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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老子指略》，王弼著。万物之所以产生，功业之所以成就，必定产生于无形，出自无名。无形无名，是万物的根本。它不温也不凉，不属宫调也不属商调。用耳朵听，听不见；用眼睛看，看不出；用身体感知，感知不到；用口品尝，尝不出。所以，它作为万物，是混然一体的；作为形象，是无形的；作为声音，是极其微弱而近于无声的；作为滋味，是无可表现的。因此，它能够成为万物的根本和主宰，包容贯通天地，使万物无不顺其常道。如果它是温的，就不能同时是凉的；如果它属于宫调，就不能同时属于商调。有形就必然有所区分，有声就必然有所归属。所以，有具体形状的形象，不是最大的形象；有具体声音的音调，不是最大的声音。既然如此，四种有形之象若不显现，大象就无法畅达；五种有声之音若不发声，大音就无法到来。四象显现为形，而万物没有固定的主宰，大象就畅达了；五音发出声，而心中没有所趋向，大音就到来了。所以，执守大象，天下人就会归往；运用大音，风俗就会改变。无形之道虽已畅达，天下人即使归往，也仍不能摆脱其束缚；微声虽已到来，风俗即使改变，也仍不能加以辨明。因此，天生出五类事物，却不以任何一物作为固定的功用；圣人施行五种教化，却不靠言语来强行教化。所以说：“道可以说出来，但那不是恒常之道；名可以命名出来，但那不是恒常之名。”五类事物的根本，不炎热也不寒冷，不柔弱也不刚强；五种教化的根本，不明耀也不昏暗，不偏施恩惠也不造成伤害。虽然古今不同，时代推移、风俗变易，但这一点并不改变，这就是所谓“从古至今，它的名号始终不变”。天若不依循这一点，万物就不能产生；治理若不依循这一点，功业就不能成就。所以古今相通，终始相同；掌握古代的道理，可以驾驭今天；用今天来验证，可以知道古代的开端；这就是所谓的“常”。它没有明暗的形状，也没有温凉的形象，所以说“它的恒常叫作明”。万物产生、功业成就，无不由此而来，所以说“凭此来考察万物的根本”。即使奔腾的雷霆那样迅疾，也不足以在一时之间周遍；即使驾驭长风而行，也不足以用一口气的时间来衡量。最善于迅速的，是不显得疾速；最善于到达的，是不显出行进。所以，凡是可以说出的道的盛大，还不足以统摄天地；有形之物达到极致，也不足以包藏万物。因此，赞叹它的人不能穷尽这种美，歌咏它的人不能充分表现这种宏大。给它命名，不能恰当地相称；称说它，也不能完全涵盖。命名必然有所区分，称说必然有所依据；有所区分，就会有不能兼容之处；有所依据，就会有不能穷尽之处。不能兼容，就会大大偏离它的真实；不能穷尽，就不能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些道理是可以推演说明的。所谓“道”，是取万物所由以产生的意义；所谓“玄”，是取幽深冥暗之物所由以出现的意义；所谓“深”，是取探求幽深奥秘而无法穷尽的意义；所谓“大”，是取弥漫包容一切而可以达到的意义；所谓“远”，是取绵延遥远而无法达到的意义；所谓“微”，是取幽深精微而无法看见的意义。这样看来，“道”“玄”“深”“大”“微”“远”这些说法各有各的含义，但都没有穷尽其极致。不过，弥漫包容没有极限，不能把它命名为“细”；微妙而无形，也不能把它命名为“大”。所以篇中说“给它取字叫作道”，“称说它叫作玄”，却不直接给它命名。这样看来，用语言说明它，就会失去它的恒常；给它命名，就会背离它的真实；以人为的作为去处理它，就会败坏它的本性；执着于它，就会失去它的根源。因此，圣人不把言语当作根本，就不会违背它的恒常；不把名号当作恒常，就不会背离它的真实；不把人为作为当作事业，就不会败坏它的本性；不把执着当作制约，就不会失去它的根源。这样看来，阅读老子的文章，如果想要逐字辩难、追问，就会失去它的宗旨；如果想要强行命名、责求，就会违背它的含义。所以，它的总体旨趣，是讨论太始的根源，以说明自然的本性；推演幽冥的极致，以确定并解除迷惑。顺应事物而不违逆，减损人为而不强行施加；尊崇根本以止息末流，守护母体以保存子体；轻视机巧之术，作为应当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采取的原则；不责求别人，必定反求自身；这些就是它的大要。法家崇尚齐一同等，并用刑法加以检束；名家崇尚确定事物的真实，并用言辞加以匡正；儒家崇尚全面施爱，并用声誉来推动它；墨家崇尚节俭吝啬，并用矫正来树立它；杂家崇尚汇聚各种美善，并总括起来加以施行。