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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鹧言内篇》中华朱克敬瞑庵著

总论

自古以来，蛮夷很少不成为中原王朝的祸患。中原王朝用来抵御他们的措施无所不备，但最终却没有全胜的策略。只有虞舜对待有苗、汉文帝对待南越、我圣祖仁皇帝对待俄罗斯，不战而使人屈服，这才是万世安抚远方的常道。除此之外，无论是和是战，都只是因为气势的盛衰而互相胜负罢了。这并不是蛮夷特别难以制服，大概是因为一气化生人类，本来没有界限，交替兴盛衰败，都听任人们自己作为，而天地之气随之运转。广泛阅览前代史书，没有中原王朝全盛却被蛮夷所制的情况，也没有蛮夷崛起而其国家的人才政令毫无可观之处的情况。刘渊、石勒、阿保机、阿古达，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坚忍，都超越众人。晋怀帝、晋愍帝的懦弱，后晋高祖石重贵的狂妄，宋徽宗的昏庸淫乱，即使没有强敌，他们的国家难道能长久存在吗？所以抵御蛮夷，不必在蛮夷身上寻找原因，而应当在中原王朝自身寻找原因。

国家西洋的祸患起于道光年间，当时文武官员安逸嬉戏，不再讲求长远战略，起初拒绝得太严厉，等到局势失控，又畏惧得太厉害，逐渐溃败泛滥，以至于无法防范。近年来，士大夫争相谈论夷务，各有长短，但总其大要不过四点：一是客气，不估量敌我实情，坚守古代说法，认为作战是胜算，议和是加速灭亡，主张议和的是卖国贼，究其事务和情势，都未曾深入思考。本朝对于西洋，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能与东晋、南宋相比，国势兵力实在不相称，暂缓出兵积蓄谋略，未尝不是一种策略，逞一时之愤，把朝廷当作孤注一掷，战而不胜，如何善后？这是书生愤激的言论，可敬而不可听。二是敷衍，知道作战危险而委曲求全议和，事事迁就，只求免除责难，究其要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应付难以周全，通商数十国，每年产生一次争端，中国每年输数百万金，每年增加几条和约，土地赋税空虚，百姓随利益流失，十年以后，他们即使不贪图我的土地，我也将无法自存，这是可以暂时而不能长久的。三是游说，知道作战危险，议和容易失败，就沿袭苏秦张仪的旧智，往来各国，或者激怒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或者倚仗秦国威逼赵国，开合操纵，中立以图自保，其用心可谓苦了。不知道苏秦张仪之时，各国都可以战可以合，所以辩说能够行得通，现在他们有必战的形势，我有必不敢战的事实，情势显露力量不足，即使巧辩，也不能置词。况且泰西各国虽然有差异，但通商内地则利害相同，难道会亲近我而自动疏远他们的交好？这是凭空臆想最终无济于事。四是摹拟，有志之士知道三者难以依赖，而发奋自强，于是不惜钱财，广泛制造机器，设立招商局，开设西学科目，希望将来制胜。究其任用非其人，钱财耗费而器械仍然无用；没有练兵的将领，统帅将领的人才，那么利器与徒手相同；财力匮乏百姓贫穷，内乱先起，想要自强反而适足以自败。凡此都是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的。

谋划国家必有其根本，不治理根本的，其末节必然颠倒；不考察根本的，其谋划必然错误。中国之所以弱，不是土地不广阔，百姓不众多，财力不充足，而是纪纲不整肃，法令不执行，名实不相符，心志不统一罢了。琐碎的不论，请论述大的方面。什么叫纪纲不整肃？朝廷诏旨，地方大员敢于故意违抗，下属官吏肆意妄为，长官知道却不问。京官最尊贵，而编修检讨部曹贫乏不能自存；吏胥最卑贱，而巧文弄法，权力超过台司。什么叫法令不执行？受贿枉法，克扣军粮，罪都应当死，而公然冒禁，不以为非；盗贼杀人，取财会匪，在市集打人，地方官无可奈何。什么叫名实不相符？督抚是国家的大藩，一方治乱所系，而庸碌滑头的小人都可以充数；科举是公卿所自出，而涉猎讲章，抄袭时文，就能登上第。什么叫心志不统一？和战是国家大事，而政府主张和，卿部台谏不尽相同；官吏主张和，士民不能协调，各自主张是非，迄无定论。这就是因循十年而国威愈损的原因。

夷人之所以强，不是果然才德胜过我，而是他们的法度可信，事务核实，民众和同。怎么知道呢？夷人在浙江助剿守炮的，离伍斩级，主将即戮以徇，其法度必行如此；洋街查夜的二人共值一更，往来巡视，绝不嬉留，其贱役尽职如此；国有大政，谋及庶人，战守之费皆商人公醵，其上下同心又如此。推此以例，其国政令必有可观，这就是能远越重洋而谋我的原因。审察敌我强弱的原因，就知道如何谋敌了。虽然如此，谋敌而学习敌之长以攻敌，仍然不当。必须审察敌之所恃而更上之，然后可以制敌，夷人所恃以立国者，商韩之术耳。商韩之术，重利尚刑，易强难久，其不及先王之道远矣。若我本尧舜周孔之道以用商韩之法，则本末兼修，上下一体，其强无敌，夫何患于夷人？此不待远征博辨而

译明智的人，请问圣祖仁皇帝平定噶尔丹、世宗宪皇帝平定青海、高宗纯皇帝平定新疆时，他们用人行政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诏令一下达，督抚当天就执行；将官不敢苟且偷安，地方官守法极其谨慎。哪怕是一品的小官都可以被召见应对，知县以上的官员常常能够上奏事务。文武官员的贤能与否，百姓的苦乐状况，朝廷没有不详细知晓的。用人不拘泥于资历等级，贪婪邪恶之人必定被诛杀，所以百余年间，各种事业都得以振兴，威势遍及四方。现在如果能完全恢复这三个朝代的政治，那么夷人将会跪拜在朝廷，愿意成为臣仆了。不致力于此，反而被西学的奇异所震惊迷惑，在战、守、和的利弊上争论不休，这不是舍本逐末吗？中国是根本，夷务是枝节；轮船火器，是枝节中的枝节；用人行政，是根本中的根本。掌握了根本，那么操作就有要领，谋划就有步骤，效果虽然缓慢但功业必定能成；不掌握根本，那么惊慌失措地修补，就没有可行的办法。好比病人，元气已经受损，邪气深入体内，不急着调养元气，却愤怒地自我投掷，用多种方法杂乱地给他吃药，都会死。战、守、和都可以使用，都不能依赖。杜威率领全军投降辽国，郭药师率领三十万大军投降金国，折彦质率领十二万人听到鼓声就溃败，战争可以依赖吗？姜维打开剑阁投降，哥舒翰放弃潼关逃跑，防守可以依赖吗？北汉、南唐请求称藩而不得，宋高宗、谢太后虽然称臣，但金、元的军队不退，议和可以依赖吗？魏绛与戎狄和解而边患平息，韩琦、范仲淹谨慎防守，卫青、霍去病奋力作战，而边患也平息了，没有别的，是因为根本确立了。谈论夷务的人，何不回归根本呢？

