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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练中丞集》　别集类第五　【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练中丞集》二卷，为明代练子宁所撰。子宁名安，以字行世，号松月居士，是新淦人。洪武乙丑年进士。建文年间任左副都御史，燕兵入城后，以身殉节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当初燕王篡位时，诬陷建文诸臣为奸党，对他们的文字禁毁得非常严厉。弘治年间，王佐才开始辑录他的遗文，名为《金川玉屑》。所以徐泰《诗说》中有“金川练子宁，玉屑无多，为世所宝”的话。这部书是泰和郭子章重新编纂的，并附有遗事一卷。他的后代练绮又加以增辑。黄溥《简籍遗闻》曾记载集中有三件可疑之事：一是《送花状元归娶》诗，说从洪武辛亥到建文庚辰，状元只有吴伯宗、丁显、任亨泰、许观、张信、陈防、胡靖七人，没有所谓状元花纶纶；花纶纶是洪武十七年浙江乡试第二名，不应有奉诏回乡娶亲之事。二是《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说练子宁中第在洪武十八年；这篇墓志后题“洪武丙辰三月之吉”，而丙辰是洪武九年，不应在署名中称“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是集末《杂考》引用叶盛《水东日记》说：“记载长乐郑氏有练子宁的手卷赋，张显宗题跋称张显宗为状元及第，但洪武年间也没有这个状元。”这些话颇为严谨。大概练子宁是一代伟人，世人争相假托他的名义，因此也有影射伪撰之作。然而，终究不能因为其中有伪作，就废弃其中真实的部分。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中丞集》卷上　明代练子宁撰【撰防：原文疑误】制策一道 洪武十八年殿试策。皇帝制策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只是敬慎地办事而又敬畏天人，精神专注于办事而且历经世事以增长见识，经历艰难来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停，年岁推移不止。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由此大力辅佐君主，使福泽降临百姓。这就是能够名垂当世的原因。我自从取代元朝，统一天下，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勤恳恳地求取贤才，却多次任用不当。其中有才能的人，我委以心腹重任，但有些人表面服从而内心另有打算；对于德行纯正的君子，我授予俸禄官位。但有的人只能把古代的道理铺陈到事务上，有的人面对事情却束手无策；下等士人不知廉耻，什么也不懂，不顾自身性命，造下深重罪孽，始终不能自我约束。张君的恶行，若不是真正的贤人和至圣之人，也没有谁不被他迷惑。这样下去没有止境，怎么治理国家呢？你们这些文士，虽然正处在进学的阶段，还没有专门研究各种典章，但只要能分条陈述可行与不可行，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利弊。既然承受了我的命令，就要竭尽你们的心力。”

译树立志向、成为名垂当世的人，就从这次考试开始，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 臣回答说：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辞，下达明确的诏令，因为得到人才困难，便向草野间浅陋的臣下询问。陛下谋划得不能说不广，求贤得不能说不切了。臣不知道陛下果真能够听取这些意见吗？还是认为我们这些贫寒卑微的臣子不足以参与天下大计，只是姑且拿这件事来试探我们呢？即便如此，君主以名义求取人才，臣子也应当以实际来回应。陛下以这个名义来发问，臣怎敢不拿实际情况来回答呢？至于因为说真话而招来祸患、触犯忌讳而忘掉自身性命，这不是臣所敢顾惜的。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只是敬慎办事而敬畏天人，精神专注于办事并通过历练来增长见识，经历艰难而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停，岁月推移不止。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由此大力辅佐君主，使福泽降临百姓。这就是能够名垂当世的原因。”唉，敬慎办事而敬畏天人，这句话，正是唐虞三代圣人任用官员的根本原则。陛下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寻求古代名臣，也一定会用这个标准来选择今日名臣。那种浅陋的管仲、商鞅之谋，申不害、韩非的习气，哪里值得向陛下讲呢？陛下既然有意求取唐虞三代的臣子，臣不敢再拿汉唐的臣子来回答，请就唐虞三代的臣子说到底。从前舜任命九官十二牧时说：“敬慎吧，只要这样才能辅佐上天完成政务。”武王称道有夏的臣子时说：“各位办事的官员，他们辅助君王是恭敬的。”伊尹告诫太甲说：“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祀，只享用能够真诚祭祀的。”周公告诫成王说：“小人会怨恨你、辱骂你，只有君王自己最应当敬慎修养德行。”能够用这些道理告诫君主的人，也能够用这些道理要求自己，这一点可以看出来。“敬慎”“恭敬”“真诚”“敬德”，难道有哪一项超出陛下所说的敬畏之外吗？专心办事而通过历练增长见识，经历艰难来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停、岁月推移不止，即使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这些又有哪一项不是敬畏之心的显现呢？所以说到大力辅佐君主，上面有唐虞时代放勋、重华的极盛治理；说到福泽降临百姓，下面有三代刑罚搁置不用的伟大功绩。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全都遵循这条道路。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我自从取代元朝统一华夷，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勉求贤，却多次任用不当。”臣认为陛下凭借上天赐予的资质，处在表率天下的位置，即位以来十八年，勤勤恳恳地求贤，为百姓谋福，日夜思考这件事，已经十分深切了。至于多次任用不当这一点，即使臣也有所疑惑，然而还不敢立刻向陛下直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别人，臣子的职责在于承担事务。君主有识人的明察，臣子才会有任事的实际成效。从前皋陶陈述谋略说：“关键在于识人。”