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峯集卷一

译苍天映照着清水，水下可以看见白云飞过。天和水从哪里来？飞动的云又依托于什么？人的一生也正是如此，万物的融聚与凝结其中自有机理。这种机理就是天命，我的内心端正，决不会违背它。在碧泉兴起时写作，因眼前景物有所感触，于是续写魏武的诗。面对美酒应当高歌，人生能有多长？过去的人事像江水一样流逝，未来的事物像河水一样到来。来来往往没有穷尽，不改变，也不偏移。奉养自身、治理万物，哪里有多少之分？天地长久，我这一生也没有别的追求。喜爱这泉水啊，它在山的角落。题谈氏濯缨亭。茶陵的水像沧浪水一样清澈，我骑着远行的马登上小亭。孔圣人已经离去了，再也不能见到；野人有歌，又有谁来听呢？孟子能够推求孔圣人的心意，这幽深的意旨又有谁来寻求？可惜中原没有人过问，今天姑且作一首《梁父吟》。观看建安七子的诗。写文章能够阐发精妙的道理，治理国家能够施行长远的谋略；【原文疑误】建安年间，才子足以令人欣悦。王、刘、应、阮几人，精神才华可以彼此交流。西南方汉朝的太阳将要落下，扬州、益州在两方奋起；山河如同裂开地轴，星象仿佛分开天路。八师遇到有姚【原文疑误】，万世留下楷模；一元之气共同成就大化，五服之地拱卫皇都。那七位才子悠长的身影啊，流逝的光阴使他们失去了真诚；举杯宴饮，姿态婉娈，鼓瑟吹笙。主人恭敬地爱护宾客，只是徒然彼此吹捧。魏国的国运最终并不长久，遗留的谋略也只能维持片刻；转眼数十年过去，刘石纵横于八方。因此汉高帝才会轻慢辱骂、轻视文儒。小园将要建成。我喜爱青山，尤其喜爱衡山；它镇守南极，群峰层叠，满目苍翠。西池西面的五座山峰，与新亭正面相对。高大的岳山屹立在天地之间，我漂泊的身躯寄居在衡山旁。衡山有七十二峰，像奔走而来的芙蓉峰，全都各司其职。紫盖峰顶仿佛太阳向东奔驰，却不朝拜芙蓉峰，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测度。芙蓉峰顶栖息着白鹤，如今人们看不见它们成双飞翔的翅膀，大概是随着凤凰遨游赤霄，远远飞向青田谋求雁食，在九皋悠然鸣叫；这种奇异的踪迹，只允许群仙知晓。我平生苦于没有迎合世俗的情韵，于是置身于大禹巡行的方域之中；云舒烟卷，正好试展胸怀；月下风前，得以领会其中消息。四时都有酒，也都有花；一生没有丧失，也没有获得，尽管让人把这些景致画图流传。拄着藜杖见我吧，来看看山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送琏老。湘中有应中古道场，又有峨眉道人居住在那里。昔日从三生藏中而来，今天要到十二峰前去。拄着锡杖飘然告别故人，笑着望向梅花，整理行装踏上旅途。我曾经问您佛教五宗的宗派，您像闪电扫过群生那些微小的见解。直指万法本来无尽的本体，坐在那里便觉灵光充满沙界。辩才纵横，仿佛倾倒天河；气势峥嵘，整顿已经败坏的禅宗。唉！我生在儒门，儒门的大业却无人论说。天下滔滔，姑且想象天之下，满眼都是云屯般的衣冠之士。焚香再拜，祈愿圣主使三教统一，使天地清明。水心亭。水从灵妙的山涧流来，清澈洁净，不可玷污。经过我的亭子下面，正好看见涓涓流淌的地方。看见这些景象，又能说明什么事呢？想要说，难道没有道路可循吗？百丈高的潮头涌起，一勺水中本性本来具足。它在大地之间运行调理，使中原的形势清楚显现。江汉、荆襄一带可以远望，河渭、关洛一带坚固可靠。衡山像折断的底柱，触碰山石，堆积成灩滪。水流浩荡达三千丈，广阔地遍布四海。哪里会没有险峻阻碍？它仍然盈满洼地，流淌而去。哪里会没有堤防？它顺势向下，流散而无所停留。平整的青山田野，渺远而均匀地【原文疑误】；浩荡的白虹般舟船，飘荡飞驰，任意奔逐。到来的水流没有终穷，渡济的人数也无法计量。周遍流行而成就造化的功用，精妙的本体不与万物争竞。寄语观水之人：人事的道理不在章句之中。同伯氏回乡。江村的沙地温暖，蒌蒿长了出来，滋味比枸杞更新鲜，甘甜芳香，嫩芽茁壮。荻芽生长在近岸，紫花台莱刚刚还没有品尝过；白羊和黑母牛都在放牧，茅屋竹篱就是故乡。人生未必一定要富贵，只愿走遍万里仍然身体康健强壮。径直买来官场上旧酿的酒，与春风一同痛饮，欢乐还远没有结束。《桃源行》。向北归去已经渡过沅水、湘水，骑马迎着东风走在武陵路上。山花无限，却不能牵动我的心；我只喜爱古来生长的桃花树。听说桃花源还有源头，居住在那里的人共同享有仙家的乐趣。那个渔人现在在哪里呢？我想乘他的渔船，向着源头寻去。江头遇见一位老渔父，烟水苍茫，云低日暮。他放下钓竿，拱手对我说：“桃源的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当时渔人捕鱼得到钱，便买酒，醉卧在桃花旁。桃花被风吹进梦里，自然有人世间的事情与他周旋。酒醒后，他惊讶地把这件事告诉同伴，远近的人听到回声，便都相互传说。”靖节先生是超出世俗的人，为什么记载虚假的事情而不考察真实呢？先生在末代艰难地保持高洁的步履，高雅的志向不肯成为秦朝的百姓，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寄托幽深的心意。要是世间真的混杂着风尘，那么川原远近应该蒸腾着霞光，理应有一片桃花随着水流从东方漂来。唉！神明通达八方，难道只是把桃源藏起来吗？我听了这些话，深受启发，勒住马告别渔父回来。到了早晨，遍览三春景色，不要让风雨把它们徒然化作莓苔。独自坐着。我选择居住在幽静优美的地方，衡山环绕着五座山峰。向西望去，青天幽远昏暗；云彩忽聚忽散，浮云时来时去；飞鸟舒卷自如地飞翔，饮食啄食都任其天然，仿佛全不受扰。我这一生与鸟和云相比又怎么样呢？我转过头来，心思已经转向人间了。律诗。呈给孙奇父诸公的《梅花》。万里之外春意归来，越过短墙；梅花孤高的品格，也仿佛压倒了当年群芳。月下花影疏淡，天然清瘦；风前姿态洒脱，自在地散发幽香。寒意浓重时，花朵正好开放；暖烟刚刚消散，果实便先供人品尝。越地之人不走梁台旧路，画角一声响起，实在令人肝肠寸断。题写给友人的《养素轩》。年轻时我的情怀寄托在沧洲，壮年仍然知道要学习孔丘。世间万事只怕心中有病，一生不愿成为梦中的游人。紫泥诏书降下时，人必须在位；打开黄卷读书，我自会收获其中的道理。以奔波于红尘为耻，不愿徒劳奔走；看着云彩消散殆尽，心意纵横，迎向秋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春日到郊外出行。东郊野外烟霭浓重，姑且驾着柴车去探问春天。远处的草在烟雾中沉浸一片碧绿，高处的花映照着新制的绮罗般鲜红。迎风的柳树占据着黄莺啼叫的地方，带雨的泥土融软，燕子用嘴衔泥也显得匀整。草木禽兽各自保全、各自满足，天边却愁坏了踏青的人。和韩叔夏《碧泉》诗。灵秀的泉源分出一脉，仿佛银河倾泻而下；它隐约映入长天，寄托着万古不变的情怀。林影淡淡摇曳，秋月清冷；山涧翻涌，先凝结成玉壶般的清澈。过去栽在岸边的柳树已经合成浓荫，新种的几株梅树也已结果。是谁把人引来探问消息？只是因为山外传来了流水的声音。题写《法轮寺》。春色刚刚收尽，夏日的气息清新。道路在松树和桧树间分开，通向峥嵘的山势。山路深深盘绕在岣嵝山中，千座山峰向下铺展；远处环抱着潇湘，只见一线明亮。众人总是迷失于自身所在之处，只有除去三重关隘，道路才会平坦。山林如果也有情欲而留恋，和在红尘中争逐利名又有什么不同？郭氏的嘉山亭。衡山居住起来哪里像洛城呢？即使不久居住，从来也是不多余的。京城中很少有人继承旧日功业，清闲之身却自然以诗书为富。搜求万物神化的道理来观览《周易》，略去玄黄之说和鄙陋的太初之论。最是忘却机心地处在湘水之上，风轻日淡，观看鱼儿游动。湘中馆。

译湘中馆俯瞰潇湘，景色即使入画也难以描尽；波澜直入大海，这里正是通达的渡口。风吹着枕席，清凉得使人无梦；烟雾覆盖江城，拂晓时景色变得如春。柳色几度轻轻转过头去，梅花却偏偏映见远行的人。谁能不追逐红尘而去呢？到了任何地方，都清楚地认得自己的本来面目。和范公授诗。贫病之中离群独居，不要嫌满床的黄卷；静静地翻读寻求，情理相通而不妨碍天机的精妙。行走实践之后，才知道学海的深广。宇宙之中一个人的身躯虽然微小，天地间万象却总是森然繁盛。这个意思明明白白，人却很难防备它；长久地望着青衿之士，希望你肯继续传来声息。在紫盖峰前修筑小园圃，每天亲自料理园圃事务，写下这篇诗辞呈给伯氏，同时寄给彦达先生。有志向的人从来不徒然忧愁，所忧虑的只是自己的心不如前代贤者。开垦田地还没有完成，头发已经白了；等到收获时节，便在晚秋忘却一切情怀。自觉才疏，却还胜过北海；又没有经学足以震动西州。甘愿在南山脚下耕种园圃，长久辞谢周公，并为有愧于孔丘而自惭。和伯氏诗。我经营园圃并不是为了学樊须，锄地回来以后又读书。董子不窥视园圃，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陶公则因喜爱自己的居庐而自得其趣。花枝在瘦淡的日光下应当扶持举起，春回时草色复苏，不要把它们铲除。长久让这里面的消息留存，那么这一生到什么地方不能安居呢？水石。水和石头是我平生性情所适宜的，栽花种柳也自然而然。春风吹来花朵开放，游人都看得见；秋月下云彩收尽，月光照着我的园子。玩赏田垄上的云气，心情自然闲逸；放开心怀体察天理，道路没有偏私。坐在千峰下的白石旁消磨时光，向箕斗星宿之间长啸一声。在碧泉重阳节有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祝融峰的地势，东南俯视西北，星辰环拱着汉关。山河冷落，倚凭玉几而日渐凋残；名物也损害了朱颜。西风凛冽，大鹏在空中奋力搏击；朔方的雪飘飘而下，连大雁也感到寒冷。正担心中原的消息已经断绝，试问有谁曾经到过五陵之间？云彩和阳光收敛光芒，山水环绕着幽静挺立的亭子。秋风送来南飞的大雁；当年举行祓褉之礼时，千种花朵多么美好。今日登临远望，却被万片落叶惹起愁情。雕刻蜡烛，桂香环绕着远路；缕金莲花的色彩扰乱了方舟。身在丹青妙境之中自知其乐，不愿像浮鸥一样任凭风浪漂流。吴承远讥讽我登山。胸中没有滞碍就是神仙，行止从来各有天命。洞中的道人心情畅快，云间的游子自然轻盈翩翩。尘世的情怀已经被山风一扫而空，美好的情意全都从梅花花蕊中传来。回头看看七香车上的客人，大家都归去吧，不要再流连。和王师中的诗 是谁惊讶河水结冰、脚踏秋霜？如今金城汤池已成了破败的墙。还没有见到主人来到北道，只听说群盗已离开南塘。为时局忧虑，我不叹息自己的久困滞留；寻访道义，您却能在荒远之地自得其乐。红色帷帐早早迁移，收拾起晚岁光阴；吟风弄月，声名撼动衡山、湘水之间。衡阳一带飘飞着清霜，梅花李花争着迎春，开到墙外；萱草杂乱地生长，封蔽着远岸；柳梢摇曳着影子，淡淡地映回池塘。午间从三条小径走过，春光因此活跃起来；傍晚望见千座山峰，山色苍茫。无论停留还是行走，都能自得其乐；感慨时局，真可笑那沉湘而死的屈原。岁寒之时，孤高的节操凌厉如冰霜；汲取古代学问，门前开阔，有数仞高的墙。北方边塞的烟云封锁着赤县神州，阳关的一杯酒使青塘断绝。没有才干，徒然为当世忧虑；不能执掌政事，也就难以怨恨苍天。独自坐着，独自行走，寻求同道伴侣；但愿与山涧的莼菜、山中的蕨菜一同归于湘地。和他人的诗 天柱山的新诗缺少后继的唱和之声，我几次打开诗卷，静静地披读寻味？古今绵延，天地广大；华夏与夷狄盘曲纵横，海岳深远。我总是喜爱踌躇思考、振兴事业的意念，从不以勉强作为防备天意的办法。中原未必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怕我们这些人年老而自相侵蚀。拜谒虞帝祠 有虞氏姚姓之君，心思精妙，能够赞助天地。尧、禹的兴亡，依赖他们二人相继存在。蒲坂的旧都向西望去遥远，苍梧的遗迹所涉之事难以评说。九官各自尽职，群英汇聚；二女家庭和美，圣德尊崇。万代君王都以他为典范表率。可叹一座祠庙竟破败在荒村之中。送别吴卫道 学业应当显露根本，语言本身没有用处，不必苦苦评论。自古以来，醇酒使人怀念公瑾；如今又有谁懂得孟孙那样的药石之言？不妨凭借游乐来试验功力；防止外表严厉却内心沉溺昏乱。临别时深感惭愧，没有什么可以相赠，只姑且写下这篇粗陋的诗词，展示给您这位奉持佛法之门的人。送别全当可 自从离开贤关，已经二十年了，人世间万般事情都已淡然。可叹这里本是烽火干戈之地，原来却是衣冠礼乐之乡。骑马在南方的道路上相逢，在大江边共同举起离别的酒杯。此时的景色如同秋色，自古以来，丹青妙手也难以传神描画。

译书院即事 因为没有经世济民的学问，便在万里之外筑起幽静的居所。水波上涨，青色的堤岸显得宽阔；柳枝低垂，春色也低低铺展。烟霞花影熏染着小院，风中的竹子遮掩着红色的台阶。这便是神仙居住的宅第，世上的人应当还没有迷失。独自在碧泉漫步 潺潺的秋风吹动着，傍晚在前桥散步后归来。小鱼冲向岸边，白鸟站在溪水湾曲处。明月照耀秋水，淡淡的烟雾笼罩远山。这时才知道造物主也怜惜我，使我一身清闲。题咏双井的水仙，说它有如妃子的尘袜盈盈，具有洁白素雅、倾国倾城的风姿。我在台上种下这种花，正当天寒风烈、草木全部凋萎之时，唯有它的孤根独自秀美，不畏惧霜雪。时时有奇异的香气袭入衣襟衣袖，使人超然自得，仿佛同善人君子相处，便随他们一同受到感化。这样才知道，双井从来没有得到水仙真正的情趣。于是姑且写成四十字为它洗刷羞耻，只是苦于词句不能充分表达，请诸位一笑。万木凋零受伤之后，唯有一丛嫩绿独自生长。花开在飞雪下面，香气随着冷风飘行。它的操守高过青松，坚贞胜过翠竹。挺然屹立，凝聚着宏大的节操，谁说它只有妩媚盈盈的容貌？给两个儿子看 这颗心精妙无比，没有什么可以相比；大道广大，无可匹敌。精妙之处果然在于我不去强行使用它，而是承袭前辈，在眉睫之间得到它；它直与天地浑然相对，最终形成万古不破不碎的形体。懂得大道的盛衰，涉身尘世而随悲欢变化；形迹滞留在红尘之中，情志却寄托在青云之上。早年勤奋学习道术，晚年却懒于做官。心胸活泼，如天地运转的机括一般，身体自然安适。泉水之上 早晨起来，走过林丘，路上经过泉水之上。抬头望见天边，日色西下，水底浮着浪花。沙子洁净，蒲芽碧绿，风牵引着荇菜的长带随水流动。澄澈的水波中站着白鹭，细浪追逐着轻盈的鸥鸟。翠鸟飞来又飞去，长身的鱼跃出水面，更在水中游动。水波一动便成了美好的春色，越发觉得道意幽深。田舍究竟在什么地方？江湖的兴致还没有收尽。徘徊不忍离去，暮色降临，寒意如同秋天。五峰亭 开凿山石建置亭榭，挖开池沼放任水波荡漾。松竹稀疏，隐约透出绿色；菱角、莲花依次呈现丹红。风烟充满清幽高远的意味，气象显得淡薄而高寒。以此取悦这千金之躯，舍弃那些百般忧虑。聚集神岳的精灵，使人间掀起漫天波浪。快乐产生，忧患也随之聚集；我徘徊倚立，走遍栏杆。挽悼孙奇父 英雄割据的时代，您年少时便已成事；豪杰名士，翻然归于仁义。您以身殉于南州，任职为官，师法西洛；陪伴前辈，情怀高尚，崇尚礼乐。到了末世，看到戎狄陈兵；王师屡屡溃败逃遁，我因愤懑而染病，卧居草庐于江汉之间。幕府以才俊为资助，您光明昭著，内心自知；虽然步履艰难而行走不快，却忽然乘风远去，在炎岭之地善自持守谨慎。先君怀有遗愿，丈人践行忠信。您与我相从，寄居衡山；当时有幸得以窥见您的高深门墙。您胸中的学问如海一般深，舌根下的文辞如源泉一般幽深。年老了仍不离诗书，饥饿时只能吃微薄的野菜。曾发誓马革裹尸，气节凛然如秦国的相如和赵国的廉颇。无力向朝廷献策，使您得以表达忠贞；依据古道评论孔子、周公，到如今辅佐尧、舜。可叹百姓多有疾苦，悲惨忧戚之中，上天却不肯再留您。灵车匆匆而行，遥遥前往渚宫安葬。临终遗命能够不变，留下的儿子孝顺而恭顺。绝句 宠辱 宠爱和屈辱没有止息，变化有千万种，谁能在清静之中看清它们？把功利欲望消磨殆尽，才免得临到关键时刻难以判断取舍。读《王国风》是谁在远行？为忧伤周室而落泪，面对西风，病却始终没有痊愈。幸好面对南山无穷无尽的景色，眼睛看着云气景物，手却不住地搔着头。▯食 在▯食于人间，我脸皮真厚。命运成了奇异的定数，所以偷得清闲而不自知。世上的山河如此广大，我整天在百水之间徘徊。春事 横翠桥南边，柳色稀疏。过了桥，春天的景致，不知那个人是否知道。您若来找我，问问近况：新种的海棠，已经开了两枝。骑马寻春，向西又向东。娇艳的桃花零落，散落着残红。可怜日暮天低的地方，只有梨花在晚风中摇曳。和伯氏的诗 高风吹散了天边的云，碧绿的水刚刚回到沙岸边，带来了春意。逝去的事物如同这流水，永远不能停留；汨罗江边愁绪断绝，令人含笑悼念灵均。渔夫。潇湘一带烟雾重重，风月和钓具处处相同。那些以飞帆竞逐名利的客人，真叫人发笑；他们敲着船舷，全都融入暮色中的歌声。小船在水上防止飘荡，占据着江天；我的家在芦花丛中，只像一缕烟。最是风清月明的夜晚，船桨声和歌声相互应和，也就忘了捕鱼的竹具。赠给别人。应当知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根本。其他各种功德和修行，暂且都不要谈。圣门的事业，并没有多少要领；守住这颗心，就是第一要务。依照刘子驹的韵作诗。忙乱之中不知道本来的心，只要防护这点灵明之光，它自然会明亮。只是想在寂静中寻找根底的事情，恐怕会遭逢颠沛，不能完全成功。心由上天造就，才形成人的本性。随着外物而产生的言行，并不是真性。能够克制自身，人的欲望就会消退；清风吹来，满天空的云也随之散去。想到贤良朋友难以得到，感叹世俗学问失去了真实，于是写成两首绝句。在湘水之上初次见到故乡人，万事都不谈，只谈内心。要想认识这颗心的真实面目，不知您的心意究竟向着什么？我沉吟不语。纷纷杂陈的章句，好像世间的尘土；一番空谈误了一番人。读书不以苟且求得一点说法为可贵，能够脱离语言文字的拘束，才是真正的所得。陈平。陈平辅佐汉王建立功业，究竟怎么样呢？从他的应对可以知道，他的智慧绰绰有余；但他没有辅佐汉朝兴复三代的事业，只不过把心思放在六出奇计上。项王。只知道痛快作战，哪里知道称霸的谋略已经疏漏？乌江亭上，独自欷歔叹息。拥有万人和三尺之剑，都没有用处；可惜当年不曾读书。韩信。功业成功，全靠汉家的军队；真正的英雄并不借助他人。擒获项王之后，知道退路已断，韩信一定骑着箕、尾二星升上天津。中秋对月思念兄弟。人分处在西南，隔着楚、越之地；天空转入秋风，更加凄清悲切。此时什么事情最牵动感情？正是独自面对中秋圆月，思念团圆。阳光照耀园中。头发已经白了，逢到春天，兴致反而更长久。寻常花木也都散发芬芳。有时拄着手杖迎风站立，阳光照着川原，细草散发香气。偶然记写碧泉书院所有花木，共七首。自从来到湘南，竟没有见到花。听说是金谷旧日人家的品种，亲手培育了几株，珍爱得像玉一样；终于买到了一寸长的红色花芽。巧手挥动斧头，彼此幽深交错，生机便相互停驻。栽培时亲自剔除根芽中的虫害，要让山川恢复旧日的法度。武陵的春色中，一片片红云绽放；功劳归于温暖的太阳，是它烘暖了春神。它应当永远充当主宰，不要让它随水而去，又随风飘散。青松还没有结出茯苓，枸杞和菊花在春风中也已经生长。药物哪里能够增加人的寿数？还是栽培花木，扶助我这暮年之身前行。海棠花刚刚绽开，红得像要滴出血来；杨柳新新舒展，绿得仿佛揉搓过。拿酒只怕春天离去，望着云彩时还问太阳什么时候回来。荼蘼花袅袅地摆弄着柔枝，经过冬天也仍能解冻复生而不凋零，更有奇异的香气。洁白的花蕊插在小槽中，足以使客人的魂魄消散。白沙沉在水波底下，石上的苔藓青翠；水草摇摇摆摆，自在地生长。红日已经升起半竿，人世间喧闹不已；倚靠在栏杆亭上，只觉晓风轻柔。和僧人诗二首。西风吹着我，面对秋日的光景。我想牵挽银河，使它延伸万里；洗尽世人的烦恼障碍，让大家无事无忧，得到清凉。自觉我的生缘遍及大千世界，整天闭门看炉中烟火。有人如果能领会其中的意味，即使一句话也不说，天下也会传扬。四月八日写给澄照大师。今天举行浴佛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也把清净的心田洗涤一番吗？尘垢究竟是从哪里沾上的？自古以来，明月都照着江中的水波。

译偶然写下。有一座山丘就足够了，还要谋求什么呢？万里神州长久映入眼中；不要忧愁风景不同，山河正晴朗。云彩遮蔽天空，青峰在暮色中显得清幽。和马大夫辟佛五首。所谓真谛，暂且不要谈什么度人。要度人，首先应当端正自身。竟把天伦抛弃，如同萧条的草木，反而认别人的亲属为自己的亲属。诸子百家的学说本来各随流派，既然分自西天，又有一类僧人高谈性命之学，把支遁称为仁者；这种说法悠远空泛，实在无从凭信。三纲已经灭亡，哪里还分得清夷狄与华夏？有一处道理明明白白，万无一失。可怪那些抛弃君主、逃离父亲的人，竟妄谈心印，自我夸耀。上天开辟了道路，学问的大海就在明辨伦理之中有精妙之处，谁能够达到呢？风波浩大而遥远，无法渡过，却偏偏转向佛寺去寻找渡口。贪求所谓真理而不肯离去，却只谈空寂。近代禅林盛行这种风气；最忧心世事的，莫过于怜惜秦地的老人。指引迷途的人，确实有洽中公。和僧人碧泉诗三首。清冷的水色空明，像秋天一样澄澈；仿佛群仙聚集，拥护万物之灵。深处有香气，春天永不断绝；水波间的藻荇，四季都青翠。人就像春花一样自在开放，本来没有根蒂，谁来栽培呢？一番零乱之后，又一番生长；并不是前一批花凋谢了，它们又重新回来。山脚下泉水涌出，水波在亭边凝聚。上风微微吹来，水浪自然平息。水声汩汩，长年流淌不止；无言之中，千古的意味却分明可见。和伯氏闻雁。随着太阳南飞的群雁逐云而低飞，我望断天涯，看孤鸿飞过万里。若不是贪恋江湖中的稻米之乐，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大大地送走春天归去呢？朱元晦寄诗给刘贡父，诗中有借溪先生的意思，辞句很精妙但意味还不完整，因此作三首绝句。云从青山中升起，获得了自由。西郊还没有消解如薰的忧愁。若想知道青山最青翠的地方，就看那云气万古不息地生成。幽居的人无不喜爱青山美好，因为青山青翠而且不会衰老。山中的云化作雨，把天地洗过一番，山也就更加美好了。上天生成风月，散布在人间；人间并不只是山中才美好。若能让清明之气充满胸怀，到哪里都任凭把尘埃扫除。和刘子驹《存存室》。在运动中包含着静，是上天的机理；静中有工夫，运动便不会有错失。所谓存存，要保存的究竟是什么？心地明白，万般变化都归于同一个源头。靡草。阴阳精妙地结合，彼此藏纳精气；万物茂盛地呈现，各自都有神明。靡草显露出天地变化的玄机，坤卦是复卦的原野；龙相互争战，正是指示迷津。急雨。雨下得急，落花零乱；风吹得微弱，吹得青草蓬茸。花又有什么心思怨恨雨呢？草也全无意识去酬答风。披襟。小小的池台、亭榭之间，敞开衣襟面对风月；清明之心不在情感边际上矫饰造作，知音遍满天地。抒写怀抱四首。秋风送尽了暑气，日光也显得凄凉；上天半掩着，却不断施展春天的造化，使我的芙蓉花红遍万方。含笑花在洲上开放，忘忧草在台边生长。究竟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不要忘记，在忘却忧愁的时候，便是无天可忧。台上长着忘忧草，洲前开着含笑花。世路颠倒昏暗，实在可笑；旁观的人心中自然可以停息。我来时看见花开，离去时看见花落。花落花开，任凭风吹。我这一生无论身在何处，都有真正的快乐。追忆伯氏三首。又看见大雁向南飞，远行的人还没有回来。西风吹白了头发，身体消瘦得连衣服都难以承受。又看见大雁向南飞，远行的人要到哪一年才回来？北风吹着病弱的身体，独自面对纷纷的雪花。又看见大雁向南飞，远方人的音信稀少。东风把梦吹向远方，才得以一见您高大清瘦的容貌。偶然写下四首。大道怀抱阴阳，奇妙地运行于上天；日月长久运行，花开出千种美丽，叶子落下后都一样枯黄。青山万古不变颜色，有几个人曾真正欣赏过它？萧萧的树叶落下，我坐着再次沉吟。独自坐在万山之下，偶然起身徘徊；有谁能和我一同欢笑？远远看见隔溪的梅花。站在衡岳眺望嵩山、少室山，它们高高耸立在银河之间；浮云自来往，谁肯开拓关山？题写齐云阁。道人从南山而来，万里青云为之展开。放下尘世的念头，便看见本性；相聚和离散都如此悠然自在。张良。六国亿万人民之中，谁是报仇的人？壮烈啊，博浪沙的一击，震动了天下！实弟寄诗来督促我作这篇文章，又因为太原侄儿传来话，说希望我不要耽误这篇文章；这只是狂客所为，并非我平素的期望。现在作五首绝句寄给你，虽然稍稍妨碍了你的高兴，如果你能顺着诗意加以推究，也会觉得其中有意味。我有病在身，死亡已不知何日来到，经书还要穷年钻研；年轻人应当时时自我砥砺，不要沉溺于诗酒而流连忘返。艰苦地参究圣道很难学会，放纵任性却容易；一旦迈出这一步而不能深入，就会渐渐自暴自弃。天道正更加震怒，人应当谨慎修养自身。希望你在经史之中严格地为自己安排功课。叹息岁月越走越远，入门后的事业本来就艰难；要有曾子的战战兢兢之意，怎么可以就此懈怠呢？我的祖父胡安国，谥文定，是杰出而真正的儒者；家门的传统早已衰落，你的心意究竟怎样呢？《五峰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五峰集》卷二。宋胡宏撰。书。

译给光尧皇帝的上书。臣听说，二帝三王的心胸周遍而无穷，志向只是有利于天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他们求贤如同怕来不及；当时的公卿大夫体察君主的心意，勤勉不懈，把荐举贤才作为首要事务。那时朝廷上没有缺少人才，山林中也没有被遗漏的隐士；士人能够施展才干，君主能够成就功名，君臣彼此欢洽，双方之间没有丝毫矫饰和隔阂。到了后世衰微之时，心思不能及于长远，志向不能周遍万物；有人凭借天下的利益和权势，却轻视并猜疑士大夫。从此开始有人逃避尘世而不再回来，宁可贫贱也轻蔑世俗、放纵自己的志向；从此也开始有人奔走于名利之路，向权势之家结交，以侥幸求取富贵。这两种人虽然有所不同，却同样是不仁。然而，孔子曾求见七十二位君主，似乎接近于侥幸求取富贵；孟子不去拜见诸侯，似乎接近于轻蔑世俗、放纵己志。后世却仰慕他们，把他们当作宗师，并不认为他们不仁，这是为什么呢？圣人以仁为本体，以义为作用，随着时势变化，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学习圣人的人，以仁存于心中，以义处理外物，观察时势而行动，难道一定要拘泥于出仕或退隐吗？臣生性愚直，竭力仰慕高远之道，认为圣人的道一定可以实行，圣人的政治一定可以恢复，天下的衰败一定可以振兴。又何况臣亲身遭逢乱离，困居山林，阅尽人世纷纭，知道天心神妙的变化；口中诵读古代圣贤的文章，心中推求今日的事情，静观兴衰，行动时察见细微的征兆。正当战乱横行、臣为王纲不振而痛心之时，陛下废寝忘食，招揽延请众多士人，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臣在这个时候却隐藏光彩、独善其身，有所怀抱而不陈说，难道不是辜负臣平素的本心、向上辜负圣明的时代，失去仲尼、孟轲的责任吗？臣冒昧忘却自己的微贱，谨将所听闻的道理，用来衡量天下的事情，陈述王道的根本，说明仁政的方针，上达天听。臣听说，治理天下有根本；修治这个根本，从听取言论可以知道治道，从任用人才可以知道才干，从建立政令可以知道统绪，从应对变故可以知道适宜。什么叫根本？就是仁。什么叫仁？就是心。心这一本体茫茫无形，没人知道它的所在，怎么能够认识它的本体呢？如果对它有所不察，就不能认识它。如果心中有所顾虑、有所畏惧，那么即使有能够认识、能够察觉的良知，也会沉沦在末流之中，渐渐消失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臣最大的忧虑。邻近的敌人占据形胜之地，逆臣在中都僭越登位，牧马的敌兵迅速逼近，想要争夺天下；臣不以这些为最大的恐惧，却把良心视为大忧，因为良心充满一身，贯通天地，是主宰万物、统摄亿兆的根本。所以孔子作《春秋》，一定记载元年，以建立根本而达到广大的作用；孟子告诫诸侯，一定以仁术为根本来实行王政。元就是仁，仁就是人的本心。心只有一个，却有欲望之心和道义之心的区别。不察明道义而习惯于欲望，感情就会放纵而不能控制，背弃义理、伤害正义，人的常性会被埋没，美德不能施行于行动，仁政也就灭亡了。因此，察明天理没有比屏除欲望更好的办法；保存良心没有比立定志向更好的办法。陛下也有朝廷政事不牵动心虑的时候，宠幸的近臣和机巧之士没有陈说在面前，妃嫔的美色也没有在身边，此时正好。陛下试在这个时候沉思静虑：当今之世，处在陛下自身的地位，什么事情最大？什么事情最紧急？一定会有内心惭愧而空虚、悲恻而痛苦，坐起徘徊而不能自安的事情；这样，良心就可以察见，而臣的话也可以相信了。坐在大殿上接受群臣朝见，要守住这颗心并把它推行到政事上；退到便殿享用近臣侍奉，也要守住这颗心并把它推行到政事上；进入燕寝临幸妃嫔，也要守住这颗心并把它推行到政事上。凡是对良心没有益处的事情，都不可以做。时时念着这些道理，长久地坚持，心志渐渐从容自进，那么邪说和横议就会违逆耳朵，正直的言论和笃实的议论就会合于内心。智慧和思虑日益高明，功业和名声日益光大，邻敌的侵犯或许可以禁止，叛逆的臣子或许可以消灭。如果不察觉内心的弊病而作出大的改变，那么自身尚且不能使自己信服，又凭什么使民心归服、感动上天的意志呢？孟子说：“达到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不诚实而能够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这种事。”从前舜以平民成为天子，瞽瞍也因舜成为天子的父亲；父亲享受天下的奉养，难道还不足以摆脱穷困贫约吗？然而瞽瞍仍有不高兴的时候。从常情看来，舜已经可以免除忧虑了；可是舜仍然忧戚，举天下之大，也没有什么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只有自强不息来成就自己的仁德。他忧虑的，是不能得到父亲亲爱，竟然深切到这种程度。恭敬地想，太上道君皇帝亲身享受天下的奉养，差不多三十年。渊圣孝慈皇帝生长在深宫，享受乘舆的待遇，直到成为皇帝；一旦被金人劫持，远赴穷荒，衣裘失去司服所掌的制度，饮食失去膳夫烹调的滋味，居处失去宫殿的安适，妃嫔的美好也动辄失去威严，处境辛苦而狭窄。他希望陛下发兵北伐，以武力震慑金人；他的心目中时时悬望，仍像饥渴之人盼望饮食一样，希望金人知道畏惧。一旦能够活着回来，父子兄弟相互抱持哭泣，欢乐如同平生；他们伸长脖颈向东遥望，到今天已经九年了。以臣这样疏远卑贱的人，想到这件事也痛心不已，每到吃饭时便哽咽，未曾不放下筷子站起来，想着要有所作为，何况陛下身负这样的责任呢？可是朝廷上的臣子不能上体天心、充实陛下仁孝的志向，反而凭借天子的尊贵，向北面向仇敌称臣。陛下自己想一想，用这种方式侍奉父亲，与舜相比怎么样呢？况且群臣的智谋短浅，自知不足以承担大事，所以想在江左偷求安稳，贪恋固守宠荣，全都是替自身谋划。陛下却相信他们，以为一定可以凭此进而安抚中原、巡视陵庙、迎回两宫，这难道不是大错吗？金人对我们有什么爱惜呢？他们猜疑我们、谋害我们的心思，哪里会有限度？把土地给我，把人民给我，然后他们才可以安枕而卧。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毫不吝惜地把名号、土地、人民、财货交给他们，正是把肉投给老虎；肉没有吃尽，它的撕咬吞噬就不会停止。臣不知道陛下究竟亏待了群臣什么，而群臣误导陛下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建炎初年直到今天，时间已经越来越久；义士的心越来越懈怠，百姓的心越来越安于乱世。陛下若不早早替自己谋划，广泛招揽英雄来辅佐自己，纠正内心的过错，改正内心的错误，忧虑得像舜一样，努力实行而不知疲倦，以感动天下。

译臣担心四方豪杰已经能够窥见朝廷的深浅，没有人肯为国家竭尽力量。臣又听说，商汤拥有天下以后，圣贤相继而起，诸侯臣服了五百多年。到了纣王一旦淫乱暴虐，周武王兴兵誓师，便把他看作世代的仇敌，诛杀而不赦免。从常人的眼光看，武王这样的举动难道不是过分吗？可是孔子删定《尚书》，把这件事取来作为后世的法则，大概是因为君主作为百姓的君、百姓的师，代替上天成为天之子，所承担的责任不得不如此。如今海内大乱，二圣流离，天下百姓叩心归命；陛下威福生杀的大权，难道还能由别人承担吗？小小的女真深入中原诸华，劫持迁徙天子，震惊陵庙，污辱王室，残害百姓；这是万世不磨的耻辱，是臣子一定要报的仇，是子孙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也不肯与它共存于天下的仇敌。它作为仇敌，和纣王相比谁更应当诛讨？可是陛下反而顾虑畏惧，把这件事忘掉，不敢把它当作仇敌。臣下中有公然僭逆、明目张胆负叛的人；有协助乱贼、为他们增添羽翼的人；有两面依附、想以中立自我解脱的人。既然已经做了臣子，却敢怀有二心，触犯法纪、违逆节义，反而违行天道；他们应当被诛，和纣王相比谁更应该诛讨？可是陛下顾虑畏惧，宽纵他们而不敢讨伐，难道不是与武王的志向不同吗？如果守着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祖宗的英灵将永远暴露在外，再也没有机会得到保存；父兄的身体将永远陷于困辱，归来的希望也会断绝；中原的士人百姓沉没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地方可以奔走申诉。陛下想来也想到这些了吗？所以采取和议，就会失去侍奉父亲的道理，祸患也随之而来；采取战争，则能得到侍奉父亲的道理，利益也随之而来，是非极其容易明白。然而因为不从根本上寻求解决，所以各种宏论纷纷，直到今天仍未决定。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修养自身以端正内心为根本，端正内心以诚实意念为根本。所谓使意念诚实，不过是不自我欺骗罢了。朝廷之上可以自欺，四方却不能欺骗；天地鬼神也不能欺骗。善恶的报应快如回声和影子，不可不察。”伊尹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固定归属，只怀念施惠的人。”又说：“行善，上天就降下百种祥瑞；行不善，上天就降下百种灾殃。”臣愚昧，希望陛下察明天理、保存良心，以自身率先带领群臣，像大舜一样深切忧虑，像周武王一样自任其责；不被姑息的仁慈牵制，不被强暴的威势震慑，树立报仇之心，实行讨伐乱臣的政令，积聚精力和精神，使精神达到神妙而感化天下，与百姓重新开始。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哪里只是解除眼前的祸患而已呢？臣听说，三纲是人的本性，神妙的感化是上天的良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恭敬自守而穷尽人的本性，德行与上天相合。他们一言一行，都能切中事物的精微，合乎民心的标准，使百姓在进退之间有所凭借、共同遵行。所以精神彼此感通，能够在万里之外抵御冲突，天下人心悦诚服，却不能测知它的作用。《易经》说：“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天下就归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德行不能尽合伦理，三纲废弛残缺；不明白上天的神妙变化，政令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只用智术和利益权势互相倾轧，这样的人不过是臣妾罢了。天下万事，各以同类相互感应。君主统治万民，却使自己采取臣妾的行径，必然有臣妾般的耻辱。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王者的踪迹消失，诸侯互相侵伐；然而先圣遗留下来的恩泽还在，五霸仍能彰明大义，奉持并尊崇它。可是文王、武王之道从此日渐衰败，强侯的风气从此渐渐兴起，因此秦国得以施展智力，灭掉六国，统治天下。推究它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没有符合礼义的地方；礼义逐渐衰落的开端，实在就从这里开始。秦立国才十三年，天下便共同起兵把它灭亡。汉朝鉴于秦的弊病，遵循古代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崇尚经术，重视三纲；政治醇厚简约，使用智术却不专靠智术，施行利益权势却不放纵利益权势。王道虽然有所缺失，但正当的议论没有衰败，因此直到汉朝末年，没有发生君臣相互侵凌的祸患。此后曹魏、晋、宋、齐、梁、陈、隋等朝代，得到尊位的都本于篡夺和弑杀；把三纲视为虚假，把神妙感化视为茫昧，把智术当作纲纪，把利益和权势当作权柄，前后相承，没有谁能够改变。所以五部族纷纷扰乱，愍怀帝迁徙而死，神州陆沉，百姓退缩到江南，始终不能申明大义、渡过黄河收复北方。至于中原，李唐因隋朝失道而兴起义兵，平定暴乱；太宗创立基业，虽有英雄的谋略，使自身达到太平，然而三纲没有建立，家道内部混乱，纲纪不能张扬，后世相继因循，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安禄山、史思明突袭京城，窥伺窃取神器；吐蕃、回纥连年侵扰暴虐，依靠忠臣的力量，才勉强能够兴复。等到安史之乱稍稍衰退，藩镇又跋扈不服，逐渐发展到五代，强臣竟能控制朝廷的命令。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同类相应的结果，并非偶然。过去孔子作《春秋》，端正君臣之间的区别，其中防范的意义深远，难道可以不察吗？到了本朝开创基业，太祖皇帝受天命而起，市集不改旧业；他凭借大功得到天下，承受天命，三纲的根本既已端正，神妙的感化也就得到验证；削平僭伪势力易如反掌，西北两边虽然一度动摇，最终也都低头称服。到了丞相王安石轻率地任用自己的私见，反复更改法令，不能兴起教化、平息奸邪，反而因为想招徕远方之人，实行青苗法，建立市易法，设置保甲，整治军队将领；从此开始有了富国强兵、窥伺边疆的打算，抛弃诚信而心怀欺诈，兴办财利而忘记义理，崇尚功利而违背正道。人们都知道王安石废弃了祖宗的法令，却不知道他连祖宗之道也一并废弃了。邪说既然流行，正论便被摒弃，所以奸邪谄谀之人敢于挟持绍述之义来逞遂私欲，对下诬陷君父，对上欺骗祖宗，诬谤宣仁，废黜迁徙隆祐，使我国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顿时产生弊病，三纲废坏，神妙感化之道也暗淡得将要灭亡；纲纪文章全被扫除废弃，终于导致邻敌在外横行，盗贼在内作乱，天子军队受到伤败，中原沦陷，二圣远居沙漠，皇帝车驾偏寄东吴，喧嚣不安的万民不知最终归宿，祸患酷烈至极。如果仍然习惯因循、害怕变更，不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以返回三纲的根本；不废除横行的邪说和议论，不诛杀触犯纲纪、违逆节义的人；刑法不遵守道义，诛罚不遵守正义；不明白神妙感化的良能，反而助长倚靠智术和利益权势的心思；施行繁琐文书和期限考核的政务，文字繁多而实际成效很少，虚伪增长而真实丧失，上下彼此防备，没有人肯认真考察；大官抛置法令不顾，小官贪污侵夺而不知羞耻，奸邪贪赃遍布郡县，百姓无处申诉，忧愁郁结，想着要用什么办法远离上位者；除了智术和利益权势，便没有别的办法。

