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东岩集》。别集类第五。明。提要。臣等恭谨考察：《东岩集》六卷，为明代夏尚朴所撰。尚朴字敦夫，东岩是他的号。永丰人，正德辛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尚朴曾受业于娄谅，所以《明史·儒林传》把他附在娄谅传中。然而《明史》在薛瑄传末又说，薛瑄的门人有周蕙，周蕙的门人有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却与娄谅传中的记载不相合。考察传末只叙述薛敬之、李锦、王爵三人的事迹，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夏尚朴，那么薛瑄传中列出夏尚朴的名字，大概是衍文吧？娄谅以“勿忘勿助”为持敬的功夫，胡居仁、罗顺钦多讥讽它接近禅学；而史书记载夏尚朴常说：“刚一提起念头就是天理，刚一放下念头就是人欲。”魏校极力称许他。王守仁年轻时也曾向娄谅学习，但王守仁赠给夏尚朴的诗中有“舍瑟春风”的句子，夏尚朴则回答说：“孔门沂水春风的境界，并不超出虞廷敬畏之中。”至于他说“心是用来穷究道理的，不能完全穷尽道理”，又说“学习不难在把万理贯通为一，难在面对万事万物的差异”，这些都与王守仁“即心即理”的学说大不相同。他又写信给湛若水，反复以“厌恶平常、喜好新奇”为戒。他的语录中又选取陈献章论学的诗，逐一为它们作笺注，指出其中的错误。正德年间，学术逐渐分歧，而夏尚朴独自严格遵守先儒之说，不发表高深空泛的议论，可以说是笃实之士了。至于他论说《中庸》分为八节，独不采用朱子的说法，这属于见仁见智，各人都有所得；他不苟且附和，也正是他不故意求异。史书记载他所著有《中庸说》《东岩文集》，这部书是他的女婿刘宾编纂的，把语录《中庸说》作为第一卷，与文集合编为一部。史书大概依据的是这些著作最初分别刊行的版本。夏尚朴本是讲学之士，并不以文章工巧见长，然而他的言论醇厚正大，当然也不违背大雅之道。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东岩集》卷一。明代夏尚朴撰。○语录。

译卓然挺立，振起这颗心，便会有天旋地转的气象。求学的人涵养这颗心，必须像鱼在水中游泳一样，才行。刚一提起，便是天理；刚一放下，便是人欲。君子的心，一丝一毫的恶都容不下，就像人的眼睛里一点尘埃也容不得。求学的人必须收敛精神，好比一炉火，聚拢时光焰四射，刚一拨开便昏暗了。平常读到“与点”这一章，只说曾点胸襟洒脱，是尧舜的气象。近来读《二典》《三谟》，才知道兢兢业业也是尧舜的气象。我曾把这句话告诉詹双门，困夫困夫说：“这话很对。”先兄复斋有诗说：“即使像曾点那样，具备尧舜的气象，也怕有多余的风气流入老庄。”由此可知，前辈的聪明才智，也曾看到这一点。朱子说：“颜子的快乐平淡，曾点的快乐则忙乱不安。”近来读《击壤集》，邵尧夫的快乐与曾点相比，更加忙乱。程子说：“持敬，心中自然和乐；所谓和乐，只是心中没有事情，这才是孔子、颜子的快乐境界。” 道理是甜美的东西。朱子《训蒙诗》说：“行走时心中安宁，思考时得到余甘，甘味充溢在牙齿之间。”这不是比喻。不必问这颗心安静还是不安静，只须问这颗心恭敬还是不恭敬。恭敬了，心自然就安静了。好比桶箍，刚一放下便四散开了。白沙说：“就是这个道理。”宋代儒者已经把它说得很完备了。我曾厌恶它过于严厉，这与东坡所谓“要和伊川打破‘敬’字”的意思相同。大概东坡学习佛法，而白沙的学说接近禅学，所以才这样说。然而我曾考察程子的说法：“能够领会的人，心境活泼泼地；不能领会的人，所谓会，只是在玩弄精神。”又说：“与其只承认内在而否定外在，不如内外都忘却。内外两忘，心就澄澈而无事了。”又说：“内心必有所事，但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它，却从未用过一丝一毫的力量。”这就是存养它的方法。朱子说：“刚觉察到间断，便已经接续上了，何曾过于严厉呢？”至于发用之处，天理与人欲之间不能容纳丝毫间隙，反省、察验、克制、治理不可稍有迟缓。看《二典》《三谟》，君臣互相告诫，其严厉超过三代，这也值得厌恶吗？李延平说：“人在白天不至于被外物束缚、丧失本心，那么夜间的清明之气就会更加清纯。夜气清纯，那么清晨还没有同外物接触时，澄澈虚明的气象自然可以看见。这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的气象。” 我们儒家的学问，在静的时候也必须有实质。好比果核，虽然还没有发芽，其中却自有一点生机。佛教、道教所说的静，只不过是虚无寂灭罢了，如同枯木死灰，哪里还会有实质呢？上古以来，人都质朴诚实。周朝末年文饰胜过质实，忠信之道衰落。因此孔子一开口，常说忠信。如林放问礼的根本，子夏提出礼后于财的疑问，都深合圣人的心意，所以孔子急切地加以赞叹。一部《论语》，多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乾卦》论圣人的学问，也说忠信；因此进德修业、修饰言辞，树立诚意才能守成事业。如今人们谈王道、霸道，说玄妙、奥妙，反而不如前辈质朴诚实。圣人保存许多描写淫奔的诗篇，不只是可以用来惩戒、纠正人的放纵志向，也是想让做君父的人深刻通达男女之情，严格内外的区别，以杜绝淫乱的萌芽，制定嫁娶的礼制，按时婚姻，使内外都没有怨女旷夫。所谓诵读《诗经》必须通达政治，这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持敬并不是装饰外在事务，而是我心本来应当如此，有不能不如此的道理。平常验证它，恭敬时心便安定，刚一放下，心便不安了。所谓敬，只如俗话所说，时时振作精神。理与气相合，就是浩然之气；刚一违背理，就是客气。义从内心产生，就像快刀利斧劈过去，使每件事都合乎适宜。这叫集义；如果专门致力于矫饰、顺从外在要求，就是义袭。“袭”字如同袭用皮衣的“袭”。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万事，又以静为主，从而树立人的最高准则。下面的注释说：“没有欲望，所以安静。”中正仁义是理，以静为主是心。正因为心中无欲而安静，这个理才会自然地在动静之间周流不息。看《通书》所说“无欲则静虚，动直”，就可以明白。以静为主的“静”，不是与“动”字相对，而是《大学》“定、静”的“静”。集注说：“静，是说心不妄动。”就是这个意思。求学固然要在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但如果这颗心还不能做到无欲，即使想存养、省察，也没有下手之处；只须使这颗心淡泊而无欲，那么静时自然虚明，动时自然正直，哪里还用得着人为的力量呢？程子说：“认识了这个道理，以诚敬保存它，不须防范检点，也不须穷究搜索。心一懈怠就需要防范；心如果不懈怠，又有什么可防范的呢？”道理有尚未明白的地方，所以必须穷究搜索；存养久了自然会明白，何必等待穷究搜索？这同《通书》的话相互表里。朱子说周濂溪“无欲”一章的意思很高，最终很难使人领会。然而朱子曾说：“有人想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如写字、作诗之类，起初念念不忘地想做，怎么也压制不住。如果能把圣贤的话玩味到心里，时间久了，不知不觉间，这些念头就剥落消失了。”康斋给杨德全作序又说：“天理和人欲彼此消长，就像秤的形势，这边重了，那边就轻。你回去静静打扫一间屋子，取圣贤的书来，安坐着读它。”又说：“时间久了，仰慕道、希望成为贤人的心胜过了其他欲望，物欲自然会退避。”以诚敬存养内心，再用涵泳经义来浇灌它，这样此消彼长，又何必担心人欲成为我的累赘呢？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心，人如果以救助人、利益万物为本心，就会同天地之心相契合，理当得到上天的福佑。所以说：“永远思量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祉。” 问治理家业的方法：耕田读书罢了。问求学的方法：知行罢了。问治理政事的方法：教化养育罢了。问养生的方法：除去那些损害生命的东西罢了。问修养德行的方法：除去那些损害德行的东西罢了。问治理百姓的方法：除去那些损害百姓的东西罢了。欲望多，事情就多；欲望少，事情就少；没有欲望，就没有事情了。我朝宰相的功业，应当以李文达公为首。虽然他在父母丧期夺情起复，得罪了士大夫的舆论，但他能够舍弃自己的女婿程篁墩，而选取罗一峰为状元。英宗皇帝征召聘请吴康斋，礼遇非常隆重，这都根本上有赖李公辅佐引导的力量，使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直到今天仍没有衰微。这一点也是值得取法的。

译朱子《语类》解释“敦厚以崇礼”说：“有人敦厚却不崇尚礼，也有人礼仪文饰周密却不敦厚。所以敦厚还必须崇礼。”这个解释胜过《集注》。由此推论，这一节应当每一句各自成为一个意思，重点在几个“而”字上，不必分属。存心和致知，大概有人尊崇德性却不讲求学问，也有人讲求学问却不尊崇德性。所以尊崇德性还必须讲求学问。柳下惠可以说达到了广大，但精微之处或许还没有穷尽，所以达到广大还必须穷尽精微。伯夷可以说达到了极其高明，但考察他与《中庸》或许还不完全相合，所以达到极高明还必须遵循中庸。又《集注》把尊崇德性看作存心，用来穷极道体的广大；把讲求学问看作致知，用来穷极道体的精微。我恐怕也未必如此。我私下认为二者都有大小之分：如涵养本原是大，在一言一行上谨慎是小；穷究道理的大原大本是大，连一草一木也必定穷究是小。我曾把这个意见向魏子求证，他一开始就认为是对的，姑且保存下来以备参考。有善而无恶，是性；喜好善、厌恶恶，是情；主张行善去恶的心，是意。诚意，就是行善去恶的心十分恳切的状态。张子说“心统摄性情”，程子说“性就是理”，又说“心像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阳气发动之处就是情”。朱子说“灵明的是心，真实的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载、包容、施行和发动的”，又说“心是气的精爽”。我认为，心没有形体，是人身中一点灵明之处；其中所具备的理就是性。佛教徒只把那灵妙之处指作性，把理看作障碍，所以成为异端。后世儒者本来学习圣贤，只是源头上认识得不真实，所以流入异学而自己不知道。如告子把知觉当作性，陆象山的学说以收拾精神为主，至于他的门人杨慈湖论学，常说“心的精神叫作性”，所以朱子斥责它为禅学。近来诸位先生以良知作为话头来引导后学，恐怕免不了这个弊病。朱子《训蒙诗》说：“性被蒙蔽于源头，学习失去真实；异端乘隙而入，祸害更加深重。”推究气禀的根源，始于无极，只有这一图传达了圣人的心法。这本来是家常茶饭一般的道理，只是恐怕诸位先生说得太甜美了。程子说：“持敬，心中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朱子说：“近来江西诸位先生喜欢谈寻乐，我说，寻到苦涩的地方，才会有快乐的好消息。没有不下功夫却能快乐的人，这话很有意味。” 过去在滁城门外，看见有人提着一大串钱，偶然因为绳索断了，钱散落在地上，无法收拾，于是领悟了“一贯”的旨意。道理散布在事物之中，必须有这颗心才能统摄；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就会散乱而没有统属。仁是心的德性，就像桃仁、杏仁一样；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里面便坏了，怎么能使生机向外发达呢？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不必十分修饰，只要有一丝取悦于人的意思，就是巧言令色。知道这一点并谨慎对待，就是实行仁的方法。所以说：知道巧言令色不是仁，也就知道什么是仁了。人不能被别人理解，却有一丝一毫不平的念头，就是心中的渣滓还没有完全融化，怎么能成就德行呢？一斋曾有诗说：“求学若只求别人知，养心何以须厚积？还须多多涵养。君子的心像止水，不让一点点微波搅动。” 《遗书》说：“仁者浑然同万物一体，义、礼、智、信全都是仁。认识这个道理，只须用诚敬来存养它。”又说：“求学的人认识了仁的本体，确实在自己身上具备它，只须用义理来栽培；例如探求经义，都是栽培的意思。用诚敬保存它，再涵泳经义，以栽培浇灌它，希望生机枝条通达，自然有不能停止的趋势。然而必须先认识这个道理，就像五谷一样；不知道种子，难道不会误把稊稗认作五谷吗？即使极力培土施肥，也只能长成稊稗罢了。近世儒者有人用尽一生力量，最终流入异学而自己不知道，正是因为没有认识这个道理。” 陆象山的学说以收敛精神为主。他说：“精神一松散，便散掉了。”他的门人杨慈湖论学，只说心的精神就是性，除此一句再没有别的说法。这就是它接近禅学的原因。朱子说：“把精神收敛在这里，才看得尽道理。道理看不尽，只是因为心不能专一。”这样说才没有弊病。我们儒家说唤醒，佛教也说唤醒。但我们儒家唤醒这颗心，是要照管许多道理；佛教则只是空泛地唤醒它。穷究经书，必须探求古人施行的地方。尧难道不知道舜贤能吗？如果一旦突然任用他，难道不会反而给舜带来祸害吗？所以尧先让他历任诸职，交给众人公议认可，而不是直接任用。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就是如今所谓的驸马；又任命他为司徒，掌管百揆、四岳，等到他的声望显著之后，才命他代理帝位。这样仍然有四凶作乱的忧患，大概驩兜、共工、鲧都是有功旧臣，一旦骤然处在舜之下，能没有怏怏不平之心吗？舜于是把他们放逐，因此天下才开始归服。周公是王室至亲，任冢宰，代理国政，三叔散布流言来离间他，周公避位居住在东方；后来成王醒悟，迎接他回来，三叔于是挟持武庚叛乱，周公奉成王命令东征，天下才安定。后世的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少年，一旦起来议论天下大事，理当被绛侯、灌婴一类人嫉恨。程伊川以布衣身份被召用，朝中还有诸位先生作为他的羽翼，仍然免不了有涪州之行。我朝英宗复辟时，李文达公想起用康斋，担心受到浮泛舆论阻挠，便在朝中同石国公商议，石国公慨然托李公写荐章。英宗派行人奉敕书征召他，到了之后礼遇非常隆重，于是授任左春坊左谕德；他极力推辞，不肯任职，英宗又赐敕书，派行人送他回去。当时如果接受职务，恐怕也不能安稳地处在那个职位上。由此看来，古今人情和世事变迁，恐怕也没有太大不同；必须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在位，才可以有所作为。“精一执中”若从处理事情上说，平常遇到困难，处处群疑并起，既想这样，又想那样。在这种时候，必须把私意全部搁置起来，竟然分不清哪个是人心，哪个是道心，所以一定要精审地察看，使二者的界限分明；又必须专一地守持它，使它不被私欲夺走。这样就是“允执厥中”。大概过与不及都属于人心，只有道心才是中。

