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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宪宗皇帝年号成化初年，已故少保兼兵部尚书于公的儿子于冕从贬谪之地回来，便含着悲痛上疏为父亲申诉冤屈。皇帝听说后怜悯他，追复于公原来的官秩，并派行人司行人马暶前往墓地祭祀。诏文说：‘当国家多难之时，保全社稷使其没有忧患，只有于公坚守公道自持，却被权奸所害。先帝已经知道他的冤屈，而我的内心实在怜悯他的忠诚。因此天下人都称快，说这确实是天日重新明朗、公道昭然大白的时候。呜呼，美好啊！’不久，杭州父老向巡抚监察御史申诉，请求就在于公居住过的地方建立祠堂祭祀他，匾额题为‘怜忠遵制’，这就是匾额上的文辞。今上皇帝年号弘治初年，训导储衍上奏说，于公功绩卓著，应当赐予赠官和谥号，建立祠庙加以纪念，言辞十分恳切。礼部将要上报此事，适逢给事中孙孺又说：‘古代的节义之臣，有诸葛孔明、张巡、文天祥；当今的节义之臣，有李时勉、刘球和于公，应当同样加以报祀，以激励后来的人。’朝廷大臣共同议定后上奏，诏令每年在于公的乡里祭祀他。民间所建的祠堂没有多久，于冕又以应天府尹致仕归乡，再次陈述于公一生的事迹，请求依照制度赠官赐谥，以慰藉地下的亡灵，奏疏累计数千言。此事交给礼部议论，众人都说，古今做臣子的，能够为国家提出重大谋略、建立重大功勋的人，活着有表彰提拔的恩典，死后有褒奖抚恤的典章。比如前宋岳飞，竭尽忠诚报效国家，死得不是罪有应得，追赠谥号和建立祠庙祭祀之事，在宋代都已经实行。于公所受的冤屈虽与岳飞相同，但所成就的功业却远远超过岳飞，应当依照他儿子的请求办理。皇帝批准，赐谥号为‘肃愍’，在墓旁建立祠堂，匾额题为‘旌功’，命有关部门春秋两季前往祭祀。诏文说：‘正逢时局艰危，安定内部、抵御外敌，保卫社稷的功劳，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又赐予赠官，大意说：‘当皇祖北狩之时，正是国运艰危的日子，于公能够竭尽心力，保卫国家；等到皇帝回銮有期，论功本应得到赏赐。不幸被权奸构陷，竟因此丧失性命，舆论都认为他冤屈。抚恤恩典已经赐下，现又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以彰明褒奖尊崇的天子谕旨，郑重恳切，流传万世。’到此，于公的冤屈已经昭雪，于公的功劳也已经显著了。呜呼，美好啊！于是于冕寄信到京师，说岳在乡里姻亲中排行最末，又正好任职礼部，亲自承受皇帝的恩旨，应当为他详细叙述这件事，刻在墓碑上，以昭示无穷后世。岳不敏，哪里足以知晓这些呢？按照墓志状文，于公名谦，字廷益，姓于，号节庵。他的先祖世居河南。八世祖某人在金朝任汾州节度使、开封府知府；七世祖某人官阶为朝请大夫，任延津县令；六世祖某人官至定远大将军，任沁水县令。金朝末年兵乱，族谱散失，只保存了官职品秩，却失去了他们的姓名。五世祖名伯仪，金朝灭亡后奉母亲迁居云中。元朝初年清查编籍新归附的人户，又迁到蓟州，官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库使，屡次追赠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追赠晋国夫人、礼部尚书？（原文‘妣晋赠礼南郡夫人’有疑误）高祖名夔，起初任中书省属官，屡次追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河南郡公。祖母张氏追赠河南郡夫人。曾祖名九思，官阶为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延祐年间任杭州路总管，退休后便在杭州定居，所以于公如今是钱塘人。祖父名文大，入仕本朝，任兵部主事，后改任工部主事。父亲彦昭，有隐逸的德行而没有出仕。自曾祖以下，都因于公显贵而屡次追赠荣禄大夫、少保、兵部尚书。曾祖母马氏、杨氏，祖母施氏，母亲刘氏，都追赠为一品夫人。于公天生资质非凡，刚满七岁，僧人兰古春认为奇异，说：‘这孩子将来是拯救时局的宰相。’