我看《文选》所收录的，班固的文章大多不称职，只有《两京赋》是他最用心的，但也比不上《西京赋》的体势，为什么班固擅长史学却短于文学呢？我很怀疑《汉书》大多出自他父亲班彪之手，而班固冒用了他的名声。然而没有其他旁证。偶然读到《西京杂记》，说“家中藏有刘歆的《汉书》一百卷。没有首尾题目，只用甲乙丙丁来标记卷数。他父亲传给刘歆，想要撰写《汉书》，还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试着用这篇记载来考校班固所作的《汉书》，大概是全部采用了刘歆的书，只有细微的差别罢了。班固所不采用的，约两万字，录为两卷，名叫《西京杂记》，用来弥补《汉书》的缺漏，由此可知班固的书大多取自刘歆吗？有人说《西京杂记》也是伪书，不知道究竟如何。晋代傅玄的话说：“孟坚的《汉书》，确实是当世奇作，等到他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其文章，简直不值得看，难道是拘泥于时势吗？”怎么差别如此之大呢。
《越绝书》十五卷，相传认为是子贡所作。真的这样吗？其中的缺文错字，断简残篇几乎无法阅读。“计倪、请籴、宝剑、九术、军气、春申君”等篇也往往见于《史记》《吴越春秋》等书。其中记载《地传》却出自秦始皇、汉武帝以及更始、建武年间的事情，怎么能说是子贡作的呢？或者是子贡有著作，后人附会混杂而成呢？然而古书留存到今天的很少了。其中，也有奇异的传闻。怎么可以废弃它呢。
世人说“诗有别才”。这固然没错。但也必须博学，也必须精思。唐人用一生心血于五言诗，所以能巧夺天工。今人学力未到，提笔就想题诗，怎么能达到古人的佳处。
杜甫的诗，前人赞美很多。我特别喜欢他各种体裁都具备，说其宏大，则有像“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动蜀，天远树浮秦”、“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之类的诗句。说其细微，则有像“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蚁上枯篱”、“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之类的诗句，而尤其可喜的是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共同拥有，我有曾点那种乐趣；“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好像与物一起变化，说这位老翁不懂“道”，大概是不可以的。
杜甫的作品有绮丽浓郁的，有平淡蕴藉的，有高壮浑涵的，有感慨沉郁的，有顿挫抑扬的，后世有人写作无法企及。至于兴寄物外，神解妙悟，完全摆脱笔墨的常规路径。所谓“文章不遵循古法，匠心独妙”，我在孟浩然、王维那里有所取法。
格调，虽然不是很髙，但善于摹写人情物态，悲欢穷泰，吐露胸臆，如在眼前，我在白居易那里有所取法。元稹，效仿皱眉却终究不像，才华有余而韵味不足。
我读诗读到“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后世，只有唐代人的诗尚且还有这种意思。如“薛王沉醉寿王醒”不涉讥刺而讥刺之意溢于言外。“君向潇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于言外。“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言亡国而亡国之痛溢于言外。“溪水悠悠春自来”不言怀友而怀友之意溢于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于言外。得到了风人之旨了。
王维以淳古淡泊之音，描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是一幅水墨画，不着色彩，等到铺陈。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是多么伟丽啊。
写文章喜欢用典故，从邹阳开始。写诗喜欢用典故，从庾信开始。其后流变为西昆体。又形成江西派，到宋末达到了极点。
唐人，虽然写律诗，还
以韵胜，不以饤饾为工。如崔灏《黄鹤楼诗》“鹦鹉洲”对“汉阳树”。李太白“白鹭洲”对“青天外”。杜子羙“江汉思归客”对“乾坤一腐儒”。气格超然，不为律所缚，固自有余味也。后世取“青嫓白区区”以对偶为工，“鹦鹉洲”必对“鸬鹚堰”、“白鹭洲”必对“黄牛峡”，字虽切而意味索然矣。
译以气韵取胜，不以堆砌辞藻为精巧。如崔颢《黄鹤楼》诗中“鹦鹉洲”对“汉阳树”，李白诗中“白鹭洲”对“青天外”，杜甫诗中“江汉思归客”对“乾坤一腐儒”。气格超然，不被格律所束缚，自然有余味。后世选取“青嫓白区区”之类以追求对偶的精工，“鹦鹉洲”必定对“鸬鹚堰”，“白鹭洲”必定对“黄牛峡”，字面虽然贴切，但意味却索然无味了。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世此意久泯。刘禹锡看花诸诗属意微矣。犹以是被黜，蔡确车，盖亭诗，亦未甚显，遂构大狱。东坡为诗，无非讥切时政，借曰“意在爱君”，亦从讽諌可也。乃直指其事而痛诋之，其间数诗或几乎骂矣。以诗得罪，非独李定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惟黄锺为难定。黄锺之度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十一分。自子之一厯十一辰，每三之，至于亥，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锺之实，固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微，则其音，髙下顿殊，余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心谙，天地之中，声先立，黄锺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则三分损一，自下生上则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为宫，无弗协者。黄锺之管，长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权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权衡皆起于黄锺，故曰“黄锺为万事之根本”。后世儒者，莫知声气之元，乃区区累黍为尺，以制律古法律管。当实黍千二百粒，而古今之黍，圆长大小不同，难以为凖，其容受，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头山黍，筛取其中。范镇增损汉书，以求合其度而卒莫之合。晋，荀朂，取古铜管，据以造律。后周取古玉斗丁度用。汉泉货尺和岘用洛阳景表尺。梁武用汲家玉律。隋定尺十五种。它如以马尾、以蚕丝。纷纷卒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识天地之中声、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后世既无神瞽之神解，则如之何？缇室葭管以候气，多为管以叅验，如蔡元定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凖，以定数凖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六十律以为清浊之节，均其中弦，令与黄锺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或问“琴五弦，其二弦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杨收有言若是。少商武弦也。文世安得武声？”予谓“五者，宫商角征羽。其二变宫、变征也。变宫变征其始于武王乎？”周景王问伶州鸠曰“七律者，何州？”鸠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也（鹑火之分张十二度，驷房五度，从张至房，合七宿：『张、翼、轸、角、亢、氐、房』也）。”南北之位七同也（鹑火午，天鼋子，自午至子其度七也）。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
朱子语録问“《国语》六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锺”。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以林锺为征，大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须先吹律，使众声皆合于律，方可用。后来人不解，逐律吹。京房始有律凖，乃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凖。《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黄锺只是散声。又自黄锺起至应锺，有十二弦，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时，王朴上疏曰“黄锺为乐之端，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锺，声之总数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自秦而下，旋宫声废。厯代所存黄锺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余五调，谓之哑锺，不用也。唐太宗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才无哑者，至五代复坏缺。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凖，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各如五锺之声，
译温柔敦厚，是《诗经》教化的宗旨。所以，发表言论的人，不会获罪；听到言论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后世这种意旨长久地泯灭了。刘禹锡的看花诸诗，用意已经非常微妙了。尚且因此被贬黜，蔡确的《车盖亭诗》，也没有非常显豁，却招致了大狱。苏东坡作诗，无非是讥讽切责时政，假使说是“意在爱戴君主”，也属于讽谏的范畴。他却直接指责具体事情并痛加诋毁，其中几首诗几乎到了辱骂的地步。因诗获罪，不只是李定等人的罪过啊。
○音律
