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异第九
夫驹验骋远必以四足之力，鸾驽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圣人抚运明主乘时，亦以杞梓之材而为股肱之任。然则地有山川，其险可见；天有冬夏，其时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无所，素王以之不测，帝尧犹以为难将，欲用之不无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是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虽任是同而成败尤异也。夫人者奸充无端，真伪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亲而行违，或贱廉而贵贪，或贫贞而富黩，或愆大以求变，或位高而自疑，或见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构隙。此则曹筮不足庾，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难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难知之人心，未明真伪之情，徒信毁誉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亲，则管叔周公不无忠僻；验之於戚属，则窦婴吕禄不无正邪；推之於功臣，则王陵鲸布不无逆顺；论之於故友，则樊呛卢绾不无去留；取以刀笔之能，则若张汤之欺诳；赏以颊舌之用，则厌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余，则陈平不可独任；若英谋出众，则韩信虑其难制。夫天下之至大也，无其人则不可独守，有其人则又恐为乱，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且夫毛发植於头也，曰以栉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炉之。爪之不炉，长则不便於使也；发之不栉，久则弥成於乱也。夫爪甲毛发者近在己躬，本无情识，苟不以理犹为之难；况於臣下非同体之物，人心有易迁之虑，委之以臧否，随之以是非，盖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长路者必在於骏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贤臣之用。然骏马苟驯，犹不可以无辔也；贤臣虽任，终不可以失权也。故夫御马者，其辔烦，则其马踝而不进；其辔纵，则其马骄而好逸。使夫纵不至逸，烦而每进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宽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增，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苟欲不败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谓欤。真伪第八夫主上不能独化也，必资贤辅；物心不为易治也，方俟甄议。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后可为得矣。然则善恶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齿寒。苟有其真，不能无其伪也。是以历代帝王统御家国，莫不侧身驰心以恭，英又及所封授，则犹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齿以疾；奸佞及所诛逐，则谬加贤良。此有识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鹦无灵，买之者谓之凤；野麟嘉瑞，伤之者谓之庸。然麟凤有图，唐鹦无识，犹复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况忠逆之情，静躁之性。愚靖者类直，智狂者类贤；洁己者不能同人，犯颜者短於性主。情状无形象可见，心虑非视听所知，欲使银铅不杂，淄渑殊味，其有得者亦万代之一遇也。是以昊用宰豁致戮於子胥，鲁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诛白起以举应侯，赵信郭开杀李牧，卞和献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滥食齐禄。