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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守部总论易经屯卦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义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险陷，故其名为屯。震动在下，坎险在上，是能动乎险中，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而未可遽进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阳居阴下，而为成卦之主，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则吉也。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本义阴阳交而雷雨作，杂乱晦冥，塞乎两间。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统治，而未可遽谓安宁之时也。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本义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交，故有盘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贞。又本成卦之主，以阳下阴，为民所归，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利建以为侯也。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程传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鼎卦》象》曰：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义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书经周书洛诰周公曰己汝惟冲子惟终蔡传周之王业，文武始之，成王当终之也。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蔡传此御诸侯之道也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蔡。传此教养万民之道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蔡传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蔡传言周公之功，所以辅我，启我者厚矣。当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蔡传此下、周公许成王留等事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诞保文武受民之言也。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训，乃单文祖德。蔡传唐孔氏曰：「盖周公与群臣笃前人成烈，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殚文祖德也。」《无逸》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蔡传则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过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无过于观逸游田，以万民惟正赋之供。康王之诰。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恤克西土大」。全张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业本于西土，亦不忘本也。」临川吴氏曰：「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顺；西土文武所兴之地，言文武所以诞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勘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蔡传张皇六师，大戒戎备，无废坏我文武艰难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导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无立志，苟不诘尔戎兵，奋扬武烈，则废弛怠惰而陵迟之渐见矣。成康之时，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恳恳言之。《诗经》

大雅下武下武，惟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朱注此章美武王能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而有天下也。大全丰城朱氏曰：「圣人兴王之业，非先后固无。」以基之于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圣人无以配之。于下盖一代兴王之业，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于其始而后圣德之受命，有以成之于其终也。周之王业，自文王而始着，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实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则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谓王业之所基不在于是，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与天合，也是以武王继之，实能配彼在天之灵于镐京焉。则武王之继三后，谓非王业之所成而可乎？诗人于此原其始而归美于三后，要其终而归功于武王，则夫任继述之责者，其必知所法矣。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大全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以其继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继之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大全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于是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朱注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来世能继其迹，则久荷天禄而不替矣。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大全定宇陈氏曰：「天且福之人，将焉往？宜来世之得。人与得天，相为长久也。不徒贺之，而尤佐之，见人心藩屏王室之至也。」《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朱注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于是彼险僻之岐山，人归者众，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孙当世世保守而不失也。武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朱注言武王无竞之功，实文王开之，而武王嗣而受之，胜殷止杀，以致定其功也。《册府元龟》

创业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其创业之谓乎？」神农以前，为而不有，功成不居，故无得而称焉。炎帝下衰，诸侯放恣，蚩尢贪暴，害于有众。黄帝修德治兵，顺天行罚，诸侯百姓，咸所欣戴，遂应土德之运，而有天下。非夫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其孰能与于此？商、周开基，其义益显。《汤诰》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知，表正万邦。」《泰誓》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故云：「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汉、魏以降，豪杰□驰，莫不英谋沈断，雄图远驭，乘时以建义，任能以协力，拨乱反正，与民休息，天人合符，乃膺大宝。有以知天造草昧，王业之艰难也。

创守部艺文创守论唐杨夔贞观中文皇帝听政之暇问房魏以创业守文之难易，房对以创业，魏对以守文。盖房以经纶之始，备极勤劬，所以见创业之难矣；魏以升平之后，率多懈怠，所以见守文之难也。然则创业之初，雄豪未宾，生民嗷嗷，唯德是归，所以开基之主皆乘衅而起，睹覆车之辙，焉肯更修其轨哉？当其云雷未亨，天地犹蒙，龙虎交驰，烟尘昼昏，故得一士则前席以待，问闻一言则倾耳而耸听，用人若不及，从谏若转圆，勇于得而□于失，冒履锋镝，涉历险危，其取也既劳，其得也亦勤，诚为创业之难也。及乾坤雾霁，山河有主，四海之内，罔不臣妾，言而必从，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响之应，爱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挤九泉，顺意者骈肩，逆耳者畏忌，好恶之情不由其臧否，赏罚之道匪关于功过，下慑以求命，众怒而莫谏，此所以为守文之难也。然则自汉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则孜孜以亲万机，将傒乎治？及时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于庶务者多矣，其终而不惰者则几希矣。且创业之主，既得之后，犹隳夙志以坏大业，而况求既治之后，即已安之朝，其能纳谠言，任正人，屈己以顺从，抑心以从下者，不亦鲜乎？魏文贞公守文之难，岂初心盈，中心昃也？总而论之，疗饥者易为食，其创业乎？医者难为药，其守文乎？保业疏宋司马光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力相偶者则为二，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继体之君，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势殊，则中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心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溃糜，秦、隋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臣窃观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行，诸侯多僭，分崩离析，不可胜纪，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乱，又八年而合于汉。汉得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其柄王莽盗之，十有七年而复为汉。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诛除僭伪，凡十有四年，复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于晋。晋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难，群寇乘衅，浊乱中原，散为六七，聚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