译于是亿万人的心都争相趋向智术和利益权势。上面用利益权势诱导下面，下面用智术求取于上；犯法的人不一定被诛杀，扰乱政事的人不一定被罢退，于是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实，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伦纲纪由此不能修明；臣下以智术干犯君主，卑贱者干犯尊贵者，儿子不听从父亲，弟弟不听从兄长，边疆不听从中原，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的欲望放纵而天理灭亡。残害百姓的政治公然暴露于天下，危亡的忧患一天比一天加重。孟子所说“按照今天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今天的习俗，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一天都不能安居”，这与先朝求救于祸乱、最终达到太平相比，将有什么不同呢？然而上面公卿的议论，下面士大夫的言论，都习惯把残害百姓当作常态，反而把当今的祸乱归咎于将领士卒不精良、兵器铠甲不坚利、粮饷供应不充足、城池不够高深。过去商纣虽然百战百胜，最终还是没有后嗣；项羽虽然百战百胜，最终死于他人之手；秦朝的仓库资助了刘邦、项羽，隋朝洛口仓资助了李密；楚国攻下郢都而昭王出逃，筑成大城却使陈、蔡无以为食，结果干溪之战溃败。所以孟子说：“城郭不完备，兵器铠甲不多，并不是国家的灾祸；田野没有开辟，货物财物没有聚集，这并不是国家的祸害。上面没有礼法，下面没有学问，盗贼就会兴起，国家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因此臣愿陛下深思三纲，潜心于神明的教化，明白修治政事，大力改革风俗，使政治显然同熙宁年间的政事相反，这样中原之道就能确立，边境地区的叛逆也可以攻破。过去孔子只是一个平民，天下没有君主，尚且能以一己之身承当天命而作《春秋》，继承帝王的功业，施行二百四十二年君临天下之事，讨伐乱臣贼子，扶持三纲。何况陛下处在能够施展作为的君位上，天生圣明的性情，通晓《春秋》，又有足以成事的资质呢？如果确实能够更加发挥圣心，不被文字义理牵制，果断讨伐乱臣贼子，确定名分，端正三纲，穷尽神明教化，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那么早晨九重宫门之内一片至诚，傍晚四海之内就会响应，哪里还会像汉唐那样运用权术和利势，同英雄争力量、斗智谋，然后才使臣下战战兢兢、总怕臣下和妾媵压制自己的情形相比呢？德行感通皇天，恩惠施及万民，四方归顺听命，功业盛大，又何必忧虑豫贼？又何必畏惧金人呢？臣推究其中要旨，也不过是把这样的心意施加到他们身上罢了。陛下请思量此事，这是父兄的希望，也是天下人的愿望。《左传》说：‘上天生育人民，又为他们立君主，使君主管理和养育他们，不要使他们失去本性。’ 有了君主，又为他设置辅佐，使他们师范保育君主，不要使他超过法度。因此尧做天子，并不以尊贵的君位为乐，反而忧虑没有先行辅佐他的人，辅佐者的重要性同天地一样。一定要做到君臣以心相知，以仁相辅；对外依托君臣的名分，对内结成朋友的情义；吉凶成败彼此共同承担，直到死也不改变，这样才算尽到了各自的职责。难道只要言语合乎心意、行为顺从，就不询问左右，不征求大夫意见，不访问国人，而违背天下的公议来任用他们吗？陛下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任命的辅相很多，然而都任用得很快，罢退得也很快，难道是因为容易轻信而缺少审慎吗？难道是因为凭自己的私心好恶，而不依据天下的公议吗？难道是因为喜欢奉承的人，厌恶违逆自己的人吗？过去成汤对于伊尹，殷高宗对于傅说，都是一经任用便终身信任；既然能够长久处在职位上，所以政令纲纪有常而不乱，该改变的才改变，不该改变的就不改变，这就是他们能够创立功业、使衰败复兴的原因。陛下如今想任用辅相，以这两位君主为榜样就可以了。臣曾经思考，陛下之所以不这样做，莫非是因为还不了解群臣的心志、才能和德行，想广泛招揽、逐一试用，以辨识他们的贤能或不肖，然后再决定升降进退吗？臣恐怕这个打算太疏略了。过去禹想到天下有被水淹的人，就像自己也被淹了一样，勤勉不倦，珍惜片刻光阴；何况陛下的大仇尚未报，叛臣尚未诛，疆土日益收缩，危乱交相而来，合乎义理的事业不可以停止，谁能像大禹那样内心迫切而不敢懈怠呢？陛下如果确实积蓄乾元刚健的德性，施展刚强果断的作用，以大禹所做的事反求于自己的内心，那么事情的轻重缓急就可以明白，必定不肯有一天苟且安居了。又怎么忍心用九年之久来试用群臣呢？臣恐怕心意摇摆不定，来往踌躇，只顺从自己一时的思虑，还不足以使贤者受到耕作之乐的浅陋观念所伤。臣认为朝廷中的群臣大多只知苟且逢迎，说些寻常的话，讲些细微的道理，白白拖延岁月，竟不能因时制宜、预先筹划，发愤慷慨地为陛下明确陈说这一道理，使合乎义理的事业得以施行；他们却佩着黄金带，坐在朝廷之中，时而出任、时而入朝，传呼着辅相。这里面有谁怀着赤诚之心许身报国，不会被浮泛的名声和权势动摇心志呢？大臣如果都是这样，君主就是最大的病根。臣推究根本，也只是君主的诚意没有达到，因而自己造成了祸患。为什么不改变心意和思虑，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在内心积累诚意，感通英贤，进而任用他们，使他们长久居于职位，以功效实绩责成他们；不要坐等耗费岁月，放弃机会和防备，纵容仇敌叛逆而不加治理，使义士听到后丧失信心，英雄听到后动起异心呢？群臣难道也知道应当以此为忧，却没有为陛下说出来吗？想要成就王业，必定要任用具有王佐之才的人。所谓王佐之才，是因为他们胸中早已具备成就王者事业的谋略。所以一旦得到君主任用，就能把这些谋略施行出来，先后有序，纲常施行，法纪布列，期望达到治道、成就功业，就像手臂运转手指一样，没有不顺心如意的。如今下棋的技艺，只是小技；如果不先确定棋势，尚且不能取胜，何况想要挽救衰败、平定动乱，却倚重辅相，任用那些以试验方法为能事的人，侥幸希望成功，必定办不到。辅相，是百官中精选出来的人才，是人才由此得到进用之处，也是政事由此得到裁定之处。陛下轻率地把这个职位授予他人，使各类人都按类别得到进用，那么执政和侍从之臣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外台所寄托的耳目之臣的情况也可想而知，郡县百姓的师帅的情况也可想而知，负责镇守边疆、击退敌人、挫败敌军的人也可想而知。朝廷中枢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浅薄近利的言论就会日日进来，义理的议论却听不到，于是天下的是非就混乱了。监司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刺举监察的政令就不能实行，贪财怀奸、玩弄文法的官吏就能任意逞强，履行正道、奉公守法、清廉修身、施行惠政的人却无法自我进用，于是朝廷的名分和实际就混乱了。守令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政令繁琐，赋税沉重，民力耗尽，盗贼就会因困穷而兴起。

译将帅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仇敌就会在外面放纵，祸乱就会在内部滋生，像树枝受伤而连累根心一样的灾祸就会萌发。因此君主的职责，在于审定一位辅相。过去燕国和齐国是敌国，昭王得到一位乐毅，尚且能够以弱小的燕国攻破强大的齐国，报仇雪恨。如今中原是陛下的旧地，金人和齐楚之地的势力都是敌对方面。按名义说，中外并不是敌国；按义理说，叛逆之臣不能同我们抗衡。如果确实得到贤士，举荐而任用，使他们尽到自己的职责，那么天下的善政还有什么不能进用的？正名定罪，任用天下勇武之人，发动义兵，依靠西北思念归来的士人来诛杀暴乱，还有什么不能攻克？臣遍观前代，天下从来没有没有臣子的时代，问题在于君主喜欢做自己老师的臣子，却不喜欢做能教导自己的臣子，于是盛德之士便不能得到官职；喜欢柔弱谄媚而厌恶刚正直言，于是守正之士便不能得到任用；安于琐屑拘谨而忌惮英明果断，于是高才之士便不能得到驱使。陛下如果一定要招致贤士，就必须断绝这三种情形，不让它们萌发于心；摒弃权术，依靠诚信，忘掉利势，同天下士人以道义相约，那么真正的儒者、名传一世的人才就会为陛下出现。否则，倨傲拒人的声色态度把士人拒于千里之外，士人止步于千里之外，而那些善于谄媚、当面奉承的人便窥伺空隙、乘机进取、侥幸争相升进。权力在辅相手中，就结党依附辅相；权力在宦官手中，就结党依附宦官；权力在将帅手中，就结党依附将帅。为了巩固自己的宠幸，他们于是互相排挤陷害，不论一个人的贤能与否，不计事情的是非，不顾国家的安危，只要能够倾覆别人而使自己得利，就没有不做的。陛下又怎么能够逐一察看每个人呢？古代圣王制定爵位，是为了明确等级；制定宠禄，是为了尊奉名器。用这些来防范民众，尚且还有尸位素餐、只知逐利的人，把君主看得像土偶草人一样，像弃置的弁冕髫发一样，全不放在心上。何况君主自己把爵位宠禄当作私有之物，那么天下怎么知道爵位是用来明确等级的意义呢？怎么知道宠禄是用来尊奉名器的礼制呢？君主用富贵豢养臣下，臣下用富贵怀念君主，于是百官都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了。在官位上的人没有别的事情，大抵只是转相承奉，把追求荣耀升进放在首位。想要纲纪文章不坠落，祸乱嫌隙不滋长，难道可能吗？任用官员的道理，是因为他的贤能，是因为他的才能。任用贤能和有才的人，大概是为了百姓。唐虞三代，无不因事设置官职，按照官职选择人才。君主没有姑息迁就的命令，臣下没有希求冒进的心思。在这种时候，上面效法唯一的正道，百官万事就会张举；下面心地清明，万事就会得到治理。远近都肃静安定，疆界安宁坚固，四方归顺听命，不再有狂妄狡诈之徒造成的忧患。譬如人的身体，血气强盛，肌肤充盈，自然阴阳之邪不能发作，邪厉之气也不能侵入。如今却不是这样，为人设置官职，又为官职制造事务，冗员滥职交相错杂。官员仰赖县吏供养，侵夺百姓财物，败坏风俗，扰乱政事。过去在中原时，疆域方圆万里，郡县数以百千计，议论者尚且认为官员将无法胜任其弊病。如今土地更加狭窄，州县没有多少，而士大夫从西北来到东南的，不知有几千万人；从东南出任官职的，不知有几百几千人。郡县荒残，百事本应简省，官吏却非常众多。上级官员和大官各自偏爱亲党，不遵守法制，任意调动往来，竟没有固定之处，互相争夺，不顾是非，收受贿赂，法禁无法施行，奸豪得志，暴虐日益扩张，国家根本摇动，天命将要倾覆，局势流荡而不可止。天下无事时，领取君主的俸禄；天下有变时，却拱手环视而不能救助。又有趁时侥幸、冒领功劳、追逐利益的人，为国家同百姓结下怨仇，反而增加祸乱。陛下掌握任免赏罚的权柄，握有刑罚和奖赏的威势，为什么不替自己作深远的谋划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罢黜卑下冗余的官员，以等待英贤；夺去冒滥得来的职位，使高士受到挫抑。大体规划应当设置若干职务，确定设置若干名额。对于如今在任的官员，按照实际功劳和罪过办理，诛罚和奖赏一定实行。任官称职的，使他长久处在职位上；过失罪恶已经显著的，就编入民籍，终身不得与士人交往。志气不能立定、事业不能修治的人，都赐令罢职。其中学业品行尚未成就的，送回学校。这样或许官职简约、事务减少，施政有常法，百姓听到政令而不迷惑，国家的危亡就可以挽救了。有人或许认为施行这样的政令，必定会造成很大的烦扰。可是人心被金人和豫贼驱使，难道不是危险吗？臣痛心地说：国家所依靠的、君主所保全的，是亿万百姓的心。至于那些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小人之事的士大夫，正是百姓的蛀虫、国家的盗贼。淘汰并罢黜他们，就能得到民心。所除去的人少，而所安定的人多；所除去的是奸邪恶人，而所安定的是良善之人。权衡道义和轻重，就会知道造成失去人心的行为在他们，而不在这里。过去纣王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虽拥有亿万普通百姓，武王却凭三千人灭亡了他。即使仇敌得到我们的逃亡之士，这些人也都是不忠不孝之徒。商纣的亿万百姓只同这些人一样，正好可以成为我们取胜的凭借。如果因为害怕被浮泛的言论动摇，不罢黜衰败无能之士，那么衰败的政事就不会改变，衰败的风俗就不会革除，动乱不会止息，威势不会震慑，讨伐叛逆、报仇雪恨的军队也难以发动。日子一天天拖延，下面侵陵上面，上面衰败失位。陛下正当盛年，明察如日月，威势如雷霆，却实行小处的不忍而放弃长远的大谋，安然高坐，坐成土崩之祸，滋生奸雄之心，臣私下替陛下害怕。臣听说尧把天下授予舜时，反复叮咛托付说：‘众人没有元首，凭什么拥戴？元首没有众人，凭什么防守和治理国家？要敬慎啊！谨慎守住你的职位，恭敬修养你所应当追求的德行。’众人所希望的，不过是吃饱穿暖，上面有所侍奉，下面有所养育罢了。君主体察乾元之德，以仁爱覆盖天下，众人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就会归附拥戴君主；君主不能体察乾元，施政不仁，无法保有天下，百姓就会选择仁厚的人归附他。他们的心哪里会固定不变呢？所以大禹努力平治水土，拯救受水患困厄的百姓，因而拥有天下；桀不能守成，败坏德行、施行威暴，百姓就归附商；后稷降下播种之术，救济百姓的饥荒，到了文王、武王便拥有天下；幽王、厉王不能守成，肆意暴虐，百姓就归附五霸。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明显验证。本朝宗祖厚待养育天下，当时那些父老受到恩德泽惠的已经死去；后来子孙自王安石执政以来，崇尚搜刮聚敛，同百姓争利，诉讼案件繁多滋长，百姓不得安息。

译再加上庸碌邪僻的人接踵而来，宦官掌握兵权，只求便利自己的私事，不替国家谋划。内里修建宫室，治理苑囿；外面拓展疆界，修筑城池和栅栏。正常赋税不够，就挪用改调经费；经费不够，才开始横征暴敛；横征暴敛仍不够，公私都困乏，天下的力量耗尽、财物用尽。即使百姓私下怀有感恩戴德之心，受威势暴虐逼迫，也会像火烧油脂一样很快消失。祖宗的恩泽日益断绝。因此金人尚未行动，方腊贼已经在江表起兵，群盗已经充斥太行。等到他们从内部欺凌时，百姓没有杀敌保家的志向，望见风声便奔逃溃散，趁机做盗贼，激发乱心，侥幸求取富贵以苟且安生。还须防备远近相继起事，连年不得平定。这样看来，民心果真有恒常不变的吗？祖宗的恩泽果真可以依靠吗？陛下也应当自己奋发努力行善才是。过去在中原时，国家全盛，疆域方圆万里，乡邑聚落财物丰足，各地百姓以亿计，尚且不能承受上面的命令，以至于败乱；到如今土地更加狭窄，全是盗贼劫掠、杀戮残害之后的景象。活着的人流离失所，死去的人暴尸荒野，哭泣声还未断绝，受伤残害的人尚未恢复，怨恨忧愁悲痛损伤和气，所以长星横贯天空，日食、地震，河川涌腾、海水泛溢，雷电、雨雹，时令错乱、秩序失常，树木结冰、竹子枯萎，各种灾异接连发生。陛下即位以来，振作精神求治，到今天已经九年了，为什么百姓仍然没有安定，苍天仍然没有回应呢？臣深究它的根本，大概是陛下体察乾元的功德还没有施加，所以听取善言不明察，选择善政不审慎，坚持善道不坚定；任用官员失去了贤才，施行政事失去了条理。虽然有爱护百姓的心，多次下达宽免抚恤的诏令，但有关官署阻塞皇帝的大命，不能承接恩流、宣扬教化，实际恩惠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诛杀他们像对待禽兽一样，掠取他们像捕鱼打猎一样，征发索求没有限度，科敛没有止境，用权势胁迫他们，用威力劫夺他们。官员得到其中一分，胥吏却隐匿九分。百姓向苍天号哭，天听遥远，惨酷毒害切入肌肤，冻饿逼近忧患，因此导致败乱，哪里能同中原时相比呢？其中必定有上天的用意。即使军队天天兴起，粮饷器械取资于百姓，金帛铠甲战车取资于百姓；如果不征发索取、科敛赋税，军队就会坐困，无法抵御敌人；如果征发科敛，百姓就更加困苦，国家根本先在军队面前收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应当怎么办？也只是选拔明达正直、沉着刚毅的人，由天子亲自提拔，安置在中台，勤加慰劳询问，任用他们作为朝廷和天下的耳目；不要让他们成为辅相权势的鹰犬，要信任他们并听取意见，听取后就实行，以安定朝廷。然后让明白、公正、精干、强毅的人出任郡县，考察举荐可以任用的人，赏罚有功者、责罚失职者，能够平理政事、审理诉讼，革除邪恶、归于正道，使奸盗不能得逞，让百姓有可以申诉的地方。即使有不得已而征调赋敛，也应当均平而没有偏颇，全部纳入公家，用于有益的事情，百姓谁会不愿意输纳呢？孔子说：‘分配均平，就没有贫穷；上下和谐，就没有人少。’做到这样，军用物资还不充足，是从来没有的。虽然如此，这也只能挽救目前的急难罢了。若要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制定可以长久施行的办法，就不如治理根本。三代时期，税是用来出粮的，赋是用来供车的，没有关市之征，没有盐铜之利，没有榷酤之法，也没有称贷取息的利益，而天下财力仍然天天担忧不足；天下一有变乱，就剥皮捶髓，施加比虎更猛、比火更烈的痛苦惨急之威，断绝百姓生生不息的道路，取来的仍然不够供给。为什么三代不把各种利益都搜尽却富足，后世把各种利益都搜尽却贫穷呢？臣私下思考，财物是天地有时所生、四民用功所致的；从天地取得财物就没有穷尽，从四民那里取得财物就有尽头。古代天下之内，不过是士、农、工、商四民。百姓没有不靠自己的劳动取得食物的；自汉唐以来，闲散无业之人逐渐增多，上面没有制度来革除其泛滥，下面没有学问来权衡其弊病。兵不以农为根本，人不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食物，生产的人少而使用的人多。臣请举其中大的方面：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受到扰动的有七十万家，然后十万军队才能出动。因此圣人把军队的训练安排在乡遂之中，把兴师动众看作毒害天下的事情，从来不轻易使用。历代的兴亡，制度虽然不同，却都把兵藏在农民之中。到了李唐中期，旧有章法逐渐败坏，兵和农开始分开，一家人坐着吃饭而不生产，这样天天毒害天下，没有停止的时候。何况如今四海大乱，土地狭窄，国家用度空竭，民力凋敝，而披甲服兵役的人无虑有几十万家，每家按五口计算，于是有数百万端坐着等待农民哺养的人了。国家拥有百姓，就像人的腹心；国家拥有军队，就像身体的手足。手足即使有病，腹心还能够保全它；腹心如果有病，四肢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想使国家富足，就要务必让百姓开辟土地；想使军队强盛，就要务必让有关官署使百姓富足。无论国家治乱、年景丰歉、政令常变，都无不以开辟土地、养育人民为根本。如今却施行诛杀剥夺的政令，放纵意志侵害百姓，用来供养冗余的士卒，使田地大片荒芜，万民离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件事。佛教的道理，上等的以寂灭为宗旨，以明白生死为大事；实行它足以洁净自身，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下等的则转说罪业、求取福报，所说的话足以恐吓愚昧的风俗，借此谋利罢了。魏晋以前，对做僧人设有禁令；梁、陈以后，曾经完全没有限制。如今僧徒遍布天下，以百万计算，问他们耕田积粮、缴纳赋税来充实仓廪，就不知道；问他们制造锋利器械来供给国家使用，就不知道；问他们披坚执锐，成为国家的爪牙，就不知道。所以凡是问到充实国用、对天下百姓有益的实际事务，他们就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是替国家焚香修法，向上天祈祷、祝福圣明，以救度一切众生罢了。’自祖宗以来，德行广大而能包容荒远，对各种道术没有舍弃，也推崇信奉佛道。君皇帝虽然曾经有所改革，不久又恢复旧制。然而水旱灾害屡次发生，蝗虫螟虫接连出现，边境发生战事，王师受伤失败，那么祈天的效验在哪里呢？二圣北征，皇宗远迁，陛下巡游，却没有一处能够安定，那么祝圣的效验在哪里呢？盗贼蜂拥而起，杀害别人的父兄子弟和夫妇，流血成河；死于刀兵的人，以亿万计，那么救度一切众生的效验在哪里呢？这种欺骗妄诞，难道还不明显吗？有人却认为朝廷本来知道这些没有用处，只是出售度牒的收入也能帮助国家。且不说度牒一时所得有多少，农工商贾的子孙一旦成为僧徒，就不耕种却要吃饭，不纺织却要穿衣，住高堂大厦，雕刻文饰来供自己居处，役使徒众，取得美味来供自己享用，一直到终身；他们的花费难道只是度牒收入的十倍吗？

译施政本应使天下均平，却坐视放纵那些庸愚欺诞的奸邪之徒，教化诱骗善良百姓，使国家失去丁壮，灭绝天伦，破坏人伦纲纪，百万僧徒聚居，侵蚀百姓的衣食，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二件事。古代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下至诸侯、卿大夫的府史胥徒，全都有等级差别；官职不超过事务需要，俸禄不超过规定数额，所以百姓不怨恨上面，下面也没有怨劳。汉代以后，官名越来越多，没有职掌却设置空名，没有事务却尸居高禄；公卿大夫既然增多，府史胥徒这一类人的家属，也不下数十百万人。农民努力劳作，从春天到冬天，一年之中从未休息，却仍不能免除受冻挨饿的忧患；而膏粱子弟和从事末技、舞文弄法的人，依仗权势侵害百姓，吸食百姓的膏脂，耗损蛀蚀国家根本。他们既不能立定大正之心，施展刚强果断的作用，淘汰罢黜冗员，节省费用、宽缓百姓，如今反而无故大幅增加祠职，俸禄优厚，财用困窘，日益加重征敛，求取千万人称誉，却失去亿兆百姓的心，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三件事。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计策，扩大仁爱百姓的心，施行不忍伤害百姓的政令，申明军法，大力选拔训练军队，提高标准，宁可使入选者少，也要厚给资费，使军队精锐而足以使用，使人数少而容易统率；斥退罢弱之人，遣散回到南亩，大力兴办屯田；停止发给度牒，将天下僧尼道士的产业收归官府；对现存的僧道，命令每年缴纳复身钱一万；愿意改过还俗、回归百姓生活并婚娶的，按照人口给以公田，使各自依靠劳动生活；废除冗余滥设的官职；从西北到东南，饥寒交迫、无力自存的人，也按人口给以公田，使各自依靠劳动生活，不出三年，财用必定充足。唐代刘晏说：‘治理财物，应当把养育百姓放在首位；户口众多，赋税自然就会广。’假使刘晏不懂得理财，那还可以这样说；但刘晏如果稍微懂得理财之道，而且已经有实行后得到验证的事例，那么他的话就一定不可违背。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比郡县官更亲近的了，他们是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如今却大多把干谒求进、奔走钻营而被废弃的人安置在这些职位上，难道是把百姓当作受伤者来怜爱、做百姓父母的意思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重视郡县官的职责，选择合适的人，使他们长久任职，以成功为期限；并且告诫监察考察的官员，廉察询问、纠察弹劾一路之内广泛贪赃的官吏。监司揭发的，就治守臣和通判的罪；守臣、通判揭发的，就罢黜监司；由中台揭发的，监司和郡守都赐令罢职，终身废弃。把是否胜任作为升降任免的法则，并且坚决实行，或许陛下的仁德就能施加于百姓，国家根本安定兴盛，讨伐叛逆、报仇雪恨的军队也可以振作起来。过去魏武侯乘船沿西河而下，到了河中回头对吴起说：‘山河的险固多么美啊！这是魏国的宝物。’吴起回答说：‘在于德而不在于险。君主如果不修养德行，船中的人全都是敌国。’魏氏失误在于不知道根本，吴起失误在于不知道末节。道有盛衰，势有强弱，应当因时制宜、处理事务，本体和作用都不遗漏，根本和末节并行，这样才算得当。因此圣王明白天险、尊卑的分际和贵贱的等级，制定天下的制度，使奸邪不能逾越；明白地险，以山川丘陵作为阻隔，以城郭沟池作为坚固防守，使暴客不能侵犯。险要这样设置，然后才能守住国家。否则，天险废弛混乱，即使有潼关，对秦国又有什么用？地险不加修治，即使有仁义，对赵国又有什么用？金人进入并占据太原这一天下要害之地，起初想要放弃而不守，后来虽救援却没有尽力，终于导致陷落；敌人于是侥幸取胜，席卷南下，如同踏入无人之境，连续多年深入，所到之处没有坚固的城池，上下震动，南面掠夺衡山、湘水一带，东面直到海边，百姓没有可以庇护之处，自古以来边境的祸患，从未有过这样严重的。去年交战时，敌人没有一定要前进的决心，诸将只是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并不是拥有奇谋伟略，真正能够攻破坚阵、摧毁强敌。然而将相都受到赏赐，荣宠俸禄达到极点，天下人都高兴，唯独臣感到害怕。过去田单凭借即墨击破燕军后，士卒都有死战之心，没有贪生之气，于是攻破燕国、收复齐国；等到齐国已经平定，士卒有贪生的快乐，没有死战的心，就攻不下狄城。亿万人的情感，根本在于同一颗心；而君主，是这颗心的根本。三军的志气同出于一股气，而将帅是这股气的根本。如今君臣上下习惯于无缘无故取得的胜利，心志骄纵安逸，不再作长远考虑。淮南土地肥沃，寿春是名郡，盱眙是古县，本应修筑高城、挖深护城河，派名将坚守，以阻遏敌人进取的道路，这样下游也就有屏障了。如今却弃置废弃，不加省察，失去了长远谋划的计划，怀有退缩苟安的心志；人心虽然受到阻隔，却反而启发了敌人的野心，这是臣所害怕的第一件事。安陆、武昌处在上游的腋胁之地，也应当派遣将领率兵镇守，挖深护城河，筑高城墙，积聚干粮，整治守备，像中原时期那样。西北边城坚固地守候敌人，如果敌人不顾死活，越过城池前进，就用一军扼守他的前方，城中出动轻骑抄袭他的后方，随时设法应变，使他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即使有奔驰突击的骑兵，也不能让他们放纵，这就是发挥我们的长处，制约敌人的短处。如今却漫不经心地不把这些当回事，即使有长江的天险，没有人力加以经营，又凭什么守住呢？深秋敌人到来时，临危才派遣将领，必定又会仓促混乱；人心没有预先安定，战胜敌人就不能确定；一旦有所差错，大事就完了，这是臣所害怕的第二件事。襄阳是上游门户，北面通往汝水、洛水，西面连接秦地、蜀地，南面遮蔽湖广，东面俯瞰吴越。

译如果想退守江左，襄阳不如建邺；如果想进取中原，建邺不如襄阳；如果想抵御强敌，建邺、襄阳就是左右两臂。为什么这样说呢？长江绵延万里，敌人到下游必定趋向采石，中游必定趋向武昌，上游必定趋向襄阳。依臣推测，金兵相距辽远，各处又都凋敝，多发兵则粮饷艰难断绝，他们能够来的不过几万人。兵力一分散，势力就弱；各位将领各自拥有大量兵力，正好可以制约他们。如果敌人屯聚兵力进攻下游，我们就用襄阳的军队直趋汴京、洛阳；敌人进攻中游，我们就用上游下游的军队交替出动、轮番进入，从各处夹击来疲惫他们；敌人进攻上游，我们就用淮上的军队进入青州、徐州，攻击敌人的要害和空虚之处，从左右牵制，使敌人不得不回顾内部，不能专心对外进攻。这样我们对外可以获得从容应敌的余地，对内可以修治政事，观察时势变化，积蓄培养精锐，进而讨伐乱贼，平定中原，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如今却把襄阳的守军弃置，只配以轻兵，不修治攻战的装备，不兴办屯田来充实军需，千里之内萧条，人们没有坚守的意志。假如敌人以轻兵侵犯淮南，皇帝的车驾来到，声势重大，人心必定惊惶恐惧，于是势必要用重兵到江边抵御；敌人便用精锐攻破襄阳，奔袭江陵，掠夺船只，顺流而下，水陆并进，长沙以东必定随风披靡，临江将士的心就会动摇。将领心志已经动摇，敌军又乘胜而来，即使百战百胜，人心也会离散；即使有孙武、吴起的谋略，也不能取得胜利，这是臣所害怕的第三件事。杨夭成为盗寇，是由于加重赋敛、官吏侵害百姓、百姓困急而起的；他们本来是农田耕作、捕鱼砍柴的人，情形同其他盗寇不同，所以治理他们的方法也应当同其他盗寇不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择宽厚而有谋略的臣子，担任江湖之间的守臣，少量配给军队，大力施行恩惠和信义，招抚流散百姓，致力于务农、重视粮食，用道德教化善良百姓，诛除奸邪盗贼，号令清楚统一、明确可信，那么不出一月，杨夭一伙必定大受震动而瓦解；然后利用他们的乡人作向导，选拔精锐将士捉拿他们，便容易得如反掌。如今陛下赫然震怒，命大将统率数万军队，以武力震慑他们，使他们恐惧而知悔，自相残杀，归顺天子，这实在是陛下神武，并不是草野微臣所敢预料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因恐惧而联合谋划，船只便利，随地抗敌，威势不能制服他们，恩德不能怀柔他们，平定荡除的功业就不能指望在岁月之间完成；大军长期聚集，费用不可估量，诛杀剥夺遗民，侵害深入肌肤骨髓，百姓死亡流散，不能再求得片刻生存。北方战马在秋季肥壮，敌人即使冒死也会再次到来，内部敌人和外部盗寇相因而起，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慧，也不能谋划对付，这是臣所害怕的第四件事。陛下请详细选择并施行这些建议，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天下就幸甚了。过去颜回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没有告诉他掌握威福权柄、控制驾驭臣民的办法，只说‘放弃郑声，远离谄佞之人’。郑声淫荡，佞人危险，这句话不值得说到第二遍，圣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凡是言语不合正道，违背大道、妨害义理，却能自持有根据、说来成理，足以取悦人心、迷惑天下的，都是郑声，难道一定要指钟鼓之乐吗？郑声浅薄鄙陋、卑下污浊，听起来容易明白，说起来容易跟从，喜欢它的人很多；上面没有道义来衡量它，天下就会随波而靡，最终形成风俗，于是奸邪、机巧、才智、谄佞之士便开始乘隙而入，挽臂任意横行其中，混淆名分和事实，颠倒是非，窃取威权，自己获得荣华而天子陷入危险。中正之人不迎合心意，不诡诈随从，依据道理发言，援引经典议论；当他们冒犯君颜、敢于进谏时，好像不恭敬；当面折责、在朝廷争辩时，好像沽名激进。凭着蝼蚁般的生命去冒犯雷霆般的威势，如果不是诚心爱护君主，哪里能这样做呢？正如孟子所说：‘哥哥张弓要射他，他反而流着眼泪向哥哥讲道理。’不需要勉强，亲爱之心便从内心自然发生，自然而然地依恋君主，不期待苟且免祸，不会像对待赵国人那样疏远。至于佞人对待君主，安逸时同他共享荣耀，危险时躲避灾难，把君主看得同普通人一样。拥有天下的君主，为什么顾忌而不抛弃那种人、选取这种人呢？举用中正之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士之间，百姓就会服从，有志向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举用邪曲之人，把他们置于中正之士之间，百姓就不会服从，仇怨反而更加相互侵凌，盗贼更加肆意暴虐，国家社稷就有危亡的忧患。陛下即位以来，中正之士和邪佞之徒交替进退，没有坚定不变的诚意。然而陈东先因直谏而死，马伸后来因正论而死，却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奸邪、贬黜一个谄佞，为什么摧毁中正之士这样容易，去除奸邪之人却这样困难呢？这虽然是当时辅相的罪过，然而中正之士本来就是陛下的腹心和耳目。陛下拥有天子的威势，掌握亿万人的性命，却不能保全这两三位腹心耳目的臣子，以辅助自己，反而让奸邪之人能够杀害他们，这应当责问谁呢？臣私下为此痛心，悲伤陛下的威权不在自己手中。虽然如此，他们活着时没有得到任用，死后陛下仍然念及他们的忠诚；既褒奖他们本人，又防护他们的后代。臣看见陛下有天地一样的度量、日月一样的明察，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从今以后如果能够主持和保护腹心耳目之臣，保存这种心意而不改变，那么尧舜的事业本来就很容易做到。有这样一位君主，难道忍心辜负他吗？臣的话已经说在前面了，陛下能够听取它，是天下的福分，也是臣的愿望。自尧舜直到今天，上下三千年，盛衰治乱，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可以效法、可以警戒的，并不是不完备，也不是不明白。然而历代继承世业、开创新局的君主，治乱相循而不能自我避免，原因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陛下幸而听取臣的话，反求于自己的内心，神妙而明察地领会它，施行于政事，消灭仇敌，诛杀叛逆，恢复中原，以仁德覆盖天下，这才是陛下的功业。只愿陛下更加用心，不要使臣徒然说这些空话罢了。实在是宗庙社稷的大幸。

译给秦防的信 癸亥年春天，我曾经在起居问候之间拜见过您；从此遵奉承受传授道业的教诲，不敢使它失坠。我向上搜求伏羲、神农、帝尧、帝舜遗留下来的文章，中间考察商、周、孔子、孟子的重要训诫，向下观察两汉，遍览历代，直到五代，考察数千年间治乱的踪迹。它正如风云受到感应，来没有固定形状，去也没有固定形态。得到这种道的人昌盛，失去这种道的人灭亡。所以治乱的根本，大概一定在于人。考察数千年间，士大夫沉迷于富贵、醉生梦死的人，没有哪个时代没有，何止百亿？他们虽然当时足以使自己胸中快意，荣耀妻子儿女，却不旋踵之间便身名俱灭。这是我自从立志求学以来所不愿意成为的。至于卓然自立、志气充塞天地，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夺志，有道德足以辅助时政，有事业足以拨乱反正，进退都能自得，风不能使他委靡，波不能使他随流；身体虽然死了，精神却凛然长存，仿佛仍活在人间，这才真可以称为大丈夫。我读他们的书，考察他们的事迹，遥想他们本人，推想他们胸中所存，觉得那种境界澹泊而正直，简直同神明相通，不是可以用口传、用耳朵接受的。我正要在数千年的文字中推求他们胸中所存，却茫然昏昧，连他们的藩篱都还没有看到，更何况堂奥呢？我既然应当从事于此，就不敢半途而废；这就是我这些年来迟疑徘徊、仿佛自弃于您门下，未能进身求仕的原因。我私下反复思念这件事，已经四十三年了。先父去世，忽然已经十年；只是穿布衣、持藜杖，寻访山谷、经过丘陵，劝导督促农桑，以此供给衣食；不这样做，就会饥寒号哭，也没有办法供奉黍稷来祭祀祖先，将要飘零惨淡，无法完成自己的志愿。忧思和勤苦日积月累，以至牙齿脱落、头发变白，早起戴帽梳头，照镜子自看，面色枯槁，形貌憔悴；身体穷困到这种地步，也就够了。去年又哭失儿子，今年又丧失妻子，自己叹息命运浅薄，更不敢有意于荣华进取。然而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使父母显耀，是圣人的训诫。如果淡泊到对这些完全无意，甘愿同草木一起腐朽，那么凭什么做人的儿子？难道这会是先父平日教诲所希望的吗？况且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而相公您正掌握教化的大权，顾念到寒微之人，屈尊询问我的愿望；倘若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显露自己的一点长处，想着振作自己、使自己显耀，那就真是自我抛弃了。过去孔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如今相公您委曲深厚地对待故旧，想使先父身后留下的事业不立即衰落，将使我们兄弟各自实现志愿，让人凭借自己的长处显名于世，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德。如果任用我却不是根据我的才能，那么我的丑陋拙劣就会暴露，这不是成全您的美意。长沙湘西岳麓山书院，原本是皇帝赐予匾额的书院，祖宗时期曾经命山长主持。如今基址都在湘山，背靠湘山，文水环绕前方，幽静深远，清朗开阔，实在是士子修习的精舍。至道二年，潭州太守李允则修缮并扩建它，请求下赐书籍史书来敦厚民风。天圣八年，漕臣黄总上奏请求特意授予山长、进士孙胄一项官职，当时都获得批准。如今若命潭州太守和漕臣兴复旧址，重新赐给院舍，因为我有继承先父遗志的愿望，特命我担任山长，依照州县监当官的标准供给廪禄，用以彰显朝廷崇尚儒学、推广教育的美德。凡是学舍中的学生不喜欢靠近城市、愿意住在山间的，都听任他们如此，使他们舒展书卷，数百千年流传的文章都在这里诵读、思考、坐修，专心于此。别人一天的功夫，自己用一百天来做；别人十天的功夫，自己用一千天来做；这样或许愚笨的人能够变得明达，柔弱的人能够变得坚强，可以继承古人的事业，成为后来人的先觉。给吴元忠的四首诗 我长久以来仰伏在您的盛名之下，只因朝廷内外道路不同，没有机会亲自拜谒，只能徒然怀着仰慕之心。仲春时节，丈人入朝，家兄随行，我独自带着各房家属远居穷山。到了仲夏，王师在临贺讨伐曹成，曹成的军队溃败，所到之处残暴肆虐；我们奔逃躲避，历经崎岖险阻，幸而免于死亡。我私下想，盗贼纵横，使我们的百姓陷入这种极端困境，是由于州郡衰败而不能振作，又由于长久没有合适的方伯。我们日夜伸长脖颈，盼望您威严英明地扫除凶恶奸邪、封植善良，正如饥渴之人盼望饮食。难得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的防范；容易失去而难以获得的，是事情的关键。然而时机和关键一旦出现，往往转瞬即逝，没有终极定准，这正是圣贤、英雄凝神注视而不敢忽略的原因。自从靖事之初，失去时机和关键直到今天，大乱日益滋长。圣明的君主忧劳勤政、苦心思虑，把江南根本之地分给您这样功勋卓著、声望崇高的臣子，这是天下的重大责任。您所统辖的疆域，北面跨越汉沔，西面抵达瞿唐，东面直到衡山，全部占有北海一带。论土地，广大而形势容易扩张；论整体，宏大而威望声誉容易传播；论权力，重大而智谋计策可以施行。凭借这三项条件，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然而荆峡孤弱残破，衡湘疲敝，岳鄂、武陵是群盗聚集的地区，八桂、五羊的百姓正以动乱为乐。在政治上紊乱，就会启发奸邪作乱之心；在军事上软弱，就会招来外寇的侮辱；在财力上匮乏，就有内部崩溃的忧患。面对这三种情形，想要成事确实很难。如果您倚仗前面三项的虚名，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治理后面三项的实际祸患，功业就能够成就。虽然如此，治理这些问题有方法，关键只在于得到贤才。得到贤才有方法，关键只在于出于公心。出于公心有方法，关键只在于遵循理。理一旦彻底明白，即使天地发生变化，也能在胸中洞然明了，何况一时的防范、一时的关键，怎么会还有不能掌握的呢？您如果确实能在这里用心，那么敌仇可以消灭，中原可以平定；否则，恐怕很快就会把天下拿来孤注一掷了。我年轻时学习求取功名的学业，长大后听闻《大学》的道理；性情本来迂拙疏略，志向又与时俗相左，料想自己将隐逸于山林，望云消遣心意，临水观照内心，只求适合自己的事情罢了。何况如今正在服丧，哪里是想求取名声？只是时运不利，国家危亡的忧虑与我相同，所以冒昧凭借父兄旧日的交谊，敢于陈述愚拙的意见。

译我私下认为，国家根本稳固，盗寇就可以平息；盗寇能够平息，百姓之家就可以保全。如今读书做官的人，没有不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的。然而到了实际办事时，有些人却失于只顾眼前，大多因为急于谋求近期的小利，而忘记了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您学兼本末，政事通晓先后，难道会像如今那些做官的人一样吗？您奉天子的命令进入封疆之内，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却还没有什么可以慰藉远方百姓的期望，这是为什么呢？想要革除弊政，必先除去造成弊政的人。造成弊政的人不除，即使有仁慈之心和仁爱的声誉，百姓也享受不到他的恩泽。想要用这种办法平定已经发生的动乱，动乱却会日益滋长；想要用这种办法抵御盗寇，盗寇却一定会在内部兴起。如今正值秋收，我亲耳听到的，是科役繁重，邵阳的富户全家逃走；我亲眼见到的，是灌阳、清湘的贫民辗转流徙，困苦于粮价昂贵。举出这两个郡，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将来的忧虑，一定有不可胜说的。您居处上游的重地，国家宗庙社稷的安危系于此处。外寇强大，而国家根本却是这种状况，愿您对此加以考虑。我正处在服丧期间，心中没有经营其他事情；之所以能够进言，是因为如今的世道，譬如乘坐破船漂浮在大海上，风涛汹涌，不知道将如何渡过，而您正是掌舵的人。如果我有所见到，难道敢隐瞒实情吗？我四处奔走，事务琐碎，各种事情都荒废了，哪里有资格在谋议的末端有所补益？然而我口中诵读古人的书，眼中看见今天的事情，心里思考天下的道理，深深考察拨乱反正、使天下达到治理的方法，没有什么比得到贤才作为耳目更为重要的了。耳目，是心意得以流通的器官。假如眼睛的形状具备却不能看见，耳朵的形状具备却不能听见，那么耳目这些器官又有什么用呢？内心即使有大公至正的心，谁来替您宣明它？外界即使有隐瞒欺骗的事情，谁来替您知道它？这样一身便废弃了，只能坐着等待死亡。您全部占有四路，疆域广大而遥远，既不可能逐州逐县地亲自到达，而州县之间欺骗虚诞的风气又沿袭未改。您以一人之身，面对数百上千官吏的欺蔽，如果不使目光明察、耳听通达，我私下认为很难治理。如今山林中的士人，难道没有贤能之人吗？您推诚守信，以朋友之道向他们咨询，一定能有所补益。广泛寻求这类人，耳目就通达了。耳目通达，事情就能辨明；事情辨明，政令就可以施行。从前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及其左右，表彰即墨大夫，齐国因此大治，名声传遍天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耳目聪明而赏罚得当。您过去掌握化育天下的权力，已经得到天下众多贤才了。如今我又冒昧进言，显然很不知分量。然而泰山不抛弃土壤，所以能够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拒绝细小的水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王公不挑剔众多百姓，所以能够成就他的德行。因此周公握发吐哺，诸葛武侯也孜孜不倦地向下属求取意见。不这样，凭什么能在一时成就功业而使光辉流传千载呢？您请听取这些话。从前孔子作《春秋》，申明纲纪法度来约束诸侯，重视用兵，并告诫不要兴起土木工程。假使您听从孔子的话，不整治军队吗？那就没有办法抵御寇敌；不兴办土木工程吗？那就没有办法保全地利。难道要兴办土木工程，同时整治军队吗？那就等于孔子的话没有用，而是用无道的方式来实行它。事情有缓急，形势有轻重，懂得先后次序，就接近于道了。遵循道而行，危难就可以转安，动乱就可以治理；违背道而行，危难就会倾覆，动乱就会灭亡。所以古人谈论军事，把使百姓富足作为要务，而不把兵甲锋利放在首位；谈论治理，把亲近贤才作为急务，而不把城池高深作为急务。何况是修建壮丽宫室，想用来显示威势呢？您所统辖的四路：荆峡因解潜而坐致灭亡，鼎澧因昌禹而自相残害，湘中因张掞而疲敝，八桂因许中而败坏。只有五羊还未被盗寇侵入，勉强算是完整富实罢了。如今秋旱严重，广大地区疫病盛行，死亡流散的人不可胜数，正是安于卑陋、甘于粗粝、勤劳困苦地救济百姓的时候。然而听道路上的人说，您正在大规模修治屋宇，购买木炭、铁制枪杖和牛羊皮，追调征发丁夫工匠，即使远处也不放过。我私下认为，这些只是末节。根本还没有确立，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自古战争中强弱成败的形势，明确记载在史册上，可以考察而知。鲁公伯禽居于曲阜，正值治理安定之时，徐夷却作乱，侵逼东郊，这就像盗寇已经到了门庭，只是侥幸尚有万一的机会罢了。军队不赶紧使用，盗寇就会滋长；城池不赶紧修筑，就会失去险要，因而没有办法保卫国家。所以伯禽虽然正处在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之中，仍然出兵宣誓并号召众人，出师、征发军队和兴筑工程在同一天同时举行。圣人编定《春秋》，采用这件事来训诫后世，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您承接大乱之后，整顿破败灭亡的国家，事情与此不同，而形势又有不宜立即如此做的地方。一旦失去百姓的期望，使他们离心，即使有铠甲兵器，和谁一同使用呢？即使有城郭，和谁一同守卫呢？即使有宽广的房屋高大的楼厦，您难道能够高枕无忧地安睡吗？所以我希望您先收束各种防务，换掉造成乱政的人；先换掉造成乱政的人，以归附百姓之心。民心已经归附，然后用他们来防守就会坚固，用他们来作战就会胜利。哪里还会有怨愤、反叛、逃亡的忧虑呢？

译给明应仲的信 天下最难平定的事情，没有比时局更难平定的；天下最难察见的事情，没有比人情更难察见的。自从北方人侵入中原，神州动荡，帝室危急，到如今南方政权已经九年了。圣明的君主忧劳勤政，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却没有看见成效，想来一定会在内心反省说：‘难道是对于时局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吗？难道是对于人情有未能察知的地方吗？’古人从平民起身，不到五六年就平定了天下，如今竟然这样艰难吗？因此他积累起奋发雪耻的大志，派遣使者，分赴各州郡，考察时局，体察人情，将由皇帝亲自裁断，在天下大有作为，而阁下首先承受了这一选任，这个责任难道轻微吗？我想您登车执辔时，一定慷慨激发，怀有辅佐圣主澄清海内、使功名流传竹帛的志向；精心勤勉，周密完备，不肯做苟且简略、只求形式的事情。您的声威所到之处，州郡官吏都惊惧地聚集起来，恐怕不敢再施行只拘泥于文书、期限和禁防的政务。我因此很乐于有所进言。况且您进入湘中以后，事情中明白而容易办理的，可以平定；情势中愤懑郁结而不得通达的，也可以平定；但凡有损害国家体制、伤害百姓之心的事情，就不能仅仅加以平定。连年盗贼遍布天下，到处屠杀伤害，数以百计；呻吟的人还没有停止，受伤残废的人还没有恢复，流亡日益严重，户口消耗殆尽。即使赦令接连下达，用来告诫和防范百姓的规定十分详尽，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难道不是损害国家体制、伤害百姓之心吗？如今阁下即使想纠正这些亏损伤害，难道这不是加重它们吗？官吏和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这也不是奉行使命的本意。一定要纠正它，何不返回根本呢？阁下进入湘中，可以知道官吏中清廉修洁、施行恩惠教化的人，也可以知道官吏中奸诈贪赃、毫无廉耻的人，但官吏中有欺骗行为的，却未必能够知道。连年也曾有御史出使，他们所推荐的人不一定得到奖赏，所弹劾的人不一定受到惩罚；如果认为他们不足以信任，为什么还要派遣？如果认为他们的意见不足以听从，为什么还要询问？既然派遣了，也询问了，最终却没有任何惩罚和劝勉，这就是不核查实情，只做表面文章。上级教化下属，比影子和回声的反应还快；欺骗虚诞的风气逐渐成为习俗，又能怪谁呢？如今阁下即使想察究欺骗虚诞，也必然大肆造成烦琐苛细，使官吏百姓受到牵连误伤，这也不是奉行使命的本意。一定要纠正它，也何不返回根本呢？所谓根本，是什么呢？就是端正天子的心。阁下任职掌管言论责任，出外考察地方政务，倘若不能由小事认识大事，由细微处认识显著处，探究天下的根本，必定归结到天子的内心并加以端正，我私下恐怕会因此责怪这一方而放过那一方，在东边得到却在西边失去，终究无法治理。过去孟轲先生是圣人的门徒，是当世杰出的人才；在天下分裂、用兵争战之际，他曾降低对管仲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功业的评价，而一定以伊尹、周公自期。考察他规劝当时君主的言论，却从来没有什么奇谋伟略。齐宣王说自己好色、好货、好勇，他不加以非难，反而又讲公刘、太王、文王、武王的事情，引导齐宣王从不忍心看一头牛死亡开始，把这看作仁政的方法，并认为可以凭此称王。又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陈述在大王面前。’然而天下后世都认为他真正得到了尧、舜、文王、武王、孔子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平定天下的方法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吗？否则，这只不过是迂腐荒诞的言论。他说‘凭齐王的力量平定天下，就像把东西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又足以相信吗？阁下读古人的书，一定会仰慕古人。回去辅佐天子，使他的作为符合尧、舜、文王、武王的心意，那么难以平定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难以察见的情势就会一眼分明。对于平定天下的动乱，必定会在朝廷之中谋划，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而不会像如今某些人那样泛泛罗列州郡事务，仅仅用来塞责。我自从荆襄躲避盗寇，漂泊在山岭旁，守分安贫而无所求，只是怀抱孤忠，为国威尚未振作而愤懑，所以冒昧直言。

