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两溪文集》，明代刘球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两溪文集》。别集类第五。明代。提要。臣等恭谨考察：《两溪文集》二十四卷，明代刘球撰写。刘球字求乐，改字廷振，安福人，永乐辛丑年进士，授任礼部主事。因杨士奇推荐，入宫侍奉经筵，改任侍讲。后来触犯王振，被关入诏狱，为王振党羽马顺所杀。景泰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号忠愍。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文集都是他所作的杂文。刘球去世后二十八年，由他的儿子、广东布政司参政刘钺编成。彭时、刘定之都为它作了序。王振势盛之时，侯伯公卿都惶恐不安地趋附权势，唯恐落后；而刘球以一个文弱的词臣，凭借大义同王振抗争，以至被惨烈肢解而死，始终屹立不屈。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刘球被害之后，仍在马顺家作祟。这正说明他的刚毅之气贯通生死，无法磨灭。如今读他的文章，却大多和平温雅，很不像他的为人。他大概是凭义理的勇气行事，而不是任凭气质本性驱使吧？然而细味他的文辞旨意，大都光明磊落，没有依附逢迎、污浊卑下的姿态，正所谓君子之文。即使只是残章断简，也应当珍视，何况全集完整保存，当然应该赶快搜集刊录，用来激励名节教化。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两溪文集》原序。自古以来，学习圣贤之学的人，先重道德，后作文辞。文辞是技艺，道德才是根本。坚守道德根本，再用文辞把它写出来，必定能够辅助世道、彰明教化，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道德根本不足，却专门在语言上用工夫，语言即使华美，也不是最高的文章。那些没有真实道德根本却勉强作文的人，沾沾自喜地把绮丽当作能事，把艰涩怪僻当作古雅，只求悦人耳目，却没有一句接近正道。这不但对世道没有补益，反而有害，哪里配称为文章呢？由此看来，文章能否流传，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我的同乡安成赠翰林学士、谥忠愍刘公，名球，字求乐，世代都是簪缨望族。他从小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存心立身行事，一概遵循正道。凭《春秋》经学应试，永乐辛丑年中进士，授仪曹主事。他任官廉洁勤勉，积累学问从不懈怠，于是承蒙推荐，入侍英宗皇帝的经筵，参与修撰《宣宗实录》。史书修成后，升任翰林侍讲。他在翰林院，虽然以文学为职务，但忠君爱国、怜悯百姓、忧虑世事的志向，尤其恳切。他曾上疏陈述十件事，规劝切责时政，触犯权奸而下狱，至死也不屈服于正直的言辞和刚劲的气节。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感到壮烈。不到几年，他所说的话越来越得到验证，事情也越来越彰明。听说朝廷嘉奖他的忠诚，于是有了追赠谥号、立祠祭祀的典礼。这就是刘公一生始终的大概情形。考察刘公一生，他的志向在于道德吧？而在修饰文辞方面也苦心竭力，希望同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并列，大概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尽其诚心。他应对世务的文章，有典据、有法则，纯粹出自正道，都足以扶助世道、尊重名教，说不是有德之人的言语可以吗？同古人相比，难道会逊色很多吗？刘公去世后二十八年，他的儿子广东参政刘钺、浙江副使刘釪共同搜集编纂他的文章，刊刻成书流传。适逢时序之时，我在刘公之后出生，是他的后辈，鄙陋的言语哪里足以使刘公增重？然而刘公又何须等待我的话来增重呢？只是刘公的文章步趋圣贤之道，根植于道德的根本，严整雅洁，没有一句浮华怪诞之语。像这样，自然足以在世上受到重视。加上他因忠言进谏而死，他的精神光明正大，长存于天地之间，凌厉如山岳，光耀同日月，随着寒暑运行而无穷无尽。他使这部文章增重的原因，正在这里。人们将把它看作商代的敦、周代的鼎那样珍视，即使没有我的话，也必定毫无疑问地流传于世。鲁国穆叔论述死而不朽，先说立德，其次说立言。唉，刘公的不朽，大概就在这里了。何况还有两个肖似父亲的儿子，更能振作奋发，使功名在刘公之后继续光大呢？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屡次升迁到今天，职务、名望、地位正不断进步而未有止境，都为家学增光。因此，他们请求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便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希望读者有所考察。成化六年，岁次庚寅，夏五月初一日，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国史总裁里生彭时作序。“两溪”是已故翰林学士、谥忠愍刘公在世时自取的号。刘公的先世世居安成茨溪，后来迁居县内葛溪；他自号不忘祖先，这是孝道。正统初年，我初入仕任职翰林，刘公承杨文贞公推荐，从春官属官中来参与经筵、史馆事务。《宣宗实录》修成后，改任侍讲。当时在翰林院以文章著名的人，吉安郡最多，刘公就在其中。他的文章如金石相击、珠玉相应，如鲸声铿锵、鳌声回应，光耀前人，超越后世，为几位元老、文章宗师所看重。然而刘公的文章不只是文章而已，因为它是有根本的。刘公文章的根本是什么？刘公家世代学习《春秋》，凭此考取高等科第，登上显贵仕途，前后相继。《春秋》阐明治理世间的大法，凛然严正，如冰霜凝结、泰山华山峙立。刘公对这门学问尤其造诣深厚。文章若不以经学为根本，就不能算真正的文章。刘公的文章以经学为根本，而且有源流传承。经学的根本又是什么？我曾任刘公的僚属长官，而刘公的长子如今任广东参政刘仗德，和我同榜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我与刘公父子交往，听到刘公的议论正大，动辄以古代圣贤为归依，把子孝臣忠视为荣耀，这就是他的本心。以本心学习经学，以经学作文，他的根本深厚了。读《两溪文集》的人，应当从这里来探求刘公。文集共有若干卷，文章非常丰富。然而刘蕡的《制科策》、胡铨的《沮和疏》，同这部集子中的《雷震章》相比，正如蚌中孕月、犀角通天一样。使他们获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吗？真正了解他们的人也在这里吗？有识见的人应当首先看清这一点。或者刘公最终正因为这些文章而得到皇帝的知遇和身后的抚恤，刘蕡、胡铨大概不能同他相比。天顺年间皇帝重新登上帝位，刘公的长子以及幼子浙江宪副刘仗和都迅速共同进步；由此可见，当年责罚刘公并非英宗皇帝的本意，他最终还是知道刘公的忠诚。刘公字求乐，别字廷振，如今在郡中的忠节祠接受祭祀。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经筵官、国史副总裁、知制诰，永新人刘定之作序。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一。明代刘球撰。讲章。

译《尚书》。帝舜说：“啊！四岳，有谁能够掌管我的三礼？”众人都说：“伯夷。”帝舜说：“好。伯夷啊，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敬畏谨慎，正直无私，清廉纯洁。” 这是《尚书·舜典》记载的帝舜即位后任命官员掌管礼仪的事情。“咨”是询问；“四岳”是官名；“三礼”是祭祀天神、享祀人鬼、祭祀地祇这三类礼仪。帝舜询问四岳：如今群臣中谁能掌管我的三礼事务？众人都说伯夷。“佥”是众人共同说；伯夷是人名。四岳和朝廷众臣都说伯夷可以掌管三礼。帝舜说：“好。伯夷啊，你担任秩宗。”“俞”是应答；“秩宗”就是掌管三礼的官职。如今相当于太常寺卿。帝舜说众人所推荐的就是伯夷，于是任命伯夷担任秩宗。又告诫伯夷说：“早晚都要敬畏谨慎，正直无私，清廉纯洁。”“夙夜”是早晚；“寅”是敬畏；“直”是内心没有偏私曲折；“清”是洁净，不被物欲污染。帝舜说：“感通神明只在于存心；内心若不知道敬畏，稍有一点偏私曲折，便会被物欲污染，怎么能够感通神明呢？”伯夷，你应当从早到晚常存敬畏之心，端正无私，不含一丝偏曲，那么内心自然清洁，不容物欲污染，这样才可以感通神明。” 臣听说，帝王主管天地百神，所以朝廷礼仪中以祭祀最为重要；但必须有专门的官员掌管这件事，这就是所谓秩宗。帝舜询问四岳，把此职任给伯夷，可以说考虑得很周详了。而他告诫伯夷时，反复强调“敬畏”，希望伯夷平日持守敬意、存养内心，然后才能感通神明。帝舜在位五十年，郊祭便能使天神降临，宗庙祭祀便能使人鬼享用祭品；这固然因为他的大德足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也一定有伯夷辅佐而使之成就的原因。

译《尚书》说：“上天并不偏爱任何人，能够敬畏上天的人，上天才亲近他。” 又说：“鬼神并不固定享用某人的祭祀，只享用能够诚敬祭祀的人。”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恭请圣明留意。人心危险，道心幽微；要精察，要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众议的谋划不要采用。这是《大禹谟》篇。史官记载帝舜将要把帝位传给禹，先把治理天下的道理告诉他。这几句话是帝王治道源头中最切要的言语。什么叫“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心”字是从人的知觉来说的：发于私欲的叫人心，发于天理的叫道心。比如眼睛想看美色，耳朵想听美声，嘴巴想吃美味，身体想得到闲散自在，这些都是从人的欲望发出的。这种心容易偏私而难以公正，所以危险而不安，这就是“人心惟危”。如果遇到按道理不该看的美色就不看，不该听的声音就不听，不该吃的滋味就不吃，身体在正事上应该做事时也不肯闲散懈怠，这些都是从天理发出的。这种心难以明察而容易昏昧，所以幽微而难以看见，这就是“道心惟微”。什么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说要在人的欲心和道心两者之间明白审察，知道哪个是人心，哪个是道心，这就是“惟精”。既然审察明白了，就把道心始终作为主宰，让人心都听从道心的支配，不妄想，不妄为，这就是“惟一”。这样一来，一动一静、一言一行，处理天下事务都合乎道理，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足，这就是“真正把握其中正道”。舜把这个道理告诉禹，要他存养这种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又担心禹在听取言论、处理事务时或许不恰当，难免有过分或不足，所以又告诉他听言和办事的道理。什么叫“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征询众议的谋划不要采用”？舜的意思是：凡是治理天下，古代圣人都有成法；人的话经过考察、符合古人法则的才可以听，如果只是出于一个人的私见、没有任何考据，就不能轻易听信，这就是“无稽之言勿听”。又说君主所做的事必须合乎天下人的心意；人的谋划出于众人的公心才可以采用，如果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见识，没有询问众人的意见，就不能轻易采用，这就是“弗询之谋勿庸”。精细地审察，专一地守持，那么内心所存都合乎道理；不轻易听信言语，不轻易采用谋划，那么外在所做也都合乎道理。从内到外没有差错，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呢？这就是帝舜告诫禹的深意。臣谨按：“允执厥中”这句话，尧把它用来命令舜，舜也把它用来命令禹。禹又增加了这三句话。虽然所说的比尧更多，但他的道理没有超出“中”这一字。后来成汤大大彰明德行，把中道建立在民众之中。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说：“君主应当建立它，使它成为天下的准极。”这个“极”就是这里所说的“中”。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盛世，天下国家能够长久安定，都是因为君主存心行事合乎中道。后世君主存心行事不遵循中道，所以功效比不上上古盛世。作为君主，果真能够讲习学问以求得中道的道理，努力实践以求得中道的实际，那么尧舜禹汤文武二帝三王的治理就可以恢复。恭请皇明留意。他们进贡羽毛、兽毛、象牙和兽皮；金有三种；杶木、柽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和丹砂；只有箘簵和楛木，由三国专门进贡。他们所进的名物有包裹在匣中的菁茅，装在竹篚中的玄纁、玑和组。九江进纳锡制的大龟。这是《尚书·禹贡》篇记载荆州进贡地方物产的内容。“贡”是下级把物品进献给上级。当时禹奉舜的命令治平水土成功，于是命令九州各自把当地物产进贡。荆州就是今天的湖广一带，进贡的物品最多。“厥贡”是说荆州所应进贡的物品。哪些是荆州应当进贡的？有羽毛、兽毛、象牙和兽皮。羽是鸟的羽毛，毛是兽毛，可以制作旌旗和旄；齿是象牙，革是犀、兕的皮，可以制作车和铠甲。“惟金三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可以制作器物。杶干是杶木，可以制作弓身；栝和柏都是木材，可以用于栋梁屋宇；砥和砺都是磨石；砮是制作箭镞的石头；丹是丹砂，可以入药。这些都是应当进贡的物品。“惟箘簵楛三邦厎贡”中的箘簵，是坚硬的竹子；楛是挺直的木材，都可以制作箭。荆州各地都有，只特令三个邦国进贡。其中特别有名的，是包裹在匣中的菁茅。“包”是包裹，“匦”是匣子；菁茅是苞山出产的三脊茅，祭祀时用来缩酒，因为特别贵重，所以包裹后装在匣中。“厥篚玄纁玑组”中的篚是竹筐；玄纁是深红色的币帛；玑是珠类；组是丝带、绶带之类，因为贵重，所以装在篚中。这些也是荆州应当进贡的物品。“九江纳锡大龟”中的九江就是今天的洞庭湖；大龟是国家用来守护的龟，长一尺二寸，不是平常能够得到的，偶然在九江得到，就让它进献给上级，以区别于通常的贡物。臣谨按，《禹贡》所记载九州进贡的地方物产，都出自当地山川风土所适宜生产的东西，并不是到远方搜取珍奇之物；都切合国家衣食器械的实际需要，并不是供私人玩赏享用。因此百姓每年供应也不会不足，国家每天使用也常常有余。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把天下公利放在心上的思想，以及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心意，所以成就了有虞之治，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后来周成王时，西域进贡獒犬，周公作《旅獒》向成王陈说，认为明君不以异物为贵，不轻视实用之物；不是本地所产的犬马不饲养，珍禽奇兽不养在国中。周公辅佐成王，制定周礼以开创太平，确立九贡之法，供给诸侯国所需，也只是取足于国家而不损害百姓，都有《禹贡》的遗意，所以成周之治能够同有虞之治并盛。到了周朝衰微时，齐桓公仗义尊王，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楚国服罪，率领诸侯修治职贡；诸侯的官员接受各地物产，周王室赖此得以维持，也使周代的贡赋制度虽历时久远仍能延续。国家不可缺少这些物资，但一定要有固定的取得方式，使用时也要有节制，然后才能使国家长久获福。恭请圣明留意。王于是作书告诫说：“我以天子的身份成为四方的表率，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像先王那样，所以因此不敢轻易发言。我恭敬而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梦见上帝赐给我一位贤能的辅弼，让他代替我发表言论。于是我仔细审察梦中人的形象，使人根据画像到天下各处寻访。只有傅说在傅岩郊野筑城居住，他的形象与梦中人相似。”

译这是《商书·说命上》篇，史官记载高宗得到傅说的事情。傅说是有德行的人，高宗得到他后任命为相。史官推究事情的起源，说“王庸作书以诰”：“王”指高宗；“庸”解释为“用”；“作书”是高宗作那篇告诫群臣的文书。高宗因为群臣劝谏他在服丧期满后仍不说话，所以作书告诉他们自己不发言的原因。“以台正于四方”是什么意思？“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台”解释为“我”；“正”是表率、端正的意思；“类”解释为相似。高宗告诫群臣说：“我继承王位成为天子，要给四方诸侯和百姓作表率；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像前代圣明之人，因此不敢轻易发言，担心言语不合道理而耽误天下大事。”“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是什么意思？“恭”是恭敬，“默”是深沉寡言，“思”是思考，“道”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帝”是上帝，“赉”是赐予，“予”也解释为“我”。高宗又说：“我虽然不说话，但内心始终恭敬沉静，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这片诚心感动了上帝，所以我在梦中看见上帝把一位贤良的辅弼大臣赐给我，让这个人代替我发表言语、宣扬政教。”“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什么意思？“说筑傅岩之野，惟肖”中的“审”解释为详细察看，“象”是把梦中人的形象画出来；“说”就是傅说；傅岩是傅说居住的地方；“肖”也解释为相似。高宗因为梦见上帝赐给自己一位贤能的辅弼，于是仔细察看梦中人的形象，画成图像，派人拿着画像到天下各地寻找。只有傅说在傅岩郊野筑城居住，他的形象同梦中人相似。高宗因此找到了他。臣认为，高宗得到傅说，实在是由于他恭敬沉默、思考治道的那一念诚心与上天相通，所以精神感应而形之于梦中；傅说从岩穴间来到朝廷后，高宗又尊重他，甚至专任他，因此能够在衰败之后恢复成汤的功业。后来文王建立周朝，也常常思求贤才，因占卜田猎来到渭水边，遇见吕望，就载他回去，尊为老师；他信任吕望，就像高宗任用傅说一样，于是成就了兴盛周朝的功业。这样看来，自古圣王能够得到贤能辅佐、帮助成就治理，都是因为自身先有招致贤才的诚意，然后才能充分信任任用贤才，功业才会如此盛大。从前汉代儒者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说过：“一定要有圣明睿智的君主，然后才会有贤良明达的臣子。”又说：“君主勤于求贤，得到贤人后就可以安逸。”难道不都是这个意思吗？恭请皇上以高宗、文王的心为自己的心，信任任用仁人贤士，以使太平盛治兴盛，那么当世和百姓就非常幸运了。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也不能享受俸禄。愿你能够继承你的君主，使他接续先王的事业，永远安定百姓。傅说拜手叩首说：“我敢于答复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 这是《商书·说命下》篇，记载高宗命令傅说以及傅说回答高宗的话。傅说说：“君主没有贤臣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也不能享受俸禄。”古人称君主为“后”；“贤”是贤能之臣；“乂”解释为治理；“食”是享受俸禄。高宗告诫傅说：“作为君主，应当同贤臣共同治理天位，共同享受天赐的俸禄。”然而君臣相遇非常困难。有圣明睿智的君主，如果没有遇到辅佐治理的臣子，虽然拥有天子之位，也不能同贤臣共同治理；有贤良的臣子，如果没有遇到能够养贤的君主，虽然有天赐的俸禄，也不能同君主共同享有。所以说：“君主没有贤臣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不能享禄。”又说：“你要能够使你的君主继承先王，永远安定百姓。”这里的“尔”指傅说；“克”是希望他一定能够做到；“绍”是继承；“乃辟”是高宗自称；“先王”指成汤；“永绥民”是使百姓永远安定。高宗既然告诉傅说君臣相遇的困难，又希望傅说一定能够匡正辅佐自己，继承成汤的美德，永远安定天下百姓，使自己的德行也像成汤那样大大彰明，使自己的治理也像成汤那样把中道建立在百姓之中。这是对傅说的责望。所以说：“你要能够使你的君主继承先王，永远安定百姓。”傅说听到高宗的命令，立即下拜叩首以表示敬意，并说：“我敢于答复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敢”是自信之意；“对”是用自己的行动来答对；“扬”是向众人宣扬；“休命”就是高宗命令傅说的话。傅说因为高宗说他一定能够辅佐成就自己的德行、继承成汤，于是自信地认为，天子既然有这样美善的命令，自己本当以实际行动答复，以成就它的美善；又应当向众人宣扬，以彰明天子的善意，其中包含自我担当的意思。所以说：“我敢于答复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臣认为，君臣像高宗和傅说这样相遇，难道不确实很难吗？商代先王中没有比成汤更圣明的，商代先臣中没有比伊尹更贤良的；成汤和伊尹本已难得，而傅说曾告诉高宗：“要协同先王成就的德行，以先王成就的法度为鉴。”这是希望高宗以成汤的德行自期。高宗也命令傅说：“不要让阿衡独自专有在有商的美名。”这是希望傅说以伊尹的功业自期。到了这里，高宗对傅说说“你要继承你的君主，使他接续先王”，就是希望傅说辅佐自己成为成汤那样的君主；傅说回答“我敢于答复并宣扬美好的命令”，也是自信能够成为高宗的伊尹。后来高宗成为商代的贤明君主，傅说成为商代的贤能辅臣，果然没有辜负成汤和伊尹；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君臣平日互相期望、互相勉励所造成的吗？大体说来，《说命》三篇都是高宗向傅说求取治道的言论，以及傅说向高宗进献教诲的心意；直到本篇结尾，仍然恳切地以治道相互期许。其中无非是圣人之学的根本、治国之道的来源，实在是帝王应当讲习的内容。恭请皇上留意这部书，以推广圣学，尊崇治国的法则，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三种德行：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刚强取胜，第三叫柔和取胜。天下平安无事时用正直；强硬而不顺从时用刚强取胜；柔和顺从时用柔和取胜。深沉退缩、不及中道时用刚强取胜；高亢明爽、超过中道时用柔和取胜。

译这是《周书·洪范》篇中的第六畴，讲君主运用三种德行，使民众的风俗归于大中之道。“六”是畴的次序，表示第六畴。三德如下：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刚强取胜，第三叫柔和取胜。正直就是没有偏邪、心无私曲，这是三德中的第一德。“克”解释为治理；刚克是用刚健之道治理，这是三德中的第二德；柔克是用柔顺之道治理，这是三德中的第三德。说正直、刚克、柔克，是为了说明君主治理天下时，威严与恩惠、给予与剥夺、抑制与褒扬、进用与退黜，各有相应的用法。这三句总说三德的名目。下面“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是详细说明三德的作用。什么叫“平康正直”？平康是平安无事。君主处在平安无事的时代，就用正直之道治理，不必强行矫正，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也就是“平康正直”。什么叫“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强是强横固执，弗友是不顺从。君主处在强横不顺的时代，就用刚健之道治理，以刚来制服刚，必须除去这种风俗的暴烈，使它归于中道。“燮”是柔和，“友”是顺从。君主处在柔和顺从的时代，就用柔顺之道治理，以柔来制服柔，必须除去这种风俗的懦弱，使它归于中道。这就是“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什么叫“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沈潜是深沉退缩、不及中道的人。君主对于这种不及中道的人，就用刚健之道治理，以刚来制服柔，必须去掉他们禀性中的不足，使其趋于中道。高明是高亢明爽、超过中道的人。君主对于这种超过中道的人，就用柔顺之道治理，以柔来制服刚，必须抑制他们禀性中的过度，使其趋于中道。这就是“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正直用于平康，刚克用于强弗友和沈潜，柔克用于燮友和高明。这说明正直的应用有一处，刚柔二德的应用有四处。正直不说“克”，因为顺应其本性之美，所以功效容易实现；刚柔说“克”，因为要挽救气质习性的偏差，所以功效难以实现。圣人安抚世人、应对万物，三种德行一并运用：阳道用来舒展，阴道用来收敛，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施于百姓；用来使天下民俗归于皇极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了。臣谨考察箕子的意思：他在陈述《洪范》九畴之后，接着讲三德。大概皇极是用来确立常道的根本，三德是用来穷尽变化的应对。君主治理天下，应当把三德作为皇极的实际运用，以适合轻重缓急的需要。下文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严，只有君主可以施予福泽，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下不可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美食。”又把威、福、玉食三件事作为君主所掌握、用来施行三德的权力。君主能够掌握这三件事，那么给予和剥夺、抑制和褒扬的权力都出自自己，三德就能够充分发挥皇极的作用。若把这些权力假借给臣下，权势就会下移，法纪纲常就会紊乱，又凭什么运用三德来完成皇极的作用呢？这是箕子告诫武王的道理，实在是万世君主治理天下的法则。恭请皇上体察箕子的话，在中道建立皇极，充分发挥三德的作用，总摄威福的权力，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只有君王的地位建立在德行之首，百姓才会以此为法而把德行施行于天下。君王显明上下之道，勤劳忧恤百姓，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希望像有夏那样享有长久的年数，不使有殷那样长久的年数衰替；我希望君王能够凭借爱护百姓而接受上天永远的命命。” 这是《周书·召诰》篇中召公希望成王修养德行、体恤百姓以延长天命的话。“王”就是成王；“元”解释为首；“刑”是取法、效法的意思。召公的意思是：德行虽然是人人共同具有的道理，但君王位居天下之上，他的德行必须出类拔萃，成为天下德行的根本，百姓才会以此为榜样而在天下施行德行。百姓既然施行德行，君王的德行就更加显明，光照四方，无法遮蔽。所以说：“只有君王的地位建立在德行之首，百姓才会以此为法而把德行施行于天下。”“越王显上下”说的是君臣；“其曰”是期望之辞。召公又说：百姓虽然地位卑微，却关系到天下这个大事；君臣应当同德一心，勤劳忧恤百姓，并希望说：“我周接受上天命令成为天子，其盛大和长久，希望像有夏历经四百年那样，永不衰替；也希望像有殷历经六百年那样长久。”这是希望兼有夏、商二代的年数，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希望君王忧恤并安济那些饥寒劳苦、鳏寡孤独而得不到供养的百姓，以爱护体恤小民的心感动上天的眷顾，希望周朝接受上天永远的命令，长久享有福禄，永远保全富贵。所以说“上下勤劳忧恤”，又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希望像有夏那样长久而永不衰替，像有殷那样长久；希望君王凭借爱护百姓而接受上天永远的命令。”因为“爱护百姓”就是勤劳忧恤的实际内容，“接受上天永远的命令”就是年数长久的实际结果。臣认为，君主接受上天的命令，必定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得到民心又在于修养自己的德行。德行能够施及百姓，民心就会在下归附，天上的眷顾也会在上隆盛。因此召公趁洛邑建成、成王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之时，写下这篇文书告诫他：既把诚心对待百姓作为祈求天命的根本，又把敬慎地修养德行作为诚心对待百姓的根本，恳切希望成王用德行体恤百姓，依靠百姓来祈求上天；他为国家长久深远所作的考虑，是多么周到了！成王采纳了他的话，在《顾命》中说：“继承守护文王、武王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可见他用德的心意很勤勉；在《周官》中又说：“以此辅佐你的君主，永远安定亿万百姓。”可见他爱民的心意很深厚。因此接受上天永远的命令，不只是享有百余年的寿命；至于武王占卜洛邑时不过说周朝历年七百年，后来却超过这个数字，达到八百六十多年。召公用德行体恤百姓以延长天命的话，最终得到了明确的验证。这样看来，君主想要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只要尽心于用德和恤民这两件事，就已经足够了。恭请皇上体察召公这番告诫，考察成王已经验证的成效，更加崇尚自己的德行，体恤百姓，以使圣明的寿命延长到万年，使国家的国运绵延无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上天若专一地降下佑助和命令，商国就会有贤才充实，王室之人无不秉持德行、明智而体恤百姓；小臣、屏卫诸侯以及侯、甸之官，何况都争先奔走办事；这一切都合乎德行，因而能够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君主一旦在四方有所举动，就像占卜、筮问一样，没有不被信服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这是《周书·君奭》篇。周公因为召公想要告老，所以作这篇文章，列举商代得到贤能辅臣而成就治理的效果，以说明召公不可离去。“佑”是帮助；“实”是使之充实；“屏”是藩屏。周公承接上文所说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六位大臣能够辅佐君主、感通上天，于是说：“上天保佑商国，降下纯一不杂的命令，于是多多产生贤才来充实国家，使国家不致空虚。在京师，从显贵的百官到地位卑微的王室之人，没有不秉持德行、明察事理、忧虑体恤百姓的；在四方，从掌管百事的小臣到作为藩屏的侯、甸大官，没有不争先奔走、趋赴职事、努力效劳的。凡是内外大小臣子，没有不是贤能之人。”所以说：“上天专一保佑商国，商国便有贤才充实；王室之人无不秉德而明恤；小臣、藩屏、侯、甸，何况都争先奔走。”所谓“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称”是举用，“乂厥辟”是治理君主的事业，“一人”就是君主。周公的意思又是说：“上天专一保佑商国，使贤才这样充实，因此君主用人只举用有德者，贤才进用也只秉持德行，因而能够治理君主的事业，不至于废弛败坏。” 所以商君一旦在天下有会盟、征伐等事情，天下百姓就听从他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好像龟卜和蓍筮所得的结果一样，没有不尊重并相信他的，不敢违背。因此说：“正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德之士，举用他们便能治理君主，所以君主一旦在四方有所行动，就像占卜和筮问一样，没有不被信服的。”周公是说，商国因得到贤才而实现治理，都是大臣辅佐君主、感通上天的力量；何况成王年幼，怎么可以没有辅弼大臣呢？因此召公决不能退隐。臣认为，上天的佑助，对君主来说没有比产生贤才来辅佐成就治理更大的；君主得到上天佑助，又在于大臣辅佐他，尽力完成感通上天的道理。所以周公恳切列举商国得到上天专一佑助、因而贤才众多、教化取得信验的情形，告诉召公，劝留召公的意思十分深切。后来周公的诗说：“想那众多贤士，生于这个王国。”召公的诗也说：“众多贤士济济一堂，只供君子任使。”这又说明周王室贤才众多而成就治化，足以同商代相提并论；成王任用二公辅佐，以感通上天纯一的佑命，大概同商代各位君主没有什么不同。恭请皇上效法商、周贤圣之君，以隆盛上天的佑助，招致众多贤才，成就政治教化，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古代的人践行忧恤之道，只有有夏能够使王室盛大强盛，招求贤俊以尊奉上帝；践行、知晓并诚实信守九德的行为之后，才敢告诫教导他的君主说：“拜手叩首。君主啊，应当安置任用掌管事务的官员、治理百姓的长官和执掌法度的官员；这才是君主之道。谋划任用他们，要根据其德行来重视他们，并且大大教导他们修德；这样任用的三类官员，才不会有不合义理的百姓。” 这是《周书·立政》篇，周公以任用贤才的政治道理告诫成王。这一节说，有夏的君主能够任用贤才，而他的臣子又能够勉励他任用贤才。“廸”是践行；“吁俊”是招求贤俊。周公因为上文说常伯、常任、准人是辅佐政务的美好职位，而君主能够忧恤百姓并谨慎选择这些官员的很少，所以这里说古代能够践行忧恤、慎选这些官职之道的，只有有夏的君主。有夏的君主在王室盛大强盛之时，致力于招求贤俊以尊奉上帝，可以说能够践行这一道理。所以说：“古代的人践行此道，只有有夏能够使王室盛大强盛，招求贤俊以尊奉上帝。”“廸知”是践行并知晓；“忱恂”是诚实信守；“九德”是《皋陶谟》中陈述的九种德行。“后”是君主；“宅”是安置、任用；“事”是掌管政事的公卿，即常任；“牧”是治理百姓的长官，即常伯；“准”是掌守法度的官员，即准人。“谋面”是谋划任用人的面貌形貌；“训”解释为顺。周公又说，有夏的臣子践行、知晓并诚实信守九德之行，然后才敢告诫教导他的君主，并拜手叩首以表达尊君之意，说道：能够安置任用常伯、常任、准人这三类官员，使他们的德行与职位相称、安心任职，这样以后才能尽到做君主的职责。如果只是根据外貌来谋划，认为这个人非常合乎德行，便让他居其位而任用他，那么三种职位的任用，怎么能都得到贤能而好义的人呢？所以说，尧使人了解并诚信实行九德，才敢告诫他的后代说：“拜手稽首，君王啊！”又说：“任用你们来治理政事，任用你们来治理牧民，任用你们来担任准绳，这些都是君王的职责。若只谋求外貌而采用大训所说的德行标准，便任用其人，这三种职位就会没有义士。臣民都认为，人君谋求治理天下，应当把任用贤能作为急务；臣下侍奉君主，应当把推荐贤能作为忠诚。因此，有夏的君主既能呼唤贤俊、尊奉上帝，他的臣下还以慎择三种职位的人选来进言，君臣之间可以说都尽到了自己的道义。周公把这些话举出来告诫成王，也只是希望他任用贤能来辅佐自己成就治理。我曾因此考察：自从舜打开四方之门、招纳天下贤才以来，益还告诫他任用贤能不可有二心；汤已经不拘一格地任用贤能，仲虺还劝他扶助贤能、辅佐德政，彰显忠诚、任用贤良。可见唐虞三代的君臣，没有不把选拔贤能、任用官员作为要务的，所以他们治理教化的盛况，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臣恭敬地希望皇上体察古代圣君的心意，听从古代圣臣的言论，进用天下贤能，谋求达到雍熙之治，这个时代和百姓就太幸运了。《春秋》。隐公元年春季，周王的正月。这是《春秋》一书的开头，是通过记载年月来彰明王道书法的文字。《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出生在鲁国，因为周王室东迁，王法逐渐败坏，三纲九畴日益沦丧，于是删削编定鲁国史书，起于隐公，终于哀公，褒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把一统天下的王道法则寄寓其中，无非是希望保存天理、端正人心、尊崇王室而抑制霸权，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侵扰，任用有德者以劝善，诛罚有罪者以惩恶，推阐二帝三王的道统，作为万世人君治理天下的大法。孟子所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记作“元年”？“元”是大始的意思；在天叫作元，在人便是仁。“元年”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是为了说明人君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是天的作用；“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是地的作用。人君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即位之初，就应当体察天地一元之德，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成为人民和社稷的主人，所以把第一年称为“元年”。这就是《春秋》记“元年”的意思。

译为什么记作“春王正月”？“春”是四时的开端，万物因春而生；“王”指周朝的天子，当时天子都称王；“正月”是周朝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的月份。在“王”字上加“春”字，是因为上天的时序已经确定在上面，天子必须恭敬地承受它，然后才能统御天下，这表明天与人的道理合而为一。在“正月”上加“王”字，是因为历法和正朔出自王者，诸侯必须尊崇奉行，然后才能治理自己的国家，这表明天下的统统一归于王。以上就是《春秋》记“春王正月”的意思。臣谨按，《春秋》的法则，没有比彰明王道更重要的；而王道的根源，实际上出于天。天道顺畅以后，王道才可以实行，所以孔子在一部书的开头记“元年”，记“春王正月”，表明人君应当体察元德、居守正道，以奉行天道而端正王道。汉代儒者董仲舒推广这个意义，说过：“把‘一’称为‘元’，是因为看重大始而希望端正根本。”《春秋》深深探求根本，必定从尊贵者开始。因此，做人君的，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无不归于正道，邪气便没有机会夹杂其间。这样，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众生和顺，万物繁殖，各种福祥之物无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这是说《春秋》希望人君体察元德的意思。又说：“按照《春秋》的文字，探求王道的开端，可以从‘正’字得到；‘正’之后是‘王’，‘王’之后是‘春’。”春，是上天所使之正，也是王者所应奉行的。人君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道中寻求开端。这是说《春秋》希望人君居守正道的意思。做人君的，如果确实把体察元德作为职责，把居守正道作为要务，那么圣经的大法就可以实行并运用到政治上。天下百姓都将得到它的福泽。臣恭敬地希望皇上取法《春秋》，体察元德、居守正道，用仁德养育万民，用统治之道治理万国，天下就太幸运了。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这是鲁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创立霸业的事情。齐侯是齐桓公，宋人是宋桓公，陈人是陈宣公，蔡人是蔡哀侯，邾人是邾仪父。“会”是相会，用来缔结友好关系。北杏是齐国的地方。齐国本是太公的后代建立的，是周朝的诸侯国，在山东。周王室东迁以后，号令不能施行于天下，各国失去了统属。齐僖公于是产生了做小霸主的志向。春秋初年，诸侯在石门结盟，在瓦屋结盟，都是想树立党羽，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经历襄公一世，诸侯仍没有尊奉齐国。到桓公即位，得到管仲为相，想借尊崇周王室、讨伐山戎、安定中原来建立功业，以尊王攘夷的大义为名，纠合诸侯，使他们都尊奉自己为盟主。所以在鲁庄公十三年春季，正因宋国发生宋万作乱、国内不安，便在北杏会合诸侯来平定这件事，实际上是想借此谋划开创霸业。于是宋、陈、蔡、邾四国的国君，都一致只听从桓公的命令。桓公也放肆地处在诸侯之上，成为他们的盟主。从此，会盟、征伐的政权，都归齐国主持。后来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又都沿袭齐国的旧迹，轮流做盟主。追究这件事的源头，都是从北杏之会开始的。孔子作《春秋》，意思是说，先王制定的法度，礼乐和征伐都应当由天子发出，诸侯不敢擅自掌握这些权力，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被任命为伯之后，才可以专门征伐。如今桓公未曾接受周王的任命，四国究竟凭什么依据，竟私下共同推戴他为盟主？这使天子的大权一旦归于齐国，等于没有王了。因此，四国国君都被贬称为“人”，惩治他们首先作乱的罪行，以端正王法。然而在当时，上面没有英明的君王，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诸侯中若有人能够联合各国来尊崇王室，使百姓免受被夷狄统治的苦难，人们又不能不与他合作。所以齐侯仍按爵位书写，是为了同他一起惩治四国；这是圣人扶持王道的本心，他所依据的是正道。至于同意齐桓公的做法，是圣人忧虑世道、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意，事情所依据的是权变。臣认为，在北杏会以前，天下只知道有王；会盟以后，天下才知道有伯。这难道不是王道与霸道兴衰的转折点吗？大概王道与霸道相差极远。王者之心，真诚专一而没有虚伪，他所施行的一切，都极其公正，犹如天地化育万物，看不见形迹，自然地恩泽遍及万物。二帝三王用这种道理治理天下，所以功业极其伟大。霸主则崇尚夸张欺诈，急于求取功名利益，没有真诚之心，不以正道待人，只是假借仁义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欲望。五霸用这种办法驾驭诸侯，所以功业非常卑下；王道本来就不能同霸政相提并论。霸政兴起，实际上足以危害王道。因此，《春秋》记载北杏之会，首先责备拥戴霸主的四国，圣人是想尊崇王道、抑制霸业。孟子说过：“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亲身实行，五霸只是借用它。”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还说：“霸主统治下的百姓，欢乐而已；王者统治下的百姓，则安乐自得。”这些话都明辨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深深领会了《春秋》的宗旨。《春秋》以后，人君的治理接近古代的，没有超过汉朝的；然而汉朝仍夹杂霸道，不能纯粹实行王道，所以不能恢复唐虞三代的盛治。由此看来，《春秋》不倦地尊王抑霸，确实是希望把后世应遵循的法则传下去，以开创万世太平。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深刻体会《春秋》的意义，坚定地实行王道，抑制贬斥霸业，鄙弃五霸的行迹，恢复二帝三王的治理，天下就太幸运了。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

译这是鲁僖公九年，齐桓公联合诸侯来申明王室禁令的事情。诸侯是齐桓公以及鲁、宋、卫、郑、许、曹六国的国君。“盟”是对神明发誓，以缔结信约。葵丘是宋国的地方，如今在河南睢州。桓公主持霸业，因为在葵丘结束会盟，宰周公返回朝廷，于是同诸侯在当地结盟，向他们宣示五项命令和禁令。第一项命令的意思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应当诛杀；已经立嫡长子为世子，不可以因宠爱其他儿子而改立；妾媵地位卑贱，不可以让她做正妻，以免扰乱夫妇的伦理。第二项命令的意思是：贤良的人应当尊敬礼遇；有才能的人应当养育任用，以彰显他们的德行。第三项命令的意思是：对年老的百姓应当敬重；对孤儿幼儿应当慈爱；四方来的宾客和行旅，应当优厚接待。第四项命令的意思是：士人不可让他世袭祖父的官职，恐怕他的才能未必相同；百官各种职务都应当寻求贤才来任用，不可让一个人兼任多职，恐怕他会荒废事务；选拔士人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可滥行推荐；不肖的大夫有罪，应当请示天子，按法典处置，不可擅自杀戮。第五项命令的意思是：不可故意弯曲堤防、堵塞泉水、使水冲击邻国而给它造成灾害；邻国遭逢灾荒来请求买粮赈济饥民时，不可阻拦，不发给粮食；分封建立国邑，应当报告天子，不可擅自专断这种权力。这五项命令，都是王朝的大禁令，是天下共同应当遵守的。桓公能够提出这些禁令来约束诸侯、辅佐拥戴王室，所以只需束缚牲畜、宣读盟书，不必杀牲取血盟誓，众人也都明白他的意志。霸主的功业，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孔子作《春秋》，之所以再次书写葵丘之会，是为了深切赞美它。然而桓公的盟约不能长久维持，所以这里特意记载日期，又因为它盛极而将要衰败，故而谨慎记载。臣谨按：五霸的功业，桓公最盛；桓公的盟约，葵丘最盛。确实因为它能申明五项禁令，以端正并率领众人，不是其他盟约可以相比的。然而葵丘会盟以前，霸业一天天更新、一月月进展；会盟以后，霸业却一天天衰败、一月月衰退。这次会盟难道不是霸业盛极而衰败开始的地方吗？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霸主不能长久保持不懈怠的真诚，也不能守住盈满而不溢出的戒惧，只是假借仁义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欲望。因此，欲望还没有实现时，便勤勉用力、劳心劳神，不敢自己懈怠；欲望已经实现后，便志得意满、意气骄横，不再有所作为。这就是它前期兴盛而后期衰败的原因。圣人对这次会盟，既赞美它的盛大，又慎重指出它的衰败，以便把法则和警戒传给后世。大概是希望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人，终始谨慎，甚至比开始时更加谨慎，保全盛大的事业而不使它衰败。臣恭敬地希望皇上因霸业的兴盛而鉴戒它的衰败，取法《春秋》的法则而更加谨慎，始终保持这颗心，那么就能始终保持这样的治理，天下就太幸运了。

译《四书》。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恭敬认真地办理政事并取得百姓信任，节制用度而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人民。这一章是《论语》的第一篇，孔子讲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道”字解释为“治”。“千乘之国”是孔子时代的诸侯国，土地能够出兵车一千辆。孔子说，这样的千乘之国，人口也不少，做国君的一定要恭敬办事并取得信任，节省用度并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人民，这样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怎样叫作恭敬办事并取得信任？“敬”是小心严谨的意思，“信”是诚实不欺的意思。人君处理事务，如果不小心严谨，必然会把事情办坏，所以遇到事务时，必须心意专一地对待它，好像捧着圭玉、拿着满满的东西一样，不敢有一丝懈怠苟且，务必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当，不至于办坏，这就叫“敬”。既然对待事务恭敬，又要取得百姓的信任。如果对百姓没有信用，百姓就会疑惑，所以发布政令时，必须端正明确，坚如金石，明验如同白昼和黑夜，不可以稍有欺诈，以致早晨发布、晚上更改；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自始至终保持一致，这就叫“信”。怎样叫作节制用度而爱护百姓？“节”是节俭、不奢侈；“用”是用度；“爱”是慈爱；“人”是百姓。人君虽然极其富贵，却不可以放纵耳目欲望，做奢侈的事情，耗费钱粮，使百姓更加困苦；必须节制用度，使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以及一切日常用品，都遵从俭约，既不过分，也不至于不足，这就叫“节用”。自己已经做到节俭，还应当爱护体恤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定，国家才安定，怎么能不爱护体恤他们呢？必须经常怜悯他们，经常抚养他们；凡是征收赋税、派发差役，都务必减轻，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寒冷的人得到衣服，老年人和幼儿没有一个不得其所，这就叫“爱人”。怎样叫作按照农时役使人民？“使”是役使，“时”是农闲的时节。国家如果有营造工程，需要役使百姓时，必须想到百姓春天要耕作，夏天要除草，秋天要收获，这些时节都不要役使他们，恐怕妨碍农事；一定要等到冬天农事结束、百姓都闲暇以后再役使他们，这就叫“使民以时”。总之，恭敬、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五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因为当时诸侯不能实行，所以说治理千乘之国，必须把这五件事全部做到，国家才可以治理好。何况天子享有万乘之尊，统治四海之广，难道能不完全实行这个道理吗？天子完全做到这些，天下就会太平，当然不是千乘之国可以相比的。这样看来，这五件事是天子、诸侯共同遵行的道理，万世都不可改变。臣谨按，《论语》一书论述治理之道，从这一章开始。这五件事是治理国家的要领，是施政的根本。人君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道理，上下就会相亲，天下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不能完全实行这个道理，上下就会离心，天下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自古帝王没有比尧舜更圣明的；尧舜时代，百姓都受到感化，万国都安宁，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完全做到这五件事，所以天下大治。这五件事虽然缺一不可，但一定要以“敬”为根本。敬是一心的主宰，一心恭敬，万事就能治理。像尧的钦明，“钦”就是敬；舜的恭己，“恭”也是敬。这个“敬”字，是帝王的大德，是成就事业始终如一的道理。臣恭敬地希望皇上实行这五件事，以敬为根本，兴起尧舜之治，天下就太幸运了。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患为忧患。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患，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过。这是《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告诫齐宣王要与百姓同忧同乐的话。怎样叫作“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乐”是欢喜的意思。比如吃得饱、穿得暖、家庭安定、职业安乐，这些都是百姓所喜欢的。人君心里能够因百姓有这些快乐而感到高兴，不制造事端去扰害他们，使他们长久享有这种快乐，那么百姓心里自然会有所感悟，也会感到喜乐；国家安宁，人君心中舒畅，也长久享受太平的快乐。这就是“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怎样叫作“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百姓也以他的忧患为忧患”？“忧”是愁闷的意思。比如饥寒困苦、不能安稳生活，这些都是百姓所忧虑的。人君心里能够因百姓有这些忧患而忧愁，常常减轻他们的赋税，减少他们的差役，使他们不至于有这些忧患，那么百姓心里也自然会忧念国事。国家常常担心有敌国外患，人君心中不能安乐，便想着尽忠效死来报效国家。这就是“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百姓也以他的忧患为忧患”。下面又说：“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患，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这也是上面的意思。说人君能够与百姓同乐，那么他所享受的快乐就不是自己一人的快乐，而是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人君能够与百姓同忧，那么他所忧虑的就不是自己一人的忧患，而是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患。这样一来，四海虽然广大，百姓虽然众多，也没有不欢欣拥戴他的；亲爱他，就像小孩子爱父母一样；拱卫他，就像手足护卫头目一样。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国家哪里会有不安定的？所以说：“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过。”臣认为，君主和百姓，名分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体的。君主能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百姓也会把君主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孟子之所以极力说明人君应当与百姓同忧同乐，就是为了晓谕齐王。下文又引用晏子回答景公的话，说明古代人君对待百姓，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缺乏，反复申明君民一体的意思，深刻而恳切。可惜齐王最终不能采用。可是考察《大学·平天下》章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这也是说人君应当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这样看来，孟子这句话确实是统治国家、爱护百姓的重要道理。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推广并实行这个道理，以保全养护天下百姓，天下就太幸运了。所以，真诚是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人的法则。达到极致的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不真诚，却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过。