音律中，只有黄钟最难确定。黄钟的长度为九寸，中空周长九分，容积为八十一分。从子位开始经历十一个时辰，每次乘以三，直到亥位，得到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钟的实体，本来就有确定的法则了。然而古今的度量衡容易改变，细微的差别，就会使音的高低截然不同，其余十一律也都失去了标准。古代的神瞽心中熟记天地之间的中正之声，先确立声音，用黄钟之管来定下其余十一律，从上生下就三分损一，从下生上就三分益一，十二律循环互为宫音，没有不和谐的。黄钟之管，长九寸，是度量衡的起源。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是容量的起源。重十二铢，是权衡的起源。度量衡都起源于黄钟，所以说“黄钟是万事的根本”。后世的儒者，不知道声音气息的本源，竟然仅仅用累黍来定尺，以此制作律管。应当实际容纳一千二百粒黍，而古今的黍，圆长大小不同，难以作为标准，其容量终究不能吻合。胡瑗于是选取羊头山的黍，筛选取其中等的。范镇增删《汉书》，以求符合其标准而终究不能吻合。晋代荀勖，取古代铜管，依据它来造律。后周取古代玉斗，丁度用汉代泉货尺，和岘用洛阳景表尺。梁武帝用汲家玉律。隋代定尺有十五种。其他如用马尾、用蚕丝。纷纷扰扰终究不能确定，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能识别天地之间的中正之声，不用律来定尺，反而用尺来定律的缘故。后世既然没有神瞽那样的神妙理解，那该怎么办呢？在密室中用葭莩管来候气，多做些管来参验，像蔡元定的方法，大概差不多可以了吧。
京房说：“六十律相生的法则：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京房又说：“竹管的声音不能用来定调。”所以，制作律准，来确定数值。律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长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有一根弦，下面画有分寸。六十律作为清浊的节度，调整中间的弦，让它与黄钟相合。按照画好的分寸来求取各律，没有不依数而应的。
有人问：“琴有五根弦，其中两根弦称为‘周文武’，所增加的是真实的吗？”回答说：“唐代杨收有这样的说法。少商是武弦。文治之世怎么会有武声？”我认为：“五音，是宫商角徵羽。那两根是变宫、变徵。变宫变徵大概始于武王吧？”周景王问伶州鸠说：“七律，是什么？”伶州鸠回答说：“从前武王讨伐殷商，岁星在鹑火，星宿在天鼋。从鹑火到驷，是七列（鹑火分野张宿十二度，驷房五度，从张到房，合七宿：‘张、翼、轸、角、亢、氐、房’）。”南北的位置也是七同（鹑火在午，天鼋在子，从午到子其度数也是七）。凡是神人以数相合，以声昭示，所以用七来统一其数，而用律来和谐其声，于是有了七律，所以说‘是武王’。”
《朱子语类》问：“《国语》说‘六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说‘均谓均钟’。木长七尺，系上弦，不知道它的制度是怎样的？”回答说：“均只是七均，比如以黄钟为宫，就以林钟为徵，大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成一均，其声音自然相互谐应。古人要合声，必须先吹律，使众声都合乎律，才可以采用。后来的人不理解，逐律吹奏。京房开始有律准，就先做一个母体，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其制度是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黄钟只是散声。又自黄钟起至应钟，有十二弦，要取什么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
周世宗时，王朴上疏说：“黄钟是音乐的开端，减半是清声，加倍是缓声。三分其一以损益之，是相生的声音。十二变而复归黄钟，是声音的总数。”命名为“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自秦代以下，旋宫声废。历代所存的只有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只用七声。其余五调，称为哑钟，不使用。唐太宗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重新见于当时，悬挂的乐器才没有哑的，到五代又毁坏缺失。臣依照周法，用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以上下相生的法则推之得到十二律，管以众管，至于吹奏用声不便，于是制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各如五钟之声，
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锺。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大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锺。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锺。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十二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锺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惟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旋宫之声如此。
译用第八弦六尺处设柱，音律如同林锺。第三弦，在八尺处设柱，音律为大簇。第十弦，在五尺三寸四分处设柱，音律为南吕。第五弦，在七尺一寸三分处设柱，音律为姑洗。第十二弦，在四尺七寸五分处设柱，音律为应锺。第七弦，在六尺三寸三分处设柱，音律为蕤宾。第二弦，在八尺四寸四分处设柱，音律为大吕。第九弦，在五尺六寸三分处设柱，音律为夷则；第四弦，在七尺五寸一分处设柱，音律为夹锺。第十一弦，在五尺一分处设柱，音律为无射。第六弦，在六尺六寸八分处设柱，音律为中吕。第十二弦，在四尺五寸处设柱，音律为黄锺的清声。十二声中，依次选用七声作为一均，作为该均的主音，只有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依次排列。发出该均主音的声音，回归到本音的律吕。七声交替应和而不混乱，便形成了调式。一均有七种调式，声音有十二种均，合起来共八十四种调式，旋宫转调的声音就是这样。
晋，荀朂，号知音律。初，朂常于路逢赵贾人牛铎。及掌乐事，律吕未谐，曰“得赵人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然论者谓“朂为暗解，时阮咸逹八音”，时谓“神解咸常心讥朂。”新律，髙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作乐，朂自以不及咸。意咸异已，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锺石丝竹，皆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北齐神武时，信都芳世号知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常与人对语，则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验管而灰已飞，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一气感则一扇自动，它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
万寳常，常与人论及乐调，时无乐器，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叩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文帝召问“郑译所定音乐”，对曰“此亡国之音也。”遂极言乐声哀悲，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遂造诸乐。其声率下于译调二律，并论旋相为宫之法，改丝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千百八声，见者嗟异。然其声雅澹，不为时所好。
总章中，润州得磬，以献张文收。扣其一曰“是晋某岁闰月造，得月数当十三，今缺其一于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乐，有古锺十二。近代，唯用其七，余号哑锺。文收吹律调之乐，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藏于大乐署。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大常。路逄乘马者，闻其声切，云“此人当坠”。马行未至半里，马惊坠地死。又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阳有僧房，磬日夜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曹绍夔名知音，来问疾。僧以告。俄击斋锺，磬复作声。绍夔咲曰“明日可设盛馔，当与除之。”僧，虽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馔以待。夔至，出怀中错，炉磬数处而去，声遂絶。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磬与锺律合，故击彼此应。”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黄锺难定，若得阮咸、张文收、万寳常、曹绍夔之属，亦何难定之有哉。
○音韵
邵康节之父古“字天叟”谓“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翕辟，吕有倡和。一辟一翕，而平上去入备焉。一倡一和，而开发收闭备焉。律感吕而声生焉。吕应律而音生焉。开闭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冬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横渠张子曰“商角征羽，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徐景安《乐书》“凡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征为上，羽为去。”米元章云“五声之音出于五行。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宫声不得，乃分平声为二。”郑樵曰“江左始为韵书，然识四声而不识七音，知纵有『平上、去入』四声，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征羽，半征半商为七音』，纵成经，横成纬，经纬不交，所以失立韵之原也。”七音之韵，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虽鹤唳风声、鸡鸣狗吠，皆可译也。况人言乎？