译尧的学问以敬为主，以执中为用，这是万古以来心学的源头。舜告诫禹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说：“敬慎啊！谨慎对待你所处的职位，恭敬地修治它应当修治的事务。”愿意说“钦”、说“中”、说“敬”，都本于尧而加以发挥。并且在精一执中之外，还要考察古代、征询众人，比尧更加周详。大概一定要这样，然后道理才能融会贯通，也差不多可以把握中道了。近世论学，直接想从自己的良知中得到满足，却说诵读、学习、讲解是支离破碎，任凭意气径直行事，把凡是出于粗疏之心、浮躁之气的行为，都指作良知的本来面目。然而这种说法蔓延开来，已经成为天下的祸害。推究它的来源，大概是白沙的学说首先倡导的。所以说：“求学的人对于是非的源头，若有丝毫差错，祸害就会流及百姓，灾祸还会延及后世；这是有足以验证的事实的。” 道好比一条大路，难道很难知道吗？等等。我平常最喜欢这几句话，它们明白痛快，使人有下手实践的地方。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这样，侍奉兄长这样，说话这样，做事这样，待人接物这样，各自都有一定的道路，真像一条大路。只是人遇到事情时，往往胡乱应付过去。如果每件事都肯进入思考，心中自然有一个本来应当如此的准则，何必向外求取呢？所以说：“你回去求取它，就有多余的老师了。”假使曹交在门下，教导他也不过如此。《集注》却说这是教他孝悌，不允许他在门下受业，恐怕不是孟子的本意。有车马时，才同别人共享；没有车马时，怎样才算有功劳而可以不自夸？没有功劳时又怎样呢？这两件事都很微小，却有所待于外物。孔子只根据眼前的事情来说，所谓随手拈来，处处都是道。如师冕来见孔子，就是“使老者安”的意思；阙党、互乡的童子都能见孔子，就是“使少者怀”的意思。在家中就这样实行，在乡里就推广到乡里，在朝廷就推广到朝廷，在天下就推广到天下；到了天下，就必须制定田里制度，教人种植、畜牧，使老人穿丝帛、吃肉，使年轻人不饥不寒。又如三位弟子都想得到一个国家来治理，曾点也只是根据眼前来说，表现出和春天一样温和、滋育万物的气象，同圣人相同，当然会得到圣人的赞许。所谓收回放失的本心，并不是用心去捉住心。心发于义理的，就是本心，应当把它推广实行；如果发念不正，或者念头虽正却没有在适当时机发出，以及泛泛的思虑，才叫放心。要在它放失的时候立即提挈转回，便没有问题了。伊川说：“心本来是善的，流变成为恶，就是放失。”这句话比诸儒的说法都精当。人的思虑多半是触类旁通地产生，不能安宁止息。《通书》所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就是这个意思。“朋”是同类的意思。试着就在思考之处追究思量：为什么会想到这里？反向推求上去，就自然可以看出它的根源。禅家称之为葛藤。所以要长久存养、长久觉察，刚一觉察到它，便把它截断。过去在山东，我答复都宪唐虞佐的信说：“近来诸位先生的议论过于高远，考察他们实际达到的成就，多半不能使人满意。比如枫山先生做人，只是一味纯诚，与别人相比，省去了多少气力。如今已经声名震动海内，这才知道关于忠信与骄泰得失的话是有意味的。我正想从这里下功夫，只是回顾自己的学力微薄，无法胜过深重的习俗，这是令人害怕的。” 如果贪恋富贵、厌恶贫贱，还不用说能不能得到富贵贫贱，单是这种贪恋、厌恶的心，已经同仁分离了，怎么还能做下面细密的存养功夫呢？所以周濂溪论学，以无欲为要；他论颜子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也一定先以能够看见大道为前提。周濂溪这个议论，实在超脱，所以他的胸襟应当像和风光照、雨后月明那样洒落吧？委吏就是如今所说的仓官，即使由大圣人担任，也不过是谨慎管理出纳，使会计核算得当罢了。乘田就是如今的上林苑，即使由大圣人担任，也不过是按时管理水草，使牛羊茁壮成长罢了。哪里还能稍微增加什么呢？由此看来，凡是做官执政，不论职位高低、事务繁简，只须尽到职分中应当做的事罢了，不必强行卖弄才智，乐于纷纷更改，以取得显赫的声誉。至于做宰相，也不过是顺从天下的公议，进退天下的贤才，选择才德出众的人，分布在重要职位上，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事务，辅佐成就君德，上合天心，使没有水旱、疫疠之灾，人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服，那么宰相的职责就尽到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呢？朱子说：“没有性气的人，做和尚做不成，修道也修不好。”过去一斋在康斋门下受业，康斋一见就喜欢他，说：“老夫聪明而性情刚强，你也是这样。聪明而性情刚强，小儿璨；聪明而性情不刚强，……” 康斋有一天画了地狱图，让人叫一斋来看，说：“求学的人必须亲自做细小的事务。”一斋早年豪迈，不屑于细务，因此改变志向专心求学。在书馆时，即使是打扫之类的事，也一定亲自去做，不责备家僮。康斋有斋规：凡是从四方来求学的人，若只是泛泛往来，来拜见时就命令不必通报。大概因为世上已经没有老师，不得不以师道自尊。一峰尚未中第时，有一天同廖简来访，康斋不出来。当时一斋在那里，说这也是有志向、有名望的士人，为什么不见？康斋说：“我哪里有工夫见这样的小后生呢？”康斋让自己的儿子准备饭食招待他们，便告别了。一峰非常不高兴，写信给四方士大夫，有“击鼓声讨他，不容许他在名教中作怪”的话。康斋好像没有听见，当时张东白也跟着附和。一斋对他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并立，后世自然有公论。假使后世把康斋看作小人，把二位兄长看作君子，那当然没有疑问；倘若后世把康斋置于君子之列，不知道二位兄长将处在什么地方？不如虚心等待天下的公议。”于是议论便平息了。尧想寻找贤人，把帝位让给众人，众人都以舜来回答。因为舜能够以孝使亲族和谐，成王命令君陈继承周公治理洛地，独独取法君陈的孝友，也可以看出孝悌是人道的根本，求学者首先应做的事情。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求；事情本来容易，却到困难处去寻求。”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观察这一点，就更相信这话了。心必须有所作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安置在义理上，就是心有所存，难道要等到整天闭目跌坐、茫然无所用心，才算存心吗？

译我曾怀疑“腔子”并不是神明所居的地方，仍像世俗所说的■〈日匡〉当；这里的“■〈日匡〉”是指理而言，意思是这颗心要常在理中，稍微违背理，就出了■〈日匡〉当之外。这样说来，满腔都是恻隐之心，便说不通了，不如照旧说法为善。大概心好比门轴，门轴稍微出了轴臼之外，门就推移不动了。这颗心如果在躯壳之外，不在神明所居之处，那么凡是应事接物就没有主宰了。连同这一说法一并录在这里，等待遇到有道之人来订正。古人之所以重视论心，原因就在这里。耳朵的听力止于数百步之外，眼睛的视力止于数百里之外，只有心的思考能够进入没有间隔的境地。即使在数千万里之外、数千万年以前，一动念便仿佛在眼前。凡是道理的精微之处，不能直接追问究竟的，也可以通过思考而通达。这就是神明，所以说思考叫作睿，睿智成就圣人。陆象山的学说虽然以尊崇德性为主，却也并非不讲求学问；只是他尊崇德性、讲求学问的方法同圣贤不同。程子论仁，说认识这个道理，只须以诚敬存养它；又说认识仁的本体，确实在自己身上具备它，只须用义理栽培。这是说认识应当先于实行，必须先认识道理，然后才有下手之处。陆象山的学说认为，只要能收敛精神，在这里应当有恻隐之心，就自然有恻隐之心；应当有羞恶之心，就自然有羞恶之心；从羞恶之心再也不必等待扩充。这同告子不知道性是理，而把所谓气当作性相同；即使能够坚持、勉强克制，达到迅速不动心的程度，反而足以伤害心。朱子说：“用天下的道理处理天下的事情，用圣贤的心来观察圣贤的书。”陆象山所引用的许多书，往往是强行驱使圣贤的话来迁就自己的意思，多半不是圣贤立言的本意。比如说颜子做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难；仲弓精神不如颜子，然而用力却容易，等等。这同程子所谓“资质美的人，能够把道理完全明白，渣滓便完全融化；其次只能以庄重恭敬来持守涵养，到了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不同，难道只是文义上的差异吗？其他这一类的情况不胜枚举，试着取他的语录和诸书来读，自然就能看出来。长生久视的说法起源于老子、庄子，恐怕只是寓言。人生在世，不过短暂的一会儿罢了。看不破的人忙忙碌碌，即使活一百年，也仍然像早晚之间那么短。若能看破，超然于万物之外，一天哪里只是胜过一百年？东坡诗说：“无事时这样静坐，一天胜过两天。”如果活七十年，便等于一百四十年，似乎也是有所见地的。世人不能醒悟，反而相信长生的说法，岂不是在痴人面前说梦话吗？井田制、封建制，有人认为可以恢复，有人认为不可以恢复，即使程子、朱子也没有确定的结论。看孟子同宣王谈王道的两章，其中有可以恢复的道理。大概在法制尚未完备时，暂且顺应天地自然的利益，加以节制、爱护和养育；既取得民心作为基础，然后全面施行法制和等级制度的详细安排，极力发挥裁成天地、辅助万物的道理，想做什么都可以。孟子真是承继圣道、辅佐天下的大圣贤，朱子的训释详细明白，可以说得到了孟子的旨意。善于治理的人，应当取法其中的精神来施行；所谓善于处理，有办法，期望几年之内不判一个人刑罚而使井田制得以恢复，说的就是这个。大概必须有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在位，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布在朝廷内外；凡是贪官污吏、欺骗君上、残害百姓的人，全部罢免；广泛储备财物而节省冗费，劝导农桑而惩罚游惰，使百姓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然后同通晓治体的人共同讲求经制的详细办法，或许才有可以恢复的地方。程子说：“上天生出一代的人才，自然足以完成一代的事情。”正是说这个。如今的滕县就是古代的滕国，我曾经经过那里，那里多山涧和高低不平的坡地，突兀难以开挖沟渠，雨水和泉水也不能蓄积。孟子劝滕文公实行井田制，不知该怎样规划，但也只是根据古法告诉他。到最后却说：“至于使它得到润泽，就在于君和您了。” 中原地势平坦开阔，绵延数千里，可以实行井田制。然而土地高、水势低，雨一下就深入土中，难以开挖沟渠。恐怕古今条件不同，只适合划定田界来种豆、麦；稻田则很难靠人力开成井田。江南多稻田，苏州、松江一带地势宽平，可以规划井田。然而那里水涝很多；其余江、浙各处，山多地少，土地宽窄不同，应当依照程子的说法，按土地的宽窄来实行。不能划成井田的地方，只须划定田界，使每人各得一块田，以不失去八家同井的精神为宜。大体说来，南渡以来的诸儒远离中原，只根据纸上文字立论，他们的说法不能实行。陶渊明之后的选诗中，很少有佳作。唯独康斋的五言诗，都是直接从胸中流出，冲淡和平，足以继承清雅的声调。不长久吟咏体会，就无法看出这一点。朱子说：“如果曾经用力学习陶渊明的诗，然后才知道陶渊明的诗不是用力所能达到的。”我对康斋也是这样认为。过去在南都，我同黄撝之谈论康斋的诗，他还记得两句：“红日漏过窗棂，春睡醒来；满庭芳草，落花自闲。”考察康斋的诗集，却没有收载。又有《宿鹅湖寺》诗说：“荣辱不惊的孤枕客，四更时云开月出，吐出寒光。”又有《旅次》诗说：“空窗前一榻安稳的梦，人在春风中醉卧于碧桃之间。”如果不是长期涵养，得到深厚的夜气，哪里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康斋的诗喜欢说“梦”字，如“一枝姑且栖息梦中的身躯”，又有写给一斋的诗说：“年老以来早已看淡浮世，重新相逢真像在梦中相求。”他确实能看破世事如梦。观察浸种，就知道养心的方法。农家浸种，等到水分滋润透彻，然后捞起沥干，摊在太阳下，使干湿适宜。用稻草包好放在筐里，过二三天后，又取出来用温水洒湿，拌匀后仍像以前那样包裹。这样做三四次，和气熏蒸，萌芽就全部向外生长了。人的心，生长的道理本来具备，和谷种一样；不知道养护它的方法，就无法向外显露。如果能用敬来涵养，不忘记也不助长，使它具有春日和暖的意味，那么善端自然萌发显著。又必须涵养经义，天天浇灌它，那么它发荣滋长，自然有不可遏止的趋势。所谓“如果得到养护，没有什么不生长；如果失去养护，没有什么不消亡”，说的就是这个。程子说：“心像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阳气发动之处就是情。”朱子说：“好比母鸡抱卵，看起来抱着有什么暖气？只是因为它一直抱着不离开，才会成为雏鸡。如果把热水浇上去，热水很快就冷了；一停下来就会变冷。”这话最能恰当地描写其中的情状，所以一并记在这里。

