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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易学滥觞》易类 提要 臣等恭敬地考察：《易学滥觞》一卷，是元代黄泽所撰。黄泽字楚望，资州人，家居九江。大德年间曾任景星书院山长，又任东湖书院山长，八十多岁才去世。元末的赵汸出生时，黄泽还在世，赵汸仍能拜他为师；赵汸关于《易》和《春秋》的学问，都是从黄泽那里学来的。黄泽年老时，想为《易》《春秋》二经作注，担心不能完成，所以撰写此书和《春秋指要》，来阐发大致的纲要。卷首有延祐七年吴澄所作的题词。按照吴澄所说，这两部书大概原来合为一帙。如今《春秋指要》也没有传本，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注说“已经散佚”，那么朱彝尊也没有来得及见到它，可知这是极为罕见的版本。黄泽论《易》，以阐明卦象为根本；阐明卦象，又以《序卦》为根本；占筮方法，则以《左传》为主要依据。大意是说，王弼废弃象数，逃入玄虚；汉代儒者运用象数，也失于繁琐。因此折中两者，以斟酌取其平允。其中逐条说明《易》学不能恢复古义的地方，共有十三项：一是“《易》的名义”，二是“重卦的意义”，三是“逆顺的意义”，四是“卦名的意义”，五是“卦变的意义”，六是“卦名”，七是“《易》数的源流”，八是“《易》的文辞意义”，九是“《易》的占辞”，十是“蓍法”，十一是“占法”，十二是“《序卦》”，十三是“脱误和可疑的字”。他的论断都有根据。虽然还不能编成一部完整的书，但阐明古义，体例清楚，已经概括了全书的宗旨和要领。沿着他的说法加以推演，也足以成为论说《易》的准则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易学滥觞》原序 楚望夫子为经书作注，他的志向可以说是美善的了。他注《易》，想要阐明卦象；注《春秋》，想要阐明书法。这大概是要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把自己所得的大概显示给世人，只是完整的注本不容易完成。他常常因为家贫年老，不能果断地尽快完成注释。可叹世上是否也有仁义之人，能够使他实现这个志愿呢？我实在不能肯定。道能否得到推行，是命运决定的啊！我虽爱惜他，却没有办法帮助他，只能长久叹息罢了。延祐七年立秋后第四日，临川吴澄书写于《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卷首。●钦定四库全书 《易学滥觞》元代黄泽撰 论说《周易》的人，从汉代诸儒直到虞翻，都是想阐明卦象。但距离圣人已经很远，象学不容易阐明，于是逐渐流于烦琐，有的甚至支离荒诞，学者也已经厌烦了。因此王辅嗣出现，创立了忘象的论说，把诸儒的学说全部抛弃。他的文章高雅纯洁，足以打动人。从此以后，学者尊奉他的学说，便同卦象疏远了。到了伊川先生，又依据《易》来阐明义理，义理明白了，象数却更加疏远。后来论说《周易》的人，都致力于阐明经义，大多不专守师说。晦庵对于程颐、张载，蔡节斋对于晦庵，徐几、刘弥劭对于节斋，都时常有不同之处，各自提出新的见解。这同汉魏诸儒各自主张一位老师、结党附和同党而攻击异己的情形相比，大不相同。象学的废弃，从周代末年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伊川虽然以义理为主，晦庵虽然以占筮为主，但世上学习《易》的人，都知道《易》应当阐明卦象。所以即使精纯如朱熹、程颐之学，最终也不免各自把自己的心志全部发挥出来。从今以后，象学难道就不能恢复吗？黄泽十七岁时开始反复熟读《系辞》，随后又读《左传》，对艮卦的八以及各种占法产生疑问。这种探究的辛劳积累了四十多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释然，但已经没有什么没有尽到思考的地方了。大德三年，他对《易》象开始有所领悟；又积累十多年，大体得到其中五六成，因此开始撰写稿本。又积累十年，才稍微掌握其中的条理。但领悟得深的内容，大多没有写入稿本，而保存在心中。当他费尽心力、苦苦思索时，好像有神明日夜驱使他一样；等到有所领悟，便如同上天打开他的愚昧、神明启示他的秘奥。凡是西汉以来直到近代诸儒钻研而不能得到的内容，才开始有了萌芽的迹象。如果再增加十年功夫，那么十成中可以得到七八成。虽然未必能完全恢复旧有的内容，但同王辅嗣创立忘象的高论、断绝后人用心探究的道路相比，得失相差很远。稍有所得便急于发言，就会失于浅薄；没有所得却发言，就会失于妄诞；有所心得却一点也不说，就会失于隐晦；急于说出，就会失于浮躁；把容易说的内容说得过分轻率，就会失于轻慢；决意以自身承担并强行推行，就会失于不谦让；能够苦心思考却不能为圣经发扬光大，也会失于不忠；明明可以同人谈论却不说，又会失于昏暗；写书二十年却完全没有人理解，也会失于深沉晦涩。凡属这些情况，都应当斟酌处理。这就是黄泽为什么感到困难的原因。他为人一向没有声誉，却又极其自负，因此别人也不再主动接近他；如果混同于世俗而不表现差别，人们又会轻慢地看待他。这正是末世风气的弊病：使人日渐衰老，而内心的学问始终不能昭然于世。这不只是黄泽软弱无力的过错，也是因为世上爱好古学的人太少。急切地向世人求取知名，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穷居陋巷，却爱惜所学、深怕别人知道，也同样不是正确的做法。古代君子只是尽自己所能，而把结果交给上天，所以我又撰成这卷书，作为两部注书的先导。

