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薄第五
太平两同书经名：太平两同书。原不题撰人，一说吴筠撰，一说罗隐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太平部。
目 录卷上贵贱第一 强弱第二损益第三 敬慢第四厚薄第五卷下理乱第六 得失第七真伪第八 同异第九爱憎第十太平两同书卷上贵贱第一夫一气所化，阳尊而阴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龟龙为鳞介之长，麟凤处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标，芝松则卉木之秀。此乃贵贱之理，着之於自然也。龟龙有神灵之别，麟凤有仁爱之异，金玉有鉴润之奇，芝松有贞秀之姿，是皆性禀殊致，为众物之所重也。然则万物之中，唯人为贵。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圣之才而居亿兆之上也。是故时之所贤者则贵之，以为君长；才不应代者则贱之，以为黎庶。然处君长之位非不贵矣，虽莅力有余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居黎庶之内非不‘贱矣，虽贫弱不足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是以贵贱之途未可以穷达论也。故夫人主所以称尊者，以其有德也。苟无其德，则何以异於万物乎。是故明君者纳陛斡虑，吁食兴怀，劳十起而无疲，听八音而受谏，盖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黄轩致顺风之请；颖水幽居，帝尧发时雨之让。夫以鳏夫独善之操，犹降万乘之尊，况天子厚载之恩而为百姓所薄者哉。盖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易》 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无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岂徒为名而已哉。实恐坠圣人之大宝，辱先王之余庆也。故贵者荣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贱者辱也，虽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苟以不仁欲离其贱而贱不离之。故昔虞舜处於侧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终有揖让之美；夏桀亲御神器非不盛矣，而万姓莫辅，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贱而迁居，岂求其贵也，行未报策，邑成岐下；胡亥笑尧禹之陋，岂乐其贱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谷帛之利以悦於众也；夏桀之盛，非无戈戟之防以御於敌也；古公之兴，非以一人之力自强於家国也；胡亥之灭，非以万乘之尊愿同於黔首也。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岂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贵。其是之谓乎。强弱第二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故弱为强者所伏，强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则所谓强者岂壮勇之谓邪，所谓弱者岂怯懦之谓邪。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刚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虽刚矣，折之而不可以续；水虽柔矣，斩之而不可以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故晏婴之侏儒耳齐国之宰臣，甘罗之童子耳秦国之良相。侨如，大人也，鲁人桩其喉矣；长万，壮士也＇，宋华酝其肉矣。晏婴身短不过人，此非不懦矣；甘罗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侨如大可专车，此非不壮矣；长万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则侨如、长万智不足以全身，晏婴、甘罗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由是乾以健刚，终有亢极之悔；谦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则其致也。然夫所谓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谓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则天地所不违，鬼神将来舍，而况於迩乎。