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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两溪文集》　别集类第五　【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两溪文集》二十四卷，明代刘球撰。刘球字求乐，改字廷振，安福人，永乐辛丑年进士，授任礼部主事。因杨士奇推荐，入侍经筵，改任侍讲。后来触犯王振，被下诏狱，为王振的党羽马顺所杀。景泰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号忠愍。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文集全是他所作的杂文。刘球死后二十八年，他的儿子、广东布政司参政刘钺编成此集。彭时、刘定之都为它作了序。当王振势力最盛时，侯伯公卿都惶恐不安地趋附其势，唯恐落后；刘球却以一个文弱的词臣身份，凭借大义与他抗争，直到被惨烈肢解而死，始终屹立不屈。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刘球遇害以后，仍在马顺家作祟。这正说明他的刚毅之气贯通生死，无法磨灭。如今看他的文章，却大多和平温雅，和他的为人很不相像。他大概是以义理为勇，而不是任凭气质性情行事吧？然而细读他的文辞，大都光明磊落，没有依附逢迎、卑污苟且的姿态，正是所谓君子之文。即使只是残章断简，也应当珍视，何况全集完整保存，更应赶快采录，以此激励名教。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两溪文集》原序 自古以来学习圣贤之学的人，先重道德，后重文辞。文辞是技艺，道德才是根本。把根本做得厚实，再用技艺记述下来，必定能够辅助世道、彰明教化，这样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根本不足却专门讲究言辞，言辞即使工巧，也不是最高的文章。那些没有实际道德修养却勉强作文的人，私下以绮丽为能事，把艰涩怪僻当作古雅，只求取悦人的耳目，却没有一句接近正道的话。这不但无补于世，反而有害，哪里足以称为文章呢？由此看来，文章能否流传，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我安成赠翰林学士、谥忠愍的刘公，名球，字求乐，世代都是簪缨望族。他从小努力学习，广泛通晓群书，存心立身行事，总是遵循正道。凭《春秋》经学中举，永乐辛丑年中进士，授仪曹主事。他做官廉洁勤勉，积累学问从不懈怠，于是承蒙推荐入侍英宗皇帝经筵，参与修撰《宣宗实录》。书成后，升任翰林侍讲。他在翰林院，虽然以文章学问为职，但忠君爱国、怜悯百姓、忧虑世事的志向尤其深切。他曾经陈述十件事情，切直规劝时政，触犯权奸，被投入狱中，最终因直言和刚强气节而死，至死不屈。天下听说后，都为之振奋。不几年，他所说的话更加得到验证，事情也更加彰显。听说朝廷嘉奖他的忠诚，于是有了追赠谥号、建祠祭祀的典礼。这就是刘公一生始终的大概情形。考察刘公一生，他大概是把志向放在道德上吧？至于修饰文辞，他也苦心竭力，希望能和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并列，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不倾注诚意。看他应对世务的文章，有典据、有法则，纯正无杂，完全出自正道，都足以扶持世道人心、尊重名教，说不是有德之人的言论可以吗？和古人相比，他难道会逊色很多吗？刘公死后二十八年，他的儿子广东参政刘钺、浙江副使刘釪，共同分类汇集刘公的文章，刻板印刷以便流传。我在当时的官位和资历都在刘公之后，鄙陋的言辞哪里足以使刘公增重？然而刘公又何必等待我的言辞才显得尊贵？只是刘公的文章步趋圣贤之道，以道德的实际为根本，严整雅洁，没有一句浮华怪诞的话。像这样的文章，自然足以在世上取得重视。何况他死于忠诚进谏，精神耿耿长存于天地之间，凌驾山岳，光照日月，随着寒暑运行而无穷无尽。他用来增重这部文集的地方，正在这里。人们将把它看作商代的敦、周代的鼎一样珍藏，即使没有我的序言，也必定会流传于世。鲁国穆叔评论死而不朽，先说立德，其次说立言。唉，刘公的不朽，大概就在这里了。何况还有两个贤肖的儿子，更能振作奋发，使功名在刘公之后继续显扬呢？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屡次升迁到今天，职务和名位正在不断进步，都是家学的光荣。因他们请求我作序，我无法推辞，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希望读者能够有所考见。成化六年，岁次庚寅，夏五月朔日，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国史总裁里生彭时作序。“两溪”是已故翰林学士、谥忠愍刘公在世时自取的号。刘公的先世居住在安成茨溪，后来迁到本县葛溪；他自号不忘祖先，这是孝的表现。正统初年，我开始在翰林院任职，刘公经杨文贞公推荐，从春官属员中来参与经筵和史馆事务。《宣宗实录》修成后，改任侍讲。当时在翰林院中，以文章著名的人以吉安郡最多，刘公也在其中，文章声韵铿锵，如金声玉振、鲸鸣鳌应，光耀前人，超越后世，受到几位元老名家的推重。然而刘公的文章并不只是文章，因为它是有根本的。刘公文章的根本是什么？刘公家世代学习《春秋》，凭此考取高科，登上显达官位，前后相继。《春秋》阐明治理天下的大法，凛然森严，如冰霜凝结、华山高峙。刘公对于这门学问尤其深造。文章不以经学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章。刘公的文章以经学为根本，而且还有源流。经学的根本又是什么？我曾是刘公的同僚和长官，而刘公的嫡长子刘仗德如今任广东参政，和我同榜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我与刘公父子相交，听说刘公的议论正大，动辄以古代圣贤为归依，以子孝臣忠为荣耀，这就是他的本心。以本心学习经学，以经学形成文章，他的根本深厚了。阅读《两溪文集》的人，应当从这一点来探求刘公。文集共有若干卷，文章非常丰富。然而刘蕡文集中的制科策问，胡铨文集中的反对议和策问，和这部文集中的《雷震章》，正如蚌中孕育的明珠、犀角尖端直通天际。责怪他们的人，或许正在这些文章；真正了解他们的人，也正在这些文章。有眼力的人首先应当看这里。或者刘公最终正因为这篇文章，得到后世的知晓和怜惜，刘蕡、胡铨大概都不能和他相比。天顺年间英宗重新登上帝位，刘公的嫡长子以及小儿子浙江宪副刘仗和都迅速并进，这可以看出当年责罚刘公并非英宗皇帝的本意，他最终还是知道刘公的忠诚。刘公字求乐，别字廷振，如今在郡里的忠节祠中受祭祀。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经筵官、国史副总裁、知制诰、永新刘定之作序。钦定《四库全书》《两溪文集》卷一 明　刘球撰 讲章

译《尚书》帝舜说：“啊！四岳，有谁能够掌管我的三礼？众人都说：‘伯夷。’帝舜说：“好。伯夷啊，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恭敬谨慎，正直无私，清廉纯洁。” 这是《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即位后任命官员掌管礼制的事情。“咨”是询问，“四岳”是官名。“三礼”是祭祀天神、享祀人鬼、祭祀地神这三类礼仪。帝舜询问四岳：“如今群臣中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众人都说：“伯夷。”四岳和在朝群臣都说伯夷这个人可以掌管三礼。帝舜说：“好。伯夷啊，你担任秩宗。”这里“俞”是应答之词；秩宗就是掌管三礼的官职。帝舜说众人所推荐的就是伯夷，于是任命他担任秩宗。又告诫伯夷说：“早晚都要恭敬谨慎，正直无私，清廉纯洁。”早晚是从早到晚，寅是敬畏，直是内心没有私曲，清是洁净而不被物欲污染。帝舜说：“感通神明只在于存心；内心如果不知道敬畏，稍有一点私曲，便会被物欲污染，怎么能够感通神明呢？”伯夷应当从早到晚始终存有敬畏之心，端正无私，这样内心自然清洁，不容物欲污染；这样才可以感通神明。臣听说，帝王掌管天地百神，所以朝廷的礼仪以祭祀最为重要，但必须设置专门的官员掌管这件事，这就是所谓秩宗。帝舜询问四岳而任用伯夷，可以说考虑得很周详了。他在告诫伯夷时，又反复强调敬畏，希望伯夷平日持守敬意、存养内心，然后才能感通神明。帝舜在位五十年，到郊外祭祀时天神降临，到宗庙祭祀时人鬼来享，固然是因为他的大德足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也必定有伯夷辅佐而成全的作用。

译《尚书》说：“上天不偏爱亲近谁，能够恭敬的人，上天就亲近谁。” 又说：“鬼神并不固定享用谁的祭祀，只享用能够诚心祭祀的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敬请圣明留意。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要精审，要专一，真正把握住其中之道。没有考据的言论不要听信，没有经过询问众人的谋划不要采用。这是《大禹谟》篇，史臣记载帝舜将把帝位传给禹，先把治理天下的道理告诉他。这几句话是帝王治道源头中最切要的言论。什么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里的“心”是从人的知觉上说的：发于私欲的就是人心，发于天理的就是道心。比如眼睛想看美色，耳朵想听美声，口中想吃美味，身体想获得闲散自在，这些都是从人欲上发出的。这种心容易偏私而难以公正，所以危险而不安，这就是“人心惟危”。如果遇到美色，按道理不应当看便不看；遇到声音，按道理不应当听便不听；遇到滋味，按道理不应当吃便不吃；身体在正事上应当作为时，也不肯闲散懈怠，这些都是从天理上发出的。这种心难以明察而容易昏昧，所以微妙而难以看见，这就是“道心惟微”。什么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说，对于人心、道心两者，要明白审察，知道哪个是人心，哪个是道心，这就是“惟精”。审察清楚以后，就把道心始终作为主宰，让人心听从道心的支配，不妄想、不妄为，这就是“惟一”。这样一来，无论动静、一言一行，处理天下事务都合乎道理，自然不会过分，也不会不及，这就是“允执厥中”。舜把这个道理告诉禹，让他存养这种心，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他又担心禹在听取言论、处理事务时有不恰当之处，不免出现过分或不及，所以又向他说明听言、处事的道理。什么叫“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舜的意思是，治理天下，古代圣人都有成法；人的言语必须能够考察古人旧法，才可以听取。如果只是出于一个人的私见，没有任何考据，就不能轻易听信，这就是“无稽之言勿听”。又说，君主所要实行的事情必须符合天下人的心意；人的谋划出自众人的公心，才可以采用。如果只是出于一人的见识，没有询问众人的意见，就不能轻易采用，这就是“弗询之谋勿庸”。精审地考察，专一地守持，那么内心所存都合乎道理；不轻易听信言论，不轻易采用谋划，那么对外所实行的也都合乎道理。从内到外都没有差错，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呢？这就是帝舜告诫禹的深意。臣谨按，“允执厥中”这句话，尧用来命令舜，舜也用来命令禹，又把这三句话加以说明。虽然禹所说的比尧更多，但其道理不超出一个“中”字。后来成汤努力彰明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说：“君王建立那至高的准则。”这里的“极”就是这个“中”。唐、虞、三代盛世，天下国家长久安定，都是由于君主存心行事合乎中道。后世君主存心行事不遵循中道，所以功效比不上上古盛世。做君主的，如果确实能够讲习学问以求得“中”的道理，努力实行以求得“中”的实际，那么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的治理就可以恢复。敬请皇上留意。荆州所贡有羽毛、齿革，金有三种，杶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和丹砂；只有箘、簵、楛三种物品，由三个邦国送来；还要包裹菁茅装入匣中，竹筐装载玄色、浅红色的币帛、玑珠和组绶；九江进纳锡制的大龟。这是《尚书·禹贡》篇记载荆州所贡的地方物产。“贡”是下级把物品贡献给上级。当时禹接受舜的命令，平定水土成功，于是命九州各自拿本地物产来进贡。荆州就是今天湖广一带，所贡物品最多。“厥贡”是说荆州应当进贡的物品。哪些是荆州应当进贡的呢？羽毛和齿革：羽是鸟的羽毛，毛是兽毛，可以制作旌旗旄饰；齿是象牙，革是犀牛、犀兕的皮，可以制作车辆和铠甲。“惟金三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可以制作器物；杶干是杶木，可以制作弓干；栝和柏都是木材，可以用来建造屋宇；砥、砺都是磨石；砮是制作箭镞的石头；丹是丹砂，可以入药。这些都是应当进贡的。只有箘、簵、楛三种物品，由三个邦国送来。箘、簵是坚硬的竹子，楛是笔直的木材，都可以制作箭，荆州一带都有，所以特别命三个邦国送来。那些特别有名贵价值的物品，则包裹菁茅，装入匣中。包是包裹，匦是匣子，菁茅是苞山所产的三脊茅，祭祀时用它来缩酒，因为特别珍重，所以包裹后装在匣中。玄纁、玑、组等物则装入竹筐；篚是竹筐，玄纁是绛色的币帛，玑是珠类，组是绶带之类，因为珍重，所以用竹筐盛装。这些也是荆州应当进贡的物品。“九江纳锡大龟”，九江就是今天的洞庭湖；大龟是国家用来守护的龟，身长一尺二寸，不是通常能够得到的。如果偶然在九江得到，就让它进纳给上级，以区别于通常的贡物。臣谨按，《禹贡》记载九州进贡的地方物产，都出自当地山川气候所适宜产生的东西，并不是到远方搜取珍奇之物；都切合国家服用、食用和器械方面的需要，并不是供个人玩赏享用。因此百姓每年供给也不会不足，国家每天使用也总有余。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有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心，有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意愿，所以成就了有虞之治，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后来周成王时，西域进贡獒犬，周公作《旅獒》向成王陈说，认为英明的君王不以异物为贵，不轻视实用之物；犬马如果不是当地所适宜的物种，就不蓄养，珍禽奇兽也不蓄养在国中。周公辅佐成王，制定周礼以开创太平，建立九贡之法，用来供给各邦国的需要，也只是取足于国家而不损害百姓，都有《禹贡》的遗意，因此周成王时的治理可以和有虞之治相媲美。到了周朝衰微之时，齐桓公仗义尊王，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楚国于是服罪，率领诸侯修治职贡；诸侯的官员接受地方物产，周王室因此得以维持，也使周代制度得到尊重，虽然历时很久，仍足以维系国家。贡赋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但必须按照常规征取，使用时有所节制，然后才能使国家长久受益。敬请圣明留意。王于是作书告诫说：“因为我作为天子，要使四方得到端正治理；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似，所以因此不轻易发言。我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梦见上帝赐给我一位贤能的辅弼，让他代替我发表言论。于是详细察看梦中人的形象，让人按照形象到天下各处寻访。傅说在傅岩郊野筑居，他的形象最为相似。”

译这是《商书·说命上》篇，史臣记载高宗得到傅说的事情。傅说是有德行的人，高宗得到他后任命为相。史臣推究事情的起因，说“王庸作书以诰”。“王”就是指高宗，“庸”解释为“用”，“作书”是高宗作告诫群臣的文书。高宗因为群臣劝谏他在免除丧服之后不要说话，所以作书把自己不说话的意思告诉他们。什么叫“以台正于四方”？因为“台”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似，所以不说话。“台”就是“我”，这里是表率、端正四方的意思；“类”就是相似。高宗告诫群臣说：“我继承帝位成为天子，要给四方诸侯和百姓作表率。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像前代圣明之人，因此不敢轻易发言，怕言语不合道理而耽误天下大事。”什么叫“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恭”是恭敬，“默”是深沉静默，“思”是思考，“道”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帝”是上帝，“赉”是赐给，“予”就是“我”。高宗又说：“我虽然不说话，但内心始终恭敬沉静，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这份诚意感动了上帝，所以在梦中看见上帝把一位贤良的辅弼之臣赐给我，使这个人代替我发表言论，宣扬政教。”什么叫“于是详细察看他的形象，让人按照形象到天下各处寻访”？“说在傅岩的郊野筑居，只有他的形象相似”。“审”解释为详细察看，“象”是把梦中人的形象绘画下来。“说”就是傅说，傅岩是傅说居住的地方，“肖”就是相似。高宗因为梦见上帝赐给自己一位贤良的辅弼，于是详细察看梦中人的形象，绘画出来，让人带着画像遍寻天下；只有傅说筑居在傅岩郊野，他的形象与梦中人相似，高宗因此找到了他。臣认为，高宗得到傅说，实在是由于他恭敬沉默、思考治道的一念诚心，与上天没有间隔，所以精神相互感通，形之于梦寐，使傅说从岩穴中来到朝廷。高宗又尊重他，甚至把政事专门交给他，因此能够在商朝衰微之后重新成就成汤的事业。后来周文王兴建周朝，也常常思求贤才，因占卜出猎来到渭水，遇见吕望，就载他回去，尊奉为太师。文王信任吕望，像高宗任用傅说一样，于是成就了振兴周朝的功业。自古以来圣王能够得到贤能辅佐以成就治理，大都先是自身具有招致贤才的诚意，然后才能充分任用贤才，所以功业才会如此盛大。从前汉代儒者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其中说：“一定先有圣明智慧的君主，然后才有贤良明达的臣子。”又说：“君主勤于求贤，得到人才后就安逸。”这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敬请皇上把高宗、文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信任任用仁德贤能之人，以使至善的治理兴盛，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就非常幸运了。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天下，贤臣没有君主也不能享受俸禄。你一定能够帮助我继承先王的事业，使百姓永远安定并得到喜悦。”傅说拜了两拜，叩头说：“我敢于回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 这是《商书·说命下》篇，记载高宗命令傅说以及傅说回答高宗的话。什么叫“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享禄”？古人称君主为“后”；贤是贤能的臣子；“乂”解释为治理；“食”是享受俸禄。高宗告诉傅说，君主应当和贤臣共同治理天下，共同享受上天给予的俸禄。然而君臣相遇非常困难。有圣明智慧的君主，如果遇不到辅佐治理的贤臣，虽然拥有天子的地位，也不能与贤臣共同治理；有贤良的臣子，如果遇不到能够养贤的君主，虽然有上天给予的俸禄，也不能与君主共同享有。所以说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享禄。又说“你一定能够帮助我继承先王的事业，使百姓永远安定”。“你”指傅说，“克”是希望他一定能够做到，“绍”是继承，“乃辟”是高宗自称，“先王”指成汤，“永绥民”是使百姓永远安定。高宗既告诉傅说君臣相遇困难，又说傅说一定能够匡正辅佐自己，继承成汤的美德，使天下百姓永远安定，使自己的德行也像成汤那样大力彰明，使自己的治理也像成汤那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这是对傅说的责望，所以说“你一定能够帮助我继承先王的事业，使百姓永远安定”。傅说听到高宗的命令，立即下拜叩头，以示敬意接受命令，并说：“我敢于回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敢”是自信的意思，“对”是以自己的行动回应，“扬”是向众人宣扬，“休命”就是高宗命令傅说的话。傅说因为高宗说他一定能够辅佐成就高宗的德业、继承成汤，于是自信地认为，天子有这样美好的命令，自己当然应当以实际行动回应，以成全它的美善；又应当向众人传播宣扬，以彰显它的善意，其中有自我担当的意思。所以说“我敢于回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臣认为，君臣像高宗与傅说这样相遇，难道不确实十分困难吗？商代先王没有比成汤更圣明的，商代先臣没有比伊尹更贤良的。成汤和伊尹本来就很难遇到，而傅说曾经告诫高宗说：“要与先王的成德相合，以先王的成法为鉴。”这是希望高宗以成汤的德行作为目标。高宗也命令傅说说：“不要让阿衡独自专有商国的美名。”这是希望傅说以伊尹的功业作为目标。到了这里，高宗对傅说说“你一定能够帮助我继承先王的事业”，就是希望傅说辅佐自己成为成汤那样的君主。傅说回答“我敢于回应并宣扬美好的命令”，也是自我担当，认为自己能够成为高宗的伊尹。后来高宗成为商代的贤明君主，傅说成为商代的贤能辅佐，果然无愧于成汤和伊尹，这难道不是他们君臣平日相互期望、相互勉励的结果吗？总的来说，《说命》三篇都是高宗向傅说求取治道的言论，以及傅说向高宗进献教诲的意思；直到本篇结束，仍然反复以治道相互期望。这些内容无非是圣人学问的根本、治国之道的来源，确实是帝王应当讲习的。敬请皇上留意这部书，以扩大圣学，提升治理法度，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三种德行：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刚克，第三叫柔克。处于平安和谐的状态，就用正直；处于强横不顺的状态，就用刚克；处于柔和顺从的状态，就用柔克。对于深沉退缩的，用刚克；对于高亢明爽的，用柔克。

译这是《周书·洪范》第六畴，讲君主运用三种德行，使民间习俗归于大中之道。“六”是畴的次序，位居第六。三德就是：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刚克，第三叫柔克。正直就是没有偏邪，直就是没有私曲，这是三德中的第一德。“克”解释为治理；刚克就是用刚健的道理治理，这是三德中的第二德；柔克就是用柔顺的道理治理，这是三德中的第三德。说正直、说刚克、说柔克，是说明君主治理天下，在施威、施福、给予、剥夺、抑制、褒扬、进用、退处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用法。这三句总说三德的名称。下面“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是详细说明三德的运用。什么叫“平康正直”？平康是平安无事的意思。君主处在平安无事的时代，就用正直之道治理，不必强行矫正扰动，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也就是“平康正直”。什么叫“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强是强横，弗友是不顺从。君主处在强横不顺的时代，就用刚健的道理治理，也就是用刚来克制刚，必须去除民俗中的暴烈，使其归于中道。燮是柔和，友是顺从。君主处在柔和顺从的时代，就用柔顺的道理治理，也就是用柔来克制柔，必须去除民俗中的懦弱，使其归于中道。这就是“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什么叫“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沉潜是深沉退缩、达不到中道的人。对于深沉退缩、达不到中道的人，君主就用刚健的道理治理，也就是用刚克制柔，必须去除其气质禀赋中的不足，使其达到中道。高明是高亢明爽、超过中道的人。对于高亢明爽、超过中道的人，君主就用柔顺的道理治理，也就是用柔克制刚，必须压抑其气质禀赋中过分的地方，使其达到中道。这就是“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正直用于平康，刚克用于强弗友和沉潜，柔克用于燮友和高明，这是正直的运用有一处，刚柔的运用有四处。正直不说“克”，是因为顺着本性中的美好来治理，所以功效容易取得；刚柔说“克”，是因为要挽救气质习俗中的偏差，所以功效难以取得。圣人安抚世人、应对万物，三种德行都加以运用：用阳气舒展，用阴气收敛，把握两端，在百姓中实行中道；用来使天下民俗归于大中之道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完备了。臣谨按考察箕子的话：他在陈述《洪范》九畴、讲到皇极之后，接着讲三德。皇极是用来确立常道的，三德是用来穷尽变化的。君主治理天下，应当把三德作为皇极的运用，以适应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下文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精美饮食；臣下不得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精美饮食。”又把威、福、玉食三件事作为君主掌握的权力，用来运用三德。君主能够掌握这三者，那么给予、剥夺、抑制、褒扬的权力都出自自己，三德就能够充分发挥皇极的作用。如果把这些权力假借给臣下，权势就会下移，纲纪就会混乱，又凭什么运用三德来充分发挥皇极的作用呢？这是箕子告诫武王的话，实在是万世君主治理天下的法则。敬请皇上体察箕子的话，在中道上建立皇极，充分发挥三德的作用，总揽施威施福的权力，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只有君王的地位以德为首，小民才会把刑法作为准则施行于天下。越王显明上下之道，勤劳忧恤百姓，他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希望像有夏那样长久，又不要使有殷那样长久的国运衰替。希望君王通过爱护小民而接受上天永久的命命。” 这是《周书·召诰》篇，召公希望成王修养德行、怜恤百姓，以长久承受上天命令的话。王就是成王，“元”解释为首，“刑”是取法、效法的意思。召公的意思是说：德虽然是人人共同具有的道理，但君王地位在天下之上，他的德必须首先出于天下人之上，成为天下人的德本，小民才会取法效仿，在天下施行德行。百姓既然施行德行，君王的德就更加显明，光辉遍及四方，再也无法掩盖。所以说“只有君王的地位以德为首，小民才会把刑法作为准则施行于天下”。“越王显上下”中的“上下”指君臣，“其曰”是期望之词。召公又说：百姓虽然地位卑下，但治理天下是极大的事情，君臣之间应当同德同心，勤劳忧恤百姓，并且期望说：“我周接受上天命令成为天子，希望它像有夏四百年的国运那样长久，不要使它衰替；又像有殷六百年的国运那样长久。”兼取夏、殷两代的长久国运，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希望君王忧恤、安顿和救济那些饥寒劳苦以及鳏寡孤独、不能得到供养的小民，以这种爱护怜恤小民的心感召上天的眷顾，希望周朝接受上天长久的命令，长享福祚，使富贵永远保持。所以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大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大概是因为“以小民”就是勤劳忧恤百姓的实际内容，而“受天永命”就是长久国运的实际结果。臣认为，君主接受上天的命令，必须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得到民心，又在于修养自己的德行。德行能够惠及百姓，民心就归附于下，上天的眷顾就会在上面隆盛。因此召公趁洛邑建成、成王开始执政的时候，作这篇文书告诫他。既把诚心爱护小民作为祈求天命的根本，又把疾速敬奉德行作为使小民和悦的根本，反复希望成王施行德政以体恤百姓，依靠百姓来祈求上天，作为国家长久发展的谋虑，这是多么深远啊！成王听信并采用了这些话，在《顾命》中说：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可见他用德的心意很勤勉；在《周官》中说：用来辅佐你的君主，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可见他爱护百姓的心意很深厚。因此周朝接受上天永久的命令，不只是享有百年寿命；至于武王占卜建都洛邑时，只说国运七百年，后来却超过这个数，达到八百六十多年。召公以用德恤民来延长天命的话，最终得到了明显的验证。由此可知，君主如果想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只要尽心于施行德政、怜恤百姓这两件事，就足够了。敬请皇上体察召公告诫成王的话，考察成王已经得到验证的功效，更加崇尚自己的德行，来体恤小民，使圣明的寿命延长到万年，使国运绵延无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上天如果纯粹地辅助并赐予国命，那么商国就会充满百姓和贤才；王朝中的人没有谁不秉持德行、明察事务、忧恤百姓；即使是小臣、藩屏侯国和甸服的官员，也都争先奔走办事。凡是能够做到这些、以德为准的，就能治理好君主的事业。因此君主一旦在四方有所行动，就像占卜一样，没有不为天下所信服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这是《周书·君奭》篇。周公因为召公想要告老退休，所以作这篇文章，列举商代得到贤臣辅佐而治理成功的效果，以说明召公不可以离去。“佑”是帮助，“实”是充实，“屏”是藩屏。周公承接上章所说的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六位臣子能够辅佐君主而感通上天，于是说：上天辅助商国，所赐国命纯一不杂，于是大量产生贤才来充实国家，使国家不至空虚。在京师，从显贵百官直到王朝中任职的人，没有谁不秉持德行，明察事务，忧恤百姓；在四方，从执掌事务的小臣直到作为藩屏的侯、甸大官，没有谁不争先奔走，勤勉办事。内外大小臣子全都是贤能之人。所以说，上天纯粹辅助并赐予国命，商国就充实了百姓和王朝之人，王朝之人没有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的；小臣、藩屏侯国和甸服官员，也都争先奔走。“称”是举用，“乂厥辟”是治理君主的事情，“一人”是君主。周公又说：正因为上天纯粹辅助商国，使国家充满这样的贤才，所以君主任用人时只举用有德者，贤才进用时也只凭德行立身，因而能够治理君主的事业，不至于废弃败坏。因此君主一旦在天下有会盟、征伐之事，天下百姓便听从命令，接受号召，如同龟卜、蓍筮所得的结果一样，没有不尊重、不信服的，不敢违背。所以说，只有这些人以德为准，才能举用贤者治理君主；因此君主在四方有所行动，就像占卜一样，没有不使人信服的。周公大概是说，商代能够得到贤才而实现治理，都是大臣辅佐君主、感通上天的力量；何况成王年幼，怎么可以没有辅佐大臣呢？因此召公决不能退隐。臣认为，上天的帮助，对于君主来说没有比产生贤才来辅佐成就治理更重要的；君主得到上天的帮助，又在于大臣辅佐他，尽到感通上天的道理。因此周公反复举出商代获得上天纯粹帮助、贤才众多、教化得以实现的情况，告诉召公，劝留召公的意思深切极了。后来周公的诗说：“思念啊，众多贤士，生长在这个王国。”召公的诗也说：“众多贤士济济一堂，只有君子才可以任用。”这又可见周王室贤才众多，成就了治理和教化，足以和商代相媲美；成王任用周公、召公二人辅佐，以感通上天，使天命的帮助纯一，大概和商代的诸位君主没有不同。敬请皇上取法商、周贤圣君主，以使上天的帮助兴盛，招致众多贤才，成就治理和教化，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古代的君主能够践行忧劳恤民之道，只有有夏才真正拥有这样的治国之室。国家强盛时广泛招求贤俊，以尊奉上帝；践行并明知诚实守信地遵行九德之事，于是才敢告诫他的君主说：“臣拜手叩首。君主啊，你应当安置任事之臣、牧民之臣、执法之臣，这才是为君之道。谋划任用贤人，以大的训诫和德行来任用人，这样才是安置人才。三种官职如果这样安置，就不会有不义的百姓。” 这是《周书·立政》篇，周公告诫成王以任用贤才治理政事的道理。这一节说的是：有夏的君主能够任用贤才，而他的臣子又能够勉励他任用贤才。“迪”是践行，“吁俊”是招求贤能之士。周公因为上文说常伯、常任、准人是辅佐政务的美好职位，而君主能够忧劳恤民并谨慎选择这些人很少，所以这里说，古代的人能够践行忧劳恤民、任用这些官职的道理，只有有夏的君主做到了。有夏的君主在王室强盛之时，努力招求贤俊来尊奉上帝，可以说确实践行了这个道理。所以说“古代的君主能够践行，只有有夏才真正拥有这样的治国之室；国家强盛时广泛招求贤俊，以尊奉上帝”。“迪知”是践行并知晓，“忱恂”是真诚而守信，“九德”是皋陶《谟》中陈述的九种德行。“后”是君主；“宅”是安置、任用；“事”是主持政事的公卿，即常任；“牧”是治理百姓的长官，即常伯；“准”是执守法令的官员，即准人。“谋面”是谋划任用人的面貌形状，“训”解释为顺。周公又说，有夏的臣子践行、知晓并诚实守信地遵行九德之事，于是才敢告诫教导自己的君主；他们拜手叩首，以表达尊敬君主的心意。他们说：能够安置并任用常伯、常任、准人这三类官职，使其德行与职位相称、安处其位，这样以后才算尽到做君主的道理。如果只是根据人的面貌来谋划任用，认为这个人外表非常合乎德行，便安置职位而任用他，那么三宅之职怎么能得到贤能而好义的人呢？所以傅说知道人在九德方面的实际表现后，才敢告诫教导他的君主说：“拜手稽首，君王啊！”又说：“任用他掌管政事，任用他治理民众，任用他担任准正之官，这才是君王的职责。若只看面貌来使用大德之人，那就是任用人不当，这样三宅之职便没有合义之人了。”臣民认为，人君谋求治理天下，应当把任用贤能作为当务之急；臣下侍奉君主，应当把荐举贤能作为忠诚。因此，有夏的君主既能招致贤俊、尊奉上帝，他的臣下仍以慎重选择三宅之职来进言，君臣之间可以说都尽到了各自的职责。周公把这件事举出来告诫成王，也是希望成王任用贤能来辅佐治理。曾经据此考察，舜打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已经有许多贤能之人，益仍然告诫他任用贤能不可有二心；汤已经做到任用贤能不拘一格，仲虺仍劝他扶助贤者、辅佐有德之人，彰显忠诚、成就贤良。由此可见，唐虞三代的君臣没有不把选贤任官作为要务的，所以他们治理教化的盛况，不是后世能够赶得上的。伏望皇上体会古代圣君的心意，听从古代圣臣的言论，进用天下贤能，谋求达到和谐兴盛的治理境界，这一时代和百姓就十分幸运了。《春秋》。元年，春，周王的正月。这是《春秋》一书的开头，是用记载年月来阐明王道笔法的文字。《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出生在鲁国，因为周王室东迁，王法逐渐败坏，三纲九畴一天天沉沦败坏，于是删定国史，从隐公开始，到哀公结束，褒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迹，把一统天下之王的法则寄寓其中，无非是想保存天理、端正人心、尊奉天子而抑制霸主，对内修明政教、对外抵御夷狄，任用有德者来劝善，诛罚有罪者来惩恶，推阐二帝三王的道统，作为万世人君治理天下的大法。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春秋》是天子的事情”。为什么写作“元年”？“元”是大始的意思。它在天上就是元，在人身上就是仁。“元年”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是为了说明人君施政的根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是天的作用；‘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是地的作用。人君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刚即位的时候，就应当体会天地一元之德，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成为人民和社稷的主人，因此把第一年称作“元年”。这就是《春秋》书写“元年”的含义。

译为什么写作“春王正月”？“春”是四时的开端，万物凭借春天而生长；“王”指周朝的天子，当时天子都称为王；“正月”是周朝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的月份。在“王”字上加“春”字，是因为天时在上天那里已经确定，天子必须敬慎地承顺它，然后才能统摄天下，这表明天与人的道理合而为一。在“正月”上加“王”字，是因为历法和正朔出自天子，诸侯必须尊奉它，然后才能治理自己的国家，这表明天下的统属归于一体。这就是《春秋》书写“春王正月”的含义。臣谨按：《春秋》的法则，没有什么比阐明王道更重要，而王道的本源实际出自上天。天道顺畅以后，王道才可以施行，所以孔子在一书开头写“元年”，写“春王正月”，表明人君应当体会元德、居守正道，以奉行天道而端正王道。汉代儒者董仲舒推广它的意义，说过：“把一称为元，是察看大始而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一定从尊贵者开始，所以做人君的，要先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不专一归于正道的，邪气便没有机会夹杂其中。这样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群生和顺，万物繁殖，各种福善之物无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这是在说明《春秋》希望人君体会元德的意思。又说：考察《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在“正”中得到它；“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春，是上天所作；正，是君王所作。人君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道中寻求开端。这是在说明《春秋》希望人君居守正道的意思。做人君的，如果确实把体会元德作为职责，把居守正道作为要务，那么圣人经典的大法就可以施行于政治。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其福，岂不是幸事！伏望皇上取法《春秋》，体会元德、居守正道，以仁德养育群生，以一统之道治理万国，天下幸甚。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盟于北杏。这是鲁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开创霸业的事情。齐侯是齐桓公，宋人是宋桓公，陈人是陈宣公，蔡人是蔡哀侯，邾人是邾仪父。“防”是相会结盟，用来缔结友好关系。北杏是齐国的地方，齐国本是太公的后代，是周朝的诸侯国，在山东。周王室东迁以后，号令不能施行于天下，各国没有统一的统属。齐僖公于是产生了建立小霸的志向。春秋初年，在石门会盟、在瓦屋会盟，都是想树立党羽，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经过襄公在位的时代，诸侯仍然没有尊奉齐国。到桓公即位，得到管仲做宰相，想借尊奉周王室、讨伐山戎、安定中原这些大义作为名义，纠合诸侯，使他们都尊奉自己为盟主。所以在鲁庄公十三年春，因为宋国发生宋万作乱、国内不安，便在北杏会合诸侯来平定它，实际上是想借此作为开创霸业的谋划。于是宋、陈、蔡、邾四国的君主，一致只听从桓公的命令。桓公也放肆地站在诸侯之上，成为他们的盟主。从此以后，会盟、战争和征伐的政令，全都由齐国主导。后来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又都接续齐国的做法，交替成为盟主。追究这件事的由来，都是从北杏会盟开始的。孔子作《春秋》，意思是说先王制定的法度，礼乐、征伐都应当由天子发布，诸侯不敢擅自专断这种权力，必须接受天子的任命成为霸主，才可以专门行使征伐之权。如今桓公未曾接受周王的任命，四国究竟凭什么会盟，却私下相互推戴他为盟主，使天子的大权一旦归于齐国，这就是无视天子。因此四国君主都贬称为“人”，诛责首先作乱的人，以端正王法。然而当时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诸侯中有人能够联合各国来尊奉王室，使百姓免于披发左衽的夷狄之俗，也不能不与他合作。所以《春秋》记齐侯仍用爵位，这是同他一起诛责四国；圣人扶持王道根本的本心，其原则出于正道。赞同齐桓公，是圣人忧虑世道、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意，这件事出于权变。臣认为，在北杏会盟之前，天下只知道有天子；会盟之后，天下才知道有霸主。这难道就是会盟成为王道、霸道兴衰的关键吗？大概王道与霸道的差别非常遥远。王者的心，确实纯一而没有虚伪，所施行的一切都极其公正，就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看不出形迹，自然而然地恩泽及于万物。二帝三王用这种道理治理天下，所以功业极其伟大。霸主则崇尚夸饰欺诈，急于追求功名利禄，没有真诚之心，不能以正直之道待人，只是假借仁义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五霸用这种办法驾驭诸侯，所以功业非常卑下，王道本来就不能同霸政相提并论。霸政的兴起，实际上足以危害王道。因此《春秋》记载北杏会盟，首先责备四国拥戴霸主，圣人是想尊崇王道、抑制霸业。孟子说过：“尧舜是出于本性实行仁义的，汤武是亲身实行仁义的，五霸只是借用仁义的名义。”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又说：“霸主统治下的百姓，欢欣快乐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王者统治下的百姓，广大安宁、各得其所。”这些话都阐明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深深领会了《春秋》记载北杏会盟的意义。《春秋》以后，人君中治理国家最接近古代的，没有超过汉朝的；然而汉朝仍然夹杂霸道，不能纯粹遵行王道，所以不能恢复唐虞三代的盛治。由此看来，《春秋》反复强调尊王抑霸，实在是想为后世留下法则，以开启万世太平。伏望皇上深刻体会《春秋》的用意，坚定实行王道，抑制贬黜霸业，鄙弃五霸的行迹，恢复二帝三王的治理，天下幸甚。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会盟。

译这是鲁僖公九年齐桓公会合诸侯、申明王朝禁令的事情。诸侯是齐桓公以及鲁、宋、卫、郑、许、曹六国的君主。“盟”是向神明发誓来缔结信约。葵丘是宋国的地方，如今在河南睢州。桓公主持霸业，因为葵丘会盟结束，宰周公返回朝廷，于是与诸侯在当地会盟，向他们宣布五条禁令。第一条命令的意思是：有不孝顺父母的人，应当诛杀。立嫡长子为太子，不可以因为宠爱其他儿子而更换。妾受到宠爱但身份卑贱，不可以让她成为正妻，以免扰乱夫妇的伦理。第二条命令的意思是：贤良的人，应当尊敬礼遇；有才能的人，应当养育任用，以表彰其有德。第三条命令的意思是：百姓中年老的人，应当敬重；孤独无依的人，应当慈爱；四方来的宾客和旅人，应当优厚接待。第四条命令的意思是：士人不可让其世袭祖父的官职，恐怕他们未必都贤能；各类百官，都应当寻求贤才来任用；不可让一个人兼任多个职务，恐怕他废弛职事；选取士人一定要选得其人，不可滥行荐举；不肖的大夫有罪，应当请示天子来依法处刑，不可以擅自杀戮。第五条命令的意思是：不可任意筑堤设防、堵塞泉水、使水流冲击邻国而给邻国造成祸害。邻国遭遇灾荒，前来请求买粮以赈济饥荒，不可闭塞阻拦、不发粮食。分封建立国家和城邑，应当报告天子，不可以擅自专断这种权力。以上五条命令，都是王朝的重大禁令，是天下共同应当遵守的。桓公能够提出这些禁令来约束诸侯，辅翼拥戴王室，所以只捆缚牲畜、宣读盟书，不必杀牲取血，而众人都明白他的意志。霸主的功业，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孔子作《春秋》，之所以再次记载葵丘会盟，是为了深深赞美它。然而桓公会盟并没有立即记日，却在这里记下了日期，又因为它盛极将衰，所以谨慎地记载。臣谨按，五霸的功业中，桓公最为盛大；桓公的会盟中，葵丘会盟最为盛大。实在是因为它能够申明五条禁令，以正道率领众人，不是其他会盟能够相比的。然而在葵丘会盟以前，霸业日益更新、逐月进展；会盟以后，霸业却日益衰败、逐月衰落。这次会盟难道不是霸业盛极而衰的开端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大概霸主不能保持长久不止息的真诚，也不能守住盈满而不外溢的戒惧，只是假借仁义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所以欲望没有实现时，便勤勉用力、劳心劳神，不敢自我懈怠；欲望实现以后，便志得意满、意气骄纵，不再有所作为。这就是它前面兴盛而后面衰败的原因。圣人对于这次会盟，既赞美它的兴盛，又警戒它的衰败，是要把法则和戒惧留给后世。大概凡是想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人，都应当慎重对待结局，使结局超过开端，保全盛大的功业而不使它衰败。伏望皇上因霸功的兴盛而鉴戒它的衰败，取法《春秋》的原则而更加谨慎，始终保持这颗心，便能始终保持这种治理，天下幸甚。

译四书。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理政事并取信于民，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百姓。这一章是《论语》第一篇，孔子讲治理国家的道理。“道”字解释为“治”。千乘之国，是孔子时代诸侯的国家，土地能够出兵车千乘。孔子说，治理这样的国家，百姓也不少，做君主的必须敬慎办事并取信于民，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百姓，这样以后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什么叫敬慎办事并取信于民？“敬”是小心严谨的意思，“信”是诚实不欺的意思。人君处理事情，如果不小心严谨，必然会把事情办坏，所以遇到事情时，必须心思专一，在这件事上就像捧着圭玉、拿着盛满的东西一样，不敢有一丝懈怠苟且，务必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当，不至于误事，这就是敬。既然办事敬慎，又要取得百姓的信任。如果对百姓没有信用，百姓就会怀疑，所以发布政令时，必须端正明确、确实可靠，坚如金石、明如白昼和黑夜，不可稍有欺诈，以致朝令夕改；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始终如一，这就是信。什么叫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节”是节俭而不奢侈，“用”是用度，“爱”是慈爱，“人”是百姓。人君虽然极其富贵，却不可放纵耳目之欲，去做奢侈的事情，耗费钱粮，使民力更加困乏；必须节制用度，使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以及一切日常用品都遵从俭约，既不过分，也不至于不足，这就是节用。自己已经做到节俭，又应当爱护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怎么能不爱护他们呢？必须经常加以怜悯、抚养；凡是征收赋税、派遣差役，都务必减轻，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寒冷的人得到衣服，老年人和年幼者没有一个不得其所，这就是爱人。什么叫按照农时役使百姓？“使”是役使，“时”是农闲的时令。国家如果有营造工程，需要役使百姓时，必须想到百姓春天要耕种，夏天要除草，秋天要收获，这些时节都不要役使他们，恐怕妨碍农事；一定要等到冬月农事结束、百姓都闲暇以后再役使他们，这就是使民以时。总之，敬、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五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因为当时诸侯不能实行这些，所以说治理千乘之国，必须完全做到这五件事，国家才可以治理好。何况天子拥有万乘的尊贵地位，统治四海广大的地域，怎么能不完全实行这些道理？天子完全实行这些道理，天下就会太平，这又不是千乘之国所能相比的。这样看来，这五件事是天子、诸侯共同通行的道理，万世都不可改变。臣谨按，《论语》一书论说治理之道，从这一章开始。大概这五件事是治理国家的要领、施政的根本。人君能够完全实行这些道理，上下就会相亲，天下和国家没有不太平的；不能完全实行这些道理，上下就会离心，天下和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自古帝王中没有比尧舜更圣明的，而尧舜时代百姓都受到教化而改变，万国都安宁，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完全做到这五件事。因此天下得到大治。这五件事虽然缺一不可，但一定要以“敬”为根本。敬是一心的主宰，一心敬慎，万事就能得到治理。像尧的钦敬明察，“钦”就是敬；舜的恭敬严肃，也同样是敬。“敬”字是帝王的大德，是成就事业始终的道理。伏望皇上实行这五件事，以敬为根本，兴起尧舜的治理，天下幸甚。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患为忧患。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天下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样却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这是《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告诫齐宣王要与百姓同忧同乐的话。什么叫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乐”是欢喜的意思。比如吃得饱、穿得暖、家庭安乐、职业安定，这些都是百姓所快乐的。人君心里能够为百姓拥有这样的快乐而喜悦，不制造事情去扰害他们，使他们长久保持这种快乐，那么百姓心里自然会受到感动，也会感到喜悦。国家安宁，人君心中快活，长久享受太平之乐，这就是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什么叫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百姓也以他的忧患为忧患？“忧”是愁闷的意思。比如饥寒困苦、不能安生，这些都是百姓所忧虑的。人君心里能够为百姓有这样的忧患而忧愁，常常减轻他们的税粮，减少他们的差役，使他们不至于有这样的忧患，那么百姓心里也自然会忧念国家。国家常常担心有外敌和内患，人君心中不得安乐，于是思量竭尽忠诚、以死报国，这就是以百姓的忧患为忧患，百姓也以他的忧患为忧患。下面又说：“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天下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样却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这也是上面的意思：人君能够与百姓同乐，那么所快乐的不是自己一人的快乐，而是天下人的快乐。人君能够与百姓同忧，那么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忧患，而是天下人的忧患。这样一来，四海虽然广大，百姓虽然众多，没有谁不欢欣鼓舞、归附拥戴；亲爱人君，就像赤子亲爱父母；拱手护卫人君，就像手足保护头部和眼睛。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国家哪里会有不得安定的？所以说：“这样却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臣认为，君与民的身份虽然不同，但本体却是一致的。君主能够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百姓也会把君主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孟子之所以极力说明人君应当与百姓同忧同乐，是为了启发告诫齐王。下文又引用晏子回答景公的话，说明古代人君对于百姓，春天巡视耕作并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并帮助缺乏，反复申说君民一体的意义，实在深切。可惜齐王最终不能采用。可是考察《大学·平天下》一章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要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要厌恶，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这也是说明人君应当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的道理。这样看来，孟子这句话确实是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重要原则。伏望皇上推广实行它，以保全养育百姓，天下幸甚。所以，诚实真实，是上天的道；思求达到诚实真实，是人的道。达到至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自身不诚实而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