译求贤

自古以来，没有不先安定内部就能抵御外敌的，安定内部的根本在于政府。政府任用得当，那么总督和巡抚就都是贤能之人；总督和巡抚任用得当，那么官吏清廉、百姓富足，将领勇敢、士兵强壮，然后才可以充裕财政，精良器械，以求战胜敌人。现在议论的人都感叹天下没有人才，哪里知道天地生养的人才只有显达与隐晦的区别，而没有多少的不同？只要看到他们在功业上的表现，就觉得人才很多；如果隐伏在耕田垂钓之中，就觉得人才很少罢了。《易经》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退”，并没有说“贤人断绝”。天地如此广大，何必担心没有人才？只是担心寻求得不迫切，任用得不恰当，信任得不专一罢了。把顺从旨意当作能力，把逃避过错当作智慧，颐指气使地授予官职，斤斤计较地要求成效，那么那些愚钝无耻的人就会各自拿出他们不肖的心思来迎合，承担重任却跌倒失败，于是感叹天下没有人才，这也太过分了。现在的计策，应当首先挑选前朝的旧臣以及海内享有声望的人，让他们在内担任近臣，在外镇守边疆，然后让他们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才，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希望贤才俊杰汇聚而来，一切善政就可以依次兴办。没有破格的奖赏不足以鼓舞豪杰的精神，没有不可测度的威严不足以杜绝奸邪之人侥幸进身，这在于圣明神武的巧妙运用了。至于接待外国使节，与邻邦通好，必须任用忠诚廉洁的人。因为十多年来，我国的虚实，敌人已经全部知晓，口才辩驳和聪明才智都没有用处，只有以至诚相待，展示廉洁的节操，或许可以希望感动他们。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明理与实用，本来没有两样。那些圆滑通达、反应敏捷的人，都是苟且追求富贵、行为没有羞耻之心的人，怎么能希望他们出使不辱没使命呢？不仅如此，夸大敌人的势力来恐吓朝廷，挟制中枢大臣，又泄露中国的情报来讨好敌人，侥幸利用中外发生事端而常常谋取暴利，利益漏洞一旦开启，祸患就无穷无尽，尤其应当在开始时慎重对待。

酌变

国家立法本来非常周详，但是洋人进入中国，是千古未有之变局，前代的圣人怎么能预先料到并为此设防？因时制宜，本来就有不得不改变的。总督和巡抚同城办公，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不能没有异议，应当酌情裁减一人。提督、总兵与总督、巡抚权位相当，赏罚难以执行。巡守道以及佐杂、教职，无所事事，白白耗费俸禄，而且增加牵制，应当全部裁撤。郡县有事，听任守令自行选择士人任用，本省文武官员一概听任督抚进退，一则政令教化容易推行，官员少则贤愚容易辨别，贤能的人没有束缚，才能从容建立政事，筹划军饷、训练士兵，官吏尽到职责，百姓亲近上级，以此作战防守，哪里有不利的呢？

制用

国家拥有财富，就像农夫拥有劳力，不守住田界，就劳而无功；不探究实际来建立制度，而因为使用而追求满足，那么富有的必然变穷，强大的必然跌倒，何况还没有富强呢？国家每年的收入，比起乾隆、嘉庆时期有增无减，而财政常常苦于不足，正是由于浪费太多。浪费不一定是侵吞挪用，没有益处的都是浪费。冗官的薪水，冗兵的军饷，薄脆的轮船，歪斜的洋炮，都是浪费。厘金的数额，中饱私囊的占十分之六，归公的占十分之四，归公而使用有益的，十中不到一。捐输每年收入多少，而选官制度大坏，官吏更加贪婪，百姓更加困苦，去做盗贼的人越来越多。一方有事，耗尽多年的捐项，也不能平定，这又是无形而最严重的浪费。如果能够去掉这几项，量入为出，那么不必开矿加征厘金，而民气日益舒展，国家富强就可以实现了。

通情

当前天下最大的祸患，莫过于阻塞士民的情报，不能上达于巡典；巡典的情报，不能上达于知县；知县的情报，不能上达于知府；知府的情报，又不能上达于督抚司道。然而督抚所说的，司道不敢反对；司道所说的，府县不敢反对；府县所说的，吏民不敢反对。等到行事时，却又表面顺从、内心诽谤，各顾私利，把国家大事看作赘疣，把爵禄看得比性命还重，名实相悖，上下互相蒙蔽。平时敷衍应付，还担心发生意外，何况想要让他们对抗强敌呢！西洋的百姓，可以面见国君陈述情况；中国的属官，不能拜见上司议论政事。仅凭这一点，强弱的形势，不等到临事就知道了。现在应当彻底淘汰虚文，务求实际，允许中外臣民极力陈述得失，允许三品官员及在籍大臣随时请求觐见，各自贡献知识和才能，集合天下的聪明才智来谋划国事，那么国家自然强大，敌人自然退却。

矫俗

近日士大夫专门以无所作为为大，用富贵自我娱乐，对国家大计和民生一切置之不问。尽职的人被说成是好事，守义的人被说成是沽名钓誉，直言的人被说成是浮躁妄为。用巧言避过，高卧养痈，扰乱天下而不受恶名。临到患难就洁身自好地离去，仕宦所利的，人们都趋之若鹜，辗转相师，于是形成一个乡愿的天下，流而不返，那么纪纲日益败坏，风俗日益偷薄，吏治日益荒废，民生日益困苦。中国的治乱尚且不可知，哪里有空闲再去谋划海外呢？所以筹划夷务，必须以矫正风俗为先。凡是今日所谓从容的、妥当的、和平安静的，一切扫除干净，使天下明白以前的是非，而改变趋向。卧薪尝胆，日夜忧勤，然后才可以谈论自强而期待实效。