译给高抑崇的信 宣和末年，先君到京师，众多俊秀拜谒祭酒杨公，杨公首先称赞阁下。等到阁下从闲散废置之中被召回，接受主管成均的任命，我私下盘算说：‘太学是明辨人伦的地方，如今天下正没有三纲，这个人大概不会来。’后来听说您已经到任，便又盘算说：‘天下正没有三纲，这个人为什么还要来呢？’等到听说您请求废退诗赋、进用经义，又盘算说：‘这是逐渐建立和彰明人伦的开端。’这个请求施行以后，已经过了很久，却寂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等看到您请求皇帝临幸太学的表章，我心里惊惧，没想到阁下竟有这样的请求和这样的言论。自从中原失守，銮舆南渡，皇帝巡幸的地方虽然还没有确定计划，但我们尚且仇恨敌人，不肯做敌人的臣民。到了如今，执掌国政的大臣擅权，违背天理，专门结党阿附，以利欲迷惑君心，阻塞义理之路，反而援引庸碌谄佞之人，残害国家根本，以此侍奉仇敌，重蹈旧京败亡的道路。从前秦、楚两国为敌，楚怀王没有回来，楚人怜悯他，像悲痛亲属一样，因为痛恨秦国凭强力和诈术欺凌他们的君主，使他不得善终，这种痛苦胜过刀刃加身。太上皇帝是我们中原受命的君主，却被敌人劫持控制，活着被送去、死后才归来，这是臣子痛心切骨、应当卧薪尝胆、思考如何一定振兴国家雪耻的事情。然而执掌国政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把最大的仇敌说成最大的恩人吗？从前宋公被楚国拘执，等到楚子释放他，孔子删定《春秋》，于是说：‘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是不允许荆蛮之人控制中原君主的命运。’太母是天下人的母亲，她的释放却只听从金人的命令，这是中华最大的耻辱，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事情。然而执掌国政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把最大的耻辱说成最大的恩德吗？大宋的基业和疆域，都是太祖、太宗收罗任用英俊之才，勤于防护百姓隐患，亲自披挂铠甲，与天下人共同承担劳苦而取得的；又靠历代圣君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不敢荒废安逸来守成。如今关河重地全部成为敌人的封疆，帝王园陵暴露在外，不能前往瞻拜；宗族被拘隔，不能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能聚集；冤恨之气向外逼迫四海，却不能伸张昭雪，而执掌国政的大臣竟然还洋洋得意地严重欺骗天下，自以为建立了大功吗？阁下受到他的知遇，为什么不恳切地替他进言呢？如果进言而得到听取，天下国家实在是幸事。晋朝废太后董养游览太学，她登堂感叹说：‘天道与人道的原则已经灭亡，大乱将要发生了。’ 于是她远远地引身离去。如今阁下亲眼看见有人忘记仇恨、毁弃义理，面向北方臣服敌人，以苟且宴安之事，仍然安然自居为天下的师儒之首；既不能建立宏大的议论，阐明天人之理来端正君心，反而阿谀执掌国政的大臣，迎合风俗法禁，谋求举行太平的典礼，又替他写下如此这般的辞章，欺骗上天、蒙蔽世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就是结党帮助他的罪恶。人人都说阁下平生的志向操守已经扫地殆尽，难道几十年积累的声名要在一朝毁掉吗？《春秋》的义理是，诛杀国贼，必先诛杀他的党羽。纵观古代往事，君主以无道行事尚且不能善终，何况臣子竟敢肆意以无道行事呢？一旦圣明的天子察知乱亡的祸患，赫然震怒，归罪于任事之人，那就危险了！这难道不是与董养不同吗？阁下如果不立即翻然悔悟、改变计划，必定会和他一同遭祸。我一向把阁下看作当世人物，是心中所期望的人；按义理不能沉默，只希望您留意，不要辜负名贤对您的知遇和期许。给僧人吉甫的三首信 如今圣人的学问衰微，士人的风气卑陋，能够与之共同实行仁道的人极少。若不是有真正积累、长期用力的当世大贤兴起并振兴它，那么人道凭什么建立呢？然而游学于河南先生门下、得到其宗旨的人几乎凋零殆尽。如今还存在的人，虽然没有能够亲自承受教诲，但听到他们所安处的言论风气、传闻于人的说法，也似乎规矩宽纵，缺少严谨审慎。如果这样，后来的学习者将以什么为归依呢？比如王学士说：‘佛氏确实看见了道体，只是走错了道路，所以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大意虽然如此，但言语却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私下考察子夏所说：‘君子之道，哪一方面先传授，哪一方面后疲倦？譬如草木，区别开来就能看清。’又伊川说：‘冲和寂静、无形无迹之中，万象已经森然具备。未发生时不能说不是先，已经发生时不能说不是后。譬如百尺高的树木，从根本到枝叶，只是一以贯之，不能说上面某一节事情无形无影，却等着人去安排，使它进入某条道路。’既然说是道路，就只是同一条道路。假如佛氏贯通地看见道体，那么道路为什么会有差别？所以伊川说佛氏只是略微看见道体。如今王氏却把‘略’改为‘实’，既说是实实在在看见，又说走错了道路，难道不是使学习者迷乱吗？恭敬地读到您的来信，您说佛氏之所以走错道路，大概是因为见解有所偏而不能周全。见解偏颇，实践也都会偏颇。大体说来，进入道自有圣人所指示的大路，我们只应当笃信并努力实行，其他异同一概截然断定。我私下仰慕您的见解明白亲切，足以成为后学的津梁，正合先父平日所期望的意思。然而您另一封信既说‘从可以令人喜爱的善一直到圣神境界，若像一条大路一样，还有什么可疑、可畏惧的呢’，却又说‘至于未发时的一段，必须努力践行以达到极致，自然能够明白看见’。我私下疑惑，前后似乎相互抵牾，不知您的精微用意究竟如何？恭候您赐教。杨先生解释《中庸》说，所谓‘中’，就是寂然不动的时候。按照子思的说法，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那么杨先生就是把未发的时候指为寂然不动。前些时候侍坐时，我曾谈到这件事，说喜怒哀乐未发，恐怕不能说成寂然不动。我在文章中说，杨先生这样解释，使我惶恐惭愧。我私下认为，对于先觉所说的话，只应当相信、接受并奉行，于是再也不敢开口。如今来信又举出尹先生的说法也是这样，我反复考察，茫然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心’和‘性’这两个字是道义的渊源，应当明白辨析而不差毫厘，然后才有所持守遵循。我私下认为，未发时只能说是性，已经发出后才可以说是心。所以伊川说，中是用来描状性的体段，而不是用来描状心的体段。心的体段，就是圣人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却在感应之时随即通晓天下万事的情理。未发时，圣人与众生具有同样的性；已经发出后，做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感通天下之理，是圣人所独有的。圣人穷尽了自己的本性，所以感应外物时仍然安静，无论远近幽深，都能随即知晓将来的事物。众生不能穷尽本性，所以感应外物时便会动心，然后顺从同类和私意的思虑，不能得到正当的结果。

译如果两位先生把未发说成寂然不动，那么圣人感应外物也会动心，这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尹先生又把未发说成真心，那么圣人建立天下大业、成就绝世至行，难道都不是真心吗？我虽然粗略承受过先父庭训，却从未广泛交游天下英才，孤陋实在太甚。何况如今孤苦无依，如果不尽情说出这些话来激发对精微道理的讨论，祛除偏差、消除蒙蔽，那么我终身也只能如此罢了。所以这些话不是敢于直接冒犯两位先生，而是想求得您的教诲。两位先生是万人仰望、百世师表，他们所说的话只应当信从，不可轻率怀疑其中有错误。然而仔细询问、明白辨析，正是《中庸》的教诲。有尚未明白的地方，不敢只作罢论。承蒙您举出先父的话来教诲我，我内心悲伤，仿佛又见到先父的容貌。只是先父所谓‘不起不灭’，正是说静时存在，动时也存在。这与《易》所说‘无思无为，寂然不动，遂通天下之故’的大意相合，并不像两位先生那样把喜怒哀乐未发指为寂然不动。我愚昧地认为，正当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冲和寂静、无形无迹，同具这个根本，即使是普通人和圣人也没有不同。而‘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指《易》而言；《易》已经是发出的状态，所以‘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圣人所独有的，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正因为‘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所以一经感应便能通晓天下万事，不需要再加以拟议。喜怒哀乐未发，句子下面还能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一句吗？如果不能接，就知道它们立意本来不同，不能合并成一种说法。恐怕伊川指性、指心，是有深意的，不是随意说说。心和性固然都是名称，但名称是实际内容的显现；二者意义各不相同，所以名称也不同，很难直接混为一回事。尹先生把喜怒哀乐未发指为真心，既然说是未发，恐怕很难指为心。读您前一封教诲的人，大概会认为尹先生讨论已发、未发时，却偏偏把未发指为真心，所以我怀疑这种说法不对。如今承蒙您在书斋中赐教，如果您所说的真心，是已发、未发都是真心，那我自然就释然无疑了。来信又说：‘即使不见到本真的自我，我私下也还不能明白。’只希望您不要怪我烦扰冒昧。给刘信叔的五首信 天子之家暂时驻在江南，从东海到西蜀，延绵几万里，而太尉所控制的地方，譬如人的身体，恰好处在腰背之间。腰背强健，手足就能举动，头部也就兴盛了。从前自晋至南朝，荆州的财赋和军队占江左的一半，实在是天下的重大责任。自丁未年以后，屡次遭到屠杀破坏，千里之内成为赤地。到乙卯年，群盗全部平定以后，州县建置已经二十五年了。如今放眼仍满是蒿草，开垦还不到十分之二三，这是因为此前执掌国命的人认为这里的蚕丝收入不值得用来作为保障。因此民户缴纳的数目少，而上供的数目多。举出这一点，若不减轻百姓负担，他们怎么会回来聚集，又怎么能希望人口繁盛呢？太尉是国家的谋士、可信任的臣子，应当把实际情况向上陈述。若能使徭役逐渐减少，赋税征敛逐渐减轻，慰劳百姓、使他们安定聚集，几年之后，便可以富足繁庶、士兵战马精锐强健，用来守卫、抵御、进攻、讨伐，没有不如愿的。我之所以敢于进言，是因为太尉是天下人所仰望的人，而我又曾蒙受您特别的眷顾。恭敬地听说，经过多年之后，天子增加您的俸禄，放田上思念旧日功勋，因而施加这样的恩典，这深厚的根源值得为太尉庆贺，也值得为天下忠臣义士庆贺。皇帝隐居海滨二十多年，一定怀有汉祖想要东征的意愿；将要实行周宣王《六月》诗所写的事情，所以慨然发自内心，表彰礼遇功勋贤能之人，这是重新起用他们的开端。太尉平日的志愿和抱负将要舒展了。天下忠臣义士，行动将有风云际会的机会，难道不值得庆贺吗？虽然您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但曾参正是因为战战兢兢才保全自身，成汤正是因为栗栗危惧才使功业壮大。推求这种心意，我希望太尉把圣贤的这种心意当作珍宝，珍重并持守它；一旦承担政务，就能进用贤才，收揽人心，平定中原，使边地之人归服，并且能够报复、洗雪君父的仇恨。治理的原则以防护百姓为根本，而防护百姓有方法，必先铲除奸恶，然后善良之人才能安居乐业。铲除奸恶的方法，则以得到人才为根本。荀卿说过：‘弓要质地良好，然后才谈得上强劲；马要驯服，然后才谈得上优良。士人一定要忠厚诚实，然后才谈得上才智；如果忠诚不足，即使有才干和作用，也如同豺狼，不可接近。’新任幕属向沈，他的父亲忠毅公在危难中为节义而死，天下皆知。他从未忘记雪洗大耻的夙愿，却以攀附权贵、走险求进为可耻。直到今天，他仍忠信诚实，遇到事情不苟且。如果您能够考察了解他，不把他当作普通人对待，他一定欣然愿意居于幕府，必定能够对您的明智有所补益，差不多可以和董幼宰、徐元直相比吧？否则，他未必不会迟疑而不来就任。太尉给我机会进言，所以我才敢冒昧越礼。岳庙在一百五十年间，天降灾祸已经有两次。我私下曾经考察，天道与人事本来是同一个道理；在天上叫皇天上帝，在人间叫大君，难道会有两个吗？大君若有两个，人事就会混乱。五岳与三公相等，这是三代的制度，不可改变。五岳如果与皇天上帝并列为帝，那么天道就乱了。何况岳神总聚一方人的诚心，上通于天、下通于地，变化不可测度。如今却为它塑造形貌，为它设置配偶，为它安排男女房舍并加以贮藏，这样亵渎神明，不是太过分了吗？礼官如果能够借天灾之机，建立恢复古制的议案，那就最好了。否则，劳烦百姓、耗费财物，难道容易办成吗？既然已经向朝廷提出请求，能稍稍等待一下，奉命后再办理，差不多可以避免过失。太尉明智高明，哪里需要借助我的愚见？但承蒙您谦下地命我进言，我不敢不献出内心的意见。

译荆湘之间有些主户不知道爱护养育客户，客户力量微弱，又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从前鄂州太守庄公绰向朝廷进言，请求买卖田地时不得把客户载入契书，让他们听凭自己决定。朝廷颁行了他的主张，湘人纷纷暗中议论，无不责怪庄公提出这个请求。争讼客户的案件，有的十年也不能判决。我在亲自耕作的时候，由此考察天道、体察人情，认为贵贱相互对待、高下相互承接，大概是自然的道理。蜂群聚集、蚂蚁结队，也有君臣之义，何况人是万物之灵呢？因此从都甸到州，从州到县，从县到都保，从都保到主户，从主户到客户，层层相互听从，以供奉王事，是一日也不能废弃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听凭客户自行决定，使主户不能把他们系属于自己呢？客户依靠主户生存，应当供主户役使，服从主户约束。可是客户中有的禀性像狼一样凶悖，不知上下尊卑的分别；有的没有学习习业，不努力从事耕种蚕桑；有的放纵饮酒赌博并偷盗，不听约束检点；有的家中没有妻子，诱拐别人的妻女逃走；有的丁口繁多，衣食有余，稍微能够买上三五亩田宅，便建立自己的户籍名号，想脱离主户离去。以上五种情况，主户向官府起诉时，应当为他们严厉惩治，不能听凭他们自行行事。但客户也有一种情况不可不允许其自便。贵者以贱者为根本，高者以下者为基础。因此即使天子尊贵，也把保卫百姓看得像保卫婴儿一样，何况主户对于客户，都是平等的编户百姓呢？所以主户对于客户，应当替他们安置生计，劝导他们耕作，公平地收取租税；对他们的忧患表示哀怜，对他们的喜事表示庆贺，使他们活着足以感到快乐，死去也没有遗憾，这样他们世世代代服役，即使驱逐他们也不会离去。若主户不知道保护爱惜客户，称呼他们为奴仆、狗，使用他们如同使用牛羊，使他们的父母妻子彼此忧惧相望，空虚地丧失安享生活的心愿，忘记眷恋故土、安土重迁的本性，只怕离开得不够快，那就是主户的罪过。像这样的情况，官府应当告诫斥责主户，不受理他们的诉讼，使他们知道反省自身、思考行善，各自努力保护爱惜客户；这样所有平民都蒙受天子的恩泽，人人都乐于生活。它对于政治教化的补益，难道不大吗？如果我的话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希望任官者能够共同商议，制定成条文，在一路之内推行，以符合圣明天子倚重仁贤、教养百姓的心意，那就非常幸运了。给原仲兄的两首信 近来读到您的来信，颇为推崇相信佛氏，这是最大的错误之一，我冒昧有所进言。河南先生被天下人认为得到了圣人的道，我曾说：道之外没有别的事物，事物之外也没有别的道，因此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道。兄长不参加科举，闭门读书，早晚侍奉父母，享有家庭亲情，承担延续后代的责任，与朋友交往往来，奴仆冬穿皮衣、夏穿葛衣，口渴饮水、饥饿进食，必定这样去做，心里才感到满足。这些正是佛氏所说的幻妄粗迹，认为不足以实行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些心念本来出于天性，不可磨灭；精妙的道理，正具备于此。圣人能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百姓每天使用这些道理却不知道罢了。大概不能把它们分为可取和不可取。如今佛氏不知道穷究事理、穷尽本性，反而把天地和人生看作幻化；把这种本于天性、不可磨灭的心看作妄想粗迹，断绝它而不去实行；另行谈论所谓精妙之处，称之为道，却不知道它所指的心将凭什么成为心，所看见的性将凭什么成为性。言论虽然高深精微，行为却不能落实到人的本心。兄长认为这种说法最为亲切，难道没有再思考吗？从前孔子下学而上达，后来传授心法要旨，叫曾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他何曾像佛氏那样离开事物来谈道呢？曾子传授给子思，也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由此可见，心与行为不可分判，天与人不是两回事，万物都完备于我；反身而诚，天地之间哪一种事物不是我，我哪一点不是万物？仁是本体，义是权衡标准，万物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功业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这就是道之所以达到最高境界。佛氏狭隘偏小，无处安顿自身，必定把出家、离开世俗身份作为事业，断绝天伦，抛弃人理，然后才把它当作道，这也大有可取可舍的分别。难道不是邪说暴行中最大的那一类吗？如今圣人之学衰微，如果不是有真正积累、长期用力的儒者出来辞斥并辟除它，那么天下的祸患就不容易平息。昨天我寄信答复曾漕，兄长来信说：‘叔父把维护名教作为用心，他的议论很正。’名教和佛教，难道是存心要分别吗？只是看哪一方正确罢了。如果佛教正确、名教错误，却想维护名教，那就是私心，言论怎么会正呢？如果名教正确、佛教错误，那么言论自然必定维护名教，哪里还会有意存心维护呢？有意存心维护，就是掺杂了私心；言论掺杂私心，怎么会正呢？大人您的话，大概是任凭道理而说，用来辟除邪说，并不是只把维护名教作为用心罢了。兄长努力学习已经多年，在乡党中以德行取信，是后辈所敬仰效法的人，希望您更加弘扬圣人的正道，不要听信过度。佛氏的邪说，希望您时时赐予警诫教导，这是我的愿望。昨天承蒙您写信赐教，我反复读了十遍，恭敬地思考其中自得的至理和广博深刻的议论，把它作为学习道的规程、理解言论的路径，不敢忘记。至于怀疑圣人认为圣人之道还不完备，推崇相信佛氏认为那才是精要妙理，这些却是我心中不能安定的地方。佛氏与圣人的根本道理不同，所以末节也不同。为什么这样说？五典是上天所命，五常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天下万物都有法则，我们儒者步步落实，所以能够确实践履性命之理，不敢违背逾越。因此仲尼能够随心所欲，却以不逾越规矩为最高境界；退处可以立命安身，进取可以开创万物、成就事业。圣人退藏于隐密之处，却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体与用合为一体，从未偏失。不这样，万物就不能完备。万物不能完备，却说反身而诚，我不能相信。佛氏毁弃性命，灭绝典常法则，所以把事看作障碍，把理看作障碍，却又谈论心地法门，这是为什么呢？即使身心休息止息，一念不生，直到成佛，也不过是局促地自私其身，不能物我两忘、与天下共同达到大同。因为它不认识根本宗旨，所以言论虽精微，行为却颠沛失措，离仁道很远。

译这正是小聪明而自私的一类人，却把这种境界称为大觉，难道可以吗？如果根本大理已经明白，像孟子那样能够辨识言论，权衡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即使引用他们的话，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却推崇相信他们的学说，那么那些险邪偏颇、淫荡放纵、奇异邪僻、流散逃遁的言辞，就会善于迷惑人的心意，使人醉生梦死而自己不觉。所以伊川说，学习者对待佛氏，必须像远离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这不是随便说的。兄长在家有孝顺兄长的行为，居乡有诚信行善的实际行动；这些实行在自身上能够安定，施行在父母妻子身上能够和顺，就已经得到了性命之理。为什么又不加以察考，反而推崇相信它呢？不知道佛教有哪一种道理是圣人从未说过的，又有哪一件事是圣人说过却没有说尽的，请您一一赐教。至于文中子说佛是西方圣人，把佛教施行于中国就会拘泥，这话也拘泥。圣人与天地合德，他出生时虽然有方所，他的道难道有方所吗？把它施行于中国，怎么会拘泥呢？况且他的教法用于天竺国人，本来也不可能人人都遵从。既然拘泥而不能实行，那么施行于四夷八蛮也都一样，为什么偏偏说中国如此？假如天伦可以废止，秉持的常性可以灭绝，那就有施行而不拘泥的方法了。然而哪里有这种道理呢？我任笔纵谈，还希望您赐教。给陈应之的信 近来承蒙颁赐《先集》，我恭敬地反复阅读，看到谏议即使已经离开言官之职，仍然做到有话无不说，说话无不尽；剔除奸邪，剖开其根、击破其胆，因此获罪流离，到死也不后悔，盛大的名声传扬天下，明亮得如同日月。您遵守先人宏大的事业，所以能够被天子记在心上。如今又处在机密近臣之列，即使不任言官，也应当替国家深思远虑，本来就应当不同于一般人。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事情是名义与实际相反，言论与事情相违；忘记仇恨却说是爱护百姓，向敌人投降却说是与戎人和好，国势衰败却说是中兴。把这些作为国家的定论，坚固不可动摇，凡有动摇它的人就跟着遭到放逐。忠臣义士即使想进言，又凭借什么敢于进言呢？堵塞进言的道路，在天下太平安定时尚且不可以，何况如今正是危急存亡的关头呢？我的愚见是，皇帝的年岁已经超过鼎盛之时；自从汴都横遭溃败，皇族宗室迁往北方，枝叶尚未繁茂，能够作为屏藩的辅助力量，明白事理的人都感到忧虑；而太子储副还没有确立，凭什么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呢？如果群臣秘密谋划，把这个道理传达到您身边前后的人那里，让其中有思虑和力量足以扭转天命的人，使明白利害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向皇帝进言建立东宫，倘若能够早日确立太子呢？这样再广泛搜求天下英俊之才，让他们与太子共同居处、出入，或许将来可以有应变通达的方法，用来平息祸乱、挽救危亡，那么谏议忠于国家的志向就会更加昭明光大了。我年轻壮盛时，自知禀赋困厄浅薄，心灰意懒，不求仕进；后来又经历艰难，意志更加冷淡。只是忠孝出于天性，鉴察前代，衡量今日之事，我实在寒心，半夜抚胸，慨然兴叹，冒昧把我的愚见告诉知己，真如河边的人要背土去填塞孟津一样，力量虽然达不到，难道这份心意可以忘掉吗？给樊茂实的信 丙午年与您分别，到戊子年才通了一次音问。直到今天，仰想您的德业进步不可估量。伊洛的老师最关心人心，特意标举“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道保全自身、保全家庭、保全国家、保全天下的道理。此后才知道，求学的人大多寻求空洞的言论，不研究实际功用。平日高谈性命之理，滔滔不绝，颇为动听；一到临事之时，却茫然不知性命究竟在哪里的人，多得很。察院所学博通，或许未必没有偏失；但您不起而有所作为，认为今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呢？天理还存在吗？人欲放纵了吗？天理断绝而人欲消退的，是三代兴起的贤王。借天理之名来满足人欲的，是五霸。任凭人欲行事却暗中与天理相合的，是两汉到五代之间兴起的贤王和盛主。保存一分天理而处在太平世道，必不会灭亡；施行十分人欲而处在乱世，必不能长存。这些道理明白得如同日月，决然得如同符契。纲常大坏、人欲滔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察院将用什么来挽救它呢？唉，世道已经困穷了，而国家的储君、君主的副贰还没有确定。如果能够积累诚意，使上下都信服，朝廷的大议早晨发于东宫，晚上便任用辅佐太子的智谋之士，或许还能对将来有所变通吧？我年过半百，多病而且已经衰老，不足以为世所用。之所以还要区区进言，是因为像蝼蚁一样的天性，加上忧患切身，实在不得已。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得到进言的机会就离去，这是守官者通常的做法罢了。君子以安定天下、救济百姓为心，言论不随便发出，期望一定切中要害；事情不随便议论，期望一定能够成功。可以革除弊病、造成新局面，就去做；可以端正天下，就去做。一身的去留，轻得像鸿毛，不值得计较。您可要努力，以慰藉朋友们的期望。给汪圣锡的信 听人传说任命官职的文书，知道您逐渐升入显要亲近的职位，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我高兴得睡不着。大丈夫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本来就应当辅佐这位君主、救济这些百姓。若只是随着队伍逐列升迁，沉没在尘世之中，不知道从大处谋划，那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治理天下，好比建造大厦；大厦将要倾倒，必须迁移地点、改变乡土，重新筑好正柱和基石，再选取栋梁，这样才行。可是主人谦退，只来不及修一根椽子、换一根方木罢了，这对于大厦的倾倒果真有益吗？根基践踏动摇，大厦一定会倾倒得更快。都司认为今日的形势怎么样呢？《易》说，穷困到了尽头就会发生变化，有变化才会通达，通达以后才能长久。如果能够在万物化生的根源处暗中辅助，使国家有储君、君主有副贰，再辅以端正的人和正直的士人，或许将来还能有所变通。不然，天下谁敢有希望出现夏少康呢？沿用今日的道路，固守今日的办法，因为东南没有根本和屏藩的缘故，却想同金人相持而守住中原，这实在令人寒心。我年纪虽然还未到老年，头发却已经衰白，近来疾病更加侵逼，只等着走到生命尽头罢了。我所希望的，是像都司您这样的人，舍弃头颅、眼目、脑髓来为天下布施。虽然如此，舍弃自身容易，舍弃自身而确实有益却很难。所以圣人在彼此乖离、尚未契合的时候，能够在见到恶人时表现出弘大的气度，在小巷中遇到君主时保持忠诚；不任性直行，而是寻求必能成功的办法；不阿谀求合，只求事情办成。都司认为怎么样呢？

译给沈元简的信 我私下认为，古代圣人的言论，没有不涉及时事的。孟子是仅次于圣人的人，所以他的话与圣人相似。他说：“圣人对于上天的道和天命，认为其中有人的本性；君子却不把一切都归之于天命。”如今宋室衰亡，金人强盛，天子地位卑微，而邦昌却尊贵显赫。从人事来说，这是倒行逆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平地总会变成斜坡，离去总会有归来，这是天道。盛衰交替，运行不止，从而形成命运。只有圣人能够防止人与天地和谐的关系沦为时势和天命的一偏，丧失天性的总体，必定在衰微之中自我治理，等待兴盛重新到来。夏少康在寒促困窘的时代坚忍自立，不把一切委托给命运，就是这样。因此，草木凋落，是为了滋养根部；龙蛇盘曲蛰伏，是将要使精神旺盛。根部滋养以后，才有希望生长；精神旺盛以后，变化才不可测。如今花叶虽然落了，根却没有得到滋养；牙角虽然蛰伏，精神却没有旺盛。把一切委托给命运而不治理自身的本性，察院将用什么来挽救呢？我私下认为，治乱兴废循环往复，没有固定的形态，关键只在忠臣义士如何变化应对罢了。今日之事中，有什么比确立国储更重大、更紧急呢？谁能奋不顾身，提出这一重大建议呢？从前司马文正身居官位下层，尚且敢在平时发言，何况是今天呢？侍奉君主有一定的原则，就是辅佐他，任用端正、深思、有远见的人，或许将来能够有所变通。不然，天下的事情实在令人寒心了。古人立于朝廷，扶持倾危，发表意见而能使君主动听，他们的言论不狂妄，做事不苟且，至诚使上下信服，安定之后才发言，一发言就一定切中要害。察院积学深厚纯正，哪里用得着我这个愚人进言？但千虑之中或许有一得，想来贤者也愿意听一听。给向伯元的信 我困居家中，闭门不出，亲自料理耕种，时时读经史，以求少犯过错。所遗憾的是离群索居，缺少讲论学问的益处。听说代任者还没有到，凡是可以兴办或革除、关系利害的事情，估计仁者仍在不知疲倦地筹划。经界法确实是好法。起初依照大禹九等的办法制定，本来最为完善；主持议论的人却坚持分为三等，认为这样简便易行。事情已经施行了，如今又有防止法令损害百姓的办法。如果把现在所定的三等再分成九等，虽然一时会有些烦劳，但一经确定就是长远的利益，恩惠遍及一路，这功德难道还小吗？又不知道是要按每县均定税额，还是按每乡均定税额？如果按每县均定，就必须深入思考、广泛访察，清楚了解各乡民户纳税路程的远近和难易，然后一县的税额才能均平。如果按每乡均定，那么一县之内各乡的税额并不相同，就必须在砧基簿所载的总田数中，分别于上、中、下田处写明各自的税数才可以。比如上田每一亩税若干升，中、下田合计也如此规定。如果不这样写，民户就不知道分摊后应承纳的税数，税数便任由乡司掌握轻重，百姓就会受其弊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升〕 给丁提刑的信 谈论求学，贵在穷究万物的道理；谈论治理，贵在认识各种官职的职责。孔子说：“学问不能讲习，这是我的忧虑。”圣人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因为求学的人是要学习治理天下的。讲习纯熟，道理就明白；道理明白，心志就坚定；心志坚定，担任职务、办理事务就没有不合乎节度的，于是可以救济人民、使万物受益。反过来则其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圣人的心系天下，怎么能不为此忧虑？明公持符节登车，来到泽国，有澄清政事的志向，也有爱护百姓的诚意。可惜平素没有讲习，尚未懂得宪台的职责。宪台是法令所在之处，是纲纪所凭借的地方。执行法令、振举纲纪，没有比荐举人才、刺察奸邪更重要的，使盗贼屏息，不敢作乱，刑狱清明，只求能够查得实情罢了。如今明公却不是这样，把七郡、一监、三州、六县的诉讼全都大量集中到自己这里审听，我私下恐怕这是失职。古人说：“厨师即使不料理厨房，尸祝也不能越过祭器来代替他。”明公愤恨郡守、县令不能治理，哀怜下层百姓的冤屈困苦，因失职而慨然想使他们各得其所，为什么不考察守令的政绩，广泛采听民间舆论；对治理有善绩、最优异的，就荐举并宣扬他们，这样便没有人敢不努力了。给黄继道的信 侍郎凭着明达智慧的资质，怀抱经世济民的学问，不知道如今是怎样的时代吗？应当努力承担天下的责难，因为天下人都在仰望您。我虽然没有机会亲承教诲，但您寄示言语解释的恩德不敢忘记，所以不敢不尽自己的忠诚。孔子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说，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过去的事不要追究。”虽然已经做成的事不必再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劝谏，但事情其实还没有过去，仍然存在，难道可以就此罢休吗？朝廷中一片和洽安宁，安居而没有一项兴革作为，远方却已经困敝到了极点。上下彼此防范，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这就是我这个闲居的愚人尚且寝食不安的原因，何况处在承担防法、论思、献纳职责位置上的人呢？希望您进献忠言嘉谋，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

译给折允升的信 承蒙来信，没想到您的祖母竟然去世了。《礼》说：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在服齐衰期间，不敢以丧礼去见父亲，是因为不敢用丧礼来对待他。父亲是最尊贵的人，最尊贵的父亲在世，就不能把对嫡母的私下尊敬充分表现出来；对于妾母，又不能这样做。给张敬夫 我愚昧无知，而贤者却误听了我的话，认为我似乎有所见闻，可以同我讨论学问，向我询问实行仁的方法；世道衰败、道义微弱，能够这样做的人很少，实在是过分看重我了。我只是孤陋寡闻，不足以启发贤者的深思。但承蒙您谦逊下问的一片诚意，我不敢白白使您屈尊来访，请允许我试着说说愚见：私意妨害仁，贤者所说是对的。像令尹子文的忠诚，似乎不能说是私意，但孔子不以仁许之；像陈文子的清廉，也似乎不能说是私意，但孔子同样不以仁许之。仁的道理广大，必须看见大体，然后才能察觉自己的偏失，学习正道。刚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时，孟子只是举出一个方面罢了。若是为了结交，若是为了求取声誉，若是厌恶孩子的哭声，这些浅陋的私意很容易看出来。至于子文的忠、文子的清，却不能算仁，就难以辨识了。敬夫请试着思考这件事，这话或许有道理；如果您深入思考，或许可以看见天地的纯全和古人的大体吧。平常读书人讲学，提出疑难问题，想互相帮助增益，但后来不再通音问的人很多。从前我把子文、文子不能算仁的道理告诉您，您长久不忘，又来向我请教，这正是您超过常人的地方。来信说：“仁哪里容易说清呢？必须在言语意念之外有所体察，而且确实有所见，才可以。”这话确实正确。我反复读您的来信，知道您还没有进到这一层；那么想要进到这一层，又该怎么办呢？您试着把自己放在子文、文子的处境中，按照他们的事情，以仲尼之道来衡量他们，那么两人尚未明白的地方，或许可以看见，仁的道理也可以默默领会了。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见识来说，未必正确，请您留心裁察，十分幸运。您又告诉我，子文、文子的说法很好，但仍然是沿着文字产生义理，并不是在言语意念之外有所见。子思说：“想要侍奉父母，不可以不知道人；想要认识人，不可以不知道天。所谓仁，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必须彻底明白天理，然后克制自己来完成它，这样才知道圣门实学确实不能同异端的空话相比。空话容易明白，实际却难以达到，所以颜回、仲弓那样接近圣人的资质，也必定请求实践这句话，不敢因为听言语便有所领悟，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敬夫高明而谦逊，我的见解达到这里，不敢不告诉您，但也未必就是最高境界。您若有意见指教，还望不要吝惜。再说，学习圣人的道，得到它的根本体用，就一定要得到它的实际功用。只有根本而没有功用，同异端有什么区别？井田、封建、学校、军制，都是圣人竭尽心思、推求实际功用的大事。秦汉以后，兴起的君主虽是英雄，难道还能胜过圣人吗？改制立法，出于个人私意，时代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近世，已经败坏混乱到了极点。想要恢复古制，最难的是田制必须便利而且合乎古法。井田如果可以实行，就实行；封建则选择可以封建的人加以封建，使其错杂存在于郡县之间，百姓自然不会惊骇。古代学校的制度，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把古制同今制相互增减，也可以恢复。军制方面，如今保伍之法还在，只要依据它增修沿用，使之合乎古制，实行二十年，长期征发的兵役自然减少，而农兵日益兴盛。只怕人们不知道圣人顺应天理、合乎人情，所制定的是均平、精密、广大而长久的政制，所以不肯实行罢了。图画全是死法，没有用处。心中的精微道理，笔和舌哪里能够说尽？这些制度都具备在典籍中，只是散乱而没有形成条理；精心考察、深入思考，自然就可以看见。又承蒙您时常不嫌弃来访，以大道特别激励我衰颓的心志。道理没有穷究，事物的情状就不能完全了解；事物的情状不能完全了解，义理的解释就不精确；义理不精确，实际运用就不能巧妙；运用不巧妙，就不能在所处的位置上安然自处；居处不安，就不能以天命为乐，也就不能成就自身。所以求学必定以穷究万物之理为先。然而如果不亲自体验它，就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正因为不知道滋味，所以始终有疑惑，必须等待他人印证。您既然已经进入实际体会的境地，我一定恭敬地坚持这种学问。愿您高明博厚，每日进步而没有止境。圣门有这样的人，是很大的幸事。又没想到尊夫人去世，想来您如同幼子思慕父母一般，哀号至于声音断绝，这种痛苦怎么承受得了呢？先王制定礼制，归根到底是使情感归于适中；这是为了以道理调节消长，不要过分摧残伤害自己，请勉力料理大事。古人增进德行、修治事业，正是在艰难处境之中，关键只是不失去最高的道理罢了。又多次承蒙相公亲笔写信赐教，又承蒙特意派遣名医为我切脉察看病情；而叔父那里又传达了您深厚的关怀，这份感激戴德之情实在无法言说。我私下想来，之所以得到这些，难道不是因为我粗略还能安于贫困、守持道义，或许没有玷辱祖先吗？大君子稍加顾念便使人迅速进步，成人之美，实在是我的幸运。我希望相公推广这份心意，广泛收纳天下真正有才华、有实能、忠诚守信的人，不要遗弃他们，以等待英明的天子赫然震怒，想要匡正天下、图谋恢复祖先旧有功业之时，便能拔茅连茹般荐举贤才，使各人充分发挥才器和功用，临事时不致缺乏人才，这样人们就不会叹息，而中原也可以恢复了。这本来就是相公素来怀有的一点心意，自然不能停止罢了。我不敢专门写信来烦扰您，只借代人传递之便，表达这片愚诚。

译近来又有幸同您畅谈，私下知道您胸中的见识正大而宏阔。既然大体已经端正，就应当在这方面好好用功：近处考察自身，远处考察万物，穷究万理，用一个根本贯通一切，直接达到寂然不动的境地；然后才能在吉凶祸福中同百姓一起忧患，成为上天所做的事情。这就是圣门的事业。敬夫要努力啊！还有一点要进告您：尧传给舜，舜传给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说的是幽微精妙，“危”说的是没有常定。所以孔圣从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积累十五年功夫以后，才敢自许；从此以后，每积累十年功夫便有一次进步，直到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才纯粹是道心，与天没有二致。因此《中庸》称述孔子的德行，最后用天地之所以伟大来作结，而不再称仲尼。如今的学者稍有所得，便欣然认为天地的美好全在自己身上，自以为已经满足了；就世俗标准来说，也可以称作君子，但在圣人门下看来，却是自暴自弃。您正当年轻，所见的大体已经达到了知至的境地；如果继续达到知的终点，那么曾子、颜回的境界也不会担心得不到。敬夫要警戒自己啊！勤勉不懈，功夫深厚以后，自然就会达到，并不是可以勉强求成的。现在只应当把求速成作为戒条。我患消渴病已经十多年，又眼见内外兄弟都不能长寿，心中常常不能自保；道学不明，终于到了禽兽逼迫人的地步，实在太严重了，却没有人能够振作挽救。敬夫资质聪颖奇异，所以我乐意告诉您这些，不自觉地说了许多愚话。若有不合乎道理之处，还希望您指正批评，我当更加思考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又承蒙您给我看《希颜录》，足见您考究探求的勤奋。我暂且忘掉自己的固陋，放笔直写。我的听闻未必都恰当，敬夫所得的见解却请告诉我。至于取舍先贤的言论，实在是极难的事。比如程子的语录说：“颜子与常人相比，原本就是完整的，只是稍微需要逐渐充实扩展；这就是常人，不是颜子。”既然说只是稍微，又怎么能说是完整呢？如果说人的秉彝之性，那么人人都完整，为什么偏偏只有颜子呢？颜子之所以资质超过常人，正在于他的广大，已经具有一种与天地合德的气象。这一段正是先生所说的“只错了一两个字，意思便转变了，只是知道他的大意”，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又如正叔说：“颜氏的进步，是想一早上就达到，可以说是好学了。”像这样急切迫近的说法，也似乎没有真正说到颜子的实处。文中子的言论诞妄疏漫而不亲切，扬子云的说法浅陋而不精通，庄子的坐忘太费力，心斋又支离；《孔子家语》所谓“到了无所容身，然后才能看见君子”，恐怕也未免浅陋。敬夫勇猛精进，对于这些人的未达之处，日后自然会看见。我以下所说，是因为您勤勉好学，所以不敢不摘出其中一二来谈。再说《庄子》这部书，世上那些见识狭隘、拘泥字面的人，取其大意来读，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如果笃信其中每一条都是真理，逐句探求、逐字议论，那么书中并没有可以真实实行的精妙道理，不能据此奉行。书中说孔子奔逸绝尘，事情大概就是这种情形。比如关西夫子论颜子之叹，在颜子的层次上虽然还不精确恰当，却正是求学者应当用心下功夫的地方。这同想要一早上达到目标的迫切言语，大概不同。龟山关于“如”字的解释，您的议论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像《易》《论语》《中庸》所说的颜子，应当没有瑕疵；但也必须真实体会到这种无瑕，然后才可以。其他各种说法，也必须在不够精当之中加以玩味，求得精当。这件事是终身的事业。天地日月长久运行，要用勇猛精进来决断，以逐渐积累、熏陶来持守；登高从低处开始，行远从近处开始，所以能够持守常道而每天更新，每天更新又能够持守常道，从容合乎规矩，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不过分。给彪德美 承蒙您把自己的见解示知于我，令我非常欣慰。这件事确实要有明确的准则和落实之处，空洞泛泛的言论，对自身有什么益处呢？上蔡先生所说的“仁敬”二字，是没有漏洞的入门方法，只有更加努力，才能不辜负期望。再说，形体之上的，称为道；形体之下的，称为器。不知道您怎样区分？必须清楚指出、明确说出，不能含糊其辞。读《通鉴》有所得，不要吝惜，把一两条精微义理教给我们这些人，幸而不要被俗学蒙蔽固守。圣贤的事业，幸好还有一条道路可以穷究到底；只有不以功名利禄为志、到死才停止的人，才可以共同推进这条道。我的朋友，努力吧。再说，形体之上的，称为道；形体之下的，称为器。您曾经仔细观察过语录，进入过思考吗？阴阳也是形体之下的，这句话该怎样理解？其中的理趣必须自己融会贯通，不能随着别人的话走。我过去见俟先生解释这句话，便信以为是，不再思考。前些日子忽然醒悟，仍然还不对。经书可以轻易读懂吗？像尹先生的语解，也不能轻易视为正确，以免让高明的人笑作蚍蜉撼大树。您看怎么样？我的年纪已经大了，虽然衰颓，志向却正想振作发扬。所希望的是有正直诚信的朋友从左右扶持提携，或许可以不丧失平生的志愿。努力，努力，彼此提醒告诫就好。再说，寂然不动，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万事万物的情状，同未发和已发并不相同。体和用同出一源，不能在已发、未发之间加以区分。应当深入思考。再说，如果见解果真清楚，就不必虚假地谦让；如果还不清楚，正应当提起精神反复讲习，然后才可以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天命极其幽微，若不是亚圣、大贤，谁敢立即说自己已经贯通？只是念念不忘，或许每天都会有功夫，不至于坠落。又，您的书信言辞有得也有失。立志于近思是有所得，但过于迫切就会困苦而不能长久；总是悔恨过错而不能放下，就会受到拘束而不能广大。想要像圣贤那样迅速成功，因为尚未见到近处的切实功夫便自以为是，恐怕最终不能达到，这就大大不是我对您的期望了。孔子说：“不要贪求速成，不要只看眼前的小利。”这不只是说治理政事，求学也是如此。孟子说：“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这是养心的要道。如今想求进学却不能坚持到底，距离仁就很远了。我的朋友，努力吧！再说，求学问道最怕自己满足、自己停止。如果努力前进而不停止，古人的事业确实可以继承。史书从威烈王三十三年以后，其年代、世系、兴亡的大概，我曾经略加考察；从这以前直到鸿荒时代，可以知道的内容，却还没有深入考究。如今广泛采取群书，选取其中不至于在义理上诬蔑圣人的材料，用编年体作为纲纪，像《通鉴》一样，命名为《皇王大纪》。考察三代的部分虽然还不精密，但当然也粗略有些条理，能够辨明王道与霸道，不至于像前史所记那样纷杂驳杂。