译这是《孟子·离娄篇》中孟子所说诚实修身足以感动人的话。“诚”是真实无伪的道理，是天和人共同具有的；只有圣人能够自然完全具备这个道理，普通人必须经过思考和努力，之后才能完全具备。因此孟子说：“诚实真实，是上天的道；思求达到诚实真实，是人的道。”什么叫“诚实真实，是上天的道”？“诚”是指圣人而言；天道是天理自然如此，天没有不真实的地方，寒就确实是寒，暑就确实是暑，都是自然如此，不需要用力。圣人的德性浑然就是天理，仁就真正是仁，义就真正是义，凡是存在于自己身上的道理，不需要思考勉强，自然没有不真实的地方，这就是天道的自然，所以说：“诚实真实，是上天的道。”什么叫“思求达到诚实真实，是人的道”？“思诚”是指还没有达到圣人的人而言；人道是人伦日用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孝敬父母、敬爱兄长，都是当然的法则。尚未成为圣人的人，在仁上还没有完全真实，就要思考并用力使自己的仁真实；在义上还没有完全真实，就要思考并用力使自己的义真实。凡是存在于我身上的道理，都想通过持守、存养和反省察验使它真实，这也是人道的当然，所以说：“思求达到诚实真实，是人的道。” 下面又说：“达到至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自身不诚实而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是进一步说明诚实修身的效验。“至”是达到极点的意思，“动”是感动人的意思。孟子认为，这个“诚”是天下共同的道理，不因物我而有隔阂；人能够把这种诚推到极致，使自己的身心没有一丝虚假，就没有不能感动的人。侍奉父母，父母就会喜悦；结交朋友，朋友就会信任；侍奉君主，君主就会任用；役使百姓，百姓就会服从；甚至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什么不能感动而没有回应的，都是由至诚而来，这就是“达到至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如果自身有不诚实之处，所说所做都出于虚伪，那么内外远近都不相信，怎么能够感动人呢？所以又说：“自身不诚实而能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臣认为，天地万物人与物的区别虽然有万般不同，但它们所依据的道理不过就是一个“诚”。这个诚在天上表现为元、亨、利、贞，赋予人就表现为仁、义、礼、智。人能够在自身完全体现这种诚，就有至诚的德性，近处足以感化万物，广大处足以与天地相配。孟子因承接上文诚实修身的意思，推论诚作为道的意义，他的说法大概本于子思的《中庸》。《中庸》从第二十章开头提出诚实修身的端绪，到第二十二章便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原文此处疑有脱文】能够尽自己的本性，尽万物的本性，以至于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列。第三十二章又说，天下至诚的人能够经纶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化育；把至诚推到极致，功效各自达到盛大，而这些功效实际上都从诚实修身开始。这样看来，诚的本体和要旨虽然极其简约，但它的功用之大，整个天下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伏望皇上留意诚实修身的学问，以成全至诚的德性，教化臣民，与天地相配，天下幸甚。郊祭和社祭的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的礼，是用来祭祀先祖的。明白郊祭、社祭的礼以及禘祭、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不就像把事情显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明白吗？这是《中庸》第十九章。子思因为孔子说祭祀的礼与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间隔，所以引用这段话来阐明中庸之道。为什么说郊祭、社祭的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郊是祭天的地方，社是祭地的地方，上帝是昊天上帝。古代天子在国都南面设置郊坛，用赤色的公牛祭祀上帝；在国都北面设置社坛，用太牢祭祀后土。这就是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意思。说到上帝，后土也包括在其中了。为什么说宗庙的礼是用来祭祀先祖的？宗庙是祖宗的庙，先就是先祖。古代天子建立七庙，用来供奉祖先的神位，平常陈设宗庙礼器，摆设祖先的衣裳，进献应时的食物来祭祀他们。这就是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先祖的意思。既然说了郊社、宗庙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祭祀先祖的，为什么又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事情显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呢？“明”是明白通达的意思。郊社之礼，就是上面所说侍奉上帝、后土的礼。禘，是天子在宗庙中举行的大祭，追祭始祖所出自的上帝，并以始祖配祭。尝，是秋祭；四时都要祭祀，这里举其中一个来表示其余。“治国”是治理本国的人民。“示”字与“顾视”的“视”相同，“掌”就是手。孔子的意思是，侍奉神明和治理百姓本来是同一个道理：能够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就知道侍奉神明的道理在于心地精纯洁白，其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和虚伪；用这样的心来整治国家，凡是政令发布，都务必合乎至公；刑罚和赏赐施行，都必须求得最恰当。这样一来，想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得到安定，就如同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手，情势非常明白而且容易。所以说，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像把事情显示在手掌上一样吗？臣认为，神明与人的区别虽然不同，但侍奉神明的礼实际根本在于这颗心的敬；治理百姓的道理也根本在于这颗心的敬。把这种敬完全用于侍奉神明，在郊坛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没有哪一次祭祀不能得到福佑。把这种敬完全用于治理百姓，施行于一国，国家就能治理；施行于天下，天下就能太平，没有到哪里不取得功效的。侍奉神明和治理百姓的道理，哪里会有间隔呢？孔子说到武王、周公的孝，因而推论他们所制定的祭祀礼制，达到治理国家如同看手掌那样明白容易。中庸之道在这里就完全体现了。然而礼书说：“只有圣人才能配享上帝，只有孝子才能配享亲人。”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圣人的德性与上帝相配，就不足以说明郊社之礼；如果没有孝子的德性可以与上天相通，也不足以说明禘尝之义。像这样，尚且敢指望治理国家能够容易吗？大概一定要圣人具备配享上帝的德性、孝子具备感通祖先的孝心，然后侍奉神明的道理才会彰明，治理国家的功效才容易达到。伏望皇上发扬圣明孝敬的德性，以阐明侍奉神明的道理，以宏大至善治理的功业，天下幸甚。仲尼“远祖效法尧舜，近守文王、武王的法度”，上则取法天时，下则顺应水土。

译这是《中庸》第三十章，子思说孔子效法帝王和天地，以成全中庸之道的话。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怎样远祖效法尧舜？“祖述”是远远地尊崇并继承他们的道。圣人的道，到尧舜时大为彰明。比如尧能够光明峻伟的德性，使九族亲睦，百姓受到教化而改变；舜具有重华之德，与帝尧相协同，谨慎地彰明五种典章，五典都能实行。这是他们成为人道极致的原因。孔子尊崇他们，例如删定《尚书》一定以《尧典》《舜典》为开端；谈论治理，就取法他们传下的执中之道。这就是远祖效法尧舜。怎样叫近守文王、武王的法度？“宪章”是近处遵守他们的法则。三王的法度，到文王、武王时最为完备。比如文王光明不息、敬慎自守，形成了盛大的谋略；武王建立天下大中至正的准则，成就了盛大的承继功业。这是他们成为王道法则最高标准的原因。孔子遵守这些法则，例如学习礼制就有遵从周礼的言论；编次《诗经》一定以《周南》的教化为根本。这就是近守文王、武王。什么叫上则取法天时？“律”是效法的意思。天时是春夏秋冬四时。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都有自然运行的规律。孔子效法它，例如赞说《易经》来阐明阴阳的奥妙；作《春秋》一定备载四时，还能做到听到迅雷、烈风就必然改变容色，以及随显明、隐晦、屈曲、伸展而适宜应对。所以说孔子是成圣而能随时处宜的，这些都是上则取法天时。什么叫下则顺应水土？“袭”是因循顺应的意思。水土指东西南北四方，高处是山岳，低处是川泽，都有一定的道理。孔子顺应它，例如编次《禹贡》、叙述职方，居住在鲁国就穿着宽大的儒服，居住在宋国就戴着章甫之冠，以至于出仕、退处、任用、舍弃，都随所处之地而安定。所谓安于所居之地而敦厚地实行仁，这些都是下则顺应水土。总的说来，尧舜的道、文武的法，都是一个中庸。孔子远祖效法并近守它们，于是帝王方面的中庸之道，也有相当部分汇合于孔子。天时的运行、水土的道理，也都是一个中庸。孔子上取法天时、下顺应水土，于是天地方面的中庸之道，也有相当部分汇合于孔子。孔子凭借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资质，又能追踪师法帝王，取法天地，完成成圣的功业，完备中庸之道，所以他的圣德更加圣明。子思作《中庸》，先后叙述帝王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天地覆盖承载和生成万物的德性；到这里，才说孔子的学问兼有帝王与天地的道理。下文又说，孔子好比天地，没有什么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好比四时交替运行，日月轮流照明，以表明中庸之道到了孔子这里能够集大成，成为天下后世的准则。孟子也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盛大。”由此看来，孔子对于中庸之道，能够贯通帝王和天地，使它们合为一体。这就是他成为万世帝王之师的原因。伏望皇上遵循孔子成圣的规范，以帝王和天地为法则，完全实行中庸之道，开启万世太平，这实在是天下臣民所依赖的。《资治通鉴》。任命汲黯为主爵都尉。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武帝任用汲黯的事情。汲黯是汉朝正直的臣子，主爵都尉是掌管列侯的官职。汲黯起初任谒者，武帝因为东越相互攻伐，派他前往察看，他没有到达就返回，说：“越人相互攻伐，不过是他们的习俗罢了，哪里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武帝又派他去察看河内郡的火灾，他回来又说：“民间失火，不值得忧虑。”臣巡视河南水旱灾害时，看到百姓有的甚至父子相食，于是诈称皇帝诏令发放粮食赈济灾民，请求伏罪。武帝认为他贤能而赦免了他，升任东海太守。他因病卧床一年多，郡中得到大治。于是召回任主爵都尉。他治理政事务求把握大体，而且喜欢直言劝谏。当时皇帝正招纳文学之士，说想要实行仁义。汲黯劝说道：“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效法唐虞的治理呢？”皇帝大怒，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愚直太厉害了！”群臣便借此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作为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顺从迎合，陷君主于不义吗？即使只顾爱惜自身，又怎么对得起辱没朝廷的事情呢？”后来严助替汲黯称病请假，皇帝问：“汲黯是什么样的人？”严助回答：“假使让汲黯任职做官，他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辅佐君主、守成持正，即使召唤他也不来，挥斥他也不离开。即使勇猛如孟贲、夏育，也不能夺走他的操守。”皇帝说：“是啊，古代有所谓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的人，接近这个标准了。”朱子在《通鉴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汲黯作为臣子能够尽忠、极力进谏，汉武帝能够容纳他的直言并称许他的贤能；可惜汉武帝不能听从他关于欲望过多的劝告，克制并除去私欲，真正实行仁义，使治理教化能够与唐虞相盛。臣认为，天理和人欲不能同时取胜，就像水火不能相容。尧舜的内心浑然都是天理，完全没有私欲，所以施行仁义内外如一，治理教化达到极盛。武帝不能使天理胜过人欲，只是徒然借用仁义的名义，却想兴起唐虞的治理，当然不能奏效。后世人君想要兴复古代的治理，必须先遏制人欲、保存天理，使内外都统一于仁义，然后才可以做到。因此先儒胡寅《读史管见》说：“汲黯关于欲望过多的言论，不只是切中武帝的弊病，凡是做人君的没有不是这样。他所谓的欲望，有的是酒，有的是女色，有的是财货利益，有的是宫室，有的是游猎，有的是犬马，有的是博弈，有的是以词章艺文、图书典籍来装作文雅，有的是抚剑怒视来装作勇武，有的是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来作为功业，有的是沉溺佛教、喜好神仙来作为高明。欲望虽然有大小之分，但都足以改变人的志向思虑，荒废治理。想要实行仁义却没有根本，不足以感动人心、端正民德。所以人君没有什么比修身更重要，修身又没有什么比减少欲望更优先。欲望如果确实不能妄行，内心就会虚明而善念容易进入，意气平和而天理胜出，行动没有不是合乎天理的，所做的事没有不善，唐虞的治理也不过如此。因此，减少欲望来修身，实在是人君的首要事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伏望皇上以尧舜没有私欲为法，以汉武帝欲望过多为戒，努力实行仁义，务必使治理教化兴盛，那么唐虞的盛治就可以在今日重新出现，实在是天下国家万万年的太平之福。下诏询问贤良文学百姓的疾苦。

译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昭帝时期询问贤良文学之士民众所感到不便的事情。贤良文学，是郡国荐举来的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如今的进士一类。所谓百姓的疾苦，是指当时政事中足以成为百姓祸患的事情。汉朝自汉武帝以来穷奢极侈，损耗国家，以至于用度不足，于是任用桑弘羊等人设置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职，把天下货物全都控制起来，同百姓争利，以充实国用，终于使百姓荒废本业，公私都陷于困顿。昭帝即位，霍光辅政，始元六年春，因为谏大夫杜延年上奏说：年成接连歉收，流亡百姓还没有全部返回，应当修明汉文帝节俭宽和的政事，以顺应天心、取悦民意。于是下诏让有关官员召集郡国荐举来的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领。他们都回答说：治理人的道理，在于抑制末业的利益而开启仁义之道。如今郡国设置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想要同天下争利，因此百姓从事农业本业的少，追逐末业的多。希望全部罢除这些官职，向百姓表示节俭，然后教化才可以兴起，风俗才可以改变。桑弘羊对此加以反驳，认为这是国家的制度，是使外国安定、边境安宁、国用充足的根本，不可以废除。贤良文学之士于是极力说明，国家兴办牟利事业，深深成为百姓的祸患；一定要向百姓显示仁义，然后才有益于百姓。桑弘羊多次反驳他们，但他们的论说更加恳切，最终不能使他们屈服。这年秋天，于是罢除酒榷官，采纳贤良文学之士的意见。大概从汉武帝末年起，天下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霍光深知当时政务的要领，所以对内减轻徭役赋税，对外与匈奴和亲。由此百姓逐渐充实，文帝、景帝的事业也稍稍得到恢复。实际上一切都由下诏询问贤良文学之士关于百姓疾苦的举措发端。因此朱子在《纲目》中特意记载这件事，以表明汉武帝兴利而危害百姓的政策，到此才开始逐渐革除。臣认为，利益虽然是人情共同想要的，但人君能够实行仁义，百姓就会受到教化，从而兴起廉洁谦让的风气；即使不去追求利益，也自然没有什么不利。假如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开启百姓争夺的端绪，那么利益还没有求得，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所以尧舜把玉璧丢弃在山中，把珍珠投入深渊；成汤不经营货利；武王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他们都不接近利益和欲望，向百姓显示不贪求，从而助长廉洁谦让的风气，成就仁义的教化。孟子告诫齐国、梁国的君主，都说：“何必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 无非都是这个意思。汉武帝不知道仁义本身就是利益，却只想把利益当作利益，于是任用桑弘羊等人设置均输法，想把天下的利益全部收取归于国家。结果使民间疲惫困顿，国家的储备也亏损。假使不是昭帝时期能够依据贤良文学之士的意见，逐渐革除它的弊端，那么汉王室的危亡，就不会等到新莽摄政之日才发生了。兴办牟利事业的臣子足以祸害国家，实在太严重了。伏望皇上以恭敬节俭作为节制用度的根本，向百姓表示以仁义为先，那么国用自然充足，民生自然顺遂，教化也可以兴起，这实在是当世和百姓的幸运。九年夏季四月，下诏给司隶刺史，命他们每年考核属下长吏的政绩优劣，上报朝廷。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汉明帝督令司隶刺史考核长吏的事情。汉代司隶校尉掌管举荐、考察京师百官以及京畿以内长吏的得失；刺史如同今天的方面官，掌管举荐、考察所属京畿以外郡县长吏的得失。长吏是郡守、县令等官员；“殿”是指官员不称职，“最”是指有治理政绩。明帝永平九年夏季四月，下诏司隶刺史每年把任墨绶长吏、任职三年以上且政绩特别优异者各举荐一人，让他们与计吏一同上京，同时对特别没有政绩者也上报。这大概是因为明帝励精图治，担心内外各部门贤能与否混杂不清、优劣无法辨别，无法据此实行赏罚以显示劝善惩恶，所以命令司隶刺史分别考核所属长吏：任职三年而能守持廉洁、办理政务勤勉敏捷、政绩特别显著者，每年举荐一人，令其与计吏一同上京，听候升迁和赏赐；其中贪污昏庸、废弛职守、怠于政事、特别没有政绩者，也要列名上报，等待贬黜惩罚。朱子特意把这件事写入《纲目》，是为了表明明帝能够严格制定考核长吏优劣的法令，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臣认为，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比考察官员政绩的优劣并据此实行赏罚更为切要的了。如果考核出优等却不加赏赐，那么善于任事的人就没有受到勉励；考核出劣等却不加惩罚，那么不善任事的人就无法受到惩戒。这样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是不可能的。因此，考核政绩、决定黜陟的制度，起源于有虞氏，到成周时最为完备。周代制度规定，冢宰在年终命令百官府分别整治政务，接受考核，听取其政绩，以报告周王决定罢免或任用；三年一次大规模考核群吏的政绩，分别加以诛罚和奖赏。明帝命令司隶刺史每年考核长吏优劣，得到了虞、周考核官员的遗意。所以永平年间的政治，成为东汉最为著称的时期。然而，考核官员的优劣，也在于任用的人是否得当。因此，有虞氏因为任命禹居百揆之位而各项政绩都兴盛，成周因为周公担任冢宰而大明黜陟之道。如今在内有吏部、都察院，在外有布政司、按察司，都是考核官员的职司。如果所任用的人才贤能，能够明确考核官员的优劣，公正地实行赏罚，那么百官各部门自然都会修治自己的职务。天下难道还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臣伏望皇上体察虞、周立法的本意，选用忠良之臣，任命他们担任考核之职，使官员优劣判别得极其明确，赏罚出于至公，那么官员就能称职，百姓就能受到恩惠，天下幸甚。冬季十月，晋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这是《通鉴纲目》记载晋武帝任用将领、谋划讨伐吴国的事情。羊祜是晋朝的贤将。当初武帝有防备吴国的意图，便任命羊祜都督荆州，镇守襄阳。羊祜安抚远近百姓，深得江汉地区民心，并同吴人建立广泛而深厚的信任关系；投降的人想离去，都听任他们。又减少巡逻士卒，开垦田地八百多顷。刚到任时，军中没有够吃一百天的粮食，后来却积蓄了足够十年使用的粮食。到西陵之战时，吴主孙皓的志气于是更加骄横，却不修明德政。羊祜便专心修明德政，以安抚吴人。每次交战，都约定日期后才开战，不采取突然袭击的计策。将帅中有想进献诡计的人，他总是用醇酒灌醉，使他们不能开口。军队行进到吴国境内，割取谷物作军粮，都计算所侵取的数量，送绢偿还。游猎时常常停留在晋国境内，所捕获的禽兽有的被吴人射伤，也都送还给吴人。吴国边境的人于是全都心悦诚服。到这时，武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羊祜于是上疏请求讨伐吴国，并借举用灭蜀的旧事为说，意思是说：江淮的险要不如剑阁；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甚于巴蜀；而晋军的力量又胜过从前。如果不趁此时统一四海，却反而屯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

译经历盛衰变化，是不可能长久的。如果调集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同时进发；荆州、楚地的军队推进到江陵；平南将军从豫州直指夏口；徐州、扬州、青州、兖州的军队一同进攻秣陵，以吴国一隅之地抵挡天下军队，军势分散、形势离析，各处防备都十分紧急，只要一处受损崩溃，上下就会震荡，即使有智谋之人，也无法替吴国谋划了。武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贾充、荀勖等人都认为不可，只有杜预、张华赞成他的计策。后来羊祜病重，入朝见帝，武帝派张华询问他的意见。羊祜说：“孙皓暴虐已经到了极点，现在可以不经交战就取胜。如果孙皓死后另立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也无法窥伺长江以南了。”武帝想让羊祜卧病在床而部署各位将领，羊祜说：“夺取吴国不一定要我亲自出征，只是平定吴国以后，才要劳烦圣上忧虑。”不久，晋朝果然大举出兵平定吴国，战胜敌人而成功，完全如同羊祜预料的那样。朱子在《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武帝任用将领得当，羊祜的谋划出于忠心，确实值得取法。臣认为，君主任用将领，贵在能够得人。将领任用得当，那么用来守卫必定坚固，用来作战必定取胜，用来进攻必定攻取，上下不受扰乱而事情能够成功。因此舜命伯禹征讨苗民，而文德得以施行；武王任用吕望讨伐纣王，于是鹰扬之威得以奋发；成王命令周公东征，于是三种罪人都被擒获；宣王命令尹吉甫北征，于是玁狁被驱逐。这些都是任用将领得人的结果。晋武帝加授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最终实现了讨伐吴国的谋划，也可以说是将领任用得当。朱子把这件事写入《纲目》，是为了说明君主任用将领，应当慎重选择人才。伏望皇上体察古代帝王任命将领的本意，选拔任用忠诚贤能的人，使他们统领六军，以防备意外，辅佐天下达到至治，幸甚。开始制定均田租庸调法。这是《通鉴纲目》记载唐高祖制定民众田产制度以及平均赋税徭役制度的事情。“均田”是平均分配田地；“租”是田租；“庸”是人身劳役；“调”是宅地钱。高祖平定天下后，首先制定均田法：成年男子每人授田一顷；重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妇、寡妻、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授田地都以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租税方面，每丁每年缴纳粟二石；调税则按当地适宜生产的绫、绢、絁、布等缴纳；庸役方面，每年服役二十日，不服役的缴纳代役钱，每日三尺；遇有事务而加役，增加十五日的，免除调税；服役三十日的，租调一并免除。水灾、旱灾、虫灾、霜灾造成灾害，损失达到十分之四以上的免除租税；损失达到十分之六以上的免除调税；损失达到十分之七以上的租调全部免除。所有百姓的资产产业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四邻为一保。城邑中的编为坊，田野中的编为村。食禄之家不得同百姓争利；工商及其他杂类人户，不列入士人编制。男女刚出生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每年编造计帐，三年编造一次户籍。这样一来，养育百姓的政务和治理百姓的制度，开始变得精细严密。所以朱子在《纲目》中详细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唐代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都已兴举。臣谨按：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作为君主，必须制定百姓的产业制度，减轻税收，减少徭役，使他们各自安居，然后百姓食物充足，礼义才可以兴起。因此夏后氏实行五十亩的贡法，殷人实行七十亩的助法，周人实行百亩的彻法，都是取十分之一，使百姓有固定产业，也有坚定的心志，从而成就和乐安宁的政治。唐代的均田租庸调法，虽然不足以同三代井田制度相比，但在经营百姓产业方面有道，在安置百姓方面有法。所以宋代儒者范祖禹说：“自从井田废弃以后，贫富不均，后世如果有能够制定百姓产业制度，使他们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的，大概只有唐代的制度可以接近了。”然而治理国家的人，只有能够减少劳役，减轻税收，致力于农业而抑制工商，崇尚节俭而去除奢侈，限制占田数量，使困穷者得到养济，让贫者能够自立、富者不得兼并，这才是使天下均平的根本。这确实是治理国家应当致力的事情，也是当今应当施行的事情。伏望皇上效法三代养育百姓的本意，体察宋儒使天下均平的主张，使土地得到合理分配，百姓安居其所，那么先王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两谿文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二 明代刘球撰 奏疏 请求停止征讨麓川的奏疏 臣听说，王者的军队不会为了发泄一时的愤怒而贸然决战，必定要考虑万全的胜算，因此才能没有败事而取得成功。如今中外大臣商议，想在云南边境增加十二万军队，等待麓川残余的贼寇思任发前来投降；如果不投降，就进攻他。臣私下认为，这样做只是想发泄愤怒，而不是谋求万全。此前大军两次逼近贼寇境地，都没有取得大的胜利而返回，大概是因为那里地处偏远，山岭纵横、溪谷交错，道路险峻阻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原士卒身披铠甲、手持兵杖，背负粮食、肩扛草料，跋涉数千里才到达那里；他们疲惫困乏不堪，饮食供应不足，不习惯当地水土，疾病接连发生，又突然遭遇敌人，所以还没有交锋，原本刚猛敢战的气势就已经消失了十分之七八。再加上将帅不和，行军用兵违反纪律，所以没有功效，实在不是因为兵力少造成的。如今即使增加兵力，那里的险远仍然如旧；如果分路进军，山地广大而援军无法接应；如果合力进攻，地势狭窄而军队无法容纳，这些都是兵法所忌讳的。况且贼寇以逸待劳，窥测形势，有利就出来抗拒王师，失利就逃入溪谷，难道不会坐等我军疲惫吗？如果只是让军队驻扎在边境等待他们投降，就更加不可行。兵器是凶器，不应轻易动用。俗话说：“军队出动以后，必定有凶年。”这是说战争会以忧愁困苦之气损伤阴阳的调和，必然导致水旱、虫灾等灾害，考虑得如此深远，何况可以轻率出兵去尝试吗？如果让十二万大军暴露在万里之外，只希望小小的贼寇投降，这是轻率动用军队去试探贼寇。兵法又说：“运输粮食到千里之外，士卒就会面有饥色。”这是说粮饷不可不预先准备。如今把云南的米运到金齿，每石米必须耗费数石的运输成本，百姓苦于运输，军队又常常缺粮；如果再增加军队，运输就更加困苦，粮食也更加缺乏，怎么能保证士卒没有饥色呢？所以臣认为，这只是想发泄愤怒，并非万全之计。《春秋》的原则是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三王的治道是不使中原百姓因荒远之地的事情而困苦。因此汉文帝放弃尉佗侵犯边境的怨恨，先帝宽免黎利叛逆之罪，大都采用这种原则，使中原安宁而四方夷族安定。臣私下认为，麓川本来是南诏蛮夷边远地区，前来归附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利益，背叛离去也不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哪里值得同它较量胜负呢？即使宏大地施行天地仁爱之心，把它置之度外，也不能算失策。若一定要惩罚它，就应当忍住一时决战的愤怒，谋求万全的防备，选用良将，辅以能干的文臣，如同赵充国屯田使叛羌投降的旧例，利用云南现有的军队，或者增加附近军队一万多人，分驻边境各地，厚给粮饷。赏赐他们农用物资，务必使军民相安，以耕种来守备；仍然同木邦、车里等夷族通好，把他们作为外援。等贼寇出没时，就加以剿灭驱逐；如果他们服罪，就依礼接纳。如果始终不悔改，那么过两三年后，粮食积蓄有余，士卒熟悉当地道路，再另行商议大举进攻。仍应下诏云南各郡县以及各土官，使他们明确知道圣上的意思：暂时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以谋划日后的行动。这样虽然不能很快取得成功，也一定不会导致失败。伏望皇上怜悯臣的愚昧，察看臣所说的话；如果确实无害于事情、有益于国家、便于百姓，那么请停止增加军队的议论，施行屯田的命令。仍敕令有关部门选将任官，各自务必做到任人得当；授予职位、发给赏赐，必须存有至公之心，不要只是照例办理而已。雷震奉天殿鸱吻，请求修省的奏疏 臣谨按《春秋》，因而知道君心所感与天心所应，如同回声应答声音、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国家的成败兴亡，没有不与此相联系的。董仲舒所说：“国家失去正道，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就再降下怪异来使其警惧。这是上天以仁爱对待君主，希望阻止祸乱。”君主遇到上天的警戒，难道能不严肃地修身反省吗？从前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中，大戊修明政事，殷道于是兴盛；野鸡在鼎上鸣叫，武丁端正德行，殷邦于是安定；旱魃肆虐，宣王修养德行，王道教化于是施行。他们都能修身反省来奉承上天，所以天灾降临，不但没有成为国家的祸害，反而成为国家的福分。昨天雷震奉天殿的鸱吻，皇上穿素服、停止上朝，下达罪责自己的诏书，发表反省自身的言论，命令群臣各自修治职务。修身反省的心意已经极其充分了，固然足以回应天心而消除灾异。臣私下认为，今天修身反省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有十项。第一，勤修圣学以端正心性德行。自古圣明贤哲的君主，行动都与上天相合，因而雨水、晴天、寒暑没有不按时顺利的。因为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求学，对于一切没有益处的事情全都屏除不做，所以私欲全部除去，天理显明，内心归于正道，上天也不会违背他们。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臣希望皇上以古代圣明贤哲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在临朝听政的闲暇和御经筵的日子里，多居宫苑，少做所谓无益的事情；应当把这些事情全都置之度外，只多次召见儒臣，讲求最高的道理，专心致力于精纯专一的功夫，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推究到底，使学问功夫达到极致，天理与人欲判然分明，那么圣心端正，天心就没有不顺从的了。第二，亲自处理政务以总揽权纲。政令由君主亲自发出，权力就不会下移。所以太祖、太宗每天早朝结束后以及傍晚午后二次朝会，必定把大臣召到顺门或便殿，亲自裁决各种政务；有事情疑难，就召掌管机要事务的大臣来商议确定，自己作出最后裁决，所以权力归于皇上。皇上登基临朝已经九年，对政务情况日益熟悉，希望遵守两位圣祖的成规，恢复亲自裁决政务的旧例，或许权纲就有所归属，政令也能归于一统。第三，分别贤能与不肖以亲近正直之士。诸葛孔明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所以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无不乐意有正人君子作为亲信，来辅助治理并增益自己的明察；只是分别他们不可不精细。如今内外臣僚不能没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希望皇上从自身观察他们，又向别人询问；确实贤能而可以亲近的，就亲近他们；

译确实不肖而应当远离的，就远离他们。这样君子会日益进用，小人会日益退去。第四，选用礼官以隆盛祭祀典礼。如今的太常，就是古代的秩宗，必须任用敬慎清正、端庄持重、明晓熟悉礼典的儒臣担任，然后才能同神明相交。因此舜任命伯夷时，伯夷还要谦让给防龙，实在是因为这个职位不容易胜任。如今太常卿和少卿长期空缺而未选任，恐怕祭祀之礼有所失当吧？应当选用儒臣担任，或许祭祀典礼就能修明。第五，严格考核以督促吏治。自三代以后，天子巡省四方的礼制废弛，而郡县官吏不敢放纵、田野百姓能够安居，是因为多次派遣绣衣采访等使者巡行郡县，考察官吏的得失，询问百姓的疾苦。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过。近年以来，大多把这个职任交给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巡按御史，但他们的考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因此官吏没有善政，百姓多失去产业。至于军卫官员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实在应当选择公正明察、廉洁能干的朝廷大臣，分赴天下巡视；从三司、郡守以下，不分文官武官，都应当加以考察。确实奸邪贪墨、罪状显著的，要据实奏报罢黜；如果有廉洁能干、仁慈宽恕、政绩超过常人的，也要详细奏报，请求特别表彰，或许百姓便有劝善惩恶，吏治也能修明振作。第六，慎重刑罚以彰明法典。古代君主不亲自处理刑狱，而全部交给司法官。尚书所说“我说判你刑，你不要妄加刑罚；我说宽赦你，你不要擅自宽赦；只求合乎中正”，大概是担心司法官迎合君主的喜怒，在刑罚上有所轻重，从而使刑罚失去中正。近来法司上报的狱案，有奉诏将重罪减轻为轻罪、将轻罪加重为重罪的；法司既不敢坚持意见上奏，至于审讯囚犯时，又多有观望，以求迎合圣意，因此不能没有冤枉。臣私下认为，一切刑狱都应依照法司拟定的罪名办理；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就重新审问以取得实情，然后治原先审问官员的罪。至于运砖、纳米赎罪等惯例，也不是古法，而且使贪婪的人可以侥幸免罪，廉洁的人反而蒙受罪罚。应命令法司今后对于文武官员，除犯公罪允许赎罪外，其余都依照法律审问拟罪，那么刑罚就会合乎中正，法典也会彰明。第七，停止营造工程以使百姓的劳苦得到缓解。土木工程不停，天地的和气就会失调。所以《春秋》把营造建筑的事情全部记载下来作为警戒，正是这个原因。如今京师兴办营造工程，已经有五六年了，虽然没有烦扰百姓，却都役使军队；然而军队也是国家的赤子，须要他们抵御暴乱、奔赴战斗，怎么能只役使他们而不给予体恤呢？何况各衙门都已经翻修，应该停止这些工程，使民力得到休养。第八，宽免拖欠的赋税以怜悯困穷的百姓。《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其中一项就是减轻征税。近来各地报告水旱灾荒，请求减免租税，但有关官员大多不准减免，或者即使准许也只是徒具虚文，使百姓不能得到实际的恩惠，以致贫困流离的人越来越多。应命令户部遇到报告灾荒的地方，就立即核实，酌量减免其租税；还要设法安置养活流民，使他们不失去产业，或许百姓的困穷就有救济。第九，停止兵戈以重视百姓的生命。兵器是凶器，一旦动用就必定伤人，不可轻率举动。汉高帝凭武力平定天下，并不是不善于用兵，然而遭到匈奴白登之围的挫败，最终也没有报复怨恨，因为兴兵必然伤人。像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已有十分之七八，军费、资财和爵位赏赐多得无法计算；如今创伤尚未痊愈，又派定西侯蒋贵统领军队，去接受缅甸交出的俘获首领思任发。即使他们的话确实可信，得到贼首带回来，也不过是把他献到朝廷，在市场上肢解示众，或在道路上斩首悬挂罢了。然而缅甸挟持他以此邀功，必定要求同木邦分占麓川土地；不给他们，就会结下怨恨；给了他们，两夷的土地和人民各自增加一半，势力将坐大，便会难以控制。这是防止一个麓川变成两个麓川。假如事情出现差错，那么战争就会无休无止，死者必定很多。臣看见皇上每次录用死囚，都常常怜悯他们，免除死刑而令其充军，仁爱之心如此，真足以同天地好生之心相合。如今想要活捉一个逃窜的失地贼寇，却驱使十多万无罪的人走向死地，难道不是违背好生的仁德吗？何况贼首思机发在麓川，已经曾派人前来进贡，并非没有悔过求免之意。如果命令靖远伯王骥派人前往告谕缅甸，不必劳师动众，只要把这个贼首斩下献来，就给以厚赏；仍令思机发把四面土地全部削出，分给各寨新近归附的蛮族掌管，授予他一个小职位，让他仍然居住在麓川，那么不用动兵，这一地区就可以自行安定平息。臣认为应当召回蒋贵，并停止调发四川、湖广、贵州的军队，以保全数万生灵的性命。第十，修治武备以防范外患。《易经》说：“想到祸患并预先防备它。”这是说能够在祸患发生以前防备，之后就可以没有祸患。如今北方边境连年有人入贡，但派来的人每年增加而没有减少，他们暗中包藏祸心，实在难以察知。一旦率领那些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长驱入侵，造成的祸患将很深重，不可不预先防备。不如趁今天闲暇之时，多次派给事中、御史到京城和边境巡视督察操练军备；让借用各工场以及服役于私人家中的军士都参加训练；仍然公开实行武举的命令以求得良将，确定招募办法以招来勇武之士，扩大屯田制度，收取中盐之利以充实储蓄，或许武备就不会有缺失，对外患也有防备。以上十件事，都是今天的急务。用来感通上天的昭明，招致太平的福庆，关键确实就在这里。臣不顾自己的愚陋，冒死进言。伏望圣明裁决。请求整治京师水患的奏疏

译臣谨以《水患事》为题上奏。正统五年六月十四日夜里，雨下得并不十分急骤，但宣武街以东发生水涝灾害，如同去年一样淹没民舍，溺死百姓。原来去年宣武街西边河水决口，堤岸漫流，冲过街道东面，东西两边的水汇合，因此泛滥成灾。后来因为给事中鲍辉提出建议，虽然曾经修筑堵塞，但仓促之间完成，一时不够坚固，所以今年又决口，再次成为百姓的灾患。如今雨水时常降下，官民人家都惶惶忧惧，臣亲眼看到了这些情况。臣私下认为，京师是百姓聚集之地，也是四方万国瞻仰的地方，应当经常疏浚水道、修筑堤岸，以防止水流壅塞决口，不应有横流淹溺的祸患，使人不得安居，往往辗转迁徙，以致地方空虚荒废，让奸人得以乘机为盗。若蒙准许臣的意见，请下令工部酌量调拨军夫，立即堵塞现有决口的河岸，务必修得坚固，不让河水再次向东漫溢。仍请命多名官员共同商议，在宣武桥以西等处酌量开挖泄水河，以疏通宣武街西河水以及城中的各处积水，使其不致壅滞成灾；并招募官民军匠等人，在空闲街面居住，以壮观京师，或许不致使地方空废、奸盗暗中发生，实在是便利之举。谨此上奏请求批准。请求救济京畿水灾的疏文 臣谨为救荒之事上奏。近来因为北直隶地区遭受水灾，年成歉收，皇上特意派遣佥都御史张纯等官员前往赈济饥民。皇上救荒的心意极其深切。臣私下认为，救荒的急务有三项，谨列举条目上奏。第一，招募客商运来南方的米粮。今年北方虽然遭灾，江南却多有丰收。如果在沿途以及山东、河南、湖广、南直隶各处市镇张榜，晓谕客商装载米粮，运往直隶，停泊在张家湾、通州等地。预先派遣廉洁能干的京官，把法司没收的赃罚银两以及沿河收取的船料钞贯，等米船到达后，按照当日时价同客商公平收购，以扩大赈济。有客商能够仗义自愿出米救济的，米粮达到二百石以上，就按照义民的事例赐给敕书加以奖励，并免除其身役。所有米粮都交给佥都御史张纯等人公正分发给缺粮之家，务必使人人都能得到食物，不致饥饿。如果商船一时难以及时到达，就先借用沿河官府所有的米粮，全部用于赈济。等商船大量到来后，再用收购的米偿还借用的数量；仍命各坝、洪、闸、关、津等处增加人力，先行防备米船到来。从张榜之日起到明年六月止，米船的料钞全部免收。这样米商自然会来，赈济也有供应。第二，劝导农民耕种，作为使粮食充足的办法。各地百姓困苦饥窘，有的四处寻找食物，没有空闲耕种；有的缺少种子、耕牛和农具，没有力量耕种。如今春耕将要开始，如果不及时劝农耕种，想指望田地到秋天有收成，是不可能的。应命令有关官员在赈济之外，再督促饥民回到田地耕种。凡缺少耕牛、农具、种子的，借给官钱，帮助他们购买使用；等到当年粮食丰收后，按照数目归还官府。务必使百姓都努力从事农业，土地没有不耕种的，或许秋收就有希望，不致再次饥荒。第三，裁减僧道以节省游食者的费用。各府、州、县的僧道原来已有定额，近来有人以行脚为名，有人托关系领取度牒，聚集到京师；他们不是挂名于寺观，就是寄住在民间，头戴黄冠、身穿缁衣，遍布街市。考察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对国家没有益处；追究他们所吃的粮食，全都出自农民。况且如今正值饥荒之年，一个数口之家增加供养一人就已经不足，何况容纳这类人不下千万，聚集在京师，暗中消耗百姓粮食，无法计算。应命令礼部移文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清理在京僧道。除各寺观有正式名籍和定额的人不动外，凡挂名或寄住民间的，都令其到礼部报到。那些有度牒以及没有度牒但不应当关发度牒的人，一律强令返回本土；查阅文册确实应当发给度牒的，立即发给；按照条例应当遣返的，仍令各府、州、县有度牒的僧道中，每处每年只许留下一名有戒行、熟习业务、能够继续承领度牒的人，其余全部罢免遣返务农，以消除游食的祸害。请求留任知县何澄的奏疏 臣谨为保留官员之事上奏。臣等都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本县知县何澄，先前因为佥都御史王翔考核其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不足，向行在吏部上奏，请求另任知县潘怿替代他。何澄回到吏部，臣等都知道他慈祥廉静，表面上像无所作为，实际上内心很有规划。本县人来到京城的，没有不说他处事公正适当、能够体察下情、爱民如子、不制造事端扰害百姓的。他又曾修筑寅陂等水陂，疏浚开凿渠道，灌溉民田二十多里；蜜湖等湖泊被人侵占的，都追查收回复原，以平均灌溉民田，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百姓都心悦诚服，诉讼者自然停止争讼，顽强不化者也自行受到感化。他任职只有两年，即使远乡山谷中惯于逃避差役的百姓，也乐意服役；受到他的责罚，也都没有怨恨。等到他任满离职将要启程时，百姓赠送路费，他全都拒绝接受。父老几千几百人送他，个个哭泣，仿佛失去了父母。走到吉安河下，本县里老、百姓易雅望、施仲温等一千多人，向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申诉，仍请求留任何澄回县署理政务，另行作出决定。近来听说布政司又发文催促何澄赴吏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臣等听说此事，想到本县向来事务繁重，但从过去到现在，还没有县官像何澄这样得到百姓拥护。如果因为考核而将他调离，百姓就会失望。若蒙准许臣等的奏请，乞求敕令吏部仍把何澄留在本县任事，以安慰民心；并且使远近官员听说何澄因为守持自身、爱护百姓而得以恢复职位，都知道应当受到勉励，或许会有益于风俗教化。谨具奏上报。《两谿文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三 明代刘球撰 赋、颂 冬至早朝赋 宣德五年，到了玄枵司令的仲冬中旬，羲和驾车返回北陆，黄昏时招摇星指向子位，玉管中的灰开始振动，黄钟的节候重新到来，万物伟大生机的开端由此展开，阴阳一气在大自然中运转。如今有幸赶上太平盛世，正应当在紫宸殿举行履长之庆。因此诗章由灵台官确定，礼仪由鸿胪寺主持，仪仗器物内外全部齐备，执事人员大小都恭敬戒慎，无不斋戒沐浴、连夜起身，恭敬地等待。这一天，东方还没有天亮，仰望明星仍然明亮；车马扬起尘土，沿途灯烛交相辉映；听着玉漏滴滴作响，望见庭院火炬光辉灿烂。九重宫门打开，显得空旷开阔；三通鼓响，发出铿锵之声；人群填满两侧宫廊，争相前进，环佩叮当作响。台阶侍卫排列成万队，卤簿仪仗设置在两旁；合起来便成双列，分开便成为行列。牙旗、羽盖上有龙纹凤章，玉节、金凿以及殳、矛、戈等兵器高扬；众多器物无法尽数命名，美盛的形态也无法比拟。不久太阳朦胧地从东方升起，缥缈的云气向下覆盖；美好的祥气浮现在帘幕窗牖之间，灿烂的祥光映照在金碧之上；飞鸟和鹰隼低垂盘旋，凝结的冰霜融化成水；炉烟升起，香风飘荡；朝廷鞭声响起，群体的喧闹顿时寂静。守门人端正仪容，仪仗马不敢喘息。然后打开瑶门，前来警跸；洪钟轰鸣，銮舆出行。远远看见皇帝穿着绣有日月的衮衣，仿佛高明之天；又看见天位上的飞龙。黼扆设在后面，政事决断必定出自皇帝睿智的思虑；冕旒垂在面前，却不能遮掩重瞳的明察。皇帝不动声色，容貌深厚恭敬，俨然像帝舜正位面南而立，又如周武王端拱于九重宫阙。群臣则有王、公、侯、伯，头戴貂蝉冠和纱帽，悬挂玉带牙笏，身穿朱衣；还有卿、大夫、士，直到各类官职，济济一堂、步履有序，无不盛装朝见。冠帽按照品级区分，班次依次排列；东边是文官，西边是武官，像鸳鸯一样排列、像鸿鹄一样挺立。服从教化的远方夷族，以及敬畏尊亲之道的各地蛮貊，都前来朝贡；那些诗书没有记载姓名、汉唐也未曾使其宾服的国家，全都带着玉帛远道而来，也有幸在旁边观看盛典。于是戴绛红头巾的鸡人，在东廊长声报时；伶官奏响乐声，钟磬柷敔以及琴瑟箫管交相发声、轮流击奏。声音浩大充盈耳中，节拍铿锵而有条理。礼官唱诵赞礼，群臣上下进退，拜伏、启跪，或跃或舞，全都合乎礼仪，没有违背原定的规范。各方通过匦函进献的奏辞退下之后，万众齐声高呼万岁，喜悦显现在天子的脸上，声音震动天下。等到大礼完成，祥瑞和庆典接连到来；承蒙天子降下恩命，赐给群臣十二日的休假。宴饮和赏赐已经颁发，恩典礼遇又十分周到。凡是有生命的众多百姓，没有不愿意拥戴一人的。况且冬季这个时节，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难道只是因为《鲁史》详细记载节候物候、周官重视圜丘祭祀吗？大概冬至在《易》卦中属于复卦，而复的意义，是取阴气消退、阳气增长。阳气增长，是君子之道逐渐亨通的征兆；阴气消退，是小人之道走向闭塞的象征。上位者一定要体察这一点，思考君子之道应当崇尚；下位者也要体察这一点，思考小人之道不足依仗。上下同心同德，是非分明，赏善惩恶，务必使邪曲不能胜过正直，谗佞不能妨害贤能，那么天下就可以纳入仁义的领域，功德也可以同唐尧虞舜相媲美。皇图由此巩固，福祉也从此成倍增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畜鹰赋 鹰这种鸟，有一个名称叫鷞鸠。它汇聚炎精而形成勇武的德性，承受金气而多有攻伐的谋略。它学习训练合乎时令，所以夏天祭祀鸟类而上天使时节转入秋季；威势随着时令蓄养羽毛，羽毛也一天天修整。不是同类的地方不与之相处，不是它的树林不在那里停歇。这是飞禽中的雄杰，是百鸟无法匹敌的。因此它身上有鲜明的纹彩，颜色并不单一；胸脯高耸，脖颈昂扬；胫骨宽阔，翅膀强健。尾羽以合卢为贵，眼睛像漆一样黑，弯曲的喙胜过长矛，脚趾锐利如铁制的荆棘。它远望时像忧愁的胡人，挺立时像安放的巨石。高高飞起，就飘然凌驾于九重霄汉之上；向下俯视，就开阔地看见万里的山川。忽然可以到闽越，转眼又到了幽燕；山岳之神不能阻挡它，河流山谷不能延缓它奋飞的速度。它有尚父吕望般的勇力，捕捉追逐又有子产般的才智。它多次飞翔，仿佛有学者积累功业的成就；它以小禽制伏大兽，兼有御史执掌监察的权力。因此百兽望见它便收敛踪迹，众禽触犯它就丧失性命。这难道是它天性喜好杀戮吗？大概也是上天使它如此。一旦奉明诏而来，卖得好价钱，收藏在雕花笼中，盖上黄色帷幔，脚上常常系着碧色丝绦；头上戴着彩绘皮帽，稍稍告别渤海岸边的风霜，在朝廷之下沐浴雨露。皇帝观赏把玩，赞叹欣赏，鹰于是得以徘徊在圣驾左右。皇帝便命令鹰坊安排它安居之处，把它安置在冬暖夏凉的房室中，栖息在丹朱色的架子上。长年享用肥美鲜食，昼夜都按时饮食休息。幸运地遇到像驾车之鹤那样的待遇，得到的亲爱并不逊色；即使是入怀的鹞，也没有超过它。使它的才能不至于绝伦，这样的宠爱又怎么会得到呢？等到蛰虫闭藏的时节到来，冬季狩猎的日期也到了。皇帝的车驾如雷震动，亿万骑兵如云随从。于是让它站在金吾卫士的臂上，乘着内厩中的骏马，左右伴随紫鸾车驾，前后跟随翠凤旗帜。进入浩荡无边的原野进行较猎，临到奔驰追逐之时便解开它的束缚。这时它应当竭尽才能，鼓动翅膀，同西旅进献的獒犬合力，与东海的豹协同。大力搏击熊和狸，小力刺死兔和野鸡。它把捕获的猎物献给虞人，在车舆旁奏报功劳，用来供给大庖，充实宾客宴器，也用作祖庙祭祀的干肉。这样是想以万分之一来报答恩德，求得免除尸位素餐的惭愧；这样对于恩德就不算辜负，对于德泽也不算有负。如果饥饿时只依赖人，吃饱后就高飞远去，那么即使有矫健的羽翼和善于攫取的利爪，考察名声、核验实际，也还不如鸱鸮。若处境困厄而依赖别人救济，作为臣子却贪享君主的供养，接受了恩施，就应当牢记报答，难道能不以鹰为鉴吗？龙驹赋【有序】马作为祥瑞，自羲、轩、虞、夏以来，世代都有出现。如今皇上登临大宝七年，山西献来一匹龙驹。它的形体虽然源自马，但孕育的灵性实在像龙一样腾骧，确实是国家的祥瑞。皇上于是颁下宣扬美德的诏令，拒绝群臣的祝贺，又体现了《春秋》不记祥瑞、不以异物为宝的义理。大概由于皇上的谦抑，更加显明这匹龙驹的出现，能够为天下开启无穷的太平之治。臣虽然愚昧，有幸处在昌盛的时代，谨献《龙驹赋》一首，以便将这件美事稍稍彰明。赋曰：