苟以暴武，则九族所离心，六亲所侧目，而尸於远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强；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纣能索铁，天下惧之如虎狼；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然虎狼虽使人惧之，岂言虎狼强於人耶。父母能令子亲之，岂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则强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济天下，知众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将乃八极归诚，四方重译，岂徒一邦从服，百姓与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骄酷天下，舍德而任力，忘己而责人，壮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欲，材堪举鼎不足自全其性灵，至令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岂独当时之弱乎。悲夫。老氏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其是之谓乎。损益第三
译《太平两同书》经名：《太平两同书》。原书没有题署撰写者，一说为吴筠所撰，一说为罗隐所撰。全书二卷。底本出自《正统道藏》太平部。目录 上卷 第一 贵贱 第二 强弱 第三 损益 第四 敬慢 第五 厚薄 下卷 第六 理乱 第七 得失 第八 真伪 第九 同异 第十 爱憎 《太平两同书》上卷 第一 贵贱 天地间的一气化生万物，阳尊贵而阴卑下。天地人三才开始分立，天在高处而地在低处。龟、龙是鳞介类中的首领，麟、凤是羽毛类中的宗主；金玉是土石中的上品，芝草、松树是草木中的精秀。这就是贵贱的道理，显明地存在于自然之中。龟、龙有神灵方面的差别，麟、凤有仁爱方面的不同，金、玉有能鉴照和温润的奇异，芝、松有坚贞秀美的姿态；这些都是禀性各有特殊，因此受到万物的尊重。然而在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不能自行治理自己，必然要有所尊奉，也是因为圣明的人才可以居于亿万众人之上。因此，当时人所认为贤能的，就尊贵他，让他做君长；才干不适合当世的，就使他卑贱，让他做平民。然而处在君长的位置，不能说不尊贵；即使有治理事务的力量有余，如果没有可称道的德行，那么这种尊贵也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尊贵。身处平民之中，不能说不卑贱；即使贫穷弱小、能力不足，但如果有可取的道义，那么这种卑贱也不能算真正的卑贱。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殷纣王处在九五之尊的位置，孔丘却是被鲁国放逐的臣子；齐景公拥有千乘车马的富足，伯夷却是首阳山上挨饿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尊卑悬殊、处境不同，然而历代君王都争相仰慕孔丘、伯夷的义行，三尺高的孩子也以听到纣王、景公的名字为羞耻。所以，贵贱的道路不能只用仕途是否通达来判断。君主之所以被称为尊贵，是因为他有德；如果没有德，他和万物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明君退朝后仍反复思考政事，吃饭时也因政事而动念，辛劳到一天多次起身而不感疲倦，听取各种意见并接受劝谏，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况且，广成子在崆峒山高卧，黄帝轩辕还亲自前往请教；许由隐居颖水，帝尧还表示愿意把天下让给他。一个孤独自守、只求完善自身的人，尚且能使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降低尊位前往求教，何况天子承载天下的恩德却反而被百姓鄙薄呢？所以，不要忧虑没有地位，而应忧虑德行没有修养；不要忧虑地位卑贱，而应忧虑道行不够笃实。《易经》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怎样守住君位？答案是仁。如果没有仁，又怎么能够守住君位呢？因此，古代君主始终勤勉戒惧，哪里只是为了名声而已？实在是害怕失去圣人的大宝，辱没先王留下的福泽。所以，尊贵就是荣耀，没有道德便不能居有；卑贱就是耻辱，即使有力量也不能躲避。如果专心修德而不求尊贵，尊贵自然会来；如果因为没有仁德而想摆脱卑贱，卑贱也不会离开。因此，从前虞舜处在偏僻卑微的环境中，不能说不微贱，但帝王的基业由此开始建立，最终成就了以礼相让的美名；夏桀亲自掌握天子神器，不能说不显赫，但万民没有人辅佐他，最终遭受放逐的耻辱。古公亶父为了避开卑贱而迁居，难道是为了求取尊贵吗？他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功名，城邑便已在岐山之下建立起来。胡亥讥笑尧、禹的简陋，难道是甘心处于卑贱吗？