译这是《孟子·离娄篇》中孟子所说“修养真诚之道，足以感动人”的话。“诚”是真实无伪的道理，是天和人共同具有的；只有圣人自然能够完全具备这个道理，普通人必须经过思考和努力，之后才能完全具备。所以孟子说：“真诚是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人的法则。”什么叫“真诚是天的法则”？“诚”是指圣人而言；天道是天理自然运行，天没有不真实的，寒就确实是寒，暑就确实是暑，一切都出于自然，不需要用力。圣人的德性浑然都是天理，仁就真实地是仁，义就真实地是义，凡是存在于自己身上的道理，不需要思考勉强，自然无不真实，这就是天道的自然，所以说“真诚是天的法则”。什么叫“追求真诚，是人的法则”？“思诚”是指尚未达到圣人境界的人；人道是人伦日用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孝敬父母、敬爱兄长，都是当然的准则。尚未成为圣人的人，在仁上还有不真实之处，就要思考并用力使自己的仁真实；在义上还有不真实之处，就要思考并用力使自己的义真实。凡是存在于我身上的道理，都要用心操持、保存、反省、察验，使它真实，这也是人道当然的要求，所以说“追求真诚，是人的法则”。下面又说：“达到极致的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不真诚，却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过。”这又是推广修养真诚所产生的效验。“至”是达到极点的意思，“动”是感动人的意思。孟子认为，真诚是天下共同的道理，不因物我而有隔阂；人能够把这种真诚推到极致，使自己的身心没有一丝不真实，就没有不能感动的人。侍奉父母，父母就喜悦；结交朋友，朋友就信任；侍奉君主，君主就任用；役使百姓，百姓就服从；甚至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什么不能感应的，都来自极致的真诚，这就是“达到极致的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如果自身有不真诚，言语行为都出于虚伪，那么内外远近都不会相信，怎么能感动人呢？所以又说“不真诚，却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过”。臣认为，天地万物人与人之间虽然有万般差异，但它们所共同遵循的道理不过是真诚罢了。这种真诚在天表现为元、亨、利、贞，赋予人便表现为仁、义、礼、智。人能够在自身完整地体现这种真诚，那么较小可以感化万物，最大可以与天地相配。孟子因承接上文修养真诚的意思，进一步说明真诚的道理，这些说法大概本于子思的《中庸》。《中庸》从第二十章开头提出修养真诚的端绪，到第二十二章便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也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以至于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列。第三十二章又说，天下至诚的人能够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建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化育；把至诚推到极致，其功效各自达到盛大，而这些功业实际上都从修养自身的真诚开始。这样看来，真诚的本体和要旨虽然极其简约，但它的功用之大，整个天下都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臣恭敬地希望皇上留意修养真诚的学问，以成全至诚之德，感化臣民，与天地相配，天下就太幸运了。郊祭和社祭的礼仪，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的礼仪，是用来祭祀先祖的。明白了郊社之礼和禘祭、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岂不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明白吗？这是《中庸》第十九章，子思因孔子说祭祀之礼与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间隔，所以引用这些话来说明中庸之道。为什么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郊”是祭天的地方，“社”是祭地的地方；上帝，就是昊天上帝。古代天子在国都南面设置郊坛，用赤色的牛祭祀上帝；在国都北面设置社坛，用太牢祭祀后土。这就是郊社之礼用来侍奉上帝的意思。说到上帝，后土也包括在其中了。为什么说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先祖的？宗庙是祖宗的庙，先就是先祖。古代天子建立七庙，用来奉祀祖先的神位，常常陈设宗庙中的礼器，摆设祖先的衣裳，进献四时的食物来祭祀他们。这就是宗庙之礼用来祭祀先祖的意思。既然已经说郊社宗庙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后土和先祖的，为什么又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东西展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呢？“明”是明白通达的意思。郊社之礼，就是上面所说侍奉上帝、后土的礼仪。禘，是天子宗庙中的大祭，追祭始祖所出自的帝，并以始祖配祭；尝，是秋祭；四时都有祭祀，这里举秋祭一项来说明其余各祭罢了。“治国”是治理本国的人民。“示”字与顾视的“视”相同，“掌”就是手。孔子的意思是说：侍奉神明和治理百姓，根本道理相同；能够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就知道侍奉神明的道理在于精诚洁白、一心一意，其中不能有丝毫私心和虚伪。用这样的心来整治国家，凡是政令发出，都务必合乎最公正的原则；刑罚和赏赐施行时，必须求得最恰当。这样，想使国家治理好、人民安定，就好比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手掌，形势非常明白而且容易。所以说：“治理国家岂不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明白吗？”臣认为，神明与人的区别虽然不同，但侍奉神明的礼仪，实在以此心的敬意为根本；治理百姓的方法，也以此心的敬意为根本。把这种敬意贯彻到侍奉神明上，在郊外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没有哪次祭祀不接受神灵的福佑。把这种敬意贯彻到治理百姓上，施行于一国，一国就能治理；施行于天下，天下就能太平；没有哪里不取得功效。侍奉神明和治理百姓的道理，有什么间隔呢？孔子说，武王、周公的孝道，因而推论他们所制定的祭祀礼仪，甚至达到治理国家如同看手掌一样明白。中庸之道，全都体现在这里了。然而礼书说：“只有圣人才能配享上帝，只有孝子才能配享亲祖。”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圣人的德行来配享上帝，就不足以说明郊社之礼；如果没有孝子的德行与上天相通，也不足以说明禘尝之义。既然如此，哪里还敢希望治理国家能够容易呢？大概一定要有圣人配享上帝的德行，有感通先祖的孝行，然后侍奉神明的道理才能明白，治理国家的功效才容易达到。臣恭敬地希望皇上弘扬圣明孝敬的德行，以明白侍奉神明的道理，扩大达到至治的功业，天下就太幸运了。仲尼远宗尧舜，近法文王、武王，向上取法天时，向下顺应水土。

译这是《中庸》第三十章，子思说孔子取法帝王和天地，以成全中庸之道。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怎样远宗尧舜？“祖述”是从远处尊奉并承继他们的道。圣人的道，到尧舜时大为彰明。例如尧能够彰明高尚的德性，使九族亲睦，百姓受到感化；舜的光明德行与帝尧相合，谨慎地彰明五种常典，五典都能得到遵从。这就是他们成为人道极致的原因。孔子尊奉并承继它们，例如删定《尚书》必以《尧典》《舜典》为开端，谈论治理则取法尧舜传下来的执中之道。这就是远宗尧舜。怎样叫作近法文王、武王？“宪章”是近世遵守他们的法度。三王的法度，到文王、武王时最为完备。例如文王继承光明、敬慎自持，于是有光显的谋略；武王建立中正的准则，于是有光大的承继功业。这就是王法的极致。孔子遵守它们，例如学习礼制便有“遵从周礼”的说法；编次《诗经》一定以周南的教化为根本。这就是近法文王、武王。什么叫“向上取法天时”？“律”是效法的意思，“天时”是春夏秋冬四时。寒气离去，暑气便来；暑气离去，寒气便来，都有自然运行的规律。孔子效法它，例如阐发《易经》以说明阴阳的奥妙；作《春秋》必备四时的书法，乃至听到迅雷、见到疾风就一定改变容色，以及处理显明与晦暗、屈抑与伸展都合乎时宜。这就是成为圣人而能随时通变的地方，也就是向上取法天时。怎样叫作向下顺应水土？“袭”是因循承袭的意思。“水土”是东西南北四方；高的地方成为山岳，低的地方成为川泽，都有一定的道理。孔子顺应它，例如编次《禹贡》来叙述职方，居住在鲁国便穿宽大的儒服，居住在宋国便戴章甫之冠，乃至出仕或退处、任用或舍弃，都随着所处环境而安定。所谓“安于所处的土地而敦厚地实践仁”，都是向下顺应水土。总的说来，尧舜的道、文武的法，都是一个中庸。孔子远宗并近法它们，于是帝王所体现的中庸之道，也都被孔子兼收了。天时的运行、水土的道理，也都是一个中庸。孔子向上取法、向下顺应，于是天地所体现的中庸之道，也都被孔子兼收了。孔子凭借生来就知、安然实行的资质，又能追随师法帝王，取法天地，完成成圣的功业，成全中庸之道，所以他的圣德更加圣明。子思作《中庸》，先后详细叙述帝王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以及天地覆盖承载、生成万物的德行；到这里，则说孔子的学问兼有帝王与天地的道理。下文又说，它好比天地没有什么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好比四时交错运行、日月轮流照明，用来表明中庸之道到孔子这里能够集大成，成为天下后世的准则。孟子也说：“自从有人民以来，从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由此看来，孔子对于中庸，能够贯通帝王与天地，使它们合为一体。这就是他成为万世帝王之师的原因。臣恭敬地希望皇上遵循孔子成圣的规范，取法帝王和天地，以完全实行中庸之道，开创万世太平，实在是天下臣民所依赖的。《通鉴》。任命汲黯为主爵都尉。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武帝任用汲黯的事情。汲黯是汉朝正直的臣子，主爵都尉是掌管列侯的官职。汲黯起初任谒者，武帝因为东越互相攻伐，派他去察看，他没有到达便返回，说：“越人互相攻伐，不过是他们的习俗罢了，哪里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武帝又派他去察看河内郡的火灾，他回来后说：“民间失火，不值得忧虑。”臣巡视河南时遇到水灾旱灾，百姓甚至有父子相食的，于是擅自发布诏令开仓发粮赈济，请求伏罪。武帝认为他贤能而宽宥了他，升任他为东海太守；他因病卧床一年多，郡中却治理得非常好。于是召他入朝任主爵都尉。他治理政事，务求把握大体，又喜欢直言劝谏。当时武帝正招纳文学之士，说想推行仁义，汲黯劝说道：“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想效法唐虞的治理呢？”武帝发怒，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愚直太过分了！”群臣便借机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顺从旨意，使君主陷入不义吗？即使只顾爱惜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对得起朝廷呢？”后来严助替汲黯请病假，武帝问：“汲黯是怎样的人？”严助回答：“如果让汲黯任职做官，没有什么超过别人；至于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守成持国，那么召唤他，他不会来；命令他离开，他不会走；即使勇猛如孟贲、夏育，也不能强行夺走他的志节。” 武帝说：“对，古代有以社稷为重的臣子，像汲黯这样的人，已经接近了。”朱子在《通鉴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汲黯作为臣子能够竭尽忠诚、极力劝谏，武帝能够容纳他的直言并称许他的贤能；可惜武帝不能听从他关于欲望太多的劝告，克制并去除私欲，实际实行仁义，使治理教化能够同唐虞一样隆盛。臣认为，天理和人欲不能同时胜过对方，就像水火不能相容。尧舜的心纯粹是天理，完全没有私欲，所以仁义的施行内外一致，治理教化达到极盛。武帝不能让天理胜过欲望，只是借用仁义的名义，想兴起唐虞之治，他不能取得成效是理所当然的。后世人君想要兴复古代的治理，必须先遏制人欲、保存天理，使内外都统一于仁义，然后才可以做到。因此，先儒胡寅《读史管见》中说：“汲黯关于欲望太多的话，不只是切中了武帝的弊病，凡是做人君的没有不是这样。他所说的欲望，有的指酒，有的指女色，有的指财货利益，有的指宫室，有的指游猎，有的指犬马，有的指博弈，有的指把辞章技艺、图书典籍当作文才，有的指抚剑怒视、逞强好胜当作武功，有的指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当作功业，有的指沉溺佛教、喜好神仙当作高明。欲望虽然有大小之别，都足以改变人的志向思虑，使人荒废治理。想推行仁义却没有根本，不足以感化人心、端正民德。所以，人君没有比修养自身更大的事情；修养自身，又没有比减少欲望更优先的。如果欲望确实不再流行，内心就会虚明而善念容易进入，气息平和而天理胜过人欲，举动无不合乎天理，所做的事没有不善，唐虞之治也不过如此。因此，减少欲望以修养自身，实在人君的首要事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臣恭敬地希望皇上以尧舜没有私欲为法，以汉武帝欲望太多为戒，努力实行仁义，务必使治理教化隆盛，那么唐虞的盛治就可以在今天重新出现，这实在是天下国家万万年太平的福祉。下诏询问贤良文学百姓的疾苦。

译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昭帝时期，向贤良文学询问百姓所感到不便之事。贤良文学，是郡国推举来的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如今的进士一类。所谓百姓的疾苦，是指当时足以成为百姓祸患的政事。汉武帝以来穷奢极侈，损耗国家，以致费用不足，于是任用桑弘羊等人，设置盐铁、酒榷、均输等官，尽力控制天下货物，同百姓争利，以充足国用，终于使百姓荒废本业，公家和私人都陷于困窘。昭帝即位，霍光辅政。始元六年春，因为谏大夫杜延年上奏说：“年成连年不好，流离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回来，应当修明汉文帝节俭、宽和的政事，以顺应上天之心、满足百姓的意愿。”于是下诏有关官员，召进郡国所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教化的要领。他们都回答说：“治理人的方法，在于抑制末业利益而开拓仁义。现在郡国设置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想同天下百姓争利，因此百姓从事农业本业的少，追逐末业的多。希望全部罢除这些官职，向百姓显示节俭，然后教化才可以兴起，风俗才可以改变。”桑弘羊责难他们，认为这些是国家的制度，是安定边境、充足费用的根本，不可以废除。贤良文学于是极力说明，国家以谋利为务，深深成为百姓的祸患，必须向百姓显示仁义，然后才对百姓有益。桑弘羊多次责难他们，但他们的议论更加恳切，最终也不能使他们屈服。这年秋天，于是罢除榷酤官，以听从贤良文学的建议。大概从汉武帝末年起，天下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霍光深知当时政务的关键，所以对内减轻徭役赋税，对外同匈奴和亲，由此百姓逐渐充实，稍稍恢复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事业。这实际上是从下诏询问贤良文学关于百姓疾苦的举措开始，打开了改革的端绪。所以朱子在《通鉴纲目》中特意记载这件事，用来表明汉武帝兴利而损害百姓的政策，到这里才开始逐渐革除。臣认为，利益虽是人情共同想要的，但人君能够实行仁义，百姓就会受到感化，兴起廉洁谦让的风气；即使不去追求利益，也自然没有什么不利。若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开启百姓争夺的端绪，那么利益还没有求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所以尧舜把宝玉弃置山中、把珍珠投入深渊，成汤不经营财货利益，武王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巨桥的粮仓，他们都不接近利益和欲望，向百姓显示不贪的榜样，以助长廉洁谦让的风气，成就仁义的教化。孟子告诫齐国、梁国的君主，都说：“何必说利益，只要有仁义就够了。” 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汉武帝不知道仁义本身就是利益，却只想把利益当作利益，于是任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均输法，想把天下的利益全部收归国家。结果使民间疲困，国库储备也亏损。假如不是在汉昭帝时期，能够根据贤良文学的议论，稍稍革除它的弊端，那么汉室的危亡，应当不用等到新莽摄政之日就已经发生了。兴办财利的臣子，足以祸害国家，实在太严重了！伏望皇上把节制财用、崇尚恭俭作为根本，把仁义置于教导百姓的首位，那么国用自然充足，民生自然安定，教化也可以兴盛，这确实是当今时代和百姓的幸事。永平九年夏四月，明帝下诏给司隶和刺史，让他们每年考核长吏的优劣，并上报朝廷。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明帝督促司隶、刺史考核长吏的事情。汉代司隶校尉掌管举察京师百官以及京畿以内长吏的得失；刺史如同今天的方面官，掌管举察所辖京畿以外郡县长吏的得失。长吏是郡守、县令等官员；“殿”是官员不称职，“最”是有治理成绩。明帝永平九年夏四月，下诏司隶、刺史每年上报佩墨绶、任职三年以上而政绩特别突出的长吏，各举一人，让他们与计吏一同入京；对于政绩特别差的，也要上报。这大概是因为明帝励精图治，担心内外官员贤能与否混杂不清、优劣无法辨别，因而没有办法施行赏罚来表示劝善惩恶，所以诏令司隶、刺史各自考核所属的长吏：任职满三年而能守持廉洁、处理政务勤勉敏捷、政绩特别显著的，每年举荐一人，令其与计吏一同上京，听候升迁赏赐；那些贪污浑浊、庸庸碌碌、昏聩无能、荒废职守、怠慢政事、特别没有政绩的人，也要把姓名上报，等待罢黜惩罚。朱子特意在《纲目》中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明帝能够严明考核长吏优劣的命令，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臣认为，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比考察官员政绩的优劣并施行赏罚更为紧要的了。如果考核为优却得不到赏赐，那么善于治理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受到鼓励；考核为劣却得不到惩罚，那么不善于治理的人就无法受到惩戒。这样还想使天下得到治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考核政绩、罢黜升迁的制度，起始于有虞氏，到成周时才最为完备。周代制度规定，冢宰在年终命令百官府各自整治政务，接受他们的会计文书，听取他们的政事报告，以此向周王报告官员的废置。三年进行一次对群吏政绩的大考，并据此加以诛罚和奖赏。明帝命司隶、刺史每年考核长吏优劣，得到了虞、周考核官吏的遗意。因此，永平年间的治理成为东汉首屈一指的政绩。然而，考核官员优劣，也在于任用的人是否恰当。所以有虞氏任命禹居百揆，因而各种政绩都兴盛；成周任用周公担任冢宰，因而升迁和罢黜的制度大为彰明。如今在朝廷内部，有吏部、都察院；在地方，有布政司、按察司，都是负责考核官员的机构。如果所任用的人才贤能，能够明察官员政绩的优劣，公正地施行赏罚，那么百官各司自然都会修治自己的职务，天下难道还会有治理不成的吗？伏望皇上体察虞、周立法的用意，选拔忠良之臣，任用他们主持考核，使官员优劣的评定极其明晰，赏罚的施行极其公正，那么官员就能称职，百姓就能蒙受恩惠，天下将万分幸运。冬十月，晋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

译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晋武帝任用将领、谋划讨伐吴国的事情。羊祜是晋朝的贤将。当初武帝有消灭吴国的志向，便让羊祜都督荆州，镇守襄阳。羊祜安抚远近百姓，很得江汉人民的拥护；他同吴人建立公开而深厚的信任关系，投降的人想离去，都听任他们。又减少巡逻士卒，开垦田地八百多顷。刚到任时，军中没有一百天的粮食，后来却积蓄了足够十年的粮食。等到西陵被攻克，吴主孙皓的志气更加张狂，不修养德政。羊祜于是专心修明德政以安抚吴人，每次与吴军交战，都约定日期后才开战，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计策。将帅中有人想进献诡诈的计谋，他就总是拿醇酒给他们喝，使他们无法开口。军队行进到吴国境内，割取谷物作为粮食，都计算所侵取的数量，送绢帛偿还。游猎时常常停留在晋国境内，所得的禽兽如果有被吴人射伤的，也都送还给他们。吴国边境的人于是全都心悦诚服。到这时，武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羊祜便上疏请求讨伐吴国，并借举伐蜀成功的事来说明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江淮的险要不如剑阁，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甚于巴蜀，而晋军的力量又胜过从前；如果不趁此时平定四海，却反而让两军相持，使天下困于征战戍守，经历盛衰变迁，这是不可能长久的。如果调集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并进；荆州、楚地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的军队直指夏口；徐州、扬州、青州、兖州的军队一同会师秣陵，以吴国一隅之地抵挡天下大军，形势就会分散，阵势就会离析，各处防备都十分紧急；只要一处受损，上下就会震荡，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为吴国谋划了。武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贾充、荀朂一类人都认为不可，只有杜预、张华赞成他的计策。后来羊祜患病，入朝觐见，武帝派张华询问计策，羊祜说：“孙皓暴虐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可以不经交战就攻克吴国。如果孙皓死后另立一位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无法窥伺长江以南了。”武帝想让羊祜卧病在家而统领、保护诸将，羊祜说：“攻取吴国不一定要臣亲自前往，只是平定吴国以后，才要劳烦圣上考虑罢了。”没过多久，晋朝果然大举平定吴国，战胜敌人而成功，完全如同羊祜的预料。朱子在《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武帝任用将领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选，羊祜的谋划出于忠诚，确实值得取法。臣认为，君主任用将领，贵在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将领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用来防守必定坚固，用来交战必定取胜，用来进攻必定攻取，上下不受扰乱，事情也就能够成功。所以舜命伯禹征讨三苗，于是文德得以施行；武王任用吕望讨伐纣王，于是鹰扬之师奋发而出；成王命周公东征，于是三种罪人都被擒获；宣王命尹吉甫北征，于是玁狁终于被驱逐。这些都是任用将领得人的结果。晋武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最终完成了讨伐吴国的谋划，也可以说是将领得到了合适的人。朱子把这件事写入《纲目》，是为了说明君主任用将领，应当谨慎选择人才。伏望皇上体察古代帝王任命将领的用意，选拔任用忠诚贤能的人，使他们统率六军，以防备意外，辅佐天下达到至治，这是天下的大幸。开始制定均田、租庸调法。这是《通鉴纲目》记载唐高祖制定民田制度和平均赋役的法令。“均田”，就是平均分配田地；“租”，就是田租；“庸”，就是人身劳役；“钱调”，就是宅地钱。高祖平定天下后，首先制定均田法：成年男女中，授田一顷；重病残疾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妇、妻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田地中，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租，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粟二石；调，则按照各地适宜生产的绫、绢、絁、布等物缴纳；庸，则每年役使百姓二十天，不服役的就收取代役钱，每天三尺。遇有事务而增加劳役十五天，免除其调；劳役三十天，租和调都免除。水灾、旱灾、虫灾、霜灾造成灾害，损失超过十分之四，免除租；损失超过十分之六，免除调；损失超过十分之七，租调全部免除。百姓的资产产业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四邻为一保。城邑中的居民编为坊，田野中的居民编为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得同百姓争利；工匠、商人及其他杂类，不列入士人行列。男女刚出生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每年编造计账，三年编造户籍。这样一来，养育百姓的政务、治理百姓的法度，开始变得精密周详。所以朱子在《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唐朝治理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得以建立。臣谨按：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作为君主，必须制定百姓的产业制度，减轻他们的税收，减少他们的徭役，使各人都能安居，然后百姓的食物充足，礼义才可以兴起。所以夏后氏实行五十亩纳贡，殷人实行七十亩助法，周人实行一百亩彻法，都是取其十分之一；这样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有坚定的心志，从而成就和乐安宁的治理。唐朝的均田、租庸调法，虽然不能与三代兴盛的井田制度相比，但在经营百姓产业方面有办法，在安置百姓方面有法度。所以宋儒范祖禹说：“自从井田制度废除以后，贫富不均；后世如果有能够制定百姓产业制度，使他们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的，只有唐朝的制度差不多可以做到。”然而治理国家的人，只有能够减少劳役，减轻税收，重视农业而抑制工商，崇尚节俭而除去奢侈，限制占田数量，使困穷者得到养活，让贫者能够自立、富者不能兼并土地，这才是使天下均平的根本。这确实是治理国家应当着力的事情，也是当今适宜施行的政策。伏望皇上效法三代养育百姓的用意，体察宋儒使天下均平的主张，使土地得到均平，百姓安居，那么先王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两溪文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二 （明）刘球撰 奏疏 请求停止征讨麓川的奏疏 臣听说，君王的军队，不会因一时决胜负而逞一时的愤怒，必定考虑万全之策后再取胜，这样才不会有失败的事情而能够取得成功。如今朝廷内外大臣商议，想在云南边境增加十二万军队，等待麓川的残余寇盗思任发前来投降，然后停止进攻；否则就进攻他们。臣私下认为，这只是想逞一时之愤，而不是考虑万全之策。从前大军两次进逼寇盗境内，都不能大获成功而返回，是因为那里地处偏远，山岭纵横、深谷交错，道路险峻闭塞，又有瘴气毒害。中原士兵披甲持杖，背负粮食、肩扛草料，跋涉数千里而来，已经疲惫不堪，饮食又不充足，不能适应水土，疾病接连发生，突然又遇到敌人，所以还未交锋，刚强勇猛、敢于战斗的气势已经消耗了七八成。加上将帅不和，行军失去法度，所以没有功效，实在不是因为兵力少。如今即使增加兵力，但那里的险远仍然如故；分路进军，则山地广大而援军不能接应；合力进攻，则地势狭窄而军队无法容纳，这些都是兵法所忌讳的。何况寇盗以逸待劳，窥测形势，得利便出兵抵抗王师，失利便逃入溪谷，难道不是让我们的军队坐困疲惫吗？如果只是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等待他们投降，就更不可行。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应轻易发动战争。古语说：“战争之后，必有凶年。”这是说战争所造成的愁苦之气会伤害阴阳的调和，必然导致水灾、旱灾、虫灾等灾害；考虑到后果尚且如此，何况可以轻易发动战争来试探它吗？如果把十二万军队暴露在万里之外，只希望小小的寇盗投降，这就是轻率动兵来试探寇盗。兵法又说：“千里运送粮食，士兵就会面有饥色。”这是说粮饷不可不预先准备。如今把云南的米运到金齿，每石米必须耗费数石粮食，百姓苦于运输，军队又常常缺粮；如果再增加军队，运输就更加艰苦，粮食也更加短缺，怎么能保证士兵不会面有饥色呢？所以臣认为，这只是想逞一时之愤，而不是考虑万全之策。《春秋》的原则是重视内地、轻视外地；三王的治道，不使中原百姓因荒远之地的事务而困苦。所以汉文帝放下尉佗侵犯边境的怨恨，先帝赦免黎利叛逆的罪责，大体都是采用这个原则，使中原安宁而四方夷族安定。臣私下认为，麓川本来只是南诏蛮夷边远之地；它归顺，对国家没有多少利益；它背叛离去，也不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哪里值得同它较量胜负呢？即使以天地宽厚仁慈的心胸把它置之度外，也不算失策。如果一定要惩罚它，就应当忍住一时决战的愤怒，谋求万全之策，选用良将，再辅以能干的文臣，仿照赵充国屯田招降叛羌的旧例，利用云南现有的兵力，或者再从附近增调一万多人，分别驻屯在边境各地，厚实供应他们的粮食。赏赐给他们农用物资，务必使军队和百姓彼此相安，既能耕种又能守卫；同时同木邦、车里等夷族交好，把他们作为外援。等到寇盗出没，就加以剿灭驱逐。如果他们服罪，就按照礼法接纳；如果始终不改，等到两三年以后粮食积蓄有余、士卒熟悉当地道路，再另行商议大举进攻。还要下诏给云南的郡县以及各土官，使他们明白圣上的意旨：暂时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以谋划以后再次行动。这样虽然不能迅速成功，也一定不至于导致失败。伏望皇上怜悯臣的愚昧，察看臣所说的事情；如果确实无害于事务、有益于国家、对百姓有利，那么请停止增加兵力的议案，施行屯田的命令。仍请敕令有关部门选将任官，各自务必选得合适的人，授予任用并发给赏赐，一定要存有至公之心，不要只是因循旧例而已。雷震奉天殿鸱吻，请求修身省察的奏疏 臣谨考察《春秋》，由此知道君心所感与天心所应，就像回声应和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国家的成败兴亡没有不与此相联系的。董子所说：“国家失去正道，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这是上天出于仁爱人君之心，想要阻止国家的乱象。”君主遇到上天的警戒，哪里能够不严肃地修身省察呢？从前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太戊修治政务，于是殷道兴盛；野鸡鸣叫于鼎耳，武丁端正德行，于是殷国安宁；旱魃造成灾害，宣王修养德行，于是王道教化得以施行。他们都能修身省察以奉承上天，所以天灾降下，并没有成为国家的祸害，反而成为国家的福分。昨天雷震奉天殿的鸱吻，皇上穿素服、停止上朝，下达罪己诏，发表自我省察的言论，命群臣各自修治职务。修身省察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切了，确实足以回应上天的心意而消除灾异。臣私下认为，今天修身省察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有十项。第一，勤修圣学来端正心性德行。自古圣明贤哲的君主，行动都能与上天相合，因而雨旸寒暑无不按时顺适。因为他们专心致志地求学，对于一切无益之事全都屏弃不做，所以私欲全部去除，天理彰明，内心获得端正，上天也不会违背他们。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臣愿皇上以古代圣贤君主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在临朝视事的空闲和御经筵之日，多居宫苑的时间少一些；凡是所谓无益之事，全都置之度外，只多次召见儒臣，讲求最高的道理，专心尽力于精纯专一的功夫，推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等到学问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天理和人欲分辨清楚，那么圣心端正，天心也没有不顺从的。第二，亲自处理政务来总揽权纲。政令出自君主本人，权力就不会下移。所以太祖、太宗每天早朝结束以及晚午两次朝会后，必定在顺门或便殿召见大臣，亲自裁决各种政务；有事情疑难，就召掌管机务的大臣商议斟酌，自己作出恰当的裁决，因此权力归于皇上。皇上即位九年，对政务已经日渐熟悉，希望遵守两位圣君的成规，恢复亲自裁决政务的旧例，差不多可以使权纲有所归属，政令归于统一。第三，分别贤能与不肖，亲近正直之士。诸葛孔明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所以有志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没有不乐于有正人君子作为亲信，来辅助治理并使自己的明察更加增长的。只是分别贤愚不可不精确。如今内外臣僚不能没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希望皇上自己观察，从他人那里询问；如果确实贤能而可以亲近，就亲近他们；

译如果确实不肖而应当远离，就远离他们。这样君子会一天比一天进用，小人会一天比一天退避。第四，选任礼官来隆盛祭祀典礼。如今的太常，就是古代的秩宗，必须得到敬慎清正、端庄稳重、明习礼典的儒臣担任，然后才可以交接神明。所以舜任命伯夷，伯夷还要把这个职位让给夔、龙，确实因为这个职位不是容易胜任的。如今太常卿和少卿长久空缺而没有选任，恐怕祭祀礼仪有所乖失吧？应当选用儒臣担任，差不多可以使祭祀典礼得到修治。第五，严格考核来督促吏治。自三代以后，巡行地方的礼制废弛，而郡县官吏不敢放纵、田野百姓能够安居，是因为多次派遣绣衣采访等使者巡行郡县，察看官吏的得失，询问百姓的疾苦。洪武、永乐年间，也曾经这样做过。近年多把这个职责交给布政司、按察司和巡按御史，但他们的考察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因此官吏没有善政，百姓大多失去产业。至于军卫官员，危害尤其酷烈。确实应当选择公正明察、廉洁能干的朝廷大臣，分路巡行天下；从三司、郡守以下，不论文官武官，都一并考察。如果确实奸邪贪墨、罪状严重，就据实奏明，罢黜退职；如果有廉洁能干、仁慈宽恕、治理成绩超过常人的，也要据实奏请表彰，使百姓有劝善惩恶的依据，吏治得到整顿振兴。第六，慎重施行刑罚来彰明法典。古代君主不亲自处理刑狱，而把一切交给司法官。古书所说：“我说判你刑，只是不要轻率判刑；我说宽宥你，只是不要轻率宽宥；务必要合乎中正。”大概是担心司法官因迎合君主的喜怒而在刑罚上有所轻重，导致刑罚失中。近来司法部门上报的狱案中，有奉诏旨把重罪减轻为轻罪、把轻罪加重为重罪的。司法部门既不敢坚持意见上奏，到了审讯囚犯时，又往往观望揣摩，希望迎合圣意，因此不能没有冤枉。臣私下认为，一切刑狱案件，都应依司法部门拟定的判决办理。如果有不恰当之处，经过调查询问而查明实情，就惩罚最初审问的官员。至于运砖、纳米赎罪等惯例，也不是古法，而且使贪婪的人能够侥幸免罪，使廉洁的人反而蒙受罪责。应当命令司法部门今后对于文武官员，除了犯公罪可以准许赎罪外，其余都依照律法审问拟罪，那么刑罚就能合乎中正，法典也能彰明。第七，停止营造工程来使百姓和军人的劳苦得到缓解。土木工程不停，天地的和气就会受到扰乱。所以《春秋》对于营建修筑之事都加以记载，用来表示警戒，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京师兴建工程，已经有五六年了，虽然没有烦扰百姓，却都是役使军队。然而军队也是国家的赤子，需要他们抵御暴乱、奔赴战斗，哪里适宜只役使他们而不给予体恤呢？何况各衙门都已经更新修缮，应当停止这些工程，或许可以使人的力量得到恢复。第八，宽免拖欠的赋负来怜悯贫困百姓。《周礼》所说十二项荒政，其中一项就是减轻征税。近来各地报告水灾、旱灾和荒年，请求减免租税，但有关官员大多不准许减免；有时即使准许，也只是徒具形式，使百姓不能得到实际的恩惠，以至于贫困流离的人越来越多。应当命令户部遇到报告灾荒，就立即核查实情，酌量减免租税，同时设法赈济流民，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产业，这样百姓的贫困或许就能得到救助。第九，停止兵事来重视百姓生命。兵器是不祥之物，一发动就必然伤人，不可轻易举兵。汉高帝凭武力平定天下，并不是不善于用兵，但遭受匈奴在白登的挫败，最终也没有报复怨恨，因为他知道兴兵必然伤人。像麓川这样连年用兵，死者已经十有七八，军费、资财和爵位赏赐多得无法计算；如今创伤还没有痊愈，又派定西侯蒋贵统领军队，跟随缅甸去接受他们所拘捕的首领思任发。假使他们的话果真可信，抓到思任发带回来，也不过是献到朝廷，在市中肢解示众，在道路上砍下首级示众罢了。然而缅甸挟此功劳，必定要求同木邦分占麓川的土地；不答应就会造成怨恨，答应了则两夷的土地和人民各自增加一半，势力会坐大，将无法控制。这是消灭一个麓川，却产生两个麓川。假如事情有所差错，那么战争将没有止境，死者一定很多。臣看见皇上每次录用死囚，都常常怜悯他们，免除死罪而令其充军；这样的仁心，确实足以同天地好生之心相合。如今想要活捉一个失去土地而逃窜的寇盗，却驱使十多万无罪之人走向死地，难道不是违背好生的仁德吗？何况寇盗之子思机发在麓川，已经曾派人来进贡，并非没有悔过求免之意。如果命令靖远伯王骥派人前往晓谕缅甸，不必烦劳大军，只要把这个寇首斩下送来，就给以厚赏；仍然命令思机发把四面土地全部削出，分给各寨新近归附的蛮人掌管，授予他小官，让他仍居住在麓川，那么不用动兵而这一地区就可以自行安宁。臣认为应当召回蒋贵，并停止四川、湖广、贵州的军队行动，以保全数万生灵的性命。第十，修治武备来防范外患。《大易》说：“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能够在祸患发生以前防备，之后才可以没有祸患。如今北部边境接连多年有人入贡，但遣来的使者每年增加而不减少，他们暗中包藏祸心，实在难以察知。一旦率领那些乌合之众长驱入侵，造成的祸患就会很深，不可不预先防备。不如趁现在闲暇之时，多次派给事中、御史到京城和沿边地区巡视督察操练和防务；让借调到各厂以及在私人家中服役的军士都参加训练；继续实行武举的法令来寻求良将；制定招募制度来招来勇武之士；扩大屯田制度；收取中盐之利来充实储备。这样，武备就不会有缺漏，外患也有了防备。以上十件事，都是今天的急务。要想感通上天的昭明灵验，招致太平的福庆，关键确实就在这里。臣不顾自己的愚昧浅陋，冒死陈言。伏望圣明裁决。关于整治京师水患堤防的奏疏

译臣谨以《水患事》为题上奏。正统五年六月十四日夜里，雨并不十分急骤，但宣武街以东发生水涝灾害，情形如同去年淹没民宅、溺死百姓。原来去年宣武街西边的河水决口，堤岸漫流，冲过街东，东西两处的水汇合，于是泛滥成灾。后来因为给事中鲍辉提出建议，虽然曾经修筑堵塞，但一时仓促，工程不太坚固，因此今年又决口，再次成为百姓的灾难。如今雨水时常降下，官民之家都惶惶忧惧，臣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形。臣私下认为，京师是百姓聚集之地，是四方万国瞻仰的地方，应当经常疏通清理水道，修筑堤岸，以防止堵塞决口，不应有横流淹没的灾患，使人不能安居，往往辗转迁徙，以致地方空虚，奸人得以乘机作盗。如果蒙准所言，请敕令工部酌量拨派军夫，立即堵塞已经决口的河岸，务必修得坚固，不要让河水再次向东漫流。还请会同多位官员商议，在宣武桥以西等处酌量开挖泄水河，以疏通宣武街以西的河水以及城中的各处积水，使其不至于壅塞成灾；并招募官员、百姓、军士、工匠等，在空闲街面居住，以壮观京师，或许可以避免地方荒废、奸盗暗中发生，实在便利。谨此上奏，请求圣旨裁决。请求救济京畿内水灾的奏疏 臣谨为救荒之事上奏。近来因为北直隶地区遭受水灾，年成歉收，皇上特意命令佥都御史等官员张纯等前往赈济饥民。皇上救济灾荒的用意极其深切。臣私下认为，救荒的急务有三项，谨列条陈上报。一、招募客商运来南方的米。今年北方虽然荒歉，江南却多有丰收。如果在沿途以及山东、河南、湖广、南直隶的市镇处张榜，晓谕客商装载米粮运往直隶，停泊在张家湾、通州等地，预先派遣廉洁能干的京官，将司法部门没收的赃罚银以及沿河收取的船料钞贯，等米船到达后，按照当天时价公平收购，以扩大赈济。客商中有能够仗义、愿意拿出米粮救济的人，米达到二百石以上的，按照义民的事例赐给敕书加以奖励，并免除其本人徭役。所有米粮都交给佥都御史张纯等人公正分发给缺粮之家，务必使人人都有食物，不至于饥饿。如果商船急于运来而一时不能及时到达，就先借用沿河官府所存的米，全部用于赈济；等商船大量到达，再把收购的米归还所借的数量。仍命令各坝、洪闸、关津等处增派人力，先行■〈走赞〉米船前来。米船的船料钞，自榜文到达之日起至第二年六月止，一律免收。这样米商自然会前来，赈济也就有了供应。一、劝导农民耕种，作为保证粮食充足的办法。各地百姓困于饥饿，有的四处寻找食物，没有时间耕种；有的缺少种子和耕牛农具，没有力量耕种。如今春耕即将开始，如果不及时劝导耕种，还希望田里的谷物秋天有收成，是不可能的。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在赈济之外，仍然督促饥民回到田地耕种。凡是缺少五谷种子、耕牛和农具的，借给官钱，帮助他们购买使用。等到年谷丰收，按照数目归还官府，务必使百姓都努力经营产业，土地没有不生长庄稼的，这样或许可以盼望秋收，不至于再次饥荒。一、裁减僧道，以节省游食之人的费用。各府、州、县的僧道本来已经有规定的名额，近来有人以行脚为名，有人托关系到关卡领取度牒，聚集来到京师；他们不是挂名在寺观中，就是寄住在民间，头戴黄冠、身穿缁衣，遍布街市。考察他们所学，对国家没有益处；追究他们所吃的食物，全都出自农民。况且如今正是饥荒之年，一个几口之家增加供养一个人尚且会有不足，何况容纳这类人不下千万，聚集在京师吃粮，暗中耗费百姓粮食，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应当命令礼部发文给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清理在京的僧道。除各寺观中有登记名额的僧道不动外，凡是挂名的和寄住民间的，都命令他们到礼部申报。那些有度牒以及没有度牒却不应当领取度牒的人，都一律勒令返回本土。如果查阅文册，确实应当发给度牒的，就立即发给；其余按照惯例勒令返回，并命令各府、州、县有度牒的僧道，每人只许留下一个年幼而有戒行的人学习佛道、继承领取度牒，其余全部罢归务农，以消除游食之害。请求留任知县何澄的奏疏 臣谨为保留官员之事上奏。臣等都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本县有知县何澄，先前因为佥都御史王翔考核他不能裁断繁杂事务，行在吏部上奏后，奉命另行任命知县潘怿接替他。何澄回到吏部，臣等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慈祥、廉洁、安静，表面上好像无所作为，内心却有筹划。本县人来到京城的，没有不说他办事公平恰当、能够体察下情、爱民如子、不制造事端扰乱百姓的。他又曾修筑寅陂等水陂，疏浚开凿渠道，灌溉民田二十多里。蜜湖等湖泊被人侵占，他都追回恢复，使灌溉民田得以均平，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百姓都心悦诚服，诉讼自然平息，顽劣的人也自行受到感化。他任职仅两年，即使是偏远乡村山谷中惯于逃避差役徭役的百姓，也乐意服役；受到他的责罚，大家都没有怨恨。等到他任满将要离开时，百姓赠送路费，他全部推辞不受。父老乡亲数千上百人送他，个个哭泣，好像失去了父母。走到吉安河下，本县里老百姓易雅望、施仲温等一千多人上告，承蒙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仍然留任何澄回县处理事务，另行定夺。近来听说布政司又发文催促何澄赴吏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臣等听说后，想到本县向来事务繁重，但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县官像何澄这样得到百姓的拥护。如果他被考核罢免，百姓就会失望。若蒙准许臣等的奏请，请敕令吏部仍然留何澄在本县任事，以安慰民心；也使远近官员听说何澄因为守持自身、爱护百姓而得以恢复职位，都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这样或许有益于风俗教化。谨此具奏上报。《两溪文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三 （明）刘球撰 赋颂 至日早朝赋 正值宣德纪年的第五年，到了玄冥掌管时令的仲冬中旬，羲和驾车回转到北陆，黄昏初起时招摇星指向子位，玉管中的葭灰开始飞动，黄钟之气候重新到来，开启万物宏大的开端，在天地洪炉中运转一元之气。今日有幸遇到太平盛世，正应当在紫宸殿举行履长之庆。因此，诗歌方面由灵台确定，礼仪方面由鸿胪掌管，仪仗器物内外全都齐备，执事人员大小都恭敬戒慎，无不整肃沐浴、连夜起身，恭敬地等待。这一天，东方尚未破晓，抬头看明星仍然明亮；车马扬起尘土，沿途灯烛交相辉映；听玉漏滴答作响，望廷燎光辉灿烂；九重宫门打开，已经十分开阔，三鼓敲响，发出铿锵震响；东西两掖的群臣争相前进，双佩鸣响铿锵；台阶下的卫士排列成万队，卤簿仪仗陈设在两旁。合起来便成为对偶，分开便排列成行；牙旗、羽盖，龙纹、凤章，玉节、金凿，殳、矛、戈高高扬起，众多器物无法一一叫出名称，美盛景象也无法用言语比拟。不一会儿，太阳朦胧地从东方升起，云气缥缈地向下笼罩；祥瑞的佳气浮动在帘幕之间，灿烂的祥光映照着金碧宫殿；飞鸟和鹞隼低低盘旋，凝结的冰霜融化成水；炉烟升起，香风飘散；朝廷的鞭声响起，群臣的喧嚣顿时寂静；守门的象奴端正仪容举止，仪仗中的马匹也不敢喘息。随后开启瑶门，前来警跸；大钟轰鸣，銮舆出行。皇帝身穿绣有日月的高明衮衣，远远望去，天子的尊位上仿佛有飞龙；黼扆在身后设置，裁断大事必定出自圣上的睿智思考；冕旒垂在面前，却不能遮蔽重瞳的明察。皇帝不动声色，容貌深厚恭敬，俨然如帝舜端坐南面之位，也无异于周武王在九重宫阙之中垂衣拱手。臣僚则有王、公、侯、伯，貂蝉冠帽光彩夺目，玉带悬着牙笏；朱衣和锡服相承接；卿、大夫、士直到各类官职，济济一堂、步履庄重，无不盛装而来，冠帽按品级区分，班次按次序排列，东边是文官，西边是武官，如鸳鸯般整齐排列，如鸿鹄般挺立。那些接受王化教令的远方夷人，那些敬畏尊亲之道的各族，也遍布其中；有些国家的名称诗书从未记载，汉、唐也未曾使其来朝，他们都带着玉帛远道而来，也有幸在皇帝身旁观礼。于是，戴绛红头巾的鸡人，在东廊长声报时；乐官奏响音乐，钟磬柷敔、琴瑟箫管交相发声，反复击鼓；声音宏大充满耳际，节奏铿锵而有次序。礼官唱赞，群臣登降、拜俯、进退、启跪，或跃或舞，全都合乎礼仪，没有一点违背平日的规制。各方匦函进献的奏辞退下之后，万众齐声高呼万岁，欢喜使天颜为之动容，声音震动天下。等到大礼已经完成，祥瑞庆贺接连而来；承蒙天子颁布恩命，赐给群臣休假浃辰，宴饮和赏赐已经颁布，恩典礼遇又十分周到。凡是有生命的众多百姓，没有不愿意拥戴天子一人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况且冬季这个时令，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哪里只是鲁国史书详细记载云气物候，周官重视在圜丘举行祭祀呢？冬季在《易》卦中属于复卦，而“复”的含义，是阴气消退、阳气增长。阳气增长，是君子之道逐渐通达的征兆；阴气消退，是小人之道闭塞的象征。居上位的人必定应当体察这一点，想到君子之道应当尊崇；居下位的人也应当体察这一点，想到小人之道不足以凭恃。上下同心，这样才能明辨是非、施行惩戒。务必使邪曲不胜过正直，谗邪不得妨碍贤能，那么天下就可以纳入仁义的领域，功德也可以同唐尧、虞舜的声誉相齐。皇图由此巩固，万物的福庆从此成倍增长。畜鹰赋 鹰这种鸟，有一个名称叫鷞鸠。它聚集炎精而形成勇武的德性，禀受金气而多有攻伐的谋略；学习捕猎，必须合乎时令。夏天祭祀鸟神而顺应天时，秋天借助威势而合乎时令；羽毛一天天养成修整，不是同类便不交往，不是它的树林便不栖息。这是羽族中的雄杰，百鸟没有可以与它匹敌的。因此它的羽毛纹彩鲜明，颜色并不单一；胸脯高耸，脖颈昂扬；腿胫宽大，翅膀强健；尾巴以合卢色为贵，眼睛黑得像点上的漆；喙弯曲如酋矛，脚趾锋利如铁刺。远望它，像忧愁的胡人；站立高耸，像安放着的石头。高高飞起，就飘然凌驾于九重霄汉之上；向下俯视，就能开阔地看见万里山川。忽然飞到闽越，转眼又到了幽燕。山岳之神不能阻挡它，河川峡谷不能延缓它奋飞的势头。它有尚父般的勇力，捕捉追逐有子产般的精明，多次飞翔仿佛具有学者勤学的功夫，以小制大又兼有御史执掌监察的权力。所以百兽望见它便收敛踪迹，众鸟触犯它便丧失性命。难道是它本性喜好杀戮吗？大概也是上天使它如此。一天，它奉明诏被送来，以求取好价钱；收藏在雕饰的笼子里，覆盖着黄色帷幔，脚上常常系着青绿色丝绦，头上戴着彩绘皮帽，也稍稍受到礼遇。它从渤海边的风霜中脱身，在宫阙朝廷之下沐浴雨露。皇帝观赏玩味，赞叹不已；鹰在圣驾旁徘徊，于是皇帝命令鹰坊安置好它的住所，让它住在冬暖夏凉的房间里，栖息在朱红色的架子上。长年让它吃饱肥美鲜食，白天黑夜都按时饮食休息。它有幸遇到如同仙鹤乘轩那样的待遇，受到的亲爱并不不同；即使是入怀的鹞子也不能同它相比。假使它的才能不是超群绝伦，又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宠爱呢？等到闭藏蛰伏的时令到来，冬季狩猎到了日期，皇帝的车驾如雷震动，亿万骑兵如云相随。于是让金吾卫士把它臂戴起来，让内厩的骁健骏马承载皇帝，左右护卫紫鸾车驾，前后簇拥翠凤旗帜。进入广阔无边的旷野进行较猎，到了追逐奔跑的时候便解开它的束缚。这时它应当竭尽才能，振动翅膀，同西旅进献的獒犬合力，同东海的豹子协势，大力搏击熊、狸，小心迅速地捕杀兔、雉。把捕获的猎物献给虞人，在车舆旁报告功劳，用来供奉大庖，充实宾客礼器，作为干肉供奉祖庙。它这样做，是想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求免除尸位素餐的惭愧；这样才不辜负恩情，也不负皇帝的德意。假如饥饿时只依靠人，吃饱后就高飞远去，那么即使有矫健的翅膀和善于攫取的利爪，考察它的名声、核实它的实际，也曾经不如鸱鸮。处境困窘而依赖人救济，作为臣下而白吃君主的供养，既然蒙受了他的施予，就应当怀有报答之心，难道不能从鹰身上得到鉴戒吗？龙驹赋（有序） 马成为祥瑞，大概从羲、轩、虞、夏以来，世代都有这样的事。如今皇上登临大宝七年，山西进献一匹龙驹。它的形体虽然源自马，但孕育的灵性实在类似龙腾，确实是国家的祥瑞。皇上于是发布彰明德行的诏令，推辞群臣的祝贺，又取得《春秋》不记载祥瑞、不以珍异之物为宝的义理。大概正因为皇上谦逊自抑，更加显示这匹龙驹的出现，能够为天下开启无穷的太平治理。臣虽然愚昧，幸逢昌盛之时，谨献《龙驹赋》一首，以便略微彰显这件美事。赋曰：