译我想，皇上登临帝位，使天下达到极其太平的境地，于是和顺之气受到感召，龙驹得以诞生。它蜿蜒而生、孕育秀美，或许是星宿房星凝聚精气；它产于山河表里的郡地，进献到日月光华照耀的朝廷。雄奇方面，体合乾卦刚健之象；骏逸方面，孕含坤道母马贞静之德。它是世上罕见的奇异祥瑞，是上天仅仅降下的美好征兆。看它的形貌，皮肤像牛，尾巴像牛；骨骼如虬，角如麒麟；耳朵像剖开的竹子那样高耸直立；双眼像夹着明镜一样明亮；头顶花纹聚集，仿佛美玉；马蹄翻动白霜，胜过美玉。它的姿态体貌奇妙绝异，鳞甲鬣毛伟岸纵横，大概远远不同于凡马的形状。至于行动合乎规矩，嘶鸣合于音律，驯服不需训练，奔驰不借助鞭策；触碰它而不惊慌，喂食它然后才进食。它姿势矫健，性情驯顺而没有偏癖，顺合人的心意，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于是又宛然具有君子的德性。若是给它套上金鞍，配上华美的玉勒，它一出群，万骑都仿佛空无一物；奔驰驾驭起来，千里路程只需一息；早晨从九条大道出发，晚上可以周游八方。纷纷红尘在身后升起，鲜红的汗水交相滴落；奔驰如风，疾驰如星，像雷霆驱动、闪电飞掣。寻常马匹的脚力，哪里能比拟它的才能和力量呢？因此渥洼所产的马显得鄙陋，大宛所进献的马显得不足称道；即使周王苑囿中的八匹骏马，也不足以匹敌它的美好，燕昭王以千金求马，又哪里足以充当它的身价呢？高高地超越往古，独步当时；市场上没有人敢出售它，人们也不能私自占有它，难道一定要等到遇见伯乐、歌颂奚斯以后，才知道它是骏马、称道它的奇异吗？它脱离民间，登上天子的马厩，出世便逢盛时，得到适宜的饲养，免受雨露沾濡，依傍着天日的温暖，这又是何等幸运：生来不凡，又恰好出现在圣主之世！圣主认为它奇异，把它展示给百姓；百姓纷纷赶来，争先恐后地饱览，无不说：“啊！从前庖牺氏得到负图的骏马，便创制了书契；轩辕氏乘驾服皂色的驹马，便建立了各种制度；乘黄出现，舜的德业便光大；飞菟到来，禹的功绩便得到彰明。那么，这匹龙驹的出现，难道还不足以彰显我皇明的美好声誉吗！”我谨竭尽愚诚，勉强献上庆贺的话：“皇上说：‘使五谷成熟、百姓安宁，使夷狄归服、礼义兴盛，这才是拥有国家的最大祥瑞，又何必把祥瑞归于这一匹灵异之物呢？’”于是有人拜手稽首歌唱道：“元气混沌啊，孕育了龙驹；资质不凡啊，志向高远而特别；跨越騕褭啊，凌驾騊駼；忽然越过幽冀啊，又倏忽到了荆吴；是谁招致了它啊？是皇上的德化广布。”接着有人在他们中间唱和道：“龙驹到来，四海肃静；百谷丰熟，百姓富足。龙驹到来，九夷归服；皇图巩固，皇风和穆。龙驹到来，万物生育；这是上天的赐予，是国家的福祉。”歌唱完毕，祥瑞之风从四面吹来，瑞云照亮天空。百工在宫廷台阶下共同击鼓起舞，同声祝愿圣上万年长寿。《琼岛观灯赋》（有序） 皇上即位第六年，四海达到大治，各种祥瑞应验于丰年。于是便在琼岛张挂灯彩，以庆祝元夕，并供奉圣母欢娱。下至群臣，也都获赐荣宴。四夷和百姓也得以参加观赏。圣恩广泛施及众人，如同上天一样；众人的欣喜拥戴没有止境。无不愿圣上的寿命与日月一样长久，皇家的基业与天地一样广大。何况臣忝居春官，过分承受宠遇，惭愧于没有勤勉报效的功劳，怎敢不竭尽奉扬之辞。谨作《元夕观灯赋》一首进献。赋曰：啊，皇上的风教清明和穆，使天下都如同处在春天。万国前来献玉帛，天下八方同用车书。庆幸年成谷熟、屡获丰收，致使各种祥庆接连而来。元气与形体和谐，风俗因教化而醇厚。正值元夕已经到来，实在是万物风华开始更新的时候。要张灯来娱乐节日，必定以琼岛为此事的所在。这个岛，坐落在重城之中、太液池边，境界幽深，形势壮丽。殿宇有仁智、介福、延庆等美好的名称，宫室则体现广寒、金露、玉虹等美好的规制。方壶、瀛洲的景致宛然相承，白虎、青龙的洞穴幽深地交错敞开。历代移来的万年佳树，各地搜罗的奇异山石，无不在其中呈献奇姿，罗列在两旁。这里实在是大内的美景，也是历朝的胜迹。于是灯彩高高跨立峰巅，低低沿着水泽铺设；仿照六鳌来承托山势，按照五方配成色彩。结扎灯架，垂下流苏，涂抹金色、点缀碧色，装饰成瑶玉般的灯具，数目多达万亿；都因物制形，各自把装饰做到了极致。飞翔的有雉、雁、鸢、鹭、鸳鸯、鸧鹒等杂类飞禽，全都凭依树木。奔走的有麕、兔、麞、猱，以及像羝羊、駉马一类的动物，分群列队，随着山势上升。潜游的有虾、龟、蛙、蟹、巨鲤、长鲸，扬起鳍来，甲壳活动，全都缠绕在水中。大的有日月，小的有列星；羽衣道士，缁衣僧人，类别多得不能全部辨认，众多得无法一一叫出名字。它们各有自己的色彩，各自肖似本来形状，全都穷尽了匠人的巧妙技艺，几乎夺取了天地造化的功能。等到西边金乌落下，东边玉兔升起，便命令司烜官大举点燃排列的火炬；爆竹如雷鸣响，烛龙般的灯火如闪电飞驰。顷刻间万盏火灯全部张开，转眼间四座山上高高布满灯火。盛开的荷花灯连成城郭，银花灯缀满树木。彩云灿烂，垂挂在重重天空；珠星森然，拥护着前方道路。春光拍击着大地，回荡着光彩；天空朦胧，仿佛将要天亮。奔跑的火龙和车马使人纷纷退避，飞翔的烟花使万物仿佛都鼓舞起来。笙歌响起，百戏正开始演出；鸾凤降临，众多乐舞于是兴起。宛如太乙神降临，又俨然像青阳神驾车返回。于是揭开珠帘，打开玉门，正面对着宫阙，临近着车辇。难道只是因为大治的功业已经完成、这样的美好节日难得一遇，才想在万机政务的间隙，稍稍满足一时的观赏之乐吗？其实是趁时令和顺来奉陪母后，进献珍馐美食和春酒，使慈颜愉悦，增进眉寿，尽到珍惜奉养母后的诚意，并用四海所有的物产来奉养她，将以孝道教训天下。这正是成周时代周公等使文王母亲享受安宁福庆的事情。上至辅政大臣，下至各级官员，全都获准休假，全都参加观灯饮宴。用酒浆和盘中食物款待他们，以慰劳他们的勤劳，使他们享受安逸快乐，从而劝勉天下人尽忠。这正是《卷阿》中君臣共同欢庆的情景。解除卫禁，打开门闩和锁钥，使百姓、庶民、蛮夷部落都能看见灯火的光辉，增加他们的欢欣雀跃，使他们庆幸生逢盛时、亲眼看见圣上的作为，扩大天下人的仁爱。这正是《灵台》中与民同乐的情形。把这样的心意推广到广大的土地和民众之中，使这种德泽充满天地，那么人们将恭敬地履行子女的职责，士人都勉励自己建立臣子的功业；家家接受礼义教化，乡里崇尚仁厚风气；天下平和广大，肃穆和谐；使圣上的寿命达到万亿，使宏大的事业永远兴盛。《景星赋》（有序）

译臣听说，人以德感动上天，上天以祥瑞回应，这是自然的道理，也是古今相同的道理。近来亲眼看见景星出现在西北天门之上。考察典籍，认为必定要四时之气和谐，天子以孝德治理国家的功业与天一样广大，然后景星才会出现。从前黄帝、尧、舜的时代，就有这种祥瑞。伟大的皇上，内在笃行至孝之德，对外弘扬大治之功，使气化合于大和，与上天之心协调一致，因此上天降出景星，以彰显皇上的功德，预示国家亿万年隆盛太平的庆兆。天人感应的道理，实在非常明显。臣亲眼看见旷世罕有的祥瑞，不能没有辞章来略尽奉扬之意，谨拜手稽首献赋说：癸丑年秋天，闰月上旬，有星星显耀于天空，光彩无比。第二天，有客人向国中的老人询问说：“昨天夜里，瑞气浓郁；看那星象，高高显现在天门，明亮得像镜子出匣，炯炯如满轮之月；光辉映照着七曜，形势拱卫着三垣。烛龙也不敢张灯，奎宿的文采也不足以与它相比。天下全境如同没有黑夜，光芒普照苍天，如同清晨。人人都知道这就是景星，却没有人完全明白它的祥瑞由何而来。只有您传习前代见闻，熟悉旧史，明白天道，探究人伦，能够穷究事物的极致，知道吉祥征兆的起始，希望您开启我愚昧郁结的心，告诉我祥瑞应验的缘由，使我明白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国老说：“这祥瑞的应验太盛大了，久远而且有征验；大概一定要世间有盛大治理，然后上天才会出现景星。从前三皇的治道，没有比轩辕更完备的，于是这种星曾在摄提出现；五帝的德行，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于是这种星曾在翼、房出现。再考察瑞图所记载的内容，旁搜占书所称述的说法，认为必须四时之气合于至和的极点，天子笃行至孝的诚意，贤能之士尽到任用使令的职责，海内有欢悦的声音，所制定的制度符合天意，法令顺合人情，德泽达到八方边表，高高与天相并，这样上天才会垂下眷顾，使景星光明显耀。如今天下广大，天子圣明睿智，秉承元气、居于正位，效法上天施行政教；四时依次顺利运行，天地各安其位；玉烛的光辉灿烂，苍天养育万物的功业完成。四时之气可以说和谐而没有灾气了。内在奉养慈闱，上敬奉祖庙祭祀，多次问候以承欢，善于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他的孝道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崇重赐予恩命来奖励已经任用的贤才，歌唱招致隐逸来招徕尚未任用的士人；任用选使务求得到人才，贤能之士都乐意出仕。颁布巡抚条例，使百姓安于职业；下达宽恤诏令，使家家都获得利益。这样四海之内无不欢喜而受到安慰。音乐由阳气形成，礼制由阴气制定；声律完全和谐，典章制度光明完备，这样所制定的制度可以说符合天意了。禁令必定公正施行，法令没有私下设置；授爵给人们所喜爱的人，施刑给人们所憎恶的人，这样法令便能够顺从民心了。德化周遍融洽，仁恩广泛施行，天下虽广大也全部受到浸润，如同元气流行而没有阻滞；这样德泽达到八方，与上天没有不同。所以能够感动太虚，感通重玄；嘉祥聚集，景星悬挂，明亮如玉璧相拱，灿烂如珠玉相连，遍照八方，比五纬更加明亮宣扬；使符合皇道的祥瑞再次在今日流布光辉，应合帝王的德行，不让美誉只属于往昔，传播皇风的浩荡，开启皇庆的绵延。” 这是由天感应它，由人回应它；在上天与人之间，怎么会有隔阂呢？客人说：“祥瑞如此，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吗？”国老说：“如今皇上的心意深厚刚烈，广大得没有边际。昨天他召见群臣，把天象指给他们看，说：‘达到这样的庆祥，依赖你们辅佐相助；还要尽到你们的心意，协调调理，敬慎辅弼。不要以为功绩显著就可以懈怠，不要以为成效已经取得就可以放纵。还要谨慎地辅佐我，光明地报答上天的赐予。假如德行不再修养，职事也随之荒废，即使有美好的征兆，又有什么值得依靠的呢？’群臣都再拜稽首说：‘陛下盛大的德行招致了这些祥瑞，至于我们臣僚的力量，实在丝毫也没有。愿意谨慎到终始，一如当初，以迎接各种美善，以扩展宏大的谋略。虽然臣等才力不及，怎敢不孜孜不倦地思考来效尽愚忠？’于是上下相互勉励，教化养育广泛施行。难道会因为得到祥瑞便自以为满足，就认为政事可以不必谋划了吗？客人于是高兴地说：‘我一问而得到四方面的回答，既听到了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又听到了上面对下的告诫和下面对上面的讽谏。想要治理这个时代，使它比肩三皇五帝，这是多么幸运，竟能生在这样的时代，又能侍奉这样的君主！’国老说：‘虽然如此，我将作诗四章，来描写景星盛大的祥瑞，歌咏圣朝的和乐兴盛，全部拿来交给你，共同祝愿国家的福祉。’ 客人听了跳跃起来说：“这诗多么盛美！尽具华封三祝的祝愿，详备虞廷赓歌的辞章，足以流传皇朝的德行美名，赞颂皇家的庆福直到无穷。请把它传播到朝廷和民间，使人人都能诵读它。”第一章说：“景星在西北天空发光啊，光辉照耀六合啊，遍及万国；夜晚如同白昼啊，显现祥瑞的光色；是谁招致它啊？是圣皇的德行。”第二章说：“景星灿烂啊，在天门之上；普照天下啊，万物全都融和明朗；皇上的德行盛美啊，是上天的赐予；预示时世和雍啊，祥象显明。”第三章说：“看见景星啊，众人欣喜；天子恭敬啊，告诫群臣献力；各自共同尽职啊，以报答上天的眷顾；盛大的庆福到来啊，国家永远安定。”第四章说：“仰望景星啊，万物光明而成就；百官肃敬啊，钦奉圣上的制度；使宏大的谋略兴盛啊，超过百世；皇上的寿命隆盛啊，达到万亿年。” 《瑞应麒麟赋》（有序） 上天开启皇明亿万年的盛运。皇上以至仁盛德继承四位圣祖的事业，实在是为天下生民作主，正当大好时运。因此即位以来，笃信任用大臣，简拔提升百官，省去冗余事务和奢侈费用，以仁德养育四方。到如今已经四年，内地安定，外族归服。西面消灭阿台的部众，北面瓦剌的使者前来，东南的番夷纷纷来进贡。榜葛剌国又航行万里海道前来献上麒麟以及各种方物。麒麟是仁德之兽，必定要有德的王者在位之后才会到来。如今它从远国出发，进献到朝廷，难道不是上天赐予有德之君的明确验证吗？只有成周盛世时，越裳氏前来献瑞雉；成王、周公接受它后更加修养德行，于是使周朝的福祚永久隆盛。皇上招致这样的嘉瑞，又以德承受它，国家盛大悠久的庆福，应该可以与周朝相匹敌了。臣忝居词垣，何等幸运能够亲自看见此事，于是竭尽愚拙才力作《麒麟赋》，进献辞章说：

译啊，天地大化造就万物，毛类动物有三百六十种。唯独麒麟的形体，卓然不同于同类。胸臆等同于凤凰鸾鸟，形貌像麕鹿；高耸昂然的狼额，挺立亭亭的骏马之足；文彩灿烂纷繁，仪容举止和穆庄重。它发出的声音合乎音律；虽然有角，却不触犯伤害；行动时只遵循义，安静时只以仁德养育万物。它位列四灵之首，也是百兽所屈服的对象。因此礼书称誉它的德行，诗歌也歌咏它。实在是非同寻常的灵异赐予，确实是隔世难逢的祥瑞。看见它并非偶然，得到它尤其奇异；大概是上天秘密珍藏这祥瑞，必定要观察德行后才把它归来。皇上的德行高大深厚，上与苍天相配；能够承受上天眷顾，继承登临大宝。远则效法神祖，近则继承圣考的遗志；努力修治圣学，频频向年长者询问德行。确实任用众多士人，普遍保全百姓。既然文教广泛传播，又接着筹划武备。德行已经超过从前，功业还将流传后世。使群生处于大和之中，使天下达到熙皞之治。因此招致这灵异之物，使它从海角出现。远方夷人纷纷不敢私自占有它，说这是中国的祥瑞符征；又随同献上各种方物，用高大的船舶载运而来。海若踉跄奔走来效劳，风伯飞翔着为它开路。忽然从西洋出发，转眼便抵达蓟都。宫门已经大开，晨光也将要明亮。开始在大朝廷备办进献，多次受到皇上亲临关注。六龙车驾为此回旋，百官欣喜而争相观看。瑞彩充满神州，颂歌遍及天下。敞开皇上的广大胸怀，与天地化育同流。看见祥麟在苑囿中，就如同瑞雉出现在周朝。难道只是夸耀祥瑞到来，却忘记修养自己的德行吗？将更加笃实恭敬，以此光明地报答上天的庇佑。只有存心恭谨慎重，才应当聚集优厚的庆福。巩固皇图万亿年，使之与周朝的德业同样美盛。《拟万国咸宁颂》（有序） 《易经》说：“万国咸宁。”大概是说圣人在上位，德行与乾元相配，万物没有不安居其所的。我恭敬地看见皇明自太祖开创基业、垂示传统以来，太宗、仁宗继承并扩展宏大功德，越来越深厚隆盛。传到皇帝陛下，更加勤于任用贤才，急于劝勉百官尽职，以扩展宏图，使环海内外全都得到治理、和乐。广泛惠及百夷，遥远荒僻之地也无不宾服来朝。《易经》所谓“万国咸宁”，确实只有今日才完全实现。然而从前周朝盛世，其臣子都能歌颂它的美好，列入经书，编入集传，流传无穷。臣虽愚昧不肖，却有幸生在太平时代，所以斗胆竭尽无用之才，作《万国咸宁颂》一首，希望略尽传播盛美之意。辞曰：啊，皇明显然拥有上天所授的帝位，尊贵无以复加；圣圣相承，自神祖开始，平定涤除乱秽，总揽乾纲，承受上天峻严的命令。赫赫文宗，继承先绪，定都冀地；朝贡道路平等通达，音乐和谐，礼制完备，丰盛有序。仁考广施恩惠，大加赏赐、广泛封授，减缓刑罚，省减赋税。三位先帝把福庆委托给光明的天子，天子临朝执政只任用贤能，思虑致治，于是下诏说：‘啊，你们百位卿士，各自恭敬履行职务，竭尽你们的思虑，用来辅佐我完成先后圣人的遗志。’赐予高贵的爵位和美好的官秩，又加给你们恩赐。卿士们说：‘好。’陛下有睿智、武功和文德，宽厚而又刚毅，体察乾道，居于中正，效法先圣。体恤我们群臣，不遗漏大小事务，我们怎敢不早晚求得称职，以报答所受的任命？只有上面能够任人，只有下面不怀二心，于是君明臣良，彼此欢悦。到如今五年，仁德教化流布，如风行水润；义理法令光明显著，如日照月临。搜查没有隐藏的奸邪，举用没有遗漏的人才。因此从京畿直到边疆和荒僻之地，大郡小邑错落分布，如棋子排列；四民百姓像车辐、鱼鳞一样汇聚。女子勤于养蚕织布，男子勤于种植树艺；穿得温暖，吃得饱足；年长者慈爱，年少者敬悌。门户长久敞开，夜间犬也不吠叫。恩泽施及海角、偏远角落和遥远边裔；凿齿、雕题之民，穿着草木织成的衣服，肤色各不相同，名字也无法全部记载。他们各自遵从本族的翻译，各自修治贡礼；沿着山路而来，乘船渡川而至，奉上文辞自称藩属，俯伏在朝廷台阶下。普天之下、四境之内，没有被遗弃的地方；一律沾受教化养育，一律陶冶于和气之中。国家没有不同的风俗，家家没有相异的意见；人没有不安宁的，物没有不能顺其自然发展的。《易经》说：“万国咸宁，只有今天才达到这样。”殷、周没有超过它，汉、唐哪里敢希望达到这样的大治，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盛况。皇明的德行，是世代积累而来的；高明宏大的气度，与上天相似。上天眷顾皇明，时雨时晴；没有旱灾冰雹，祥风清和润泽。凡是它覆盖的地方，没有不受到安康救济的。皇明的功业，世代相继而不衰替；深厚广大而久远，足以与大地相配。大地为皇明施展灵异、兴办利益，百谷年年丰登，百川没有灾害。凡是大地承载的事物，没有不达到治理的。皇明的恩泽，世代都能广泛施行；浩荡盛大，没有人不受到。人们服从皇明，如同手指听从手臂；都享受它的快乐，都办理自己的事务。凡是有生命的，各自得到安居之所。这样皇明才适宜长久安定、长久治理，也适宜皇上福禄完全具备。愚臣何等幸运，生在这样的光明时代；于是稽首陈说辞章，依次编成雅颂。《瑞雪颂》（有序） 宣德五年冬天多晴日，十二月戊寅日，皇帝南巡归来。第二天晚上下起大雪，朝廷内外欢庆。皇上于是作诗，以彰明报答上天的赐予。臣因此考察《春秋》中记载的“六月下雨”，认为那是僖公忧劳勤政、感通上天所致。伟大的皇上继承帝统、安抚百姓，侍奉上天没有差失，因而得到上天眷顾鉴察，祥瑞庆福不断到来。所以如今隆冬降下瑞雪，既已完全消除毒害灾气，又预示来年丰收。这大概与六月下雨是同一种感通的奇妙应验。臣亲自看见奇异祥瑞，不自量才疏词陋，便作颂一首进献。颂曰：

译光明伟大的圣皇啊，美好的谋略和高尚的德行足以继承先皇；居于中央建立纲极，国家无论远近没有不以您为准则的；万物无论大小全都沾受您的恩泽。人因和谐而响应，上天也因和谐而感通。只是这一年冬天没有降雪，皇上南巡归来，啊，就在第二天晚上，既没有风，也没有霰，地上便积满白雪。万象一同发光，六合一片白色；京畿千里明亮得如同锦缎覆盖；九重宫门洁白如玉石装饰；红色宫廷、丹色台阶上铺满琼玉，堆积着璧玉；污垢不能飞来，瑕玷无处隐藏。第二天很快放晴，阴云消散；树林灿烂如瑶玉花朵，恩泽流动如玉液。丰年已有征兆，灾气暗中洗涤；白发老人和垂髫儿童都同样欢悦，拜手祝贺说：“瑞雪如此丰厚，利于我们的麦子，适宜我们的黍稷；我们还有什么忧愁？冬夏衣食都将有保障。造成这样的祥瑞，是我皇的力量。”圣皇谦让说：“我的心时时警惕，怜悯你们百姓劳苦而无暇休息；顺应天理、调和政务，还要依赖百官。上天降下祥瑞，哪里只是我的功绩！”于是作诗，以彰明上天美好的赐予。朝廷内外欣喜传诵，人人口中吟诵、心中铭记：“啊，圣皇秉持深厚充实的心志，恭敬侍奉上天，不敢有丝毫懈怠。上天因此眷顾降临，与皇上相距不超过咫尺。想要刮风，风就随之而来；想要下雨，雨就随之而降；甘露、祥云以及凡是所希望获得的，没有不顺应的，丝毫没有差错。正应以这场瑞雪彰明并载入典册。臣愿圣皇永远拥有万国，臣愿圣皇寿命达到万亿年；祥瑞庆福源源不断，永不停息。” 《黄鹦鹉颂》（有序） 宣德七年春天，西方有人献来黄鹦鹉。皇上特意命令赐给群臣观赏。臣私下认为，鹦鹉能够说人话，而黄色属于土德；能够说人话的禽鸟又禀受土德的正色，因而不同于同类。它的性情又比其他禽鸟聪慧，那么国家疆土日益广大、皇上寿命无边无际，也无不可以从中看出征兆。臣亲自承受恩遇，亲眼看见特殊祥瑞，于是竭尽粗陋才力作《黄鹦鹉颂》一首进献。辞曰：光明伟大的圣皇啊，安然统治整个天下；至和之气所彰显之处，百种祥瑞纷纷聚集。近来西部边陲献来祥瑞，鹦鹉不同于同类，羽毛不是绿色，而是黄色。黄色在德行上属于土，得到土气的正色，大概是上天所赋予的。它有朱红的喙、苍色的尾，深红的趾、碧色的爪；眼睛灿烂如珍珠，羽毛闪耀着金线；资质不凡，仪貌安详。它喜爱鸣声，能够说人话，确实聪巧而美好，更加善辩而有悟性。它脱离山林，来到苑囿，栖息在雕饰的笼中，用柔软的丝带系着。命令它说话它就说话，命令它起舞它就起舞，任凭人驱使，不敢违抗。朝廷中的公卿大夫、士人和百姓，一同承受恩命，在宫廷廊庑下拜观。无不说：“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祥瑞之物到来，难道没有原因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圣皇文武兼备，恭敬侍奉上天和神祇，敬承父祖，以此治理百姓。百姓都顺应秩序，从而养育万物；万物各得其所，政治隆盛、教化融洽，超过往古。上天于是赐下祥瑞，以加厚他的福祉。威凤的仪态、白雉的出现，都与之符应协调，彰明德泽广大普遍。愚臣献上辞章，是心中所愿、所仰慕的。皇家的庆福接连到来，皇家的基业永远巩固。愿皇上万年长寿，永远做万民生灵的君主。《两谿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四 明刘球撰 记 谒见少陵杜先生草堂记 到了这里，既然本来就想询问此地的风俗，也不能不寻求此地先贤前哲遗留下来的光辉和恩泽，以扩大自己的见闻，增加自己所不及的地方。所以登上西山，想念伯夷的风操；来到湘水边，诵读屈原的辞赋；经过殷墟，推究箕子的《洪范》九畴，相信一定会在心中有所收获。等到奉使命到蜀地，少陵杜先生的草堂不能不留下足迹；游览草堂，难道会没有收获吗？先生的文章冠绝唐代，超过六朝和两汉，在《三百篇》之后卓然自成一家；凡是学习作诗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至于他身处污浊的时代，却能不玷污自己的操行，保持高尚清白，类似伯夷；没有一天不思念君主、忧虑国家，忠心类似屈原；怜悯百姓困穷、伦理败坏，急切想要拯救并叙述整理，使世道恢复到古初，他忧虑世事，类似箕子。他有这样的道义，却没有遇到当朝知遇；又经历世事变故，来不及施用于现实，困穷也达到极点。正因为困穷，所以他的道理施于文章之中反而更加光耀。成都浣花溪草堂，就是他守道安贫的地方。距离先生六百多年，今天有幸来到这里；万里桥、百花潭、雪峰、锦里等胜景仍在，但先生已经不能再生，无法亲眼观察他的道德、亲聆他的教诲。然而徘徊在沧浪水边、桤树林和竹林之间，观览景物并诵读他的诗，玩味其高雅淡泊的声调，体会其中类似伯夷的地方，也足以自我勉励；细细体察他那些深沉忧愤、感慨激切的辞句，体会其中类似屈原的地方，也足以增进对君主的敬意；探究他陈述古事、讽谏今世的意旨，体会其中类似箕子的地方，也足以资助治理百姓。一次出行而得到三方面的收获，这就是拜谒草堂的意义。草堂唐代建成后毁于唐代，宋、元时期重修又毁于宋、元；如今茅屋仍大致如旧，但增建了享室、憩亭、门廊、围墙等，是从前献王统治蜀地时，兴复废址并扩建而成的。当时拜谒草堂的，是永康侯、合肥徐公安和兵部侍郎、钱塘柴公车；陪同拜谒的，是行人司行人、闽南杨永钦，天监五官挈壶正、屯留申九宁，以及士人、祥符齐钦；想来拜谒却因事情阻止的，是工部郎中、广德谈信；拜谒回来后在石上作记的，是礼部主事、安成刘球。

译张忠定公画像记 古代君子，死后自身虽亡而功烈光辉与山河同存，是因为他们的浩然之气足以流传久远。善于培养这种浩然之气的人，如乖崖先生张忠定公，大概是古人中名实尤其显著的一位吧？张公胜过常人的地方，并不是凭借外在条件，而是能够做到心志不为外物动摇罢了。名声是人人争求的，科举魁首可以先取得名次；有德而不以此自居，张公的心难道会被名声动摇吗？美色是人人喜爱的，他收纳两个处女，却劝慰想归家的女子嫁人而不临幸；张公的心难道会被美色动摇吗？仓促的变故是人们难以处置的，遇到众多乱兵拥戴叩拜、齐声高呼万岁时，他也下马面向京师呼拜，以平息他们的喧闹；张公的心难道会被仓促的变故动摇吗？推究他所持守的志向和精神所在，即使坚固如层层城池，也不足以说明他的坚定；众多如三军，也不足以说明他的勇敢；重大如九鼎，也不足以说明他的稳重。因此，他亲自遏制蜀地的叛乱，在朝廷压制丁谓的奸邪，却丝毫没有为难之色，是因为内心坚定而浩然之气充满全身所造成的。他的气足以有所作为，所以他的政令严厉却有宽恕，平正却果断，敏捷却周详，仁惠而又可信；无论施行什么都适宜，这也是因为内心所养成的浩然之气不能损害他罢了。张公在淳化、咸平年间两次治理蜀地，蜀人开始畏惧他，中途安于他的治理，最后又思念他。等到听说他去世，蜀人拥抱他的画像哭泣，又为他建立祠庙祭祀，长久不衰。难道只有蜀地如此吗？直到今天，天下有志于古道的人，仍然都仰慕他的风范。张公的光辉流及后世而不磨灭，难道不是他的浩然之气所造成的吗？张公是濮州人，名咏，字复之，官至工部尚书；他的事迹详见史书，他的事迹也在士大夫中传诵。刘球一向仰慕张公的为人，等到出使蜀地，拜谒了与秦守李冰、汉守文翁合祀的三公庙；回来后在张公同姓的生谏那里得到张公画像，不知是张公家中收藏的原本，还是张公传给蜀人的呢？然而考察张公亲手题赞以及赵翰林孟頫拜观后的题书，可以确实相信它是当时流传的画像，于是命善书善画的工匠临摹刻在石上，希望与世间景仰先哲的人共同观览仰慕。于是作记，并系诗说：“多么光彩啊，我公；功烈宣扬于世。内心坚定，浩然之气不馁。唯有心志专一，浩气才能充盈。施行德政，德行更加丰茂；施展功业，功业更加崇高。既有文治又有武略，也严厉而又循理。推及后世，追溯往古，像我公这样的人有几个？我公立于朝廷，奸邪谄谀收敛踪迹；我公来到蜀地，安坐之间便消灭乱贼。蜀人怀念我公，如同怀念父母；汉、秦二位太守，不能独自享有全部美誉。愿承受您遗留的福泽，四海异口同声，树立这永无穷尽的声誉。” 我公实在是我的老师，我奉职来蜀地行礼。拜谒公的寝堂，因而考察他的画像。头戴黑色冠，身穿褐色衣裳，仪态恭敬而有容止；光彩照人，题赞明丽。浩然之气的风貌，跨越时代也仿佛可以想见。希望后来的人前来观览，于是把它刻在石上，以此永久彰明美德。” 游玉泉记 游玉泉并不是为了游荡享乐。词林中的各位同僚想替编修萧孟勤尽情观览一天，以壮大他荣归故里的行程。正好是上巳日，编修与俭安、简主静邀请孟勤相会；我和修撰中规、检讨廷器一同前往。因为编修元玉没有到，等了很久，料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于是骑马从西城出发。走了六七里，大家还都惦念着元玉缺席。忽然在广源闸看见两名骑士立在水北，原来元玉得到武臣引导，走另一条路赶来了，大家都十分高兴。沿水流走了十多里，抵达西湖。湖中蒲草荇菜茂盛，春日的禽鸟虾鱼全都自由自在地飞翔潜游。湖边草木刚刚萌芽，而奇峰秀岭繁茂苍翠，青黛色交相辉映。水田里也有耕作的人，边走边看，走尽湖东岸，到昭应庙下马，在松柏树下休息，拿出茶饼吃。向北走渡过青龙桥，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住在桥西，迎接我们进去，奉上蜜汤；于是就在他家摆酒，每人尽情饮了几杯。向西转行到达大功德寺。寺前有一座古台，已经三百年没有屋宇了，但台基边角还很整齐；相传是金、元君主临幸时的旧址，就是所谓护圣寺中更衣的地方。寺门内有一块高大的碑，是宣宗皇帝御制的《始建今寺文》，众人聚在一起观看。僧人右觉义、雪峰率领徒众前来迎候，并引导我们进入殿阁，门廊全都极其壮丽。我们恭敬地到方丈，僧人准备素膳，礼意十分恭敬。告别僧人后，玉泉从池中涌出，注入湖里；泉水清澈得可以捧饮，温暖得可以洗浴，甘甜得可以饮用。泉上有亭子可以乘凉，于是我们环绕水池取水自洁。登上亭子坐下，柔和的风从四面吹来，身上的尘垢全都洗净。僧人又带茶来献，饮茶完毕摆开酒具，我们七人依次向孟勤敬酒，孟勤也依次回敬。众人又互相酬饮，于是取来诗篇，以“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八字为韵，分韵作诗。虽然没有曲水流觞，但临清水而列坐，饮酒吟咏胸怀，也十分畅快。从玉泉沿湖西岸走了一里多，将要转向南面回去，远远望见灵应观的栋宇隐隐显现在树林中，大家都想前往。唯独孟勤带马径直走去并不回头，众人都拉住他，劝说道：“我们已经醉了，姑且留到下次再游，在这里共同取乐吧。”于是就为他停止前行，返回了。路上经过普光寺，群僧出来迎接，也不能挽留我们。到城门时已经关闭了一半，抵达家中时天已黑了。于是坐下来思考，京畿的胜景在西湖，西湖的胜景在玉泉。湖的形成本源于泉，而使京畿获得水利，也由来已久。自从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这一地区便成为战争场所。五代以后，中间又经历辽、金，南北隔绝将近百年，谁敢踏足其中来观览它的胜景呢？元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士大夫能够游玉泉的仍然没有几人。如今它的山川景物竟然能够多次被游览，士大夫们成群聚集而来，受到皇恩而亲临，并不是偶然，这是圣朝的恩赐。虽然如此，我在六年前曾经游过这里，当时馆阁中同行的有十人；如今为了孟勤再来，先前十人中只有我一人还在这里，其余都已不在任职之列了。难道只有我如此吗？各位这次游览也是第二次，而且同行者大多已经不是旧日伙伴。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足迹能够再次来到玉泉之地，也不是偶然，这是文章之幸。合计这两件不偶然的事情来推究，它们大小虽有不同，但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慨却是一样的。各位记录了所作的诗，又嘱托我作记，于是叙述事情的实际经过，并附上我的感受，希望与各位永远不要忘记这次游览。

译苍山隐处记 吉水、袁州一带都是大山，从高处向下延伸，走出村落田野；山势渐渐远去又停住，盘旋如同环抱，覆盖着深密的草，遮蔽着丛生的树，色泽繁茂，无论寒暖、明暗、阴晴都不增不减，这就是苍山。山外是智溪，世代为士族彭氏所居。家门人口众多，隐君彭弗康于是置办百口之家，把家业交给儿子，独自带着那个年少而有志于学的孩子，前往苍山经营，以磨炼他的成就，也在那里终老。因此田地纵横交错，池塘溪涧相通，百谷、桑麻、果树、蔬菜，没有不繁茂硕大的，大概是苍山的土地从贫瘠变得肥沃了。鸟鸣而阳光明丽，叶子青绿而风气芬芳；天气肃杀时正值秋菊开花，霜雪降临而一片洁白，竹子松树却不改变青色；大概苍山的景色各有四时的分别。每年的生活费用和宾客祭祀的供品，都不必仰赖他人，全部可以从这里取得。喧嚣不能传入耳中，事务没有一点芥蒂留在胸中；按时作文，逐年研习经书，高声吟诵、慢慢饮酒，谈笑从容，那么隐居在苍山的人所得到的快乐便无穷无尽了。山以苍命名，难道只是取它青苍的颜色吗？大概“苍”也有“藏”的意思，万物成熟后收藏在其中，就叫作“仓”。隐君思虑周密，行为慎重；年轻壮年时曾经有志于世事，在人们中间有声誉；中年因事情牵连奔走京师，历尽顺逆险阻。如今已经老了，回想前日的经历，觉得仿佛水波上的浮沤、风中飘荡的尘土，茫然无定，于是归来隐居在苍山，可以说是懂得收藏自身的道理了。世上那些只能进取、却不能退处的人，听到隐君的风范，难道不会为自己已经有所行动而惭愧，受到触动而想要有所收藏吗？隐君名高，字同升，是彭氏宗族的长者；刘球出自彭氏，而且曾经在他那里学习举业，磨炼他的儿子彭贯，所以能够记下他的隐居之处。黔江县学记 蜀地有许多偏僻县，黔江县又是其中尤其偏僻的，位于重庆东南的万山之中；道路沿着山崖石壁、披荆斩草，走上几天才能到达。它的南面连接施乡，施乡是古代夜郎的境域，都是夷獠居住的地方，所以黔江百姓有一半是夷人。元、宋以前，虽然设置郡县管理这里，却还没有建立学校、设置教官。皇明统一天下后，把这里并入彭水，在旧县西北二十里设置黔江千户所，不久又在所城以西恢复县治，而学校和文庙则建在城内。黔江有学校，从这时开始。百姓感戴圣德，一致想革除旧习、趋向新风，也有人学业有成而出仕。但因为没有经常遇到贤能的主管兴办振作，学校政务大多松弛，学校土地又被强暴之人侵占。千户孙文把学校迁置到县治东北；只有文庙占地宽敞高爽，房屋高大坚固，其他校舍在文庙东面，都低洼潮湿而狭小逼仄，长期被雨水浸泡，台阶毁坏、墙垣倒塌、地基暴露、柱子倾斜；师生讲诵几乎无法进行，举动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正统元年春天，安成谢君谦牧由进士擢升为黔江县令；处理政务的空闲，多次和诸生讲习经艺，常常怜悯学校宫舍的简陋，想要改建它。过了两年，政务得到治理，百姓安享他的恩惠；他与诸生商议，把学校土地换到文庙南面的射圃，先建明伦堂，其次建两斋，再建门廊、廪库，最后建师生宿舍和厨房、浴室等处；没有几个月，全部宣告完工。从此学校和文庙前后相连，规模宏伟壮丽，比过去增加了数倍。第二年，谢君入朝到京师，奏请补充学校官员，请选择博学的儒者担任，使诸生有可以跟从学习、在其中研习学业的人，并嘱托我作记。儒者施政，必定要把教化放在首位；教化实行，百姓知道应当趋向哪里，那么强暴的人不能依仗蛮横，狡诈的人不能施展奸计，欺诈的人不能任意行骗，愚昧的人不能不求通达，懦弱的人不能不立志；败坏的伦理秩序可以重新整饬，浇薄的风俗可以加以敦厚。教化改变人的作用，难道不是很深远吗？不以教化为先，却只是一味严刑峻法、严加禁令来威吓百姓，这是没有掌握为政的道理。过去范忠宣公任襄城县令，大力兴办学校，选择贤者来教育学生，又亲自劝勉诱导；百姓受到他的教化而向善，成效日益增多。后来范公的功名德业遍满天下，他的发迹大概也从襄城开始。襄城尚且是中原容易教化的地方，更不是像黔江这样偏僻处在边远地区、施教困难的地方。谢君竟能如此勤勉地兴学立教，他难道不是以忠宣公的心为自己的心吗？我想，他教化逐渐深入之后，一定会有人能够佩带诗书、奉行仁义，从幽远的乡里奋起而出，与中州穿戴冠裳、遵守礼义的士人并驾于正直之道，在圣明时代同声共进。谢君的声名显扬、官阶晋升，也一定将从这里开始。特意把这些记在学校墙壁上，用来劝勉黔江的子弟；同时也让人看见谢君施政，能够不失去最应先做的事情。《春草图记》所画的草有数百上千株，有的遮蔽着高高的山坡，有的铺满平地，有的沿着清澈的急流生长，都仿佛获得了自身蓬勃生长的本性，顺遂着自然赋予的生长规律，没有一点枯槁凋零的样子。这大概就是河南参政孙元贞先生任礼部郎中时收藏的《春草图》。图中萌芽的草已经茁壮，抽条的正在伸展，长叶的正茂盛，开花的已经吐蕊，蔓生的牵引绵延，丛生遮蔽的交错覆盖，萋萋芊芊，在纸墨之间争奇斗艳、尽情展现妩媚。展卷观看、指点顾盼之间，四时的草似乎无不具备，却偏偏称作《春草图》，是因为万物的生长始于春天，而春天正是天地仁德的时令。礼部在古代称为春官，体察天地生物的仁德而施行政令，正是春官的职责。先生任职春官，凡是辅助推行教化，议定典章制度，无不属于仁政的流行；他一定是从这幅图中有所观感，因而探求天地生物的仁德。如今先生任职河南，地位比礼部更高，而施政更不能不比礼部仁厚。假如汴、洛、伊、颍四府所属百郡县的百姓，家家受到春阳般的德泽，能够安居在没有冻馁的境地，那么这幅图就不只是对礼部有功，而且对河南也有功了。先生名饶之，德行优厚，因科举进士出身，任礼部官二十多年，清廉而有文才，因尚书洁庵胡公的推荐而任河南官职。不了解先生的人，看看这幅图，也可以知道他居身俭约而待人仁厚。我又把这些记下来，作为赠言送给他。

译《西庄记》找到一处宽敞、清闲、凉爽而地势高敞的地方，又按照栋宇、门墙、庭院、道路的规制加以修饰，使尼山环抱在后面，清溪流经前方，其他山冈、丘阜、源泉错落地分布在左右，树林、菜园、良田、深池交错在旁边，这是邓君汝述营建的庄园，十分美好。邓氏的先祖是自传芳隐君，因为瓜畬一族日益繁衍而土地狭窄，迁居清陂；传到第四代汝述，又因清陂狭窄而营建西庄。因为这座庄园在清陂以西，仅五里路，所以取名为“西庄”；又说“西”也有栖息的意思，正适合我晚年在此栖迟，没有比这座庄园更合适的了，所以我这样命名。滨州学正彭怀美是本乡人，他在京师向我讲述乡里的旧事和隐居的乐趣，每次一定会说到西庄，并且说汝述营建这座庄园有三条可取之处：保留旧居来扩大族人的居处，另行创业来开创家业，不同于乡里兄弟因争夺产业而彼此筑起藩篱，这也是一种谦让之道；虽然迁居，却没有离开本乡，能够奉祀先人的坟墓，便利宗族往来，不同于乡里人远游而忘记亲人，独居而脱离群体，这也是一种孝道；安居作为常态，宽裕舒适而自得，不让忧虑扰乱内心，也没有人能够指摘他的行为，不同于乡里人忙碌奔走于外，逐逐追求利益，以至于自辱其身、连累其德，这也是一种清介自守之道。我说，汝述既有美好的庄园，又有这三条善道，假如能够实行到底，再加以充实来扩大自己的德行，使恩泽流传到后代，那意义就深远了；谁知道西庄的后代不会比清陂的瓜畬一族更加繁盛呢？怀美说：“当然还不能估量。”然而汝述曾经请我为这座庄园作记，希望您不要吝惜笔墨。我于是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使他的后人知道这座庄园的由来。《遂贞堂记》吴地有许多名门大族居住在洞庭山一带，往往选取山水景物中的胜景来命名自己的居所。唯独金氏的堂屋以“遂贞”为名，是士大夫用来表彰其母周氏的贞节，以及她的儿子公晋善于奉养母亲。修撰施君宗铭与金氏有姻亲和邻里的交情，曾带公晋来拜见我，回来后对我说：“周氏嫁到金家没有几年，年纪才二十岁，她的丈夫客死在京城，公晋还没有脱离襁褓。有人劝她改嫁，她总是拒绝，只是早晚操心，亲自谋求衣食，保存剩余的钱财，都是想用来教养儿子，使他成就德行。公晋长大后，对内勤于耕种园圃，对外游历江湖，回家来不及休息，出门也不忘记归来，都是想使供养更加丰厚，以安慰母亲的心。如今周氏将近六十岁，公晋也将近四十岁，年节时登堂相聚，甘美的食物和酒杯陈列在母亲面前，依次进奉，爱敬之情表现在神色之间，承奉恭敬而合乎礼仪，于是和顺欢愉一同到来，忧愁思虑远远退去，显出安然自得的乐趣。这就是‘遂贞’之名的由来。”我说：“贞，是女子和妇人的恒常德行，也是古今人们共同推崇的品德。《易经》说：‘始终专一不改。’《礼记》说：‘既然把身心交付给同一个丈夫，终身都不能改变。’《诗经》说：‘直到死亡，也发誓不另有所属。’ 这些都是贞妇所应遵循的道理。世上贤德的妇人，既然失去了丈夫这个依靠，便只守持贞节，难道一定要养育出贤良的儿子之后，志节才算没有改变吗？然而也有人善于哭悼丈夫，却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儿子，最终抱着痛苦自沉，如杞梁的妻子，所受的苦也太深了。又有人有儿子能够竭尽孝道，但母亲却不能安居在自己的家室中，如卫国的七个儿子，只是徒然引起《凯风》诗中的怨思；想成就她的贞节，又怎么可能呢？这样看来，母子能够在寡居的生活中彼此亲爱，孤儿遗子之间又能相互依靠，使周氏得以免除杞梁妻的痛苦，公晋也不必成为《凯风》所怨的七个儿子，他们所得到的快乐，不能说不是极为圆满的。堂屋用“遂贞”命名，也很合适。”修撰说：“确实如您所说。”后来公晋听说了这番话，来请我把我们二人的话写下来，带回去放在堂中，作为给母亲祝寿的文字。我认为这件事足以作为世人的教诫，所以没有推辞，写下了它。堂在洞庭东山的南面。《逸斋记》永丰人伍朂崇勉在县城东面建造居所，俯视前方，是碧绿的恩江流过；回望后方，是层层叠叠、苍翠的瓛峰。这里虽然靠近街市，却没有市井的喧嚣；虽然远离山林沟壑，却有茂密的竹树环绕，并不失为幽人处士居住的地方。崇勉早晚在这里起居，学习古代篆籀书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务，因此把它命名为“逸斋”，发誓终身栖息在这里。有人劝他出仕，他说：“我的几位伯叔已经这样做了，我的弟弟也这样做了，我何必再追随他们的道路呢？”始终没有出仕。后来听说天子在经筵临御，每天召进儒臣，讲求古代圣贤之道，希望恢复唐虞三代的治理，于是突然改变想法说：“我有幸沐浴清明的教化，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难道可以不求报效万分之一吗？”随即用古篆书法写了《无逸》一篇进献，希望圣上的心志永远不倦，以使天下处于长久安定之中。皇上嘉许他的心意，命礼部试用他。崇勉又说：“这不是我的志向。”恳切请求罢职归乡，以终享逸斋的乐趣。有人说崇勉想让自己安逸，却希望君上不安逸，这不是言行相违吗？我一向了解崇勉，于是替他辩解说：“隐居的士人与掌有国家的人，所处的形势和地位不同，所以他们所应当取的‘逸’与‘无逸’，不能不相反。隐士优游于世外，心中没有牵累，行迹没有束缚，荣宠和耻辱都不能波及他，毁谤和赞誉也都不知晓，本来就适宜取逸。若不逸居，就会奔走驰骋于外界。逸，难道不是隐士的高尚行为吗？所以孔子唯独称伯夷一类人为逸民，而世上的富贵显达之人不在其中。身居众人之上，就要系连于各种政务的治乱、百官的升降、四海的安危，本来就不适宜取逸。若逸居，就会败坏政事、毁弃职守。逸，难道不是拥有国家者的凶德吗？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要‘无逸’，而不在其位的人不必承担这一要求。既然如此，崇勉以逸来安守自身，却以无逸来期望君上，正是能够安于守身而忠于治国，怎么能说他的言语和行为相违呢？”那人不能驳倒我。崇勉来向我辞行，我于是把这番话叙述下来送给他，让他回去写在逸斋的墙壁上。