长大后在县学读书，考中永乐庚子科乡荐，第二年考中进士。宣德年间丙午年，授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于公仪表严峻端正，声音洪亮流畅，每次入朝侍奉、奏对，皇帝必定专心倾听。都察院长官都御史顾佐执掌风纪十分严厉，却唯独器重于公。于公巡按江西时，上奏为被诬陷的案件平反，使数十乃至数百人免于死罪；弹劾查办王府中用强行折价收买损害百姓的人，一路之内肃然改观。回来后，又与锦衣卫官校一同查办官船夹带货物和私盐之事，于公不避权贵，河道因此清明。皇帝亲征武定州，罪犯捕获后，命于公数说其罪。于公言辞严厉、义理正直，信口而成，深合皇帝旨意。军队回来后，于公与随征大臣等一同受赏。从此得到皇帝的知遇，皇帝已经有意任用他。庚戌年河南、山西发生灾荒，朝廷商议必须选派大臣兼理其事，皇帝亲自署写于公的姓名，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赐敕前往，当时他才三十三岁，朝野都以此为荣。于公感念皇帝的知遇，日夜筹划治理之策，遍历梁、晋之间，考察百姓所喜所恶，兴革政事，百姓非常感悦。任期九年期满，晋升左侍郎。于公在镇守之地任职日久，政绩多有可称之处，其中在河南最为显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例如劝导百姓出售粮食，由官府收购储备，以备赈济灾荒；预先谋划河患，督促采集附近地方的草束，以备修筑堤堰。原文‘公庚积乆易败’疑有讹误；于公把存放已久、容易腐败的粮食减价出售，邻近省份也得以买来救济百姓；征收输送的物资如果有多余，就用钞币折价缴纳，官民都认为便利。年成干旱时，上奏减免存留的粮草，积累诚意祈祷降雨，百姓忘记了灾害。河水每年冲刷土地，于是修筑大堤来阻挡，又种植柳树加以巩固，设置驿铺并安排夫役以备修补；还在道路旁种柳树为行旅遮荫，凿井来解决行路口渴的问题，这些设施直到现在还存在。当时有人提议把山东的柴炭以及大名的牧马迁到河南，于公上疏制止。山东、陕西的流民迁到河南，于公为他们编立里甲使其居住，发给田地让他们耕种，不让他们给地方留下祸患，后来各地都把这作为法式。他在山西时，上奏革除大同镇将役使军人耕种的弊端，把田地全部纳入军屯；又因为大同远在北部边疆，请求专门派一名御史巡察其地，以期革除奸弊，于是成为永久的惯例。议定处置修筑雁门的军役，议定没收柴炭人夫时灵活办理而又有法可依，并再次上奏减免七分之一，以缓解百姓困苦。当时灾荒使百姓流离迁徙，于公设法招抚招徕；又担心恢复故业的人害怕征收赋税，不能再坚定定居的意志，于是上奏免除他们拖欠的税粮，并请求明令有关官员考核政绩，以辖境内有无流民作为优劣标准，使他们知道警惕。

译那里霜降得早，田地贫瘠，收获后应当输送边疆的物资多折合成金银携带，奸民常常偷偷携款逃走。于公上奏派官员押送，以惩治这一弊端；并请求免除煎炼销铸的费用，以便分发，尤其有利于百姓。于公曾从河南到山西，夜里经过太行山，有一群盗贼持械叫喊着冲上来，随从惊骇失色。于公厉声呵斥：‘你们是什么人？’盗贼听到于公的话大为惊恐，四散逃去。与于公同在任所议事的刘孔宗，约束自己极其严格，和同僚很少合得来，众人便捏造贪赃罪名污蔑他。于公知道这是诬陷，立即上奏为他辩白，且常常因功名太盛而感到畏惧，请求举荐参政孙原真、王来来代替自己。当时宦官王振正掌权，有一名御史的姓名与于公相似，王振本想借机触犯他，误以为是于公，于是乘机唆使言官弹劾于公擅自举荐他人代替自己，将于公罢为大理寺左少卿。河南、山西两省百姓加倍赶路奔赴宫阙，交相上奏请求挽留；亲王藩臣也以不能没有于公为由请求，于是朝廷又任命他巡抚，这确实是正统丙寅年。第二年又任兵部右侍郎，留在京师处理部务。当时于公的父母相继去世，朝廷都命他奔丧，并两次派行人汪琰到杭州赐祭、办理安葬事宜；于公恳切请求服满丧制，皇帝不准许。又过一年，己巳年，这时也先侵犯独石、马营，到了秋天更加猖獗，皇帝下诏亲征。于公与尚书邝公埜上奏说：‘边疆将士都可以托付他们抵御敌人，不必让皇上劳烦亲率六军；况且皇上是宗庙社稷之主，不可轻易亲临战阵，恳请留在京师。’ 