译学习《易》的人，应当阐明卦象，这是确实不变的论断。但卦象难以阐明，所以忘象的说法兴起；忘象的说法兴起，象学于是废弃，也确实令人叹息。所谓忘象，并不是王氏心甘情愿说出的主张。王氏是不得已才这样说，诸儒也是不得已才跟从他。如果象学本来可以阐明，各家为什么苦于不能遵从，却反而接受这种不得已的论说呢？然而自王氏以来，凡学习者都对乾为马、坤为牛的卦象感到疑惑。雷、风、山、泽、日、月的象，大而容易看见；马、牛的象，小而难以了解。因此学者都深深契合于王氏的说法，却不知道《易》所寓含的卦象，其说法并不只有一种。凡《易》所寓含的象，没有比《序卦》所说的象更宏大而切要的了。世人对此都不深入探究，为什么偏偏只因乾马、坤牛的牵强附会而感到厌烦，便痛快地把它抛弃呢？所谓《序卦》的象最为宏大，是说乾坤确定位置后万物开始产生；万物产生必然处于蒙昧，处于蒙昧就应当教导，教导之后必然需要养育，得不到养育就会发生争斗。这就是《易》一定以乾坤开头，乾坤之后依次为屯、蒙、需、讼的原因。从这里以后，都按照孔子《序卦》的文辞来观察，就可以看出：上经是开辟以来经制发展的象，下经是人道的开端，是整顿家庭并推及天下的象。上经借天地来寄托人事，下经借人事来阐明天地之道。之所以一定分为上、下经，是因为上经用来象征先天，下经用来象征后天。上经从乾、坤开始，到坎、离结束，是承袭先天之意；下经从咸、恒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是《周易》排列六子的意思。从屯、蒙到同人、大有，共十二卦，之后六子才齐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地确定之后日月运行，圣人兴起之后教化盛大显著，到这时，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功业才逐渐显著。同人、大有，是开辟以来最为盛大的阶段；所以离体安排在后面，大概是因为它能够成就天地最盛大的功业，使光辉明显、万物繁盛，凡有眼睛的都能看见，因此离体居后。乾具有四德而通达，居于夏时，长养万物，也有这个意思。因为处在最盛的时代，所以大有之后接着是谦。圣人在这里寄托的意义很深！不过这也只是姑且举出要点，用来显示大意，详细内容也不是能够全部观察到的。如果由此引申发挥，对于学习《易》来说，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乾为马、坤为牛，学者认为难以了解，却不知道这在象学中所涉及的还算小事。乾为马、坤为牛尚且可以了解，只有离为牛最难知道。《左传》说：“纯离为牛。”这已经难以明白，而离卦卦辞说“畜养母牛，吉”，尤其难以明白。如果再加上《说卦》所说“坤为子、母牛”，又怎么能够勉强解释得通呢？黄泽对此用心虽已相当深入精微，却仍不能没有疑惑，所以把它留给后来的学者研究。《易》是先讲大的、后讲小的，并且知道其中有难处；可见其中自有缘由，并不只是拘泥于某一处。上经开头是乾、坤，接着是屯、蒙等卦，是从不易之处说起；最后以坎、离结束，也属于不易。下经开头是咸、恒，是从变易之处说起；最后以既济、未济结束，也属于变易。变易之中有不易存在，不易之中也有变易存在。天道以变为主，人道以常为主。天道在变化中包含常道，人道在常道中包含变化。天道虽然变化，却不能违背常道；人道虽然有常，却不能不懂得变化。所谓“天道以变为主”，例如《月令》说雷在应当发声的时候发声，但也有时先发、有时后发，还有不合时令的雷；又如天下太平的日子少而动乱的日子多，盛衰兴废常常出人意料；又如孔子没有得到职位，颜子不幸早死；泰伯贤能却不能得到国位，而后来有文王、武王的事；仲子不是嫡子，他的子孙却拥有鲁国，三桓也因此兴盛。这些都属于所谓的变化。至于人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有一定的伦理，上下、贵贱有一定的等级，居处、饮食、耕田、凿井有一定的方法；处理事务、接待他人必须随着时势而制定适宜的措施，虽然这也是变化，但大体上终究不能超越常理。这就是所谓“人道以常为主”。《周易》六十四卦的卦下之辞有六十四条，孔子解释卦辞六十四条；又有大象六十四条，合计一百九十二爻，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孔子又为它们作解释，称为小象，也有三百八十四条。