译京口丁补斋先生任本郡副职时，常常巡视各部到山中，在里之普照寺休息，我曾经侍奉受教。先生问我怎样叫作明德，我用“心”来回答。先生说：“既然说是心，为什么不说是明心？如果说是性，为什么不说是明性？”我思考后无法回答，便请教他。先生背诵《管子》的话说：“思考它，思考它，再反复思考它；思考而不得通，鬼神将使它通达。”你姑且回去思考。退下后，我根据朱子解释明德的义理，反复思考。有的人问：“明德是心还是性？”朱子回答：“心和性本来有区别；灵明的是心，真实的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贮、包容、承载、施行和发动的。”由此我恍然有所领悟，从此读书不敢草率。后来稍有所得，都是丁公这一问的力量，我终身不敢忘记。近年明德寺荒废，僧人迁走，我从官府手中买下遗址，建了几间屋子，题匾为“明德堂”，于是写下这些话给子侄看，使他们知道应当把心用在哪里。补斋名玑，字玉夫，精通理学，最终任广东提学副使。我过去有志于求学，却不知道操持心志的要领，不免过分把持，常觉得有一样东西堵在胸中，虽然想忘掉它却做不到。在南监时，有一天经过东华门墙下，看见有人卖古书，摊在地上，我偶然翻检，找到《四家语看》；其中有黄檗禅师回答裴休的话：“当下就是，动念便不是。”站立片刻，我忽然觉得胸中仿佛有一块石头砰然落下，再也没有累坠，这才知道禅学确实有感动人的地方。后来读程子、朱子的书，看到他们说得下手处十分明白痛快，只在人能不能领会罢了。所以说：“我们的道自足，何必向旁处求取。” 圣贤的训诫，明白恳切，没有不希望人通晓的。白沙的诗却喜欢写隐晦深奥的话；至于他论学的地方，隐藏形迹，不可追问究竟。而甘泉的注释又曲折回护，好像在斟酌解释隐语，而且多半不是白沙的本意。况且诗歌自汉魏以来，直到唐宋诸位大家，都有典范法则；到了白沙，则自出机杼，喜欢写跌宕新奇的语句，使人无法追随。大概他的诗取法于庄定山，庄定山又取法于刘静修，格局、意气极其相似，诗学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古选诗和陶诗等作品接近古风。朱子说：“作诗必须从陶渊明、柳宗元的门庭中来，才好；否则无法表现萧散冲淡的情趣。”又说：“李白、杜甫的好处，多半来自古选诗。”又说：“杜诗在夔州以前像画一样，夔州以后自出机杼，纵横突兀而不能拘常；不过这种改变大体是难事，必须改变而不失其正；如果改变而失去了正道，还不如守住古本更好。” 白沙诗说：“桃花纷纷点落在钓鱼船上。”又说：“红色荷花在浪里，枕着书睡眠。”又说：“美人家住红云岛，想要前往追随她，江水却很深。”也可以说是风流豪杰之士。又说：“青阳发动，芳草在白日下使行人悲伤；愁苦的人知道长夜漫漫，远行的客人怜惜流逝的年华。南来的雁知道天气寒冷，归来的人观看月色。年老了又逢新的岁月，春天到来仍有美丽的花枝。”这些句子，确实不减盛唐诗歌。《有学有觉篇》说：“有学吗？没有学吗？有觉吗？没有觉吗？”大概是说学习可以达到觉悟。“先难后获”一句，是求学的要领。于是便如同价值千金的酒壶、价值万金的诺言。人能够从事于其中，自然天机活泼，有难以向人说清的境界。这就是觉悟之处、收获之处。何必谈求得山涛之杖、临济的偈呢？恐怕甘泉的注释不是这位先生的本意。白沙论学，取法于周子以静为主的说法，这是对的。但恐怕他还没有领悟“因为无欲所以安静”的旨意，常常教人静坐。如他说：“怎敢躲避逃禅的讥谤，完全把它作为成圣的根基。”又说：“在蒲巷坐破千峰之月，随手推开六合的尘埃。”即使因此获罪于名教，也有不顾惜的地方吧。周子说：“一就是要，无欲就是一。没有欲望，静时就能虚明，动时就能正直。”又说：“欲望越来越少，少到最终归于无，诚信就能树立，明达就能贯通。”这与“克己复礼”的意思相同。如今若不先提起这颗心来作主，却只在视、听、言、动上下功夫，渐渐求达到少欲、虚静的境地，甚至想闭目盘坐，把这颗心放在空无一物的地方，那么私欲的根由什么来除去，本体又凭什么能够虚明呢？程子说：“坐忘就是坐驰。”朱子说：“想要闲适，反而越不得闲；想要安静，反而越不得静。”又说：“比如读书来探求义理，处理事务、接待人事来求其合乎道理，那么所求的本来就是我的心。何必一定要呆坐独处，才算存养此心呢？”若不是洞见心体的妙处，怎么能说到这个地步？我读了白沙与东白论学的诗，恭敬地在下面略写几句话，等待有道之人指正。

译古人抛弃糟粕，糟粕并不是真正的传授。我认为，六经是承载道理的文章，其中保存着圣贤传授心法的内容；既然如此，却说糟粕不是真传，为什么呢？多么微小啊，一勺水积累起来，也能成为大河。也有不靠积累的，源头本来就涓涓流淌。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由积累而成的。孔子从立志求学开始，直到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孟子从善、信开始，直到达到圣神的境界。朱子说：“我的学问，确实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而得来的。”又说：“我到六十一岁才领会到这一点。假如去年死了，那就白费了。”如今却说事情不由积累而成，难道不是释氏所说的“一跃便直入如来之地”吗？达到无有，反而达到极动；达到至近，反而达到神妙。由此发用便无穷无尽，收摄藏蓄则深极如泉源。《中庸》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路。”道的本体和作用，不过如此，可以说已经十分明白了。如今却偏偏去谈玄说妙，反而增加求学者的疑惑，他们从哪里下手呢？我若能掌握其中的关键，何必再窥看古书？学习最怕不用心，用心又容易增添牵缠；本体本来是虚明的，形迹却是实在的，树立根本贵在顺其自然。戒慎和恐惧，这句话并没有说错。后来的儒者不能省察，事情的差错往往就在毫厘之间。司马温公、吕与叔、张天祺这些人，都担心思虑纷乱而无法排遣。若真如有些人的议论所说，那么到了程子、朱子，难道反而会有这种毛病吗？程子说：“与其只注重内心而排斥外在，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心就澄澈而无事了。”又说：“应当有所作为，却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又不要助长它，从未用过一丝一毫的勉强之力。这就是存养心性的办法。”朱子说：“刚一觉察到间断，便已经接续上了。这一切都任其自然，完全没有一丝一毫迎拒安排的毛病。”心学的妙处，到这里已经没有剩余了。戒慎恐惧，就是敬。敬有什么具体形影呢？只是这颗心有所存主罢了。刚一提起心，心便安定；刚一放下心，便没有安顿之处。这是人心本来应当如此，也是不能不如此的。若不明白这一点，却把装饰外在事务、过分矜持当作敬，那就是这颗心的毛病了。所以说：“认为没有益处便舍弃它，就像不耕耘禾苗；帮助它生长，就像拔苗助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还会伤害它。” 寄语已经明心的人：素琴本来没有琴弦。这正是无声无臭的境地。《中庸》一部书，从天命所赋的本性说起，把道理全都说尽了，才说到这里。因此程子说：“从下学入手而达到上达，是学习的关键。”如今谈论学问，却不讲下学的功夫，突然就谈上达的妙处，难怪会流入异端之学而自己还不知道。这首诗清新华妙，见到的人争相诵读，却不知道它违背了道，我不能不加以辨析。汤、武放逐、征伐，是为了纲常伦理罢了。万一不幸事情失败，即使自身蒙受篡逆、弑君的罪名，也有所不顾。我们在朝廷任职、在家中居处，凡是有碍于伦理风俗的事情，都必须竭力纠正挽救，难道可以含糊姑息，置之不问吗？先师一斋居家时，把端正风俗作为自己的责任。凡邻里间的搬演杂戏、迎神以及划船之类的事，他一定加以晓谕和禁止，常常因此得罪别人，却并不顾虑。我自从懂得读书以来，幸而得到尊长的信任，已经有四五十年不搬演杂戏、不迎神了。近来邻里有搬演傀儡来禳除疾病的事，很是造成男女混杂喧闹，我心里觉得不安，于是制止了它。因而写下这段话给子侄们看。古代宰相掌管国家的用度，即使天子也不能任意浪费。凡是做家长的，如果不能掌管家中钱粮的收支，以致儿子、媳妇任意花用，祭祀、宴饮等事全由他们概括支配，自己却战战兢兢，只怕触怒他们，这实在失去了《易》中所说严君的意义。这关系到纲常伦理，一个家庭的兴衰全在这里，不可不谨慎。从前我在山东时，和诸生讲解《孟子》第一章。讲完后，问诸生这一章是什么意思，诸生回答说：“这一章是孟子告诉梁惠王，追逐利益会带来祸害，只有仁义从来没有坏处。”我说：“这一章固然是孟子告诉梁惠王的话，但后来把它写入篇章，都是为了教导天下后世，从天子到平民，都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世人只知道利益，一说到仁义，就一定讥笑它，认为迂腐空疏，却不知道利益中只有祸害，只有仁义不求利益，自然没有什么不是有利的。比如甜的东西，吃过以后就会觉得酸；苦的东西，吃过以后才觉得甜。假如一家之长崇尚利益，就会使全家没有不崇尚利益的，于是父子兄弟互相争夺，互相摩擦伤害，必定要到倾覆才停止。假如一家之长崇尚义，就会使全家没有不崇尚义的，于是父亲慈爱儿子，儿子孝敬父亲，兄长友爱弟弟，弟弟恭敬兄长。不要说家门福运如何，仅仅看眼前家庭之间，已经有一派春日般和煦的景象了，还有什么利益能比得上它？不必到远处去寻求，考察一家一乡，也就可以知道了。”又如我们省的宁王，可以说富贵到了极点，却被利欲之心所害，想要做皇帝，事情失败后被械送京师，赐死，家中没有一个活口，宫殿也荒芜成了草莽，利益究竟在哪里？前些日子经过扬州，得以看见高尚书家的事情。尚书一生为人也清廉谨慎，长子淇有才能而能办事，家产积累到数万万。死后，庶弟和他的儿子上奏争夺财产，朝廷派锦衣卫官员会同巡按审问，连累妻子儿女，打得遍体鳞伤，又追缴数万两银子，最后只得变卖田产来凑足奏报的数目，门巷冷落萧条。利益究竟在哪里？说到这里，诸生没有不惊惧的。当时有府官在旁，不觉退后几步，拱手说：“老先生说到这里，令人毛发都竖起来了。”偶然谈到这件事，贞侄等请我把它写下来作为家人的警戒。