八月十五日，军队驻扎在土木，敌军突然来到，主将失去军纪，王师大败，皇帝乘舆向北而去。宣府、怀来仅能自保，沿边城堡全都奔溃一空，京城大为震动。当时于公独自主持兵部事务。他向北遥望，放声痛哭，发誓消灭敌人。正准备商议集结军队，以守护京师。适逢皇太后命郕王监国，以维系人心。当时台谏官在朝廷上议论，认为土木之变的罪责应归于王振。郕王刚开始代理朝政，仓促之间还没有处置办法。锦衣卫指挥马顺一向依附王振的意旨，对此很不平。众人起身揪住马顺，将他打死。又搜捕王振亲信的两名宦官，准备把他们也打死。朝班混杂，再没有朝廷仪制。郕王疑惧，几次想退避，许多大臣也收敛躲避。于公坚定地站立不动。当时有人请求郕王留下，并请求降旨告谕群臣不要擅自处置王振的罪行，等候请示太后后再诛杀。马顺的罪本应处死，郕王忽然下令让将军赶紧把两名宦官打死。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退朝时已过午时，于公的袍袖都被撕裂了。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公的手说：‘今天正是依靠您诸位；如果只是我这样的人，即使有一百个，又能替国家做什么？’于公辞谢说不敢当。随后晋升兵部尚书，他坚决推辞未获允许，才开始就职。于公接受任命后，正值多事之秋，首先弹劾随从皇帝出征而失去军纪的人，武臣顾兴祖等、文臣王佐等，都应当议罪上报，使后来任事的人知道应当听从命令。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郕王即位，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改明年庚午为景泰元年。于公入朝觐见，哭泣着回答说：‘也先无道，侵犯我国边疆，拦留皇帝车驾。他既已得志，将有长驱深入的势头，不可不预先谋划。近来各营的精锐兵员和武器几乎耗尽，应当赶快招募士兵，替换漕运士卒，以备调遣；命工部分设机构制造兵器，留作备用。京师九门尤其是要害之地，应当命都督孙镗、卫颕、张轨、张义、雷通分兵防守；选派给事中、御史，像王■〈立玄〉这一类人，作为他们的辅佐。把军营列在城外，以振作军威；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随地安置，不让敌人掠夺。通州积存粮食数百万石，搬运固然困难，但也不能丢弃而资助敌人。应当命令在官府领取粮食的人全部到宫阙领取，按照人数多少领取粮食后返回，使他们聚集到京师，这样或许可以两全其美。大同、宣府曾经遭敌人劫掠，请下敕命令各地守臣协力防守镇抚，训练整饬，务必做到有备无患。至于选用人才，更是最紧要的事务。文臣如轩輗，应当命他巡抚；武臣如杨洪、栁溥，应当任命为将帅。军旅之事，臣请求亲自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奏效，就治臣的罪。’ 皇帝全部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后付诸实行。当时边疆情报接连不断，讹传纷纭，于公总是事先防备，随机应变，众人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他身上。太监喜宁是北方少数民族人，土木溃败时投降归附也先，于是被也先任用，带领敌人入侵。敌人护送皇帝车驾奔向紫荆关，京师戒严，朝臣中甚至有人携带家眷向南逃跑。侍讲徐珵借口错误地解说星象，倡议迁都南方，事情传入后宫，民心动摇。于公痛哭，在朝廷上抗言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是宗庙、陵寝所在；社稷在这里，百官万民在这里，府库和仓储也在这里。如果这里都不守，还要到哪里去？一旦有所行动，大势就完全丧失了。宋朝南渡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皇帝认为于公的话正确，于是守卫京师的议论决定下来。