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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邵伯温撰写。邵伯温字子文，是邵子的儿子。南渡以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江南郑夬，字扬庭，曾写过一本谈《易》的书。后来他拜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谈到郑夬所说的内容，秦玠惊讶地说：‘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秦玠曾遇到一位奇异之人，传授给他这种历数，用来推算古代的兴衰和运历，没有不应验的。西都邵雍也知道其中的大概。”大概当时认为邵子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引用这件事来抬高他的术数。邵伯温说，邵子的《易》学是从李之才那里学来的，李之才又从穆修那里学来，穆修又从陈抟那里学来；平时从未轻率地把它告诉别人。只有大名的王天悦、荥阳的张子望曾跟随他学习，但二人也都早死了。秦玠、郑夬曾想跟他学习，他都没有答应。王天悦病重将死时，郑夬贿赂他的仆人，在卧室中偷到了这门学问，于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学问，撰写了《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等几部书，都是支离破碎、妄加创作、穿凿附会而没有根基的东西。因此我写这本书来辨明是非。《宋史》中邵子的本传，颇多采用了他的说法。考察《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这些书如今都已失传。《司马光集》中有《进郑夬易测札子》，称赞郑夬“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及怪诞妄说，专门运用人事，指明六爻，寻求同类，实在很难多得”。这与邵伯温的辨析，褒贬截然不同。司马光也是懂《易》的人，不应当与邵伯温的看法背道而驰到这种程度。按道理推测，郑夬是偷取邵子的书而改变其说法，想借此求得超过邵子的地位。他所撰的《易测》，必定重在随着爻辞推演义理，不涉及术数，所以司马光才有“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及怪诞妄说”的荐举。至于他的《时用书》一类，则纯粹讲占卜方法，因此邵伯温加以拒斥。司马光把《易测》一并提到，不过是因为厌恶郑夬而连带贬斥他的意思罢了。朱彝尊《经义考》记载了这部书，注说“未见”。此本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出来，大概明初时还存在。《宋史·艺文志》只题作《辨惑》一卷，没有“易学”二字；《永乐大典》则有“易学”二字，与《书录解题》相合，所以现在仍题录为《易学辨惑》。

译钦定《四库全书》所收《易学辨惑》，由宋代邵伯温撰写。沈存中《笔谈》的“象数”一篇中说，江南人郑夬曾写过一本谈《易》的书。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乾变化一次生成复卦，得到一个阳爻；坤变化一次生成姤卦，得到一个阴爻。乾变化两次生成临卦，得到两个阳爻；坤变化两次生成遁卦，得到两个阴爻。乾变化三次生成泰卦，得到四个阳爻；坤变化三次生成否卦，得到四个阴爻。乾变化四次生成大壮卦，得到八个阳爻；坤变化四次生成观卦，得到八个阴爻。乾变化五次生成夬卦，得到十六个阳爻；干五变生剥，得到十六个阴爻。乾变化六次生成归妹本卦，得到三十二个阳爻；坤变化六次生成渐本卦，得到三十二个阴爻。乾坤错综，阴阳各有三十二个，于是生成六十四卦。”郑夬所写的书，都是荒唐之论，只有这个变卦的说法，不知道究竟对不对。我后来因为见到兵部员外郎秦玠谈论郑夬的说法，惊讶地问：“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秦玠说：“我曾遇到一位奇异之人，接受了这种历数，用来推算古代的兴衰和运历，没有不应验的。