译惟有皇上登临帝位，使天下达到最安定的境地，于是感应到和顺之气，导致龙驹诞生。它蜿蜒而生，孕育出秀异之质，或许是星宿房所凝聚的精华；它产自山河表里之郡，进献到如日月般光辉的朝廷。雄健奇异，是因为体干象征天的刚健；骏逸俊美，是因为禀受坤母象征地的贞正。这是世间罕见的奇异祥瑞，实在是上天仅仅降下的美好征兆。看它的形貌，皮肤如牛，尾巴如牛，骨骼盘曲如虬，角如麒麟；耳朵像劈开的竹片一样高竖，双眼像夹着明镜一样明亮；头顶花纹聚集，仿佛美玉；马蹄翻动如霜，胜过美玉。姿态形体奇妙绝伦，鳞鬣伟岸纵横，实在远远不像寻常马匹的形貌。至于它行动合乎规矩法度，鸣声谐和合于音律节拍；驯服它不必训练，驱驰它不必鞭策；碰到它也不惊惧，喂食它然后才进食。气势矫健威武，而性情却善良驯顺，没有偏癖；顺应人的意愿，充分发挥其作为马的性能，于是又宛然具有君子的德行。若给它配上金鞍、装上华美的玉勒，它一出马群，万骑都显得空无；纵马驰骋，千里路程只在一息之间。早晨从九条大道出发，晚上便周游八方；红尘纷纷在身后扬起，赤色汗水交相滴落；奔驰如风，疾驰如星，驱行如雷，飞掣如电，又哪里是寻常马匹的才力可以相比的呢？因此，渥洼所产的马显得鄙陋，大宛所进的马也显得不足；即使周王苑囿中的八匹骏马，也不够与它的美相当，哪里是燕台千金所能买得、充作它价值的呢？它高视古往，独步当时；市场上无法买卖，个人也不能私自占有。难道一定要遇到伯乐，等到颂扬者称赞它，之后人们才知道它的骏美、称道它的奇异吗？它脱离民间，登上天子的马厩；出世逢逢时之世，得到适宜的饲养，沾受雨露的滋润，依凭天日的温暖，这不是生来不凡而又出世便遇到圣主的大幸吗？圣主认为它奇异，把它展示给百姓；百姓惶惶然争先恐后地快快观看，无不说：“啊！从前庖牺得到背负河图的骏马，于是创制了文字；轩辕乘坐服皂色的骏马，于是各种制度得以建立；乘黄出现，舜的德行更加光明；飞菟到来，大禹的功业于是得到条理。那么这匹龙驹出现，难道还不足以比拟我皇明的美好声誉吗？”请竭尽我的愚诚，略献庆贺之辞。皇上说：“如果能使五谷成熟、百姓安宁，使夷狄归服、礼义兴盛，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祥瑞，又何必把祥瑞归于这一匹灵异之物呢？”于是有人拜手稽首歌唱道：“元气混融啊，孕育龙驹；资质不凡啊，志向远异；跨越騕褭啊，凌驾騊駼；忽然奔驰幽冀啊，倏忽驰骋荆吴；是谁招致它啊，是皇上的德行广布。”接着有人在他们的行列中唱和道：“龙驹到来，四海肃敬；百谷丰熟，百姓富足。龙驹到来，九夷归服；皇图巩固，皇风和穆。” 龙驹到来，万物得到养育；这是上天的赐予，是国家的福祉。”歌唱结束，祥瑞之风从四面吹来，瑞云照亮天空。百工一起在宫廷台阶下击鼓舞蹈，同声祝愿圣上万年长寿。《琼岛观灯赋》（有序） 皇上登临帝位的第六年，四海归于至治，百种祥瑞应合于丰年。于是皇上在琼岛张挂灯彩，以庆祝元夕，也用来奉承圣母的欢心。下至群臣，也都赐予荣盛宴饮。四夷和百姓，也得以参加观赏。圣恩广泛施及众人，如同上天一样，众人的欣喜拥戴没有止境。无不愿皇上的寿命与日月一样悠长，皇上的基业与天地一样广大。况且臣忝居春官，过分承受皇上的宠爱和知遇，惭愧没有勤勉报效的功劳，怎敢不竭尽颂扬之辞？谨作元夕观灯赋一首进献。赋曰：啊，皇上的风化清明和美，使天下都像处在春天。万国前来贡献玉帛，天下四方车同轨、书同文。庆幸年谷屡屡丰熟，以致祥瑞庆贺接连而来。天地之气与形体和谐，风俗因教化而醇厚。正值元夕到来，实在是万物光华开始焕新的时候。用张灯来娱乐节日，而一定要以琼岛作为场所。此岛坐落在重城之滨、太液池旁，境界幽深，形势盛大。宫殿有仁智、介福、延庆等美好的名称，宫苑则体现广寒、金露、玉虹等美好的形制。方壶、瀛洲的景致仿佛相沿而来，白虎、青龙的洞窟幽深地交相开放。历经万年的佳树，以及遍及九州的奇石，无不在岛中呈献奇异之姿，罗列在两旁。这实在是大内的美景，也是历朝的胜迹。于是高处跨越山峰顶巅，低处沿着水泽布置；仿照六鳌来承载山岳，又依据五方来配置色彩。结扎彩绸，垂挂旒饰，涂饰金色、点缀碧色，装扮瑶灯，数量以万亿计；全都因应事物而塑造形态，各自把装饰做到极其精妙。飞翔的，有雉、雁、鸢、鹭、鸳鸯、鸧鹒等各种鸟类，纷杂地以树木为依凭；奔走的，有麕、兔、麞、猱，像羝羊、像駉马一样，群类分明、队伍各别，随着山势上升；潜游的，有虾、龟、蛙、蟹、巨鲤、长鲸，扬起鳍，振动甲壳，全都环绕于水中。大的有日月，小的有列星。羽衣道士、穿黑衣的神僧，类别多得无法尽数辨认，众多得无法一一命名。它们各自呈现一种颜色，各自肖似其形，完全发挥了工匠的精巧，也夺取了天地造化的功能。等到西边金乌落下，东边玉兔升起，便命令司烜大举点燃排列的火炬；爆竹如雷鸣，烛龙似闪电飞驰。一会儿万盏火炬全部张开，转眼间四面山头都高高布满。荷花灯绽放，仿佛连城之多；银花灯点缀，布满树木。彩云般的灯光灿烂，垂悬在重重天空；珠星般的灯火森然，簇拥着前路。春意拍击回荡着光辉，天空朦胧，仿佛将要天明。火龙奔驰，人们纷纷退避；烟花飞翔，万物仿佛都在鼓舞。笙歌响起，百戏正开始演出；鸾凤仿佛降临，众种乐舞于是兴起。宛如太乙神降临，俨然像青阳之神驾车返回。于是揭开珠帘，开启玉门，面对宫阙，临驾车辇。难道只是因为至治的功业已经完成、这美好的节日难得遇到，才想在万机政务的空闲中略快一时的观赏吗？实在是借着时令和顺来奉侍母后，进献珍馐美味，奉上春酒，使慈颜愉悦，以助长寿，尽到敬爱母亲的诚心，并把四海所有的物产奉养母后，以此教导天下人行孝。这正是成周时周王向文母致送安乐福庆之事。上至公辅，下至各级官员，都得到假日，都参加观赏饮宴。用酒浆斟饮，用盘中食物款待，以慰劳他们的勤劳并使他们享受安逸，用来劝导天下人尽忠。这正是《卷阿》中君臣共同欢乐的情形。放宽卫禁，打开门闩和钥匙，使百姓、众民以及蛮夷部落都能观看灯光，增加他们的欢欣跳跃，使他们庆幸生逢其时、亲眼看见圣上的作为，从而扩大天下人的仁爱之心。这正是《灵台》中与民同乐的情形。把这样的心意推广到广大土地，把这样的德行流布充满天地，那么人们将恭敬地尽子女的职责，士人都勉励建立臣子的功业；各家都服从礼义的教化，各乡都敦厚仁爱的风气，天下太平，民情和乐，肃敬而和谐；使圣上的寿命达到万亿，使宏大的事业永无穷尽。《景星赋》（有序）

译臣听说，人以德行感动上天，上天以祥瑞回应，这是自然的道理，也是古今相同的道理。近来亲眼看见景星出现在西北天门之上，考察典籍，认为一定要四时之气和顺，天子以孝德治理国家的功业与天一样广大，然后景星才会出现。往昔黄帝、尧、舜的时代，都有这种祥瑞。恭敬地想皇上，内在笃行至孝之德，外在宏展至治之功，使气化合于太和，与上天的心意协调为一，因此上天显出景星，以彰明皇上的功德，以预示国家亿万年隆盛太平的庆兆。天人感应的道理，实在太明显了。臣亲眼看见旷世未有的祥瑞，不能没有辞章来略尽颂扬之意，谨拜手稽首献赋说：癸丑年秋季，闰月上旬，有星星靠近天空，光彩绝伦。第二天，有位客人问国中的老人说：“昨天夜里，祥瑞的云气浓密缭绕；看那星象，高高地靠近天门，明亮如明镜出匣，光耀如满轮之月；光辉映照七曜，形势拱卫三垣。烛龙也不敢张开火炬，奎宿的文彩也不足以与它相比。它使天下全境如同没有黑夜，照耀普天仿佛清晨。人人都知道它是景星，却没有谁完全知道它的祥瑞由何而来。只有您传习前代见闻，熟悉旧史，明白天道，研究人事，能够探究事物极微妙的根源，知道美好征兆的开始，希望您开启我的疑惑，表达我心中的不解，把祥瑞应验的原因告诉我，使我明白天人与天相互感应的道理。”国老说：“这祥瑞的感应伟大啊，久远而且有征验；一定是世间有盛大的治理之后，天上才会出现景星。从前三皇的治道，没有比轩辕更完备的，而此星曾以摄提的形态出现；五帝的德行，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而此星曾在翼、房出现。于是考察瑞图所记载的内容，广泛搜求占书所称述的说法，都说一定要四时之气相合，达到至和的极点；天子笃行至孝的诚心，贤能之人尽力发挥任用的道理，海内有欢悦的声音，制作制度合乎天意，法令顺应人情，德行达到八方边远之地，高高地与天相并，这样上天才会垂顾，景星才会明亮出现。” 如今天下广大，天子圣明睿智，体察元气而居于正位，效法上天施行政教；四时顺序运行，天地各得其位；玉烛之光明耀，苍天养育万物的功业完成。四时之气可以说和顺而没有灾气了。内在奉养慈闱，上对祖庙虔诚祭祀，多次问候以承奉欢心，善于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他的孝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崇加锡命以奖赏已经任用的贤者，歌咏招致隐逸之士，使任用人才务求得人，贤能者都乐于出仕。颁布巡抚的条文，使百姓乐于本业；下达宽恤的诏令，使各家都蒙受利益，于是四海之内没有不欢欣安慰的。音乐由阳气生成，礼制由阴气制定；声律完全和谐，典章明亮完备，于是制度制作可以说合乎天意。禁令必公正施行，法令不私自设置；任用人们所喜爱的人，惩罚人们所憎恶的人，于是法令有办法顺应百姓的心愿。德化周遍和洽，仁恩广泛施行，天下广大之地都受到滋润，如同元气流行而没有阻滞；于是德行达到八方，与上天没有差异。所以能够感动太虚，感通重玄；美好的祥瑞聚集，景星悬挂，明亮如玉璧相拱，灿烂如珠子相连；光明遍照八方，超过五纬星而大为显扬，使符合皇道的祥瑞再次在今日流布光辉，以回应皇帝德行的祥兆；这美盛不只属于往年，皇上的浩荡风化由此传播，皇家的绵长庆运由此开启。这些都是天被感动的结果，也都是人事回应的结果。既然在天与人之间，天人交接之际，哪里还有什么间隔呢？客人说：“祥瑞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增加什么呢？”国老说：“如今皇上的笃厚刚烈之心，盛大而无边无量。昨天召见群臣，把天象展示给他们，说：‘达到这样的祥庆，依赖你们这些辅相；还要尽你们的心力，协调辅佐，敬慎光明地治理。不要认为功绩已经显著就可以懈怠，不要认为成效已经取得就可以放纵。还要谨慎地辅佐我，明白地答报上天的赐予。如果不进一步修养德行，而职务又因此荒废，即使有美好的征兆，又哪里值得依靠呢？’群臣都再拜稽首说：‘陛下盛大的德行招致这种祥瑞，至于我们臣僚的力量，实在丝毫没有什么可归功的。愿意谨慎到底，始终如一，迎接各种美好，扩展宏大的谋略。即使臣下才力不及，怎敢不孜孜不倦地思考，尽力效劳一己的愚诚呢？’于是上下互相勉励，教化养育广泛施行。难道能因为得到祥瑞就满足，便说政事可以不必谋划了吗？”客人于是高兴地说：“问一个问题而得到四方面的收获，既听到了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又听到了上面对下的告诫、下对上的规劝。想要经营治理这个时代，使它比肩隆盛于三皇五帝，能生逢这样的时代、侍奉这样的君主，实在是多么幸运啊！”国老说：“虽然如此，我还有四章诗，要描写景星盛大的祥瑞，歌咏圣朝的和乐兴盛，全部交给你，共同祝颂国家的福祉。” 客人听了高兴地跳起来说：“这诗多么盛美啊！充分表达了华封三祝的祝愿，详细具有虞廷君臣唱和的辞意，足以流传皇朝的德美，赞颂皇家的庆运直到无穷。请把它传播到朝廷和民间，使人人都能歌颂它。”第一章说：“景星在西北天空闪耀啊，光照六合啊，遍及万国；黑夜如同白昼啊，显现祥瑞的光色；是谁招致它啊，是圣皇的德行。”第二章说：“景星在天门之上灿烂啊，光明遍照天下啊，万物全都融和明朗；皇上的德行盛美啊，是上天的赐予；预示时世和谐啊，显明地呈现出来。”第三章说：“看见景星啊，众人欢欣喜悦；天子恭敬啊，告诫群臣进献；各自共同尽职啊，答报上天的眷顾；盛大的庆运到来啊，国家永远安定。”第四章说：“仰望景星啊，万物光明而成就；肃敬百官啊，钦奉圣上的制度；兴盛宏大的谋略啊，超过百代；皇上的寿命隆盛啊，达到万亿岁。” 《瑞应麒麟赋》（有序） 上天开启皇明亿万年的盛运。皇上凭借至仁盛德，继承四位圣祖的事业，实在是为天下百姓而生的君主，正当盛美时运。自从登上帝位以来，笃实任用贤能的辅弼，选拔提升众官，裁省废除繁冗事务，节省奢侈费用，以仁德养育四方。到如今四年，内地安定，外部归服。西面消灭阿台的部众，北方瓦剌的使者前来，东南各番夷接连前来进献贡物。榜葛剌国又航行万里海路前来进献麒麟和各种方物。麒麟是仁兽，一定要有王者的德行然后才会到来。如今它从远国出现，进献到宫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有德之人的明证吗？只有成周盛世时，越裳氏前来进献瑞雉，成王、周公接受之后更加修养德行，于是使周朝的福运隆盛无穷。皇上招致这样的嘉祥，又用德行承受它，国家盛大长久的庆运，应当与周朝相匹敌。臣忝居词垣，何其幸运能够亲身看见，于是竭尽愚拙才能作麒麟赋，进献辞章说：

译啊，伟大的造化之神创造万物，使毛类动物有三百六十种。唯独麒麟的形貌，卓然不同于它的同类。胸脯与凤凰、鸾鸟相等，体态容貌又像麕鹿；高耸昂扬的额头像狼，站立时修长挺拔的腿像骏马；文彩灿烂纷繁，容止端庄和肃。它发出的声音合于音律；虽然有角，却不触犯他物。行动时只遵循义，安静时只以仁来养育自己。它位列四灵之首，也是百兽所共同伏首的对象。因此，礼书称扬它的德行，诗歌也吟咏它。实在是非同寻常的神灵赐予，确实是隔世难逢的吉祥。见到它不是偶然，得到它更是奇异；大概上天秘藏这一祥瑞，必定要察看德行然后把它归给有德之人。皇上的德行高厚，上配苍天；能够承受上天眷顾，继承登临帝位。远则效法神祖，近则继承圣父的志业；锐意修治光大圣学，屡次向年高的老人询问德政；确实任用众多士人，广泛保全天下百姓。文教已经广泛施行，于是武艺又接续筹划；德行已经超过从前，功业还将垂留后世。使众生处于太和之中，使整个时代达到熙皞。因此招致这灵异之物，使它从海边远方出现。远方夷人纷纷不敢私自占有它，说这是中国的祥瑞符应；又随它带来各种方物，装载在高大的船上。海神踉跄着来效劳，风神飞翔着为它开路。它突然从西洋启程，忽然抵达蓟都。宫门已经大开，晨光也将要明亮。开始在大廷准备进献，屡次受到皇上临朝时的恩顾。六龙为此回旋，百官欣喜而快意观看。瑞彩充溢神州，颂声遍及天下。皇上敞开广大无边的胸怀，与化育万物的功行同流。看见园囿中的祥麟，正如周朝的瑞雉。难道只是夸耀美好征兆的到来，却忘记修养自己的德行吗？应当更加笃敬，以此明白答报上天的庇佑。只要内心谨慎恭敬，便应当不断聚集优厚的庆福。巩固皇家的万亿年基业，使之与周朝的德业相匹敌而同样美盛。” 《拟万国咸宁颂》（有序） 《易经》说：“万国咸宁。”这是说圣人在上位，德行与乾元相配，于是万物没有不安居其所的。我恭敬地看见皇明，自太祖开创事业、垂下基业以来，太宗、仁宗继承并扩展宏大的功德，越来越远大、越来越隆盛。传到皇帝陛下，尤其勤于任用贤能，急切劝勉官员尽职，以扩大宏大的版图，使环绕海内外的地方全都得到治理、全都和谐。远近各地都受到恩泽，遥远荒僻之处没有不前来归服的。《易经》所说的“万国咸宁”，实在只有今天才真正实现。然而从前周朝盛盛之时，其臣下都能够歌颂它的美好功德，把作品列入经书和文集，流传无穷。臣虽然愚昧不才，但有幸生在太平之世，所以敢竭尽无用的才力，作《万国咸宁颂》一首，想略微传播盛美。辞曰：伟大的皇明显然拥有上天所授的帝位，尊贵无以复加；圣圣相承，自神祖开始，平定荡涤乱世污秽，总揽乾纲，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赫赫有名的文宗，继承基业，建都于冀；朝贡道路平坦，音乐和谐，礼制完备，盛大而有秩序。仁慈的先考广施恩惠，广泛赏赐，扩大封赏，减缓刑罚，减免税赋。三位先帝把福庆留给明天子，天子登临帝位，任用贤能，思考如何达到这一点，于是下诏说：“啊，你们百官卿士，各自恭敬履行职务，竭尽你们的思虑，用来辅佐我完成先帝先后的志愿。高贵的爵位、美好的俸秩，我将增加赐给你们。卿士们说：‘好。’”陛下智慧睿智，兼有武功和文德；宽厚而又坚毅，体察乾道而居中正之位，效法先圣。体恤我们群臣，不遗漏大小事务，我们怎敢不早晚努力，求得与所受的任命相称？只要君上能够任用贤能，臣下不怀二心，君臣便互相欢悦。到了这第五年，仁德教化流布，如风吹行、水浸润；合乎义理的政令光明显著，如太阳照临、月亮巡视；搜查没有隐藏的奸邪，任举没有遗漏的事物。因此从郊外京畿到边远僻地，大郡小邑，错落如棋子布置；四民百姓像车辐聚向车毂、鱼鳞聚集一样汇聚。女子从事养蚕纺织，男子勤于种植技艺；穿得温暖，吃得饱足；长者慈爱，幼者敬兄；外门长久敞开，夜里狗也不吠。恩泽施及海边、穷僻角落和遥远边裔，凿齿、雕题之人，穿着草木织成的衣服和■〈糹罽〉色各异的服饰；姓名不能全部记录，各自通过翻译人员前来，各自整治贡礼。他们沿着山路而来，乘船顺流而至，奉上文辞，称臣为藩属，俯伏在朝廷台阶之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没有被遗弃的地方；都受到教化养育，都陶染于和气。各国没有不同的风俗，各家没有相异的议论；人没有不安定的，万物都能自行发展。《易经》说：“万国咸宁，只有今天才达到这种境地。”殷、周也无法超过，汉、唐怎敢企望达到这样的大康盛世，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皇明的德行，是层层积累而来；高明而昭著，宏大而宽容，与上天相似。上天眷顾皇明，时而降雨，时而放晴；旱灾冰雹不起，祥和的清风吹拂。凡是覆盖之下的地方，没有不获得安康救济的。皇明的功业，世代积集而不衰替；深厚广远，足以与大地相配。大地为皇明效验灵异、兴起利益，百谷年年丰登，百条河流没有灾害。凡是大地承载的事物，没有不达到治理的。皇明的恩泽，世代能够广泛施行；浩大充盈，没有人不受到它的覆盖。人们服从皇明，如同手指跟随手臂；都以它的快乐为快乐，都办理自己的事务。凡是有生命的，各自得到安居之所。这正应当使皇明长久安定、长久治理，也正应当使皇上的福禄完备。愚臣何其幸运，生在这个光明时代，叩首陈述辞章，依次铺陈雅颂。《瑞雪颂》（有序） 宣德五年冬季多次晴朗，十二月戊寅日，皇驾南巡返回。第二天晚上大雪，朝廷内外欢欣庆贺。皇上于是作诗来明白答报上天的赐予。臣因考察《春秋》所记“六月降雨”，认为那是僖公忧劳勤政而感通上天所致。恭敬地想皇上继承帝统、安抚百姓，侍奉上天没有过失，以致上天眷顾鉴察，祥瑞庆贺不断到来。所以这隆冬时节降下瑞雪，已经完全消除毒害灾气，预示将来的丰收。大概这与六月降雨同样是感应相通的奇妙回应。臣亲自看见奇异祥瑞，不量才力，虽然辞语鄙陋，仍作颂一首进献。颂曰：

译光明伟大的圣皇，谋略美善，德行美好，足以继承先皇；居于中央，建立正道；国家无论远近，没有不以他为法则的；万物无论大小，都受到他的恩泽滋润。人因和谐而回应，上天因和谐而降临。这一年冬天，本来雪没有降下，白驾南巡返回，说：“就在明天晚上，没有风，也没有霰，地上于是积满白雪，万象共同放光，六合一片白色；京畿千里，明亮如同锦绣帷幕；九重阊阖，晶莹如玉石装饰；朱红宫廷、丹红台阶，铺满美玉，堆叠宝璧；污垢不能飞扬，瑕疵无处隐藏。”第二天早晨不久便放晴，阴云消散；树林灿烂如瑶玉花蕊，水泽流淌如玉液；丰年的征兆出现，灾气暗中涤除。老人和儿童都满怀同情、和悦欢欣，拜手祝贺说：“瑞雪多么丰厚啊，有利于我们的来牟，有益于我们的黍稷；我们还忧虑什么冬祭和腊祭时的衣食呢？招致这样的美好征兆，是我皇上的力量！”圣皇谦让说：“我的内心始终警惕不安，怜悯你们百姓，勤劳得没有空闲休息；顺应道理，协调治理，还要依赖各位官员。上天降下祥瑞，难道全是我的功劳吗？”于是作诗，明白答报上天的美好赐予。朝廷内外欣喜传诵，人人口中吟诵、心里铭记。伟大的圣皇，内心深沉充实，尊敬侍奉上天，不敢有丝毫懈怠；上天因此眷顾降临，近在咫尺而不违背：想要风，风便顺从；想要雨，雨便降下；甘露、祥云，凡是希望得到的，没有不顺应的，丝毫没有差错。这样的瑞雪，应当写入典籍，昭示后世。臣愿圣皇永远拥有万国，臣愿圣皇寿命达到万亿，祥瑞庆福的来源绵绵不断。《黄鹦鹉颂》（有序） 宣德七年春季，西方有人进献黄鹦鹉，敬蒙皇上赐令群臣观赏。臣深切思考，鹦鹉能够说人的语言，而黄色属于土德；一只能够说人话的禽鸟，禀受土德的正色，不同于同类的本性，又比其他鸟类聪慧，那么国家疆土日益广大、皇上寿命无疆，莫不可以从中看出征兆。臣亲身承受恩遇，亲眼看见特殊祥瑞，于是竭尽鄙陋才力，作《黄鹦鹉颂》一首进献。辞曰：光明伟大的圣皇安定地统治天下，至和之气由此显现，百种祥瑞因此聚集。近来西部边陲进献祥瑞，这只鹦鹉不同于同类，羽毛不呈绿色，而是黄色。按德性归属，黄色属于土，得到的是土气的正色，大概是上天所赋予的。它有朱红的嘴、青色的尾，深红的脚、碧色的爪；眼睛灿烂如玭珠，羽衣耀眼如金线；资质不同凡俗，容貌十分从容。它喜爱声音，能够说人的语言，确实灵巧而美好，更加善于辩说而且聪慧。它脱离山林，来到苑囿；栖息在雕饰的笼中，系着柔软的丝带。命令它说便说，命令它跳舞便跳舞，一切听凭人的驱使，没有什么敢于违抗。朝廷中的公卿大夫、士人和百姓，都共同承受恩命，到宫廷廊庑下拜观。无不说：“啊，看到了从未看过的东西。”祥瑞之物到来，难道没有原因吗？这是因为我圣皇文武兼备，敬奉上天神祇，恭敬承继父祖，以此治理百姓。百姓都顺应秩序，从而养育万物；万物各得其所，政治隆盛，教化融洽，超过往古。上天于是赐下降祥，来使他的福祉更加厚重。威凤的仪态、白雉的出现，都同样符应，相互感通，昭示德行宏大而广布。愚臣献上辞章，正是愿望和仰慕。皇家的庆福接连到来，皇家的基业永远巩固。愿皇上万年长寿，永远做百姓万物的君主。《两溪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四 （明）刘球撰 ○记 谒见少陵杜先生草堂记 到了这里，既然本来就想询问这个地方的风俗，也不能不寻求这个地方前代贤人、先哲流传下来的光辉和遗泽，以扩大见闻，弥补自己所不能达到之处。所以登上西山而追想伯夷的风范，面对湘江而诵读屈原的辞赋，经过殷墟而推究箕子的洪范九畴，一定会在心中有所收获。至于奉使命到蜀地，少陵杜先生的草堂不能不留下足迹；游览草堂，难道会没有收获吗？杜先生的文章在唐代冠绝一时，超越六朝、两汉，卓然在《三百篇》之后自成一家，凡是学习作诗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至于他身处混浊时代而能不玷污自己的操行，毁坏自己的高尚清白，类似伯夷；没有一天不思念君主、忧虑国家，他的忠心类似屈原；怜悯百姓困穷、伦理败坏，急切地想要拯救并叙述这些事情，使社会恢复到古初状态，他忧虑世事的心情类似箕子。他有这样的道，却没有遇到当朝知己；又经历时代变乱，来不及施用于世，困穷也达到极点。正因为困穷，所以他的道施于文章之中反而更加光明。成都浣花溪草堂，是他守道处穷的地方。相隔杜先生六百多年而有幸来到这里，想寻找所谓万里桥、百花潭、雪峰、锦里等胜景，它们固然还在，但杜先生不能复生，也没有办法亲见他的道德、聆听他的教诲。然而徘徊在沧浪水边、桤林笼竹之间，观览景物而诵读他的诗，品味其中雅正淡泊的声音，体会到他像伯夷的一面，也足以自我劝勉；仔细沉潜体会他忧愤激切的辞句，体会到他像屈原的一面，也足以加强对君主的敬意；探究他陈述古事、讽谏今世的意旨，体会到他像箕子的一面，也足以资助治理百姓。一次出行而得到三方面的收获，这就是拜谒草堂的意义。唐代所建的草堂毁于唐代，宋元时重建的又毁于宋元；如今茅屋仍和旧时一样，又增加了享堂、休息亭、门庑、墙垣，是从前献王在蜀地时，兴复废墟，使它比过去更加宏大的。此次拜谒草堂的，有永康侯、合肥徐公安，兵部侍郎、钱塘柴公交车；陪同拜谒的，有行人司行人、闽南杨永钦，天监五官挈壶正、屯留申九宁，士人、祥符齐钦。想前往拜谒却因事情阻碍未能同行的，是工部郎中、广德谈信。拜谒结束后退下并把此事记在石上的，是礼部主事、安成刘球。

译《张忠定公画像记》古代君子，身死之后功烈与光辉仍和高山大岳一同长存，是因为他的浩然之气足以流传久远。善于培养这种气节的人，如乖崖先生张忠定公，大概尤其是古人中名声和事迹都卓著的吧？张公超过常人的贤德，并不是凭借外在条件，而只是能够做到内心不被动摇。名声是名人所争逐的，科举魁首都把它放在首位；有德而不把名声据为己有，张公的心难道会被名声动摇吗？美色是人所喜爱的，曾有人送来两名处女，他劝那些思念家乡的人娶她们，却不自己临幸；张公的心难道会被美色动摇吗？仓促发生的变乱，是人们难以处置的；他遇到一群叛乱士卒拥戴下拜、高呼万岁，也下马面向京师呼拜，以平息他们的喧哗；张公的心难道会被仓促的变乱动摇吗？推究他所持守的志向、精神所存的地方，即使坚固如层层城郭，也不足以说坚固；即使众多如三军，也不足以说勇敢；即使巨大如九鼎，也不足以说厚重。因此，他亲身遏止蜀地的叛乱，在朝廷上抑制丁谓的奸邪，完全没有一点为难的神色，是因为内心坚定而浩然之气充满全身使然。气节充足而能够有所作为，所以他的政令严厉却有宽恕，平正却果断，敏捷却周详，仁惠却守信，无论施行什么都合宜；这也是因为内心所形成的气节不能伤害他的缘故。张公在淳化、咸平年间两次治理蜀地，蜀人起初畏惧他，中间安定于他的治理，最后又思念他。等到听说他去世，蜀人拥着他的画像哭泣，又为他建祠祭祀，长久不衰。难道只有蜀地如此吗？直到今天，天下有志于古道的人，仍然都仰慕他的风范。张公的光辉流传后世而不磨灭，难道不是他的浩然之气造成的吗？张公是濮州人，名咏，字复之，官做到工部尚书；他的事迹详载于史书，他的故事流传在士大夫中。刘球一向仰慕张公的为人，等到奉使入蜀，拜谒了张公与秦地太守李冰、汉地太守文翁合祀的三公庙；退下后，又从张公的同姓后人、名叫生谏的人那里得到一幅张公画像，不知道这是张公家中收藏的本子，还是他传给蜀人的本子。然而考察张公亲手题赞以及赵翰林孟俯拜观时所写的题字，足以相信这是当时流传的作品，于是命令善书善画的工匠临摹后刻在石上，希望与世间景仰先哲的人共同观览仰慕。于是作记，并附诗说：“灿烂啊，我张公，向世间宣扬功烈；内心坚定，气节不馁。只有内心能够专一，他的气节才充盈。施行德行，德行更加茂盛；施展功业，功业更加崇高。既有文才又有武略，既严厉又循理。推究后世，追溯前代，像张公这样的人有几个？张公立于朝廷，奸邪谄谀便收敛行迹。张公来到蜀地，安坐而消灭叛乱。蜀人怀念张公，如同怀念父母。汉、秦两位太守，都不能独自专享美誉。愿我们共同承受他余下的美善，四海同声称颂，树立这无穷的声誉。” 张公实在是我的老师，我奉职到蜀地办理礼仪。拜谒张公的寝堂，便考察他的画像：头戴黑色冠，身穿褐色衣裳，仪态恭敬而有容止；画像上的题赞光彩鲜明。浩然之气的形象，越过时代也仿佛可以看见。”为了引导后来的人来观看，于是把它刻在石上，附以辞文，永远彰明美好的德行。《游玉泉记》游览玉泉，并不是放纵游玩。词林中的同僚想替编修萧君孟勤完成一天的观览，来壮大他荣归的行程。恰逢上巳日，编修与俭安、简主静邀请孟勤会面；我和修撰中规、检讨廷器一同前往。因为编修元玉还没有到，等了很久，料想他一定有事情耽搁，于是骑马从西城出发。走了六七里，大家还都因为缺少元玉而挂念。不久在广源闸看见两匹马立在水北，原来是元玉得到武臣引导跟随，从另一条路赶到，大家因此十分高兴。沿着水流走了十多里，到达西湖。湖中蒲草荇菜茂盛，春日的禽鸟虾鱼都在飞翔潜游，自得其乐。湖上的草木正开始萌发，而奇峰秀岭一片葱郁，青翠如黛，交相辉映。水田里也有耕作的人。边走边观赏，走尽湖东岸，到昭应庙下马，在松柏树下休息，拿出茶饼来吃。向北走，渡过青龙桥；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在桥西，迎接我们进去，奉上蜜汤，于是就在当地置办酒席，各人尽情饮了几杯。向西转弯，到达大功德寺。寺前有古台，已经三乆没有建屋了，但棱角格局还很整齐；相传是金、元君主临幸时留下的，所谓护圣寺更衣的地方。寺门里面有一块高大的石碑，原来是宣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创建今天这座寺院的文章，众人聚集观看。僧人右觉义、雪峰率领徒众前来迎候，并引导我们进入殿阁；门庑都极其壮丽。我们恭敬地来到方丈，僧人备办素食，礼节十分恭敬。告别他们以后，玉泉从池中涌出，注入湖里；泉水清澈得可以捧起，温暖得可以洗濯，甘甜得可以饮用；泉上有亭，可以迎风。于是环绕水池取水自行洗濯清洁，登上亭子坐下，柔风从四面吹来，身上的尘垢全都洗尽。僧人又带茶来进献，喝完茶，摆开器具；我们七人依次向孟勤敬酒，孟勤也同样回敬。众人又互相敬酒，于是取出诗作，以“来游来歌”八字为韵，分头作诗。虽然没有流觞曲水，但临清水而列坐，以酒助兴、吟咏胸怀，也十分畅快。从玉泉沿湖西岸走了一里多，正要转向南边回去，远远望见灵应观的屋宇隐约从树林中显现，大家都想前往。只有孟勤牵马径直而行，不肯回头，众人都拉住他，劝说道：“我们醉了，姑且留到这里，改日再游，彼此取乐吧。”于是就为此停止前行，返回城中。途中经过普光寺，僧人们全都出来迎接，也不能使我们留下。到城门时，城门已经关了一半，回到家时已是傍晚。于是坐下来思考，京畿的盛景在西湖，西湖的盛景在玉泉。湖的形成本源于泉，而它成为京畿的利益，也有其来由了。自唐朝失去驾驭控制以来，这个地方便成为战争的场所。五代以后，中间又经历辽、金，南北隔绝将近百年，谁敢投足其中来观览它的胜景呢？元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士大夫能够游玉泉的仍然没有几个人。如今这里的山川景物竟能多次承蒙众多官员聚集而光临，并不是偶然，这是圣朝的恩赐。虽然如此，我六年前曾经游过这里，当时馆阁同行的有十个人。如今为了孟勤前往，先前十个人中只有我一人同行，其余人都已经不在任职了。难道只有我如此吗？诸位这次游览也是第二次，而且同行者大多不是原来的同伴。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足迹能够再次来到玉泉之地，也不是偶然，是文人的幸运。把这两个“不偶然”合起来考察，二者大小虽然不同，但在我心中的感受却是一样的。诸位记录了所作的诗，又嘱咐我写记，因此我叙述事情的真实经过，并附上自己的感受，希望和诸位永远不要忘记这次游览。

译《苍山隐处记》按时相会，年年如此；放缓高声吟咏，饮酒而从容谈笑，那么隐居在苍山的人，他的快乐就更加无穷了。山因为苍而得名，难道只是取其颜色苍翠而已吗？“苍”字也有“仓”的意思，万物成熟后收藏在其中，就叫作仓。隐君思虑周密，行为慎重；年轻壮年时，曾经想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在人群中获得声誉；因事牵连而奔走京师，经历了各种平坦和险阻。如今已经老了，回想从前的踪迹，好像水波中的浮沤、风中的游尘，茫然没有固定之处，于是归隐苍山，可以说懂得了收藏自己的道理。世上那些只能进取而不能退处的人，听到隐君的风范，难道不会为自己惭愧吗？难道不会内心有所触动，想到应该有所收藏吗？隐君名高，字同升，是彭氏族中的长者刘球。彭氏出身的情况，他还曾经在他的处所教授科举学业，砥砺子弟，所以能够记述他的隐居之处如此。黔江县学记 蜀地有许多偏僻的县，黔江又是其中尤其偏僻的地方，位于重庆东南的万山之中。道路沿着山崖，石头裸露、杂草丛生，要走几天才能到达。它的南面接近施乡，施乡是古代夜郎的境域，都是夷獠居住的地方，所以黔江百姓中有一半是夷人。元、宋以前，虽然设置了郡县，仍然没有建立学校、设置教官。皇明统一天下后，把这里并入彭水，在旧县城西北二十里设置黔江千户所，不久又在所城西面恢复县治，学校和文庙则建在城内。黔江有学校，从这时才开始。百姓蒙受圣德，都想一同革除旧习而趋向新风，也有人学业有成而出仕了。只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贤能的官吏来兴办振作，学校的政务多有松弛，学校的土地又被强暴之人侵占。千户孙文把千户所迁置在县治东北，只有文庙占地开阔高爽，房屋高大坚固；其他校舍在文庙东面，都低湿狭小，长期被雨水浸坏，以至台阶沉陷、墙垣毁坏、地基暴露、柱子倾斜，师生讲学诵读和游息，全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正统元年春天，我安成人谢谦牧君由进士擢升为本县县令，处理政务之余，常常同诸生讲习经艺，看到学宫一向狭陋，便忧虑并想要改建。过了两年，政务得到治理，百姓安享他的恩惠，他便同诸生商议，把学校的土地换到文庙南面的射圃，先建明伦堂，其次建东西二斋，再建门、廊、廪库，接着建师生宿舍和厨房、浴室，不到几个月，全部告成。从此学校和文庙前后相接，规模宏大壮丽，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第二年，谢君入朝到京师，奏请补充学官，要求选择硕学大儒担任，使诸生有所跟从，能够在这里专心学习，并嘱托我写一篇记。儒者施政，一定要把教化放在首位；教化实行了，百姓知道应当趋向哪里，那么强横的人不能凭借蛮横行事，狡猾的人不能逞施奸诈，欺诈的人不能放纵欺骗，愚昧的人不能不求通达，懦弱的人不能不立定志向，混乱败坏的伦理秩序便可以得到整治，浇薄的风俗便可以得到敦厚。教化改变人的作用，岂不是很深远吗？如果不把教化放在先，却只是一味严刑峻法、严加禁令来威慑百姓，这就还没有懂得为政的道理。从前范忠宣公任襄城县令，大力兴办学校，选择贤者来教导学生，又亲自加以劝勉诱导；百姓受到他的教化而趋向善良的，已经很多了。后来范公的功名德业遍及天下，他的事业发迹，大概也是从襄城开始的。襄城尚且是中原容易教化的地方，并不像黔江这样偏僻地处边远，施行教化十分困难。谢君竟能如此勤勉地兴学立教，他是把忠宣公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了吗？我想，他的教化逐渐推广之后，一定会有人在偏远乡里兴起，能够佩带诗书、奉行仁义，出来同中州穿戴礼服、讲究礼义的人并驾于正直之途，在圣明的时代齐声前进。谢君的声名远播、官阶晋升，也一定会从这里开始。我特意把这些话记在学校的墙壁上，用来劝勉黔江的子弟，也借此表明谢君为政能够不失去首要之务。《春草图记》画中有数百上千株草，有的遮蔽高坡，有的铺满平地，有的沿着清澈的急流生长，全都像是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本性，顺遂了自然赋予它们的生长培育之性，没有一点枯槁零落憔悴的样子。这大概是河南参政孙元贞先生任礼部郎中时收藏的《春草图》。图中的草，发芽的已经茁壮，抽条的正在伸展，长叶的正当繁茂，开花的已经吐秀，蔓延牵引的连绵不断，丛生遮蔽的像蘑菇一样覆盖地面；草色萋萋芊芊，争相在纸墨之间吐露芳香、展现妩媚。在观看、翻阅、指点之间，四时的草大概无不具备；之所以独称为‘春草’，是因为万物的生长开始于春天，春天是天地仁德显现的时令。礼部在古代属于春官，体察天地生物的仁德而施行政令，是春官的职责。先生在春官之职上任事，凡是辅佐教化、施行典章的议论和设置，无不属于仁政的流行；他一定能从这幅图中观照、探求天地生养万物的仁德。如今先生任职河南，职位比礼部更高，施政也不能不比礼部更加仁厚。如果汴、洛、伊、颍四州所属百郡县的百姓，家家受到春日般的德泽，从而安居在不受冻挨饿的境地，那么这幅图就不只对礼部有功，对河南也有功了。先生是饶州人，凭德行兴起，经过进士科，任礼部官员二十多年，清廉而有文才，因尚书洁庵胡公的推荐而出任河南官员。不了解先生的人，看看这幅图，也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生活俭约，对待万物仁厚。我又写下这篇记，把它作为赠言。

译《西庄记》找到一处宽阔、闲静、明爽、地势高燥的地方，用房屋、门墙、庭院和道路加以布置，使尼山环抱在后，清溪流经前面，其他山冈、丘阜、泉源错落分布在左右，树林、菜圃、良田、深池交错排列在旁边，这是邓君汝述营建庄园中最美的一处。邓氏的祖先是传芳隐君，因为瓜畬一族日益繁盛而土地狭窄，迁居到清陂。传了四代到汝述，又因清陂狭窄而营建西庄。因为这座庄子在清陂以西，只有五里，所以取名为‘西’；又说‘西’就是栖息的意思，适合我晚年在此栖迟，没有比这座庄子更合适的了，所以用它命名。濵州学正彭懐美是乡里人，他在京师向我讲述乡里的旧事和隐居的乐趣，每次都说到西庄，并且说汝述营建这座庄园有三种善道：保留原来的住宅，扩大族人的居住之处，另外创业置庄，以开创家业，这不同于乡人兄弟互相争斗，也体现了谦让之道；虽然迁居却不离开乡里，能够奉守先人的坟墓，便利宗族往来，这不同于乡人远游而忘记亲人、独居而离开群体，也体现了孝道；安居作为常态，悠闲自得，不让忧愁扰乱心境，不使谗言有机会指摘自己的行迹，这不同于乡人在外面奔波钻营、追逐利益而自取其辱并损害德行，也体现了清介自守之道。我说，汝述既然拥有美好的庄园，又有这三种善道，如果能够实行到底，再充实扩大自己的德行，使恩泽流传到后代，那么影响必定深远，怎么知道西庄的后代不会比清陂、瓜畬更加繁盛呢？懐美说：‘本来就不可估量。不过汝述曾经请您为这座庄园写记，希望您不要吝惜。也许他的后人能够知道这座庄园创建的由来。’于是我不再推辞，写下了这篇记。《遂贞堂记》吴地许多世家居住在洞庭山，常常取山水景物的胜处来命名自己的厅堂，唯独金氏的厅堂取名为‘遂贞’，是因为士大夫要表彰他母亲周氏的贞节，以及他的儿子公晋善于奉养母亲。修撰施君宗铭同金氏有姻亲和邻里的交情，曾经带着公晋来拜见我，回来后对我说：周氏嫁到金家还不到几年，年纪只有二十岁，她的丈夫客死京城，公晋还没有脱离襁褓。有人劝她改嫁，她总是拒绝，只是早晚辛劳，亲自努力谋求衣食，保存下来的余财没有不是为了资助教训、抚养儿子，使儿子成就德行。公晋长大以后，对内勤于耕种园圃，对外游历江湖，回家来不及休息，出门又不忘记回家，无非是想使奉养更加丰厚，以安慰母亲的心。如今周氏年近六十，公晋也将近四十岁；每当公晋升堂奉上甘美的食物，杯盏酒肴依次陈列，爱敬之情表现在神色上，承奉恭敬而合乎礼法，和婉欢愉同时到来，忧思远远退去，母子都安然自得地享受这种快乐。这就是‘遂贞’之名的由来。我说，贞节是妇女恒久不变的美德，也是古今人们共同尊崇的品德。《易经》说‘从一而终’，《礼记》说‘一旦嫁给他便终身不改’，诗中说‘至死发誓不再有他’，这些都是贞妇的道理。世上贤德的妇人失去丈夫以后，只守持贞节，难道一定要养育出贤能的儿子，之后志向才不会改变吗？然而有的妇人善于哭悼丈夫，却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儿子，最终抱着悲痛投水自尽，像杞梁的妻子一样，苦难也很深；又有的儿子能够笃实尽到孝道，而母亲却不能安居守节，正如卫国的七个儿子，徒然引发《凯风》的哀怨。想要成全她的贞节，难道可以做到吗？这样看来，母子能够在寡居的环境中彼此亲爱，在孤儿遗子的余生中相互扶持，使周氏得以免除杞梁妻子的苦难，公晋也不必成为卫国七子的遗憾，他们的快乐实在不能不说达到了极点。她的厅堂取名为‘遂贞’，也确实合宜。施君说：‘确实如您所说。日后公晋听到这些话，前来请您写下我们二人的言论，带回去放在堂中，为他的母亲祝寿。’我认为这件事足以作为世人的教诲，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堂记。厅堂在洞庭东山的南面。《逸斋记》永丰人伍勖，字崇勉，在县城东面建造居所。俯视前方，是碧绿的恩江；回头看后面，是层层叠叠的翠色瓛峰。虽然靠近街市，但市井喧闹传不到这里；虽然远离山林沟壑，但竹树繁茂环绕，因此仍然不失为幽人处士居住的地方。崇勉早晨在这里游息，晚上在这里休息，学习古代篆书籀书的书法，不再从事其他事情，于是把它命名为‘逸斋’，发誓终身栖息在这里。有人劝他出仕，他说：‘我的几位叔父已经这样做了，我的弟弟也这样做了，我何必还要追随他们的道路呢？’始终没有出仕。后来他听说天子亲临经筵，每天召进儒臣，讲求古代圣贤的道理，希望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于是突然改变想法说：‘我有幸沐浴清明的教化，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难道可以不求报效万分之一吗？’立即用古篆书法写《无逸》一篇进献，希望圣上的心志永远不懈怠，把天下安置在长久安定之中。皇上嘉许他的心意，命礼部试用他。崇勉又说：‘这不是我的志向。’恳切请求罢官归乡，以终享逸斋的乐趣。有人说：‘崇勉想要自己安逸，却希望皇上不要安逸，这不是言语和行为相互违背吗？’我一向了解崇勉，于是替他辩解说：‘隐居之士和掌有国家的人，所处的形势和地位不同，所以他们的安逸与不安逸不能不相反。隐居的人优游于世俗之外，心中没有牵累，行迹没有束缚，宠辱都不能影响他，毁誉也不能干扰他，本来就适合安逸。如果不安逸，就会奔走追逐于外物。安逸难道不是隐士的高尚行为吗？所以孔子唯独称伯夷一类人为逸民，而世间富贵利达的人不在其中。身居众人之上，就要受到各种政务治乱、百官升降、四海安危的牵系，本来就不适合安逸。如果安逸，就会败坏政事、毁弃职守。安逸难道不是掌有国家者的凶德吗？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要‘无逸’，而不在其位的人不必参与其中。既然如此，崇勉以安逸自处，却以无逸期望皇上，是能够安然守护自身而忠诚于治理国家，怎么能说他的言语同行为相违背呢？’那个人无法反驳我。崇勉来向我辞行，我便把上面的话写下来送给他，让他回去写在逸斋的墙壁上。