主将石亨又提出不同意见，想完全关闭九门，坚守城垒以躲避敌人的锋芒。于公说不可，请求率先士卒，亲自披上铠甲头盔，出营到德胜门外，关闭城门以表示决心死战，并含泪以忠义劝谕三军，人人都受到感动振奋，勇气倍增。十月初一，也先进入紫荆关，传言要送皇帝回京，敌军先头部队突然到达，我军坚守阵地毫不动摇；敌人知道我军已有防备，稍稍退却。也先随后到达城下，与我军营垒相对列阵，而皇帝也在敌营中。敌人窥见我军严整，不敢进一步进攻；我军也不敢轻率地向敌人发一箭。喜宁唆使也先邀请大臣出城议和，并索要数以万万计的金帛，显然是故意提出难以答应的条件，以便挑起事端。两军对垒共七天，到十月十六日前后，敌人把护送皇帝车驾的营地逐渐移远，我军才举炮轰击敌营，死在炮火下的敌人数以万计。也先大受挫败，连夜逃走，京师解除戒严。当时人们说，这是不交战便使敌军屈服，实际上是上天降生于公来保卫社稷。论功加授少保、总督军务，于公坚决推辞，过了很久才接受。他曾对人说：‘四郊都有敌军营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如今只有宣布敌罪、讨伐贼寇，恢复皇帝车驾，这才是臣子的职责，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同参将许贵上奏，想派使者议和，以暂缓敌军攻势，慢慢谋划讨伐。于公说：‘去年冬天曾派都指挥李铎、指挥岳谦带着丰厚的金帛前往，敌军却仍然长驱深入；后来又派通政王复、少卿王荣去商议迎接皇帝回还，也没有见到皇帝车驾便返回了。敌人诡诈难测，和议不值得依靠。何况我们与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议和就是背弃君父、忘记大义，从道理上本来就不可行；即使暂时知道敌情，也不能因此冒险。敌人的要求无穷无尽，答应就会受害，拒绝就会生变，形势上也行不通。不如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养成威势、积蓄锐气，不要轻易派使者去自取其辱。’

译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公认为涿鹿、真定、保定、易州都是京师附近的地方，兵力单薄，即使曾派都督刘安率军巡查，仍担心敌人远遁后任意劫掠，兵力来不及救援，于是上奏派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王虹等分兵增援；又请求下敕命令右都督杨俊节制他们，百姓因此有所依靠而安定。又因为敌人深入之后，必定先攻打白羊、紫荆、倒马等关隘，便再次上奏调拨京军与原来守关的官军，使各军互相援助，不致误事。侦察报告说敌军逼近关子口的总兵朱谦，第二天又报告说敌军在雁门关追赶石亨，烽火十分紧急，远近人心骚动。众人认为应当赶快发兵援救，于公却不为所动，立即上奏作战方略，秘密授予石亨等人，同时命各营选调军马，仿佛将要限期大举出兵。不久报告说敌人已经出境，这才显出于公判断敌情的审慎。于公认为喜宁不除，边疆便不能安宁，于是把计策交给杨俊，擒获喜宁押送京师。于公在朝廷上弹劾他的罪行并将他诛杀。从此敌人终于畏惧悔过，不敢再来侵犯。恰好这时也先派使者入朝进贡，请求送皇帝车驾回京，朝廷怀疑而不相信，把此事交给群臣讨论。于公说：‘这是上天的意思。君臣的大义、兄弟的至亲，应当立即派使者恭敬迎接，以顺承天意。’ ‘万一敌人果然怀有诈谋，我们也有理由应对。’于是议论决定下来。秋季九月，皇帝车驾从北方回来，众人都称赞于公一句话的重要。当时边疆的事稍稍安定，于公更加致力于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政务。河间、东昌等处，永乐年间安置了许多投降归附的人，敌人入侵时，他们正想乘机作乱。于公借南征之机，上奏派遣其中有名号的人随军出征，于是把他们留在那里，作为暗中消除隐患的办法。天寿山是祖宗陵寝所在之地，却没有城郭，敌人曾侵犯那里，于是上奏起用成山伯王通修筑昌平城，迁移军民到城中，以守卫陵寝，同时加强边关的援助。