我曾遗憾不能把他的全部术数学尽。西都邵某也知道其中的大概，已经能够彻底洞察吉凶的变化。这个人竟把它写在书中，一定会遭受上天的谴责；这不是世人所应听闻的。” 我听了这番话，既惊怪又更加疑惑，便把它秘藏起来，不想深究。如今邵某、郑夬、秦玠都已经死了，我最终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术数。我私下想，我先父的《易》学精微奥妙，实在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能了解的。他的传授次第以及前后几位贤者的情况，本末旧事，我在父亲身边时曾听到过大概。我担心世上的士大夫只看到沈存中的记载而产生疑惑，于是写了《辨惑》。先父从青社的李之才那里学习《易》。李之才字挺之，为人洒脱豪迈、卓尔不群，曾拜汶阳穆修伯长为师。他性情严厉急躁，稍不如意，有时就会呵斥人。李挺之在他身边恭敬顺从，像侍奉父兄一样，丝毫没有厌倦之意。李挺之考中科举后，任孟州司户，为人坦率，不拘泥于礼仪规矩。太守范忠献公因此很不高兴。后来范忠献建立节度使府，移镇延安，郡中官员大多送他到境外，李挺之只在近郊告别。有人责怪他，李挺之说：‘过去送太守只到这里，而且情意和礼文贵在相称。范公实际上并不了解我，却要出境远送，这并不是真情，我哪里敢用虚假的情意侍奉范公？’不久，范忠献被贬为安陆知州，经过洛阳三城时，旧日属吏没有一个前去拜访，只有李挺之发文前往慰问他。范忠献这才称赞感叹，于是开始赏识他。李挺之又曾任卫州共城县令。先父在苏门山百源之上筑室居住，当时正逢祖母李夫人去世，便穿布衣、吃蔬食守丧三年，亲自奉养老祖母。李挺之听说先父好学而苦心钻研，便亲自到他的居所，问先父：“您学习什么？”先父说：“只是学习科举取士的学问罢了。”李挺之说：“科举之外，还有义理之学，您知道吗？”先父说：“还不知道，愿意接受教诲。”李挺之说：“义理之外，还有物理之学，您知道吗？”先父说：“还不知道，愿意接受教诲。”李挺之又说：“物理之外，还有性命之学，您知道吗？”先父说：“还不知道，愿意接受教诲。”于是先父承受了他的学问。李挺之任签书泽州判官，负责听理政事。泽州人刘羲叟晚年出自他的门下，学习历法，也成为知名士人。至于《易》学，只有先父得到了传授。李挺之后来官至殿中丞。考察原本写作“终殿中丞，签书泽州判官听公事”，据《宋史·李之才传》说：“石延年调任兵部河东，征召李之才为泽州签书判官，转任殿中丞”，可知泽州判官应当写在前面，现依《宋史》改正。熙宁年间，他的侄子君翁曾请先父撰文，为他的墓作表。李挺之的老师就是穆修。穆修字伯长，是汶阳人，后来居住在蔡州，于是葬在蔡州。穆修曾拜华山处士陈抟、字图南为师，并承传了他的学问。穆修年轻时豪放不羁，性情偏狭，少有合得来的人，在京城一带尤其如此。他曾把自己的诗写在宫禁中的墙壁上，真宗看见后大为赞赏，问侍臣：“这是谁的诗？”有人回答是穆修的诗，皇上说：“有这样的文章，公卿为什么不推荐他？”丁晋公在旁边说：“这个人的品行赶不上他的文章。”从此皇上不再追问。原来伯长与丁晋公有平民时期的旧交。丁晋公从前赴任夔州漕使时，伯长还没有做官，二人在汉水边相遇，丁晋公希望伯长先向自己行礼，伯长竟连一揖也不作便离开了。丁晋公因此怀恨，从此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后来丁晋公先后被贬到朱崖、迁往道州，有诗说：“却惊讶有虞氏刑政失当，四凶为何不加以量刑迁徙。”可见二人关系不好。伯长在祥符二年梁固榜中考中进士，调任海州理椽，因为触犯通判，便被搜罗罪名，因此削籍，贬居池州。他的文集中有《秋浦会遇》诗，对此自叙得很详细。后来遇到赦免，叙任颍州文学参军，所以当时人称他为“穆参军”。他年老后更加贫困，家中有唐代版本的《韩柳集》，于是向亲厚之人乞求得到钱，招募工匠刻板，印了几百部，带到京师相国寺设摊出售。伯长坐在摊旁，有几个儒生到他的摊上，总是拿起书翻阅，伯长便夺回来，怒视着他们说：“各位先辈如果能读完一篇而不读错句读，我就送给你们一部。”这些书竟多年卖不出去。当时学者正致力于声律之学，还不知道古文，伯长首先倡导古文。