译《南思堂记》我在家赋闲时，族人希敏向我讲述交阯叛乱的事。他的岳父彭友直，凭古费典史的身份，拿着郡府文书前去抚慰晓谕叛寇，建立了功绩，升任新安主簿。不到几个月，便因病去世。去世时，回乡的道路已经阻塞。他的儿子威，因为费地百姓感念他父亲，把父亲草草葬在费地杜社寺后面，心想等叛乱平定后再挖出遗骨带回故乡。没过多久，交阯境内全都被叛寇占据，威伏身在被围困的城中，过了很久。幸亏朝廷施行天地般宽宏的恩德，赦免了叛寇的罪；叛寇也害怕被诛杀，把滞留在其境内的中国人全部遣返回来。威也在遣返之列，被催逼上路，回头看形势却无法归葬父亲。他只好把父亲遗体寄托给所娶的交阯妇人，嘱咐她等所生的儿子丑奴长大后告诉他。于是威动身回家，向哥哥诚说明了此事。诚想到父亲的遗体寄葬在万里之外，竟又遭逢兵乱，流离失所，断绝于异域，不能再通行道路，无法前去收取遗骨附葬在祖先坟茔旁边，悲号哀痛、攀慕父亲的感情实在不能承受。于是他们在居所西面十里处建堂，命名为“南思”。兄弟五人早晚伸长脖颈向南遥望，一定要直到穷尽南方海滨天涯的思念才停止。诚托希敏来请我作记。那时我正要赶赴京城，期限紧迫，没有答复他。此后诚多次来到京城，每次来总要三四次到我这里请求，从不厌倦。我想到他的悲痛深重而心意诚笃，不能不为他作记。交阯的土地远在禹所划定的疆域之外，它的得失本来不足以成为中国轻重成败的关键。然而先朝既已平定那里叛乱，并设置郡县治理。假如担任牧守的人能够教导百姓耕田种桑，减轻赋税徭役，逐渐用礼义教化他们，像锡光那样努力致治，他们就会率领众人前来归附，必定不会乐于叛乱。后来四方多有营垒，如果担任元帅的人能够出奇制胜、设置防备，凭借天子的威势讨伐叛逆，像马伏波那样善于用兵，他们将来不及交出首级，平定叛乱也不难。可是这些都没有做到，以至于中国戴冠束带的士人，尸骨弃置在荒远边疆，不能归葬故土。所以我对友直不能不感到悲痛。何况他的儿子呢？不过，当时我们乡里在交阯做官的有三人：有欧阳典史坚，与友直一同奉文抚慰叛寇，被叛寇擒获，死在烈火之中；有谢县丞子方，与威一同走海路回来。威亲眼看见他的船在海中撞碎，全家八人都溺水而死，也都不得归葬。唯独友直得以葬在有地可依之处，而且有所托付，比起那两位来还算稍好一些。诚和他的兄弟们对此悲痛，或许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吧？”},{ 《棠溪王氏先祠记》。棠溪在书台以南八十里，王氏在棠溪居住已经一百多年。这座祠堂，是王氏家族中曾任柳城贰尹、名斐字如献的人所建的。贰尹建成祠堂后，祭祀他的曾祖仁甫、祖父维新、父亲九龄，并附祭他的从祖、成都教授静观，以及从子、临桂教谕文振和仁甫所生的所有子孙。他再三请我为祠堂作记，问他建祠的初衷，他说：“从我的兄弟往上直到曾祖，共有四代，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从我的儿子、孙子往下直到我兄弟的儿子、孙子，共有几十人，只有我一人年长。祭祀先人的责任集中在我身上，所以这座祠堂不得不由我亲自建造。”我问为什么祭祀这些先人而不包括高祖，他说：“我这一族居住在棠溪，是从曾祖开始的，并不是继承高祖一支的宗族，所以不敢祭祀高祖。”我又问供奉神主的房屋以及表达孝心、申明防护的礼仪器物怎样安排，他说：“建有四间屋，设重重门和四周围墙，以坚固外部；内部则用匣、龛、帘等加以装饰。祭祀时陈设牲畜和酒浆，依照家境的丰俭而定，大体都以朱氏《家礼》为准。”唉，贰尹建造这座祠堂，难道不是得到了报答根本的道理吗？人若不是祖先就不会出生，祖先就是自身的根本。根本对于人是多么重大，怎么能不知道报答呢？不以祭祀来报答祖先，就如同活着时以奉养来报答父母一样。因此先王制定礼制，使诸侯、大夫和士都可以建庙祭祀自己的先祖。《祭义》也说：“建造宫室，设置宗庙，以区别亲疏远近，教导百姓返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由何而生，这就是使人懂得报答根本。”后来礼教衰微，庙制废弃，世家祭祀先祖的礼仪苟且而没有定规，愚昧卑下之人甚至倾尽资财去礼敬佛教和老子，希望为先祖求得福报，防昧之中受到迷惑也太严重了。这难道是报答根本的本意吗？这种弊病，大概是礼教不能兴盛所造成的。到了紫阳朱子撰述《家礼》，首先确定祠堂的制度，作为上下通行的准则，其中有先王教导百姓报答根本的遗意。本朝崇尚礼教，以此教化天下，朱氏的礼制于是盛行起来；从此大夫、士人的家族渐渐能够建祠堂，作为奉祀先人的场所。贰尹由国学生出任柳城官职，政绩显著，按理应当升迁，但他恳切请求辞职回到故乡，能够推行这种礼制来恭敬地侍奉先祖，所以我说他得到了报答根本的道理。王氏子孙在祠堂下往来，看到礼仪文物的盛大，仰慕世代德行的光辉，仁爱孝顺之心自然会随之兴起，难道能不思考前人创建祠堂的用意，并继承下去加以报答吗？应当把这篇文章刻在石碑上，以彰明这座祠堂的建成；这样不但足以使先人的祭祀更加隆盛，也又可以为后代开创基业。

译《思全记》。有一位年高德劭、阅历丰富的老人，姓宋，名瑭，字茂英，是会稽日铸人。他代替父兄在京师服役，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公卿贵人的器重，因此免除了坚锐之荷和勤劳之供，又得以把姓名上报朝廷，将要有被任用、获得升迁的道路了。然而他的心没有一天不在故乡，所以常常以“思全”自号。有人问他说：“世上的君子，得到君主的知遇而侍奉他，就思考如何保全自己的忠诚；得到百姓而治理他们，就思考如何保全自己的恩惠；得到道理而实行它，就思考如何保全自己的声名。凡是想保全的事物，都各有相应的方法。不知道您想保全的是什么，道理又在哪里呢？”茂英说：“我想保全的东西，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我们宋氏自迪功府君开创家业、留下福泽以来，传了十五世，到先父月杵翁时，生下我们兄弟六人，后来父母相继去世。长兄茂衡从军旅中因被荐举而升任上林监录事，辞去官职回到乡里直到去世。我服役已经十六年，年近七十了。幸好几个在乡里的弟弟都平安无事。虽然先世遗留下来的田地、房舍，以及丹崖青壁、五松听泉、槐西梅东等书院，大多已经废弃、散失或倾颓毁坏，但青山白云、残书破砚还有保存下来的。如果能够凭着衰老之身活着回到那里，带领子弟整治并修复它们，以此享受余年，保全性命，死后葬在先祖墓地旁边，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保全呢？这就是我日夜思念、不能忘怀的事情。像您所说的那种保全，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又有人说：“您所思念的，难道是孔子所说的‘全而归之’吗？”我没有理由加以议论。后来茂英得到替代者，归乡的日子已经确定，便把用来回答那人的话诵给我听，并且请我作记。我认为，人从父母那里承受形体，因而生成百骸和五性，没有一处不完整；能够保守并保全它们，不使父母蒙受羞辱，这就叫作孝。茂英长久地留在外地，而思念故乡的心情又如此迫切，无非是想恢复祖先留下的产业，以保全父母遗留下来的形体，这就是孝。他终于在晚年得到南归的日期，十多年保全故乡、保全先业的念头，到这时也可以用来自我安慰了。因此我详细记录他的话，以表彰他的孝心。《友竹轩记》。竹子是人们共同喜爱的植物。爱竹而把竹当作朋友的，大概就是工部侍郎周公的嗣子仁俊吧？仁俊在庐陵山前的宅舍旁栽种竹子，积年累月，已经多达万竿。于是建轩面对竹林，并将它命名为“友竹”。不久前，他承受国恩，朝廷表彰了他开仓赈济灾荒的义举；他来到京城拜谢，途中遇到考功主事夏仲昭，得到他所画的一帙墨竹图，画得也十分精妙。有的竹枝疏朗下垂，有的老而坚劲，有的嫩而舒展，有的竹笋尚未脱箨，有的竹子与石头相伴。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然而与他的轩所面对的竹子没有不相似的。仁俊常常把画带在身边，说：“从今以后，我无论出仕还是退处，无论行动还是休息，大概都可以与我的朋友相伴了。”他有时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很详细地告诉我把竹子当作朋友的缘故。我曾经偶尔和客人谈到这些，客人说：“庐陵的名贤很多，天下侍郎公门下的门客也都是才德兼备之人，难道还不足以充当仁俊的朋友吗？他却偏偏要同植物交朋友？”我说：“您没有听说过交友的道理吗？所谓朋友，就是以朋友的德行作为友伴；德行所在的地方，就是朋友所在的地方。请让我告诉您竹子具有什么德行：它在汉宫呈现祥瑞时，大竹小竹彼此依附，如同子女不违背父母一样，所以以孝著称；它在唐苑承受恩宠时，根盘曲而丛生茂密，如同兄弟彼此亲爱一样，所以以义著称。竹子在淇水弯曲的岸边抽发秀美时，既美丽又茂盛，仿佛有文采和容貌，而且又坚守节操，所以《诗经》的诗人把它比作君子。”仁俊父母俱在而且自己又显贵，想要恭敬谨慎、仪态端庄，以尽儿子的职责；他从竹子的孝德中有所取法。兄弟们都才华出众，他想增进亲爱、笃厚敬重，以充分享受同胞兄弟的欢乐；他从竹子的义德中有所取法。他的才华和志向都远超常人，想要讲求学问、自我修养，使外在的事业具有文采，使内在的品行美好；他从君子之竹那里有所取法。这样看来，凡是森森挺立、婀娜茂盛的竹子，无不成为仁俊增益德行的良友，怎么能说植物不值得交朋友呢？”客人说：“这不是我愚昧的见识所能达到的。”仁俊听到我和客人的谈话，认为深深契合自己的心意，于是来拜访我，请我赋写《周雅·巧言》第四章，并请求我记述这件事。因此我写下了这篇记。

译《槐阴文会记》。翰林学士李公在都城西隅有一座园林，位于完颜金旧城之下。正统五年八月，李公因为广东佥事彭君毓敬来考核政绩，约我和编修吴君与俭趁空一同前往游览。到了约定的日子，李公先乘轿出发，他的儿子艮邀请同门朋友五人一同前往。等到达园舍，李公见诸生仪表端庄雅正，又和儿子一同游览，想通过文字考查他们的才能，并勉励他们补足不足。园旁有一位张姓老人，探知李公的用意，立即准备桌几席位，恭敬地迎接他们到家中。李公看到庭院里有两株古槐，都粗大得数人合抱，枝叶繁茂，树荫浓密，便指着它们对诸生说：“这不正是你们将来踏槐登第的征兆吗？”于是铺席坐在树下，以《四书》讲义考查他们。我三人随后到达，诸生的文章已经写成篇章。李公又命佥宪出经义、论策的题目，让他们准备三场考试的文章。诸生得到题目，又欣然构思。我三人陪李公在园中走了一周，回来坐在槐阴下评阅他们。老人也不时拿出茶和果品，帮助诸生用功。到了过午时分，李公便设宴请我三人饮酒；因为诸生执笔不能离开座位，便分设席面送到他们面前，而酒杯来往相通，上下宾主都欢欣相处。诸生一边饮酒一边构思，宴席还没有结束，卷子已经写完呈上。只有艮一人熟习《书经》，文章最先完成。李公猜想他可能事先拟好了文章，便更换题目，到这时他也写成了。把所有试卷合在一起评定，篇篇都文采茂盛、条理清楚，也不违背义理。李公高兴而又勉励他们说：“照这样不断进步，何必担心文章不能合乎当时的选拔标准、学问不能与古人相期呢？你们应当努力，不要懈怠。”诸生也都十分自得，仿佛在科场中得意了一般，私下相互说：“今天的聚会真是盛会，不能没有文字记述。”于是各自赋诗一首，第二天呈给李公，题目冠以《槐阴文会》。我想，古代求学的人之所以进步容易、成才迅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德高年长的人在扶持奖掖他们时有方法，在激发勉励他们时有技巧，没有一次聚会不是讲论学问、比较才能、考察德行、劝人向善的场所，所以当时的士人都深通大道，文章也文采焕发。距离古代久远以后，士大夫的聚会不是沉溺于酒，就是喋喋谈论权势利益，哪里还有文章可言？李公举行这次聚会，殷切地想在宴游之间考核诗书义理之文，已经得到古人造就后学的方法了。诸生难道能不体会李公的心意而努力学习吗？学问充实于内，显达荣宠的声誉、宏大的事业自然会到来，到那时便知道这次聚会对诸生的功用实在不小。因此我写下事情的始末，作为这篇文章日后可以传诵的美谈。《滁溪山水间记》有一座山从武功向东而来，到县城西面二十里处，横向形成重重山峦。从山峦下再走几里，山峰高耸、山谷回旋，盘曲而成平缓的山坡，溪水环绕着它，流过几道弯曲后才离去。前面有岭，叫金船；有洞，叫桃花潭；有溪，叫紫石溪，叫泸溪。溪上有泸南处士的书台。后面有灵湫，能够生云降雨。四面群峰，有的耸立如笔，有的横展如屏。旁边的水田、旱地，都适合种植树木和庄稼，只是一直没有人认识这里的胜景并选择在此居住。永乐年间，如今的翰林侍读李公时勉还是庶吉士、居乡时，与同乡戴隐君诚辩以及他的哥哥、前督府经历诚问一同游历到这里，徘徊了很久，一齐感叹说：“这实在是山水的佳处，不能放弃而不居住。”于是就在其中营建书舍，因为周围群山环列，而山依傍着水，很像滁地，便命名为“滁溪”。等到侍读入朝为官，滁溪便归诚辩所有。于是挖除污泥，以干燥的土填实，在其中建堂，把佥宪黄公大书的“山水间”三字悬挂在堂楣上，用来庄重地接待宾客。西面建学塾，窗棂疏朗、光线明亮，图书排列收藏，用来尊重师儒、训导子弟。东面建轩，用名画装饰，面向层层台地和深池，陈列奇花异石，以愉悦心目。菜畦和果林各自适合当地土质。水碓、池塘、捕鱼，足以使隐逸之人消除劳倦。跨山修筑墙垣，临水设置门扉。宽阔的庭院和修长的道路，使环境更加幽深清静。于是山溪增添了胜景，云影树荫相互连接，鸟和鱼彼此得到欢乐，急流与风声和谐成韵。滁地周围的佳境，又都成为戴氏兄弟的住所，他们无日不相互聚会叙说天伦，在这里举行文会。因此，滁地山水的乐趣，全都被戴氏拥有了。唉，山水的胜景固然出自上天创造、大地形成，也要等待人们喜爱它、欣赏它并为它品题，然后胜景才会更加出色，名声才能无穷流传。所以滁作为一郡，并不是没有古老的山水，但一定要等欧阳子到来以后，酿泉的甘美、琅琊和丰山的秀丽，才得到亭台的临照和文章辞翰的描写，使天下后世明白地共同知道它们的胜处。如今我县的这处“滁溪”，开始由翰林命名，最后归于诚辩，谁知道它山水的胜景将来不能和滁郡并称于世呢？戴氏后人应当不断积累，等待这个时机。我姑且记下它的大略，以说明它得名的由来。

译《崇顺堂记》顺从就会昌盛，不顺从就会灭亡。古今之人没有不这样认为的。有人问我说：“如今有这样的人，热衷于积聚财产，却吝惜增加对父母的供养；喜欢争夺、只求自己得到，却轻慢长辈，不能恭敬而且私自占有家产，使兄弟遗留下来的孤儿陷于贫穷饥饿，也不感到羞愧。这样一来，他的财物日益增加，土地日益扩大，势力又足以炫惑乡人，使乡人互相尊敬仰慕他，甚至拘拘然按照顺从他的方式行事，他怎么会达到这样的富足呢？又有人宁可不顾自己的身体，只奉养父母；宁可不把家产据为己有，只听从长辈；宁可少取属于自己的财物，而厚待兄弟遗留下来的孤儿。这样一来，他的资财日益耗损，产业日益削减，又没有势力去要求别人尊敬仰慕他，使自己显得不顺从。假如他不能达到富足，反而处于贫困，那么这究竟是由于顺从，还是由于不顺从呢？”我说：“你的见识为什么这样不宏大而且不深远呢？一个人的行为顺从还是不顺从，他的贤能或不肖本来就可以由此看出。何况天道喜欢回报，顺从它，它未尝不以顺从回报；不顺从它，它未尝不以不顺从回报。顺从与不顺从的报应，不只是像播种必然有收获，也不只是像占卜必然有应验，更像香草和臭草必然各有自己的气味。” 因此，蒯瞆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便有蒯辄这样的儿子；楚灵王杀害兄长的继承人，便有司马弃疾这样的弟弟；孟惠叔善于侍奉他的伯叔，便有孟蔑这样的侄子。既然如此，宗族祭祀的延续或衰败、家族声望的振兴或坠落，又哪一样不取决于族人行为的顺从或不顺从呢？怎么可以只凭一时的富足或贫困，便说不顺从是对的、顺从是错的呢？提问的人惭愧地改变了神色，跳起来道谢说：“鄙人见识浅陋，话一出口就违背了道理，幸亏君子纠正我，也希望我从此知道应当顺从什么、违背什么。”乡里有一位仰慕尊长的俊杰，姓刘，字徽育。他早年丧父，奉养母亲十分孝顺，尊敬侍奉他的二哥徽贤，也不敢违背。又希望总率同族的子弟，使大家都归于德行、谦让和礼法之中，以光耀祖先，使家族昌盛，使恩泽流传给后代。因此把他们聚居的堂屋命名为“崇顺”。他常跟随我学习，听到我回答那人的话后，说：“这番话足以阐发我给堂屋命名的心意。”我把它记在屏风之间，让我的族人早晚诵读，知道顺从应当崇尚，不顺从应当摒弃。我与刘氏有姻亲关系，亲近得如同族中的兄弟，因而赞美徽育能够顺从于家庭，又笃信我的话，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水云轩记》我已经奉恩命回乡荣耀乡里，得以时常到茨山泸水之间省视先人的庐墓。友人刘君汉广接待我，他的父亲子瞻在水云轩中从容地说：“把轩与水、云相友，是先人的意思。持有靖节之名、能写文章、又与先人友善的人，没有比遯逰更合适的了。学习遯逰之学，并且与我父亲特别友善的，是您的儿子。善于对待我父亲的人，曾经为这座轩作过记。既然您也善待我，难道可以默然不言吗？请您继承前人的做法，为它作记。”从地下穿行的是水，在空中浮游舒卷的是云。然而水气积聚才生出云，云与水本来就相互依凭。水云在静止时，停聚而成为深渊，收敛而停留在山间，像镜子一样涵容澄澈，山峰奇异而秀美地显现，仿佛隐士无为自守的样子，适宜隐士喜爱。等到它们运动起来，便遮蔽天地四方，流通于江河，鼓动风雷，降下雨泽，潜藏鱼龙而使船筏行驶，滋润干旱的土地、使枯萎的树桩复苏，又像出仕的人能够给万物施加恩泽，所以适宜出仕者喜爱。像子瞻这样脱离州县尘俗和市井喧闹，在山溪之间退处，与水云相互交接，而世间的荣名利禄一点也不能进入其中，大概就是所说的隐士了。至于寄身于水云之间，以穷究经书、努力学习为事业，以出仕济世、显扬亲族为志向，将要起身与天下同业同艺的人，在争较胜负的场所争先驰骋、尽情发挥，像汉广这样，难道不是有志于出仕的人吗？” 隐士既然与水云同样以无为自守，有志于出仕的人又将与水云共同施行利益和恩泽，那么水云的情趣，刘氏父子全都得到了。刘氏的轩世代以“水云”命名，也是合适的。不过，子瞻与水云为友，愿望已经实现，遗迹也已经陈列于世，士大夫为他吟咏歌颂的文字也已经完备；今后能否增加自己的思考，努力做到与水云一样施惠于万物，就在汉广了，他正应当勉励自己。我不能长久留在家乡，早晚往来于水云轩旁，与汉广讲论经书、讨论时务，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墙壁上，等待他出仕后，我们在青云之上握手相逢。《续晚圃记》有位客人看见主人在龙溪营建园圃，仍沿用祖先旧名，称作“晚圃”，于是问道：“世上营建园圃的人，希望蔬菜早熟，食用的果实早熟，实木早日成材，凡是生长栽植的东西，没有不希望早日开花、早日成熟的。为什么您的园圃两代都一概以‘晚’命名呢？”主人说：“我的园圃不种蔬菜，不种果树，不生产木材，也不适宜栽植其他东西，所种的只有菊花。菊花的茂盛，不改变它作为花卉的本性，而且总是最后开放。春天温暖、万物畅茂时，开花的夸耀自己的美丽，长叶的炫耀自己的妩媚，草木争相吐露芳香，纷纷出来争夺时光、求取万物的欣赏；只有菊花收敛光华、隐藏美色，默默地看不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等到深秋寒气肃杀，先前那些夸耀美丽、炫耀妩媚、争相吐香的花木全都凋零殆尽，菊花才开放花朵，献出美色，为将要荒芜的小路增添光彩，在傲霜的篱笆旁照耀。拿众物早早荣盛却先行凋萎来比较，究竟谁得谁失？用来比喻人，也是如此。人正年轻时，通达者使自己的声名轰动一时，富有者在利益中翻腾，没有不在一时振奋显赫、使远近闻名的。那些性情迟钝、不愿求速成的人，正沉没晦暗、退避自守，不能闻名于世，正如众物在春天繁荣，而菊花独自没有可爱之处。后来年岁和力量一同衰退，先前那些在声名利禄中轰动显赫的人，都声影消灭、声息断绝；只有性情迟钝、不求速成的人，把身形留在天地之间，在桑榆晚景中留下声名，得到加倍享受土地所给的利益。这难道不正像众物在秋天凋零憔悴，而菊花仍然独占芳香吗？如今我的园圃既然多种菊花，而我和我的先人在世的时间又都比当时的人长久，所以第二代仍把这座园圃命名为‘晚圃’。”客人于是歌唱道：“群芳凋谢啊菊花才开，仁德之人长寿啊与菊花同放。”主人应和道：“锐进者未必长寿啊迟钝者未必夭亡，菊花最后开放啊与迟钝者相伴。”客人离去后，主人告诫他的儿子把客主二人的话诵给我听，请我作《续晚圃记》。我说：“这些话已经足以记述‘晚圃’了。”主人姓曹，名庭桂；客人的姓名无法详知，有人说是与我同科举中的萧君不敏，庭桂的儿子琏跟随他学习进士之业。《两谿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五 明，刘球撰 记

译《成都县学增修文庙记》凡是设置郡县，必定有学校；有学校，必定有庙宇，用来祭祀孔夫子。自从皇明统一天下以来，这种制度已经确定，并不断增益修饰。到了永乐、宣德年间，即使是武卫和边远荒僻地区，也奉诏设立学校，仿照郡县的制度。然而成都县学的文庙倾圮而无人修治，地基日益被削减，侵入十二姓卫丁的家中，违背了原有制度。宣德七年春天，教谕郑永安才率领诸生到布政使司，把情况详细报告，并说：‘如今若不恢复，就无法杜绝日后的侵占。’布政甄公寔、参议李公斁答应了。第二天又拜见按察司，像向使司那样报告，廉使刘公洵、副使朱公与言、佥事顾公侃也答应了。第三天到都司，像向宪司那样报告，都指挥佥事、前兵部侍郎张公信答应了。三司各位执政于是会合，御史李公寔商议恢复被侵占的土地，认为不如把侵占的各处全部找出，并加以更换。找到被召来的十二姓后，对他们晓谕说：‘只是你们侵占了先圣庙地，实在大为不顺，姑且不治你们的罪。我买下这所美宅，用来替换你们原来的住所，以扩建先圣祠堂。你们的子孙也将永远得到好处。’十二姓得到美宅，乐意交出原有土地而离开。增加的土地是旧有面积的六倍，于是让知县童文筹集材料、测量地基，选择吉日，命工匠施工，全部拆除旧建筑而重新建造。不到七个月，文庙建成；不到五个月，重门和两庑建成；不到三个月，孔子塑像建成。泥涂、砖砌的工程，丹漆、藻饰、彩绘的装饰，也都依次完成。规制扩大到旧有的十倍。学官和诸生在其中往来，看着从前是那样狭窄，如今却这样宏大；从前是那样简陋，如今却这样华美。上面乐于教化，下面争相学习，都希望让这种传统永久流传。古代二帝三王的事迹虽然已经遥远，但天下人知道笃守人伦、重视礼信、轻视利益而尊崇义理、以贤能正直为善而以奸邪偏曲为恶，都是孔夫子阐明大道的功劳。孔夫子之道兼有二帝三王之道，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病，然而它常常随着政治教化的盛衰而升降。两汉、唐、宋都曾安定治理百余年，人民趋向诗书礼乐的教化，唯恐不能先行礼敬孔子，于是太牢祭祀、尊号封谥、祭祀田地逐渐增加，孔子之道光明显著。秦、晋、宋、齐、梁、陈、隋以及五代，往往传不过一两代，干戈相继，篡夺祸乱接连发生，礼敬孔夫子的事情也缺少而几乎听闻不到。如今历代圣明君主崇尚儒术，各位执政都由儒学入仕，推行儒家教化，陶冶培养全蜀百姓，使他们都知道修养德行并努力实行，用来彰显圣明之治，弘扬我孔夫子之道，正是最好的时机。尤其把扩建成都学庙作为一心关注的事情，是因为成都为蜀地首县；成都的学庙受到崇重，人们知道修行孔夫子之道、摒弃邪说，那么环绕蜀地的百郡县将闻风而起，这大概就像手臂一动全身响应一样，不必担忧做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因为行动的指向不能不明确，所以用心一定要从成都开始。昔日汉朝尊崇孔氏，汉臣文翁确实首先在蜀地扩大儒化，直到今天仍是美谈。各位执政如果能够像文翁那样宣扬皇上的德化，理应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以增加蜀地的历史美事。这次举措中，御史蒋公彦俊、袁公锐，郎中谈公信，后来任都督同知的徐公甫，副使阮公存，参议彭公谦、石公坚，佥事茅公惟扬，从外地归来后，也都出过力。现一并附记于此。《礼部藏器及书记》宣德六年夏五月，行在礼部建成，皇上降下命令；臣某在六月戊申率领全体僚属入部办公。秋七月戊寅，皇上赐给一切应当使用的器物，恩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某于是整饬僚属，只求勤勉恭敬，图谋报答皇恩于万一。只是所赐器物共一百六十二号，另刻“礼部公用”四字，把器物的阴面放置在堂中，并颁发给所属各司，用来彰显圣天子的特殊恩赐。不久，南京礼部又请来所收藏的古今书籍一百一十二部，共二千八百本，用来充实新礼部，大家都担心日后无所考查。于是登记器物的编号，书写书籍的目录，以便传示久远。又命工匠依照簿籍所载镂刻石碑，竖立在堂的北面，使它永远不可磨灭。因而在碑下题写道：‘器物可以公用，不可以私自藏入家中；书籍可以供大家阅览，不可以遮蔽起来，变成一个人的私有物。书籍脱离器物、器物损坏，可以谋求合并修整，不可以怠慢而不顾；即使有所顾念，也不可以不思考恢复它们原来的状态。’ 这大概就是臣某内心所存的想法，希望从今以后九卿中任职礼部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意，这样或许上不辜负朝廷盛大的德泽，下也能为礼部增添光彩。《菊庄记》开垦一片地，栽种数百株上好的菊花，四周以高藩篱为界，正面以屏障遮护，邻近清澈的水洲，旁边环绕翠竹，幽远清静地坐落在我安福西城之外，这就是楚山鲍先生的菊庄。先生因奉召离开这座庄园，后来又归来，命我刘球作记。菊花是百花之中最后开放的花，却不躲避寒露和凛冽霜气的摧残压抑，正像被遗弃而退居草庐、不合时宜、不能身居要职的士人，违背众人而独自高洁，所以凡是不合时宜、不能身居要职的人，没有不喜爱菊花的。以爱菊而闻名天下、流传后世的人，又没有谁能比得上陶元亮。元亮辞去彭泽令，离开官场，在柴桑里种菊，也似乎与先生今日不失菊庄的情形相同。那么先生回来，望着将要荒芜的小径，抚摸依然存在的花朵，难道没有像元亮那样怡然自得的心情，产生“归去来兮”的欢乐吗？呼唤童仆提水来灌溉、锄草，凭藩篱观赏，以此愉悦心情、排遣世俗杂念，难道没有“忘忧”“违世”的吟咏，像元亮始终不因外来的丝毫事物而损害自己的高洁吗？采撷菊花的芳香，闻着它的馥郁，整理衣巾挺身而坐，弹琴读书，那么清风依次吹来，明月按时照临，难道不能把自己比作羲农以上的高人，像元亮那样俯视古今吗？虽然如此，先生曾由士科出身，主持袁、瑞、赣、吉四郡的教育，多次掌管文才考鉴，德行与年齿都受到当时人的尊敬，又有贤能的儿子位列春官，侍奉朝廷，进退交往都很得体，能够奉养父母，先生又何必羡慕、仿效元亮呢？只是先生的出仕与退处同元亮相似，所以所喜爱的事物也不能不相似。等到菊庄的居室建成，衣冠、山川、景物以及与柴桑并列的图画，都将以诗歌表现出来，流传久远了。只是还不知道那些治理郡县的人，是否也有爱好贤者、乐行义举，能够像白衣人送酒那样，和先生共同酬饮重阳节，一同在东篱下尽情饮酒呢？然而先生善于教育人，县里考中俊造的人很多；他的弟子中，士人相互传抄记录先生文章、前来菊庄询问学业并考求道理的，必定无日没有。又不知道元亮的草庐，在当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人呢？我曾跟随先生游学，如今将要接受任用，正愿意向有道德学问的人请教，因此不能不为先生离去而惋惜。然而先生的子弟以及朋友门徒中，居家而学业尚未完成的很多；放任他们而使他们失去归宿，我不能不忧虑；如今得到先生归来而裁正教导他们，又不能不感到庆幸。特意记下菊庄来同先生告别，什么时候我再走到乡园，还应当到菊庄采花斟酒，为先生祝寿。

译贞寿堂记 妇人的品行以贞洁为美好，而福分则以长寿为先。过去，七个儿子的母亲不能安于家庭，于是《凯风》诗中的怨情产生了，这是因为她不贞。皋鱼的母亲早早去世，于是有风木之悲，这是因为她不能长寿。既贞洁又长寿，像庐陵萧氏的母亲刘氏，二十岁便哭别丈夫，七十岁仍在人世，守寡四十多年，只听从儿子。这样看来，思敬兄弟可以免除七子之母的怨情和皋鱼的悲哀，理当为堂取名，以彰显她的贞节，祝愿她长寿，表达庆贺，奉养她安度晚年。思敬常常到京师，请求缙绅先生作诗文来歌颂母亲的节操。如今又因监察御史王君体艮请我作记。我供职春官，表彰贞节，勉励高年长者以敦厚风俗，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于是不能推辞，便为她作了这篇记。堂在郡城南面。堂中有酒可以祝寿，有珍馐美味可以供养，有愉悦的声音、柔婉的容色、亲爱的情意和恭敬的神色可以带来欢娱，有使老人安逸、使精神愉快的器具可以调节疲劳，有药物可以祛除疾病，却没有呵斥责骂的话语，也没有悖逆、骄傲、轻慢的举止。因此不必等到种萱草才忘忧，不必等到背着粮食走百里才算尽奉养，也不必穿着彩衣作儿童嬉戏，便常常欣喜快乐。做儿子的既然快乐，是因为有贤德的母亲；做母亲的也快乐，是因为有善良的儿子。母子彼此快乐，世上做母亲和做儿子的，也都可以受到慈爱和孝顺的劝勉了。特意作记来表彰这件事。致爱堂记 在宜兴县署里面修建一座堂，命名为“致爱”，这是永嘉籍县令章君惟诚奉养母亲的地方。惟诚接受天子的命令，担任宜兴县令的第二年，明察弊病而剔除奸利，勤勉而兴利于民，使百姓服从他的政令、相信他的教令，于是把母亲迎到这座堂里，使她起居有所便利，能够承欢，使饮食有所侍奉，衣服器用有所供给，疾病时药物有所调治；并不只是用官位使母亲荣耀、用俸禄供养母亲、消除她的忧思而已。这样，惟诚爱母亲的心也算尽到了。堂以“致爱”命名，是恰当的。今年夏天，县学生孙侗贡入京师，在他结交的兵部主事王君守正、礼部主事潘君有贞那里称述惟诚的德行，请托我作记。我认为人人都有这种爱的本性，而亲人尤其是应当最先爱护的对象。不顾及自己的亲人却能顾及百姓，是把爱的施行颠倒了；顾及自己的亲人却不能顾及百姓，是把爱的施行偏废了。颠倒和偏废，都没有尽到爱的道理。一定要把爱亲人的心推广到百姓身上，爱之理才算得到。如今惟诚能够照料母亲的起居，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也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安康吗？能够侍奉母亲，使她欢愉，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也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快乐吗？能够侍奉母亲的饮食，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也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得到供养吗？能够供给母亲的衣服器用，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也都希望自己的亲人不受寒冷吗？能够亲自调治母亲的药物，难道不会想到他的百姓也都希望去除亲人的疾病吗？由此施行慈爱祥和的政令，流布和乐仁厚的恩泽，使百姓都受到孝道的教化，仁厚的风气和淳朴的习俗一天比一天兴盛，那么这种爱就不只施及自己的亲人，也会施及宜兴人的亲人了。宜兴的百姓，难道不是有所依赖了吗？将来惟诚循良的声誉显著，担任高官、承担重任，那么他的爱施行得更加广泛，就不只施及宜兴人的亲人，还将施及天下众人的亲人了。《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惟诚为人既孝又宽恕，所以我把侍奉亲人的意义推演到极致，写下这篇堂记，来扩大他的爱心，并对他寄予无尽的期望。清乐轩记 在金陵都会的繁华地区装饰屋宇，在高门宅第之中置备文房之具；其中种植花卉，前面用来无穷无尽地迎送风月，这就是驸马都尉沐公某的清乐轩。幽远之士脱离尘俗，栖居林壑，同泉石为伴，与云霞、鱼鸟相互追逐，他们所得到的快乐是清雅的。然而这种快乐多为幽人处士所得，大概不是贵戚和宦游之人所能拥有的。如今沐公是黔宁昭靖王的贤子、太傅黔国公的名弟，又娶太宗文皇帝的公主，是当今皇上亲近的臣子，富贵超过一般臣僚，声望风采为天下所想望，难道只是像那些幽远之士一样，徒然享受一丘一壑的清幽吗？三边没有烽烟警报，海内清明，百姓万物各得其安，政治教化达到清平，这是公所乐的。不把货物收入有无、宠遇得失挂在心上；想施加于家庭的都能顺遂，想尽忠于国家的都能做到；谨慎操守行为，使自己达到清正，这是公所乐的。使人人都诵读他的德行、称赞他的善举，听到他的芳名而仰望他的光辉，传播名声和荣誉，使之达到清美，这是公所乐的。因此他每日游处此轩，弹琴读书，挥笔作诗，把道德礼义作为佩带服用之物，同缙绅结为朋友。远则取法古代的道术，近则抛弃、隔绝世俗的污浊，把心安置在高明的境界，还有什么能在俯仰之间感到一丝惭愧呢？所以即使穿着鲜艳的纨绔、厚重的锦衣，公也从未认为华美；即使众多珍奇异玩陈列在面前，公也从未认为美好。只有清明的教化浸润当时，清正的节操树立于自身，清美的名声流传后世，才是他的志向所在、内心所喜悦的事。他所得到的快乐，固然同幽人处士所得不同，又岂是那些沉溺于追逐利禄仕进的人所能相比的？大概所谓“富贵不能淫，乐善而不倦”，公都具备了。公已经得到缙绅先生的诗文，来描写他的清乐；我有幸一向同公友善，又在这些作品之后作此记。

译上田旧业记 安福四境的田地大多肥沃，其中上田一带将近百里，尤其肥美。旱时没有干枯的土地，涝时没有被水淹没的庄稼，蝗虫、蝗蝻、螟虫、螣虫也不能造成灾害。播种和除草松土的功力虽然同其他地方相等，但谷粟的收成比其他地方常常丰厚而完整，所以当地以“上田”闻名。上田离武功又近，为灵山所环抱，是仙泉汇聚之处，所以草木秀美，禽鸟鱼类聚集。人们说那里的景物美好，大概与它的田地相称。著姓李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我曾听县里的老人说：“李氏从宋代到元代，独自享有这片土地的利益，超过三百年。遭逢元末的动乱，才抛弃这里，迁居乡里的恰田。国家长久太平以后，李氏有位贤明的隐君，才遵照父亲遗命，重新在上田立家，在旧宅地向西约一里处建造居所。由此，连片田地和田间道路中原先被其他家族占有的地方，如今又都成为他家种植耕作的土地，像从前那样资用有余了。高门大路被荆棘杂草堵塞的地方，如今又有宾客往来，使交游更加笃厚，像往日一样衣冠人物相互往来。山水景物的趣味，曾被樵童牧人随意看待而弃置的，如今都在窗户之下呈现奇姿，在举手顾盼之间献出秀色，完全可以恢复从前游观的快乐了。然而李氏能够在世道变故之后恢复旧有产业，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祖先世代积德深厚，后人继承遗志而行事善良，也不足以达到这样。”我说：“道理固然如此。但我听说李氏的先辈中有儒者，凭儒术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接连不断有人。不知道今天的文雅风流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兴盛？”老人说：“我看他的几个儿子都秀美聪慧、喜好学习，隐君又急于选择老师来教导他们，料想一定会有能够出仕、继承书香、延续仕宦家谱的人，姑且稍等着看吧。”我退下后感叹道：“《礼记》所说的不忘根本，《尚书》所说的遵循你祖先所行之道，说的就是隐君吧？他比一般人贤明得多了。”几年以后，隐君派他的次子尚来京师，请我作《上田旧业记》。我问起他的家业，已经更加兴盛；问起他兄弟所学，也多有成就。老人的话到这时果然应验，于是写下此文来答应他的请求。隐君名操，字志节。清白轩记 做祖先的，所行之道应当足以留给后代；作为后代，所立的法则和志向应当坚定地守护祖先的教训。所谓善行留下多余的福庆、世代继承并发扬美德，我在杨氏的清白轩中看到了。太尉公自守公正廉洁，曾经拒绝夜间送来的金钱，并告诫子孙吃粗食、徒步行走，不得摆出富贵人的姿态。有人劝他留下资财产业给后代，他说：“只要后世称我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就足够了。”他为后代立下的法则，不是十分美好吗？如今县令君怀忠，是太尉公一千多年后的后裔，不知经过多少迁徙而在我县横砻定居，仍然建了一轩，面向碧山，临近清池，周围有修长的竹子和茂盛的树木，把它命名为“清白”，作为藏修学业的地方，表示不忘祖先。后来君起家升入太学，又被擢任景陵县令，肩负起治理百姓的责任。凡是饮食、衣服以及供自己享用的物品，完全没有比当初增加，只是常常忧虑百姓的供给不足，而不愿使自己拥有有余。清白的操守始终如一，他继承祖先德行的志向，大概不能说不坚定。唉！士君子立身处世，他的道理本来就应当清正廉洁，难道要等到后代有所承继、后人有所开创之后才这样做吗？只是那些做官却甘愿从事污浊黑暗行为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谋求贿赂收入、扩建田产住宅、聚集珍宝，希望富贵长久存在于家中，把使子孙百世不贫穷作为打算；最终自己没有遭受祸害，便把灾祸遗留给子孙；即使有人侥幸逃过祸患，那么他们孜孜不倦取得的东西，也将像海市蜃楼从眼前掠过一样，不曾有多久便全部消失。这样以后，才看出杨氏世代守护清白而不失，足以成为士君子所景仰、乐于听闻的榜样。因此作这篇记，使杨氏后人不要忘记世代守护清白，也给世上做官而不廉洁的人以警戒。义储记 吟溪陈氏，是庐陵的望族。有一位喜欢行善的士人名叫谦，字朂让，是隐君致广的儿子、知宁国府事子将的孙子。乙卯年歉收时，他曾拿出私人粮仓中的二千斛，帮助有关官府赈济乡民，朝廷认为这是义举，下诏表彰。朂让因此受到感动，越发努力行义。他认为拿出的二千斛粮食不过是一时的恩惠，不足以长期施行，于是又拿出一千斛储存在乡里，借给人而不收利息。来请求我作记时，他说明说：“以‘义’命名这项储粮，是表示它应当由乡人共同受益，不是我一家可以私自占有的。其管理办法，是担心陈家主持此事会有侵占扰乱的弊端。钥匙和量具交给别人掌管，是希望有专人负责。乡人每年缺粮、请求借贷的有一百几十家，大体上要看他们缺粮的缓急来决定借贷多少；遭受凶灾、患病的人可以多借，有固定产业、足以维持一年生活的人不得参加。偿还时，每斛加三升作为损耗；死亡、迁徙而不能偿还的，就取义储下等田地的租税来补足，使储粮的常数不减少。约定乡人借粮不得超过五月，偿还不得超过八月；过了八月还不进还的，罚息为每斛二斗。乡人信守约定，尚未有超过八月不还的。谦认为这套办法可以成为我们乡里永久有利的制度，担心后人不能像自己一样遵守志向而把它破坏，所以希望写下来作为警戒。”于是我问他的族人为什么不能享受这项利益，他说：“义储是为乡里贫困的人设置的，不敢用来供给本族。如果本族有人贫穷而无力自给，另有储粮来资助他们，连利息和本金也不收取。”我认为朂让这项举措有三层深厚的意义：能够不把利益据为己有，而拿出来使乡人受益，说明他有不私利自己的心；按时收放粮食，筹划经营有制度，无非是想周济不足的人，而不是用来增益已经有余的人，表现了怜悯贫穷的心意；不用对待乡人的办法来对待族人，而另行资助他们，说明他没有把亲族排除在外。他做事有次序，施惠又可以长久，哪里是那些苟且求名而不求实际的人所能相比的？世上的富人大家族，厚厚积聚财物却不肯用来惠及乡里的贫民，那也就罢了；又进一步削取贫民的一丝一毫来增加自己屋宇器玩的装饰、车马服饰的光华，使贫民不能生存，而自己心中还不满足。拿朂让的所作所为来比较，他们存心厚道还是不厚道，怎么样呢？陈氏子弟，应当守护这样的家法，长久坚持而不改变，千万不要被那些人的做法迷惑了志向。一个人的善良或不善良，如果会决定子孙的兴盛或衰败，这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

译黄州广惠堂记 黄州是滨临长江的富裕郡，遭受旱灾、水灾和饥荒之后，百姓不能得到治理，已经很久了。舒城钱君志学因被举荐，以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郡守；他对救济荒年预先有所准备，安排农耕有时令，征收赋税有尺度，使用财物有节制。于是受冻挨饿的人得到温饱，大力修新学校，留意讲习经书学艺；赞赏有能力的人，怜惜尚未达到要求的人。于是游荡任侠的人都诵读弦歌，积久的弊病也一定剔除，隐藏的奸恶没有不被揭发的。因此武人不能成为百姓的祸害。不到三年，从乡野农夫到州县官吏，没有不服从他的教化、称颂他的贤能。部使者屡次称赞他的政绩，在郡守中列为最优。教授尹行逊先生于是把他退居休息的堂命名为“广惠”，并写信给他的朋友刘球说：“太守能够使治理达到成效，得到众人的赞誉如此迅速，是有缘由的。”洪武、永乐年间，太守的先君时用曾任黄梅县令，能够施行公平、仁慈、宽恕的政令来惠及百姓；百姓感念他的德行，长久而不衰。太守到任后，能够取法县令君的政绩，加以增减润色，施行于全郡。因此一州七县的百姓感受太守的恩德，就像黄梅人感受县令君的恩德一样。因此他的成效容易达到，声誉也容易兴起。因为一个县的百姓安享他的政令，便把这种治理推广到整个郡，于是全郡百姓没有不安定的。太守这样广泛施行他先君的恩惠，不也是达到极点了吗？《传》说：“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太守具有这种美德。” 所以我冒昧用“广惠”给他的堂命名，不能没有文章来彰明此事。我同太守是同年朋友，愿意为他作记。做郡守县令而能有德惠及百姓，都是良吏的作为。然而古代的良郡守，没有超过龚遂、黄霸的，没听说有父亲在前面为他们开创；古代的良县令，没有超过卓茂、鲁恭的，也没听说有儿子在后面继承。如今钱氏却是父亲做良县令，儿子做良郡守，并且父子前后相继在黄州一郡任职，他们父子的世代美德，历久而更加光明。黄州百姓世代蒙受钱氏的恩惠，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应当记下这件事，使它成为黄州永远流传的美谈。正心堂记 在常熟县署旁边修建一座退居休息的堂，命名为“正心”的，是分宜县丞李君子廉。子廉说：“从前杨文节公担任零陵县丞时，张忠献公勉励他实践诚意正心的道理。文节公退下后，便把书斋命名为‘诚’，以奉行张公的教诲。零陵人最终依赖他的治理，他的贤名和功业也因此显著。当朝廷所降的美好恩泽流传到今天，我虽然愚钝而且不懂得学习，却一向仰慕这件事，所以冒昧拾取前人留下的‘正心’二字为此堂命名，打算早晚都看顾这个名字，用它谋划政事、惠及常熟百姓。幸而如果有所裨益，也就是二位公的遗泽所及了。”我听后赞许他。等他来到京师，我问他说：“听说你在常熟把堂命名为正心，有这件事吗？”心性之学不是用浅近的话就能说尽的。《大学》所列条目有八项，而正心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难道一个县丞就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吗？我可以为你概括地说说吗？子廉说：“本来就愿意听到这些。”于是我告诉他：“凭着方寸之心，能够主宰一身，统摄万理，应对经营万事的，就是人的心。心从来没有本来不正的；它之所以不正，是禀受的气质危险、欲望倾斜了它。因此，不用等待端正就自然端正的，是圣人的心；能够反归于正而变得端正的，是君子的心；昏昧地随着心的正与不正而不知选择的，是普通人的心；用邪恶蒙蔽它，用巧诈虚伪拘束它，厌恶正道而喜爱不正之道的，是小人的心。圣人难以达到，小人无法成为；只有在普通人的范围内努力，才可以成就君子的德行。至于成为君子，通向圣人的道路就平坦了，而其功夫只在于端正内心。端正内心的功夫，难道艰难而遥远吗？只是要广泛穷究事物的道理，使具备于我心中的道理没有一件不明白；约束自己使意念诚实，使从我心中发出的念头没有一个不真实。那么，这颗心静时就不会偏颇，动时也不会有过分或不足的错误，个人便得到了修养。即使把它施行于家庭，推广到国家，通达于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治理一个县，只不过是它的余事罢了。你能努力实行，何必担心赶不上前人呢？”子廉说：“我明白您教导的内容了。”请我写下来，带回去放在屏风上，于是我写了这篇文字。止庵记 丰城游君世温由进士出身，授任兵部武选主事，改任重庆通判，又调任荆州。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浩然生出退居的志向，于是以“止庵”为自己的号。有人问他想要停止仕进的原因，他说：“我出仕没有别的目的，无非是想使父母荣耀。过去在武选任职时，荣亲的任命指日可待，却不幸被无辜之事牵累，导致调任重庆。我仍然认为可以建立功业来慰藉父亲的心意，所以更加勤于政事，不敢懈怠。使流离的百姓五万人恢复故业，擒获被牵连的敢死盗寇将领一百人左右。部使者想上报我的功劳，恰逢郡守职位空缺，年高德重的人连续上疏请求让游和担任郡守，最终又因事情阻隔而调任荆州。正想有所作为时，我父亲的讣告已经到了。游和不能使父亲在生前得到荣耀，难道不是命运不允许吗？命运不与我相合，本来就可以停止了。况且我年纪还没有老迈，但身上的疾病疼痛却不时发作。如果还要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岂不是不合于义吗？道义上不宜继续前行，也可以停止。因此，我的足迹虽然到了京师，精神和思虑却已经不在这里，而在田野之间、山林之下，不是一日了。这就是我取‘止庵’为号的原因。”人们于是认为世温不再有意于仕进了。只有他的同年朋友刘球说：“如今世道极其太平，四方英杰没有不想献身效力、施展才能并显扬名声的，世温难道没有这样的心愿吗？人的停止，不过是顺从命运、合乎道义，暂时借此休息罢了。假如他的道与时代相逢，那么起身再次出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曾考察《易经》的艮卦，发现它排在震卦之后、渐卦之前。震卦主行动，渐卦主前进。行动在前，前进在后，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万物的停止虽然由行动达到极点而来，却也包含着前进的征兆。世温历任内外官职十多年，他的行动不能说不达到极点了，应该有今天的停止。停止之后德行更加修养，声誉更加兴起，又怎能知道将来没有再次进用的时机呢？世温幸好不要因为暂时停止而终于停止，我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前进。”世温听后高兴地说：“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写下这些话同他告别。