若斯之类皇繁有徒然，则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伪也。故真伪之际，有数术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众之所誉者，不可必谓其善也；众之所毁者，不可必谓其恶也。我之所亲者，不可必谓其贤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谓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尧理洪水，伯鲧为众所举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乐羊为众所慢而中山卒拔。邓通延梦於汉主而非傅说之才，屈原见逐於楚王而无共工之罪。此则众议不必是，独见未为得也。是故明主畴咨在位，详省己虑，先难而后易，考着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赏，有罪者不逃其责，然后可为当矣。然则良马验之於驰骤，则驽骏可分，不藉孙阳之举也；柔刃征之於断割，则利钝可见，不劳风胡之谈也。苟有难知之人，试之以任事，则真伪自辨，以塞天下之讼也。故先王之用人也，远使之而观其忠节，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谋可识其智虑，烦之以务足见其材能，杂之以居视以贞滥，委之以利详以贪廉困穷，要之以仁危难思之以信，寻其行而探其性，听其辞而别其情，尽吕尚之八征，验皋陶之九德。然后素丝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叶并雕，青松凌霜而独秀，则伪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众善者必察焉，众恶者必察焉。其是之谓乎。同异第九
译小马要奔驰远方，必须依靠四足的力量；鸾凤和劣马要飞翔远方，都离不开六根羽翮的作用。因此，圣人掌握时运、明主乘应时势，也要依靠杞梓般的人才来担任股肱之臣。大地有山川，险要可以看见；天空有冬夏，时令可以知道。至于普通人的内心，幽深而无定，前代圣王尚且认为不可测，帝尧也仍觉得难以任用；想任用人，不能没有得失。为什么这样说呢？君主像船，臣下像水；水能够浮舟，也能够覆舟；臣下能够辅佐君主，也能够危害君主。因此，任用三杰，汉朝兴盛；六卿势力强大，晋国灭亡；陶朱公在，越国称霸；田氏强盛，齐国灭亡；同样是任用臣下，成败却大不相同。人的奸邪变化没有固定形态，真伪也不止一种：有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轻慢，有的人言语亲近而行为违背，有的人轻视廉洁而看重贪婪，有的人贫穷时守贞而富贵后贪黩，有的人犯下大过而想求变故，有的人地位高却心怀疑惧，有的人见到利益便忘恩，有的人为了逃避刑罚而构成嫌隙。这些情况，即使曹筮也难以预料，鬼神也不能断定。况且利器是最重要的东西，人心却最难了解。把最重要的权力交给最难测的人心，在没有弄清真伪实情时只听信毁誉之言，即使有霍光那样的才能，也可能因此得用；有王莽那样的品行，也可能因此失误。所以，考察宗亲，就会发现管叔、周公也并非没有忠诚和偏僻之处；考察外戚，就会发现窦婴、吕禄也并非没有正直和邪曲之别；推究功臣，就会发现王陵、英布也并非没有叛逆和顺从之异；论及旧友，就会发现樊哙、卢绾也并非没有离去和留任的不同。若任用刀笔才能，就会有张汤那样欺诈诳骗的人；若只因能言善辩而赏赐，就会厌恶主父偃那样倒行逆施的人。若智慧谋略有余，陈平也不能单独任用；若英武谋略出众，又要考虑韩信难以控制。天下极其广大，没有贤能之人就不能独自守住，有了贤能之人又担心他作乱；为什么不取用他的才能，同时防止他的祸乱呢？头上的毛发每天都要用梳子整理，指甲长在手指上，每月也要修剪。指甲不修剪，长长了就不便使用；头发不梳理，时间久了就会更加纷乱。指甲、毛发近在自身，本来没有情识，如果不按道理处理尚且会造成困难；何况臣下不是身体同一部分的东西，人心又有容易变迁的忧虑，把褒贬之权交给他们，随着他们的是非而行动，实在不能轻率。因此，要走长途，必定要依靠骏马的力量；治理天下，必定要任用贤臣。然而骏马即使驯服，也不能没有缰绳；贤臣即使任用，最终也不能失去对他的权力。所以，驾驭马匹的人，缰绳拉得太紧，马就会受伤而不能前进；缰绳放得太松，马就会骄纵而喜好安逸。要使缰绳放松却不至于使马放逸，拉紧却仍能使马安稳，只有造父才能做到。驾驭臣下的人，权力过于严峻，臣下就会恐惧而不得安宁；权力过于宽松，臣下就会轻慢而喜好作乱。要使权力宽松而不至于作乱，严峻而又能使臣下安定，只有圣人才能明白。