总计这五类，共九百六十条；再加上用九、用六，乾、坤《文言》，以及《系辞》中所陈述的十一卦、九卦和解释颐卦的意义，又有《说卦》《序卦》《杂卦》以及《春秋》内外传所记载的筮占方法，总共有一千多项。从汉魏诸儒直到近代的邵康节、程先生、张横渠、朱晦庵，各自依据自己的见解加以阐明，也已经得到大致的要领。义理方面的学说最为详备，唯独象学还没有恢复古义。其中当然有容易知道的，也有虽然难知、但前代儒者所说已经暗中契合的；然而既然整体尚未明白，即使总称为未能恢复古义，也不算过分。只有大象向人显示运用《易》的方法，最容易明白；但历来考察旧注，仍有几处不合，何况其他内容呢？比如需卦的“君子以饮食宴乐”，可以说容易理解，但所说的终究还没有尽善。水在天上，究竟同“饮食宴乐”有什么关系？如果不从乾、坤、屯、蒙解释过来，实在无法解释。大体说来，自天地开辟以来，水滋生万物的功劳最大；《洪范》把水数列为一，也是因为水处于万物开始的地位。水本来在地上，如今在天上成为云，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才下降为雨。成为雨以后，滋润百谷、草木，动物才得到养育。凡是饮食，没有不是出自水泉以及百谷、草木的。由于滋生万物有一个渐进过程，虽不是早晚立即发生，却也可以朝夕等待，所以称为“需”；乾坤依靠这一过程来养育人类。所以圣人取这个卦象，用“饮食宴乐”来解释，之后胸中的疑惑才豁然开朗。这就是《序卦》的说法不可更改的原因。六十四卦的大象本来显明，需卦的象也自然而明白；解释者尚且不能透彻说明，何况其他卦呢？至于大象所说“君子以治历明时”“君子以永终知敝”，又不是仓促之间可以评论的。屯表示万物开始产生，蒙表示养育，所以需表示饮食之道。雨从上面降下，然后万物生长；草木的滋味确实能够养人；醴醪、酒浆、笾豆、俎实，也都由此而来。这就是需卦所以表示饮食的原因。

译《易》的象学迷失了一千七百多年，汉儒以及近代诸儒所说虽然颇为细密，但即使不能废弃，如果整体没有明白，终究没有益处。不过《易》中难以阐明的并不只是象学。义理方面的学说，到伊川、晦庵那里，可以说精确纯粹而美善，但《易》的大义没有恢复古义的地方，也有很多。例如汉儒说解释《易》有三种意义，今天的人大多只说“变易”，这是《易》的名义未能恢复古义的一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到了康节才开始阐明，而重卦的意义还没有能够贯通解释，这是重卦之义未能恢复古义的第二处。孔子说“《易》，逆数”，而今天的《图》却是半顺半逆，这是逆顺之义未能恢复古义的第三处。卦名的意义本来各不相犯，例如咸是“娶女”，渐是女子出嫁，恒是夫妇、居室，归妹是哥哥把妹妹嫁出去；但解释者把归妹说成嫁女，又把它同咸卦娶女的意义混为一谈，完全没有区别；更严重的还认为是少女嫁给长男。这是卦名意义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四处。伏羲时代，占法简易，所以孔子说“八卦定吉凶”。与今天分析蓍草、投掷荆木等方法相比，当时也足以判定吉凶得失。后来成为六十四卦，又变化为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很多了；如果有人认为一卦可以变化为六十四卦，就失于繁复，不是简易《易》的道理。汉儒虽有这种例子，但文王、周公的法则本来并不是这样，这是卦变之法未能恢复古义的第五处。燧人氏开始开发用火的便利时，未必立即就有鼎；火食兴起、城邑居处形成之后，才有井来养育人。现在的解释者却说，井、鼎作为卦名，古代早已有之，并非始于文王，这是卦名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六处。《易》卦有自然形成的数，都同《河图》《洛书》相通；解释者却说《易》起源于《河图》，《洪范》起源于《洛书》，拘泥得特别厉害，这是《易》数源流不能恢复古义的第七处。文王、周公的文辞简约、深奥而缜密，孔子担心时间久了学者不能明白，于是作十翼来推演它的意义，大概是同前代圣人互相补充，使其完整；其中有些地方说理非常详细，也是把文王、周公没有充分推演的卦象进一步推致，并不是同文王、周公的旨意不同。但世上的解释者不能把它们融会贯通，便认为孔子所说同文王、周公不同，这是《易》的辞义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八处。占筮中包含卦象，卦象中也包含占筮；卦象有未能尽说的地方，就借占辞来补足。近代学者虽然知道分别象与占，却不知道占筮中实际上还有未尽的卦象，这是《易》的占辞不能恢复古义的第九处。卦用七、八，爻用九、六。自杜氏注《春秋》以来，有人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易》，都以七、八作为占筮之数，晦庵《启蒙》也很受其影响，这是蓍法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十处。