临清是漕运船只经过、商船汇集的地方，实为咽喉要地；敌人入关时曾有占据此地的谋划，于是上奏派平江侯陈豫筑城防守，临清遂成为重要镇所。不久侦知谋划此事的原来是我方逃亡者小田儿，他恰好混在敌方使者中前来窥探虚实。于公上奏把计策交给侍郎王伟，便借大同这条道路将小田儿诛杀。当初北方边疆的独石、马营八座城池被敌人占据，于公认为不能放弃，便上奏令都督孙安接受方略，率军越过龙门关，边战边守，因此八城得以全部收复。于公认为京军分属五军、神机、三千等营，虽然各自有总兵，却彼此不统一；遇到调动时，往往临时挑选抽调，兵将互不认识，最终很难发挥作用。于是议定从各营马兵、步兵中选取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各自设立名号；每营由一名都督总领，每五千人设置一名把总都指挥，每一千人设置一名把总指挥，每队设置两名管队官。这样组织编练，体制确定后，兵将彼此熟悉。遇有警报需要调动某营，就由该营总领都督以下的各级军官督率出动，号令专一，行伍不乱，这是很好的兵制。所以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杨俊提议上奏，将京营兵和三边各路军马全部调出，大举围剿敌人，便可以取得胜利。于公上报说不可，并说：‘这样一来，京师和各路的军马如果被敌人分兵牵制，还拿什么来应对？这不是兵家求取全胜的谋略。’皇帝听从了于公的话。杨俊平素跋扈，当时人们认为这一主张足以削弱他的权势。这时浙江、福建有邓茂七、叶宗流，广东、广西有黄萧养，乘时机偷偷起兵，残害攻破郡县。一时之间，朝廷命令将领出兵，都是出自于公的筹划；即使相隔千万里之外，他遥相指挥也能切中要害，仿佛亲自到过当地，最终都靠围剿平定。贵州苗族贼寇作乱，侍郎何文渊上奏请求撤销布政司、按察司，重新设置宣慰司，让土官治理当地，保留都司以管辖各卫，并派大将镇守。于公说：‘贵州自祖宗开创以来已经过了八十多年，难道只因为小股盗寇就仓促毁掉已经取得的成就吗？况且土地和百姓都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原文‘事遂事公’有疑误，疑为‘事情于是听从于公’。考虑到北方既已平定，军国事务可以暂缓，于公恳切请求辞去兵权，以回应上天的灾变，请求罢免职务，但都没有获准。当初也先侵犯京师时，石亨因于公的功劳而突然升为侯爵，内心很不安，于是上奏说于公的功劳应当让他的一个儿子得到官职。朝廷立即授于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于冕多次上疏恳切推辞，并且说：‘即使想为儿子求官，也不应借石亨之手。’皇帝没有准许。于公接受任命后，对冕说：‘我本来是个读书人，在圣明君主忧劳勤政的时候，应当分担责任，以死报国；只是我的功劳微薄而所得报答丰厚罢了。你应当磨炼名节，不要辜负皇帝的恩命。’朝廷又在京师西面赐给于公一所宅第。于公上疏辞谢说：‘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哪里是臣子安居享受的日子？况且星象显示灾变，正应当减损享用，怎么可以厚享优待来增加自己的罪过？’皇帝不准许。于公于是把平日所得的赏赐、盔甲、袍服、腰带等物搬进宅第，封存标记并加意保管，只是不时前去查看。于公一向苦于痰喘，常常住在值班房，以便上朝。一天病发，皇帝派太监兴安、太医院使董宿前来看望。董宿说：‘这种病非竹沥不能治愈。’ 兴安向皇帝说明于公平日奉养自己十分俭朴。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竹沥赐给于公，并命令计算于公所需用的数量，全部由尚方供给，这大概是特别的宠遇。病情稍有好转，于公又恳切请求辞职回乡，皇帝不准。皇帝特意下敕劝谕挽留并免除他的朝参之劳，还多次派宦官催促于公出来处理政事，可见他受到皇帝倚重到了这种程度。于公掌握兵权很久，号令、赏罚都由他决定，议论所涉及的事务，即使宿将也收敛畏服，石亨等人不能插上一句话。石亨一向贪婪放纵，尤其受到于公裁抑，日积月累便形成嫌隙。石亨的侄子石彪本是骁勇的将领，当时人们都担心他们一家同时掌握京军。