译又黄沈有《论语说》，我因循他的说法，也有几段学问问题，不可不讲；一讲就能看出其中的弊病。前辈几乎凋零殆尽，使道学延续而不断，正在于我们这些后辈，难道可以让这件事若有若无吗？一定要像粥饭一样不可缺少，一顿也不能少。更何况还想把它发扬光大呢？唉，拿着书册时才谈论它，面对具体事物时却丢弃它，这样的人最终只能流于世俗罢了。千万不可不警戒。再说，社祭的礼秩同三公相等，不知道有什么经书可以作为证据？在社坛击鼓，是为了助长阳气，并不是责罚社神。变更安置，是更新坛位，尽到敬意罢了，并不是责罚。请再试着思考，有可以告诉我的地方，不要吝惜反复说明。明道先生所说：“在这里没有益处，在那里必有益处。”不可默然不言，姑且罢休。又听说有跟随您想学习文章的人，应当依照东坡的方法，熟读《左氏》、两汉以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那么日后的成就一定很值得观赏，也未可知会因此像老虎变纹一样突然显露才能。若只是苟且求取眼前的功效，譬如万户棋子争胜负，能够抢得先手，便可以超过同辈吗？再说，关于天帝的精微义理，必须自己有所解释，只怕思考还没有达到。不可立即认为《孝经》的话不对，必须反复思索才可以。禘祀喾、郊祀稷，看来却没有什么可疑的。太王被狄人攻打，委屈自己侍奉他们，难道能不这样做吗？这可以说是乐天吗？再说，关于郊祀的礼制和建正的意义，我考察得相当详细，但遗憾还不精密。比如蜡祭，既然说是聚合万物、遍求享祀，那么怎么能说以八神为主呢？社神主持报答收获，这种祭祀在春天，最早见于哪部经书？地本来就是配天的，说应当在北郊设方丘，和天分庭抗礼，恐怕在义理上不对。请再思考后教给我。三王建正并不改变月份，《通鉴》记载秦汉已经遵用此制。《大纪》中本来已经记载事实，更精详的地方参考《通鉴》就可以了。又想到：“聪明睿智而成就圣人的功夫，怎么可以放下？如果放下，就会无事可做；无事可做，就成了妄人。但如果过于劳苦，也不可以。确实如您所教导的那样。”又说，老人、病人、衰弱的人，是容易死亡的类型。然而从眼前观察，死者也未必一定是老人、病人、衰弱的人。大概寿命长短有定数，一定而不能改变。即使圣人与造化在寿命长短上相同，也听任自然，从未另费力气。这就是圣人吗？对于普通人则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死亡。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不只是死生。饮水、弯曲手臂枕着它，在安静中得到快乐，还不是真实的快乐。必须在生死存亡、危急紧迫的时候，快乐也同安静之中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这种境界哪里容易达到？古人所以每天勤勉不懈，到死才停止。读书以及一切事情，都必须有所见解才行；否则终身沉没其中，永远没有超越的希望。众人沉没而自己不知道，实在可怜，可怜。又，您来信说明《卫风》之所以列为变风之首，伊川说：“因为卫首先破坏王制，并吞了邶、鄘两国。”我曾考察卫顷公去世在夷王末年。夷王在位时，正从堂上走下来接见诸侯，还没有见到诸侯之间有相互吞并的事。伊川说：“卫首先兼并邶、鄘，根据《诗》来说是可信的。”所以分别系属于各国，以显示卫国的罪过。文中子作《小雅》，说它表现周朝的盛盛，是说周初；季子认为它表现周朝的衰落，是说周末。诗中说臣民跟随君主如云、如雨、如水，恐怕先儒的说法抓住了要点。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是跟随君主的，君主先有所作为，臣民才会跟随。圣人的法则常常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哪里可以舍弃本源而只治理末流呢？又，《关雎序》说：“不淫其色。”所以伊川说，“淫其色”不是后妃的事情，而是诗人的意思。这虽然是先生的说法，但记录者也常常有误，不能完全相信。为什么说先生的说法未必可信？因为《关雎》这首诗说的是后妃的德行。如果是诗人的意思，就不是后妃的德行了。后妃的德行，以不嫉妒为最高，所以她乐于得到淑女来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人；所谓“不淫其色”，是进用她的贤德罢了，不是因为容貌，也不是不让君子贪恋她的容色。在后妃这一方面，这其中大有意味：如果后妃具有这种德行，那么人君不修内在德行等事情，就会一概消除，即使想要发作也无从发作。这就是《易》所说的“女贞”。深入考察这个说法，那么伯氏的议论就不是随便发出的了。再说，《大纪》的功夫不敢停止。开篇定为盘古，不能更改。事实方面，真实的就按真实传述，有疑问的就按疑问传述；义理方面，可以保存的保存，可以删削的删削。接近三皇时代的部分，记载了一些言语，很有意味。等您回来见面时，再请您指教。来信末尾所称赞我的鄙陋言论，是因事情激愤而发，既用来警戒自己，也借此告诉您。如果不在这里省悟、下功夫，实在可惜。徘徊迟疑，白白过完一生；到临死才后悔，就来不及了。德美应当有所见解，不可被事物驱使役使而自己还不知道。大抵心情特别看重的地方，便容易受其驱使，自以为正确，却不知道自己只是拘泥于一件事之中，实在可惜。人本来同天地具有同样的德性，却自己放弃于一物之中，实在可惜。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德美已经被事物驱使，只是大概互相警醒启发罢了。究竟是被事物驱使，还是不被事物驱使，只有德美自己知道，我不能替您判断。努力，努力。再说，井田、封建，是施行仁恩的大纲。商鞅、王莽的事情十分明白，这里不必讨论。董仲舒限制田地的策略，是想逐渐接近古制；唐代府兵制度，也是在效法古制。若能再把历代田地、税收制度精心考察一番，就太好了。周朝的宗庙只在镐京，在经书中却没有可以依据的文字；而说在洛邑，却有可以依据的事实。当时周公营建洛邑，在这里举行郊祭、社祭、烝祭，诸侯在这里朝见，王裸祭太室，在这里施行封赏，看起来宗庙在洛邑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康王命令毕公的文辞，直接把洛邑称为王室所在地。唐虞五年一次巡狩，周制六年天子才按时巡行，车马徒众简易，不像后世有千乘万骑、仪仗严整那样困难。四时来朝并进献享礼，有什么困难呢？洛邑在王畿疆域之内，不需要举行告行之礼；如果前往诸侯国，举行告行之礼也不困难。诸侯来朝并进献享礼，礼仪必定在宗庙举行；报答功劳、施行封赏，也一定在宗庙举行；那么洛邑本来就已经朝见诸侯、施行封赏了。所以说宗庙在洛邑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告朝这一件事，我想天子在东郊用祝文派使者告祭，大臣代为告祭，或许也可以；只是没有经文可以证明罢了。

译主命之文，是为出疆而设的；祭祀祖先、父庙而告命，是以主事为重点，有“主”这个名义，不能把它泛泛用作其他事情的文辞。何况祭祀一定要在宗庙举行，难道可以在疆域之外举行吗？有人说，在洛邑设置一座虚设的宗庙，把神主载到那里，遇到时祭便在那里祭祀，如同在文王、武王处举行烝祭一样。礼书说：“在七庙、五庙中，不得有空着的神主。”这样看来，宗庙就不能虚设。那么所谓四岳之下都有庙榭，又说明堂见于太山，不知道是根据哪部经书这样说的呢？成周的宣榭失火，这说明周东迁以后平王把都城定在那里；它本来就有宣榭，又怎么能拿来作证呢？请务必再思考。又，关于郊祭、社祭的意义，我谨按孔子所说：“礼，是义的实际体现。”王者在郊外祭天，面向南方，这是阴位；阴气是大地的形体。天尊地卑，王者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不敢违背天地的大义。郊祭用特牲，而社稷祭用太牢；太牢具备牛、羊、猪，本来不是一头特牲，又怎么知道它不是牛羊呢？礼制有以数量多为尊贵的，也有以数量少为尊贵的。王者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不必每件事都相同，这才是礼。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土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家庭中没有两个主人，尊位没有两个最高者，自然有等级差别。比如人侍奉父母，孝敬亲爱的心是一样的，但具体侍奉方式不能相同。礼以节制和文饰为主，如果没有节制文饰，就不是礼了。《周礼》成书于刘歆之手，刘歆是不懂三纲的人，他的书不能拿来作证。孟子的话是有所激发才这样说的，应当用灵活的原则来看；如果用死板的原则看，那么由天子获得而成为诸侯、由诸侯获得而成为大夫，而诸侯大夫无不是对百姓有功，才得到成为诸侯大夫的资格——如果说是由天子、诸侯那里获得资格而成为诸侯大夫，这成什么话？说改变安置社稷如同天子改变安置诸侯；如果想改变安置土地和谷物，土地和谷物又不可改变安置；如果想改变安置勾龙、周弃，那他们就是一代伟人了。神灵在天上，不能像对待无道诸侯那样加以诛责并撤换，这一点是确定的。又遇到旱灾、水灾，君主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如今反而加以诛罚鬼神，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曲礼》下篇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每年遍行这些祭祀。”有人说《礼记》记载：“天子祭天，祭社稷，祭五祀”，这句话出自哪一篇呢？《曲礼》下篇又说：“诸侯祭祀四方之神，祭山川，祭五祀；大夫祭五祀，每年遍行；士祭祀自己的祖先。”《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固然是诸侯不能祭祀的；地虽然具有母亲的道理，却也具有妻子、臣下的道理。天子设大社，封五色土；诸侯各用与自己方位相应的土色，所以诸侯虽然也祭地，但同天子相比还是有等级的。诸侯祭祀四方之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诸侯不敢祭天，就像支庶百姓不敢继承祖先一样；诸侯可以祭地，就像支庶百姓各自以自己的母亲为母亲一样。又按孔子说：“在郊外祭祀天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都祭祀地神，是为了排列地所产生的利益。”又说：“郊祭的礼举行了，百神便各自接受职分；社祭的礼举行了，各种财货便可以充分取得。”又说：“郊祭是为了彰明天道；社祭是祭祀土地，以阴气为主。”又说：“礼一定以天为根本，效法地，降下命令；命令降临社坛，就是效法地。又说，社，是使大地之道神圣化。大地承载万物，天垂示形象；从地取得财物，从天取得法则，所以尊敬天而亲近地。因此教导百姓以美善的礼仪报答天地。礼虽没有明文规定，仍然应当依据义理创制，何况这既合乎理义，又有如此众多的明文呢？还应当更加深入思考、广泛观察天下的义理。又承蒙您说明几件事，都是历代圣王因袭和变革的大概。我姑且陈述浅见，幸望您指出其中尚未达到之处。建正方面，自黄帝、尧、舜以来都建寅，夏后氏接受禅让后沿袭下来，没有改变。商朝建丑、周朝建子，是因为天道极其幽微，所以顺应时势改变天命；改变建正，是为了阐明三阳初生的意义，以告诫天下和后世。这里的含义深远，不可从浅近处看。二帝以前，恐怕还没有这种制度。服色恐怕是随着五德运行而改变。禹平定水土，北方属黑，所以崇尚黑色；汤征伐西方，西方属金，所以崇尚白色；周又进行征伐，以火克金，所以崇尚赤色。不只是把万物生成时的颜色作为尊尚之色。轮流崇尚忠、质、文，是承接前一时代的弊病；用来敬重太史公的话，不是这样。忠与质相近，大体上虞、夏崇尚质朴，殷、周崇尚文饰。殷人把木车作为先辂，这是崇尚质朴。周代的五种冕，都是玄色外表、朱色内里，延纽用五彩丝带，五彩丝带有十二就，也都是五彩的；天子有十二玉笄、朱纮，从这些文字便可以知道周代崇尚文饰。圣人想乘殷代的车，穿周代的冕，这是文质并用。周朝把王辂作为先辂，如今乘殷代的车，说这是改变周代的文饰、遵从殷代的质朴，也可以。礼乐的仪节、文饰、器物和数目，必须有原本文献作为记载才可以。不能把这些都称为经，因为那是有关官署的事务。至于礼的道理、乐的意义，则保存在《易》《诗》《书》《春秋》之中，所以总称为六经。贡赋方面，王畿以内的谷粟足够使用；至于礼乐制度所需要的物品，就必须从九州四海取得，然后才够用。所以任土作贡，各自按照本地所产进贡，不必说一定要取得珍美之物来抵充谷物税。鲁惠公又想凭私爱立桓公为君，隐公承受父亲的意志，不登上君位本来是可以的；如今既然已经居于君位，又要让位给桓公，那就与有罪相同了。《左传》的说法未必不对。首止之盟，其义在于齐桓公防止周王太子，而不在于周王太子防止齐桓公杀害无亏；其义在于宋襄公，而不在于齐国人。齐昭公杀孝公的儿子，此事三传都没有记载，详情不明，不可牵强推断。春秋时期，天子没有号令，实在太严重了。卫惠公死后，周王下令讨伐他，虽然已经晚了，但仍胜过始终不讨伐。齐桓公奉王命而不大规模出兵，也算是合于轻重缓急了。作为卫侯，如果当日因齐桓公来到京师，便请求把罪责交给司寇，以忠孝来弥补前人的过失，是可以的。齐军因此当天来到，竟然就在当天同卫军交战，实在太过分了。所以这件事的义理在卫国，而不在齐国。圣人权衡轻重，丝毫不差；君子积累数十年的探究之心来为此作传，难道会是草率的吗？凡是有疑问，就要精心思考；思考精熟以后再讲论，这样才能大有益处。若见到一条义理便立刻提出一种说法，起初从未寻求全局、权衡轻重，这就是穿凿。穿凿的学问，终身也见不到圣人的作用。

译又承蒙您同我讨论《春秋》之学，我还没有领会其中精髓，哪里值得劳烦您来询问？姑且说说我的见解：大一统的法则，就是奉行天子的正朔，这一点是对的；只是恐怕不应再采用即位第一年的说法。商、周必定要改正朔，是因为三阳发动，天道极其微妙，圣人推求其理而实行，其作用十分玄妙，只是人们没有思考到这一点罢了，并不只是为了改变百姓的观听。改月的意义没有什么可疑的；圣人所制定的是万世不变的典章，其中有许多必须革新而不能因袭的地方，难道改月会令人害怕吗？一个“春”字，便体现了实行夏时；正朔次于王，王次于春，这样立意又不同了。考察《周书》，嗣子是在初丧时即位的人；逾年即位的制度，正要深入讨论、认真思考，只是国史到了这一年年初，才记载即位之事。《春秋》的法则重视大复仇，但并不是为复仇而作的；复仇只是《春秋》法则中的一件事。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申后，废掉嫡子，立伯服为太子，毁灭宗周，他的罪过极大，所以对于他们父子之间的事情，圣人难以明说。等到平王赠送仲子的丧礼，踏上送葬车马的车辙以后，才把这件事写下来并深加罪责。既然如此，圣人之所以不以复仇责备平王，其用意大概同《尚书》中“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因此故意按照谥法称他为幽、厉，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更改。隐公如果不自行即位，而让诸大夫把事情的始末陈明，请求周王命令，就可以免罪了。《左传》说隐公“没有正”，正是说他没有请求王命罢了。所以仲氏以摄政为无正，是因为其中存有不合义理的地方。纪侯的离去同其他出奔的人不同，所以孔子记作“去国”，而不写作“奔”；也不和其他失国者一样直书其名，可以说是权衡轻重而丝毫不差了。伊川先生的书尚未完成，所以不能没有少许尚未尽善之处。公子郢虽然应当即位，孔子为之正名，也必须先请求王命，然后才算正当。田常弑君，把此事报告给鲁哀公，哀公派人告知三子，孔子难道能不告知吗？告知之后如果得到响应，就一定要请求王命；周王如果能够答应鲁国的请求，兴起义师，便成为平定天下的开端，而不是使周王室偏居于东周。又如即位第一年的意义，恐怕不可拘泥于一种说法。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这就是大一统的意义。在天子的国家办事，必定使用天子的年号；本国史官记载本国政事，则必须使用本国的纪年，不能混乱。当时诸侯的纪元，是实际的政事，同后世改元不同。圣人在“元”字上看到了义理；如果诸侯没有“元”，也就不能成为专一的君主了。譬如元、亨、利、贞是乾坤的四种德性，在其他卦中也有，不能说只有乾坤才有元，其他卦便不可以有。《易》记载的是其中的道理，《春秋》显现的是它的实际作用，恐怕其义理也应当如此。祔祭礼一定要在宗庙举行，只是各种典章制度都没有记载。书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怕可以由此推求，但没有证据便不能使人信服，所以不敢贸然立说。圣人把栾书归为一国人共同弑君的罪责；假如圣人亲自处理亲属之事，难道会诛杀一国的人吗？如果不是这样，《春秋》也就只是空话了，应当再思考。私下以为，《春秋》本应以复仇责备平王，而圣人不责备他的用意，难道另有说法吗？若不是这样，我的说法也颇有意味。隐公不请求王命，本来是不对的；但即使请求王命，也不能存有借此取得国君之位的意图，同样不可。如果要革除先君的不义，请求王命而拥立宗族中贤能的人，或许也是可以的。道理本来有多种途径，不可执着于一种说法。像纪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齐侯无道暴横到了极点，他大概也会守住自己的国家。纪侯离开太王的时代已经很远了，但仍比其他自行招致灭亡的人贤明。所以圣人这样书写。舜作为儿子，孜孜不倦地治理父亲的过错，却没有达到奸邪的程度，不能拿他同普通人并论。天下有亘古至今都不可磨灭的大义，关键只在于认识它罢了。把众人交给齐侯，也只是圣人权衡狂者、狷者的意思，并非尽善尽美。人情的反复没有定准，然而心的精微之处，语言怎么能完全表达？一涉及语言文字，就会有滞碍之处。历代圣人相传的道理，所以不专在语言文字之间。又，前代儒者的说法，必须依傍义理，不可轻率地加以驳斥。关键在于自己用心体察。所谓以田为地、以统为是，是说二阳。偶数便属坤。阴是顺从阳的，怎么可以作为统领呢？明是阳，晦是阴；显现的是阳，不显现的是阴。寅正时三阳发动显现，还有什么比这更明白的呢？所以前代儒者说，夏朝的历数合于天道，是百王共同遵循的。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必定以此作为正朔。致孙正孺 贫寒之家断绝了俸禄，又要供给远方的费用，预计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应，正因此把它看作烦扰和羞辱。您来信所说的寻常情况，我也替您忧虑。然而听说您常说，只要亲自从事生产劳动，便会变得世俗。您果真有这种想法吗？古人中也有名声高于天下，却亲自锄菜的人，如管幼安；也有隐居高尚，亲自灌溉菜畦、煮粥食蔬的人，如陶靖节。假使颜子不耕种城内城外的田地，那么稀粥和丝麻衣物将靠什么供给？又如生来便知、将成圣人的人，尚且筹划升斗之粮，照看牛羊，难道也可以称为俗人吗？难道只能专守书册，口谈仁义，然后才称作清高之人吗？正孺应当以古人的实际作为来约束自己，不可产生世俗的虚浮华饰之见。我因同您有先世的交情，不敢不把话说尽。又，大体说来，行为贵在精进，言语贵在简约。敬夫的话，确实对您很有益，正可以在这方面痛下功夫。平仲说：“心是万物变化的根源，是最高道理所在的地方。”这是一种笼统概括的话，不是确切的见解。为什么知道它是这样？天、命、性，难道不也可以这样说吗？我所立的言论，大多也是如此。学习道学，必须博学、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白地辨析，然后努力实行，这样才不会有差错。

译又，礼是顺应人情而制定节制和文饰的。不知道这位庶母平日侍奉先人时，她所受的礼秩怎样，她的功劳怎样；如果情分重，就按重的礼办理，如果情分轻，就按轻的礼办理，似乎不必忧虑。也不必让她主持祭祀，可以为她服缌麻，葬后除服。岁时如果应当祭祀她，设一个神位即可；也可以根据情分轻重自行裁量。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道理也不会凭空实行。先王制定礼制，只是大体斟酌得中正，关键在于适合具体的人。又，您的资质禀赋超过常人，大要在于扩充学问；必须每天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急切努力如同唯恐赶不上，这样才可以。光阴容易流逝，所以大禹珍惜一寸光阴。承蒙您答应来看我并稍作停留，实在幸运，只怕您不肯留下。虽然如此，只是彼此相守也不能解决问题。古诗说：“同您谈一夜话，胜过读十年书。”如果您积累了思考和疑问，有不能解决的地方，那么一夜交谈确实胜过读十年书；否则，即使我竭尽愚见，而您还不能豁然领悟，也不过是徒然相守罢了。切望您深思明察。又，和公对我这个旧交的眷顾存问，十分深厚而殷勤；只是我恰好因为害怕阴湿，不能满足他的心意，心中深感不足。敬夫特意来访问我的陋居，一见面真像旧日故交，言语气度契合，是天下的英才。我看他的胸襟十分端正而宏大，日益进步不曾停息，不可以用浅陋的尺度来衡量。河南程氏门下有人继承而起，实在是大幸。又，“仁”这一义理，是圣学的要道，必须清楚明白地看见它，然后内心所处才会安定。只在文字上看见一些道理而没有真正明白，必须在行持、坐卧之间看见它，才是真正的见识。还须继续努力，光阴容易流逝，即使衰颓的人，也还希望得到警策。致谈子立 先前谋划在仙墅居住，果真如此吗？只怕立志不够坚定确实，建立的事业不能长久，自己先退步了。若志意坚定，所建立的事业日益丰厚而长久，那么所居之地本身就是胜地，又何必一定依傍名山大川呢？见解必须有领会和把握，不可泛滥；必须极其分明，不可模糊；一直达到穷尽神理、通晓变化的境界，然后才算正确。道学衰微，风俗教化大为败坏，我们这些人应当以死自我承担，努力相互规劝告诫，或许能在圣人门下有所建树，不至于一同沉沦于污浊的世俗。又，礼是因循人情而制定节制和文饰的。下葬以后返回举行虞祭，虞祭一定要制作神主；祔祭，是因为要把神主附祀于宗庙。丧服三年，是凶事；三年以外，四时祭享便是吉礼。父亲在世而服母丧，不敢以丧礼去见父亲。宗庙是祖宗所在，也是尊者安息之处。丧服尚未除而举行祔祭，以丧礼进入宗庙是可以的。所以伊川先生认为必须满三年以后才举行祔礼。卒哭以后答谢吊唁，要看关系亲疏、路途远近，有的去，有的不去，只需估量自己的心情如何。古人居丧时，百事都废止，即使不去答谢，难道不可以吗？《礼》说：“送形体而往，迎精魂而返。精魂在于我，心意真诚就能得到它。”这就说明了鬼神的情状。子立，你要努力。致毛舜举 伯兄为您的书斋题名为“不息”，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天之所以成为天，只是因为至诚不息罢了。君子不息，是为了效法天。人凭借穷究事理、尽明本性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事业，您把这件事期望于我，我难道可以不自我勉强吗？这件事谢先生在《论语》中说得十分有力而明白，可以反复熟读，直到看得入神，不停留在语言文字之间，然后才算真正有所领会。我的朋友，努力吧。《五峰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五峰集》卷三 宋胡宏撰 杂文

译邵州学记 延平人陈公正同，天资忠诚守信，能够继承他的家学，在邵州任太守时，小心谨慎，恭敬畏惧，颁布诏令、推行政令，把彰明人伦作为首要事务。他感叹郡学地势低下，临近喧嚣尘俗，考察追究它的起源，原来是元符年间因用皇华馆旧址而建。陈公说：“唉！这哪里是尊师重道的礼制？又凭什么彰明、施行天子的德政呢？”士子们异口同声地说：“神霄废宫地势高敞明亮，房屋宏大壮丽，如今却成了戒坛寺，寺中只有两三个人，眼看着它荒废破败还加以拆毁，请求改作供奉先圣的学宫。”陈公非常高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众人都受到鼓励；又拿钱粮供给劳役，百姓没有受到惊扰，而学宫焕然一新。工程完成、事情办妥以后，陈公写信给我说：“请您替我作记。”我因为学问浅陋而没有文辞，不能推辞命令，于是冒昧援引《春秋》不记载修缮泮宫的义理，恭敬地替陈公作记。这所学宫的设置，并不是为了让士子享受美食安逸的居处，从事辞藻文章，侥幸希求科第；大概是要使他们修养自身。自身修养以后，人伦才能彰明，百姓亲附，人道才能建立，所以学校遍布天下，不可一日废止。我曾经向远古洪荒时代探求，天地刚开始开辟，还没有文字，黄帝已经向太真学习了。到了唐尧、虞舜时才开始设置官职、制定命令，建立教人的场所；三代兴起的王朝，开始修明人伦纲纪，于是又更新了学校的名称。等到周朝末年，人们不再讲求学问，诸夏日渐衰落。上天降生孔子，他发愤求学，废寝忘食，讲明学术而成就经典，此后人们才知道立身立世的准则。后世的君主想要保有并扩大自己的功业，没有不尊崇师道的。如今皇帝处理万机政务之余，亲手书写各部经典，不感厌倦，也不知疲劳，以至诚之心始终不息，使天下受到感化；在内兴办太学，在外下诏郡县，全部尊崇学校。孔子穿着帝王所赐的服饰，巍然端坐在上，众弟子以公侯之礼环列左右；每年春秋两季，接受天下所举行的隆盛礼仪。从前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确实居于天子之位的君主，却仍有不如孔子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呢？成就一时的功业是有限的，而开启万世的道学却是无穷的。如果只是固守流传于世间的几卷纸上言语，却不能得到那种与天地同为一体、与鬼神共同成就功业的妙理，就不能算是善于学习。那种能够与天地相合、与鬼神相通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就是仁。人能够真正做到仁，才可以乘御天道的运行，驾驭阴阳六气，赞助造化的功用，使万物生长，与天地并列为三，才正可以称为人。如果只是拾取章句，奔逐于文辞华采，借此求取富贵，用儒雅的外饰来装点自己，急切地计算官位升降，消磨光阴来满足情欲，最终还想借此向妻妾夸耀、向乡里炫耀，那就是把我这具能够经天纬地、建立天地人三才、容备万物，极其伟大而精妙、价值不可估量的身体，丢弃在一件微小的事物上了。还有什么比这种不仁更严重的呢？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和人合起来说，就是仁人。”所谓道，就是仁的道，并不是轻佻机巧、矫揉激烈之人，仅凭口头剽窃、背诵就能够得到的。必须刚强坚毅、笃厚诚实，以忠为主，推己及人地实行宽恕，然后才可以达到。君子平日居处和论议时，没有谁不以古人的做法为效法对象。古人有挺身而出、拯救世道的愿望，却没有能够在仁上致知用力的人。一旦得到任官的机会，所做的不是自己所立的志向，所学习的也不是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前面有权势利益诱惑，后面有风俗习气驱迫，左边有祸患灾害发生，右边又有喧扰阻挠兴起，于是必定茫然失措地昏暗前行，陷入荆棘之中。即使功业高居当代，才智足以谋划，勇力足以决断，也好比一株需要几人合抱的杞梓，内心却已经朽坏生虫；优秀的工匠选取木材时，也一定不敢用它来支撑六寝、架设五门，或作明堂太室的栋梁。何况那些起初就没有志愿，只在辞章技艺上放纵，在富贵中沉溺腐烂的人，即便只是侏儒所用的店楔，又有谁敢倚靠并使用他们呢？所以孟子论说，人如果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功业，也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这是天下人最大的警戒。有人能够喜爱这些话并体会其中的意味，觉悟流行学术失去真实的过失吗？应当胸襟开阔而高远地观察，解除胶着固滞的状态；高高振翼而起，摆脱卑微鄙陋；专心研习孔子的文章，希望从文章的表面之外获得孔子的道；尊崇远大的志向，不自暴自弃；亲近老师以求明白本性；起初选择朋友来资助德器；对于妨害理义的情欲，应当使它消除遗忘；对于违背中和之性的气质，应当加以矫正。没有一丝一毫的防备而不恭敬，也没有丝毫自我欺骗，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谈论仁了。人实行仁，道就能确立；其境界广大无边，变化通达而不可测，可以在百代之后造就一位绝世的真正儒者，接续孟子失传的学问，以等待主管选拔人才的官府征召；阐发六经的精微，评议诸子百家的得失，陈述当今世务的要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不过，这些还只是疏导源头、开启端绪罢了。譬如花草树木，培土拥护、使其生长，直到凌云蔽日，那就要靠人自身了。在这里防守，在这里汲取养分，只以求得自身为目的的学问为务，然后才会知道当今修治、推崇这门学问，对士人的期望是多么深远、多么宏大。这个道理真是广大啊！它与天地并存，与造化相通，经历万世而长久存在；相比石头上那些芜杂的言辞，又哪里值得拿来作为不朽之物呢？

译《复斋记》。《易经》的卦中有“复”卦。孔子说：“复，就是返回。之所以返回根本、恢复初始，是为了探求并保全生命产生的根源。”人的出生，是以父亲为天、以母亲为地，这是上天命定而本来具有的。刚刚成为孩童时，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到了稍稍长大，聚在一起嬉戏，爱护亲人，敬重长者，良知良能都还在，良心也没有丧失。等到长成少年、举行冠礼以后，内心的嗜好欲望发动，外界的事物又来感触，内外纷乱纠结，随着自己偏重的一面流转，所以距离正道一天比一天遥远。这不正是《大学》之道所以失传、人的心所以流散放纵而支离破碎，不能返回归于统一的原因吗？扶风人马君，名叫其种，把自己积累学问、写作文辞的书斋命名为“复斋”；他不被流俗所淹没，慨然有志于《大学》的道理。因为我的朋友彪子前来求我写几句话，我哪里敢说自己真正懂得呢？然而我从事这件事，就像老农辛勤耕田、努力收获一样，已经很久了。请允许我试着说一说耕耘、锄草和收获的功效吧。人生如果不是生来就知道，那么他的知识都要凭借事物而获得。凭借事物而获得知识，所以容易迷失在事物之中，随外物流荡而失去中正，没有一个可以停止的地方。从青春年少直到头发花白，茫然就像一个旅人，不能回到家中安定居处。如今想要驱除外界的诱惑，不失去赤子之心，来恢复生命由此产生的妙理，那么各种事物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同时也是不能一扫而空、使它们不存在的东西。儒者之道，是顺应本性、保全天命，同天共同成就功业；因此应当节制地应对事务、取用外物，不厌弃也不抛弃，必须亲自考察事物以求得知识。事务变化有千万种，万物对人的感发也无穷无尽。考察事物的方法，必须立志以确定根本，又以居敬来守持志向。志向立在事物之外，敬意实行于事物之内，认识才能精确。眼睛流连于形色，志向就应当自我反省而以理来观看；耳朵流连于声音，认识就应当自我反省而以理来听；口流连于唱和，认识就应当自我反省而以理来说；身体流连于行动止息，便应当自我反省而以理来行动。凡有不合乎理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却未必重新实行。这就是颜子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不远离本心而复归，差不多可以成为圣人的原因。等到长久坚持以后，德性盛大而同万物一体，仁德纯熟而变化通达无穷，哪里只是不会被事物迷惑扰乱而已呢？视、听、言、动都出自最高的理，形色、声音、唱和、行动止息无不成为妙用；事情各归于事情，万物各归于万物，人与我、内与外贯通为一。应对外物的就能化育，存于自身的就神妙无方。到了这个地步，天命就在我身上，不必再谈复归，而天地之心也可以用一句话说尽了。复归之道到这里才算达到极致。马君，你要努力啊！不要惊讶，也不要认为我的话狂妄。一定要顾念他的名号而思考其中的意义，并同朋友们相互牵引，一同复归于道，这样才算名副其实。马君名叫宁祖，字奉先。有本亭记 绍兴庚戌年，先君子从荆郢前往吴越，途中患腹心之疾，未能到达便返回，漫游行走，最终到了湖南。他横渡清流，回头感叹说：“这不是沧浪之水吗？怎么这样清澈啊！”它的源头可以寻到，能够让我洗濯帽缨吗？于是命门下弟子向当地居民询问渡口。此后沿西山北面的山脚曲折进入，不到百步，只见苍然的群木之下，水色翠绿澄净，水藻荇菜相互映照，当地人因它的颜色，便称作碧泉。登山四望，才知这里在洞庭湖以南、潇湘以西，望见衡山，相距不过百里。这里大概是太古时代荒僻未开的地方，泉水从盘曲的石山下涌出，凝聚成清亮的光泽，微有波纹而不起大浪，水流潺潺涌出，在平岸形成溪流，流向远郊；回头漫步，放眼远望。溪水虽然清浅，却有长江万里奔流的气势。先君子徘徊不能离去，拂拭石头，倚着竹杖坐下，长叹着起身说：“水啊，水啊！正因为它有源头，所以昼夜不停地流逝。仲尼之所以称取它，正是这个缘故。”我已经老了，你们几个应当帮助我实现这个志愿。于是寻得这块地方，铲除丛生的荆榛，种植松竹；山上被樵夫牧人毁坏的树木，就加以养护；水流被蒿草泥土堵塞的地方，就加以疏通；岩石被草木淹没的地方，就开辟出来。还没有等到有所成就，先君子便长久弃下我们这些孤儿去世了。如今我服丧期满而没有死去，慨然思念先君子的道学德行，渊深广博，没有边际；他所施行并显现于天下的，都是顺应时势而出现的。只是因为他自身拥有这些，所以才会因感动于这股泉水而尊崇它。我浅薄而不肖，深深思念先君子，仰望他的智慧，知道自己远远不能达到；但我守护他的遗体，奉行他的遗训，希望坚定地自守，不敢同流俗一起随波逐流。所以在泉源上为伯亭命名为“有本”，表明自己所愿学习的东西，以便不忘先君子一生的话。这就像刻在盘盂上的铭文、写在几杖上的警戒，希望我先君子的志向不坠落在地上，也像这股泉水流衍不穷，历经万世而不枯竭。后来的子孙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愿你们继承他的志业。

译不息斋记 绍兴二十九年春天，友人毛子请示说：“以谟斋房请衡麓先生为它题名为‘不息’，其中的义理深奥，至今已经十年，我似乎有所领会又似乎没有，请先生写篇文章把它说明白，使它可以同盘盂、几杖上的铭文和警戒相比，或许可以早晚奉行。”我听了这番话，长叹说：“先兄既然已经替您命名，我难道可以不把其中的义理充分说明，以激励您的志向吗？但这很难说清。您试着观察天地之间，有哪一样东西停止过吗？抬头观察天，日月星辰在运行中不停；低头观察地，鸟兽草木在生长中不停；进一步观察，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停地追逐爵位；退下来观察市井之间，农工商贾不停地追逐财货。天下滔滔，凡是运动的、静止的，好像没有一物停止过。如今我的兄长用‘不息’来教导您，难道不是要使您昏昏然同万物一起随波沉沦、共同灭亡吗？又将凭什么收束您放纵的志向，超越万物而使之归正呢？只有您知道其中自有道理。您要仔细听我说：日月星辰虽然运行不停，却停滞在外在的形象上；鸟兽草木虽然生长不停，却停滞在外在的形体上；卿士大夫不停追逐爵位，却共同停滞在名声上；农工商贾不停追逐财货，却共同停滞在利益上。凡有所停滞，就会拘滞于外物；拘滞于外物，就不能完全发挥天性；不能完全发挥天性，即使是日月星辰也不能自行化育，更何况人的六尺之躯呢？唉！六尺之躯有神妙的本性，而人自己却不知道。圣人告诫说：‘人，是天地的心。’这颗心主宰万物，外在形象不能使它停滞，形体不能使它困扰，名声不能使它感到荣辱，利益不能使它处于穷困或通达；它幽深地辅助鬼神，明显地施行礼乐，经营治理天下，充满周遍、无所不及，日日更新而永不停息。即使先圣在无始之初创立道统，后圣在无穷之后继承道统，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本性，又哪里会受阴阳寒暑的牵累，受死生古今的隔碍呢？因此，学习成为圣人的人，必须努力认识心的本体。认识了它的本体，不息才是成为人的道理。这是圣人与天地合一的道路，意义多么伟大啊！舜、禹知道这个道理吗？我们这些人难道只能偶尔达到它而已吗？孔子说：‘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它。’这就是不息的开端。言语虽有穷尽，道理却无穷无尽。有志于道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它吗？” 程子《雅言》全序 上天生育众民，必定有圣贤作为他们的耳目。尧以前，如黄帝、伏羲，虽然有时在传记中可以见到他们，却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事迹。尧以后，有大舜、伯禹；商有成汤，周有文王。众圣相继出现，居中统摄天地，建立海内百姓的政教，事迹载于史官，功业光耀百代。只是，我的夫子孔子困厄而不能居于天子之位；他的道德积累同天地一样广大，道德的发用同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凡属人类，没有不争相仰慕他的；有的人不待言语便受到感化，有的人听到一句话便有所觉悟。他造就新人，才力可与造化相比；删定、裁成六经以配合无穷，也差不多可以同尧、舜、文王的功业相比。命运如此，等到颜氏之子去世，夫子也去世了；曾氏之子继承了他的学问。曾氏之子去世，孔子的孙子又继承下来。他去世以后，孟氏确实得到了孔子的传承。孟氏去世以后，百家争相显扬，著书立说，千章万句，同六经并驾齐驱、争相抗衡。其中名声最著、文辞纯正高雅而不背离正统的，莫过于荀、扬。然而荀氏把不可改变的道理说成虚伪，实在太不精确；扬氏把后天的作用当作心，这是人欲的私意。所以韩愈断言：“孟轲死后，圣学就没有得到传承。” 唉，夫子困厄得太严重了！既然没有地位来施展他的急切抱负，实行这条道的传承在他去世以后只传了几代便断绝了，而且已经近百年。唉，夫子困厄得太严重了！上天对于这门学问，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有人说：“那么这门学问终于断绝了吗？”大宋兴起以后，经学倡明，在士林中卓然用力的，有王氏，有苏氏，有欧阳氏。王氏盛行，是士子们所信奉的，要把传承归给王氏吗？回答说：“王氏的学说支离破碎，支离破碎就不能得到全体。”有人说欧阳氏的文章典雅厚重，而且承继了韩氏，要把传承归给欧阳氏吗？回答说：“欧阳氏对于经学浅薄，浅薄于经学就不能得到精微。”有人说苏氏才俊高迈、超绝当世，名声高于天下，要把传承归给苏氏吗？回答说：“苏氏纵横恣肆，纵横恣肆就不能得到雅正。”那么究竟要归给谁呢？回答说：“程氏兄弟，即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有人讥笑说：“他们的言论没有文采，世人没有人喜欢；他们的行为仿效古人，世人没有人相信；他们讲道只开启端绪，谈论治理却不计算实际成效，大概迂腐疏阔到了极点，哪里足以作为百姓的耳目，继承尧、舜、文王、孔子、孟子的事业呢？” 而您却把传承归给他们，过分了。回答说：“他们的言语没有文饰，是直接从口中说出，由门人记录下来；传布先生的道，使恩泽遍及天下，这就是他们的乐趣。把道传给合适的人，是次一等的事。修饰辞藻来向愚众炫耀，并非他们的志向。他们的行为仿效古人，不迎合流俗，一定以圣人为准则。他们讲道只开启端绪，不卖弄辞锋辩才，是想让学习者自己获得体会。他们治理天下不计较眼前功效，遵循天理，随时势而成就功业，并把目标放在无穷久远。譬如仲春时节，风和日暖，柔和融洽，这就是它的和；风凛冽而霜凝结，这就是它的肃；山岳安定不动，万物滋生繁茂，这就是它的德；河流奔腾而来，永无穷尽，这就是它的应；四时轮流更替，这就是它的变化。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这正像先生的神明不可测度。他的为人，可以说达到了广大而能化育万物的境界。我将把他视作天。唉！他不能达到尧、舜、文王的程度，又是命运使然。不过，能在今日唱起久已断绝的学问，使三川之地变得如洙泗那样兴盛，使天下英才有所归依；历来各种异端，一朝之间便显出谬误，正如孔子作《春秋》、孟子排斥杨墨一样，他们的功劳太大了。把传承归给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 我这个后生遗憾出生得太晚，不能到先生门下洒扫服侍；姑且汇集他的遗言，行动时思考，坐下时诵读，休息时涵养精神，片刻也不忘记。由他所说的话而得到他所以这样说的道理，由他所以这样说的道理而得到那些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境界，这同坐在先生身旁接受先生教诲，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编集这部书，并不敢说是为了把它传给合适的人，只是姑且用来修治自己罢了。

译程子《雅言》后序 风俗气质有淳厚和浇薄之别，所以人的真元之气不能恒常保持。这样一来，圣人便不能代代出现，道也时常不能彰明。贤能聪智的人超过大中之道的范围，愚昧不肖的人陷入卑污浅陋之中。纲纪统绪纷乱错杂，天下于是开始困苦。自尧舜盛世直到孔子，风俗渐渐浇薄。上面没有贤明的君王，下面没有贤能的辅佐。最高的道理黯淡无光，将要断绝。如果不是用文章承载它并加以指示，那么后世即使有禀赋特殊、才智英明的人，也将被异端迷惑。天下差不多就要流转而进入禽兽状态了。圣人为此忧虑，于是作六经。六经指示大道，语录和《孟子》又指示进入六经的关键。譬如船桨的制作，即使只是十步宽的小河，人人也都知道必须有船才能渡过；六经就是渡济天下的大船。修治自身而不遵循六经的人，会丧失自身；治理家庭而不遵循六经的人，会使家庭败亡。天下倾覆动荡，纲纪摧毁崩坏，没有不是由于抛弃六经之言造成的。有人认为孔子去世而朱、翟之学盛行，孟子死后而黄老之学兴盛，那么六经又在哪里有益呢？《易》说：“神妙地理解并阐明它，取决于其人。”从前王莽诵读六经却使自己灭亡，霍光听到一句话便建立特殊功绩。从孔子的话，可以由此思考而明白其中道理。自从秦朝焚书坑儒以后，章句紊乱，六经的义理渐渐微弱、渐渐昏暗。又加上本朝丞相王安石专凭自己的意思训释经典，倚仗威势来推行变法，以利益设网罗。推行变法，是要改变天下的英才；设置网罗，是要收罗天下的中等人才。因此五十年间，经学日益衰败，逐渐陷入昏暗支离的境地，六经也被置于空虚无用之地。当时，西洛有程伯淳及其弟程正叔两位先生，上天确实降生了他们；他们正当五百多年一出的时运，禀受真元之气，继承孔孟的道统，振兴六经的教化。然而风气尚未衰败尽，也尚未兴盛起来。所以明道先生早逝，前辈高才相继去世。伊川先生凭一己之力，横向遏制衰颓的潮流。因此六经的文字还有许多未能阐发之处，而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整理纲领、阐明义理的工作也已经多有成就。十多年间，后辈高才也相继去世。所以先生的文章散失脱落，不能成类，流传到四方的文字大多讹误错乱。天下流传的没有完整本子。我已经深知天下对六经的需要，就像没有船桨便不能渡水一样；假如不替它分类汇集，就是罪人。因此急切努力来完成此事。然而这些言语质朴而不华丽，道理平淡而不奇特。没有文饰的言语就像未经雕琢的璞玉，雕琢它要靠玉工；我能保存它罢了。无欲的道理，就是天理。若不是保存纯粹精一的心，操持宏大刚毅的志向，便不容易做到。我自己正在实行。试着谈谈读这部书的方法，或许能给志同道合者以启发：反复推究句读，使心神明察，亲身体会并认识六经，是守护自身的关键。与其拘泥于训诂传注的末节，却不知道六经的根本，漫然放纵而不切合自身，那同王莽、霍光之间的差别相比，也只是一开始的差别罢了，怎么能不谨慎呢？更何况不愿做霍光，却仰慕孔孟的人呢？必须潜心于此书，达到像伯乐相马那样精妙的程度，然后才足以振兴历代衰败的学术，打破王安石的邪说，继承先圣的志向，守护先王的道路，以等待后世的学习者，使道统绵延不绝，还足以助长淳厚风气的兴盛，复兴太古的淳朴。周子《通书》序 《通书》共四十一章，是周子所撰述的。周子名敦颐，字茂叔，是舂陵人。推究他的道学来源，有人说他从穆修那里得到《太极图》。穆修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又传给陈抟，这大概只是他学问来源中的一位老师吧，并不是他的最高境界。希夷先生怀有治理天下的愿望，最终却同凤歌、荷蓧的人一样，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他所处的境界合于圣人无可无不可的道，但似乎也还有未达到之处。程明道先生曾对门下弟子说：“过去我从周子那里受学，周子让我探寻仲尼、颜子所乐的是什么。”明道自从第二次拜见周子以后，吟风弄月而归。道学之士都说程颢继承了孟子失传的学问，那么周子难道只不过是种放、穆修一系的学问而已吗？追溯古代，孔子记述三王之道，建立百代君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孟轲排斥杨墨，推明孔子的恩泽，使其万世不绝，又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如今周子启发程氏兄弟，使他们获得失传的学问；这使万古的光明重新出现，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将成为百代的利益和恩泽，如同水流行于大地。他的功劳大概处在孔子、孟子之间。人们只看到他的书简约，却不知道他的道广大；人们只看到他的文章质朴，却不知道他的义理精微；人们只看到他的言语平淡，却不知道其中意味悠长。只是我愚钝，哪里足以了解这些？然而我敬奉它、铭记它已经多年了。试举出一两句话，为志同道合的人开启一些有益的启发吧：担心人们把发策决科、荣耀自身、使家庭富裕、希求世俗宠幸当作事业，于是说“要立下伊尹所立的志向”；担心人们把知识见闻当作所得，不能自尽其心，反而自我标榜、不待人求，于是说“要学习颜回所学习的东西”。人若真能立下伊尹的志向，修习颜回的学问，然后才知道《通书》的言语包容极其广大，而圣门的事业无穷无尽。所以这一本书，都是从端绪开始来向人指示的，应该超过诸子之书，直接同《易》《诗》《书》《春秋》《语》《孟》一样流行天下，因此作序并收藏它。遇到天下的善士，想评论前代贤者并愿意阅读他的书，就把它传给他们。