译《鹧言外篇》，中华朱克敬撰，出自《瞑庵》。

译愤戒

洋人进入中国，是千古罕见的巨变。他们处心积虑，专门以杀人和谋取利益为事，这是自古以来蛮夷所未有的。十多年来，他们侮辱我国大臣，掠夺我国土地，胁迫我国百姓。凡是清朝的臣子，谁不想吃他们的肉、睡他们的皮呢？但是如今国家的兵力，实在不能与他们抗衡，不得不委曲求全地议和，慢慢图谋将他们排斥出去。忠义之士，既然恨国耻未雪，应当竭尽思虑，日夜谋划制服敌人的办法。学一门技艺，就有一门技艺的用处；画一个计策，就有一个计策的功效；捐出一文钱，就有一文钱的帮助。学习敌人的长处，是用来制服敌人的命脉；积蓄我们的力量，可以使敌人产生骄纵之心。至于洋人过境，以及教堂、洋馆所在的地方，务必以谦逊的态度行使权变，隐忍退避，绝对不可以胡乱杀害，从而给君主带来忧虑。洋人日夜虎视眈眈，常常想寻找借口肆意要挟，如果我们再给他们提供口实，那就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每发生一次事变，他们就索要几百万的兵费，增加几条和约条款，控制朝廷的要害，攫取中国的利权，断绝百姓的生路。假使杀一个洋人而对中国有大利益，那么牺牲生命、连累乡里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这难道不应该停止吗？百姓对洋人的愤恨，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但是朝廷既然与洋人和谈，百姓就应当遵守朝廷的约定，这也可见我国号令的施行，人心的端正，从而涵养国威、巩固国权。

哗戒

御史谏官以进献忠言为正直，凡是各种政事都应当尽情陈述，只有洋务可以置之不论。为什么呢？战争之事，不是局外人所能代替的，也不是靠口舌所能争辩的。现在议论的人都怀疑政府安逸享乐，边疆大臣怯懦，所以害怕用兵，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洋人将领之间的和睦，纪律的严明，器械的精良，粮饷的丰厚，十倍于我们，胜负的定数不等交战就知道。暂时与洋人连和，还可以慢慢图谋振作。如果不忍受小的愤怒，轻率地发动战争，假设有不测之事，那么皇帝仓皇出逃，皇宫震动，都不是意外之事。作为臣子，能不深深思考吗？臣子如果确实抱有忠爱之心，应当讲求治国的根本，推举奖励人才，以弥补朝廷的缺失。只担忧中国治理不好，不担忧海国入侵；只担忧兵饷不足，不担忧没有战胜的时候。伍子胥覆灭楚国，勾践水淹吴国，都是动心忍性，经历多年，成就大事的人不期待近效。《传》说：“君主忧虑，臣子受辱。”如今皇上日夜操劳，正是臣子忍辱经营的时候，不是激昂使气的时候。况且局外人应当体谅局中人的苦衷，在危急猜疑仓促之时，众人协力赞助，那么智勇倍增；如果诽谤议论横生，那么内心沮丧，应对必然多有差错，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谬，反而被敌人所制，这是爱国反而误国。总之，战这一字，理上必然，势上必至，但不是现在适宜谈论的。上下同心，忧勤奋发，二十年后才可以议论。至于明知战争不可行，却姑且发表激烈言论，以博取高名，这不是纯臣所为，也是鄙人所不敢妄测的。

谬戒

近日学习西方方法的人，大多视程朱理学为糟粕，视孔孟之道为糠秕，赞美洋人，认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狄改变华夏，就可以自强，这是大错特错。中国的法度，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今日的弊端，是由于学者不能实践，不是孔孟程朱的罪过。人们知道忠爱名分，凛然这是中国的长处，但只守法令，不学习诗书，这是洋人的短处。现在我们要舍弃旧的谋求新的，而他们却广泛购买经史，教他们的国人诵读学习。我们专门学习他们的短处，他们完全得到我们的长处，那么强弱的形势更加悬殊，祸害华夏的灾难更加猛烈。不出几十年，衣冠礼乐的国家，将成为野兽足迹遍布的地方，这是鄙人所大大恐惧的。所以学习西方方法的人，必须先研究理学，才不至于猖狂横决，遗祸千秋。

褊戒

近世贤者大多以和议为耻，多么狭隘啊？和议不可耻，和议而苟且偷安才可耻。勾践臣服吴国，唐肃宗拜见回纥，后世不认为不对，因为他们所图谋的大。宋高宗时，国势日益削弱，不经过生聚教训，需要岁月，绝对不能作战，而张浚、赵鼎等人不能屈伸变化，引导自强，专主用兵，极力排斥和议，使秦桧得以探知懦弱君主的心意，而窃取权力，倾轧善良之人，紊乱纪纲，未尝不是贤者的过错。如今君主年幼，时局艰难，除了和议没有可说的，然而只有君子才可以谈论和议，君子如果以谈论和议为耻，那么天下事就没有尽头了。

兵谋

用兵没有比开始谋划更重要的，审察敌人的形势，敌人情势所在，衡量我们力量所能做的和做了可以成功的，或战或防，任命将领几人，用兵多少，某省转运粮饷，某省应援，先确立一定的规模，然后举而行之。虽然事机错杂，应变无方，但最初确定的谋划始终不变，然后可以要求成功。杜预平定吴国，诸葛亮夺取蜀国，都是先决策而后奏功。《礼记》说：“事前定则不咎。”孙子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都是说谋划应当预先。自从庚申年到现在十七年了，谈论战争的人用笔舌争胜，谈论和议的人用自强解嘲。兵船忽然到来，满朝惊慌害怕，一方有事，各省骚然。敌人视为儿戏，而我们已经疲于奔命。

译等到敌人退去，便又安坐堂屋、巢居幕上，互相宴饮安乐。年年讲和修好，岁岁背弃盟约，刚送出厚重的财礼，责难的言辞又随之而来。和议尚且没有定数，哪里还谈得上防御与作战？夷人进入中国，专门看重通商贸易，并不贪图我的土地，所以不追求战胜，只用虚张声势来胁迫我，掠夺我的利益，这是敌人的实情。他们跨越重洋而来，供养军队最为丰厚，而且军费都由商人承担，所以常利于速战速决。他们的军队精锐但人数少，能集中攻击一处而不能合围，能直冲决一死战而不能分兵多方应对，各道同时进攻，这是敌人的态势。国家如今的兵力，决不能用在穷荒之地穷兵黩武，而应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根据每年的财政收入来供养敢死之士，严密防守各个海口，断绝他们的贪念，这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做了就能成功。审察敌我双方的情况，敌人无论怎么变化都不离开图谋利益，我方无论怎么变化都不离开设置防御，那么虚妄的猜疑和恐吓，不必为此忧虑惶恐、激愤议论，夸大的言辞不必为此叫嚣喧闹，只应当珍惜时光，力求实际效果罢了。防御的方法，军饷应当优厚，将领应当质朴，士兵应当少而精，且应是本地人。国家常备的军队大约八十万，稍有寇警，就必须增募练勇，这是每年供养数十万人坐吃山空，国家怎能不困顿？现在应当淘汰十分之八，用三个人的军饷供养一个人，严格挑选勤加训练，大约可以得到精兵十二万人。用两万人驻守京城，用两万人分驻大沽、上海往来应援，海疆七省各驻兵六千人，其余各省各驻三千人。裁撤长江水师及沿海缉捕的船只，用来供养轮船水师。各海口坚固修筑炮台，周围环绕水师，敌人来了就抵抗，敌人走了就不追击。敌人来往不定，我方防守如常，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是防御边境的上策。