于是于公上奏派石彪任游击将军，前往大同戍守，使叔侄二人不能遂行私意，他们更加痛恨于公，想着办法倾陷他。丁丑年正月，景皇帝身体不适，于公与朝廷大臣联名上章请求恢复皇太子之位，没有得到答复。英宗皇帝重新登上正统皇位，这正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向他的时机。石亨等人贪取上天赋予的功劳，把它据为己有，反而诬陷于公等人迎立外藩，作为罪名，与大学士王文等六七位大臣一同下狱。主管官员查验到金牌、敕符都还保存着，除此之外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依据。石亨等人却一定要置于公于死地。恰好徐珵等人曾因倡议南迁受到于公斥责，长期得不到升进，于是改名为有贞，尤其痛恨于公。

译在朝廷审讯那天，徐有贞极力声称应当大肆拷打，这样没有谁会不认罪。王文愤怒难当，竭力不停地辩解。于公说：‘石亨等人已经打定这样的主意，辩解又有什么用？’主管官员迎合石亨的意旨，竟把‘意欲’二字牵强附会，罗织成罪案，这大概就是秦桧所谓‘莫须有’的旧伎俩。这个月二十三日，罪状上报，皇帝仍犹豫了很久，说：‘于谦确实有功。’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徐有贞便直上前说：‘如果不把于谦置于死地，今天的事情就成了没有名目的行动。’皇帝的心意于是决定下来。当时锦衣卫指挥刘敬正带刀在宿卫，亲眼看见这件事，后来每次说起，都没有不把它当作遗恨的。于公去世那天，天日无光，朝野都为他感到冤屈。太监吉祥部下有一个名叫某人的达官，听到于公被杀，悲痛地在街市上哭泣，拿着酒浆洒在地上祭奠于公。吉祥听说后严厉斥责他。第二天，他仍像先前一样前往哭祭。这确实是忠义激动人心，即使是异类，天理也终究没有泯灭。此前，杭州西湖的湖水干涸，土地裂开，人们都惊异不已。孙原贞当时以尚书镇守浙江，对人说：‘贤能之士的诞生，实在是集中了山川的秀气；今天这样的征兆，莫非贤哲将要死去吗？’这大概指的就是于公。到此果然应验了。于公生于洪武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只有六十岁，可惜啊！主管官员查抄于公的家产，除朝廷赏赐之物外，没有其他一件东西，这正是于公平日严格自律的表现。不久，陈汝言接替于公任兵部尚书，却因受贿败露。皇帝命人把查抄陈汝言的财物陈列在大内廊庑下，召大臣进去观看，并且说：‘景泰年间，于谦任职很久而且专权，却没有留下任何多余财物；陈汝言任职还不到一年，怎么会有数不清的贿赂？’皇帝因此变了脸色。石亨等人低着头不敢动。抚宁伯朱永出来对人说：‘今天看皇上的意思，石亨这些人恐怕无处逃脱了。’一天边疆军情十分紧急，朝廷召集大臣商议。顺侯吴瑾进言说：‘如果于谦在边疆，祸患不会到这个地步。’皇帝为之默然。当初于公被害时，皇太后还没有来得及知道；等听说后，连续悲叹哀悼了好几天。皇帝听到这件事后更加明白于公的冤屈，深深后悔。不久，徐有贞因犯罪被远谪，石亨等人因谋反获罪，家族被诛灭。这些都是皇帝内心有所惩戒的表现，也正是天道循环报应的明显验证。当初于公的遗骸，幸亏都督陈逵怜悯他无罪，暗中用钱买通守卫的人，收殓埋葬了。过了一年，于冕派义兄康去拜访陈逵，陈逵于是准备棺木和殓衣，让康扶柩回杭州，安葬在祖坟中，就是今天建立祠堂的地方。于公天性耿介，不结交私人党羽，只凭忠诚取得皇帝的信任；他知道分担毁谤、承担怨恨，从不有所顾忌。他不宽赦贪赃的官吏，却常常宽宥小过；急于荐举贤才，不遗漏任何一个善于任事的人。凡是经他甄别提拔的人，如孙原贞、王来，都是他在巡抚任上荐举的。其他文臣武将中功名显赫的也很多，可见于公识人的明察就是如此。他所到之处声誉和政绩都十分卓异，百姓对他的遗爱永远不忘。因此江西在郡学名宦祠中祭祀于公，河南在开封庇民祠中祭祀于公。三省百姓家家都有于公的画像，饮食时必定向他祝祷，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到了己巳之变，军队刚刚兴起，朝廷内外议论军务的人纷纷把意见送到兵部，于公全都依据道理裁定，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否则就停止；知道的没有不说，想说的没有不说尽。