译《南思堂记》我在家闲居时，族人希敏向我讲述交阯叛乱的事情。他的岳父彭友直，任古费典史，拿着郡府的文书去抚慰晓谕叛军，建立了功绩，升任新安主簿。不到几个月，便因病去世。去世时，回家的道路已经阻塞。他的儿子威，因为受到费地百姓的爱戴，把父亲草草葬在费地杜社寺后面，心想等叛乱平定后再发掘迁葬回乡。不久，交阯全境都被叛军攻陷。威被困在围城之中，很久以后，幸赖朝廷天地般宽宏的恩德，赦免了叛军的罪过；叛军也害怕被诛杀，把滞留在境内的中原人全部遣送回去。威也在遣返之列，被迫上路，回头看形势，却无法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只好把这件事托付给父亲在当地娶的交阯妇人，让她等所生的儿子丑奴长大后告诉他。于是威上路回家，到家后把这件事告诉哥哥诚。诚悲痛父亲的尸骨寄葬在万里之外，最终又遭逢战乱流离，彻底隔绝在异域，连道路也不能再通，无法前往收取遗骨附葬到祖坟旁。他哀号攀援、思慕父亲的感情，实在难以承受。于是他在居所西面十里建堂，命名为‘南思’。兄弟五人早晚都引颈面向南方，直到穷尽神思，想到海边天涯才停止。诚托希敏来请我写记。当时我赴京日期临近，来不及答复。后来诚多次到京，每次来都三四次到我这里请求，从不厌倦。我想到他的悲痛深重而心意笃厚，不能不为他写记。交阯土地遥远，本来在禹所治理的疆域之外，它的得失，固然不足以成为中原轻重的依据。然而先朝既然平定了那里，设置郡县，如果负责治理的牧守能够教导耕桑，减轻赋税徭役，逐渐施行礼义教化，像锡光那样努力于治理，他们就会率领民众前来归附，必定不会乐于反叛。后来四野多有营垒，如果负责统帅的将领能够出奇制胜、设置防备，凭借天威讨伐叛逆，像马伏波那样善于用兵，他们就会来不及抵抗而授首，平定叛乱也不会困难。可是这些都没有做到，以至于中原戴冠束带的士人把尸骨丢弃在荒远边地，不能回到故乡安葬。因此我对于友直不能不感到悲痛，何况是他的儿子呢？不过，当时我们县里在交阯任职的有三个人：有欧阳典史坚，和友直一起奉命持文书抚慰叛军，被叛军擒获，死在烈火之中；有谢县丞子方，和威同路回乡。威亲眼看见他的船在海中破碎，全家八人都溺死，全部不能安葬。唯独友直的遗骨葬在有确定的地方，并且有所托付，比起那两个人来还算稍好。诚兄弟对此感到的悲痛，或许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吧？《棠溪王氏先祠记》棠溪在书台以南八十里。王氏在棠溪居住已有一百多年，这座祠堂是王氏族人、曾任柳城贰尹的王斐，字如献，所建。贰尹建好祠堂后，祭祀他的曾祖父仁甫、祖父维新、父亲九龄，并把从祖父、成都教授静观和从子、临桂教谕文振附祭在旁边，同时祭祀仁甫所生的各位子孙。他殷切地嘱托我写记。我问他当初开始建祠的意思，他说：‘从我的兄弟往上直到我的曾祖父，共有四代，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从我的儿子、孙子往下直到兄弟的儿孙，共有几十个人，也只有我一个人年长。祭祀祖先的责任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所以祠堂不得不由我来建。’我问为什么祭祀这些人而没有上及高祖，他说：‘我族居住在棠溪，从曾祖父才开始，并不是承继高祖一支的宗族，所以不敢祭祀高祖。’我又问供奉祖先神灵的房屋以及表达孝心、申明虔敬的礼仪器物怎样，他说：‘房屋有四楹，重重门户，四周筑墙，使外部坚固；内部用匣、椟、神龛、帘幕加以装饰。举行祭祀时备办牲畜和酒醴，按照家产的丰俭而定，设置大体都以朱氏《家礼》为准。’唉，贰尹建造这座祠堂，算是懂得报答根本的道理了吧？人不是祖先就不能出生，祖先就是自身的根本。根本对于人是多么重要，难道可以不知道报答吗？人死后用祭祀来报答他，就像人在世时用奉养来报答他一样。因此先王制定礼制，使诸侯、大夫、士都可以建庙祭祀自己的祖先。《祭义》也说：‘筑造宫室，设置宗庙和祧庙，用来区别亲疏远近，教导百姓返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由何处出生，这就是使人懂得报答根本。’后来礼教衰落，庙制废弃，世家祭祀的礼仪苟且而没有一定的规范，愚昧卑下的人于是到了倾尽财产去礼敬佛教、道教，希望为祖先在幽冥之中求取福报的地步，实在太迷惑了。这难道是报答根本的本意吗？这种弊病大概是礼教没有兴盛造成的。到了紫阳朱子编述《家礼》，首先确定祠堂的制度，作为上下通行的规范，其中保留了先王教导百姓报答根本的遗意。皇朝崇尚礼制以教化天下，朱氏礼制于是广泛流行，由此大夫、士的家族逐渐能够建有祠堂，作为奉祀先人的场所。贰尹由国学生出任柳城官员，有政绩，按理应当升迁，却恳切请求辞职回到故乡，能够推行这种礼制来恭敬地奉事祖先，所以我说他懂得报答根本的道理。王氏子孙在祠堂周围往来，看到礼仪文物的盛大，仰慕世代德行的光辉，仁爱孝顺之心自然会随之兴起，难道不会想到先人创建祠堂的用意而继承报答祖先吗？应当把这篇文章刻在石上，彰明这座祠堂的创建，不仅足以使先人的祭祀更加隆盛，又可以启发他们的后代。

译《思全记》有一位年长而阅历丰富的成年人，姓宋，名瑭，字茂英，是会稽日铸人。他代替父兄在京师服役，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公卿贵人的看重，得以免除承担坚锐兵器和劳作供役的负担，又在朝廷登记了姓名，已经有了受到任用的机会。然而他的心没有一天不在故乡，所以常常以‘思全’自号。有人问他说：‘世上的君子，得到君主任用而侍奉他，就思考怎样保全自己的忠诚；得到百姓而治理他们，就思考怎样保全自己的恩惠；得到道义而推行它，就思考怎样保全自己的名声。凡是想保全的，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知道您想保全的是什么，道理在哪里呢？’茂英说：‘我所想保全的，难道没有缘故吗？我们宋氏自从迪功府君开创家业、留下福泽，传到先父月杵翁，已经积累十五世。月杵翁生了我们兄弟六人，后来双亲相继去世。长兄茂衡从军中因推荐而得到提拔，升任上林监录事，辞官归田，最后去世。我服役在外已经十六年，年近七十了。幸好几位在乡里的弟弟都平安无事，虽然先世遗留下来的田地房屋，以及丹崖青壁、五松听泉、槐西梅东等书院，大多荒废损坏、破败倾圮，但青山白云、残书破砚还有保存下来的。假如能够以衰老之身活着回到那里，率领子弟整修恢复这些产业，以享受余年，保全性命，死后葬在祖坟旁边，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保全呢？’ 这就是我日夜思念、不能忘怀的原因。至于您所说的那种‘保全’，并不是我所能得到的。’又有人问：‘您所思念的，是孔子所说的‘保全身体而归还父母’的意思吗？’我没有什么可辩论的。后来茂英得到替代，归乡的日期已经确定，便把用来回答那个人的话诵读给我听，并且请我写记。我认为，人从父母那里承受身体，出生而具有四肢百骸和五性，没有一样不完备；能够保守并保全身体，不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才叫孝。茂英长期在外奔波，而心思急切地挂念故乡，无非是想恢复先人的产业，保全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和事业，这就是孝。如今他终于在晚年得到南归的日期，多年来‘思全’的愿望，到这时也可以用来自我安慰了。因此我详细记录他的话，用来表彰他的孝心。《友竹轩记》竹子是人人都喜爱的。喜爱竹子而把它当作朋友的，难道是工部侍郎周公的嗣子仁俊吗？仁俊在庐陵山前栽种竹子，已经多年，达到一万竿，于是临竹建轩，把它命名为‘友竹’。不久，他蒙受国家恩典，因为表彰他开仓赈济灾荒的义举而进京谢恩，途中遇到考功主事夏仲昭，得到他所画的一卷墨竹，更是佳妙。有的竹枝疏朗下垂，有的老而劲健，有的嫩而舒展，有的笋箨还没有脱落，有的同石头画在一起。它们的形态并不整齐，然而同仁俊轩前所面对的竹子没有不相似的。仁俊常常把画卷带在身边，说：‘从今以后，我无论出仕还是退处，行动还是休息，大概都能同我的朋友在一起了。’他间或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细告诉我他为什么把竹子当作朋友。我曾经同客人谈到这件事，客人说：‘庐陵的名贤很多，天下侍郎周公门下的宾客也都是才德兼备的人，难道还不足以充当仁俊的朋友吗？为什么反而要同植物交朋友呢？’我说：‘您没有听说过交友的道理吗？所谓朋友，就是以朋友的德性为友。德性所在之处，就是朋友所在之处。请让我告诉您竹子的德性：竹子在汉宫显现祥瑞时，大竹小竹相互依附，就像儿子不违背父母一样，所以以孝著名；竹子在唐苑承受恩宠护养时，根盘曲而竹丛茂密，就像兄弟彼此亲爱一样，所以以义著名。竹子在淇水弯曲的岸边秀美茂盛，既美丽又繁盛，仿佛有文采仪貌，而且节操坚固，所以诗人把它比作君子。’仁俊父母俱在而且自己又显贵，想要恭敬顺从、举止端庄，以尽到儿子的职责，他从竹子的孝德中有所取得。兄弟们才德出众，想要增进亲爱、笃厚敬意，使同胞之情达到极致，他从竹子的义德中有所取得。他的才能和志向都超出常人，想要讲习学问、修养自己，对外以文采成就事业，对内使品行更加美好，他从君子之竹中有所取得。这样一来，凡是森然挺立、婀娜茂盛的竹子，难道不都是使仁俊受益的朋友吗？怎么能说植物不足以交朋友呢？客人说：‘这不是我愚昧的见识所能达到的。’仁俊听到我和客人的话，认为它们深深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来请我吟诵《周雅·巧言》第四章，并请求我记述此事，所以我写下了这篇记。

译《槐阴文会记》翰林学士李公在都城西角有一座园林，位于完颜金旧城之下。正统五年八月，李公因为广东佥事彭君毓敬前来考核政绩，约我和编修吴君与俭趁空一同前往游览。到了那天，李公先乘轿出发，他的儿子艮邀请同门朋友五人一同前往。等到了园舍，李公见诸生仪表端正、气度高雅，又同儿子一起游览，想用文章考察他们所能达到的程度，并激励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园子旁边有一位张姓老人，探知李公的心意，立即备好几案坐席，恭敬地迎请他们到家中。李公看到庭院里有两株古槐，都有好几围粗，枝叶繁盛，树荫浓密，便指着它们对诸生说：‘这难道不是你们踏槐得意的预兆吗？’于是铺席坐在树下，让诸生作四书讲义。我三人随后到达时，诸生的文章已经写成篇。李公又命佥宪出经义、论策的题目，让他们准备三场考试的文章。诸生得到题目，又高兴地构思。我三人陪李公在园中走了一圈，回来后坐在槐树荫下监督他们写作。老人也不时出来送上茶和果子，帮助诸生勤奋学习。到了午后，李公于是设宴请我三人饮酒；因为诸生执笔不能离开座位，便分设席面送到他们面前，杯酒彼此流通，上下都十分欢悦。诸生一边饮酒一边思考，宴席还没有结束，卷子已经写完呈上。只有艮一人熟习《书经》，文章写得最快，李公怀疑他早已有腹稿，便给他更换题目；到这时他也写成了。把所有文章合在一起评定，篇篇都文采焕发、结构有章法，而且不违背义理。李公高兴并勉励他们说：‘照这样不断进步，还担心文章不合当时选拔的标准、学业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吗？你们要努力，不要懈怠。’诸生也都像在科场中得意一样感到欣喜，私下相互说：‘今天的聚会，是一次盛会，不可以没有记述。’于是各自作诗一首，第二天呈给李公，把题目冠作《槐阴文会》。我想，古代求学的人为什么进步容易、成才迅速呢？因为年长而有德行的人，提携奖掖他们有方法，激励他们有技巧，几乎没有一次聚会不是讲论学问、比较才能、考察德行、劝人为善的场所，因此当时的士人都深深通晓道理，文章也文采蔚然。后世离古代越来越远，士大夫的聚会，不是沉溺饮酒，就是喋喋谈论权势利禄，哪里还会有文章呢？李公举办这次聚会，始终想在宴饮游乐之际考查诗书义理之文，已经得到古人振作后学的办法了。诸生难道不能承受李公的心意而努力学习吗？学问充实于内，显达荣贵的声誉和盛大的事业将自然到来；到那时才会知道，这次聚会对诸生的功劳实在不小。因此我写下这次聚会的始末，作为日后值得称美的谈资。《滁溪山水间记》有一座山从武功向东延伸，到县城西面二十里处，横向形成重重叠叠的山峰。从山峰下再走几里，山峰高耸、山谷回旋，盘曲形成平坦的山坡，水流环绕其间，曲折几次后才流去。它前面有金船岭、桃花潭洞、紫石溪、泸溪。溪上有泸南处士的书台。后面有灵湫，能够生出云气、降下雨水。四面的群峰，有的高耸如笔直立，有的横展如屏风张开。旁边水田、旱地都适宜种植树木庄稼，然而还没有人能够了解它的美景而选择在这里居住。永乐年间，今任翰林侍读的李时勉当时以庶吉士身份居住乡里，同乡戴隐君诚辩以及他的哥哥、前督府断事诚问游览来到这里，徘徊了很久，一同感叹说：‘这实在是山水优美的地方，不可以放弃而不居住。’于是就在这里营建书舍，因为四周环列着山，山又依傍着水，有些像滁地，便命名为‘滁溪’。等到李侍读入朝任官，滁溪便归戴诚辩所有。于是他们挖除污泥，填入干土，在中间建堂，把佥宪黄公大书的‘山水间’三字悬挂在门楣上，以恭敬接待宾客。西面建学塾，窗棂通透明亮，图书排列收藏，用来尊重教师和儒者，教导启发子弟。东面建轩，装饰着名画，面对层层高台和深池，奇花异石，用来愉悦心目。蔬菜田和果树林各自适合当地土壤。水碓、池塘、捕鱼足以让隐逸之人消除劳倦。跨山筑墙，临水设置门扉；宽阔的庭院、修长的道路，使环境更加幽深清静。于是山溪增添了胜景，云和树的阴影相连，禽鸟和鱼类彼此欢游，急流和风声相互应和。滁溪周围的美好景致，也都成为戴氏兄弟的住宅所在，他们没有一天不相互往来，叙述天伦，在这里举行文会。由此，滁溪山水的乐趣，戴氏全都拥有了。唉，山水的胜景固然出自上天创造、大地形成，也要等待人们喜爱它、欣赏它、品评它，然后美景才会更加美好，名声也才能无穷流传。因此，滁州作为郡，并不是不古老，必定要等欧阳子到来之后，酿泉的甘美、琅琊山和丰山的秀丽，才有亭台可以登临，有文章辞翰加以描写，使天下后世明白地共同知道它的胜处。如今我县的滁溪，开始由翰林命名，最后归于诚辩，怎么知道它山水的胜处，将来不会同滁州并称于世呢？戴氏后人应当积累德业来等待这一天。我姑且记下大概，以说明它得名的由来。

译《崇顺堂记》顺从就昌盛，不顺从就灭亡，古今之人没有不认为如此的。有人问我：‘现在有这样的人，专心经营财产、积蓄财富，却吝惜于优厚奉养父母；喜欢争斗、贪求所得，却怠慢长辈，不能恭敬专心地守护私产，反而使兄弟遗留下的孤儿穷困饥饿而不加怜恤。这样一来，他的财物日益增加，土地日益扩大，势力又足以迷惑乡人，使他们互相尊敬仰慕，拘谨地顺从他的行为，他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富足呢？’又有人说：‘宁可不顾自身，也只奉养父母；宁可不把家产据为己有，也只听从长辈；宁可少取自己的利益，也要厚待兄弟遗留下的孤儿。这样一来，他的资财日益耗损，产业日益削减，又没有势力去要求别人尊敬仰慕，使自己成为不顺从的人。假如他最终没有达到贫困，那将是因为顺从，还是因为不顺从呢？’我说：‘你的见识为什么不宏大而深远呢？一个人的行为顺从还是不顺从，以及这个人贤能还是不肖，本来就可以由此看出来。何况天道喜欢循环报应，顺从的人，天道没有一次不以顺从回报他；不顺从的人，天道没有一次不以不顺从回报他。顺从与不顺从的报应，不只像播种必定收获，不只像占卜必定应验，也不只像香草和臭草必定各有自己的气味。’ 所以，蒯瞶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却有辄作为他的儿子；楚虔杀害兄长的后嗣，却有司马弃疾作为他的弟弟；孟惠叔善于侍奉他的几位伯叔，却有蔑作为他的从子。既然如此，宗族祭祀的延续或衰败、家族声誉的振兴或坠落，又哪一样不系于人是否顺从呢？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富足或贫困，就认为不顺从是对的、顺从是不对的呢？提问的人惭愧地变了脸色，起身致谢说：‘鄙人见识浅陋，刚才说的话违背了道理，幸亏君子加以纠正，我也希望从今知道应当顺从什么、应当违背什么。’乡里有一位仰慕前辈的俊秀之士，姓刘，字徽育。他年幼时失去父亲，奉养母亲非常孝顺，尊敬侍奉他的二哥徽贤，也不敢违背。又希望总领他的各位堂兄弟和子弟，使他们都归于德行谦让、合乎礼法的范围，以光大先祖，以昌盛家族，使恩泽流传给后人。因此把他们聚居之处的厅堂命名为‘崇顺’。他常跟随我学习，听到我回答那个人的话，说：‘这番话足以说明我命名厅堂的本意和愿望。’我把它记在屏风之间，使我族人早晚诵读，知道顺从应当尊崇，不顺从应当摒弃。我同刘氏有姻亲关系，亲近得如同族兄弟，因此赞许徽育能够在家族中实行顺从，又坚定相信我的话，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水云轩记》我奉皇恩命令回乡荣耀乡里之后，得以时常到茨山、泸水之间探视祖先的旧居和坟墓。友人刘君汉广以宾客之礼接待我，他的父亲子瞻在水云轩中从容地说：‘建造轩舍并同水与云交友，是先人的事。持守陶靖节的名号、能够写文章，又同先人友善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遯游。学习遯游之学问，又同我最要好的人，就是您。善于同我先人交往的人，曾经为这座轩写过记；善于同我的人，难道可以默默无言吗？不能不接续为它写一篇记。’水，是穿过土地流行的东西；云，是漂浮在天空中游动舒展的东西。然而水气积聚才生成云，云和水本来就相互依赖。水云正在静止时，停聚成深渊，收敛在山间，像镜子一样涵容、像白绢一样澄澈；山峰奇异而秀美地突立，像隐士无所作为，适宜隐士喜爱。等到它们运动起来，云气遮蔽天地四方，水流通达江河，鼓动风雷，降下雨泽，使潜藏的鱼龙游动、舟船航行，使干枯的土地得到滋润、枯萎的树桩复苏，又像出仕的人能够给万物施加恩泽，所以适宜仕者喜爱。像子瞻这样脱离州县尘俗和市井喧嚣，退居山溪之间同水云相交，世俗的荣名利禄完全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大概就是所谓隐士了。至于把自身寄托在水云之间，把穷究经书、努力学习作为事业，把出仕济世、显扬父母作为志向，将要起身同天下学业相同、才艺相合的人争先驰骋于较量胜负的场所，像汉广这样，难道不是有志于出仕的人吗？隐士既然同水云一样无为，有志于仕进的人又将同水云一样施加利益和恩泽，那么水云的情趣，刘氏父子全都拥有了。刘氏的轩世代以‘水云’命名，也很合宜。不过子瞻作为水云的朋友，他的愿望已经实现，遗迹已经留存，他在士大夫间的吟咏也已经充分；至于想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出仕，同水云一样给万物施加恩惠，就在汉广身上，正应当努力。我不能长久留在家乡，早晚往来于水云轩旁，同汉广讲论经书、讨论时务，谨慎地把这篇文字记在墙壁上，等待他出仕之后，在青云之上同他握手。《续晚圃记》有位客人见主人在龙溪建造园圃，却沿用祖先旧名，仍称‘晚圃’，于是问道：‘世上建造园圃的人，希望蔬菜早早长成，食用的瓜果早早成熟，果木早早长成可用的木材；凡是生长栽种的东西，没有不希望它们早日繁荣、早日成就的。为什么您的园圃两代都以“晚”命名呢？’主人说：‘我的园圃不种蔬菜，不种瓜果，也不生产木材，不适合其他生长栽种的东西，所种的只有菊花。菊花的茂盛，不容易改变它作为花卉的本性，而且开花最晚。当春天温暖、万物舒畅时，开花的夸耀美丽，长叶的炫耀妩媚，各种花卉争相吐露芳香，纷纷出来争夺春光、求取万物的欣赏，而菊花却收敛光彩、隐藏美丽，默默不显出可爱的样子。等到深秋寒气肃杀，先前夸耀美丽、炫耀妩媚、争相吐香的花卉都凋零殆尽，菊花才开放花朵，展示美丽，使荒废小径增添光彩，使傲霜的篱笆受到照耀。拿那些早早荣盛却先行凋萎的万物相比，究竟谁得谁失呢？比拟到人，也是这样。年轻时，通达显贵的人使声名轰动，富有的人在利欲中翻腾，没有不在一时振奋显耀、使远近闻名的。那些性情迟钝、不想求速成的人，正处于沉默晦暗、退避自守的状态，不能闻名于世，就像众物在春天荣华，而菊花独自没有可爱的地方。’ 后来年岁和气力一同衰退，先前凭声名利禄而喧腾显耀、奔走翻动的人，都像影子消失、声音停息了；唯独那些性情迟钝、不求速成的人，把身形留在天地之间，在晚年保留余光，得到加倍享受土地所给予的利益。这难道不正像众物在秋天凋零憔悴，而菊花仍然独占芳香吗？如今我的园圃中菊花很多，而我和我的先人在世的时间又都比时人长久，所以再次把这座园圃命名为‘晚圃’。客人于是唱道：‘群芳凋谢啊菊花才开放，仁德之人长寿啊同菊花一起吐芳。’主人应和道：‘锋芒锐利的人不能长寿啊，性情迟钝的人也不会夭折；菊花开在百花之后啊，同迟钝的人相伴。’客人离去后，主人告诫他的儿子把客主二人的话诵读给我听，请我写《续晚圃记》。我说：‘这些话已经足以记述晚圃了。’主人姓曹，名庭桂；客人的姓名无法详细知道，有人说是我同科的萧君不敏，庭桂的儿子琏跟随他学习进士业。《两溪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两溪文集》卷五 （明）刘球撰 ○记

译《成都县学增修文庙记》凡是设置郡县，必定要有学校；学校必定要有文庙，用来祭祀孔夫子。自从皇明统一天下以来，这种制度已经如此，并且不断增益修饰。到了永乐、宣德年间，即使是武卫和夷荒之地，也都奉诏设置学校，按照郡县学校的制度办理。然而成都县学的文庙已经倾圮而没有修治，地基还日益被削去，侵入十二姓卫丁的家中，违背了学校制度。宣德七年春天，教谕郑永安首先率领诸生到使司，把这件事情的情况完整报告，并且说：‘今天如果不恢复，便无法杜绝日后的侵占。’布政甄公寔、参议李公斁同意了。第二天，他又到宪司，像向使司那样报告。廉使刘公洵、副使朱公与言、佥事顾公侃同意了。又过一天，他到都司，像向宪司那样报告。都指挥佥事、前兵部侍郎张公信同意了。三司各位执政于是会同御史李公寔商议，认为与其只恢复被侵占的土地，不如把侵占者所得到的土地全部收回并另行置换。于是找来十二姓人家，对他们晓谕说：‘只有你们侵占先圣文庙的土地，这是极为不顺的行为，姑且释放你们，不追究罪责。现在官府买下这所美宅给你们作家，把你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交换出来，以扩大先圣祠庙。你们的子孙也将永远得到利益。’十二姓得到美宅，乐意拿出自己的财产交换并迁离，学校所得土地比原来扩大了六倍。于是命知县童文收集材料、测量地基，选择吉日，召集工匠，全部拆除旧建筑而重新修建。不到七月，庙宇建成；不到五月，重门和两庑建成；不到三月，孔子塑像建成。砌砖、涂饰，以及丹漆、彩绘等工程，也都依次完毕。扩建后的规模比旧制大了十倍。学官和诸生在其中往来，看着这里，想起从前是那样狭窄，如今却如此宏大；从前是那样简陋，如今却如此华美。上者乐于教导，下者竞相学习，都希望使它永远流传。二帝三王的遗迹虽然久远，但天下人知道笃行人伦、重视礼义诚信、轻视财利而尊崇义理、尊贤正直而鄙弃邪曲，这都是夫子阐明圣道的功劳。夫子的道兼有二帝三王的道，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病，然而它常常随着政治教化的盛衰而升降。两汉、唐、宋都曾安治一百几十年，人们趋向诗书礼乐的教化，唯恐不能走在前面；于是太牢祭祀开始举行，封号和祭祀的土地逐渐增加，夫子的道显赫可见。秦、晋、宋、齐、梁、陈、隋以及五代，有的传不过一两代便战乱相继，篡夺掠取的灾祸接踵而来，尊崇夫子的礼仪也就缺乏而无人听闻。如今历代圣明之君崇尚儒术，群臣执政都由儒学入仕，推行儒家教化，陶冶教育全蜀百姓，使人人知德而奋发践行，以彰显圣明的治理；扩大我夫子之道，使之兴盛，正逢其时。尤其要专心扩建成都学庙，是因为成都为蜀地首县；成都学庙兴盛，人们知道修习夫子之道、摒弃邪说，那么环绕全蜀的百郡县将会听闻风声而振奋兴起，这大概是手臂一动、全身随之响应，不必忧虑的事。这个意旨若不从成都开始，便无法相应。因此应当专心从成都做起。过去汉朝尊崇孔氏，其臣文翁确实首先在蜀地广泛推行教化，直到今天仍被传为美谈。群臣执政能够宣扬皇上的德化，应当像文翁一样，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以增加蜀地的旧日美事。这次举措，御史蒋公彦俊、袁公锐，郎中谈公信，后来到任的都督同知徐公甫、副使阮公存、参议彭公谦、石公坚，佥事茅公惟扬，都出了力。因此附记于此。礼部所藏器物及书籍记。宣德六年夏五月，行在礼部建成，皇上降命；臣某在六月戊申，率领同僚进入办理事务。秋七月戊寅，皇上赐给凡是应当使用的器物，恩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某既已告诫同僚，只应勤勉恭敬，希望以此报答皇恩万分之一。只是所赐器物共有一百六十二号，另刻“礼部公用”四字，将器物放在堂后，分发给所属各司，以彰显圣天子的特殊恩赐。不久，南京礼部又请求收藏古今书籍一百十二部，共二千八百本，用来充实新建的部署；大家都担心没有依据可查。于是登记器物的编号，列出书籍的目录，以便传示久远。又命工匠按照登记内容镌刻石碑，树立在堂后，使它永远不被磨灭。于是题写在碑下说：“器物可以公用，不可私藏在家；书籍可以公开阅览，不可掩藏起来据为一人所有。书籍如果散失、器物如果损坏，应当设法合并修整，不可怠慢而不顾，也不可虽然顾及了却不考虑恢复它们原来的状态。” 这大概就是臣某内心所存的想法，希望从今以后历任礼部的官员都有这样的心愿，这样上可以不使朝廷的盛德湮没，下也可以为礼部增光。” 菊庄记。开垦一块地，栽种几百株优良的菊花；用高高的篱笆围住，用幽深的轩堂面对它，以清澈的水边为邻，以青翠的竹子为带，幽静清雅地坐落在我安福西城之外，这就是楚山鲍先生的菊庄。先生奉召离开这座庄园，后来又归来，命我球写一篇记。菊花在百花中居后，却不躲避寒露凛霜的摧残压抑，仿佛被遗弃的士人退居闲处、不在当时身居要路的人，违背众人而独自高洁，所以凡是不在当时身居要路的人，没有不喜爱菊花的。以喜爱菊花而闻名天下、流传后世的人，又没有谁能像陶元亮。元亮辞去彭泽令，离开官场，在柴桑里种菊，也似乎和先生今天不失去菊庄相同。那么先生回来，望见通往荒芜之处的小路，抚摸仍然存在的花朵，难道不会有吟咏《归去来兮》那样的归来之乐，像元亮那样怡然自得地安顿自己的胸怀吗？呼唤长者，携带幼童，给菊浇水、锄草，在这里游玩，使心情愉悦，排遣世俗忧虑，难道不会有忘忧离世的吟咏，像元亮始终不让外来的任何事物损害他的高洁吗？采撷它的芬芳，闻取它的香气，整理衣巾端正地挺立而坐，弹琴读书；那么清风会接连吹来，明月会按时照临，难道不能把自己比作羲农时代的上人，像元亮那样俯视今古吗？虽然如此，先生曾由士科出身，主持袁、瑞、赣、吉四郡的教育，多次掌管文才鉴定，德行与年龄一同增长，受到当时人的尊敬；又有肖似自己的儿子列于春官，在庭阶前侍奉，进退都能合宜，能够奉养他，这又何必羡慕、仿效元亮呢？只是因为先生的出仕和退处与元亮相似，所以他所喜爱的事物也不能不相似。等到人们看见菊庄中的居室、衣冠、山川景物，与柴桑并列的图画，以及表现于诗歌中的内容，这一切就会流传久远。但不知道治理郡县的人，也有喜爱贤者、乐行仁义，能够像白衣人送酒那样，和先生共同酬答重阳节，共同在东篱下倾杯尽饮的吗？不过先生善于教育他人，县里升入俊造的很多；他的弟子中，士人相互传录的也很多。他们文章中探究菊庄、询问学业并加以考察的，必定没有一天中断。我又不知道元亮的草庐在那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人。球曾经跟随先生游学，如今将要出仕任用，希望向有道之人求得指正，所以不能不为先生弃官归去感到惋惜。然而，先生的儿子、弟弟以及门徒朋友中，居家而学业尚未完成的人很多；如果放任他们而使他们失去归依，又不能不因先生回来教导、裁成他们而感到庆幸。特意记下菊庄来同先生告别，什么时候我走遍乡园，还应当到菊庄采花饮酒，为先生祝寿。

译贞寿堂记。妇女的品行以贞洁为美好，而福分则以长寿为先。过去七子的母亲不能安守自己的居室，于是《凯风》的怨辞兴起，是因为不贞。皋鱼的母亲早早去世，于是有风木之悲，是因为不能长寿。既贞洁又长寿，如庐陵萧氏的母亲刘氏，二十岁便守寡哭夫，七十岁仍在世，寡居四十多年，只跟随儿子生活。这样看来，思敬兄弟可以免除七子那样的怨恨和皋鱼那样的悲哀，所以应当以“贞寿”命名这座堂，以彰显她的贞节，扶助她的长寿，表达庆贺，奉养她安享晚年。思敬曾到京师，请缙绅先生作诗文来歌颂母亲的节操。如今又因监察御史王君体艮请我写记。我在春官中负责表彰贞节、抚恤高龄老人，以激励风俗教化，这本来就是我的职分，因此不能推辞，便为他写下这篇记。这座堂在郡城南面，堂中有酒可以祝寿，有珍馐美味可以奉养，有和悦的声音、柔婉的容貌、亲爱的情意和恭敬的神色可以使她欢喜，有使老人安逸、使精神愉悦的器具可以调节她的疲倦，有药物可以除去她的疾病；而斥责的话、悖逆骄慢的形态都没有。所以不必等到种萱草，忧愁便可以忘却；不必等到背米百里，奉养也可以充分；不必穿着彩衣像小儿一样啼笑，就常常欣欣然充满喜悦。做儿子的既然快乐，是因为有贤德的母亲；做母亲的也快乐，是因为有善良的儿子。母子彼此快乐，世上做母亲和做儿子的，也都可以受到慈爱和孝顺的劝勉。特意写下这篇记来表彰他们。致爱堂记。在宜兴县衙内修建一座堂，命名为“致爱”，这是邑宰永嘉章君惟诚奉养母亲的地方。惟诚接受天子的任命，担任宜兴县令的第二年，明察弊病，勤勉地剔除奸利，振兴百姓，使他们信服他的政令，于是把母亲迎到这座堂中，以便照料她的起居，奉承她的欢愉，侍奉她的饮食，供给她的衣服器用，调理她疾病所需的药物；这不只是用官位使母亲荣耀、用俸禄供养母亲、解除她的忧思而已。这样，惟诚对母亲的爱也算尽到了。“致爱堂”这个名称，是合宜的。今年夏天，县学生孙侗贡入京师，在他所结交的兵部主事王君守正、礼部主事潘君有贞面前称颂惟诚的德行，请我写记。我认为人人都有这种爱的道理，而亲人尤其是爱所应当首先施及的对象。不爱自己的亲人却能爱及百姓，是把爱的施行次序颠倒了；爱自己的亲人却不能爱及百姓，是爱的施行偏狭了。颠倒而且偏狭，都没有尽到爱的道理。一定要把爱亲人的心推及百姓，然后爱的道理才算得到实现。如今惟诚能够照料母亲的起居，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安好吗？能够承奉母亲的欢愉，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快乐吗？能够侍奉母亲的饮食，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得到奉养吗？能够供给母亲的衣服器用，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亲人不受寒冷吗？能够亲自照料母亲的药物，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都希望除去亲人的疾病吗？由此施行慈爱祥和的政令，流布和乐仁厚的恩泽，使百姓都因孝顺而奋发，仁爱的风气和敦厚的习俗日益兴盛；这样，爱就不只施及自己的亲人，还会施及宜兴百姓的亲人。宜兴百姓难道不会有所依赖吗？日后如果循良的声誉显著，担任高官重任，那么爱的施行就会更加广泛，不只施及宜兴百姓的亲人，还将施及天下众人的亲人。《诗经》说：“孝子之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惟诚为人孝顺而宽厚，所以我推究他侍奉亲人的心意，为他的堂作记，扩大他所施的爱，并期望这种爱无边无际地推广下去。清乐轩记。在金陵都会的中心、豪门宅第之中修饰屋宇，并设置读书作文的用具；其中栽种花卉，门前用来无穷无尽地迎送风月，这就是驸马都尉沐公某的清乐轩。幽远之士脱离尘俗，栖息在山林溪谷之间，以泉石为伴，与云霞鱼鸟相互追逐，他们得到的快乐确实清雅。然而这多是幽人处士才能得到的快乐，大概不是贵戚和官宦游历者所能拥有的。如今沐公是黔宁昭靖王的贤子、太傅黔国公的名弟，娶太宗文皇帝的公主为妻，又是当今皇上亲近的臣子，富贵超过一般臣下，风采闻名天下，难道只是像那些幽远之士一样，以一处山谷的清幽为乐吗？天下四方没有烽烟警报，海内清明澄澈，百姓万物各得安宁，社会达到清明的治理境界，这是公所乐的。心中不牵挂财货收入是否有无、恩宠待遇是否得失；想施于家庭的都能顺遂，想尽忠于国家的都能做到；谨慎操守履践，以达到清正，这是公所乐的。使人人都诵扬他的德行、称赞他的善行，听闻他的美名而仰望他的光辉，使名声荣誉达到清正，这是公所乐的。因此他每天游览这座轩，弹琴读书，挥笔作诗，把德礼作为佩带服用之物，结交缙绅作为朋友。远取法于古代的道理，近则弃绝世间的污浊，使心灵遨游于高明的境界，如此在俯仰之间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么即使穿着鲜艳的细绢和厚重的锦缎，公也从未认为这是华美；各种珍奇异玩陈列在面前，公也从未认为这是美好。只有清明的教化遍及当世，清正的节操树立于自身，清白的名声流传于后世，才是他的志向所在、内心所喜悦的。他得到的快乐，本来就与幽人处士所得到的不同，又岂是那些沉溺于追求利禄显达的人能够相比的呢？大概所谓富贵不能使他淫乱、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这些品德公都有。公已经得到缙绅先生用诗文描写他的清乐，我与公素来友善，又在这些作品之后写下此记。

译上田旧业记。安福四境的田地大多肥沃，其中上游将近百里的田地尤其肥沃。干旱时没有枯槁的土地，水涝时没有被水淹没的庄稼，蝗虫、蝗蝻、螟虫、螣虫也不能造成灾害。播种时节，除草、耕锄的劳力虽然和其他地方相同，但谷物粟米的收成比其他地方通常丰厚而完整，所以这片土地以“上田”为名。上田离武功又近，为灵山环抱，是仙泉汇集之处，因此草木秀美，禽鸟鱼类聚集。人们说这里景物的美，大概也和田地的肥沃相称。著姓李氏世代居住在这里。曾听本县老人说：“李氏从宋代直到元代，专有这片土地的利益，超过三百年。遭逢元末战乱，便放弃这里，迁居到乡里的恰田。国家长久太平之后，李氏有位贤德的隐君，才按照父亲的遗命，重新在上田置家，在旧址以西一里多的地方建造居所。于是那些连阡累陌、曾经转为其他家族所有的土地，如今又成为他家种植经营的地方，像从前一样资用有余了。那些被荆棘荒草堵塞的高门大路，如今又有宾客往来而使交往深厚，像昔日衣冠人物彼此往来一样。那些山水景物的趣味，曾被樵童牧童随意看待而弃置的，如今都在窗户之下显露奇景，在举手顾盼之间呈献秀色，完全可以恢复过去游览观赏的乐趣了。然而，李氏能够在世事变故之后恢复旧有产业，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他们祖先累积德行深厚，后人继承遗志善良，就不足以达到这种结果。”我说：“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不过我听说李氏的先祖是儒者，其中凭儒术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人，接连不断。不知道今天的文雅风流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兴盛？”老人说：“我看他的几个儿子都秀美聪慧、喜好学习，隐君又急于选择老师来教导他们，想来一定会有人出仕，继承书香、延续官宦家谱。请稍等看看吧。”我回来后感叹说：“《礼记》所说的不忘根本，《尚书》所说的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不就是针对隐君说的吗？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几年后，隐君派他的次子尚来京师，请我为《上田旧业》作记。我询问他们的家业，已经更加兴盛；询问他兄弟的学业，也大多有所成就。老人的话到这时得到了验证，于是写下此文答应他的请求。隐君名操，字志节。” 清白轩记。做先人的人，他的道德应当足以留给后代；做后人的人，他守护先人训诫的志向应当坚定。所谓善行留有余庆、世代继承并成就先人的美德，我在杨氏的清白轩中看到了。太尉公自处以公正廉洁为准则，曾经拒绝夜间送来的金钱，并约束子孙只能吃粗蔬、步行，不得有富贵人家的姿态。有人劝他留下资财产业，他说：“只要后世称作清白官吏的子孙就够了。”他为后代立下的法则，不是非常良善吗？如今县尹君怀忠，是太尉公一千多年后的后代，不知迁徙了多少次，才在我们县的横砻定居；他仍然开辟一轩，面对碧山，临近清池，以高长的竹子和茂盛的树木为荫，命名为“清白”，作为读书修业的地方，表示不忘先祖。等到县尹君由家中起身升入太学，又被擢任景陵县尹，已经肩负治理百姓的责任。凡是饮食、衣服以及供自己享用的物品，都没有比起初增加，只是常常忧虑百姓的供给不足，而不愿自己有余。清白的操守始终如一，他光大先人德行的志向，大概不能说不坚定。唉！士君子立身处世，道理本来就应当清正廉洁，难道非要因为后代有所承继、先人有所开创，才去这样做吗？只有那些做官却甘愿采取污浊行为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货贿收入、广阔的田地住宅、珍宝的聚积，希望富贵长久保存在家中，把它作为使子孙百世不贫穷的计划；最终自己没有获罪，反而给子孙留下祸患；有的人侥幸免除了祸患，那么他们孜孜不倦取得的东西，也将像蜃气从眼前掠过一样，不到多久就全部丧失。这样以后才会看见杨氏世代守护清白而不失，足以成为士君子所仰慕、所乐于听闻的榜样。因此写下这篇记，使杨氏后人不要忘记世代守护的传统，也给世上做官而不廉洁的人以警戒。义储记。吟溪陈氏，是庐陵的望族。有一位喜爱行善的士人名叫谦，字朂让，是隐君致广的儿子、知寜国府事子将的孙子。乙卯年歉收时，他曾拿出私人粮仓中的二千斛，帮助有关官府赈济乡里的百姓，朝廷认为这是义举，便下诏加以表彰。朂让因此受到感动，因义而更加奋发，把自己拿出的二千斛粮食只看作一时的恩惠，不能长久施行，于是又拿出一千斛储存在乡里，每年借给人而不收利息。后来他请我写记，说：“这批储粮以‘义’命名，是表示它的利益由乡人共同享有，不是我一家可以私占的。具体筹划由我陈家主持，是担心有人侵夺扰乱。管理钥匙以及计量器具，交给别人掌管，是希望有所主管。乡人每年贫困而来借贷的有一百几十家，大体要看他们缺乏的缓急来决定借贷多少；遭逢凶丧疾病的人可以多借，拥有固定产业、足以安排一年生活的人不得参加。偿还时，每斛增加三升作为损耗；死亡或迁徙而不能偿还的人，便取储粮下田的租税来补足，使储粮不减少原有的数目。约定乡人借贷不得超过五月，偿还不得超过八月；超过八月仍不缴入的，罚其利息，每斛二斗。乡人信守约定，收入还没有超过八月期限的。” 谦自己认为，这套办法可以成为我们乡人永久受益的制度，只是担心后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而把它破坏，所以希望写下来作为他们的警戒。”我于是问他族人为什么不能沾受这种利益，他说：“这批储粮是为乡里贫困的人设置的，不敢用来接济自己的族人。如果我的族人有贫困不能自给的，另有储粮资助他们，连利息和本金也不收。”我认为朂让这项举措有三方面的厚道：能够不把利益据为己有，而用来使乡人受益，这是不私利于自己的心；按照时节散发、收回，筹划经营有一定制度，无非是想使不足者得到周济，而不是用来增加已有的富余，这是怜悯贫困的心意；不把供给乡人的储粮拿来供给族人，而另行资助族人，这是没有疏远亲近之人的表现。他做事有次序，施行恩惠可以长久，哪里是那些只求虚名而不求实际的人所能相比的呢？世上的富人大家，丰厚地积聚财产，却不拿来救济乡里的贫困者，那也就算了；还要进一步削减他们微小的利益，来增加自己房屋器玩上的装饰、车马服饰的光华，使他们不能维持自身生活，自己却仍不满足。看看朂让所做的事，那么他们存心厚道还是不厚道，究竟如何呢？做陈氏子弟的，应当长久守护这项家法而不改变，千万不要被那些人的志向迷惑。一个人的善与不善，而子孙的兴盛衰败又由此决定，这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哪里还需要等我来说呢？

译黄州广惠堂记。黄州是濒临长江的富裕州，然而在旱涝饥馑之后，百姓得不到合理的治理，已经很久了。舒城人钱君志学，因为大理评事的身份，经推荐出任黄州太守；他为救济灾荒预先作好准备，安排农耕有时，征收赋税有度，使用财物有节。于是受冻挨饿的人得到温饱，大力修缮扩建学校，留意讲习经艺，奖励有才能的人，怜悯尚未达到要求的人。于是游荡之人都诵读弦歌，积久的弊病必定剔除，隐藏的奸恶没有不被揭发的。于是强横专断的人不能再成为百姓的祸害。不到三年，乡野农夫，直到州县官吏，没有不服从他的教化、称颂他的贤德。部使者屡次称赞他的治理和品行，说他是郡守中最优秀的。教授尹行逊先生于是把他退休的堂命名为“广惠”，并写信给他所交往的刘球说：“太守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治理成效，得到人们如此迅速的称誉，是有原因的。”洪武、永乐年间，太守的先父时用曾任黄梅县令，能够施行公平仁恕的政令来惠及百姓；百姓感念他的德行，直到很久以后仍未衰减。太守到任后，能够取法县令君的政绩，加以增删润色，施行于全州。因此一州七县的百姓感念太守的德行，就像黄梅人感念令尹君的德行一样。因此他的成效容易达到，声誉也容易兴起。由于一个县的百姓安于他的政令，便推广到整个郡；于是全郡百姓没有不安于他的政令的。太守用这种方式扩大了先父的恩惠，不也是达到极点了吗？传记说：“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太守就具有这种品德。” 所以我冒昧用“广惠”给他的堂命名，不能没有文章来彰明此事。我与太守是同年友，愿意为他写记。做太守、县令而能以德惠及百姓，都是官吏中循良之人的作为。然而古代循良的太守，没有超过龚黄的，未听说有父亲在前面开创；古代循良的县令，没有超过卓鲁的，也未听说有儿子在后面继承。如今钱氏则是父亲做循良的县令，儿子做循良的太守，而且父子先后相继在黄州一郡任职，他们父子的世代美德，历久而更加光大。黄州百姓世世代代蒙受钱氏的恩惠，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应当记下这件事，使它成为黄州永远的美谈。正心堂记。在常熟县署旁边修建一座退休之堂，命名为“正心”的，是分宜县丞李君子廉。子廉说：“过去杨文节公任零陵县丞时，张忠献公用诚意正心的道理勉励他。文节退下来后，便把书斋命名为‘诚’，以奉行张公的教诲。零陵人最终依赖他的治理，他的贤名和功业也因此显著。朝廷的美好德政流传到今天，我虽然愚钝而不知道学习，然而一向仰慕这件事，所以冒昧拾取前人的遗意。所谓‘正心’，就是用来命名这座堂，使我早晚都顾念这个道理，以此谋划政务、施惠于常熟百姓。倘若确实有所增益，也就是两位前人遗泽所及。”我听后很赞许。等他来到京师，我问他说：“听说你在常熟把堂命名为‘正心’，有这件事吗？”心性之学，不可以用浅近的话来说明。《大学》的纲目有八条，而正心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难道一个县丞所能完全运用的吗？我替你概括地说说，可以吗？”子廉说：“本来就希望听到这些。”于是我告诉他说：“凭着方寸之间微小的心，却能够主宰整个身体，统摄万事万理，应对筹划各种事务的，就是人的心。心本来没有不正的；它后来不正，是因为天赋气质中有危险的一面，被欲望倾斜了。所以，不必等待矫正便自然正直的，是圣人的心；能够反过来归于正道而变得正直的，是君子的心；昏昧地随着心的正与不正而动，却不知道选择什么的，是普通人的心；被邪恶引入歧途、被巧诈虚伪束缚，厌恶正道而喜欢不正之事的，是小人的心。圣人难以达到，小人不可效法；只有从普通人群中拔身而出，才能成就君子的德行。到了君子的境界，通向圣人的道路就平坦了，功夫只在于端正内心。端正内心的功夫，难道艰难而又遥远吗？只是广泛地穷究事物的道理，使存在于我心中的道理没有一样不明白；约束自己使意念真诚，使从我心中发出的念头没有一样不真实。这样，这颗心静时不会偏颇，动时也不会有过分或不及的错误，身体就得到了应有的修养。即使把这种修养施于家庭，推广到国家，扩展到天下，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治理一个县只是它的余事罢了。你能努力实行，何必担心赶不上前人呢？”子廉说：“知道您教导我的方向了。”请我写下来带回去，放在屏风上，于是我写了这篇记。止庵记。丰城游君世温以进士出身入仕，授任兵部武选主事，改任重庆通判，又调任荆州。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胸怀坦荡地有了退职的志向，于是以“止庵”为号。有人问他想停止仕进的原因，他说：“我出仕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使父母荣耀。从前在武选任职时，荣显父母的诏命指日可待，却不幸被无罪之事牵连，导致调任重庆。我还自己认为可以在那里建功立业，以安慰父母的心意，所以更加勤勉理政，不敢懈怠。我使五万流离失所的百姓复归故土，拘捕了近百名敢死的盗寇首领。部使者想上奏报告我的功劳，恰逢郡守职位空缺；年高德劭的人连续上疏，请求让我担任郡守，最终又因事情阻隔，调任荆州。正要有所作为时，父亲的讣告已经传来。我不能使父亲在生前因我而荣耀，难道不是命运不与我相合吗？命运既然不与我相合，本来就可以停止了。况且我年纪还未老，而身上的疾病疼痛却不时发作。如果还要奔波于仕途，在道义上不是太违背了吗？道义上不适合继续前行，也可以停止。所以我的足迹虽然到了京师，但精神和思虑已经在田野之间、山林之下，并非一天了。这就是我取‘止庵’为号的原因。”人们于是以为世温从此不再有出仕求进的心意。唯独他的同年友刘球说：“如今世道极其太平，四方英杰没有不想献身效力、发挥才用并显扬名声的，世温难道没有这种心愿吗？人的停止，不过是顺应命运、合乎道义，暂时休息罢了。假使他的道路与时代相逢，那么重新起身出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曾经考察《易经》的艮卦，艮卦排列在震卦之后，却在渐卦之前。震卦主行动，渐卦主前进。行动在它之前，前进在它之后，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事物的停止虽然由于行动达到极点，却也含有前进的征兆。世温历任内外官职十多年，他的行动不能说没有达到极点，当然应该有今天的停止。停止之后德行更加修养，声誉更加兴起，又怎么知道日后没有重新进用的时机呢？世温幸好不要因为这次停止便真的永远停止，我知道他重新前进是可以确定的。”世温听了高兴地说：“你说中了我的心意。”所以我写下这篇记来同他告别。