因为担心马放逸太多，便舍弃马而徒步行走，那么长途就无法走完；因为害怕臣下作乱，便舍弃臣下而独自任事，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治理。知道马可以乘骑，却不掌握缰绳，就不能禁止它放逸；知道臣下可以任用，却不亲自掌握权力，就不能制止他的作乱。因此，项羽不用范增，就像舍弃马而徒步行走；汉帝虽有曹操，却像骑马而没有缰绳；如果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第八 真伪 君主不能独自教化天下，必定要依靠贤能的辅佐；万物人心并不是容易治理的，正要等待甄别和评议。使小人退处乡野，使君子居于朝廷，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是得到人才。然而，善与恶相互产生，是与非交错纠缠；形体显现，影子便跟随；嘴唇受损，牙齿便感到寒冷。如果有真实，就不能没有虚假。因此，历代帝王统治家国，无不侧身劳心，恭敬地听取意见；但英明贤能之人一到应当封授的地位，小人便无不挽袖切齿地憎恨；奸佞之人一到应当诛杀放逐的时候，却又被错误地当作贤良。这是有识之人所悲叹痛惜的。山中的鹦鹉没有灵性，买它的人却说它是凤凰；野外的麒麟本是祥瑞，伤害它的人却说它是平庸之物。然而麟凤有图籍可考，唐鹦本无知识，人们尚且还会把真的当成假的、把假的当成真的，何况忠贞和叛逆的实情、沉静和浮躁的本性呢？愚钝安静的人像正直者，聪明狂放的人像贤者；洁身自守的人不能迎合众人，犯颜直谏的人又会被君主认为不顺。人的情状没有有形的外貌可以看见，内心的思虑也不是视听能够知道的。想使银和铅不混杂、淄水和渑水味道分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一万代也难遇一次。因此，昊王任用宰嚭，反而使伍子胥被杀；鲁国罢退仲尼，把政权交给季氏；秦国诛杀白起，却抬举应侯；赵国听信郭开，杀死李牧；卞和献玉，反而遭受楚国刑罚；北郭先生吹竽充数，滥食齐国俸禄。像这样的事非常多。因此，所称许的未必真实，所非难的未必虚假。辨别真伪之间，有若干方法，不可不加以考察。为什么呢？众人所称誉的，不能必然说就是善；众人所毁谤的，不能必然说就是恶。自己亲近的人，不能必然说就是贤能；自己疏远的人，不能必然说就是鄙陋。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从前尧治理洪水，伯鲧被众人推举，但洪水并没有消除；魏国攻打中山，乐羊被众人轻视，但中山最终被攻克。邓通托梦于汉主，却并没有傅说那样的才干；屈原被楚王放逐，却没有共工那样的罪过。这说明众人的议论未必正确，个人的见解也未必就一定正确。因此，明君要向在位者广泛询问，详察自己的思虑，先处理困难、后处理容易的事情，通过考核来探究细微之处，使被任用的人不愧对赏赐，使有罪的人不能逃避责任，这样才可以说处理得当。良马在奔驰奔跑中检验，劣马和骏马便可分辨，不必依靠孙阳的举荐；刀刃在砍削切割中检验，锋利和钝拙便可看见，不必劳烦风胡子评论。如果有难以了解的人，就用委任事务来试验他，真伪自然能够辨别，从而堵塞天下人的争讼。因此，先王任用人，派到远方去观察他的忠节，留在身边去考察他的恭敬勤勉；命他谋划，可以识别他的智慧和思虑；使他处理繁杂事务，足以看出他的才能；让他与不同的人相处，可以观察他的贞正或淫滥；把利益交给他，可以详察他的贪婪或廉洁；使他处于困穷之中，可以考验他是否想到仁义；在危难时约束他，可以考验他是否守信；考察他的行为来探求他的本性，听取他的言辞来辨别他的实情，尽用吕尚的八种考察方法，验证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这样以后，即使白丝都被染色，白玉投入泥中也不改变本色，黄叶一同凋落，而青松却能凌霜独秀，那么虚伪的人便会被排除，真实的人便会被选出。孔子说：众人都称善的人，一定要加以考察；众人都称恶的人，也一定要加以考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第九 同异