译横渠《正蒙》序 这门学问施行于二帝三王的政治制度，孔子、孟轲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删定，其教化也已经完备了。然而孟轲去世不久，就遭遇焚书坑儒的灾祸；历经两汉，经过魏晋，直到唐、五代，后来整理它的人不足以医治创伤、补足缺漏，它又受到异端的大力侵蚀，这门学问的元气奄奄一息，几乎将要断绝。《易》说，穷极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因此我宋承受天命，贤哲接连诞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有大程子颢、小程子颐，秦中又有横渠张先生。张先生名载，字子厚，从童年起便知道忧患；奉行父亲的命令，长大后广泛学习文章、集合议论，形成深沉的思考，向天下人择友，同二程先生成为至交。他把礼化为本性，道义的发出纯正而有光。关中的学者尊敬他，真像亲眼见到孔子、亲自接受教诲一样。先生曾间或出仕，但大道很不顺遂，因病回去休息，著书数万言，极力探究天地阴阳的根本，穷究神妙变化、使天与人合一的道理，用来平息邪说、端正人心，所以亲自把他的书题名为《正蒙》。他的志向宏大，思虑深远。然而各家所编的本子，竟然有分章析句、指意不再宏深的内容夹杂其间，使读者失去孜孜不倦阅读的心愿；想让它长久流传，岂不是很难吗？现在就从其中编选、剔取，辑成《内书》五卷、《外书》五卷，传给志同道合的人，或许先生树立根本、斥责异学的志向会更加深远而显明；即使因此得罪先生门人，我也在所不辞。《皇王大纪序》天道保持和合，于是太极确立；阴阳之气氤氲升降，于是二气分化。天在上面形成位置，地在下面形成位置，人便生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是父亲如天、母亲如地，保全并确立天命，使生命不断延续而不改变。天生万物，日月星辰施展各自的本性；地生万物，水、火、金、木运行各自的气；人生万物，凭借仁、义、礼、智实行自己的道。君主和长官辅佐相助，依据道来纲纪天下；人又治理自己的本性，于是各种功业兴盛，万物各得其所，地平天成，人道也就确立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都是人中的英杰，做君主、长官，率领辅佐者顺应时势成就万物，如同春天使万物生发，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使万物成熟，冬天使万物坚贞。自尧以前，历经六个阏逢而没有纪年；从尧初年甲辰，到赧王乙巳，共二千零三十年。天运的盛衰经历了一个周期，人事的治乱也全都具备了。这是万世都不能改变的道。后人想要考察养生治性的方法，若舍弃皇帝、王、伯的事业，还能到哪里去寻求呢？唉！圣人制作书契，用来记录事情的实情，阐明心灵的作用。从皇帝的坟典直到孔子的《春秋》，法度文章遍布天下。七雄诸侯抛弃礼制、放纵欲望，偷偷毁去了对自己有害的典籍。等到秦国吕政欲望穷极、凶暴至极，便公开实行焚书禁书。孔子第八代孙孔鲋虽然把收藏经书作为自己的责任，但秦朝灭亡时的暴烈超过了猛火，因此把经书藏得极其秘密。禁令尚未解除，孔鲋便去世了。汉朝兴起数代之后，经书才从孔氏住宅的墙壁中取出，但经书已经破坏、残烂、漫漶消灭，所以只能残存而不完整。至于史传，没有人主持编定，只能从杂记中追寻记录；博闻之士有时出于好事者的胸臆而撰写，因此有的严重违背道理、妨害事实。历代年高的老儒，有的因循习见而不觉悟，有的保存置放却不加考察，有的偏执一端而不周全。后世蒙昧之人，不知道从正道中取法。道被百家分裂，已经很久了。我的先人上考天运，下察人事，继承孔子承接先圣的志向，撰作《春秋传》，为大君开示实行仁政的方法，深刻明确，可以与天地同久。我承继先人的事业，实在不自量力，精研义理典籍，广泛考察史传，使两端的分离归于广大之中，使万物齐一于一息之内，探究开辟之初的幽微，穷究乱亡的征兆和验证。事情有近似古代圣贤而实际上怪诞鄙陋、悖逆道理的，就加以裁削；事情有近似后世而不妨害道义的，全都考察并记载下来。希望皇帝、王、伯的事业，可以作为百世诸史的根本开端吗？诸家所载的记事就是所谓的史；史有经，犹如身体的肢体有经脉联系。所谓《易》《诗》《书》《春秋》就是经；经中有史，犹如身体的经脉也有肢体相配。肢体完备、经脉存在，谁能获得它的生命呢？使它获得生命的是人；人有仁，便有生命。既有生命，天地交泰，乾坤端正，礼乐兴起，万物也都获得生命。因此，万物由本性而生，万事由义理贯通，万种变化是一个整体所发生的变化，万世是一个气息不断积累的结果。假如太极不能确立，那么三才就不完备，人情横行放纵，事情不能贯通，万物不能成就，变化不能兴起，天命岂不是将近于止息了吗？所以我将要寻求天下的朋友，与他们同堂同席讨论，也要同他们接袖并肩站立。今生不能得到，后世也一定能够得到；这就是《皇王大纪》所以要写作的原因。《向侍郎行状》向氏出自神明的后裔，是子姓分支，世代都是开封人。到了本朝，文简公凭儒学登上宰相之位，钦圣宪肃皇后出身名门、德行著称，居于椒房。到了中原衰败动乱、天下污浊荒诞之时，赞美夸饰竟成了风俗。芗林公才华很高、见识深远，以忠诚勤勉砥砺品行，使自身端正清洁，成为当时卓然独立的表率。所以向氏世代更加光大，不只是因为出自宰相之家和皇后外戚，更是因为德行深厚、流传久远，而且本家有才子。芗林公名子諲，字伯恭，是文简公第五代孙、钦圣皇后的再从侄。曾祖父傅范，皇朝任汝州管内观察使，赠太尉，谥惠庄。曾祖母是万年郡主赵氏。祖父绘，皇朝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赠正奉大夫。祖母是硕人曹氏。父亲宗明，皇朝任武德大夫、江东提点刑狱，赠开府仪同三司。母亲是永国太夫人李氏。公生来就秀异，五岁诵读经书，每天能记诵数百字；七岁通晓书数，十三岁便能治理家务。开府公严肃庄重，公带领众弟弟接受教诲，专心于诗书，宗族都把他当作榜样。钦圣皇后听说后很喜欢他。元符庚辰年后复辟，有司按照旧例上报皇族属籍，推恩应当达到一百多人。皇后说：“我不敢把自己同先后相比；对于年长而孤贫、年幼而有成就的人，授予官职十八人。”公因年幼而有成就，被补授假承奉郎。第二年皇后去世，因遗留下来的恩典被选为雄州防御推官。当时开府公居丧，家中非常贫困，急忙让公随同官员监管滨州盐酒税。那时新法刚刚实行，人们都希望靠赏赐奔走聚集，贩卖榷货客钞。后来众人都说蚕食之后没有办法缫丝，州民向来以煮盐为生，因而获罪的人多得数不清。公对部使者说：“请在近郊由官府设置牢盆，招募亭户煮盐。”于是积存的盐多如丘山，百姓和商人全都便利。东南设置帅府，授任镇南军节度推官。处理政务果断刚健，坚持正道不屈服，府中人都敬畏服从。当时实行养济政策的人，务求增加人数以求赏赐，一家有冒名领取三四份的；仓粮被蚕食而不够用，便反过来剥削百姓。公命令统计各属县的收入，分别处置。于是从龟山水程直到瓜州，他按图籍察看地势，对伯亨说：“运河在江淮之间高出数丈，从江到淮数百里，不是人力所能削平的。唐代李吉甫废闸设置堰坝，治理陂塘，使多余的水泄出、不足的水得到防护，漕运因此畅通。本朝发运使曾孝蕴严格规定三日开启一次，又设置复作归水澳，爱惜水如同爱惜黄金。”

译“近年实行直达法，运送盐茶的利益，又要供应权贵宠臣，开闭闸门都来不及；如果想要把水归回去，力量就不够了。”不久前又毁掉朝宗闸，从洪泽到邵伯数百里不再节制水流，所以山阳上下不能通行。现在想挽救这些弊病，应当在真州太子港修筑一座坝，恢复怀子河的旧河道；在瓜州河口修筑一座坝，恢复龙舟堰；在海陵河口修筑一座坝，恢复茱萸待贤堰，使各塘的水不被瓜州、真州、泰州三条河分流。在接近北神的地方修筑一座坝，暂时关闭满蒲闸，恢复朝宗闸，这样上下游就没有阻塞了。”伯亨听从了他的建议，漕运不再停滞。贯辈想求见公而不能如愿。徽宗听说后器重他的才能，升官一级。第二年召见他，询问慰劳十分优厚，授任淮南转运判官。公说：“处理政务，最急迫的是得到合适的人才。”后来请求恢复转般籴本，皇上都认为正确。公辞别皇上，在崇政殿应对。当时军粮不足，各州士兵很多想要作乱，皇上非常忧虑。公上奏说：“淮南每年租税一百三十万，上供定额却是一百五十万，另外进贡金帛又一百五十万，而茶盐的利益全归榷货，这是军粮不足的根本原因。我看到手诏规定，应奉司的费用都从宫中支出。” 话还没有说完，皇上说：“我确实不想耗费漕运。”公回答说：“郡县只知道奉行命令，哪里知道陛下对国家社稷的深切忧虑呢？像王从永那样，确实没有花费分毫；朱腼却不是这样，恐怕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皇上惊讶地说：“朕难道是欺骗别人的吗？”公说：“朱腼的父兄子弟凭借这件事作奸，导致运输一大石粮食要用八百多条船；每一纲的费用动辄一千斛、数千缗。刚到官军支取的期限，他们就把粮食夺走，所以怨言很多，这是最大的弊病。”皇上说：“可以把这些告诉王黼，等候委任你去查察。”公谢恩说：“微臣疏远，竟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皇上说：“朕从来不姑息这些人，凡有事情只管直接上报。”随即下御笔诏令：王从永失察的应奉纲，全部由御前供给，外路不应支付；向来归其收管的部分另有防范，并专门查察应奉扰民违法之事。公立即到所属地区，把一切案件按法治办。朱腼大为沮丧，无法施展他的计谋。每年有四十万缗，守臣过失尤其严重；获罪不久便又恢复职务，公极力论奏他的罪状。招信有豪民兄弟横行无赖，杀死仇家二十口，诬称他们是盗贼，还冒领赏赐；泗州太守和宪司替他们担保，想授给官职，公又请求彻底查办。宰相王黼的弟弟写信来请求，公不予理会。杨守交结大宦官梁师成，下诏免除赋税，并夺取泰州所属县隶属于他；公多次弹劾论奏，最终使其恢复原状。当时宿州、亳州、通州、海州四郡大旱，正要用应奉司的钱调运真州、扬州的米赈济饥民，发运司却上言江淮米价低，请求均匀收购，仍用香药钞折价支付。淮南分摊四十万斛，公竭力论奏这是欺骗皇上、危害百姓，按各地实际价格收购来充实淮南地区。二十郡百县的吏员职役繁多，无法逐一考核督责，公便全部登记他们的乡里、产业、家口以及担保人，裁去额外的名目和利益，作为正式名额；有缺额就补充，冒充差役、教唆诉讼以作奸的人，严加依法处置，吏员全都胆战心惊。于是公文不再误期。同僚请求留下一部分州县财赋以备调度，公认为很好，便同意了。刚有几万缗，属官就秘密派人把它说成三十万缗的差余，献给应奉司。公说：“今年秋收的苗税应当办理，明年的定额还要用四十万有余来弥补今年的不足，哪里还会有余钱？”于是把实情全部上报，王黼终于不敢接受。当初公到任时，登记州县户口和家产，设置防备，防止转运燕山绢；公亲自区别等级，贫民得以免纳，遭受灾伤的郡也得以免除。白时中的女婿任海陵太守，妄称侄女婿蔡嶷有田却不纳税，公督促责令，丝毫不宽容。公接连触犯权贵，多次有人排挤他；等到白时中任宰相而首先被罢免，东夷便趁机上奏诬陷，师诏令公乘驿车赴朝廷。渊圣即位，授任京畿转运判官。盗寇退去后，公立即奔赴延津、阳武等县，又请求合并邻近各路的巩、郑、汜水、滑、浚，观察各地丰歉，计算水陆运输的利弊，派官员设置籴场，按实际情况调拨粮食。此前内帑拿出一百万钱却没有用途，公也请求用来收粮：在南京、惠州、惠民河收购，在陈州、颍州、广济河收购，在曹州、济州收购，得到数十万石谷粟。公上言：“我认为国初把南方粮食运到京畿卸下，起初没有数量限制，内外之间因而兵粮充足。元丰年间每年用一百三十万，因而知道纳粮有迟滞，便把一百五十万定为额数。崇宁初年运入中都六十万，开始把九十万定为额数。到了宣和末年却只能得到十万而已。二十多年中，两浙漕臣都是权贵的姻亲故旧，只把六十万运入中都，以此考核优劣、充作京畿漕运，却不知道追究事情的根本，所以六军粮食常常担忧不足，必定要请求朝廷从内府拨给。” “从今以后，直到两浙漕臣考核优劣，都要复核从京畿运来的粮食。”这一年十一月底，已经得到七十万。等到金兵再次围困京师，各路军队退回来驻扎在城外，因为公平时职事修明，百姓得以免除征发、供应和运输的重重困扰。授任右司员外郎、议详户房检讨官。当时宰执之间不和，公估量自己不能从容处于其中，便以避嫌为由不赴任。因直秘阁升任副使。当时漕运法规大为败坏，朝廷命公考察筹划。公说：“祖宗设置发运司，统筹六路财赋的盈亏调度，没有一件不与它有关。在各路设置籴场，如果当年定额的纲运没有到达，就用收购的粮食代替发运；等纲运到达，仍旧截留。遭灾的州县，按原价发还；又在丰收的路分收购粮食，以补足漕米。到了真州粮场装载盐返回，用来充作经费，所以漕运的经费不缺，百姓的力量也得到宽缓。自从盐税归入榷货，漕运经费已经不足；后来又实行直达法，废弃仓廪，认为它们没有用处，把献籴当作额外收入；押纲使臣和兵梢失去了往来私贩的利益，于是侵盗官物，欠负者十有九人。又因为使臣、兵梢不再把官船当作住所，一旦船只损坏渗漏便不修治，终于使船只破坏；而欠负者往往由排岸司追捕带入司农寺，再由司农寺交给大理寺推问治罪，既然无力偿还，通常几个月后便以无罪释放。”

译近年虽然想恢复转般法，却没有旧日转般积存的粮食，所以折运盐的办法废弃了，而直达法的弊病也没有消除。如今转般旧法不容易立即恢复；想要挽救当前的急务，发运使、副使、判官三人，应当一人在真州本司主持江湖地区，一人在泗州行司主持淮浙地区，一人在京城设司主持下游地区。处理欠负、治理泗州的人，依照惯例上奏考核；三人循环往复，调到负责处理折欠的排岸司，由排岸司直接下达发运司推治；仍请吏部差遣数十名使臣，以备押运，遇有事故的纲运或许可以使他们爱惜自身计较，从而保全官物。还请把梁师成的竹木场充作修船材料场，把窑务营充作造船营，把王黼的陆家店园宅充作发运司，废掉外排岸司，充作发运公事官廨。渊圣大为高兴，批准了他的奏议。一天，皇上紧急召他应对，说：“朕从前在东宫时，听说过你的淮南政绩。现在授你开封府尹，已经亲自写札子交给三省、密院。”公惶恐称谢，坚决推辞，于是改授直龙图阁兼淮南、荆湖制置发运副使，治理京城外的行司。公刚写好辞谢奏章，京师已经戒严，朝廷商议派他出使金军。公说：“李邺向斡离勃屈膝，已经丧失国体；如今若先确定相见的礼仪，才可以出行。” 有人说公不能屈服，恐怕会败坏事情，于是此事便停止了。殿帅范琼派人清理野外，任意焚烧劫掠；公命城外巡检捕获数十人，杀掉后上报，获得了便宜行事的授权。第二天正要到都堂报告事情，敌军骑兵已经到达，城门关闭，无法进入。后来又奉命催促东南两道总管胡直儒、张叔夜进兵，公亲自到黎阳驿勉励胡直儒。公先走雍丘道路，遇到守河溃败的将领，劝他们立功赎罪，并扬言东路先锋已经在雍丘打败敌军。第二天胡直儒驻扎在县城。城门外敌骑大批到来，胡直儒战败溃逃，被敌军俘获。公准备前往南路，但道路不通。到太康时，遇到颍昌五县的弓手，公率领他们在太康攻击敌军，众人渐渐不能支撑，于是从鹿邑奔向汴上，而发运司迎接公的官吏才到。此前都水使者聂崇决开汴水，想截断敌军道路；汴水已经干涸，纲运受阻变浅，一半被敌军劫掠。公在虹县上下暂时修筑几道堰坝，收束水势，筹划纲运。此时敌骑已经到达亳社，公到了宿州，选宋良嗣暂代钤辖，率众抵御作战。于是敌军没有侵掠江淮；凡是在江淮溃散的士兵，公全部收集起来，得到数万人，派他们前往南京朱胜非和范讷的军中，命令他们入援。当时因为外路平安，公得以安排事务，招募壮士，奏报京师；又把京师和大元帅府的动静下达江南八路，以安定人心。后来朝廷用蜡丸传诏，允许监司、郡守勤王，公率领幕府兵，并派属官变卖轻货十万，供给元帅军；又请元帅把军队移驻曹州、济州，约定各路一同进兵。不久又接到诏令，不得轻率发动勤王军队，这损害国家大计，于是各军疑惑不前。公独自派部将金汝玉从鹿邑到太康，遇敌奋力作战，被粘罕俘获。公派使者拘取李纲、分道、吴敏、蔡靖、宗泽、徐处仁以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人的家属，共一百多人；公拘押使者审问后，才知道京城失守、二圣迁徙、张邦昌僭位以及发布伪赦的变故。张邦昌派吕勤、齐知礼，以催促洪州、汴州纲运为名，办理机密事务；又派行亲从官带诏书到庐州询问他的家属。公命郡守冯询和提学盐香范冲拘留他们。张邦昌又亲笔写信给南京尹尹邦昌；尹邦昌与张邦昌是同族。有人劝公拘捕尹邦昌、自己主持事务，公说：“时局正艰难，更应谨守法度。”于是写信给朱胜非说：“公所守护的，是巡行远方、奉行忠义的地方，不可以玷污。” 朱胜非不得已把张邦昌的使者拘押在狱中。张邦昌采用王时雍的计谋，分别派御史黎确、陈戬等人带着书信到公以及赵野、范讷、翁彦国、赵子崧等人的军中征集军队、慰问将士，信中有褒奖任用之词，还斥责名义上使用国宝。公把这些文书缴送大元帅府，请求大元帅移军驻扎南都；朱胜非却说财赋不足，公立即筹办三十万以作答复，破坏了他的奸谋。于是张邦昌的使者返回后，详细说明外地人心和形势，张邦昌知道逆谋无法实现，便召集党羽入朝商议，请元祐太后临朝听政。公派属官和儿子澹向大元帅请求说：“如今天下没有君主，人心惶惑，大王应当处理军国事务，趁着勤王军队愤怒，亲自率领诸将向北渡过黄河，攻击金军疲惫归来的部队，救援二圣的危急。如果失去机会，恐怕谋反的人内外勾结，就不容易铲除了。散在四方的内侍班直，应立即招收；禁卫六尚局等人在京师的，也应尽早晓谕，让他们前来。茶引、盐钞，请允许从行府印造，委托发运司设置机构；允许南方商人使用各地旧钞，四月以后全部填补的旧钞不准使用。东南纲运，汪州、真州等州约有二百余万，转般仓的数目与此相等，请先估算军屯所在地并分配，恐怕积聚过多；去年秋天距今不远，正好会资助盗寇。” 大元帅大多听从了他的建议。元帅到了南都，取得了国宝。五月一日即位，想授公为版曹公；公以伪党势力强盛为由辞谢，说自己不能在国都遭难时前往，怎么敢冒受宠幸？他的父母都在东南，希望得到外任补授。公任直龙图阁、发运副司。不久张邦昌以三公身份参与大政，公请求退休，有人又请求让他长期任职宫观官。朝廷议论认为公当时在宿州，曾让宋良嗣暂代钤辖，不应削职降为郡守。不久实行宿州防御的赏赐，宋良嗣也在其中，公也升官一级。公说：“前一天认为不该如此，今天就不应又认为该如此。”于是立即辞职。宰相黄潜善大怒，御史便说公有违法之事；考查验证后没有一件属实，但仍降官三级，任袭庆府知府。开府公去世服丧，第二年被夺情起复，任潭州知州，公竭力辞谢却没有获准。当时历任执政一味姑息，有士兵杀人却无人追问。宣抚司调数百人戍守襄阳，士兵们正害怕出发。公到任第七天便发生叛乱，士兵半夜放火、杀人、抢掠。公急忙命人传呼，排列火炬登城，告诫守更的人一切照常，不要显出异常；盗贼尚未到达，城中人人都安居不动。于是下令各营：“作乱的只是戍兵而已，尽力擒捕他们的人给予重赏。”

译牙兵听说后相继攻击乱兵，斩首一百多级。天亮时乱兵全都逃散，追击并把他们降服，诛杀首领，把抢掠来的物资全部赏给有功将士。三天后又派他们戍守，没有一个人敢喘息放肆。这年冬天金兵大举入侵，一路从邾城南下渡过，掠夺武昌，又从咸宁、蒲圻将要袭击豫章。州县都望风投降，有司拥护隆祐太后离开那里。敌军于是进入豫章，沿途杀人抢掠，数也数不清，抵达长沙边境。公分派将士，装备火甲，得到一万多人，筹划守城。有人说：“这些人是乌合之众，城池又大，敌军锋芒不可抵挡，何不避开他们？”公说：“朝廷派我守护这片藩镇，弃城而去是不义的。”于是敌骑逼近城下，传檄令公投降。公大略按檄文回复，说朝廷没有亏负金国，内外的界限如同天地有阴阳，不能混乱。敌军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大规模整治攻城器具，倾尽兵力逼近城池。公登上城门对众人发誓，以忠义激励将士，军民协力，日夜防守。虽然双方杀伤大致相当，但骁勇将领都战死了。总共八天外城被攻破，公率军民进入子城，巷战两天。敌军放火烧毁延府官舍，公仍在谯楼督战。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军民害怕公落入敌手，拥着公下楼死战，焚烧敌军栅栏，夺门冲出，于是带领水军渡到江西。长沙人都跟随公，以忠义自我奋发，没有一个向盗贼投降。敌军因此不敢离开城池纵情劫掠，停留四天后逃走。公立即入城，铲除强横奸蠹，安抚善良百姓，并上章自劾失守之罪。朝中不喜欢公的人把抗击盗贼当作罪过，因此他被定罪削职罢免，改由转运使贾收暂代州事。于是王以宁以京西路节制的身份进入长沙，群盗孔彦舟以鼎州、澧州镇抚使的身份赶往长沙攻击驱逐王以宁，过了几个月便大肆杀掠。皇上前往衡州、永州，群盗马友从江北进入并占据长沙，赋税不再送入王府。皇上这才想起公，便下诏嘉奖晓谕，恢复他的职任。公请求带着剩余的丧服服到四五个月，不准许。公正在所属地区办公时，诏令把湖南北路改为东西路，在鄂州设置湖东安抚司，任命高卫为帅。不久发现这样安排有误，又命公等待办理。孔彦舟向西被岭峤阻挡，军队不能纵马击鼓南下，公分别晓谕马友与他共同攻击孔彦舟，孔彦舟大败向北逃走。当时本路地方盗寇季冬至刚在宜章起兵，侵扰三路边境；有吴锡带领数千精兵，也从北方来驻扎益阳，向郡守魏舜臣请求粮食。魏舜臣拒绝了他，吴锡便带兵赶往州城，驱逐魏舜臣。公听说后招抚吴锡，吴锡欣然归附。公用忠义激励他，吴锡愿意拼死击灭季冬至，平定他的巢穴。公正要前往鄂州，群盗曹成拥众十多万，太尉张浚招抚他而他不投降，便从江北纵情劫掠，进入湖区驻扎在攸县。当时马友暗中怀有建立马氏政权的谋划，于是用广西的利益诱使曹成，曹成张扬声势想向南进军。公说：“如果让群盗实现他们的图谋，那么三湘五岭都会成为盗区，江南的形势就会败坏。”于是驻扎在衡州的安仁县，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命令韩京的军队驻守回雁，吴锡的军队驻守桂阳，又派人向曹成说明祸福，分给他粮饷，对他加以羁縻。曹成迟疑徘徊，不敢前进。公根据各路形势和利害请求朝廷发兵，又接连向邻路求援，全都没有得到答复。相持一百多天后，盗贼人数增加，因怨恨公阻挡他们，已经擂鼓喧闹，直抵驻地之下。公知道无法遏止，于是乘肩舆进入他们的军营，开导说明国家的威灵。盗贼排列跪拜，公同他们约定不得焚烧抢掠，曹成等人听从命令。他们拥护公到了道州；公当时有严厉的训示。盗贼害怕公正直，使自己不能大肆放纵，于是送公出营。公上章自劾讨贼无效，坚决请求追服。有诏令召他赴行在，他竭力申述先前的请求，才获准补服服丧到底。长起任贵州知州时，南海盗贼号称大棹，与福建那些使用多桨船进行商贩的人一起劫掠海道，各处不断发生盗乱，百姓都不得安居。士兵长期疲于奔命，讨捕却不能擒获。公一天召来胥吏首领责问说：“我听说大棹暗中与你们相通，所以每当官兵将要行动，盗贼都预先知道。现在把实情全部说出来，否则就把你们置于死地！”胥吏首领非常恐惧，详细说出城中某个富家是大棹的窝藏和资助者。公于是命人把他捕来，摆出各种刑具责问，他立即认罪。公命他把党徒的姓名、来往住宿吃饭的地方全部写出，穷究审问，终于查明实情。公命州县登记他们的产业，以五家编为一甲，羁縻他们的家族，之后才释放他们。又命他们指认同党，因而没有不能捕获的。对于那些多桨船，公命令依照市舶停泊外蕃船只的法规，召来保人发给凭证后才准许出行。于是盗贼党羽消散，河道清静。州城是外蕃商人聚集之处，许多人收受他们的货物却隐匿购置事实；一旦发生诉讼，文书无法辨认，语言也听不懂，官府必定依靠译者翻译，而译者接受贿赂，隐瞒实情。外蕃商人始终无法自行申辩。公命人寻找一千字的蕃书和其他几种书，先行学习识读。于是命官吏用蕃书告谕各商人，商人们争相前来申诉，终于全部查清实情。凡是应当偿还的，全都征收归还，商人们都欢呼跳舞着回到本国。清明的政绩传播到了海外。不久，言官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弹劾公而罢免了他。公于是请求退休，接着遭逢永国太夫人之丧，服丧期满。善类接连上章论荐，诏令允许他退休回江州。江东转运使一职又暗中授予公，公都坚决辞谢。公奉诏赴都堂禀议，第二年到达京城。公上奏说：“太宗时允许转运使乘驿车入朝奏事，以杜绝壅塞的弊病；真宗也命他们轮流赴阙。自从蔡京专权，凡是召用人才，只令到都堂接受审察；在外任职的官员也只到都堂禀议。于是人才是否贤能、政事是否得失，皇上无从知道。臣多病早衰，实在不能任事，希望能一望天颜，请求辞职归田。”有诏令不按班次引见，问候慰劳十分优厚。公上奏说：“陛下正谋划中兴大业，但总体规划还没有确定，所以号令不一致。从前汉高祖夺取天下，谋略先在汉中确定；先主谋取巴蜀，计策预先在新野陈定。如今却没有一定的谋略，所以九年仍没有成功。而且君子、小人的进退，实在关系国家安危。如今朝廷之上竟有依附逆贼的人，却想消除边患、安定天下，不也很困难吗？”希望陛下不要忽视天子的言语，称扬嘉奖他，增授秘阁修撰。

译公坚决请求退职，皇上不准。当时东南漕臣应当供给刘光世、张俊的军队，征求索取没有限量。公说：“吝惜财物出纳，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大力裁减，就会少些横征暴敛。”于是修葺芜湖废仓，寄放各路纲运，以节省转运劳苦。又请求在建康府、南康军设置造船场，以杜绝劫掠船只的骚扰。两军军衣按惯例用夏税绢充当，绢质恶劣，甚至一匹还要另加结钱一千五百，称作估剥钱。公下令各郡，要求纳绢者亲自把揽纳子钞和姓名写在绢端，以杜绝滥收劣绢，免除估剥费用。伪齐入侵时，刘光世驻军合肥，敌军渡过淮河，公正在上江。光世想逃跑，便声称粮食不足。当时皇帝车驾在姑苏，朝廷内外震动，诏书催促公去接济光世的军队。公日夜兼程，到了太平州，光世的辎重已经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公到庐州时，光世已经带兵从东门出城。公直接进入城中，把仓库金帛粮食和岸边纲运的情况全部上报，安抚居民，并以大义责备光世。光世于是改变计划，进袭刘麟，将他击败驱走。如果没有公，光世几乎败坏国家大事。然而公身为漕臣，却同主帅不和，于是竭力请求离职。诏令公与浙漕张汇互换镇江府吕城。夹冈地势高，久不下雨，漕运就十分艰难。公取唐代韦损、刘晏考核治理的情况，聚集工人、材料，增加疏浚治理，于是没有了水浅阻塞的忧患。在德胜桥设置仓库进行和籴，按平价收购，并免除脚乘欠折。每当上江、淮南的粮运抵达镇江，就等候潮水闸门，占用船只，妨碍转运，又使纲兵侵吞损耗。公于是请求设置仓库，以转般为名，接收各路粮运卸纳，朝廷听从了。公连年入朝觐见，没有一次不请求归田。皇上赞叹他的高尚志向，亲自书写“芗林”二字赐给他。公授任徽猷阁待制，升任转运使。公辞谢，皇上说：“这是旧有的职物，可以不必推辞。”任职三个月，授户部侍郎，又两次辞谢，都批答不准。公上奏说：“安定百姓、巩固国家，必须依靠储蓄。江西应在洪州设置籴场，在江州设置转般仓，以供给淮西、湖南；在潭州设置籴场，在鄂州设置转般仓，以供给襄汉、湖北；在鼎州供给淮西，在庐州供给淮东，在真州造船，这样派遣戍卒、出动军队，便无往而不利。当今天下的急务有三项：第一，士风不振；第二，兵籍不整；第三，户籍不实。表彰忠良，贬黜侥幸，按才能举用，依照名分考核实际，这些都是用来纠正浮薄风气的。” 淘汰老弱，提升勇健，创立簿册、订正姓名，使各州把军籍上报兵部，诸将把军籍上报枢府，写明乡贯，记载军情，按季度申报、每年考核，这些都是用来杜绝欺诈冒充的。凡是改换姓名、挟带户籍，典买推收，增加壮丁、隐退老人，分烟析户，田亩增减，财产盈亏，都必须按时核实，这些都是用来革除欺瞒蒙蔽的。这只是大略，推而实行，就在于用人。公因入朝应对，谈到敌情不可预测，应当告诫边臣，严格做好防备，论奏十分详尽。皇上顾问他，三次接受他的奏对，过了很久，中书舍人潘良贵暂代左史，忽然出班说：“天气十分炎热，向某不可以无益的言语长久劳烦圣听。”公退朝后立即上章待罪，并请求退休，说：“臣身为侍从，职责在于论事献策；入朝觐见严肃的宫廷，屡次承受清问，只想把赤诚之心全部倾诉，不知片刻时间已经过去，竟招致纠弹，这是臣的过错。”皇上批示：“向某没有罪可待，所请求退休之事，下诏不准。”潘良贵也待罪，皇上说：“榻前的话，良贵怎么会听见？可以说是当面欺骗，特赦其罪，授予宫观官。”公不断请求离去，于是授任徽猷阁直学士，任平江府知府。公又竭力辞谢，皇上不准，赐给他船，亲自题写“泛宅”二字。公任官两个月，又请求退休；听说王伦出使回来，想要实行不合义理的礼仪，归隐的意愿更加坚定，于是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并具奏说：“近来王伦经过平江，听说河南故地可以取得；只知道使者以诏谕为名。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对付戎狄的道理，曾有君主不惜屈己与他们和亲，却没有听说过把首足位置颠倒的。应当告谕韩世忠拒绝此事。又听说本朝派往金国的使者，多从城外经过，自来有这个惯例，此事已经同国信所计议完毕。”诏令允许公退休，又特地下诏嘉奖晓谕，以示宠异。公归田隐居，修建堂屋、别圃，摘取自己的话，题名为“改疏”；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词》，以表达实现平生志愿、知止而退的心意。他逍遥徜徉，高视天下，远观万物之外，自得其所，共十三年。虽然心中怀有愤懑，却不因此妄加议论，也没有遭遇被杀或流徙的灾祸，可以说是能够看清事机而有所作为的人。开府公葬在清江的芙城，公在他停放宝剑的地方题名“金泽”，种植松柏，营造墓域，棺椁、衣衾没有一样不具备。壬申年三月十六日，公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病中亲自撰写遗奏，末尾说：“不要因为取得小小安定就忘记国家大计。”讣告传来，正奉大夫和各位孤子扶送公的灵柩，于七月到达。庚申日，安葬了他。公娶宗子博士范瓛的女儿，封为硕人。有七个儿子：洛，右奉议郎；澹，右奉议郎；浯，右宣教郎；其余早逝。有七个女儿：长女嫁右宣教郎刘长福；次女嫁右从事郎吴敦谦；次女嫁右迪功郎黄掞；其余尚未出嫁。孙子四人，孙女六人。公天资超群，读书务求了解古人的大节，不专守章句；志向远大、气概刚强，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把死生置之度外；见识谋虑深远，洞察事物实情，处理繁剧、治理烦杂事务都能迎刃而解；兴利除害，不计较眼前得失。治理政事虽然严厉，但存心忠厚宽恕。天性极为孝顺，侍奉双亲、奉养心志，一定探究他们细微的心意。友爱各位弟弟，恩泽遍及侄辈，然后又及于孙辈。和睦宗族，设置敦义庄来赈济贫困者。厚待故旧，亲近名贤；同朋友交往，知无不言，毫不隐瞒；救济别人急难，不计较个人利益。自己生活十分俭朴。常某去世时，他操办其丧葬大事。陈公瓘、黄公庭坚因贬谪而死，公都前往主持葬事，竭尽力量资助他们。

译公年轻时拜见刘公安世，询问求学的要领。刘公安世说：“只在一个诚字罢了。”这是司马公的教诲。公恭敬地接受后回去。后来再次拜见刘公安世，公极力议论天下之事。刘公安世器重他，深为赞叹赏识，说：“将来你一定能在世上有所作为。”方腊作乱时，朝廷下令发运司捕捉他。公当时任属官，进言说：“如果赶快向朝廷请求，让刘公安世任南都尹，陈公瓘镇守金陵，人心便会归附他们，可以不劳军队就把方腊击破。”有见识的人说：“这确实是好计策。”发运司长官不能采用。退休以后，公积存俸钱三百万，对子弟说：“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可以吗？”于是全部捐入郡学，作为供养士人、收藏书籍的费用。这样看来，公做官时不把利禄放在心上，是可以知道的。建炎己酉年冬天，我的先君在熊湘以西遇见公；公精神风采爽朗超逸，超出众人，议论纵横而锐利，忠诚之心感动人。任官处理政务，声名震动一方，远远望去便有威仪。先君曾在朝廷说：“向某气质忠直耿介，心向国家，尊敬拥戴君父，奉行公义而忘却私利，正是今天扶持三纲、可以任用驱使的人。”我胡宏对于公，既然已经列在子弟之中，却终身未能执贽拜见公，写成这篇行状。公平日里难道不是很容易被认为僭越吗？当圣学衰微、异议滋生之时，有的人或许会使君子、大人的内心精微之处不能明白于天下后世。因此我征引先君的话，冒昧记述公的事迹，以等待后世有作为的人评定，也不推辞。《刘开州墓表》绍兴二十有六年闰十月乙夘日，元祐丞相刘忠肃公的曾孙刘芮，把他的父亲——开州太守，以及母亲——孺人蔡氏，安葬在潭州湘西谷山的原野上。已故谏院颍昌人韩璜先为此撰写了铭文，已故判监江陵人孙伟后来又曾题表他们在峤南的坟墓，刘芮还在甲寅年撰有一篇刻在碑阴、解释疑问的记文。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推究刘芮三代人的志业，他们专心修养自己的天爵，承担并继承世代的事业。刘芮刚毅果决的气概，激荡人心。他时时以不能遵从先人遗志，把父母迁葬到岭北为深重忧虑。从癸酉年到丙子年，他处在困厄穷困之中，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实在是依靠彭城刘锜公怜悯刘芮的诚心孝意，大力推行推恩及类的仁德。刘芮起初选择墓地时，摒弃阴阳家关于祸福的说法，说：‘能够完成这件大事，死后我就可以瞑目了。’安葬之后，人们都认为这里山川形势优美，土厚水深，确实是公侯之家吉祥的墓地。事情无论大小，命运无论兴衰，关键只在于能否成功罢了。志向确立而不改变，神明就会来响应。像刘芮这样孤高洁净的人，积累他的诚意；经过二十多年，越过山岭、渡过湘江，水陆跋涉一千多里，一次就安葬双亲两位，在刘芮的身份和能力范围内，也可以说是能够办理大事了。这种志向可以作为天下人子效法的榜样，君子会推重它，普通人却忽视它。我深知其中的缘由，所以径直宽恕自己的不足，敢于继承前辈，接续二位公为开州之葬所作的记文，用来告诫天下后世为人子女的：应当磨砺志向、保持诚心，不能因为力量不足就终于让自己的双亲客死异乡。

译赵监庙墓表 君讳睦之，是我宋太祖皇帝弟弟魏王的第五代后裔。因为祖父曾任检校少保、镇潼军节度使，他得以凭荫补入右选，逐步升到秉义郎。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乙夘日，他安坐而终，享年五十有九岁。娶张氏，生五子：公逺、公通、公达、公适、公巡。两个女儿早逝，另有一女尚未及笄。孙子二人：彦回、彦弓。十月壬申日，葬于天柱峯南官塘的原野。靖康二年春，京师沦陷，君奉侍母夫人，带着幼弟和孤侄向南逃奔，寄居在衡山。姐姐守寡居住，君从岭表迎她来家，用自己的俸禄奉养她。君出仕后多次任筦▯官，公正勤勉而廉洁。曾经监理岳祠，政事未能很好推行，恰逢盗寇突然来到，身边的人都弃他而去，只有一名士兵背着他逃免于难。君一到任就提拔那名士兵为部辖，说：‘士大夫遭逢乱世而失去节操的多了；平民而能行义举，不可以不加以表彰。’君侍奉偏亲，在贫困隐约之中抚养弟弟和外甥，直到他们成人，没有人对此有非议。与人交往，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对待下属宽厚慈爱，民间称他为佛子。遭逢父母丧事，悲哀损毁身心，合乎礼制没有违失；服丧期满后，仍像亲人就在眼前一样。权臣欺罔上天、擅自发号施令，他慨然辞归，不再出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家中供养的人一天天增多，而他的俸禄微薄，幸而他心安意恬，完全没有忧愁怨怒。于是遵循礼制，修习儒家教化，以诗书教育子弟，不沉溺佛教，也不奉养老氏之学；时时独自饮酒，浇灌胸中，以抒发忠愤之情。他喜欢谈论秦汉以来国家兴亡的大事，品评衡量那些拨乱济世的人物。自从东夷深入侵扰，以及朝廷不得已采用孟轲氏所说畏惧天命的主张，他义气充满胸膛，皱眉咬牙，说：‘人能够磨炼自己的性情，直到没有血气争竞之心，然后才可以出仕。我们这些狭隘的小人，哪里能达到这样宽广的境界呢？’只有君为人平易简朴正直，不修饰自己以求取声誉，不奔走钻营以求进用。虽然圣主忧劳求贤，下诏征求亲近贤能的人，而当权者没有途径知道他，未及举荐任用，他就这样沉沦了。干将、镆鎁这样的宝剑，如果不拿来斩击砍伐，就没有人知道它们足以摧毁坚硬之物；镜子含藏光明，如果不拿来照视鉴别，就没有人知道它足以分辨美丑；士人藏有才能，如果不登用、不检验，就没有人知道他足以处理大事、救济大难。国运正未平定，像这样一位宗室子弟，尚且不能施展自己的积蓄，何况那些处在幽远之地的人才呢？怎样才能得到选拔人才的人，肯竭力寻求并举用他们的方法呢？唉！国家兴盛，只在于天下贤士汇聚而来罢了。我写下这些，是想使今天的人觉悟，并阐明给后世知道；这就是这篇赵君墓表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彪君墓志铭 君讳虎臣，字汉明，享年七十五岁，绍兴二十有二年去世。去世那天，湘中的贤士大夫失声叹息说：‘善人亡故了！’他有一个儿子，将要把他葬在湘潭防湖的源头。儿子哭着请我叙述父亲的德行事迹，求我撰写铭文。我谨按：彪氏出自楚国，鬭谷于菟是令尹子文的后代，在衞国显著成姓。君的七世祖为躲避李唐中叶的祸乱，从山东迁到潭州湘潭县。曾大父翼、大父淑，都喜好行善、乐于施舍，有长者的声誉。父亲约，天性孝顺友爱，深沉厚道。君六岁时，家里非常贫穷，有道流诱骗他，他奋然说：‘我家世代读书，难道可以跟你走吗？’父亲非常赞赏他，竭力送他入学。他在众童子中颖异突出，十一岁时进入郡学，俊秀伟岸，不同寻常。后来接连遭遇祖父母丧事，他竭力经营供养，不急于求取仕进。获得荐举那天，年纪已经超过四十岁，更加想到父母年老，便不再求仕，而以经术教授学生。学者争相迎请他，于是迁居湘潭县冠田。天性平和随易，但施教主张很严，以不欺骗为根本，以孝悌为先，以文艺为后。因此跟从他的人不只是致力于求取功名，大多还有不畏惧而不肯做的操守。青人张所早年游学京洛，听闻过二三位先生的余论，所到之处都知道访求人物。宣和年间，他主持长沙的教育，派他的女婿来求学，远近士子更加归附他，称他为乡先生。侍奉父母时，他和悦恭敬，不忍片刻离开，没有丝毫违逆。父亲去世服丧，他担心没有钱安葬；友人谭烈父奉议公极其看重他的哀毁，恻然动心，便把自己选定的墓地给了他，又把其中最吉利的一块给他。到下葬时，远近的人都来观看，没有谁感到遗憾，大家都叹息说：‘这是诚信所招致的啊。’因为母亲患有上气病，他便专心研究医术；每逢病发，他和妻子王氏衣不解带地照料。母亲去世时，他年纪已经衰老，悲哀思慕却像少年儿童一样。夫妻始终互相敬重。君一定整肃衣冠，端正坐着。生有二子，叫居厚、居正；一女，嫁给乡人许君。许君早逝，女儿跟随父母守志守节，没有改变。收养并教导亲族中三个孤儿，教不好便自恨自责，还为他们婚娶；他们死后又抚养其遗孤，终身与人交往，只怕对方有不善之处。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有争执怨愤、想要离绝的，他便替他们洗去瑕垢，使彼此重新和好。邻居有幼年孤儿，因家门内空虚衰败，暗中把价值巨万的钱财寄放在君的袋中；君哀怜而接受，等孩子长大便全部归还，丝毫没有取用。他侍奉上级不过分恭谨，接待下属不轻薄狎昵；珍爱看重旧交，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胸中明白透彻，不随意褒贬人物。遇到别人饥寒，便脱下自己的衣服、推让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君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广泛阅读诸子百家，没有什么不通晓的，非常不喜欢佛教之学。我仲兄被召入朝，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君慨然说：‘如今最急迫的，是民心涣散，收拢民心在于治理财赋。治理财赋在于宽减百姓负担，裁省官吏，严格限制冗杂，把州县合并起来，尊重而重用守令，禁止奢侈并节制服饰，勉励任用并荐举孝廉，严格实行保举任官，增加钱币流通。’这些法令开始实行时，派遣使者巡行察访以核验真伪，确实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因此当时没有不能稍得安宁的地方。他的言论明白有条理，连续不断，确实是一个怀有才能和道术却未被任用的人。湘山野老有《十一论》流传给知己。君正当壮年时，靖康年间守长沙的王公某，倜傥而喜爱士人，听到他的名声便立即挽留，请来一见，认为他非常奇异，想把他的边功上奏。君说：‘这是浮夸冒进的事，我不做。’晚年有人想劝他接受恩例出仕，君笑着说：‘早年已经违背了志愿，晚年再窃取俸禄，不是我的本志了。’年轻时，他与同郡的王以宁都负有豪气，彼此不肯居于人下。二十年后，王以宁因战乱自行显达，用诗问君说：‘放声高歌，仿佛双脚能排开天地；豪迈的思绪纵横天涯。如今你怎么样了？’

译君答谢说：‘早年的习气已经全部扫除了。穷困和显达是不同的道路，为什么要相问呢？我的足迹二十年没有进入城府，忍受饥饿和寒冬，心情却淡泊如常。’朋友们凑集钱财为他购置田地房舍，君不肯接受。我伯兄以及向公子又多次写信劝说他，君虽然无法推辞，最终仍为此感到惭愧。自从舂陵周先生去世，湘中的学者便没有师承。我先父南渡来到熊湘，君一见便在心中有所领会；等先父的儿子长大后，君便命他到门下受业。临终时，君嘱咐居正说：‘你一定要在文定先生门下完成学业。’又提笔写道：‘痛啊，永远诀别，连累了我的良友。’又命居正把自己的意思告诉许氏，使你的姐姐能够终身守节，那么我死也可以瞑目了。说完便去世。呜呼！活着不被名利拖累，死时不因儿女而悲伤，面对重大变故，在义理上没有可惭愧的地方，告别尘世而全身归天，可以说是仁人了。只有君深知我的大义，我不能推辞。他的儿子请求我谨慎地写下行状。九年以后，居正再拜走上前来说：‘楚衡先生已经去世了，给先人的墓撰铭文，除了先生还有谁可以做呢？’于是铭文说：当年子文，孔圣人还认为有一点未能做到啊；两千年以后，他的曾孙却做到了。不是称王，也不是称霸，却舒解国家的危难而成就他的忠诚啊，然而天命却降临在他身上。有能够振兴祖业的曾孙啊，开启并保佑后人，使他们恭敬地继承它。我作这首诗，告诫你们三楚的士人啊，希望有人能够接续吟咏它。谭知礼哀词 楩木、楠木、豫章木，是木材中优良的品种，不能因为它们夭折在斧斤之下，就把它们和樗树、栎树等同。五谷，是种子中优良的品种，不能因为它们被蟊贼伤害，就说它们不如荑稗。我的朋友谭知礼，在逆臣面前没有失去节操，因为痛恨君主受辱而死，追赠延康殿学士。谭公是世勣的族侄。知礼生长在市井之间，起初只是平庸地读书，随众人做举子应试的事情。一天听说武夷胡先生来寄居衡山，便慨然收拾书籍登门拜伏，请求拜师受业。退居到近便的地方，扫除从前的习气，捧着《春秋》经及三传，阅读《资治通鉴》。不久，文定先生去世，知礼才离去。后来把妻子托付给家中侍奉父母，留下两个幼子，来到萧寺居住，昼夜不停止读书。因为怀抱宏大的志愿，却只能吃粗饭菜羹，知礼越发憔悴，好像衣服也承受不起身体。胡宏曾听说这件事，说：‘何苦要这样呢？我一定能为你想出办法。’胡宏说：‘世俗的繁华，大概都有命数，哪里可以强求呢？’知礼笑着说：‘世路上的繁华，不足以立身侍奉父母。我的心意只是读圣人的书，求圣人的道，或许这样才可以。然而知礼我虽然愚钝而有欲求，如果让形体清瘦、思虑磨炼经过岁月，我一定要见到圣人的道，然后才回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我担心盘缠用尽，就不足以实现我的志愿。’胡宏因此赞许他说：‘这件事在于自己，确实可以成就你，你要努力啊。’知礼更加自信。当时同伴中也有这样想的人，却不能像知礼这样坚定果决。只要有人这样做，就有人用浮泛的言语嘲笑他，知礼不为所动，志向反而更加坚定。不幸他的父母患病，知礼回去时没能赶上见父母去世。先前嘲笑他的人，悻悻然把不孝作为知礼的罪过，还在乡里传播。唉！匡章被全国人都说是不孝，只有孟轲氏仍以礼相待，是因为他的志向并没有罪。如今看知礼的志向，比匡章还高出一等。他遭受这样的名声，真可以说是不幸。不仅如此，他还没有服完丧，随即又自身去世了。唉！假使知礼没有死，那么充实他的志向、扩大他的事业，怎么知道他不能成为救济百姓的渡船和桥梁呢？怎么知道他不能把这种志向献给神明，使德行盛大而充满天下呢？一个人想用这样的一生侍奉父母，天下谁能超过他呢？唉！这就是受命于天却遭逢穷困，他的不幸太重了。虽然没能看到他的志愿实现，但推究他的志向、考察他的根本种子，正是五行中的秀异、天地间的精英。那些纷纷而来的诽谤，哪里能够掩盖、销蚀他的精神而诬蔑他呢？二十年后，两个幼子中年长的夭折了，年幼的颇能记得父亲的事情，固守贫困，孝敬母亲，同时读书立身。他前来拜见我，哭着说：‘自从先父再次遭遇不幸以来，他的遗孤不肖，直到今天还没有墓铭。了解先父的人，只有先生还在，冒昧请求您撰写。’胡宏说：‘这件事确实在我，我难道可以推辞吗？’于是铭文说：周公以上，大道得以流行；孔圣、孟氏以下，大道不再彰明，仁义被堵塞。经过一千零五年，有二程先生遍于天下各地，所见之人都受到教育，各有成就。只有我先君子，挺立而出于后世，因闻知而认识大道。晚年选择居住在衡山之下，仰慕而追随他的后学中，有像您这样的人。不幸短命，禾苗尚未抽穗便死去，知晓他的人都为之悲痛辛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五年〕 题吕与叔《中庸解》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从三山避乱来到荆州，我兄弟得以跟随他游学，讨论圣人之学，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中庸》。有个叫张焘的人，拿出所收藏的明道先生《中庸解》给我们看。师圣笑着说：‘怎么会传错了呢？这是吕与叔晚年所作的。’张焘也笑着说：‘我从江涛家得到它，他的子弟就是这样说的。’考察河南夫子是侯氏的外甥，而师圣又是夫子的侄孙。师圣年幼丧父，养在夫子家，直到成人；两位夫子临终时，他都在身边。他跟随夫子最久，对夫子的文章知道得最详细。他为人守道义、重诺言、不妄言，因而可信。十年以后，我兄弟奉侍父母南下居住在衡山，大梁人向沈又拿出所传的明道先生《中庸解》，其中有陈莹中的记文，也说这本书是从张焘那里得到的。我反复深入考察，词气很像横渠的《正蒙》书，而吕与叔正是横渠门下最像老师的人。根据从前师圣的话，再用今天自己的所见来验证，可以确信这部书是吕与叔所作，实在没有什么可疑。可惜陈莹中不知道详细情况，却对行状所记有所怀疑，认为这些使人明白的书，都是未曾达到的言语罢了。虽然如此，道理只有一个；言论如果正确，即使是阳虎说的，孟轲氏尚且有所取法，何况吕与叔也曾游学于河南门下，根本原则并不相异呢？尊重、相信、诵读、学习它，不敢片刻忘记，陈莹中的志向真勇啊！我虽然愚钝，也请跟随在他的后面。题司马传公帖