译敬慎轩记。袁州以南、吉州以北，山溪最秀美的地方，是防里。里中旧族、世代拥有功名仕宦的人家，是欧阳氏。欧阳氏以文学才行出众而闻名，与他相等的，是俊质。俊质居住的地方，里面花卉秀美，书籍满架，本来已经有箴言来整肃自己。来客中凡是庸俗之人、会损害友道的人以及不合礼法的东西，一概不能进入其中，这就是敬慎轩。用“敬慎”命名轩，难道只是为了使人的耳目惊异吗？大概是想在这里游息时专心用功，把它作为治理内心、检点自身的准则。专心于一件事叫作敬，而慎正是敬得以保存的途径。礼书说：“没有什么时候不敬。”谈论礼的人把谨慎节制、文饰仪则作为礼的教导，可见敬本来不能不借助于慎。《大学》说“慎独”，又说“慎德”；谈论《大学》的人以敬作为始终贯穿的功夫，可见慎也不能离开敬。敬慎的道理是一致的，有志于学习的人，都想在这方面用力：独居闲处时存养心性，在言语行动、交往应酬中反省考察，唯恐自己由合乎道理而转入欲望，由正道而转入邪路，不敢因为一息之间、一件小事，就背离外在的准则。敬慎的功夫达到最高境界，可以探求圣人的领域；次一等，也不会失去做有德君子的资格。然而，敬慎难道可以只从声音上寻求、从外表上取得吗？一定必须有实际内容。俊质通晓古今之学，承袭旧日世家的文献传统，在一座轩中藏书修业，并且在袁州、吉州两郡之间闻名，想来一定有敬慎的实际表现。他家的子弟又都爱好学习、笃实行事，不敢放纵逸乐，这难道也是敬慎教化所及的结果吗？我与欧阳氏世代相交，所以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湖东翰墨记。把总记、序、箴、跋以及五言七言诗汇编成一册，在封面题名为《湖东翰墨》，这是县学朋友张行汝輗辑录的。内容包括他的祖父景初、父亲澧陵司训如旭、兄长汝轮，以及平日所得的士大夫文章。汝輗有时拿来给我看，请我写记。我看周隐君景昌论陶渊明读书台的文章，知道景初笃实地喜好古道；看刘司训尚敬、杨征君嗣庆、吴府教孟勤、胡翰林光大所称颂书冈芸的文章，知道如旭专心致力于学问根本；看张中书昌龄叙述贫乐的文章，知道汝轮能够安于本分、不向外物羡慕；看周佥宪子治发挥自得斋意义的文章，知道汝輗崇尚诚信并且能够践行，将来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等到诵读各位名贤歌咏他所绘画的水陆动植物，又知道张氏世代崇尚清雅洒脱而有高远情趣。这样，这一册书本来足以作为张家文献传承的凭证。自古贤哲去世而遗迹湮没，血肉骨骸相继腐朽，唯独他们的名声和真实事迹能够存在于世而不灭，所依靠的，大概就是笔墨相传，绝不是富贵权势所能参与的。由此可知翰墨重要，富贵权势轻微。然而世上的人往往看重富贵权势而轻视翰墨，甘愿身死之后名声不闻，这又是多么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像汝輗这样辑录这册书留给后代，可以说是能够轻视世人所看重的东西，而没有轻视真正应该看重的东西。因此为此写下记。郭氏静轩记。葛陂东西两郭，犹如陈留南北两阮；有的以富裕冠绝乡里，有的以学问闻名当世，整个宗族列为庐陵望族，彼此都有所成就。西郭富裕，却想兼有东郭的所有，就像南窗翁所说的光风一样，确实值得称许。到了这时，他的儿子宜英拿出粮食帮助赈济，感动了皇上，蒙受玺书表彰的恩典；他到宫阶下拜谢，退回来后便带着乡里的前辈，写成关于静轩的文章，来拜见我，请求说：“幸好我的双亲都已超过中寿而无恙，但家中大小政务以及早晚奉养的责任，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所以不敢把做官放在心上。然而父母爱子，没有不希望他学习的，因此我在这里开辟这座轩，外面使它远离喧嚣，里面放置百种书籍，利用余暇稍稍诵读学习，希望获得一点一滴的进步，所以命名为‘静’，大概取孔明所说‘学习必须安静’的意思。但我还没有得到增进学业的方法，所以年纪已经大了而功业尚未成就，希望您能教导我一些，使我回去后能把它写在墙上来自我勉励。”我已经赞许他的话，又更加看重老人有这样的好儿子，能够继承他富裕却不忘学习的志向，足以使家业更加光大，难道能不阐明圣贤义理之学来帮助他进步吗？关于“静”的解释不止一种，但它的实际内容未尝不相同。《礼记》说：“人生下来就是安静的，这是本性的最初状态。” 孔子说：“内心安静以后才能安定，这是学习的进步。”周茂叔说：“以中正仁义来使心安定，并以安静为主，是道得以树立的根本。”本性的最初状态，虽然极其安静，却因为形体和气质的凿刻而改变；既然受到扰乱，如果不学习就无法恢复它。道的树立，虽然以安静为主，但在私欲尚未除去以前仍然昏昧；如果不学习就无法使它明白。学习，是恢复本性、阐明道理的工具，它的功夫起初就不在安静之外。所以孔明告诫儿子，一定要安静来成就学业，确实是有道理的。宜英以此意命名轩，可以说是有志于学习了。他做学问，果真想致力于本性和道吗？致力于本性和道，是圣贤的事业。探求它的学说，就在《诗经》《尚书》等经典中；探求它的途径，就在仁义之中；探求实行它的先后，必定要从亲人开始。因此侍奉父母，就推广到兄长而保存敬意；推广到君主而尽忠；施加于朋友而树立诚信；凡有所作为，都能不失其正道。它的端绪只在学习，而学习必定以安静为根本。安静所能达到的境界，广大啊！宜英回去后应当充实并推究这些道理，使学问更加深厚，使孝行更加崇高，使本性和道德天理得到完全实现；这样圣贤的境界就在眼前，哪里还需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呢？希望你更加努力，我将抬头等待你道德光辉的显现。

译乔林清趣记。逸士路君颙以读书为业，以古人为友，不以做官求进为荣耀。他在泸水之上建屋，背靠孤山北面，得到一片乔木林。高耸的树木直拂青天，幽深处使满野绿色迷蒙。历经岁月摧折，雪冻侵袭，那苍翠的颜色仍不衰减。又有湍急的流水、险峻的山岭、丹红的山崖、白色的石头，流动耸立、起伏不平，环绕在它的左右。还有美丽的花朵、奇异的草木，争相呈现奇姿、施展秀色，争妍斗美，散布得数不清。于是命名为“乔林清趣”。他对人说：“乔林的趣味，我得到了，也能够把它说出来。”大概身着紫袍腰系金带，在朝廷上罗列侍从，与天子共同出力治理百姓，这是我所希望的尊贵；但命运使我卑微，所以不敢希求。骑肥马穿轻裘，田地连片遍布阡陌，与公卿相抗衡，在当时建立富贵，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命运使我困薄，所以不能拥有。这两者既然都不能得到，所以宁愿在乔林之间安息，凭借偏僻险阻来实现自己的意愿，探索空旷寂静来平息喧闹，任凭疏放散漫来适合性情，与农人一同耕作，和士人百姓交朋友。住着土阶小门的居所，客人来到便焚香饮茶，披拂清风，抹拭明月，下一局棋，彼此考论古事、评论今事，阅读诗书，讲论道德。遇到天清境静、四面无事可做时，就束好草鞋、穿上鞋子，登上■〈山赞〉岏山，穷尽幽深之处去拾取山中的灵芝，采摘野菜，和云霞相互追逐，与溪鸥野鹤一同来往。感到炎热，就在浓密的树荫下休息，借此自我洗濯；接触污秽，就捧起清流洗净自己。遇到樵夫歌唱、农人谈话，就一起估量晴雨，预测旱涝来占卜收成的丰歉。天一亮就起身，日过中天便休息；喧嚣不能传入耳中，忧愤不会聚集在心里，毁誉不从口舌中流出，刑罚赏赐也不会加到自身。饿了就吃，疲倦了就睡，行走时吟咏，坐下时诵读，没有一处不是自得其乐。因此他曾把庭院的树木看作执戟的侍卫，把林中的声响听作歌钟；无论穿锦绣还是穿破旧衣服，无论吃美味还是吃藜藿野菜，都拿来同那些奔逐于荣耀之路、沉溺于利诱之乡的人相比：他们的忧乐劳逸究竟怎么样呢？这就是乔林的趣味之所以由我得到、又能够由我说出的原因。当时两溪刘球脱去官服归田，等待任用，听到他这番话，脸色忧愁而不高兴，惊惶得汗流满面。不久，他改变神色，叹息说：“把一生的散淡安乐看得最重的人，不会希望加封九锡；贪图一枕安眠的人，将会忘记千金的赏赐。这并不是他们故意与常人不同，而是志向不同。”于是依次整理他的话，写成《乔林清趣记》。竹溪清处记。离书台往南，大约半舍路程。有竹子森然挺立，有溪水曲折流淌，有环绕的围墙和层叠的屋宇排列其中。这就是整如所称的“竹溪清处”，是友人管榖厚居住的地方。大概因为溪水滋润，竹根深扎，水波澄澈而倒影相映，水光荡漾直上高竿，把烦尘污垢洗涤得一干二净，所以竹子得到了溪水便更加清秀。细竹覆盖着水流，层层翠色拂过水底的石头，积水污泥在竹根下消散，竹丛的声响又助长了潺潺水声，所以溪水得到了竹子便更加清澈。到了这里，轩堂开敞，几案上陈列着画卷，书床、棋局错落摆在左右；宾客从容有礼，主人恭敬有度。坐在垂荫之下，面对回旋的流水来娱悦心神、洗涤思虑，诵读讲说诗书，那么清越的声响足以助人吟咏谈笑，翠竹的光华足以洗去世俗的姿态。又不知道是竹溪因为遇到人而清幽，还是人因为得到竹溪而清幽呢？况且“清”正是与“浊”相反的称谓，是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伯夷凭道义而清高，严光、周党凭节操而清高，晋代士大夫凭言论而清高；他们都因异于常人而受到称许，也都得以把名声流传到后世。榖厚想要取竹溪的清幽，用来把自己附会为古代清高之人的同类，他本来就能够违抗外界的浊流，不依从、不迎合世俗。何况他有儿子能够努力学习、思求显扬父亲，那么他的名声难道还不足以流传吗？我曾到过竹溪，领略了它的清幽之处，所以替它写下这篇记。《石溪新隐记》石溪在县城上游三十里处，溪中的石头交错分布，高昂的像柱子竖立，蹲伏的像乌龟匍匐，大的像停泊的船，小的像排列的棋子，无不随着溪水的消长而时隐时现。溪边多有芳草洲渚和肥沃田地，连绵的山岭、幽深的山谷，这大概是上天留下的佳境，等待有德有识之人来享用。有一位通晓时势变化的士人吴与粟，住宅在市井之间，不喜欢交游应酬的烦扰，想找一处闲静开阔的地方来休息自己，于是选择了石溪作为住所的前面。真定太守芹寓彭先生的后代，便在溪上排列屋宇，开门修路来居住它；又杂植茂树和高竹，把四周环绕起来。这样一来，陡峭错落的岩石布满溪中的，都得以呈现奇异之姿；湍急的水流激荡喧响、回旋的波涛彼此冲荡，都得以与吟诵之声交杂；虾、鱼、野鸭、白鹭在孔穴和涛浪之间出没，都得以与人共同享受快乐；幽美的花朵、奇异的草木，连同封满苔藓、漂浮水藻的景物，杂然生长在水陆之间，都得以愉悦人的性情；皓月、柔风、霞光、暮霭往来不尽，也都得以启发人的奇妙思绪。商船、渔艇欣然归来，儒生的冠帽、士人的鞋履乐于来游。这样，石溪因吴与粟的居住而更加优美，更加增添美色，也更加显著了。假使吴与粟能够负载器识、藏守道义，果真像石头那样沉重、溪水那样深厚；坚守自己的操守，洁净自己的行为，果真像石头磨不薄、溪水搅不浑一样，那么他的德行就会滋长，福庆就会绵延，留给后世的人。果真像石头盘结而坚固、溪水流动而不止，那么有了石溪，难道还不足以砥砺他的操守、洗濯他的品行吗？从前辋川因王维摩诘而声名显著，陆浑因德秀而成就道业，地方与人物彼此相互赞美。我在这里既庆贺吴与粟得到石溪，也庆贺石溪遇到了吴与粟，于是替它写下这篇记。《两溪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六 （明）刘球撰 ○记

译《安福县重修城隍庙记》如今天下主管事务的官员可以兼行祭祀而不算谄媚的，只有先圣先贤、山川、社稷以及城隍之神罢了。然而社稷、山川都位于坛上，每年不过享祭两次；那高高正坐、处在庙中的，每月初一、十五都须上香致敬的，就只有城隍和先圣先贤而已。先圣先贤的教化尊行于万世，通达于四海；城隍的灵验显著于当时，只及一方。就施行的道理说，各有常规；就所覆盖的范围说，有广有狭。然而先圣先贤垂示教化，无非希望人归于善、去除不善；城隍也能使善者得福、不善者遭祸。他们同样希望使世道归善，同样有益于国家，同样对百姓有功，所以能够并列受到礼敬吗？圣朝厘定祭祀典制，诰命我安福县城隍为“显佑伯”。爵位既然尊崇，名号也确实美善。庙旧在县治以西百步，修好后又坍塌，长久没有及时修缮，屋顶坍压、地面破坏，墙面穿漏，不能遮蔽风雨；围墙倒塌，道路贯通，人畜都图方便而经过。庭中的树枝被剪去却无人禁止，祭祀器物迁移而没有固定地方，祭祀之事也不能按时举行，神灵无法安居，人们也无法抵御灾患。永乐年间，前兵马指挥天台赵敏学和林来知县事，能够把除去败坏、恢复完整当作自己的责任，辛劳操持多年，材料准备有余，力量也没有衰竭。于是请来年老的人，让他们主持营建工程，一切都遵循适中原则，内寝也没有改变旧有规制。后面建成神灵的正室，前面建成参廊，再前面建成阁门，东西两侧建成廊庑，全都焕然一新。屋顶和地面坚固，风雨被挡在外面；围墙和门扇牢固，人畜不能从中间通行。槐树、柏树栽满庭院，日益茂盛；祭祀乐器安置在庙中而不再迁移，祭祀用的牲畜和醴酒也按时献上。神灵因此顾念并享用祭祀，不再降下疾病灾祸，百姓也因此安宁。乡里歌唱道：“从前赵公没有来，神庙毁坏，给我们百姓带来灾祸；如今赵公执掌政事，神灵才有了安定，百姓实在蒙受福庆。我愿赵公主持这座庙宇，没有什么终止之日，永远安抚我们的老人和孩子。”赵公曾经先修整学宫和大先圣贤庙，然后才勤劳于这片土地，因而在学宫中兴起了民众的歌颂，这件事不能不记载。起初庙宇毁坏时，旧碑被权势人家搬走，碑上的文字也被毁灭，他们害怕而不敢留置，便把它送入学宫。学宫后来没有把碑重新送回庙中，人们认为这是神威使其回转。到这时，年老的人请求把诰命刻在碑上，并记载庙宇兴废的原委，我因此得以专门撰写此文。《砀山县孔子庙记》皇上继承天下的第二年，选任掌管风纪的臣子，分赴各郡县督理学校政务。他们入朝辞行时，都接受了诏令条文，其中规定学校政务最紧要的事项，令他们加以施行。修建整饰学校和孔子庙，便是其中的一项。此后第四年，砀山县学的孔子庙建成，报告说庙已建成一所正室。高度以“寻”计有四寻，宽度以“丈”计有五丈，深度以“尺”计有三十余尺。堂、斋、门、廊的扩展，住房、厨房、粮仓、房舍的开阔，没有不相称的。地基平整，材料粗大，结构浑厚坚固，彩绘浓丽。规制比原来都更加壮丽。然而官府没有因费用而受损，百姓也没有觉察到劳苦。如果不是意志专一，谋划能够与众人协调相合，哪里能够做到这样呢？到这时，知县事衡水杜钊考绩最优，按例应当升迁；因为百姓请求挽留，得以增加俸秩而仍回任原官。杜钊来请我写记，于是问主持这项工程的是谁。回答说：起初监察御史庐陵彭侯祖期督学来到县里，认为旧校舍简陋，命令改建并扩大规模，营造工程因此兴起。又问主持这项工程的是谁，回答说：前知县事刘伯吉确实接受彭侯的命令，开始筹办工程，后来又督察工程、备办费用，能够使工程最终完成的，还有杜钊以及县丞刘全、典史周文中，他们也都出力不少。又问辅助成就这项工程的是谁，回答说：奉彭侯命令，勤恳地互相商议，以务必使工程完整而美观的，是前教谕李孟玊、现任教谕张观，以及训导徐忞。这样我才知道，负责风纪的人能够率领群臣，奉行诏旨来兴办事务。唉，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历经万世也如同一日。继二帝三王之后承担这一道统的，只有孔子一人。四教之所以确立，六经之所以彰明，历代君王的法度之所以完备，哪一样不是孔子的功劳呢？这就是他世世代代成为天下人的老师的原因。后世君主有志于彰明德行、兴复古代政治的，必定诏令郡县隆重祭祀孔子。隆重祭祀孔子，就是尊崇他的道。尊崇这一道，百姓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所以孔庙虽然建得宏大，人们却不认为它奢侈。皇上继承统绪，立即留心于此，是想尊崇孔子之道来光大宏业，真是达到极点了。内外大小臣僚又能够像砀山这样共同完成、辅助成就皇上的德业，难道不是这一道统的幸运吗？砀山县的诸生诵读诗书，学习礼乐，聪敏者成为通达之才，纯厚者成为成就德行的人；将来得志，便为朝廷所用，发挥胸中所蕴，上可以使这个时代达到唐虞之治，下可以使功业与伊尹、周公相等。即使没有得志而居处乡巷，也足以仁爱自己的家庭，改善乡里的风俗，安居在何处不能实行这一道呢？因此题写在这些石碑上，用来勉励诸位生员。《御马图记》乡里达尊刘君原振收藏着宋代李伯时临摹的韩干《御马图》。图中共有两匹马：一匹〔马岸〕而騚，姿势昂起，回头仿佛要奔跑；另一匹毛色为騜，站立着而驯服。马旁有四个人：有一人手执马鞭在前面驾驭，有一人束着马尾随行，有一人拿着鞍子站在旁边准备上马，还有一人握着缰绳来助长马的气势。画上有苏公子瞻作的十首咏歌，用来彰显这两匹马；其次是黄公庭坚，再其次是滕公玉霄，他们都依照原诗的韵脚作诗来协助赞美。马和人物还完整，玉霄的手迹也没有漫漶；庭坚手迹中已经湮灭的字有二十一字，其中无法推知的有十四字；子瞻手迹中湮灭的字有二十五字，其中无法推知的有十七字。原振担心年代久远后会越发湮灭，嘱托我改录并补全。我认为孔子曾经为史书没有残缺的文字而感叹，所以他编写《春秋》时记作“夏五”、记作“子伯”之类，全都依据旧史而不加增益，是为了向后世表明，不可以凭臆测乱改古代的真实记载。何况我极其昏昧，哪里敢妄自希望达到前代闻人的幽深思虑，擅自附会那些亡缺的文字，难道要违背圣人经典的大训吗？因此只留下那些不可知的缺文，记录那些可以知道的文字，为此写下这篇记而归还它。这样，这幅图即使历经年久、换过许多观赏玩味的人，最终也不会失去它作为二三位贤者亲笔题咏之作的价值。原振是县里的望族，上代有人考中进士，在宋、元两朝显达，这幅图据说是他家旧日的遗物。

译《家弟畴藏先世遗翰记》从前我刘氏遭逢宋朝失去天命，家道中衰，幸赖太史公以文章名闻天下。聱愚先生尊师于诸郡学的学正公，教行南楚的县令公名叫荐；从兰台兄弟一时并起以后，我刘氏又显赫兴盛起来。元代时，这些人在四方做官，他们的书信往来本来很多，到今天载录在家谱中的仍然不少，但亲笔手迹保存下来的却没有多少。唯独我家弟弟畴能够收藏太史公遗留给聱愚先生的三封书信和一段文字：一封是他在京师任官时写的安家书信；一封是报告他将辞去翰林职务、回乡担任提举江西儒学；一封是询问聱愚先生镇守沔阳时百姓疾苦和安乐的情形。以及聱愚先生在常州路学、学正公在武昌州学所和作太史公《举子诗》的诗各一篇，共五张纸，侥幸从战乱兵火中保存下来，没有在奔逃劫掠之后遗失，仍可想见前人彼此友爱谦让，也可看出他们都仕途通达而精于文辞书翰。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刘氏的珍贵，即使是兑戈、和弓、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也不能拿来交换。畴是聱愚先生的曾孙、玄孙，祖父任广东佥宪，学问和品行都很高；父亲是逊峯处士，不废弃祖先的事业，所以能够世代珍藏这些纸迹，等待畴出仕后为之表彰。畴已经按照先后次序把它们编成一卷，将要请士大夫题写文字；像他这样有志于继承先人功业的人，理应写下来勉励他。唉，世人所推重旧德之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田地广阔、金帛富有、房屋华美，而是因为他们的翰墨有传承。然而翰墨流传，难道只是拿来炫耀夸饰的吗？正是想让后人看到这些传世手迹便思念他们的德行，从而自我振作，不使家声坠落罢了。何况畴已经在县学学习，更应当时时展开这卷遗翰，玩味其中言意交相深厚之处，必定思考忧勤自励，使家庭和睦，努力做到像前人的兄长和睦友爱弟弟、弟弟尊敬兄长。想到他们做官的境况都很好，就必定思考不懈怠地求学问，使自身有所发达，努力做到像前人那样名声符合实际、实际配得上名声。看到他们的文辞和书法都精妙，也必定想着每天勤勉不懈来精进自己的学业，努力做到像前人那样，学问由内心发出而显现于外，时间越久越加光明。这样，在家中便是孝顺的孙子，立身于众人之中便是君子；流传给后代，也可以像前人的功业一样，足以在今日激起仰慕之情，那么珍藏这些纸迹就不是没有益处了。如果自身不加修养，学业不求进步，却只是拿着这些东西对人说：“我家的文献足以作证。”那就不是与我共同承继先人志向的意思了。畴，你要努力啊！要引以为戒啊！《愚懒斋记》性情痴愚而不能改变，身体懒惰并以此为安逸，心智既然丧失聪慧，做事便没有一件能成就功业，这就叫作愚懒。人们都认为这种品德不好，没有谁愿意处在这种状态。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庐陵王氏仲珣，却取“愚懒”来命名自己的书斋。我跟随他并问道：“您能够探究道的根本，品味经书的精华，博通万物而知晓言理，通达时势而斟酌事务，解除别人的纷争，破除别人的错误，处在昏暗中也能明察，面对浊世也不受污染；这实在可以称为智慧，还不足以称为愚昧。何况您在乡里资财雄厚，田地连接村落，内心不能免于操劳，口中没有停止过言语；对内安抚家庭，对外接待来访，宾客朋友不断来往，教导长子、督课孙辈；生计既广，供养的人口又多，正忙忙碌碌而没有闲暇，哪里是懒惰的人所能做到的呢？”如今把书斋命名为“愚懒”，难道是排斥智慧和勤劳、推崇愚昧与懒惰，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吗？还是故意虚设这个名称，以隐藏自己的德行美誉，表示谦逊呢？或者是看见这个名称不合适，担心自己身上有这种毛病，想要经常看见它来警戒自己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选择这个名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仲珣说：“您只知道愚懒的短处，不知道愚懒的长处。世上那些奔逐于外物的人，谁不想施展聪明、显示明智，耗尽力气、困顿精神，以求高于别人、得到别人的仰慕呢？然而名声一出便有毁谤相随，功业建立便有祸患将至。所以智囊遭受剖腹之刑，晁错一族被诛，程氏的书籍散乱，这些人大概都是有智慧却不知道节制，或者自以为愚勤却不能用懒来节制自己。难道愚懒对人全无益处吗？”我于是变了脸色，拜谢道：“您的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愚，不是刚愎自用的愚，也不是只会与人争辩、耍诈的愚。它难道是庄周所说的‘大智若愚’，老聃所说的‘盛德若愚’，孔子所说的‘不可及之愚’吗？至于懒，又是您这种愚的辅助。我实在有不明白的地方，请让我推究您的意思，缀辑您的言辞，借笔为您写下这篇记。”

译《伍氏伦乐堂记》凡是能够笃实地遵行人伦之道而不懈怠的人，都足以使自己的家庭仁厚，使后代美善，成为君子所称道的人。我难道能不以此来期望伍氏吗？伍氏才华出众而品行美好的人叫仰峻，是隐君子仲舒的肖似之子。他的母亲孺人既长寿又安宁，哥哥振海和弟弟述伦以下五人也都平安无恙。他们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共有十多人，而且大多秀美聪敏。仰峻曾在鸽湖山麓的住处建造一座堂，上面想奉养母亲和兄长，使他们欢喜；下面想充分表达对子弟的慈爱，只是还没有给它命名。今年春天，他的儿子谅因事来到京城，便向我请名。我已经把它命名为“伦乐堂”，又接着为它写了这篇记。人伦常道，在天上是常经，在人间是纲纪。人伦虽然有五类，但应当亲爱的，没有比骨肉亲人更优先的。能够亲爱骨肉至亲的人，他的快乐会是什么样呢？世上的人往往沉溺于私爱和财利的追逐，被祸福的趋避蒙蔽，于是忘记亲人，丧失自己的快乐，实在太多了。只有孝友的君子不是这样，他的心只知道亲爱自己的亲人，使亲人享受快乐罢了。即使有黄金万镒，得失也不足以与此相比；即使白刃近在咫尺，死生也不足以成为忧虑。又怎么会因为一丝一毫从外界来的东西，就妨碍他内心最真挚的爱呢？如果不是孝友达到极点，就不足以谈到这种境界。孝友的德行达到极点，和顺之气便会散布开来，恩泽及于他的家人和子孙。我在伍氏身上曾经验证过这件事确实如此。起初，仰峻的伯父伯宏侍奉父母，能使父母欢喜；和弟弟们分割财产时，任凭弟弟们自行选择，之后才收取他们所舍弃的部分。后来考中进士，升任沛县丞，回家休假。后来他的继母和弟弟遭到诬陷，使者来逮捕弟弟却没有抓到，便要把他的母亲带到京城复命；他立即跑去告诉亲友，想代替弟弟前往。亲友劝他说，此行一定不能免于灾祸，他却说：‘怎么能让灾祸只降临到老母身上，而自己独自安然呢？不如我前去，以死尽孝更好。’最终他前往代替弟弟，竟至于死在途中。他孝友的实际行为，即使汉代孔褒的行谊也没有超过他。如今已经历经三代，而他的家族更加昌盛，科举名声和仕宦事业都比前代更加显著，难道不是孝友得到的报偿吗？仰峻兄弟父子在平日无事时，能够每天在这座堂中享受快乐，叙述天然的亲情关系，本来就足以令人敬重；或者还能够笃行孝友，像他们的伯父一样吗？如果能守住伯父的家法而不败坏，那么和顺之气受到感召，又将使家族的福庆绵延无穷。我特意写下这篇记，来表达我的期望。《大洲书舍记》有一片大洲横跨在县城东北，方圆若干里，泸水、湛水夹在两侧流过，蒙冈、北华诸山高耸在它后面。先前环绕四面，都是百姓和商人游居之地，覆盖着房屋、承载着船只；居住、停泊和富有才能而仕宦显达、拥有恒产的人常常聚集其上。因此，这片洲本来就是一县的胜地。有一位隐居君子谢氏尚哲，居住在洲中；他的儿子谦牧，资质美好而学习勤奋，考取贤科已经指日可待。尚哲希望促成他的成就，于是在住宅旁边建造书舍，让他增加学习。因此窗户空敞，几案坐席清洁，后面有树林遮荫，前面檐下杂陈花木山石；远离尘世喧嚣，屏蔽风月，接连不断地来到这里，幽静得让人忘记自己身在环城近郊。书舍的清闲足以安定心神、专一志向。书卷相连、简牍堆叠，接连几床并插满书架，图书的丰富足以供人阅览诵读。冠帽衣裳排列而坐，整天谈论也不烦扰；以文章和酒相聚饮宴，却不至于混乱，因为经师和学友时时聚集其中，足以启发提问、分析疑难。这样看来，谢氏书舍又是一洲的胜景吗？从前有人登临匡庐山、进入紫阁岭、隐藏踪迹于长白山来努力求学，他们的志向大概都是自己树立的，起初并不是出自父兄的安排，但都能成就自己的学业，使所居之地闻名于世。如今谦牧既然常常存有追慕古人的志向，又庆幸有贤明父兄的奖掖，便在这片洲上藏身修学。假如他每天饱尝诗书的滋养，反复咀嚼；使礼义的锋刃最终因磨砺而更加锐利，那么将会看到他的学业越来越广，道德越来越充实。不仅可以追赶古人的事业，即使这片洲的山川也将与匡庐、紫阁、长白相比肩而同样高、同样深。请把这篇记写在墙壁上，等待将来验证。

译《玉垒书舍记》这里处在蕃、汉、秦、蜀交界的地方，这个县叫文县。距离县衙不远有一座石山穹然隆起，颜色洁白润泽，晶莹得像玉一样，所以叫作玉垒。山巅横跨着一座关口，高高耸出云表，名叫仙关。汉武帝开通西南夷时，从这里取道；孔明平定秦陇时，在这里设置防守；邓艾进入蜀地时，在这里设置栈道。如此说来，西部边陲的地利，难道在文县吗？文县的胜景，难道在玉垒吗？因玉垒的胜景，便创建书舍，以茂盛树木遮荫，以清流临近，使鱼鸟亲近，使尘世喧嚣被隔绝。不追求雕梁镂节的华丽，也不施加浓艳的彩绘装饰，只收藏、积累经传、诸子、史书、兵法、刑名之书，以及日月星辰和山川的图籍；命名为“玉垒书舍”，是张瑾廷玉讲学的地方。张氏本是文县的旧族，世代统领当地百姓。元代时担任镇帅；大明统一天下后，镇帅的后代中有名望显贵的人，带领众人归附，授任文县军民守御千户所百户，因为忠勇敢于迎击敌寇锋芒而死战。他的弟弟文才因平定寇乱的功劳升为千户，把职位传给他的儿子斌；斌就是廷玉的伯父和父亲兄长。廷玉虽然生长在武将家庭，却非常爱好文学。每当边境没有忧患的时候，他就常常和宗族亲戚的子弟、士绅名儒离开城市，来到书舍讨论典籍、讲求义理，即使穷尽日夜，内心也不厌倦。不久，月连、黎牙等各蕃成为我百姓的祸患，镇守的重臣想要发兵将他们全部消灭。廷玉认为，魏绛和戎而晋国安定，王恢挑起边衅而中原困顿；敌人虽然强盛，尚且可以修好讲和，为什么一定要消灭他们呢？于是他向守臣说明，亲自率领宗族、姻亲、故旧一百多人，携带粮食和财物，冒着险阻远行到达蕃境，向他们说明祸福利害。因此不劳烦一寸兵刃沾血、一支箭矢遗留，诸蕃便接受归顺，修行贡礼，唯恐落后。副都御史陈公上奏他的功劳，廷玉到京城接受所镇抚职务后返回。他认为自己能够进入绝域、安抚异族，从而得到显著奖赏，都是书舍中讲明道义的功劳，是书舍激发了他。这件事不能没有文章来记载。户部主事汪君清夫是廷玉的姻亲，带着他的意思来请我写记。作为武将子弟，贵在有学识。学识优长之后，才可以建立盖世功勋，成就超越群伦的事业。所以古代有些著名将领能够讲说礼乐、笃实诗书，君子知道他们必定能够有所成就。何况平日有书舍来扩充学识，像廷玉这样，当然能够在万里塞外宣扬威德，使反面的仇敌转变为归化的百姓。书舍对廷玉的帮助实在不少；假如继续进取不止，那么还想树…… 丰功显著、伟大的功业与古代名将相媲美而争相辉映，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特意写下此记，作为日后显达光荣的凭证。《刘氏两墅记》安城县北部的边境，景物没有胜过智溪的。溯溪水分流向西走半里，有一座小丘高高立在水边。小丘上下，大石累累，古树丛生。石缝中共有几十株树，叶子像柳，树干像樟，青翠贯穿四季而不改变。人们不知道它的名称，便因它所像的树，称它为柳樟。世代相传溪边原来有个彭姓人家，从前有位显达之人在异域得到它的树种，带回来栽植。如今看远近山谷，都没有这种树，它来自异域无疑。刘氏旧墅正面朝着这座小丘，又有高山环拱，茂密树林遮蔽，良田、清池环绕相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胜地。沿溪向南走二三里，横向越过长坂，长坂尽头就是丰溪，刘氏别墅在那里。那地方虽然不如旧墅有小丘的奇特，前面却有名花异木秀丽绽放；村境开阔，远峰层层出现，溪水浩荡汇流，人烟密集，这些又是旧墅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说不是胜地。我出自彭氏，又曾在他们的旧墅读书，田地与他们的别墅相邻，所以年轻时多次得以经过刘氏家，与孔庭伟、经父子相互往来，熟悉地观览他们两座别墅的胜景。自从蒙受恩典在京师任职以来，回到故乡的机会就少得像相隔很远。我曾经奉使出行，顺路经过那里，便到智溪拜访母族，远望两座别墅的青山烟树已经映入眼中；但被公事行程催逼，不能进入其中，心中很是缺憾。转眼八九年过去，孔庭父子相继去世，每当想到他们，总不免想到那两座别墅。到这时，伟经的儿子资智送他的叔父到京师服役，我因为他父祖的缘故，特意以礼相待，询问之后才知道，他与兄长某、弟弟某分居两座别墅，奉养母亲，生活十分快乐，而且两座别墅的屋宇园林仍不比当初差。于是我更加羡慕故人有贤能的子孙，足以承继世业，不至于衰败。后来资智来请我写记两座别墅，我本来坚决推辞，但他请求不止；我又怎么能不以笃实、尽力承继先人事业的道理勉励他呢？乡里的人只急切地以财货富有、力气强盛为足以承继先人的事业，却不知道诗书是滋润自身的膏泽，孝友是端正家庭的准绳，诚信谦让是乡里人乐于传诵的美德。能够做到这三点，对先业就不只是足以承继，而且还将大大增光。资智兄弟如果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事务，就不必急切经营财货和力量，自然足以为父祖增光，也使两座别墅的胜景更加隆盛。我姑且用这些话勉励你们，等将来辞去事务回到南方，还应当亲自到两座别墅去看看它们的胜景增添了多少。怎么样呢？

译《李氏祠堂记》李氏迁居洪洞，从让翁开始。在居所旁建造小宗祠的，是让翁的孙子、工部主事彦甫的儿子、荆门学正彦安的侄子求正。求正建造这座祠堂，又是继承他哥哥求益的志愿。祠堂有若干楹，四周围墙高峻坚固，重重门扇深邃严密，厨房、仓库以及各种器物，无论大小都齐备。至于拜谒、告祭、荐享的节次，升降、拜伏的仪式，也都遵循古代的法式，尊敬祖先的心意，已经达到极点了。但仍担心没有文字记载他们上世的来历，就不足以传达真实、彰明久远，于是派他的儿子洪到京城来请求我写记，十分恳切。因此我考察李氏出自高阳氏，是才子庭坚的后代，直到周代柱下史老子，以知礼著名。传到三代，有秦代御史大夫昙，历代都做大官。昙的后代后来居住在陇西，过了很久有西平王晟，以武功赫赫显达。唐代有王子宪，任江西观察使；观察使的儿子游任宜春刺史，子孙便以官职为家业，历经十二代，才迁到吉水的谷平。谷平的最初祖先，是唐代遗民的后代，有美德，所以他的后代在宋代有兄弟早年失去父亲，一同搭庐守在母亲坟墓旁，感动和顺之气，导致树木出现连理的祥瑞。此后连续几代都从事儒业，以古学为志向，名声卓著、能写文章的人接连不断。其中有人出仕，担任侍经幄、禁署等职；甚至有父亲考中进士、儿子考中童子科，同日在朝堂赴宴，蒙受皇恩，停止垂下珠帘以便他们同席的事。因此直到今天，吉郡谈到世代显贵的家族，没有不提及谷平的。让翁距唐代已有二十世，因为谷平地方狭小不足以容纳家族，而洪洞山川秀美、适宜居住，所以迁家到那里。如今将近一百年，人们说将来洪洞的昌盛，应当与昔日谷平相等，大概从求正兄弟所建的祠堂中，便可以预见这一点。祠堂是施行秩序和礼仪的地方，是彰明世代德行的所在；敬重祖先、开启后代，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没有祠堂来表示敬意，却希望子孙都继承祖先的美德，大概也很困难。朱氏《礼》说：‘君子将要营建住宅，先建立祠堂。’说的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但世上的大族往往忽略而不做；求正兄弟能够努力建成，可以说懂得了敬重祖先、开启后代的道理。作为祠堂下的子孙，每年按时修治祭祀、排列昭穆，难道可以不思考求正建祠的苦心吗？假如思考他的苦心，人们都敦厚孝义，家庭崇尚和睦严肃，使子弟各得其所而不失欢悦，那么谷平昔日的和顺之气便会聚集在洪洞。亲近老师、接受朋友熏陶，勤勉求学，使人进入乡里，听到的无非是弦歌诵读之声，所相互作揖的无非是戴章甫冠、穿缝掖衣的士人，那么谷平昔日的儒学风气便会在洪洞兴起。等待时机出仕，考取贤科，历任显要官职，使事业光耀当代，功名流传后世，那么谷平昔日的仕宦踪迹，又将显现在洪洞。家族声望因此壮大，风俗也因此美善。这座祠堂对于他们家族的益处，难道能用小事来形容吗？因此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观览者有所兴发振作。《李氏爱日堂记》正统七年春天，我冒昧主持会试、评阅文章，祁阳的朋友李友闻因为缺少末场文章而落第，于是想留在京城跟随我学习。我既惋惜这个奇才没有被选取，又赞许他不怨恨我，乐意与我交游，不自以为是而只以善人为老师；这种品行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所以接受了他而没有拒绝。今年友闻对我说，他的父母年纪都超过五十岁了，从前在家奉养时，曾经把“爱日”作为堂名，作为奉养双亲的地方；早晚得以侍奉起居，侍候饮食，等候寒暖变化，以此为乐。自从他与同乡举人一同入京，不能再回到这座堂中奉养父母，已经一年了；而《屺岵》诗没有一天不在口中诵读、在心中感动。如今想回去，以实现早晚问安的心愿，又想到功名尚未成就、志向还未实现，默默无言，不能用一句话使两位老人高兴，希望先生能教导我，使我多少尽到为人子女的道理。’我又因为他能不忘父母，觉得不能没有文字来告诫他，便回答说：‘你能够亲身实行“爱日堂”这个名称的意义，就可以使父母高兴了。如今人能够活到上寿的，也很少；即使按中寿来说，年满八十，所经历的日子也不过二万八千八百天。等到长大后才懂得侍奉父母，年岁已经过半，能奉养父母的日子不过一万四五千天；你能够奉养父母的日子实在不多，难道能不珍惜爱护吗？所以在这些日子里，脸上和悦、心中快乐，一定唯恐日子容易过去，不敢有片刻不尽心；这就是古代孝子爱惜父母、甚至连日子也一并珍爱的原因，也正如孔子所说，知道父母年岁时既欢喜又忧惧。你给堂命名，果真是仰慕古人的孝行吗？从前所奉养的双亲，如今所思念的双亲，也想像古人那样珍惜侍奉父母的日子吗？不过，古人为亲人珍惜日子，并不只是供养生活罢了。他们求道的心急切不已，无非希望亲眼看见自己的德行在双亲仍然在世的日子里成就；他们行道的心惶惶不安，无非希望双亲在未去世之前看见自己显达。因此学习一定要及时温习，名声一定要尽早扬播，这才是真正大的爱日，哪里是口腹形体的供养所能相比的呢？你对于道，一定要早晨思考求取，晚上思考实行，希望为双亲增添荣耀；如果不误时日，那么爱日的诚意就达到极点，命名爱日堂的意义也不虚假了。使父母喜悦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友闻拜谢说：‘先生教导我了，怎敢不恭敬奉行，以求尽到其中的道理呢？希望您把这些话写下来，让我带回去放在墙上，也许每天都能有所感发。’所以我替他写下这些话。

译《杨氏重庆堂记》鄞县大姓杨氏把堂命名为“重庆”，是因为庆贺四位亲长的长寿，也是为了厚重人伦亲情的快乐。杨氏本是慈湖先生的后裔，居住在鄞县江心里，至今已经六代。世代遵守诗书礼义，只把善行当作珍宝。乡里有人缺少粮食的，大多仰赖他们赈济；缺少财物的，大多仰赖他们借贷；有急难的，大多仰赖他们援助救济。没有不称赞他们为“好善之家”的。如今杨氏后人有一个名叫实、字诚之的人，已经通晓经学，并在正统辛酉年取得乡荐资格。他的祖父孟辉七十四岁，祖母方氏七十三岁，父亲灏五十一岁，母亲张氏五十二岁，都在堂上平安无恙。实和他的弟弟寅人都有儿子，并且能够尽孝。一门之内四代相亲，早晚问安时孙子跟在儿子后面；每逢岁时祝寿时父亲侍立在儿子前面，和乐愉快，极得亲人的欢心。因此他们的堂有了“重庆”的名称。实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将带着自己的才能回乡，准备下一次考试。礼部员外郎王君仕华托人来请我写记。重庆之乐固然是人人希望得到的，但也是古今难以实现的。因为即使有仁厚贤能的子孙，而父祖没有长寿，也固然不能有这种快乐；即使有长寿的父祖，而子孙的仁厚贤能还没有达到，也同样不能有这种快乐。父祖长寿而子孙贤能，能够享有这种快乐，难道不是上天在赐福他们的家族吗？上天用来赐福他们的，又无非是长期积累深厚善行的结果。杨氏居住在鄞县以来，世代屡有善行；到实的父祖这一代，父祖都长寿，能够享受晚年并得到完整而盛大的天伦之乐，难道不是上天福佑善人的明显验证吗？《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氏完全当得上这句话。不过，实还应增加学问、扩充事业，以提高出身进阶的基础；若想使福庆更加隆盛、使双亲更加显荣，也还应当有一番作为。我因此写下此记，并进一步期望他成就远大。《橘井记》凡是能够把人从危急困厄中拯救出来，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的人，都足以称为有德的善人。我从橘井这件事相信确实如此。枝干带刺而果实被包裹、森然遍布江南的，都是橘树；向下挖深而出泉成窟、遍布天下的，都是井。为什么“橘井”这个名称唯独由苏氏享有呢？世人说，从前苏躭隐居在郴地高秀峰，预先知道当地人将要染上疫病，于是凿井、种橘，并以自己的方法使它们具有神效。后来患病的人取井水和橘叶服用，接连不断地痊愈，却从未把功劳归于苏躭，苏躭也不自行收取，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苏躭是否能够成仙，我不得而知；但他用橘井使人活命，使人不至于夭折于疫病，又不把功劳据为己有，他的德行善举远远高于常人。诸暨医学官马朂，字仕勉，仰慕苏躭橘井能够消除人的疾病，便取“橘井”作为自己的名号。每次来到京师，他总是在交通要道租赁房舍，把各种药物放置其中；有人因疾病来求药，他就欣然应允，为他诊察脉象，考察疾病最初由何而起，以及应当先治疗什么，然后给他药。服用他的药的人，没有不痊愈的。因此京师中求药的人每天都挤满他的门前，公卿贵人家的仆从和马匹前来迎送，络绎不绝于道路；即使大内也曾召他前去使用。他的医道不能说没有施行了，然而他从未在人前显出得意之色。等到考察他退居故乡、出游外地时，所施予的医治广泛，而所得报酬很少，都像在京师时一样。仕勉是否能够达到苏躭的境界，我也不得而知；但他用药物使人活命，差不多可以比作橘井了。他确实是仰慕苏躭的德行善举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取“橘井”作为名号呢？大抵士人所忧患的，只是不能仰慕古人罢了。仰慕古人，就一定会有超越今人的志向，志向也会追赶古人。因此颜氏仰慕舜，仁德便与舜相期；孟氏仰慕孔子，圣德便仅次于孔子；司马氏仰慕蔺相如，名望便与蔺相如相齐。仕勉的“橘井”，就是用来表达他对苏躭的仰慕。不断仰慕苏躭，他将每天积累善行、蓄养德性，希望达到苏躭的境界。仕勉的德行善举能够期望达到苏躭，谁知道他将来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躭呢？所以特意记述“橘井”，来帮助他努力增进德行善举。马氏是山阴人，父祖以上世代都有以医术闻名的人，所以郡县医学官多出自他家。”},{ 《怡轩记》灌溪刘氏有一处住宅在南郭，有人名叫惟懋，号怡轩，笃厚友爱，是上杭教谕金铉的哥哥。金铉将要前往上杭，请我写一篇记来向他的哥哥致意。我对他说：“‘怡’这个字的意思是和悦。能够使兄弟和睦，然后才能体会孔子所说的‘怡怡’。不知道金铉的哥哥和金铉相处得究竟怎样，才有‘怡轩’这个号呢？”金铉说：“我们兄弟二人都受到父母的疼爱，我哥哥又能扩大父母爱护孩子的心来爱护我。自从我到县学游学以来，每逢家中有事，他总是尽力替我办理，不让它烦扰我，说：‘恐怕你的心被外物扰乱，不能专心进学。’每次得到布帛做衣服，他总是自己挑选差的，把好的推给我，说：‘你要成为士大夫，所穿的衣服不能不相称。’我每逢需要师友馈赠的物品，他总是禀告父母，让他们优厚地供给我，说：‘不能让他有所不足。’因此我深受感动，也常常担心自己的恭敬之心还没有做到极致，无法报答哥哥的爱护，所以我们一向相处欢洽，从没有不悦的神色。父母因此也顺从这种情形。等到我和别人一起赴计前往春官考试，获得教职而前往蜀地，路上的费用又全都是哥哥资助筹办的，不用我费一点心便全部准备好了。” 我在任上十多年，哥哥既善于奉养父母，又常常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教育我的孩子，使父母长久保持欢心，不必因为我在远方、不能早晚侍奉左右而忧虑，这些都是哥哥赐予我的。怡轩这个号就是由此而来。我于是知道惟懋作为哥哥，已经得到了做兄长的正确方法。兄弟之间，出生时气息相同，亲爱关系又是上天所合成的，起初没有不和睦的。不和睦，是被货财利益的私心离间了，被偏爱妻子儿女的感情改变了；严重的甚至兄弟在墙内争斗不止，于是诉讼兴起，动起兵戈，这哪一样不是由于私爱所造成的离间和改变呢？能够像怡轩这样和睦地对待弟弟，大概就可以避免这些祸患了。虽然如此，古代兄弟之间如果和睦深厚而真挚，就会从家庭推及乡里，使全乡都受到教化，福泽足以延及后世。惟懋还应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不要懈怠。将来我回到故乡，来到南郭，如果看见乡里的风俗归于仁爱，到了他的居所便听见和谐的声音彼此应和，看见他的庭院台阶间陈列着一件件不凡而可爱的器物，然后才能验证他兄弟和睦的极致。先写下这篇《怡轩记》，作为这种景象的预兆。