译利权

靠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靠人。靠什么来聚集人？回答说：靠财。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与天下人共享利益，而不让天下人独揽权力，那么百姓就能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奸诈狡猾的人就不敢产生邪念。国家在盐、茶、典当等事务上，都是将利益广泛地施予百姓，将权力总揽于朝廷，就是出于这种用意。自从西洋通商以来，沿海的绅士和百姓大多假托洋人的名义到各国进行贸易，他们对洋人的亲近程度反而超过了对本国，关系变得疏远。每当中外发生事端，他们私下里急切议论，只怕洋人吃亏，都不依赖中国的保护，而是依靠洋人来维持生计。如果内地商人不倚仗国家的威势，却凭借敌对势力的势力，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从现在起，应当在各个海口设立总商的官职，挑选廉洁朴实且有谋略的人担任洋商，授予他们官服冠带，提供资本，让他们到各国进行贸易，将剩余利润用来充作军饷。如果自带资本而愿意将利润交给官府，也听任其选择。遇到事情尽力予以保护，如果有船只沉没，也不追究他们的赔偿责任。曾经看到山陕富户派遣伙计到其他省份经商，都不给伙计工钱，而是平分利润，主人和伙计各占一半。各位伙计又根据所承担事务的等级差别，按照本金分摊，比如分摊本金一万金，就分得一万金的利息，每两年核算一次账目，收支情况无法隐瞒欺骗，子孙世代相承，所以能够长久不败。现在如果仿照这种方法实行，不独占利益，而暗中掌控权力，官办商船多了，军饷来源就会更加广泛，然后派遣使节分别驻扎在各国，增置兵船，他们把通商作为侵略的途径，我们就利用他们的方法来抵御他们，这也是挫败敌人阴谋的一种策略。

工艺

善于作战的人在朝廷之上就能取得胜利，其次是较量智慧，再次是较量勇力，至于器械，是最次要的了。然而如果兵力将帅相当，那么器械精良的一方就能获胜。器械也是将领应当讲求的。洋人的精良器械，用于陆地的叫开花炮、后膛枪；用于水上的叫火轮船、铁甲船、水雷、水上炮台，都能威慑敌人取得胜利，所向无敌。中国派人购买，雇佣工匠仿造，花费加倍而器械不好，并不是华人特别笨拙。因为委员频繁调动没有常任，工匠的好坏无法分辨，他们的志向先就二心，技艺怎么能精湛？古代各种工匠都有专门的官员，《周礼》记载得很详细，现在应当稍微恢复古法，设立考工官，来统领各位工匠，给予丰厚的俸禄，让他们世代坚守职责，那么心志容易专一，功过容易显现。实行十年，必定不会落后于岛国。至于化学、气学、电学、植物学、地质学等，都像刻纸削轮这类事情，精心思考没有做不到的，如果对使用有利，何必担心百姓不做？设立科目和学校，委任给海疆地区，只会损害政体，败坏风俗，对于用人本来就不恰当。况且这些器械都难以制成容易毁坏，利少害多，电报、铁路动辄花费数百万金，一个人锄断就立刻废弃，不使用耕织、裁缝、刻书、制饼等器械，花费都加倍于人工。西洋土地贫瘠，专门依靠商业为生，机器或许可以获利；中国专门以农业为本，机器越多，民生越困窘，这种形势不能勉强。自从盘古至今，没有用工匠治理国家的，即使西洋各国，他们立政用人，自有根本和枝节，并非仅仅依靠机器在海上横行。

《鹧言杂录》中华朱克敬瞑庵辑

永康县学碑记《孙衣言》

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从天子的都城到基层的比闾族党，没有没有设立学校的地方；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长子到士人和平民，没有没有从事学习的事情。而入学必定要举行释菜礼，向先师献祭。老师，是教化赖以建立的根本，是道理赖以阐明的途径。三代的圣王，没有不重视道义而尊崇老师的。所以荀子说：“君主和老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曾子说：“君子行走在道路上，他有父亲可以从他的行为中看出来，他有老师也可以从他的行为中看出来。”老师受到尊敬，所以道义受到尊崇；道义受到尊崇，所以学问端正。孔子出生在周朝的末世，以平民身份阐明了尧舜禹汤文武的道义，著书立说垂范后世，成为万世的老师。到了汉朝的贤明君主，才开始建庙祭祀。历经魏晋隋唐，祭祀孔子的庙宇几乎遍布天下。宋仁宗命令各郡县都可以设立学校，就在学校里祭祀孔子，这件事就延续至今。金华在浙江，是东南的山郡；永康又是山邑，土地贫瘠而民风淳朴。明朝正统年间，邑人应士濂曾独自用私人财产建立县学。弘治年间，他的孙子尚端重建了县学。成化正德年间，尚道、天泽相继重新修缮，并且增加储备经费作为每年修缮的计划，让子孙两支分别掌管这件事。大概已经四百多年了。咸丰辛酉年，粤贼扰乱浙江，攻破金华，永康也遭受贼寇，学校毁于火灾。到了同治癸亥年，城池才收复。现在尚端的裔孙参申独自建造大成殿，尚道的裔孙宝时等人变卖常产，拿出私财重建明伦堂。思超、振绪、荣祖等人合力筹办，经过两年才完成。永康刚摆脱战火，邑中人士就急切向往学习，可以说是知道根本。而应氏子孙又能继承先人的遗志，使数百年的盛举没有废弛，那么他们更是贤能的人了。设立学宫，难道只是说为了建庙祭祀来尊崇我们的孔子而已吗？大概孔孟时代，所谓偏颇的言辞、邪说陷溺人心的，只有杨朱罢了，墨翟罢了。降及后世，也不过是佛教罢了，道教罢了。直到今天，蛮荒绝域，自古不通人迹的百姓，挟带着不经之谈，在中国纵横驰骋，用财货引诱他们，用声色引导他们，用奇淫的技艺迷惑他们