译我这个晚生出生在西南偏僻鄙陋的地方，幼年听到父亲在庭前的教诲，到了二十岁，便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代名公遗迹的志向。不幸战乱在中原兴起，这个愿望已经很久不能实现。如今有幸看到文正司马公、献简传公的书信诗作十二纸，反复诵读玩味，也足以看出君子之间的交往，虽然彼此称誉，却一定以真实情况为依据，没有结党互相勾结的意思。哲宗初年，拔茅连茹，贤才同类被征用，所以元祐年间的政治，使百姓欢欣鼓舞。后来却有人树立党争之论来排斥君子，终于使神州陆沉，使衣冠之士困顿于江左。谁能扭转这种道路，任用像文正、献简那样的人，来辅佐天子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夷狄，恢复祖宗的疆土呢？堂堂大宋，必定会有这样的人。《易》说：‘否运终了就会倾覆。’这是说否塞的局面不可能长久。我如果不因穷困疾病立即死去，也许还能有幸见到那一天。题刘忠肃公帖 刘忠肃公的曾孙刘芮到南山来拜访我兄弟，谈论心性，讲说道理，因此我得以看到他先世遭受诬陷的始末，便觉得自己也有可以附会之处。礼制中有这样的规定：地位卑下者不为地位尊贵者作诔，因为这近于谄媚；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因为这近于僭越。由此推开来说，晚生后辈、地位低下的士人想要称扬各位公卿先贤的德业，大多显得不知自量。因此我对于丞相的德业，不敢再添加一句话。只是纵观前代的名公巨卿，辛勤建立家门，不久便败坏，后来没有声闻的，多得很。它们所以败坏而无声名，为什么呢？是因为后继无人。如今忠肃公的儿子刘执义，明白坚定，不被威武所慑，不因患难而改变，不因贫贱而动摇；像忠肃公所说的那样，仍然守护祖先的志向。他的曾孙虽然贫穷而且地位低下，却明白侍奉君主的义理，努力学习、竭力实践，更能够保守世业并使之增长。大夫的富贵功名，不过是一时的事情；只有长久处在穷困俭约之中，却能增长自己的大德，使事业流传无穷，才真可以称为人的子孙。我凭微薄的力量承担先业，战战兢兢，常常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况且忠肃公的曾孙能够做到这样，我既欣慰又仰慕。记下这些，是让他明白此理以自我巩固，也用来告诫我后世的人。题孙判监奏稿 我的朋友孙防正，字防文，号南山，把他先人的奏稿给我看。唉！这正是上蔡先生所说的‘不替自己一身谋划，却有替天下忧虑的心’。保存这种心而不失掉，见识就可以胜过天下许多人。这难道只是把这些旧纸陈墨当作珍宝吗？当然是要推行这种心志，承担先人的事业，使它发扬光大。孟子说：‘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推广他所做的事情罢了。’正孺，你要努力啊！

译题张敬夫《希颜录》颜子的资质禀赋天然完整，因为他所体察的天地之心广大，所以高明；高明，万物就不能遮蔽他的心。因此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观察、听取孔子的言行，整天没有违背，也没有疑义，这也可以说是贤达之士，仅凭这些便足以过完一生了。然而孔子一定用广博的文献来充实他，使颜子求得知识的来源并达到它；又用礼来约束他，使颜子知道最终归宿后，努力前进直到完成。使颜子增进德行、修成事业，与天一样广大，不只是了结他的一生。这正是圣人成就英才、想与他们共同承担天工的原因。《论语》所说的礼，就是《中庸》所说的善。颜子有不善的地方，没有不自知的，这是极其明察的境界，不是穷究事物道理的人不能达到；知道了却从来不再实行，这是极其勇敢的境界，不是仁者不能做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没有不是精妙的道理，当然不能片刻离开，所以想停止也停不下来。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凡是可以用力的地方，颜子没有不尽力的。‘如有所立卓尔’，是说颜子看见孔子精妙之处，卓然分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不是不能跟从，而是那精妙之处不能仅凭才力求进，必须再加上岁月，才能自然受到感化。这就是颜子的学问所以有准则和目标。当时孔子循循善诱的方法，如今虽然无法亲耳听到，但用广博文献充实、用礼约束的内容，都完整记载在《易》《诗》《书》《春秋》中，灿然充满于天地日月之间。可忧虑的是，人们遵循它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或者稍微知道一点就自行止步，没有下像颜子那样不断进退求进的功夫。这正是圣人之学少有传承、异端邪说横流的原因，是值得恐惧的事。敬夫撰写《希颜录》，是有志于大道的，他的志向多么宏大啊！颜子想成为大舜，他所做的事有始有终，像这样始终不停止进取。所以孔子既然允许颜子损益夏、商、周四代的制度，却仍告诫他放弃郑声、远离佞人，并不认为人心是可以完全依靠的。假使敬夫能够领会这个意思，那么玩味这部录可以，忘掉这部录也可以；或许它的传布会更广，圣人能够兴起，邪说能够止息，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我从事这件事既专心又长久，所以乐意为敬夫说明这些，不知不觉显露了自己的愚陋。题《大学》傃外甥，你曾叔祖祭奠你父亲的文辞说：‘不要担心傃不聪俊，应当担心他不学习；不要担心傃没有官职，应当担心他不能立身。’唉！这话说得太对了！不学习就不能立身，不能立身，即使聪俊而显贵，又有什么用呢？依仗聪明才智、凭借权贵势力而败坏宗族、使家族灭亡的人多了。因此我说：‘你曾叔祖关于好学、立身的言论，实在太正确了。’不过，世上的学问分歧很多，很少有人知道真正应该致力的方向。《大学》一书，是孔氏门下指出学习大道的正路。我如今把伊川所校正的文字传授给你，你去熟读它，早晚不要忘记；一定要读到能够有所疑问，再亲近老师向他请教，选择朋友相互砥砺；一定要读到像拨开云雾一样豁然开朗，一眼看见天地的全体、古人的大体。这样或许能够学有所成、立身有为，不辜负你曾叔祖敦厚而光大本宗的志向，也不使你祖先延康公的事业坠落。傃，你要努力啊！题祖妣志铭 建炎乙酉年秋天，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正奉召赶赴行在，仲任处理家事。我当时家境贫困，又受到强暴势力逼迫。沮水、漳水之间已经不是可以遗留种子的地方，于是我奉着母亲令人以及各位亲属，舍弃维持生计的财物，渡过岷江向南逃去。没过几个月，大盗蜂拥聚集到故居，几千卷文书全都化为灰烬，而祖父母的志铭也在焚毁之中。庚戌年，我在吴郛得到祖妣的志铭。卫道，是卫道先君的门人。绍兴戊辰年，仲弟在防掞得到祖考的志铭。德华，是广平先生的幼子。这是我祖父母的德行、义理、事业和功业，靠这两位传留下来，几乎就要泯灭了。作为人的子孙，竟因一时离散死亡的忧虑而震惧，忘记祖父母赖以显扬于千万世的事业，不知应当以生死来承担它，这样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如今幸而得到这些志铭，我恭敬地亲手抄录并收藏起来，又将和那些知道敬重自己祖先的人一起传布扩大它们，希望这样可以弥补残缺、修补割伤，设法完整地把它们归还给父母。被召申省劄子 听到诏命，我震惊惶恐，不知所措。伏念我从前承受先父的荫补，不久便遭父丧，服丧期满以后，朝廷也曾怜悯我的贫困，于是让我勉强领取俸禄。可是我一向灾厄困顿，疾病接连不断，从未有过好年景，精力血气衰弱损耗；加上长兄死于瘴毒，痛心伤血，鬓发变白如丝，视力昏花，行走迟缓。看看这样衰败朽弱的身体，却又受到严厉召命。虽然有竭尽力量就列任职的心愿，已经感觉筋骨形骸难以勉强了。起身坐下都徘徊不定，没有办法谋划。退下来深思，如果我奔走奉行诏命，能够对国事有一点微小补益，那么即使跌倒在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如果只是贪图希求荣宠，忘记面对深渊、行走薄冰的谨慎心志，只是冒昧应召，就不能说是孝，又哪里能指望他忠呢？冒昧陈述我的诚心，上干圣上的宏大恩德。伏望在君臣相与应答之际，替我奏明一次，停止并撤销已经作出的成命，使我得以保全残病之身，终享天年。这不只是我的幸运，也足以向天下昭示圣朝不使任何一个人失去安所的仁德。求仁说 关西人刘子礼到南山下拜访我，我们共同谈论圣人的道。像我这样的人，正如道师所说，不过是勉强达到不至于全然无知罢了，哪里能够观察人的脸色，知道疾病的浅深而给人治病，使废弛的人重新振作呢？即使如此，谈论道的人如果能够像子礼这样谦虚，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我却一言不发，就会失掉这个人。圣人的道，以自身为根本而成就万物，广大而无穷，贯通而不可测；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就是‘仁’罢了。仁，就是人的本性。人能够仁，道就因此生生不息；能够使万物各得安定，就能长久；长久，就能与天同体。把生生不息作为道，人对于道，要从自身处下学，然后上达于天，这样才可以谈仁。《论语》一书，大体都是讲求仁的方法。应当审慎地取用其中可以医治自身弊病的内容；弊病去除就是仁，仁就会日日更新，日日更新就会快乐。这哪里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呢？所以写这篇《求仁说》，送给那些用来彼此勉励的人，也借此自我警戒。祭杨子川文

译呜呼！子川元年乙酉年冬天，我兄弟奉着父母的车舆渡过岷江向南走，才在熊湘认识您。屈指算来六十六年，始终相互保全而没有亏失，只是常常因聚散而忧愁。如今您去世而无法追挽，呜呼！子川确实相信先民有道，以仁人作为朋友来辅佐自己，侍奉贤者来勉励自己。我兄弟与您感情亲密，遇到美景良辰，便往来游赏。观览衡山的雄伟秀丽，欣赏碧泉的清澈甘冽；切神鲤给我们吃，斟清泉给我们饮。酒意酣畅、兴致满足时，谈论今事、玩味古事，目光仰视霄汉，气概吐纳如虹霓。有时作好诗来赞誉我，有时正色相规劝。年岁渐老却不停止，心中仰慕也不退缩。呜呼！人谁不出生，但子川的出生是有知觉、有意义的；人谁不死亡，但子川的死亡还留下了文章。有知觉而不昏昧，有文章可以流传。您践行常理，又何必悲伤呢？恭敬地陈上微薄祭品，只愿您来享用。祭赵仲礼文 呜呼！仲礼出自秦王之后。呜呼！秦王宗室中的英才，为什么后代竟不能振兴呢？当时仲礼禀赋纯正，以粗茶淡饭使父母欢喜，孝顺地侍奉双亲，死后仍不忘；恭敬地侍奉兄长，善于与人交往，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对弟弟极其友爱，谦逊而不争。遭逢时世艰难，心中想要出征，却因人们的意见与我不同，不能奋发振作。浩荡的义气充满胸膛，发表议论慷慨激昂，以历史作为证据。为时世爱惜贤才，为国家忧虑百姓，退居陋巷安贫乐道，像鲁国的儒生；喜好古道、乐于善行，像河间王、东平王那样，无论在山谷还是陆地都如此。为什么伟大的君子反而不怨天、不责人呢？只是每天饮酒，以此扰乱我的心。呜呼！仲礼啊，大船沉没在陆地上，我这个愚人与你志趣相同，利害相连如同刀断金石。笑语还没有说完，突然就听到讣告。你本应健康长寿，天啊，实在难以相信！写下美好的辞文来致祭，愿你的魂灵前来享用。祭表兄范伯达文 呜呼！表兄在我家长大，幼年聪慧，好比兰花刚刚萌芽；这本来是永寿君所钟爱的，也是文定公所称赞的。你和我兄弟感情均等，没有和别的同伴一起嬉戏；从幼年牙牙学语，到拜师受教，唱和弦歌，诵诗读书，共同分食李子和瓜果。姑母去世时，你居丧悲哀，损伤身体无人能超过；跟随母亲寄宿于老师处，等候俸禄在京城数年，奉送丧事南归。住在西坡草庐守丧，泣血哀痛，深深体会《蓼莪》之悲；丧服斩衰，才华初露，志向品尚值得嘉许。奉养继母，抚育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天性慈爱，孝顺友爱而且宽容；以和顺勤劳之心耕耘姑母的桑麻。兄弟朋友彼此往来，带着经书求学，如同切磋琢磨；上论伏羲、黄帝，下述孔丘、孟轲，精妙之处充满胸中，神妙变化森然罗列。写作文章，尚未到壮年便考中科举，却遭逢时世离乱，辗转漂泊。任官于长沙，寄居在山阿之间，虽然流落深远，事业仍不断进展。大臣知道他的才能，推荐他进入蓬瀛，转对丹陛，向大君献纳忠言。国事议论尚未确定，他上奏文书给辅臣，指出好事不可倚恃，仇敌应当整治军备。时任宰相憎恶他，于是退职管理祠禄；他在东南阐扬高论，声名广泛传播。虽然困顿失意，却不忧戚，以守正自得。很久以后才监理一郡，后来又治理两个大州；朝廷想念贤才，明发诏令征求。他把万物变化的根本道理献给皇帝，天子嘉奖他，把他收入秘阁加以宠遇。有人嫉恨我，持节分理忧患，把我分派到南海，授予符节后遣往偏远之地，最终归休。呜呼！年轻壮盛时还不曾不相聚，到了老年却长久分离；何况外家多难，而我又已经衰老孤露。追想往日已经不可再得，只希望今后还可以写信来互相安慰。呜呼！上天啊，为什么这个人竟然不善，而讣告又突然到来呢？恭敬地献上微薄祭品，写下菲薄的祭辞，以抒发我无穷无尽的痛哭悲哀。祭范元作文 呜呼！人的困穷或显达，在于命运吗？还是在于才智呢？命运能否使人成功，在于上天吗？还是在于人自己呢？考察范公的一生，究竟怎样呢？年轻时处在患难中，犹如芝兰萌芽；长大后博通经史，逐渐有了声誉光彩。继承父亲的志向，能够约束自己而没有邪念。左丞爱惜他，于是使他在朝廷任职。起用他辅佐二州，当时地方多有虺蛇般的奸邪之人，他从容谈笑，化解他们的纷争纠缠。又让他驾着六车奔走，骃骅马一旦优裕，便能充实国计，却不能消除百姓的叹息。众多烦琐的议论纷纷而来，仿佛一车鬼魅；他漂泊在闲散之地。种柳栽花，建台筑观，没有争斗喧哗，不怨恨也不憎恶，不抱怨也不叹息。子子孙孙绵延不断，如同瓜蔓。过去进仕时，有鹗鸟般的推荐而得到嘉许；后来被弃置时，美玉本来没有瑕疵。显达在于命运，成功在于才能的增益。安闲啊，宽舒啊！人的一生终有边际，如今安睡在大屋之中。上天高远无边，我以一杯酒致祭，愿您的魂灵前来享用。文定书堂上梁文 我的祖先来自武夷，世代流传于漳水；在戎马从东方侵入之后才建立家业，奉着父母的车舆向南迁徙。于是眷恋祝融峰的绝顶，这里实在是中原华夏共同仰望的地方。岩谷回环曲折，尽有荆衡的胜景；江湖如衣带环绕，旁边连接着汉水、沔水的雄伟形势。既然居处在天地中央，就应当占有山川的秀美。回首十年来的奔走，徒然怀念千里之外的故乡。侍奉父母还没有合宜地安顿在庭闱，早晚问安也不能安稳地陪在枕席旁。即使亲人的心意没有寄托，回头看作子女的职责又应当放在哪里呢？看到这座建筑气势巍峨，欣喜地觉得靠近日宫。川原土壤肥沃，于是把它建在舜洞旁边。背后枕着五峰，面前展开三条小径。就地培植松竹，将要安置琴书。这实在是为今天规划，也永远作为将来的法式。生徒们共同努力，建筑修筑已经完成。如今使用新修的梁木，姑且表达美好的颂祝。抛梁东：那里有仁人居住在岳峰。万里春光来到席前，四时和气充满胸中。抛梁西：群峰秀丽的颜色与天相齐；人间每日所期待的兴云、雨、雪、月，我都亲自品评题咏。抛梁南：靖深端坐北面，俯视清澄的水潭；池面鱼鳞跃动，好像锦绣；竹林间流水，胜过靛蓝。抛梁北：大家还这样长久滞留。南国的春秋，要靠仲尼之书来拨乱反正。近年来进献扫除妖氛的谋略，那么…… 抛梁上：道与上天相通，应当自我奋发扬举。实行仁德而不愧于孟轲本人；禅心与事业，遥遥相望。抛梁下：明亮的窗户、洁净的几案，适合凭几读书。道义相互传承，本来同出一经；儿孙将来或许能够扶持宗社。伏愿上梁以后，庭闱之内欢乐安适，长寿康宁；朝廷内外和睦融洽，子孙繁衍；光辉流传后世，所受福泽无穷。碧泉书院上梁文

译至高的圣人天生就能知晓一切，尚且还要凭借学习来成就自己的道；极其真诚而专一，也应当求得仁德来使愚昧者觉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也应以此为准则。宏大的事业的开创，正属于我们这些人。永远思念三代尊崇学习的制度，把它普及到每家每巷。到了两汉以后，朋友之道如烟云般散失。孔子的志向没有得到彰明，孟氏的传承几乎断绝。颜回克制自己，世上很少有人寻求他的方法；孔伋谈论中人，世人很少探究其根本。抛弃漆雕开自信的操守，昏昧于端木赐真正的见闻。求取俸禄而做官的人充满朝廷，贩卖辞章的人堵塞道路。斯文被扫到地上，邪说漫天泛滥。它们把士大夫愚弄得像木偶，把世俗驱使得像家中的奴仆。这实在是当时儒者最大的耻辱，也是先圣所忧虑的事情。如今将寻绎五典的精微，断绝三乘的流弊。穷究事理要依靠讲习，辅助仁德则借助朋友。于是选择建造讲论文章的地方，在碧玉峰上建堂。南面连接恒岳，北面遥望洞庭；处在湘楚之间，独占溪山胜景。狂风暴雨来袭，人们知道这里是扬子云的帡幪；贫寒的士人喜笑颜开，心中振奋，胜过杜陵的高屋。帷幕后不窥视董圃，车马喧闹也不必接近陶庐。希望通过翻读经书探求圣人的深奥，树立宏大的计划来观察历史；由源头追到支流，从枝叶穷究根本。明白治乱的由来，哪里还会羡慕荣华呢？贫穷的人也愿意甘心吃藜藿，来这里共同过箪食瓢饮的生活。人来到这里，不要急于断定他的贤与不肖，只应看他是否诚实笃厚。不要施展小聪明小伎俩，以扰乱宏大的事业。各自敬重自己的仪表，相互观察而取长补短。希望伊洛之学能够振兴于无穷，洙泗之风能够在万古之后重新回归。清明朝廷的大匠，告知新梁将要举起。想让人看见我的鄙陋心意，姑且献上美好的颂祝。抛梁东：波光如碧玉，阳光照耀着红色的春天；直到柳条呈现金色，幼莺迁上高树，万方共同如此。抛梁西：秋天空中升起新月，淡淡的蛾眉。侍讲之臣不肯跟从，歌舞扰乱秦关。伯起断定，天知其心。抛梁南：南方衡峰云气碧净，深潭不过一筐土的积累；进德修业，谁是伴侣？坐看青色，胜过靛蓝。抛梁北：妖气尚未除尽，关塞一片昏黑。求得伏羲《易经》的辅佐，哪里敢安闲？作颂使它永远流传，千年万世如此。抛梁上：青天白日，云彩没有遮障；清明之道，奴仆也知道它。精妙之处，正须朋友共同尊尚。抛梁下：道遍布乾坤，没有缝隙；胸中的变化无穷，事情没有固定常态，可以用来辅佐我们的皇帝和宗社。伏愿上梁以后，远方的朋友前来，近处的地方闻风归附；继承稷下学宫的芬芳，接续杏坛的盛况。云台若有断裂的栋梁，便来寻求可以充当楩楠的材木；通往天路的道路渐渐开阔，可以看到引来风云的骐骥。驱除异端习气，整饬圣人传承。这样才不愧为儒者，并且永远流传为士人的规范。

译论史 太公 项羽对汉王说：‘你不赶快投降，我就把太公烹煮了。’汉王说：‘当初我和你都面向北接受怀王的命令，约定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煮我的父亲，就是想要亲自烹煮你自己的父亲。’项羽从前杀害君主，如今又想杀害父亲；既然心中没有君父，又哪里还会有兄弟呢？我将以死讨伐杀害君父的贼人，难道忍心向你投降吗？刘项 秦朝因为严酷急迫而失去人心，项羽又每到一处便残杀毁灭，这正是所谓用火去救火。沛公一向宽厚，是位长者，一时之间便有超出万物、居于首位的气象；譬如下棋，这是他胜过项羽的第一着。沛公如果不能把军队退回灞上，就必然要同项羽在关中交战，那便是用桀攻打桀，谁的兵力强谁胜。退回灞上一着，不被利欲迷惑，神明清醒而守于自身，于是志气如神，应答处置都很恰当，这是他胜过项羽的第二着。至于第三着，项羽杀害天下共主，便让全军穿白服，告知诸侯而讨伐他，这一着才是正当的。可是军队进入彭城后，便夺取财货珍宝和美女，置酒设宴，完全无意讨伐贼寇，起头如龙，结尾如蛇；既已出招却不乘势诛杀，于是使项羽一直猖狂，几乎不能平定。可是项羽实在太笨拙，所以最终还是能够取胜。战争的胜负不足以决定成败，所以项羽七十多次作战从未败北，最终却归于灭亡。汉高祖掌握了在伸展和屈服之间夺取时机的关键，韩信处在这个关键之中却没有觉察，反而被他擒获。陈余、龙且处在韩信掌握的关键之中却没有觉察，反而被韩信擒获。韩信可以说是只懂得小处而不懂得大局的人。张良在当时的人物中，唯独被汉高祖许可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也实在是非常奇异了。但拿他同汉高祖相比，便如同云霄与地面一样悬殊。汉高祖可以说是上天授予的君主，其他人不知道天命，却偏要同他争夺，只不过白白成为叛臣逆贼罢了。韩信、彭越 韩信、彭越之所以丧失自身并连累宗族，是因为梁王、楚王成为了他们的牵累。假使韩信、彭越不爱惜梁王、楚王，汉高祖怎么能够诛灭他们的宗族呢？黥布 薛公只说一句话便被封为千户侯。薛公是楚国所仰望的人物，这就是汉朝所以击败黥布的原因。有人问：“黥布反叛，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君子可以宽恕他吗？”回答说：“作为臣子却反叛他的君主，怎么可以宽恕呢？”又有人说：“替黥布谋划，应当怎么办？”回答说：“靳西的过错，汉高祖在远处问道：‘你为什么要反叛？’黥布应当回答：‘臣不敢反叛。陛下危急困顿的时候，爱待韩信、彭越以及臣，如同爱护手足；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却把我们看作仇寇。往年用欺诈捆绑韩信，今年又因猜疑袭杀彭越，残害他的身体，夷灭他的宗族。陛下平日是宽厚的长者，如今却变成了心胸狭隘的人。臣与韩信、彭越功劳相同、休戚一体，却忍心让我们死在狱吏手中，所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如果陛下察知臣无罪，反躬自省而知道惭愧，退兵解甲，那么臣便束手自行归来，难道会忍心多杀士卒，成为背叛之人吗？’汉高祖能够服从义理，不同于常人。只凭一句话，他就任用季布为官；凭一句话，他又处置了蒯彻；凭一句话，他还释放了栾布。假如黥布说出这样的话，汉高祖一定会有办法处置他。”},{ 汉景帝 汉景帝宠信晁错时，即使晁错穿过太上皇庙的外墙，也没有罪；等到他厌恶临江王时，临江王侵入太宗庙的外墙，最终自杀而死，他也不加怜恤。他任凭个人意愿而不遵循义理，使君臣、父子之间竟到了这种地步。又任用郅都为中尉，贵戚和宗室都称他为“苍鹰”。后来郅都因没有给临川王撰写诉讼文书，最终被杀。宗室中犯法的人多了以后，汉景帝又任用甯成。既然想要亲爱宗亲，就必须选择有操守品行的贤德之人为他们的师傅和交游对象。对普通百姓尚且不能用酷法治理，何况宗室呢？晁错 晁错略有才干，却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终于招致宗族覆灭。难道只是汉景帝少有恩德吗？晁错如果自己请求讨伐吴国，并以周亚夫为副手，把军事全都交给周亚夫，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周亚夫 做人不能不知道事理，知道事理之后，才懂得进退。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细柳营的军容严整，威势震动人主。吴、楚反叛时，他的谋略独出诸将之上，有建立盖世功业的才能。后来因为争论废黜太子而不能成功，本来就可以退避辞去。后来又做了丞相，却不知道景帝任用他只是因为他有众望。他先是不肯援救梁王，后来又不肯封侯给诸王。他一再招致贵戚的愤怒，等到又不肯封匈奴投降者为侯，便以称病为由免职。皇帝赐给他食物，却没有切肉，也没有放置筷子；见到这种情形，即使惊恐请罪也就可以了，他却还回头到席上取筷子。他如此不懂得察言观色的机会，竟然有这么多处。他被杀，难道仅仅是景帝的过错吗？唐太宗 唐太宗起兵时，首先列举高德儒谄媚奉承的罪行，把他斩杀。由此义声震动天下，这是他的义声；他号令天下，以拯救百姓为务，这是他的仁声。唐太宗因此能够拥有天下。评论他的行事，他也不过是一个大将之才，并没有大君主的气度。比如高丽不服，只要派遣将领经营讨伐就够了，他却逞强好胜，忽视忠言而亲自出征，最终没有成功，反而使天下劳敝。后来唐高宗派遣将领平定高丽，简直像反转手掌一样容易。中兴事业 改变风俗 国家败亡，必定有一个坏乱而不可挽救的根源。能够深知这个根源并实行大变革的人，功劳大；实行小变革的人，功劳小；完全不变革的人，必然相继沦亡。风俗，是从君主自身产生的，是士大夫的枢纽，也是政事的影子。近代以来，行为和义理日渐凋敝，政事几乎废弃，风俗浅薄恶劣，人民喧嚣顽悍。有子弟改变而背叛父兄的，有身为王臣却跟从盗贼的，有身为诸生却到敌人朝廷献媚的，有士卒杀害本州长官的，有百姓杀害县令的，有身守亲丧却谋求跟随君王从事军务的，有身居卑贱却窥伺攻讦、动摇尊长的。上下都习以为常，安然不知奇怪，于是三纲断绝，人的道德大为毁坏，这正是祸乱发生、战争兴起的原因。从前秦政、王莽因为严酷急迫、烦琐苛细而灭亡；汉高祖、汉光武深知权变，懂得挽救弊病的道理，以宽简政策加以改革，所以能够从平民而拥有天下。到了西晋崇尚清谈，抛弃礼义，中原陷于战乱，琅邪王南渡，因循守旧而不能大变，虽有许多名贤出现，也只能勉强维持宗庙祭祀不断。在这期间，依仗强大的兵众，自以为有能力，却不知道挽救时局的方法，随波逐流，功业几乎成功却最终灭亡的人，更不能一一列举。

译过去的事情，就是当今覆车的轨迹。君主如果以这三种情况为鉴，知道当今的要务在于改革风俗，就应当树立至公之心，彰明礼义之门，谨慎处理人伦的政务，严格上下尊卑的分别，以消除悖逆；任用贤能，杜绝私下请托，断绝财货贿赂，务求实际而去除浮华，赏罚信实分明，以消除背叛；不要开启越级诉讼的端绪，以消除攻讦。求取进身的人贬黜他，安于退处的人提拔他，以崇尚廉耻，鼓励天下人一致奋起于义，而不让利益萦绕其心。臣下对君上、下级对上级，确实应当有子弟保卫父兄的志向。这样，什么军队不能强盛？什么贼寇不能消灭？什么强暴之徒不能治服？中兴的事业就成功了。任用贤能 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近世以来，善于讨好上官、掠夺下民的，是州郡长官；畏惧宠臣贵戚的势力，扰乱州郡，使上下威势不能震肃的，是各有关官司；阿附权贵而不加弹劾，刺探官员的邪曲，混淆是非、制造迷惑的，是台谏官；迎合君主的过错，破坏法令、扰乱纲纪，把毒害流布天下的，是如今的执政大臣；使士卒愤懑，等级威仪不能建立，冒领功劳、滥加赏赐而增长仇寇的，是将帅。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本来是为了治理，可是败乱无不由此产生，为什么呢？推究它的原因，根本在于君心欲望太多，上下互相争逐利益，不慎重对待官爵名器，科目品级冗杂泛滥，改易频繁，只保存空名而不责求实际功效。如今想要谋取中原，必须反过来改革，然后才可以。丞相是君主的辅佐，一天任用错了人，天下便要受其祸害。何况如今海内大乱，危亡已经显现，而君主任命丞相，正还在试用这个人；丞相接受任命，也正还在试验自己的方法，却只图眼前偷安，得意自满地以为已经极其安定，这说明执政还没有胜过往时。君主不愿听到自己的过错，反而杀掉、贬黜进谏的人，后来的人便不敢直言，这说明台谏也没有胜过往时。监司畏惧躲避盗贼，先行逃身，把责任推给州郡；远处的贪赃污秽纵横交错却不治理，违法乱纪、横行无忌却不禁止，这说明监司还没有胜过往时。州郡长官不能抵抗贼寇，反而乘机刻剥百姓以肥私囊，这说明守令还没有胜过往时。各位将领拥聚大军，行在朝廷却坐视干戈扰攘、盗贼云集而不能进击，这说明将帅还没有胜过往时。从前在京城全盛之时，因为这些问题而败亡；如今想在偏远地区败亡将临之际，凭这些问题来兴起国家，不是很困难吗？君主如果能够在内端正自己的心，坚定求贤的志向，以优厚的礼节对待臣下，选用贤才；把名册大多出自宦官之门、应诏上奏有功、所献颂文值得采纳、奉使没有功劳、曾经建立伪朝却又破格超升的人，一概降职贬黜；停止借补制度，已经借补而任权摄职、功效又不显著的，夺去其职；那些任权摄职而有治理成绩的，正式授予职位。凡内外官员，都使其长期任职；责成宰相，使公卿大夫都各得其才；责成谏臣，每日进献逆耳之言；责成监司，使所守州郡清廉肃整；责成守令，使户口每年增加；责成将帅，使盗寇平息消亡。不能胜任的人，必定处罚，毫不赦免。于是，任用而不称其才的就更换，任用而不能尽其能力的就外放；有称职者便颁告天下，依照西汉制度增加他的俸禄品秩而不调动其职。郡县守令中政绩卓异的，依照东汉制度，守令入朝任三公，县令升任刺史；废除以经艺、诗赋取士的科目，设立孝廉、经术、政事三科，使郡守每年荐举人才。荐举不是其人的，要依法治罪。果真这样，仕进的道路就会清肃，可以革除眼前的弊病，也就可以期待中兴了。屯田 军队兴起时，常常忧虑粮食缺乏断绝。所以楚汉争夺敖仓，王世充、李密争夺洛口。三国时期，江湖海岱之间，王公有十多人，大多因为缺粮而自行败亡。曹操懂得时务的关键，招募百姓屯田，设置典农官。于是各处仓廪都丰足充实，征伐时没有运输粮食的劳苦，兼并群雄，强盛于天下。如今江北、汉南的郡县，土地肥沃，大多荒废，遗民艰难求食，死亡几乎殆尽。应当仿效曹操，分设田官，专门掌管农事，招募百姓屯田；把巴蜀的粮食运出来，把巴蜀的牛调出，用来供给贫民，使他们安定地生活生产。百姓听到消息，一定争相归附，这有三项好处：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这是第一；消除群盗，这是第二；出兵时节省转运粮食的劳苦，这是第三。不这样做，江北郡县应当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能承受征调，财物耗尽而产生怨恨，怨恨到了极点便会反叛。怨恨反叛的百姓，就不能再役使了，怎么能不深思呢？这确实是掌管国家的人所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训练军队 建立国家必定要设置险阻。本朝定都汴京，没有山河险固，只能凭借铠甲兵器求强。天下太平时，数千万民众环绕京城坐享粮食，穿着纨绔丝帛而忘记铠甲，习惯工艺而疏于弓马，安于懒惰修饰而害怕劳役。士兵死了，只用空名补充名额；逃亡了，也不注销名籍；应当出戍的，用贿赂推脱而不去；应当出征的，将领却不加以防护。进不能痛快作战来建立功劳，退不能得到温饱以保全心志。负罪逃亡的人遇到赦免，回来自首，便立即为他洗刷罪名。有的人竭力战斗，也只是将领的党羽受赏；有人因怨恨愤怒而反叛，反而招来任官。这就是军政所以败坏的原因。改革的方法，在于君主深切地自我砥砺，优厚地待遇防守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拔擢忠义勇武之士为元帅；考察选择各将领的军队，淘汰庸弱者；申明等级制度；考核各将领所统率的军队，明确编制区划的制度，并加以增删修整。现有兵员足够，不必再行募兵；停止招募、刺配、禁军扳换等弊端，在其间勤加训练。对于部伍严整、士卒精练的将领，必须特别加以奖拔；出兵随从征伐，只按才能任用，不必拘泥官阶资历。捕获或斩杀敌军首级的，以金帛赏赐；消灭贼寇、收复土地的，以官爵赏赐，并封给国土。有违反命令的，即使是亲近贵戚也一定诛杀。赏罚严明，这正是孙武子所以能够制胜于天下、诸葛公所以能够抗衡于中原的原因。怎么会有桀贼不能消灭、狡黠的寇盗不能擒获，中兴反而没有希望呢？制定谋略

译君王必须确定都城，以联系远近人心。汉高祖占据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先在形势险固的地方建立根本，然后亲自统率三军，东征西战，亲身冒着箭石，从未有一天安坐守成。如今外有必报之仇，内有僭越叛乱的寇贼；如果确实能够扩大如天地般的器量，树立远大志向，与士卒共同劳苦，收罗俊杰加以任用，激励各位将领，亲自统兵出征，便擒获李成于淮南，捆绑张用于武昌，扫平孔彦舟一伙，平定湘中。下诏命张浚出兵，和柴斌讨伐桑仲，收复襄阳。这样军威大振，发布檄文召集江北各镇，谁敢不来？以诚信对待他们，以法度约束他们，以赏罚昭示他们，谁敢不服从？这就等于坐定大河南岸，并得到猛将精兵作为我们的先锋。天子所到之处，慰劳安抚百姓，以礼任用贤能，革除暴政；河外百姓困于战争，必定激发愤懑之心，互相招引而归顺。天子亲自统率六军，乘势进取，一战便可平定天下，这是上策。收复襄阳之后，选拔重臣，一人镇守建康，一人镇守武昌，一人镇守江陵。天子率领虎贲精锐向西进入关中，一方面顺应将士的心愿，一方面凭借巴蜀的富饶；内修政事，外观时势变化，这是中策。让各位将领竭力攻取江州，转移军队消灭孔彦舟一伙；对于长江以北，务必崇尚宽赦，姑且相互维持，以等待天命，这是下策。知人 治理天下的乱局，必定要以知人善任为根本。汉高帝带着天下的士人进入汉中，逃亡的臣子有十多人；等听说萧何逃走，便大怒，因为他确实知道萧何是英贤，不肯失去他而资助敌国。魏武帝带着中原士人从山东起兵，前来叩门求进的人很多；等得到荀彧，便大喜，因为他确实知道荀彧是英贤，任用他可以谋划对付敌国。汉高帝将要攻打魏豹，先询问他的将领：有人说是柏直，他便知道柏直不能抵挡韩信；有人说是项它，他便知道项它不能抵挡曹参；有人说是冯敬，他便知道冯敬不能抵挡灌婴。他了解敌我竟如此审慎明白，所以消灭群雄、平定天下就像指点手掌一样容易。魏武帝将要抵御袁绍，有人说田丰聪明，荀彧便知道他会冒犯上司；有人说审配忠诚，荀彧便知道他没有谋略；有人说颜良勇猛，荀彧便知道他可以一战擒获。他了解敌我如此审慎明白，所以击破敌国、占据中原就像指点手掌一样容易。主上即位，虽然正处于艰难时期，但治理天下如今已经五年了，任用群臣也不能说不多。任用黄潜善、汪伯彦，只是采取巡幸偷安的计策，却没有建立国家、坚守国土的谋略；凭维扬屯驻的数十万军队，对付远道而来的数千疲敝金兵，形势本来如泰山压卵一般，却未战便自行溃败，狼狈渡江，终于导致钱塘的变故。任用范宗尹，国家颓废萎靡而不能振作；况且天下的盗贼都是庸人突然起兵，不过志在掠取财物，早晚图个痛快罢了，哪里有分裂山河的志向呢？稍微调出禁军，完全足以平定消灭他们，却建议割让土地，使他们担任镇抚，这就是用赏赐盗贼来教坏天下。因此女真日益横行，盘踞西北；盗贼更加猖獗，蹂躏东南；百姓肝脑涂地，向上天号哭也不能得到救助；国势日益窘迫，民心日益离散。用人不当，竟到了这样的极端，实在是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刻。主上如果能以至诚待人，以谦虚约束自己，把天下人的耳目收为自己的耳目，把天下人的谋略收为自己的谋略，遍用天下英贤，就不必担心没有汉高帝那样的明察、也不必担心没有萧何、荀彧那样的臣子了。这样或许谋划能够确定，政令能够有条理，纲纪能够端正，寇贼能够消灭，中兴就有希望了。罢除监司 有土地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财赋。设置守令，是为了养育百姓、增加财赋；设置漕司，是为了调节贵贱、沟通有无，使财货流通丰足。有百姓就有事务，有事务就有争端。设置守令，是为了治理百姓、平息争端；设置宪使，是为了纠察奸邪欺诈，使刑狱公正允当。平时监司和州郡已经不肯同心办理国事，互相猜忌厌恶；自从丧乱以来，州郡专门把抗拒监司当作能事，监司专门把欺凌扰乱州郡当作职责。担任漕使的不能调节贵贱、沟通有无，有的重重搜刮以求苟且免罪，反而资助敌人；有的装载重物逃跑，以充实自己。这就使守令不能养民以增加财赋。担任宪使的不能察究奸邪欺诈，不能公正处理刑狱；贪赃污秽纵横交错却不查办，奸邪盗贼相通却不治理。这就使守令不能治理百姓、平息争端。他们只能变乱是非，迷惑朝廷听闻，专门谋求私利，任意调换官吏，轻慢侮辱朝廷的威令，使守宰没有可以取法的准则；抛弃守宰的教条，使官吏百姓没有可以信从的依据，下使百姓遭受祸害，上使君主忧虑而失望。这就是监司所造成的后果。从前唐贞观年间，专门任用刺史、县令，每隔几年派遣大臣依六条巡行，于是天下大治。开元末年增设按察诸司，官吏便失职，百姓怨恨叹息。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百姓遭受寇乱，死亡已经很多，本来就应当减少官吏，减轻徭役赋税来保存安抚他们。何况那些对政事没有好处却对百姓有害的机构，或许应当全部罢除监司职务，把职权归给连帅；选择守令，使各人清心省事，专门以开垦田地、训练军队、兴利除害为要务。年终时，由连帅派遣上佐，列郡派遣属官，征集赋税，分条说明利害，陈述各自的职守。每三年派遣一次御史，依六条考察廉能，察看官吏贤能与否，询问百姓疾苦，礼敬年老者，赈济贫困者，褒奖善良者，起用被埋没的人才；政绩高出天下的，提升为公卿；不合格的，严加惩罚督责，分别劝勉或贬抑。既然明确了标准，人们就会想到自我勉励；财货自然充足，刑狱自然公平，奸邪自然止息，百姓也就安定了。然后再驱使他们，以义理任用他们，来抵抗君王所痛恨的敌人。即使说未必能够中兴，谁会不相信呢？整顿军队

译君主是军队的司命，宰相是军队的心脏，将帅是军队的手足。君主不能成为军队的司命，就会产生曹孟德专擅汉室、司马仲达专擅魏国的祸患。宰相不能成为军队的心脏，就会产生王允被董卓杀害、郭忠被安禄山讨伐的祸患。将领不能成为军队的手足，就会产生赵括把士卒困陷于长平、章邯把军队陷于新安的祸患。前些年维扬渡江、局势危急的时候，掌握重兵的各位将领擅自行事，完全不顾大局，和众人一起逃跑。从前耿弇做将领，不肯把贼寇俘虏遗留给君主和父亲；如今却抛弃君主和父亲而不顾，难道可以吗？东南的军队，不如关中的精锐；东南的财赋，也不如蜀中的富饶。汉高祖把关中托付给萧何，光武帝把河南托付给寇恂，他们都能调遣军队、征集粮食，从远方供给征讨。如今主上把关中、蜀地托付给大将，已经四年了，却未曾派出一人一骑来增援禁军，也未曾输送一尺帛、一斗粟来补益军需。监司、帅臣、守令，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朝廷得到的只不过是往来传递的空文罢了。一条小腿的粗大，几乎赶得上腰；一根手指的粗大，几乎赶得上大腿。因此远处的四方军队只知道有大将，不知道有主上。近处的各位将领的军队也只知道有大将，不知道有主上。君上的威令已经不能实行了。像这样，能说是能够成为军队的司命吗？苗刘之变不可不忧虑，应当设法拔除它的根源。如今刘豫在山东僭越称制，桑仲擅自占据襄汉，马友驻守长沙，孔彦舟在淮南，其余群盗到处劫掠，不下十余支。宰相不能建议、制定谋略，派遣义士发布文告来招抚他们；又不能指示各将领的踪迹，用武力震慑他们。危急时不能扶持，倾覆时不能扶助，还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像这样，能说是能够成为军队的心脏吗？一旦有像董卓、安禄山那样起兵向宫阙进犯，号称清除君侧之奸，反拿宝剑的剑柄交给别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遏制他。曹翰、曹彬做将领，南征北讨，军队所到之处不停留，扫灭群雄，威势旁及海外。如今的各位将领掌握重权、统率大军，金人想要两河，他们便束手把两河交给金人；两河百姓想要二圣，他们便束手把二圣交给他们；二圣被盗贼挟持，盗贼纵横，残破州郡，苍生遭受屠戮的地方，人数以百万计。像这样，能说是能够成为军队的手足吗？将领不懂得用兵，只把士卒交给敌人；一旦勇将有赵括的祸患，狡黠者有章邯的变故，便不知道用什么将领来替代他们。这三种祸患，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只要有一种，就还会导致危乱，何况是今天呢？主上如果确实能够端正内心、诚意自持，对君主和父亲兴起痛切的念头，对金人表现出极其愤激的态度，振兴三纲以建立军队，真正重新任用一位宰相来确定大计、决断大的疑难，责成他收罗招致人才，以扩大军事谋略；任用祭遵、李勉一类的人，申明军令，举劾高位而犯法失职的人，以整顿军制；考察选择各小将中有精于整治士卒、如吕防一类的人，破格奖拔，以选拔壮烈之士；对每个人分别加以进用，问寒问暖，推心置腹，使他们献出生命来振作军队士气。派遣各位将领分道经营谋划，不许只以上报首级为功，必须以击破敌军、斩杀敌将、收复土地、安集百姓来彰明军人的志向。先平定江淮，安定湖湘，收复荆楚，打通武关道路，开发秦陇田地，运出巴蜀粮食，统一西南，横贯江汉而向北推进，以壮大军势。向金人发布檄文，数说他们的过失；坚守险要，招抚两河百姓；时时出动奇兵，东西夹击，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出五年，就可以成就中兴的功业，保全无疆的福祚，还用得着担心这三种祸患吗？《五峰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五峰集》卷四 宋胡宏撰写 《皇王大纪论》洪荒时代的讹误与真实 洪荒时代的文明，是顺应天道的。洪荒时代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其中的道理清楚明白，但具体事情已经无法详细考知了。世间传说天地最初如同鸡蛋，盘古氏用身体在其中变化出天地、日月、山河、草木，这种说法就是讹误。失去了真实，而把盘古的姓氏列为万姓之先，这一点却不能抹去。