用刑法检束万物，机巧虚伪就必然产生；用名分确定万物，宽恕体谅的道理就必然丧失；用声誉推动万物，争强尚名就必然兴起；用矫正树立万物，乖违背离就必然发生；用杂说推行万物，污秽混乱就必然兴起。这些全都是利用“子”而抛弃“母”。万物失去了根本所在，就不足以守持。然而，它们达到相同的地方，途径却各不相同；最终趋向本来相合，所走的方向却相互背离。学者不明白它们各自所达到的地方，也迷失了它们共同趋向的目标。看到它们玄妙相同，就称为法家；看到它们确定真实，就认为是名家；考察它们纯厚的爱，就称为儒家；看到它们检束吝啬，就称为墨家；看到它们不受拘系，就称为杂家。随着自己所看到的方面来确定名称，顺着自己所喜好的方面来执取其主旨。所以才有纷乱昏错的议论、趋向不同而互相辨析争论的局面，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此外，老子的文章写法是：举出结尾来验证开端，以根本和开端来穷尽结尾；开启端绪却不把话说尽，引导方向却不牵着人走。先探寻，然后才能彻底理解它的意义；先推究，然后才能穷尽它的道理。善于揭示事情的开端，以守住自己的论旨；明白万事会归于何处，以结束自己的文章。所以，凡是与老子趣旨相同而受到启发的人，无不赞美他开头发言的地方，并据此加以推演；旨趣不同而独自构思的人，无不喜爱他归结终点的征验，并把它拿来作为证明。道路虽然不同，最终必定同归；思虑虽然有百种，达到的地方必定相同。而他总是举出归宿和结果来说明治理之道，所以凡是触类旁通而思考的人，无不欣喜于自己的思考得到印证，认为已经领会了他的意义。万物之所以能够存续，正在于它反过来违背通常的形态；功业之所以能够成就，正在于它反过来违背通常的名义。能够存续的东西，不把“存续”当作存续，而是因为它不忘记灭亡；能够安定的东西，不把“安定”当作安定，而是因为它不忘记危险。所以，想保住存续的反而会灭亡；不忘记灭亡的反而能存续。想安守地位的反而会陷入危险；不忘记危险的反而能安定。最善于用力，能够举起秋毫；最善于听，能够听到雷霆；这就是道与有形事物相反的地方。安定者实际安定，却说“不是以安定为所安”；存续者实际存续，却说“不是以存续为所存”；侯王实际尊贵，却说“不是以尊贵作为所能做到的”；天地实际广大，却说“不是以广大作为它所能做到的”；圣人的功业实际存在，却说“要断绝圣人之名所树立的功业”；仁德实际显著，却说“要抛弃仁，才能保存仁所具有的东西”。因此，凡是只看见外在形迹而达不到道的人，无不对这些话感到愤怒。想要确定事物的根本，即使眼前，也一定要从遥远处追溯来证明它的开端；想要说明事物的由来，即使它显而易见，也一定要从幽深处叙述它的根本。所以，要取天地之外的道理，来说明形体之内的事物；说明侯王以“孤”“寡”自称的意义，并由道的一贯原则来阐明它的开端。因此，凡是只考察眼前现象而达不到流传系统根源的人，无不认为这些话荒诞虚妄。于是，众说纷纭，各自申述自己的说法，人们反而赞美这种混乱。有时觉得他的言语迂远，有时讥刺他的议论；好像明白了却其实昏昧，好像分辨清楚了却反而更加混乱，原因就在这里。

译“名”，是用来确定彼方事物的；“称”，是随着所说的对象而来的。名产生于彼方的事物，称出自我们自身。因此，涉入无物而无不由其通过的境域，就把它称作“道”；探求无妙而不从中出现的根源，就把它称作“玄”。万妙从玄中出现，万物由道而来。所以说“生养它、蓄养它”，却不堵塞、不阻隔，使万物的本性得以通行，这说的是道的意义。“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长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具有德性却没有主宰之心，这是玄的德性。“玄”这个名，是说它深；“道”这个称，是说它大。名号产生于形状，称谓出自探求。名号不是凭空产生的，称谓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此，名号容易大大偏离它的宗旨，称谓也不能穷尽它的极致。所以称说玄，就说“玄之又玄”；称说道，就说“域中有四大”。老子的书，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唉！不过是尊崇根本、止息末流罢了。考察它的由来，探寻它的归宿，言语不远离根本，所论之事不失去主旨。文章虽然有五千字，贯穿它的只有一个原则；意义虽然广博深远，众多内容却同属一类。