译敬慎轩记 袁州以南、吉安以北，山川溪流最秀美的地方，是防里。里中的旧族，世代有显赫门第和仕宦人物的，是欧阳氏。欧阳氏凭文学、才华和品行卓然超出同辈，其中与他们相当的，是俊质。俊质所居之处，里面花卉秀美，图书满架。律已有箴言和肃敬之意，宾客有座位；凡俗人、损友和不合礼法的物品，全都不得进入其中，这就是敬慎轩。用“敬慎”为轩命名，难道只是为了让人的听闻和观感受到震动吗？大概是要在此防守身心、休息安养，专心致力于修治内心、检点自身，把它作为准则。专心于一件事叫作敬，而慎是敬得以保存的途径。礼书说：“没有什么不敬。”谈论礼的人以谨慎节制、使行为合乎文饰为礼的教诲，可见敬本来不能不凭借慎。《大学》说“慎独”，又说“慎德”；谈论《大学》的人以敬作为始终一贯的功夫，因此慎也不能脱离敬。敬慎的道理虽然是一致的，但有志于学习的人，都想在这方面用力：闲居独处时存养身心，同人言谈交往时反省察看自己的言语行为，唯恐从天理流入欲望，从正道流入邪道，不敢因为一息之间、一件小事，而背离外在的准则。敬慎的功夫达到极高境界，可以探求圣人的领域；次一等也不会失去成为有德君子的资格。然而敬慎难道可以从声音中求得、从容色中取得吗？一定还要有实际内容。俊质通晓古今之学，继承旧家文献的收藏，在一轩之内修养自己，而在袁州、吉安两郡之间享有声名，大概一定有实行敬慎的实际了。他家的子弟也都喜好学习、笃实修行，不敢放纵逸乐，这或许也是敬慎之教影响到他们的结果吧？我同欧阳氏世代相通相交，所以不推辞为他作这篇记。湖东翰墨记 总共把序、箴、铭以及五言、七言诗编成一册，在封面题名为《湖东翰墨》，这是县学朋友张行汝輗编辑的。内容包括他的祖父景初、父亲澧陵司训如旭、兄长汝轮，以及平日所得的士大夫文辞。汝輗有时拿来给我看，请我作记。我读了周隐君景昌论陶渊明读书台的文章，知道景初笃爱古道；读了刘司训尚敬、杨征君嗣庆、吴府教孟勤、胡翰林光大称颂书冈芸的文章，知道如旭专心致力于学问的根本；读了张中书昌龄叙述贫乐的文章，知道汝轮能够安于本分、不向外物羡慕；读了周佥宪子治阐发自得斋意义的文章，知道汝輗崇尚诚信并且能够践行，将来没有什么不能通达。等到诵读诸位名贤吟咏歌唱那些描绘山水、陆地、动物、植物的作品，又知道张氏世代崇尚清雅洒脱，有高远的情趣。这样看来，这一册确实足以作为他们家族文献的凭证。自古贤哲死去，踪迹湮没，血肉和骨骸相继腐朽，唯独他们的名声和真实功业能够存在世间而不消亡，所依赖的就是翰墨相传，这大概不是富贵权势能够参与的。因此可知翰墨贵重，富贵权势轻微。然而世上的人往往看重富贵权势而轻视翰墨，甘愿身体死去而名声不能闻达，这又是多么不懂得选择啊！像汝輗这样编辑这册书留给后代，可以说是能够轻视世人所看重的东西，而没有轻视真正应该看重的东西。因此我为它作记。郭氏静轩记 葛陂东西两郭，犹如陈留南北两阮，有的凭财富在乡里称首，有的凭学问在当时闻名；整个家族被视为庐陵望族，彼此都有可以补益之处。西郭家富裕而想兼有东郭的长处，像南窗翁那样享受和煦清风，确实值得赞许。此时，他的儿子宜英拿出粮食帮助赈灾，感动了皇帝，蒙受玺书褒奖的恩典；他到宫阶下拜谢，退下后便带着乡里的前辈，撰写静轩的文章，来拜见我，请求说：“我幸而双亲都年过中寿而无病，但家中大小事务以及早晚奉养，责任全在我身上，所以不敢把做官放在心上。然而父母爱子，没有不希望他学习的，因此开辟这座轩，外面隔绝喧嚣，里面放置百余部书，取闲暇时间稍加诵习，希望获得一点一滴的进步，所以命名为‘静’，大概取诸葛孔明所说‘学习必须安静’的意思。只是还没有得到进学的办法，因此年纪已经老了而功业没有成就，希望您能教导我，使我回去后把它写在墙壁之间来自我勉励。”我既赞许他的话，更加敬重老人有这样能干的儿子，能够继承他富裕而不忘学习的志向，足以使家业宏大，难道能不推明圣贤义理之学来帮助他进步吗？关于“静”的解释不止一种，但它的实际内容未尝不一致。礼书说：“人生下来便安静，这是本性的起初状态。” 孔子说：“安静之后才能安定，这是学习的进步。”周茂叔说：“用中正仁义使心安定，并以静为主，是道得以确立。”本性最初的状态虽然极其安静，却被形体和气质凿伤；一旦被搅乱以后，不学习便无法恢复它。道得以确立，虽然以静为主，但在私欲尚未除去之前仍会昏昧，不学习便无法使它明白。所谓学习，就是恢复本性、明白道理的工具；它的功夫起初并不超出“静”。所以诸葛孔明告诫儿子，一定要安静来成就学业，其中本来是有深意的。宜英以孔明的意思为轩命名，可以说是有志于学习了。他学习，果真想要在本性和道理上用功吗？在本性和道理上用功，是圣贤的事业。要寻求它的学说，就在《诗经》《尚书》等经典中；要寻求它的道路，就在仁义之中；要寻求实践的先后，必定从亲近父母开始。因此侍奉父母，就把这种心推广到兄长，敬意便存于其中；推广到君主，忠心便尽到了；施行于朋友，诚信便树立了；凡有所作为，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它的开端只在学习，而学习必定以静为根本。由静所达到的境界，广大极了！宜英回去后，应当充实并穷尽其中的意义，使学问深厚，使孝道隆盛，使本性和道德天理得到完全实现，那么圣贤的境界就在这里，哪里还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呢？希望你更加努力，我将翘首等待你道德光辉的显现。

译乔林清趣记 隐士路君颙，专心读书，崇尚交结贤友，不以做官晋升为荣耀。他在泸水之上建屋居住，背靠孤山北面，在那里得到一片乔木林。高耸的树木直拂青天，浓密的树荫使野地一片苍绿。历经年代摧折、雪冻霜寒，其中苍翠的树木却没有衰败。又有湍急的水流、险峻的山岭、丹红的山崖、洁白的石头，水流山势起伏环绕在左右。还有美丽的花和奇异的草，争相呈现奇姿、舒展秀色，竞相争妍斗美，散布得数不清。因此称为“乔林清趣”，并对人说：“乔林的趣味，我已经得到，也能够说出来。”大概说来，身佩紫绶、腰系金鱼袋，在朝廷上排列侍从之位，同天子共同努力治理百姓，这是我所想要的显贵，但命运使我卑微，所以不敢希求；骑肥马、穿轻衣，在田陌间连接大片土地，同公卿抗衡、立身于当时，这是我所想要的富有，但命运使我浅薄，所以不能拥有。既然这两者都不能得到，那么宁愿在乔林之间休息，依凭偏僻险阻来实现自己的志愿，探寻空旷寂静来平息喧嚣，任凭疏放散漫来适合性情，亲自拿着锄头耕作，同士人平民交朋友。住在土阶小屋中，客人来了便焚香品茶，披受清风，拂弄明月，下一盘棋，彼此考论古今，阅读诗书、讲论道德。天气晴明而环境闲静，四顾无事可做时，便束好柴薪、穿上鞋子，登上险峻高处，探寻幽深奥秘，拾取山中的灵芝，采摘野菜，同云霞追逐，与溪鸥野鹤一同往来。天气炎热，便在浓密的树荫下休息，以清凉洗涤自己；遇到污秽，便捧起清水洗净。遇到樵夫歌唱、农人谈论，就同他们一起估量晴雨，预测旱涝，推断收成丰歉。天一亮便起身，午后便休息，喧闹叫嚣不能进入耳中，忧愤不能聚集在心里，毁谤和赞誉不能使自己多费口舌，刑罚和奖赏不能加到自身。饿了就吃，疲倦就睡，行走时吟咏，坐下时诵读，无论到哪里都自得其乐。因此，他曾把庭院中的树木看作执掌乐器，把林间风声看作歌钟。穿锦绣或穿破衣，吃甘美食物或吃藜藿野菜，拿这些同那些奔走追逐于荣耀道路、沉溺于利益诱惑之乡的人相比，他们的忧乐、劳逸究竟怎么样呢？这就是乔林的趣味，我从自身得到并能够说出来的原因。当时我两谿刘球脱去官服归田，等待任用，听到他这些话，神色忧惧不悦，额头冒汗而惶恐。过了一会儿，我改变想法，叹息说：“把终身的快乐寄托在清贫上的人，不会羡慕九锡的加赐；贪图一枕安睡的人，将会忘记千金的赠予。这并不是他们故意与众不同，而是志向不同。”于是我把他的话依次编排成《乔林清趣记》。竹溪清处记 离书台往南，将近半舍的地方，有竹林森然，有溪水曲折，有周围的墙垣和重重房屋排列其中。我的朋友管谷厚把这里整治为竹溪清处，正是他居住的地方。大概因为水泽滋润、竹根深厚，水波清澄、倒影相映，荡漾着阳光照上层层竹竿，洗涤烦恼尘埃直到完全消尽，所以竹子得到溪水而更加清秀。茂密的竹枝覆盖水流，层层翠色拂过水岸，泥水在竹根下消退，竹丛的声响又助长溪水潺潺的声音，所以溪水得到竹子而更加清澈。至于轩舍开阔明亮，几案上陈列着画卷，书床和棋局交错摆放在左右。宾客仪态从容，主人礼数周全；坐在垂下的竹荫之下，面对回旋的水流来娱乐精神、洗涤思虑，诵读讲说诗书，那么清越的声音足以助长吟咏谈笑，翠绿的光彩足以洗去世俗的姿态。又不知道是竹溪遇到人而清雅，还是人得到竹溪而清雅？而且清正是与浑浊相反的称谓，是人很难达到的境界。因此伯夷因道义而清正，严光、周党因节操而清正，晋代士大夫因言论而清正，他们都显得异于常人，都使声名流传后世。谷厚想取竹溪的清雅，使自己列入古代清正之人的行列，当然能够违离外界的浑浊，不依从世俗流俗。何况他有儿子能够努力学习、思考显扬父母，那么他的名声难道不足以流传吗？我曾经到过竹溪，领略了它的清处，所以为它作记。石溪在县城上游三十里处，溪中错落分布着石头，有的高昂如柱子竖立，有的蹲踞如龟鳖，有的大如停泊的船，有的小如排列的棋子，无不随着溪水的涨落而时隐时现。溪边有许多芳香的洲地和肥沃的田壤，连接着山岭和幽深的谷地；这大概是上天留下的佳境，等待有德之人来居住。通达时势变化的士人吴与粟，住宅在闹市之间，不喜欢交际往来的烦扰，想找一处闲适空旷之地来休息自己，于是把石溪置于屋前。真定守芹寓彭先生的后代，便在溪上排列屋宇，开门修路来面对它；又杂植茂树和森森修竹，使它们环绕四周。于是中流高峻错落的岩石，都得以呈献奇姿；湍流激荡、争斗喧响，回旋相荡的水波，都得以混杂在吟咏诵读的声音中；虾、鱼、野鸭、白鹭在孔穴和波涛之间出没，都得以同人共享快乐；幽美的花、奇异的草、封满苔藓、荡漾水藻，杂然生长在水陆之间，都得以使人的性情愉悦；皓月、柔风、明亮的霞光、昏暗的雾气无穷无尽地往来，都得以触发人的妙思。商人、樵夫、渔船欣喜地归来，儒生士人戴冠着履，快乐地来到。于是石溪因吴与粟的居处而更加优胜，更增美色，更加显著。如果吴与粟承载器识、藏蓄道德，果真像石头的厚重、溪水的深沉坚定那样守持操行，行为清洁也像石头经磨而不薄、溪水混浊而不污，那么他的德行便会滋长，福庆便会延续，留给后代之人。石溪在县城上游三十里处，溪中石块交错分布，有的高昂如柱子挺立，有的蹲伏如龟，有的大如停泊的船，有的小如排列的棋子，无不随着溪水的涨落而时隐时现。溪边多有芳香的洲渚和肥沃的田地，连绵的山岭和幽深的山谷，这大概是上天遗留下的佳境，等待着有缘之人来享用。有两位通晓时势变化的士人，吴氏和粟氏，住宅处在闹市之中，却不喜欢交游应酬的烦扰，谋求找到一处清闲空旷的地方来休息自己，于是就在石溪前居住下来。真定守芹寓彭先生的后代，便在石溪上建起屋宇，开设门户，修整道路来临览此地；又夹杂种植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林，使它们环绕四周。这样一来，险峻高耸、层层堆叠而散布在溪流中央的岩石，都能够呈现它们的奇异；水流湍急，冲击喧响，回旋的波浪彼此激荡，都能够与吟诵之声交杂在一起；虾、鱼、野鸭、白鹭，在洞穴和涛浪之间出没，都能够同人一起享受欢乐；幽静的花朵、奇异的草木，以及封覆着苔藓、漂浮着水藻的各种草木，纷纷生长在水边陆地上，都能够用来愉悦人的性情；皎洁的月亮、柔和的微风、明丽的霞光和昏暗的云气，往来不穷，也都能够用来启发人的美妙思绪。商旅的船只和捕鱼的小艇，欣喜地归来；戴儒冠的士人和穿鞋的行人，也乐于在这里游赏。于是，石溪因吴氏、粟氏居住于此而更加胜绝，越发增添美丽，也越发显著了。假使吴氏、粟氏怀抱才器、深藏道义，果真如石头那样厚重、如溪水那样深沉坚定地守持自己的操守；他们的行为清白，果真如石头经过磨砺也不变薄、溪水即使混浊也终不污浊那样，那么他们积累的德行就会延续福庆，把这些福泽遗留给后世之人。如果真能像石头磐固而坚实、溪水流动而不止，那么有了石溪，难道还不足以砥砺他的操守、洗濯他的品行吗？从前辋川因王维而显名，陆浑因德秀而成就道业，地方同人彼此相互赞助。我因此既庆贺吴与粟得到石溪，也庆贺石溪遇到了吴与粟，于是为它作记。《两谿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六 明代刘球撰写 记

译安福县重修城隍庙记 如今天下有关官府可以兼办祭祀而不算谄媚的对象，只有先圣先贤、山川、社稷和城隍之神罢了。然而社稷、山川都位于坛场之上，一年不过享祭两次；那巍然居于正位、建庙奉祀，每月初一、十五都必须上供致祭的，只有城隍和先圣先贤才是这样。先圣先贤的教化尊崇于万世，通行于四海；城隍的神灵显应在当时，范围及于一地。为道各有常典，所覆盖的范围也有广狭不同。然而先圣先贤垂示教化，无非想使人归向善良、除去不善；城隍则能够使善人得福、不善者受祸。只是他们都想使世道向善，都对国家有益，都对百姓有功，所以能够一同受到礼敬吗？圣朝制定祭祀等级，诰命我安福县城隍为显佑伯。爵位已经尊崇，称号也实在美好。庙原在县治西面一百步处，修完整后又坍塌了，长期没有来得及修葺和覆盖。地面破坏、墙面穿漏，风雨不能遮蔽；墙垣坍塌，道路贯通，人畜都图方便而进入。庭院枝木被砍剪，却没有禁令；祭祀器物迁移，也没有固定之处。祭祀之事不能按时修举，神灵不能安适居处，人们也无法抵御灾患。永乐年间，前兵马指挥天台人赵敏学、林来任知县，能够把除去败坏、恢复完整作为自己的责任，辛勤劳作连年不断，材料筹办有余，力量也没有疲惫。于是进见年高德劭的人，请他们敦促营建工程，只是中间寝殿仍不改变旧有格局。此后面是灵室，前面是参廊，再前面是阁门，东西两侧是庑廊，全都重新修建。屋顶覆盖坚固，能把风雨挡在外面；围墙和门扇牢固，人畜不能从中通行。庭院中栽植槐树、柏树，日益茂盛；庙中设置簨簴，使祭祀得以延续；按时献上牲畜和酒醴。神灵因此顾念并享用祭祀，不再发生疫病灾祸，人们也得以安宁。乡里作歌说：“从前彭公没有到来，神庙荒废倾颓，给我们百姓带来灾祸；如今彭公主持政事，神灵才有了安定，百姓实在蒙受了福庆。我愿我家彭公主持这座庙宇，没有终止之时，永远安抚老人和儿童。”大概彭公曾经首先修缮学宫和大先圣贤庙，然后又勤力治理此地，在序文中兴起百姓的歌颂而没有遗漏，确实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当初庙宇毁坏时，原来的碑被迁到权势人家那里，文字也被毁灭，他们害怕不敢收藏，便把它收进学宫。学宫后来没有把它重新放回庙中，人们认为这是神威使它返回的缘故。到这时，老年人请求把碑磨治好，刻上诰命以及庙宇兴废的缘由，我因此得以专门执笔记下此事。砀山县孔子庙记 皇上继承天下的第二年，选任掌管风纪的臣僚，分别督察各郡县的学校政务。等到他们入朝辞行时，皇上全都授予敕令条文，把政务中最紧要的事项交给他们办理，修建装饰学校和孔庙，就是其中一项。此后第四年，砀山县学孔子庙竣工，来报告庙宇建成的情况。庙为一室，高度以“寻”计算有四寻，宽度以丈计算有五丈，台基以尺计算有三十多尺；堂、斋、门、庑的展开，庐、厨、仓、舍的宽敞，无不相称。地基平整，材料粗大，结构浑厚坚固，彩绘绚丽，规制都比原来更加壮丽。然而官府没有因费用而受损，百姓也没有感到劳苦；如果不是意志专一，谋划周密并且与众人意见相合，哪里能够做到这样呢？这时，知县事、衡水人杜钊考绩最好，应当升迁；因百姓请求挽留，便得以增加俸秩仍回任官职。他来请我写记，于是我问主持这项工程的人是谁。他说：“起初，监察御史、庐陵人彭侯祖期督学来到本县，认为旧校舍简陋，命令改建并扩大它，营造工程因此兴起。”我又问负责这项工程的人是谁。他说：“前任知县事刘伯吉确实接受彭侯的命令，开始筹办工程，接着督察施工、准备物资，使工程能够完成；杜钊以及县丞刘全、典史周文中也预先出了力。” 我又问协助成就这项工程的人是谁。他说：“奉彭侯的命令勤勉地相互商议，以求工程一定完整而美观的，是前任教谕李孟玉、现任教谕张观和训导徐忞。”我这才知道，掌管风纪的官员能够率领群僚，奉行敕令所规定的事务。唉，道存在于天地之间，经历万世仍如同一日；在二帝三王之后承担这一道统的，只有孔子一人。四教所以建立，六经所以彰明，百王的法度所以完备，哪一样不是孔子的功劳呢？这就是他世世代代成为天下老师的原因。后世的君主有志于彰明德行、复兴古代的治理，一定会诏令郡县隆重举行祭祀；隆重祭祀，是为了尊崇他的道。尊崇这一道，百姓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所以孔庙即使宏大，人们也不认为奢侈。皇上继承帝统，立即留心于此，是想尊崇这一道来光大宏伟的事业，真是达到极点了！内外大小臣僚，又能够像砀山县这样共同成就皇上的德政，难道不是这一道统的幸运吗？砀山县的诸生诵读诗书，学习礼乐，聪敏的成为通达有才之人，纯厚的成为成就德行之士；若得志而被朝廷任用，便能施展所蕴含的才学，使上能把天下治理得如同唐虞，下能使功业与伊尹、周公相等；若未得志而居住在乡巷，也足以使家族仁厚，改善乡里的风俗，无论到哪里不能行此道呢？因此把这些话题写在石碑上，用来勉励诸位学生。御马图记 乡里达官刘君原振收藏着宋代李伯时临摹的韩干《御马图》。图中共有两匹马：那匹黑色而鬃毛黑白相间的，姿势昂起，回头看着，仿佛要奔跑；那匹黄色的，站立着而驯顺服帖。马旁共有四个人：有一人手执马鞭在前面驾御，有一人束着马尾跟随，有一人拿着鞍子站在旁边准备上马，还有一人牵着缰绳助成马势。图上方有苏公子瞻作的十首咏歌，以此题咏表现图意；其后黄公庭坚，再后滕公玉霄，都依照原韵作诗来协助赞美。马和人物尚且完整，滕玉霄的手迹也没有变色；黄庭坚的手迹有二十一个字湮灭，其中无法推知的有十四个；苏子瞻的手迹有二十五个字湮灭，其中无法推知的有十七个。原振害怕时间越久越加湮灭，嘱托我重新抄录并补全。我认为孔子曾经惋惜史书中没有缺文，因此他编写《春秋》时记“夏五”、记“子伯”之类，都保存旧史的样子而不加增补，大概是要向后世表示，不能凭臆测扰乱古代真实情况。何况我非常昏昧，哪里敢妄自希望达到前代名人的深奥思致，擅自把失缺的文字附会补足，因而违背圣人经典的大训呢？所以我把无法知道的地方保留下来，把能够知道的地方记录下来，写成这篇记后归去。这样，这幅图即使历经多年、换了许多人观赏玩味，最终也不会失去作为二三位贤人手笔题咏之作的价值。原振是本邑有声望的人家，祖上曾有人考中进士，在宋、元两朝显达；据说这幅图就是他们家的旧物。

译为家弟畴收藏先世遗留墨迹所作的记 从前我刘氏遭逢宋朝失去天命，而中间依靠太史公以文章名闻天下，聱愚先生师尊诸郡庠学正公，教行南楚县令公名荐；从兰台兄弟一时同时兴起，又使我刘氏恢复显盛。元代时，先人在各地出仕游宦，彼此往来的书信本来很多，至今家谱中记载的还不少，但亲笔墨迹保存下来的几乎没有。唯独我家弟弟畴家能够收藏太史公遗留给聱愚先生的三封书信、一篇短札：一封写他在京师任官时的安况，一封报告他将辞去翰林职务、回任提举江西儒学，一封询问他在沔阳任职时百姓的疾苦和安乐；还有聱愚先生在常州路学、学正公在武昌州学所作的和太史公举子诗，各一篇，共五张纸，幸而从战乱焚毁中保存下来，没有在奔走、劫夺之余遗失，仍可由此想见前人彼此友爱谦让，而且都仕途通达、精于文章书翰。这些东西对于我刘氏的珍贵，即使兊戈和弓、夏后氏的璜、封父之繁弱，也没有什么能够与之交换。畴是聱愚先生的曾玄孙，他的祖父任广东佥宪，学问品行都很高；他的父亲逊峰处士，没有毁弃祖业，所以能够世代珍藏这些纸迹，等待畴出仕后为它们表彰。畴已经按照先后次序把它们编成一卷，将请求士大夫题跋；这件继承我的志愿、光绍先人功业的事，应该写下来。唉，世人所推重旧德之家，并不是因为它们田地广大、金帛富足、房屋华美，而是因为它们的文章墨迹有所流传。然而翰墨流传，难道只是拿来向人夸耀的吗？正是想让后人看到这些传世墨迹而思念先人的德行，从而自我振作，不使家声堕落罢了。何况畴已经在县学学习，更应当时时展开这卷墨迹，玩味其中言辞和情意的深厚，一定要想到忧勤自励，使家庭和睦，努力像前人的兄长爱护弟弟、弟弟尊敬兄长那样。想到他们仕途境况都很美好，就一定要想到勤学求问而不懈怠，以此修养自身，努力做到像前人那样名声符合实际、实际配得上名声。看到他们文章书法都精妙，就一定要想到每天勤奋钻研以精进学业，努力做到像前人那样学问由内而外自然流露，时间越久越加光辉。这样，在家中就是孝顺的孙子，立身于众人之中就是君子；流传给后代，也如同前人的功业一样，足以使今天的人产生仰慕，那么珍藏这些纸迹就不是没有益处了。若自身不加修养，学业不求进步，只拿着它对人说：“我家的文献足以证明这一点”，那就不是愿意和我共同承继先人志愿的意思了。畴，你要努力啊！要以此自我警戒啊！愚懒斋记 本性痴愚而不能改变，身体懒惰却把它当作安逸；心智既不能发挥聪慧，做事也没有一件能取得成功，这就叫作愚懒，人人都认为这种品德不好，没有人愿意处在这种状态。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庐陵王氏王仲珣，却取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书斋。我于是跟随他询问道：“您能够探究道的根本，品味经书的精华，博览万物而通晓言辞，通达时势而斟酌事务，解开别人的纷争，破除别人的错误，处在昏暗中却能使之明朗，面对污浊却不被污染；这实在可以说是智慧，哪里还不足以称为愚呢？何况您在乡里资财雄厚，田地连接村落，心中不能不操劳，口中没有停止过言语；在内安顿家庭，在外应对门户，接待宾客朋友，督促长子、教导孙子，生计已经扩大，吃饭的人更加繁多。正当忙碌不停、没有空闲之时，哪里是懒惰的人所能做到的呢？如今却给书斋取这个名字，是贬低智慧和勤劳，推重愚昧与懒惰，难道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而取的名字却不合适吗？还是故意空设这个名称，以隐藏自己的德行美誉，表示谦逊吗？或者看见这个名称不吉祥，害怕自己也有这种毛病，所以想时时看见它来警戒自己吗？如果都不是，那么取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仲珣说：“您只知道愚懒的短处，却不知道愚懒的长处。世上那些奔忙追逐外物的人，哪一个不想施展自己的聪明、表现自己的明察，耗尽体力、困乏精神，以求超过别人并得到别人的仰慕呢？” 然而名声一出现，毁谤就随之而来；功业建立，灾祸也将到来。所以智囊被剖腹，晁氏一族遭受衡石之祸，程氏的书籍引起混乱；秦政大概就是聪明却没有真正知晓，或者用愚拙勤劳行事却不能用懒来节制自己。难道愚懒对人全无益处吗？”我于是改变脸色向他道歉说：“您的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愚，不是喜欢自以为是的愚，也不是只会直来直去、与诈术相对的愚。它难道就是庄周所说的‘大智若愚’，老聃所说的‘盛德若愚’，孔子所说的‘不可企及之愚’吗？至于懒，又是您这种愚的一种辅助。我确实有不了解的地方，请让我推究您的心意，联缀您的言辞，借笔墨把它记下来。”

译伍氏伦乐堂记 凡是能够笃实行持彝伦之道而不懈怠的人，都足以使家族仁厚，使后代美善，成为君子所称道的人。我难道能不以此来期望伍氏吗？伍氏中才华美好的人叫仰峻，是隐君子仲舒的好儿子。他的母亲孺人既长寿又安宁，哥哥振海和弟弟述伦以下五人都平安无恙。他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有十几人，也大多秀美明朗。仰峻曾在居所鸽湖山麓修建一座堂，上面想奉养老母和兄长的欢心，下面想充分表达对子弟的爱护，只是还没有命名。今年春天，他的儿子谅因事来到京城，便向我请求。我已经为它命名为‘伦乐堂’，又接着写下这篇记。彝伦之道，在天是常道，在人是纲纪。作为人的品类，虽然有五伦，但应当亲爱的关系没有比骨肉更优先的。能够亲爱自己的骨肉亲人，那么这种快乐会是什么样呢？世上的人往往沉溺于私人的爱恋和货利的追逐，被祸福的趋避蒙蔽，忘记自己应当亲爱的人，因此失去的欢乐实在太多了。只有孝顺友爱的君子不是这样，他们的心只知道亲爱自己的亲人，使亲人获得快乐罢了。即使黄金万镒，也不值得拿得失来比较；即使刀刃近在咫尺，也不值得为生死忧虑。又哪里会让一丝一毫从外界来的事物，隔断他们心中最真挚的爱呢？若不是孝顺友爱达到极点，就不足以谈论这种境界。孝友的德行达到极点，和顺之气便会散布开来，恩泽及于家人子孙；我在伍氏身上曾经验证过这一点。当初，仰峻的伯父伯宏侍奉父母，能使父母欢心；与弟弟们分家产时，任凭弟弟们自己选择，然后才收取他们舍弃的财产。后来考中进士，升任沛县县丞，回家休假。后来他的继母诬陷他的弟弟，使者来逮捕他而没有捉到，便打算给他的母亲加上刑具押到京城复命。伯宏立即跑去告诉亲友，想代弟弟前往；有人劝他说，此行一定不能免祸，他却说：‘难道可以让祸患只殃及老母，而自己独自安然吗？不如我前去，以死尽孝更好。’最终他前往代替弟弟，竟死在途中。他孝友的实际表现，即使汉代孔褒的行为也没有超过他。如今经过三代，伍氏家族更加昌盛，科举名望和仕宦事业都超过了前代，难道不是孝友得到的报应吗？仰峻兄弟父子在平日无事时，能够每天在这座堂中享乐，以叙天然的亲属关系，本来已经很值得称道了；或者，他们还能笃行孝友，像他们的伯父那样吗？若能守住伯父的家法而不败坏，那么和顺之气受到感召，又将使家族的福庆绵延无穷。特意写下此记，以表达我的期望。大洲书舍记 有一座大洲横卧在县城东北，面积纵横若干里。泸水、湛水在两边夹流，蒙冈、北华等山高耸在后面，四面环绕；到处有百姓和游商，屋舍覆盖，船只承载，居住、停泊在那里的人中，富有资财和仕途显达者常常在洲上置办产业。因此这座洲本来就是本县的胜地。有位隐居君子谢尚哲居住在洲中。他的儿子谦牧，资质优美而勤奋学习，考取贤科指日可待。尚哲想使他的成就更大，便在住宅旁边修建书舍，让他在那里增加学业。因此窗户空敞，几案席位清洁鲜明；后面有林木，前面杂有檐花和石头，远离尘嚣，风月屏退之后依次到来，幽静得不知身处城郭近郊之间。书舍的清幽闲静，足以安定心神、专一志向；成套的书籍和累叠的简牍，连床相接并插满书架，图书的丰富足以供人阅览诵读；身着冠裳的人排列而坐，整日谈论也不厌烦，饮酒作文相聚也不至于混乱，因为经学老师和求学朋友时常聚集在这里，足以提出问题、分析疑难。这样说来，谢氏书舍又是一洲的胜景吗？从前有人登临匡庐山，进入紫阁岭，隐藏踪迹于长白山，借此努力求学；他们的志向大都由自己树立，并不是出于父兄的要求，却都能够完成学业，使自己的所在之地闻名于世。如今谦牧既然常常以古人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又幸而有贤明父兄的勉励扶助，在这座洲上收藏修习学问，假如每天饱尝诗书的膏泽而反复咀嚼，礼义的锋刃最终因磨砺而锐利，那么将会看到他的学业越来越广博，道德越来越充实；不只是能够追赶古人的事业，即使这座洲的山川也将同匡庐、紫阁、长白相比较高下深浅。请把这些话记在墙上，等待事实来证明。

译玉垒书舍记 这里处在蕃、汉、秦、蜀交界的地方，县名叫文县。距离县衙不远有一座石山穹隆而起，颜色洁白润泽，晶莹如玉，所以叫玉垒。山顶横跨着一座关隘，高耸出云表，名叫仙关。汉武帝开通西南夷时，从这里取道；诸葛孔明平定秦、陇时，在这里设置防守；邓艾进入蜀地时，在这里设置栈道。这样看来，西部边陲的地利，难道不在文县吗？文县的胜景，难道不在玉垒吗？因玉垒的胜景，创建书舍；四周用茂密树木环绕，面对清澈流水，使它亲近鱼鸟、屏蔽尘嚣，不需要雕梁镂节的华丽，也不需要彩绘装饰，只收藏、积聚经传、诸子、史书、兵法、刑名之书以及天文星象、山川地理的图籍，名叫“玉垒书舍”，是张瑾廷玉讲学的地方。张氏本是文县旧族，世代统领当地百姓。元代时担任镇帅；大明统一天下后，镇帅的后代中有名贵之人，带领部众归附，被授予文县军民守御千户所百户之职，凭忠诚和勇敢迎击敌寇锋芒而死战。他的弟弟文才因平定寇乱有功升任千户，职位传给他的儿子斌，这就是廷玉的伯父和父兄。廷玉虽然生长在武将之家，却特别喜爱文学；在边境没有忧患的时候，就常常同宗族亲戚子弟、士绅和名儒离开城市来到书舍，讨论典籍、讲求义理，即使穷尽日夜，内心也不感到厌倦。不久，月连黎牙等番族成为我百姓的祸患，镇守大臣想发兵把他们消灭。廷玉认为，魏绛和戎，晋国因此安定；王恢开启边衅，中原却因此困苦。敌人虽然强盛，尚且可以修好，为什么一定要消灭他们呢？于是把意见报告给守臣，亲自率领宗族、姻亲和旧交一百多人，带着粮食和财物，冒着险阻远行到达番境，向他们说明祸福。结果不用一兵一卒流血，也没有射出一支箭，各番族便接受归顺，修治贡礼，唯恐落后。副都御史陈公上奏他的功劳，廷玉到京城被授予所镇抚的职务，随后返回。他认为自己能够进入绝域、安抚异族而得到显贵赏赐，都是书舍中讲明道义、对他激发教导的功劳，不能没有文章记载此事。户部主事汪君清夫是廷玉的姻亲，带着他的心意来请求写记。做武官子弟，贵在有学识；学识优长之后，才能建立绝世功勋，成就超过众人的事业。因此古代有些著名将领能够讲说礼乐、敦厚诗书，君子就知道他们必定能够有所成就。何况像廷玉这样，平时有书舍来扩大自己的学识，当然能够在万里塞外宣扬威德，使原来反面相向的仇敌转变为向往教化的百姓。书舍对廷玉的帮助实在不少；如果继续上进不止，那么将会建立…… 丰功显著，伟大的功业同古代名将相匹敌而争辉，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特意写下这篇记，作为将来显达昌盛的征兆。刘氏两座别墅记 安城县北部的景物，没有比智溪更优美的。沿溪水溯流而上，分流向西走半里，有一座小丘耸立在水边。小丘上下，到处都是层层巨石，古树丛生在石缝中，共有几十株。它们的叶子像柳树，树干像樟树，青翠之色贯穿四季而不改变。人们不知道它们的名称，便因其形状相似，称作柳樟。世代相传，溪边原来住着彭姓人家，从前有人在异域得到这种树的树苗，带回来栽种。如今看远近山谷，都没有这种树，它来自异域是没有疑问的。刘氏旧墅正对着这座小丘，又有高山拱卫，茂林遮蔽，良田清池环绕相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胜地。沿溪向南走二三里，横过长坂，坂道尽头就是丰溪。刘氏别墅在那里。那里虽然不如旧墅有小丘的奇景，但前面有名花异木秀美，村境开阔，远山层层出现，溪水汇流宽广，人烟密集，这些又是旧墅所没有的，所以也不能说不是胜地。我是彭氏后裔，又曾在旧墅读书；我的田地靠近刘氏别墅，所以年轻时多次得以往来刘氏家，与孔庭伟、经父子相互交往，熟悉地观览两座别墅的胜景。自从我在京师承受俸禄以来，回到故乡的道路就相隔遥远了。我曾经奉使出行，经过那里，便到智溪拜访母族，远望两座别墅的青山烟树已经映入眼中；但被公务行程催逼，不能踏足其中，心中很是缺憾。转眼八九年过去，孔庭父子相继去世；每当想起他们，总会想到那两座别墅。到这时，伟经的儿子资智送他的叔父到京师服役。我因为他父祖的缘故，特别以礼相待，询问后才知道，他和兄长某、弟弟某分居在两座别墅，奉养老母亲，非常快乐；而且两座别墅的房屋园林还不比当初差。于是我更加羡慕故人有贤能的子孙，可以承继世代产业，不至于使它们衰落。不久资智来请我写记两座别墅的文章，我本来推辞了，但他请求不止，我又怎么能不以笃实行持继承祖业的道理来勉励他呢？乡里的人只是一心急切地追求财物富足、力量强盛，认为这样就足以承继先人的产业，却不知道诗书是滋润身心的膏泽，孝友是端正家庭的准则，诚信谦让是乡里人交口称誉的美德。能够做到这三点，不仅足以承继祖业，而且将会使祖业大为增光。资智兄弟如果以此为务，就不必急切经营财力，自然足以为父祖增光，也能使两座别墅的胜景更加隆盛。我姑且以这些话勉励你，等待将来我辞去职务南归，还应当到两座别墅去看看它们增加了哪些胜景。你看怎么样？

译李氏祠堂记 李氏迁居洪洞，从让翁开始。在居所旁修建小宗祠的，是让翁的孙子、工部主事彦甫的儿子、荆门学正彦安的侄子求正。求正修建这座祠堂，又是继承他哥哥求益的志愿。祠堂有若干楹，四周围墙高峻牢固，重重门户深邃严密，厨房、仓库和器物，无论大小都完备。至于拜谒、请告、荐献、祭享的节仪，以及登堂、降阶、拜伏的礼仪，也都遵循古代制度，尊奉祖先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他仍然担心没有文章记载祖先的来历，就不足以传信后世、彰明久远，于是派儿子洪到京城来请求我写文，态度十分恳切。于是我考察到李氏出自高阳氏，是才子庭坚的后代，传到周代柱下史老子，因知礼而闻名。三代传到秦代御史大夫昙，世代都做大官。昙的后代后来居住在陇西，过了很久，出了西平王李晟，凭武功赫然显名。唐代王子宪任江西观察使，观察使的儿子游任宜春刺史，子孙便以做官之地作为家乡；历经十二代，才迁到吉水的谷平。谷平的最初祖先，是唐朝遗民的后代，具有美好德行；所以他的后代在宋代时，有兄弟早年丧父，兄弟一同住在父母墓旁守墓，感动并召来和气，使树木出现连理的祥瑞。从此以后，连续多代以儒业为家，志向在古学方面，著名而能作文的人接连不断。他们出仕后，有的侍奉经筵，有的任职禁署；甚至有父亲考中进士、儿子以童子身份登科，同在朝堂宴饮，并蒙受皇恩，特意撤下珠帘让他们隔席而坐。因此直到今天，吉安郡称说世代显贵的家族，总不会不提到谷平。让翁距唐代已有二十世，因为谷平地方狭小不足以容纳家族，而洪洞山水秀美、适宜居住，所以迁家到这里。如今将近百年，人们说将来洪洞的兴盛应当同昔日谷平相等，大概从求正兄弟所建的祠堂便可以看出这一点。祠堂是整齐礼制的地方，是彰明世代德行的所在；敬奉祖先以开创后代，没有比这更好的道理了。没有祠堂来表示敬意，却想让子孙都继承先人的美德，大概也很困难。《朱氏礼》说：君子将要营造住宅，先建立祠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世上的大族往往忽视而不去做，求正兄弟能够努力建成，可以说懂得了敬先开后的道理。作为祠堂下的子孙，每年按时修治祭祀，排列昭穆，难道能不思考求正建祠的用心吗？如果思考他的用心，人人都敦厚孝义，家庭崇尚和睦严肃，使家中子弟都能各得其所而不失欢悦，那么谷平昔日的和气就会聚集到洪洞。亲近老师、接受朋友熏陶，勤奋学习、求问学业，使人进入乡里，所听到的无非是弦歌诵读之声，所相互作揖的无非是穿章甫、着缝掖的士人，那么谷平昔日的儒学风气就会在洪洞兴起。等待时机出仕，考取贤科，历任显要官职，使事业光耀当时，功名流传后世，那么谷平昔日的仕宦事迹，也将会在洪洞显扬。家族声望因此扩大，风俗也因此变得美好。这座祠堂对他们家族的益处，难道可以用小处来谈吗？因此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观览者能够受到激发而奋起。李氏爱日堂记 正统七年春天，我冒昧主持会试，掌管衡量文章。祁阳人李友闻因缺少末场的文章而落选，于是想留在京城跟随我求学。我既惋惜这位奇才没有被选取，又赞许他不怨恨我，反而乐意同我交游；不是自以为是、只把善者当作老师的人，不能做到这样。因此我接受他，没有拒绝。今年友闻对我说，他的父母年纪都超过五十岁了。从前在家奉养父母时，曾经把堂命名为“爱日堂”，作为奉养父母的地方，早晚能够奉侍起居、侍奉饮食，按照寒暖时节的变化安排欢娱。自从参加乡试计偕入京，不能再回到这座堂奉养父母，已经过了一年；而《陟岵》《陟屺》的诗篇没有一天不在口中诵读，并因此触动情怀。如今想回去实现早晚问安的愿望，又想到功名尚未成就、志愿尚未实现，默默无言，不能说出一句使两位老人高兴的话；希望先生能教导我，使我稍微尽到万分之一的为子之道。我又更加看重他不遗忘父母，不能没有话告诫他，于是回答说：‘你如果能够亲自实行命名此堂的意义，就可以使父母高兴了。如今人能够活到高寿的也很少，姑且按中等寿命来说，八十岁的人，所经历的日子不过二万八千八百天。等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侍奉父母，年岁已经过半，所剩的日子不过一万四五千天。’ 这样看来，你能够奉养父母的日子实在不多，难道能不珍爱、珍惜它吗？所以在这些日子里和颜悦色、心情欢快，一定唯恐日子容易过去，不敢片刻不尽心。这就是古代孝子珍爱父母而必定珍惜日子的原因，也如孔子所说，知道父母年纪时既欢喜又忧惧。你给堂命名，果真是仰慕古人的孝行吗？过去奉养父母的行为、如今思念父母的心情，也想像古人那样珍爱日子吗？不过，古人为父母珍惜日子，并不只是奉养身体而已。他们急切求道，无非想让父母在仍然生存的日子里亲眼看到自己的德行成就；他们惶惶不安地行道，无非想让父母在未去世之前亲眼看见自己显达。因此学习一定要及时温习，名声一定要早日扬显；这才是珍爱日子的大事，岂是口腹身体的奉养所能比的呢？你对于道，一定要早晨思考求取，晚上思考实行，希望为父母增光。不要错过时机，那么珍爱日子的诚意就达到了，爱日堂的命名也不虚妄。使父母高兴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友闻拜谢说：‘先生教导我了，我敢不恭敬奉行，努力求得完全实行这个道理吗？希望您把这些话写下来，让我带回去放在墙上，或许每天都能有所感发。’因此我为他写下这些话。

译杨氏重庆堂记 鄞县大姓杨氏把堂命名为“重庆”，是因为要庆贺四位亲长的长寿，厚重彝伦亲情的欢乐。杨氏本是慈湖先生的后裔，世居鄞县江心里，已经六代了。世代遵守诗书礼义，只把善行当作珍宝。乡里有人缺少食物，多仰赖他家赈济；有人缺少钱财，多仰赖他家借贷；有人遭遇急难，多仰赖他家援助救济。人们无不称赞说：“这是积善之家。”如今杨氏后人有一个名实、字诚之的人，因通晓经书，在正统辛酉年取得乡荐。他的祖父孟辉七十四岁，祖母方氏七十三岁，父亲灏五十一岁，母亲张氏五十二岁，都健在堂上而没有疾病。实和他的弟弟寅人，都有儿子，并且能够尽孝。一家之中，四代互相亲爱；早晚问安时，孙子跟随在儿子后面；逢年过节祝寿时，父亲陪侍在儿子前面，和乐欢悦，极为融洽。因此这座堂有了“重庆”的名称。实参加春官考试没有考中，将带着自己的才能回去，准备下一次应试。礼部员外郎王仕华君代他来请求写记。重庆的欢乐，本来是人人所希望得到的，却也是古今难以实现的。因为即使有仁厚贤能的子孙，而父祖不能长寿，也固然不能有这种欢乐；即使有长寿的父祖，而子孙的仁厚贤能尚未达到，也同样不能有这种欢乐。父祖长寿而子孙贤能，能够拥有这种欢乐，难道不是上天在福佑他的家族吗？上天之所以福佑他们，又无非是长期深厚积善所造成的。杨氏家族自从居住在鄞县以来，世代不断积累善行；到了实的父祖这一代，父祖都长寿，能够享受多年奉养而获得完整圆满的欢乐，难道不是上天福佑善人的明显验证吗？《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氏完全可以当得起这句话。不过，实还应当增加学问、扩大事业，以提高出身的阶梯；这样想要使家族庆福更加隆盛、使亲长更加显荣。我又应当借这篇记再对他有所期望，希望他将来成就远大。橘井记 凡是能够把人从危急困厄中救出来，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的人，都足以称为有德的善人。我从橘井这件事相信确实如此。枝干带刺、果实包裹其中，茂密地遍布江南的，都是橘树；掘地很深、泉水从洞窟中涌出的，遍布天下的，都是井。橘井这个名称，为什么唯独为苏氏所专有呢？世人说，从前苏躭隐居在郴州高秀峰，预先知道当地人将要患疫病，于是凿井、种橘，并使它具有神效，把方法传授给人。后来患病的人取井水和橘叶服用，接连不断地痊愈，却从不把功劳归于苏躭，苏躭也不自行把功劳收作己有。苏躭是否能成仙，我无法知道；但他凭橘井救活众人，使他们不因疫病而夭折，又不占有这项功劳，他的德行善举远远高于常人。诸暨医学官马朂，字仕勉，仰慕苏躭橘井能够除去人的疾病，便取“橘井”为号。每次到京师，总是在交通要道租赁房屋，把各种药物放置其中。有人因疾病来求药，他总是欣然应允，替人诊察脉象，考察疾病的起因以及应当先治疗的部位，然后给药。服用他药物的人，疾病没有不痊愈的。因此京师求药的人每天挤满他的门庭，公卿贵人家的仆役车马迎送他，络绎不绝于道路；即使宫内也曾召他入宫使用。他的医道不能说没有传播开来，但他从未在人前显露得意之色。等到考察他退居故乡、出游外地的情形，所施舍的多而所得的少，都如同在京师一样。仕勉是否能像苏躭那样，我也无法知道；但他用药物救活百姓，或许接近橘井的精神吧？他确实是仰慕苏躭的德行善举吗？不然，为什么取“橘井”作为名号呢？大体说来，士人忧患的只是不能仰慕古人；能够仰慕古人的人，一定会有超越今人的地方，志向也会同古人相互追逐。因此颜氏仰慕舜，仁德可以同舜相期；孟氏仰慕孔子，圣德可以仅次于孔子；司马氏仰慕蔺相如，声名可以同蔺相如相等。仕勉取“橘井”，就是为了仰慕苏躭。不断仰慕苏躭，就会每天积累善行、蓄养德性，希望能够达到他的境界。德行善举能够接近苏躭，怎么知道将来不能成为另一个苏躭呢？所以特意记下“橘井”，以帮助他努力积累德行善举。马氏是山阴人，父祖以上世代都有著名的医者，因此郡县医学官员多出自他家。怡轩记 灌溪刘氏有一位居住在南郭、能够笃行兄弟友爱的惟懋，他是上杭教谕金铉的哥哥。金铉将要前往上杭，请我写《怡轩记》来向他的哥哥表达心意。我对他说：“‘怡’这个字，意思是和悦。能够和悦和睦地对待兄弟，然后孔子所说的‘怡怡’，才能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我不知道金铉的哥哥对金铉究竟如何友爱，为什么会有‘怡轩’这个称号呢？”金铉说：“我们兄弟二人都受到父母疼爱，我哥哥又能扩大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来爱护我。自从我游学县学以来，每逢家中有事，他总是竭力办理，不拿来烦扰我，说：‘恐怕你的心被外事扰乱，不能专心求学。’每次得到布帛用来做衣服，他总是自己挑选差的，把好的推给我，说：‘身为士大夫，所穿的衣服不能不相称。’我每逢需要师友馈赠的物品，他总是禀告父母，优厚地供给我，说：‘不能让他有所不足。’因此我受到感动激励，也总是担心恭敬之心有所不到，无法报答哥哥爱护我的心，所以兄弟之间常常和乐相处，没有抵触的脸色。父母因此也感到顺心。我和他一起参加计偕入京、赴春官考试，后来得到教职前往蜀地，道路上的费用又全都是哥哥资助筹办，不用我操一点心就全部准备好了。我在任官十多年，哥哥既善于奉养父母，又常常像教育自己的儿子一样教育我的孩子，使父母长久保持欢心，不必因为我在远方、不能早晚侍奉左右而忧念，这些全是哥哥赐给我的。这就是“怡轩”名称的由来。由此我知道惟懋作为兄长，得到了兄长之道。兄与弟出生时气息相同，亲缘上是上天结合的，起初没有不和睦的。不和睦，是被货利的私心离间，被爱妻子儿女的私情改变；严重时兄弟之间的墙壁不断增高，于是兴起诉讼，甚至动用兵戈，这一切哪一样不是由私爱造成的离间和改变呢？能够像怡轩那样和睦对待弟弟，差不多就可以避免这些祸患了。不过，古代兄弟之间如果和睦深厚而达到极点，就会从家庭影响乡里，福泽足以延及后世。惟懋还应当在这方面努力，不要懈怠。将来我回到故乡，若到南郭时看到乡俗归于仁厚；走近他的居所，听到和谐的声音彼此应答；再看他的庭院台阶，看到不凡的器物整齐排列、令人喜爱，然后才能验证他兄弟和睦到了极点。先写下《怡轩记》，作为这种征兆。