文王任用三宅之俊时说：“能够了解三宅之人的心志，明白看见三俊之人的心志。”大体说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不可轻易测度；识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令人忧虑的事。然而古代圣人从未因为它困难，就不把它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唐虞任用人才，一定先让他们陈述言论，然后明白考察他们的功绩；考察有功之后，才用车马服饰来酬劳他们，从未轻率授官。文王对于三宅之职，既选得合适的人担任常伯、常任、准人，又储备人才来作为常伯、常任、准人的候选，从未仓促任用。如今陛下勤勉求贤，却多次任用不当，没有别的原因，也是考察不够详尽而任用过于急促的过错。臣恭敬地看见陛下近年以来诛杀奸邪，革新政治，于是纷纷提拔任用天下士人，共同成就大业。有的以聪明正直为名，有的以孝悌力田为选，有的以贤良方正为科。陛下责成期待的心意不能说不深，委任专一的心意也不能说不重。然而他们报效国家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捉风一样，难道这些名目真的不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吗？也是因为只追逐名目而不求实际。古代任用人才的人，日夜思考，必定确认这个人足以担当这一职务，然后才把职务交给他而不疑虑。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一点小善就仓促提拔，有一点小过就仓促诛杀。陛下求贤过于急切，虽然勤勉不懈，贤才却仍不足以符合陛下的期望，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况且天下人才，产生出来很难，培养成材更加困难。陛下既然知道人才产生和成材的艰难，又怎么忍心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他们送到刀锯斧钺之下呢？从前汉武帝凭借英武的资质，所任用的人有的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见，稍不合意，诛杀便随之而来。所以汲黯说：“凭有限的人才，承受无穷的诛杀。”武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才无穷无尽，只是担心君主不能任用他们。”臣认为武帝不是不能任用人才，忧患在于不能识别人才罢了。如果真正识别了人才，大才就成就大事，小才就成就小事，根据他的才能授予官职，顺着他的能力安排职务。如果确实是奸邪之人，就诛杀他；如果确实是庸劣之人，就罢黜他、退处他。又何必忍心先杀戮，然后才说“我能够任用天下人才”呢？假使汉武帝的办法真是这样，那么尧舜三代的道路就不值得效法了。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其中有才能的人，委以心腹重任，却多有表面服从而内心异志的人；德行纯正的君子，授予俸禄官位，但只能把古代道理铺陈到事务上，遇事束手无策；下等士人不知廉耻，不顾自身性命，造下深重罪孽，始终不能自我约束。张君的恶行，若不是真正的贤人和至圣之人，也没有谁不被他迷惑。这样下去，怎么治理国家？”臣听说，德胜过才叫君子，才胜过德叫小人，才德兼备叫圣人，才德全无叫愚人。才德兼备，固然是世上少有的。臣私下观察秦汉以来，窃取君主权柄而造成天下祸患的人，都是才胜过德的小人，难道只是表面服从而内心异志吗？至于德行纯正的君子只能把古代道理铺陈到事务上、遇事束手无策，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阅历不够周详、学习实践不够充分罢了。所以三代的教育，八岁入小学，教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后来却有人到白头也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名目和数目；

译十五岁进入大学，教给他们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后来却有人终身连其中万分之一也不能亲自实行。这就是古代君子都卓然有作为，而今日君子不如古人的原因。臣恭敬地看见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兴办天下学校，培养天下贤才，也可以说做到极致了；然而教育的方法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所以士人的成就也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臣希望陛下采用胡瑗的办法，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各自研究一部经书；治事斋，各自研究一项事务，如治理百姓、治理军队、水利、算术之类。京城以内以及府、州、县，都精选其中最精通这些学术的人，作为学校教师，并且每年考核他们的成绩，那么有成就、有德行的君子就不必担心遇事束手无策了。至于下等士人和无耻之徒，就是臣所说的才德全无之人，所以应当列入摒弃的范围。陛下如果在开始时考察周详，后来就可以简略；如果前期辛劳，后来就可以安逸。识人的方法如果没有缺失，那么授予职务时各得其当，又哪里会有“怎么治理”的叹息呢？陛下策问臣的大意就是这些，而在末尾又命令臣说：“你们这些文士，虽然处在进学的阶段，还没有专门研究各种典章，但只要能分条陈述可行与不可行，就可以知道利弊。” 这是陛下怜悯臣的愚钝，想让我把意见全部说出来。陛下又说：“既然承受我的命令，就要竭尽你们的心力；树立志向，成为名垂当世的人，就从这次考试开始，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这是陛下引导臣进言，希望臣以古人自我期许。臣所说的可行与不可行，前面已经陈述了；至于利弊，就不是臣所敢计较的。陛下希望臣以名垂当世自我期许，臣就请把“敬慎办事而敬畏天人”这句话牢记在心。至于曲意逢迎以求恩宠，迎合讨好以邀宠幸，不以责难君主、陈述善道的原则进谏陛下，却说“必定符合陛下的心意”，这不是臣所学习的。臣等承受陛下养育生成的恩德，接受陛下教诲培养的恩德，倘若陛下不因为臣的话像割草打柴者的浅见而弃置臣，那么所谓希望得到名臣，就在于陛下教育他们有恰当的方法，认识他们能尽识人的道理罢了。愚昧浅陋的话，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只希望陛下怜悯臣一片诚恳的忠心，予以教诲，臣就非常幸运了。臣谨慎回答。序 送廖兼善入大学序 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所以士人想要明白圣贤之道，就必须急于研治经书。经书研究透彻以后，天下的道理就没有不能明白的，天下的事情也没有不能认识的。后世研究经书却不是这样：谈论道理的人有时不通晓事务，施行政务的人有时不以道德为根本；更严重的，还附会穿凿，拾取先儒的糟粕加以吹嘘，以求符合主管官员的尺度。侥幸有所收获，便出来向人夸耀说：“我所知道的圣贤之道不过如此罢了。”正心诚意的实际内容，却漠然与自己的身心毫无关系。唉！经书的设立，难道本来就是为了造成这种结果吗？还是淳厚的风俗衰落，而浮薄的习气胜过了它呢？莫非是弊病陋习相互承袭，而有魁伟志向的士人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习俗怎么这样难以改变啊！我曾对此感到奇怪和疑惑。同乡廖兼善，是研究经书而有志于道的人，我把这些话写在别的信中向他询问。