后来尹源、尹洙、尹渐、尹师鲁兄弟才跟随他学习古文，他又把《春秋》之学传给他们。伯长的事迹，国史中有传。他的老师就是陈抟。陈抟字图南，是亳州真源人。大概是唐末进士，怀有经邦济世的才能，经历五代的战乱离散，游历四方，志向不能实现，便进入武当山，后来隐居华山。自晋、汉以后，每当听说一个朝代改朝换代，他就皱眉忧愁好几天；有人询问，他瞪眼不答。有一天，他正骑驴在华阴市游览，听说太祖登基，图南惊喜得大笑。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天下从此安定了。”大概太祖还是潜龙之时，图南常常看到他有帝王之相，知道太平局面将由此开始。他最初隐遁时，有诗说：“十年踪迹奔走红尘，回首青山频频入梦。即使紫陌繁华荣盛，又怎能比得上安睡；朱门之家虽然显贵，也不如贫穷自在。忧愁地听着宝剑扶助危难中的君主，烦闷地看着笙歌喧扰醉人。带着旧书回到旧日隐居处，野花啼鸟同样都是春天。”

译他难道是浅薄的人吗？周世宗召见他，问及黄白之术，他回答：“陛下是四海之主，应当把治理政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要留意这种小道呢？”周世宗并不认为他冒犯自己，授予他谏议大夫，他坚决推辞，于是赐号“白云先生”。太平兴国初年，太宗皇帝召他到宫阙，陈抟请求一间安静的房间休息，于是皇帝把建隆观赐给他作为居所。他关上门熟睡，一个多月后才起身。皇帝下诏让他穿野服到延英殿觐见，赐座并询问了很久。皇上正准备征讨河东，图南进谏劝止。恰逢军队已经出发，皇帝又下诏让他在御园中睡觉，直到军队返回，过了一百多天他才醒来，于是请求回山。九年后他再次入朝，开始陈说河东可以攻取。等到王师再次出兵，刘继元果然投降，北汉平定。考察《宋史·北汉刘氏世家》说：“开宝二年春，太祖亲自征讨刘继元，闰五月班师。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又亲自征讨刘继元，刘继元困窘不堪，于五月甲申送表投降。”这里说图南在九年后入朝，开始陈说河东可以攻取，等到王师再次出兵等事。但太平兴国并没有九年，当时已经改元为雍熙。《太宗纪》记载雍熙元年冬十月，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与这里的记载相合。如果说最初召见陈抟，是为了劝止征讨河东，以及陈抟后来陈说河东可以攻取的事情，太宗本纪和《陈抟传》都没有记载；而刘继元投降又不是雍熙元年的事，或许邵伯温追述的是前后不同时期听来的事情，不能没有错误。皇上对宰相宋琪等人说：“陈抟是方外之士，在华山住了四十多年，估计年龄大概已经一百多岁了。他的言论非常高明，所以把他送到中书省。”宋琪等人问：“先生掌握元默修养的方法，可以教给别人吗？”陈抟回答：“我不懂吐纳养性的道理，也不懂神仙黄白之事，并没有什么方术可以传授。即使能够白日冲天飞升，对圣明的时代又有什么益处？圣上博通古今，深究治乱，才是真正有道、仁明的君主。现在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天下的时候，勤勉地实行修养，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点。”宋琪等人称赞叹服，把这些话禀告皇上，皇上更加敬重他。太宗问：“从前尧舜治理天下的情形，如今还能达到吗？”图南回答：“尧舜时代用三尺高的土台作台阶，茅屋屋顶也不加修剪，那种事迹自然无法赶上。但如果能够以清静来治理天下，就是今天的尧舜。”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很好，也授予他谏议大夫，他坚决推辞，请求归山。皇上知道不能留住他，便在便殿赐宴，又下诏让宰执、禁从作诗，以此?赐号“希夷先生”。后来又征召他，他辞谢说：“九重天子的仙诏，休要再让丹凤衔来；我这一片隐逸之心，已经被白云留住了。”将要去世时，他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上表说：“臣的大数将尽，对圣朝已经难以留恋；我将在某年七月二十二日于莲花峯下张超谷中化形。”他又起草奏疏，派弟子到朝廷进呈，但没有人能够见到这篇奏疏。