但他死后尸骨未寒，土地便被分割到灞上。虞舜虽然微贱，并不是靠谷帛之利来取悦众人；夏桀虽然强盛，也不是没有兵器和防御来抵抗敌人；古公亶父的兴起，并不是凭一己之力使家国强盛；胡亥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以天子的尊贵甘愿和百姓相同。尊贵的反而越来越卑贱，卑贱的反而越来越尊贵；追求尊贵的人得不到，得到尊贵的人却并不追求。难道是皇天有所偏私吗？只是有德的人得到它的佑助罢了。老子说：道尊而德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第二 强弱 强者并不是凭自身强大，而是借助弱者来成就强大；弱者也不是注定弱小，而是借助强者来防御弱小。因此，弱者被强者所制服，强者又被弱者所尊奉，上下相互制约，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所谓强，难道只是强壮勇猛吗？所谓弱，难道只是怯懦吗？关键在于有没有德，而不在于力量多寡。为什么这样说呢？金是天下最刚硬的东西，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金虽然刚硬，折断后却不能接续；水虽然柔弱，砍断它却不能使它断开。于是，水的柔弱反而能够成就它的刚强，金的刚强却不能摆脱它的脆弱。因此，晏婴身材矮小，却做了齐国的宰臣；甘罗还是儿童，却做了秦国的良相。侨如身材高大，是个大人，却被鲁人刺穿喉咙；长万是壮士，却被宋国的华元剖开肌肉。晏婴身高不及常人，不能说不弱小；甘罗还没有到弱冠年龄，不能说不年幼；侨如高大到可以独自驾车，不能说不强壮；长万的力气足以扯裂皮革，不能说不勇猛。然而侨如、长万的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晏婴、甘罗的谋略却能够制御一国；这难道不是德与力不同、强与弱各异吗？所以，乾卦凭刚健而达到极盛，最终有亢极而悔的祸患；谦卦处于卑下，却能成就光大尊贵的事业，这就是二者所得结果不同的原因。那么，所谓德是什么？就是慈爱和仁义。所谓力是什么？不过是暴虐和武力罢了。如果凭仁慈行事，天地都不会违背他，鬼神也将来归附他，更何况近处的人呢？如果凭暴虐武力行事，九族都会离心，六亲都会侧目，又怎么能使远方的人归附呢？所以，德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力只是一个人所凭恃的。只依仗一个人的力量，就不能真正强大；凭借亿万百姓的恩戴，就不能算真正弱小。因此，纣王能够拉开铁弓，天下却像畏惧虎狼一样畏惧他；尧连衣服都不能胜任，天下却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他。虎狼虽然能使人害怕，难道能说虎狼比人强吗？父母能够使子女亲近自己，难道能说父母比子女弱吗？由此可见，强弱的道理本来就很明白。所以，古代明君以道德救济天下，知道众人的心不能用武力制伏，盛大的名声不能靠暴虐造成，因而努力修养盛德，以柔和仁爱驾驭臣下，于是不用言语便能取得信任，垂衣拱手便能推行政化，终于使八方归心，四方使者辗转传译而来，哪里只是一个国家归服、百姓拥护而已呢？可悲啊！古代暴君对天下骄横残酷，舍弃德行而任用武力，只责备别人而忘记自己；力气强壮到可以推船，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嗜欲；才能足以举起鼎，却不足以保全自己的性灵，最终使社稷成为废墟，宗庙没有主人，永远被后代讥笑，难道只是当时显得弱小而已吗？可悲啊！老子说：能够战胜别人，只能算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第三 损益
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於足，实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动萍移，风行草偃。处唐虞之代则比屋可封，居桀纣之朝则比屋可戮。夫天下者岂贤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难於下哉。盖人君有所损益也。然则益莫大於主俭，损莫大於君奢。奢俭之问，乃损益之本也。且夫曰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犹有不及之处尔。其俭主之理则天下无为，天下无为则万姓受其赐，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犹有不伤之所尔。其奢君之理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圣君务修俭德，土谐茅宇，梯衣康裘，舍难得之货，舍无用之器，薄赋敛，省播役，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瑶台象林，锦衣玉食，购难得之货，断无用之器，厚赋敛，烦杨役，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岂可畏其乱乎。生且是悦，岂不悦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人主欲其己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乱而不思其己乱，此不可谓其智也。