《春秋》占法极为精妙，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易》道虽然晦暗，但仍有这些记载可以显示古法的精妙。可是世上的学者一概认为左氏之说荒诞，不肯相信，这是占法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十一处。六十四卦上、下经的次序条理井然。在孔子本文之外，又有先儒推究出的十八象、三十六宫，已经阐发了其中的隐秘；但对于次序的奥妙，继续推求仍有没有穷尽的地方。先儒有人说这不是《易》的蕴义，晦庵认为这是《易》的蕴义但不是它的精微，这是《序卦》之义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十二处。文王、周公本文脱漏错误的地方很少，即使有脱误，也应当保留疑问，不强作改定。自胡安定改“鸿渐于逵”以来，晦庵在鼎卦采用郑玄的说法，把“渥”训为“剭”；在升卦把“顺”改为“慎”；在无妄卦把它解释为“无望”。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处，这是脱误疑字不能恢复古义的第十三处。以上十三项，只是义理、文字方面不能恢复古义的情况，就已经如此，何况象学的精微奥妙荒废已久；如果不剖析内心、洗涤思虑，依靠上天开启愚昧、神明启示秘奥，谁能够参与其中呢？这十三件事虽然同象学没有直接关系，但牵涉极大，不是语言能够穷尽的；现在本卷中也略微显示了这些说法。伏羲开始画八卦时，就已经用它来判定吉凶，所以《大传》说：“八卦定吉凶。”当时事务简少，因此不能崇尚繁复。后来稍微想求得更详细的判断，才开始使用重卦，所以称为贞悔。三画本来可以了，但又认为还不够，所以再用三画，称为贞，是说这属于正法；称为悔，是说它表示过失。贞悔之后又有变卦，那么就以本卦为贞，以支卦为悔。占筮发展到这里，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贞屯、悔豫”又是一个例子。晦庵说，有一位朋友谈到八卦各有金、木、水、火、土，也有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例如乾为金，是八卦中的金；兑为金，是五行中的金；巽为木，是卦中取象；震为木，是因为东方属木，属于五行之木。黄泽认为，乾为金，是按照气类推求的，所以金管属乾，因为金具有刚性。如果《易》中只是以乾为天，从未说乾为金，那么阳爻、阳位从金取得意义，也是取其刚性，并不是因为有乾才如此。因此兑虽然应当属于金，但《易》卦中只说泽，没有把它说成金。震应当属于木，但《易》中说木，是指示某种意义，并不是因为震卦才说木。这一点不可不知道。有人这样解释，虽然不违背道理，但解释《易》贵在精确纯净，不能混杂。黄泽曾作诗说：“井困乾枯乾有水。”有一位朋友说，因为乾为金，金能生水，所以道理并非说不通，但这只是浅陋的说法。《春秋传》的占法，只在《易》本身取用，没有这种错误。一卦使用七、八，又使用九、六，所以《周易》每一爻必定系有九、六，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按照杜氏的说法，杂用《连山》《归藏》的《易》，都以七、八作为占筮之数，恐怕不对。这样一来，占筮就没有固定方法。既然已经得到卦，却在临时又兼用七、八来占，那么占筮便没有确定的依据了。晦庵《本义》遇到“艮之八”，只应当占艮六二，也是不根据六二而以七、八来占。爻明明称为六二，却又以八作为占筮之数，恐怕不是蓍筮之法。我愚昧，不能明白其中道理，始终不敢遵从。

译《周易》关于占变爻的方法，《系辞》中没有见到，只有《春秋》内外传记载了十多处，但大体上古法很难完全了解。例如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都称为八，最为可疑。《启蒙》虽然大致具备了相关说法，我实在担心那不是古法。只有《启蒙》说，三爻变化，就占本卦和之卦的彖辞，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以贞为主，后十卦以悔为主。它又引用沙随程氏的话说：“晋公子重耳筮问能否得到国位，得到贞屯、悔豫，都是八，大概是初爻、四爻、五爻共三爻变化。初爻与五爻用九而变，四爻用六而变；不变的是二、三、上三爻，因为两卦都为八的缘故。”司空季子占断说：“都利于建立诸侯。”按照黄泽浅陋的见解，恐怕程氏的说法实在可疑。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都是在一卦之中有三爻变化；如果依照《启蒙》的方法，应当说“遇屯之豫”。那些不变的爻，本来没有必要说，既然如此，当然不应称为八，又怎么能说贞、悔都是八呢？