译《希贤斋记》有一位笃实行谊、勤敏好学、在乡里考中进士的人，姓周，名贵显，在尼山山脚建了一所书斋，命名为“希贤斋”，请我作记。文章尚未完成，贵显已经去世了；我仰慕古人解剑相交的情谊，所以追记此事。求学不可不立志于古人；立志向古人学习而不能完全达到古人的境界，也仍然不失为古人的门徒。贵显说：“古人中有程朱，他们使《易》道明白；学习《易》却不学习程朱，所希望的就不能算是学习。有韩愈、柳宗元，他们的文章最为高妙；写文章却不以韩柳为目标，所希望的就不能算学习。李白、杜甫是诗歌的工匠，二王是书法的法则；作诗不以李杜为目标，学书不以二王为目标，就不能算学习。因此我研习《易》，就深入探究卦画象数，玩味推究卦辞和占断，常常像是在经卷之间亲见程朱；对于文章和诗歌，则大的方面经营篇章，小的方面陶冶锤炼句读，常常像是在创作之外会见韩柳李杜；对于书法，则凡是点画的布置、体势形象的构结，常常像是在笔端承接二王的神韵。即使身体日渐衰弱也不懈怠，即使家室贫困也不迷惑，每天忧思不已，仰望古人而自知不能赶上，所以又把这所斋命名为‘希贤’，用来勉励自己。”唉！像贵显这样致力于学习，也可以说是能够立志于古人了。假如不是寿命短促，怎么知道他不能和古人相比并列、同声相应呢？可惜他的寿命不长，而他的志向也留下了遗憾。然而贵显虽然去世了，他心中已经领会程朱的精妙，契合韩柳李杜和二王的心法；这些都已经传给他的门徒，收录在卿大夫之中，在交游相识者之间流传声誉，恩惠泽被后人，这仍有不可磨灭之处存留于世。假如他当初没有以古人为期，那么即使寿命长久，能够使家庭富贵，也将和枯木一起腐朽消灭，归于寒灰，怎么能把这些留给身后呢？既然没有那种结果而有这种结果，那么贵显的志向也就不算辜负得太严重了。贵显与我交往十九年，凡是我言语之外的道理和行为有不合规范之处，他都能规劝我；贵显有过失，我也不容许自己默不作声。所以我赴春官考试时，贵显来送别，眼泪直流。贵显已经弃世，又怎能承受我的悲痛？因此写下这篇记，表示我不会忘记贵显。《周氏复姓记》能够不忘记自己的生身来源，像恢永这样，难道还不值得称赞吗？恢永的祖先姓周，世代是福州闽县人。至元年间，有个叫大椿的人来任安福州学正，因为儿子庆源去世，便娶州中袁氏为妻，生下仲温；后来庆源去世时，仲温只有三岁，随母亲改嫁颜氏，由继父新源抚养，因此承用了颜姓。恢永是仲温的儿子。他和弟弟宽裕以及儿子、侄子七八人，想要恢复周姓。有人对他说：“周虽然是你们原来的姓，但离开乡土已经很久，没有宗族可以亲近。颜氏是靠近城郭的大族，族人子弟非常兴盛，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为子孙长久安定打算。为什么要舍弃强大的宗族，使自己的势力孤立、家声衰弱呢？”恢永说：“我难道是轻视颜氏、不愿意把他们作为宗族吗？只是担心我们周氏断绝祭祀罢了。幸而脱离周姓到我这一代，才不过两代，过去听到的事情还在；如果不在我这一代恢复周姓，等到后代子孙只知道以颜氏为宗族，却不知道还有周氏，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的呢？我急切恢复姓氏，就是为了求得免除不孝的罪过。势力的强弱，哪里值得计较呢？”那人听了很信服。后来恢永来到京城谋求仕进，把这些话讲给我听，并且请我写文章来彰明此事。姓，表示人的出生。古代根据出生而获得姓氏，没有姓就无法区别自己的来源。世世代代相承，经历千百世也不能改变；分散到四面八方而不至于混淆，正是依靠姓氏来表明它。姓氏可以紊乱吗？姓氏不可紊乱，就像松树不能称作柏树，桃树不能称作李树，稻、麻、豆、麦不能称作狼尾草、莨莠、蓬、蒿一样。岂只是姓不可紊乱呢？宗族也不可紊乱。郭崇韬望着汾阳的墓而下拜，杜正伦仰慕杜固的谱系而想与之贯通，都被士人议论认为荒谬，正是因为混淆了自己的宗族。宗族和姓氏一旦混乱，势必就要把别人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把别人的祖先当作祖先，必然自行断绝自己祖先的祭祀，这难道是仁孝子孙忍心做的吗？恢永决意恢复姓氏，大概是懂得尊奉自己的祖先了，难道不值得称作周氏仁孝的子孙吗？特意记下这件事来告示他的后人，也使那些依附权势、贪慕利益而混淆宗族姓氏的人有所惭愧，知道改正。《两溪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两溪文集》卷七 （明）刘球撰 ○序 《送宋进士南归序》世人都认为穷究经书而考中进士，求学问道的功夫就已经到头，不必再增加了。我却不这样认为。从前圣人作经来教化世人，是想让人知道天地为什么广大，气化为什么运行，日月星辰、山岳河海为什么布列于天地上下；知道人为什么成为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什么各有其道；知道礼乐刑政为什么成为教化；知道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齐桓、晋文为什么成为皇帝、帝王、霸主；知道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管夷吾、狐偃这一类人为什么成为臣子；知道鸟兽虫鱼草木为什么成为万物。不穷究经书，就无法通达其中的道理，处理其中的事情，解决其中的疑惑。必须穷究经书，然后道理没有细微之处不能通达，事情没有困难到不能处理，疑惑没有重大到不能决断。在内心体察它，道义就会明白，行为就能确立；向上推广它，君主就可以得到匡正而成为圣明；向下推行它，百姓就能安置于安定之中，风俗就能改变而趋于淳厚。因此，穷究经书是要完善自己、成就万物，使自己的事业伟大，难道只是为了取得进士而已吗？后世的君主和百姓，想到要得到穷究经书的人来辅助治理，于是才设立这种科目来招取他们。而贤人君子想在当时有所作为，也常常借这条道路出仕。等到它产生弊端，做老师的教导学生，只把考中进士作为目标；做学生的学习，也只想考中进士便停止。于是有人剽窃抄录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希望侥幸迎合主考官的心意，求得偶然登第；一旦侥幸成功，便像丢弃捕鱼的竹筌和过河的木蹄一样抛开，淡漠地不再放在心上。人们于是把这当作求学，认为考中进士就可以结束了。却不知道到任做官、发布政令，正需要从经书中不断取得依据，怎么可以因为考中进士就废弃经书呢？世上治理政事的人，法令常常违背正道，施行常常错误，大概正是不知道从经书中寻求治理的根本才造成这样的。如果没有杰出之士起来彻底革除这种弊病，圣人经书的道理岂不是几乎要被堵塞，使宣扬邪说的人得以借口自我张扬吗？所以宋琏进士归乡时，我不能不殷切地叮嘱他。宋琏曾经跟我学习《春秋》，如今又凭《春秋》考中进士，承蒙朝廷任用的命令而归去。我希望他更加探求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笔削所体现的经世大法，等待将来出仕，把它施行于政事，不要只以考中进士为满足，便抛弃自己的学业。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祝愿他。

译《送陈主事还乡展祭序》推恩追封赠给父母，并荣耀地奉命回乡祭扫，这是本朝劝勉忠诚、奖励孝行的盛大典礼。然而必须在朝廷任官三年而没有失职，之后才可以得到这种恩典。永丰陈君渊潜任刑部主事，已经获得追赠亲人的恩典，又得以回乡，在先人的墓道旁举行焚烧黄纸告祭的仪式。陈君虽然慈祥慎重，不喜欢铺张炫耀，但他起初穿着儒服、捧着乡试录来到京城，如今归去时，穿着华美的礼服，前呼后拥，光彩照耀乡里，使道路上观看的人不能不感叹说：‘读书成为儒者而显达荣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又不能不说：‘假使他的品行不清白、执法有枉曲，又怎么能够蒙受天子的恩宠光荣呢！’又不能不说：‘作为父母，能够有这样贤能的儿子，是多么幸运啊！’这样一来，所谓忠和孝就兼备了。然而这些只是乡人所称道的，并不是士君子对他的期望。士君子对君子的期望，是因为他年纪正盛，才干和见识都很优秀，必定能够感受今天的荣誉际遇，用来激励砥砺自己将来的名节，使功绩能够在国家彰显，恩泽能够润及远近，德行的光辉能够延及二庙、三庙，芳名美行能够刻在金石、传在简册，照耀无穷；对上扩大他的忠，对下增大他的孝，而不只是一次归乡时荣耀、受到一乡人仰慕而已。陈君平素有高远的志向和宽广的器量，也一定不会把乡人的称赞当作满足，而必定以士君子的期望来勉励自己。陈君此行，郡中在京城做官的人都赠诗给他，说刘球与陈君一同学习属辞比事的学问，又一同在乡里被推荐，所以请我为这些诗作序。因此我不揣量自己的文辞拙劣，恭敬地写下此序，为他的行装增光。《送苏州岳指挥致仕序》年轻力壮时统率甲兵，冒着箭矢和砾石，在战斗场上争取胜利，建立功劳，取得显赫爵位；年老时违背荣华、离开权势，甘愿在家中恬淡退居，以使心情安适，度过余年。姑苏岳信指挥的进退合乎时宜，难道不是武臣中通达道理的人吗？况且上天对于万物，春天以温暖使它萌生，夏天以炎热使它成长，秋天以清凉使它成熟，冬天以寒冷使它收藏。四时相互迁移更替，各自专任自己的职责，所以使万物生长的功劳不必等到秋冬，使万物荣盛、成熟、收藏的功劳也不必全由夏春完成；顺遂其规律就是这样。人也是如此：年轻壮盛时勤勉活动，衰老暮年时休息安逸；在志向尚未实现时建立声名，在功业已经完成后退身。这不是只能在开始时有所作为、不能在结束时有所作为，而是道理本来如此。岳君起初凭借勇猛杰出的才干，奋发而有果敢决断、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跟随太宗文皇帝征讨，有战功，赏赐爵位至指挥同知。出兵攻略绝域，平定盗寇，晋升为指挥使。奉诏离开并掌管苏州卫的事务；今年七十岁，到京城来，推举他的侄子岳贵代替自己，天子答应了。于是京城中曾与他共事的贵人设酒为他饯行，问他说：‘您既然已经安排好了官职守备，回到姑苏这个名胜之地安享晚年，每天观览长洲、太湖、包山的雅致景色，寻访范蠡游览的遗迹，品味张季鹰所思念的莼菜和鲈鱼，快乐也就有余了。’ ‘您难道又有意出奇制胜、竭力效命，为国家稍稍贡献报效的劳绩吗？’岳君说：‘快乐固然是我所想要的，劳苦就交给我的侄子吧。’又说：‘只羡慕快乐而放弃劳苦，并不是我的本心；实在是因为年老了，不能再恢复壮年。’那么岳君对于道理，究竟还有什么疑惑呢？郎中陈君遵道、主事刘君铉都写文章赠送给他，于是我为他叙述出仕和退处以及问答的话，来使他的行李增光。《送太常少卿魏先生赴任序》推举一个人而使众人受到激励，人们没有不喜悦的。不只是喜悦，还将增加学问、树立品行来仰慕效法他。公开、公正地推举人才，难道不是对治理和教化大有益处吗？宣德七年春，天子谋求得到真正贤能的人来辅助宏大的功业，下诏让掌管政事的大臣推举自己所知道的人。公卿们长期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天子又赐下内制的《招隐之歌》和《猗兰之操》，希望迅速得到贤才。公卿仍然认为难以找到，又下诏严明慎重举荐人才的要求。于是公卿退朝后共同举荐十六人来响应诏令。会稽魏先生仲房在其中，而且唯独以文学著称。第二天任命下达，十五人都补任藩司副职、按察司副职等外任官缺，唯独先生一人被授为南京太常少卿，掌管郊庙和百神的祭祀事务，辅助礼乐，果然是特别擢升。于是士人无论先后入仕、认识或不认识先生，没有不欣然认为诸位公卿举荐得到了合适的人。像先生这样，确实可以称得上符合圣明天子的求贤要求。先生为人贤能，守道而不迷惑，确实不会辜负明达公卿的举荐。士人生在当今时代，只怕没有先生这样的德行和才能，不必担忧荣誉名声和优厚俸禄不会到来。仰望先生风范而奋发兴起的人，不知有多少。大概先生操守耿介，学问贯通古今，才干足以任事并建立功业。他由贤能而兴起，曾任松江上海训典诸藩的文衡，升任太常博士，又转为考功司员外郎。他所到之处，德行的光辉照耀上下，清正的声誉充满人们的耳朵。因此他受到明确举荐、承受显要任用，公道得以彰显，舆论感到满意，士人的风气也有所劝勉，正是这样。先生将要南行，平素承受过他的忠告和善道的人，都到都门外追赶饯行。酒过数巡，有人作歌引导饮酒说：‘山河多么美丽啊，旧京多么壮阔。魏侯离去啊，位列清贵卿官。掌管这三礼啊，只有敬慎与清廉。云彩散开太阳舒展啊，我们的道也光明。临别不饮酒啊，凭什么舒畅朋友的情怀。’同席有人续歌说：‘衣襟相接，衣裾相连，彤庭迎来曙光啊，魏侯实在美好。难道不留恋旧日故交啊，只是看那礼部官位不能长久空缺啊。酒已经饮过了，驾车轻快地离去啊。’先生于是饮酒，众人都欢喜。有人说刘球可以写下这些话来记别，刘球因此叙述此事并记录下来，以求教于先生。

译《送张巨川还故乡序》在京城守任，有俸禄可以供养家人，有胥吏、徒役、百姓、奴隶来执行差役，没有什么大到无法承受的烦劳。然而不能没有思念故乡之情。作为富室居住在故乡，有华美的房屋、田地、园林和池塘来安居养身，有山林供给柴薪和放牧，有粮食、布帛、货物和钱财供给无穷的需要，没有什么严重不足的祈求。然而常常羡慕到京城游历，这就是我的心每天往来于泸水之上的原因。书台西北面、蓟都金台所在的地方，也不能没有巨川的足迹。巨川姓张，在书台的杨梅溪承继先人的产业，积蓄财产更加富足，日常生活有所凭借。他的兄弟又和睦而能干，他的儿子和侄子也知道以通晓经书、参加科举为事业。他家每年担任乡里的赋税长。去年冬天，巨川带着发给他的公文来到京城，报告这件事已经办完，得以见到上国的光彩，见到四方人物衣冠汇聚的盛会；如今将要回去，他想游览京城的心愿本来已经实现了。而我正忝居礼部职务，回故乡的日子更加遥遥无期。然而我想托巨川向乡亲族人致意：应当安于自己的本分，治理好自己的事务，教导子弟，和睦邻里姻亲，守护先人的坟墓，延续先人的家声，不要做不义之事来败坏自身、毁伤家业。巨川回去以后，见到他的兄弟、子侄、亲戚和朋友，也一定能够把京城的盛况告诉他们。圣明天子有贤明的太子，百官各司执法严明，难道没有上天善恶报应的警戒吗？难道不应把安定生活的劝勉留给子孙吗？假如将来我回去见到故乡人，富裕者有礼，贫穷者也不失去自己的安身之处，尊卑有秩序，取用和给予彼此谦让，一定是巨川回乡后教化的结果。巨川为人爽朗，通达道理而又通晓时务，所以我敢把改变乡俗的浇薄、使它恢复淳厚的希望寄托在他回乡这件事上；这不只是我的希望。大理寺万寺副资中、礼部鲍主事时博、察院王侍御体艮，都是在京城的故乡人，也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巨川身上，并请我写下这篇文章。《送张玄子诗序》张玄子，名应道，字处机，起初在本县修真观做道士。永乐年间，被选入大晖，任乐舞生。宣德三年，来游历金台；宣德五年，又回到大晖，任住持道士。他得到士大夫赠送的送行诗已经很多，又托我写文章为这些诗作序。从前唐元和年间，有一位张道士，具有古今学问，兼备文武才能，来到京城，上书说朝廷办理职贡有三件事不合规矩，都没有得到答复，失意而归。当时士大夫大多赠诗给他，昌黎韩子为他作序，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件事当作道家的美谈。玄子既然与他同姓，也有他的学问和才能吗？如果有这样的才能和学问，如今天下统一，九夷八蛮都带着贽礼来朝，京城下属接连不断，也就没有必要把职贡不合规矩作为进言内容。假如确实有所要说的，当今天子聪明睿智，正想询问普通人的意见来扩大和增益宏大的谋略，也未必不会答复他。那么他回去，就不是不得意；士大夫却仍然赠诗给他。我文章虽然不能和韩子相比，也为他作序，是因为玄子出自绣林的旧家，天性资质优美，能够学习音乐，精通五声十二律相生相应的学说，施用于声音清浊、高下、轻重、疾徐的适宜变化，铿锵有声，确实善于鸣奏。音乐本来是我们儒家六艺之一，可以陶养人的性情，成就人的道德。自从世间教化不再确立，儒者大多不通晓音乐之学；即使通晓，也不能精通其中的学说，而玄子却掌握了它的精髓，善于奏鸣。所谓礼制失于上而在民间获得，本来不能没有诗和文章来彰显他的才能，何况他的门徒桑素荣、何守玄不厌其烦地为他请求呢？桑、何又说，他们的老师能够穷究玄妙的道理，初次来到京城拜谒长春真人，谈到玄门教法时，长春真人大为惊异器重，便向有关部门推荐，因此有了出任大晖住持的任命。那么玄子也是道法之中的贤者吗？至于他果真能够出入幽明、升降上下，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也不是我敢于知道的。姑且用这些话来为他的归去增色。《送连江令刘君复任序》任官三年便考核他的政绩，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然而有通达多才的县令，难道还要等到考核政绩以后才看得出来吗？庐陵刘君仲戬任连江县令，来天官处接受考核，在天子的朝廷拜受任命，返回原职。假使能使方圆百里的百姓服从他的命令而不敢触犯，勤于服役而不懈怠，急于缴纳赋税而唯恐迟缓，弊政一定革除，功绩一定取得，可以说是有才干的县令。有的人未必能以循良著称，但率领百姓时能以身作则，处在百姓之中，有方法地抚育他们，劳苦了百姓却不知道这是为了他们获利；刑罚简约，却看不出他具体做了什么，这可以说是循良的县令。有的人或许还不能以才能著名，然而世人所推重的是才能，士大夫所取法的是循良。能够合乎世俗所好，又得到士大夫共同舆论的肯定，必定是才能和循良兼备。虽然我不知道仲戬报给天官的政绩究竟有多少、列在第几等，他的善政和最优成绩是否确实超过别人；但我知道他的能干声誉和循良名望，一定会在闽越之地显著。仲戬曾经罢任余姚县令，退居家中，能够恭敬地对待哥哥，训导子弟，以仁爱对待家人，厚待亲戚和朋友，安排家规很有条理，经营生计很有方法。生活供养得以满足，和气彼此感应，远近之人都称道他，乡里宗族没有不取法他的，可以说是善于治理自己的家庭了。把治理家庭的道理推行到政事上，用来治理百姓，难道还不能获得循良而有才干的名声吗？传记说：‘居家能够治理好，所以治理国家的办法可以移用于做官；从来没有能够治理好家庭却不能把它施行于官府的。’仲戬离开以后，推广他的循良能干之政，使连江百姓受到恩泽，连江百姓又是多么幸运啊！不过，如今圣明的诏令屡次下达，要根据考察来决定有关官员的贤能与否并加以升降；恐怕超越常例升迁的诏命将要落到仲戬身上，连江百姓大概不能独自享有他的恩泽，而将由更广大地区的百姓共同受到恩惠，所以姑且作序来催促他上路。

译《送梁大尹赴祥符序》宿迁梁子英调任县尹，祥符礼科给事中赵君子、端礼部主事贾君文奎，都是祥符人，来到我这里求文章赠送给他。祥符是开封的首县，开封又是河南的首郡，掌管河南政事的藩司、按察司重臣都在这里临治。朝廷中的卿大夫、士人以及凡是奉命出使、在河南办事的人，也必定先到这里。河南所属县邑有八十多个，人口之多没有超过祥符的。租税的征收、徭役的供给，也没有哪一处能够比它更丰厚、更优先。诉讼案件的审理，以及各种所需物资的供给酬付，也从未有哪一处超过它。假如县尹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趋奉藩司、按察司重臣的命令而不怠慢，不能奉行朝廷使者的命令而没有违背，又不能不被百姓怨恨；税役催督不能误期，诉讼审理不能明察，各种所需物资的供给又不能迅速办理，这样的情况实在少见。因此掌管选任官吏的人，每次都把祥符县尹的选任看得很难，必须求得合适的人才任用。子英凭借俊伟的器度、超迈的见识，起初主管抚宁县的政务，卓然建立了能干的声誉，因举荐而任齐东知县，又得到百姓的称誉。如今因母丧离任来到京城，又有祥符的调任；还没有等到他施行政令、办理事务，人们已经知道他一定不会怠慢藩司、按察司重臣的命令，能够迅速顺从奉行朝廷使者的命令，使百姓免于怨恨，税役不误期限，审理诉讼明察，办理各种供给迅速。不过，这只是说他的才能能够做到这些，并不等于已经具备相应的品行。君子选取人才，先看品行，后看才能。假如能够以敬慎涵养内心，以谦逊立身，以谨慎处理事务，以廉洁砥砺名节，那么品行在内得到修养，才能在外得到辅助，本来就足以获得君子清正舆论的认可，美好的官职和优厚的升迁也将随之到来。子英的才干已经丰厚，又能够在品行上有所建树，确立了根本，那么君子必定会取法他，超越常例的升迁也将不久到来。因此姑且作序来期待他。《送布政陈公赴江西序》江西是天下雄强的藩镇。天子担心没有合适的人总理那里的政务，便无法宣扬教化、施行恩惠、救济百姓的困苦，所以空置江西布政使的职位，等待贤能之人，已经有多年了。如今任命咸宁陈公孟几的任命文书发布，江西在朝任职的士人，无论官职大小，没有不从心中欢喜的。江西十三郡六十九县的正官、长官、僚属以及胥吏服役之人，凡在京述职的，无论贵贱，也没有不交相庆贺的。那些在当地土地上生活的黑脸老人、壮年和儿童，又没有不早晚伸长脖子等待他到来的。大概陈公自守廉洁，处世公正；平素蕴蓄深厚，施行政务又很娴熟。他起初由进士擢升为监察御史，因举荐升任陕西按察使，都能够举明宪纲、整肃各级官职。每次向朝廷陈述政事，总是把相应法令推行天下；贤能的声誉和能干的名声在下层流传、又传到上层，是有来由的。如今任期满九年，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升迁，也因此得到江西人如此深重的期待。陈公从京城直接赴任，士大夫有人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说：‘如果不是您的操守坚定、政务醇正，本来就不足以得到圣明天子的知遇，承担这项重要任命。’又有人说：‘下层百姓殷切地仰望等待您，没有别的愿望，只是希望您解除他们的忧患，使他们达到安康。’ 又有人说：‘您果真不改变最初的志向，不因正直的议论而面露厌色、内心却被佞臣所迷惑，就一定能够承受天子的命令，大大施惠于百姓。’陈公答应说：‘岂敢不每天勤勉努力，求得符合上等选拔，来满足百姓的期望吗？’又说：‘尚未到任时激励自己，做成官事以后却懈怠，我难道会这样吗？’众位大夫士人因此更加知道陈公此行将大有政绩，都作诗为他壮行。礼部主事鲍君时博的祖先是咸宁人，和陈公原本是同乡；自从他的父亲先生在江西做官，便成为江西安福人，与我同县，又和我同在礼部任职，所以请我作序。我不过是和鲍氏父子有交往。陈公清正的德行，我一向熟知，因此不敢用浅薄的辞藻推辞，恭敬地为他作序。《送伍司训赴东昌序》治理天下，必定要使天下的人才各得其用，然后公道才没有偏私。然而在从前，以经学著名而跻身显贵仕途的人，有功业施行于当时，记载在史册中，流传到今天不曾断绝。因此北方的士人常常多于江南。到了后世，以通晓经书而从科举中起身，文章政事足以闻名当世、流传后代，能够追踪前代名列的人，南方士人又比江北多出几倍。难道是北方的气化从前已经兴盛，而南方的人文到今天才开始发达吗？还是因为教师的教导、子弟的学习，有人掌握了方法，有人没有掌握方法呢？不然，为什么人才的涌现从前盛于北方，如今盛于南方呢？圣明天子想使南北均衡平等，公卿大臣又跟随辅佐而促成此事。于是规定科举名额，限定南北士人按十六比四的比例录取；又让更多南方士人在北方的副榜中任官，希望他们把南方治学的方法教导北方士人。这大概是取长补短、适当调节而达到中正的办法，也是把天下视为公器的心意。天子和公卿治理这个时代的筹划，多么周全啊！我江右的吉安，是南方学者荟萃之地。有一位资质秀异、志向高尚而不随俗的人，名叫伍庸，字省中。他年少时游学县学，通晓《易》学，能够充分阐发其中的文辞。他捧着贤能之书来到礼部应试，列名副榜，被授为东昌司训。这正是我们南方好学而想要推行学问的人。然而一定要体察天子、公卿想使天下均衡的心意，把平日从师友那里听闻、蕴藏在心中的学问施行出来，润泽东昌的子弟，使他们都专心致志于诗书，把心思游放在义理的趣味上，以扩大才干，以求在世上任用，恢复前代的旧风气；这样，我们南方的教化就确实可以施行于北方了。何况东昌是一郡，紧邻邹鲁地区，木铎宣教和弦歌诵读的遗风余韵仍然可以想见。省中也应当思考这一点，用来培育增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吧？如果果真能够从自身取得这些学问，作为将来超越常格任用的资本，那么北方的教化又怎么会没有借助我们南方人的地方呢？《诗经》所说的‘小子有造’，我对东昌子弟寄予希望。《尚书》所说的‘惟斆学半’，我又不能不对省中此行寄托心意。凡是我们县在京城做官的人，都斟酒给省中，为他勉励。已力说我和省中的寓所相邻，早晚来往尤其亲密，所以让我为他作此序。

译《古愚先生诗集序》古今以诗歌著名的名家不止一人，像古愚先生的诗，莫非正是韩子所说的‘困穷愁苦之辞容易写得美好’吗？先生起初任官，担任都府断事司稽礼，随即失去职务，被贬到云中，后来回到安福，更加用力作诗，在吟咏创作之间竭力十多年，诗名大为显著。因举荐来到京城，却不肯苟且迎合，又回到云中，后来独自退居田野；直到游历道路，受到人情世故的困抑，凡是内心有所感触的，都在诗中表现出来。遇到别人有所请求，他也不吝惜为人作诗，积累下来达到十卷，总共五百多篇。大体都是罢官以后、困穷不得志时所作，所以亲自把诗稿命名为《惯穷》，他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太阿剑这样的利器藏在匣中，埋伏于地下，不能适时出世为天下所用，它的精光锐气却往往上照霄汉，有时化为灵异之物来惊骇世人，终究不会埋没而与寻常器物等同，为什么呢？因为内心郁积的东西，必定会在外部表现出来。先生难道不是一柄未被世所用的太阿剑吗？胸中积蓄有余，却不能施展于事业，来作为朝廷的羽仪、恩泽天下，于是不能不把自己的精华锐气发泄在诗歌中；如果他能够得到前者，就一定无暇顾及后者，只是因为他看重诗歌而轻视仕途，所以宁可没有仕途而拥有诗歌。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难以安排好一切事务，唯独整理编纂这部诗集并刻板印行；他曾经写信托我校订，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刻本已经出版了。他急于完成并看到成书，竟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确实足以证明他是先生的好儿子。到这时他来请我作序，我不敢不满足他的心愿。先生姓戴，名审，字诚问。《送钟韶音还永丰诗序》钟氏是我吉安永丰的著姓。韶音是钟氏中年长而成熟的人，是修撰弘彰的从父。弘彰考中进士，历任史官，入内侍奉经筵已经多年了。韶音仍然作为普通百姓服役，来到京城缴纳里布。有人说：韶音有侄子在清明的朝廷做显贵官员，却不能庇护他，使他在年老之时还要辗转远行，这是为什么呢？韶音说：‘我的侄子虽然显贵，但我的户籍在百姓之中，缴纳租税来奉事君上，是百姓的职责。我服从这次差役，是想修行自己的职责，求得不辜负作为太平时代百姓的身份。难道是侄子不愿庇护我吗？不过，我到了京城，依靠侄子迎接、供奉、顺从我的需要，使我充分感受到对亲长的情意，慰藉我服役羁旅的心情，已经不知不觉忘记自己离开故乡、远在千万里之外了。何况又承蒙士大夫和贵游之人因为我侄子的缘故接纳我、礼遇我，把我奉为尊贵客人，使我能够从容观览京城的光彩，观看金台的壮丽景色。假如我固守在一个山沟里，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除了完成职责之外，我也并非没有收获。’由此人们知道韶音来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并不是受人驱使。后来弘彰坚决向朝廷请求，得以回去省视亲人，于是陪伴韶音南归。作诗为韶音送行的人请我作序。天下每个人，无不各自有自己的职责；能够修治并履行职责，不自行毁坏它，就能使自己处在上下之间都安稳的位置，不因自己的为人获罪，难道还不算贤能吗？韶音是穿布衣的士人，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贤能可想而知。弘彰身在馆阁，也早晚勤勉，只知道奉行自己的职务，难道不是受到父兄长辈平日以身作则的感发吗？从这里又可以看出韶音的贤能，并且这种贤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侄子。假使世上做到公卿大夫、直到百官的人，都能像钟氏这样恭敬地履行职责，又哪里会有尸位素餐的忧患，会有享受君主俸禄却废弃职事的过失呢？所以特意表彰并说明这件事，作为对世人的劝勉。至于他们归途中所遇见的景物、田园中的乐趣，已经表现在各位的歌咏中，所以这里不再叙述。《送张孟初还句容诗序》从前汉朝定都洛阳，长安的故老思念君主不再西顾，大家都产生感慨和惋惜。班孟坚于是作《两都赋》，极力称赞洛邑的美好胜过长安，来晓谕他们的心意。直到今天，这件事还流传在史册中，使汉朝的德业彰明无穷。圣明天子刚刚建立北京，是为了使四方朝贡的道路均衡，也是为了谋求天下长久安定、长久治理，实在是万世无疆的宏大功业。然而南方土地上的人思念日月的光辉远离自己，常常伸长脖子盼望皇帝车驾再次南行，大概仍像汉代西方人不愿君主东迁一样。可惜当时没有班氏作《两京赋》来晓谕他们，难道不能借张孟初南归的机会，把其中万分之一的道理告诉他吗？南京本来是江南的都会，北京又是天下的都会。因此，自从大宝安定在北方，天下九域的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夷狄的职贡交相而至，四海之内都愿意拥戴而乐于归附，不只是众星拱卫北辰、百川朝宗大海一样，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何况南方人熟悉旧日风俗，安于遵守一贯的法度；士人勤学修行，爵禄必然归于他；农人从事田作、努力耕种，赋役不会比从前加重；百工商贾各自从事自己的事业，归入私人的收入和缴纳给公家的部分，都不会比旧制有所增减。因此他们享受太平的福气，成就家庭的安定，仍然和从前一样；皇帝车驾虽然在北方，却仍然如同在南方。难道一定要亲眼看见龙旗，在清道范围内周旋，然后才算有所依靠吗？孟初幸而把这些意思带给故乡的老人们。孟初是南京靠近城郭的旧家子弟，因为从弟进谏而被擢升为进士；他在北京请求父母同意，前来探视从弟。不久即将南归，两京的胜景大概已经尽收眼底了。他回去后一定能够把我的话转达给乡人。

译《送编修龚君南归诗序》世上的君子，有的能够让父母在闲居之地享受安乐，却不能使父母获得爵禄荣显；有的能够使父母在仕途显达，却未必能亲自奉养父母以供给甘美的食物。荣显和奉养两者都能得到的，如翰林编修龚君台鼎，难道不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吗？台鼎年轻时侍奉父母，学习《春秋》，学成后出仕，凭宣德庚戌科进士第二名被提拔为现职。他恭谨任职三年，承蒙皇帝宠命，封赠他尊府中的编修母为孺人，获准请假回乡，使父母得到荣显。恢复官职不久，他思念早晚省视父母，寒暖饮食等事常萦绕心头，正为不能回乡而叹息。这时宽恤诏书颁下，词臣可以回家等待召用，获准回家的共有八人，台鼎也在其中。他又为能够重新侍候父母起居而高兴，可以在庭院门下照看父母寒暖饮食的节度，免除南北分离的忧思。于是立即整理行装出发，我所以说他侍奉父母，能够兼得荣显和奉养。虽然如此，这只是他的私情得以实现而已；还有公论存在。如今圣明君主在上，喜爱亲近贤才，像台鼎这样学问广博深厚，足以备作顾问、陈说善道的人，在侍从之中难道可以缺少吗？二三位元老处在朝廷，想要张扬文治来装饰太平，像台鼎这样文辞翰墨优长，足以从事校勘典籍、掌管执笔纂述的人，在掌管记载著述的行列中难道可以缺少吗？士大夫聚居京师，大多希望得到贤达之士作为知己。像台鼎这样性情温雅、行为端正谨慎，足以同他谈论道理、辅佐德政的人，在朋友之中难道可以缺少吗？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公论，难道是私情所能胜过的吗？因此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被大众长期放任，必将很快恢复职位去办理本职事务，不能长久在家中满足自己的私愿。台鼎是少师杨公的同乡，杨公已经命令我们作诗，并且亲自作序来美化他的归乡；但同僚们的情意还不能停止，又作诗请我写序来加以增益。所以我先说明他的私情得以实现，后来又说明公论不可辜负，事情就是这样。送杨千户袭职还安福序 本朝优厚待遇武臣，不轻易断绝他们的官职。只要没有重大事故和败坏伦常的行为，即使获罪被罢斥，远谪边方而死去，子孙也都可以追袭其职。作为武臣，难道可以不知道报恩吗？所以杨勋仲绩袭任千户之职，在他的先君被罢职去世以后，又得以守御安福。学士李先生希望他知道报恩之道，设酒为他饯行，对他说：‘你家失去官职，已经十年了。朝廷不忘旧日功劳，又把职位授给你，恩典实在深厚。你不可不修养德行、竭尽才能，安抚你的士卒，以尽报效之道。朝廷把士卒托付给武臣，并不是让武臣从中谋利，而是希望武臣养育并训练他们，以备不测时使用。接受这一托付的人，如果确实能够用德行安抚他们，用正道管理他们，按时教导他们，不施行暴虐苛刻、不仁慈的政令，不为了索取财物而扰害他们的生计，使部伍之间贫穷的人有所供给，怯弱的人具备勇武，明智的人懂得方略，技艺精熟而器械锋利。等到有征发命令时，便互相率领奔赴敌阵，不作退避畏缩的打算，那么对于所受托付就没有辜负。还担心声名不能显扬、功业不能建立吗？’不知道世上做武臣的人，是否都能这样？你正值年少而有伟大才器，长期处在受压抑的困境中，备尝艰难，如今在官爵俸禄已经断绝之后重新得到它们，所谓在忧患中成长，大概不是一般武臣所能相比的。难道不应该早晚警惕自励，想着不要辜负所受托付，以求报效吗？从前却缺感念晋文公不追究他先人的罪过，任用他为大夫，于是更加修养德行、尊敬贤德，以此安抚部下，最终取得攻灭狄人的功劳，又恢复了冀邑，却氏于是成为晋国的大族。你要勉励自己，我将期待你成为安福的却缺。仲绩拜了两拜谢道：‘勋虽然不勇武，但听到先生的教诲，不敢不努力。’当时编修吴公节、刘夏官、信彭主事、贯戴主事、相国子生周训、刘希阳以及我等几位弟子在旁，都赞许仲绩能够拜受善言，认为我应该写下来作为赠言，于是写了这篇文章。送张佥宪复任序 正统六年夏天，福建按察佥宪张君居彦考核政绩，被评为风纪官中最优，将要回去巡视管理自己的职务。与他交游的人，因为他的兄长居杰任江西参政，向来与我交情深厚，而我又曾同佥宪见过面，所以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情义上不能推辞。兄弟在家庭中都才华出众，在仕途上齐名，不只是人情共同的愿望，也是天下人所欣喜看见的事情，实在关系到国运昌盛，是国家贤才众多的祥瑞。所以二陈在颍地出现，汉代史书便因此增光；两苏出生在眉山，宋朝的德业便因此兴盛。这就是令兄弟足以成为世间荣耀的原因。如今圣明的治理崇尚文治，佥宪兄弟都由科举出身而成为儒官：一个屡次因荐举升任方面大员，一个特别被选拔居于按察司；宣扬德化、像春阳一样长养百姓的职责，由他的兄长承担；振作风纪、像秋霜一样使官府严肃的职责，由他的弟弟承担。他们凭一家同胞的亲情，分掌两个大方面的德政和刑政，又都有明敏的才干、卓异的功绩，传诵在人们口中，响彻在人们耳中，深受公卿大臣敬重，大概将要使‘二张’的名声闻于圣朝，如汉代的二陈、宋代的二苏一样吧？这也实在是非同寻常了。难道是因为他的尊府给事中德如陈寔、教子如苏洵，对儿子有所启发吗？还是上天想要护佑斯文，使庆福恩泽集中降临到他家吗？这也是圣朝贤才众多的一个征兆。虽然如此，善于开始的人贵在善于结束；要求名声，必先要求实际。因此，德行盛大的君子从来不会因为仕途有成便懈怠于检点自身，必定亲自实践仁义，然后用来作为万物的规范，使自己的德行昭著于世。之所以这样，是确实知道有好的结局最为可贵，不具备实际德行就不足以保全名声。佥宪此去，应当只谋求善终，只致力于实际，以自己的力量成就盛德之事，那么我希望他的地位和声望将日益显赫，直到在朝廷廊庙之上与兄长并列如双璧，才会停止。因而写序等待他的成就。

译送佥宪陈君复任云南诗序 云南按察佥宪陈君汝衡因考核政绩最优而回任，我已经作诗三章赠给他。同年诸位也都作诗赠送。兵部主事舒君守中又把这些诗汇集成卷，来请我作序。我认为云南今天的事务，没有比安定百姓更紧迫的了。自从麓川叛逆以来，讨伐敌人的军队每次出动，云南百姓中参战的人便要付出生命，负责运输粮饷的人便荒废自己的产业，出资馈送的人便耗尽财产，负责迎送的人便竭尽力量，老人和孩子也相继只跟随军旅行动；没有谁不希望盗寇平定、自己的家庭得到安康。如今首恶还没有消灭，而进献珍宝的使者又没有到来，这一带的人想要歇一歇肩膀却不能，因而总是惶恐不安，担心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不抚慰安定他们，可以吗？君到任以后，难道能不与二三位掌管方面事务的大臣谋划安定百姓的方法吗？百姓获得安定，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都能得到充足供给，然后再用武力训练他们，用义理激励他们，那么没有哪一仗不能取胜，没有哪件功业不能完成；想把麓川残余叛贼掌握在手中，又有什么困难呢？《春秋》的法则是，制服外部之前先治理内部；使远方归服，必定从近处开始，正是这个道理。君有奇异伟岸的才干，通晓古今学问，常常把救济时局、爱护国家作为心愿；起初任御史时，曾多次经历边疆，所到之处都能解除百姓的忧患、肃清疆土。所谓安民制寇的方法，他已经清楚地掌握在心中了。我还要恳切地把这些话对他说，为什么呢？当初王师再次南下时，我担心云南百姓无法承受，于是建议认为，屡次调动大军跋涉险远却不能捕获盗寇，只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并没有好处。不如只在近边选拔精锐，分别屯驻在险要之地，充实储备，加强训练，彼此声援；有机会就合兵出奇，乘盗寇空虚而进攻；没有机会就派使者联络各边境的夷人，以牵制盗寇的行动；有时向他们陈说祸福，使他们向往归化的道路不被堵塞。这样便不必劳累天下的力量，耗尽公私的费用，盗寇也可以坐待平定。这是我一向的心愿，只在于安定百姓、制服盗寇罢了。可惜我的职位不高，言论不被信任，计策不能施行。如今军队已经回师，君若能仔细选择我所陈述的愚见，其中对百姓有益、对国家无损、又有可能平定盗寇的，请求朝廷施行，还不算晚。君认为怎么样？送贵州参政严君赴任序 自从荐举的法令施行以来，侍御之臣越级授予方面大员职务的，已经不少了。唯独钱塘人严君敬夫被任命为贵州布政司参政，凡是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无不认为荐举选得了人才，任命也与他的职务相称。君究竟做了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声誉呢？他由进士被提拔为御史，无论居于京师、巡按郡邑，还是巡视边疆，都能够振肃风纪，清除剔除百姓的弊害，使善良的人喜悦、不善的人畏惧，功绩显著地闻名内外，远近都称赞他的才能，这已经足以使人敬重了。去年王师南下，君又不避险远跟随出征，军队没有喧哗，粮饷运输道路没有断绝，君确实在其中出了力。等到军队回师时，上报功劳的文书遗漏了他的姓名，所以文官武将都受到重赏和升迁，唯独君没有得到。人们认为君应该自己陈述功劳，也许朝廷知道后一定会有所处置。君说：‘依靠国家法令来辅佐军事，讨伐盗寇、驱逐侵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应当做的事。假使凭借将士的力量俘获并斩杀了首领，设置郡县治理其土地，使全军完整归来，我尚且不敢贪功自居；何况元凶没有消灭，边境没有安宁，能够免于罪责，也已经是幸运了。又怎么敢把功劳掩为己有来求取爵位赏赐？这不只是欺骗国家，也恐怕会被小人嘲笑。’ 他最终默默不说，谦退而不夸耀功劳就是这样。然而不到一个月，贵州的任命便下达了；在那里没有得到的，却在这里得到了，也可以看出国家的议论是公正的，爵禄不必等待人去希求，自然会到来。说荐举选得了人才、任命又与职务相称，不也是合宜的吗？虽然如此，施政于贵州，有一件要紧的事不能不告诉君，所以借同僚的请求把它叙述出来。如今天下掌管藩政和按察的机构都配备了官员，唯独贵州省去一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人口稀少，又杂居夷人，没有艰难繁重的事务和复杂繁多的差役，官员不必配备齐全，也足以治理。朝廷怜悯体察这一带的百姓，不愿扰害他们的心意，实在已经十分深厚。处在这个职位上施行政令的人，难道可以不深切体会这层意思，去除苛刻烦扰，务求简便易行，使百姓得到休养，让偏远荒僻、未受教化的地方都得到德泽的覆盖吗？君此去，我知道上天的德意一定会得到宣扬；我知道下层百姓将有所依靠；我知道他的声名兴起、功业显著，也将从此开始。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诉他。送大名郡守李君复任序 皇上继承大宝之初，安邑人李君公载由监察御史受到荐举，升任大名知府。翰林修撰刘君仲方是大名人，自以为本郡得到贤能的太守，便对人说：‘乡里的人大概有所依靠，可以使居处安康、产业快乐，免除穷苦困顿的忧患了吧？’从来没有太守得到合适的人选，而百姓却不受其福泽的。有人对他说：‘人的才干并不相同。明于执掌法律的人，或许不擅长治理百姓；在京城任职著称的人，或许在外任上失去名声。所以有人在野外谋划能够成功，却不能在城邑治理成功；才能胜过赵、魏的老人，却不足以治理滕、薛那样的小国。李大夫虽然在宪台任职有功，怎么能保证他一定能在郡政上取得成效呢？’修撰说：‘君是我的同年进士，我了解他很详细。他做御史时，每次施行铲除奸邪的政令，都出于爱护万物之心；在刑狱之中常常存有仁厚的意旨，可以说是严厉而宽恕、温和而又合乎道理的人。把这种品德移用于治理郡邑，何必担心他没有政绩呢？’那人无法反驳。李君治理大名三年，政事成功，百姓安定，遵循善政、廉洁安静的声誉，广泛流传于全郡并传到京师。修撰的话于是得到了验证。等到君来到京城，因考核政绩最优而上奏，应该恢复原职。与他交往的人来请我写文章为他的行程赠言，我与君也有同年之谊，所以既然已经列举他没有辜负修撰所称许的地方来为他高兴，又怎么能不讲述古代贤人的事迹，把我私下的期望寄托在其中呢？从前狄梁公治理大名，不仅有德政恩惠施及百姓，又能够建立自身功业，使功劳施于国家，在当时显耀，芳名流传后世，卓然成为唐代的名臣。今天的大名仍然是古代的大名。君更加磨炼声名、洗濯节操，把狄梁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期望，那么也就是当今的狄梁公了。《尚书》说：‘不要让阿衡独自专有有商的美名。’ 君难道也可以让狄梁公独自专有在大名的美名吗？这就是我对君的期望。君认为怎么样？