且夫剖腹啖口不足谓其美也，温踵动心不足谓其劳也。夫心口所以存者，为其踵腹也。腹之且剖，岂异口之剖耶。踵之且温，岂异心之温也。故人主所以称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则君孰与其损哉。人且共损，则君孰与其益哉。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尧舜所以成其上圣，克保耆颐之寿也。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是则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爱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舍一身之不急，济万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广遂生成，永居南岳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则普天率土孰为我损乎。夫以嗜欲无厌，贪求莫止，士饥糟模，犬马余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荣其锦讨，忠不虚丧实，舍利取危，根棘生於梗途，鲸说游於沸海，则九州四域孰为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其是之谓欤。敬慢第四远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类於羽毛。后代圣人乃导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则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下之不敬则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则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发谦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着谷王之喻。相鼠有体，风诗刺其失仪；飞乌能言，古人记其无礼，则敬慢之问，美恶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设坛授将，侧席求贤，贲束帛於丘园，降安车於途巷，故得真龙就位，振鹭来庭，天下荣之，愿从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发朝人，视贤良若草芥，比黎庶为豕畜，是以白驹投谷，飞鸿逝云，天下恶之，愿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贱，盖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贵，适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轼干木之闻，昭王筑郭院之馆，故得群才必至，骏足攸归，何则，以敬之所致也。齐桓有葵丘之骄，汉祖轻过赵之骂，故有诸侯不附，大臣构述，何则，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岂徒敬人而已哉。盖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岂徒慢人而已哉。盖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慢一人则千万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恶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犹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适越，诚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书国策，言记史官。有一善，若庆云之浮辉，天下之所欣贺；有一恶，若朝曰之带蚀，天下之所伤嗟。不可类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问田子方曰：富贵者骄人，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则去之。楚越若脱弊屐，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坠谷顿为窜粉，蝼蚁随风无伤丝发，轻重之理不同年而语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为劳；驭者，晏婴之仆，骄矜自若。岂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蟆求伸亦因其屈，鸶乌将击必先以卑，以贵下贱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后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谓欤。厚薄第五