译我任山东提学时，都宪王据在东昌府任知府，申报说观城县廪生名额增加得多，想把某县学的某人依次补入。我向两司传达都宪的命令，让他们与某人商议；我又上呈文说：“祖宗立法，权变与经常并用，精密而完备，不可轻易改动。比如学校一事，府廪四十一年一贡，州廪三十缺四年三贡，县廪二十二年一贡，从来没有因为地域处于中原或边远、人才多少而稍微改变制度。至于设置科举，本来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但也限定了解额。会试在京师举行，还要分南北卷，其中的考虑是很深的。实行了一百五六十年，文化大为推行，天下都知道诵习孔子之学，即使海滨的郡县，间或出现杰出人才，也丝毫不比中州少。如今因为某县有员额空缺，便想把某县的人调来依次补充，那么钻营请托的人就会纷纷争起，直到使海滨之人连一个丁字都不认识才罢休。这不是祖宗的法制，本职不敢轻易变动，以免自取扰乱制度的罪责。”事情于是搁置了。近来有人建议，不问入廪时间长短，只把文义考试名列前茅的人充作贡生；有考试不中等第的人便罢归，却归罪于提学。这样将使偏远下等地区没有人才出路，十几年也不能有一人贡入，如何能振兴士子读书？实在大失祖宗立法的本意。因此把它记在这里。滁州省愆录。每一件事，不是失于懈怠迟缓，就是失于急躁，应当警戒。心本来是有作用的东西，却把它置于空虚之处，可以吗？过了几天，警惕的心意比以前松懈了些，应当时时提醒自己。程子说：“一产生懈怠的念头，就是自暴自弃。” 偶然命令仆役把庭院中的荒秽清扫干净，便觉得眼前宽阔舒畅。人若能一旦洗涤清除这颗心，去掉积久习气的污染，那种气象应当会怎样呢？朱子与陆象山学说异同的辨析，前辈已经有定论。仔细看他们的著作，自然会明白。如今只从其中摘取一两处稍微相同的地方，便想把它们合成一体，难道不是所谓不考察根本而只整齐枝末，竟想使一寸高的木头高过高楼吗？近来各位先生大力扶持象山之学，极力诋毁朱子之学支离，大概也是因为没有平心静气、仔细考察他的著作才如此。王钦佩曾对我说：“朱子所著的各种书，有些是早年尚未定论的说法，加上门人记录未能完全得到他的意思，也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读它，只选择其中好的地方。如今王阳明专门选择其中不好的地方来说，难道不是偏颇吗？” 鹰和鱼除了饮食、交配之外，再没有别的念头，所以能够实现飞翔、跃动的本性。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心中却有多少私心杂念，怎么能像鹰和鱼一样呢？必须彻底摆脱这些牵绊，不受丝毫纠缠，才会有这样的气象。大的方面如君臣、父子，小的方面如盐米等琐事，把它们都处理得恰当，这本身就是道。澄澈、虚明，是心的本体。本来不能说它有存在或消失、出或入；所谓存亡出入，只在于能否操持而敬慎，还是放纵而不敬罢了。所谓“范女不识，孟子却知道心”，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给滁州学校诸生的文章。喜欢询问、喜欢审察，并且一定采用其中正确的道理；诵读《诗经》、阅读书籍，并且一定考察作者所处的时代，这样就是汇集天下古今的聪明来成就自己的聪明，其见识就大了。近来各位先生谈论学问，却想只取足于自己心中的良知，并把程朱关于格物、博文的学说说成支离，这样凭什么开启圣人的知见，扩充我心中良知良能的本来状态呢？这就是入门的门径一开始便错了，犹如想让人进门却把门关上。我不得不把这些话告诉诸生，难道是喜欢争辩吗？人家有三件兴盛的要道：积累德行就兴盛，内外都有礼义就兴盛，能够勤劳节俭就兴盛。也有三件败亡的要道：积累恶行就败亡，内外都没有礼义就败亡，奢侈就败亡。尧、舜、禹经过积累和营造，留下深厚的仁德恩泽。到了太康一味尸位素餐，百姓马上就有了二心。由此看来，不能依赖祖宗的德泽，还是自己能够敬德才可靠。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没有生为禽兽，而生为人；既然生为人，又没有生在海外，而生在中国；既然生在中国，又没有生在卑下污秽的地方，而生在大族；既然生在大族，又没有成为庸常之人，而成为聪明才俊、穿儒服戴儒冠的人。这样的幸运，应当怎样呢？如今如果又不肯向上努力，成为真正的人，实在可悲。《中庸》说。

译《中庸》一书，朱子分作四个部分。依我看，应当分作八节来读。首章是一节，杨氏说它是全篇的纲要，可以说领会到了它的宗旨。后面说“费隐”“大德”“小德”等话，是为了终结性与道的意义；说“知、仁、勇”“明善”“诚身”“尊德性”“道问学”等话，是为了终结戒惧慎独的意义；说至诚赞助化育、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是为了终结中和、位育的意义。从“君子中庸”到“唯圣者能之”为一节。首章说“中和”，是从根本存在于心中来讲；这一节说“庸”，是从显现在事情上来讲。事情件件都有天然恰当的地方，精微到了极点，所以反复赞叹它的妙处而感叹它的难处。然而求学的人难道可以因为困难就自行阻止吗？一定要观察得精细，守持得坚定，实行得果断，然后才能把握住中道。这一节从这里发端，到第二十章才终结其意义，已经没有剩余了。从“费隐”到“父母其顺矣乎”为一节，大概是说，道的作用广泛；它所以如此的道理却隐微而难以知晓。学习的人应当在切近、平实的地方下功夫，或许才能尽到自己所应当做的事，明白它所以然的道理。这就是程子所说“下学而上达，是学习的关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从“鬼神之为德也”到“治国其如视诸掌乎”为一节，是说鬼神的情状，以此说明有了诚就有神明，没有诚就没有神明，这都是阴阳屈伸的微妙作用。以此发端，直到下一章，都是讲侍奉死者的事情，用来终结本章的意义，并引起下一章。虽然第十七章如果泛泛地说舜的大孝，似乎与侍奉死者的事没有关系，但舜以平民身份拥有圣人的德行，享有极大的富贵，使宗庙享用他的祭祀，子孙守护他的事业，使宗祀延续无穷，他的孝比武王、周公更为广大。截取一章中的话来说明道理，按这个例子看，就可以明白了。武王、周公的孝被称为达孝，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达鬼神的心意。不是天下最真诚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哀公问政”到“纯亦不已”为一节，大概是承接上一章治理国家的内容。上一章说鬼神的德，显露出一个“诚”字；这一章说修身、从政都以诚为根本，而诚又不能不预先准备，所以极力说明实行诚的功效。后面几章交替谈论人道、天道，每每提出一个“诚”字，不止一次，可见诚是全篇的枢纽，对学习者尤其是当前最急切的要务。从“大哉圣人之道”到“蚤有誉于天下者”为一节，大概是说君子体行中庸的功效，兼及内外、大小两个方面。下面两节说制定礼乐的事情。它承接上一章所说的居上位而不骄傲、处下位而不违背，用来说明中庸的妙用。从“仲尼祖述尧舜”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为一节，大概是说圣人体行中庸的功效，兼及内外、大小两个方面。下面两节说至诚、至圣的道理，承接上一章大德敦厚化育、小德如河流分布的内容，是中庸的最高功效。最后一节概括全篇而简要说明，和首章相呼应。程子说：“《中庸》一书，开头说一个道理，中间分散为万事，末尾又合归为一个道理。开头所说的一个道理，是天命所赋的本性；末尾合归的一个道理，是上天的事业无声无臭。中间的达道、达德、九经的条目，侍奉神明、治理百姓的事情，明善诚身的道理，修德凝道的功夫，制定礼乐的工具，圣明神妙、功业教化的最高境界，没有不具备。”所以我常常冒昧地说：《大学》这部书，体势方正；《中庸》这部书，体势圆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朱子的义理精密，训释详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是从“费隐”以下，把前三章说成费的小端，后三章说成费的大端；把鬼神章说成兼含费与隐、包罗大小；把问政章说成兼含大小、包罗费隐；此后直到全篇结尾，都说是反复推明天道、人道，用来终结第二十一章的意义，我不能没有疑问。因此在上面任意写下我的臆见，哪能得到像朱夫子这样的有道之人来裁定它，以求得正确呢？我曾经冒昧地提出这个说法，私下认为朱子如果再生，应当不会改变我的话。只是我的德行、学问浅薄，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罢了。偶然曾把它拿给兄长的儿子资资看，资资回答说：“朱子也曾分作几个部分，大体上与叔父相同。”于是我查考《大全》中《中庸》的卷首，朱子说：“《中庸》应当分作六大节来看。首章是一节，说中和；从‘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节，说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八章是一节，说费隐；‘哀公问政’以下七章是一节，说诚；‘大哉圣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节，说大德、小德；末章是一节，再次申明首章的意义。”我的意见偶然与此相合，只是“费隐”以下八章这一点不相合。由此才知道，朱子的《集注》《章句》成于早年，其中未免有尚未确定的说法；只是年老将暮，来不及一一修改罢了。看他在临终前还修改《诚意》章，就可以明白。因而在后面写下几句话，也借此向四方君子求正。《东岩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东岩集》卷二。（明）夏尚朴撰。序类。《奖异贤能诗序》。

译我县谭侯在湘南是著名士人，凭《易经》获得乡荐，赴礼部应试，却屡屡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正德丁丑年，他出任我县县令，刚一到任，首先询问民俗。众人都说，我县偏僻地处山中，世代旧家和大族大多崇尚礼义，乡里的小民也乐于耕种桑蚕，没有向外追求的念头；只是其中不时有几个轻薄狡黠之徒，贪财好讼，成为百姓的祸害，不过没有根基，要剔除他们并不困难。只是他们也有才能办事，过去担任县令的人，在事务丛杂、局势急迫时，有人想驾驭利用他们，往往反而落入他们的圈套，以致受到牵制、败坏官事而离职的也有，于是使全县蒙受了刁顽的名声，直到今天还没有机会洗雪。谭侯说：“这确实在于我。”于是把多年来留在官府中、充当民间祸害的人全都登记清除。自此奸邪销声匿迹，百姓得以安宁。谭侯任官、立身，一概以清心省事为根本，门下没有馈赠，官署冷清简朴，全家吃素，过几天才吃一次肉；有时行走在田间小路，全部减少随从和仪仗，所到之处不扰民；礼敬贤人、礼遇下士，兴办学校，尤其得到贤士大夫的拥护。不到一年，政绩声誉大振，传闻于当道。此前铅地百姓有人与大族结仇，便用威势恐吓，犯罪后逃入山谷，占据险要抗拒逮捕来自保，势力相当猖獗。朝廷以此为忧，将事情交给有关官署，出兵围剿捕捉。钦差巡抚都宪孙公亲自到那里，发布檄文让谭侯进入幕府参与谋划裁决，事情得以平定，谭侯也出了很大力量。孙公因此知道谭侯可以重用，特意写信称赞他的突出政绩，派人送去厚重的礼物加以褒奖，使他成为升迁显达的资本。他的僚属黄君等倡议县中的士大夫作歌诗歌咏此事，派人带信到山中，命我为此作序。我曾私下读《中庸》谈“得到上级赏识、治理百姓，根本在于明善诚身”，又说“使亲近的人喜悦”，由此可知，处在下位而得到上官的爱重，也是有道理的，难道一定要像世俗所做的那样吗？谭侯的尊父某先生，曾任博邑县令，不久便弃官归家，享有高寿，是乡邦的老德者。谭侯从小接受庭训，读书作文，修饰自身、修养德行，并且侍奉左右、奉养父亲，毫不违背，礼数很能得到父亲的欢心。他在这里任官，常常深切思念父亲，偶尔与我谈起，便停杯惆怅，有古人望云思亲的意味；若不是他的资质接近诚明，谁能做到这样？难怪他任政不久，便骤然得到上官如此的爱重。如今朝廷急于求贤，凡是有才德而困于下级官职的人，通常都得到选拔提升，分布在台谏、部寺等官署中，担任显要大官的也很多，从未拘泥于科第。谭侯既然受到当道赏识，眼看就会被荐举而起用。他将来大受任用的日子已经不远，还应当以古代贤杰自我期许，以明善诚身作为根本，使日后表现出来的建言明断、施行于事业的成就，光明俊伟，足以让声名光辉流传无穷。这样或许才能报答孙公的知遇，也不辜负诸君歌咏期望的心意。姑且写下这些，等待将来验证。《贺刘君伯凤卜居祈峯序》。三代教导百姓，使用的是有实际功用的学问；后世教导百姓，使用的却是没有实际功用的文章。我看《周礼》大司徒所说的三种教育，根本和末节都完备，全都切合百姓生活日用的实际，不是没有用处的空话。士人入学，大都用这些来教育他们。教育没有取得成效，就让他们回去务农。在那个时候，学校没有滥竽充数的士人，田野没有不务农的农民；得志时，就把所学施行于政事；不幸困穷时，也能自得其乐而不依赖外物。后世先王的教化废弃了，父兄教导的、子弟诵习的，大都只是应举文章。等到年老仍然没有成就，即使有所成就却不合主管官员的标准，便被罢退出仕途。这样一来，他们平日所从事的学业，竟然连糟糠瓦砾都不如。因此得志就骄纵，失意就悲愁；若不是志气超群的人，很少有不把得失放在心上而丧失操守的。芦塘刘伯凤氏，年轻时在县学求学，跟随士绅先生学习应举所需的经书、经传注释以及性理、史鉴等书，凡是对科举有关系的都诵读。他所作的文章典雅简明，也不大违背考试标准。不幸屡次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晚年才取得学校廪生资格，最终又被那些机巧而用力的人夺去。因此困顿失意而罢归。在家中身高还不到几尺，却很有英气；众人都担心他郁闷无聊，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操守。但刘君仍然慷慨自如，议论侃侃而谈，是非问题毫不回避，看起来和在县学时一样，并没有多少挫折的样子。若不是志气超群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晚年厌恶原居处喧闹杂乱，便改择住处到祈峯山下。两山环抱，中间如同捧出一片弥漫的池水。前面是鹤山，灵山、鹅湖诸峰也隐隐约约地出没于烟云之间。百里以内，有山可以种树，有园可以种蔬菜，有池可以养鱼，有田可以耕种，都足以养生送死，不必再向外求取。闲暇日子客人来到，就剪取蔬菜、取鱼，开酒摆席，一同在堂上饮酒。醉后便携客出游，寻找沟壑、经过山丘，登高远望，超然如在尘世之外，这些都是这座堂的助益。刘君有两个儿子，正处在童年，却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才气。在督促农事、读书的空闲，能够用古人的学问从幼年引导他们，等到他们长大有所收获，再让他们修习旧日的学业，把它作为出仕进取的阶梯；那么成就刘君的志向、使他的家门昌盛的关键，正就在这里。堂舍落成后，我与元素、仲素饮酒并为之高兴，也由此对先王的教化有所感慨。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书〈感兴诗〉后》。