况且七、八都不用，之卦的爻却独独没有听说七，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有“之七”而恰好没有记载吗？这也很可疑。《启蒙》又说：四爻变化，就以本卦中两个不变爻来占，仍然以下面的爻为主；经传没有明文，现在按照事例推断，应当如此。《启蒙》又说，五爻变化，就以本卦中不变的那一爻来占。它引用穆姜前往东宫筮问、遇艮之八的事，史官说：“这叫艮之随。”大概五爻都变，只有二爻得到八，所以不变。按方法应当以“系小子，失丈夫”来占，大致就是这样。黄泽认为，《周易》每一爻都称九、称六，是为了表明只有遇到九、六之后，才可以使用该爻的爻辞来占。现在如果用不变爻来占，就是同时使用七、八，这不符合经文称九、六的本意。但蓍法虽然还保存了一些，变爻的方法却已经残缺；民间用来决疑的做法又不能废弃，所以世俗相传，因循讹误，以求得变卦。如果按照《启蒙》的方法，确实有条理、可以使用；但如果就把它当作固定法则，不再加以考索，那就不可以了。黄泽曾自称：我的学问如同立靶射箭，靶子既高又远，所以很难取得成效。然而对于卦变之法，我探求了四十多年，用尽一切心思，仍然不敢明确地独自确定一种主张。如果想在此处作出取舍，应当等道理成熟，必定还要再用几年功夫，然后才可以。朱子《系辞本义》说：第九章讲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的方法，但也只是略说；想来详细内容完备地记载在太卜、筮人的官职典籍中，而今天已经无法考察了。其中可以推求的内容，《启蒙》已经详细说过了。由此说来，晦庵也已经知道揲蓍求卦的方法并不完整；他撰写《启蒙》，也是随着自己的见闻，补充成一种方法。读者对此应当了解他立论的本意。象与数不可分离。象是主导，数是作用。例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数；日、月是象，一日一度、一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数。天与日月运行，形成春夏秋冬；又积累为元、会、运、世。天与日月是象，春夏秋冬、元会运世是数。《易》有象数，是取法于天；卦以象为主，蓍以数为主，二者相互依赖。但象有确定之处，而数没有穷尽，因此形成变化、运行鬼神，必然归于数。黄泽《旧说》又说：卦用卦象来告知，蓍用数来运行，二者不能分离。卦象具备吉、凶、悔、吝，数用来运行其中的吉凶悔吝。《系辞》说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下面紧接着说：“《易》究竟是做什么的？”不过如此而已。《易》的道理虽然广大，却也不能超出这些数。十数，就是天以及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没有数，就无法记录四时交替运行；万物的开始和终结，没有什么能逃脱数的范围。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必然归于数的原因。

译孔子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郑仲又问：“作《易》的人有忧患，为什么只取九卦？”晦庵说：圣人论说处置忧患，偶然说到这九卦；意思已经很充分，即使再增加一卦也无妨，不再说一卦也无妨。只在这九卦中，也自然包含完整的道理；况且《易》中本来有许多用于处置忧患的卦，并不是除了九卦之外，其他卦都不能用来处置忧患。如果说困卦是处置忧患的卦，那么屯、蹇难道不是处置忧患的吗？晦庵的说法就是这样。黄泽认为，圣人用这九卦处置忧患，其中一定确实有处置忧患的道理，绝不是偶然的。现在如果在屯、蒙、需、讼、师、比、小畜、泰、否、同人、大有之中再增加一卦，恐怕也不可以。例如屯本来象征开辟时代、洪荒之事；放在中古时代，则是经营、创造的象征，同这九卦不是一类。蹇是危险在前，教人见到危险就停止，并不是教人在危险之中处置危难的方法，同这九卦也不相类。大概这九卦，是从卦名、卦义、卦象来取用的。比如上天下地，难道不可以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吗？但这里选取履卦，是因为泽处在地上，位置尤其低下。这是尊卑关系的极致，大概是有感于君臣关系，所以又极力表现卑下顺从。谦卦以九三一阳处在众阴之间，又处于下体，是君子劳苦而谦逊的象。复卦表示有过错就改正，也是不远的复归。由剥变为坤，由坤变为复，经历艰难而真诚不停止的象。雷风动荡，卦名为恒，是为了显示在劳扰之中仍然有恒常。损表示惩治忿怒、抑制欲望；益表示见到善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困表示人臣以生命成全使命、实现志向；井取其不改变、不枯竭而常常洁净更新。巽表示斟酌事情、处理开端，始终不失卑下顺从，所以巽卦卦辞称“小亨”，这是以阴爻为主说的：初阴所处位置极其卑下，到了六四，柔爻得位，不失其正；正因为柔而得位，所以能够推行。