译用酖毒般的媒介来固化这种弊病。中原地区的人像流水一样趋之若鹜，即使是儒生学士，有时也贸然落入他们的圈套，不知道他们用心之毒辣与造成的祸患之深重，这说明正道的不彰已经非常严重了。天下的豪杰和有智谋的人士，寻求抵御这种弊病的方法，认为必须讲求富强和利器，使我们的巧力和力量足以对抗他们之后才可以。他们想着要战胜对方，却不知道根本在于致力于学问。孔子的学问，不需要向外去寻求。它的人，就是士、农、工、商这四类百姓；它的事，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关系；它的书，就是《易》《礼》《诗》《书》《春秋》这五经。而它道的入门途径，就是说义与利的辨别，视、听、言、动不能违背礼制，是与非、羞与恶各自有其发端。如果让天下的人都对不可没有义、不可没有礼、不可没有羞恶之心、不可没有是非之辨感到敬畏，那么那些怪诞不经的学说就像粪秽臭腐一样，连一天都无法容忍，又怎么会纷纷跟随它们呢？所以我认为孔子的教化不可有一天不在天下彰显，而用来挽救当今的人心风俗，这件事尤其迫切而不能延缓。为什么呢？杨朱、墨翟、佛教、道教，它们扰乱我们的正道，还依托于我们的正道。至于现在所谓的怪诞不经的教派，则明显与孔子为敌，而与当今好利无廉耻的人心恰好相投并相互吸引，那么用来矫正和端正它的方法就不能没有。现在东南地区刚刚安定，圣明的天子正在修治中兴的政治，内外的士大夫也逐渐有意于儒者的事业，这大概是人心困顿而将要有所转变。而金华本来就是吕成公、王文宪讲学的地方，陈同甫这位经世奇才确实产生于永康，它独自率先在学问上奋起振兴，本来就是适宜的。这也可见孔子的道没有一天不在人心中，而不是那些怪诞不经的教派所能淹没的。这在于居住在上位的人以及掌管学校事务的人倡导表率并加以勉励罢了。所以我不怕极力论述，以此作为记文。

译兼顾水陆两方面的防御。郭嵩焘。

东南沿海防务的大势，在海上对峙的是兵船，在口岸抵御的是炮台，这是大概的情况。然而各口岸外国船只和洋楼纵横交错地分布，反而深入到了内地。西北边防所依赖的仅仅是兵力，至于藩篱是否坚固，还没有人议论到。比较而言，沿海各口岸聚集了数十个国家，而英、法等国互相争夺主导权，他们的利益分散，势力也分散，必定不敢公然发动战争。西北方面，俄国人已经占据了伊犁，西南方面英国人也逐渐打通了缅甸，他们的力量都有专注的目标，而西南的祸患稍微缓解。西北的局势相持不下，尚未有定论，那么祸患将会日益棘手。所以主张加强东南海防的人，认为应当暂缓西北防务；主张加强西北边防的人，又认为应当暂缓东南防务。这些观点都各有依据，合乎情理。但以我浅陋的看法推测，他们的隐忧都积累得日益加深，不可偏重一方。体察俄国人在伊犁的情况，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缘故了。洋人的利益在于通商，没有觊觎中国土地的心思，但他们蓄谋追求的是日益进取并建立功业，所以每当得到一个荒岛就急于进取并开垦，每当得到一个口岸就急于进取并经营。伊犁发生动乱，正值中国兵力无法远及，俄国人于是坐收渔利，而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以及通往回人城池的道路，俄国人未曾片刻忘记。中国出兵征讨，他们也只是坐视而不与争夺。这行动有其渐进的过程，蓄谋有其伺机的时机。自西洋各国都是如此，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上海一口，由英国人主导；宁波一口，由法国人主导。太平天国叛乱突然兴起，各口岸商人惊慌失措，互相救护，而上海一口遭受灾难却幸运保全的有数万人。百姓也与洋人相熟习，他们观望衅隙、趁虚而入的心思，必定不会落后于俄国人。因此，中国百年治安，英、俄等国也必定百年无事。这是可以根据道理和形势决定的，为什么呢？西洋各国的法则，不是积累怨恨以求发泄，不肯轻易构兵的。而南洋数十个岛屿，中国不能经营，洋人都坐而收取。所得的口岸与所开辟的岛屿，因势乘便据以为利，他们的势力追求进取而不止，而他们的蓄谋很简约，收效很安逸。凡是中国的煤矿、金矿以及宝物众多、人口繁盛的地方，都是他们心中谋划而目光注视的。我私下认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应当先探究了解他们国家政治、军事的得失，商业情况的利弊，然后才可以学习他们用兵、制造器械的方法，以求取逐渐积累的功效。如今各口岸设立机器局，以及派遣中国子弟赴西洋学习他们的法度程序，都是逐渐积累的功效，在数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实行这些的根本，在于审察轻重的形势，明辨曲直的关键，寻求通晓变通的人才，务必追求真实的效用。西洋的方法，全国士民都出自学校，律法、军政、船政，下至工艺，都由学校升进而专门学习。而只有担任将领及出使各国的人，必须由国人公推，以重视选拔。我私下观察汉代诏令求取出使绝域的人，与将相并重，西洋还保留这种意思。这两者都把握了道理和形势的要害，持守着安危的关键，是应当慎重选拔而专门任用的。能够通晓洋人的情况，然后才可以应变；能够广泛考察洋人的方法，然后才可以审察关键。不只是造船制器，专意采用西洋新法，是治理海防的人应当急切追求的。

先明确本末的顺序

自汉代以来，中国全盛的时期，边患时常发生，好像迫在眉睫但最终安然无事。等到衰败且混乱时，必定是纲纪法度首先在朝廷松弛，然后贤人隐居不出，民俗日益苟且，而边患趁机而来。所以政教施及于人，是根本；防御边患，是末节。而边防这一件事，也有本末存在。恭敬地推演六条建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等几项，都是末节。至于说到根本，就是用人罢了。练兵、制器、造船，没有财力不能举办。理财的方法，尽在于两方面：一是开源，一是节流。节流，就是节省无用的繁杂费用，以归于有用之处。这些都是地方长官应当做的事，不等到临事惊慌才多做制度安排。那造船、制器、购买使用西洋机器，推而广之，只要经费充盈，逐渐求精，这件事并不难，难的是练兵。作为中国人，习惯和风尚浸染已深，官民都怀有苟且之心，没有能与持久坚持的。自从经历寇乱以来，名臣良将接踵出现，能够以军纪行军，以权变济事的人是有的，然而没有能统率额定军队而立功成名的人。其间有时换一位将领局势就变了，有时过一段时间士气就衰落了。为什么呢？利用了刚兴起时的契机，而不能获得持久的力量。沿海设防，不是能早晚就奏效的；各口岸练兵，又不是能召募集事的。《传》说：“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法度尽于一时，而求取人的功效，可以持续到数十百年之久。如果真的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他，一切政事都可以举而行之。得不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他，已经成功的功业，已经安定的百姓，也没有人善后，大概不可以持此来建立非常之业。我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大患，不在于没有人才，而在于有人才也无法自我表现。弊端有两点：一是因循粉饰，以求免过；一是优容纵弛，以求寡怨。粉饰工巧则得失利弊全不能明，纵弛久则贤否

译是非便更无从辨别。所以寻求人才，尤其要以挽回社会风气为首要任务。朝廷时刻以培养人才为念，那么邪正、公私的区别就会明显显现，无法掩盖。风气一旦转变，士大夫的精神自然振奋，而吏治的功效也必定每月不同、每年各异。百姓日渐走向安定，边疆自然达到安宁，这是必然的结果。至于将领和军官的人才，以及州县的官吏，天下自然不缺乏，地方大员寻求他们绰绰有余，并非朝廷求才所急需的。