今宣尼之书，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址，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者，以声音之道障阂耳。所以日月照处，甘传梵书者，为有七音之图，以通百译之义也。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从见入，故以识字为贤。知释氏以叅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
《七音韵鉴》出自西域。应琴七弦，从衡正倒展，转成图。不比华音平上去入而已。华有二合之音，如汉书元元之类，无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华书，惟琴谱有之，盖琴尚音，一音难可一字，
译晋国的荀朂，号称精通音律。起初，荀朂在路上曾遇到赵地商人用的牛铃。等到他掌管音乐事务时，律吕尚不和谐，他说：“得到赵人的牛铃就能和谐了。”于是下令各郡国，全都送来牛铃，果然得到了和谐的牛铃。然而评论的人说：“荀朂是暗中理解，当时阮咸通达八音”，当时的人称阮咸为“神解”，阮咸常在心中讥讽荀朂。新制定的律，音调高近哀思，不符合中和之道。每次公宴演奏音乐，荀朂自认为不如阮咸，心里以为阮咸与自己不同，于是退出。阮咸担任始平相后，后来有农夫得到周代的玉尺，用来校正先前整理的钟、石、丝、竹，都比玉尺短了一米，更加让人佩服阮咸的妙处。
北齐神武帝时，信都芳世称精通音律，能用律管候气，仰观云色，常与人对话，就指着天说：“孟春之气到了。”人们验证律管，灰烬已经飞起，每月所候测的，言语都没有差错。又制作二十四扇轮扇，埋在地中用来测知二十四节气。一个节气感应则一个扇自动，其他扇都静止，与律管灰烬相应，如同符契相合。
万宝常，常与人谈论乐调，当时没有乐器，于是取来前面的食器和杂物，用筷子敲击，宫商各音齐全，与丝竹乐器和谐。文帝召他询问“郑译所定的音乐”，他回答说：“这是亡国之音。”于是极力陈述乐声哀悲，不是雅正之音，请求用水尺作为律，来调校乐器，于是制造各种乐器。其声音大多比郑译的调低两个律，并论述旋相为宫的方法，改变丝弦移动琴柱的变化，制成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最终达到一千零八声，见到的人惊叹奇异。然而他的声音雅淡，不被当时的人所喜好。
总章年间，润州得到磬，献给张文收。敲击其中一个说：“这是晋某年闰月制造的，得到的月数应当是十三，现在黄钟缺了一个，向东九尺，挖掘必定能得到。”下派州县寻找，如他所说而得到大乐，有古钟十二个。近代，只使用其中七个，其余称为哑钟。张文收吹律调校这些乐器，都响彻。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妙处。张文收确定乐律后，又铸造铜律三百六十，藏于大乐署。
裴知古。武则天朝因精通音律，任大常寺官职。路上遇到骑马的人，听到马声急促，说：“此人将要坠马。”马行走不到半里，马惊跳坠地而死。又观看别人迎娶新娘。听到新娘佩玉的声音说：“这新娘对婆婆不利。”当晚婆婆生病去世。
洛阳有僧房，磬日夜自动鸣响。僧人以为怪异，恐惧而成病。曹绍夔号称精通音律，来问病情。僧人告知他。不久敲击斋钟，磬又发声。绍夔笑着说：“明天可以准备丰盛的食物，我将为你除去它。”僧人虽然不信，希望或许有效，于是准备食物等待。绍夔到来，从怀中取出锉刀，锉磬数处而去，声音于是停止。僧人苦苦询问：“这是什么原因？”绍夔说：“这磬与钟的律相合，所以敲击彼此相应。”僧人大喜，病也好了。世人常患黄钟难以确定，如果得到阮咸、张文收、万宝常、曹绍夔这类人，又有什么难以确定的呢。
○音韵
邵康节的父亲古，字天叟，说：“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翕辟，吕有倡和。一辟一翕，而平上去入四声具备。一倡一和，而开发收闭具备。律感应吕而声音产生。吕应和律而音调产生。开闭的是律，天清浊的是吕。地先闭后开的是春。纯开的是夏。先开后闭的是秋。冬则闭而无声。冬为春声，阳为夏声，这显示作韵的人，也有其极限。衔凡冬声也。”横渠张载说：“商角征羽，出于唇齿喉舌。只有宫声完全出于口，以兼有五声。”徐景安《乐书》：“凡是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征为上，羽为去。”米芾说：“五声之音出于五行。沈约只知四声，寻求宫声不得，于是将平声分为二。”郑樵说：“江左开始制作韵书，然而认识四声而不认识七音，知道纵有『平上、去入』四声，而不知道横有『宫商角征羽，半征半商为七音』，纵成经，横成纬，经纬不交，所以失去立韵的根本。”七音的韵，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天地万物之音都具备于此，虽然鹤唳风声、鸡鸣狗吠，都可以翻译。何况人言呢？
如今孔子的书，东到朝鲜，西到凉夏，南到交址，北到朔易，都是我国原有的疆域。佛陀的书，能进入诸夏，而孔子的书不能到达跋提河，是因为声音之道阻隔。所以日月照耀之处，甘传梵书的，是因为有七音之图，以通百译之义。
梵人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区别字，在字不在音。所以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细微差别。梵人长于音，所得从听闻进入；华人从看见进入，所以以识字为贤。知道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
《七音韵鉴》出自西域。应琴七弦，从横正倒展开，转成图。不比较华音平上去入而已。华有二合之音，如汉书元元之类，无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也有其字。华书，只有琴谱有之，大概琴尚音，一音难可一字，
该必合数字之体，以取数字之文。华音论读，必以一音为一读，梵音论讽，虽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扬髙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转难。大氐华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则雨应，呪龙则龙见。华僧，虽学其声，而无验者，实音声之道有未至也。
译这必定要契合梵文拼合的体制，从而获取梵文的音义。汉语音韵讲究诵读，必定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读音；梵音讲究讽诵，虽然也是一个音节，但在这个音节之中自然有抑扬高低的声调变化。两个音节拼合的，其发音容易；三个或四个音节拼合的，其发音就转而困难了。大体上，汉人并不擅长语音。如今梵僧，念咒求雨则雨就应验，念咒召龙则龙就显现。汉僧虽然学习他们的声音，却没有灵验，实在是因为对音声之道的掌握还没有达到极致。
○字学
六书之学，说文备矣。后世纷纷有作，若郑樵、周伯琦、赵撝谦，其义益密，而撝谦尤精别以形声事意，母生子，子生孙。后虽有作，无以加矣。顾其间，尚有一二疑义，试举以质深于字学者。
仓颉制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无形可象，有意可会，则会其意。无形可象，无意可会，则谐其声。无形可象，无意可会，无声可谐，于是乎有转注，有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琐屑者乎？若夫干，天也。伏羲画卦已有其象（《说文》“干，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逹也”。此说佀为得之），故曰“干，徤也。”安得无其字，乃借“干燥”字为之。自夏商，则有易，故曰“易，变易也。日月为易，岂得借蜥易字为之？日出木上为东，则日入地下为西，岂借鸟栖之栖为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为意，则南宜以向为意，或从丙为意，岂以半为之？愚于是不能无惑也。
日见地上为旦。日入地中为冥。则西宜亦为冥之义。《说文》“丙位南方，万物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门。一者阳也。丙承乙，象人肩。”
郑樵曰“十辰、十二日，皆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鱼膓。丙本鱼尾。丁本虿尾。戊本武。已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怀妊也。癸，草本实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膑也。卯，门也。辰，未详。巳，蛇属也。午，未详。未，木之滋也。申，特简也。酉，卣也。戌与戉戚同意。亥，豕属也。惟亥已有义，余并假借。”
予谓“《礼记》『鱼去乙』谓『鱼骨有似乙字』，非乙字之为鱼骨也。”鱼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为鱼尾也。虿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为虿尾也。戼从二户开辟之形，为日出物生之义，取象于门，非以为门也。丣从二戸相合之形为日入物收之义，取象于牖，非以为牖也。其余，“史记、说文”亦皆有说，何为不可从乎？《史记 厯律志》云“『甲』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然也。丙者，言阳道着明。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庚者，言阳气庚万物。辛者，言万物之辛生。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寅言万物始生，螾然引也。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辰言万物之蜄振也。巳言阳气之巳尽也。午言阴阳之交愕布子午也。未言万物皆有滋味也。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又言物坚于申也。酉者言万物之老也。戌者言万物尽灭。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周伯琦云“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气』焉。本『鸢』也。后人借为助语。助语之用既多，反为所夺。又制字以别之，乃有『芝』字、『吁』字、『鸢』字。”此说佀为得之。
■之作，凡以趋简易也，而有视篆为繁者，如市之为韨。■之为端。■之为号，丂之为考。■之为吁。■之为攀。■之为膂。■之为卢。■之为仆。■之为辩，亚之为恶。■之为匡。■之为隐。■之为节。■之为奏。■之为幂，己之为纪。■之为契。■之为贯。■之为托。■之为纠，屯之为■。■之为包，亼之为集。■之为斤，■之为堆。■之为阜。■之为岸。■之为冋。■之为畎，巜之为浍。■之为主。■之为艾，卝之为矿。■之为蹂。岂以其太简，难辩故反繁之耶？