种放、明逸为他的墓作表记，能够叙述其中的大概。明逸也传授他的象学，明逸传给庐江许坚，许坚传给范谔，从此这一支传到了南方。世人只把他看作学习神仙之术、擅长人伦风鉴罢了，并不知道邵图南。唯独先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最详细，曾多次作诗提及他。邵图南以前的传授情况已经无法全部考证，大概自伏羲直到文王、周公、孔子以来，世世代代相传，有时隐晦，有时显著，从未断绝。像扬子云、关子明、王仲淹，都是这一学派传承的来源人物。他的学问以意、言、象、数四者为主，缺一不可。其道理都具备于圣人的经书之中，不必烦琐地用文字解释，只用一幅图来寄寓阴阳消长的规律以及卦的生成变化。这幅图也不是自行创意制作的，孔子在《系辞》中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了。唉，这确实是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学问。先君的学问虽然有师承传授，但其中微妙的变化和通达之处，大概是他自己领悟所得。能够兼通意、言、象、数的深奥内容，并且了解《易》的体与用，以及卦的形成、爻的确立所依据的道理。他曾有诗说：“谁能相信在文字卦画之前本来就有《易》，须知删定经籍以后便再没有这样的诗了。”然而他的学问最终没有传下去，他平时从不轻率地把它告诉别人，所以当时的人也很少有能够了解它的，只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乐趣罢了。有大名王豫和他的外甥荥阳张，虽然曾经跟随先君学习，却也都早早去世了。王豫字天悦，是枢密直学士的儿子，因父亲去世服丧，居住在卫之新乡。先君居住在共城，起初不知道先君有这种学问，便作诗邀请先君说：“邵子著书十万余言，想从图中获得圣人的心意，实在十分辛苦。什么时候您愿意惠然来访，我当为您准备鸡肉和黍饭。”先君欣然前往。到天悦那里后，天悦说：“听说您喜好学习，却不知道您读什么书？”先君说：“平日在家，读《五经》，广泛浏览诸子百家的书；但没有老师指点，所以还没有什么收获。”天悦说：“您能跟随我学习吗？”先君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天悦大概是一个魁梧伟岸的豪杰之士，雄辩而博学，先君只是唯唯诺诺地应答而已。后来谈到《易》，先君不再谦让，举出几条深奥的义理，天悦都无法回答，于是先君慢慢为他讲解。天悦听到了从未听过的道理，茫然自失，立即返回座席，拜了两拜，行古代弟子拜师的礼节。有时两人同行在路上，即使只是买酒，天悦也一定整齐穿戴衣冠，捧着酒杯跪下敬献，为先生祝寿。先生居住在百源，与四邻断绝往来，住了几年从未设置坐榻，天悦却不论什么时候都来拜访。隆冬深夜，外门没有上锁，只见先生在灯下默默打坐，有时诵读经文；天悦因此更加敬服。每当有所心得，便用笔记录下来，收藏在一个锦囊里；无论出入、起居，哪怕片刻之间或仓促之时，也一定随身携带。有一天，清河的役卒没有按时获释，监管他们的人又苦苦逼迫他们，众人愤怒，拿着畚箕和闸具准备冲入县城抢掠，以此发动事变，官吏和百姓都非常恐惧，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天悦向县令说明情况，愿意亲自前往。县令想多借给他一些随从，天悦说：“不行，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于是他穿上丧服，步行出城，在城外遇到那些人，向他们说明其中的祸福，众人都不敢行动，放下杖具排列跪拜，甚至感动得流泪，于是遣返回去服役。后来州郡的监司想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天悦极力制止了。后来他任签书河阳节度判官，负责听理公事；当时有一名武臣担任长官，豪横傲慢，甚至连干元节谢恩祝圣的一切仪式也一概废止。天悦劝告他说：“干元节的仪式，是天下共同遵行的礼制，并不因为臣子的官职大小而有所不同。