译希贤斋记 有一位品行笃厚、学问敏捷、在乡里考中进士的人，叫周贵显。他在尼山山麓建造书舍，命名为“希贤斋”，请我写记；文章尚未写成，贵显已经去世，我仰慕古人解剑相交的情谊，于是追记此事。求学不可不以古人为志向；以古人为志向而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也不失为古人的门徒。贵显曾说：“古代有程颐、朱熹这样的圣贤，《易》道才得以彰明；学习《易》而不以程朱为榜样，就不能算求学。有韩愈、柳宗元这样的大家，他们的文章最为高妙；作文而不以韩柳为榜样，就不能算求学。李白、杜甫和二王，是诗歌的工巧、书法的典范；作诗不仰慕李杜，书法不仰慕二王，就不能算求学。因此我学习《易》，就深入研究卦象，玩味卦辞和占断，常常如同在经籍之间亲见程朱；对于文章和诗歌，就大的方面经营篇章，小的方面陶炼句读，常常如同在创作之外会见韩柳李杜；对于书法，就凡是笔画的布局、形体结构的安排，常常如同把二王的神采言辞承接到笔端。即使身体病弱也不懈怠，即使家室贫困也不迷惑，每天忧思不已地仰望古人却不能赶上他们，所以又把书斋命名为‘希贤’，用来勉励自己。”唉！像贵显这样致力于学习，也可以说是能够以古人为志向了。假使不早夭，怎么知道他不能同古人并列、声名相等呢？可惜他的寿命不长，而志愿有所辜负。然而贵显虽然去世了，他心中领会的程朱深奥道理，契合的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以及二王的心法，都已经传给他的门徒，收入卿大夫之中，声誉在交游相识者间传播，恩惠流传给后世之人；这样看来，仍有不可磨灭的东西存在于世间。假使他当初没有以古人为期望，那么即使寿命长久、使家族富贵，也将同枯木一起腐烂、灰烬一起冷却，哪里能在身后留下这些呢？既然他没有得到长寿，却得到了这些传承，那么贵显的志愿也不算太过辜负了。贵显同我交往十九年，凡是我言语之外的道理和行为不合规范之处，他都能规劝我；贵显有过失，我也不容许自己默不作声。因此我赴春官考试时，贵显前来送别，流下眼泪。贵显已经弃世，我又怎么忍受得住悲伤呢？于是写下这篇记，表示我不会忘记贵显。周氏复姓记 怎么能不忘记自己的出生本源呢？像恢永这样做，难道还不值得嘉许吗？恢永的先祖姓周，世代都是福州闽县人。至元年间，有个叫大椿的人来任安福州学正，因为没有儿子，便收庆源为子，娶州中袁氏为妻，生了仲温。后来庆源去世，仲温三岁，随母亲改嫁颜氏，由继父新源抚养，因此承袭了颜姓。恢永是仲温的儿子。他和弟弟宽裕，以及儿子、侄子七八个人，都想恢复周姓。有人对他们说：“周虽然是你们原来的姓，但你们离开故乡已经很久，没有宗族可以亲近。颜氏是靠近城郭的大族，族人子弟很多，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为子孙谋求长久安定。为什么要舍弃强大的宗族，使自己的势力孤立、家声衰弱呢？”恢永说：“难道我是轻视颜氏，不愿把他们作为宗族吗？只是担心我们周氏断绝祭祀罢了。幸好周姓传到我这一代，不过才两代，关于祖先的传闻还在；如果不等到我这一代就恢复周姓，那么后代子孙只知道尊奉颜氏，而不知道还有周氏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呢？我急切恢复姓氏，是为了避免不孝的罪过。至于势力强弱，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那个人听了很佩服。后来，恢永来到京城谋求仕进，把这些话诵述给我听，并请我写篇文章来宣扬这件事。姓，就是出生的标志。古人根据出生而接受姓氏，没有姓氏，就无法辨明自己的本源。子子孙孙相承，历经千百世也不能改变；族人分散到四方而不相混淆，正是凭借姓氏来表明身份。姓氏可以紊乱吗？姓氏不能紊乱，就像松树不能称作柏树，桃树不能称作李树，禾、麻、菽、麦不能称作稂莠、蓬蒿一样。难道只有姓不能混乱吗？宗族也不能混乱。郭崇韬面对汾阳王的墓而下拜，杜正伦仰慕杜固的谱牒而想与之联宗，都被士林议论为错误，正是因为混淆了自己的宗族。宗族和姓氏一旦混乱，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把别人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必然会断绝自己祖先的祭祀。这难道是仁孝子孙忍心做的吗？恢永决意恢复姓氏，大概是懂得尊奉自己的祖先了。他难道不值得称为周氏仁孝的子孙吗？特意记下这件事来告示他的后人，也使那些依附权势、贪图利益而混乱宗族姓氏的人感到惭愧，并知道改正。《两谿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七 明代刘球撰写 序 《送宋进士南归序》世人都认为，穷究经书而考中进士，就说明求学的功夫已经达到极点，不必再加以修习了。我却不这样认为。从前圣人创作经书来教化世人，是想让人们懂得天地为什么如此广大，阴阳之气为什么运行，日月星辰、山岳河海为什么分布在天地之间；懂得人为什么成为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什么各有其道；懂得礼乐刑政为什么能够成为教化；懂得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能够成为皇帝、帝王、霸主；懂得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管夷吾、狐偃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成为臣子；也懂得鸟兽虫鱼草木为什么成为万物。不穷究经书，就无法通达其中的道理，处理其中的事务，解决其中的疑惑。一定要穷究经书，然后道理没有阻碍而无不可通达，事情没有困难而无不可处理，疑惑没有重大到不可决断。在内心体察它，道义就会明白，行为就能确立；向上推达它，君主就可以得到匡正而成为圣明之主；向下推行它，百姓就可以安居，风俗就可以移易而趋于淳厚。所以穷究经书，是想使自己完善，成就万物，扩大自己的事业，难道只是为了考中进士而已吗？后世的君主和百姓，希望得到穷究经书的人来辅佐治理，于是才设置这一科目来招取他们。而贤人君子想在当时有所作为，也常常借助这条途径出仕。等到这种制度产生弊端，做老师的教育学生，只把考中进士作为目标；做学生的求学，也只想考中进士便停止。于是有人剽窃、摘录、记诵已经陈旧的话，来希望迎合主考官的心意，侥幸考中之后，便把经书像丢弃筌、蹄一样抛开，漠然置之，再也不放在心上。人们于是把这当作求学，认为考中进士就可以满足了。却不知道做官施政，正要无穷无尽地依靠经书，怎么可以因为考中进士就废弃经书呢？世上从政的人，命令多有乖违，施行多有错误，大概就是不知道从经书中寻求治理的根本而造成的。若没有杰出的人出来彻底除去这种弊病，岂不是圣经的道路会被堵塞，使宣扬邪说的人得到借口来扩张自己吗？所以宋琏进士归乡时，我不能不对他殷切叮嘱。宋琏曾经跟我学习《春秋》，如今又凭《春秋》考中进士，蒙受将被任用的诏命而回去。我希望他更加探求经世治国的大法，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和褒贬中学习，等待将来出仕，把它施行于政事，不要只以考中进士为满足，便抛弃自己的学业。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祝勉他。

译《送主事陈君还乡展祭序》推恩给予封赠，又准许官员荣归省亲祭扫，这是本朝劝勉忠诚、奖励孝行的盛典。但必须在朝廷任官三年而没有失职，才可以获得这种恩典。永丰陈君渊潜任刑部主事，既获得追赠父母的恩典，又得以回乡，在父母墓道举行焚烧黄纸告祭。陈君虽然慈祥慎重，不喜欢铺张炫耀，但他当初穿着儒服捧着乡试录来到京城，如今归乡时，褒衣盛服，前呼后拥，光彩照耀乡里，使道路上回头观望、叹息的人不能不说：“读书成为儒者而显达荣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又不能不说：“假如他的操行不清白，法律上有枉曲，又怎么能蒙受天子的恩宠光荣呢！”又不能不说：“父母有这样贤能的儿子，是多么幸运啊！”这样看来，所谓忠和孝，他兼而有之了。然而，这些只是乡人所称赞的，并不是士君子对他的期望。士君子对他的期望，是认为他年纪正盛，才干和见识都很优秀，一定能够感念今日的荣宠遭遇，以此激励磨炼自己将来的名节，使功业能够在国家彰显，恩泽能够润及远近，德行的光辉能够及于二庙、三庙，芳名美行能够镌刻在金石上，记载在简策中，照耀无穷；在上能够扩大他的忠，在下能够增大他的孝，而不只是荣归一次、受到一乡人的仰慕而已。陈君一向有高远的志向和宽大的气量，也一定不会把乡人的称赞当作满足，而必定以士君子的期望来勉励自己。陈君此行，同郡在京任职的人都作诗赠送他，说刘球和陈君一同学习属辞比事的学问，又一同被乡里推荐，因此请我为这些诗作序，所以我不揣文辞浅陋，恭敬地写下此文，为他的行装增光。《送苏州岳指挥致仕序》壮年时统率甲兵，冒着弓矢和飞石，在战斗的场地争取胜利，建立功勋，取得显贵爵位；年老时却违背荣宠、离开权势，甘心在家闲居退处，使自己的胸怀得到安适，度过余生。像姑苏的岳信这样，做指挥使时进退都合乎时宜，难道不是武臣中通达道理的人吗？况且上天对万物，春天以温暖使它生长，夏天以炎热使它长大，秋天以凉爽使它成熟，冬天以寒冷使它收藏。四时相互迁移更替，各自专任自己的职责，所以生长的功效不必等到秋冬，荣盛、成熟、收藏的功效也不必都在夏春；顺遂其道理就是这样。对人来说也是如此：年轻壮盛时勤勉劳作，衰老暮年时休息安逸；在志向未实现时建立声名，在功业已经成就后退处自身。这并不是只能在开始有所作为、却不能在最后有所作为，而是道理本来如此。岳君起初凭借勇猛杰出的才干，振作起敢作敢为、果断进取的志向，跟随太宗文皇帝征讨，建立战功，爵位升至指挥同知。出兵经略绝域，平定寇乱，晋升为指挥使。奉诏离开苏州卫掌管的事务；今年七十岁，来到京师，推荐他的侄子贵代替自己任职，天子同意了。于是京城中与他素来共事的贵人设酒为他饯行，问他说：“您既然已经交卸官职，回到姑苏这名胜之地，每天观览长洲、太湖、包山的美景，寻访范蠡游历的遗迹，品尝张季鹰所思念的莼羹鲈鱼，快乐已经有余了，难道还想出奇谋、尽心力，为国家稍稍贡献报效的辛劳吗？” 岳君说：“享乐固然是我所希望的，劳苦的事就交给我的侄子吧。”又说：“只羡慕享乐而放弃劳苦，并不是我的本心，实在是因为我老了，不能再像壮年时那样了。”既然这样，那么岳君对于道理究竟还有什么疑惑呢？岳君启程时，郎中陈遵道、主事刘铉都嘱托我写文章赠送他，于是我叙述他出仕和退处的事迹以及这番问答的话，来为他的行李增光。《送太常少卿魏先生赴任序》推举一个人而使众人得到鼓舞，人们没有不喜悦的。不仅喜悦，还将增加学问、树立品行来仰慕效法他。公开推举人才，难道不是对治理教化大有益处吗？宣德七年春，天子谋求得到真正贤能的人来辅佐宏大的事业，下诏让掌管政事的大臣推举自己所知道的人。公卿们苦于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已经很久了，天子又赐下内制的《招隐之歌》和《猗兰之操》，想要迅速得到贤才。公卿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天子又下诏说明慎重推举人才的意思。公卿退朝后会同推举十六人来响应诏命，会稽魏先生仲房也在其中，而且唯独以文学著称。第二天任命下达，十五人都补授为藩司副职、按察司副职等外任，只有先生一人授任南京太常少卿，掌管郊庙百神的祭祀事务，辅佐礼乐，果然是特别擢用。于是士人无论先后进身、认识或不认识先生，没有不欣喜地认为诸公卿推举得到了合适的人。像先生这样，确实可以说符合圣明天子的求贤要求。先生为人贤明，守道而不迷惑，确实能够不辜负公卿大臣的推举。士人生在今天，应该担心没有先生这样的德行和才能，不必担心荣誉声名和优厚俸禄不会到来。仰望先生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人，不知会有多少。先生操守高洁，学问贯通古今，才干足以任事建功。他由贤能而兴起，先后任司松、上海训典，主持诸藩文衡；后来迁任太常博士，又转为考功司员外郎。所到之处，德行光辉上下昭著，清白声誉充满人们耳中。所以他受到明确推荐而获得显要任用，公道得以彰显，舆论感到满意，士人的风气也得到劝勉，正是如此。先生将要南行，平日承蒙过他忠诚劝告和善意教导的人，都到都门外追赶饯行。酒过数巡，有人作歌引导大家饮酒：“山河美丽啊，壮美的旧京。魏侯离去啊，官位列于清贵卿臣。掌管这三礼啊，恭敬而清正。云层散开、阳光舒展啊，我道大明。临别不饮酒啊，凭什么抒发朋友的深情？”又有一人列在其中作歌说：“我们接连衣襟、并肩同游，站在彤庭迎来曙光啊，魏侯真美好。难道不怀念旧日故交啊，只是看那礼部官位不可长久空缺啊。酒已经饮过了，驾车轻快地离去吧。”先生于是饮酒，众人都十分欢乐。有人说刘球可以写文来记载这次送别，刘球于是叙述事情并写下来，请先生指教。

译《送张巨川还故乡序》在京师守着官职，有俸禄供养家人，有胥吏、徒众、百姓、奴仆来承担差役，没有什么大到难以忍受的烦劳。然而仍然不能没有思念故乡之情。富裕人家居住在故乡，有华美的房屋、田地、园林、池塘来安居养身，有山林供给柴薪和放牧，有粮食、布帛、货币供给无穷的需求，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足的东西。然而人们常常羡慕到京师游历，这就是我的心每天在泸水之上来来往往的原因。书台西北、蓟都金台一带，也不能没有张巨川的踪迹。巨川姓张，在书台的杨梅溪继承了祖先的产业，家产日益富足，日常生活有所凭借。他的兄弟和睦，又能善待侄子，还知道以通晓经书、参加科举为事业。他的家族每年担任乡里的赋税长。去年冬天，巨川拿着所领取的公文来到京师，报告公务已经办完，得以观看上国的光彩和四方人物衣冠汇聚的盛况；如今将要回乡，他向往游览京师的心愿本来已经实现了。而我正忝任礼部官职，返回故乡的日期却更加遥远。可是我想托巨川向乡族之人致意：应当安守自己的本分，治理好自己的生活，教导子弟，和睦邻里姻亲，守护祖先的坟墓，使祖先的家声长久，不要做不义之事来败坏自身、损伤家业。巨川回去见到他的兄弟、侄子、亲戚和朋友，也一定能够告诉他们京师的盛况。圣明天子和太子在上，百官有司执法严明，难道没有天道善恶报应的警戒，以及把安定和勉励留给子孙的道理吗？如果我将来回去见到故乡人，富裕者有礼，贫穷者不失去自己的安所，尊卑有秩序，取予互相谦让，那一定是巨川回去教化的结果。巨川为人爽朗，通达道理而熟悉时务，所以我希望他回乡后能够改变乡俗的浅薄，使之恢复淳厚；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期望。大理寺万寺副资中、礼部鲍主事时博、察院王侍御体艮，都是在京师的故乡人，也都这样期望巨川，并嘱托我写下这篇文章。《送张玄子诗序》张玄子名应道，字处机，起初在本县修真观做道士。永乐年间被选入大晖，任乐舞生；宣德三年来到金台游历；宣德五年又回大晖做住持道士，得到士大夫赠送的送行诗很多，于是又托我写文章作序。从前唐朝元和年间，有一位张道士，抱有古今学问，具备文武才能，来到京师上书，说朝廷办理贡举不合制度的地方有三处，却没有得到回应，失意而归。当时士大夫大多作诗赠送他，韩昌黎为他作序，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件事看作道家的美谈。玄子既然与他同姓，也有他的学问和才能吗？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才学，如今天下统一，九夷八蛮携带礼物接连不断地来到京城，不必等到他指出贡举不合规矩的地方；假如他有所陈说，如今天子聪明睿智，正想询问民间意见来扩大宏大的谋略，也未必不会采纳他的意见。那么他这次归去，并不是因为不得志，而士大夫仍然作诗赠送他。我写文章虽然不能与韩子相比，也为他作序，是因为玄子出自绣林的旧家，资质优美，天性聪敏，能够学习音乐，精通五声十二律相生相应的道理，并且能够运用于音调清浊、高下、轻重、缓急的适宜变化中，声音铿锵，善于发声。音乐本来是我们儒家六艺之一，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成就人的道德。自从世间教化不立，儒者大多不通晓音乐，即使通晓，也不能精通其中的学说；玄子却得到了它的精髓，并善于发扬，所以所谓礼乐失传而在民间获得，实在不能没有诗文来宣扬他的才能。何况他的门徒桑素荣、何守玄不知疲倦地请托呢？桑素荣、何守玄又说，他们的老师能通达幽微玄妙之理，初到京师拜谒长春真人，谈到玄教时，受到极大的惊异和推重，长春真人向有关部门推荐他，因此有了出任大晖住持的举荐。那么玄子也算是道门中的贤者吗？至于他果真能够出入幽明、升降上下，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也不是我敢于知道的。姑且用这些话为他的归去增光。《送连江令刘君复任序》任官三年而考核政绩，是古今通行的制度。然而如果有通达全才、政令能够推行的县令，难道还要等到考核政绩以后才看得出来吗？庐陵刘君仲戬任连江县令，来到天官处接受考绩，在天子朝廷拜受任命，返回原职。假如能使方圆百里的百姓服从政令而不敢触犯，勤于服役而不懈怠，急于缴纳赋税而不敢拖延，弊病一定革除，功绩一定取得，可以称为有才能的县令。有的人不一定能以循良著称，却能率领百姓；把自己置身于百姓之中，用道理抚恤养育他们，使百姓劳作却不知道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刑罚简约，百姓甚至看不出他如何施行刑罚，可以称为循良的县令。有的人也许还不能以“能”著名。然而世俗所崇尚的是才能，士大夫所取用的是循良。能够合乎世俗的喜好，又得到士大夫公论的赞誉，必定是才能与循良兼备。虽然我不知道仲戬向天官所报告的政绩究竟怎样，只是从他在各等级中的善行和最优表现来看，是否果真优于他人？但我知道，他有才能的声誉和循良的名望，一定会在闽越之地显著。仲戬曾经罢任余姚县令，退居家中，能够恭敬地对待兄长，教训子弟，仁爱家人，厚待亲戚朋友，规划家规有条理，经营生计有方法。家人生活富足，和气相互感应，远近之人都称赞他，邻里宗族没有不把他当作榜样的，可以称为善于治理家庭了。把治理家庭的道理推广到施政上，用来治理百姓，难道还不能得到循良有能的名声吗？《传》说：“居家能够治理好，所以治理之道可以移用于做官。没有能够治理好家庭，却不能把它施用于官府的。”仲戬离开后，扩大推行他循良有能的政绩，使连江百姓得到恩泽，百姓又是多么幸运啊！不过，如今圣明诏令屡次下达，要根据考察来判断有司贤能与否并予以升降，我担心越级升迁的命令将要降临到仲戬身上，连江百姓大概不能独享他的恩泽，而将使天下百姓共同受到他的恩惠了，所以姑且写下这篇序来催促他启程。

译《送梁大尹赴祥符序》宿迁人梁子英调任祥符县令，祥符礼科给事中赵君子端、礼部主事贾君文奎都是祥符人。他们来向我求取文章赠送梁君。祥符是开封的首县，开封又是河南的首郡，藩司、按察司等掌管河南政事的重臣，都在这里行使职权。朝廷中的卿大夫士以及凡是奉命出使、到河南办事的人，也必定先到这里。河南所属县邑有八十多个，人口没有比祥符更多的；租税的征收、徭役的供给，也没有哪个县能超过并优先于它；诉讼案件的审理、各种需用物资的供应，也从来没有比这里更多的。如果县令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迅速办理藩司、按察司重臣的命令，奉行朝廷使者的政令而有所违背，百姓就会怨恨，税役催督就会误期，诉讼审理就不会明察，各种需用物资的供应也难以完备，这种情况实在很少不会出现。所以主管任用官吏的人，每次选择县令都很艰难，一定要寻找到合适的人才任用。子英凭借俊伟的器度、超迈的见识，起初掌管抚宁县的吏务，才能声誉卓著，因推荐而任知县齐东，又得到百姓的赞誉。如今因母丧离职来到京师，又调任祥符；还没有等到他施行政令、办理事务，人们已经知道他一定不会怠慢藩司、按察司重臣的命令，能够敏捷地奉行朝廷使者的政令，使百姓免受怨恨，税役不误期限，审理诉讼明察，供应各种需用物资也会完备。不过，这只是他的才能所能做到的事，他还应当有品行。君子取用人才，先看品行，后看才能。如果能以敬慎涵养内心，以谦逊立身，以谨慎处理事务，以廉洁砥砺名节，那么品行修养于内，才能辅助于外，本来足以得到君子公正清明的评价，美好的官职和优厚的升迁也将随之而来。子英的才能已经很丰富，如果还能努力修养品行，树立根本，那么君子必定会取用他，越级升迁的时日也将很快到来。姑且写下这篇序来预祝他。《送布政陈公赴江西序》江西是天下雄强的藩镇。天子担心找不到能够总理政务的人，就无法宣扬教化、施布恩惠、救济百姓的困穷，因此布政使的职位空缺，等待贤能之人，已经多年了。于是把这个职位授予咸宁人陈公孟防。任命文书下达后，我们江西人在朝廷任官的，无论职位大小，没有不在心中相互欣喜的。江西十三郡六十九县的正官、属官、佐贰以及胥吏服役之人，来京述职的，无论贵贱，没有不交相庆贺的。那些在本地生活的黑发老人、壮年和幼童，也无不早晚伸长脖子等待他的到来。大概因为陈公一向廉洁自守，处世有原则，平素积蓄深厚，施用于政事又很娴熟。他起初由进士擢升为监察御史，因推荐升任陕西按察使，都能举张宪纲、整肃群职。每次向朝廷进言，往往把相关法令推行到天下，贤能的声誉和办事的才能能够在下层传诵并上达朝廷，是有来由的。如今任期满九年，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升迁，也因此得到我们江西人如此隆重的期望。陈公从京师直接赴任时，士大夫有人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说：“如果不是您的操守坚定、政事醇厚，实在没有什么足以使您得到明天子的知遇、承担这一重任。”又说：“下层百姓殷切地仰望等待您，无非是希望您免除他们的忧患，使他们达到安康。” 又说：“您如果果真不改变最初的志向，不因正直的议论而面色不悦、心里却被谄媚之士迷惑，就能够承受天子的使命，大大施布恩惠于百姓。”陈公答应说：“怎么敢不日日勤勉，努力做到配得上上等的选拔，符合百姓的期望呢？”又说：“没有到任时就自我激励，官职做成之后便懈怠，我难道会这样吗？”群臣士大夫因此更加知道陈公此行将大有功绩，都作诗为他壮行。礼部主事鲍君时博的祖先是咸宁人，过去与陈公同乡。自从他的父亲鲍先生在江西做官，他便成为江西安福人，和我同县，又与我同在礼部任职，因此请我为陈公作序。我只是在鲍氏父子之间有交往。陈公清白的德行我一向熟知，所以不敢用浅陋的辞句敷衍，恭敬地为他作序。《送伍司训赴东昌序》要使天下公正无私，必定要把天下的人才交错任用。然而从前以经学著称而跻身显贵仕途的人，有功业施行于当时，记载在史册中，流传到今天不止。因此北方士人过去常常多于江南。到了后世，以通晓经书而从科举中起身，文章政事足以闻名当世、流传后世，能够追踪前代人物的，南方士人又比江北多出数倍。难道是北方的气运教化从前已经兴盛，而南方的人文到今天才开始发达吗？还是老师的教育、子弟的学习，有的得到了正确方法，有的没有得到呢？不然，为什么人才的出现从前盛于北方，如今盛于南方呢？圣明天子想使南北均衡，公卿大臣又跟随辅佐来成就此事。于是规定科举名额，限制南北士人按十六比四的比例录取；又增加任用南方士人中列入副榜者到北方任官，希望他们用南方求学的方法教导北方士人，这是取长补短、折中而行的办法，是使天下公正的心意。天子和公卿大臣经营治理这个时代，是多么周全啊！我们江右的吉安，是南方学者汇聚的渊薮。有一个禀赋秀异、志向高尚而不随俗的人，名叫伍庸，字省中，年少时就在县学求学，通晓《易》学，能够铺陈畅达地阐述经义。他捧着贤能者的荐书来到礼部应试，列名副榜，被授予东昌司训。这正是我们南方好学而希望将所学付诸实践的人。然而他必须体会天子和公卿想使天下均衡的心意，把平日从师友那里听闻、积蓄在心中的学问，施恩润泽于东昌的子弟，使他们都专心于诗书，潜心于义理，扩大自己的才能，以便为世所用，恢复前代的旧日风尚；这样，我们南方的教育才算真正施行到北方。何况东昌为郡，靠近邹鲁地区，木铎教化和弦歌诵读的遗风仍然可以想见。省中也应当思考这些，以培育增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吧？如果他能够从自身取得这些道理，把它们作为将来超越升用的凭借，那么北方的教化难道没有可以借助于我们南方人的地方吗？《诗经》所谓“小子有造”，我对东昌的子弟寄予希望。《尚书》所谓“惟斆学半”，我又不能不对省中的前往特别寄意。凡是我们县在京任职的人，都斟酒为省中送行并勉励他。已经有人说我和省中租住的房屋相邻，朝夕往来尤其亲密，让我作序赠送他。

译《古愚先生诗集序》古今以诗著名的大家不止一人，像古愚先生的诗，难道不是韩子所说的“穷苦之辞容易写得好”吗？先生起初做官，任都府经历司稽礼，后来失去此职，被贬到云中，又回到安福，更加专心写诗，在吟咏创作之间竭力十多年，诗名大盛。因推荐来到京师，却不肯苟且迎合，又回到云中，随后从那里独居田野；直到游历道路之间，受到人情世故的困顿压抑，凡是内心有所感触，都在诗中表现出来。遇到有人请求，也不吝惜为他作诗，积累下来达到十卷，共五百多篇。大体都是罢官以后、穷困不得志时所作，所以他自己把诗稿命名为《惯穷》，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太阿剑这样的器物，藏在匣中，埋伏于地下，不能适时出世为天下所用，于是精光锐气往往上冲云霄，有时化作灵异怪物来惊骇世人，终究不会埋没而与平常杂物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心郁积的东西，必定会向外发泄。先生难道不就是一柄没有被世间使用的太阿剑吗？他胸中所怀、所蓄积的才华有余，却不能施用于事业，使之成为朝廷的羽仪、润泽天下，所以不能不把自己的精锐发泄到诗歌中。如果他能够得到前者，就一定没有闲暇去做后者；只是因为他看重诗歌而看轻仕途，所以宁可没有仕途，也要拥有诗歌。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戴难无暇安排各种事务，只把这部诗集分类编次，付梓刊刻。他曾经写信托我校订，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刻本已经刊行出来了；他急于看到书籍完成，竟到了这种程度，确实足以称为先生的贤子。到这时他来请我作序，我不敢不满足他的心愿。先生姓戴，名审，字诚问。《送钟韶音还永丰诗序》钟氏是我们吉安永丰的著姓。韶音是钟氏中年长而成熟的人，也是修撰钟弘彰的叔父。弘彰由进士及第，历任史官，入内侍奉经筵已经多年。韶音仍然在有司服役，来到京师输纳里布。有人说，韶音有侄子在清明的朝廷中做显贵官员，却不能庇护他，使他在晚年还要辗转远行，这是为什么呢？韶音说：“我的侄子虽然显贵，但我的户籍仍在百姓之中，缴纳租税来奉养君上，是百姓的职责。我从事这项差役，是想履行自己的职责，求得不辜负作为太平百姓的身份。难道是侄子不肯庇护我吗？不过，我来到京师，幸赖侄子前来迎接、侍奉、顺从，以深厚他尊敬长辈的心意，慰藉我服役羁旅的情怀，已经不觉得自己离开故乡，远在千万里之外了。何况又蒙受缙绅贵人的礼遇，他们因为我的侄子而容许我交往接见，把我奉为尊贵客人，使我能够从容观览京城的光彩，观赏金台的胜景。假如固守在一条山沟里，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除了完成职责之外，我也并非没有收获。”因此人们知道，韶音来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并不是受人役使。后来弘彰坚决向朝廷请求，获得回乡探望父母的许可，于是陪伴韶音南归。作诗送韶音的人请我为诗作序。天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能够修治并履行职责而不自我欺骗，那么处在上下之间就能安然自处，不因做人而获罪，难道不是贤明吗？韶音只是平民布衣，却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贤能可想而知。弘彰身在馆阁，也早晚勤勉，只知道奉行自己的职责。难道不是他的父兄长辈平日以身作则，对他有所感发吗？由此又可以看出韶音的贤德，也能影响到他的侄子。假如世上做公卿大夫、直到百官执事的人，都能像钟氏这样恭敬履职，又哪里会有官员失职的忧患，拿着君主的俸禄却荒废事务的过失呢？所以特意表彰并说明这件事，用来劝勉世人。至于他归途中遇到的景物、田园中的乐趣，已经表现在诸位的诗歌里，所以不再叙述。《送张孟初还句容诗序》从前汉朝定都洛阳，长安的故老想到皇帝不再西顾，都产生感慨惋惜之情。班孟坚于是作《两都赋》，极力称颂洛邑的美好超过长安，来晓谕他们的心意。直到今天，这件事还流传在史册中，使汉朝的德业光照无穷。圣明的太祖开始建立北京，以使四方朝贡的道路均衡，谋求天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规划，实在是万世无疆的宏大事业。然而南方人想到日月般的恩光远在北方，常常伸长脖子盼望皇帝车驾再次南巡。这大概就像汉朝西部人不愿皇帝东迁一样。可惜当时没有班氏作《两都赋》来晓谕他们，难道不可以借张孟初南归的机会，把其中万分之一的道理告诉他吗？南京本来是江南的都会，北京又是天下的都会。自从大宝定于北方，九州百姓都安宁，四夷的朝贡交相到来，天下人都愿意拥戴并乐于归附，像群星拱卫北辰、百川朝宗大海一样，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何况南方人熟悉旧有风俗，安守常法；士人勤学修行，爵禄必然归于他们；农民从事耕田、努力耕作，赋役不会加重；百工商贾各自从事本业，私有收入和缴纳公家的部分都不会比旧制有所损益。因此，他们照样享受太平之福，成就家庭安定。皇帝车驾虽然在北方，但他的恩泽仍然惠及南方。难道一定要亲眼看见龙旗在清道上周旋，才算有所依赖吗？孟初幸好把这些意思告诉故乡的老人。孟初是南京靠近城郭的旧家子弟，因他的堂弟谏而被擢为进士；他在北京向父母请示后，前来探望我。没有多久，他已经把南北两京的胜景都看在眼里了。回去后一定能够把我的话告诉故乡人。

译《送编修龚君南归诗序》世上的君子，如果能使父母在闲居之地感到荣耀，就不能获得自己有爵禄的荣显；如果能使父母在仕途显达，就有时不能亲自奉养父母、供给甘美食物。像翰林编修龚君台鼎这样，荣显和奉养父母两者都能得到，难道不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吗？台鼎年轻时侍奉父母，学习《春秋》，学成后出仕，凭宣德庚戌科进士第二名擢任现在的官职。恭敬任职三年，承受皇帝宠命，封赠他的父亲为编修、母亲为孺人，又获准请假回乡，使父母得到荣耀。重新任官不久，他对早晚省视父母的思念常常萦绕胸中，正为不能回乡而感慨。后来宽假诏令下达，词臣可以还家等待召用，获准回家的有八人，台鼎也在其中。他又为能够重新侍奉父母而欣喜，可以在庭院门下察看父母寒暖饮食的节度，免除南北暌离的思念。于是立即整治行装启程，我因此说他侍奉父母，荣显与奉养兼得。不过，这只是满足了他的私人情感，还有公论存在。如今明主在上，乐于亲近贤才，像台鼎这样学问广博深厚，足以备受顾问、陈说善道的人，在侍从之中难道可以缺少吗？几位元老身居庙堂，想要张扬文学来修饰太平治理，像台鼎这样文辞翰墨优长，足以从事校勘、掌管记载和编纂的人，在执笔纂述之中难道可以缺少吗？士君子聚集居住在京师，大多希望得到贤达之人作为知己。像台鼎这样性情温雅、品行端正谨慎，足以与人论道、辅助德业、交往为友的人，在士人之中难道可以缺少吗？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公论，难道是私人感情所能胜过的吗？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被众人放弃，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职位去办理自己的事务，不可能长久在家满足私人的心愿。台鼎是少师杨公的同乡，杨公已经命令我们作诗，又亲自作序来为他的归乡增光；但同僚之间的情谊仍不能停止，又作诗请我作序来增益它。因此我先叙说他的私人愿望得以满足，后说明他不能辜负公论，事情就是这样。《送杨千户袭职还安福序》圣朝优待武臣，不轻易断绝他们的官职。只要没有大故和败坏伦理的行为，即使获罪被罢斥，死在远方，子孙也都可以追袭其职。做武臣的，难道可以不知道报答吗？所以杨勋仲在先君罢职去世之后，承袭千户之职，又得以守御安福。学士李先生希望他懂得报恩，设酒为他饯行，并对他说：“你家失去官职，已经十年了。朝廷不忘记旧日的劳绩，又把官职交给你，恩德实在深厚。你不可不修养德行、竭尽才能，安抚部下士卒，以尽报效之道。朝廷把士卒托付给武臣，并不是为了让武臣从中获利，而是希望武臣养育、训练他们，以备不测时使用。接受这种托付的人，如果真能用德行感化他们，用正道处置事务，按时教导他们，不实行暴虐苛刻、不仁慈的政令，不为了索取财货而扰乱他们的生活；使军队中贫困的人有供给，怯懦的人变得勇武，明智的人懂得方向，技艺精熟而器械锋利。等到有征发命令，就相互率领奔赴敌阵，不打退避畏缩的主意，这样对朝廷的托付就没有辜负。还担心声名不能兴起、功业不能建立吗？”不知道世上的武臣是否都能做到这样。你正年轻而才器宏伟，在长期被压抑的处境中饱尝艰难，如今在爵禄已经断绝之后重新得到它。所谓生于忧患，大概不是一般武臣所能相比的了。难道可以不早晚警惕自励，想办法不辜负朝廷的托付，以谋求报效吗？从前却缺感念晋文公不追究他先祖的罪过，任用他为大夫，于是更加修养恭敬和德行，来安抚部下，最终取得战胜狄人的功劳，又重新拥有冀邑，却氏，于是却氏在晋国更加显赫。你应当努力，我将期望你成为安福的却缺。仲绩拜了两拜，答谢说：“勋虽不勇武，听到先生的教诲，不敢不努力。”当时编修吴公节、刘夏官、信彭主事、贯戴主事、相国子生周训、刘希阳以及我等几个弟子都在旁边，都赞许仲绩能够拜受善言，认为我应当写下来作为赠言，于是写了这篇文章。《送张佥宪复任序》正统六年夏，福建按察佥宪张君居彦上奏考核政绩，列为风宪官中的最优者，将要返回任所继续任职。与他交游的人因为他的兄长居杰任江西参政，素来与我交厚，而我又曾与佥宪相识，便来请我写文章赠送他，在情理上不能推辞。兄弟在家族中竞相出众，在仕途上齐名，不只是人情共同的愿望，也是天下人所欣喜看到的事情；实在关系到气运兴盛，是国家多有贤才的祥瑞。所以二陈出于颍川，汉史因此光耀；两苏出于眉山，宋朝德业因此兴盛。这就是令兄弟足以成为世间荣耀的原因。如今圣明的治理崇尚文治，而佥宪兄弟都由科举起家，成为儒官：哥哥屡次因推荐升迁到方岳重臣之位，弟弟则特意承受重任居于臬司。一个负责宣扬德化、像春天的阳光长养百姓，另一个负责振作风纪、像秋天的霜露严肃有司。他们以一家同胞的亲情，分掌两个大地区的德政和刑政，而且都具有明敏的才干、卓异的政绩，传诵在人们口中，充满人们耳中，深受公卿大臣敬重，大概将要使“二张”的名声在圣朝中显扬，像汉代的二陈、宋代的二苏一样吧？这也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事情了。难道是因为令尊府给事中陈公德行如同太丘，教子如同老泉，对他的儿子有所启发吗？还是上天想要赐福于斯文，使庆泽集中到他家呢？这也是圣朝贤才众多的一个征兆。虽然如此，善于开始更贵在善于结束；责求名声，必须先责求实际。因此，盛德君子从不因为仕途有成便懈怠于检点自身，必定亲身实行仁义，然后用来作为万物的表率，使之昭明于世。之所以这样，确实是知道有始有终最为可贵；没有实际功业，就不足以保全名声。佥宪此去，希望只图有始有终，只务求实际，以此自我勉励于成就盛德的事业，那么我希望他的声望和官位将日益隆盛，直到在朝廷廊庙之上并列两块美玉才停止。我因此作序以相期待。

译《送佥宪陈君复任云南诗序》云南按察佥宪陈君汝衡因考核成绩最优而回任，我已经作诗三章赠给他了。同年诸位也都作了诗。兵部主事舒君守中又把这些诗汇编成卷，来请我作序。我认为云南今天的事务，没有比安定百姓更急迫的了。自从麓川叛逆以来，每当讨敌的军队出发，云南百姓中赴战斗的人舍弃生命，负责运输的人荒废事业，出资馈送的人耗尽财产，负责接送迎候的人竭尽力量，老幼相继只知服从军务，没有谁不希望盗寇平定、家庭得以安康。如今盗魁尚未消灭，而羞琛的使者又没有到来，这一带百姓想要歇息肩膀却无法做到，因此一直忧惧不安，担心没有办法自存。若不抚慰安定他们，可以吗？君到任之后，难道能不与几位方面大臣谋划安定百姓的办法吗？百姓得到安宁，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都没有不充足的，然后再教导他们武艺，以义理激励他们，那么没有打不胜的仗，没有办不成的功业；想把麓川残余叛贼置于掌握之中，又有什么困难呢？《春秋》的法则是，控制外部以前先治理内部；使远方归服，必定从近处开始，正是这个道理。君有奇伟的才干，通晓古今学问，常把济时爱国作为心愿；起初担任御史，多次历经边疆，所到之处都能消除百姓祸患，使境土肃清。所谓安民制寇的道理，他已经明白地掌握在胸中了。我还要恳切地把这些话告诉他，为什么呢？当初王师第二次南下时，我担心云南百姓不能承受，曾建议认为，屡次调动大军跋涉险远却不能捕获盗寇，只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并无益处。不如只在近边选拔精锐，分兵屯驻要害之地，充实储备，加强训练，互相声援；遇到有利时机，就合兵出奇，乘盗寇空虚而进攻；没有有利时机，就派使者联络境内各夷族，使他们牵制盗寇，也可不时向他们陈说祸福，使他们向往教化的道路不被堵塞。这样就不必劳累天下的力量，耗尽公私的费用，而盗寇可以坐待平定。这就是我一向的心愿，只在于安民制寇而已。可惜我的地位不高，言论不被信任，计策没有得到施行。如今军队已经回师，君若能审慎选择我所陈述的意见，其中对百姓有益、对国家无损，又有可能平定盗寇的，请求施行，还不算晚。君认为怎么样呢？《送贵州▯政严君赴任序》自从荐举的诏令实行以来，由侍御之臣越级授予方面官职的已经不少了。唯独钱塘严君敬夫被授为贵州布政司▯政，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谁不认为这次荐举选对了人、任用也符合他的职务。君究竟做了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声誉呢？他由进士擢升为御史，无论居于京师、巡按郡邑，还是巡历边远地区，都能振肃风纪，铲除百姓的弊害，使善良者喜悦，使不善者畏惧，在朝廷内外显著建立功绩，远近都称赞他的才能，这已经足以受到人们尊重了。去年王师向南进发，君又不避险远随军征伐，军队中没有喧哗，粮饷道路没有断绝，君实在预先出了力量。等到军队回师时，上报功劳状的人漏记了他的姓名，所以文官武将都受到重重升迁和丰厚赏赐，唯独君没有得到。人们认为君应当自己陈述功劳，也许朝廷知道后一定会有所处置。君说：“依仗国家法令来辅佐军事，讨伐盗寇、攘除祸乱，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应当做的。假如凭借将士们的力量，擒获盗魁，设置郡县治理其土地，使全军平安归来，我尚且不敢贪取这些作为自己的功劳。何况元凶尚未消灭，边境尚未安宁，能够免于罪责，已经是幸运了。又怎么敢把功劳掩为己有来求取爵位赏赐？这不只是欺骗国家，也恐怕会被小人耻笑。” 他最终默默不说话，谦退而不夸耀功劳就是这样。然而不到一个月，贵州的任命便下达了；在那方面没有得到的，反而在这里得到了，也可以看出国人的评议是公正的，爵禄不必等待人去希求，自然会到来。说这是荐举选对了人、任用也符合职务，不是很恰当吗？虽然如此，在贵州施行政务，有一件要事不能不告诉君，因此应他僚友的请求而写下这些话。如今天下藩司、臬司都配备完整，唯独贵州省去一半官员，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百姓稀少，又杂居着夷人，没有艰难繁剧的事务、重大繁多的劳役，官员不必配备齐全，也足以治理。朝廷怜悯体恤这一方百姓、不愿扰累他们的心意，已经十分深厚了。居于这个职位施行政务的人，难道可以不深切体会这种心意，革除苛细烦扰，务求从简易行，使百姓得到休养，让穷僻边远地区也都能沾被德泽吗？君此行，我知道上天的恩德没有不能宣扬的，我知道下层百姓有所依赖，我也知道他的声名兴起、功业显著，又将从此开始。因此举出这些话来相告。《送大名郡守李君复任序》皇上继承大统之初，安邑李君公载由监察御史接受荐举，升任大名知府。翰林修撰刘君仲方是大名人，以自己的郡得到贤能太守为荣，对人说：“乡里百姓大概有所依赖，能够使居处安康、产业快乐，免除穷苦困顿的忧患了吧？”从来没有牧守用人得当而百姓不受其福的。有人对他说：“人的才干各不相同。明于执法的人，有时不长于治理百姓；在内任中著称的人，有时在外任中反而失去声名。因此有人在野外谋略有成，却不能治理城邑；才干胜过赵、魏老成之士，却不足以治理滕、薛小国。”李大夫虽然在御史台任职有成绩，怎么能保证他一定能在郡政上取得成效呢？修撰说：“君是我的同年进士，我对他的了解很详细。他做御史时，每次施行铲除奸邪的政令，都出于爱护百姓；在刑狱之中常存仁厚之意，可以说是严厉而宽恕、温和而有原则的人。把这些用于治理郡县，怎么会担心他没有政绩呢？”那人无法反驳。李君治理大名三年，政务成功，百姓安定；循良、廉静的声誉浓厚地充满全郡并传到京师。修撰的话到此得到了验证。等到君来到京师，因考核成绩最优上奏，按例应当复任。与君交往的人来请我作文章赠行，我与君也有同年之谊，所以既然已经举出他没有辜负修撰所称誉的地方为他高兴，又怎么能不讲述古代贤人的事迹，把我私下的期望寄托在其中呢？从前狄梁公治理大名，不仅有德惠施及百姓，又能自己树立功业，使功绩施于国家，光耀当时，芳名流传后世，卓然成为唐代名臣。今天的大名仍是古代的大名。君更加磨砺名节，以梁公的事业自我期许，那么也就是今天的梁公了。《尚书》说：“不要让阿衡一人独自享有有商的美誉。” 君难道也可以让梁公独自享有大名的美誉吗？这就是我对君的期望。君认为怎么样呢？