译《石田书隐诗序》淦城以南六十里有个地方叫石邱。那里山峰群聚，高耸而像兽角一样挺立；山下清泉奔流，交相汇合；其中佳木茂盛，成片并植。问这里是谁家居住，就说是钱氏；问他们的世系，就说是原吴越国的后裔；问他们的风俗，就说白天耕作，晚上奏琴吟咏。我曾经经过这里，感到很快乐，乘着肩舆登门拜访，看见钱氏后代伯起，觉得他的相貌专一精纯、神采秀发，听他的言谈疏通明达而且熟练。我因此猜想他将会慨然出仕，为世所用。六年以后，我从京师回来，再次经过他的居所，伯起正在积蓄书籍、修筑房屋，打算隐居山林；他拿出一卷名为《石田书隐》的书，请我为它作序，并且说：“我将老死于山林，等待您的一句话，使它流传不朽。”我惊讶地问他原因，伯起说：“上等的人不谈论命运；次一等的人安于平常来等待命运；下等的人妄自行事而不知道命运。富贵贫贱、寿命长短，都是命。随着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安然处之，是君子等待天命的方式。因此，坐在朝廷上，辅佐天子并统率百官，是命；处在一丘一壑之间，尽力耕作垂钓，而专心研究书册，也是命。这两者都是命，失去那一方面，就一定会得到这一方面。可是世上的人常常急切追求那一方面，却为这一方面忧愁，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所以我随着所遇到的处境而一定安然处之。若说羡慕富贵而以贫贱为羞耻，难道是我的志向吗？”他又说：“人立身所依据的是礼义，所经营的是衣食。石田的收入虽然微薄，却可以供给伏腊祭祀；诗书的教诲虽然迂缓，却可以使后代子孙受到熏陶。我所得到的天命，既然不足以兼善天下，难道还不足以独善自身吗？”唉！从今以后我才知道伯起是我无法赶上的人。当初我认识伯起，只认为他的才能优异，足以胜任一项官职罢了，不知道他还有其他方面。如今看他在富贵贫贱面前能这样，难道不是超然出众、远胜常人吗？这样看来，像伯起这样的人，已经接近等待天命的君子了！于是写下这些话为他作序。擅长作诗的人，应当乐于称道他。送光禄署令李孟辉服满入京序。士人遇到太平时代，就会弹去冠上的尘土，振起衣带，歌唱呼喊、踊跃向前，想着施展自己的才能。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想纷纷到朝廷自我进取，陈述自己的言辞见解。假如有一句话符合君主心意，就兴奋自喜。世人常常因此认为他奇异，而这个人也因此自以为超过世人。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士君子要得到君主的信任，困难不在于进言，困难在于立身。如果自己的操守还没有磨炼，诚信还没有达到，即使言语被听取、计策被采纳，君子也不忍心以此取得君主的信任，何况只是琐屑地纠缠于言语末节，连万分之一的顺从辅弼、匡正补救都做不到呢？子路问侍奉君主的道理，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却要犯颜直谏。”孔子是圣人，他侍奉君主，也只是反求诸己罢了，从未敢对君主抱有侥幸心理。世上做士人的却不是这样，难道是他们所学的东西不出自孔氏吗？我的朋友光禄署令李孟辉，质朴而有文采，诚实而通达，敦厚而温恭，与人交往竭尽真诚，不向别人索求什么。我本来就知道他出仕侍奉君主，一定会与常人不同，接近古代那种不欺骗君主的人。今年母亲服丧期满，他将前往京师，向我索求言辞作为告别。我认为孟辉的才华，本来不需要等待我的称述了。至于侍奉君主的道理，我和孟辉都是孔氏门徒所应当熟读讲习的。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孟辉的文字，孟辉也请想一想，怎样帮助我吧？赠医士刘孟圭序 洪武十八年秋天，我从京师回乡。第二年二月，我的儿子观得了疾病，几乎病危，下痢而上逆，已经好几天不能吃奶进食。我询问各位医生，医生认为无法医治。我也将要把他视为不能保全的人。正要进行祈祷求神时，朋友黄惟初说：“这里有个孟圭，几代以来都以医术闻名，为什么不请他来看看呢？”他救助危急之人，应当会来；来了以后，病能否痊愈就可以知道了。我依照他的话把孟圭请来，几天后孩子的病就完全好了。我既然得到孟圭的功劳，便想用什么来报答他。孟圭笑着说：“君子所可贵的地方，不能用财物取得。我虽然以医术为业，难道能靠财物来取得报酬吗？”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赠给他一段话说：“医术这种技艺，是圣人用来救助将要夭折之人的。可是世上以医术闻名的人，纷纷只追求利益，对于人的生死，漠然得如同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肥瘦，这难道是圣人爱惜生命的本意吗？”孟圭以专门医术为业，却能够把利益放在后面、把义放在前面，他比世俗之人贤明得多。即使如此，世人谈论医术，认为它开始于轩辕、岐伯，而见于史籍的，扁鹊、仓公最为著名。孟圭如果能够推广这种心志，不断努力而不停止，那么就可以逐渐达到古人的境界了。我虽然没有才能，职务却在太史，或许将来有所听闻，能够大书特书，使他接续在扁鹊、仓公之后，那么我又怎敢过多推辞呢？孟圭，希望你努力。这就是序。送凃仪曹归龙溪序【代人作】君子治理百姓，难的不是使百姓畏惧自己，而是让百姓离去之后还思念自己。受天子委托治理一郡一县，掌握赏罚的权力，用来统治下面的百姓，即使想让他们不畏惧，做得到吗？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条件，而依仗自己确实有值得爱戴的作为，使忠孝和乐的心意默默运行在纲纪法度之间，使百姓暗中受到他的恩德，这哪里是那些急于求取功利的新进之士可以相提并论的呢？我的朋友凃公某在淦辅政三年，淦地百姓无论老幼都佩服他的贤能，感念他的恩惠。任期届满入朝，天子嘉奖他的才能，提拔他为礼部员外郎。当时我正奉命接任他来治理淦地。凃公既然与我成为邻县官员，县里的人都为我们前后相继治理而高兴，于是把本地风俗民情的详细情况全都告诉了我。况且即使稍有拂逆便产生怨恨，齐鲁之地也是如此；但如果举措得当，这里的百姓尤其容易教化。第二年四月，凃公因为太夫人去世而离职，取道淦地前往汀州。我与他在金川之上相送，凃公当时正身穿丧服、神情退然，而县民为之咨嗟叹息，思念他的德行，争着希望再见到他，唯恐落后。唉，这难道不是忠厚和乐的德行所导致的吗？”},{ 离开之后还能让人思念吗？这同那些外表畏惧而内心不服的百姓，差别实在太远了。我既承蒙您的知遇，又与您一同在这里任职，看到这里的百姓仰慕您的德行而不忘怀，因而写下这些话。