译天下百姓所依赖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安定又要依靠天下百姓；因此，百姓是天下的脚，一个人是天下的头。可是，百姓虽然众多，仍不能免于水深火热的灾祸；一个人虽然尊贵，也不能逃脱被放逐和杀戮的耻辱。这难道不是脚出了问题，实在是头出了问题吗？水一动，浮萍就随之漂移；风一吹，草就随之倒伏。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处在桀、纣的朝廷，家家都可能被杀戮。天下百姓难道在一个时代贤明、在另一个时代愚昧，或在上位者治理容易、在下位者治理困难吗？只是君主有损有益罢了。君主最大的益处，是崇尚俭朴；君主最大的损害，是奢侈。奢侈和俭朴的问题，正是损益的根本。日月是天下最明亮的东西，然而仍有照不到的地方。君主俭朴，天下便无为；天下无为，百姓就能受到恩赐，这种功效比日月更大。豺狼是天下最有害的东西，然而仍有伤害不到的地方。君主奢侈，天下便多事；天下多事，百姓就受到毒害，这种危害比豺狼更严重。因此，古代圣明君主致力于修养俭朴的德行，居住土阶茅屋，穿粗衣、盖粗被，舍弃难得的财货，舍弃无用的器物，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减少一个人的爱好，增加万人的性命。所以能使天下欢乐，每个人都能安享自己的生活。古代暴君的心志在于奢侈淫乐，修筑瑶台，设置象林，穿锦衣、吃玉食，搜求难得的财货，制造无用的器物，加重赋税，频繁征发劳役，增加一个人的爱好，损害万人的性命。因此使天下困穷，以至于连死亡也不再畏惧。人连死都不怕了，难道还会害怕作乱吗？人活着尚且不能欢悦，难道会喜欢安定吗？所以，百姓安定，是天子安定的原因；百姓动乱，是天子遭遇动乱的原因。君主只想自己安定，却不考虑百姓是否安定；害怕百姓作乱，却不想到自己也会因而动乱，这不能说是有智慧。剖开肚腹去满足嘴巴，不能说嘴巴因此美好；使脚跟温暖而使心脏受损，不能说脚跟因此辛劳。心和嘴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腹部供养它们；腹部将要被剖开，难道和嘴被剖开有什么不同吗？脚跟将要得到温暖，难道和心脏受温暖有什么不同吗？所以，君主之所以被称为至尊，只是因为有百姓存在。百姓共同得到增益，君主还能和谁一起受损呢？百姓共同受到损害，君主又能和谁一起得益呢？因此，损害自己而使万物受益的人，万物既然得到利益，也会反过来使他受益；尧、舜正是这样成就至高的圣德，得以保有长寿。使自己得益而损害万物的人，万物既然受到损害，也会反过来损害他。癸辛正是因此陷入极端愚昧，自取被诛杀放逐的失败。这么说来，那种自我损害，难道不正是自我获益的道路吗？这里所谓自我获益，难道不正是自我损害的道路吗？损益的道路，本来就很清楚了。唉！性命是最重要的道理，爱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如果舍弃自己一身的无关紧要之物，来救济万民最重要的性命，不计较自己所得的利益，使万物广泛生长发育，永远享有南岳般的安定，常行北辰般的政道，那么普天之下、四方土地上的人，谁会损害我呢？如果嗜欲没有满足，贪求没有止境，士人饥饿而只能吃糟粕，犬马却剩下粮食肉类；人穿兽皮，土木建筑却装饰锦绣；忠诚无故地耗损，舍弃利益而取来危险；荆棘长满道路，鲸鱼游在沸腾的海中，那么九州四域谁能得到益处呢？所以老子说：天道是减损有余的，补助不足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第四 敬慢 远古时代，人心混沌，和草木没有区别，所取法的也只是禽鸟兽类。后来圣人用礼乐引导他们，用仁义教化他们。这样以后，君臣贵贱的制度才清楚地建立起来。然而，礼最先要重视的，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礼最大的弊病，没有比轻慢更严重的。因此，以恭敬侍奉上天，神灵就会降临；以恭敬治理国家，人民就会和睦。以轻慢侍奉上天，神灵就会欺凌；以轻慢治理国家，人民就会陷入危险。下位者不恭敬，便不足以侍奉君主；上位者不恭敬，便不足以驾驭臣下。所以《易经》说地中有山，以此阐发谦卑而尊贵的旨意；大海处在水的下方，老子以此说明谦下如谷、万物归往的譬喻。《相鼠》说老鼠尚且有形体，以讽刺人失去礼仪；古人记载飞鸟能够说话，却没有礼节。这说明恭敬和轻慢之间，善恶的结果完全不同。因此，明君对待天下人，筑坛授予将帅，侧席等待贤者，带着束帛礼聘隐居丘园的贤人，降下安车迎接行于道路乡巷的人，所以真正的贤才前来就位，洁白的贤士来到朝廷，天下人都以此为荣耀，愿意跟随他的教化。昏昧的君主对待天下人，衣裳不整便接见士人，披头散发而临朝见人，把贤良看得如同草芥，把百姓视为猪狗牲畜，因此贤者如白驹投身空谷，鸿雁飞向云外，天下人都厌恶他，愿意逃避这种耻辱。然而，尊敬别人并不一定是自我卑贱，因为这是为了任用那个人。轻慢别人并不一定能增加自己的尊贵，反而足以使那个人产生怨恨。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魏文侯听说段干木的贤名，便在经过他的门前时扶轼致敬；燕昭王为郭隗修筑馆舍，所以群才必然到来，骏马也归聚于此。