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虎异谷风，虎啸而谷风起；蛇非山雾，蛇踊而山雾兴，理所同耳。夫异类殊群，异情同行，虽蛤因雀化而蛤不与雀游，鸳自鼠为而鸳不与鼠匹，理所异耳。然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故瞽叟愚而重华圣，盗跷贪而柳下廉，刘季困而纪信焚，伯桃饿而角哀死。亦犹烟灰同出，飞沉自分；胶漆异生，而坚固相守也。然则情性不等，同异难并。大《 易》 虽云：同人於门。三爻复云：伏戎於莽。此则於同不能无异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异而内不异者，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何以明之。昔者陈平面向吕后，而心归刘氏；程婴外逆孙臼，而内存赵孤；张耳、陈余始则刎颈之交，终构参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钩之怨，末为鱼水之欢；田氏怀诳义於齐君，齐君弥信；亚父尽至忠於项羽，项羽益疑，是则同异之心不可以。二而测也。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因其可异而与之异矣。故卫青坚耳，汉武委之以军旅；由余虏耳，秦穆授之以国政。夫以卫青、由余敌於秦汉非不疏矣，犹知可同而同之，况於父子兄弟之亲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诛之以极刑；石厚子矣，石错死之以大义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错非不亲矣，犹知可异而异之，况乎君臣朋友之疏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异者为福，不能同异者为祸。虞舜能同八元，能异四罪，永垂圣哲之名；殷纣不同三仁，不异二臣，故取败亡之辱。是则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曰。其是之谓欤。爱憎第十夫日之明也，无幽不烛，盖之以重云则光辉莫睹；水之鉴也，有来而斯应，混之以糁土则影像俱灭。夫以水曰之明鉴失其常然者，岂不以云土之异移其性乎。是则人有神智之察非不灵矣，徒以内存爱尚之情，外挟憎忿之事，则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华孝矣，瞽叟病之，亲行不义；寤生贤矣，武姜恶之，自构其乱；鹤乃贱矣，卫君重之，载以华轩；马则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绣。夫以骨肉相亲固无间矣，而犹憎之，禽畜类别诚於分矣，而犹爱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邪士媚於主巧於鹤马之媚，人而无爱憎之迷者盖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谏而屡出，籍孺、韩嫣以佞幸而益重，孙通谀言而受赏，贾谊切直而见疏。甚矣哉，爱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诤君之恶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为憎己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谀主之善方，反长主之过，而主反以为爱己也。殊不知闻恶而迁善永为有道之君，悦善而忘恶长为不义之主。是则致君於有道者，岂得不为大爱乎。陷主於不义者，岂得不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谄之情，轻肆向背之志，以为爱己者己亦爱之，则宠光加於三族；以为憎己者己亦憎之，则夷灭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颈之诚弃而莫用，舐痔吮瘫之类擢以殊级。且夫赏以劝善，名以爵贤，使天下不肖者有名，无功者受赏，则何以劝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惩恶，使夫怀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则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汉憎雍齿，张良以为可封；隋宠少师，伯比以为可伐。何则，有功者害，适为不祥，无德是亲，自。。。。。。缺文太平两同书卷下竟