译给恭邸的信

我郭嵩焘最近听说有人上奏弹劾，说我去年冬天陈述云南案件的情形，认为我出使西洋将会使国家受辱，种种传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嵩州的大夫们议论争执，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他们所依据的根本道理，不过是排斥夷狄罢了。却不知道与我交战可以排斥，与我交往往来就没有什么可排斥的了。远在边境可以排斥，深入内地，居住游历，漫无限制，就没有什么可排斥的了。像猴子窥伺、老鼠潜伏那样，变化莫测，可以排斥；但以通商为名，所遵守的是条约，所依托的是信义，关键在于依据道理衡量形势，杜绝他们的窥伺企图，防备他们的要挟罢了，没有什么可排斥的了。

我朝建国之初，与日本互通书信，罢兵休民，沿海数千里放下武器安居乐业，一句话就定下了局面。康熙二十八年派遣使者出使俄罗斯，从而确定了雅克萨、尼布楚两城的边界，以此消除了边疆祸患两百年。当时的书信往来都使用平等的格式，完全出自皇帝的决断，这是圣人的德行与气量，所以能包容天地，超越古今，应当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西洋的祸患与前史所载的争战情形，又完全不同。推究引发事端的缘由，一是误于***，再误于***，两次用兵贸然挑起争端，混乱横决，才导致今天的局面。各位大臣的才力与志向，高出一世，而最终导致这种错误，只是不了解洋务的过错罢了。

自从通商以来，十四处口岸的进出口税则逐渐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万，都由洋人掌管会计。沿海练兵、制造器械以及学习语言文字，都由洋人负责训练教导。这对于中国的富强之计，按理应当嫉妒猜忌，反而替他们经营；按理应当抵触，反而帮助他们教练。这是因为他们包围窥伺中国，观察衅隙而动，长久蓄养蚕食虎噬之心，却故意装作没有欺诈、没有忧虑的样子。中国强盛就辅助它，中国衰弱就轻慢侮辱它。所以今天与洋人交涉，形势非常紧迫而不能延缓，局势非常危险而不能称为安定，只有依靠朝廷忍耐克制，急切寻求西方方法中好的方面大力推行。

因为西洋各国穷尽地利，极尽人工，互相仿效。俄罗斯国主察罕汗甚至改变服饰到荷兰去学习水师，然后各国都趋向富强。现在形势已经逼近，而且在中国上海租界安装电报，黑龙江以东开通铁路，天地的机巧已经泄露，曲折通畅旁通，而坚固不可遏制，不需要智者就知道这一点。

况且三代建国之所以长久，没有其他办法，只是疏通民气罢了。西洋立法也是这样。所兴办的利益与百姓共享，所推行的政令与百姓同心。中国不能完全模仿实行。趁此时设法管理，与百姓同利，期望使利权掌握在中国地方官与百姓手中，互相保护。穷海万里之地，消息全部通达，就像在咫尺之间，民气没有抵触的担忧。三代有道之长的局面，何难在今天再次出现？

我郭嵩焘刚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时，曾上疏陈述大概情况。这也是通晓古今事势的变化，深究天下利弊的根源，有不是儒生俗吏所能辨别其得失的。我私下认为经理洋务的大要有三点：一是去除猜忌嫌恶之心而审察事理的适宜，二是消除迟疑艰难之意而寻求控制的方法，三是化解拘泥狭隘之见而建立富强的基础。深思熟虑，中国制胜的契机，应当预先筹划并审慎处理，果断地实行，坚韧地坚持。这本来不需要委曲周旋而揣度事理情势，应对起来绰绰有余，不需要改弦更张积久渐进，实行起来必定有效。

至于滇南一案，地方处置不当，有不能为之曲意庇护的。我朝历代圣君治理中外，一视同仁。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的叛乱，由办事大臣苏诚激变。苏诚已被贼人杀害，仍然禁锢其子孙，不准做官。嘉庆二十五年回疆的变故，由参赞大臣斌静挑起衅端，经回民控诉，立即被革职逮捕。道光二十九年云南汉回仇杀，道员罗天池办理不当，总督贺长龄被撤职降调。二十九年甘肃诱杀番民，总督琦善被逮捕问罪遣戍。内地汉回及所隶属的回番各部，尚且不肯容忍地方稍有冤杀，统辖大员失于觉察，立即谴责，廓然大公以示天下。海宇人民都归朝廷覆庇，略无歧视。

我郭嵩焘陈述云南案件的情形，不敢援引成例，请求严厉谴责，也是说控制外人，朝廷自有其机宜，不想明显揭露岑毓英的罪过，使他无可解脱，稍微归咎于辗转贻误的过失，以等待朝廷权衡处理，持守事理的公平，从而驯服远人桀骜的气焰。一时士大夫指责毁谤有所不敢，但明知夷人贪婪，议处一个岑毓英未必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但这件事中国的理亏在于疆臣办事粗疏，如果已经将疆臣议处，而他们仍然妄肆要求，那么理亏在他们，与他们决裂，我们就有理由，即使召集各国共同评判，他们也难逃公论。我的一点点心意，实在在于此，起初并非对岑毓英不满。

等到听说人言藉藉，指责百端，也就自悔其愚。开春以来，闭门扫径，谢绝交游，以求远离世人。至今相距四月之久，仍有窥探刺取，据为罪案，上呈给君父之前的。我私下揣度岑毓英天资忠直，而不学无术，与蒋益澧等人相同。蒋

译益澧在担任粤东巡抚期间，派遣勇丁看守内城，经瑞麟上奏弹劾，众人并无异议。岑毓英因为杀害一名洋人的缘故，嵩焘本着公正的态度上奏请求处理，导致遭受一时的诋毁讥讽，时间久远也无人能谅解他。过去我曾对曾文正公说过，天下事务千变万化，只应当用常理去处理。现在人们看待洋务，惊恐忧虑，莫测高深，而其实只是一个道理。凡事只要合乎情理的就顺应，违背的就拒绝，必须使心中没有对洋人的成见，不随着他们的态度来决定轻重，那么处理起来就会从容不迫了。曾文正公也认为嵩焘的话有道理。现在因为马加理这个无关紧要的洋人是如何被杀的详情，也不加考察，反而共同将其作为岑毓英的功劳，人心中的不平日益增长，相互激惹，想要不引发争端、招致侮辱和灾难都难了。西方外交以邦交为重，万国公法对此论述得非常严谨。马加理在西洋只是一个微末官员，在滇南却成了杀害使臣的案件，士大夫们安坐家中讥讽评论，果真能挫伤洋人的气势吗？一时纷纭的议论，确实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依据，而既然已经加上辱国的罪名给嵩焘，不仅不敢求得谅解，即使朝廷反过来追究，我这微薄的诚意，也确实无法自我原谅。凭着当时一片恳切的愚诚，触犯了众人的忌讳，只为朝廷宽解一天的忧虑，却导致声名败坏，无法自我辩解。对上辜负了朝廷重托，对下烦扰了朝臣严厉的责备，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又因为辱国的重情让君父产生疑虑，更是进退狼狈，手足无措。朝廷命令尊严，想据情辞官免职而不敢，恶名聚集，想强颜欢笑任职而不能，只有倾吐下情，听候指示，是否允许嵩焘陈述自己衰老多病，请求另派使臣以重视职守，希望朝廷有回旋的余地来相处，嵩焘也能退归乡里，休养余年，以免除罪责，不胜惶恐等待命令。