《宣和书谱》曰：为八分之说者，多矣。然，秦汉以来，石刻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书。其典刑，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岂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称稍异，今之正书，乃古所谓“隶书”。今之隶书，乃古所谓“八分”。至唐，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别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非古所谓“八分”也。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
译○字学
六书的学问，《说文解字》已经完备了。后世纷纷有所著作，像郑樵、周伯琦、赵撝谦等人，他们的义理更加细密，而赵撝谦尤其精妙，将形、声、事、意区分开来，如同母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后来虽然还有著作，但没有什么能超过他了。然而其中，尚有一两条令人疑惑的义理，试着列举出来向深通字学的人请教。
仓颉造字，大凡有形状可以描摹的，必定描摹它的形状；没有形状可以描摹，但有意蕴可以会意的，就会同它的意蕴；没有形状可以描摹，没有意蕴可以会意，就谐和它的声音；没有形状可以描摹，没有意蕴可以会意，没有声音可以谐和，于是就有了转注，有了假借。这两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一定是那些琐碎的事物吧？至于“干”，就是天。伏羲画卦时已经有了它的形象（《说文》说：“干，向上生长。从乙。乙，是事物通达的样子。”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所以说“干，就是健”。怎么就没有它的字，反而借用“干燥”的“干”字呢？自从夏商以来，就有《易经》，所以说“易，就是变易。日和月组成易”，怎么可以借用蜥蜴的“易”字呢？太阳从树木上方升起是东，那么太阳落入地下就是西，怎么可以借用鸟儿栖息的“栖”字呢？人面向南背向北。北以背为意蕴，那么南应该以向为意蕴，或者以丙为意蕴，怎么可以用“半”字呢？我对此不能没有疑惑。
太阳出现在地面上是旦。太阳进入地中是冥。那么西也应该有冥的意义。《说文》说：“丙位于南方，万物炳然显明，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门。一是阳。丙承接乙，像人的肩膀。”
郑樵说：“十个时辰、十二个日名，都是假借。甲本是戈甲。乙本是鱼肠。丙本是鱼尾。丁本是蝎子尾巴。戊本是武。己本是几案。庚，是鬲。辛，是被罪。壬，是怀孕。癸，是草本果实。子，是人子。丑，是手铐。寅，是膑刑。卯，是门。辰，不详。巳，是蛇类。午，不详。未，是树木滋长。申，是特简。酉，是卣。戌与戉、戚意思相同。亥，是猪类。只有亥已经有意义，其余都是假借。”
我认为：“《礼记》说‘鱼去乙’，是指‘鱼骨有类似乙字的形状’，并不是乙字就是鱼骨。”鱼尾有类似丙字的形状，并不是丙字就是鱼尾。蝎子尾巴有类似丁字的形状，并不是丁字就是蝎子尾巴。戼从两个户字开辟的形状，表示日出万物生长的意义，取象于门，并不是把它当作门。丣从两个户字相合的形状，表示日入万物收敛的意义，取象于窗，并不是把它当作窗。其余的，《史记》、《说文》也都有说法，为什么不可以遵从呢？《史记·律历志》说：“‘甲’是说‘万物剖开符甲而出’。乙，是说万物生长，轧轧然的样子。丙，是说阳道显著明亮。丁，是说万物丁壮。庚，是说阳气庚万物。辛，是说万物辛生。壬，是说‘任’，是说阳气在下任养万物。癸，是说‘揆’，是说万物可以揆度。子，是滋，是说万物在下滋生。丑，是纽，是说阳气在上，尚未降下万物，厄纽不敢出。寅，是说万物始生，螾然牵引。卯，是说茂，是说万物茂盛。辰，是说万物蜄振。巳，是说阳气巳尽。午，是说阴阳之交愕布子午。未，是说万物皆有滋味。申，是说阴用事申贼万物，又说物坚于申。酉，是说万物之老。戌，是说万物尽灭。亥，是该，是说阳气藏于下，所以该。”
周伯琦说：“木老于未象，是木重枝叶的形状。”又说：“古人根据事物造字，比如‘之’，本是‘芝草’吗？本是‘吁气’吗？本是‘鸢’吗？后人借作助语。助语的用法既多，反而被它夺去本义。又造字来区别它，于是有了‘芝’字、‘吁’字、‘鸢’字。”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
■的造作，大凡是为了趋向简易，而有视篆书为繁复的，如市之为韨。■之为端。■之为号，丂之为考。■之为吁。■之为攀。■之为膂。■之为卢。■之为仆。■之为辩，亚之为恶。■之为匡。■之为隐。■之为节。■之为奏。■之为幂，己之为纪。■之为契。■之为贯。■之为托。■之为纠，屯之为■。■之为包，亼之为集。■之为斤，■之为堆。■之为阜。■之为岸。■之为冋。■之为畎，巜之为浍。■之为主。■之为艾，卝之为矿。■之为蹂。难道是因为它们太简，难以辨别，所以反而繁化它们吗？
《宣和书谱》说：关于八分的说法，很多。然而，秦汉以来，石刻特别保存了篆、隶、行、草，所谓的“八分”有什么呢？到了唐代，才开始有八分书。它的典范，大概类似隶书而变得方正宽广，作波势，难道是在唐代才开始有的吗？古今名称稍有不同，现在的正书，就是古代所谓的“隶书”。现在的隶书，就是古代所谓的“八分”。到了唐代，又在隶书中别出八分来区别它，那么，唐代所谓的“八分”，就不是古代所谓的“八分”了。
周越《书苑》说：“郭忠恕说：‘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
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之真书也。”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玉筯篆，李斯作，李阳氷善此体，至今用之。竒字。甄丰定大篆，史籀变古文，为此体小篆。胡母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饰李斯之法，坟书。周媒氏配合男女，书证穗书。神丽，因上党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务光见薤偃风，作柳叶篆。卫瓘作芝英篆。陈遵因芝生汉殿，作转宿篆。司星子韦作垂露篆。曹喜作垂云转篆。黄帝因庆云见，作碧落篆。唐韩王元嘉子李譔作龙爪篆。羲之见飞字，龙爪，作鸟迹书。苍颉观鸟迹，始制文字，雕虫篆。鲁秋胡妻春居翫蚕，作科斗书，源出古文。或云“颛顼制鸟篆，史佚。”因赤雀丹乌二祥作鹄头书。汉家尺一之简，如鹄首麟书。获麟弟子，为素王纪瑞作鸾书。少皥以鸟纪官作龟书。尧因轩辕时，龟负图，作龙书。太皥获景龙之瑞，作剪刀篆。韦诞作缨络篆。刘德升夜观星宿作悬针篆。曹喜作飞白书。蔡邕见人以亚帚字，作殳篆。伯氏所职，故制此金错书。韦诞作古钱名也。刻符篆。秦坏古文定八体，此其一钟鼎篆。三代以此体刻铭钟鼎。
译诏书颁布。隶书违背法度而行书兴起；行书狂放而草书达到圣境。由此可知，隶书就是现在的真书。”赵明诚说：“错误地把八分书当作隶书，是从欧阳修开始的。”玉筯篆，由李斯创制，李阳冰擅长这种字体，至今仍在沿用。奇字。甄丰审定大篆，史籀变革古文，形成这种小篆体。胡母敬创作上方大篆。程邈修饰李斯的书法，形成坟书。周代媒官配合男女，书写证穗书。神丽，因上党生长嘉禾，创作倒薤篆。仙人务光看见薤草随风偃伏，创作柳叶篆。卫瓘创作芝英篆。陈遵因灵芝生长在汉殿，创作转宿篆。司星官子韦创作垂露篆。曹喜创作垂云转篆。黄帝因庆云显现，创作碧落篆。唐代韩王元嘉之子李譔创作龙爪篆。王羲之看见飞动的字迹如龙爪，创作鸟迹书。仓颉观察鸟迹，开始创制文字，形成雕虫篆。鲁国秋胡的妻子春居玩赏蚕，创作科斗书，其源头出自古文。有人说：“颛顼创制鸟篆，史佚。”因赤雀和丹乌两种祥瑞，创作鹄头书。汉代一尺一寸的简牍，形状像鹄首，称为麟书。获麟的弟子，为素王记录祥瑞，创作鸾书。少皥以鸟来纪官，创作龟书。尧因轩辕时期，龟背负图，创作龙书。太皥获得景龙的祥瑞，创作剪刀篆。韦诞创作缨络篆。刘德升夜间观察星宿，创作悬针篆。曹喜创作飞白书。蔡邕看见有人用亚字形的扫帚写字，创作殳篆。伯氏所主管的，因此创制这种金错书。韦诞创作古钱名。刻符篆。秦代废除古文，确定八种字体，这是其中之一。钟鼎篆。夏商周三代用这种字体在钟鼎上刻写铭文。
右。宋灵隐寺僧，莫庵道肎集篆，书金刚经。备诸体，虽未必尽，然亦可见歴代书法之变。
○姓氏
姓与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为姓。按《左传》鲁众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为诸侯，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若舜，由妫汭而生，故以妫为姓，因所封之地为之氏。若胡公封于陈命，曰“陈氏”也。）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诸侯不得赐姓，但使其臣以王父字为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赵氏、韩氏、魏氏之类）《国语》帝嘉禹治水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吕』姓以系百世之正。綂氏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是也。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司马、司徒”是也。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士、匠陶”是也。盖别姓，则为氏。别氏则为族。族无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凯”出于髙阳氏、髙辛氏，而谓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华氏谓之戴族。向氏谓之桓族。是族无不同氏也。诗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为有熊氏，颛顼为髙阳氏，帝喾为髙辛氏，帝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禹为夏后氏，皆姒姓也。契商姓子氏。弃周姓姬氏）太史公又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锺离氏、运奄氏、莵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亷氏、秦氏、赵氏。”按，嬴，姓也。余十四皆为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孙，如“鲁、卫、毛、■〈冉阝〉、郜、雍、曹、滕、毕、原、郇、封、邘、晋、应、韩。”凡蒋、嬴、茅各以国氏，而皆姬姓也。后之文人多不辩，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韩，姬姓”。又曰“何与韩，同姓为。”
○杂论