译古人的学问，只致力于涵养性情，所以他们作诗，自然止于礼义。后世先王的教化废弃了，人不知道应当涵养什么，作诗大多凭空凿造、勉强创作，不再发自正当的性情了。即使汉、魏、盛唐的作品，仍不能没有遗憾，更何况它们以下的作品呢？我看子朱子的《感兴》之作，才二十篇而已。天人禀赋的道理、圣贤传授的宗旨、异端悖谬的过失、俗学支离的鄙陋，以及千百年来史学上难以判定的是非，和那些超然所得、出于独断的见解，大都在这些诗中表达出来，确实无愧于《三百篇》的作品。然而朱公难道曾经拘拘然地学习作成这样的文章吗？大概是由于平日涵养的功夫已经达到，所以他的性情流露出来，自然止于礼义，能够如此。私下考察他的文集，《至日感怀》一诗中有“只是因为多说话会妨害道，所以戒止不作诗”的话，而这些诗实际承接在那之后；由此可知，朱公在语言方面有所收获，正是得力于对多言的戒止。因而他曾教导求学者说：“平淡地自我收摄，难道不是胜过苦苦思量诗句吗？”至于真正的意味自然流溢出来，又和寻常喜欢吟诗的人不同，真是至理名言。后来的学习者，只看见他的诗文精妙，却不知道它的根本所在，于是平生做学问，动不动就把著述当作事业，导致心力越来越劳苦，事情越来越背离正道，言语越来越多而道理越来越晦暗，怎能不令人惋惜呢？所以我因而在后面写下几句话，用来告诫后世的君子，也借此警戒自己。《书〈小陂集〉后》。这是康斋亲手删定的本子。康斋的诗文近来在抚州刊刻，连同年轻时的作品以及曾经删去的作品也全都保存下来，读者对此很是忧虑。我从前跟随一斋游学，得以见到这个本子，亲手抄录下来。平日讽诵吟咏它，至今已有三十年。我曾私下说，康斋为人严肃刚毅，而诗作却平和，由此可知他内心的涵养。到了晚年的作品，大多有忧愁叹息的言语，这也可以看出他好学的心到老年更加迫切。凡是考察德行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些。因此缀写几句话给儿侄们看，使他们知道康斋的诗确实可以独步当世，不是长久玩味探索的人不能明白。后世想要刊刻的人，应当以这个本子为正本，把年轻时的作品和曾经删去的作品全都附在后面，这样或许才可以。《重刊吴氏〈小学集解〉序》。注释《小学》的大约有十几家，但详细的失于支离，简略的失于疏漏；只有海虞吴氏的《集解》，比各家都好。旧本曾在某处刊刻，可惜年代久远，刻板腐蚀，文字多有残缺。建阳书坊翻刻流传，也同样出现讹误。钦差提学南畿侍御某君重新加以校正，命某郡守某君在郡斋刊刻，并把作序的事交给我。我认为，古代家中有塾，党中有庠，乡中有序，国中有学。塾称为小学，庠、序、学称为大学。人到了八岁，就进入小学，教给他小学的道理；十五岁就进入大学，教给他大学的道理。周朝末年先王的教化废弃，孔子于是诵述并传授它们，用来告诫后世。大学、小学的书，就是因此而作的。遭逢秦朝焚书，大学还幸而保存在《戴记》中，小学却无法重新看到了。还好依靠《曲礼》《内则》等篇，也保存在《礼记》中，可以看出它与后世流变的枝流末裔截然不同。朱子于是广泛搜集、精心选择，编成《小学》一书。我曾考察它的篇章次序，所谓“立教”，包括胎教、保傅之教、学校之教和师友之教；所谓“明伦”，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信。所谓“修身”，包括心术的要领、威仪的准则、衣服的制度和饮食的节度。这三项不越过纲领和条目。所谓“稽古”，只是用来充实这三项；所谓“嘉言善行”，也只是用来扩充这三项。合起来说，前四篇是内篇，是三代的言行，是小学的根本；后两篇是外篇，是汉、唐、宋的言行，是小学的辅助和卫护。编立这些言论的本意，都完整地显示在篇章之中。若不从事注解，初学者的知识尚未开启，假如对训诂和文义还有不通之处，又凭什么作为遵循和用力的根据呢？吴氏《集解》虽然不能和朱子《大学章句》的著作相比，但逐字寻求训释，逐句寻求意义，逐章寻求宗旨，很能领会朱子编纂、汇集的用意。朱子对圣门有功，吴氏对朱子也并非没有补益。我朝考察古制、确定制度，大纲小目没有不完备的，唯独学校一事还不十分详备。大概自国都、郡县没有不设学校，但乡校没有设在闾巷；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全都依据四书六经，诵读学习却没有达到小学的范围。太祖高皇帝见识高远，独自超越古人，难道只是当时奉命参与详定学制的儒臣来不及讨论确定，所以才造成这样吗？如今某君初任南畿提学，就下令郡县都建立乡社学校；又命某郡守某君重新刊刻这部书，来惠及求学者，并且使偏远穷乡下邑也都能够凭借它来资助讲习。这对于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图，难道不是很有帮助吗？《赠邑博林先生序》。

译晋江林君，是世代师承仁蔡虚斋先生的高足弟子。虚斋精通理学，能在应举文章的范围之外阐发自己的见解；士子经过他的指授，大多能考取高等科第、登上显贵仕途。林君考中乡荐，赴礼部应试，最终以乙榜授任清江教谕，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我县教谕。他每天登上讲席，教导诸生如同在清江时一样；退堂后也不废止诵习，解释经书、缀辑文章，全都遵循虚斋的教诲，不致力于穿凿诡异来求取一时的声誉。他任职的第二年，主管学校的宪副周公某发文诚恳征召，有关官署备办礼物来褒奖他。第二年，侍御巡按秦公某、清戎陶公某又按照褒奖异才的制度举荐他，待遇比周公更优厚。学中的诸生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过去任职南都时，有位友人从闽中归来，把一条诗带寄给我，说这条带子是从虚斋那里得到的。我立即拜了两拜接受它，平日佩戴在身上，私下取用古人以韦弦自警的意义。如今我不能亲自见到虚斋，能够见到他的带子，也如同见到虚斋，何况又见到像您这样的高足弟子呢？只是因为我的学问拙劣，又私下遵守少说话的戒条，终究没能登门拜访。现在您将考核期满、离职北上，而诸生请求得更加恳切，我难道能不写一句话赠给您吗？我曾听说，英才哪一个时代没有呢？只是因为师道没有建立，所以不能有所成就；师道建立了，贤善之人就多了。从前安定先生处在学校废弛、师道丧失之后，慨然以恢复师道为己任。他的弟子散居四方，都循循有礼、文雅严谨，遇到他们不用询问，也能知道是安定先生的弟子。虚斋近来出自南闽，他还是诸生时，就已经有志于古人的学问，潜心努力研究，把自己的所得推及他人，使他们受到教益，比起安定先生也毫不逊色。一时从他门下出来的人，大都气象可亲可爱。林君亲自承受他的教诲，得到他言行的影响尤其深厚；为人简朴稳重、少言寡语，能够胜任教职，大概也无愧于虚斋。难怪他得到诸生信任，受到当道知遇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近来铨选任用人才不拘泥于通常资历，由教官而获得显著提升的人很多。您既得到当道知遇，又把突出的政绩记录在铨曹，那么世俗所谓的功名富贵，都是您应当拥有的；只是不知道今后还将用什么来砥砺自己，以报答诸公的知遇呢？从前尹和靖辞别伊川归来，向谢上蔡请教，上蔡说：“我们这些人早晚跟随先生，看到他的行动就学习，听到他的话就记住。譬如有人服用乌头，正在服用时，脸色愉悦，筋力强盛；一旦乌头的药力消失，将会怎么样呢？” 和靖回去把这话告诉伊川，伊川说：“可以说是有益的朋友了。”林君如今离开虚斋的日子越来越久，恐怕也不能没有上蔡所担心的情况。我私下希望您把自己的内心当作严厉的老师，并且以古人为友，或许就不会辜负虚斋的教诲，也足以证明诸公知人善任的明察。我曾私下承受虚斋的教益，又和您交往很久，冒昧地依附上蔡所说有益朋友的意义，也借此警戒自己。《东岩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东岩集》卷三。（明）夏尚朴撰。记类。《南京礼部题名记》。我朝建国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年，典章礼仪修明，天下安定。近些年权奸掌权，礼制的大体十成中丧失了七八成。幸赖天地、祖宗之灵，他们不久便被诛杀。朝廷认为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特意任命白岩乔公为礼部尚书，甯庵吴公为礼部右侍郎。二公同心协力、恭敬共事，每天以讲求恢复失传的典章为要务。退朝用餐之暇，便命掌故官查考典籍，得到从某公以下若干人的姓名，排列刻在石上，用来记载。那些无法考知的便空缺，并命我作这篇记。我认为，上天安排人伦有典常，告诫我们要使五种伦理更加敦厚；上天规定秩序有礼制，我们应当使五种礼制各得其常；同心协力、恭敬共事，就是要使内心和谐。由此可知，典章礼制虽然出于上天，但要用它纲纪这些道理，使它通行四方而不违背，还是在于具体的人。考察唐虞时代，有秩宗掌管三礼。周礼中春官卿有大宗伯掌管国家礼制，有少宗伯辅佐他，下面又有六十个属官。考察它们会通贯通、制定繁简，虽然具体有所不同，但用来纲纪这些道理的原则只有一个。三代以上称为盛治，必定说虞、周，是有原因的。想到我太祖高皇帝在金陵定都，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朝廷内设六部来分别治理天下事务，礼部也是其中之一，由尚书总领，由左右二侍郎辅佐，下面也有四司作为属官。凡是郊社、宗庙的礼仪，朝觐、会同的典章，以及贡举贤才、以宾礼接待四夷等事情，全都由礼部掌管。太宗文皇帝从燕藩入继大统，于是升北平为北京，府、部的设置和南京完全一样。后来虽然迁都北方，却把南京作为留都，官员多少、事务繁简有所不同，但这里实际仍是祖宗根本之地的旧制，因此任用人才的谨慎，和北京完全一样。三代以下被称为治世的朝代，只有汉、唐、宋而已；要寻找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时代，还没有像我朝这样的。这难道不是因为祖宗立国稳固、设置官职得当，而且用来纲纪这些道理的又有合适的人吗？然而从开国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那些人的姓名已经有很多无法考查了。难道将不会终于湮没无闻吗？二公对此拳拳在心，有不能停止的理由。唉！礼乐兴盛，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礼乐崩坏，是天下陷入混乱的原因。后来的君子，大概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吧！大概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吧！《浴沂亭记》。