这是什么原因？是恭敬所带来的结果。齐桓公有葵丘会盟后的骄傲，汉高祖轻视经过赵国时受到的责骂，所以诸侯不来归附，大臣彼此构陷。这是什么原因？是轻慢所带来的结果。然而，先前所尊敬的，难道只是尊敬别人吗？其实也是尊敬自己。先前所轻慢的，难道只是轻慢别人吗？其实也是轻慢自己。因此，尊敬一个人，千万人都会喜悦；轻慢一个人，千万人都会怨恨。人人都想知道怎样得到好人的尊敬，却不知道实行使人尊敬的原因；人人都想知道怎样避免恶人的轻慢，却不知道去除招致轻慢的原因。这就像面向南方去寻找燕国，却向北方走去往越国，实在不可能达到目的。况且君主是天下的表率，他的行为会被记录在国书和史官的记载中。他有一件善行，就像庆云浮现光辉，是天下人共同庆贺的；他有一件恶行，就像朝日带有日食，是天下人共同悲叹的。君主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不能不谨慎对待恭敬和轻慢。有人问田子方：富贵的人会骄傲待人，贫贱的人也会骄傲待人吗？田子方说：诸侯骄傲待人，就会失去国家；大夫骄傲待人，就会失去家族。贫贱的人如果行为不合道，言语不合义，就应当离弃他。楚国、越国的人，就像脱掉破旧的鞋一样，怎么能把他们和贤者同等看待呢？因此，虎豹坠入山谷，顷刻便被杀死；蝼蚁随风飘荡，却不能损伤丝毫。轻重的道理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却握发吐哺，辛劳接待贤士；驾车的人只是晏婴的仆从，却骄傲自得。难道不是因为君子和小人所遵循的道路不同，恭敬与轻慢各有不同吗？尺蠖要伸展身体，也要依靠先弯曲；鹭鸟将要攻击，也一定先俯身降低姿态。以尊贵身份礼敬卑贱之人，才能大大得到人心。所以老子说：把自身放在后面，反而能使自身居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第五 厚薄
夫大德曰生，至贵唯命。故两臂重於四海，万物少於一身。虽禀精神於天地，托质气於父母，然亦因於所养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桥者有凌云之操也，若壅之以粪壤，沃之以咸流，则不及崇朝已见其憔悴矣。冰雪者无逾时之坚也，若藏之於阴井，庇之於幽峰，则苟涉盛夏未闻其消解也。夫松相之性非不贞矣，终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岂天使之然哉。果以养之所致也。况夫人者异乎松相之永矣，养之失其所，则安可以不朽乎。岂徒冰雪之倏忽也，养之得其道，则安可以不延乎。故寿之有长短，由养之有厚薄也。悲夫。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恶其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为纵长夜之娱，淫酒色之乐，极情肆志，此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陨於泉拢之下，是则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长久之寿，自致於云霄之上，是则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养生之具也。苟以养过其度，则亦为丧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蘗，斛庾之膏沃其皇烛，则必见坏灭也。故性命之分，诚有限也；嗜欲之心，固无穷也。以有限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饮食之节，礼诚男女之际，盖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贵也。有亿兆之众，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养生之不存，则五藏四支犹非我有，而配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弹雀，舍所贵而求所贱，人即以为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轻於嗜欲之下，岂得为不惑乎。是故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树而不能拔山，嗜欲者适足以乱小人，不足以动君子。故鲁仲尼渴而遇盗泉之水，义而不饮，郑子公则染指以求羹；柳下惠与女子同寝，终不为乱，宋华父则危身以窃色；周公遗酒、诰之旨，殷纣沈湎而致亡，捷妤辞同辇之嫌，姜氏逊淫而无耻，岂非贞滥有异，厚薄不同者欤。夫神大用则竭，形大用则劳。神形俱困而求长生者，未之闻也。为人主者诚能内宝神气，外损嗜欲，念驰骋之诚，宗颐养之言，永保神仙之寿，常为圣明之主，岂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谓乎！太平两同书卷上竟太平两同书卷下理乱第六夫家同之理乱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圣人之造书契以通隐情，刻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则文以致理，武以定乱。