译您蒙受两朝皇帝的知遇，历任将相之位，尚且在恭敬事奉方面有所亏缺；何况元昊贼寇作乱，怎么还能再责求臣下尽守臣节呢？”长官大怒，于是请求调任其他官职来躲避他。景佑、庆历年间，他多次上书陈述政事，被召到资善堂，皇帝命近臣向他询问情况；他的话过于激切，因此受到阻挠压制，被送到政府询问情状，又因为言辞不屈服而触犯当时的宰相，奏报以罢职结束，改任太常寺太祝，主管河阳府伊阙县事务。适逢甘陵妖贼王则发动变乱，各地告发、捕捉其党羽十分急迫，洛地各县都把捕获党羽当作功劳。有人以妖书告发他人，牵连株连不断扩展，共有二百多人。天悦到县里审查讯问，查明实情后，发现这些人都没有罪状，只是被浮图之事迷惑，夜间聚集众人谋求利益罢了。天悦叹息说：“扰乱天下、败坏事情的是王则，这些百姓有什么罪？”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其中有几十名豪强，早已逃窜隐藏在山谷中，在邻近各县聚集，他们的同伙都是大盗。天悦听说后，派出门徒中的一人，把自己所穿的布袍送给他们，说：“替我转告。”你们这些人做这种事已经十年了，即使长期受到官府追捕而有过错，也已经多次遇到赦免，可以重新做人。让他们看看这件布袍，以取得他们的信任。”那人赶快前往，把天悦的话告诉他们说：“我奉县令之命赐你们活命，并把天悦的意思详细告诉你们。” 将所得袍子给众人逐一看过，众人都互相庆贺，高兴地听从命令。他又把这番话告诉邻县的人，邻县的人也都散去了。天悦一向不能谄媚侍奉上司，知府位雅因此很不高兴，便搜罗他的过失，借此把妖党之事上报朝廷。执政者因为旧日的怨恨，狠狠地陷害他，因此被削去两级官职。他在海州时，先父送他到海边；后来他获释返回，监任亳州明道宫。恰逢母亲去世守丧，最终因病去世。张子望字子望，是枢密直学士张逸的孙子、比部员外郎兼广西转运使张道宗的儿子。他与哥哥张峋、张子坚同年登科，兄弟都有文学才能，子望尤其喜爱穷究经书，对仕途升迁却很淡泊。他年轻时跟随先父学习，曾对人说：“我拜先生为师二十年，从未见先生说过重复的话；先生的道学深不可测，连续不断地日日更新，就是这样。”他有一首洛中游春诗说：“我平生本来就是爱花之人，到处寻找芳花却没有遇到真正的美景。谁说人间没有纯正的颜色？今天早晨才见到洛阳的春天。”这是说他向先父学习，才开始有所收获。先父和诗说：“造物从来不会辜负人，万紫千红都显现出天然真性。满城车马徒然扰乱人心，未必遇到花开之时便是真正遇到了春天。”先父恐怕他自我限制，便用诗勉励他继续进取。先父的行状由子望撰写，现载于《褒德集》。元丰年间实行新的官制，神宗皇帝让吴丞相担任相关职务；吴丞相曾向执政者推荐子望，于是授予他太常丞。蔡确说他资历浅，于是改任太常寺簿。不久子望患病，在京师去世，官职仅做到宣义郎。子望平时记录先父言论很多，家人只看到他一向珍藏爱惜的那些记录，便把它们放进棺材中。后来他的弟弟子坚得到遗稿，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观物外篇》，大概只有全部遗稿的十分之一二。他还曾撰写《易说》，藏在家中。熙宁初年，他父亲任广西漕使时，朝廷刚设置常平使者，哥哥子坚首先被任命为两浙常平使者。宰相想见子望，父亲和哥哥强迫他前往，他不得已才去。宰相想留用子望，子望以父亲远在岭外任职为由推辞。当时他进取困难、退处容易，正是如此。假如给他更多寿命，先父的学问一定能够有所传承，可惜了。子望有两个儿子早夭，一生著述散失。陈恬叔还能够吟诵他的遗诗，情致深远，不愧为前人的作品。秦玠字伯镇，不详是哪里人，后来居住在亳社。他有做官办事的才干，擅长书法文章，也爱好学问。曾以屯田员外郎知怀州，比先父年长一岁，也自称是门人。他在河南任职时，想跟随先父学习，先父认为他很喜欢任意运用术数，便没有答应。他曾写信给先父说：“先生坚守大道越来越牢固，我想您是吝惜这门学问，不肯告诉我。” 先父回信，大意说：“大道充满天下，哪里会没有它？难道还容得谁来设置关卡吗？”后来秦玠历任兵部郎中、判三司理欠凭由司，便退居亳州，书信问候从未断绝。先父也用诗赠答他。先父去世以后，洛阳人李吁端伯在亳州任职，见到秦玠时他还健在；每当谈到先父的学问，秦玠就会说起这些事。郑夬字扬廷，后来以字为名。他是江东人，客居游历于怀州、卫州一带，寄居在大姓宗氏家中，也曾想向先父求教。先父说：“我的学问是从李挺之那里学来的。我忘掉寒暑，忘掉昼夜，忘掉睡眠饮食，也忘掉求取功名。