译我常怀疑丰乐亭并不在原来的旧址，闲暇时便寻访水源，独自在深谷中找到紫薇泉，果然如记文所说。本想在那里建亭，恢复欧公的旧迹，却没有实现。曾作一首诗送给龙泉寺僧人怀聪，只是姑且记下这个地方，也寄托我的兴致罢了。后来正好我上疏请求回归故山，便借病住在寺中，命僧人在泉上建亭，想把原来亭子的匾额移到这里。后来想来，滁州的亭子已经很多了，人们独独喜爱游览醉翁亭、丰乐亭等处，大概是仰慕欧公的为人，并不只是因为那里的泉石优美。如今一定要把旧匾额换到这里，反而会使人疑惑，于是便把它题为“浴沂”。有时我拄杖在泉边行走吟咏，以此自得其乐。从泉水向东走几百步，稍稍转向南面，山上有栢子潭，在崖谷之中，深浅无法测知。我太祖高皇帝刚刚兴起时，曾在这里祈雨，果然应验，后来命有关部门建庙，把这里作为每年祭祀龙神的地方。连绵的山上栢树浓荫蔽日，树下有平地可以休息，水流绕过前面，冲击石头喷涌飞溅，颇可观赏。于是平整土地筑成坛，名为舞雩坛。从坛向北走一百多步，有一座石桥，水流到这里转折向东，汇成一个小潭，水深而清澈，十分可爱；余波溢出，铿然有声。旁边有土台伸入潭上，可以坐十多人。引泉水环绕土台流过，名为咏归台，都是取孔子与曾点谈论志向的意思。朱子说：“颜子的快乐平淡，曾点的快乐则忙乱奔放。”由此可知，曾点的快乐不同于颜子的快乐；而我们这些人的快乐，又哪里比得上欧公能够真正享受他的快乐呢？过去我曾游学太学，有幸得以侍奉章枫山先生。一天，先生对我说：“陈白沙应召来到京师时，我在大理寺，曾前去拜访并向他请教学习。白沙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只是让求学者看《论语》中曾点那一章。’我说：‘用这一章教人当然很好，但朱子说专门去体会曾点的意思，恐怕会流入禅学。’白沙说：‘那是一个时代的情况，这是另一个时代的情况。’朱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多流于异端之学，所以用这句话来挽救他们。如今的人沉溺于追逐利禄的学问已经很深，必须懂得这个意思，才会有进步的地方。”我听了这些话，仿佛有所领悟，真以为洒脱旷达就是尧舜的气象。后来读《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益稷》，才知道兢兢业业才是尧舜的气象，孔子、颜子的快乐也确实不在此之外。所以周濂溪有“礼在前，乐在后”的训诫，程子也说：“恭敬，心中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没有事情牵累。”这些都是我们本心固有的，并不是必须从外界寻求的。一定要致力于恭敬，或许才能懂得其中真正的意味。难道一定要放任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才算享受这种快乐吗？因此把这些话告诉一同游览的几位朋友，并且写入篇章，用来警戒自己。《游梦仙桥记》弘治甲寅年孟春之月，我梦见一位老人带我到一个不知何处的岩穴。洞中有栖居于此、辟谷修行的人，他的相貌十分古朴，听他说话，清爽流利而令人喜爱。我十分惊异，回头对老人说：“这里应当取名为隐仙岩。”一天，我因事情经过东山，沿南山返回，命一位樵夫带我登上山脊眺望。偶然看见一块石头横跨山腰，平坦宽阔，可以通行，很像象山的仙人桥。我忽然想起梦中的情景，更觉得这件事奇异。暮春经过霞坊，拜访刘元素、刘仲素，谈笑间说到这件事，并且想用梦中的名字来命名。仲素笑着说：“取名为梦仙桥更好。”第二个月，仲素到我家，拜祭先父墓；当时连日下雨刚刚放晴，天气阴凉爽快，于是我们到了那里，列坐在石头上，很久没有离开。我们走过石桥，登上南山山顶坐下，只见群峰从四面环绕，层层峰峦间或显现出来；灵山的各座山峰，隐隐约约在二百里外的烟云中出没。俯视原野，空旷而平坦，新生的禾苗交相呈翠，山脚与流水相接处一片青翠，水流曲折，映带其中。楼台村落夹水而居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可以指认。我们徘徊四顾，已经离去又再次停留。我想在山顶建台，仲素便给它取名为登仙台。后来他对我说：“梦仙桥是个胜境。” 今天的游览是件美事，不可以没有诗来记述它的美好。”于是作了两首五言古诗，我也依照他的韵作诗相和。诗写成后，我便写下这篇序记。唉！有这样的天地，有这样的山川，我相信美丽的山岭和优美的水景，载入图经的并不少。唯独南岩、鹅湖、怀玉，因为朱夫子曾经在这里讲学游览，便名闻天下，成为不朽的故事。如今这座山的胜景，大概也不比南岩差，只是处在偏僻一隅，连郡府文书也没有记载，难道它或许正等待今天吗？假如我们能够努力磨砺自己，奋发起来，以朱子自我期许，那么今天的游览未必不能成为后世流传的奇事。倘若只是放纵游荡于山水之间，而对学问功夫全不在意，那么将来追想旧日游览之地，触景感时，恐怕反而会被这些美丽的山水所羞惭。况且一泉一石同人的得失关系很小。假如我们在梦中这样遇见并受到启示，那么凡事中有比这更大的得失，实在也没有不是前定的。我们难道可以只急切地计较这些，而不以古代先贤圣人为自我期许，不共同把声名光彩留在天地之间，与山川一同成为不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积善堂记》

译我的侄子贞聪明而果断，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假如他能够用心求学，也可以考取科第，为当世所任用。他年幼时，我曾带他外出读书，使他粗略懂得断句。不幸我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公私事务纷繁堆积，我不能承受，只好让他放弃学业，全面管理家政。他天性勤于农事，懂得天时地利，即使是老于田园耕作的人，也有赶不上他的地方。他早起晚睡，勤施肥、用力耕作，每年收获大多是邻地的两倍。乡里宗族中游荡懒惰的人受到激励，都懂得把勤劳谋生、努力耕作作为事业，盗窃因此渐渐减少。我曾作诗送给他，其中有“阿咸也懂得做农师”一句，观看的人都认为说得对。后来家中人口渐多，旧居不够容纳，于是在它东边改建房屋。有厅堂可以供宾客和祭祀，有房间可以供居住休息；屋檐高峻，边角整齐，颇有可观之处。另建了几间书屋，请老师教导子孙；农事之余，他便在书屋中休息，时常拿古书翻阅，粗略了解其中的大意。在庭院中杂种花卉，每到花开时，他总为我置酒邀请宾客来取乐。酒意酣畅时写成诗，往往有奇特的气象。看他的胸襟气度如此，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只是竟让他终老于田园而自己不知道，这正是我失于教导的罪过。厅堂建成之初，他举酒祝寿，并请我为它命名，恳切请求我说几句话作为训诫。于是我题名为《积善堂》，又把几个孩子叫到面前教导他们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积累，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吗？大概从祖宗直到子孙，没有一个人不行善；从幼年直到终身，没有一件事不行善；从细微的念头直到明显的行为，都不敢让不善的念头夹杂其中，这才叫作积善。这样诚实地实行，长期积累，那么家族世代的恩泽流传广远、充盈丰厚，哪里能够只按一两代来计算呢？从前后稷亲自从事农耕，在邰地接受封国，经过一千多年至文王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卜问所得的世代和年数最终超过了卜辞所记的期限，与夏、商相比特别长久，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世世代代积累忠厚罢了。周人世代遵守这一点，把它作为家法，所以伯禽受封治理鲁国，周公教导他的内容，也没有超出君子忠厚之道，这些话都完整记载在《论语》中。因此鲁国能够与周王室共享安乐，直到很久以后才失去它。到了今天，周公的子孙遍布天下，已多得无法计数，这才知道古今人的道理相同，家与国的道理也是一回事；它们所以兴废存亡，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家自先世以来，一向以忠厚闻名乡里。我的先父中宪大夫、先母太恭人，他们存心立身的情形，都是你们平日亲眼所见，所以才能有今天。如今我侥幸考取一科而做官，你们得到一处居所而成为平民，家门大致改变旧貌，难道是偶然的吗？只是担心子孙习惯于安逸享乐，不懂得保持盈满、守住成业的道理，或者有人追逐利益而忘掉义理，剥削别人来使自己富足，那么家族世泽延续多久就不可预知了。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训诫，详细道理都在六经、诸子和史书中，拿来阅读，自然会明白，哪里用得着我这几句浅陋的话呢？所以说：“与治理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祸乱同事，没有不灭亡的。”又说：“积累德行百年，后代必定昌盛。”这些话难道是我欺骗你们的吗？” 《息庵记》我偶然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遇到一个奇异的人，又得到荒山数亩，地势颇为奇异；挖掘那片土地，发现了奇异的土质，于是命工匠为我营造一座寿圹。墓圹建成后，又在旁边修建几间房屋，作为游息之处，亲自题名为“息庵”。庄子说：“造化让我们因出生而劳苦，使我们因年老而安逸，使我们因死亡而休息。”世人都认为这话旷达，我给庵命名的意思，大概就是取自这里。然而考察字书，“息”解释为停止，也解释为生息。大概造化对万物来说，生就必然停止，停止又会重新生长，从古到今循环不息，这正是万物变化的枢纽，求学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易经》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能够在少壮时自我持守的人，很少有不在年老时失守的。我已经七十一岁了，来日还能有多少呢？应当战战兢兢、警惕自励，体察上天运行不息的道理，深思一生的过错并加以改正，不因年老衰惫而自我放纵，希望能够不愧于心。将来如果能够安然处于地下，即使经历万年，仍然会有生气；否则就会和草木一样腐朽罢了。这样说来，单纯追求休息又有什么可贵呢？所以说：“活着，我顺从事理而行；死了，我就安宁。”姑且写下这些来自我警戒，也用来教诫后人。《郎川潘氏义冢记》

译天下四方的事情，本来是男子应当承担的责任。然而许多人被地位和身份所拘束，不肯有所作为。有的人不受地位身份的拘束，却在没有必须作为的情况下主动行事，他行善的心是真诚的。否则，也不过是因为有事可做才去做，直到没有事情可做便停止了，这与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德戊辰年，江南发生大灾荒，建平尤其严重。第二年春天又发生大瘟疫，饿死者相互枕藉，僵死的尸体满路。推卸责任的人说：“发粮赈济饥民、掩埋尸骨，是国家的事情，是地方官的责任，与我有什么关系？”唯独我潘君时英，一向知道崇尚义行，周济贫困、救助困乏，从不遗余力。有司曾奉诏表彰他为义官。到了这时，他亲眼看见灾情，寝食不安，于是设粥供养饥民，施药医治病人，使许多人得以保全生命。那些辗转死于沟壑、往往遭受鸢鸟、猫头鹰、蝼蚁残害的人，他在城北建造义冢，量出田地六亩，挖成深墓，并向众人宣布：“有谁能背一具尸体来埋葬，我就给他若干粮食。”前来领取食物的人争相背尸入墓，埋葬的尸体不下数千具。他又准备酒食，按时祭祀死者。这样一来，死者有了归宿，活人有了供养，一件事同时得到两方面的好处。巡按御史北平刘公用礼节奖励劝勉他，并且在路上收养了两个饥饿的孩子交给他，感叹说：“有司中如果能有几个像潘某这样的人，那么江南百姓就没有什么可忧患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于是为他在巡按官署立碑，用来记载这件事，也借此使不尽职的守令感到惭愧。县里仰慕义举的人又担心时势变迁、事情改变，义冢被夷为平原，便共同商议，在坟墓旁立石碑，使此事长久流传，并请我写记。我想，孟子说过：“人人都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这种心，本来是众人共同具有的。无奈世道日益衰败，残忍的人很多，即使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守令，也把百姓的疾苦置之度外。潘时英不过是民间一个普通百姓，却能把自己的所有推及饥荒瘟疫之后的百姓，使乡里生者死者都受到这样的恩惠；如果不是因为有不忍之心，在没有外在职责的情况下行善而不受地位身份拘束，他怎么能做到呢？朱子说：“即使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官员，如果存有爱护万物、爱护百姓的心，也一定能够有所救济。”所以陈尧叟煮粥救济饥民，汲长孺开仓赈灾，富郑公在青州救活流民，范文正公使浙西流民重新安定，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假如时英也能获得一个官职，那么他所救济的应当不止这些。我曾听说，殷仲堪埋葬漂来的棺材，郭元振帮助安葬五代亲属，后来都得到报应于自身，并且惠及子孙。像时英这样的暗中积德，虽然不是为了求报而行善，但行善得到报答，将来也会有不期然而然的事情。时英名叫某，在我宗族中属于父辈。他的祖父公讳灏，曾在永乐癸卯年领乡荐，受过有义方的家训。时英能够继承他的志向，替别人做别人不能做的事，而且并不是为了求取什么，这实在值得称许。所以我冒昧在这里叙述事情的大概，还应当等待修史者采录，使它长久流传。这就是记。《东岩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岩集》卷四 （明）夏尚朴撰 书信类 《答余子积书》恭敬地听说您的盛名，却没有机会拜见。往年乘船经过龙江时，本想约同子才、纯甫一起登门拜访，以听取您的高论，偶然因我的小病而中止。后来听说令尊先大夫突然去世，我又没能及时具疏前往吊慰，至今仍以此为歉。今年初到这里，收到您的手教，以及您与子才、纯甫讨论性理的几封信，足见您留心理学，并不因我的疏陋而把我当作外人，感激欣慰至极。敬斋的学问笃信程朱，排斥异教，对我们的道统功劳很大。若不是您搜集他的遗书并加以表彰，它们就会逐渐湮没而无人知晓。您对敬斋的功劳实在不小。不过，《性书》兼论理气和性，着力批驳“性就是理”的说法，恐怕会得罪程朱，也得罪敬斋，因此不敢不回复。人禀受天地之气而形成形体，气的精爽成为心。心这种东西，虚灵洞彻，其中存有理，这就叫作性。“性”字从“心”从“生”，就是心所生的道理。所以朱子说：“灵明的一面是心，真实的一面是性；性是理，心是承载、包容、施行、发动作用的东西，浑然存在其中。虽然都是一个理，但各自有界限，并不是混沌一团的东西，所以随着感应而回应，各有条理。” 程子说：“空寂无形之中，万象已经森然具备；尚未感应时不能说它在先，已经感应时也不能说它在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子说人性本来是善的，而之所以有不善，是由于人心沉溺于物欲所造成的；他遗漏了气质这一方面，所以引起荀子、扬雄、韩愈等人纷纷提出不同的论说。直到程子、张子、朱子，才发明出气质这一概念，于是这个道理就没有遗漏了。大体说来，人性作为理，本来没有不善；之所以有善有不善，是因为气质有所偏差，并不只是由于沉溺物欲造成的。所谓“天地之性”，是直接从人的禀气中指出本来的道理，这是孟子的说法。所谓“气禀之性”，是把理与气合起来谈，这是荀子、扬雄、韩愈等人的说法。程朱的言论已经明白透彻，既然还不足以说服您的心，那么子才、纯甫的话当然不会被您采纳，更何况我这点浅陋的意见呢？但我曾经思考过，天下没有性之外的事物，而性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显现，种种表现无不是性的作用。现在暂且不要追问性究竟是理、是气，还是理气兼有；只要在它显现的地方认定是合于理的，就去实行；不是合于理的，就停止。务必努力克服气质的偏差和物欲的蒙蔽，等到将来功夫深、力量到，自然豁然有所见，然后再看它究竟是理吗？是气吗？还是理与气兼有吗？到那时不用等到辨析，它自然就会明白了。《寄邵思抑书》欧阳出行的事，曾经托人把我的小信送到您那里了吗？近日两次收到您的手书，感激欣慰。前信中的教诲恳切，可以说是君子以德来爱护别人，我尤其感激，谨当在内心作出决定，不敢辜负知己的教导。兄长近来读什么书？能够专心一意地向内用功吗？方便时请不要吝惜赐示。万万正在这里，仍住在官署中，近来颇觉得有些意味。近日偶然思考一两篇文字，便觉得长进了许多。粗心浮气的毛病，使我看出前辈关于玩物丧志的告诫并非虚妄。我们今天应当扫除这类见解，只把紧要的书籍从早到晚反复玩味，希望使本心不至于被淹没，将来能够找到归宿。我为李一清写的铭志，子才坚决推辞不作，便写信命我代作，我不得已勉强写成送去，并抄录一份请您指教，可以吗？希望逐一批示，容我从容修改，然后刻在石上才好。《寄魏子才书》