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谓“文正公，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谓“有宋名臣最多，若韩忠献之丰功、伟量司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郑公，尚多有之，安得便为第一。久乃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吕端诸人养成一代忠厚之风，公始倡为直言上寿之仪。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气自公作之，则其忠鲠之节可知。当是时，道学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横渠，开道学一脉，其先忧后乐之义，前人所未发于草莱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孙明复之流，其学术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韩公欲用攻。筞公唯主守。卒之韩公有好水之败，刘沪失守，富公等皆谓“当诛”。公独不言。谓“诸公劝人主杀人，手滑他日，吾軰恐亦不免。”富公后服其见，以为范六丈，真圣人也。营洛之议，若预见有靖康之祸者，其谋虑之深长，可知荒岁。省役，善政也。公独因之兴，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两利焉。真能见人所未见，其置义田，则曰“吾宗族，固有亲疎，自祖宗视之，无亲疎。”南园之地，术者以为种，生公卿。则曰“与其私于一家，孰若公于一郡。于嘑是心也。”其圣贤之心乎？盖其识见，非特异于一世之人，视当时名公皆出一等。南丰曾巩论之曰“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独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公独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则公之于道何如哉？”其亦能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过古，亦有一二事焉。古人多务厚塟。观《西京杂记》，广川王去疾，发魏襄王、哀王、晋灵公之冢，金玉珍怪甚侈，盖不独秦始皇、吴阖闾也。近世山东、河南，粥锺鼎、尊匜、穷极巧丽，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椁衣衾之外，虽富贵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独不为生者之费，亦不为死者无穷之累，此其过古人一也。古之讳忌
译右。宋代灵隐寺僧人莫庵道肎汇集篆书，书写《金刚经》。具备各种书体，虽然未必完全穷尽，但也可以看出历代书法的演变。
○姓氏
姓与氏，不分家已经很久了。现在的人大多把氏当作姓。查考《左传》中鲁国众仲的话，说：“天子建立有德行的人为诸侯，依据其出生的缘由赐给姓，分封土地而命定其氏。”（天子立有德行的人为诸侯，依据其出生的缘由，赐给姓。比如舜，从妫水边出生，所以以妫为姓，依据所封的土地定其氏。比如胡公被封于陈，命为“陈氏”。）诸侯以字为氏，并由此形成族（诸侯不能受赐姓，只让他们的臣下以祖父的字为氏）；官职有世代功勋的，就形成官族，封邑也是如此（比如赵氏、韩氏、魏氏之类）。《国语》记载，天帝嘉奖禹治水的功劳，赐姓为“姒氏”，说“有夏”；任命四岳为侯伯，赐姓为“姜氏”，说“吕”。姓用来维系百世的正统，氏用来区别子孙的旁支，族则是氏的聚集而已。以国名为氏，那么“齐、鲁、秦、吴”就是。以谥号为氏，那么“文武、成宣”就是。以官职为氏，“司马、司徒”就是。以爵位为氏，那么“王孙、公孙”就是。以字为氏，那么“孟孙、叔孙”就是。以居住地为氏，那么“东门、北郭”就是。以志向为氏，那么“三乌、五鹿”就是。以职业为氏，那么“巫士、匠陶”就是。大概区别姓，就称为氏；区别氏，就称为族。族没有不相同的氏，氏有不同的族。所以“八元、八凯”出自高阳氏、高辛氏，却被称为十六族。这就是氏有不同的族。宋氏、华氏被称为戴族，向氏被称为桓族。这就是族没有不相同的氏。《诗经》说：“振振公姓、振振公族”。（太史公说：“从黄帝到舜禹，都同姓而国号不同，所以黄帝为有熊氏，颛顼为高阳氏，帝喾为高辛氏，帝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禹为夏后氏，都是姒姓。契商姓子氏，弃周姓姬氏。”）太史公又说：“秦的先祖，是嬴姓。其后分封，以国名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锺离氏、运奄氏、莵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亷氏、秦氏、赵氏。”查考，嬴，是姓。其余十四家都是氏。又如周本为姬姓，其子孙，如“鲁、卫、毛、郳、郜、雍、曹、滕、毕、原、郇、封、邘、晋、应、韩。”凡是蒋、嬴、茅各以国名为氏，而都是姬姓。后来的文人大多不加辨别，只有韩愈知道，所以说“韩，是姬姓”。又说“何与韩，同姓为。”
○杂论
诸葛武侯，宋代的范希文，都是三代以上的人物。从前朱子说：“文正公，是宋朝第一流的人物。”我起初也怀疑，认为“宋朝名臣最多，像韩忠献的丰功伟量，司马光的清忠粹德。其他如李文靖、富郑公，尚且有很多，怎么能就说是第一。很久之后才相信。宋朝从仁宗以前，吕端等人养成了一代忠厚的风气，范公开始倡导直言上寿的礼仪。晏殊等人都不能忍受，英果之气是从范公开始的，那么他的忠直刚毅的节操就可以知道了。当时，道学尚未倡导，范公开始用《中庸》传授横渠，开创了道学一脉，他先忧后乐的道理，是前人所未曾阐发的；在草野之中，提拔胡安定、李泰伯、孙明复等人，他的学术醇正就可以知道了。元昊叛乱，韩公主张进攻，范公只主张防守。最终韩公有好水川的败绩，刘沪失守，富公等人都说“应当诛杀”。范公独自不说话。说“各位公卿劝君主杀人，手滑了，将来我们这类人恐怕也难免。”富公后来信服他的见解，认为范六丈，真是圣人啊。营建洛阳的议论，好像预见到靖康之祸，他的谋虑深长，就可以知道了。荒年，节省劳役，是善政。范公却借此兴作，官府得到劳力，百姓得到食物，公私两利。真能看见别人所未见的。他设置义田，就说“我的宗族，固然有亲疏，从祖宗看来，没有亲疏。”南园的土地，术士说种下能生出公卿。范公就说“与其私利于一家，哪里比得上公利于一郡。唉，这种心。”难道是圣贤的心吗？大概他的见识，不仅特异于一时的人，看待当时的名公都高出一等。南丰曾巩论述他说：“事情有天下人反对，君子反对，而范公却说‘是’。天下人赞同，君子赞同，而范公却说‘非’。后来君子，都自认为不及，天下人也说‘范公的坚守是对的。’那么范公对于道怎么样呢？”他也能了解范公了。
古人做事，远远不是今人能比得上的，而今人超过古人，也有一两件事。古人大多讲究厚葬。看《西京杂记》，广川王去疾，发掘魏襄王、哀王、晋灵公的坟墓，金玉珍奇非常奢侈，大概不只是秦始皇、吴王阖闾。近代山东、河南，出售钟鼎、尊匜，穷极精巧华丽，都是墓中的物品。今人除了棺椁衣衾之外，即使是富贵人家，也不拿一件物品殉葬。不仅不为活着的人耗费，也不为死去的人留下无穷的累赘，这是今人超过古人的一点。古人的讳忌
拘甚，父名晋，子不得举进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髙锴下及第。此何理也。以庄讳，则光为严光，助为严助，州为严州，以一时之讳，易千古之称，甚无讳也。今人，二名，嫌名一，无所讳。临文则又不讳。此其过古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宋朝庙讳有至十五字者，举场试卷，小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暗行黜落。士大夫除官、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
译拘泥得太过分了。父亲名叫晋，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父亲名叫中，儿子就不肯接受中奉大夫的官职；父亲名叫皋，儿子就不能在主考官高锴手下考中。这是什么道理呢？如果因为避讳，那么“光”就要改成“严光”，“助”就要改成“严助”，“州”就要改成“严州”，因为一时的避讳，就改变千古以来的称呼，这简直是毫无避讳可言了。现在的人，双名中只有一个字是嫌名，却没有什么避讳的；在撰写文章时，又根本不避讳。这两点超过了古人。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宋朝的庙讳多达十五个字，科举考场上的试卷，稍微涉及疑似犯讳的字，士人就不敢使用。一旦触犯，就会被暗中黜落。士大夫授官、官职名称以及州府曹局的名字，如果犯了“家讳”，允许回避）。
古称大器晚成。马况所以知朱勃，非逺到之器也。以我朝诸公论之，故少师李东阳，五岁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进士，少傅杨一清亦以神童举，十七登进士。今少师杨廷和，十二占乡试。少傅蒋冕十八为解元。费宏十九为状元。官皆极品，年寿亦髙。则晚成之说，殆未信也。
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盖亦求诸人事而已。后世星数之说行，谓“人之贵富贫贱寿夭，莫不定于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阴阳地理之说行，谓“人之贵贱寿夭，皆系于塟地，故人一切求诸地。”夫委诸天，犹有说也。而以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趋者澜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谓“某以是而得髙科。某以是而得显位。”噫！不求之已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异矣哉！
尝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张公室乎？按左传，吴将伐鲁，叔孙輙劝之，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恶发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及吴使不狃，将故道，险由武城。其不忘故国，如此，则其以费叛也。非以张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公孙輙与不狃，皆鲁人出亡于吴）。
正德中籍没刘瑾货财：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寳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古缶〉上皿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嘉靖初籍没朱宁货财：