挺之有所讲解，我一定说：‘希望您只略略说个开头，不要把全部说完，请让我退下去思考。’幸好我自己有所领会，认为确实如此，才敢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还没有领会，就回去再次思考，直到领会以后才停止。后来我又走遍四方，向有道之人请教并求其指正。凡是山川风俗、人情物理，我都深入观察；凡是对我的学问有益的，一定吸取。如今您的志向只在口耳之间，又有许多外在的向往；能够除去这些，诚心专一，然后才可以谈这门学问。郑夬确实做不到。”后来秦玠在河内，曾把王天悦传授先父学问并有所记录的事情告诉郑夬，郑夬竭力索求这些记录。天悦厌恶郑夬轻浮浅薄，不肯给他。不幸天悦病重将死，郑夬听说后，贿赂他的仆人进入卧室，从中偷取了那些记录，于是把它们自称为自己的学问。他所写的《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等，都是支离破碎、妄加创作、穿凿附会而没有根基的东西。他曾把变卦图拿给秦玠看。郑夬偷到天悦的书后，便离开宗氏家，进入京师，补为国子监生；在省试中遇到“八卦次序”的策问，郑夬便用所偷得的说法作答，主考官觉得奇异，把他擢入优等。登第以后，他出入公卿之门，把自己所著的书作为投贽送上。后来调任太原府司录，执政者推荐数人担任馆职，准备召试时，被转运使李遇卿揭发贪赃罪行，流放到南方；遇到赦免后获得自由，便又从事游走拜谒。曾经过洛阳，前来拜见先父，惭愧地引咎自责。先父说：“您当初如果把愚拙之人的话当作正确，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当时年幼，还能记得他的相貌：面色白净，身材矮小，是个轻薄急躁的人。后来他终于穷困而死，秦玠说他一定遭到上天谴责，恐怕就是指这件事。郑夬所著的《易图》，未必都是他的说法，其中或许有正确的地方。郑夬偷书之事秦玠确实知道，所以惊骇叹息说：“郑夬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

译郑夬又说这是自己从奇异之人那里得到的。西都邵某听说了其中的大概，就已经能够洞察吉凶的变化，这几乎是自我欺骗了。先父《易》学的渊源、传授、始末，秦玠都不可能知道，却只把它说成能够洞察吉凶的变化，这见识未免太浅了。所谓从奇异之人那里得到、不是世人所能听闻的说法，更加荒诞。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里所指的大概是陈希夷。自伏羲以来，大中至正的道理，明明白白地具备在《易》中。孔子作彖、象、系辞，已经把它说尽了，只是世上相信它的人少，真正懂得它的人也少。如果说这不是世人所能听闻的，那又要让谁听闻呢？先父去世以后，秦玠说了这些话；沈存中也没有得到详细情况，只是记下秦玠所听到的内容，所以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辨明。我既然已经叙述先父《易》学的传授次第以及有关人物事迹的大概，用来解除世人的疑惑，于是又把过去听到和见到的事情记在后面。前些年我听章相说，他最初任商洛县令时，郑州人宋孝孙任太守。宋孝孙与先生交情深厚，分头邀请先生从洛阳来游览商山，章惇因此认识先生，当时也常参加宴席。宋孝孙于是谈到洛阳牡丹盛开，不知道名品共有多少种。章惇随口回答：“我的妻子家在缑山，所以洛阳所说的许多牡丹我都见过，也都认识。” 宋孝孙说：“先生是洛阳人。”先生说：“洛阳辨识花卉的人有三等：闻到根茎的气味便能辨识花，这是辨花的上等；看见花芽和叶子便能辨识花，这是辨花的次等；看见花朵才辨识花，这是辨花的下等。像您这样的长官，只能说是看见花才认识花的人。”章惇本来已经对这番话感到惊异。宋孝孙又说，先生的《易》学精妙超过世人，不可不传授。先生在商地停留了很久，章惇多次听到他的余论，知道先生是有道之人，于是拜他为师。章惇离开商洛后，多次经过洛阳，想最终跟随先生学习。他问先生的学问几天可以学完。先生说：“本来没有多少事，以你的厚重才质，片刻就可以学完。但你的心志还没有安定，必须跟随我在山林中住几个月，使尘俗的思虑消散，然后才能告诉你。”当时章惇年轻好动，不能留下，如今想来很是遗憾。像先生这样的《易》学，举世没有人能相比，才可以说是真正懂得《易》。