译古代典籍散失 世间传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孔子考订《坟》《典》，从唐、虞开始，是因为上古的文书简略深奥，经历夏、商、周三代后已经失传，不能再加以编排论述。如今距离孔子更远了，却从远古开始记述，不是过分了吗？唉！由于秦朝焚书，后世竞相传述古代先王的事情，纷乱怪诞，迷惑误导后生，没有依据可以考订辨正。其中有不违背义理的，难道不可以采录吗？其中有明显荒谬、违背道义而损害正道的，难道不可以删削吗？其中有诬蔑欺骗圣人的，难道不可以明辨吗？有人说这样做是有端正人心、止息邪说的志向；我哪里敢冒充孟轲氏的名义呢？只是考察这些事情，穷究其中的道理，以便端正自己罢了。帝王的姓氏分别 据史书记载，五帝、三王之中只有包羲是另一个姓氏，从炎帝以下都是同宗。历代相隔久远，虽然无法考知究竟是否如此，但按道理推求，或许可以相信。如今在天上，是日月轮流照耀，而五星、二十八宿不能同它们争光；在水中，是大江、浊河贯注华夏，而众多河流蜿蜒流淌，不能同它们争夺道路；在山中，是岍、嶓等山横亘在四海之内，而群山低伏，不能同它们争雄；在人中，是包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仲尼杰出于一代，独自同天地相似，而俊才异能之士献出生命、施展才能，也不能同他们争圣。为什么偏偏到了姓氏问题上就怀疑呢？值得怀疑的，只是世代数目的多少、寿命的长短罢了。因此我特意记载他们的苗裔，而对世代数目略去不说。开辟以来的纪年 有人传说纪年从天地开辟开始，有人说从燧皇到春秋时期鲁国猎获麒麟的那一年，共二百七十六万年，分为十纪。其中六纪在包羲之前，三纪在包羲之后，最后一纪延续到黄帝。谨按包羲开始画卦、创造书契，谁能知道他以前的六纪呢？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从包羲到黄帝，在两纪五十多万年间，创造者只有神农一人，其中的荒诞可知了。所以从盘古到帝喾，虽然有记载年数的书，我都不敢相信，只姑且记载其事罢了。西洛的先觉邵雍氏作《皇极经世书》，记载尧即位之年从甲辰开始；邵雍精通天地之数，必不会妄言，所以采用它来标明时序和事情，希望或许可以传为可信。皇、帝、王、霸 刘道原博览群书，认为古代并没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数目，这种说法论述得很详尽。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称呼违背义理、损害道义，即使人们说它是圣贤经典，也应当改正；如果不损害义理，即使是庸人愚者的说法，也仍然可以采用。皇、帝、王、霸的称号，虽然经典没有这样列举数目，却杂见于前代学者的文章，并没有违背义理、损害道义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删去它们呢？皇，是最初覆盖天下、开创天下的人；帝，是主宰天下的人；王，是天下归附的人。从燧人氏以上，就是三皇时代。包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君主，在天地开辟之前就有仁德，在天地开辟之后又有制作创制的功义，直到今天人们仍承受他们的恩赐。所以孔子说：“包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据考，黄帝之后，少昊、颛顼、高辛也都曾为帝、统治天下。孔子所以越过他们而遗漏，只称说尧、舜，必定是因为这三位君主居位时，只能维持住他们的时代而已，并没有创制事业遗留给万世。因此五帝的名称就确定了。夏禹、商汤、周文为三王，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五霸，他们的事迹非常详尽，难以诬说。宫声的玄妙 防，是五声中的宫声。它如同五行中的土、金、木、水、火，得到它们之后万物才能生长；如同四端中的仁、义、礼、智，具备它们之后才能施行；如同事物的中正，万物得到它之后才能成就。因此，宫声不是可以轻易认识的。必须上有能够体察元气、治理根本的君主，下有能够调和元气的臣子，安于土地、乐于天道，然后才能辨识宫声，才能恢复雅乐。后世凭着浅陋的德行，却想寻求玄妙的声音，必定不会得到回应。礼也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礼有什么用？人如果不仁，乐有什么用？” 女娲补天 世间传说远古时天空不能完全覆盖大地，女娲炼制五色石来修补天空。这种说法虽然非常浅陋，但推究它的根本意思，大概是说女娲作为妇人却能够处理男子的事情，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妇人。后世的唐武氏，或许就像她吧？这是一种非常的变故。自汉代以来，不选择天下的才俊，却任用他们做宰相，把宗庙社稷的主人托付给他们，而把天下的大权倚靠并交给妇人女子，竟然没有产生祸乱，也只能说是幸运了。所谓幸运，是小人的事情，不是大人的道理。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不接受正当的命运安排，却想用小人的方法来掌握它，难道不是不知学习的过错吗？像汉武帝把国家托付给霍光、蜀昭烈帝把国家托付给孔明，他们对于道学大概已经有所听闻了。西方佛教 潜心考察三皇的时代，就知道太和保合、不断生育的道理。它没有开始而有开始，没有终结而有终结。因此有洪荒时代，也如同太阳的夜晚、月亮的晦日、四时的冬季一样，有盈有虚、有升有降，终结之后又重新开始。盛美的天道运行不止，于是形成四时的造化。伟大的众圣人体现这种道理，把它用来建立三纲和礼乐。事物的根本在于道，道又藏在事物之中。上天生育人，人又成就天道。三皇掌握其体，五帝发挥其用，禹、汤、文、武成就其功，孔子、孟轲传承其学说。孟轲死后，虽然还没有人真正得到他的传承，但皇天上帝把正道降给下民，使他们具有恒常的本性。谁能走出门却不经过门户？又有谁能做任何事而不遵循这个道呢？周昭王时，西方有一个杰出的人，因为厌恶世俗的牵累、想求超脱之道，于是抛弃君主、背叛亲人，舍弃妻子进入山中；刻意经营私人的意念，穷究虚幻的见解，凭空说道：‘我得到了心法，能够变化显现无数形态，出入生死，愿望必定都能实现，而且不只限于一世，不受事物的牵累。’汉明帝时，他的书才传入中国。魏、晋以前，对他的门徒还有禁令。到了后世流弊，佛教建立典章教法，穿凿破坏中国的制度，占据名山胜地，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宣说渺茫之事，陈述祸福来恐吓愚众，而士大夫却争相相信。

译从前那些灭绝义理、忘弃亲人的事情，三纲松弛断绝、人人没有主宰万物之情怀，都是由此造成的，难道不可畏惧吗？阴阳、刚柔，是天地的形体；形体建立之后发生变化，万物就无穷无尽。人生下来，本来就是合乎天地之道的。因此君臣、父子、夫妇相互交接，万事由此产生。彼此应答、相互变化，玄妙的道和精微的义各有归止，却也无穷无尽。佛教只是想竭力从心中求取，却不知道天道，所以它的学说周密包罗，玄妙高深，仿佛无所不通；但它的实践却背离天地之道，沉沦毁灭三纲，使体和用分离、本和末不贯通，不能启发万物、成就事务，最终成为邪说。唉！头顶上天、脚踏大地，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口渴饮水、饥饿进食，说话沉默、坐下起身，身体的日常活动同常人没有任何不同。唯独对于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礼，却要扫除它、铲除它、灭绝它。这样可以叫作尽其本性吗？可以叫作没有失去本心吗？这又比杨朱、墨翟低了一等。中华的豪杰啊，天下有大道，是历代圣人传授下来的，每日更新而无穷无尽，怎么可以昏昧地被西方邪说诱惑改变，自己却不知道呢？九黎扰乱教化 邪说给人造成祸害，已经很久了。即使在五帝时代，九黎仍然扰乱风俗教化。自汉代以来，圣人之学断绝消灭。世道一代比一代衰败，在上位的人苟且侥幸，功业成功便意气骄盈，得到利益便心志懈怠，崇尚势力而不知道仁义。因此即使在隆盛时期，礼制也未必施行，刑罚赏赐也未必公正，百姓不知道行为的方向，于是佛教、巫祝便能够用他们的说法欺骗迷惑百姓，为死人荐度、向鬼神求生，祈求福气、免除灾祸。天下人纷纷随从，在上位的人安然不觉，不再知道礼制刑赏的根本；在下位的人安于这种状况，也不再知道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实际。鬼神教化的浮虚言论遍布天下，风俗既已改变，谁能不在外表装饰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着背叛上位者的想法？如果有人立志秉持节操、为义而死，把三纲作为自己的责任，遇到事情时不苟且求免，或许就可以使颓靡的风气发生一次改变。姜嫄生稷 天地之间，有气的变化，也有形的变化。人的出生，虽然是以形体相互传递，本来也是天地的精气。姜嫄能够虔诚地祭祀，为了不至于没有儿子，心志所达到的地方，气也会达到；气所达到的地方，精也会达到。所以她踩到帝喾的足迹而感动欣喜，于是有了孩子，不能说这是怪事，而各位儒者不明白其中道理，只能说明他们浅陋。至于图谶纬书说庆都感应赤龙的精气而生尧、简狄吞食玄鸟的卵而生契，这就是欺诬了。为什么呢？人就是人，怎么会同繁杂的气相交而生出人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我记载这些事情，却删去那些说辞。西汉薄太后有苍龙盘踞腹部的祥瑞而生下文帝，如果不是史官把这件事记载得详细明白，后世一定会说她同龙交合而生下儿子。因此儒者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穷究义理；义理明白以后，才能穷究事物、使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以后，意念才能诚实，内心才不会混乱。两个女儿嫁给虞舜 儿子告诉父母，然后娶妻；女儿告诉父母，然后出嫁，这是婚礼的常规。至于圣人不居于朝廷之上而困居山林，作为圣人人伦极致却反而不能得到父母的认可，这就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尧作为天子，遇到这种非常之事，难道能不把它当作急务吗？因此两位圣人略去通常的礼节，把天子的两个女儿嫁给平民。两个女儿嫁给虞舜之后，瞽瞍终于欢喜，圣人的教化得以实行，天下的人伦关系也得以彰明。后世难道只是使一家一时不至于感化奸邪而已吗？圣人大概是通达权变的吧！舍弃轻小的事情而成就重大之事，略去名分而保全实际，牺牲小处而成就大事，舍弃眼前而谋求长远；圣人之所以变化莫测，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正是如此。圣学衰微以后，担当事务的人还在玩弄变诈、随顺流俗，把轻小的事情看得急迫，却把重大事情置于缓慢；追求名声而抛弃实际，知道小处却谋划大事，只图眼前而忘记长远，因循苟且，却把这些称作权变；灭亡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还不觉悟，真可悲啊。帝尧知人 我听诸位先贤说过：论识人之明，没有超过尧的。有人说丹朱可以任用，尧已经知道他愚蠢好争辩；有人说共工像我一样有才，尧已经知道他表面恭敬而内心傲慢；有人说伯鲧可以治理洪水，尧已经知道他违抗命令；有人说舜可以把帝位让给他，尧便说：“好，我已经听说过了。”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观察他治理家庭；两个女儿嫁到虞地后，瞽瞍感到高兴，家庭也治理得井然有序，这才任命舜担任官职，观察他治理国家；五种教典都能实行，各种政务都安排妥当，四方诸门内外都和睦肃敬，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又把舜安排到大麓，使他总理各种政务，观察他是否能使天下平治；舜没有因暴风雷雨而迷失方向，天地也和谐应验，天下于是太平，然后才把帝位授给他。这是事情发展的次序，是不可改变的。司马子长说：“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经历暴风雷雨，舜行走而不迷路，尧因此认为他是圣人。”唉！怎么会有这样浅陋的话呢？处理自身的困难，没有比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更难的；处理外物的困难，没有比齐家、治国、平天下更难的。看到舜家庭治理得好、国家治理得好、天下太平，就知道他的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了。意念真诚、内心端正，就与天地并立，已经不可能再有所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又让他进入山林川泽，难道是为了试验他吗？况且暴风雷雨，是不能预先期待的事情。假如舜没有遇到尧，难道就终究无法知道他是圣人吗？这真是齐东野人的话，而司马子长却没有察觉。孟子说：“如果完全相信书上的话，那还不如没有书。”所以君子对于文辞中有滞碍难通的地方，取其道理和意义就可以了。论六宗。“举行祭祀以类告上帝，精心祭祀六宗”，这是篇章残缺、次序错乱的文字。原文应当是：“在文祖那里接受帝位，精心祭祀六宗，观测璿玑玉衡以协调日月五星七政，举行祭祀以类告上帝，在冢土举行祭祀，在山川举行望祭。”《尚书》经书遭焚毁，伏生又年老了，靠口头传授给别人，所以多有残缺错误。国家有大事，一定先向祖宗报告，然后才告知天地以及众神，这是通常的礼制。因此张耄把六宗解释为三昭三穆，学者多采纳他的说法。孔安国说：“六宗，就是四时、寒暑、太阳、月亮、星辰和水旱。”圣人命名事物，名称一定与事物相当；祭祀上帝而举行类祭，凡是以天为本的事物都包括在其中了。何况四时、寒暑、水旱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就是天神深奥的作用，怎么又能割裂开来，各自作为神祇呢？古代遇到大旱，在上帝那里举行雩祭，而不说向旱神举行雩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历代诸儒的说法，都与孔氏相差不远，只有虞喜把六宗解释为地；从道理考察没有根据，从文字考察也没有证据，即使想采纳它，谁会相信呢？九河的遗迹。

译龙门、华阴、底柱、孟津、大坯、大陆，都是黄河水流冲击之处。九河分流的地方，徒骇河在最北，鬲津河在最南。两者之间有二百多里，地势平坦延展，河流容易漫延，容易淤塞，流向迁徙不定，所以禹多给它留下土地，使下游能够通畅。河道宽广，中国就没有河患。到了齐桓公只顾一时的利益，不顾黄河水势和地形的便利，不替万世考虑，恰好黄河经过徒骇河一带，于是便把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等河流入黄河的土地，都用来兴建房屋、种植作物，建立城邑。黄河的下游从此开始变得狭窄了。从这以后，中国才开始以黄河为患。治理天下的人，何必同水争夺这片土地呢？不计算眼前的利益，而深思长远的祸害，放弃黄河原有的土地让给河流，也是省事安民、为万世设置的一道防线。后稷祭祀上天。后稷是臣子，可以祭祀上天吗？尧初即位时，大地还没有平治，天下的制度也没有完善，礼制很粗略。后稷教导百姓从事农业，种植五谷，降下优良的种子，百姓依靠这些才得以生存。于是举行祭祀来报答上天，并兴起了后世相继实行的岁时祭礼。当时这样做是重大事情，后人如果仿效，就会造成礼制混乱。九鼎上图绘着各种事物。史书记载秦国灭亡周朝后，九鼎进入秦国，从此便不再出现。左氏认为，鼎上图绘各种事物，是为了使百姓知道什么是神异、什么是奸邪。我私下认为这是假话。为什么呢？魑魅魍魉自古以来并不曾成为天下的祸患，只有鄙陋的男子妇女偶尔谈论它们，士大夫先生们是不谈这些的。君王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却把这当作事情，平庸地铸在鼎上吗？那么禹铸造的鼎究竟是什么呢？禹刚刚除去洪水的灾害，划分九州的区域，衡量土地的高低，确定贡赋的制度和尺度，建立井田、封建的疆界，已经穷尽了当时养育百姓的办法。因此又把这些铸在九鼎上，作为万世的准则。夏桀有昏乱的德行，九鼎便转移到商；商纣暴虐，九鼎又转移到周。九鼎就是这样重要。春秋时期，晋国、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由此可知，古人创立制度，想要传之久远的，一定铸在鼎上。秦国正废除井田、开辟阡陌、取消封建、设置郡县，毁灭先王的遗迹，甚至焚烧竹简典籍。何况鼎是明白显示制度、显赫而坚固高大的器物呢？秦始皇如果不把它沉入伊水、洛水，也一定会使它沦落在纒涧之中。始皇百般不取法前代，却无缘无故到泗水寻找周鼎，由此可知他想以诡诈迷惑天下的意图了。汉朝兴起时，距离古代还不远。《易经》说：“解卦，利于向西南行；没有事情可去，就回来，吉利；有所前往，早行动则吉利。”高祖父子兄弟只知道无所前往的好处，却不知道回来和早行动的吉利，逐渐延续到今天，茫茫禹迹之内，法度全都废弃了。君上不能仁爱自身，百姓各自只顾私有财产，分配不均、处置不平，法度不正、政令不定，暴虐之事使人无处申诉，冤屈陷害和困苦贫穷接连不断，争斗越来越多，诉讼纷繁复杂，全都由此造成。谁能居于君位而仁爱百姓，广泛向天下人咨询，寻求纠正这些弊病的方法呢？一千八百个国家。秦始皇、李斯不仁到了极点！他们废除封建制度，蔑视历代帝王，使明德之君的后裔断绝，把公侯和名臣的世袭封地都改为郡县，治理天下，想独自占有利益。诸侯的兴起，从伏羲、黄帝时期开始；在那以前是否已经制定制度，就无法知道了。然而天运正处于昌盛之时，到了禹平治水土、统一九州、划分五服，便用长官来整齐统属，用师傅来教导，公、侯、伯、子、男各有确定的制度，不得逾越。夏、商末年天下纷乱，汤、武兴起而治理天下，未曾听说有一件事不各得其所，也未曾听说放纵强大的诸侯而不加裁正。谨按天下地图考察，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按照先王制度，每州建立一百一十国，那么九州就是一千八百个国家的君主，这才是自古诸侯的基本数目。涂山会盟称有万国，就像周朝有八百个国家的君主，却说安抚万邦一样。圣人有不忍伤害人的心，就有不忍伤害人的政治。分封诸侯，是仁政中最重要的一项。秦人专图私利，废除封建制度，把天下改为郡县；天运正转为衰败，从此以后，圣人的道术不能实行，君主没有不蓄积独自专擅天下之心的，所以沿袭郡县制度而不加改变。唉！一旦蓄积了独自专擅天下的心思，就已经丧失了王道的根本；即使修养德行、任用贤能、努力实行善政，也不过勉强做到不发生大乱而已，哪里会有三王那样的极盛之治呢？天下这样广大，却不与天下共同治理；君主一旦不喜欢善行，天下的贤才就全被废弃，盗贼纷纷兴起，强敌凌辱侵逼，所到之处像堤坝溃决、河流决口一样，杀人遍于天下，郡守县令没有谁能够抵御，于是国家也随之灭亡。这好比人死于刀刃、被岩石压死、淹没在风涛之中，并不是正常的天命，忠臣对此深感痛惜。所以周朝建国始于后稷，商朝传世有宋国，夏朝在杞国留下后裔，直到楚悼王之后才停止。这三个朝代经历变故，而宗庙祭祀和血食都延续了两千多年，哪里像秦、隋那样突然灭亡，汉、唐灭亡后便断绝世系呢？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以泰平和否塞为鉴戒而戒惧吗？恭敬地迎接太阳出来。恭敬地迎接太阳出来，恭敬地送太阳回去，却没有提到月亮；传记说：“太阳运行在中道，月亮和五星只是随着它运行，所以没有提到它们。”《周官》说：“冬夏观测太阳，春秋观测月亮。”这就失去了圣人的防范之意。舜、禹辞避政权。尧、舜命令舜、禹代行天子的事务，舜、禹也已经接受命令，代行天子的事务了。等到尧、舜去世以后，他们为什么又避让给尧、舜的儿子呢？臣下到了代替天子处理天下政务的地步，已经处在极高的位置了，何况还要离开臣下的身份而成为天子呢？尧、舜的丧服刚刚除去，舜、禹所施行的政令都已经出自自己；让朱、均离开他们的宫室，这样做也就可以了。可是这却是把“用九”作为首要原则，并不是用来明确防范的办法。所以舜、禹辞避帝位，是为了充分表达天下人的心情，成全应当让位的礼义。他们的心思和那些计算利害的人相比，远如天地不能相及。假如舜、禹有计算利害的心，那就是用争夺来行事了，还哪里有授受呢？至于益，则又不同于舜、禹。启贤能而恭敬地继承禹的事业，益历经三代任事，年纪也老了，于是保全自身而退让，这是顺应天道。读书的人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义理，那么孟轲的话就明白灿然，没有什么可疑的了。舜把象封在有庳。

译苏黄门说：世上没有不能侍奉父母却能治理天下的人，这话确实可信。象每天都把杀害舜当作要做的事，当然不是在舜娶两个女儿以后才有的，这是万章的错误。以象的傲慢，他想杀舜，世间有人这样传说，怎么能断定绝无此事呢？即使只根据这件事来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也足以作为训诫，不必过分争辩。况且弟弟把杀害兄长作为目标，普通人也许会有报复之心，贤者却一定引过自责，不藏怒，不积怨；圣人则会怜悯他并教导诱导他。因此舜把象封在有庳，让官吏治理他的国，使象能够享用那里租赋供给的衣食；舜还希望经常见到象，使他源源不断地来往，这真是友爱到了极点。先儒却把有庳说成今天的舂陵。唉！舜的都城在蒲阪，假如真把象封在那里，舜想经常见他、使他不断来往，反而会成为引导他走向死亡的办法。那么有庳究竟应当在哪里呢？大概是京畿以内的地方吧？由此看来，汉文帝对淮南王，晋武帝对齐攸，宋太祖对义康，唐太宗对元吉，没有一个没有惭德，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戒鉴。五帝没有后裔。我读了关于五帝的书，才知道圣人恩泽百姓是多么长远。后世有人在一时立功、在一个邦国兴利，百姓尚且追念并祭祀他们。可是这几位圣人对天下万世有功，却连推求他们的后裔、立其宗子、建立庙庭、在春秋四时享受天下人的报祭都没有做到。有天下的人端坐在九重宫阙之内，治理国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伦，以及衣食的来源、器物使用的便利、法度的章程、礼乐的准则，这些是谁推明并创制的，难道可以忘记吗？唉！西方之人凭借偏颇空疏的学说，背离事理的正道，而他们的神像反倒盘踞在中华的名山上，巍峨相望。长久以来听任他们雕梁画栋，聚集并豢养那些沉沦、毁灭三纲的人，这是什么道理？不种五谷、侵夺百姓利益、耗损蛀蚀百姓财产，反而只是小事罢了。执政者安然不以为忧虑，中华竟没有人，实在可悲到了极点。司马迁论封禅。舜在四岳焚柴祭天，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并教导诸侯必须有所作为。封祭十二座山，使山中不得放牧砍伐，以标志一个州的聚集之处，大概是向百姓表示这里有应当做的事情。每五年巡狩一次，周遍天下，祭祀百神，朝见诸侯，以安抚亿兆百姓。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圣人的行动也刚健不息；天心没有私欲，圣人的心也没有私欲；天德日日更新，圣人的德行也日日更新。这就是圣人在位越久，天下越安定的治理之道。自从司马迁写作《封禅书》，记载管仲说“上古封禅的君主有七十二位”以后，后世君主便仰慕封禅，把它视为太平盛典。然而他们登山并不遍及四岳，封祭也不是十二座山；一进入宫中便贪图安逸，不实行五年巡狩的制度；出行时崇尚高大奢侈，却没有纳言、计功、行赏的实际内容，只刻石作文告示成功，公开显示自己的得意，而不是用来教导诸侯修德。用泥涂金、用玉封检，只是满足自己的奢侈之心，也不是用来教导诸侯守礼。他们的心同天道相反，所做之事同圣人相悖。因此太平的典礼刚刚举行，天灾人祸却往往随即到来。梁国许懋说：“燧人氏以前，世道质朴、百姓淳厚，哪里有用泥涂金、用玉封检的事？结绳而治，哪里有刻文告成的事？” 所以考察舜的事，就可以知道后世封禅的错误；考察许懋的话，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著书的荒谬。统治天下的人，为什么相信司马迁而不相信孔圣人呢？伊尹放逐太甲。孔子说：“太甲即位以后，不能明辨是非，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所谓三年，是因为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制。太甲上承他的祖父，居丧三年，是合宜的。为什么说是放逐呢？回答说：桐宫不是继承王位的人居丧的通常处所。伊尹在这时有废黜昏庸、扶立明君的意图，所以特意称为放逐。”苏氏说：“商汤放逐夏桀，伊尹放逐太甲，圣人为了挽救天下后世，不得已而这样做。如果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变通，便可以作为常道；如果认为它本来就应当如此，那就错得厉害了。兴亡废立，是道的常态。圣人在兴亡废立的关头，虽然不得已而做出决定，仍然是遵循道。假如不是因为合乎道而本来如此，只是被迫采取不得已的变通，那就是没有根本。根本不能确立，凭什么辨别轻重、决定取舍、救济天下的艰难呢？所以先要把秤摆正，才可以判定轻重；先要确立根本，才可以顺应变化。因此说，这是遵循道。” 舜、禹去世和安葬。记载说舜葬在苍梧，刘道原认为，舜巡狩南方边远地区，一去不返，是想使天下百姓专心拥戴禹。我谨慎地考察，舜本来因为年老而厌倦勤劳，已经让禹摄行政务；如果远行到荒远境外而死，就同经文的本意相反了。况且舜把天下授予禹，本来就是依据民心和天意。假如禹有天命，即使舜不是死在荒远之地，对禹又有什么妨碍？假如禹没有天命，即使舜死在荒远之地，难道能对禹有益吗？这是记载者的错误，刘道原习闻其说却没有察觉。至于《史记》说禹葬在会稽，刘道原说：“大江以南，是前代的要服之地，大禹死后就葬在那里。为什么呢？古代不在墓地祭祀，四时祭享都在庙中以神主为对象。君王以四海为家，至于魂气，则没有不到的地方。秦汉以后，君主把死亡看作最大的忌讳，崇尚墓祭，违背经书、抛弃礼制，远远地侍奉尸柩，已经难以同他们讲道理了。”这话说得好！后来少康把自己的儿子封在越地，难道不是因为那里是禹的葬所吗？大禹饮食俭薄，衣服粗劣。君主虽然不能使别人劳苦而自己安逸，却也不应当使自己过分俭薄来厚待别人。尊贵到做天子、富有整个天下，供养有一定的标准，自然不会达到苛薄的地步。大禹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饮食俭薄，衣服粗劣，宫室低矮，不享用与身份相称的供养，这恐怕不是中正之道吧？唉！鲧因为堵塞洪水，得罪天下，因而被诛杀；禹因为平治水土，得到天下人的心，因而拥有天下。父亲因为这件事被诛杀，自己却因为这件事成为君王，虽然自身能够享受相应的供养，却有所不忍，所以饮食俭薄、衣服粗劣、宫室低矮，不把天子的尊贵看作荣耀。古人爱护亲人，竟有这样深长的思虑吗？所以孔子郑重赞叹他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我已经看到了。” 启、成汤诛戮罪人及其家属。

译合乎正理而不徇私，这就叫天意。因此，可以杀而不杀，就如同可以赦免而不赦免一样，都是不对的。一旦让私人的说法夹杂其中，就不是天意了。刑罚不牵连继承人的制度，是尧、舜一贯的典制，也是他们兴盛的原因；把罪人灭族，是纣王的暴虐政策，也是他灭亡的原因。至于夏启在甘地作战、成汤在鸣条作战时所说的“诛戮其家属”，这是用来向众人发誓、使人必死作战的法令，不能拿通常的典制与暴虐政治相提并论。古代用兵，都是出于万不得已；如果不是以极顺讨伐极逆、以至仁讨伐至不仁，就不会出兵。驱使人走向死地，假如不向他们显示严厉的法令，若有超过死亡的惩罚，或许会导致战败，使叛逆者任意横行、不仁者在天下得志；那么他们残害百姓，哪里会有尽头？所以圣人权衡轻重，不得已才有诛戮家属的事情。假如有人不听命，就一定施行这种刑罚，难道只是空话吗？后世儒者不再懂得用兵之道，天下遭遇大难时，放弃军法，使逆贼任意横行，杀人遍于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禁止，这不是天意。夏、商的事情。夏、商时期的事情，残缺错误最多，即使圣人取舍材料的本意，也不能全部看出来。例如胤侯征伐羲和，按他的事情考察，废黜他就够了，何至于兴兵征讨？我怀疑羲和是同羿结党，想借正义之名，凭借兵威来恐吓天下。当时作为臣子，有的在朝廷内部接受顾命，有的在外掌管藩国政教，就应当及早辨明，小心谨慎，广泛寻求邻国援助；即使胜负不能确定，只要依法行动、以此确立自己的命运，就是忠臣。如今羲和即使没有同羿结党，却沉溺于酒，废弃时令、扰乱日期，是自己招致灭亡，怎么能算忠臣呢？圣人记载这件事，是把它作为后世的戒鉴。有人说：“早于时令者杀无赦，不按时者杀无赦。”这句话在民事中是绝对化的政令，在军法中却是严明的法令。又说：“威严胜过慈爱，事情就能成功；慈爱胜过威严，就一定没有功效。”这是向众人宣誓时绝对化的说法；用于民事，可以说是绝对化的言论；用于军法，则是良好的政令。胤侯的篇章，讲的是整顿军务。他发兵的意图，使他成为王者的罪人；但他执行军法的方式，并没有过错。所以孔子把他的话全部采录，而没有删削。少康中兴。有人杀害了他的父亲和儿子，一定想以死相报；有人侮辱了他的君主和父亲，一定想报仇。能够忍受死亡、谋划报仇，认定天道为确定的命运，不因观察敌人的势力而改变计划，这才差不多可以成功。假如只顾自己的私利，内心企图获得巨大利益，外部又害怕巨大的灾难，即使还有良心，也会日渐消磨，能够不忘君父的人就少了。少康、靡、鬲，真是忠臣孝子啊！他们的志向只在讨伐贼寇，只实行自己的正义，并不是为了谋求富贵。因此他们身处困厄而不改变志向，濒临死亡而不懈怠，兢兢业业，经营了四十年，终于消灭元凶，使夏的祭祀配享上天，没有丧失祖先留下的基业。唉！这才真正可以称为中兴。所以唐虞世南评论历代中兴之主，把少康列为第一。唉！前代君王所珍爱的事业，是后世君主的老师，难道可以不加以鉴戒吗？伊尹突然出仕。从地位低下的士人成为居于上位的天子之臣。天位，是圣人的大宝；合乎义就尊贵，出于利就卑贱。伊尹之所以不接受商汤的命令，是担心别人认为他是为了利益。商汤三次聘请，他突然起身出仕，是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是为了利益。居于天位的人，千万不要用爵位俸禄来期待别人啊！那些把天下抛弃得像破鞋、把富贵看得像浮云的人，一定会远远离开。能够被你得到而任用的官吏，都是希望建立功业、谋求温饱的人，亡国败家，大多都是由此造成的。成汤征伐。齐桓公、晋文公借行义之名而谋求利益，尚且还需要王命来率领诸侯。成汤则更加尊崇义理，征伐这样的大事也一定请示王命。《尚书》经书焚毁散失了一半以上，文字没有凭据，所以无法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成汤改换年号。古代史书没有记载成汤改换年号，只有刘道原记载了这件事。我私下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君主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之所以把“一”称作“元”，是因为我私下把它比作人：好比人的初生，也好比人有头。出生的时刻确定了，不能再次出生；身体的头一生只有一个，也不能更换。成汤的元年，在夏桀三十五年时就已经确立了。他之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心意，接受上天的明命，拥有九州的军队，于是革除夏朝的正朔，是以此为根本而做成的，怎么还能再改呢？“元”是义理所在，并不像一、二只是数目。后世把元只当作数目，却不知道它的意义。比如汉武帝初年称“建元元年”，既然说是元年，元已经建立了，又说“建元”，不是多余吗？后来又因事情另立年号，如“元朔元年”，既说元，又说朔，又说元年，已经失去“元”的意义了。太过分了！唉！假如君主知道并体会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元出于一，哪里会弄得这样纷纷杂乱呢？《史记》的谬误。太史公记载成汤去世，太丁早死，外丙即位两年，仲壬即位四年，先后去世。然而他说伊尹扶立太甲，并不符合事实。怎么知道不符合事实呢？尧、舜把天下传给贤者，是确定的；三王把天下作为家天下，是按照嫡长子确定的。立嫡长子，就是尊敬宗子；尊敬宗子，就是尊重祖先；尊重祖先，是为了亲爱亲族。兄长死后弟弟继承，不尊敬宗子、不尊重祖先，本宗旁支就会混乱，争夺也会兴起，难道这是亲亲之道吗？况且成汤、伊尹凭借极高的圣德，共同努力创立王业，难道会舍弃嫡孙而扶立几个儿子，破坏伦常、制度，大大开启争夺的开端吗？所以公仪仲子舍弃孙子而立儿子，言偃问道：“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应当立孙子。”孔子是殷人，应当知道祖先当初立嗣的原因，却不认为立弟弟是正确的；这是根据一贯的道理知道其不合事实，这是第一点。贤明的君主一定能遵循先王之道，不贤的君主则相反。考察殷代，从三宗到祖乙、祖甲，都立儿子为继承人，只有盘庚立弟弟，一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难道那些贤明圣德的君主全都不遵循先王制度，反而沃丁、小甲这些才智平常的君主全都遵循吗？这是根据人情知道其不合事实，这是第二点。

译商朝从沃丁开始立弟弟为继承人，太史公在记载阳甲时说：“从仲丁以来，废弃嫡长子而改立各个弟弟的儿子，弟弟的儿子们有的相互争夺继位，连续九代陷入混乱。”按世系考察，从沃丁到阳甲，立弟弟的有九代，由此可知仲丁的名字记错了。既然沃丁已经把废嫡立弟、生出混乱作为罪过，那么成汤显然不曾立外丙、仲壬为继承人。不然，成汤就是首先制造混乱制度的人，又怎么能责罪沃丁呢？这是根据事实知道其不合事实，这是第三点。唐代李淳风精通术数，尚且能够推算知道历代帝王世数的多少；邵康节极尽数理而预知未来，更不是李淳风所能比的。他所作《皇极经世书》中，也没有外丙、仲壬的名字；这是根据历数知道其不合事实，这是第四点。经书所传的是义理，史书所载的是事实。事实有可疑之处，可以舍弃事实而取义理；义理有可疑之处，也可能借事实来诬蔑义理。如果只取事实而忘掉义理，那么即使没有经书史书也可以了。禹灭三苗。战国时期，吴起说：“三苗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蠡湖，施行政令却不仁爱，禹灭掉了它。”按《虞夏之书》，舜把三苗流放到三危山，在雍州境内；到禹灭掉它时，三苗已经在洞庭、彭蠡之间了。有人说：“三苗，是九黎的后代。”参考传记可知，黎、苗之人反复作乱，历经黄帝时代，圣人多次迁徙他们、教导扰化他们，却仍不能止息；后来杀掉他们，这种仁爱如同上天，谁能比得上呢？所谓“灭”，只是废除他们的君主，改变他们的统属罢了。五帝与北极。皇天上帝只有一个。参照天文，却有五帝，这是为什么呢？“五”是天地的真实元气，是发动变化、运行鬼神、生成万物的根本。有一个在太防，一个在紫微，一个在摄提，一个在天市，为什么不在二十八宿的位置上呢？四者是形体，二十八宿负责运行，而有一个在大火，为什么呢？这正是它所以为一的原因。它为什么是一呢？冬季十一月，大火在子位；仲春在卯位，仲夏在午位，仲秋在酉位；而太微、摄提、天市各居其位，众星随着大火运行并系属于它。因为它居于北方，所以称为北辰；因为它是众星所系，所以称为北极。古代的君王行动一定效法天道，所以营建寝宫宗庙，设置五门，确定都城和关隘要地，巡狩天下。一月到东方巡狩，五月到南方巡狩，八月到西方巡狩，十一月初一巡狩，是不是希望与星辰相应，使众民和上天合于德行呢？《盘庚》三篇。殷代有五次迁都，如迁到相、迁到耿，书史都没有记载。我曾考察《盘庚》三篇，其中有六种优点：遵循旧有的服制，端正法度，这是第一；谋划任用旧臣，这是第二；不准有人敢于隐瞒小人的劝诫，这是第三；反复以人情事理进行教导，启发开导民心，使他们明白，丝毫没有凭借尊位高贵、依仗威势的意思，这是第四；安定他们居住的地方，开始就以不可戏弄懈怠为戒，这是第五；敬重安排有德有谋的人，却不亲近贪好财货的人，这是第六。一项行动便确立六种善政，消除灾乱的根源。这就是孔子取它来训诫后世的原因。先儒说商人崇尚神灵，我起初对此怀疑，等看到《汤诰》《盘庚》的文字，才知道圣人是借助神道来设立教化，并不像末世和西方之人的荒诞妄说。实行荒诞妄说却能够成事，从来没有过。天子服丧。子张说：“《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一开口说话，天下就和谐。’有这回事吗？”仲尼说：“为什么没有呢？古代天子去世，王世子三年听命于冢宰，大概父子之间是天性，哭泣的悲哀、穿齐衰丧服、吃稀粥，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的。古代天子去世，天下人没有不服丧的。我考察《汉纪》，只有汉文帝有勤勉爱民之心；他将要去世时，自己惭愧德薄而没有给百姓恩惠，所以命令减轻丧服，不想使关系疏远的人做出不合情理的举动。他何曾命令太子说：‘你不要为我服丧三年吗？’景帝能够终身遵守文帝的节俭制度，却不能有服丧三年的孝爱，于是照类推行，以日代月，轻蔑君父，等同于没有服丧的幼儿夭折，为什么呢？汉初崇尚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景帝做太子时，孝文帝从未用礼来教导他。从此以后，继位的儿子便把这种做法按作常例，例如晋武帝、魏文帝，只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难道合乎礼吗？后世想恢复这种礼制，必须君父明白大道，通晓生死，深知仁政一定由礼产生。天下安定、君主正当盛年时，应当讲明这种礼制，写成大典；这样在仓卒时刻，就可以依照实行而没有疑惑。”

译传位、禅让、经权。尧、舜把天下交给贤者，三王把天下交给嫡长子；二帝三王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尧、舜之时，中原刚刚开辟，制度还在草创，若不是以圣人继承圣人，就不能成功，也不能把成果留给万世。假如丹朱足以成为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还是不会把天下交给他。因此商均即使没有大过，也不能成为天子，而大禹得以拥有天下。到了三王末年，制度已经完备，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有贤者辅佐，也可以守成。圣人不是每一代都出现，贤德之人若没有大的差别，就确定由嫡长子继承，以统一民心、看重天下。虽然如此，君主关系到人民的命运，是兴亡的根本，圣人对此有权变，不曾拘守一种办法。因此太甲虽然是嫡长孙，又有成汤的遗命，却几乎被废黜；武王虽然是弟弟，上承文王的遗命，最终也没有被解除君位。帝乙是贤明的君主，却受制于立嫡制度，不知道纣足以使天下灭亡，这也是不谨慎、不知道变通的过错。孔子作《春秋》，鉴察前代：贤者可以继承，就把天下看作公器；嫡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看作家产。这是万世没有弊病的法则。假如帝乙知道这个道理，商朝还能延续十代多久，实在难以预料。文王接受天命。君子和小人不能相处，就像水火不能相容。何况文王是大圣人，纣是极端愚昧的人呢？只是文王升降出入都在上帝左右，使纣敬重信任他，得以专门掌管征伐。这时纣虽然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已经同天下诸侯以及下至百姓一起处在文王教化养育之中。这就是文王接受天命的实际情况。先儒不懂天道，竟把改换年号、称王说成接受天命，实在浅陋到了极点。文王得到专掌征伐的权柄，第九年去世。所以《泰誓》说：“皇天震怒，命令我的文考，恭敬地承行天威。”只是九年之内大统还没有会合；既然说大统尚未会合，哪里有改换年号、称王的事呢？【《誓》二篇都只称文考，到《武成》才称作文考文王。】先儒不以经文训诫为根本，不推究道理意义，妄自产生这种说法，于是把文王说成曹操、司马懿一类的人。唉！曹操和司马懿尚且没有改换年号、称帝，却说文王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伯夷、叔齐让国。先儒认为伯夷、叔齐让国是不合义，武王伐纣后却不吃周朝的粮食，是天下最清高的人。依我看，并不是这样。这两个人大概是在实行天下最正大之理，调和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他们怎样调和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孤竹君想舍弃长子伯夷而立少子叔齐。父子是天性，兄弟是天伦；舍长立少，损害了天性，扰乱了天伦。假如伯夷继位，就会没有父亲，父子天性便受到损害；假如叔齐继位，就会没有兄长，兄弟天伦便受到扰乱。天下哪里有可以没有父子兄弟的国家呢？所以这两个人宁可舍弃君国的富贵尊荣，洁身离去。既然因此辞去先君的国位，难道还可以只是守着空乏的自身、处于贫贱地位而不后悔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仁德，并不是仅仅把让国、不做官这一节看作高尚。正因如此，才称得上圣人的清高。若按太史迁的说法，二人因为武王伐纣而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是拘谨偏僻、浅陋无知，不懂天命，难以同他们谈论仁德，怎么能称为圣人的清高呢？蓄养德行的君子，难道不可对此审察吗？《诗经》从《周南》开始。《周南》的意义深远啊！后妃能够辅助丈夫的事情很多，圣人却只选取不嫉妒的诗篇，而且有四五篇之多，为什么呢？我读史读到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才知道妇人的恶行以嫉妒为最大。汉代以后，嫉妒的后妃也有，为什么直到独孤皇后才真正看清这一点呢？唉！妇人的嫉妒，是嫉妒丈夫，认为丈夫这样做不合义。独孤皇后放纵嫉妒之心，不仅嫉妒文帝，使他不能有其他妃嫔所生的儿子，甚至又嫉妒自己的儿子。太子杨勇有一个受宠的妾，名叫云昭训，独孤皇后发怒说：“妖媚淫乱会损害人的性命，尚且还不能容忍，何况专宠阿云这个猪狗一样的东西！”于是她在内煽动贼子杨广谋划夺取东宫，在外收买奸臣苏威等人制造废黜太子的事情，文帝也不得善终，只说：“独孤误了我！”最终导致宗庙社稷灭亡，百姓涂炭。开皇年间，天下有八百七十万户；唐朝兴起后安抚百姓三十多年，到永徽初年才达到三百八十万户罢了。唉！独孤一个人在宫闱之内施行嫉妒，就使天下减少了五六百万户。圣人删定《诗经》，确立《周南》的意义，是要教训万世后妃，专门把没有嫉妒作为最大的美德。其用意深远啊。既然专门把没有嫉妒作为最大的美德，就必然把嫉妒看作最大的恶行。考察独孤皇后的事，她作为大恶，难道不是深切而明显吗？我因此知道，君王想要齐家并把它施行于天下，就不能不学习《周南》。文王、武王的事迹。记载说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年寿命，文王说：“我把我的九十年给你三年。”文王九十七岁才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体察天道，开通万物、成就事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作为。至于寿命长短，也只能听凭上天，怎么能够相互赠与呢？先儒没有穷究道理，轻易相信这种说法，又认为文王接受天命、改换年号称王，武王晚年接受天命，是继承文王七年后才去世，于是不敢把《泰誓》中的十一年作为武王年号；并且说文王十四岁时生下武王，武王没有为文王服丧完毕便起兵。诗人说文王接受天命，是指他的至诚感动上天，得到上天帮助；《中庸》说武王晚年接受天命，是指他正式确立天子之位。三年之丧，从天子一直通达到平民。圣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于行动合乎类比，节奏合乎礼制。哪里有武王正处在创伤巨大、悲痛深重之中，却在天子的国都发兵耀武的道理？古代天子、诸侯十五岁加冠，加冠以后才可以谈婚娶。哪里有像文王这样的大圣人，竟在自己还是幼童时生下儿子的道理？先儒错误相承，诬蔑圣人的盛德，却没有人察觉。我因此加以辨析。【原文“▯”疑为“葬】：葬朽骨、背负中暑者。子产主持郑国政务时，曾用自己的车马帮助人渡过溱水、洧水。孟子认为他不懂得治理政事，对此加以讥讽。如今记载文王埋葬无人认领的朽骨，难道不是与这件事相近吗？施舍给别人而希望得到报答，是常人的情态；朽骨没有主人，也就不可能期待它报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王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利欲。心中没有一丝一毫利欲，才是真正的天下君主。这正是记载此事的原因。有的记载说，武王在道路上遇到中暑的人，背负他，把他安置在树荫下，左手抱着他，右手为他扇风。武王是辅佐上帝、使四方君主受到恩宠安抚的人，难道会政事衰败而像这样姑息迁就吗？这只是道路上妄庸之人的话罢了。这一类说法应当删去。武王侍奉纣王。