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故防乱在乎用武，劝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递使，舟车之更载也。是以汉祖矜功，陆贾谕以为学；鲁公赴会，仲尼请其设备，盖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内诚，不在乎夸饰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强名也。苟以强名，则昊虽多利兵适足彰其败也。苟以夸饰，则鲁虽尽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筑长城，修战伐，劳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陈涉之流坐乘其弊祸，起於强名也。王莽构灵台，兴礼乐，赋敛无度，人不聊生，遂使圣公之徒行收其利败，始於虚饰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涎器，虽务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断材，虽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细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终以为乱也，此未得其大体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耿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则自守，恒以逸而待劳。恒以逸而待劳，则攻战无不利；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化行而众和，战利而寇息，然后澄之以无事，濡之以至仁。此圣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内而索之於外，不抚之以性而纵之以情，烦文以黩下，暴武以困众，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虽然犹有其弊，何者。昔伯益凿井，燧人钻木，水火之利于今赖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赵城，董卓因之以焚汉室，是乃为害亦以甚矣。然则文武者理国之利器也，而盗窃者亦何尝不以文武之道乱天下乎。故章那以军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义而篡齐国，则有理不能无其乱，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马者先去其害，驱羊者亟鞭其后。后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 之不去，马之所亡也。鲁不能去三家之害，国之所叛也；晋不能鞭六卿之后，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则虽有简易之文，恬淡之武，适足助其乱也，安可得其理乎。故圣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贼，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乱非。文武有去就之私，盖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谓乎。得失第七
译最大的德就是使万物生存，最尊贵的只有性命。因此，两条手臂比四海更重要，万物比不上自身。虽然人的精神禀受于天地，形体依托于父母，但也要依靠后天的养护，才能完成自身的天性。松树有凌云的志操，如果用粪土堵塞它，用咸水浇灌它，不到一天就会显出憔悴。冰雪本来没有超过时日的坚固，如果把它藏在背阴的井中，遮蔽在幽深的山峰下，即使到了盛夏，也不会听说它消融。松树本性并非不坚贞，却最终因养护失当而迅速枯朽；冰雪本性并非不易融化，却竟然因养护得当而长久保存。这两种情况难道是上天有意使它们如此吗？实在是养护造成的。何况人的寿命与松树不同，如果养护失当，怎么能够不早早衰朽呢？难道只会像冰雪那样转瞬即逝吗？如果养护得道，又怎么会不能长久呢？所以，寿命有长短，是由养护有厚薄造成的。可悲啊！饮食和男女，是人的重大欲望。人人都想让自己得到厚养，却不知道所谓厚养反而是使自己变薄；人人都厌恶自己受到薄待，却不知道薄待有时正是使自己厚实。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信陵君、孝惠帝纵情于长夜娱乐，沉溺于酒色之乐，任情放纵，这并不是在真正厚养自身。然而最终遭遇夭折的痛苦，自己坠死在泉壤之下，这样看来，反而是受到薄待到了极点。老氏、彭公修习延年益寿的方法，遵守火食的禁戒，拘束魂魄，这不能说不是在薄待自身；然而他们能够保有长久的寿命，自己升到云霄之上，这样看来，反而是受到厚养到了极点。外在的事物，是养生的工具。