唐得天下，一百有二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养其疽囊，以为子孙不治之疾，于是渔阳窃发，而四海横流矣。肃、代以降，方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至，名为君臣，实为雠敌，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纲颓绝，五常殄灭，怀玺未暖，处宫未安，朝成夕败，有如逆旅，祸乱相寻，战争不息，流血成川泽，聚骸成丘陵，生民之类，其不尽者无几矣。于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除海内，当是之时，食不暇饱，寝不遑安，以为子孙建太平之基，大勋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后大禹之迹复混而为一，黎民遗种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有小祸乱，不可悉数。国家自平河东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产，犹以为先人之所营，苦身劳志，谨而守之，不敢失坠。况于承祖宗盛美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可不审哉？《夏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周书》曰：“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愿陛下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则天下生民，至于鸟兽草木，无不幸甚矣。《惜时疏》前人夏至阳之极也，而一阴生；冬至阴之极也，而一阳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乱之相生，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也。其在《周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也。凡守太平之业者，其术无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于此，将以传之子孙，为无穷之规，则必实其堂基，壮其柱石，强其栋梁，厚其茨盖，高其垣墉，严其关键。既成，又择子孙之良者，使谨守之，日省而月视，欹者扶之，弊者补之。如是则虽亘千万年，无颓坏也。夫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墉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谗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怨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呜呼，可不鉴哉！今国家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顾而成耳。

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将何益矣？《诗》云：“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时乎？时乎？诚难得而易失也。《立国规模疏》元许衡为天下国家有大规模规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无过焉，无不及焉，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纷更，日计有余，而岁计不足，未见其可也。昔子产处衰周之列国，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而终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论而妄为之哉？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矣。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吾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必求其所以制；众虽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却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外行甚易。日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然其先后之序，缓急之宜，密有定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之，是之谓规模。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后魏拓拔氏，改姓元，都云中，迁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辽耶律，改刘氏，都临潢，徙无常处，九帝，二百一十八年。金完颜氏，都上京，迁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前赵刘元海，据平阳，三主，二十五年。后赵石勒，都襄国，六主，三十二年。前燕慕容皝，都蓟，迁邺，三主，三十四年。前秦苻坚，都长安，五主，四十四年。后秦姚苌，都长安，三主，三十四年。南燕慕容德，据广固，二主，十二年。南凉秃发乌姑，据广固，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国仁，据金城，四主，四十七年。后燕慕容垂，据中山、邺，四主，二十五年。夏赫连勃勃，据朔方，三主，二十五年。国家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听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帝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气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

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然事有大小，时有久近。期小事于远，则迁延虚旷而无功；期大事于近，则急迫仓惶而不达。此创业垂统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国初亡，便当议此，此而不务，孰为可务？顾乃晏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祖宗失其机于前，陛下继其难于后，外事征伐，内抚疮疾，虽曰守成，实如创业，规模之定，又难于向时矣。然尾大之势，计圣谋神算，已有处之之道，非臣区区所能及也。此外唯当齐一吾民之富实，兴学练兵，随时损益，稍为定制。如臣辈者，皆能论此，在陛下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恤浮言，则天下之心庶几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创守部纪事贞观政要》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开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雕残而侈豫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元龄，昔从吾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辽史·道宗本纪》大安二年九月己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铠仗示燕国王延禧，谕以创业征伐之难。《泳化类编》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又曰：“汝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明宝训》洪武元年四月戊申，太祖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侍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明昭代典则》洪武元年十一月，上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艰，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治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太祖朝罢，召宿卫武臣谕之曰：「朕与尔等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为天子，卿等亦任显荣，居富贵，非偶然也。朕提孤军应敌，危亦甚矣。然每出师，必戒将士毋妄杀，毋焚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时在民间，视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淫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至丧身灭名。

今历数在朕，朕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外使，未尝设宴为乐。尔等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淫佚之事，则身常荣而家常裕矣。」《明昭代典》则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大宴功臣。宴罢，上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着。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着，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戒勉也。」《大政纪》洪武六年正月辛酉，上谕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福，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有几？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能垂裕后昆，陛下此言，端本澄源，诚万世子孙之法也。《明宝训》洪武十六年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元弊政，一复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绵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明宝训》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明昭代典则》洪武二十八年八月□谕礼部曰：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

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求为不刊之典。昔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者不王。」以后诸吕用事，尽改其法，遂至国家大乱，刘氏几亡，此可为深戒者。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祖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大政记，永乐十二年五月癸酉朔，驻跸杨林戌。上阅武之暇，皇太孙侍语及创业守成之难。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艰，经国之务，懵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尝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负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泽被及下人。勉之，勉之！”宣德五年三月，上御武英殿，与侍臣论汉以下创业诸君。侍臣有言汉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权力，袭取天下，太宗惭德尤多。汉高帝及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汉高帝除秦苛政，而礼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弊俗，申明先王之教，要为过之。”侍臣皆叩首，以为至论。

创守部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