译《李彦澄诗序》。洪武八年，我和李彦澄先生初次在开封贾惟中的座上相识，见到他便肃然起敬，认为他不是当时那些寻常人物。贾惟中说：“您难道完全了解他吗？他的议论英俊发越，即使博闻强记的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他的文章精美工致，即使那些执笔作文的人也有赶不上他的地方。”我感慨地叹道：“我到四方寻求朋友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终于见到这样的人。”从此我们彼此往来，越发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见闻。后来过了几年，贾惟中辞去官职回乡，我和彦澄见面更加频繁，每当心有所适意，便没有不坐下来交谈一整天的。又过了九年，我以进士身份在京师任官，不久因家中变故回乡，今年又将要前往京师。彦澄拿着他的文章给我看，说：“我承蒙您知遇已经多年，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吗？”我认为文章只是士人的末等事务，不足以完全了解您。古人若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推行自己的道义，就没有必要专门从事文章；写文章的人，大多是对世道愤懑而无聊，想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后世。如今彦澄年纪正富，才思又敏捷，假如出仕而在政事机构任职，我知道他就像蒲梢、駃騠奔驰在九轨大道上，跟随韩哀而让造父驾车一样，哪里还会把心思放在区区文字上呢？即使如此，古代的公卿大夫在教化成功、风俗美善之时，如果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表达至高政治的盛美，往往便创作诗歌，在朝廷上演奏，在郊庙中荐献，歌颂圣君神明的伟大功绩，宣扬礼乐的宏大美善，使圣君贤臣的功德鲜明地照耀在千年之后，那么文章本来可以轻视吗？又何必一定要在穷困忧愁之余，夸耀文字技巧呢？彦澄的德行和才能，向来在乡里早有声誉；他居父丧三年，礼仪没有一点违失，这是能够治理根本的表现，那么他的文词之美，难道会是偶然得到的吗？我和彦澄相知十年，本来就不同于庸俗之人之间的交往。既然如此，对于文字的责任，我又怎么能不彼此提出磨砺羽翼的办法呢？日后若有了解彦澄的人，出来把他推荐给朝廷，那么歌颂圣君贤臣的功德、赞美至治盛况的人，彦澄就不能推辞这项责任了。我虽然不聪敏，也还应当和彦澄在翰墨的领域中共同驰骋周旋，以证明我们十年的相知并没有错。《送白税入京序》【代人作】。临江处在东南水陆交通的要冲，而淦又位于上游。凡是闽、广的货物装上船车，都必须经过这里才能运往别处。因此这里关市征收的税通常比其他县重。假如掌管税务的人不得其人，那么商贾经过这个县时，便会彼此递眼色、互相牵引，暗中躲避远去，一定要不在这里出售货物才肯罢休。这样一来，税收上交朝廷还没有见到增加，百姓中承担这项差役的人却已经在下层叫苦不迭了。所以一定要得到廉洁正直、谨慎稳重的人，通达事理、熟悉事务的人才，权衡轻重，调节税额的增减，然后商贾的货物才会充满市场，百姓承担这项差役的人也才可以计算日子，等待轮换。这样看来，征收商税的职务虽然卑微，却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来任职。洪武十年，平阳白氏初次来到淦任此职，他敏捷而廉洁正直，又通达事务。商贾中出入这里的人，都称颂他的贤能；钱税收入增加，百姓却没有因此过度困苦。唉，这就是我所说的得到了合适的人。今年秋天，他因任期届满将要前往京师，士大夫们惋惜他离去，都作诗歌赠送给他。我和您有先后相交的情谊，众人认为我适宜为此作序，所以不能推辞。《黄体方诗序》。李太白，是神仙一流的人物。看他自己说：“从前我在江陵见到天台司马子微，他说我有仙人的风姿和道家的骨相，可以与神游于八极之外。”贺知章一见到他就称他为“谪仙人”，如果不是他的胸襟气度高超，怎么能在名流胜士中获得这样的声誉呢？当高力士掌权时，趋附他的人多得数不清，可太白看待他，简直不把他当作奴仆下隶。那种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足以盖过天下士人。所以他的文章豪放飘逸，在《诗经》《楚辞》之后，卓然显得鲜明华美。哪里是那些拘泥于尘埃糠秕的人所能希望达到万分之一的呢？从唐代到宋代，很少有继承他的人。元代初年，只有清江范德机，以清正自守的节操和超卓的见识，发抒出来写成文章，来彰显他那个时代的盛美，也往往有能够走上他道路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法，也是因为他内在的根本与常人有所不同。我从小喜爱太白的诗，曾经遗憾不能通达他的胸襟气度，以为那本来可以勉强学习。洪武十八年，我从京师归来，朋友黄体方拿出若干篇诗作给我看，他大概正急切地求学于李太白门下，希望登上宾阶、进入堂奥。我于是抚着诗卷叹道：“我高兴本县的士人中有能够和我志向相同的人了。” 两年以后，我将要前往京师，体方说：“诗作不能没有序文，您就替我写一篇吧。”我认为体方的诗确实处处遵循太白。至于他的胸襟气度高远、气节壮烈，更是学习太白的人所应当懂得的。即便如此，太白毕竟已经远去，学习他的人如果能够修养自己的文章和品行，而无愧于范德机，也就像鲁国人善于学习柳下惠一样了。记。《画记》。苏文忠公论画，认为人、禽鸟、宫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状；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有不变的规律。固定形状画错了，人人都知道；不合乎常理，即使懂得绘画的人也有不知道的。我取这番话作为观画的说法。绘画作为一种技艺，世上那些以此为专门职业的名家，大多能够曲尽事物的形似；但至于事物意态情性的聚合之处、天然机趣寄寓之处，那种悠然深远、不可探究的境界，不是高雅之人、杰出之士，不能超然于尘俗之外而有所见识的人，谁也无法达到。孟子说：“大工匠把规矩教给人，却不能使人巧。”庄周谈到轮扁斫轮时说：“我不能把这种道理晓谕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它。”说的都是这一类道理。正当它从心中获得、由手上表现出来时，心和手自己都不能说明白，何况可以用言语说出来吗？言语尚且不能让人听懂，何况还能拿来仿效吗？仿效古人的笔迹，是拘泥于尘垢糠秕，而没有见到真实精神。即便如此，这也很难做到。我的朋友清江陈敬止，从小喜爱绘画，鸟兽鱼虫的情态，云烟山水的变化，没有不精心探究的。他替人传写形貌、描摹影像，尤其能够暗中捕捉到对象神情中的天然之处，因此缙绅大夫和士人多称许他。洪武某年春天，他到山东来访我，为我画像，非常神似。敬止的体貌仿佛弱不胜衣，对权势利禄和奔走求进看得很淡；但他平常常常有志于学问文章，尤其把心意寄托在绘画上，这一点使他的见识远远不同于世俗之人。所以我把苏文忠公论画的话告诉他，也借此助成他天然机趣所达到的境界。