如果养护超过限度，也会成为丧生的根源。因此，火所适宜的是油脂，木所适宜的是水。如今却用江湖之水去浇灭尺蘖之火，用斛庾那么多的油脂去浇灌皇烛，必然会看到它们毁坏熄灭。所以，人的性命确实有限，而嗜欲之心本来无穷。以有限的性命去追逐无穷的嗜欲，怎么能不困苦呢？因此，《易》讲究节制饮食，《礼》慎重男女交往，是有原因的。况且居处九五至尊，这是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拥有亿兆百姓，这是天下最富有的条件。如果不能养护生命，那么五脏四肢尚且不能算是自己的，身体之外的配属之物又怎么可能拥有呢？把美玉投给青蛙，用明珠弹射雀鸟，舍弃贵重之物而追求卑贱之物，人们都会认为这是迷惑。如今把至尊至重的性命，轻视在嗜欲之下，难道能说不是迷惑吗？所以，泥土能够使河水浑浊，却不能使海水浑浊；风能够拔起树木，却不能拔动大山。嗜欲只能扰乱小人，却不足以动摇君子。因此，鲁国的仲尼口渴时遇到盗泉之水，因为守义而不饮；郑国的子公却伸手蘸取汤羹。柳下惠和女子同睡一室，始终没有发生淫乱；宋国的华父却为了偷取女色而危害自身。周公留下戒酒的《酒诰》，殷纣沉溺酒色而导致灭亡；捷妤辞去与汉成帝同车的机会以避嫌，姜氏却放纵淫乱而不知羞耻。这难道不是守贞与放滥不同、养护有厚有薄吗？精神过度运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运用就会疲劳。精神和形体都已困乏，还想求得长生，未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做人君的，如果确实能够在内珍惜神气，在外减损嗜欲，警惕驰骋欲望的诱惑，尊奉颐养身心的言论，就能永远保有神仙般的寿命，常常做圣明的君主，岂不是美好吗？所以老子说：把自身置于身外，反而能保全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太平两同书》上卷完 《太平两同书》下卷 第六 理乱 国家治理得好还是混乱，取决于文治和武备的道理。从前圣人创制书契来沟通隐秘的情意，刻制弓箭来威慑不服从者，这两种方法古今都存在。文治用来达到治理，武力用来平定混乱。但文治虽然可以达到治理，却不一定能够制止混乱；武力虽然能够平定混乱，却不一定符合治理的道理。因此，防止混乱在于使用武力，劝导治理在于施行文治，就像手脚交替使用，舟车轮换承载一样。所以汉高祖夸耀功业，陆贾便劝他学习；鲁国国君赴会，孔子请求他准备武备，都是有原因的。然而，所谓文治，就是用德行引导人民；德在于内心真诚，不在于外表夸饰。所谓武力，就是用威势使人畏服；威在于保全自身，不在于逞强求名。如果只是为了显示强大，那么即使拥有许多锋利兵器，也只足以显露自己的失败；如果只是为了夸饰文治，那么鲁国即使遍用儒服，也不足以挽救自身的衰弱。因此，秦始皇对天下使用武力，像陶工制作器物一样，只顾追求器物巨大，却不知道器壁越薄反而越容易脆裂。他修筑长城，进行征战，劳役没有止息，百姓不堪忍受，于是使陈涉一类人乘着这种弊端和祸乱起兵；这起因于徒然逞强求名。王莽对天下施行文治，像工匠截取木材一样，只想着夸耀技巧，却不知道材料越细小越容易迅速折断；他营造灵台，兴办礼乐，赋税征收没有限度，百姓无法生活，于是使圣公一类人乘机取得利益而造成失败；这起因于虚浮的文饰。王莽对天下施行文治，就像工匠砍削木材，虽然志在夸耀自己的巧妙，却不知道木材削得越细小，越容易迅速折断。二人都是以治理的名义，最终造成了混乱，这说明他们没有掌握治理的大体。文治使人明白礼法秩序，必须保持简约平易；简约平易，人民就容易遵从，并且会产生知耻而守法的风气。武力向人显示已有防备，必须以安静平淡为根本；安静平淡，才能自我守持，常常以逸待劳。以逸待劳，攻战就没有不利的；使人知耻守法，教化就没有不施行的。教化实行而众人和睦，战事有利而盗寇平息，然后用无事来使天下澄清，用至仁来滋润天下，这就是圣明君主能够实现治理的原因。然而，二人都不从内在德性上求取治理，却向外在形式索求；不以人的本性加以抚育，却放纵人的情欲；以繁琐文饰烦扰下民，以暴虐武力困苦众人，这样不可能在天下取得成功。即使如此，文武仍然有自己的弊端。为什么呢？从前伯益凿井，燧人钻木取火，水火的便利直到今天还依赖它们。然而智伯却借水来灌淹赵国城池，董卓又借火焚烧汉室，因此它们造成的危害也十分严重。既然如此，文武是治理国家的有利工具，盗贼又何尝不会利用文武之道来扰乱天下呢？章邯凭军队而分取秦地，田常凭仁义之名而篡夺齐国，这说明有治理便不能保证没有混乱，只看君主如何控制它。所以，放牧马匹的人先要除去马的祸害，驱赶羊群的人赶紧鞭打后面的羊。后面不加鞭打，是羊群走失的原因；祸害不除去，是马匹损失的原因。鲁国不能除去三家大夫的祸害，是国家被叛离的原因；晋国不能鞭策六卿的后继者，是土地被分割的原因。如果连这些也不能做到，那么即使有简约平易的文治、安静平淡的武备，也只足以助长混乱，怎么能够实现治理呢？所以，圣人如果不得文武之道，就不能治理盗贼；臣下如果不得文武之道，就不能使不正者安分。文武之道在取舍运用上有私意，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掌握权柄的能力。孔子说：天下有道时，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第七 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