金七十摃，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摃，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四箱。碎银十匮。金银汤■〈〈古缶〉上皿下〉四百。金首饰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匮。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玉带二千五百束。金绦环四箱。珍珠眉带缨络七箱。乌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鹤二对。织金蠎衣五百箱。罗钿屏风五十。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摃。苏木七十摃。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摃。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摃。绫绢布三百二十摃。锡器磁器三百摃。佛像一百三十匮又三十摃。祖母禄一尊。铜铁狮子四百。车铜盆五百。古铜炉八百三十。古畵四十摃。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铜器五十摃。巧石八十摃。
于嘑胡椒八百斛，世以为侈也。而盛传之。今观二逆贼所籍，视元载何如也。闻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库，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国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边，岁币百万。百官祠禄、郊赐之类，今皆无之。宋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孙，孙又任其子，任侄，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监，可谓“至窄”。
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莾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録、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职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库皆空，岂非皆归此軰乎？为国者，曷以是思之？”
○仙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恶之报应也。若神仙者，谓之有，则平生未之见。谓之无，则古今所传竒踪异迹不可胜纪。国初，周颠仙、张铁冠、张三丰，灼灼在人，耳目颠仙之事，太祖亲立碑于庐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诬也。三丰，
译古人说大器晚成。马况之所以了解朱勃，是因为朱勃并非具有远大前程的人才。拿我朝各位公卿来论，故少师李东阳，五岁就能写大字，以神童身份进入宫中，十七岁考中进士；少傅杨一清也以神童被举荐，十七岁考中进士。现在的少师杨廷和，十二岁就考中乡试。少傅蒋冕十八岁成为解元。费宏十九岁成为状元。他们的官职都达到了最高等级，寿命也很高。那么，晚成的说法，大概不可信吧。
人的贵贱、贫富、寿夭，是由人决定的呢？还是由天决定的呢？孟子的话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这大概也是从人事方面去寻求原因罢了。后世星象术数的说法流行，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寿夭，都在出生之初就确定了，所以人们一切都听任天命。自从阴阳地理的说法流行，认为人的贵贱寿夭，都取决于葬地，所以人们一切都向土地寻求。听任天命，尚且还有说法。而把人的贵贱贫富寿夭系于一抔泥土之上，为什么呢？而世人相信它，追随者像波浪一样倾覆。江西尤其严重，士大夫酷爱到了极点。说“某人因此考中高科。某人因此获得显赫职位。”唉！不向自己寻求而向天寻求，不向天寻求而向地寻求，也太奇怪了！
我曾怀疑公山不狃叛乱，而孔子想要前往。然而不狃叛的是季氏，不是叛鲁国。孔子想要前往，怎么知道他不打算借此来振兴公室呢？查考《左传》，吴国将要攻打鲁国，叔孙輙劝他，不狃说：“不符合礼制。君子违背礼制，不到仇敌的国家去。还没有成为臣子，却有讨伐他的，奔赴命令，死是可以的。君子不因为厌恶而发动乡里，现在你因为小恶而想要颠覆宗国，不是很难吗？”等到吴国派不狃，将走原来的道路，险路经过武城。他不忘记故国，像这样，那么他凭借费邑叛乱，不是用来振兴公室吗？我因此表彰并指出这一点，以阐明孔子想要前往的意图（公孙輙与不狃，都是鲁国人出亡到吴国）。
正德年间抄没刘瑾的财产：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瓶五百。蟒衣四百七十套。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件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嘉靖初年抄没朱宁的财产：
金七十摃，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摃，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四箱。碎银十匮。金银汤瓶四百。金首饰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匮。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玉带二千五百束。金绦环四箱。珍珠眉带缨络七箱。乌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鹤二对。织金蟒衣五百箱。罗钿屏风五十。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摃。苏木七十摃。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摃。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摃。绫绢布三百二十摃。锡器磁器三百摃。佛像一百三十匮又三十摃。祖母禄一尊。铜铁狮子四百。车铜盆五百。古铜炉八百三十。古画四十摃。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铜器五十摃。巧石八十摃。
唉！胡椒八百斛，世人认为奢侈。而盛传它。现在看这两个逆贼所抄没的，比起元载怎么样呢？听说过去王振、曹吉祥所抄没的，更多。官家的府库，怎么能不空虚。百姓的脂膏，怎么能不枯竭。
国家富有，四海不像宋朝那样偏安。宋朝有西北两个边境，每年纳币百万。百官的祠禄、郊赐之类，现在都没有了。宋朝制度：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次郊祀就任职。一人担任两制以上，一年就任职。一人，儿子又任职，孙子又任职，任职侄子，任职外甥，也有这种情况。现在三品以上才得到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可以说是“非常狭窄”。
宋朝民间器物传至今的，都极其精巧。现在的人粗鲁特别严重，不仅仅是古今性情不同。大概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看宋朝人的《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奢侈，即使南渡后仍然如此。近年民间没有隔夜之储，官府没有经年之积。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们都说“本朝藩府太多，武职太冗，这固然如此。还有一个原因。而人们没有触及。古称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在民间。现在民间的膏血已经枯竭，官府的府库都空了，难道不是都归这些人了吗？治理国家的人，何不以此思考？”
○仙释
世间有恍惚不可知的三件事：鬼神，神仙，善恶的报应。至于神仙，说他有，那么平生没有见过。说他无，那么古今所传奇踪异迹不可胜纪。国初，周颠仙、张铁冠、张三丰，鲜明地在人耳目中。颠仙的事迹，太祖亲自在庐山立碑。入火不烧，入水不湿，不可诬蔑。三丰，
则太宗命胡忠安旁求者数年。又有冷启敬者，传闻颇不经，余不敢信。今见其仙奕图，三丰题识，则其事不可谓无也。因识之。
译于是太宗命令胡忠安四处访求，历时数年。又有一位叫冷启敬的人，传闻颇为荒诞不经，我不敢轻信。如今见到他的《仙奕图》，上有张三丰的题识，那么这件事不能说没有。因此记录于此。
蓬莱仙奕图者，龙阳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启。敬龙阳，其号也。中綂初，与邢台刘秉忠仲晦，从沙门海云，书无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天文地理律厯，以至众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叅预中书省，事君，乃弃释从儒。游霅川，与“故宋司戸叅军”赵孟俯子昻，于“四明史卫王弥逺”府，覩“唐李思训将军畵”，顷然发之胸臆，遂效之。不月余，其山水人物窠石等无异将军。其笔法传彩尤加纎细，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鸣当时。隶淮昜遇异人，授中黄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颕然而悟，如己作之。至正间，则百数岁矣。其緑发童颜，如方壮不惑之年，时值红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济人利物，方药如神。天朝维新君，有畵鹤之诬，隐璧仙逝，则君之墨本絶迹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将访冷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知冷君胸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识其竒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特奉遗元老太师淇园邱公览此卷，则神清气爽，飘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袭之，且以为后会云。峕永乐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书。