王弼一类人凭臆测之说牵合人事，我一天可以写出一百部这样的书，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于是我拿沈存中所记秦伯镇的话询问章相，章相说：“先生的《易》学，是秦玠、沈括都不懂的。”西河人李周字道济，一生不婚娶、不做官，独自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有一天先父去拜访李道济，李道济正在读《易》。先父笑着说：“《易》果真就在这里吗？只守着这本书来求《易》，恐怕一生也见不到《易》。”李道济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先父去世后，他才深深悔恨。白述古字明之，是一位纯厚之士。他曾说：“我听述古先生谈论《洪范》，古今之人从未达到过这样的境界，只是遗憾自己不懂数学，不能把它传授下去；这实际上与《易》道相通。”邢和叔也想跟随先父学习，先父略为他开示了端绪。倪和叔不停地援引古今事例。先父说：“暂且放下这些，这种先天学并没有这么多言语。既然得到这个道理，自然就会左右逢源。和叔应当先虚心，使胸中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杂事，然后才能学习这门学问。”因此有诗说：“如果问先天，本来一个字也没有；到了后天，才开始有用功的地方。即使有拔山盖世的才力，到了这里，难道还能勉强得到一丝一毫吗？”有一天先父患了小病，和叔亲自替他尝粥试药。先父笑着说：“不必这样，我又不是黄石公那样的痴老头，子房跪着献上一双鞋，就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只要长久保持至诚之心就够了。如果没有诚心，离道已经很远，还能学到什么呢？”和叔笑着说：“我刚刚萌发这点心意，就已经被先生看穿了。” 和叔临别诗说：“在圯下每每惭愧自己被当作孺子，床前有时得以拜见庞公。”先父和诗说：“看您把自己比作诸葛亮，却认为我很不像黄石公。诗的断句说：‘出人才业尤其需要珍惜，千万不要轻率地成为西晋那种风气。’这是在表示劝戒。”程明道先生与弟弟伊川先生陪同父亲太中公，在秋日到天津旧居拜访先父。先父拿酒招待他们，和他们同游月陂，尽情饮酒，畅谈不止。第二天，明道对周纯甫说：“昨天陪尧夫先生游览月陂，过去听尧夫先生的议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内容。他真是古往今来的豪杰。”纯甫问：“他说了些什么？”明道说：“是内圣外王之道。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为世所用。”先父曾有诗说：“草地柔软，水波平缓，微风细细吹来；云朵轻淡，阳光清浅，柳枝低垂。放声吟诵，却不记得说了什么。”起初写作：“狂言不记得说了什么事。”后来改作：“这样痛饮，从未有过如此酒杯；景色美好，只知道闲步漫游；朋友欢乐，哪里还觉得太过开怀；一定要尽情做赏心乐事，却恐怕赏心乐事未必马上到来。”明道有和诗说：“先生相伴一同游赏西街，我这个晚辈亲自携带手杖前来。” “每到一处，都允许我参与极深的议论；坐在席旁，还允许我陪饮余下的酒。栏杆前的流水使心情同样欢悦，林外的青山使眼界再次开阔。有时心情闲适难以同时得到，实在应当乘兴多次前来陪伴游赏。”又说：“在月陂堤上来回徘徊四次，北面有高入云中的百尺台。万物已经随着秋色改变，姑且斟一杯酒来迎接晚凉。水心与云影悠闲地相互映照，林下泉声静静地自然传来。世间事情没有缘由，哪里值得计较？只要遇到美好的日子，就约定再次相伴。”先父有《安乐窝中好打乖》诗，明道也作和诗说：“圣贤的事业本来在于经邦济世，哪里肯让巢父、许由承袭旧日尘迹？三次馈币也不能改变伊尹的志向，万钟厚禄也不能换取子舆的贫穷。客人求取精妙的书法，常常携来许多书卷；上天为了诗豪，还特意多借给他一些春光。时而止息、时而行动，都各有命运，先生并不是故意避世偷闲的人。”只有明道了解先生，因为了解得深，所以先父下葬时，我请他为墓志铭。后来伊川与朱公掞一同拜访先父，先父留他们饮酒，趁机谈论道理。伊川指着面前的饭桌说：“这张桌子为什么安放在地上？