四爻是人臣的位置，柔顺谦逊而不失正道，文王率领殷的叛国归附纣王，也可以从这里取义；但这样做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所以称为“小亨”。以上九卦在《连山》《归藏》中所取的意义、卦象，必定不会是这样。文王推演《易》，实际上寄托了这个意思；但他的用意虽然深，文辞却简略，如果不是孔子，谁能把它的旨意推究到极致、阐发其中的精微呢？黄泽又怀疑：九卦之中，巽是八纯卦之一，恐怕卦名在古代也就是这样；履、谦等卦名，则应当是文王所命名的。这样解释尤其清楚，因为卦象、卦义和卦名都是文王的意思；其余由文王命名的卦，也不止这些。礼以卑下为根基，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居于下位而有所守持，不失正道，所以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不妄为，所以复是德行的根本；雷风动荡，同事情势变化纷杂相比，却能处置而不失常道，所以恒是德行的坚定；减损自己的过错，所以是德行的修养；遭遇许多事变而自处更加厚重，所以是德行的宽裕；处在困穷的极点，便对道理认识更加精细，内心戒惧、深思忧患，熟悉人情虚实，之后处理事情各有恰当之处，所以是德行的辨别；不变化、不穷竭，所以是德行的根基；巽顺而不违背道理，才能够控制和处理事务，所以是德行的制约。又根据剥、明夷，它们也应当是忧患之卦，却不在这九卦之中。剥本来是阴阳消长的关键，是君子、小人进退的道理，同文王的具体事情不切合；明夷的意义太明显，是众人都知道的。九卦是阐发事物渐进的道理，也就是一般人还没有认识到的内容。困卦虽然也很明显，但所谓德行的辨别，就是困穷中仍能通达、处困而少怨，也是在阐发其中的微妙处。所谓少怨，就是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这也是文王的事情。韩愈《琴操》说：“我的罪过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可以说是领会了文王内心的人。凡人遇到危险困陷，能够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内心就通达了，还有什么怨恨呢？晦庵说：取象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虚假设想、譬喻；但现在从《说卦》中去寻求，很多地方解释不通，所以不得已而留下空缺，有时姑且采用先儒的说法。他又说：《易》的卦象应当有这样的道理，只是如果零零碎碎地牵强附会，终究没有用处；必须看出其中一个大的整体，使许多名称、对象、卦数都贯通在里面，才是正确的。他又说：卦象如此，而义理就在其中，并不是因为想要讲义理，才事后安排卦象。他又说：看《易》应当依靠卦象来读，这样意味深长；如果只是悬空地看，也没有多少意思。又《易象说》说：《易》有卦象，它的取象有所依据，它的推演也有作用，并不是随便寄托寓言。然而两汉诸儒一定要追究取象的来源，就滞泥而不能贯通；王弼以来又只想推求卦象的作用，就疏略而没有根据。这两方面都偏失一端，而且不能把疑问保留下来，也是错误。姑且从一个方面来说，乾为马、坤为牛，《说卦》已有明文：马的性质是健，牛的性质是顺；在万物中本来就有这种常理。至于按照文辞去寻求卦象，例如屯卦有马却没有乾，离卦有牛却没有坤；乾的六龙又可能让人怀疑是震，坤的牝马反而应当转归乾，这些都无法明白。因此汉儒从《说卦》中寻求而不得，便创立互体、变体、五行、纳甲、飞伏等方法，彼此参照来求证，希望偶然能够符合。他们的说法虽然详细，但不能贯通的终究不能贯通；能够贯通的，又都是牵强附会、穿凿而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只有其中一两处恰好相合，似乎可以相信而不必依赖巧辩，但上面同义理的根源没有关系，下面又不能用来作为人事训戒，那么何必苦心劳力地寻求这些，并一定要得到答案呢？所以王弼说：“义理如果符合健，为什么一定要乾才是马？爻如果符合顺，为什么一定要坤才是牛？”程子也说：“理没有形状，所以借助卦象来显明义理。”他们用来破除先儒胶着固执、支离繁琐的弊病，开拓后人玩味卦辞、玩味占辞的方法，已经达到极致。然而观察他们的意思，又似乎是直接认为《易》取象不再有任何来源，只如《诗》的比兴、《孟子》的譬喻一样。