冷谦“字启敬”国初为协律郎，郊庙乐章多其所撰。谦有友人，贫不能自存，求济于谦。谦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过分取之。”，乃于壁间畵一门，一鹤守之。令其人敲门，门忽自开，入其室，金玉斓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觉遗其引。它日内库失金，守藏吏以闻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所盗也。”命所在执其人讯之。词及谦，因并逮谦。谦将至城门，谓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捄吾渇？”守者以瓶汲水与之谦，且饮，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渐隐。守者惊曰“汝无然，吾軰皆坐汝死矣。”谦曰“无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问之，辄于瓶中应，如响。上曰“汝出见朕，朕不杀汝。”谦对“臣有罪，不敢出。”上怒击其瓶，碎之，片片皆应，终不知所在。与左慈事絶相类。三丰所谓“畵鹤之诬者”非谓是耶？
邵子有“元会运世”之说。寅上为开物，戍为闭物，其论甚竒。然佛氏已有此论矣。佛之言曰“过去世界，磨灭之后，经无量时，起大重云，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车轴，厯百千万年，彼雨水聚，渐渐增长，乃至梵天，雨止之后，水还自退，有大风起，吹彼水，聚波涛，沸涌生大沫，聚吹置空中，从上至下，依旧见立，天地自此始也。”非开物之论乎？又云“大三灾时，有大黑风吹，使海水两披，取日宫殿，须弥山半縁此世间，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风取。第三日出，大恒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干枯。六日出，天下烟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旧建立。”此非闭物之论乎？其事不可知与。邵子之说亦畧相似。
须弥山东有天下名“东弗于建”，人三百岁。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岁。山南有天下名“南阎浮提”，人百岁。山北有天下名“北郁丹越”，寿千岁。其亦邹衍九州岛之外有九州岛之意乎？
须弥山下复有三级。下级坚守天。住中级，持鬘天。住上级，常憍天。住须弥山半，有四天王宫殿，上有三十三天宫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兠率陀天。向日重重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徧净天，福生天，福寿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竟就（究？）天，无边空处天，无边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其亦列子“天地之外，复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为欲界。未离贪欲，故梵众以上，至色竟究天，为色界，无邉空，至非非想，为无色界，皆名为有。有生有死，故曰“不同凡夫，永没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唯学佛人，无生死可勉，无三界可出。”
日遶须弥半，常行不息。南，阎浮提，日正中；东，弗婆提，
译《蓬莱仙奕图》是龙阳子湖湘冷君所画。冷君是武陵人，名启，字敬龙阳，这是他的号。中统初年，他与邢台人刘秉忠（字仲晦）跟随沙门海云学习，书籍没有不读的，尤其精通《易经》以及邵雍的《皇极经世》，天文、地理、律历，乃至各种技艺大多通晓。至元年间，刘秉忠参与中书省事务，冷君于是放弃佛门皈依儒学。他游历霅川，在“四明史卫王弥远”府邸，与“故宋司户参军”赵孟頫（字子昂）一起，看到“唐代李思训将军的画作”，心中顿时有所触动，于是效仿其画法。不到一个月，他画的山水、人物、窠石等与李将军的作品没有差别。他的笔法和设色尤其更加精细，神品般的画作由此幻化而出，因此凭借丹青在当时闻名。他隶属淮阳时遇到异人，传授他中黄大丹，展示葛洪《抱朴子》中悟道的宗旨，他豁然领悟，如同自己创作的一般。至正年间，他已经上百岁了。他绿发童颜，如同正值壮年、不惑之年的人。当时正值红巾军暴乱，冷君避居金陵，每天致力于救人利物，用药如神。天朝维新之际，冷君遭受画鹤的诬陷，隐居壁间仙逝，于是他的墨本绝迹了。这幅画卷是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为我画的。我珍藏它，我将去十洲三岛拜访冷君，恐怕后人不知道冷君胸中丘壑三昧的妙处，不认识他奇异的仙笔，将他混同于凡俗一流，所以写下这些。特意奉上给元朝太师淇园邱公阅览此卷，那么神清气爽，飘然意趣如在蓬莱瀛洲之中，希望珍重收藏，且作为日后相会的凭证。时间永乐壬辰年孟春三日，三丰遁老书写。
冷谦，字启敬，国初担任协律郎，郊庙乐章多由他撰写。冷谦有个朋友，贫穷不能自存，向冷谦求助。冷谦说：“我指给你一处地方去。千万不要多取，过分索取。”于是他在墙上画了一扇门，一只鹤守着它。让那个人敲门，门忽然自己打开，进入室内，金玉灿烂满目，那个人随意取出来，却不自觉遗忘了引路的人。后来内库丢失金子，守藏官吏上报引路人的姓名。说：“一定是这个人偷盗的。”命令所在地方抓捕那个人审讯。供词牵连到冷谦，于是一并逮捕冷谦。冷谦快到城门时，对逮捕他的人说：“我死定了。哪里能弄点水来救我的渴？”看守的人用瓶子打水给他，冷谦一边喝，一边把脚插入瓶中，他的身体渐渐隐没。看守的人惊讶地说：“你不要这样，我们都要因你而死。”冷谦说：“不会害你，只把瓶子带到御前。”到了御前，皇上问他，瓶子中就应答，如同回声。皇上说：“你出来见我，我不杀你。”冷谦回答：“臣有罪，不敢出来。”皇上发怒击碎瓶子，碎片都应答，终究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与左慈的事极其相似。张三丰所说的“画鹤的诬陷”不就是指这件事吗？
邵雍有“元会运世”的说法。寅上为开物，戌为闭物，他的论述很奇特。然而佛教已有此论了。佛家的话说：“过去世界磨灭之后，经过无量时间，升起大重云，遍布覆盖梵天，降下大洪水，雨滴如车轴，经历百千万年，那些雨水聚集，渐渐增长，乃至梵天，雨停之后，水又自行退去，有大风吹起，吹动那些水，聚集成波涛，沸腾涌起生出大泡沫，聚集吹置空中，从上至下，依旧看见站立，天地从此开始。”这不是开物的论述吗？又说：“大三灾时，有大黑风吹，使海水两分，取向日宫殿，须弥山半缘此世间，有两个太阳出来，河渠流干，久久，大风取。第三个太阳出来，大恒河干涸。第四个太阳出来，阿耨池干涸。第五个太阳出来，大海干枯。第六个太阳出来，天下烟起。第七个太阳出来，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依旧建立。”这不是闭物的论述吗？这些事不可知与否。邵雍的说法也大致相似。
须弥山东有天下名“东弗于逮”，人活三百岁。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活二百岁。山南有天下名“南阎浮提”，人活百岁。山北有天下名“北郁单越”，寿千岁。这也是邹衍九州之外有九州的意思吗？
须弥山下又有三级。下级坚守天。住中级，持鬘天。住上级，常憍天。住须弥山半，有四天王宫殿，上有三十三天宫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日重重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徧净天，福生天，福寿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无边空处天，无边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这也是列子“天地之外，复有大天地”的意思吗？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为欲界。未离贪欲，所以梵众以上，至色究竟天，为色界，无边空，至非非想，为无色界，皆名为有。有生有死，所以说“不同于凡夫，永没三界，又不同于二乘，求出三界，唯学佛人，无生死可勉，无三界可出。”
日绕须弥半，常行不息。南，阎浮提，日正中；东，弗婆提，
日宫有影以阎浮提树，髙大，影现月轮，故有此影。又云“此树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世谓日中乌也。）”
海有八德。大海渐深，潮不过限，不宿死尸，百川来会，而无异称，万流悉归，而无増减，出真寳珠，众生皆住其中，同一咸味。
过去名“庄严刼”，现在“贤刼”，未来“星宿刼”，谓之三世。有问佛“刼为何量？”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灭，此刼未终。”又言“兠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铢衣，一拂至石销尽，以为一刼。”
庄严刼坏交贤刼，初，严浮人物八万四千岁，身长八丈，过百年，命减一年，身减一寸，如是递减，至十岁，身长一尺，则减刼之极也。过尔之后，复入増刼，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递增，至八万四千岁，身八丈，则增刼之极也。一增一减，共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名一辘轳刼。凡二十辘轳，共三万三千六百万年为一成刼。自成刼之后，交往刼已经八减八增。今当第九减刼，每刼有一佛出世，至今减人年一百岁时，释迦文佛出世，已得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万三千年也。此去更过七千年，为减刼之极，复入第九增刼，渐增至二万岁时，铁轮王出世。此增刼之极也。复入第十减刼，至八万岁时，弥勒下降。是时，阎浮真金为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来，思食食至。无量快乐，男女五百岁，乃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此四种相刼谓“成坏空。成而即住、住而复坏、坏而复空。空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来，各有身光，飞行自在，见有地，肥极，为香羙，取食多者，即失神足，体重无光，日月始生，因贪食，故地肥灭没，复生婆罗，婆罗灭没，复生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净，行下而从之。虽然。与吾圣人，亦异矣。
○梦兆
周礼六梦有“献吉梦，赠恶梦”之说。诗亦有“熊罴、蛇虺、旄旟、众鱼”之兆。其占审矣。然后，人日之所为，扰扰昏乱，夜之所梦，亦何能准其有应验者，书之，亦可见人事之有定数也。