译送刘编修归省诗序 编修刘君主静获准回故乡省视他的父亲石潭先生。我因此回忆起二十多年前，主静跟随先生在我们县城南面求学；当时年纪还未到二十岁，已经能够诵读讲说五经百家的言论。先生仍然每天督促教诲他，一定要使他进步成为博大的儒者和君子。先生教导儿子，也实在勤勉。后来十多年，主静带着自己所学到的本领参加乡试，终于得以与计吏同行赴京，在礼部会试中取得甲科第一名，列职于翰林院，卓然成为当时的名流。先生教导儿子，到这时便见成效了。不久朝廷嘉奖主静学问功绩优异，推恩于他的父亲，于是授予先生文林郎、翰林编修的爵秩，又赏赐楮币，让主静带回去为先生祝寿。先生教导儿子，也不能说没有得到回报了。然而，先生早年就凭《易》学在乡荐中名列第一，后来退居家中，以道德礼义自我约束，陶冶英俊之士来自我娱乐，把功名富贵全都不放在心上。他用来涵养道义、培育德行、给儿子留下福庆的积累，深厚得很，难道是今天所获得的这些能够完全抵偿他平素的积累吗？主静自从离开田野而登上台阁，从未因为仕途有成、身份显贵就停止自己的学业；他用来修养德行、树立声名来为父亲增光的成就，长远而伟大，难道是今天达到的地位就能满足他平素的期望吗？因此我知道，这父子之间美好的声誉显著、盛大的福泽归聚，从今以后将更加无可限量。我曾经考察古代父子都以贤能著称的人家，他们不是父子都列身清要之职，就是前后相继处于重要仕途，而且都有美好的政绩和善行，所以能够在当代并列成名。至于父亲隐居、儿子显达，踪迹虽不同，而德行积累于自身、文章昭著于当时却相同的，只有眉山苏氏是这样。因此直到今天，天下人仍不断称颂他们父子的贤德。先生平日重视自身所得而轻视身外所得，大概有苏洵的风范。主静难道可以不继承父亲的志向，而以苏轼、苏辙的事业作为自己的期望吗？如果将来德行文章能够与古代贤人相匹敌，人们将会说，父子贤名并不因隐居或显达而有区别：古代有眉山的三苏，今天有禾川的二刘。主静也不可以用这个期望来自我谦让。因此我借他的乡亲旧友的请求，特意作序来勉励他。送山西布政使石公赴任诗序 正统七年秋八月，大理少卿于公巡抚回来，上疏说山西缺少布政使。当时按察江西副使、邺郡人石公考核政绩优良，在京大臣一致认为填补这个空缺，没有谁比石公更合适。皇上下令让石公前往。有人认为，担任方面大员的职责与掌管风纪不同：掌管风纪，职责在于激励百官、辨别清浊；居于方面大员之位，则各级官府的事务无不与自己相关。石公从侍御进职为宪副两次，做宪使一次，都是担任风纪之职，在斥退贪浊、褒扬清廉方面确实很有长处。调任而不离开风纪机构，也确实很合适。如今却突然把有司的事务交给他，又把他安置到边方，他心里必定不高兴。士大夫则说：‘具有全面才能的人，没有什么职务不能胜任，没有什么施政不能取得成效。张释之在公交车令任上获得声名，却未尝不能满足廷尉职位的期望；宋广平在大理寺建立功绩，也未尝不能在政府中被称为贤能。凭石公像冰玉一样洁身自好，像春阳一样仁爱万物，像冰镜一样照见冤曲，像神明一样揭发奸邪，他正直而明敏；在众人中寻求同他相比的人，很少有能够做到的。难道能胜任此职，却不能胜任彼职吗？况且一次升迁三级，也是非常的提拔了。还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呢？’不久观察石公的心意，果然欣然接受，于是大家一起作诗壮行。我又想到，我们江西十多年来，贪官像老鼠一样藏伏，专横武断的人不敢像鸱鸟那样张狂，百姓得以免受暴虐蛮横的扰害，士气也随之增长，这是因为石公在宪司的缘故。如今却把他调走迁往山西，那里的百姓固然可以得到他的恩惠，可是我们江西百姓失去依靠又怎么办呢？虽然如此，任职久了就应当升迁，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我们江西难道能够长久独占石公的恩惠吗？他有今天的升迁，本来就是合宜的。今天的升迁，难道不也是将来登上台省、位列廊庙的开始吗？因此作序，表面上替我们江西感到惋惜，实际上是为石公庆贺。送国子司业赵先生序 做官而能够依循恩典回乡，使乡里荣耀、使父母得到孝养，本来就是人情所欣喜庆幸的事。然而，有的人起初没有得到，后来才得到，如国子司业赵先生，他的欣喜庆幸，又岂是寻常情形所能相比的呢？先生从乡试贡士起家，历任四县教官，被召入翰林任待诏，不到一年便升任现职。皇上嘉奖他的才能，追封他的先人。先生接受诏命后，立即想在祖先墓道举行燎黄祭告之礼。当时主持国子监政务的人大多不能满足众望，各种弊端交相发生，善人志士都失去了归依。先生能够保持清白的操守，敦厚端正地行事，有教导启迪的方法，没有阿谀结党的私心，很快便得到众人的尊崇。此前只有先生一人，所以他请求回乡展祭时，六馆的学生都说‘不可以’，士大夫也说‘不可以’，朝廷果然没有准许。不久，先前主持国学政务的人也自行引退，皇上命翰林学士李公离开原职担任祭酒。先生因为贤能而遇到贤能之人，由此得以施展心愿、实行志向。他斟酌研究教导学生的工具和成人成才的方法，因此不久国学中缺失的得到补充，废弃的得到更改，混乱的得到治理，衰落的得到振兴，各项制度焕然一新。先生也得以稍稍减轻肩上的负担，所以又上疏请求实现从前的愿望。于是六馆学生说‘可以’，士大夫也说‘可以’，朝廷将要准许他了。这样看来，先生起初不能回乡，本来是众人的情意；如今能够回乡，也同样是众人的情意。他的欣喜庆幸，哪里可以拿寻常事例来衡量呢？虽然如此，楩楠、杞梓之所以能够成为栋梁，并不是一名木工的力量；璠、玙、琪、珣之所以最终成为珪、瓒，也必定经过众多玉工的加工。何况国子监是天下英俊汇聚的地方，难道凭一个贤人的精神就能裁成他们的器用、琢就他们的才材吗？必定要借助贤能辅佐者协助成就，才能完成功业。先生回乡，难道可以沉溺于桑梓之情、顺从亲友之情，长久离开官守，让一位贤人独自承担司成的职任吗？祭祀完毕便早早顾念王命归程，大概是从学生一直到朝廷共同的愿望。先生幸好不要让自己的行迹长久滞留在故乡。《两溪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八 （明）刘球撰 ○序

译送章瑾还会稽序 冠带举人章瑾，是侍郎寅庵有德有才的儿子。天子嘉奖侍郎的功绩，追赠他的父母、祖父母爵号。侍郎恭谨守职，不能亲自在故乡举行燎黄祭告之礼，于是请求让章瑾代替前往，诏令准许了这件事。有人请我说几句话来规诫章瑾，因为我与侍郎共同主持礼部事务，把章瑾看作子弟。如果不加以勉励，就没有尽到为同僚增光并规诫子弟的责任。当初我奉皇上命令，从众多举人中选拔文辞翰墨最优的二十四人，让他们戴冠束带，领取训导的俸禄，完成国子监的学业，准备在后科考取进士。章瑾乐意放弃州学正的选任而来就学。如果不使他的学业有所增进，就没有尽到响应圣旨并规诫他的责任。如今士大夫家子弟中，像章瑾这样秀美聪慧、明察而能自立的人很少；我希望他具有父亲的风范，将来在朝廷建立功业、扬名后世，这种期望无论大小都一样。如果不使他的才干大有成就，就没有尽到满足众望并规诫他的责任。既然规诫他有这三层责任，又怎么能够因为没有空闲而推辞呢？于是我召来章瑾告诉他说：只有能够自我抑制，德道才会增长；如果不是外表恭敬而内心骄傲，那么诚信就能存于心中。你要谨慎守护这种德行，以此亲爱宗族乡党，这才称得上使令尊怀念我，我也能与你共同得到喜庆。章瑾说：‘我怎么敢不恳切地以崇尚诚信谦让为务呢？’ 我又说：‘学业总是因修习而增长，因放弃而荒废；你不要被外界事物迷惑而荒废学业，一定要在礼闱考试中求得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才不辜负圣明天子的恩德。’章瑾说：‘我怎么敢因为将来有所前往，便有时懈怠诵读诗书呢？’我又说：‘器用不以小有成就为可贵，你要广泛求取知识，深厚积蓄学问，扩展自己的才能使它达到广大，这样才不辜负人们的期待。’章瑾说：‘我虽然不聪慧，难道敢不竭尽愚拙之力来求得最高成就吗？’于是与章瑾交往的人，不只是为章瑾能够代替父亲接受恩宠诏命、为乡里增光而感到荣耀，也为章瑾能够接受我的规诫、增进德行、增长学业、扩大才能，将来不断成就美德而感到荣耀。大家都请求我写下来作为给章瑾的赠礼，使章瑾能够早晚以此自省而自我激励。送王太守赴云南序 由御史升任郡守的，一年不知有多少人。唯独我王君贵庄出任云南太守，人人都认为很合宜。云南是边郡。按族群聚居在那里的人，不是僰人就是獠人，他们是夷人。最初以木工制作礼器，用刻木、结绳来彼此交易，风俗与我国中州不同。从中州的御史调去边郡任太守，安抚夷人，阅历不同的风俗，有什么合宜呢？大概君为人廉洁谨慎、端正沉静，才干丰茂而学问精纯，施政公平，命令诚信。前往边郡任守，必定能够使■〈辶羊〉改过归顺，使不同的风俗化为相同。在中州任职，反而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扩展他的事业；人们认为这样合宜，不也是确实的吗？从前汉代的边地蜀郡，如今就像边地云南一样。自从文翁到任以后，蜀郡终于能够与中州并列。因此云南百姓从椎结发式改为衣冠服饰，放下铠甲兵器而诵读弦歌，也将从我王君施政开始。刘球所以作诗说明这项任命的合宜，来壮行君。诗说：‘脱下那匹青骢马，驾上五匹骢马；君此行前往南诏的边陲。回顾中原既已安定和辑，怜悯偏远地方不能独自被遗弃。因此天子有所命令，把前往治理的责任交付给君。举起清酒为君饯行，为君送上远行之路。山川虽然遥远，黎人獠人正有所等待。’ ‘把左衽的夷人教化成穿逢掖衣的中州人，正是时候。风调雨顺、阳光明丽，不要放慢奔驰的速度。秀美的禾苗、祥瑞的麦子，将要在那边地孕育生长，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增加俸禄的诏令，不久就会下达。’ 送太仆少卿郑君赴任序 凡是治理天下，都不能不使马匹繁殖兴盛。军队行伍行动，没有马就不能行进；搜田、苗猎、秋猎，没有马就不便利；出行警戒、入宫清道，没有马就不能驾乘；送往迎来，没有马就无法供给。马的用途很大。大明统治万国，设置太仆这一官职，总管马政。马都由官府掌管，而牧养费用取给于民间。如今六七十年间，母马和骡驹生生不息，越来越多，里巷之间无不是牧养马匹的人家。从前周代的十二闲，汉代的三十六苑，唐代的八坊四十监，都没有今天这样兴盛。百姓因此不能不忧虑牧草供给不足。那么太仆少卿郑君又要赴滁州任职，难道可以不致力于使百姓富足、使马匹繁盛吗？马固然是国家所凭借的资源，百姓尤其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不富足，马匹就不可能单独繁盛；马匹不繁殖，百姓也不可能单独富裕。《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只偏重马匹而不体恤百姓，不可以。《礼记》说：‘询问国君的财富，就数马匹来回答。’只有百姓而不使马匹增多，也不可以。百姓生活安定之后，马匹再得到增加，这才是两方面都得其道。郑君是四明人，由进士被提拔为主事、员外郎、郎中，都隶属礼部。他任职二十多年，才有今天这次升迁。对于治理的体制，他大概已经熟悉地听闻了。因此我和侍郎章公，希望他此行能够使百姓和马匹都得到充分的养护。如果江淮以南因此家家不困于衣食，人人得到安居乐业，只担心国马失去养护、停止休息饲养；按时放牧，使骏马的毛色和脚力日益增长、月月兴盛，然后才能看见成效增加、升职名实相称。我们二人的心愿，固然足以使圣明天子得到安慰，难道不也会因为任用得人而感到高兴吗？郑君此去，还望尽心尽力。

译赠行人刘焕章序 有高耸入云、两手合抱那么粗的杞梓树木，自然应当从杂木林中被选出，进入木匠之家，用来建造高大的厅堂，成为渡河的舟材。士人怀有奇异的才能，又怎么会沉没在庸常众人之中，而不卓然奋起为世所用呢？我与行人刘文焕章，并没有从前的交情。宣德年间，我有出使蜀地的差事，我们同辈中的钟诚九思主持荣县教育，来我的公馆拜见我。我猜想他的学生中一定有优秀之士，不可以不认识，于是问他：在请教求学、学习写作文辞方面，谁最勤奋？九思以焕章回答。又问：在内心所存、志向所趋、言语行为的表现方面，谁最好？九思又以焕章回答。又问：才干见识高超，可以任事建功，谁最优秀？九思仍然以焕章回答。我已经把他记在心中并表示赞许了。两年以后，焕章果然考中进士，戴冠束带来京师拜见我。观察他的外表，仪容庄重；探究他的内心，根基充实厚重，这才相信九思的称许并没有虚假。士人如果自身有抱负，果然不能长久掩盖在外表之下。不久焕章被提拔为现职，他的同年秦观请我写文章来勉励他。我认为焕章所存蓄的学问已经很久了，那么施行于政事一定会有优异表现，哪里还需要勉励呢？虽然如此，我祝愿他的心意也不能不再申说。自古以来，行人的职责就是出使四方；出发时一定承受君上的德意，把它向下宣示；回来时一定询问下情，把它向上报告。《皇华》诗中派遣使者、《四牡》诗中慰劳使者，所表达的心意深厚而周全。今天任命官员，本来与古代没有不同；但处在这个职位而能像古人一样宣扬美好声誉，便会得到越级升迁和破格擢用，又比古代更多。焕章，要努力啊！我将侧耳聆听你的美誉兴起，注目等待你归来担任显贵的官职和美好的任所。送方同知致仕序 在荣耀的仕途上辞去职务，在宽闲的田野中退身，如同知州事方年仲先生，适逢朝廷无事，圣天子优待老臣、劝勉士人的心意深厚，获准请求而归乡，可以说是做官而有善终了。兵部主事项君文曜说，先生回乡以后，对人的恩泽应当比在任官时更加广泛。我问道：‘先生既然置下官职，离开权势和世事越来越远，与人交往也越来越少，还有什么恩泽能够施及他人呢？’项君说：‘先生的学问广博，遍及群书，而对《春秋》研究深邃。永乐初年，凭《春秋》学中进士，被提拔为行人，升任交址平原令，又进阶任沧、蓟、滁三州的佐贰官，在仕途奔走三十多年，却从未有机会在学者的座席之间与他们从容交往。可是我们郡中的士人，探取他学问的余绪，仍然足以在文场中享有声名。如今退居家中，外面没有迎来送往、催征科役的事情劳累身体，内心没有荣辱得失的忧患牵累精神。求学的人能够亲近他的面容，聆听他的教诲，解决疑难，用来陶冶成就德性、造就完成学业，接续传授下去直到无穷。他恩泽流传的深远，难道是做一邑佐、一州佐官所能相比的吗？’我说，古人退休离去，有把悬车作为荣耀的，有散尽钱财作为通达的，有结社交游作为快乐的；虽然各自的志趣不同，但足以成为天下后世仰慕效法的对象，却是相同的。何况能够与故乡子弟谈论经书、讲习技艺，穷究圣人删削笔削的深意，阐明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排斥功利的私心，归依道义的正道，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像先生所做的这样，对名教有益；他成为天下后世之人仰慕效法的对象，应当会怎样呢？说他的恩泽施及他人，广泛难道不是这样吗？不久项君来请我写文章赠给先生远行，我认为先前所说的已经足以作为赠言，于是写下来答复他。先生名旭，祖籍淳安；项君是淳安人。章处士挽诗序 挽诗，古代本来就有。为挽诗作序，古代却没有。到了近世大概才开始有。既然近世已经有这种做法，为它作序，本来也不妨害古制，何况有值得作序的事情，像我们静庵章处士这样呢？处士是世代做官人家的遗孤，卓然立志自立，最终经营治理家业，使家产富足而广大。他常常想到父母没有得到自己的奉养，每当经过春雨秋霜之时，必定恭敬地举行祭享荐献之礼。凡是祭祀用的笾豆供品、罍爵器饰，常常亲自操办，从未让别人代替。即使是旁系亲属的旧日坟墓，也常因亲属关系而恭敬祭祀，可以说是孝顺而不忘记父母了。他从小尊敬侍奉兄长，依依不舍，不忍把财物私藏；对异母兄弟的子女施加恩惠，仍然同灶而食，没有相互隔阂的话。因此厅堂有‘怡愉’之名，而数百口人的大家庭中，欢声笑语常常充满，可以说是友爱兄长并能推及幼弟了。他疼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教导他们，一定期望他们成才，使祖先诗书的恩泽得到发扬，不至于败坏家声，可以说是慈爱而不忘祖先了。他又曾经把孝、悌、慈爱的道理推广开来，用以教导率领乡里的人，众人多受其感化；听到他的话，没有不更加敬重的。若不是有德之士，能够做到这样吗？所以他去世时，人们思念他的德行，悲伤再也不能见到他，便一起作诗，用来仿拟古代虞殡绋讴、《薤露》《蒿里》一类的遗音，声势盛大如此，难道可以没有文章为它作序吗？虽然我与处士并不熟悉，但在我之前任礼部主事的是他的父亲日孜，在我之后任礼部主事的是他的儿子陬。日孜以明经科中举，陬以进士出身，他们都是当时有声名的人。我观察礼部同僚之间的情况，已经知道处士的德行，在前有启发，在后有传承。又怎么能不为他作序呢？处士是台州黄岩人，讳屿，字子良，号静庵。

译礼部司务马君考满序 毗陵人胡公任礼部尚书，天子亲信并优厚待他，所以在行在设置礼部，将它置于百官府署之首。胡公奉诏入朝主持政务，召集属官，在堂上告诫他们说：‘今天子对礼部的眷顾特别深厚，我恰好同诸位在这里共事，大概不是偶然的际遇。如果心意不能竭尽，职守不能恭谨，凭什么来答谢皇上的宠信、彰明皇上的德行呢？诸位实在美好，希望你们同我怀抱这个心愿，每天勤勉不懈地谋求报答。只有廉洁才能守持自身，宽厚才能容纳众人，公正才能使事理明白，勤勉不懈才能成就事务并建立功劳；确实遵循这些原则，政务就能治理良好。诸位将会显著地获得美好声誉，我也或许可以免于过失。’众人都答应说：‘怎敢不把公的教诲奉行并诵念在心，力求不辱没自己的官职呢？’退下后，他们又把胡公的意思逐一告诉下属。不久会稽章公来协助礼部事务，二公同心协力经营治理礼部政务。不到两年，停滞的得到疏通，纷乱的得到治理，缺少的得到补足，废弃的得到兴举，有过失的得到削减，不足的得到增加，礼制文教焕然齐备，治理的器具和制度全部建立。人人都谨慎行事，教化甚至施及胥吏、徒役等人，没有谁不知羞耻。世上谈论治理的人把礼部称为首善之处，士大夫授官升秩，以能够进入礼部为美事。被选入礼部任职的官吏，即使有优厚的升迁和美好的任所，也都留恋这里而不忍离去。当时马君字志善，确实担任司务，能够考察各司官员的勤惰、吏事的得失以及文书往来的迟速。礼部政事成功、教化施行的成效，马君未尝没有参与谋划、辅佐成就的功劳。如今他因任期届满前往吏部，越级擢升指日可待。从前唐代董太师陇西公功业光耀朝廷，而幕下士孟叔度的赞助辅佐很有力量；后来孟叔度也声望闻于当时，未尝不借重于陇西公。在贤能公卿门下任职，能够容易地显扬声名、迅速起用，自古就是这样。我知道马君将来的功名不会居于人后，从他今天出自这样的门下便可以预见。马君此去经历显贵爵位，如果仍然像在礼部时一样保持清白节操和高雅操守，那么他的前途远大，又哪里能估量呢？送主事余君省祭序 主事余君天祥奉恩典回乡省亲，为他的母亲安人祭祀先父、获赠主事之职。当时礼部在职的属官共有十三人，互相率领饮酒，为他赠送路费，作诗赠行。退下后，余君请我作序。做官而成为同僚，早晚相互接触，出入彼此相随，共同守持职任，忧乐、功劳和罪责无不彼此均分。古人说同僚之间的友好具有兄弟之义，不也是确实的吗？然而，有的人凭势力与人交接，凭财货结交，以欺诈对待别人，以刻薄相处；有的人不骄纵放肆、自矜自夸来争功夸劳，便懒惰安逸，不顾职务败坏；这些都不是君子的同僚之道。一定要以礼与人交接而不倚仗势力，以廉洁尊重别人而不以财货交往，以诚信待人而不欺诈，相处宽容而不刻薄，不夸耀才能、不炫耀功劳，只以谦逊自我约束；忧虑自己的职务有所败坏，便只以勤勉谨慎互相勉励，这样才是君子的同僚。君子的同僚相处，居处时一定希望巩固交情，离行时一定希望加深惜别；显达时互相推让，久别时也不相遗忘；不是君子的同僚，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呢？天祥是四明世家中的才俊，由科举出身而升任现职；他为人周详沉静，不把怒气显露出来，处理事物平易近人，不在情感上矫饰。他任礼部官员时，正值外国使者事务繁杂之际，却从未因同僚交往而露出不悦的神色。他的同僚诸君也都是厚道有德的君子，与天祥交往，无不尽情相欢。他作为同僚，可以说是遇到了君子而远离了非君子。难怪诸君对于天祥此行，都十分深切地挂念。我因此把十三人的姓名列在篇中，希望将来有人与天祥一同升迁而离开礼部时，还不要忘记今日同僚相交、作序送别的情意。郎中是鄞江郑君复言、德兴孙君原贞、严陵宋君原仁；员外郎是欧乡冯君钦训、万载易君时中；主事是巴渝丘君用宾、清江陈君处善、五台马君之龙、东阳沈君孝祥、湘江袁君孟章、横阳陈君重文、丰城甘君宗华，以及球、求乐。送陈君止善还临江序 临江是江西一带的好郡。过去我的叔祖容窗先生曾任该郡录事，对百姓施有德惠，人们一直怀念不忘。到了他的后世子弟中有人到临江任职，临江父老总要以礼相待，说：“我是先录事某人的后代。”他们不忍弃置此人，待他与亲戚故旧没有不同，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当地风俗的淳厚。往年我又与该郡的陈君处善一同参加春闱，同登进士第，同奉恩旨等待擢用；后来回到家乡，又一同入朝，在礼部任官，前后十多年，交往越久而感情越深，从未见过彼此有背弃的神色，尚且没有失掉该郡忠厚的风气。今年又结识他的兄长止善，果然情意相投，言语相合，交往谦让有礼，所谓忠厚的风气，仍然可以想见。止善来到京师，见他的弟弟仕途日益通达，声名日益显著，事业日益有成，彼此叙说亲亲之情，已经几个月了。如今他将要回去临江，享受那里的安闲之乐。我虽在京城之下任职，不能举步到临江，访问父老，寻求先录事政绩所在、遗爱留思所存之处；然而我的心不能不因为处善的缘故，随着止善归去的踪迹，在清江之上、玉笥山和金川之间往来。止善回去亲近故乡，抚弄松菊之余，一定会每天与当地父老在谈笑中相接，在酒席间相欢，不知还会不会谈到我的心意？如果能够谈到，临江父老又能听取并守住他们忠厚的风气，不弃置我，那么将来我归还故乡时，还应当把船停泊在临江，借此留住几天，以尽平日所寄托的愿望。请止善先替我表达这番心意。当时同僚诸君都备办菜肴酒食，在公署旁为止善饯饮，并作诗赠送，说我在临江有旧交，而且与止善交情最深，不能没有文章，所以我冒昧自述仰慕临江的心情，来同止善告别。

译送郑少卿先生致仕序 当今世上，士大夫年满七十而得以离职回家休养的，不在少数；我们对于四明郑先生复言的离去，怎么偏偏不能放在心上呢？先生由进士出身，历任礼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前后二十多年。我们这些在礼部任职的人，都出于他的后辈，常常按照对前辈的礼节侍奉他，不敢怠慢。先生见我们对他恭敬，也主动谦抑自己，从未因为我们是后辈而轻视我们，又不吝惜奖掖我们的进步。因此，凡是在礼部与先生交往过的人，无不彼此友好并感念他。等到先生升任太仆少卿，职位高了，距离也渐远了，我们仍常常想着能同先生见上一面，借鉴彼此切磋的益处，加深所谓长久的交情。后来，郎中马君之龙与先生尤其厚交，他说先生辞官离去已经超过一段时间，想跟随前往送行，却不能如愿，因此惆怅了很久。既然已经厌倦仕途，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天子怜悯他耳目精神衰退，不愿让他被职务和政事劳累，于是赐予他退休，这本来合乎古代的礼制和人的情理。先生离去当然不能说不合宜，只是我们私下想到不能再同先生周旋，在仕途上承受他的规诫，使我们昏昧之处得到明白，乖戾之处得到纠正，正如在礼部任职时那样，所以心中不能不依依恋恋。不知道先生置身于鄮山鄞水之间，每天与乡人宾客在闲适安宁的地方游乐，在酒壶、琴声和吟咏旁边，时时谈笑，举止无不快乐时，是否还会想到幽蓟以北，思念那些旧日同僚朋友呢？周公说，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应抛弃；孔子认为长久交往的朋友不能忘记平生之言。因此我冒昧把同僚们的意思写成文章赠给先生，并且每天以周公、孔子的道义期望先生，想来先生不会抛弃并忘记我们。庆刘隐君寿旦诗序 宣德八年秋，刑部主事刘君广衡想到他的叔父刘良英隐君，明年甲寅年将满六十岁，正月二十八日是他的生日，而自己已经不能在堂阶之下捧酒祝寿，于是请求士大夫作诗若干首，准备带回去致贺，恳请我为之作序。人的年龄以十二支配合十干，交错相承，数到六十便循环一周；人生到年龄满一周，便更加尊贵。所以礼制说，六十岁在乡里可以拄杖；乡饮酒礼中，六十岁的人可以坐着，并给他三豆食物，大概是因为他的年齿尊贵。孔子六十岁达到耳顺，蘧伯玉六十岁而有所变化，这是因为他的德行尊贵。如今隐君年满六十，从此他的起居出入便可以指使别人了；在乡里巷陌间往来，从此便可以拄杖了；参加乡里的饮酒礼，从此可以坐着接受三豆的食享了。然而这只是尊重他的年齿，而他又有德行。所谓耳顺和变化，虽然不容易达到，但听说他平日在家忠诚而诚信，待人处事平和而有恩惠，终究不能说没有德行。德行和年齿都优长，家境又殷实，还有贤能的子孙，宗族、姻亲、邻里在春日和暖、景物畅茂的早晨为他庆贺生日，他的快乐会是怎样呢！广衡虽然不能在他身旁拜寿，但有士大夫颂扬祝福的言辞来光耀他的耳目，也足以为他的长寿助兴并增添他的快乐了。隐君从今以后，德行将更加丰茂，年龄也将继续增长，期颐之寿大概将会到来；士大夫的颂扬祝福之辞，也将因为广衡的缘故，洋洋洒洒地传到万安之邑、横街之里。我特意作序，作为这件事的开端。送礼部员外沈君还南京序 圣明天子的恩德施及海外，间或派遣宦官率领甲士，乘坐大船，航行海洋，抵达暹罗、阿丹、瓜哇、满刺加、古里、苏门、天方、真腊、锡兰山等国，收取所谓麒麟、福鹿、狮、虎、象、犀等奇异兽类，骆驼、鸡■〈宾鸟〉、鵧墩、铎莺、哥等珍禽，以及金砂、珍珠、香料、翠贝、牙齿、犄角和凡是那里出产而中国没有的奇货，带入中国，作为苑囿中的实物、府库中的收藏以及器玩服饰的用品，也使远方之人能够借此向朝廷表示敬意。然而他们必然要冒着风潮，渡过险阻，经历几年之后才能到达。到达以后，礼部事先请示，选择所属官员中有才能而勤勉的人，会同宦官、御史、给事中前往苏、浙、闽、广各地海上，督促各有关部门，召集众多工匠，准备各种器物物资，等待船只停泊；并封闭、开启船舶，登记货物的多少和轻重，然后运回京师，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所以滨海郡县每每耗尽民力，竭尽地方财力，惶恐不安，只侧耳听候礼部官员的号令，用来决定这件事的进退、收纳和支出，因为权柄大都掌握在礼部。如果礼部用人不当，就一定会导致调度没有章法，败坏国家的事情；也一定会导致役使和使用无所节制，加重百姓的忧患。所以礼部常常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而任职礼部的人也总是难以符合这一选择。宣德癸丑年正当其时，当时南、北京礼部共有十二名官员，只有钱塘沈君孟珎以祠祭员外郎的身份被众人推举，得以专门在闽海办理此事。沈君曾任司务，历任兵部、刑部，勤勉的声名和德行的声誉在两京之间广为流传；处理这样的繁难事务，简直就像利刃切割盘根错节之物，又像坚固的船只张起高帆，欲在洪波之中飞驰一样。难怪被众人推举，前往任事而不推辞。他到达后果然比其余十一人先回来，向朝廷复命。等到他归来，礼部同僚说张君此行辛劳，若要使他的归装增色，没有比文章更好的了，于是没有嫌弃我的固陋拙劣，便把纸简交给我，所以我详述事情经过，作为赠给沈君的礼物。

译送林玘省亲序 世上的岳父，没有不乐于得到佳婿、以增加门庭喜庆的；做女婿的，也没有不庆幸遇到贤明岳父、借以成就自己的才器事业的。如果岳父贤明，却没有佳婿，乘龙快婿的希望便落空；女婿优秀，却没有贤明岳父，依托美玉而获得荣耀的愿望便不能实现。因此，冰清玉润，自古以来就被认为难得。晏元献之所以对富郑公的选择感到满意，王懿恪公、欧文忠公也不能不使薛简肃公的门庭增重。岳父和女婿都美好，难道不是人情所共同欣喜的吗？武进人林玘，是如今礼部尚书胡公的女婿。胡公以宽厚博大的德行和广博无遗的学问，由著名进士出身，历任京师官职三十多年，成为朝廷的心腹，把恩泽施于天下。天下仰慕义理的人，没有谁不愿赠送千金、封给万户，而只愿看见胡公的风采、承受他的容接；这种愿望，就像久旱的禾苗等待及时雨一样迫切。胡公受到人们如此敬重，林玘能够成为他的女婿，又是多么幸运啊！林玘是世代显贵旧家的子弟，容貌体质伟秀，说话声气和顺；内心笃厚于孝悌，外在不羡慕纷华奢靡，也不染轻佻诡谲的习气，只想着读书以穷究义理，亲近师友以增进自己的才能。因此胡公乐于有这样的女婿，而只要林玘每天勤勉于自己的进益，每月都不忘记自己所当守持的品行，来弥补学问尚未达到之处，不丧失已经具备的操守，那么取得高等科第、升任显要仕途、彰显清正节操和美好声名，自然会接踵而来。这正是成就胡公快乐的事情，哪里可以限量呢？胡公盛大的德行和广大的事业，已经不在古人之下；作为他的女婿，难道能不以古人自我要求吗？林玘在胡公家馆中积累学问，已经有好几年了。如今将要到南京探望母亲和兄长，我特意提出岳父、女婿俱美的说法来庆贺他，并且勉励他。至于他奉侍慈母，使她显出更加和婉愉悦的神色；想到兄长这个同胞兄弟，笃厚友爱恭敬的情意，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天性，而他又从胡公那里听受教诲，不能说不熟悉，哪里用得着我再絮叨呢？送主事袁君还桐庐序 宣德九年春，袁君孟章请求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回到桐庐。有人挽留他说：“如今天子待文武臣子十分优厚，诸位公卿处事正直而宽容，百官各部门公正而清明。天下士人正急于求取仕进，即使年老仍在职位上的人，也留恋不舍而不能离去。你在礼部所任职务清闲、政务简少，年纪还没有到衰老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早就请求离去，不稍稍等待一阵呢？”袁君说：“人的志向本来就各不相同。那些认为仕进有利的人，才干足以担当事务，疾病也没有侵入身体，当然能够勇于进取。如今我没有担当事务的才干，身体又有不能离去的疾病，如果不离开职位让贤者来接替，就不是仁。那些年老仍在仕途而不能离去的人，有的家中没有子弟供其劳作，外部没有田产供其生活，不得不把官府当作家。如今我有六个儿子，孙子又是儿子的两倍，并且有田产足以供给衣食、赡养伏腊；如果不趁我还活着回去，就不是智。何况我的家乡是汉代处士严子陵耕钓的地方，遗庙旧迹至今仍在。看看那里的苍翠云山，面对那里的幽静清澈的滩濑，还可以与禽鸟游鱼为伴、同烟月作友，享受我的余年。这就是我的心每天都在富春之侧、桐江之上的原因，也是我一定要脱身于荣耀仕途的原因。” 于是人们都知道袁君归去的心意浩大坚定，不可挽留。等到他出行时，同僚诸君都在文明门外备酒作诗，为他饯行。酒过数巡，唱道：“春山高峻啊，桐水曲折环绕。袁君归去啊，道路平坦宽广。辅佐儿子，拄杖扶孙啊，又种田又捕鱼。长夜安眠啊，还会在南宫官署梦见我们。”袁君于是斟酒向诸君致谢，又唱道：“南宫清幽啊，花草树木都处在春天。诸位公卿挽留啊，政事一天比一天更新。云彩停留啊，幸好不要忘记我这个故人。大雁南飞啊，还希望美好的音信传来。”反复歌唱，畅饮直到尽兴，袁君已经牵着马缰准备离去。我于是探问诸公的心意，写下这些歌词，作为赠给袁君出行的礼物。送广文李先生归袁州序 做官能够回到故乡养老，把这当作快乐，古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人在外地生活，长期经历世事，既已厌倦，一旦能够离开仕途，返回故乡，同邻里亲戚交往，度过余年，按人情谁不感到快乐呢？然而有的人虽然得到官禄，却因寿命不足，不能享有这种快乐；即使有足够的寿命，有的人又因品行不洁而败坏名声，只能逃身而不能享有这种快乐；即使没有不洁的行为，有的人又顾恋职位、贪恋俸禄，不能洒脱地引身离去，也不能享有这种快乐。因此，凡是能够从仕途退休，白发之年仍戴冠束带，在里巷间优游的人，古今没有几个。对于乐陵教谕李先生仲鼎归还袁州这件事，我们怎么能不羡慕他的快乐呢？先生今年满七十，可以说有长寿了；历任官职三十多年，而行囊中没有丰厚财物，他的操行不能说不清白；虽然身在仕途，心却早已在袁山秀水、五台三峡之中，职位俸禄又不足以维系他的心志。如今能够停止奔波，在风尘之外啸傲，与松菊为伴，把忧喜利害都不放入心中，以此为安，他的快乐又会怎样呢？然而先生起初由科举出身，任巴东、澧州训导，后来调任乐陵，所到之处学生都有成就；与人交往诚恳，以德行彼此切磋；又通达事变，不昧于政体。我知道他回去以后，所得的快乐不只是自己享有。袁州有志于学的子弟，一定会因能够登门向他请教而快乐；袁州的长老中素有德行的人，一定会因得到这样一个邻居而快乐；袁州任郡县官而想勤勉为民的人，一定会因有所成就、能够向他请教政事而快乐。他的快乐难道不是也能惠及别人吗？我承蒙先生厚爱，因此冒昧说出他的快乐，作为歌诗赠行的倡导。

译哀朱员外诗序 宣德八年秋，礼部员外郎朱荩臣作为暹罗使者的向导，出岭表返回，到了西江，因病去世。第二年，讣告传到京师，耳边充满抽泣叹息、感伤慨叹的声音。哀痛他不幸去世、失去这位良友的，是朝廷的士大夫；他们准备助丧之物和祭品，聚集到他家哭吊。哀痛他不幸去世、失去这位贤能同僚的，是礼部各部门的官员；在聚哭的人中，有一人皱眉流泪，悲痛尤其深切，因为失去了同年进士，我就是其中之一。荩臣是云间上海人，名忠。他为人崇尚谦和，内心没有刻薄诡险的情怀，对世事又很熟悉。别人托付他办事，即使万分之一也不可能做到，他仍将委婉周旋，设法去完成。因此他与人多能相合，从不露出忤逆的神色；在士大夫交游中，不能没有荩臣，难道能不哀痛他吗？他在礼部，勤勉的声誉十分显著。凡是有边疆远地的差役，人人都以出行为难，荩臣总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常常北走朔方和汉地，南行历经瘴海，从未露出劳苦的神色。每逢公务之余，他总到同僚之间往来，评论今古，互相规劝切磋。这样，在我们礼部同僚中也不能没有荩臣，又怎么能不哀痛他呢？何况我与荩臣都是永乐辛丑年进士，承受太宗文皇帝的优厚诏旨，在家完成学业。十年以后，我们先后入朝，任礼部主事。又过了三年，荩臣升为员外郎，当时礼部任职者不下三十人。唯独荩臣和我因为同年进士的缘故，能够朝夕相处，一同思考协助办理礼仪典章。以我的愚昧刚直和鄙陋固执，能够被人容纳而不遭斥绝，多亏荩臣调和保护。因此在同年进士中，我不能没有荩臣，又怎么能不哀痛他呢？正因为哀痛他，所以不能没有言辞来抒发。言辞悲哀，是因为感情忧戚；感情有深浅，言辞的发出也有缓急。因此，哀悼荩臣的诗，在士大夫中相互唱和，在礼部首先倡作，而由我作序。悼尹处士诗序 故乡集凤的尹处士仲刚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他的乡人遇到他的儿子信宜教谕行逊前往京师，仍然不停地悲悼仲刚的去世，并作诗悼念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仲刚在世时，故乡的风俗还很淳厚，爱护自己的亲人并推及他们留下的孤儿，帮助他们成就学业；像仲刚这样孝顺的人有很多。自从仲刚去世以后，却有人遗弃亲人的遗孤。仁爱自己的子女，必定寻求儒师来教育他们；像仲刚这样慈爱的人有很多。自从仲刚去世以后，却有人用邪说引导自己的子女。与兄弟分割财产而不独占其利，不挑选其中好的；像仲刚这样友爱的人有很多。自从仲刚去世以后，却有人争夺财产，苛待自己的兄弟。救济他人的危难，周济他人的困乏；像仲刚这样乐善好施的人有很多。自从仲刚去世以后，却有人利用别人处于危难、困乏之际，夺取他们的财产产业。喜欢士大夫往来自己的门庭，尽情享受饮酒吟咏的快乐；像仲刚这样善于交往的人有很多。自从仲刚去世以后，却有人遇到士大夫不以宾客相待，反而把不是士大夫的人当作宾客。唉！仲刚去世还不到三十年，乡俗竟然变化到这种地步；如果没有办法挽救并使它回转，恐怕谁也不知道它将发展到什么地步。所以人们悲悼仲刚的去世，也正是借此悲悼乡俗的变化。不忍心让仲刚死去而无人纪念、于是作诗悼念他的那些人，仍然是对乡里的后进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卓然自立、奋发而起，追求像仲刚那样孝顺、像仲刚那样慈爱、像仲刚那样友爱谦让、像仲刚那样乐善好施并善于交往；这样，或许流于浇薄的风俗仍然可以加以敦厚，使它恢复到仲刚未死时的样子。因此，诗中有苦涩的言辞、怜悯悲伤的言辞、思念伤感的言辞和愤懑讽谏的言辞，读者有所劝诫，不能不反省。这些诗共若干首，现由我作序。送王望轮还连岭序 连岭是我乡里的胜地。那里山有吟峰，水有吟源，其间有许多果林、菜圃、鱼池和樵谷。当地人不是读书人就是农民，风俗距离古代淳厚的风气还不远。望轮家在此地，与我的叔父清乐先生为邻并且交好。我年少时跟随叔父学习，后来望轮的兄长之子善广又跟随我学习。我一向又喜爱连岭景致的美好、物产的丰富以及人情风俗的美善，所以曾经很喜欢到那里去。望轮又乐于行善、喜爱读书，能够不厌烦我频繁往来，因此我们得以相互亲厚，感情非常深。后来善广捧着乡试录取的文书出任顺义教谕。我有幸任职礼部，而叔父也去世了。连岭之境已经数年没有留下我的足迹，我与望轮不相见也很久了。去年秋天，望轮来顺义探望善广，又到京师拜访我。青灯之下相对而坐，我们共同谈论道理和往日旧事，于是感叹连岭景物值得喜爱，而人生聚会不能长久，心中不能不感伤。如今望轮又要归返连岭，而我还被俸禄羁绊，顾念荣禄而没有离去，在都门握手送别，不能没有依依不舍的心情。不知望轮回去后，在连岭山水之间优游，与父老相伴，携带子弟，相亲相乐时，还会不会把我放在思念之中呢？然而我凭着浅薄的才学，在有道的朝廷做官，却没有能够在连岭建立功绩，理应会有退隐游息的日子。望轮还请替我向北山的山灵表达心意，幸好不要阻断我将来归去的车辕，那么当初的盟约和往日的踪迹，仍有机会与望轮一起登高涉清水去寻访。望轮认为怎么样？望轮姓王，是宋代名臣泸溪先生的后裔；他自处谦和，不同别人计较是非得失，胸怀坦荡。我与善广交游的刘生玉瓒，请我写文章赠给望轮，因此特意叙述往日的情谊。

译送刑部侍郎叚君复任南京序 南京刑部掌管刑部事务，侍郎叚君某到朝廷奏报政绩，天子赐给他嘉议大夫的官阶，命令他回去完成任内政务。两京的人无不以此为荣。过去周朝盛世，成王赐命君陈治理东都，开头说：“只有你具备美好的德行和孝恭之心；孝，就是在家顺从；恭，就是在官府敬慎。”正因为君陈有这样的德行，所以能够承受这项任命。如今国家与周朝一样盛大，而叚君由名进士出身，在翰林读书，升为主事、员外郎、郎中；在刑部能够明察刑狱，所施刑罚无不恰当。后来被推荐为山东参政，又勤勉地宣扬皇上的德意，拯救百姓的困穷，百姓都喜爱他、称誉他。由山东升任户部侍郎，又调任刑部，责任越重，内心越谨慎，恩惠施及百姓也越广。他任官可以说是恭敬了。他又曾想到先父未能得到奉养，于是奉养母夫人更加虔诚；如果不能亲自问候她的起居、饮食和安否，不能得到她欢悦的面容，心中就歉疚不安，仿佛有所失去。因而他的母亲也因有这样一个能顺从自己心意的儿子而康健，虽已年老，精神饱满，身体无恙。今年八十多岁，还能亲手纺绵线来资助君的廉洁生活，年节时家中常常一派欣喜。由此看来，他在家可以说是孝顺了。君的孝与恭，既不比君陈差，当然能够像君陈那样显著地接受这项任命，分掌都会之地的政务。只是君陈是在政事尚未施行之时受命，君则是在政绩已经显著之后受命，先后情形不同；天子又推恩，以君的官阶追赠君的父祖，并封他的母亲为太淑人。不知成王当时也曾推恩及于君陈的亲属吗？然而成王的命令又说：“用刑来制止刑罚，先端正执掌刑罚者的心。”大概是希望达到不用刑的境地。君陈能够推广这种心意，最终做到刑罚停止、监狱空虚。如今天子每次下达恤刑诏书，告诫掌管刑罚的人不要枉法加害无罪之人；这种好生之心，就是成王希望不用刑的心意。君还应当体察君陈体恤百姓的心意，改变当地风俗，达到刑罚停止的效果，不要辜负明天子的宠爱和任命。送刘昆阳致仕还乡诗序 自从优待老臣的诏令颁下以后，我们安福的士大夫辞官居家者前后相接。如今刘昆阳归来，又增加了一人。著名的同僚和久任官职的人并列居住在近郊远郊、里巷之间，往往可见贵游人物的踪迹。头戴冠、身着官服的士绅在水边林下相望而聚，这也很盛大了。不知诸位贤者在每年跟随乡大夫饮酒、听读法令之后，是否也会不时举行衣冠文酒之会，讨论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当朝的典章故事，以及他们平日履历和施政的详细情况，使他们的子弟见闻得到扩展，志意受到感发呢？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聚会，昆阳君一定会参加。县中的子弟又能够熟悉听闻南方夷地的风俗，以及当地官府奉行国法、加以改变开导的方法，从而知道朝廷德化所及极其广远，蛮夷向往仰慕中华，必将没有止境。这又不是没有益处。假如原来没有这样的聚会，那么倡导举行这种聚会，一定会从昆阳君归来开始。大概他家世代有做官的人，宋代有一位做到昭州太守的志叔，曾辞官归乡，对乡人施有恩惠，人们多感念他的德行。到昆阳君，又凭借才能优异而受到任用，被推荐提升为安顺州同知。不久调任昆阳，任期满而政绩有效，本应升官，最终却以年老请求退休，于是得到退休的命令。可以说他能够守住先世的家法。他的弟弟和侄子又都争相出众、各有才华，足以任用驱使；其中也有人从科举出身，成为教官，能够继承家族的仕宦事业。一时之间，宗族既多又富，他辞职在家休养，还有族中子弟可以依靠，帮助他衰老、供养他晚年。像昆阳君这样的人，在全县没有谁能超过他。我本来就知道，举行文酒之会时，他如果有聚会就一定参加；如果没有，就一定主动倡导。从这里可以验证，并可以推知其他情形。昆阳君字存有，家在本县灌溪。他归乡时，学士李先生凭借长久交往的雅谊，首先作诗赠送他。同县士人多有作诗相赠，我为之作序。赠廉检校序 廉君守贞，是蜀地巴渝人。他在太学求学十多年，学问通达，才华丰茂。先生和师长都看重他的为人，六堂的学生没有不想同他交往的。朝廷的公卿大夫也多知道他的名声。有人劝他说：“你的学问已经很优秀了，如果借助朝中有权势者的援引，那么高官要职并不难得到。”守贞说：“进入仕途自有正道，出仕也有时机。屈己求取别人给予的荣耀，难道是大丈夫所为吗？”于是人们多称道守贞的贤能。今年夏天，守贞才被有关部门选用，提升为户部检校。人们又替他惋惜说：“凭你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更大的职位，这是委屈了人才而使用他。”守贞说：“我的体貌不如别人，才能也不能高过别人，能够在京师得到一个官职，已经是幸运了。怎么还敢因为所受职位小而责怪有关部门呢？”于是人们更加称道守贞的贤能。世上有些善于钻营仕途的人，不必等到在太学中长期过着粗茶淡饭、埋头读书的生活，已经能够出仕而历任显贵要职了。然而他们不走正道，人们有时反而认为他们不贤；独独称许守贞的能耐。不是急于求仕，也不轻视自己的官职，这说明士君子的公论仍然明白。士君子的公论明白，朝廷的公道就可以得到伸张。朝廷的公道得到伸张，那么怀有才德却隐居在低微官职、处在人下的人，将会有越级升迁、提拔任用的机会。地官属署的幕职，哪里足以长期埋没守贞这匹骏马呢！不过，修洁品行、磨砺节操，是得到美好声誉的媒介；增加才智、提高能力，是登上显贵仕途的阶梯。守贞应当致力于修养操守，求取才能进步，或许能够被那些乐于进用贤才的人选拔。如果只是凭借别人的援引而被认为贤能，便自以为贤能，而在品行和才能上没有增加，那么即使有乐于进用贤才的人，也仍将舍弃他。想要离开低位而登上高爵，不也很难吗？我的同僚丘君用宾请我写文章赠给守贞，我与守贞一向有交情，于是又因用宾的请求作此文，表彰他已经具备的才能，并勉励他尚未完成的修养。