译前些时候，贵乡张汝翰先生回来，曾托他附带几封信以及您所撰写的《李一清铭志》草稿一篇，不知是否已经送达您处？初夏时节，遥想您的精舍安适，涵养玩味、探索学问的功夫，比以前又怎么样了？有便时请不要吝惜把近况告知我。近来我对孟子的学问也有了一些很细密的体会。比如他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虽然是针对集义而言，但仔细看来，敬也包含在其中。能够从容游息、充分涵泳其中，完全没有一丝急迫懈怠的意思，难怪长期用功就能养成浩然之气。精神充盈于面容，德性充沛于背部，四肢的仪态自然也会不言而喻了。冒昧把这些见解献给您，不知您以为如何？《铭志》还望逐一批示。李一清的丧事还很远，一时还没有刻石，正可从容修改。匆忙写来，不能尽述所想，还望您心领神会，不必一一明说。回复魏子才的信 贵府的使者来此，承蒙您惠赐书信，得知全家平安清吉，深感欣慰。我在这里也幸而和往日一样，只是离开老母已经很久，到了年末，思归之情更加迫切。近来我以疾病为由上书请求，想来开岁可以得到允许出行了。我想带着病从徽宁取道南归，一时还未能成行；等到了家中拜见、问候母亲之后，想约您以及邵思抑、徐可大、姜源甫同游三清怀玉，仿照鹅湖、岳麓的故事，这也是我平生一大快事，不知能否实现。承蒙您转述李立卿的话，使我听了感动铭刻，不能自已。然而我之所以未能刚强正大，只是因为自身还没有达到纯正罢了，这恐怕是立卿还没有完全察知的地方。我私下曾认为自己也颇有一两分见解，只是由于气质驳杂，不能在身心上卓然直截地用功；再加上身体一向虚弱，往年病后苦思伤心，不能在群籍之间大力钻研，以致学问孤陋单薄，确实如立卿所说。所幸的是，我从前喜爱善道的心并没有忘掉，正想斩断旧习、重新自新，作为破釜沉舟的打算，不知各位知己将怎样教导我。您专心致志于义理，别人也担心您还不能达到超然自得、具有一日千里的气势，这足以看出您唯恐时间不够的心情。但此道广大而精微，不能用急迫的心情去求取，必须先认准道路的起点，然后从容地在其中涵泳，渐渐才会有契合之处。朱子说，他到了六十一岁才开始真正领会这些道理；如果去年就死了，那就白费了。看《观书有感》二诗，必定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我们这些人今天恐怕还不应当这样计算功效、期待成效。我的见解如此，您以为怎样？回复陈孝子天锡的信 远方承蒙您专门派人送来惠书，得知您奉命由崇阳从真阳逆江而上；从那里到舟次并不远，只是恰好遇到寺堂王先生将要到来，没能前去迎候，也没能见面来订正千古以来的疑问。无奈我的拙作竟承蒙您增光，我对此和您的佩服不敢忘记。承蒙您告诉我所疑惑的问题，足见您留心性理之学；容我逐一仔细思考后再向您请教。依我的浅见，这类疑义姑且放在一边，最要紧的是在身心上直截地用功，以免耽误时日；等日后有所心得，自然会一一得到解答。我的见解如此，您以为如何？我们这些人不做官便罢了，一旦做官，就必须从州县做起；不但因为这个职位接近百姓，而且天下的事务都集中在这里。经历得多，熟悉得深，日后自然会有得力之处。何况您平日孝友的品行足以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更何况治理一县呢？君陈以孝友之德，能够施行政教，如今也应当再次出现这样的事了，难道仅仅是乡里的荣耀、同年的光彩吗？您所需要的谱文，我既然承受尊命，就不敢推辞。到任以后，希望让侍者抄录一册完整的家谱寄给我，才好下笔。您的事迹我还不知详细，也烦请令郎一一告知，便是我的幸运。此去相隔数千里，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希望您更加勉励德行、增进学业，使之流传无穷。不再多说。答复邵思抑的信 相隔千里，没有机会问候您。近来小儿在吴门，转交了您惠赐的亲笔信，欣喜地得知您近来平安舒适。信中所说的那些话，正说明您对我的爱护深厚，我怎敢不自爱，辜负各位知己的教诲呢？我在这里已经超过一年了，只遗憾没有朋友相助。近来王菂塘先生来到这里，任太仆正。这位先生为人庄重严肃而刚毅果断，一言一行都出于内心的诚实，没有不可效法之处。和他相处不久，受益已经不少。相信朋友之间相互讲习，没有比彼此观察、互相取长补短更好的了；功夫大多在这里，您并没有欺骗我。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志于讲学，却没有像前辈那样卓然有成，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议论多而成功少吗？希望您更加勉励自己，直截地在身心上用功，或许才不辜负天下人的厚望。上次的信，恐怕因舟行匆忙，未能把话说尽；有便时请不要吝惜与我约定，也许能借道相会，那就是我的幸运。我分管马政，在镇江等处，特此报知。暑天匆忙写下这些，余下的只请您心领神会。答复周用宾的信 远方承蒙您惠赐书信，得知您回到家中不久，又寓居钱塘，闭门谢客，专心增进此道，真是欣慰至极。我在这里地处偏僻，事务简少，时常有游览观赏的乐趣，也像您在钱塘时一样，只是贪恋俸禄而不肯离去，比起您的高尚风操，实在惭愧得多。我们分别七年，牙齿头发一天天衰老；询问您这个像我一样的人，想来也已处处衰老了，难道天上果真有“清愁白发翁”吗？哈哈。我从前因为身体虚弱，也曾留心丹书，接待方外之士，结果像捕风捉影一样，始终无从把握。近来一心涵泳经书训诫，时时有会心之处，才知道名教之中本来就有快乐，这并没有欺骗我。没有机会当面交谈请教，无奈年末将至了，请您回到旧日隐居之处，从容安养，这比旅居在外处处都方便，怎么样？清晨枕上偶然得到一首诗，也抄录呈上，姑且博您一笑。天上的神仙并不容易遇到，听说您也成了白头翁。什么时候直登郎峰顶上，让我看看您在青天之上骑着白龙。寄给资侄的信

译近来听说你和子重等人用心读书、做功课，学习进度很有条理，我十分高兴。但写文章必须仔细修改删削，务必达到恰到好处。这样的积习久了，即使不再烦劳绳削，自然也会合宜。完成功课以后，慢慢把程朱的书读上几章，仔细玩味，并切实联系自己加以体察。总之，只有亲身实行的真实功夫，才或许会有进步。眼前这点得失，哪里值得牵累我的胸怀呢？我从前读《白沙文集》，屡次看到其中称道贺克恭的为人，却不知道详情。近来得到他儿子士咨所编的《医闾集》，读后才知道这位先生是辽东人，名钦，曾任黄门，退居家中数十年，多次被荐举，最终也没有出来做官。他的志趣高远，治学平正笃实，虽然曾在白沙讲学，却没有一点空疏放荡的意思，大概更多是得益于程朱的教诲。如今他的声望仍然令人敬畏，确实不亚于管宁在辽东时的声名。这里仅有一部，等让人抄录出来寄给你们阅读。我们这些沉溺于富贵、把得失放在心上的人，仰望这类人物，岂只是天壤之别呢？老叔我不值得你们学习，你们应当以这类人为榜样，或许不至于堕入流俗。离现在到将来还有多少日子，像这样如今仍不醒悟，又恐怕会落在流俗之下了。子重没有来得及写信，代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你。给林贞夫的信 分别多年，没有机会问候您，实在非常思念。近来收到令尊老先生的信，得知您添了儿子，而且旧日的疮病已经完全离开身体，喜悦欣慰之情无法言说。何况您处在林园幽静之地，潜心修养、竭力探究自己的造诣，哪里是我这个衰朽谬陋之人所能知道的呢？再次向您表示祝贺。我本来就不是经世致用的人，早已认定自己应当长久隐居山林，没想到又有这次出仕，实在违背了我的本愿。去年到这里以后，曾经具疏竭力请求还山，却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厚着脸皮窃取俸禄，实在辜负了知己平日对我的期待。您的志向高远，只是不知分别以后在学业上又有了怎样的新功夫？没有机会当面请教，实在无奈。我曾经说过：有古人的心，自然能够做古人的事；没有古人的心，却想做古人的事，就困难了。切望您放下其他书籍，一心留意古人的训诫，切实联系自己加以体察，希望能在内心有所所得；那么日后发表在言论中的、施行于事务中的，又哪里是我这个衰朽谬陋之人所能知道的呢？仗着您对我的爱护，冒昧说到这里，希望知己能够体谅。我已经老了，所幸喜爱善道的心还没有衰退，有便时不要忘记给我严切的劝诫，这尤其能让我看出您知我爱我的深厚。不再多说。回复高宪台请我主持白鹿洞的信 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思念之情无以复加。远方承蒙您派专使来到山中，赐给我亲笔信，并得知您近来起居清健，深感欣慰。信中对我的称许超过了实际，又承蒙您告诉我抚按诸公的意思。这一定是出于您的过分推荐，我反复诵读，感激惭愧不已。白鹿洞是昔日贤人讲明道理的地方，它的兴废，关系到这一学术传统并不小。必须得到朱夫子以及近时胡敬斋那样的人来主持，才能讲明此道，使后来求学的人受到教益。只是我是什么人，哪里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呢？我的资质平庸低下，志气昏昧懒惰，加上近年多病，旧日的学问日渐荒疏，哪里有像来信所说的践履功夫和自得乐趣呢？我正准备谢绝平日往来的人，温习整理旧日所学，默默培养自己的诚意，希望不辜负最初的志向。哪里敢勉强接受诸公的命令，厚着脸皮登上讲席，喋喋多言而欺骗人呢？这确实是我的内心想法，若不是您，没人能够体察。对于抚按诸公那里，希望您尽力替我说一句话，使我能在任命下达以前实现辞谢，免得让来使再次承担违抗命令的罪责，这也更能体现您知我爱我的深厚。我抱病勉强写下这些，不能尽述心中所想，伏望您心领神会。其余不再多说。附录高宪台的信 从前在南都时，能够接受您的教诲，从那时才知道您的学问以忠信为根本，以践履为功夫，自己求取真实的收获，不从事空洞的议论，确实领会了孔门教人的宗旨。把这种学问扩充开来，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看看近来的学者，只修饰外表而忘了内在，言语浮泛而行动吝啬，彼此相差哪里只是加倍而已呢？这就是我深深仰慕、敬佩您的原因。近来巡行南康，两次到白鹿洞书院，寻访昔日贤人的遗迹，感叹今昔兴衰的不同，又想到江右是贤才众多的地方，必定会有人因此感发而奋起，于是把我认为适宜振兴白鹿洞的意见分条陈述给抚按诸公，慨然想要付诸实行。大家都以师道找不到合适的人为忧虑，后来有人谈到您，众人纷纷称赞佩服，认为绝非您不可。这固然是您一向的品行已经为人所知，也正是大方士子得到造就的机会。诸公想立即派官员带着礼币前来聘请，又恐怕事情过于仓促，于是命我先来表达他们的诚意，等您不拒绝之后才敢正式前来。以您学问充足却尚未施展，弃官归隐山林，正应当推举您来教化乡人、敦厚风俗，这也是您的心愿。况且我也可以时时前来接受教诲，使自己得以依附于君子之列，这又是我个人的私愿。我曾经把这些意思告诉诸生，选择那些学业、品行、志趣可以进于道的人，也有很多人唯唯应承而去实行了。凡是安置、安排他们的方法，我已经说得很详细完备；至于引导他们的办法，就恭敬地等待您的指教了，千万不要坚决推辞，那就太幸运了！两次承蒙您赐教，我感到无比欣慰和感激；因俗务繁忙，久已失于裁答，特此奉信致谢，不能尽述。某年某月某日，贲亨再拜。再次回复高宪台的信