译《舒啸轩记》。从新淦向南走，水路八十里，叫作峡江。大江在中间流过，两座山相对耸立如墙，船只在上下行驶时，曲折穿行在崖石之间，幽暗阴惨的气息使人毛发悚然。向南又走十里，忽然开阔平坦，山高水深，放眼望去，庐陵的群峰如同图画。沿江向上，有池塘、林木、园圃的胜景，那就是朋友毛仲鼎兄弟居住的地方。洪武二十年，我曾经经过那里。仲鼎的弟弟仲槐在东轩设宴招待我，轩外万竿竹子挺立，苍翠可爱。仲槐举起酒杯向我致意，请我为轩命名。我随口说：“就用‘翠筠’来命名吧。”后来一想，这个名字不足以完全写出它的胜景。三年以后，仲鼎的儿子省震来请我作记，重新把它命名为“舒啸”，并告诉他：“这正是陶渊明能够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原因。”那些忙忙碌碌地奔走，昏昏沉沉地归来，思绪纷乱，细细分剖，锱铢必较、寸分必量，却没有片刻休息的人，是贪婪之徒和权势之士的常态，哪里有空闲顾及性情的舒适和旷达的寄托呢？君子却不是这样：污浊到了极点，也不能使他受到污染；繁杂到了极点，也不能使他陷入混乱；局促到了极点，也不能使他受到局限。居处卑下狭窄之时，一定会有登临远望的景观；处理烦琐繁剧事务之后，一定会有休息的地方。这样以后，才可以摆脱烦扰喧嚣，远离污浊的尘气，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深入探究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认识因此更加明白，学问因此更加进步，品行因此更加充实，天下难道还有难以做成的事情吗？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超然出众、不同于众人的地方。我听说仲鼎兄弟笃厚于友爱，家中的长辈年近七十，他们侍奉左右没有违逆；他们以诚心交友，以恭敬自处，一定已经听闻君子的道理了。如果能利用休息的间隙，扩充自己丰富的才识，谁能阻挡他们呢？我和仲鼎兄弟既有交游的雅谊，等日后荣归故乡时，便乘一叶小舟前往拜访，经过崖石崎岖的道路，走遍山水平旷之处，然后到舒啸轩拜访仲鼎兄弟，畅谈旷达的胸怀，以便一扫那幽暗阴惨的气息；之后再提笔续写《归来》一类的篇章，遥想千年以前陶渊明的风采。我虽然不聪敏，也还应当把这些话告诉仲鼎。《古愚斋记》。君子立志学习古人，并不是故意做出惊世骇俗、与众不同的举动；合乎古道，就必然违背今俗，不能违背今俗，就不可能合乎古道。譬如道路一样，要到越地去，车辕一定向南；要到燕地去，车辙一定向北，这样才可以希望前进到达目的地。车辙向燕而车辕向越，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我曾因此暗中寻求本邑之士，找到一个人，叫谢直夫。直夫为人谦退，仿佛弱不胜衣，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渺小的儒者。假如遇到众人议论狐疑不决、是非纷纷而起的时候，直夫只一笑便挥手排开，使邪正的辨别、黑白的区分，明白得像薰草与莸草、冰与炭不能彼此遮掩一样，众人自然退服。那些强横的人以不义之事加害于他，他便用道理折服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的志向得到伸展才肯罢休。志向既已伸展，退下时却没有丝毫自夸的神色。他曾经仰慕史鳅、汲黯的为人，说：“我厌恶那些圆滑随俗、沉没于世俗，摇尾乞怜以终其一生的人。”于是取孔子的话，把他的书斋题名为“古愚”，并征求我的文章来为它作记。我认为古代圣贤可以用来命名的人很多，谢君却偏偏想到寻找古代的愚者同他们作伴，难道不是深深痛恨那些谄媚奸佞、巧言欺诈之流，因而故意采取这种谦抑的托辞吗？即使如此，士人所忧患的，是不能立志于古道；假如立志于古道，那么就会由愚而智，由智而贤，由贤而圣，谁能限制他呢？越多合乎古道的人，便越远离今俗。既然如此，直夫把书斋命名为“古愚”，难道正是他向越地车辕、向燕地车辙开始启程的地方吗？只要审察道路，规范车马的驱驰，即使想不达到古人的境界，也是做不到的。《湄湘书屋记》。陈某跟随我学习，年纪还很小，却有志于求学。居住了三年，因为我将要前往京师，便亲手拿着他所称的《湄湘书屋图》一卷来请求说：“我有幸能够承受先生的教诲，只是愚钝，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如今先生将离开这里，升任天朝，希望求得您一句话作为赐予。”这是说先生早晚亲临教导他，他先后请求了五六次，而且越来越恳切。于是我退下来展开那幅图，只见溪流山色相互映带，含有遗世脱俗的意味；竹树浓荫深密，含有隐居的情趣。仿佛来到他的书屋，就能听见弦歌诵读的声音；观察屋中的人，就能感受到揖让礼敬的风气。于是我抚着画卷叹道：“画家的用意，大概接近于懂得事理的人了吧？”既然这样，虽然是陈生来向我请求，其实我用来教导陈生的道理，也没有超过这些。陈生如果真能抛弃世俗风气，去除纷争竞争的私心；实行隐居，培养廉洁退让的节操；体味圣贤之道而不懈怠于弦歌诵读的勤勉；恭敬接受父兄的教诲而不忘揖让的风范，那么即使古人用来教导陈生，也没有超过这些的，何况是我呢？即便如此，我把这些告诉陈生，却不急着给它命名。名称，是事实的宾客；有了真实的内容，才可以有相应的名称。否则，难道不近于世上那些喜好虚名的人，穿着尧的衣服却做着桀的行为吗？陈生的父亲某人，对于我来说是叔父，是在服丧期满之后才来到陈氏之后辈中的人。我和陈生有兄弟般的亲情，又加上师友般的情谊；他请求得这样恳切，所以我不能推辞。

译《杏林书隐记》。淦地姜彦思先生在东山山麓、旧居的北面建了几间屋子，屋内收藏图书，屋外栽种杏树，清流环绕，群山围抱，题名为“杏林书隐”，用来在其中休息，也用来记念先世的旧业。有一天闲暇，彦思邀请我到那里去，我们一同周览四周，我叹息徘徊，环顾四面，暗自有所感慨。当元代盛盛之时，吴楚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冠绝天下；淦地号称得其十分之二。把富人的住宅看作官府、看作王公的第宅的，数不胜数；夸耀奇异、竞相奢侈，用尽丹青而披挂文绣的房屋，屋脊相连，土地相接。在那个时候，哪里会知道有“杏林书隐”这样的不同呢？一旦势力穷尽、时运转折，从前那些炽盛显赫的人家便如云散水没，几年之间，想寻找它们残破的瓦片和遗留的墙垣，也已经没有一处存在了；唯独彦思能够守住先人的基业，并更加修缮整理，以继承先人的志向。大概“杏林书隐”的不凡，到了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姜氏的先人世代以儒学显名，其中有一位名为某的译史，尤其喜爱读书；他积藏图书之多，可以和秘阁相比，“书隐”就是他的别号。彦思虽然以医术为业，却留心于儒术，经史百家，都探究其中的精微；因为世道崎岖、处处龃龉而不相合，于是便借医药来隐藏自己的声名和光彩。由此看来，姜氏先人的恩泽还没有断绝。我和彦思是同乡人，又有姻亲交友的关系，希望彦思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德行，使后代更加富裕，所以写下自己的感慨来记述这件事。至于栽种杏树来仰慕神仙的风范、收藏图书来给子孙留下记号，等我日后获准归乡，便戴着幅巾、穿着鞋杖，与彦思同游；还应当击缶而歌，以继承诸位贤者高雅的传统。《东皋小隐记》。夸耀富丽的人，一定住在市井交会之处；羡慕清静朴素的人，一定住在山林郊野的僻静处。这两者很少能够兼得。