译《送刘编修归省诗序》编修刘君主静获准回故乡探望他的父亲石潭先生。我因此想起二十多年前，主静跟随先生在我县城南求学；当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已经能够诵读讲说五经、百家之言，先生仍然每天督促教诲他，一定要使他进步成为博学的儒者君子。先生教导儿子，也真是勤劳了。十多年后，主静带着自己的学问向乡里的大夫考试，于是得以参加计偕，以礼闱第一名考中甲科，任职于编修院，卓然成为当时的名流。先生教导儿子，到这时便见成效了。不久朝廷嘉奖主静学业功绩优异，推恩于他的亲人，于是授予先生文林郎、翰林编修的爵职，又赐给纸币，让主静带回去为先生祝寿。先生教子不能说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先生早年凭借《易》学考中乡荐第一，后来退居家中，以德礼自我修养，以教化英俊为乐，功名富贵全都不足以放在心上。他所积蓄道义、培育德行、给儿子留下福庆的根基深厚，难道是今天所得能够完全抵得上他平素的积累吗？主静自从离开田野登上台阁，从未因为仕途有成、身份显贵便停止学业；他修养品行、树立声名以使父亲荣耀，所追求的长远而宏大，难道是今天所达到的程度能够满足他平素的愿望吗？因此我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美好的声誉和盛大的福分，从今以后将更加没有尽头。曾经考察古人，父子都以贤能著称的，不是先后位列清要官署，就是相继登上重要仕途，而且都有美好的政绩和善行，所以能够并列名扬当世。至于隐居和显达的经历虽然不同，但积累于自身的德行、昭著于当时的文章相同，则只有眉山苏氏是这样。因此直到今天，天下人谈论他们父子的贤能仍不绝口。先生平素重视自身所得而轻视外在所得，大概有老泉的风范。主静难道可以不继承父亲的志向，以苏轼、苏辙的事业自我期许吗？如果将来德行文章与古代贤人相匹敌，那么人们将说，父子贤名并不因隐居或显达而有间隔：古代有眉山三苏，今天有禾川二刘。主静也不可以因此自我推辞。我因此应他乡里旧交的请求，特意作序来互相勉励。《送山西布政使石公赴任诗序》正统七年秋八月，大理少卿于公巡抚归来，上疏说山西缺少布政使。当时按察江西副使、邺郡人石公考绩上等，在京大臣一致认为填补这个缺额，没有谁比石公更合适。皇上命石公前往。有人认为，方面大臣的职责与掌管风纪不同：掌管风纪，是负责激扬百官中的清正、贬抑其中的贪浊；居于方面大臣之位，则各有司的各种事务无不与之相关。石公自侍御升任宪副两次，任宪使一次，都担任风纪之职，在惩浊扬清方面确实很擅长。调任而不离开风纪部门，确实很合适。如今突然把有司的事务交给他，又把他安置到边远地方，他心里一定不高兴。士大夫们却说：“全才之士，没有什么职任不能胜任，没有什么施政不能取得成绩。张释之在公车署取得声名，从未不满意廷尉之职；宋广平在大理寺建立功绩，也从未不被宰相称为贤能。凭石公如冰玉般洁身自守，如春阳般仁爱万物，如冰镜般洞察冤屈，如神明般揭发奸邪，其正直明敏，天下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难道能做好这一方面，却做不好那一方面吗？”况且这一次一举升了三级，也是特别的擢升。又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后来观察石公的心意，果然欣然接受，于是共同作诗为他的出行壮行。我又想到，我们江西十多年来，贪官污吏潜伏不敢妄动，武职防守之徒也不敢像鸱鸟那样张狂，百姓得以免受暴横侵扰，士气也随之增长，是因为有石公在宪司。如今却把他调到山西，那里的百姓固然可以得到他的恩惠，可我们江西百姓失去依靠又怎么办呢？虽然如此，任职久了就应当升迁，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我们江西难道能长久独享石公的恩惠吗？所以他有今天的升迁是应该的。今天的升迁，难道不也是他日登上台省、位列廊庙的开始吗？因此作序，实在是替我们江西惋惜，却更是替石公庆贺。《送国子司业赵先生序》做官而能够依循恩典回乡荣耀乡里、向父母尽孝，本来就是人情所欣喜庆幸的事。然而有的人起初没有得到，后来才得到，如国子司业赵先生，他的欣喜庆幸又岂是寻常人情可以相比的呢？先生从贡士起家，历任四县教官，被召入翰林任待诏，不到一年便升任现在的官职。皇上嘉奖他的才能，追赠他的先人爵位。先生接受诏命后，就想在祖墓前焚烧黄帛祭告。当时总管国学政务的人多不得人心，各种弊病一起发生，善人志士都失去了归依。先生能够坚守清白操守，笃行端方品德，有教导启迪的方法，没有阿谀结党的私心，一致受到人们的尊崇。当时只有先生一人，所以他请求回乡展祭时，六馆诸生都说不可以，士大夫也说不可以，朝廷果然没有允许。不久，先前主持国学政务的人也自行辞去，皇上命翰林学士李公离开原职去任祭酒。先生因为贤者遇到贤者，由此得以施展胸中抱负、实行自己的志向。他与人商议教导的工具、造就人才的方法，因此不久国学政务中缺失的有所补充，废弃的有所更改，混乱的得到治理，衰败的得到振兴，各项制度焕然一新。先生也得以稍微歇息肩膀，所以再次上疏请求实现从前的愿望。于是六馆诸生说可以，士大夫也说可以，朝廷将要允许他了。这样看来，先生起初不能回乡，本来是众人的心意；如今能够回乡，也同样是众人的心意。他的欣喜庆幸，哪里可以按照常例来谈论呢？虽然如此，楩、楠、杞、梓之所以能够成为栋梁，并不是一名木工的力量；璠璵、琪、珣之所以最终成为珪瓒，也一定要经过众多玉工之手。何况国学是天下英俊汇聚的地方，难道凭一个贤人的精神就能裁成他们的器用、琢成他们的才材吗？一定要借助贤良辅佐者协助成就，才能达到功效。先生这次归乡，难道可以沉溺于桑梓之情，顺从亲旧之情，长久离开官守，使一位贤人独自承担司成的职责吗？祭祀完毕便早早顾念王命期限，大概是从诸生一直到朝廷共同希望的事。先生幸勿让自己的行迹长久滞留在故乡。《两谿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八 明刘球撰 序

译《送章瑾还会稽序》冠带举人章瑾，是侍郎寅庵的贤子。天子嘉奖侍郎的功绩，追赠他的父母、祖父母爵号。侍郎恭敬地守职，不能亲自在家乡举行焚黄祭告之礼，于是请求让章瑾代替前往，诏令答应了。有一位来请我写话告诫章瑾的人，我和侍郎共同主持礼部政务，把章瑾看作子弟。假如不加以勉励，就无法尽到同僚为后辈作光荣规诫的责任。当初我奉皇上命令，在众举人中访求文章辞翰最优的二十四人，让他们戴冠束带，享受训导俸禄，在国子监完成学业，准备让他们在后科考中进士。章瑾乐意放弃州学正的选任而来就学。假如不加以增进他的学业，就无法符合皇上访求人才的本意。如今士大夫家子弟中，秀朗聪敏、能够自立而像章瑾这样的人很少；人们希望他具有父亲的风范，将来在朝廷建立事业、扬名后世，这种期望无论大小都存在。假如不大力成就他的才干，就无法满足众人的希望和规诫的责任。既然劝诫他有这三层应当做的事，又怎么能以没有空闲推辞呢？于是我叫来章瑾告诫说：“只有能够自我抑制，德道才会增长；不要外表恭敬而内心骄傲，要使内心确实存有敬意。你应当谨慎守持这种德行，用来亲爱宗族乡党，这样才称得上令尊怀念我，我也与你同享庆贺。”章瑾说：“我难道敢不恳切地以诚信谦让为重要的修养吗？” 我又说：“学业总是因修习而增长，因放弃而荒废；你不要受外物迷惑而荒废学习，一定要在礼闱考试中求得实现志愿，这样才不辜负明天子的德意。”章瑾说：“我难道敢因为将来有所前往，便有时懈怠于诵读诗书吗？”我又说：“器量不以小有成就为可贵；你要广泛求取，深厚积蓄，扩展自己的才能使它宏大，这样才不辜负人们的期待。”章瑾说：“我虽然不聪慧，难道敢不竭尽愚钝的力量来求得达到目标吗？”于是与章瑾交往的人，不仅以他能够代替父亲使恩命施及乡里为荣，也以他能够接受我的规诫、增进德行、增长学业、扩大才干，最终使自己的美德无穷发展为荣。大家都请求我写下来作为赠给章瑾的礼物，使章瑾早晚都能想到这些话来勉励自己。《送王太守赴云南序》由御史升任郡守，一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唯独我王君贵庄去治理云南，人人都认为很合适。云南是边远郡县，聚族而居的人，不是僰人就是獠人，他们属于夷人。最初只会制作器具来作为礼物，刻木结绳，互相进行交易，风俗与我国中州不同。从中州的御史去边远郡县任守，抚治夷人，考察不同风俗，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呢？大概因为君为人廉洁谨慎、端庄安静，才干丰茂而学问精纯，政令公平，命令诚信。前往边郡任守，必定能革除邪恶，使他们归顺，把异俗化为相同。在中州任职就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扩大他的事业；人们认为合适，不也是确实如此吗？从前汉代的边地蜀郡，正如今天边远的云南。自从文翁到来，蜀郡便终于能够与中州并列。因此云南人改掉椎髻而穿戴衣冠，放下铠甲兵器而诵读弦歌，也将从我王君施政开始。刘球因此作诗说明他适宜任职的缘由，为君壮行。诗说：“脱下那皮衣啊，驾着五匹马。君此行啊，前往南诏的边陲。回望中原已经安定整合啊，怜悯远方不能独自遗弃。因此天子有所命令啊，交付给君前去治理。举起清酒为君饯行啊，为君送行远迈。山川虽然遥远啊，黎人獠人有所等待。” “把左衽之俗改变为宽袖衣冠啊，正是适逢其时。风调雨顺、阳光明丽啊，不要放慢奔驰。秀禾瑞麦啊，将要在那边地滋生。增加俸禄啊，不久就会有诏令。” 《送太仆少卿郑君赴任序》凡是治理天下，都不能不使马匹繁殖增多。军队行伍没有马就无法行动；搜苗、狝狩没有马就不便利；出行警戒、入宫清道，没有马就无法驾乘；送往迎来，没有马就无法供给。马的用途很大。大明统治万国，设置太仆这一职务，总管马政。马都由官府掌管，而牧养费用取给于民间。如今六七十年间，母马和骏驹繁衍不息，越来越多，乡里之间没有不是牧马人家的。从前周代的十二闲、汉代的三十六苑、唐代的八坊四十监，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百姓因此不能不忧虑草料和牧养供应不足。那么太仆少卿郑君再次谈到，君到滁州任职，难道可以不努力使百姓富足，以此扩大马匹数量吗？马固然是国家所依赖的，百姓尤其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不富足，马就不能单独繁殖；马不繁殖，百姓也不能单独富裕。《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只偏重马匹而不防止百姓困乏，是不可以的。《礼记》说：“问一个国君的富足程度，就数马匹来回答。”如果只有百姓而马匹不能增多，也是不可以的。百姓生活安定以后，马匹再进一步增加，这才是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郑君是四明人，由进士擢升为主事、员外郎、郎中，都隶属于礼部。他任职二十多年，才有今天的升迁。对于治理的体制，他大概已经听闻得很熟了。因此我和侍郎章公希望他此行不要失于养护百姓和马匹。假如江淮以南因此家家不困于衣食，人人得到安居、乐于本业，只担心国马失去饲养、停止休息喂料；放牧训练一定按时进行，使骏马的毛色和脚力日益增长、月月兴盛，然后就能看见成效不断增加，也符合升职的名义。我们二人的心愿，固然足以慰藉明天子，难道不也因任用得人而感到快乐吗？郑君此行，希望你尽心办理。

译《赠行人刘焕章序》有高耸入云、两臂合抱粗的杞梓之木，自然应当从丛杂的小树中脱颖而出，进入木匠之家，用来构筑大厦，也成为渡过大河的器具。读书人怀有奇异才能，难道会埋没在庸常众人之中，不挺然奋起而为世所用吗？我和行人刘文焕章，并没有从前的交情。宣德年间，我有四川之行，我的同道钟诚九思主管荣县教育，来公馆拜见我。我料想他的学生中一定有佳士，不可不加以了解，于是问他：请教学习、以此练习写文章，谁最勤奋？九思回答说是焕章。又问他们内心存有的志向、志愿所趋向的地方、言语行为的表现，谁最好？九思又回答说是焕章。又问才干见识高超，可以任事建功，谁最优秀？九思仍回答说是焕章。我已经把他记在心中，并在意念中认可他了。两年后，焕章果然考中进士，戴冠束带到京师来见我。观察他的外表，仪容庄重俨然；探究他的内心，根本充实而厚重。这才相信九思所称赞的并没有欺骗我。读书人如果自身怀有抱负，果然不能掩盖在外表之外。不久焕章被擢升为现在的职务，他的同年秦观请我写文章来勉励他。我认为焕章内在修养长久如此，那么施行政务一定优异，哪里还需要劝勉呢？虽然如此，愿意祝勉他的意思也不能不再申说。自古以来，行人以出使四方为职责；出发时，必定承受上天子的德意，向下宣示给百姓；回朝时，必定询问下情，向上达报给天子。《皇华》所写的遣使，《四牡》所写的劳使，其意旨深厚而周尽。今天任命官员，本来与古代没有不同；然而担任这一职务而能像古人那样扬名美誉，超擢越级任用，又比古代更优厚。焕章努力吧！我将侧耳倾听美誉兴起，注目等待华贵官阶和美好任所归于你。《送方同知致仕序》在荣耀的仕途上辞去职事，退身于宽闲的乡野。像同知州事方年仲先生这样，正逢朝廷无事、圣天子优待老人和劝勉士人的恩意深厚，获准退休归乡，可以说做官而有了好的结局。兵部主事项君文曜说，先生归乡后施加给人的恩泽，应当比在任官时更广。我问他：“先生既然已经放下官守，远离权势和世事，日益少与人交往，还能有什么恩泽施及他人呢？”项君说：“先生的学问博极群书，而精通《春秋》。永乐初年，凭《春秋》考中进士，擢升为行人，调任交阯平原令，升秩辅佐沧、蓟、滁三州，奔走仕途三十多年，却从未能够与学者在座前从容交往。但我们郡里的士人，探取他学问的余绪，尚且足以在文场上独擅声名。如今退休在家，外部没有迎送、催征赋税等事务劳累身体，内部没有荣辱得失的忧患牵累心神。学者可以亲近他的面容，听取他的教诲，解决疑难，从而陶冶成就德性，造就学业技艺，继续相互传授直到无穷。他的恩泽流传久远，哪里是治理一县、辅佐一州可以相比的呢？”我说，古人退休离去，有悬车作为荣耀的，有散发钱财作为旷达的，有结社作为快乐的；虽然志趣各不相同，但都足以成为天下后世所仰慕效法的榜样。何况能够与故乡子弟谈论经书、讲习学艺，穷究圣人笔削的深意，明白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排斥追逐功利的私心，归向道义的正路，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像先生所做的这样，对名教有益，成为天下后世人所仰慕效法的榜样，又将是怎样呢？说他的恩泽施及他人更为广博，不正是这样吗？不久项君来请我写文章赠先生出行，我认为先前所说的话已经足以作为赠言，于是写下来答复他。先生名旭，家在严州淳安，项君是那里的人。《章处士挽诗序》挽诗，古代就有；挽诗作序，古代没有。出现这种做法，大概是从近世开始的。既然近世已经有了，为它作序本来无害于古制，何况有可以叙述的道理，如我们静庵章处士呢？处士作为世代做官人家的遗孤，卓然立定志向，终于经营治理家庭，使家产富裕而庞大。他常想到双亲未能得到自己的奉养，每逢春雨秋霜之时，必定严肃举行祭享荐献之礼。凡是笾豆中的供品、罍爵等祭器的装饰，常常亲自办理，从不让别人代替。即使是旁亲和故旧的坟墓，也常因亲人的缘故而恭敬祭祀，可以说孝顺而不忘父母。自幼尊敬侍奉兄长，依依不舍，不忍把私有财物藏起来；即使各自经营产业，利益施及兄长的儿子，仍然共同生活饮食，没有一句争论。因此厅堂有怡愉之名，而数百人的大家庭中常常充满欢声，可以说友爱兄弟而且能惠及子侄。他疼爱儿子，选择老师教育他们，一定希望他们成才，以此发扬祖先诗书传家的恩泽，使家声不至于坠落，可以说慈爱而且不忘祖先。他又曾推广自己的孝、悌、慈、爱之道，教导乡里百姓，很多人敬服并受到感化；听到他的话，没有不更加尊敬的。如果不是有德之士，能做到这样吗？所以他去世后，人们思念他的德行，悲伤再也不能见到他，便共同作诗，仿效古代虞殡绋讴、《薤露》《蒿里》的遗音，洋洋盛大到如此，难道可以没有文字为它作序吗？虽然我与处士并不熟悉，但在我之前担任礼部主事的是他的父亲日孜，在我之后担任礼部主事的是他的儿子陬。日孜凭通晓经书而被荐举，陬凭进士出身，都是当时有声名的人。我观察礼部同僚之间的情况，已经知道处士的德行，前有发端，后有传承，又怎么能不为他作序呢？处士是台州黄岩人，讳屿，字子良，号静庵。

译《礼部司务马君考满序》毗陵胡公任礼部尚书，得到天子亲信优待，因此在行在建立礼部，把它置于百官府署之首；皇上下诏让他入朝主持政务。胡公召集属官，在堂上告诫他们说：“今天子眷顾礼部特别深厚，我恰好和诸君共同在这里任事，实在不是偶然的机遇。假如心意不尽，职责不修，凭什么报答皇上的恩宠、彰明皇上的德行呢？诸君美好啊，应当和我同心，每日勤勉努力来图求报答。只有廉洁才能守持自身，宽厚才能容纳众人，公正才能使事情明察，勤劳不懈才能办成事务并建立功绩。确实这样遵行，政务才会治理得好。诸君将显著获得美誉，我也或许可以免于过失。”众人都答应说：“岂敢不服从诵读公的教诲，努力做到不辱没自己的官职吗？”退下后，又推衍胡公的意思，遍告下属。不久会稽章公来辅佐，礼部两位长官一心治理政务，不到两年，阻滞的得到疏通，纷乱的得到治理，缺少的得到补足，废弃的得到兴举，有过多的加以削减，不足的加以增加，礼仪制度焕然齐备，治理措施全面铺开。人人行事谨慎，教化甚至影响到胥吏和服役之人，没有谁不知羞耻。世上谈论治理的人把礼部称为首要部门，士大夫授官升秩而能进入礼部都认为是美事；在礼部任职的官吏，即使有优厚升迁和美好任所，也都留恋不忍离去。当时马君字志善，确实担任司务，能够考察各司官员的勤惰、吏治事务的得失、文书往来的迟速，以及礼部政务成功、教化施行的成效；马君未尝没有参与谋划、辅助成就的功劳。如今他因任期届满而赴吏部，超擢在即。过去唐代董太师陇西公功业光耀朝廷，他幕下的士人孟叔度辅佐有力；后来孟叔度也声望显著于当时，却未尝不借重陇西公。跟随贤能公卿任事，容易著名闻达、容易得到起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知道马君日后的功名不会居人之下，正可以从他今天出自这样的门下看出。马君此去历任显贵爵位，如果仍能像在礼部时一样守持清节雅操，那么他的前途远大又哪里有尽头呢？” 《送主事余君省祭序》主事余君天祥奉恩回乡，替他的母亲安人祭祀先父——先父曾被追赠为主事。当时礼部在职的同僚共有十三人，互相率领着以酒相送，馈赠路费，作诗赠行。余君退下后，请我作序。做官而成为同僚，早晚相接，出入相随，职守相互扶持，忧乐、功过无不共同承担。古人说同僚之间的交情具有兄弟之义，不是很确实吗？然而有的人凭势力与人交接，凭财货结交，凭欺诈对待别人，凭苛刻相处；有的人不骄纵放肆、不矜夸任性来争功夸能、施展劳绩，便懒惰逸乐而不顾职守败坏。这些都不是君子之僚。一定要以礼与人交接而不依仗势力，以廉洁尊重别人而不以财货结交，以诚信待人而不欺诈，相处宽容而不苛刻，不夸耀才能、不自夸功劳，只以谦逊自持；担心有损坏职守的事情，便只以勤勉谨慎相互勉励，这样才是君子之僚。君子之僚，居处时总希望巩固交情，离行时总希望加厚送别；显达时相互推让，日久之后也不相忘。不是君子之僚的人，哪里配谈这些呢？天祥是四明世家的贤士，由科举起家而升任现在的官职；为人详审安静，不以意气暴露于外；处理事物平易，不在感情上矫饰。他任职礼部时，正值外国使者往来繁多、事务繁剧之际，却与同列交往从未有过忤逆的脸色。他的同列诸君也都是厚德君子，与天祥交往，没有不尽情欢乐的。他作为同僚，可以说结交了君子而远离了非君子。难怪诸君在天祥出行时都深深牵挂。于是我把十三人的姓名写在篇中，希望将来他们与天祥一同升迁离开礼部时，还不要忘记今天同僚相交、叙别的情意。郎中是鄞江郑君复言、德兴孙君原贞、严陵宋君原仁；员外郎是欧乡冯君钦训、万载易君时中；主事是巴渝丘君用宾、清江陈君处善、五台马君之龙、东阳沈君孝祥、湘江袁君孟章、横阳陈君重文、丰城甘君宗华，以及我刘球，字求乐。《送陈君止善还临江序》临江是江右的好郡。过去我的远祖容窗先生担任那里郡中的录事，有德惠施及百姓，百姓怀念他。即使到了他的后代，子弟中有到临江做官的，临江父老总是以礼相待，说：“这是我们先任录事某人的后代，不可以抛弃。”对待他们与亲戚故旧没有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那里的风俗厚重。往年我又和临江郡的陈君处善一同参加春闱，一同考中进士，一同承受恩诏等待擢升；回到家乡后又一同升入朝廷，一同任职礼部，前后十多年，交往越久感情越深，从未见他有背弃对方的神色，尚且没有失去临江郡忠厚的风气。今年又见到他的兄长止善，更能看出兄弟之间感情相互契合，言语彼此投合，交接之间和蔼谦让；所谓忠厚之风，仍然可以想见。止善来到京师，见他的弟弟仕途日益通达，声名日益显著，事业日益有成，我们共同叙述亲爱亲人的情意，已经数月了。如今他将要回临江，去享受安闲自在的快乐。我虽守官于京城之下，不能抬脚到临江，拜访那里父老，探求先录事政绩所在、遗爱留思之处；然而我的心不能不因处善的缘故，随着止善归去的踪迹，往来于清江之上、玉笥山和金川之间。止善归乡亲近桑梓，抚摸松菊遗存之后，一定每天都与父老在谈笑中相接，在酒席间欢聚；他还能够谈到我的心意吗？如果能够谈到，而临江父老又能听取并守持他们忠厚的风气，不遗弃我，那么将来我回到故乡时，一定还要在临江泊船，借此停留几天，以尽平素所寄托的愿望。请止善先替我致意。当时同僚诸君都准备了酒肉，在官署旁为止善饯饮，并作诗赠行。他们说我与临江有旧，而我与止善交情最深，不可以没有文章，所以我才自己作序，表达仰慕临江的心情，以此与止善告别。

译《追送郑少卿先生致仕序》当今世上士大夫年满七十岁能够离职回家休息的并不少，我们这些人对于四明郑先生复言的离去，为什么偏偏不能放在心中呢？先生由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前后二十多年；我们这些人在礼部任官，都出于他的后辈，常常按照对待前辈的礼节侍奉他，不敢怠慢。先生见我们恭敬自己，也主动谦抑退让，从未因为我们是后进便轻视，还不吝惜奖掖提携我们的进步。因此凡是在礼部与先生接触的人，没有不彼此友好、彼此感念的。等到先生升任太仆少卿，官位高了，距离也渐渐远了，我们仍常常想与先生见上一面，借取彼此切磋砥砺的益处，以加深所谓长久的交情。后来郎中马君之龙与先生交情尤其深厚，他说先生辞职离去已经超过一段时间，想跟随前去饯行却不能做到，因此惆怅了很久。既然已经厌倦仕途，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天子怜悯他的耳目精神衰退，不愿让他被职务和政务劳累，于是赐予退休，这都是古代的礼制，也是人之常情。先生离去，固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只是我们私下想到，以后不能再与先生周旋于仕途之间，接受他的规劝切磋，使我们昏昧的地方得到明白、乖戾的地方得到纠正，像在礼部任职时那样，所以心中不能不依恋不舍。不知先生置身于鄮山鄞水之间，每天和乡人宾客在闲适安宁的地方嬉游，在酒壶、琴声和吟咏相伴之处谈笑，举止行动无不快乐；是否也还会心系幽蓟以北，思念过去的旧友同僚呢？周公说，旧友没有大过错就不应抛弃；孔子也认为长久交往的朋友不能忘记平生之言。因此我冒昧把诸位同僚的心意写成文章赠给您，并且每天以周公、孔子的道义来期望先生，希望先生不会抛弃、忘记我们这些人。《庆贺刘隐君寿辰诗序》宣德八年秋，刑部主事刘广衡想到他的从父刘良英隐君，明年甲寅年将登上六十岁的寿数；孟春二十八日，正是他的生日。只是自己已经不能在庭阶之下捧酒祝寿，于是求得士大夫的诗若干首，准备带回去致贺，恳请我为这些诗作序。年数用十二支配合十干，交错相承，数到六十年便循环一周。人活到年岁周遍这个数目，就更加尊贵了。所以礼制说，六十岁的人可以在乡里拄杖；乡饮酒礼中，六十岁的人可以就座，而且给他摆三豆食物，大概是因为他的年齿尊贵。孔子六十岁而耳能顺理，蘧伯玉六十岁而能改变自己，这说的是德行的尊贵。如今隐君年满六十，从此他的起居出入便可以指使别人了；在里巷之间往来，从此便可以拄杖了；参加乡饮酒，从此便可以安坐接受三豆的飨食了。然而这只是尊重他的年齿；至于德行，他所谓“耳顺”和“变化”，虽然不容易达到，但听说他居家忠诚而诚信，待人接物平和而仁惠，终究不能说没有德行。德行和年齿都很优长，家境又富足，还有贤能的儿子和优秀的孙子，宗族、姻亲、邻里在春日和暖、景物畅茂的早晨为他庆祝生日，这快乐又该是怎样呢！广衡虽然不能在隐君身旁拜贺寿辰，但有士大夫颂扬祝福的诗文来光耀他的耳目，也足以赞助他的长寿、增添他的欢乐。隐君今后将更加修养德行、增长年齿，期颐之寿大概也将可以得到。士大夫的颂祝之辞，又因广衡的缘故，纷纷从万安之邑横街之里传来，所以特意作序，作为开端。《送礼部员外沈君回南京序》圣明天子的恩德施加到海外，间或派遣宦官统领披甲士卒，驾着大船巨舰，航行海洋，到达暹罗、阿丹、▯哇、满刺加、古里、蘓门、天方、真腊、锡兰山等国，收取当地所称的麒麟、福鹿、狮、虎、象、犀等奇异兽类，驼、鸡、▯、鵧、墩、铎、莺、哥等珍禽，以及金砂、珍珠、香料、翡翠、贝类、牙齿、角等凡是当地出产而本国没有的奇货，带入中国，作为苑囿中的实物、府库中的收藏以及器玩服饰的用品，也使远方之人能够借此表达对朝廷的敬意。然而这些人必须冒着风潮，渡过险阻，经过几年才能到达。到达以后，礼部预先奏请，选择属官中有才干又勤勉的人，会同宦官、御史、给事中前往蘇、浙、闽、广各处海上，督促各级官府，召集工匠，准备各种器物物资，等待船只停泊；封闭并启验船舶，登记货物的多少、轻重，再运回京师，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因此沿海郡邑往往耗尽民力，竭尽地方财力，惶恐不安，只侧耳听候礼部官员的号令，把进退、收纳、支出的事务都听命于礼部。如果礼部官员用人不当，就必然导致调度没有章法，败坏国家大事；也必然导致差役征用没有法度，加重百姓的忧患。所以礼部常常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而任职礼部的人也总是难以胜任这一选择。宣德癸丑年正当其时，当时南北京礼部共有十二名出行者，唯独钱塘沈孟珎以祠祭员外郎的身份被众人推举，获准专门负责闽海之上的事务。沈君曾任司务，历经兵部、刑部，以勤勉著称、德行闻名，声誉洋溢于两京之间；处理这些烦难事务、治理这些复杂局面，简直如利刃处理盘根错节之物，又如坚固的船只和高大的桅樯将在巨浪中飞驰一样。因此被众人推举，他接受任务后便前往，毫不推辞。到那里后，果然比其余十一人先回来，在朝廷复命。等他回去时，礼部同僚说张君此次出行辛劳，要使华美的行装增色，没有比文章更好的了，于是不嫌弃我的文章固陋，便把这件事交给我，所以详细记述其事，作为赠给沈君的礼物。

译《送林玘省亲序》世上做岳父的，没有不乐于得到佳婿、增加门户喜气的；做女婿的，也没有不庆幸遇到贤明岳父、借以成就自己才器事业的。如果岳父贤明却没有佳婿，乘龙快婿的希望就落空；女婿优秀却没有贤岳父，依托美玉而获得荣耀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因此冰清玉润，自古以来就被认为难得。晏元献之所以对富郑公选中的女婿感到满意，王懿恪公、欧文忠公也不能不因薛简肃公的门第而更加看重它。岳父和女婿都美好，难道不是人情所共同欣喜的吗？武进人林玘，是如今礼部尚书胡公的女婿。胡公凭借宽厚博大、包容万物的德行，以及广博通达、无所遗漏的学问，从著名进士起家，在京师历任官职三十多年，成为朝廷的心腹，使恩泽流布天下。天下仰慕义理的人，有谁不愿赠送千金、封给万户，而只愿看见胡公的风采、承受他的接待呢？这就像久旱的禾苗等待及时雨一样。胡公受到人们的敬重就是如此。林玘能够做他的女婿，又是多么幸运啊！林玘是世代名门旧家的子弟，容貌体态伟岸，声气温和；内心笃于孝悌，外在不羡慕浮华奢靡，也不染轻佻诡诈的习气，只想着读书以穷究义理，亲近老师朋友以增进自己的才能。因此胡公乐于林玘做他的女婿。林玘如果每天勤勉于自己的进步，每月都不忘记自己所持守的操行，来弥补学问尚未达到之处，而不妨碍自己已经具备的品行，那么取得高等科第、升任显要官职、彰显清正节操和美好名声，自然会不断实现。这正是成就胡公欢乐的事情，哪里有止境呢？胡公的盛德大业，已经不在古人之下；做他的女婿，难道不应以古人自期吗？林玘在胡公门馆中积累学问，已经有好几年了。如今将到南京探望母亲和兄长，我特意提出岳父与女婿都美好的说法来庆贺他，也用来期望他。至于他侍奉慈母，使她面色更加和婉愉悦，想到兄长而更加笃厚友爱恭敬之意，这些都是他天性如此；而且听受胡公的教诲也已经很熟悉了，哪里需要我再絮絮叮咛呢？《送主事袁君回桐庐序》宣德九年春，袁孟章请求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回到桐庐。有人挽留他说：“如今皇帝对文武大臣非常优厚，群位公卿任用人正直而且宽容，百官各司办事公正明察。天下士人正急于求取仕进，那些年老仍在官位上的人尚且顾恋职位而不能离开。您在礼部，职位清闲而政务简易，年纪也还没有到衰老，为什么这么早就求去，不能再稍稍等待吗？”袁君说：“人的志趣本来就各不相同。那些认为做官有利的人，才力足以担当事务，疾病还没有侵入身体，当然能够勇于进取。如今我没有任事的才干，身体又有不能离开的疾病，如果不离开职位，把机会让给贤能之人，就不是仁德。那些年老还做官而不能离去的人，有的在内没有子弟供他劳作，在外没有田地供他生活，不得不把官府当作家。如今我有六个儿子，孙子又是儿子的两倍，并且有土地足以供给衣食、赡养父母、应付伏腊祭祀；如果不能趁我还活着回去，就是不明智。何况我的家乡是汉代处士严子陵耕钓之地，遗庙旧迹至今还在。观赏那里苍翠的云山，临近那幽静清澈的滩濑，还可以与鸟鱼为伴、以烟月为友，享受我的余年。这就是我的心每天都在富春江旁、桐江之上的原因，也是我一定要摆脱荣耀仕途的原因。” 于是人人都知道袁君归乡的心意，浩荡而不可挽回。等到他出行时，同僚诸君都在文明门外设酒，为他饯行。酒过数巡，大家唱道：“春山高峻啊，桐水曲折回旋。袁君归去啊，前途平坦。子孙扶持啊，有田可耕，有水可渔。长夜漫漫安然入睡啊，还能在南宫官署中梦见我们。”袁君于是斟酒向诸君致谢，又唱道：“南宫清静啊，花草树木都在春天。诸位公卿挽留啊，政事一天天更新。云彩停留啊，幸好不要忘记我这个故人。大雁南飞啊，还希望有美好的音信传来。”反复歌唱，畅饮到尽兴，袁君已经牵住缰绳准备离去。我于是探问诸公的心意，写下这些歌词，作为送给袁君旅途中的赠礼。《送广文李先生归袁州序》做官能够回到家乡养老，是人生的乐事，但古今很少有人能真正得到这种乐事。一个人在外地留下足迹，长久经历世间的艰难；既然厌倦了，一旦能够离开仕途，返回故乡，与邻里亲戚交往，终老一生，人情谁能不感到快乐？然而有人得到了官禄，却有时寿命不足，不能享有这种快乐；即使有了寿命，有时因为品行不洁而败坏名声，只能逃走藏身，也不能享有这种快乐；即使没有不洁的行为，有时又顾恋职位、贪恋俸禄，不能洒脱地引身离去，也不能享有这种快乐。所以历来走到致仕之途，而能白发高冠、优游于乡里巷陌之间的人，古今没有几个。这次乐陵教谕李仲鼎先生归返袁州，我们难道能不羡慕他的快乐吗？先生今年满七十岁，可说已有这样的寿数了。他历任官职三十多年，而行囊中没有多少财物；他的操行可以说是清白的。虽然足迹在仕途，他的心却早已在袁山秀水、五台三峡之间；职位和俸禄也不足以牵系他的心。如今得以停止奔波，在风尘之外长啸傲游，与松菊为伴，以不让忧喜利害进入心念作为安适，这快乐又该怎样呢？先生起初由科举入仕，任司巴东、澧州训导，后来调任乐陵；所到之处，学生都有成就；与人交往诚恳，以德行相互砥砺；又通达事变，不昧于政务体要。我知道他回乡后，得到的快乐不只是他自己享有。袁州有志于学的子弟，一定乐于到他门下请教；袁州德行素著的长者，一定乐于有他这样的邻居；在袁州任郡县官而想勤勉为民的人，一定乐于有所成就后向他请问政事。他的快乐难道不也能惠及别人吗？我承蒙先生厚爱，所以冒昧叙说他的快乐，作为赠行歌诗的开头。

译《哀朱员外诗序》宣德八年秋，礼部员外郎朱荩臣作为出使暹罗的使者，出岭表返回，到了西江时因病去世。第二年，讣告传到京城，耳边充满叹息悲慨之声。哀痛他不幸去世、失去这位良友的，是朝廷的士大夫，他们共同筹办赙赠祭奠，在他门前聚哭。哀痛他不幸去世、失去这位贤能同僚的，是礼部各司官员。在聚哭的人中，有一人皱眉流泪，尤其悲哀失去这位同年进士，那就是我刘球。荩臣是云间上海人，名忠，做人崇尚谦和，内心没有阴险刻薄、诡诈险恶的念头，对世故也很熟悉。别人把事情托付给他，即使万分之一也办不到，他还会曲意周旋设法办成。因此他和人多能相合，不使人产生抵触；士大夫交游中不能没有荩臣，怎么能不为他悲哀呢？他在礼部，勤劳的声名非常显著。凡有边疆的差役，大家都觉得难以前往，荩臣总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曾经向北奔走朔方、汉地，向南历经瘴气弥漫的海域，从未显露疲劳的神色。每逢公务闲暇，他就往来于同僚之间，评论今事、比较古事，互相规劝切磋。那么在我们礼部同僚中也不能没有荩臣，又怎么能不为他悲哀呢？何况我和荩臣都是永乐辛丑年进士，承受太宗文皇帝的优厚待遇，后来各自在家完成学业。十年后，我们先后入礼部任主事。又过了三年，荩臣升任员外郎；当时礼部任职者不少于三十人，唯独荩臣因为和我同年进士，能够朝夕相处，共同思考协助办理礼仪典章的办法。以我的愚钝、鲁莽和固执，能够被人容纳、不被人排斥，其中多亏荩臣调和帮助的力量。所以在同年进士中，我不能没有荩臣，又怎么能不为他悲哀呢？正因为悲哀他，所以不能没有言辞来抒发。言辞悲切，是感情悲痛的表现。感情有深有浅，因此言辞的发出有舒缓也有急切。这就是哀悼荩臣的诗在士大夫中相互唱和、在礼部中首先倡作，而由我来作序的原因。《悼念尹处士诗序》故乡集鳯的尹处士仲刚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他乡里的人遇到他的儿子信宜教谕行逊前往京师，仍然不停地悲悼仲刚的去世，并作诗悼念他，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仲刚在世时，故乡风俗还很淳厚，爱护自己的亲人，并把这种爱延及他们遗留下来的孤儿而加以成就，像仲刚这样孝顺的人很多。自从仲刚去世后，却有人疏远、抛弃亲人的遗孤。仁爱自己的孩子，就一定寻找儒师来教育他，像仲刚这样慈爱的人很多。自从仲刚去世后，却有人用邪说引导自己的孩子。和兄弟分割财产而不独占利益，不挑选其中好的部分，像仲刚这样友爱的人很多。自从仲刚去世后，却有人争夺财产、侵夺兄弟的处境。救济别人的危难，周济别人的不足，像仲刚这样乐善好施的人很多。自从仲刚去世后，却有人趁别人危急、困乏时牟利，夺取他们的财物产业。喜欢士大夫来往自己的门庭，尽情享受饮酒吟咏的乐趣，像仲刚这样善于交际的人很多。自从仲刚去世后，却有人遇到士大夫不以宾客相待，所招待的反而不是士大夫。唉！仲刚去世还不到三十年，乡俗却已经改变到这种地步；如果没有办法挽救、扭转它，恐怕谁也不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人们都为仲刚去世而悲伤，也是为了悲伤乡俗的改变。不忍心让仲刚就这样湮没无闻而作诗悼念他，是因为仍然对乡里的后辈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卓然自立、奋发而起，追求像仲刚那样孝顺、慈爱、友爱谦让、乐善好施、善于交际；这样，流于浅薄的风俗也许还可以敦厚起来，恢复到仲刚未去世时的样子。因此诗中那些苦涩、怜悯悲伤、思念哀痛、愤懑歌颂的言辞，都有劝诫的意义，读者不可不反省。诗共有若干首，姑且由我作序。《送王望轮回连岭序》连岭，是我们家乡的胜地。山中有吟峰，水中有吟源。那里有许多果林、菜圃、鱼池和樵谷。那里的人不是读书人就是农民，风俗距离古代淳厚的风气还不远。望轮家住那里，和我的季父清乐先生为邻，并且交情很好。我年轻时跟随季父学习，后来望轮的兄长之子善广又跟随我学习。我一向喜爱连岭景色的美好、物产的丰富以及人情风俗的美善，所以曾经很喜欢到那里去。望轮又乐于行善、喜爱读书，能够不厌烦我频繁往来，因此我们得以亲厚，感情非常深。后来善广捧着乡试录取文书出任顺义教谕。我有幸任职礼部，而季父又在连岭去世，数年之间没有再到那里去。我和望轮也很久没有见面了。去年秋天，望轮来探望在顺义的善广，又到京师访问我。青灯之下相对而坐，共同谈论道理；因旧日交情而感叹连岭景物的可爱，又想到人生聚会不能长久，不能不感到内心伤感。如今望轮又要回连岭，而我还被俸禄牵系，顾念荣华，尚未离去。在都门握手告别，不能没有依依不舍的情怀。不知望轮回去后，优游于连岭山水之间，和那里的长者携带子弟相亲相乐时，还会不会把我放在思念之中呢？然而我凭着浅薄的才能和学问，在有道的朝廷做官，却没有什么功绩可以建树于连岭，理应也有退隐游息的一天。望轮还请替我向北山的神灵致意，希望它不要截断我将来的车驾；这样，最初的盟约和往日的足迹，仍然可以和望轮一起登高涉清水去寻访。望轮认为怎么样？望轮姓王，是宋代名臣泸溪先生的后代。他为人谦逊温和，不与人计较是非得失，心地坦荡。我请跟随善广的刘玉瓒写文赠送给他，因此特意叙述昔日的情谊。

译《送刑部侍郎叚君复任南京序》南京刑部掌管部务，侍郎叚君某到朝廷奏报政绩，天子赐给他嘉议大夫的官阶，命令他回去完成任期。两京的人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从前周朝兴盛时，成王赐命君陈治理东都，开头说：“只有你具备美好的德行，孝顺而恭敬；孝顺，是对家庭言语和顺；恭敬，是对官职严肃敬慎。”正因为君陈有这样的德行，所以能够承受这个任命。如今国家和周朝一样兴盛，叚君由著名进士起家，在翰林院读书，升任主事、员外郎、郎中；在刑部能够明察刑狱，所施刑罚没有不恰当的。后来被举荐为山东参政，又勤勉地宣扬皇上的德泽，救济百姓的困穷，百姓都喜爱他、称誉他。由山东升任户部侍郎，再调刑部，责任越重，内心越谨慎，恩惠施及人民也越广；他治理官务，可以说是恭敬了。他又常常想到先父没有等到自己奉养，便更加尽心奉养母亲夫人。如果不亲自问候母亲的起居、饮食和安否，没有得到她的欢容，内心就歉疚不安，仿佛有所失去。因而使母亲也因有这样顺从心意的儿子而康健，虽然年老而精神充足、身体无恙。今年母亲八十多岁，仍能亲手纺绩绵丝来帮助君的廉洁生活。年节时家中常常一派和乐。他在家中可以说是孝顺了。叚君的孝与恭，既不减于君陈，应当能够像君陈那样光明显著地接受任命，分理京城地区的政务。只是君陈是在政事尚未施行之时受命，叚君则是在政绩已经显著之后受命，先后情况不同；天子又推恩，以叚君的官职追赠他的父祖，并封他的母亲为太淑人。不知成王当时是否也曾推恩及于君陈的亲属？然而成王的命令又说：“用刑是为了制止刑罚，于是刑罚先要端正人的内心。”这大概是希望达到不用刑的境地。君陈能够扩大这种心意，最终使刑罚停止、监狱空虚。如今天子每次下达恤刑诏令，告诫掌刑之人不要枉法害人；这种好生之心，就是成王希望不用刑的心意。叚君还应当像君陈一样，体察皇上的心意，改变风俗，达到刑罚废止的成效，不要辜负明天子的宠爱和任命。《送刘昆阳致仕还乡诗序》自从优待老臣的诏令下达以后，我们安福的士大夫辞官在家养老的，前后相继。如今刘昆阳归乡，又增加了一人。著名同僚和久任官职的人并居于近郊远野、闾巷之间，往往可以见到贵人的遗风。头戴冠、身着官服的士绅在水边林下相望而居，这也算盛况了。不知诸位贤者每年在乡大夫饮酒、读法之后，是否还时常举行穿戴礼服的文士酒会，讨论先王的道理和法度、当朝的典章故事，以及自己平日经历和施政的详细情况，使子弟见闻更加广博，志意有所感发呢？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聚会，昆阳君一定会参加。邑中的子弟又可以详细听闻南夷的风俗，以及当地官府奉行国法、教化开导的办法，从而知道朝廷德化所及极其广远，蛮夷仰慕中华，必将没有止境。这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假如过去没有这种聚会，那么倡导举行这种聚会，必然要从昆阳君归乡开始。他的家世本有衣冠传统，宋代有一位仕至昭州太守的先人志叔，曾经辞官回乡，对乡人施加恩惠，许多人都感念他的德行。到昆阳君，又凭才干优异得到任用，被举荐升任安顺州同知，不久调任昆阳；任期届满而有政绩，本应升官，最终却以年老请求辞职，于是得到退休的诏命。可以说他能够守住先世的家法了。他的弟弟和侄子又都争相出众、各自优秀，足以任用使令；也有人从科举出身担任教官，能够继承世代官业。一时之间，宗族既多又富，辞去职务在家休息，还拥有可以依靠的族人子弟来扶助衰老、供养老年。像昆阳君这样的人，在整个县城中没有谁能超过他。我本来就知道，文酒聚会如果有，他一定会参加；如果没有，他也能倡议举行。由此可以验证，也可以推知彼处的情形。昆阳君字存有，家在本邑灌溪。他归乡时，学士李先生凭借长久交往的雅谊，首先作诗赠送给他。同县士人多作诗相赠，我为此作序。《赠廉检校序》廉君守贞，是蜀地巴渝人。在太学游学十多年，学问通达，才华丰茂。先生和师长都看重他的为人，六堂的学生没有不想同他交往的。朝廷的公卿大夫也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声。有人劝他说：“您的学问已经很优秀了，如果借助朝中有权势者的援引，那么高官要职并不难得到。”守贞说：“进身有正道，出仕有时机。屈辱自己向别人求取荣华，难道是大丈夫所为吗？”于是人们多称道守贞的贤能。今年夏天，守贞才得以被主管官署录用，升任户部检校。人们又替他惋惜说：“凭您的才干却不能得到足以充分任用您的职务，这是埋没人才、使用不当啊。”守贞说：“我的相貌体态不如别人，才干也不能高出别人，能够得到一个京官职位，已经是幸运了。难道还敢因为所受职位小而责怪主管官署吗？”于是人们更加称道守贞的贤能。世上那些善于做官的人，有的还没有在太学中长期受甘旨盐味之养、攻读学业，就已经能够出仕而历任华要职位了。然而不遵循正道，人们或许就不认为他贤能；唯独守贞能够做到不急于仕进、不轻视自己的官职，这说明士君子的公论仍然明白。士君子的公论明白，朝廷的公道就可以伸张。朝廷的公道得到伸张，那么怀有才德却隐没在低级僚属中、居于别人之下的人，将会有破格升迁、特别提拔的机会。地官属署的幕职，哪里足以长久埋没守贞这匹千里马呢？不过，修治品行、磨炼节操，是获得美好声誉的媒介；增长才干、增进能力，是登上显要仕途的阶梯。守贞应当努力修养操行、追求才能进步，希望能够被那些乐于进用贤才的人选拔。如果仅仅因为依靠别人而被认为贤能，便自以为贤能，却不在品行和才能上增加修养，那么即使有乐于进贤的人，也仍会抛弃他。希望离开低位而登上高爵，岂不是很难吗？我的同僚丘用宾请我写文章赠给守贞；我和守贞素来有交情，又因用宾的请求，写文彰显他已经具备的优点，并勉励他尚未完成的方面。