译如果这样，那么《说卦》的撰作就同《易》没有关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成了多余的话！所以对这种说法产生疑问，也似乎是因为它还没有说尽。于是我详细讨论这一点，认为《易》取象固然必定有所来源，只是相关说法已经记载在太卜官的典籍中，而今天无法再考察，所以暂且留下空缺；我们只直接依据卦辞中的卦象，来寻求卦象中的意义，使它足以用来作为训戒并判定吉凶。像王氏、程子以及我的《本义》所说，这样也就足够了，固然不必深究卦象的来源；但也不能直接说那只是虚构，便立即想要忘掉卦象。黄泽认为：汉儒一定要追求卦象的来源，因此拘泥而不能贯通；王辅嗣只想阐明卦象的作用而忘掉卦象，因此疏略，象学也由此废弃；晦庵也深知这种做法不对，但仍然采用“义理若符合健，何必乾才是马；爻若符合顺，何必坤才是牛”的说法，这也是不得已的言辞。后世想要探求文王、周公、孔子的旨意，不能因此就懈怠考察古义、探究学问的志向。人的心志本来没有限量，怎么可以依据王氏的说法，自我划定界限，而忘记乾乾不息的诚心呢？专心玩味探究、寻求却得不到的人是有的，但没有寻求却能够得到的，从来没有。孔子说：“后生可畏。”如今的学者，应当以圣人用来勉励人的话来勉励自己。象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辨别各家学说的得失。凡是纷乱错杂的论说，只有明确卦象之后才能确定。象学不明白，就像制作器物没有尺度，演奏音乐没有律吕，乘舟驾车没有指南，自然会发生差错。例如晦庵解释损卦上九，得到“臣无家”的说法；如果依据卦象寻求，那么“施惠而不耗费”的解释就相差太远了。又考察《邵氏闻见录》说：王弼注鼎卦“其形渥，凶”，认为是沾湿的形状，大概是因为王弼不知道古《易》中的“形”写作“刑”，“渥”写作“剭”，所以《新唐史》元载赞中也用“刑剭”，又说“剭诛”。考察元载因罪被诛杀，赞文说《易》称“鼎折足，其刑剭”。《周礼·秋官·司烜氏》说：“军旅时修治火禁，国家若有屋诛。”郑司农说：屋诛，是指诛灭三族。“屋”读音如“其刑剭”的“剭”，是说被杀者不在市中处死，而送往甸师处置。黄泽认为，用“屋诛”解释鼎折足，是学习秦法残酷严厉的人所作的解释，不是经文的本意。三公不能胜任职务，应当依礼退职；如果不是秦法，怎么可以把屋诛作为卦义？晦庵在这里也错误地跟从了这种说法。这是由于象学不明，所以错误竟达到如此地步。王弼虽然不明白卦象，但把它解释为“渥”的意义，却同卦象相合。之所以知道王氏的义理解释是正确的，是因为餗已经倾覆，就会有鼎中的汤汁淋漓流出、沾湿四处，这正是卦象；“屋诛”的说法反而是错误的。一个字的讹误，造成的损失竟然如此，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易》本来就不只有一个卦象，也不只有一种用途；圣人的意思只是择取其中紧要的地方来说。比如姤卦说“不可娶女”，就是这样。离卦说“畜养母牛，吉”，想来也应当是同样的情形，只是仍然无法明白。《丰》卦的卦辞多有难以理解之处。大概它本来取雷电之象，却又说大王“照临天下”，似乎就更难解释了。《剥》卦有床和草褥的象，所以六五说“宫人”；《无妄》是告诫不要妄动，说天下有雷，使人害怕其过度震动。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天下雷声运行，万物都知道警戒畏惧，不敢妄为。还有一种解释是，天下雷声运行，万物生长，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也就是“无妄”。程子认为“无妄”就是诚实，然而“无妄”更多是警戒的意思；如果用“诚”来解释，那应当说：诚，是人的正道。《屯》《随》《无妄》等卦，圣人立教的用意非常深远。有人说，孔子的《易》才开始多讲道理，却不知道文王的《易》已经寓含了这些意义，只是当时还没有把它们说出来，直到孔子才加以推明罢了。凡是卦辞、爻象、取象、取义，都不只有一种说法，而且往往也没有说尽，所以孔子对《乾》《坤》两卦都推究并阐发其义，使人知道只要树立卦象而穷尽其意，那么没有说尽的意义也都可以推求出来。但六十四卦如果都这样推演，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只推演《乾》《坤》作为例子。有人说孔子的《易》与文王、周公的《易》不同，这种说法并不对。象学有许多方面，不能用一个固定的例子来取法。泽在《六经补注》中已经说过它的大略。他解释乾九三，是用卦象来说明“或跃在渊”；“龙战于野”也是如此，只是所说还不够详细。讲象学，应当以《丰》《明夷》《蛊》《巽》作为比较的例子：《丰》和《明夷》相似，《蛊》和《巽》相似，所以卦辞、爻辞中有些说法也相似；不过这只是一种例子。大凡《易》的卦象，都是圣人用意深远，应当虚心探求，不可浅薄急躁，还要等待自己有所体会，不可强行牵合。假如精神专注到了极点，必定会有一种默默相助的力量。泽曾经作过《读易吟》十二章，现在录下其中四章，用来显示它的大意。世间万事往往在眼前近处反而迷惑，贪图前面的说法，后来又加以参杂，便更加错乱。如果不从言语之外窥见三圣的深意，那么空谈淮南有九位老师，也只是徒然。井卦虽困而水源干枯，乾卦中却有水；丰卦与睽卦虽幽暗昏昧，观卦却能显出生机和光明。为什么天地仿佛全都颠倒了，却还说贤人正好处在得时的位置？这并不是漂浮的花朵烂漫开放，而是有枝、有干，也有根荄。