译同样的声音相互呼应，同样的气息相互吸引。老虎虽然不等同于山谷中的风，但老虎一啸，谷风就会兴起；蛇虽然不是山中的雾气，但蛇一跃动，山雾就会升起，这都是道理相同的缘故。不同种类、不同群体、不同情性，也可能有相同的行为；蛤蟆因雀鸟变化而生，但蛤蟆并不和雀鸟交游；鸳鸯由鼠变化而来，但鸳鸯并不和鼠匹配，这就是道理不同的缘故。父子兄弟不能说不亲近，但内心未必相同；君臣朋友不能说不疏远，但内心未必不同。因此，瞽叟愚昧，而重华圣明；盗跖贪婪，而柳下惠廉洁；刘邦困厄，而纪信代他焚死；伯桃饥饿，而角哀为他而死。这也如同烟和灰一同产生，却自然有飞扬和沉降的区别；胶和漆虽由不同之物产生，却能坚固地相互依守。既然人的情性并不相同，同与异就难以一概并论。《易经》虽然说“同人于门”，但第三爻又说“伏戎于莽”。这说明即使表面相同，也不能没有内在差异。所以，有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的，有外表不同而内心不异的；有开始相同而最终不同的，有起初不同而末了相同的；有对方与我不同而我却和他相同的，有对方与我不异而我却和他不同的。如何说明呢？从前陈平表面上归向吕后，内心却归附刘氏；程婴表面上违逆孙臼，内心却存护赵国孤儿；张耳、陈余起初是刎颈之交，最终却造成参商般的隔阂。夷吾和小白起初有射钩之怨，后来却成为鱼水般的欢合；田氏在齐君面前怀着欺诳之心，齐君反而更加信任他；亚父范增对项羽竭尽忠诚，项羽却更加怀疑他。这说明同异之心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测度。因此，明智的人要从容观察，审慎听取意见，居高而看得远。随着时势的适宜而变化，适合相同就和他相同，适合不同就和他不同。卫青本是坚强勇敢的武夫，汉武帝却把军旅之事交给他；由余本是俘虏，秦穆公却把国政交给他。卫青、由余和秦、汉君主本来不是亲近关系，尚且能认识到可以相同而与之相同，何况父子兄弟的亲情中又有可以相同的地方呢？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姬旦却以极刑诛杀他；石厚是石错的儿子，石错却为大义而杀死他。管叔、石厚和姬旦、石错相比不能说不亲近，尚且能认识到可以不同而与之不同，何况君臣朋友的关系较为疏远，其中难道没有可以相同的地方吗？所以，能够正确处理同异，就会得到福；不能正确处理同异，就会招致祸。虞舜能够亲近八元，能够区别并惩罚四罪，永远留下圣哲的名声；殷纣不能亲近三仁，也不能区别二臣，因此取得失败灭亡的耻辱。由此可见，处理同异之间的关系，不能失去其中的微妙。孔子说：看见事物初露端倪就立即行动，不等待事情发展到终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第十 爱憎 太阳的光明，没有幽暗之处不能照到；但如果用重重乌云遮盖，光辉就无法看见。水能够像镜子一样照鉴，有物来到便会相应显现；但如果混入尘土，影像就全都消失。太阳和水镜本来具有明照之性，却失去常态，难道不是因为云和土的不同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吗？同样，人有察知事物的神明智慧，不能说不灵敏；但如果内心存有偏爱崇尚的感情，外在又挟带憎恨愤怒的事情，对错得失就不能不受到迷惑。怎样说明呢？从前重华很孝顺，瞽叟却憎恨他，亲自做出不义之事；寤生很贤能，武姜却厌恶他，自己造成了祸乱；鹤本来是卑贱的禽鸟，卫君却看重它，用华美的车子装载；马本来只是普通牲畜，楚王却喜爱它，给它穿上文绣。父子骨肉本来最亲近，几乎没有间隔，尚且还会互相憎恨；禽兽本来类别不同、分际明确，尚且还会受到偏爱。何况明君信任臣下，未必能像父母信任子女那样；邪曲之士讨好君主，又比鹤马讨好主人更巧妙。人而不被爱憎所迷惑，大概也是很少的。因此，汲黯、袁盎因为忠诚进谏而屡次被排斥，籍孺、韩嫣因为谄媚得宠而更加受到重视；孙通说谀佞之言而得到赏赐，贾谊直切进言却被疏远。爱憎迷惑人的作用，竟然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忠臣侍奉君主，面对面规劝君主的过错，正是想成就君主的美德；君主反而认为他憎恨自己。佞人侍奉君主，面对面称颂君主的善行，实际上却助长君主的过错；君主反而认为他爱戴自己。殊不知，听到过错便改正、迁向善行，才能永远做有道的君主；只喜欢听善言而忘记过错，终究会长期做不义的君主。这样看来，使君主成为有道之君的人，难道不是最大的爱吗？使君主陷入不义的人，难道不是最大的憎吗？然而君主不考察忠诚和谄媚的实情，轻率地任意决定亲疏，把爱戴自己的人当作自己所爱，于是宠荣加于三族；把憎恨自己的人当作自己所憎，于是诛灭祸及五宗，最终使剖心刎颈般的忠诚被弃置不用，却让舐痔吮疽一类的人得到特殊的等级。况且，赏赐是用来劝勉善行的，名位和爵禄是用来奖赏贤能的；如果让天下不肖之人获得名位、没有功劳的人得到赏赐，那么凭什么来劝勉天下呢？法令是用来禁止非正，刑罚是用来惩治邪恶的；如果让怀有忠诚的人反而触犯法律、行为正直的人反而遭受刑罚，那么凭什么来禁止天下的邪恶呢？因此，汉高祖憎恨雍齿，张良却认为可以封赏他；隋朝宠信少师，伯比却认为应当讨伐他。为什么呢？有功之人受到伤害，恰恰会造成不祥；没有德行的人受到亲近，自 〔缺文〕 缺文 《太平两同书》下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