徐文定公初试京师。梦至一所，若今文渊阁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钥匙一握，公出至门，宻数之其匙，得六。后公入仕，司经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内阁，司印果六。又公为詹事时，服阕至苏城，闻王时勉名医也。令诊之时，勉既诊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异时。”勉曰“如是则无妨。”然终不乐。次谒范文正庙，少憇忽坐睡。梦一衣冠伟人来谒。曰“勿忧也。公之寿年还有两干。”觉而思之，以为二十年也。其后二十二年卒，盖『干』之为字两『十』，两『一』，合为二十二云。其神验如此。庚戌会试。公与汪伯谐学士为主考，余为同考。一夕余送卷至堂。汪对余谓“公日来不怡。”某问“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梦人馈一大钱，何也？”某曰“昔人谓『文如青钱，万选万中。』其有异卷乎？”汪曰“公又梦人馈黄牡丹三大本，何也？”余未有以应。时，钱福有名场屋。某退而思之，大钱之兆，其在福乎？独牡丹之说未得。杨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闻『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为钱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髙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会试、殿试，福皆第一而不克终。
乙未会试。公与邱文庄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选。公与文庄约夕各黙祷于天，以祈梦兆。明日，公语文庄曰“公有梦乎？”邱曰“无也。”邱问“公何梦？”公曰“余梦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见水端。忽有一物若鼋焉。昻首登岸，余以三箭挿其上。”梦如是，人颇异之而未详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广洞庭之间乎？公不谓然。鏊时新发解，家在太湖。公以为其应也。及揭牓，某果忝第一。谓“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状头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终未知梦之所属。后余在翰林，久以公荐为学士。又荐为少詹事。余诣谢，乃言于公。
译日宫之所以有影子，是因为阎浮提有一棵大树，高大挺拔，树影映现出月轮的形状，所以有此影。又说：“这棵树上栖息着鸡王。它一啼叫，天下的鸡都跟着啼叫（世人所说的日中乌就是它）。”
大海有八种德行。大海逐渐加深，潮水却不会超过限度；不滞留死尸；百川汇聚而来，却没有不同的名称；万流全部归入，却没有增减变化；产出真正的宝珠；众生都居住其中，味道都是同样的咸味。
过去称为“庄严劫”，现在称为“贤劫”，未来称为“星宿劫”，这叫做三世。有人问佛：“劫的时间量是多少？”佛回答说：“好比有一座完整的石山，每过一百年用布拂拭一次，等到山被磨灭殆尽，这个劫还没有结束。”又说：“兜率天的人，每过一百年用六铢重的衣服拂拭石头，直到石头销蚀殆尽，这算作一个劫。”
庄严劫毁坏交接贤劫之初，阎浮提的人物寿命八万四千岁，身高八丈。过了一百年，寿命减少一年，身高减少一寸，像这样逐渐递减，直到寿命十岁，身高一尺，这就是减劫的极限。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又进入增劫，每过一百年，寿命增加一年，身高增加一寸，像这样逐渐递增，直到寿命八万四千岁，身高八丈，这就是增劫的极限。一增一减，总共一千六百八十万年，称为一个辘轳劫。总共二十个辘轳劫，合计三万三千六百万年，称为一个成劫。自从成劫之后，交往劫已经经历了八次减劫和八次增劫。现在正当第九减劫，每个劫有一位佛出世，到现在人寿一百岁时，释迦牟尼佛出世，已经过了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万三千年了。从此再过七千年，就是减劫的极限，又进入第九增劫，逐渐增加到人寿两万岁时，铁轮王出世。这是增劫的极限。又进入第十减劫，到人寿八万岁时，弥勒佛下降。那时，阎浮提以真金为地，地面平坦如手掌，稻米自然生长，想要衣服衣服就来，想要食物食物就到。快乐无量，男女到五百岁才结婚，世间所有的一切，世界都具备。这四种相劫称为“成、坏、空”。形成之后就安住，安住后又毁坏，毁坏后又空无，空无后又形成。
世界刚开始形成时，光音天的天人下来，各自有身体发出的光芒，飞行自在。看到大地肥沃，香气甜美，取食较多的人，就失去了神通轻举的能力，身体沉重没有光芒，日月才开始出现。因为贪吃，所以地肥消失，又生出婆罗（一种植物），婆罗消失，又生出粳米，早上割取晚上又生长。吃那种米，所以才区分出男女形相，行不净之事，行下而从之。虽然如此，与我们圣人相比，也是不同的。
○梦兆
《周礼》六梦中有“献吉梦，赠恶梦”的说法。《诗经》中也有“熊罴、蛇虺、旄旟、众鱼”的征兆。其占卜是审慎的。然而，白天人的所作所为，纷扰昏乱，夜晚所做的梦，又怎么能准确预测其有应验的呢？把它记录下来，也可以看出人事是有定数的。
徐文定公初次参加京师科举考试。梦见来到一个地方，像现在的文渊阁。上面站着三位老人。授予他一握钥匙，他出门后，仔细数了数钥匙，得到六把。后来他入仕，历任司经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直到内阁，掌管印章果然有六枚。又在他担任詹事时，守丧期满到达苏州城，听说王时勉是名医。让他诊脉时，王时勉诊完他的脉，有间歇，以至于不敢说话。他说：“我的脉向来有异象。”王时勉说：“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妨碍。”但仍然不高兴。接着去拜谒范文正公庙，稍作休息忽然坐着睡着了。梦见一位衣冠伟岸的人来拜谒。说：“不要忧虑。你的寿数还有两千。”醒来后思考，以为是二十年。后来二十二年去世，大概“干”这个字由两个“十”、两个“一”组成，合起来是二十二。其灵验如此。庚戌年会试。他与汪伯谐学士担任主考官，我担任同考官。一天晚上我送试卷到堂上。汪对我说：“您近来心情不愉快。”我问：“为什么呢？”汪说：“因为得不到好的试卷。”过了一会儿又说：“您昨天梦见人送您一个大钱，是怎么回事？”我说：“古人说‘文章像青钱，万选万中’，难道有奇特的试卷吗？”汪说：“您又梦见人送您三大本黄牡丹，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当时，钱福在科场中很有名。我退下后思考，大钱的征兆，难道是在钱福身上吗？只是牡丹的说法没有得到解释。杨介夫说：“这也是钱福的征兆。没听说‘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是钱惟演的故事吗？这个人。高中科举的征兆啊。但不是端正之士。”这一科会试、殿试，钱福都考了第一，但没有善终。
乙未年会试。他与邱文庄公担任主考官。很久没有得到魁选。他与邱文庄约定晚上各自默默向天祈祷，以求梦兆。第二天，他对邱文庄说：“您有梦吗？”邱说：“没有。”邱问：“您有什么梦？”他说：“我梦见来到一个地方，大水茫茫，看不到水的尽头。忽然有一个东西像大鳖一样。昂首登上岸，我用三支箭插在上面。”梦是这样，人们觉得很奇怪但不知道预示什么。有人认为大水渺漫，难道是在湖广洞庭之间吗？他不这么认为。鏊当时刚考中解元，家在太湖。他认为这是应验了。等到揭榜，我果然荣幸地考了第一。说“三支箭，就是三元”。深深以状元期望我，而我不能符合他的心意，最终不知道梦属于谁。后来我在翰林院，很久因为他的推荐成为学士。又推荐我为少詹事。我去拜谢，于是对他说了这件事。
曰“所谓三箭者。应矣。某不才辱公荐，会试一也。学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盖吾当时梦有异，其挿箭也。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当而退。公不禄。后余以菲才谬登政府，虽不久秩一品。公一日问余曰“君德以刚为主，何所出？”余对“在汉监。”因问公“问此何为？”公曰“吾梦科场出此题耳。”明日果然。公又言“吾应举时，梦庭有枯木复生，其颠木之有由枿乎？”与同舍生言之。入，果是题也。岂其心静而生明乎？抑公将大贵，神明有告之者乎？
译他说：“所说的‘三箭’，应验了。我不才承蒙您推荐，会试是其一，学士是其二，詹事是其三，这难道不是三箭吗？”您说：“不是这样，大概是我当时梦见有异象，那插箭的样子，呈‘品’字形，这是位列一品的征兆吗？”我不敢承受而退下。后来您去世。之后我凭借微薄的才能，错误地登上了政府高位，虽然不久就位列一品。您有一天问我：“君子的德行以刚强为主，这出自哪里？”我回答说：“出自《汉监》。”于是我问您：“问这个做什么？”您说：“我梦见科举考场出了这道题。”第二天果然如此。您又说：“我参加科举时，梦见庭院里的枯木重新生长，这是‘颠木之有由枿’这道题的缘由吗？”我和同舍的考生说了。进入考场，果然就是这道题。难道是因为心境宁静而产生明悟吗？还是因为您将要大富贵，神明有所告知呢？
进士松江张黼言于余曰“黼未第时，尝梦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状元前。”觉而思之，世岂有科名先状元者乎？吾殆无科名之望矣。及丁未会试，名在十五，铅山费宏十六。是科，宏，状元及第。计得梦时，宏尚未生也。
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发解应天第一。横遭口语坐废，自吴至闽，诣九仙蕲梦。梦有人示以“中吕”二字，归以问余曰“何谓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过余于山中壁间，偶掲东坡满庭芳。下有“中吕”字。子畏惊曰“此余梦中所见也。”试诵之，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黙然。后卒年五十三，果应“百年强半”之语。
译松江籍进士张黼对我说：“我未考中功名时，曾在梦中有人对我说，如果你考中，会在状元之前。”醒来后我心想，世间哪有科举名次排在状元之前的呢？我大概是没有考中科举的希望了。等到丁未年参加会试，我的名次在第十五，铅山人费宏在第十六。这一科，费宏考中状元。计算一下，我做梦的时候，费宏还没有出生呢。
唐寅，字子畏，年轻时就有超群的才华。在应天府乡试中考取第一名。却横遭流言蜚语而遭废黜，他从吴地到福建，前往九仙山祈求托梦。梦中有人给他看“中吕”两个字，回来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所指为何。有一天，他到山中拜访我，墙壁上偶然贴着苏轼的《满庭芳》词，下面有“中吕”二字。唐寅惊讶地说：“这正是我梦中看到的。”试着诵读这首词，其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句子，他默然不语。后来他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果然应验了“百年强半”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