一声鸣叫也必定从喉咙发出，六脉的根源也本来都来自腑脏。不要只对着墙间看旧日的图画，也要依靠火烧之后去拨动寒冷的灰烬。必须吃下一斛黄连之后，恐怕残留的甘味才会稍稍恢复。天机和地轴有谁曾经看见过？但它们之间脉络相通的关系，也必须知道。一只眼睛不睁开，千只眼睛都会闭上；一处波浪刚刚兴起，万重波浪便都跟着涌动。即使做成木偶，终究也不是活物；蚕已经化成蛾飞出去了，就不再是丝。必须达到浑然贯通的境界，才能看见《易》的真意；如果割裂章句、断章取义，就只能姑且去寻找诗意。卦的情状和事物的道理都值得怀疑，在这里有谁能够分析其中隐秘细微的意义呢？鸣叫的鹤为什么会遇到应和它的子声？高飞的大鸿又为什么不乘云飞翔？干将剑有锐气，必定要冲犯斗宿；龙马虽然神异，终究也必然受到羁绊。役使阴阳的全部道理都在《易》中，但要迟疑斟酌，却不容易泄露天机。

译《易》的卦象有两端，不能只用一种说法来取解，也不能只依照一个例子来求取。比如《渐》是山上有木；如果推求它没有说尽的卦象，那么也可以说是山上有风。又如《渐》有逐渐前进的意义，却取象于鸿；鸿本来高飞而上，但既然取象于鸿，就不能只取它高飞的意义。大概鸿虽然具备高飞的资质，却在风物之中受气运牵系、受阴阳役使，而各种事物中受这种役使最厉害的，只有鸿。它又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也必定是逐渐开始，最终不能自主而终止，至于究竟为什么，却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所谓鸿的情状。大体说来，阴阳役使万物，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圣人作《易》，又是用来役使阴阳的，只是人也不容易知道这一点。太极分判以后，充满天地之间的东西，有象、有数、有形、有声，而《易》已经运用了其中三者，只有声音不可知。然而康节邵先生通晓先天之学，关于声音的概要都具备在《经世书》中。又《易·大象》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样看来，《易》对于天地之间的事，没有什么不包括的。若后世没有康节，那么声音之学实际上也就无人知晓了。姑且不论有形之物分别隶属于各卦的情况，自古以来通常都称为象；有象就有数，所以讲《易》的人只是专门从事于象数。在象、数二者之中，数是最难的。如果总的来说，那么声音比数难，数又比象难，这样看来，象似乎是比较容易的。古代传承音律之学的人，大多能够知道政治的得失，世间有时也有这样的人。而精通数的人，如扬子云、关朗、陈希夷这一类，往往能够掌握数的作用；这样看来，世间大概也确实有人能够得到数这种较难的学问吧。至于所谓象学，从虞、周到两汉，直到现在一千七百多年，诸儒并非没有精心思考、竭力探求，却始终没有人得到它的丝毫端倪，所以象学便废弃了。于是讲《易》的人大多□□蹇浅、支离牵合，而圣经文字的严密精审以及《易》的变化通达、神妙玄微，也都再无法了解了。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困难的反而变得容易，容易的却更加困难，于是再也没有可以贯通的机会了吧！大概诸儒明白卦象却流于偏僻迂曲，王氏忘掉卦象而决然任意、流于粗野；唐代李鼎祚著书，自称刊补“嗣之阙文，补康成之易象”，□□义生。汉代诸儒的学说，依靠李鼎祚才得以保存。然而依我看来，他们也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寻求卦象，而不是文王、周公的本意。泽从年轻时读这些书就感到忧病，磨炼心志，积累思考，总共已经数十年。到五十岁时才开始默默有所领悟，仿佛神明在暗中有所启发。又积累思考十年，大体上十成已经通晓五六成。然而由于构思已经深远，所立的条例也与众不同；对于三圣精微、旷绝后世的绝学，担心有所亏损，□，所以不敢轻易发言。稍微想要把它发扬出来，又害怕亵渎自己这把微不足道的破扫帚以及芹子献心的心意，因而无法自我表明。这就是《思古吟》《炙背吟》所以写作的缘由。延祐五年，东平王子翼开始刊刻《六经辩释补注》，已经完成；又考虑到《易》《春秋》二注尚未脱稿，而年岁渐渐进入老境，事情不能再拖延。如果一定等到全部完备，也会使贫困者更加难以完成；假如默默不说，又有谁知道自己究竟达到什么地步？大凡象学可以用心领悟，却不能用言语传授。现在指出它的大义，其中含蓄颇深；所用的类比与象学相近，并且补注中没有的内容也一并收入，编成一卷，命名为《易学滥觞》。虽然说它只是细小的水流，但源头根本就在其中，不可忽视。世上传说黄河从昆仑山流来，潜伏在地下，经过数千里以后才形成浑厚浩大的水势。如今将要阐明这门旷绝的学问，却又把它的意义隐藏起来，大概是因为事情重大、体制深重，难以直截了当地完成，不得不格外谨慎吧！延祐七年夏五月资中，后学黄泽恭敬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