一时之间能够整顿军备，推尊智谋勇略，最终肃清大敌，迎回皇帝车驾，使社稷安定、边疆巩固，这确实是世上罕有的功勋。他历事三朝，官位达到人臣极致，但杭州的旧宅从未增修一尺一寸。遭逢内外丧服而回乡时，家中萧然，与贫寒士人没有不同；孤忠峻节，无论平安还是险难都不改变，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平日喜好学习，手不释卷，写文章有奇异的气势，诗词清新秀丽。在江西时，他唱和祭酒胡頣庵的《山居十咏》；在河南时，他唱和冯海粟的《梅花百咏》，诗都在片刻之间写成，广为人们传诵。他尤其擅长撰写奏疏，直到现在仍被视为典范。政务繁忙时，每天上奏几十篇，累计达千万字，下笔如流，全部切中事务的关键，人们都佩服他的明察果断，最终推许他为天下罕见的人才。他一生著述很多，如今只保存《节庵诗文稿》《奏议》各若干卷；经历祸乱之后，大概只剩原有著述的千百分之一。夫人董氏，屡次追赠一品夫人，是翰林庶吉士、永丰知县镛的女儿，性情柔顺贤惠、安静专一，能够谨慎地辅佐丈夫。她在先父去世十一年后去世，于公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便终身不再娶，也没有妾侍，人人都称赞他的义行。儿子一人，就是冕；他由府军前卫副千户改授兵部员外郎，升任礼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应天府尹，在文学和政务方面都没有辱没家传。女儿一人，嫁给锦衣卫千户朱骥；朱骥因于公之事受牵连而戍守边疆，后来得到宽宥返回，屡次升官至都指挥使，掌管锦衣卫事务。孙子一人，名叫允忠。孙女六人：分别嫁给吏科给事中张晟、工部员外郎倪阜、益都知县孙武卿、德清县学生徐九万、杭州府学生沈继荣，以上为她们的女婿。呜呼，于公的功业，当时曾被屈抑，万世终将伸张；当时所受的冤屈，史官记载以及圣上眷顾、抚恤的恩典，诏命屡次颁下，已经使一时的屈抑成为万世的伸张，使一时的冤屈得到万世的昭雪。于公这样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岳出生得晚，虽然从童年起就听见、见到有关他的事情，但时间已经久远，而我的才力又薄弱，不能充分宣扬朝廷褒奖忠臣、记录功劳的盛典，也不能彰显于公舍身为国的大节。姑且依据于冕的叙述，搜集其中的大概，为他刻石立在墓道上，昭示后世，用来劝勉将来做臣子的人。只是于公的名讳与先父相同，我不敢因私人的缘故缺而不书，因为于公所关系的事情重大。面对这篇文章，内心战栗。铭文说：上天专一保佑，贤能俊杰挺然诞生，实如商代的昭明、周代的贤臣，成为国家的栋梁。于公降生，确实足以拯济这个时代；才智雄伟，见识卓越，具有孤高的忠诚和正直的气节。起初镇守两藩，直到掌管五军，百姓的困苦全都得到缓解，边疆的尘患肃清。时局正安宁，他却担心敌人忽然偷偷发难，皇帝说‘去吧’，拿着兵器去讨伐。于公上疏恳请皇帝留守，六军已经列阵；皇帝越过关隘向北而去，不到十天，敌人竟敢侵犯边疆，皇帝车驾向北巡狩，于公独自主持军务，痛心疾首。浮泛的议论纷纷而起，于公斥责并纠正它们；人心动摇不定，于公使之镇定。对内决定朝廷的议论，对外抵挡敌人的冲击，一时国家的安危，万众都注视着于公。国运重新安定，皇帝车驾终于复归；声名很高却招来毁谤，功劳极大却没有得到记录。于公在世时因功劳而受用，死后却因冤屈而遭害。幸而圣明的皇帝终于使真相昭彰，万世流传的名声和一日遭受的厄难相比，是失去短暂而获得长远，于公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高大的祠堂显扬着尊贵的名号，报答功德的祭祀永无穷尽。西湖之■〈田需〉与岳庙相同，庙宇形貌庄严肃穆，于公仿佛仍在那里。唉，后世的人啊，要守护瞻视，永不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