不知道天地又安放在哪里？”先父于是极力论说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六合之外的事理。伊川感叹说：“平生只见过周茂叔谈论到这里。周茂叔是道州人，名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译“但还不如先生讲得有条理。”伊川又和张子坚一同来访。当时正值春天，先父带他们同游天门街赏花。伊川推辞说：“我平生从来没有赏过花。”先父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万物都有最根本的道理，我们赏花不同于常人，正可以借此观察造化的奥妙。”伊川说：“既然如此，我愿意跟随先生游览。”先父病重将死，乡人聚在一起商议后事，有人想把他葬在洛城附近。当时先父躺在正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说：“只要依从伊川先祖的墓地就可以了。”伊川说：“先生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已经无法出力，请先生自己作主。”先父说：“我一生学习道，到这里本来已经够了，但也没有什么可作主张的。”伊川仍不停地与他问答辨难。先父戏称他：“正叔真可以说是生姜从姜树头上生出来，必定还要从姜树头上出来。”伊川说：“从此就要与先生诀别了，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先父的声音气息已经很微弱，举起双手给他看。伊川问：“这是什么意思？”先父说：“面前的道路要常常使它宽阔，道路狭窄，自己就没有立身之处，更何况还能让别人通行呢？又有诗说：‘面前的道路不要使它狭窄，道路狭窄时就没有过客；没有过客时，道路就会荒芜。人世间大多地方都布满荆棘。”此前，横渠先生从关中被召回馆，经过洛阳来拜见先父，正赶上先父患病。横渠为他诊脉说：“先生的脉息没有亏损，自然不需要服药。”又问先父：“先生相信命吗？请允许我再替先生推算一下。”先父说：“世俗所谓的命，我不知道；如果是天命，我知道。”横渠先生说：“既然说是天命，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又过了几天，司马温公来问候病情。先父说：“我的病势必定不能好转，就姑且试着与您一起观看生命变化一番吧，希望君实先生自己保重。”温公说：“尧夫不应当到了这种地步。”先父说：“死生也是常事罢了。”所以临终时有诗说：“生在太平时代，长在太平时代，老在太平时代，死在太平时代。客人问我多少岁？年六十有七岁。俯仰于天地之间，浩然无所惭愧。”于是伸直手脚去世，实为熙宁十年七月五日。熙宁初年，欧阳文忠公派他的儿子棐、叔弼到洛阳探望王宣徽的夫人。临行前，欧阳文忠对叔弼说：“到了洛阳，只可以拜见邵先生，替我表达仰慕之意。”叔弼见到先父后，先父从容地与他谈论出仕、退隐以及学术的大概。十年以后，先父去世；又过了八年，韩康公任洛阳尹，向朝廷请求为他议定谥号。叔弼当时任太常博士，正好参与议谥。叔弼曾对说之说：“请以道云的名义，替棐作《邵尧夫谥议》。”其中都是当年亲自从先生那里听到的事情。当时棐还年轻，先生一见到他，便欣然接待，随即谈到平生的事情，所以才知道得这样详细。这难道不是先生的道学举世无双、精微玄妙而通达，能够预知未来之事，预先把这些话告诉他吗？先父下葬时，吕希纯字子进有挽诗说：“黔娄有谥号，正适合称为康。”叔弼拟定的谥号是“康节”，当时子进也任博士。事情的应验竟然在八九年以后，唉，真是奇异啊！一直以来，先父与四方乡里的名公贤大夫交游，平时的谈话多得无法尽数记录；这里仅举出那些能够阐发、说明道理的内容，附在后面。又记录先父与伯镇的书信、李挺之墓表，以及诗篇中涉及陈希夷和秦伯镇的作品，希望多少可以用来考证。考察这里所说的书信、墓表和诗，原本都没有附录。如今只有《击壤集》载有《观陈希夷先生真》以及墨迹诗三首、《寄亳州秦伯镇兵部》诗六首；先父给伯镇的书信和李挺之墓表，检索邵氏各书都没有收载，无法补入，所以现在也都依照原本缺略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