若能解释其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全书，那么再幽深的道理也没有不能认识的；若对每件事各自执取一种意思，那么即使辩说得越多，反而越加迷惑。我试着这样论述：邪恶兴起，难道是邪恶本身造成的吗？淫乱产生，难道是淫乱者制造的吗？所以，防止邪恶在于保持戒惧，不在于侦察所谓的善；止息淫乱在于去除浮华，不在于增加条文；断绝盗窃在于去除欲望，不在于严刑；停止争讼在于不崇尚争胜，不在于善于听讼。因此，不去攻击人已经做出的行为，而是使他根本没有心思去做；不去伤害人的欲望，而是使他根本没有心思产生欲望。在事情尚未显露征兆时谋划，在事情尚未开始时施行，如此而已。所以，竭尽圣人的智慧去治理机巧虚伪，不如显现质朴，使民众的欲望安静下来；兴起仁义来敦厚浅薄的风俗，不如抱守朴素来保全笃实；增加机巧和利益，已经会引起各种事端和功利活动，不如减少私欲来止息浮华争竞。所以应当断绝专门侦察，隐藏耳聪目明，去除劝进争先，减少浮华声誉，抛弃机巧功用，轻视珍宝财货。关键只在于使民众的爱欲不产生，不在于攻击他们已经形成的邪恶行为。所以，显现质朴以断绝圣智，减少私欲以抛弃机巧和利益，这些都叫作尊崇根本、止息末流。质朴之道没有彰显，而贪欲所追求的华美又不被隐藏，即使极尽圣明来察察辨别，竭尽智虑来攻击它，机巧也会越想越精，虚伪也会越变越多；攻击得越厉害，逃避它也就越加勤快。于是，聪明和愚笨互相欺骗，六亲互相猜疑，质朴分散，真实离失，事情中便各自藏有奸诈。这大概是因为舍弃根本而攻击末流，即使竭尽圣智，也只会更加导致这种灾祸。何况那些比这种方法更低劣的术数呢！用质朴来镇守民众，便会无为而自然归正；用圣智去攻击他们，民众就会困穷，而机巧伪诈反会更加兴盛。所以，质朴可以抱守，圣智可以抛弃。考察侦察之事如果简略，民众躲避它也会减少；如果竭尽聪明去侦察，民众逃避它也会更加谨慎。侦察简略，损害质朴的事情就少；侦察严密，机巧虚伪就会加深。那些能够达到极其明察、探察幽隐地步的方法，难道不正是圣智吗？它造成的危害，哪里数得清呢！所以，即使获得百倍的利益，也还不算很多。不能辨析名分，就不能同他谈论道理；不能确定名分，就不能同他讨论事实。凡是名称产生于形状，从来没有形状产生于名称的。所以有这样的名称，必然有这样的形状；有这样的形状，必然有它的区分。仁不能称作圣，智不能称作仁，这样各自才有其实际内容。能够察见极其细微之处，是明察的极致；能够探查、推测隐蔽潜伏之事，是思虑的极致。能够穷尽最高的明察，难道不是圣吗？能够穷尽所能达到的思虑，难道不是智吗？考核实际内容而确定名称，再由此观察如何断绝圣智，就可以不再迷惑了。敦厚质朴的德性没有彰显，而名声、形象的美好却显著并受到崇尚，于是人们修饰自己所崇尚的东西，期望获得声誉；修饰自己所奉行的东西，希望得到利益。为了求誉求利而勤勉行事，名声越美好，内心就越趋于外在；利益越厚重，内心就越加争竞。父子兄弟之间怀有亲情，却失去真率；行孝不再凭诚心，施慈不再凭实情，这大概都是显扬名声、标榜品行所招致的。担忧风俗浅薄，于是标榜名行、崇尚仁义，反而更加造成这种虚伪，何况那些比这更卑劣的术数呢！所以，断绝仁、抛弃义来恢复孝慈，也还不算宏大。城墙越高，冲撞攻取就越会产生；利益一兴起，索求就会更加深重。如果确实保持无欲，即使有赏赐也不会偷窃；如果私欲任意实行，机巧逐利就会更加昏乱。所以，断绝机巧、抛弃利益，改用减少欲望，即使盗贼不再出现，也还不足以称美。圣智，是才智中的杰出者；仁义，是行为中的伟大者；机巧和利益，是功用中被认为好的东西。如果根本不能保存，却兴起这三种美好，祸害仍会如此，何况那些以术数求利的做法，更会因此忽视质朴！所以古人感叹说：太深了，万物是多么难以觉悟啊！已经知道“不圣”并不是圣，却还不知道圣也不是真正的圣；已经知道“不仁”并不是仁，却还不知道以仁为名的做法也会成为不仁。所以，断绝圣智之后，圣人的功业才能完整；抛弃仁之后，仁德才能厚实。厌恶强大，并不是希望自己不强大，而是因为刻意逞强就会失去真正的强大；断绝仁，并不是希望没有仁，而是因为刻意行仁就会造成虚伪。有意经营治理，反而会导致混乱；刻意保守安定，反而会导致危险。把自身置后，反而自身居先；但自身居先并不是靠把自身放在前面而能做到的。把自身置于外，反而自身得以保存；但自身得以保存并不是靠刻意保存自身而能做到的。功业不能据为己有，美好不能拿来利用。所以，必须取得作为功业根本的东西罢了。篇中说“既然知道它的子”，就一定要“重新守住它的母”。探究这个道理，哪里还有不能畅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