译送萧主事南归诗序 我们县里在朝廷做官的人前后相接，他们仕进和退处的情形，没有像萧相廷器这样顺利敏捷的。廷器在宣德乙卯年考取乡荐，第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三年升任刑部主事，再过五年因病请求归乡，立即得到批准。九年之间，他出仕或退处的经历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回头看我，有幸列名科甲，十七年后才得以跻身朝廷官列，到现在又过了十四年，曾想回乡展拜丘墓，同亲戚故旧略叙离别之情，始终没有获准。与廷器进退毫无阻碍相比，我的顺利或迟钝究竟怎么样呢？还是说人的出仕和退隐本来有命运存在，大概不是人为所能强求的吧？虽然如此，我对于廷器归乡，既不能没有惋惜，也不能不替他高兴。为什么呢？我们离开故乡，寄居京师，常常能够安于所处而忘记思念故乡，依靠的是故乡几个人在朝廷出入相处，遇到缓急彼此照应，善恶相互规劝，像家人宗族在内部和睦相处、在外部彼此保护一样，以慰藉羁旅之情，壮大远游的志气。像廷器，是其中尤其出色的人；如今他因病离去，便使我们少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难道能不惋惜吗？然而人的疾病，常常因忧思而生，在安乐中痊愈，因劳苦而加重，在闲逸中减轻。廷器既然得以解除案牍的劳累，免除审理诉讼、判决狱案的烦扰，回去后又恰逢双亲康健强壮、子弟顺遂安适，得以展开家庭的庆乐，享受天伦之余，不是陶醉于琴书之间，就是寄情于山泉岩石之中；忧劳日渐远去，安乐日益到来，那么身体的疾病本来就有可以解除的办法，我不能不替他高兴。况且如今法令规定，因病退职而痊愈的人，立即恢复原职；这样，廷器离去之后，应当还有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惋惜大概将会转变为喜悦吧？廷器病情稍缓时，还应当增加学问、修养品行，以图再度进取，不要因为独居而感到安逸，最终懈怠下来。因此特意为赠行诗作序，把它作为将来重新相会的约期。送任主事归省诗序 能够在太平盛世做官，在父母俱健、共享天伦的日子荣显双亲，像任君敬让这样归乡省亲，难道不是非常快意吗？大概做官却没有遇到太平朝代，不足以称快；在太平朝代做官而父母未能见到，也不足以称快；父母能够见到自己做官，而荣宠恩典又没有达到父母身上，也不足以称快。从前孔子以在有道之国贫贱为耻，又把使父母显贵看作孝的终极表现，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敬让自宣德初年升任冬官缮部主事，正值时局清明和顺，四海之内安定，语言不通的国家全都称臣归附，各种营造、筑城的工程全都停止，不再兴办。朝廷正大力推行推恩的典礼，开放官员归乡省亲的途径，而敬让的父母已经接受显贵封赠，他又得以回去问候他们的安好，使他们得到慰藉。他离别时的思念，即使比得上季子之行、洛相如出使蜀地时的声名显赫，也本来有余；但没有谁能像今天的敬让这样，使自己的父母在生前显贵。这种快意实在无与伦比。敬让在内心奉养父母一向有根基，在外行事又不苟且，难道会因为一次荣耀了父母便以为满足，志向满足后就懈怠、骄傲滋长，成为那些器量浅狭的人吗？他想要的是事业超过当时，声名流传后世，使父母永远显赫；这才是敬让的志向，也是人们对敬让的期望。敬让与我同为西江人，同时考中进士，又一同在朝廷任官，因此与敬让交游的士大夫都作诗赠给他，唯独我为之作序。《两溪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九 （明）刘球撰 序 戊午冬至宴会诗序 在西长安直庐置办酒席，主持迎接阳气增长之会的，是景陵太尹杨君怀忠。按节令举行聚会，是我们乡里居住在京师的人彼此叙述情谊，实行礼节，宣扬和乐，以忘却思念故土之情。为什么由太尹主持呢？太尹是我们乡里的老成之人。他离开京师五六年后，考核政绩，得以再次同我们在久别思念之后聚首，又恰逢冬至，想借这次聚会谈论道义和旧日情谊，所以主持了它。于是提前洗涤器皿，到了日期便陈设器具。酒既甘美，菜肴也芳香，参与办事的一应人员都在，场地肃静清洁，没有一样不合人意。不久，宾客和子弟十多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好腰带，接踵来到门前。尊贵者在堂上设席，卑下者在堂外设席。在堂上设席的人可以指使人，在堂外设席的人顺从堂上的意思。你说我答，彼此都得到欢悦。这一天从早到晚想停止也不能，于是接着点烛夜饮，没有不尽情喝醉后才回去的。按照旧例，聚会一定分韵作诗，以表达敬意；这次因为太尹的缘故，不分长幼，没有人不高兴地作诗。因此长篇短篇，用来歌咏心怀、描绘欢乐，也都洋洋洒洒，各自尽展才能。兰亭聚会，是借行酒来催促作诗；金谷宴饮，是借作诗来劝酒。而我们今天的快乐，不必用诗劝酒，酒自然使人陶醉；也不必等待酒来催促，诗自然就写成了。古人所谓以文字佐酒，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吧？不能没有文字记述，以留给后人，所以恭敬地把这篇序写在卷首。送汀州吴通判复任序 兰草和蕙草聚在一起，花朵秀美，香气必定传得远；钟和磬合在一起鸣响，声音必定洪亮。在同僚之间任职，如果都是正直的人和美善的士人，那么他们在官府修治政务、把恩惠施给百姓，以及声誉在当时传播开来，哪里可以用小尺度来衡量呢？我知道通判汀州府事揭阳吴君孔璧考核成绩最优、回去复任，一定会大有成就，因为有陆君尚实在主持该府事务。吴君为人周详文雅而端庄稳重，外貌非常和善，内心却井然有序、是非分明；虽然不与外物相忤，却也从未苟且迎合外物，可以说是君子。陆君也是这样。陆君正想在世上树立声名、建立节操，吴君也未尝没有这样的心愿。二君曾经一同参加春闱，在大廷应试，后来在京师任主事，都被士大夫称为贤能。吴君任汀州通判已有多年，遇到陆君到任后，已经把当地民情风俗的好坏，以及政务的便利与不便，都为他说明了。如今吴君回去，陆君难道能不把自己想要施行的事情拿出来，同他商量斟酌可不可行吗？我想，该郡事务中凡有利于百姓的，陆君说应当做，吴君也说应当做，他们一定会推广实行，使百姓都蒙受其福；凡有不利于百姓的，吴君说不应当做，陆君也说不应当做，他们一定会革除停止，使百姓不受其害。如果这样做，又何必担心事业和声名不能传得远大呢？我与二君也是同年进士，所以冒昧以此期望他们。假如彼此竞相依仗权势、共同追逐利益、相互附和而使百姓受害，那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我想二君一定不会这样。因为编修赖君世隆倡议作诗赠给吴君送行，所以特意作序告诫他，并向陆君表达这番心意。

译送郭司训赴松滋诗序 淦州的儒者郭用祥担任松滋儒学训导，被推荐到京城等待选用；他不以自己的学问已经足够，来向我请教《春秋》。不久，他所得的新知比原有学问增加了一倍，于是突然想辞去原来的推荐，另由进士科出身以求登上显贵之位，又来向我询问这样做是否可行。我对他说：“你的志向很高，你所学确实足以参加进士考试，为国家增光。不过，教导的职位也不能说不尊贵、不重要。世上那些通过进士考试成为达官贵人的人，虽然地位高居众人之上，所说的话足以震动听者，施行德行恩惠足以凝聚人心，所以道义更加光大，声誉也不难建立。然而，他们当初有谁不是在担任教导的人门下学习而兴起的呢？教导之职位列众官署之下，虽然品秩低、权势不盛，内不能实现自己想做事情的志向，外不能施展自己有用的才能，功业不能大力建立，声名不能远播。但是，道义存于自己身上，足以成为达官贵人的模范；这样一来，达官贵人无不是教导者的门生弟子。能让达官贵人成为自己的门生弟子，这个职位不能说不尊贵，而道义也不能说没有推行。过去胡安定先生从未通过科举出仕、身居要职、掌握国家政务，但是孙、刘、钱、范诸位贤人受到他的教诲，熏染他的道德，出仕后成为著名的公卿宰相，并且推广他所传授的道义来使百姓受益，前后相继，天下人都蒙受了他们的利益。” 施行教化的功劳，难道不比从政的功劳更广大吗？你不要轻视自己的职务而向外另有所羡慕。你勤勉尽心，修明自己的教化并施行于众人，必将有达官贵人出自你的门下，把你的道义推行到天下。胡安定先生的功业，大概将归于你了，你可要努力啊！”用祥听了我的话，欣然高兴，决意前往松滋。与他交往的人都写诗赠送给他，并请我把这番话写在诗集的前面。送刘司训原洁赴舒城诗序 君子做官，什么事情最为快乐呢？回答说：没有比担任教师、振兴贤才更大的快乐了。孟子把得到优秀人才并教育他们作为君子的三种快乐之一，而没有把土地广大、百姓众多算在内。由此推论，做教师的快乐，即使再加上九命的官秩、享用万钟的俸禄，也没有什么足以替代它的。因为做教师的快乐来自内心，九命、万钟来自外在；从外在得来的东西，哪里足以替代内心的快乐呢？然而如今有志于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往往对选拔为师儒皱眉，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大概不知道享受教师所享受的快乐。我对于原洁担任舒城司训，怎能不把这种快乐举出来告诉他呢？儒者得以升任教师，他心中既没有政务繁杂、利害得失的忧虑，又有道义在自身；戴着章甫、穿着宽袖衣服的士人，没有不跟随他来讲求诗书六艺的旨意、询问义理上的疑难的。这样，自己所明白的可以推展出来使别人觉悟，别人所蒙蔽的地方也可以随之在自己这里得到解决，于是学问有所传授，道德也能够进步。这样的快乐，对自己来说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如果自身没有可以为人师表的道义，那么做教师只是徒有名声，实际上并不是教师；别人尊奉他为老师，也只是外表如此，内心并不如此，又怎么能拥有这种快乐呢？” 所以君子做教师，必定要追求竭尽教师之道。做教师的道理，难道真的很难吗？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能获得新知，就可以做老师了。”教师之道能够存在，本来就不超出不断求学的功夫。不断求学而不停止，还担心得不到这种快乐吗？原洁研治《春秋》已有多年，学习勤奋而志向专一，外表秀美而内在充实，本来足以做人之师。舒城的士人多有杰出才华而又喜爱学习，必定会因得到我的原洁做老师而高兴；师生彼此投合，自然不能不快乐。我还希望原洁更加努力于温习旧知、获得新知的学问，是因为将要使他成为有道之师，以享受君子的快乐。原洁是我的同乡，姓刘，名清云。送刘教谕赴中牟诗序 朝廷十分重视学校的兴办，命令御史大臣专门督办此事。三年之后，天下因怠慢职守而被罢免的教官也很多，于是下诏从国子监和各监选拔学业优秀的生员来补充这些职位。有关官员谨慎奉行诏命，先把他们带到朝廷考试，然后根据成绩高下授予教谕、训导的职位。我的同乡刘君自祯以优等成绩得到河南中牟教谕的职位，将要出发时，我乡在朝为官的人各自作诗赠他，说应当请我作序。于是我想起永乐年间，我刚进入县学做弟子员时，曾经约二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在讲堂东边努力学习，早晚互相督促勉励，希望取得成就，自祯也在其中。到现在二十多年，他才开始授得这个职位，他的出仕不能说不迟了；他讲学求道，也不能说不久了；他积蓄在内心的学问，也深厚充实了。让他教化一个县，好比把万顷池塘的水倾泻出来灌溉百亩田地，不必担心不能普遍滋润。不过，担任教导、成为人的师表，应当以德行为根本，难道是智谋、诈术和强力所能胜任的吗？自身具备德行，然后用礼义教训他们，用诗书督促他们，用条文规范约束他们，即使平素不遵从教化的人，也应当乐意听从，何况中牟位于中原腹地呢？” 过去鲁恭担任县令，能够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非常服从他，即使儿童也有仁爱之心，以至昆虫鸟兽都受到感动。如今学官主管教化，专门负责在县令所建立的学校中施教，而且自己都穿着士人的服饰，口中都说着儒者的话；如果专心用德行感化他们，那么他们的响应一定比儿童更快，比昆虫鸟兽更容易。自祯出发以后，希望他还要想着朝廷急于兴办贤才的心意，首先用德行感化百姓，尽到自己的职务。我将抬头盼望今天的中牟成为古代的中牟，不要只推说掌管教化的权势与县令不同。

译送大名郡守李君考绩序 安邑人李君公载治理大名六年，将要再次向朝廷上报政绩。元城教谕关誉认为太守一向清廉自守，其他东西不足以赠送他，可以赠送的只有文章。但如果不是与太守相知、身居馆阁的人所作，文章也不足以使太守看重，于是派人到京师来请我作序。我因为过去太守考核成绩优异、重新任官时，曾经应士大夫之请，详细叙述他治理郡政、得到民心拥护的道理，写文章赠送过他。到现在三年了，他的德行施及百姓更加深厚，百姓对他的怀念也更加深切，而我的文章却没有比当初增加什么，哪里足以为他叙述政绩、彰显扩大他的美德呢？不过，太守是我的同年朋友，同年之情，难道能不说几句吗？二十三年前，四方怀有抱负、身具奇才、在春闱比试才艺的士人有几千人，只有我们二百人得以在大殿进见答对，登上黄榜后回乡，使乡里荣耀，这难道是偶然的遭遇吗？等到蒙受召命，先后在朝廷授官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太守凭借振兴风纪的能力，在京师被称为能干的御史，本来就足以为同年增光。过了十多年，当初那四五十人中因推荐而越级升任外职的不过十几人，而太守又凭借勤于抚养教化百姓，在京畿被称为贤能的地方官，也足以为同年增光。” 如今几年来，当初越级升任外职的人接连升进，参与国政，总揽御史台纲纪；如果太守的政绩像这样日益丰盛、名声日益显扬，他必定不会长期滞留在外任，而将被召入朝廷掌握权柄。他为同年增光，难道还有尽头吗？我虽然愚钝无能，不足以有所作为，但看到诸位同年如此卓然挺立、如此显达光耀，也足以自我庆幸，并举出来向众人夸耀说：“我们这一榜中有人才！”太守难道能不有所作为来符合这种期望吗？所以因教谕的请求，先替他表达我个人的愿望，等他到京后，还应当与他握手谈论道义。赠监察御史邝君序 朝廷重视御史的职务，起初就制定法令，必须选择出身儒学的士人担任；从此以后，胥吏、杂艺之人不得参与。今天子改元之初，又下诏让在任御史推荐历任官职、熟悉事务的人担任；从此以后，初次出仕的人不得参与。不久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达官推荐自己所知道的有才德者担任；从此以后，才德不为达官所知的人不得参与。法令制定得越详细，授予这个职位就越不轻易，那么做官而能成为御史，不也很难吗？等到做了御史，如果进不能弥补国家的缺失，退不能激励百官和各级官署辨明清浊，议论政事可否以造福百姓、遏止百姓的祸患，都算没有尽到职守而被贬黜驱逐，期限随之而来。即使侥幸免于贬黜，国家的严明法令也不能免于被士大夫的公论贬斥，那么做官而成为御史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君子不只是担心御史难以得到，更担心御史难以胜任。如果承担了这个职务，就应当经常低头思考这件事，入朝任职便努力实行，以求符合自己的职守；这样之后，才能得到贤能御史的称誉，而越级提拔也总是在各类职务之先。南海邝君某，凭借乡郡的声誉受到知遇，刑部侍郎陈君把他的姓名推荐到朝廷，提拔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大概算是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职位了。” 您曾经担任崇仁县丞，崇仁百姓受到您的恩惠；后来在礼部办事，礼部的官员也对您满意。用已经试验过的功效来验证，就知道您将来的事业应当不会落在人后，难道还不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吗？不过，世上做官的人，常有在志向远大而尚未得志时矜持严谨、树立名声，到了仕途有成之后却曲意随俗、任意放纵而改变初衷的。过去黄霸在治理郡国时建立了功绩，等到升任宰相，名声和实际却都有所损减；阳城以道义闻名天下，后来掌管谏议，也免不了被韩愈议论。这两位贤人尚且有这样的过失，邝君对此难道能不谨慎吗？古人说过：保守初节容易，保守末节困难，正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作这篇序，希望您不要在晚年改变当初的志向。送李养和归故乡序 我的乡里有许多良好的风俗，起初也许有人不善于保持这种风俗。自从本乡人在京师做官的多了，贤能者必定互相推重施行，互相勉励，彼此宣扬名声；有人有过失，必定互相掩护；有喜事，必定互相庆贺；有忧患，必定互相安慰；遇到疾病患难，必定互相扶持；良辰休假，必定举行文章美酒之会来互相欢娱。他们相处有礼，相互交接有恩，而对于财货利益却没有争夺。因此人们都说，我们乡人在京师交往聚会，也有良好的风俗。至于不良的声名，却不在京师，而在故乡。故乡喜爱德行、通达才艺的人很多，为什么那里的风俗仍有不够完善之处呢？还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些不良之处，只是传播的人夸大了呢？所以趁养和归乡，想请他向乡人询问交游之事：果真能够推重贤者，勉励人的品行，宣扬人的名声，掩饰人的过失，为人的喜事庆贺、为人的忧患安慰，扶持人的疾病患难，也时常举行文章美酒之会来互相欢娱，像我们这些人在京师一样，相处有礼、交接有恩，而不因财货利益相争，那么这种风俗本来就没有不善的地方。所谓不善，大概是传播的人夸大了吧？如果确实有尚未完善之处，就应当向养和询问在京师与人交往相处的办法，去掉不善而取其善。养和如今是学士，是古廉李先生元的儿子。先生忠诚正直，在朝廷建立的声名传遍天下；天下士大夫仰慕他的德行、爱慕他的文章，没有不愿意同他交往的，而先生平日所亲近、厚待的人，还没有谁先于我们同乡人。我们众人也没有一件举动不是看先生如何行事，听从先生的教导。凡是我们乡人在京师得到善于交往的名声，都是因为有先生带头率领。养和禀有清正纯粹的资质，接受义方的教诲，又亲耳亲眼得到先生与我们众人交往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既详细又熟悉，而且他一向受到故乡人的器重，所以我敢于希望他回乡后改变乡俗中不善的地方，使之归于善。将来如果听说乡人中长者对待晚辈像先生不薄待我们众人，晚辈对待长者像我们众人恭敬先生，那么养和居住在乡里，难道不能把恩惠施及众人吗？养和出行时，我们乡人在京师都作诗赠送他，我为此写下这篇序。

译送鲍时默南归序 鲍时默是前任吉安府学教授楚山先生的儿子，是如今仪部主事时博的弟弟。时博长久住在京师，时默前来探望，住了几个月，为哥哥把破旧的房屋修整得漂亮，把跛脚的坐骑换成骏马，把缺少的日用物品补充齐全。又感慨地说：“看看两位父母的起居、饮食和生活节度，我难道还能长久滞留在外吗？”于是收拾行装上路。大凡做官人家的子弟，如果不知道学习，就会放纵情欲、放任身体，养成懒惰怠慢的习气；或者任意贪求欲望，助长奢侈靡费的风气；或者不经营财货、增长产业，却趋同于市井之流；或者倚仗权势，身上带有州府官场的气息，乞求怜悯、取媚于人来结交游侠；或者只务求争强斗胜，以发泄血气之怒。小则连累父兄的德行，大则使父兄招致祸患，毁坏家声的，往往都是这种人。时默既没有这些过失，又能远道而来料理哥哥的家事，这是友爱兄长；如今又想到归乡来奉养两位父母，这是孝顺。孝与悌，是人的大德大行。时默兼而努力做到，即使这是他资质美好、性情自然如此，难道不也是尊府先生教导命令的结果吗？先生以经学成为远近人的师法对象，所谓孝弟之道，大概是深深得到它、详细讲说它了。” 时默平常把所见所闻熟习于心，应该不会在行动上迷惑。我与鲍氏同乡，在时博那里又是同僚，也有弟弟和儿子，将希望他们能够像时默勤勉地对待兄长和父母一样。时默回去后，希望仍然在内心践行这种道理而不懈怠，推行到外在行为上而更加光大，使后人将它取来作为榜样。不只是我的子弟把他作为榜样，而是让所有做官人家的子弟都将他作为榜样，那么时默兴起孝悌的作用就更加广大了。如果只是开始做得好，后来却不能坚持，人们又拿什么来效法呢？时默出行，将这些话记在心里吧。赠龚礼和序 我们江右一带，处在荆、吴、闽、越之间，而山水秀美冠绝天下，所以山川的气韵聚集于人，成为纯粹善良、英伟不凡的人才，常常比天下其他地方多。如果其中有人能够明白周公、仲尼的道理，并且有人作为他的老师来启发他的蒙昧、指示他的归宿，那么他进而成为著名人才、通达之士，也一定比天下其他地方容易。他们凭借文章在贤能科举中兴起，分布在朝廷内外、大小职位上的，也常常是天下其他地方的数倍。至于德望的厚重、功业的宏大，足以成为国家的荣耀、百姓的依赖、后世传诵的对象，也常常领先于天下其他地方。有些人仰望周公、仲尼的道，却找不到入门的途径，只在门外徘徊，转而钻研老氏、佛教的法术，用尽聪明、耗费心志，最终各自发挥所长，在自己的术业上造诣深厚，足以成为同道众人的首领，也不落后于天下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共同得到山川清秀之气作为资质，所以他们所学虽然不同，成功却都不困难。上饶是江右的名郡。有一个姓龚、字礼和的人，是上饶芗溪人。他年轻时就有志于周公、仲尼的道，却没有遇到老师，于是进入龙虎山做道士，接受老氏的法术，因为能够驱使风雷、拘捕驱逐鬼魅，竟有中使快马传诏召他，来到京师授予道箓。左至灵先生，如果凭礼和敏捷的才思和超异的志向，使他起初就得到周公、仲尼门徒作为归依，学习诗书礼乐的教化，通晓彝伦日用的常道，那么他列身士大夫之林、使功业光耀于长远广大之处，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惜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所遇到的却是老氏的门徒。他学习老氏门徒的道术，却能够凭借这种法术在当朝显名，并不是因为道术本身容易，而是因为他出自江右，得到山川清秀之气作为资质。我也是江右人，所以应他的交游请求，写文章来表达我的喜悦。送常州莫太守序 常州太守莫君子朴，是广东桂林人。他由主事升任郎中，显露出能干的声誉。工部宣德五年，天子下诏让大臣推荐京官中有治理政绩的人来补任郡守，共得到九人，都赐给玺书，让他们乘驿马赶赴任所。郡守奉玺书乘驿马赴任，从这九人开始，莫君也在其中。三年以后，天下各级官员来京述职，皇上都宽宥他们的罪过而遣返回任，唯独召见并设宴款待七位太守，赐给他们御制《招隐歌》《上林春色诗》的石刻本，莫君又在其中。后来又从七人中留用两人，赐给他们返回任所的路费，莫君又在其中。非同寻常的恩宠连续三次下降，而且得到的人越来越少，莫君却三次得到，所承受的宠遇不能说不厚重。礼部尚书胡公是常州人，他既为本郡太守得到厚重宠遇而感到荣耀，又担心他的政绩如果不得其道，就不足以彰显皇上的宠光，于是让他郡中在朝为官的人前去告诉他说：“天子加厚于太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将要用古代的循吏来期望太守。古代循吏治理政事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所奉行的只是法令，所遵循的只是事理；一定要推行仁爱恩惠来安抚百姓，使百姓家家有供养、人人不失去职业；崇尚学校教育来端正根本、淳厚风俗；不喜欢卖弄聪明来迷惑百姓的视听，如此而已。” 如果对赋税徭役过于严苛，对刑罚过于急迫，对用度过于奢侈，那么做官吏，就还不足以称为循吏。”太守回去后，应当选择古代循吏的道理来惠及常州百姓，以求符合天子的期望。胡公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他了，仍担心说得不够详细，于是让属吏刘球写下来赠送给他。

译送刘郎中赴南京礼部序 崇仁人刘君子恕，永乐甲申年以进士身份担任工部、刑部主事，直到现在三十年，才因任期届满升任南京礼部精缮郎中。同僚诸君不嫌弃我的愚钝无能，要求我写文章赠送给他。刘球我因为想起，过去宋朝天子在汴京，而洛京的政务最为简省，居住在洛阳、年高而有文学修养的士大夫很多，又遇到天下太平盛盛的时代，文潞公于是召集十三人在资圣院的厅堂组成耆英会，又与司马郎中旦等组成同甲会。后来司马温公又与几位先生组成真率会，都绘制肖像作图，并有诗歌流传，当时成为美谈流传后世，直到今天人们还吟诵并仰慕他们。如今皇帝车驾在北方，而南京的政务仍像过去洛京那样简省；居住在南京、年高而有文学修养的士大夫，又不比洛阳少；如今天下太平，比宋朝更加盛大。不知诸位君子在南京，能不能召集年龄相同、互相尊敬的人组成耆英会，按年龄安排座次，一同享受晚年的情怀；也能不能与同年出生的人组成同甲会，按出生月份安排座次，一同享受同生于世、又共同长久生活在世上的乐趣；还能不能倡议品德相同、志趣相合的人组成真率会，约定酒食的数量不得超过五样，以享受自然率真的快乐？” 如果真有这三个会，那么刘君此行，又增加了一位成员。如今世上的士大夫在京师做官，没有年过七十的，而刘君年纪将近六十多岁，经历的世事又很多，所谓耆英会，他可以参加。其间难道没有与他同年出生、共同享受长久生活在世上的人吗？所谓同甲会，他可以参加。他为人又恬淡安静，不事张扬，不务求矜夸造作，不羡慕别人的荣华，也不以自己的平淡寒素为耻，所谓真率会，他也可以参加。既然能够参加这些会，本来就会有人为他绘像作图，难道还没有诗歌歌咏他的美德、文章记录他们的快乐并流传无穷吗？我虽然年纪正壮，精力还没有衰退，在天子车驾所在之下奔走，承担供年轻人劳作的差役，本来就是应当的。然而如果诸位君子果真有这些会，那么他们的身迹虽在北方，心中未必不会向往南方；即使仰慕一同列名于会末而不能得到，也应当在金台附近侧耳等待他们宴会的诗篇传来，并为他们诵读，以传播今天天下太平的盛况和诸位君子闲暇的快乐。我只是特意借刘君前往之机，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君子。送邓棐尔辅南还序 凡是困顿而不能早日实现志向的人，都可以因此激发愤发之心，扩大自己最终取得的成就。所以《易经》说：“困亨”，意思是虽然处在困境中，却有通达的道路；这样，困境就是君子忧患疑虑的时期，也是增加德行、扩充事业的机会。过去舜困于孝道，伊尹、管夷吾困于士人身份，曾子舆困于学习，孟子困于辩说，苏秦、张仪困于游说，秦穆公、汉高祖困于战争，韩愈、欧阳修困于参加进士考试，最终都成就大业、成就盛名。困境难道对人没有益处吗？外族子弟中跟随我学习的，有邓棐尔，资质秀美而沉潜于学习。自从我离开乡里来到京师，在礼部观政，后来充任主事，他都跟随我，读书作文，更新自己的学业。今年大比，他以怀柔县学生的身份在京城考场较量才艺，人人都希望他考中，最终却没有如愿，只好收拾书籍告别回乡，以完成学业。他没有考中，大概也算困顿了。如果处在困境中能够发愤，发愤而不停止，就必将苦心思考以扩大器量，劳累耳目以增长聪明，戒除安逸游乐以穷究诗书，停止对外物的羡慕以扩大理趣，使学问充实于内、文章日益显露于外，那么考中高科、夺得魁首尚且可以期待，而俊秀的才华和华美的声誉从自身发出并为众人传扬，又有谁能夺走它呢？” 怎么知道这一次考试的困顿不会成为他日远大事业的开端呢？如果愤发之心不能发出，志向不能坚定，就会因不再羡慕外物而改变学业，必将因循懒惰，最终一事无成；这样即使困顿，又有什么益处呢？好的禾苗和成熟的庄稼，困于旱年，如果能够用人力灌溉，就会在秋天获得丰收；否则一定会枯槁。因此凡是遇到困境的人，都不能不努力。我料想棐回乡后能够自我勉励，那么一定会反过来把困境变成通达。希望他家中的尊长，都能使棐处在必然由困转亨的境地，所以写这篇序来勉励棐的志向，也把它告诉他家中的尊长。送礼部郎中陈君赴任诗序 我的同乡陈君会鼎，以行在礼部主客司主事的身份任职期满，升任南京礼部祠祭郎中。人们说祠祭官署比主客清简，南京事务比行在简易，都为会鼎升迁而得其所感到高兴。何况我与会鼎做官时是同僚，居住时是同舍，出入相随，忧乐相连，像家人兄弟一样亲近和睦将近十年，怎么能不为他高兴呢？不过，在临别之际，也不可不进几句忠告。所以我已经同乡人故旧一起饮酒，并作诗赠他；回来后又告诉他说：“做官而得到优越的地方，本来是人情所希望的。然而君子树立名声、建立节操，难道都要依靠这样的职位吗？版筑之臣的兴起，良弼的被举用，干城、管库之人的被选拔，他们所处的职位并不都优越，都是由于能够自我修养而造成的。如果得到了优越的职位，而品行不足，学问也没有进一步增长，希望名誉兴起，能做到吗？所以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没有烦杂污浊的事务，有闲暇的时间，就一定留心诗书，以扩充见闻、拓宽志趣，使政务的体制在自己心中明白，并成为从政的资助；要使事业无穷发展，这样学业才会日益增长，名声才可以扩大。古语说：‘做官而有余力，就学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祠祭的职务既然容易办理，又凭借你精练通达的才能来担任它，就好比巧匠在杞梓木材堆中操斧，良马车夫在平坦大道上执辔，本来不必在体力上劳苦、心思上艰难，功绩自然就会很多。然而求学和努力实行的功夫，也应该更加用力，用它作为取得名声、晋升官阶的基础；不能因为职位容易办理就安逸懈怠，不再有进取的志向。《左传》所说的“宴饮安乐如同鸩毒”，难道不可以拿来作为警戒吗？” 会鼎在主客司任职时，能够勤勉尽职，曾经奉命出使，向南走遍象邦，向西到达酒泉，中间遍历梁、宋、许、洛一带，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如今已经厌倦奔波，恰好有祠祭的任职，可以说是劳苦之后得到安逸。听到我的话，他欣然高兴，又警惕害怕，急切地要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警戒。于是我把士大夫赠送他的送行诗合成一卷，并把这番话写在卷首。

译送修撰杨先生致仕还闽中序 正统三年秋七月，翰林修撰杨先生寿夫请求退休，回到闽中。朝廷中论道代言的大臣，直到各类官职和普通士人，都挽留他不让离去，却没有成功，于是彼此回头相看、叹息惋惜他的离开。年满七十而退休，是礼制。认为功成名就之后退身，是合乎天道的道理，这是李聃的主张；能够知道满足而止，不至于遭受危险和羞辱，这是疏广、疏受的做法。先生的归去，合乎礼制，也符合这两位贤人的志向。人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众多地惋惜他呢？大概是因为先生有德行、有文学，能够明白治国的体制，熟悉世事。起初他身居低级官职，先帝把《招隐歌》赐给一两位元老大臣，以求访贤，后来才得到先生，随即把他升入编修国史的馆苑。皇上又因为他编纂叙述国史有功劳，再次提升他的品秩。那么先生确实可以说是当世贤者了。假使他留在朝廷，身居高位的人固然可以亲近他，向他询问善道，帮助成就国家的治功；身居低位的人也可以时时亲近他，向他询问疑难、辨析迷惑，增加自己所欠缺的才识。对世道并不是没有补益。如今他退居乡里，置身于闲散之地，自己得到快乐是有了，但还能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不能不因他的离去而感到惋惜。不过，先生主持家乡的教育二十多年，然后才到朝廷做官。在这期间，家乡俊秀的人才、奇异杰出的器识，无论曾经跟随他游学还是没有跟随过他的，没有不仰慕他的德行光辉、希望沐浴他的教诲，以此启发蒙昧、解决闭塞、成就德行器识的，就像口渴思饮、饥饿思食一样，已经很久了。那么听说先生回乡，又怎么能不为自己有所依归而欣喜呢？先生在这里失去的，却在那里得到；他将怎样来满足那里的喜悦，又安慰这里的惋惜呢？《诗经》说：“不要吝惜你的声音，而对远方的人心怀疏远。”这是众人对先生的愿望。又说：“使成人具有德行，使年轻人有所成就。”这不正是先生家乡子弟所要依赖的吗？先生一定能够两方面都做到。如今作诗赠先生出行的，都是先生主持科举、衡量文章时所取得的门生。因为我和父亲都出自先生门下，特意让我作序。刘球于是说明众人对此处的惋惜、彼处的喜悦，以表明先生的去留都如此关系到众人的期望。送福建参议耿君赴任序 方面之职所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皇上每每特别加以关注。今年夏天，皇上下诏把他的姓名张榜在朝廷西序，仍认为不能经常亲眼看到，又下诏把姓名张榜在文华殿东西两壁。文华殿确实是皇上早晚与侍臣讨论治道的地方，关系最亲近、最机密，士人能够在其中列名，也不能说不荣耀。然而皇上的车驾出行时看到他的姓名，必将询问考察这个人的贤能与否；入殿时看到他的姓名，也将询问考察这个人的贤能与否。于是是非将在这里明辨，赏罚黜陟的政令不能不实行。列名于此的人，又哪里能够不谨慎呢？能够自我谨慎来恭敬地履行职务，这才不辜负朝廷重视方面官员的心意，也可以长久保持这份荣耀。和州人耿淑静，任刑部郎中期满，升任福建布政司参议；他能够列名于皇上亲近机密之地，从现在开始。耿君由国子监出身，被提拔为主事，升为郎中，历任官职二十多年，都在刑部；他的才识明敏、政务练达，受到同僚称誉，为当权者所知，已经不是一天了，难道不能谨慎地修治自己的职务吗？不过，皇上的德意，也不可不再次告诫他。官位达到方面大员，那么方圆数千里的百姓都在他的使令之下，必须得到合适的人，百姓才可以安定生活、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老人得到奉养，少年得到教育，没有饥寒的面色、争斗和叹息的声音，以至于触动朝廷的忧虑。” 否则，百姓就会受苦，朝廷也不得不忧虑。这就是皇上急切以得到贤能的方面官员为心愿的原因，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耿君应当体会这番心意，哪里还担心贤能的名声不能传入圣上耳中呢？过去唐太宗曾把刺史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当时百姓富足、天下号称小康，有人认为这就是太宗考察甄别刺史所取得的成效。如今的方面官员，本来不是昔日刺史所能相比，而皇上想要辨别他们贤能与否，比唐太宗更加严格；我知道太平的征兆就在今天。请让我从耿君此行的结果来验证这一点。送邹翰林还吉水诗序 有珍惜离别、惆怅送别的情意，就一定要托付文章来抒发，这是我们词林同僚中的惯例。何况待诏良中因病归去呢？良中是庶子邹先生肖子的儿子。先生在词林任官二十多年，德行文章，都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如今与良中告别的人，都是在先生之后进入仕途、景仰先生遗留下来的功烈已经很久的人，本来应当作些文章来表达对良中此行的情意。我曾经有幸接受先生的教诲，又最了解良中，难道能够默默无言吗？离开纷扰而接近闲适安宁，不让外物来困扰心神、损害身体，本来是君子安定精神、排除疾病的道理。然而生逢清明时代而道义不能在当时推行，恩泽不能施及万物，声名不能为世人称道，也是君子所厌恶的。因此司马相如在茂陵调养口渴之病，柳宗元在愚溪服药治疗腹胀之疾，但忧虑世道、建立声名的志向未曾不存于心中、流露于言语。古人不忘世事，就是这样。良中年纪正盛，他的疾病还可以调治而去除。朝廷虽然答应他的请求，暂且让他休息调养，但他的才质美好，不可能长久被压抑在无事之地，大概一定会有征召诏命的时候、重新任用的日子，难道可以产生忘记世事的心情吗？” 应当趁着闲暇，加紧学习、增进德行，使自己已经具备的东西日益深厚，尚未具备的东西日益增多，以求资助将来无穷的施展；不可沉溺于山溪田里的快乐，因而忘记进取。良中出发了，我们还将每天在京师车驾所在之处伸长脖子，盼望你的车马仪仗再次归来；希望不要安于独处，果断地离开群体，却对人说：‘回头望望玉堂，仿佛在天上。’

译按察使郭公赴福建序 凡是朝廷内外重要紧要的职位有空缺，必定下诏让公卿推荐贤能来补任，这确实是本朝的法令典章。这年秋天，被推荐的人有十九人，皇上特意选取其中有才能的十四人，授予方面大员的重任。芜湖郭君懋明是其中的首选，得到授任福建按察使，士大夫都为之高兴，并想以古代贤能监司的政绩来期望他，于是告诉他说：“位列监司，那么一方百姓都将跟随你而听从，观察你的言语行动来决定趋向和进退。如果自己不自重，那么各级官员就没有可取法的对象，百姓也会失去希望。你难道能不谨慎吗？已经用正道端正人，使远近百姓都蒙受利益，像鲜于子骏在一路成为福星那样吗？”又说：“福建是滨海的大藩镇，百姓富庶，距离京师又远，因此郡县官吏得以肆意贪墨，使百姓受害。能够救治这种弊病的，只有贤能的监司可以依靠。你难道能不急于除去这些蛀虫，像马亮使百姓免于冤屈那样吗？”又说：“今天子圣明，凡是各类官职中才能超过职位、政绩优于职守的人，尚且不吝惜提拔，何况监司职任重大，更是皇上特别注意、用来奖赏劝勉的职位。如果有所建树，那么股肱之臣的职位就可以不按通常次序而得到。” 你难道能不使自己的政绩丰盛、声誉显著，像吕居简那样屡次升迁官秩吗？”郭公为人宽厚平和、端正稳重，在内台担任都御史一次、监察御史两次，喜怒从未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可以说有君子长者的风范。所以听到这些话后，他欣然答应说：“我虽然没有德行，难道敢不接受您的命令，以古人自我期许吗？”又说：“如果我在官政上有所过失而自己不知道，还请您从远方送来教诲之言，来纠正我的不足。”士大夫认为郭公既然接受了这些话，又希望听到他进取的成就，大概是没有尽头的。于是共同作诗赠送给他。我与郭君有同年之谊，特意记下这些话，以申明作诗者的心意。《复朴藁序》这部文集收录各种体裁的文章，题名为《复朴藁》，是蜀府长史、泰和人刘仲珩先生所作。我出使蜀地时，得以看到它，已经有若干卷。后来过了几年，先生的儿子刘蘩在京师见我，说文集又增加到若干卷，并请我为它作序。我想，上古时代，风气浑厚，人们崇尚质朴，当时还没有文章；他们所奉行的道，只是质朴而已。自从皇帝、王、霸相继兴起以后，论述阴阳的有《易》，记载言语和事迹的有《书》，吟咏性情的有《诗》，评判天下是非的有《春秋》，施行恭敬、宣扬和谐的有《礼》和《乐》。六经既已写成，文章也显明了，但其中所记载的无非是民生日用和人伦常道，仍然同样质朴。先秦两汉距离上古还不远，文章虽然不足以和六经相比，但气势仍然浑厚，还保留着古代的遗风。到了晋代以后，世俗日益浇薄，人们只致力于骈偶文辞，古朴的意趣荡然无存。唐朝享有天下三百年，能够急切振兴这种文章、挽救历代积弊的，只有韩子一人。他的文章虽足以振兴古道，难道又能遏止五代的衰败，使文风不转而承袭六朝的谬误吗？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欧阳子才出现，于是韩氏的学说受到尊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几位先生相继著述，于是六经之道才得以彰明。从此，天下写文章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宗旨。自宋代直到今天，作者固然很多，但能够追踪古人脚步的，几乎没有几人，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古代文章之所以高于今天，是因为古代的道高于今天，文章也随之而高。一定要先遵循古道，然后才能写好文章，这就是韩子所说的“学习古道，就能兼通古人的文辞”。先生是笃实的君子，年轻时就因精通经学而被举为儒学之师，历任官职直到藩国首臣。他内心所存、对外所施的，无不是古道，所以发而为文章，文辞华美而内容充实，变化多姿而归于正道，文辞浩瀚而根本深沉，渐渐接近古代作者，难道不是继承了古代的质朴吗？后世诵读这部文稿的人，应当知道先生能够以亲身实践古道作为文章的根本，并不只是文辞高妙而已。送山东参政洪公赴任序 正统三年冬十二月，皇上采纳少师、泰和杨公的推荐，提拔刑部员外郎洪君本立为山东布政司参政。我们这些人因为少师的推荐，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洪君得到提拔，也恰好适合这个职位。即使没有什么请求，仍然应当说几句话来表达我们的欣喜。何况与洪君有同僚情谊的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要求得很殷切，我难道能不说吗？大臣为国办事，没有比推荐贤才更忠诚的；众僚谨守职分，没有比得到推荐更荣耀的。然而，在上位者能够了解人才很难，在下位者被别人了解也很难。外表刚强的人，有的内心却柔弱；面容仁厚的人，有的行为却暴烈；不善于逢迎的人，有的廉洁宁静的德行却很优长。这就是了解人才之所以困难。有人任凭爱憎行事，于是是非不明；毁谤和赞誉出自不同人的口中，于是黑白混乱。他们不是把正直而有操守的人当作狂妄，就是把邪曲而无德的人当作恭谨。这就是被别人了解之所以也困难。若不是在上位者平素明察而了解他并推荐他，在下位者确实有值得推荐的事实并接受推荐，又怎么能避免人们的非议呢？洪君是广东高州人，由进士出身，掌管刑罚十多年，详慎严密而不苛刻，简约持重而有文采，熟悉吏治而不改变儒者本色，廉洁自守而从未有过傲视别人的意思。过去有人已经把他的才能推荐给朝廷，诏令特意留用他以等待任用，那么他的贤能并非没有事实根据。他被少师了解，也不能说不是由来已久，所以这次推荐，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谁不认为合宜。唉！假使世上推荐人才的人都像少师这样能够选得洪君，那么天下公论难道会有不满意的吗？百官各司，难道会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吗？这就是我们深感欣喜的原因。虽然如此，参政的职位不是副郎所能相比的，您此去任职，还要更加谨慎。只要不懈怠于最初的志向，少师的明察就会更加显著，而您的越级升迁，也将有进一步的依据。我们的欣喜，难道会有尽头吗？

译送彭教谕赴四会诗序 避开悔恨和忧患的境地，走上亨通美善的道路，本来是人情所快意的事。然而这两者从来没有不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观察《易经》中的否卦和泰卦，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叫作否，否是君子遭遇悔恨忧患的象征；积累到上九，阴气衰退而阳德振兴，于是又有倾覆否道的喜悦。因此，否到了极点，就是泰的征兆。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叫作泰，泰是君子亨通美善的象征；积累到上六，阳气微弱而阴气逐渐张大，于是有城墙倾覆、城土回落壕隍的忧患。因此，泰到了极点，就是否的征兆。否泰相互往来，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只是君子处在泰运时，常常存有艰难守正之心；遭遇否运时，能够不忘“苞桑”之戒，所以能够长久处于泰而不至于陷入否。我对于彭璧毓高离开垣曲、前往四会，难道能不以处泰远否的道理来期望他吗？垣曲在太行山以西，风俗鄙陋而懂得求学的人很少。从我们安福人的眼光看那里，简直像是遥远的异域。毓高原任天台训导，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城，却受到有关部门压抑，调任那里任训导，与亲友多年没有音信往来。如今因为任期届满，升任四会教谕。四会是广东富饶的县邑，诵读诗书以求取科第的人前后相接，士人的风气振兴起来，大概不比我们家乡差。四会距离我们的家乡又近，毓高前往那里，既可以顺道拜见父母，见到宗族和故旧，又可以每天同弟子们畅游于道德文章之中，可以说是离开否运而趋近泰运了。他难道可以不知道处泰远否的道理吗？毓高是今任广东佥宪毓敬的弟弟。佥宪平日看待富贵利诱，淡泊得像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外物，所以从艰险中脱身而登上显贵要职，从未因处于泰运或否运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大概是明白这个道理而处之不惑了。毓高曾经跟随他的兄长学习《易》，如今又在他兄长所管辖的部下任职，只要谨慎行事，不忘兄长平日的教诲，那么对于处泰远否，还有什么困难呢？我在他出发时已经告诫过他，又为他的送行诗作序来重申这些话。涟川李氏族谱序 涟川有李氏，从大观开始。大观的先祖是庐陵朋川人。六世祖公溥起初迁居安福荆山。到了大观，又迁到涟川。他曾经编纂荆山、朋川的族谱。传到他的曾孙、刑科给事中李原缙，仍然深切怀念桑梓，因为我是他祖先的同乡，便请我为族谱作序。李氏在我们家乡的族人很多，但家声没有比朋川李氏更振盛的。我曾听年长的祖父辈说，他们家在宋元时期，不仅科举功名和仕宦事业极为兴盛，那些经学明达、德行高尚的人还写成文章，往往与百家之书一同流传于世。因此子弟大多喜爱学习，乡里早晚弦歌诵读之声不断，头戴章甫、身穿缝掖之服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俨然是江右的望族。如今虽然稍有衰落，其他家族仍有羡慕他们的地方。考察他们创立家族的起点，实在只是源自大观的十五世祖、三经处士元膺一人。元膺是西平王之子、陇西公李宪的玄孙。西平王的武功忠烈，本来足以庇荫并启迪后人；处士又能首先勤修儒业来承继它，子孙独自兴盛也是应该的。大观迁到涟川以后，也曾以儒业教育后代，所以没有过几代，给事中和他的从父卫经历学初就都由儒科入仕。他们这个旧家族的遗风仍然存在。他们确实没有辱没朋川李氏的后代。假使他们的后人能够继承这种传统而不懈怠，充分发扬它并使其余绪得到发展，那么涟川衣冠文物的盛况，怎么知道不会成为湖南的朋川呢？这正说明儒道足以使一个家族兴大。它好比深渊泉源的水，流得越远，来源就越丰沛，恩泽也越广，不像池塘积水和道路上的积水那样忽然充盈又忽然枯竭。虽然如此，也在于前代创业者能够疏浚源头，后代继承者能够疏通水流，然后才能达到盛大。我看李氏前代疏浚源头已经很深了，特意为他们的族谱作序，以期望将来的人能够把水流通向无尽的远方。《两溪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十 （明）刘球撰 序 送河南按察使包侯复任诗序 河南接连遭受水灾、旱灾和蝗蝝之灾，百姓艰难度日，饥荒的情形得以隐约上达朝廷。即使是其中体弱无力的人，也不至于陷入无处申诉的困境。朝廷救荒赈济贫乏的仁爱恩德，能够下达到百姓；而那些横暴狡诈之徒，也不能造成阻塞政令的祸患。这样看来，按察使包侯在其中并非没有功劳。因此他因为考核成绩优异而复任，写诗赠送给他的人，都赞美他能够推行宪政，使百姓安康，有益于国家，并且比世上的一般人贤能。我却认为包侯的为人，可以追踪古代贤人，不只是胜过当今世人而已。我曾从修撰邵君宏誉那里听到他一两件善行，因而知道确实如此。邵君说：“包侯任御史时，有一位同僚杨御史，是蜀人，曾出使云南，因为家属不在京城，便托人带来数十两白金，委托包侯收藏，等他回来取用。后来杨御史死在路上，他的家人不知道寄金的事情，包侯于是设法把金子归还给他们，遇到他同乡中在京师做官的人，就把此事告诉他们，最终把金子归还给了他的家人。”包侯镇守辽东时，他的同乡胡文善任验封郎中，封好一封信放在包侯的箱笥中，告诉包侯的家人等包侯回来再打开。没过几天，胡文善便投井自尽了。包侯回来后打开信，信中全是托付他照料家人的话。他拿着信哭着到胡家去，却发现妻子儿女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一个刚满十岁的女儿，于是便把她带回家，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教育。等她到了及笄之年，为她选择女婿，找到良家子弟后，便置办嫁妆，割出庄田把她嫁了出去。唉！范文正公归还亡友的金钱，吴文肃公嫁故人的女儿，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些事看作义举；像包侯所做的，大概不比这两位贤人差。我的所以说他不只是胜过当今世人而已，就是这个缘故。然而，这两位贤人以公正地对待天下为心，难道只在一件事上行义吗？他们作为臣子时，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身；作为下民时，只知道有百姓而不知道有家庭。所以范氏说：“处在江湖的偏远地方，就忧虑君主；居于朝廷之上，就忧虑百姓。”正是说的这种情形，又到哪里会不是义举呢？因此他们能使功业在当朝显赫，使声名在后世弘大。包侯如果能扩充这种心志，以忠心效力于国家，竭力为百姓服务，又何必担心达不到古代贤人的境界呢？因此为这首诗作序，表达祝愿和期望。包侯是浙江金华人，名叫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