虽然也是因为每个人所崇尚的不同，但也是形势和道理使然。新淦黄君伯渊家世代行医。到了伯渊这一代，品行更加修明，家业也更加富裕。从山泽中采来的药材，必定都归到伯渊家。伯渊常常厚积财产，却又慷慨取给于人，因此众人都推许他为长者。他家住在市中，高门望族的住宅像蚂蚁聚集、星星罗列一样密布，富商大贾聚集货财，如云到来、如雾汇集。那些在权势利益之途上奔走的人，早晨前往，晚上还在那里等候。伯渊说：“这里不是遗世独立的人所适宜长久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县城东面、东山山麓选择了一块地。登高远望，曲折相连的地方像环，回旋流淌的水像带，舒缓平坦的地势像席子。于是铲除荒草，砍去枯树，疏通污秽之处，淦水东南的群峰便都跃然在坐席之下呈献奇异秀美的景色。于是建造厅堂作为别业，不必劳累于登山下山、跋涉往来，坐在那里就能享受幽静隐逸的景致。于是把居所题名为“东▯小隠”，命工匠绘图，并请我作文为它作记。我看那些居住在市井中的人，只知道使饮食美味，使衣服华丽，使住宅奢侈罢了。至于山林鱼鸟的乐趣，他们本来连边际也未曾窥见。如今伯渊身处富丽之中却怀有清静朴素的心思，居住在市井却沉醉于山野的欣赏，这就是所谓两者兼得吗？既然如此，伯渊的贤能远远超过世人。乐于称道他人善行，是君子的事情。我虽然不聪敏，像伯渊这样贤能的人，难道可以不为他称道吗？这篇记便是为此而作。石友轩记 世人选择朋友，有的依据德行，有的依据技艺，有的依据气节操守。孟子说：“所谓朋友，就是以对方的德行为友。”孔子说：“亲近正直的人，亲近诚信的人”，这是以德行交友；又说“亲近见闻广博的人”，这是以才艺交友。这是君子取友所看重的大原则。至于木石这种东西，没有辅佐他人的德行，也没有相互资益的技艺，但自古以来贤人君子和有隐逸德行的人，大多把它们取来与自己相匹配，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节操值得崇尚吗？雪霜风雨、寒暑的变化，也算很大了。一般事物而言，哪一种不因这些而有忧喜？可是石头这种东西，坚定自守，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遭遇风雨而傲视霜雪，暑热来到、大旱发生也不焦枯，寒冷到了使胶折断的程度也不改变。节操的刚烈，有超过石头的吗？世间能够使人荣辱的权势和气焰，即使炽烈，也没有这几种自然变化更猛烈；可是士人很少不因此丧失本性、失掉操守，他们所树立的节操，实在有愧于石头。由此看来，石头比人贤能得多，确实值得结交为友。新安方宗仪好学，却担心自己容易改变操守，因此把轩室命名为“石友”，请我为它作记。我特意写下这些话，用来警诫世上的士人。守黙斋记 我的朋友钱仲黙，是一位儒者。他把书斋命名为“守黙”，请我作记。我私下对此有所疑惑。君子对于言语，贵在恰当罢了，并不专门以沉默为主。只要说得恰当，即使说一百句也没有害处；一句说得不恰当，就已经有害了。这样看来，“沉默”的意义，难道可以固守吗？仲黙说：“不是这样。我厌恶那种言语，并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厌恶那些凭借花言巧语倾覆国家的人。”只会说话的人，未必有德行。他又说：“君子要在言语上谨慎迟钝，而在行动上敏捷。”言语难道是圣人所抛弃的吗？自三代衰微以后，隐士和处士放纵议论，圣贤之道便不再彰明。衰落发展到战国，游说之士更是凭口舌互相倾轧，最终因此灭亡；秦国后来也因此失去了天下。由此看来，言语如果不以道德为根本，其祸害大概就是这样，难道不是“花言巧语倾覆国家”的验证吗？所以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又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孔门弟子中，有长于文学的，也有善于辞说的。像颜渊，整天默默无言，仿佛愚人而已；曾参质朴迟钝，也只是受到圣人的称许罢了。然而当时群弟子都推尊他们，直到千万世之后仍无人能够赶上，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言语吗？我用这个名字命名书斋，大概是想有所仰慕圣贤，也将用来警醒世上那些喋喋不休、昧于道德归宿而只追逐世俗利益的人。否则，我难道会缄默忍耐、与流俗同流合污，以至胸中没有任何是非可否，最终果真像您所疑虑的那样吗？我认为仲黙的话很好，于是写下这些作为斋记。墓铭表

译太夫人墓志 太夫人姓郭，名防贞，世代是新淦招贤里人。曾祖某，父亲幼髙，都没有做官。母亲张氏，是同县张徳辉的女儿。太夫人二十七岁时，才奉父母之命嫁给我已故的父亲。她恭敬顺从地侍奉长辈，慈爱宽厚地抚养晚辈，宗族亲戚内外都把她看作榜样。我的先父学问和品行深厚卓异，能够继承前代贤哲，光耀后世，实在有她的帮助。儿子二人：长子宁，是先父侧室所生；次子叫德舆，是太夫人所生。女儿明明、善善、麓麓，都早早去世。侄子二人，叫居贞、温舒。太夫人既辅佐我先父，又亲身经历患难，晚年才有子嗣，所以对儿子和侄子的恩爱尤其深厚。每逢岁时祭祀，她常抚摸两个侄子以及她的儿子子宁、德舆说：“练氏宗族祭祀的大事，就全靠你们了。”先父去世时，子宁才十二岁，太夫人教导他，使他长大成人。她常说：“要以忠厚存心，以修身正己立身，这是你父亲的志向。你要努力。”洪武十八年六月己未，太夫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先父在朝廷任官时，因上书议论政事获罪外放，任广德同知。不久，又调任临汀、镇安二府通判，还未及考核政绩便去世了，所以太夫人的恩宠追赠礼制未能完成。洪武二十年正月庚申，才安葬在新淦东山的原野上。太夫人病危时，子宁因参加科举考试留在京师；天子嘉奖他敢于直言，擢升为第二名，授翰林院修撰。八月壬辰，才得以料理丧事，诊视、祷祠、棺殓等事，都由侄子温舒竭力办理。唉！子宁不孝，母亲生前不能尽心奉养使她享受菽水之欢，母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她收殓、侍疾。她患病时我不能探视，药食也不能亲自尝试，苍天啊苍天，这种悲痛哪里有尽头！我冒着不孝之罪，粗略叙述先母的德行，放入墓室。如果鬼神有知，能够宽恕这个遗孤，使我蒙受庇佑，得以保全大节、不辱亲人，等将来一定揭示我先父、太夫人的德行，刻表在墓道上，以完成我的不孝之志。张处士墓志铭 淦水北岸有位隐居的君子张公徳辉，倜傥不羁而有气节，不随俗俯仰，不求干谒以博取名誉，最终以布衣身份终老家中，县里人至今称颂他。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重平，器宇凝重，有见识和气度。重平有一个儿子，就是处士君伯庸。子宁是先太夫人郭氏的内弟。子宁幼年时，先太夫人曾教他广泛学习，并且说：“你的父亲从小便以勤学闻名，当时人们没有能够了解他，只有我的外祖父张公一见他便认为是国家栋梁；我之所以嫁到你家，也是我外祖父张公的意思。孩子，你要记住。”子宁虽然没有机会拜见张公，却知道他的为人。元朝末年发生战乱，先父避难于四方，事情平定后才回来。先太夫人的兄弟很少有活着的，只有处士君安然无恙，慰问关怀一如往昔。子宁和弟弟德舆曾侍奉他受教。后来两年，先父去世于镇安。子宁凭借不才而得以列名进士，奉诏回到乡里。太夫人因病去世。又过了五年，处士君也去世了。