译《送萧主事南归诗序》我们县在朝廷做官的人，前后相望；论及仕途上的进退，没有谁像萧相廷器这样迅速。廷器在宣德乙卯年取得乡荐，第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三年升任刑部主事，再过五年因病请求归乡，立即得到批准。九年之间，他出仕和退处的经历，清清楚楚就是这样。相比之下，我有幸列名科甲，十七年后才得以进入朝廷官员行列，到现在又过了十四年，曾想回去一次扫墓，并和亲戚故旧稍稍叙谈离别之情，始终没有得到许可。看廷器进退毫无阻碍，我的顺利与艰难究竟如何呢？还是说人的出仕和退隐自有命运，大概不是人为所能决定的呢？虽然如此，我对廷器归乡既不能没有惋惜，也不得不替他高兴。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离开故乡，寄居京师，常常能够安于所处、忘记所思，依靠的就是故乡有几个人与我们同在朝廷出入，患难时彼此照应，是非上相互规劝，如同家人宗族在内和睦相处、在外彼此庇护，从而慰藉羁旅之情，壮大远游的志气。像廷器这样，尤其是其中杰出的人，如今因病离去，就减少了我们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难道能不惋惜吗？然而人的疾病，常常因忧思而生，在安乐中痊愈，因劳苦而加重，在闲逸中减轻。廷器既然得以解除案牍劳作，免去听讼决狱的烦扰，回乡后父母双亲康健，子弟顺遂，展开家庭的喜庆，享受天伦之乐的余暇；不是在琴书中适意，便是在泉石之间陶冶性情。忧劳远去，安乐日益增加，那么身体的疾病本来就有可以解除的办法，不能不替他高兴。况且如今法令规定，因病退职而痊愈的人，立即恢复原职；这样看来，廷器离去之后，应当还有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惋惜大概将转变为喜悦吧？廷器病情稍缓之后，还要加倍学习、修养品行，以谋求进步，不要把独居当成安逸而就此懈怠。因此特意为赠行诗作序，作为将来重逢的约定。《送任主事归省诗序》在太平清明的朝廷做官，在父母俱在的日子使双亲荣耀，像我任敬让这次归乡一样，难道不是非常快乐吗？做官却没有遇到太平的朝代，不足以称为快乐；在太平朝代做官而父母没能看见，也不足以称为快乐；父母能够看见自己做官，却没有得到荣耀和恩典，也不足以称为快乐。从前孔子以在有道国家仍处于贫贱为可耻，又把显扬父母看作孝道的最终成就，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敬让自宣德初年升任冬官缮部主事，正逢时局清平和谐，四海安定，语言不通的国家全都臣服归附，各种营造、筑城工程也全部停止不办。朝廷正大力推行推恩典礼，开放官员归省的途径；敬让的父母已经接受显贵封典，他又能够回乡问候、安慰双亲。即使离别的情思有季子、洛相如出使时的声名光彩，也本来没有谁能像今日敬让这样，使亲人在生前因他而显贵，得到这样的快乐。敬让在内修养已有根基，行为在外又不苟且，难道会把一次使亲人荣耀就当作满足，志愿一满便懈怠、骄傲自生，和那些器量浅薄狭小的人一样吗？他想使事业超过当时，使声名流传后世，以永远显扬双亲，这才是敬让的志向，也是人们对敬让的期望。敬让和我是同乡，同年考中进士，又一同在朝廷做官，所以和敬让交往的士大夫都作诗赠给他，唯独由我为诗作序。《两谿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九 明·刘球撰 序 《戊午冬至宴会诗序》我们在西长安直庐置办酒席，主持迎接长日聚会的，是景陵太尹杨怀忠。按节令举行聚会，是因为我们同乡中居住在京师的人相互聚集，叙说情谊，履行礼仪，宣扬和乐，以忘却思念故乡之情。为什么由太尹主持呢？太尹是我们乡里的老成之人。离开京师五六年后，他考核政绩，又能在久别而相互渴望思念之后与我们聚首，恰逢冬至，想借这次聚会讨论道理，所以大家因此请他主持。于是事先洗涤酒器，到了日期便陈设器具。酒已经清美，菜肴也很香，随从办事各尽其职，场地庄严清洁，没有一样不合人意。不久，宾客和子弟十多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好衣带，接踵来到门前。尊贵者在堂上设席，卑下者在堂外设席。堂上席位的人可以指使别人，堂外席位的人顺从听令。你说一句我答一句，彼此都得到欢乐。这一天从早到晚想停止却不能，于是又点烛继续，人人都尽兴而醉后才归。按照旧例，聚会一定要分韵赋诗，以此表现敬意。这次因为太尹的缘故，不分年长年少，没有人不高兴赋诗。因此有长篇，也有短章，用来歌咏胸怀、描绘欢乐，而且都洋洋洒洒，各自发挥才能。兰亭聚会，是借行酒来催促作诗；金谷宴会，是借赋诗来劝酒。而我们今天的快乐，不需要用诗劝酒，酒自然使人陶醉；不需要用酒催促，诗自然形成。古人所谓“文字饮”，大概就是这样吧？不能不把这些记述下来留给后人，所以恭敬地把这篇序写在卷首。《送汀州吴通判复任序》兰草蕙草聚集，花色秀美，香气必然远播；钟磬合鸣，声音必然洪亮。在同僚之间任职的人，都是端正之士、贤美之人，那么他们在官府修明政事、把恩惠施给百姓、声誉传闻于当时，哪里可以用小数来估量呢？我知道，担任汀州府通判、主管揭阳事务的吴孔璧，考核成绩最优，回到官署任职，将会大有成就，因为有陆尚实掌管府事。吴君为人周详文雅而端庄稳重，外貌十分和善，内心却井然有序、明辨区别；虽不曾触犯外物，也不曾苟且迎合外物，可以说是君子。陆君也是如此。陆君正想在世上树立名声、建立节操，吴君也未尝没有这样的心志。两人曾一同参加春官考试，在大廷应试，后来任主事，京师士大夫都称赞他们贤能。吴君任汀州通判多年，遇到陆君到来，已经把当地民情风俗的好坏以及政务上便利或不便之处，详细告诉了他。如今吴君回来，陆君难道能不把自己想要施行的措施拿出来，与他商议斟酌是否可行吗？我认为，郡中有利于百姓的事，陆君说应当做，吴君也说应当做，他们必定会推行下去，使百姓都蒙受其福；有不利于百姓的事，吴君说不应当做，陆君也说不应当做，他们必定会革除停止，使百姓不受其害。如果这样，又何必担心事业和声名不能远播而广大呢？我和两位君也是同年进士，所以敢这样期望他们。如果彼此争相依仗权势，互相勾结谋取利益，附和迎合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我认为两位君一定不会这样。于是编修赖世隆倡议作诗赠给吴君送行，我特意作序，用来告诫吴君，也向陆君致意。

译《送郭司训赴松滋诗序》淦地的儒者郭用祥担任松滋儒学训导，被推荐在京师候选；他不认为自己的学问已经足够，于是来向我询问《春秋》。不久所得的新知超过旧有的两倍，便突然想辞去原来被推荐的职位，改由进士科出身以求登上显贵荣耀之途，又来向我询问这样做是否可行。我对他说：“你的志向很高，你所学的确实足以考取进士，为国家增光。不过，教导学生的职务也并不是不尊贵、不重要。世上那些考中进士而成为达官贵人的人，虽然职位高居人上，但他们说话足以震动人的听闻，施行德行、布施恩惠足以凝聚人心，所以道义更加光明，声誉也不难建立。然而他们当初有谁不是在教导职务之门下学习而兴起的呢？教导职务位居众官之下，虽然品秩低、权势不显，内在没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抱负，外在也没有机会施展有用的才能，功业不能充分建立，声名不能远播；然而道义存在于自身，足以成为达官贵人的模范。这样一来，达官贵人无不是教导职务者的门生弟子。以达官贵人为门生弟子，那么这个职务不能说不尊贵，道义也不能说没有推行。从前胡安定先生不曾由科举出身，也没有身居要职、掌握国家政权；然而孙、刘、钱、范诸位贤者受他的教诲、熏染他的道德，出仕后成为著名的公卿宰相，前后相继推行他所传授的道理，使恩泽润及百姓，天下人都蒙受其利。施行教化的功劳，难道不比治理政事的功劳更广博吗？你不要轻视自己的职务而向外羡慕。你应当勤勉尽心，修明自己的教化并施加给众人，必然会有达官贵人从你门下出仕，推广你的道理，使它通达天下；胡安定先生的功业大概就要归到你身上了。你要努力啊！”用祥听了我的话，欣然喜悦，决意前往松滋。和他交往的人都作诗赠送给他，并把我的话置于诗序的开头。《送刘司训原洁赴舒城诗序》君子做官，什么职务最快乐呢？回答说：没有比承担师道、培育兴起贤才更大的快乐了。孟子把得到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列为君子的三种快乐之一，而没有把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列入其中。由此推论，做老师的快乐，即使再给他九等命服的尊荣、给他万钟俸禄，也不足以替代这种快乐。做老师的快乐得自内心，九命万钟来自外部；来自外部的东西，哪里足以替代内心的快乐呢？然而如今有志于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往往对被提拔为师儒感到皱眉，为什么呢？他们大概不知道享受这种快乐。我对于原洁担任舒城司训一事，怎么能不把他的快乐说出来告诉他呢？一个儒者能够升任教师之职，内心既没有政务繁杂的困扰，也没有利害得失的忧虑；又因为道义在自己身上，戴章甫、穿逢掖的士人没有不跟从他，来讲求诗书六艺的精微，质问义理上的疑惑，使自己明白的道理能够推广出去启发别人，使别人所蒙蔽的地方能够在自己这里得到决断。学业由此得以传承，德行由此能够进步。这样的内心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如果自己没有足以为人师的道义，那么做老师只是有名无实；别人拜他为师，也只是外表形式，内心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老师。这样哪里能够拥有做老师的快乐呢？所以君子做老师，一定要努力穷尽师道。做老师的道理，难道真的很难吗？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就可以做老师了。”师道的存在，本来就离不开不断求学的功夫。不断求学而不停止，又何必担心得不到这种快乐呢？原洁研治《春秋》已经多年，学习勤奋而志向专一，外表秀美而内里充实，本来足以做人的老师。舒城的士人多半卓异伟岸而又爱好学习，一定会因得到我的原洁做老师而高兴。师生彼此投合，自然不能不快乐。我还希望原洁加倍努力于温故知新的学问，这是因为一定要使他成为有道的老师，以享受君子的快乐。原洁是我的同乡，姓刘，名清云。《送刘教谕赴中牟诗序》朝廷诚心诚意地兴办学校，命令宪臣专门督察这件事。三年以后，天下教官因怠慢职守而被罢免的也很多，于是下诏选取两监中学业优秀的生员来补任。有关官员谨慎奉行诏命，先把他们带到朝廷考试，然后按照成绩高低授予教谕、训导的职务。我们县的刘君自祯以考试名列高等，获得河南中牟教谕之职，将要赴任，县中在朝为官的人各自作诗赠送他，说应当请我作序。于是我想起永乐年间，我刚进入县学做弟子员，曾经约同两三位志同道合的人在讲堂东边努力学习，早晚互相警策勉励，希望有所成就，自祯也在其中。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他才开始授任这个职务，他的出仕不能说不迟缓。他讲学以求得大道，也不能说不长久；他内心所积蓄的学问，也深厚得很。离开这里去教导一个县，就好比筑堤防护万顷陂塘、灌溉百亩田地，不必担心教化不能普遍浸润。不过，担任教导之职、作为人的表率，必须以德行为根本，难道是智谋、诈术和武力所能胜任的吗？自己具备了德行，然后用礼义教训他们，用《诗》《书》督课他们，用条例规范防范他们，即使一向不遵从教化的人，也应当乐意听从，何况中牟处在中原腹地呢？从前鲁恭担任县令，能够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非常信服他，即使儿童也有了仁爱之心，以至昆虫鸟兽也受到感动。如今学官主管教化，专门在县令设立教化之门的地方任职，而且自身都穿着士人的服装，口中都说着儒家之言；如果一心用德行感化百姓，那么百姓的响应一定比儿童更迅速，比昆虫鸟兽更容易。自祯已经出发了，希望他还记得朝廷急于兴贤育才的心意，一定先用德行感化百姓，以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将抬头遥望，希望今天的中牟成为古代的中牟，不要只推说典掌教化的职位与县令不同。

译《送大名郡守李君考绩序》安邑人李君公载任大名郡守六年，将要再次到朝廷上报政绩。元城教谕关誉认为太守一向清廉自守，其他东西不足以作为赠礼，能够赠送的只有文章罢了。然而，如果不是与他相知、居于馆阁的人所作的文章，也不足以使太守看重。因此派人到京师来请我作序。我想到从前太守考核为最优、恢复官职的时候，曾经因为士大夫的请求，写过一篇文章，叙述他取得郡政成效、获得民心爱戴的道理，作为赠礼。至今已经三年了，他的德行施及百姓更加深厚，百姓怀念他也更加深切，而我的文章却没有比当初增加什么，哪里足以叙述他的政绩、彰显他的美德呢？不过，太守是我的同年朋友，同年之间的情谊，难道能不说吗？二十三年前，四方怀抱奇才、在春闱较量才艺的士人有数千人，只有我们二百人得以进殿面对皇帝，登上黄甲榜回乡，使乡里荣耀，这难道是偶然的机遇吗？等到承蒙召命，先后在朝廷授官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太守凭借能够振肃风纪，被称为京师中能干的御史，本来就足以使同年荣耀了。十多年间，当初那四五十人中因荐举而越级升任外职的不过十几人，而太守凭借能够勤于安抚教养百姓，被称为京畿地区的贤能官员，又足以使同年荣耀了。如今几年来，当初那些越级升任外职的人接连升迁，参与听闻国政，总揽监察纲纪；像太守这样政绩日益丰盛、声名日益兴盛的人，必定不会长久滞留在外任，而将要在朝廷内部掌握权柄。这样给同年带来的荣耀，哪里还有边际呢？我虽然愚钝无能，不足以有所作为，但看到诸位同年如此卓然自立、如此显达荣耀，也足以自我庆贺，并举出来向众人夸耀说：我们这一榜有人才！太守难道能不有所作为来相称吗？所以借教谕请我作序的机会，先替他表达我私下的愿望，等他到来后，还应当同他握手谈论道理。《赠监察御史邝君序》朝廷重视御史的职务，起初制定法令，规定必须选择出身儒学的士人担任；从此以后，胥吏和杂艺之人不得参与。今天子改元之初，又下诏规定由在任御史举荐历任官职、熟悉政务的人担任；从此以后，初次任职的人不得参与。不久又下诏规定，由三品以上的达官举荐自己所知道的有才干、有品行的人担任；从此以后，才德不为达官所知的人不得参与。立法越来越周详，而授予人们这一职务也越来越不轻率，那么做官而能成为御史，不是很难吗？等到做了御史，如果进不能补救国家的缺失，退不能激励百官有司、辨明清浊，论定政事的是非来造福百姓、阻止百姓的祸患，都算是不称职，就会被罢免驱逐，接踵而来。即使侥幸免于罢黜，国家严明的法令，也免不了受到士大夫公论的贬斥，那么做官而担任御史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君子不只是担心御史难以得到，更担心御史难以胜任。如果恰好担任这一职务，就应当常常低头思考它，出仕后努力实行，以求称职，然后才能获得贤能御史的称誉，而越级提拔也总是在百官职事之先。南海邝君某，凭借乡郡的声誉，受到刑部侍郎陈君的赏识，得以被荐举到朝廷，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大概已经得到了别人难以得到的机会。邝君曾任崇仁县丞，崇仁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后来在礼部任职，礼部的官员也都喜欢他。以已经尝试过的成效来验证，就知道他将来的事业应当不会居于人后，又怎么会不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呢？不过，世上做官的人，常有这种情况：在志向远大而尚未得志时，能够矜持自守、严谨整饬，以此树立名声；到了仕途有成之后，却诡诈随俗、放纵自己，改变了最初的操守。过去黄霸在治理郡县时显著有功，等到升任丞相，名声和实际却有所损减；阳城以道德闻名天下，既然掌管谏诤议论，又免不了受到韩愈的批评。这两位贤人尚且有这样的过失，邝君对此能不谨慎吗？古人说过：保全初节容易，保全晚节困难，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以作序来希望邝君不要到了晚年反而改变最初的操守。《送李养和归故乡序》我们县有许多良好的风俗，起初也许有人不善于遵守这些风俗。自从我们县在京师做官的人多了以后，贤能的人一定互相推重并推行善行，一定互相勉励，名声一定互相维护宣扬，有了过失一定互相掩护，遇到喜事一定互相庆贺，遇到忧患一定互相安慰，疾病患难时一定互相扶持，良辰和休假日一定作文章、饮酒聚会，彼此欢娱。他们相处有礼，交往有恩，对于财货利益却没有争夺。于是人人都说，我们县的人在京师交往，也形成了良好的风俗。那些不良的声誉却不在京师，而在故乡。故乡嗜好道德、通达才艺的人很多，为什么那里的风俗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呢？还是其实并非如此，而传说它的人夸大了吧？所以趁李养和回乡，想托他在交往聚会之间向乡里人询问：果真能够推重他人的贤能，勉励他人的品行，维护宣扬他人的名声，掩护他人的过失，庆贺他人的喜事、安慰他人的忧患，扶持他人的疾病患难，也时常举行文酒聚会彼此欢娱，像我们这些人在京师一样，以礼相处、以恩相交，而不争夺财货利益，那么这种风俗本来就没有不善的地方。所谓不善，大概是传述它的人夸大了吧？如果确实还有不完善之处，就应当向养和询问在京师与人交往相处的道理，去除其中不善的地方，采取其中善的做法。养和是学士，是古廉李先生元子的儿子。先生忠诚正直，在朝廷建立的声名传遍天下；天下士大夫仰慕他的德行，爱慕他的文章，没有不愿意同他交往的，而先生平日亲近厚待的人，没有谁先于我们同乡人。我们众人也没有一举一动不是以先生为准则、听从先生的教诲。凡是我们县的人能够在京师获得善于交际的名声，都是因为有先生带头率领。养和具有清正纯粹的资质，接受了义方的教训，在耳闻目睹之间获得了先生和我们众人与人交往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既详尽又熟悉，而他向来又受到故乡人的器重，所以我敢于希望他回去改变乡俗中不善的地方，使之归于善。将来如果听说乡里年长者对待年少者，像先生不薄待我们众人一样；年少者侍奉年长者，像我们众人恭敬先生一样，那么养和居住在乡里，难道不会也有恩惠施及他人吗？养和将要出发，我们县在京师的人都作诗赠送他，我为此作序。

译《送鲍时默南归序》鲍时默是前任吉安府学教授楚山先生的儿子，是如今仪部主事鲍时博的弟弟。时博长期在京师，时默来探望他，住了几个月，为哥哥把破旧的房屋修整得美好，把跛脚的坐骑换成骏马，把缺少的日用物品补充齐全。随后感慨地说：看看父母的睡眠起居、衣服饮食和节令供奉，我怎么还能长期滞留在外呢？于是收拾行装上路。大凡做官人家的子弟，如果不知道学习，就会放纵情性、放肆身体，养成懒惰怠慢的习惯；或者妄自追逐欲望，助长奢侈靡费的风气；或者不经营财货、不从事商业谋利，反而形成市井之人的趋逐；或者倚仗权势，在州府中横行；或者乞求怜悯、讨好他人，结交游侠豪客；或者一味争强斗胜，逞发血气之忿。小则连累父兄的德行，大则使父兄招致祸患，败坏家声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时默既没有这些过失，又能远道而来料理哥哥的家事，这是友爱兄长。他如今又想回去终身奉养父母，这是孝顺。孝与悌，是人的大德大行。时默兼而努力实践，这虽然是因为他资质美好、性情如此，难道不也是尊府先生教诲命令的结果吗？先生以经学成为远近之人的师法对象，所谓孝悌之道，大概是深深体会了它，并且讲说得十分详尽。时默平常见闻广博，并且都积蓄在心中，所以他这样行动而不迷惑，是很自然的。我与鲍氏同乡，与时博是同僚，也有弟弟和儿子，将希望他们能够像时默对兄长和父母那样勤勉。时默回去后，还要把这种道理贯彻于内心而不懈怠，推广到外在行为中而使它更加光明，让后来的人将要把他作为榜样。不只是我的子弟把他作为榜样，凡是做官人家的子弟都将把他作为榜样，那么时默兴起孝悌之风的作用就更加广泛了。如果只是开始做得好而不能坚持到底，人们又有什么可以取法呢？时默出发时，请记住这些话。《赠龚礼和序》我们江右一带处在荆、吴、闽、越之间，而且山水秀美冠绝天下，所以山川的灵秀之气聚集在人身上，形成纯粹善良、英俊伟岸而非凡的人才，常常比天下其他地方多。如果其中有人得到通晓周公、仲尼之道的人做老师，为他启发蒙昧、指明归宿，那么他进而成为著名人才、通达之士，也一定比天下其他地方容易。他们凭文章在贤能科目中崭露头角，分布在内外大小官职上，也常常比天下其他地方多出数倍。至于德望的厚重、功业的宏大，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百姓的依靠、后世传诵的对象，也常常领先天下。有些人或许仰望周公、仲尼之道却找不到进入它的门径，只在门外周旋，转而钻研老氏、浮屠的学说，以尽其聪明、用尽其心志，最终各自发挥才能，在自己的学术上造诣深厚，足以成为其门徒的总领袖，也不落后于天下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同样得到了山川清秀之气作为资质，所以他们所学虽然不同，成功却都不困难。上饶是江右的名郡。有一位姓龚、字礼和的人，是上饶芗溪人。他年轻时有志于周公、仲尼之道，却没有得到老师，于是进入龙虎山做道士，接受老氏之法，因为能够驱使风雷、拘捕驱逐鬼魅，招致中使快马传诏召见，来到京师接受道箓。【原文“左至灵夫”疑有讹误，句意不明】假如礼和凭借敏捷聪慧、志向超异的才能，起初就得到周公、仲尼门徒作为依归，接受《诗》《书》《礼》《乐》的教诲，遵循人伦日用的常道，那么他列身于士大夫之中，在远大事业上显扬功业，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惜他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所遇到的却是老氏的门徒。他学习老氏门徒的学说，却能凭借这种方法在当朝显名，并不困难，是因为他出身于江右，得到了山川清秀之气作为资质。我也是江右人，所以应他的交游请求，作这篇文章来表达喜悦。《送常州莫太守序》常州太守莫君子朴，是广之桂林人。他由主事升任郎中，显露出能干的声誉。工部宣德五年，天子下诏命大臣举荐京官中有治理政绩的人，来补任郡守的空缺，选得九人，都赐给玺书，让他们乘驿车赶赴任所。郡守奉玺书乘驿车赴任，从这九人开始，莫君也在其中。三年以后，天下各有司来京述职，皇上全都宽免他们的罪过而遣回，唯独设宴召见太守七人，赐给他们御制《招隐歌》《上林春色诗》的石刻本，莫君又在其中。不久又在这七人中留下二人，赐给他们重新赴任的路费，莫君又在其中。非同寻常的恩宠三次降临，受此恩遇的人越来越少，而莫君三次得到它。他承受的荣宠待遇，不能说不厚重了。礼部尚书胡公是常州人。既然为本郡太守得到厚重恩宠而感到荣耀，又担心他的政务不能合乎正道，便不足以彰显皇帝的宠光，于是让本郡在朝廷做官的人前去告诉他说：天子对太守如此厚待，并不是没有缘故，是要以古代的循吏来期望太守。古代循吏治理政务，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所奉行的只是法令，所遵循的只是事理。他们一定推行仁爱恩惠来使百姓得到安定，使百姓家家有供养、人人不失去职业；兴盛学校的教化来端正根本、淳厚风俗；不喜欢卖弄聪明来迷惑百姓的视听，如此而已。如果在赋税徭役方面过于严酷，在刑罚方面过于急迫，在费用用度方面过于奢侈，那么他作为官吏，还不足以称为循吏。太守回去后，应当选择古代循吏的治道，以恩惠施给常州百姓，来求得符合天子的期望。既然已经把这些告诉他了，还是担心话说得不够详细，于是让属吏刘球写下来赠给他。

译《送刘郎中赴南京礼部序》崇仁人刘君子恕，由永乐甲申年进士任工部、刑部主事，到现在三十年，才因为任期届满升任南京礼部精缮郎中。同僚诸君不嫌弃我刘球愚钝无能，命我作文章赠送他。刘球想到，从前宋朝天子在汴京时，洛京的政务最为简约，士大夫居住在洛京而年高有文学的人很多，又遇到天下太平盛世，文潞公于是召集十三人在资圣院的堂上组成耆英会，又和司马郎中旦等人组成同甲会。后来司马温公又和几位先生组成真率会，都绘制肖像编成图册，并有诗歌流传，当时留下美谈供后世传述，直到今天人们还吟诵并仰慕它们。如今皇帝车驾在北方，而南京的政务仍像从前洛京那样简约；士大夫居住在南京而年高有文学的人，又不比洛京少。如今天下太平，比宋代更加兴盛，不知诸位君子在南京，是否还能聚集年龄相同、彼此尊敬的人组成耆英会，按年龄排定座次，共同享受晚年之乐呢？也能否与出生年份相同的人组成同甲会，按月份排定座次，共同享受同生于世、又同样长久生活在世上的快乐呢？还能够倡导品德相同、志趣相近的人组成真率会，约定酒食的数目不得超过五，以享受自然率真的快乐吗？如果真有这三个会，那么刘君此行，又增加了一位成员。如今世上的士大夫在京师做官，没有年过七十的，而刘君年纪将近六十多岁，经历世事也很多，所谓耆英会，他是可以参加的。其中难道没有与他同年出生、共同享受长久生活在世上的人吗？所谓同甲会，他是可以参加的。他为人又恬淡安静，不从事矫饰作为，不致力于自我夸耀，不羡慕他人的荣华，也不以自己的淡泊为可耻，所谓真率会，他也是可以参加的。既然能够参加这些会，本来就会有人为他画像制图，难道没有诗歌来歌咏他的美德、记述他们的快乐并流传无穷吗？我虽然年纪正壮，气力还没有衰退，在京城之下奔走，承担那些供年轻人劳作的差役，正是应当如此。不过，假如诸位君子果真有这样的会，那么他的踪迹虽然向北而行，心中未必不会向往南方；即使仰慕耆英会而名列末席的愿望不能实现，也应当在金台附近侧耳等待他们宴会上的诗篇传来，再为他们吟诵，以传播当今天下太平的盛况和诸位君子闲暇时的快乐。我只是特意借刘君前往之机，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君子。《送邓棐尔辅南还序》凡是困顿而不能早日实现志向的人，都可以由此激发自己的愤发之气，使最终成就更加宏大。所以《易经》说：困卦能够亨通，意思是虽然处在困境中，却有通达的道路；那么困境就是君子忧患疑虑的时期，也是增长德行、扩大事业的机会。从前舜受到孝道问题的困厄，伊尹、管夷吾困于士的地位，曾子舆困于求学，孟子困于辩说，苏秦、张仪困于游说，秦穆公、汉高祖困于战争，韩愈、欧阳修困于考进士，最终都成就了大业，成就了盛名。困境难道对人没有益处吗？我同族的子弟中跟随我学习的邓棐尔，资质秀美而沉心于学习。自从我离开家乡来到京师，在礼部观政，后来充任主事一职，棐尔都跟随着我，以读书作文来更新自己的学业。今年大比，他以怀柔县学生的身份在京城参加考试，人人都希望他考中，他最终却没有如愿，便收拾书籍告别回乡，以完成学业。他没有考中，大概也算遭遇困境了。如果处在困境中能够发愤，发愤而不停止，就一定会在心思上劳苦，以扩充器量；在耳目上劳苦，以增长聪明；戒除逸游，以穷究《诗》《书》；停止对外物的贪慕，以博通事理和情趣；使学问充实于内而文章日益显著于外，那么考中高科、取得大魁尚且可以等待，俊秀才采和美好声誉从自身发出、在人们中间传播，谁又能夺走它呢？怎么知道这一次考试的困顿，不会成为日后远大事业的开端呢？如果愤发之气不能激发，志向不能坚定，就会因羡慕外物而改变学业，必定因循懒惰，最终一事无成；这样即使困顿，又有什么益处呢？譬如嘉美的禾苗和秀美的庄稼，因一年干旱而受困，如果能够用人力灌溉，就会丰盛地获得秋收；否则就一定枯槁了。所以凡是遇到困境的人，都不可不勉励自己。我希望棐尔回乡后能够自我勉励，那么一定能反过来把困境变成亨通。我希望他家中尊长和年长者，都能使棐尔处在由困境必然通达的道路上，所以作序来激励棐尔的志向，并把这些话告诉他家中的尊长和年长者。《送礼部郎中陈君赴任诗序》我们县的陈君会鼎，以行在礼部主客司主事的身份任职期满，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人们说，祠祭司比主客司清简，南京的事务比行在简易，都为会鼎升迁而得其所感到高兴。何况我与会鼎担任同样的官职，居住在同一所官舍，出入相伴，忧乐相连，像一家兄弟那样亲密和睦，已经将近十年，怎么能不为他高兴呢？不过，在临别之际，不可不进一些忠告。因此我已经同乡人和故旧饮酒为他饯行，又作诗赠给他；回来后再告诉他说：做官而得到优越的职位，本来是人之常情所希望的。然而君子树立名声、建立节操，难道全都要凭借职位吗？不是这样的。傅说从版筑之间兴起，良弼从隐逸之中被发现，成为国家干城、掌管仓库的人才，他们所处的职位并不都优越，是由于能够自我修养才造成的。如果得到了优越的职位，而品行不足以相称，扩充学问也没有进步，还希望声誉兴起，能做到吗？所以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没有繁冗污浊的事务，有闲暇的时间，就一定留心《诗》《书》，来扩大见闻、拓宽志向，使自己明白政事的体制，并以此资助仕途，直到无穷；这样事业一天天增长，名声才可以扩大。古语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祠祭之职既然容易胜任，又凭借你精练通达的才干来担任它，就好比巧匠在杞梓木材的作坊里拿着斧头，良马车夫在宽阔平坦的道路上握着缰绳，本来不必在力气上劳苦、在心思上困顿，功绩自然会很多。然而求学和努力实行的功夫，也应当有所增加，把它作为收获名声、晋升官阶的基础，不能因为职务容易担任就安逸懈怠，不再有进取的志向。《左传》所说的“宴饮安乐如同鸩毒”，难道不应当把它作为警戒吗？会鼎在主客司任职时，能够勤勉地履行职务，曾奉命出使，向南经过象邦，向西到达酒泉，中间遍历梁、宋、许、洛一带，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后来他因奔波而疲倦，恰好有祠祭司的任职，可以说是劳苦之后得到安逸。他听了我的话，欣喜而又警惕害怕，急切地想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警戒，于是把士大夫赠送他出行的诗合编成一卷，并把我的话写在卷首。

译《送修撰杨先生致仕还闽中序》正统三年秋七月，翰林修撰杨先生寿夫请求退休，回到闽中。朝廷中负责论道、代皇帝立言的大臣，直到各类官职的官员，都挽留他而不让他走，却不能成功，于是相互回顾叹息，为他的离去惋惜。年满七十而退休，是礼制。认为功业成就、声名实现之后应当退身，这是上天之道，李聃这样说过；能够知足知止，不至于遭受危险和羞辱，是疏广、疏受的长处。先生这次归去，合乎礼制，也符合这两位贤人的志向。人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多人地惋惜他呢？大概是因为先生有德行和文学，能够明白治国的体制，熟悉世事。起初他处在低级官位，先帝把《招隐歌》赐给一两位元老大臣，以求访贤，后来才得到先生，立即升任他进入翰林编修之苑。皇上又因为他编纂撰述国史有功劳，再次提升他的官秩。因此先生确实可以称为当世贤者。假使他留在朝廷，处于高位的人固然可以前去请教，询问善道，辅助成就国家的治理功业；处于低位的人也可以时时亲近他，借以询问疑难、辨析迷惑，增加自己所欠缺的能力。他对世事并非没有补益。如今他退居乡里，把自己置于闲散之地，自己得到快乐是有了，但还能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不能不因他的离去而惋惜。不过，先生主持乡里的教育二十多年，然后才到朝廷做官。在这期间，无论是跟随他游学还是没有跟随他游学的俊秀人才、瑰奇杰出的器识之士，没有不仰慕他的德行光辉、希望沐浴他的教化，以开启自己的蒙昧、治愈自己的昏聩、成就自己的德性器识，就像口渴的人想喝水、饥饿的人想吃饭一样。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听说先生要回去，他们又怎么能不因自己有了归依而高兴呢？先生在这里失去的，却在那边得到；那么他将用什么来满足那边人的喜悦，又安慰这里人的惋惜呢？《诗经》说：不要吝惜你的声音，而对远方的人存有疏远之心。这是众人对先生的愿望。又说：使成年人有德，使年轻人有所成就。这不正是乡里子弟所依赖的吗？先生一定能够两方面都做到。如今作诗赠送先生出行的，都是先生主持文坛、主持考试时所取的门生。因为我和父亲都出自先生门下，特意让我作序。刘球于是说明人们为什么为先生离去而惋惜、又为什么为先生归去而喜悦，以表明先生无论去留，都这样关系到人们的期望。《送福建参议耿君赴任序》地方方面大员的任命，关系极为重大，皇上常常对此深切关注。今年夏天，下诏把他的姓名张榜在朝廷西序，仍认为不能时时亲眼看到，又下诏把姓名张贴在文华殿东西两面的墙上。文华殿实际上是皇上早晚与侍臣讨论治道的地方，关系最亲近、最秘密，士人能够在其中列名，也不能说不荣耀。然而皇帝乘舆出行看见他的姓名时，一定会询问考察这个人的贤能与否；入殿看见他的姓名时，也一定会询问考察这个人的贤能与否。于是是非将在这里彰明，赏罚黜陟的政令也不能不施行。列名于此的人，又哪里能够不谨慎呢？能够自我谨慎，恭敬地履行职务，这才不辜负朝廷重视方面大员的心意，也可以长久保有这种荣耀。和州耿君淑静，任刑部郎中期满，升任福建布政司参议；他能够列名于皇帝亲近秘密之地，从这时开始。耿君由胄监出身，升任主事、郎中，历任官职二十多年，一直在刑部；他的才智见识明敏，政务办事练达，受到同僚称誉，为当权者所知，已经不是一天了，难道不能谨慎地修治自己的职务吗？不过，皇上的德意，也不可不再向他说明。职位到了方面大员，方圆数千里的百姓都在他的使令之下，必须得到合适的人，百姓才能安定生活、乐于职业，老人得到奉养，年轻人受到教育，没有饥寒的面色，也没有斗争愁叹的声音来惊动朝廷的思虑。否则，百姓就会苦于其害，朝廷也不得不忧虑。这就是皇上急切地把得到贤能方面大员作为心愿的原因，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耿君应当体会这份心意，哪里还担心贤能的声名不能传入圣上的耳中呢？从前唐太宗曾把刺史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当时百姓富足，天下号称小康，有人把这看作太宗考察甄别刺史的成效。如今的方面大员，本来不是昔日刺史所能相比的，而皇上想要辨别他们的贤能与不肖，比唐太宗更加严格；我知道太平的征兆就在今天。请让我从耿君这次出行来验证它。《送邹翰林还吉水诗序》有舍不得离开、惆怅惜别的情意，就一定要托付文章来抒发，这是我们词林同僚中的旧例。何况是待诏良中因病回乡呢？良中是庶子邹先生肖子的儿子。先生在词林任职二十多年，德行文章，举止都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如今同良中告别的人，都在先生之后进入仕途，并且景仰先生遗留下来的功业已经很久了，本来应当有文章来向良中的出行表达心意。我曾经有幸接受先生的教诲，又最深地了解良中，难道可以默默无言吗？离开纷扰而接近闲适安宁，不让外来的事务困扰内心、损伤身体，本来是君子安定精神、退却疾病的道理。然而处在清明时代而自己的道术不能在当时施行，恩泽不能施加于万物，名声不能在世上相称，也同样是君子所厌恶的。因此司马相如在茂陵以病渴自处，柳宗元在愚溪用药治疗腹中痞病，但忧虑世事、建立声名的志向从未不存于心中、表现在言语上；古人不忘情于世，就是这样。良中年纪正盛，他的疾病还可以调理而除去。朝廷虽然准许他的请求，暂且给他休养的命令，但以他的才质之美，不可能长久被压抑在无事之地，大概一定会有征召诏令到来的时候、重新进用的日子，难道可以有忘记世事的心吗？应当趁着闲暇，加紧学习、增进德行，使已经具备的德行日益笃实，使尚未具备的德行日益增长，以求为将来无限的施展提供资助，不可沉溺于山溪田里的快乐，于是忘记进取。良中已经出发了，我们这些人还将天天在京城之下伸长脖子，盼望他的车马冠盖重新归来；幸好不要安于独处，果真远离群体，还对人说：回头望见玉堂，好像在天上一样。

译《送按察使郭公赴福建序》凡是内外重要而紧要的职位有空缺，必定下诏命公卿举荐贤能来补任，这确实是本朝的法令制度。这年秋天，被举荐的有十九人，皇上特意选取其中有能力的十四人，授予地方方面的重任。芜湖郭君懋明，是其中首选，得以拜任福建按察使，士大夫都为此感到快慰。大家希望以古代贤能监司的政绩来期望他，于是告诉他说：身居监司之列，一方百姓都将跟随而听从、观察你的言行，以此作为趋向和进退的准则。如果自己不自重，那么各级官员就无所取法，百姓也会失去希望。你难道能不谨慎吗？已经端正自己来端正他人，使远近百姓都得到利益，像鲜于子骏在一路成为福星那样吗？又说：福建是濒海的大藩镇，百姓富裕，但距离京师很远，因此郡县官吏得以肆意贪墨，使百姓受苦。能够救治这种弊害的，只有贤能的监司可以依靠。你难道能不急于除去这些蠹虫，像马亮使百姓免除冤屈那样吗？又说：今天子睿智圣明，凡是各类官职中有才干超过职位要求、政绩优于职务的人，尚且不吝惜提拔，何况监司职位重大，更是皇上特别注意奖励劝勉的对象。假如有所建树，那么掌管国家辅弼事务的职位也可以不按常规越级达到。你难道不能使自己的政绩更加丰盛、使自己的声誉更加显著，像吕居简屡次升迁官秩那样吗？郭公为人宽厚平和、端庄稳重，在内台任都御史一次、任监察御史两次，喜怒从未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可以说具有君子长者的风度。因此他听到这些话，欣然答应说：我虽然没有德行，岂敢不接受命令，而以古人自我期许呢？又说：如果我在官政上有所失误而自己不知道，还请从远方把教诲之言送来，纠正我所不能做到的地方。士大夫认为郭公既已接受这些话，又希望听到他的进展，他的前途大概不可限量。于是大家共同作诗赠送他。我与郭君有同年之谊，特意把所说的话写下来，以申明作诗者的心意。《复朴稿序》这部备具各种文体的文章，题名为《复朴稿》，是蜀府长史、泰和人刘仲珩先生所作的文章。我出使蜀地时，曾看到它，已经有若干卷。几年以后，先生的儿子刘蘩在京师见到我，说它又增加到若干卷，并且请求我作序。我想，上古时代，风俗浑厚而人崇尚质朴；当时还没有文章，所奉行的道，不过是质朴而已。自从皇帝、帝王、霸主相继兴起以后，说明阴阳之理有了《易》，记录言语和事迹有了《书》，吟咏性情有了《诗》，评判天下是非有了《春秋》，实行恭敬、宣扬和谐有了《礼》和《乐》。《六经》既然形成，文章已经显著；然而其中所记载的没有不是百姓日常生活和人伦常道的道理，仍然质朴如初。先秦两汉距离上古还不远，文章虽然不足以同经典相比，但气势仍然浑厚，保留着古代的遗风。到了晋代以后，世俗日益浇薄，人们只专心于骈偶对仗，古朴的意味荡然无存。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能够急切地振兴这篇文章、挽救积累多代的弊病的，只有韩愈一人。他的文章虽然足以振兴古道，难道还能阻止五代的衰败，使文章不转而沿袭六朝的谬误吗？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以后，欧阳修才出现，于是韩愈的言论得到尊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几位先生相继著作，于是六经之道才明白起来。从此以后，天下写文章的人找到了宗旨。从宋代到现在，作者固然很多，能够追踪古人足迹的，几乎没有几人，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古代文章之所以高于今天，是因为古代的道高于今天，而文章随之而高。一定要由古道出发，然后才能写好文章，这正是韩愈所说的学习古道，就能兼通古代文辞。先生是笃实的君子，从年轻时考中明经、成为儒学之师开始，历任官职直到藩国的首要大臣；凡是内在的存养、外在的施行，没有不是古道。因此他发而为文，文辞华美而有实际内容，变化多端却归于正道，言辞浩瀚而根本深沉，渐渐地接近古代作者，这难道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质朴吗？后世诵读这部稿本的人，应当知道先生能够以亲身实行古道作为根本，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辞高妙而已。《送山东参政洪公赴任序》正统三年冬十二月，皇上采纳少师泰和杨公的推荐，提拔刑部员外郎洪君本立为山东布政司参政。我们这些人因为少师的推荐，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洪君得到提拔，也适合这个职位。即使没有人请求我作序，也应当有话来表达我们的欣喜。何况与洪君有同僚情谊的人，请我作文赠送他的要求又十分恳切，我难道能不说吗？大臣为了国家行事，没有比推荐贤才更忠诚的；普通官员谨慎履行职务，没有比受到推荐更为荣耀的。然而在上位者要识别人本来就困难，在下位者得到别人赏识也同样困难。外表刚强的人，内心有时柔弱；面色仁慈的人，行为有时暴烈；不擅长逢迎的人，可能具有清廉安静的德行。识人之难就在这里。有人任凭爱憎而行，因而是非昏暗；有人毁誉各异，因而黑白混乱。他们不是把正直而有操守的人看作狂妄，就是把回邪而无德的人看作恭谨。这就是得到别人赏识也很困难的原因。如果不是上位者一向明白地了解他而加以推荐，下位者确实有值得推荐的事实而接受推荐，又怎么能够避免人们的非议呢？洪君是广东高州人，由进士出身起任掌管刑罚的官员十多年，办事详密而不苛刻，简约持重而有文采，熟悉吏治而没有改变儒者朴素的风气，廉洁自守而从来没有轻视他人的意思。人们曾经把他的才能推荐到朝廷，皇上特地下诏留用他，以等待任用，可见他的贤能并非没有实据。他受到少师赏识，也不能说不是长期了解的结果，所以这次推荐，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认为合宜的。唉！假使世上推荐人才的人都像少师这样能够得到洪君，那么公论哪里会有不满意的？百官有司哪里会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呢？这就是我们深深为之高兴的原因。不过，参政的职位不是员外郎所能相比的，君此次前往，还应当更加谨慎。只要不懈怠于最初的操守，那么少师识人的明察将更加彰显，而君的越级进用也将有基础。我们的喜悦，哪里会有尽头呢？

译《送彭教谕赴四会诗序》避开悔恨和忧患的境地，就是通达吉祥的道路，本来就是人情所共同快意的。然而，这两者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看看《易经》中的否卦和泰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叫作否；否，是君子遭遇悔恨忧患的象征。积累发展到上九，阴气衰退而阳德振兴，于是又有倾覆否运的喜庆。这样看来，否到了极点，正是泰的征兆。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叫作泰；泰，是君子亨通吉祥的象征。积累发展到上六，阳气防守而阴气于是扩张，于是便有城池倾覆到城壕中的忧悔。这样看来，泰到了极点，正是否的征兆。否泰相互往来，事理本来就是如此。只有君子处在泰运时，常存艰难守正之心；遭遇否运时，能够不忘记“苞桑”之戒，所以才能长久处于泰运而不至于陷入否运。我对彭璧、毓高离开垣曲，前往四会，难道能不以处泰远否的道理来期望他们吗？垣曲在太行山以西，风俗鄙陋而知学的人很少。在我们安福人看来，那里简直如同遥远的边域。毓高原任天台训导，因免于征役来到京城，却受到有关官署压抑，于是调任那里任教，已经多年没有同亲友通音问。如今任期届满，升任四会教谕。四会是广东富饶的县邑，诵读诗书以求取科第的人前后相继，士人风气的振兴，大概不比我们家乡差。四会距离我们的家乡又近，毓高前往那里，既可以顺道拜见父母，见到宗族和故旧，又可以同他的弟子们每天在道德文章之中游学，可以说是离开了否运而趋近泰运了。难道可以不懂得处泰远否的道理吗？毓高是今任广东佥宪毓敬的弟弟。佥宪平日看待富贵利诱，淡泊得如同与自己毫无关系，所以能够脱离艰险而登上显要职位，从未因处在泰否变化之中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可见他对这个道理认识明白，处置事情也不迷惑。毓高曾经跟随他的兄长学习《易经》，如今又任职于他兄长所管辖的部下，只要谨慎行事，不忘记他兄长平日的教诲，那么对于处泰远否，还有什么困难呢？我在他出发时已经告诫过他了，又写了这篇赠行诗序来重申这些话。《涟川李氏族谱序》涟川有李氏，从大观开始。大观的祖先是庐陵朋川人。六世祖公溥才迁居安福荆山。到了大观，又迁到涟川。大观曾经编修荆山、朋川的族谱。传到他的曾孙、刑科给事中原缙，仍然深深怀念桑梓，因为我是他祖先家乡的人，便请我为族谱作序。李氏在我们家乡的族人很多，然而家声没有比朋川更兴盛的。我曾听祖父等老人说，他们家在宋、元时期，不仅科名和仕宦事业非常兴盛，那些经学明通、德行高尚的人所写的文章，也往往同百家之书一起流传于世。因此子弟大多喜好学习，乡里早晚弦歌诵读的声音不断，戴着章甫、穿着缝掖衣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俨然是江右的望族。如今虽然稍有衰落，其他家族仍然有羡慕他们的地方。考察他们开创家业的起始，便是从大观开始的。十五世祖、三经处士元膺，只有这一人而已。元膺实际上是西平王之子、陇西公宪的曾孙。西平王的武功和忠烈，本来足以启发他的后人；处士又能首先勤勉从事儒业来继承祖德，他的子孙独自兴盛也是应该的。大观迁到涟川后，也曾以儒业训诫后人，所以没有过几代，给事中和他的从父卫经历学初都由儒科入仕，那个世家遗留下来的风气仍然存在。这样才不辱没作为朋川的后代。假使他的后人能够继承这种传统而不懈怠，再把它充分发扬光大，那么涟川衣冠文物的盛况，怎么知道不会成为湖南的朋川呢？这正说明儒道足以使一个家族兴盛。譬如深渊泉水，流注得越远，它的源流就越充沛，恩泽也越广，不像池塘积水和道路积水那样忽然盈满又突然枯竭。不过，这也在于前人能够疏浚它的源头，后人能够疏通它的水流；这样以后，才能达到盛大。我看到李氏前人疏浚源头已经很深了，特意为他们编写族谱作序，希望将来的人能够把水流疏通到没有尽头。《两谿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两谿文集》卷十 明 刘球 撰 序 《送河南按察使包侯复任诗序》河南接连发生水灾、旱灾和蝗蝝灾害，百姓艰难度日，饥荒的实情得以暗中上达朝廷。即使是那些贫弱困顿到了极点的人，也不至于陷入无人申诉的困境。朝廷救荒赈济贫乏的仁恩得以向下施行，而最为横暴狡猾的人也不能成为阻塞政令的祸患，其中就有按察使包侯的功劳。所以他因考核成绩优异而复任，作诗歌颂、赠送他的人，都赞美他能够推行监察政务，使百姓安康，有益于国家，比世间一般人贤能。我认为包侯的为人，可以追踪古代贤者，并不只是比当今世人贤能而已。我曾从修撰邵君宏誉那里听到包侯一两件善行，因此知道确实如此。邵君说：“包侯任御史时，有一位同僚杨御史，是蜀地人，曾出使云南，因为家人都在京城，便托人捎来数十两白金，委托包侯收藏，等他回来。后来杨御史死在路上，他的家人不知道寄送金钱的缘故，包侯于是设法把金钱归还给他们；遇到他的同乡以及在京城做官的旧友，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最终把金钱归还给了他的家人。”包侯镇守辽东时，他的同乡胡文善任验封郎中，写好一封信放在包侯的箱笥中，并告诉包侯的家人等包侯回来再拆看。没过几天，胡文善自己投井而死。包侯回来拆开信，信中全是托付他照料家人的话。他拿着信哭着到胡文善家里，却发现妻子儿女都已不在，只有一个刚满十岁的女儿，于是把她收养带回家，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教育。等她到了及笄年龄，替她选择了好人家的儿子，便置办嫁妆，分割庄田把她嫁了出去。唉！范文正公归还亡友的金钱，吴文肃公嫁故人的女儿，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些事看作义举。像包侯所做的事，大概不在这两位贤者之下。所以我说，他并不只是比当今世人贤能而已。不过，这两位贤者以公正对待天下为心，难道只在一件事情上行义吗？他们处在上位时，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自身；处在下位时，只知有百姓而不知有家庭。所以范氏说：“处在江湖的远处，就忧虑他的君主；居于朝廷之上，就忧虑他的百姓。”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又有什么地方不是义举呢？所以他们能够使功业在当朝显赫，使声名在后世盛大。包侯如果能够扩大这种心志，对国家尽忠，对百姓尽力，又何必担心不能赶上古代贤者呢？因此作这篇诗序来祝愿并期待他。包侯是浙江金华人，名叫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