译简器 李鸿章

西方各国水陆作战防守的利器，以枪炮和水雷为主要类别。火炮有前膛、后膛、生铁、熟铁、纯钢的区别；枪械有前膛、后膛、滑膛、来复（线膛）的差异。水雷有触发式、摩擦式、电气式、发火式的不同。我仔细研究过它们的图纸和实物，从而掌握了大概情况。洋枪这一项，各国改用后膛枪，因为它的操作灵活方便，发射速度快且射程远。其旧式的前膛枪，以低价卖给中国，常被外国人轻视。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是西方五大强国。它们的后膛枪名称，英国最精良的叫亨利·马梯尼，次一等的叫斯乃德；俄国的叫伯丹；德国的叫恩菲尔德；法国的叫沙土钵；美国的叫林明顿。以锋利迟钝、快速迟缓来比较，英国的亨利·马梯尼优于俄国，俄国的伯丹优于美国，美国的林明顿又优于英国的斯乃德以及德国、法国的各种枪械。林明顿、斯乃德这两种枪，近年已运入中国，我处及沈葆桢都购买了林明顿枪数千支。上海机器局也能仿制，只是士兵粗疏者，务必选用斯乃德枪，因为其机括较简单，购买价格较节省，修改较方便。现打算命令各营酌情换装斯乃德枪，并间杂使用林明顿枪，认真操练，由浅入深逐渐精通，并命令天津、上海各局先购买林明顿枪的造子弹机器，仿制子弹、火药和铜壳，以便供应接济，仍与俄国领事订购伯丹枪一千支，以备将士选拔精锐者操练使用。至于火炮一项，英国、德国两国新式的最精良。德国克虏伯大小火炮五十多门，分别安置在大沽炮台、天津防营，其中最大的两门，口径八寸，足以抵得上前膛炮口径十一、二寸的火力。然而每门价格约二万元，苦于无力多购。有人说钢炮过大，药力过猛，用久了可能导致损坏开裂，所以英国多用前膛熟铁来复长弹大炮，叫乌利治，叫阿姆斯特朗，叫四德活特，这三家尤其著名。大的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重达八万斤以上，子弹重达六百磅，能打穿二十多寸厚的铁甲，只是起运非常艰难，价值尤其昂贵，中国尚无购买使用的。陆路行军使用的小炮，则以德国克虏伯四磅弹后膛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为最精良快捷。我又各自订购数十门，以备游击作战的重要需要。目前上海、南京、各局只能仿制十二磅至六十八磅的圆弹铜铁炸炮，淮军习用已久，胜过中国旧制。但不如西洋新式的精良，仍打算仿照乌利治、阿姆斯特朗的样式，用熟铁包裹，但机器未备齐。外国每制造枪炮，全套机器购买价格数十万金，再从国内购买运输钢铁等原料，实在太昂贵。必须等到中国能用西洋方法，自行开采煤铁，再添购火炉、汽锤、压水柜等机器，仿造才有望成功。如果克虏伯的钢炮，四德活特的熟铁炮，是用生钢、生铁铸成的，该厂自有秘法，更不容易学习效仿。至于水雷一项，轰击敌船最为猛烈。从前美国南北战争，南方军队多靠水雷之力。普法战争，法国兵船十倍于德国，而波罗的海法国兵船未能深入，全靠水雷之功。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不动的水雷，或连接在木桩、木排之间，或用锚固定其位置，使其沉入水中，或在陆地城堡被攻时，在缺口要路安置，这专为自守而设；一类是能行动的水雷，或浮在水面顺风力飘动，或用机器自行，或在铁船首伸出长竿放置，或专门制作拖带水雷的船，这可为攻击敌人之用。近来格致之学日益精良，水雷之法也日益精良。多以强酸触物、磨物及电线发火，其触而发火、磨而发火，比用法点放的更好。用药仅五六十磅，无论何种兵船都能轰破其底。听说各国都讲求此物，制造储存极多。其使用时必在水中排列数行，每处安放数十具，使敌船疑畏不敢进。上海、天津各局现只能仿造其粗劣者，而电机、铜丝、铁绳、浆皮等件，仍购买自外洋。必须访募各国制造水雷精艺之人来华教演，才容易精进。至于火器尽用洋式，炮弹、火药两项也是重要需要。天津局有造药机器四副，日出二千余磅，已可敷用。只是枪炮多而子弹尚少，上海局仅造药机器一副，日出无几，宜添购机器，在安徽、江苏推广制造。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枪炮的子弹火药，均宜设局在内地仿造，否则事事购之洋商，无以备缓急。且福建、上海、天津各机器局逼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便起见，设有警报，先须重兵守护，实非稳着。嗣后各省筹添制造，必须设局于腹地通水之处。海口若有战，事后路自制，可源源运济也。