译近来承蒙您派专使赐信，远道传达抚按、藩臬诸公命我主持白鹿洞教务。我认为自己的微薄能力不足以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已经写了一封信回复，希望您这位平日的知己一定能在诸公面前恳切说明，使我得以实现辞谢。不料又承蒙他们敦促派遣教官莫华和生员熊梅等四人，远道带着书信、礼币来到山中，礼意诚恳，好像始终不肯放过我；难道是因为我平日对您情深意厚，却欺骗了您，使您误导诸公吗？我反复读着来信，惭愧恐惧不已。我过去曾在郡人娄一斋门下求学，粗略听闻过儒学先贤的学说。后来一斋去世，我隐伏在穷山之中，完全没有师友。中间虽曾短暂游历两都，得到几位君子的指教，不久便因病归来，此后因循拖延，年老而无所成名。考察自己的身心性情，其中可惭愧、可羞耻的地方很多，只是您在初次相见的片刻之间还没有深入察知罢了。至于六经、子史，都是学者应当研习的，我又因疾病荒废学业，根本没有探究它们的源流，见闻孤陋，更是可耻。凭这样的学问让我登上讲席，来回应诸生的求教，岂不是既欺骗人又自欺，既误导别人又误导自己，从而辜负诸公的命令吗？我过去患有疯疾，去年承乏惠州，翻越山岭时疾病发作，于是将文凭托付韶守转交上缴。如今退职还没有多久，旧病也没有痊愈，若仓促勉强接受命令，跋涉数百里之外，在弦歌诵读和山水之间闲游从容，这在事情的体制上仍然不妥。您这样深深了解我、爱护我，难道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吗？何况近来血气尤其觉得衰弱，每逢天气阴沉，骨节便酸痛，实在不能忍受。庐山风势高厉，尤其不适合衰朽之身；我即使想带病乘车前往三衢寻医调养，希望稍稍延续残余的生命，倘若以后又有任命下来，而我不能亲自在破屋中等候，必然会获罪于诸公，像您这样的知己恐怕也不能逃避责任了。伏望您在诸公面前竭力替我说一句话，使我能够实现辞谢，那就是我的幸运。并且也请让洞中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姓夏的人，虽然不足以承受这项美好的任命，但能够知耻自守，也不失为一个安于退隐的士人，对白鹿洞的风化多少也会有一点帮助。谨将礼币奉还，并派小儿携带此信来表达我的心情；我惶恐屏息、等待获罪，实在到了极点。尚朴再拜。回复陈都宪的信 伏蒙您命有关部门备办礼币，敦促派遣教官莫华、生员熊梅等人，远道来到我的破屋，命我主持白鹿洞教务。奉承这一命令，我惭愧恐惧无以复加。白鹿洞是昔日贤人讲明道理的地方，在衰败废弛之后，想要聚集江右的英才来教育他们，这是为政的第一要义。必须得到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才足以担当此事。只是我是什么人，哪里能够接受这一命令？况且我过去患有疯疾，时常发作，即使想赶来赴命，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谨将礼币托原任教官带回，呈纳在您的威严之下，不敢把话全部说尽，恐怕再次招致违抗命令的罪责。谨写此疏托高佥宪代为转达我的心意，伏望您俯赐怜恕，万望如此。附录高宪台的信 官吏回来传达您的亲笔教诲，足见您谦虚的德行。只是这次举荐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私意，实在是周充首先倡议，抚按以及二司诸公共同促成的。您的德行取信于人，人们因此才有这样的举动，请您千万不要推辞。一来不只是为了成就后来的学子，也是为了安慰诸公的心意。您来信说：“一定要像朱晦翁那样的人才可以。”这个想法恐怕过于拘泥了。古人以独自成为君子为可耻，如果有所收获，就应当推及他人，或许可以逐渐达到天下大同、无我无私的境地。如果一定要等到大圣大贤之后才可以教人，那么行善的人就会孤立无援了。您愿意学习晦翁，和二三位朋友一起寻访晦翁的遗迹，遵循他的道路互相砥砺，这不是非常快乐吗？有义理滋养身心，而没有世俗老师课业的烦扰；有山林隐居的乐趣，而没有官府文书案件的骚扰。况且为当代培育人才，以报答朝廷，这也是您的心愿。怎么样？怎么样？灯下用俗笔匆忙写成，不能尽述。还望您明察，不胜荣幸。近来所作数首诗，抄录呈上，求您指教。回复提学徐伯和的信 近来承蒙您敦促派人携礼币来到山中，我感激不尽。曾经写了状文，派儿侄前去致谢，想来已经送达您的台前了。我因脚病不能亲自到行台拜见一拜，正担心因此获罪于您，竟又承蒙您赐下亲笔信，并附送陆宣公奏议二册，我拜领之后更加感激惭愧。承蒙您相约让我担任白鹿洞教主，我怎敢不穿草鞋前往追随？只是想到自己一向缺少探讨、实行的功夫，年老而无所成名，只凭虚名误承诸公的知遇，正惭愧羞耻还来不及，哪里还能跟随您在其中游学，把从口耳之间得到的末节知识拿去欺骗后来求学的人，进一步成为斯文的玷污呢？加上庐山峰高，入春以后云气湿蒸，更不是病弱之躯所适宜的。幸而我们有神交，您一定能够体谅这一点。近来士风已经不堪言说，您开始主持提学事务时，稍加振作，人心便已感到震惧，声名听闻已经传遍四方。愿您更加自我砥砺，默默培养自己的诚意，难道仅仅江右的士风会因此改变吗？匆忙冒昧写到这里，惶恐屏息、等待获罪，实在到了极点。寄给湛甘泉先生的信 我受到您知遇的恩惠最深，只是自己德行事业没有修养成就，年老仍默默无闻，反而有负于您，也更显出您知人的明察。往年我在北都，深深承蒙您提拔引荐；自从分别以来，内心感激思念，难以言尽。近来收到您托周生带来的书信，过分承蒙您称许褒奖，实在超出我的实际，反复读了三遍，感动惭愧不已。我们朝廷的士风舆论低下软弱，远远比不上元代儒者。至正统年间，薛文清在北方讲学，吴康斋在南方讲学；当时又有罗一峯，以气节激励天下，于是士大夫争相磨炼洗濯自己，面对古人也不多让，声教鼓舞振作，直到今天还没有衰竭消失。可惜程朱之书诵习已久，不免有人厌弃寻常，产生喜新的想法，于是转而取法象山简便径直的学说，终于使求学者茫然，不肯把心思放在文字言语以外，也不肯在人伦日用之处痛下工夫，将来恐怕会造成不小的祸患。如今有幸遇到您和诸位贤者在南都讲学，这实在是斯文的一大机遇。程子说过：“世上既然没有人，怎么能不把弘扬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呢？”希望您千万对此加以筹划。我退居穷乡僻壤，完全没有师友相互切磋的益处，所幸从前爱好善道的心还没有衰退，怎敢不勉力进修，以不辜负您的期待？恭敬地盼望您时时赐予教诲，用来振作我的昏昧懒惰，我一定恭敬接受指教。《新泉语录》一时还没有看完，等看完以后，还要再向您请教。现因监生潘时表顺路办事，谨借此略述我敬仰思念之意，恭请您鉴察原谅，不再详述。给南都李巡抚的信

译我听说富郑公在青州时，正赶上河朔发生大水，百姓流徙到京东。他劝百姓拿出粮食，共筹得五十万斛，又加上官府仓廪的粮食，随着各地情况储存起来；找到公私房屋十万多间，查问后分散安置灾民；挑选老弱病瘦者供给粮食；山林河泊的物产，听任流民采取得取，主人不得禁止；死者则筑大坟埋葬。第二年麦子大丰收，流民按照离家远近领取粮食后回乡，总共救活了数千万人。富公后来做宰相的事业，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曾自己说：“我担任中书令已经超过四个考核年限了。”今年灾害十分广泛，江北尤其严重，死者相互枕藉，携家向南逃归的人已经无法计数。阻止他们过江，使他们不能渡江，这不合仁道；听任他们渡江，任其分散到四面八方，却不知道如何安置他们，不仅恐怕他们辗转死在沟壑中，也恐怕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寇，那就不能不成为京畿附近的忧患。明公奉命以来，凡是赈济、买粮、劝导富户分粮等办法，已经没有不竭尽采用的了，只是恐怕粮食有限，不足以供应几个月的救荒之用；一旦告罄，先前的功劳就会全部废弃。现在权宜应急的办法，希望您和诸位公卿赶快命令五城兵马司以及上元、江宁知县，把内外城中龙江、上新等处的军民富实人户和开设店铺获利的人家全部登记出来，分为三等，令每家安置饥民一人，不分军户、民户，先由上等户承担，其次是中等、下等户。如果饥民太多，上等户安置不下，可以酌量增加一两人；每人每天供给三餐粥，每餐二三碗，总共约用米六七合，似乎也容易供给。限制他们不得再到别处去，先正曾说，人得到一餐饭就不会死，有力量谋得一餐饭的人就不至于流离。十户之内设法腾出一两间空屋，大约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如果本巷没有足够的空屋，就发给官钱购买竹木芦席，在旁边或冷僻处搭盖棚屋；两人合用一两铺草荐，把草荐架在木板上，免得受潮生病。饥民中有人死亡，如果官钱不足以供给棺殓，万不得已便用芦席裹葬，责令地方火夫抬出城外深埋，不要使尸体暴露而被犬豕伤食。并通行于直隶各府县，凡是在城内或乡村的，都一律依照此法安置。流民到来时，也一体安置；这项办法只是为眼下鳏寡孤独、流离困苦而无处可归的人设置的。至于贫困的下等人家，几口人正想一方面依靠官府供给粮食，一方面自己谋生的，不在上述人数之内；还要等米船到来时，再详细区分处理，使人人都能得到实际的恩惠。这样救活的人哪里只是几十万，而富郑公中书令二十四考的功业，也还不足以相比。我昨天拜见您时，略微仿效富郑公救荒的遗意，冒昧提出了这些意见。恭请您俯允采纳。现将这些意见开列写出进呈。只是我的才识荒疏，言辞拙劣迟钝，不足以供明公采择，惶恐等待治罪，实在无以自安。给王顺渠的信 去年冬天家僮从北都回来，带来了您的亲笔信，我详细得知了您的近况，又听说您竭力辞去翰林职务，退居家中；若不是您看清时机而明断，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近来看邸报，不久又有您出任南廱的命令，这实在是众多士人的幸运。料想您能够毅然再起，振作有为，使士人们仰望并符合朝廷求贤图治的盛大心愿。只是遗憾我们相隔很远，没有办法知道您的教规条目安排得怎样。近来诸公谈论学问，喜欢以“良知”作为话头来启发后进，末流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只是遗憾在转折落脚之处，和儒学先贤的说法还有不合。如今幸好吾兄和南野先生同在这里，这是我道的一大机缘。切望您虚心讲论，如同当年庄渠与吾兄在郡庠时一样，希望使议论归于一致，让诸生有可遵循的准则。我仗恃您的厚爱才说这些，请千万鉴察。给内阁费鹅湖的信 我因资质浅薄，承蒙您知遇已经很久了，只是自己鄙陋疏怠，故意疏远而有失礼之处，实在罪过。近来听说您恭敬接受制书，入朝执掌国政，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天下苍生的幸运，哪里只是乡里的荣耀呢？只是我正抱有脚疾，不能恭敬到潭府拜见，对于您受到重用而未能前往道贺，深感歉意；谨斋戒沐浴后写信，陈述我的思怀，恭请您俯赐宽宥。万望鉴察！从前司马温公退居洛阳十五年，一旦重新起用为相，四海仰慕他的德望，都拭目以待太平盛世的到来。明道先生大概曾私下议论说，应当兼用熙宁、元丰年间的党人，否则士大夫的祸患还不会止息。温公恐怕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后来果然像明道先生所说的那样，令人惋惜。我出入您门下多年，而且曾在朝廷领取俸禄，所以冒昧把听闻于您的话告诉您，不知您认为怎样？惶恐等待治罪，实在无以自安。给费钟石的信 我在北都和您相聚一年，承蒙您给予的尊重礼遇，超过往昔许多。虽然我的浅薄不足以承当，但也足以看出子和在德行上的进步。分别以来，哪能不思念您呢？我在二月十八日从河西务开船，三月十六日渡过淮河。淮河以北盗贼遍地，幸而托您的庇护，平安无事。本来打算暂时回到住处，然后扶侍老母一同出行；只是想到人事纷扰，不适合我这样的贫弱之人，加上期限催促，因此径直到了南都。已经在四月初二上任了。分别以后，想来您在学业上没有停止进步；更希望您以远大目标自我期许，把区区追逐声誉利禄的习气一概扫除，只致力于涵养根本，沉潜玩味经义，这样学问不用期望它进步自然会进步，何况文章辞章的末技呢？我的浅见如此，不知您认为怎样。四方盗贼蜂起，实在令人畏惧。令正的灵柩不宜多年寄殡在外，应当立即派人护送回去，这样才更妥当。借顺便的机会匆匆陈述思怀，余情无法尽说。给夏桂洲的信 我甘愿长期退居山林，这次出仕并不是被饥寒逼迫，实在是因为圣明之主在上，也想谋求机会来效力。不料我旧有疯疾，去年冬天奔走道路，又偶然冒犯北风，这病再次发作。如今手足拘挛，疼痛难以言说。医生大都认为我是老年人，血气已经衰弱，恐怕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因此写好奏疏，派人携带上奏，希望您能在当权的诸位公卿那里竭力扶助，使我早日实现归葬故乡的愿望，能够和先祖坟墓旁的草木一同腐朽，就是我的幸运。抱病勉强草草写下这些，恭请鉴察，不再详述。《东岩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岩集》卷五 （明）夏尚朴撰 志铭类 娄一斋先生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