唉！子宁不肖，既不能使父母终享奉养，甚至连亲戚也不能再长期共同生活，这种“渭阳”之痛，因此超过古人。处士君名秉中，字伯庸。幼年机警，长大后凭借祖父、父亲留下的家业而能守成，以节俭持家，以谦逊谨慎自处。因此乡里称赞他贤能、善于保全家业，必定把他列为首位。处士尤其擅长诙谐，从未有过不使同席之人倾倒大笑的时候。有人冒犯他，他也淡然处之，从不计较。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处士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过了五日，即甲申日，择定葬在县东干溪。正妻邹氏，是元代将仕郎和仲甫的女儿；侧室孙氏，二人都有贤德。儿子三人：长成之，次继之，幼与之，都喜好学习，擅长书法。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十一月一日，择定葬在钦风乡丰坑的原野。成之带着书信奔赴京师，对子宁说：“希望兄长能为父亲作墓志铭。”子宁既听到太夫人的教诲，知道处士祖父潜藏的德行，又曾以外甥的礼节侍奉处士，因此哭泣着为他作铭说：淦地有位隐士，知道他的人很少；倜傥奇伟，终老于布衣。我先父怀抱道义却未能施展，公一见他，便以国器相待。后来他有所成就，终于没有辜负公。若没有这样的君子，谁来启发众人？潜藏的德行未能施用于世，却施及孙子。头发花白，面色苍老，终老于故乡。只有我处士，节俭勤劳，谈笑诙谐，使同席之人折服。老成之人相继去世，风俗日益不同。史书不遗漏应记之文，孔尼父曾为此叹息。处士有儿子，把我看得如同兄长。千里寄来书信，嘱托我作铭。丰坑原野，是大车之里。我作这首铭诗，以此彰明他的美德。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铭 洪武乙丑年，我因丁忧返回南方，朋友黄体方叙述他祖父耆老理庭翁的生平事迹，请我作文为墓作铭。根据墓志状文，公名中，字通理，理庭是他的别号。他的先世世居豫章竹山，宋淳祐年间，高祖愚斋先生因通晓经学被推荐征召，任淦庠司训，于是留居淦城。曾祖仪轩，祖父均祥，父亲庆叔，世代以诗书著名，都隐藏德行而未能显达。母亲周氏，是赣州路大使云甫的女儿。公生于前元皇庆癸丑年三月十三日辰时。公幼年丧失父母，跟随舅父奉御宗南周公防，一同寄居金台官舍。舅父赞赏他的贤能，便把兄长万安主簿宗王的女儿嫁给他。至正壬午年，他在通州生下长子，回来后另择居处，住在城北慈训坊。公生来聪颖奇异，崇尚气节，喜爱《春秋》，学问广博、记忆力强。他居住的厅堂题名为“明理”。在西园开辟书舍，请明师来教导子孙。住宅旁筑楼名为“江上清风”，用来娱乐宾客亲友。当时缙绅士大夫都为它作赋吟咏。到了本朝兴起之初，郡县推举公以年齿和德行优厚卓异，充任四坊耆老，排解困难、调和纷争，众人无不赞叹佩服。

译公的贤能超过常人，实在值得称许。儿子二人：长子徳诚，就是在通州出生的那个，娶城东张氏为妻，是春谷先生五世孙宗贤的女儿；次子彦诚，娶固村宋氏为妻，是广东提刑球的十二世孙务才的女儿。女儿五人，都嫁给淦城的仕宦家族。孙子七人：榘，就是体方，学问都很广博，娶真定张氏；珪，年少而才华秀发，在县学读书；璋、泉、瑛、瑢、琉，都魁伟俊杰。公于洪武丙辰年七月十五日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葬在钦风乡归仁里白竹桥原野，墓向壬山丙向。当时还没有墓志。唉！公的学问，我曾听闻他的言论；公的德行，我有幸观察过他的行为。怎么可以没有铭文呢？现在因他的后人请求，便不推辞而作铭说：簪缨世家的后裔，江乡的英杰，源出竹山，流传到淦城。书香门第的世代恩泽，绵延不断。我把它铭刻在贞石上，使他的德行永远芬芳。朱处士孺人张氏墓志铭 唉！士人能够自立而免于惭愧，难道只是因为本人贤能吗？大概一定还有父母、姻亲教诲规劝的力量。孔子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斯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品德呢？”唐代崔玄暐的母亲卢氏有贤德，玄暐遵奉母亲的教诫，以清廉谨慎著称。卢氏曾说：“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如果贫困到不能自存，这倒是值得高兴的；如果财物充足、衣服华美、骏马肥壮，这却是值得忧虑的。’我一向认为这话确实正确。近来看到亲戚表亲中做官的人，把钱财送给父母，父母只知道高兴，竟不问钱财从何而来。如果确实是俸禄和合法余财，当然是好事；如果不是按照礼法取得的，这和盗贼有什么区别？即使没有大罪，难道心中就不感到惭愧吗？”唉！这位母亲真贤明啊！假如世上教导儿子的父母都像她这样，士人能够免于污辱的就会很多了。新淦朱昌跟随我学习十三年，清贫刻苦，在诸生中最为出众。洪武二十五年，县里以秀才身份推荐他到京师，授虎贲左卫仓使。不久因受诬陷而罢职，更加闭门读书、弹琴作诗，淡然无心于世俗爱好。建文三年冬天，他手持一篇文章到京师拜访我，行礼后请求说：“朱昌的岳母孺人名某，姓张，是清江人。她是我岳父处士朱公敬徳的妻子。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几代都没有做官。孺人生来有美善的德行，十七岁嫁给我的岳父处士公，侍奉公婆能合他们的心意，与妯娌相处能尽到应有的道理。平日嬉笑，从未被乡邻听见；即使对奴仆，也从不轻易显露疾言厉色。”至正壬辰年，天下大乱，豪杰纷纷起兵，乡里的豪强每天以吞并、攻掠为事。孺人对处士说：“您家向来财产丰厚，而您又喜欢评论人物，如今这样的世道，恐怕难以免祸吧？何不散去积蓄救济饥寒之人，收敛才智以避让强暴，希望等到太平到来，这样保全的东西就多了。”处士采纳了她的话，最终得以免于灾难。大明接受天命后，天下安定，处士客游四方多年，家中事务无论大小，孺人全都料理，尤其用心教导儿子，儒学先贤和知名人士都敬重她，唯恐来不及。洪武初年，处士的财产不过中等人家；到洪武末年，田园收入已是从前的数倍。几个儿子都卓然知晓所应崇尚的事物，不做不合义理的事，孺人的功劳很多。洪武二十七年夏五月某日，孺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三人：琛，忠厚谨慎而有操守；琳，倜傥豁达而有谋略；琉，谦逊温和、谨慎正直。孺人去世后六年，处士也去世。孙子六人：丰、时、安、润、某、某。孙女二人：长女某，嫁给新淦陈孟良；次女婉，就是嫁给朱昌的妻子。当初朱昌被举荐为秀才时，孺人告诫他说：“你因为好学而得到贤士大夫的赞誉，如今将受到明天子的知遇，授给你官职，你一定要努力。士人的节操没有比廉洁更可贵的，女子的德行没有比贞洁更可贵的。士人如果不廉洁，就如同女子不贞洁，即使还有其他善行，也无法赎回。你一定要努力。”朱昌铭记在心，不敢忘记。后来他任待罪委吏，俸禄少得不足以置办柴草，孺人便让几个儿子每年送给他财物，从未断绝，并且更加重申以前的告诫。朱昌之所以能够保全操守而内心无愧，难道只是依靠父母师友的教导吗？实在是依靠孺人的教诲。安既感叹她的贤德有崔氏母亲的遗风，又为孔子的话有所感触，于是为她编次这些事，并系以铭说：“妇人主持家中饮食，不参与外务；贤良的辅佐帮助，丈夫全靠她。儿子既已有成就，恩泽又施及外孙，谁能与她的贤德相比？