造船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数处可到，若处处设

译防御，若将全部兵力分散部署于极广阔的地域，必然导致兵力众多而力量单薄，一处遭受损伤，全局便失去优势，因此必须聚集精锐部队，共同保护关键要害，分散部署之处只需能够稳固防守即可。”等言论，所论述的极为精辟切中要害。中国兵船数量极少，哪里能够前往堵塞敌国的海口？上策固然力量达不到，想要谋求自我防守，也并非容易之事。从奉天到广东，沿海绵延万里，口岸众多，如果必须在每个地方都驻扎重兵，费用极其浩大，力量既然供应不上，势必会导致全面溃败。只有区分缓急，选择最为紧要的地方，如直隶的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是京畿的门户，这是最关键的；江苏吴淞到江阴一带，是长江的门户，这是次要关键的。因为京畿是天下的根本，长江是财赋的重地，只要能够守住这些最关键和次要关键的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稍微布置一下，即使有挫败损失，对大局也没有太大妨碍。既然想要稳固防守，必须预先将所有兵马、炮位、军械、辎重，以及工局的物力储备得坚实雄厚，虽然军情变化万千，但不偏离根本的谋划，平时的经营，临事的调度，都不能有一毫错乱。道光二十二年夷船进入长江，全局才开始震动，咸丰十年夷兵侵犯天津通州，根本于是危急。那些夷人确实能够窥探我的要害，切断我的命脉，而我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分散漫无章法，东边救援西边调兵，未能将全部力量聚集在几处关键地方。现在商议海防，必须借鉴过去的教训，揣测敌情，防御的方法，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坚守不动的方法，如口内的炮台壁垒格外坚固，必须能够抵御敌船大炮的炮弹，而炮台所用的炮位必须能够击破铁甲船，又必须有守口的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械；二是移动应对的方法，在于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良，随时游击可以防备敌兵沿海登陆。因此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现在计算福建船厂制造存留的轮船十五艘，其中两艘已在台湾遭遇风浪损坏，上海机器局造成轮船六艘，其中两艘马力五百匹，配备大炮二十六尊，与外国大兵船相当，其余各船都仅与外国小兵船“根钵”相当，然而已经花费银两数百万有余，物料工匠大多从外洋购买招致，所以中国造船的费用比外洋购船的价格还要高出一倍，现在急于成军，必须在外国定造才节省方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白白浪费巨款，听说兵船及铁甲船以英国为最好，精英的官厂、公司厂都以制造铁甲船的优劣相互竞争，日新月异，应该挑选派遣通晓制造、略知军事的人员，选带学生工匠前往，由总理衙门会商驻京使臣，通知该国兵部，使得能够亲自前往各厂考究何种船制最为坚固灵捷，并且适合中国水道的，与其议价定造，即将带去的华匠兵士附入该厂及武备院学习制造工艺，并讲求驾驭操练的方法，等到船造成后配齐炮位，随船回华，这样才有实际益处，而中国船厂仍然酌情加以开拓，以备修船之用，至于拟设兵船的数量，如丁日昌所说，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六艘，根钵轮船十艘，合计四十八艘，自然不能再少，除去将中国已造成的二十艘抵用外，还缺少二十八艘，切实认为北、东、南三洋必须各有铁甲大船两艘，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都是水深数丈可以停泊的地方，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门作为洋面游击的部队，而用其余船只依附以壮声势，大约计算定造铁甲船每只需要银两百万两，内外费用已经不可估量，只有先购买此项，分年筹办，有余力再购置其他船只，或者因闽、沪各厂陆续仿照兵船，总以凑足四十八艘为标准，只是守口大炮铁甲，即所谓水炮台，也是西洋新制的利器，用小船配备极重的炮，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移动，最为制胜，凡是要口须添设一二艘，听说在外国定购，每船连炮约价银两十余万两，但笨重滞涩不能涉海，必须将炮位铁甲分解运载来华装配，应该等到委员到彼一并察办，如果价格便宜运输方便，陆续再购造二十艘，分布南北各口，或者由外洋购买。大炮由华厂照式仿造，铁船更可次第添置。至于丁日昌奏称：裁并五十艘艇船，可以供养一艘大兵轮船；裁并十艘阔头舢板，可以供养一艘根钵轮船。计算各省沿海水师旧制各船耗费，用来供养四十八艘轮船，尚且觉得有盈余无不足等因。查同治十一年五月，臣在覆奏船政事宜的奏折内，拟请裁撤各省艇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的费用抵给轮船月费。经总理衙门议决，令各该督抚奏办，迄今并未议复。现在添购铁甲等船巨款，必须另行筹集，养船练兵一切费用，应如丁日昌所议，请旨敕下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

译各省应将原先设置及新增加的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各类船只，分别裁撤合并，专门养护轮船，以避免空耗经费而发挥实际效用。

译有客人诘难张自牧说：“如果言语不通，那么情感志趣就难以相互信任；如果嗜好欲望不同，那么兴趣趋向就难以揣测。华夏与夷狄交错混杂，荒野之地因雕画额头（指代异族）的主客相互猜忌而感到惊骇，兰阇（地名或人名）又怎能喜悦呢？弹指间诃陵（地名）便令人畏惧，毒涎般的情势可怕；罗刹（指代西方人）掩面而心怀惭愧。事理本来如此，形势又怎能容许停止呢？有人说：安抚远方的方法，首先要寻求使他们安定的道理。他们离开故国远道而来，确实是希望世代昌盛安乐，永久保持他们的利益，断没有欺凌我们的念头。然而有的人无缘无故地放纵他们，使他们日益增长骄奢之气；又或者无缘无故地轻视他们，使他们日益陷入猜疑忌恨，那么处理他们的人就没有得到公平了。”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信中说：“苍天不偏袒地覆盖，大地不偏心地承载，使两国的百姓如同一家子。百姓万民，下至鱼鳖，上至飞鸟，爬行、呼吸、蠕动之类的生物，没有不追求安定利益，躲避危险祸患的。所以来的人不停止，这是天的道理。”古代的帝王约定明确而不食言，唉！这就是汉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的缘故。我曾读过《高宗谕刑部审理英商案谕旨》，看到圣心公平，毫厘必当，而且洞察细微、预见深远，仿佛预先知道百年后会有洋务，能不恭敬地阅读并深思吗？《诗经》说：“唯有这位圣人，瞻望言语能达百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颕咨称：‘革除监生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货物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不恰当。议将倪宏文改拟杖刑流放，监禁追讨一案，已依议执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颕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抄财产变卖抵债，仍勒限一年监禁追讨。再按照部议发遣，如果该犯限期届满仍不完还，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的府州县官在养廉银内照数摊出，并传达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这些夷商估舶冒着越重洋的风险，本是因为寻求利益而来，自然应该与他们公平交易，使他们满载而归，才符合中华的大体。如果遇到内地奸民设局赊骗，导致货物本钱两亏，尤其应当依法审讯追究。然而李质颕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让外洋孤客含冤无处申诉，这难道是封疆大臣惩恶安抚远方的道理吗？幸而刑部奏驳，朕才得知详情，为之更正。如果部臣也照搬葫芦画瓢，覆奏其错误，那还能问罪吗？中国安抚驾驭远方的人，全在于秉公持正，让他们感激而产生敬畏，才符合政治常理。如果平时视他们如草芥，任由地痞流氓欺凌，而有事鸣官，又袒护百姓不为清理，他们既然不能赴京控诉，徒然让怨恨蓄积于心，回去后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夷嘲笑他们？况且或许担心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都裹足不前，洋船稀少到来，又成何事体？况且朕此番处置，不只是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吓，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皆督抚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而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赍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易马一节，辨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疋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细，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即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办妥，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海沿边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

译体察朕的心意，不要懈怠也不要违背，自然可以寄托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计策。即使是我世世代代的子孙，恭敬地体察朕的训诫，坚守而不失，亿万年的无尽福庆，难道不就在于此吗？这道旨意传谕给各位将军、督抚一同遵照执行，并规定列入交接文书，命令各继任者永远遵照执行，不要稍有轻忽，另外抄录一份交给上书房，使大家都能严谨遵循、毫不松懈。钦此《挹秀山房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