以崔母为证。” 张彦良墓志铭 新淦张彦良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次子瑾拿着行状来请求我说：“我不幸失去了父亲，准备在这个月某日安葬父亲，希望您赐予墓志铭，使他在幽暗的墓室中有文字流传，也借此减轻我的不孝之罪。”我坚决推辞却未能推脱，于是按照行状为他作铭。公名忠，字彦良，祖先原是庐陵人，祖父秀峰开始在临江的新淦定居。父亲名文漠，元末授崇安县主簿，遭遇战乱，未能享受俸禄便去世。母亲杨氏。公兄弟三人，某、某都先去世。公生长于富裕之家，却能淡泊权势利益，不求仕进；中途经历丧乱，仍能自立。天性喜欢饮酒，喜爱宾客，遇到投合的人，便尽情酬酢，一定要大醉之后才停止；即使山阳竹林七贤那样的旷达，也自认为没有超过自己。起初娶某氏，后来再娶某氏，二人都谨慎端庄，有妇德。儿子二人：长子瑨，次子瑾；女儿一人；孙子某某。公病重时，瑨因事情滞留京口，诊视、祷祠等事，全由瑾亲自承担。公叹息说：“自壬辰之变直到今天，乡里不得善终的人很多。如今既重新看见太平时代，又能保全首领，死后去见地下的先人，还有什么遗憾呢？

译人的寿命长短，不是药物针石所能增减的。”说完便去世，没有再谈其他事情。这实在是洪武十九年四月辛丑日，享年五十岁。安葬在某处原野，并把孺人孙氏附葬在那里。公的长子瑨，幼年时便同我相交；他才思清秀、见识敏捷，我非常敬重他。如今公去世，我既悲伤瑨羁留在外奔走，不能前来寄托哀痛之情，又赞许瑾能够尽到送终的孝道，对父亲和兄长都无愧。因此为他作铭：铭说：张氏的先世，实在是庐陵人；定居在淦水北岸，子子孙孙繁衍。自从他的先父以来，一直有美好的声誉。伟大的彦良，能够遵循先人的轨迹。长子已经贤能，却来不及奉养父亲；次子惶惶尽孝，长子却远行在外。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抒发悲痛感慨。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名塾，字宗道，姓薛，是翰林学士、兵部尚书肃公的弟弟。薛氏世代的德行始末，肃公已有志文和碑文记载。公官至内殿崇班，于某年某月某日任官于蜀地时去世。他的儿子仲儒扶送灵柩回乡，安葬在绛州正平的祖坟后，来请求我作铭以记载。我有幸曾为肃公编次德行，如今又得以为公作铭。铭说：公本人正直清廉，任官与才干相称；贤能而且像他的兄长，无愧于兄长。安葬之后，仲儒又来请求说：“把铭文藏入墓中，确实可以使先父永垂不朽；但不如在墓道上立碣，使他的德行明白昭示于世。”我考虑薛氏在绛州是著名家族，肃公是公的兄长，而公的世代德行我已经作铭记载，他的儿子又希望立碑昭显于世，可以说是孝了。然而我考察古代所谓贤人君子、功臣烈士的铭文留给后世的文字，都是简约而显著。到了后世衰微，作铭的人自己担心文字不被相信，才开始写得繁多，却仍担心不够彰明，又详细叙述生平事迹，唯恐不为世人信服。过去薛氏在绛州著名，肃公已取得天下人的信任；我的铭文又不愧于肃公，那么公的铭文不必依靠繁多言辞也会被相信。不过，公一生的事迹，我也不敢省略，已经记载在墓志中。如今墓碣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因此只把那些可以简约而又显著的内容写下来，用来安慰他儿子的孝思，也使绛州人相信这些事情。《中丞集》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中丞集》卷下　　　　　　明代练子宁撰写书信跋文 与叶知县书 正月二十一日，子宁恭敬地写信给县令大人：我的罪孽深重，上天降下了严酷的灾祸，皇上怜悯我乌鸟反哺般的孝情，慨然让我回到乡里，以尽送终的礼制。我乘小船向南而行，悲哀忧戚日益深重。自己原是天子身边侍从之臣，如今又身披丧服，按礼义不能同各衙门私下交往，因此闭门自守。您到任以来，我心中暗自替本县百姓感到高兴，却不敢有一天亲自与您交谈。虽然如此，君子对于事情，不该说的却说，叫作僭越；该说的却不说，叫作吝惜。僭越和吝惜，都不是君子所应做的。如今对您已有应当进言的道理，难道能拘泥于通常的制度，始终默默不说吗？您奉天子之命出任本地长官，一个县治理得好坏，您的荣辱都系于此。您难道可以认为职责只在文书账簿和期限考核之间，而对消除祸患、拯救冤屈的长远考虑却昏昧不察吗？俗话说：“盗贼起于饥寒，礼义生于富足。”只有君子才能在饥寒面前不动心，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从前天下草创之初，圣人还没有出现，凶顽之徒借烧香诵佛的名义，召集无赖和无知百姓，众人也纷纷跟从。大概他们起初是被妖异怪诞的说法迷惑，希望免除灾祸；到了最后，终于开始抢掠攻劫，采取盗贼的行径。所以国家兴起后，必定要像割草、猎取禽兽一样铲除他们；郡守县令尤其要日夜严加督察，以除去百姓的大害。近来听说乡村中盛行弥勒的说法，私下奉行其名号的人也偶尔有之。这难道不是贤能守令的责任吗？我不幸居住在这里，又享受天子的俸禄，作为王臣，难道能对尚未发生的祸患疏忽而不相告吗？不过，进言是我的责任，听取并实行则是您的责任。如今替您筹划，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是：阐明朝廷的禁令，遍告乡邑百姓，使他们明白祸福所在；然后严格约束各乡里老，让他们相互检举监察，除去奸邪之徒。若有人敢于容纳、藏匿罪犯，就按其罪行治罪。命巡检等各司分别在所属地区清廉捕盗，如果查得属实，允许各种人以风闻方式举报。对于邀约收受财贿、私下纵容释放，或怀挟私怨诬陷逮捕平民的，都要依法治罪。选择其中罪恶最重的一两个人依法处置，公开给众人看，那么奸猾之徒就会吓破胆而自行散去。古语说：“漫天洪水开始于涓涓细流，燎原大火蔓延于细微火星。”杜绝祸患的萌芽，不能不早。如今我私下听闻乡邑之间的情形，其势也可以说已经如洪水滔滔、火焰炽烈了。您也请稍稍加以留意吧？移风易俗，使百姓暗中受到福泽，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却是贤能良吏因此在史籍中著名的原因。您出身于文儒，想来一向以古代圣贤自期，哪里还需要我喋喋不休呢？我对于您本有不应私下拜见的礼制限制，却有应当公开进言的道义，所以不敢因为身处丧哀、神情迷乱，便忘记全县的大忧患。至于具体条目的曲折细节，更是贤明的长官应当尽心办理的事情，不是书信所能详尽陈述的。希望您明察。题《松风江月图》世上身处喧嚣杂乱环境的人，没有不寄托心意于恬静旷达，把它当作高尚境界的。但依我看来，这只是羡慕它的名声，并不是真正喜爱恬静旷达。怀抱价值千金的璧玉，却没有夸耀炫示的神色；既然千金之璧本来就是我的所有，又何必等待外物来证明呢？所以不实践其实际内容而苟且取得其名声，都不是真正有所获得。至于方外之士，就不是这样：他们脱离权势利益之途，潇洒地处在尘埃之外，对于山林之乐，应该不会有什么可羡慕的。如今我的朋友东舟上人，却把“松风江月”题作居室的名称，而且绘成图，写入诗歌，难道也还要有所等待于外物吗？即使如此，士人如果不被世俗牵累，凡是事物都各有可享受之处。东舟如果真能像水镜一样，以一物摄取万物，那么松风江月又何处不能寄托他的适意呢？我在微不足道的尘俗中，打开这幅卷子反复观看，惆怅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