译孔子说：“天下分成三份，周占有其中两份，却仍然以臣子的身份服事殷。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前代儒者认为这句话是说文王的。等到看到《下武》中“媚爱这一位君主，顺应他的德行”和《泰誓》中“在牧野宣布誓言，正是我们侯王兴起”的话，才知道孔子所概括说的是整个周朝。那时纣王的天命还没有断绝，武王本来就完全遵守臣子的礼节，继承祖先的事业，承接西伯的职位，向天子表示恭敬，正如文王在位时一样。等到纣王失去天命，成为孤立的独夫，武王才讨伐他而成为王。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关于观兵的说法 前代儒者说，文王接受天命，改换年号而称王，在位九年去世。武王因为天下的大统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即位后不改年号，沿用文王九年作为武王元年，直到十一年。武王在商地检阅军队，到十三年才再次讨伐商。元年是从“一”开始的，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元年。如果说文王可以因为大统尚未完成而改元称王，那么武王承继文王的事业，为什么反而不可以改元？《尚书》记载武王即位而不改元，这就是没有年号。没有年号，怎么能算作君主？所以，纣王二十四祀就是武王元年，而这里所说的十一年，就是武王十一年。文王、武王都竭尽道义来侍奉纣王，从未不希望他悔过改正。若他改过而重新获得天命，当然仍然是君主；若他失去天命，文王、武王就将以臣子的身份对待他。文王、武王哪里会存有私心呢？不过是顺从天命罢了。一天之内天命没有断绝，他就仍然是君主。臣子可以用武力威胁君主吗？君子能够侍奉君主，总是谦卑退让而不自夸，温和防守而不严厉，何况圣人天性慈祥温和，发于行动又合乎节度呢？前代儒者不懂君臣的大义，竟然创立观兵的说法，那么他们侍奉君主不能以道义为根本，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文王、武王本来都是诸侯，却能使各地诸侯心悦诚服，全部遵循道义治理自己的国家来侍奉纣王；若不是他们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齐、变化与鬼神相合，就不能使人如此感服。难道能把他们同后世那些因势乘便、侥幸在一时取得成功、却不懂天命的人相比吗？《泰誓》的叙文说“十一年”，经文却说“十三年”，这是“十三”的文字发生了错误。怎么知道是这样？从《皇极经世书》中可以知道。揖让与征伐 以揖让或征伐来安定天下，都是圣人的作为。有人认为，揖让近于敦厚，征伐近于刻薄，这是说汤、武的德行不如尧、舜，那就错了。如果认为征伐是为后世开启争夺之门，那么自汉代以后，英雄们都借助揖让来成就篡窃，却没有能够公开实行汤、武事业的人。这样说揖让反而不如征伐，也未尝不可。有人说：“《韶》已经极其美好了，又极其完善；《武》已经极其美好了，却还没有完全完善。”那么孔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里说的是乐。《韶》的乐舞所表现的德行极其美好，它的声音和节奏又极其完善；《武》的乐舞所表现的德行极其美好，但它的声音和节奏还没有完全完善。”观察圣人的人，难道不也应当仔细考察这些吗？商、周建立正朔 十一月，阳气在地下复生，这就是周朝以子月为正月的原因。十二月，两个阳爻在地下生长，这就是商朝以丑月为正月的原因。天道极其幽微，除圣人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确定正朔来昭示天下，使天下居上位的人由此知道，就能在善还极其微小时培养天下的善，使它不至于夭折阻塞；在恶还极其微小时制止天下的恶，使它不至于积聚到充满。深入探究其中的端倪，推而实行，这是圣人的妙用。懂得天道的人由此可以看见上天的心意，这就是仁的开端。圣人教导天下和后世的用意，可以说深切而明显，难道只是因为改朝换代，借此更新时代、让人耳目一新罢了吗？周公东征 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天下震动。周亚夫担任上将军，迅速赶到洛阳，占据有利地形，坚守营垒而不出战，同时派偏将从淮水、泗水一带出兵，截断叛军的粮道。总共三个月，七国就全都被攻破消灭了。他的谋略暗中与周公相合，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封唐叔虞 人不是圣人，说出的话怎么能全都正确？话说得正确，就可以照着实行；话说得不正确，改正它也可以。史佚告诫成王谨慎说话，这就够了。假如要求他说出的话必须全部实行，那就错了。然而当时的诸公不认为这件事有过错，难道不是因为唐叔正好适合受封的缘故吗？用鸱鸮比喻成王 鸱鸮，是一种吃母鸟的鸟。《诗经》说：“鸱鸮啊鸱鸮，你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这是指管叔、蔡叔背叛父亲、叛逆君主，使流言和不利的言语传到年幼的成王那里，使他产生了疑心。“不要毁坏我的房屋，爱护它、勤劳地营建它，这是哀怜养育孩子的艰辛”，是痛惜管叔、蔡叔背叛并毁坏王室，不思念君父回护复育的恩德和创业的辛劳。“趁天还没有下雨，赶快取来桑树根皮，把门窗缠缚牢固”，说的是这样做以后，才可以拥有家室，也才会得到人的信服。“我的手已经劳苦不堪，我所采摘的苦荼，我所积聚的材料，已经使我的嘴因劳苦而生病”，说周公辅佐成王、创建王室，辛劳到了这种程度。诗中说“我还没有建立家室”，是把成王所治理的王室看作自己的家室；成王如果怀疑周公，王室就处于危险之中，尚且不能保全。鸱鸮是互相吞食的鸟，管叔已经背叛了文王，如今成王又将背叛周公，所以周公也用鸱鸮自比：“我的羽毛憔悴，我的尾巴稀疏，我的巢室高危，被风雨吹摇，我只能发出哀鸣。”事情恶劣，所以比喻也恶劣；内心急切，所以言辞也急切。成王读到这首诗，知道把自己比作鸱鸮是很不好的比喻，心中不能没有恼怒，却还不敢责骂周公，是因为他心里怀疑，却还没有作出决定。等到上天震动威势，成王打开周公的书信而感动哭泣，怎么知道不是这首诗先对他的内心有所警醒和触动呢？《多方》文字次序有误 《多士》中说，如今你们又说：“夏朝所任用的贤能之士，简拔在王庭，担任百官。我这个人只听从并任用有德之人，这种任用也应该施加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于是兴起而跟随你们迁居到这里。”《多方》中说：你们已经考察了自己的城邑，我谋划帮助你们，于是从这里来到洛邑；希望你们长久努力耕种田地，上天会赐给你们怜悯和恩惠。我们周家尤其要大力帮助、赏赐你们，使贤能者简拔于王庭，希望你们任职；担任大官，应该在众多贤士之中。我这个人只听从任用有德之人；在下位时，殷代取代夏朝的天命，也应该如此。于是我敢在天邑商寻找你们，正是因为这些话彼此相接。伏生年老，只能口授给别人，文章失去了原来的次序。这样加以订正，《多士》《多方》就可以读懂并探求其中的意义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周礼》关于祭祀冠服 武王平定天下后，命周公制定礼制，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并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先公对于先王，虽然有远近和侯、王的区别，但都是我们的祖先，所以一律使用天子的礼仪。刘歆、傅防编成《周礼》后，却说：“祭享先王用衮冕，祭享先公以及举行飨礼、射礼用鷩冕。”这是把先公降到先王之下，使他们同宾客、诸侯排列在一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周礼》颠倒人伦，不能作为经典。

译天子拥有天下，祭祀是树立根本的事情；祭祀中没有比宗庙更优先的，没有比祭天更重大的，没有比祭祀社稷更重要的。祭祀山川，是较次的祭祀。考察周家庚戌日的礼制，就可以知道鬼神祭祀的次序。《周礼》却说：“祭祀山川用毳冕，祭祀社稷用希冕。”这是把社稷降在山川之下。所以刘歆颠倒了鬼神的次序，他的书不能与《易》《诗》《书》《春秋》相提并论。《周礼》关于礼乐 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本性；王者接受上天的命令，治理天下。祭祀天地，是竭尽自己的心性来成就自己的本性，并不是说天地神祇存在于人的度量之外，有具体形体和容貌可以看见，然后承奉侍奉它们。刘歆的《周礼》说：“乐舞变化六次，天神降临；变化八次，地祇出现。”这哪里是懂得礼的君子所说的话，简直像巫师、祝官编造怪异故事的言辞！它又认为只有神降临、地祇出现之后，才可以向它们行礼。他不知道乐是用来引导和谐的，礼是用来形成节度的。制作音乐正是为了实行礼、祭祀神，难道要等到天神降临、地祇出现以后才行礼吗？天地之道，一往一来，否与泰相互感应，变化没有固定方式；人每天都在使用它而不会穷尽，不能靠智力思虑来测度，也不能靠才能创造，这就叫鬼神。所谓鬼神，只是用往来来说明这种道，实际上本来是一体而不可分的。前代儒者大多把神归于天，把鬼归于人，我知道他们并不了解鬼神的真实情状。所以《易》《诗》《书》《春秋》都没有《周礼》这样的说法。既然如此，刘歆的虚妄，难道不应当辩驳吗？舞蹈是用来象征德行的，所以必须适合所象征的人、所象征的事情和所处的时代。如果不适合那个人、不适合那件事、不适合那个时代，就没有意义，人心不会满意，鬼神也不会享用。刘歆牵强附会《周礼》的文字，竟说：“黄帝的《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尧的《咸池》用来祭祀地祇，舜的《韶》用来祭祀四望，禹的《大夏》用来祭祀山川，成汤的《大濩》用来祭享先妣。”用《云门》祭天，还可以这样说；地祇怎么会知道尧的《咸池》？四望怎么会知道舜的《韶》？山川怎么会知道禹的《大夏》？况且周朝的先妣怎么能够知道商朝的《大濩》呢？假如制定礼、制作乐却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就没有办法成为礼乐了。那个刘歆背叛父亲、背弃君主，是个不祥之人。他哪里懂得礼乐？世上的儒者却糊里糊涂地推崇他的书，使它和圣人经典并列；这正是我捶胸叹息、论说此事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全面论说《周礼》谨按：孔子整理《尚书》时，周代官制中六卿的次序是：冢宰掌管国家政务，统领百官，协调四海。现在考察刘歆编成的《周礼》，其中说太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太宰统领五官的法典，用它治理国家，难道在五官之外还另有一套治典吗？所以所谓掌管六典，是刘歆的妄说。太宰的属官有六十人：小宰、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这些官职所掌管的事情，文辞繁多而事务重复，大多只是会计簿书之类，是庸俗官吏搜刮财利的做法，并不是辅佐冢宰任免百官、协调四海政务的治理之道。古代统治国家、治理百姓的君主，以道义作为利益，不把财利当作利益，所以有百乘之家的，不蓄养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如今天官中设置宰夫，考核各个都、县、鄙的治理，核查财物用度的收支；凡是损失财物、用物或冒用名目的，就加以诛罚；凡是使物资充足、财物增长、物品良好的，就加以奖赏。君主和宰相保持恭敬俭朴，不趋向末业，使百姓专心务农，这才是使物资充足、财物增长的根本。百官有司谨守自己的职分，哪里敢越过制度，把使物资充足、财物增长当作自己的职责？如果按照刘歆的说法，就是使百官有司不守法度，上下互相争夺财利，即使剥削百姓、导致国家危亡也在所不惜；这不是周公用来达到太平的法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古代的王者遵守礼制、减少欲望，申明道义而实行，毫无顾忌，不畏惧灾患。如今《周礼》天官的甸师却说“丧事代替王承受▯灾”，这是楚昭王、宋景公都不肯做的事，难道可以说周公制定它作为训诫，替后世君王开启忌讳的开端吗？先王的制度规定，凡官府的驻处和宿舍，都排列在库门之外，用来区别内外、严明贵贱。如今宫正却比较宫外官府宿舍的多少，又说要“除去那些奇特高大的民众”，这就会使妃嫔、官吏和百姓杂处于帘陛之间，既不严肃，内外也会混乱。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士、庶子，郑玄认为是宫中各类官吏中轮流宿卫王宫的人。天子居住在深宫，前面临朝、后面设市，用门卫谨慎防守，用城郭、沟池严密防护，外面环绕乡、遂、县、都，以侯、甸、男、邦、采、卫诸国作为藩篱，又用蛮夷、戎狄守卫四周；这样环绕四方，处在天下中央而建立王都，安定四海的百姓。如今周公却在宫中设置各种官吏，又让他们的士、庶子守卫王宫，这是向人显示的气象何其狭小，自己削弱自己又何其严重！王后的职责，是节制俭朴、不嫉妒猜忌，率领夫人、嫔妇来侍奉天子、奉祀宗庙而已。如今内宰负责在建立国都时于左右设置市场，这难道是王后的职责吗？内小臣掌管王后的命令；王后如果对四方诸侯有问候或馈赠，就派人前往表示友好；王后对卿大夫有命令，也同样办理。阍人掌管王宫中门的禁令，解释者认为这两个官职由宦者、受墨刑的人担任。妇女不应有外部事务，应以贞洁为行为准则；如果王后对外与诸侯交往，对内又与群臣相交，那么还要君主做什么？臣子尚且不应有境外的交往，何况王后怎么可以这样做？古代不让受刑的人守门，公家不蓄养受刑之人，大夫不收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防备左右近臣、缀衣、虎贲，希望他们都由才德出众的人担任。如今反而让受宫刑、受过刑的人接近日月之侧，岂不是开启祸乱和灭亡的端绪吗？寺人掌管宫内事务，卑贱之人不是值得尊重的。女祝掌管宫中的祈祷、祭祀、禳灾和会祭之事。祭祀的礼制，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在外举行；后妃、夫人、嫔妇在内准备祭服、笾豆。何况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的祭祀都有固定的典制，又何必在宫中使用这些微小的祷告、禳祭呢？这大概就是汉代女巫拿着邪门左道进入宫中，趁妃嫔互相争宠嫉妒而施行厌胜之术的做法。刘歆竟把女祝列为太宰的属官，设置在王宫中，他诬蔑周公实在太严重了。

译冢宰应当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所以，如果君主在内宠爱嫔妃，使她们与王后抗衡；在外宠爱庶子，使他们与嫡子并列；饮宴没有节制，服饰没有等级，赏赐没有限度，那么法度的废弛就会从这里开始。即使事情发生在内廷，担任冢宰的人也确实应当承担责任。至于九嫔等妇女，掌管世妇的宫务，办理女御的职事，管理女史所掌的内政，主持妇女的女工，这才是王后、夫人的职责。王安石认为这些职务统属于冢宰，那么君主治理内廷，可以说极其公正而完全合乎正道了。顺应道理而不偏袒私情叫作公，依循道理而没有邪曲叫作正；修养自身以整齐家庭，这是王者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时应当尽心遵守的定理。如果自己不能整治家庭，却把它交给冢宰，让冢宰代为主持，那是最违背道理的事，又怎么能称为公正呢？唉！王安石真是奸人啊！四方进贡的财物各有固定制度，王者作为天下的主人，以财物奉行礼义来养育天下，没有什么不是王者的财物，不可以有公私之分。如今大府却有贡赋制度之外的余财，用来供给玩赏珍好之物，这难道不像李唐的君主受到裴延龄欺骗蒙蔽吗？玉府又有收藏王室金玉和贵重货物财贿的库藏，这难道不像汉桓帝、汉灵帝设置私库吗？内府接受四方进献的金玉、象牙、皮革和珍贵货财，用来供给君王的嗜好和赏赐，这难道不像李唐的君主受到四方进献剩余财物者的轻侮吗？王室的衣服、皮裘和服饰，本来是夫人、嫔妇的职责。如今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工官；谁若能以劳力、费用或财物帮助国家，就一定表彰显用他们。这正是天下败坏的原因。九官都是掌管饮食的官。医师的职务固然不可废除，却又设置兽医等五官，都是医事官。幕人掌管驻处、宿舍的事情固然不可废除，但那是皂隶所做的事，却也设置五个官职。所有这些既不应该如此冗余泛滥，而且都是凭技术来侍奉君上、受役使于人的人，却把他们列为冢宰任免百官、协调四海的属官，为什么呢？汉朝兴起时，经历五霸、七雄之后，圣道断绝、大乱刚刚过去，陈平担任宰相，尚且不肯兼任廷尉、内史的事务。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德业，辅佐成王，担任太师，怎么会广泛设置管理宫闱琐事、衣服、饮食、技艺的官职作为自己的属官？一定不会这样。到最后又设置夏采这一官职，专门掌管君王死后招魂复魄。唉！怎么会任用这样不祥的人呢？礼官遇到重大变故，临时办理即可，却预先设置官职等待君王死亡后履行职责，这是多么不祥啊！太宰的属官共有六十二人，考察下来没有一个官职是完善的，那么五卿的属官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书能称为经典，能与《易》《诗》《书》《春秋》相配吗？又考察《周官》：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推行五种常典；司空掌管国家土地，使四民安居。世人相传《周礼》缺少冬官，我考察这部书并核对其中的事务，冬官其实从未缺失。只是刘歆昏乱迷惑，妄自把冬官的事务归属于地官，其大纲已经丧失，混乱到这种地步，怎么还能相信它是经典、可以与《易》《诗》《书》《春秋》并列呢？从前先王盛世，不用下令事情也能实行，不设禁令事情也会停止，天下受到教化的感召，没有一件事不得其所；其次的时代，尚且能做到命令得以实行、禁令能够禁止，天下没有受冤屈的百姓。如今刘歆所列司徒属官中有调人，掌管调解百姓的争难，设有报仇的法令、交相报仇的命令，以及平息斗殴怒争的文书。这正是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替、政令不能实行的明显征兆。周公竭力平定王室，使天下达到太平，他治理国家的法典难道竟是这样吗？王者把握大纲、安抚世道，已经掌握大的原则，不会窥伺细小事务。如今刘歆所列司徒属官中有泉府之类，凡是珍异物品滞销，就收取进入膳府，这些事务已经琐细到了极点。事情琐细到极点而百姓不受伤害，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普通百姓并没有权势和禁令，只是凭财利相互役使，尚且能够操纵他人的性命、破坏他人的产业、招来怨恨而产生祸患，何况大君具有雷霆般的威势和万钧般的力量，怎么能推行这种琐细事务呢？百官有司一定会迎合上意，在国门之外对百姓进行控制，直到百姓想要同他们一起灭亡才肯罢休。又有泉府掌管买卖商贾滞销的货物，收取和发放百姓的赊贷。过分精通音律的人，往往反而不懂官府治理，这是势所必然。王者施行正大之德来治理天下，不实行温情姑息的恩惠来博取名声，这样才能张举天道的纲纪，整顿天下百姓。至于买卖、赊贷之类的事，正是市井商贾争夺微小利末的事务，也是乡野小民私下交往所做的事，难道是大君所应当过问的吗？这些说法竟然如此荒谬悖逆，却还尊奉它为经典，与《易》《诗》《书》《春秋》并列，这是学者没有察觉的缘故。刘歆所说王畿的制度是：国都以内为六乡，四郊为六遂，六遂以外为邦甸，邦甸以外为家削，家削以外为邦县，邦县以外为邦都。名称虽然不同，制度却是相同的，不应该再有差异。他所记载乡、遂的官制是：比和里各有下士一人，闾和酂各有中士一人，旅和鄙各有上士一人，党和县各有下大夫一人，州和遂各有中大夫一人，乡有卿一人。王畿有八百万家，粗略计算应当设置的卿、大夫、士，已经有一百多人了。成王明明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不过一百；夏、商的官职增加了一倍，如今我这个小子仰望并思考前代，依照他们来训导这些官员。”解释者说《周官》有三百官职，如今竟然冗余泛滥到这种程度，又设置三百六十种职务，它的荒诞不合经典已经十分明显了。自从刘歆编成此书，只有郑康成推崇赞许它，真是周公的罪人。谨按刘歆，是汉朝贤宗室刘向的儿子，却依附王莽，改变扰乱旧有典章，残害自己的宗族，以求取荣华利禄。《周礼》这部书本来出于汉孝武帝时，因为内容杂乱，被藏在秘府，没有列入学官。到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刘歆得到校理秘书的机会，才开始编排次序，把它列为经典；众儒共同排斥它的错误，只有刘歆认为它正确。刘歆不知道天下有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论亲情，他背叛父亲；论尊卑，他背叛君主，与周公所做的正好相反。他编排的这部书，假托《周官》的名义，把自己的私说抄入其中，想要迎合叛贼王莽的所作所为。王安石竟然确实相信乱臣贼子伪造妄说的书，废弃大圣人临死前删定的经典，抛弃恭敬俭朴而崇尚奢侈浪费，舍弃仁义而经营财货。不到几十年，金人从内部侵入，首尾倒置，天下陷入涂炭，至今不知道何时终结。追究祸乱的根源，正在于此。唉，真是悲痛啊！拥有天下的君主还应当以此为鉴！《周礼》的五官

译《周官》中太宰、小宰、宰夫的职务，有六典、六叙、六职、六联，有八法、八则、八成、八职，有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制度，却都不予采用，为什么呢？有的事情重复，虽然没有记载也可以；有的事情次序颠倒，根本不能使用；有的事情琐碎繁杂，本来就不值得举出。五官之中凡是不采用的内容，都是这种情况。流放以宽宥五刑 这是司寇的书，存心宽恕；虽然条理和纲目有所缺失，但宽缓刑罚的用意很深，大概是周公遗留下来的法制吧？春秋时期，郑子产、赵宣子开始取用先王施行刑罚的制度，制定刑书。后来流传下来到了暴虐的秦朝，认为斩首、割鼻还不够，竟然诛灭人的三族，帝王五刑的法典全都废弃，只有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残害人的刑罚独自施行。天下人稍有举动就会触犯重罪，却没有轻刑可以相当。汉孝文帝怜悯百姓无辜，于是废除肉刑，制定笞刑和弃市的法律。虽然防止百姓犯罪的用意很深，却不知道先王五刑的根本。因此，本来应当斩右脚趾的人改判弃市，受笞刑的人往往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轻刑，实际上同杀人、专用肉刑没有区别。所以后世不得不再改用更轻的刑罚。直到今天有笞、杖、徒、流、绞、斩，虽然比汉代法律稍好，但使人自新的道路仍然狭窄，用刑法约束人的办法仍然严急，不是帝王用刑罚辅助教化的本意。《虞书》说：“用象征性的刑罚施行典刑，用鞭刑作为官府刑，用扑刑作为教化刑，用金赎作为赎刑，对倚仗过错而终不改悔的人施行贼刑。”这才是帝王正当的五刑。又说：“用流放来宽宥五刑，五刑各有服罪之法；五种服罪有三处执行，五种流放各有居处，五种居处又有三等。” 这说明正当的五刑都有流放宽宥的办法。墨、劓、剕、宫、大辟，是贼刑的科目。后世只把这些看作五刑，所以肉刑一旦废除，就再也无法恢复。并不是不能恢复，而是不施行帝王正当的五刑，专门用贼刑来处理天下的罪人，惨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若不是天下最不仁慈的人，谁忍心专门使用这种刑罚？如果把正当五刑全部恢复，用于本来应当绞、斩的罪行，再增加劓、剕、宫刑，使刑罚不至于轻易断绝人的性命；同时对笞、杖刑都实行流放宽宥的办法，也不轻易折辱人。典刑是用来对待士大夫的。从前有人担任辅相，士大夫行为失当，如果有人能够不公开揭露他的过错，其他人反而以此为羞愧，以至于没有人敢再犯；这大概接近典刑和流放宽宥的制度。鞭刑是用来对待府史、胥徒等在官府任职而犯过错的人；扑刑是用来对待士、农、工、商中跟随老师学习却不遵守教诲的人。嘉石之役，可能近似鞭刑的流放宽宥办法；朝庠的礼仪，可能近似扑刑的流放宽宥办法。即使鞭、扑是轻刑，圣人仍然谨慎施行；对待人尚且这样合乎礼，人怎么能不产生羞愧呢？它能使天下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用流放宽宥而仍不改，然后才施刑；施刑而仍不改，然后才用墨、劓、剕、宫、大辟来惩罚。还要审察罪行的轻重，允许用财物赎罪，再施行流放宽宥。如今的三种流放和圜土的禁锢，大概接近这种制度吧？等到最终仍不改过，然后才残伤他的身体。即使杀死他，也仍然是所谓给人留下生路。谁会不心悦诚服呢？这样施行若干年，顽固迟钝、没有羞耻的风气大概也会减少。《尚书》篇章次序 孔子整理《尚书》，一定有安排先后的意义。经过秦代焚书，圣人的用意不能全部看见。我详细考察经文：禹在尧的时代划分九州，治理水土，却把这些内容载在《夏书》的开头，这是因为夏后氏后来成为天下的王。如今虽然把它记载在帝王时代的篇章中，但探究根本、追溯源流，原本没有失去圣人的用意。商高宗只听从傅说的话，殷朝因此由衰败重新兴盛，礼制也因此由废弃重新兴起。“沉溺于祭祀”是他在即位初年的事情；如果不能改正，以至于出现肜日的异常，又怎么能称为高宗？所以如今把关于肜日的训诫放在《说命》之前，是为了不埋没高宗改过从善、造成中兴的事实。《康诰》的序说：“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把殷朝遗民封给康叔。”谨按：康叔是成王的叔父，不应称自己为“朕”；成王是康叔的侄子，也不应自称“乃寡兄”。其中说“兄”“弟”，大概是武王命令康叔时的话。所以《史记》说武王把康叔封在卫；康叔是文王的儿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周公东征时，叔虞已经受封于唐，成王命令周公回到东方，怎么会康叔受封反而在唐叔之后呢？所以不得不舍弃《尚书》序文而遵从经文和史书。周公东征三年后归来，第二年奉成王之命向东讨伐淮夷，随后践伐奄国，回到丰地，作《多方》，并营建洛邑。周公返回后把政权交还成王，划分并治理东郊，于是作《多士》。把《多士》放在《多方》之前，既没有大义上的依据，时间顺序也不能倒置，所以应当订正。武王去世那年，师尚父还在；成王二年，三监叛乱，师尚父没有担任征讨之任而由周公亲自出兵，说明师尚父已经去世了。周公不被成王所知遇之所以敢于领兵驻守在外，是因为依仗召公担任保傅。否则，周公怎么能离开成王左右呢？所以《君奭》应当作于成王元年，而不是平定叛乱之后。把《无逸》编在周公将死之时，考察《君奭》《立政》《洛诰》等篇，周公对成王都称其为“冲孺”“防小”，唯独《无逸》中没有这些称呼，所以知道它是最后写成的。这些判断都以经文为根据，不敢凭胸中臆想扰乱古书原来的次序。或许有能够评论前代君主的君子，何不试着考察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再加以订正也可以。成王将要去世

译很多人认为成王只是中等才质的君主。我看他临终时处理重大政事，不改变声色，远远超过常人，这才知道周公对他的教导极其深厚，而成王进德的勇气也很强。成王去世后，才到南门外迎接元子，说明太子宫在南门之外。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君主的副贰，病势已经很重却不住在宫中正室，可以吗？古代圣贤之君把生死看作常事，所以不因死亡而惊惧变化。小人生命尚未终结，妻子儿女已经围绕着哭泣，也是同样的道理。古代君王把大臣作为腹心，所以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大臣公正辅佐，而不让他参与轻重事务。以天下为家，所以一定在正寝中去世，由公卿百官接受遗命，而不死在妻子儿女手中。后世这种道理不明，君主被妻子儿女的感情牵制，又害怕生死的变化，被权势利害扰乱内心，并把天下当作私产传给自己的儿子，所以不把天下托付给大臣，大臣也不敢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于是便有太后临朝、颠倒制度的祸乱，有外戚专权的大患，有宦官寺人如狐鼠般的深害，有偏听偏信、独断专任的阴谋。这就是后世比不上三代的原因。即位时的礼服 唐、虞、夏、商的天子服饰有十二章：在衣上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在裳上刺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上公有九章，从山、龙以下；侯、伯有七章，从华虫以下；子、男有五章，从宗彝以下；卿、大夫有三章，从粉米以下；士有一章，只有黼、黻。周代天子有九章，上公七章，侯、伯五章，子、男三章，卿、大夫一章，士穿皮弁和素积。天子、公、侯、卿、士五等服饰都有章数。康王接受命令即位时，君臣所穿的冕服却不同于平常的章数，为什么呢？天子去世，继承君位的人即位后才穿成服，是不敢看重自己的事情而轻视天命。因此康王君臣改变平常服装，使吉礼和凶礼的制度不互相侵犯，以完成礼制；这不是众人容易认识的道理。从前即位的礼仪，大概无不如此，而孔子特别取法于此，难道夏、商二代的礼制一直简略粗疏，到了这里才完全完善吗？《礼》说：“天子去世，七日后入殓。”如今却到了九日，是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正要讲论典礼、建立制度、把制度留给后世的时候。难道召公、毕公考察夏、商二代的制度有所损益，于是到了九日以后才确定吗？苏东坡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既然已经穿了丧服，又穿冕服即位，是不合礼的。我如今考察这件事，癸酉日准备殡葬所需的材料，当时还没有入殡。康王君臣是在尚未穿成服的时候，改变平常服装来即位；即位后接见诸侯，然后才穿成服，这就是谅阴。所以孔子取其合乎礼制的次序，作为后世的法则。建立国都与井田 前代儒者认为，王畿方圆千里，有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这个说法是对的。他们又认为其中有山林、山陵、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里巷，应减去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夫；又把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互相折算，确定受田者为三百万家，这就错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深入考察封建制度，王畿方圆千里，指的是田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指的是田地方圆百里。方圆千里的土地，可以分成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区域，共有一百万井，是九百万夫的土地；能够受田的人有八百万夫。王畿要达到公侯之国的一百倍，才足以成为天子的都畿，镇抚天下。如果受田者只有三百万家，那就只是三十七个方圆百里的区域和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区域，哪里能说是方圆千里？根本不强固，将凭什么满足一千八百国的需求呢？刘歆又认为，公侯的封地疆界方圆五百里，享用其中一半；诸侯的地方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地方方圆三百里，享用其中三分之一；诸子的地方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地方方圆百里，享用其中四分之一。这也不对。周代制度划分土地只有三等，从未有五等。先王按照田地制定俸禄：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上等农夫供养九人。诸侯的下士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的俸禄是四个大夫的俸禄，君的俸禄是十个卿的俸禄。根据人口授予田地，逐级积累上推，再衡量人与人交往范围的大小，裁定用度多少而授予田地。作为公侯，封地必须方圆百里；不到百里，就不足以侍奉天子、和睦四邻、亲近九族、守护宗庙、安定社稷。伯必须方圆七十里，子、男必须方圆五十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按照郑氏、刘歆的说法，就会把连绵的山岭和河流包括在内，不审定田地的确数，只是茫然大致地划定国土。田地肥沃或贫瘠，各地不同，所以大禹有九等土地的区别，后世也有十种等级的划分。应根据土地肥瘠来确定井田大小。方圆百里的土地，疆界内共有一万井，这是固定制度。哪里有先确定四方封疆，然后去掉山林、山陵、川泽，再开始根据不易、一易、再易来确定夫家数量的道理？井田和封国，是帝王时代一切事情的根本。如果根本上没有制度，万事将会怎样？再说，如果公侯封地方圆五百里而只享用一半，那么它相当于六个方圆百里的区域和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区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五十里〕 按照郑氏所说的王畿来计算，合计六国诸侯就已经足以同王室抗衡，尾大不掉，难道这是先王的良好制度吗？唉！井田和封国，是仁爱百姓的重要制度。唐太宗曾经慨然产生恢复古制的愿望，可惜他的群臣见识不足，不能了解三代的道理。假使太宗有这样的臣子，力量足以推行它，那么唐代最终就不会有藩镇跋扈、篡位弑君的祸患，后世也不会有士卒扶立强臣、由强臣控制君命的事情了。唉！拥有国家的人想要像三代那样守护中原，直到自然寿命终结，就必须实行井田和封建制度才可以。祭祀郊社

译成就自身，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之礼，是用来建立我的诚心的。鬼神这种存在，并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诚心罢了。君王继承天命而成为上天之子，独自主持万物的化育，所以在郊外祭天，在社坛祭地，祭祀名山大川，五祀各在相应的方位举行。后世礼学失传，议论者不从性命之理出发，所以秦人祭祀八神以求仙人：一是天，二是地，三是兵，四是阴，五是阳，六是月，七是日，八是四时。汉代祭祀太乙，求神仙方术的人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乙，辅佐太乙的是五帝。这些说法都是不懂鬼神的真实情状，是方士之家的妄作，儒者不予采纳。等到详细考察儒者关于祭天地之礼的论述，对天则有昊天上帝、五方帝、感生帝。土地不能有两个君王，天却可以有七个帝吗？对地则有的设置方泽，有的设置方丘，有的设置北郊，使它与天相抗，这就像一家有两个主人。况且儿子侍奉父母，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一年，却不敢让父亲看见，这是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难道可以尊崇地而使它与天抗衡吗？所以，父亲独自在家中制定义，家道就端正了；君主独自在国家发布命令，天下就安定了；天独自刚健运行而不止息，地道顺承天而不自成其功，这样太极就确立了。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确立诚心而使自己的德性专一，所以在南郊举行郊兆、扫地而祭的，只是昊天上帝。说“天”，是说它的气；说“帝”，是说它的性。祭社是祭土，所以是使地道具有神性。名山大川，是宝货财用的出产之地，也是四方所依赖的地方。五祀，是谷、水、火、金、木。人每天所使用的东西，没有超过五材的；不报答它们，却反而祭报门户等处，把轻重次序全弄错了，难道是礼吗？礼所贵重的，是它的义。所以君王祭天时烧柴燎牲，使气息上达；说到它的精神，称为“禋”；说到它的感通降临，称为“类”；说到它的方位和兆域，称为“郊”。只是所指之事不同而名称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周礼》却专把禋祀归于上帝，把实柴归于日月星辰，把槱燎归于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不把日月星辰统归于天，反而把柴燎分为三类，显然多是荒诞之说。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迎合私意、牵强附会的说法，不能同《易》《诗》《书》《春秋》相比。宿卫兵法 夏、商、周三代的宿卫制度，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了，但也有可以推求的地方。考察三代王畿方圆千里，有八百万成年男子，登记为兵士的有七十五万人，按六军的编制轮番入宫宿卫。从王城到王畿边界，一年十二个月都如此。虞、夏五年巡狩一次，周天子六年巡狩一次。那么，不知道宿卫和扈从的人，是否都是在同一时间轮换呢？如果同一时间轮换，那么五年就轮完两周了。春天用鼓铎听察训练，夏天按服装和营舍更换，秋天用旗帜和物色辨别，冬天练习收兵列阵。宿卫三个月，巡行四方，周而复始地训练。这样做，所以士卒不懒惰，是因为教育他们；所以不骄纵，是因为亲近他们；所以不悖逆，是因为宽待他们；所以不怨恨。三王的军队，用来守卫就坚固，用来征伐就强大。后来的君王虽然不能振兴王业，仍有可以遵循的依据，是因为这种法度良善。徐偃王与仁义 世人相传徐偃王是仁义之人。仁义之人，不会冒犯君上。如今徐王朝见诸侯，却僭越使用王号，冒犯君上并违逆时势，也太过分了。大概他是仁义的罪人，他遭到祸患也是应该的。不只是徐偃王如此，后世也有这样的人。例如天水的隗嚣，尊敬礼遇贤士，坐而谈论周文王，自以为是仁义之人。然而到了杀身亡宗的地步，是因为施行小恩便以为仁，树立小节便以为义；虽然足以在片刻间欺骗迷惑愚众，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至于真正依循仁义而行的人，必定无敌于天下，哪里会有兵败国亡、自己死亡的祸患呢？送死之礼的文辞 后世办理丧葬没有节度，我如今整理叙述礼文，虽然还不完备，但推类而实行，也足以尽到孝子的心意。三代的制作制度，都具备在这里了。到了末流，不懂死生之理，于是有用玉殓葬的做法。因此秦汉以来，天子后妃的尸骨还未腐朽，坟墓就被盗墓者破坏，尸体暴露在外，遭盗贼侮辱，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到这时才知道三代君王的制度值得效法。然而刘歆《周礼》说：“用驵圭、璋、璧、琮、琥、璜以及渠眉等玉器，用疏璧、疏琮来殓尸。”汉代各帝，尚且不都是用玉殓葬的，曾经是周公制定了这种制度吗？刘向说：“周文王、周武王去世时，坟丘都很小，葬具十分简朴。周公并不是薄待君主和亲人，实在是从长远考虑，回顾后患，求取有利于尸体的办法。”那么周公不以奢侈靡费教训子孙，是确定无疑的。《吕刑》的五种酷刑 考察《吕刑》：断足、墨刑、割鼻、刖足、宫刑、大辟，原本是苗民制定的五种酷刑。苗民因此断绝了后代，而先王也遵循使用它们，是用这五刑来惩治怙恶不悛的人。大概这是五刑中最重的刑罚，残害人的身体并断绝其生命，一经施行就不可更改，所以君子对此极尽审慎。周穆王年老昏乱，德行虽未能增厚，但仍曲尽审察狱讼真伪的情状，把它作为天下后世的训诫，他仁爱百姓的心意很深厚。孔子之所以有所取法，也正是因为不能得到中行之士而与之交往，所以才寄意于狂者、狷者吧。周昭王南征 史书有一种说法，认为昭王因为楚人不来朝见而南征，渡过汉水时，楚人暗中用胶粘接船只进献；船行到河中，船身解体，昭王沉入水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楚国犯下了不可赦免的罪，继位的君王应当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发誓不与楚国共处天下。我看周穆王命令君牙、伯冏的文章，典雅宏奥，能够克制自己而求取善道，大概是贤明的君王。哪里会有抛弃君父、却不发动天下军队讨伐荆楚的道理呢？我怀疑这是好事者编造的，就像尧被幽囚、舜死于野外之类的故事。因此不取前一种说法，而取后一种判断。《文侯之命》

译周幽王无道，虽然天下人都不拥护他，但他被犬戎杀死，天下人却不能忍受。平王既是他的儿子，就应当卧薪尝胆，抚养百姓、训练军队，率领天下诸侯，攻入犬戎巢穴，诛灭其宗族党羽，重新居住在镐京，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业，以遮盖前人的过错，这才可以说是人子。我看他告命秦、晋的言辞，语气平缓而不急切，意志舒缓而不悲痛，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轻易放弃旧都，把西部事务交给秦国，自己到洛邑求安，三纲都亡失了。孔子删定《尚书》却选取《文侯之命》，为什么呢？平王虽然没有自我警戒奋发，而晋侯没有失掉藩屏宣扬王命的道义，驱逐西戎，废黜伯服，扶立嫡长子，确定都城在成周，号令天下，没有人敢不服从。假使平王稍有仁心义气，再有晋文公、卫武公辅佐，周室就可以中兴了。圣人的心胸广大、道义宏大，权衡轻重丝毫不差，所以深深取法晋文公，而对平王仍抱有希望。到了平王晚年，怠惰放纵，已不可救药，日渐衰微，名号虽然存在，实际上已经与杞、宋相等了。圣人依据事实，以天命为本作《春秋》，本来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的。齐国任用寺人貂 五帝三王盛盛之时，一举一动都必合于时势，必合于义理。因此白天在外朝处理事务，所任用的，是公卿、贤大夫和士；夜晚居于内宫，所安排侍奉的，是王后、夫人、淑嫔和妇人。哪里曾有受过刑的人在君王身边呢？即使夏、商末世，桀纣乱政，也还没有这种事。到了周幽王宠爱褒姒、灭亡西周，才开始有妇人与宦寺专权的名称。从此以来，帝王治国的根本日渐消亡。做人君的，把行道布德的公位当作满足情感之处，反而把私欲所在的内宫当作安居之处。因此听政有固定时间，而公卿进见接对的机会很少；宴饮游乐没有节制，而妃嫔受宠临幸也没有限度。外朝不分白天，内宫不分黑夜了。然而天下万事，凡是到来的都不能不回应。公卿既不能让他们进入内宫，妃嫔也不能让她们来到外朝，于是开始任用受过刑的人在二者之间传达命令。齐小白任用自宫的竖刁，死后竟未能得到殡葬；秦胡亥信任受天刑的赵高，反而被赵高杀死。后世的君主，正应当追根溯源、防范根本，恢复夏商的制度，以革除衰周的弊病。然而汉、唐仍因任用宦官而亡国，难道不是君主不仁造成的吗？唉，病根在于君主不仁，这种道理是不能同他说的。假使能够同他说，又哪里会有亡国的事呢？管仲辅佐齐国 诸侯不能僭越天子，大夫不能僭越诸侯，就像脚趾和手掌不能代替股肱，脚不能代替头一样。看管仲使齐桓公下拜，以及这次辞谢享礼的事情，可以说是恭敬了。但像雕刻的簋、朱红的冠带、山形的楹饰和彩绘的椽子、堵塞门道、反置的坫台、三归台以及不亲自收敛等僭越礼制的行为，又该怎么说呢？霸主只顾施恩报偿，图谋扩大权势而共同遵守小节，凭借实际势力而尊崇虚名。管仲辅佐桓公，匡正王室，封立诸侯，号令天下，几乎改变了天下局势。所以桓公尊敬宠信他，赐给他群臣不能使用的礼制。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后，吃粗蔬淡饭，饮水度日，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虽然盟会、征伐没有安宁之年，却能使齐军常常居于诸侯之首，赋税征收轻省，府库充实，百姓富足，贤才佩服他的能力，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因此这种礼制，国人认为适宜；管仲自己也认为是应当得到的；没有人知道它不合礼。孔子讥讽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如果管仲懂得礼，还有谁不懂礼呢？这是为了说明王道与霸道道路不同，义与利途径不同，向后人显示天理所在，使人欲不能停留其中。况且齐国也不过是公侯之地，管仲执政后，为什么就能使它强大并称霸诸侯呢？他守信而不三心二意，施行法令而不徇私，举用贤能，开放进言之路，不登记树木蓄积，致力于使百姓富有，不大规模兴兵，致力于减轻百姓负担，奉行尊奉周王的道义，在首止设防。天子畏惧他的正直，王室的动乱稍稍安定。鲁国有难，齐国讨伐杀死哀姜的人，使公道得到伸张；诸侯在召陵结盟，礼遇荆楚，使中原的义理得以树立；封卫国于楚丘，修筑邢国的夷仪城，迁置杞国于缘陵，使夷狄不能放肆。这就是他九次会合诸侯、虎视中原的大略。他对戎狄的功劳还远不止这些。因此孔子说：“像他那样的仁德，像他那样的仁德。”至于他讨伐鲁国而杀死公子纠，使父子兄弟的恩情淡薄；五位大夫拥立子颓，却不能出兵救援周天子，使君臣之义亏损。鲁、晋、宋都有弑君的逆贼，却不能讨伐；陈国有杀嫡立庶的祸乱，却不能纠正；郑国有兄弟争夺国位的祸患，却不能制止。因为燕国有忧患，就向北讨伐山戎；因为楚国不进贡包茅，就向南讨伐楚国；因为宋、郑不顺从自己，就讨伐宋、郑；拘捕陈国的辕涛涂；厚实地扩张自己的封地；灭掉谭国、遂国，降服鄣国，迁置阳国。这样处置，凭什么使人服从？于是北方有晋国专擅冀方，西方有秦国专擅西土，南方荆楚强横，灭掉弦国、黄国，围攻许国、讨伐徐国，最终也不肯退让听命。这些事情的根源，都是由于不懂天理的根本，却把心思驰骋在功利功业上，像这样卑下，与王道相距太远了。所以孟子说：“管仲，是曾西都不肯做的事，难道你以为我愿意做吗？” 齐桓公去世 齐桓公之所以有好的开端却没有好的结局，是因为根本原则不正。假使他果真有匡正天下的志向，而不谋求自身利益，那么管仲就是天下的贤才，应当带他去见周天子：上面陈说文王、武王的勤劳，中间述说成王、康王的盛治，下面陈述今天的衰败。大概自从幽王被西戎灭亡，秦人奋力作战夺取丰、镐，平王东迁到成周之后，虞、虢、魏、芮都是王畿以内的诸侯，乘乱各自占据土地，王畿中断，再没有西部地区。假使齐桓公、管仲入朝辅佐天王，整顿王畿以修复王业，谨慎施行五礼以整齐诸侯，整治六军以抵御戎狄，那么周室就会显赫地中兴，王化也会施行。可惜齐桓公、管仲不知道这样做，却沉溺于宴饮和内室之中。鲁国防御楚国婴齐 唐朝末年，马殷窃据长沙，害怕荆南的成汭、淮南的杨行密势力强大，商议用财货结交他们。高郁说：“奉事天子，安抚士民，训练激励士卒，修明霸业，谁能成为敌手？”马殷听从了他，果然平定湖南，终身享有其位并传给后代，敌人不敢图谋。唉！看这件事，周公的后代、宗室卿士的后代，竟至于用财货贿赂他人来请求结盟，他们抛弃礼义、使人民受辱、使国家蒙羞，已经显明可见了。鲁国建立武宫

译所谓建立武宫，就是建立鲁武公敖的宗庙。诸侯只能立五代祖先的宗庙，武公到宣公时已经是第十一世，已经属于应当迁毁神主的祖先。季氏建立他的宗庙，难道是因为武公有什么功劳吗？谨慎考察：武公曾跟随周宣王，却违背宣王的命令，舍弃年长者而拥立年少者。季氏凭借少子专掌鲁国，于是为他建立宗庙，是替子孙谋划，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孔子把这件事写下来，是为了显明它不合礼。楚国杀死追舒 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考察此事：公子追舒没有犯大逆之罪，罢黜他就可以了。楚王却一定要杀他，那就不对了。作为弃疾，进朝时应当陈述臣事君的礼来劝谏楚王，退下后应当陈述子事父的礼来劝谏父亲。向楚王劝谏而楚王不听，就可以背负父亲逃离楚国；向父亲劝谏而父亲不听，就可以哭泣号叫跟随父亲；如果向楚王和父亲劝谏都不被采纳，就可以请求在祖庙之后以自身代替父亲去死。哪里有对父亲忧闷沉默、安然不动心，坐等楚王杀死父亲，然后才为父亲去死的道理？作为儿子，他是不孝；作为臣子，他是不忠。唉，大道不明，所以人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却没有人觉察醒悟。因此我论说此事，来说明实行仁的道理。《春秋》记载“楚国杀死它的大夫公子追舒”，却不责罪弃疾，是因为大夫是君主的股肱心腹，公子是宗室的枝叶屏障；轻率杀死这样的人，正是用来归罪楚王。弃疾已经参与杀死自己的父亲，难道还要等到经书贬斥之后才看得出来吗？实沈、台骀 医、卜、祝、史，都是技艺和术数。然而它们切近人的生命，也是人类社会的道理所不能不使用的。先王时代，医、卜、祝、史世代守护各自的事务，身体也隶属于官府。医生以十次诊治十次痊愈为最高标准，因过失误杀人者要受诛罚；遇有大事，就要审讯追问。卜者遇有疑难之事便占决；凡是占卜吉凶、军事、宾礼、嘉礼以及需要向鬼神禀告的事情，都必须由祝、史宣达其意，然后主事者才能专心致志地同神明交接。如今却不是这样，医卜祝史散在民间，误取人命没有罪，欺骗人没有禁令，杀人也没有惩罚。而那些精妙通达阴阳之理、具有十全之功的人，官府也不表彰任用。国家有大事，事情有大疑，内不反复在心中谋划，外不与士庶谋议，精诚上不向龟筮求问，于是卜筮之道就灭亡了。唉！五礼不能得到其义理，已经很久了。君子漫不经心，尚且不知道五礼的意义，祝史又哪里能懂得其中的法则呢？所以民间只有遇到疾病才占卜，而占卜者大多欺骗说是某鬼某神发怒作祟，以此恐吓迷惑人。如晋国卜人的话，便因此为他们祝祷祭祀，不过是为了求取衣食罢了。百姓宁可破产祭祀鬼神，却不求医治，甚至有供奉荒僻蛮夷之神、驱逐自己的祖先而不祭祀的，难道不伤害人情、违逆天理吗？因此，统治天下而想要仁爱百姓的人，即使对于医、卜、祝、史这一类人，也必须像先王时代那样治理，然后礼教才可以施行。鲁国建立炀宫 炀宫，是伯禽的儿子、考公的弟弟炀公的宗庙，他是以弟弟身份取得国位的人。丧葬之事趋向远祖，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宫庙之事取近祖，只能毁去而不能重新建立。炀公到这时已经是第十九世，是应当迁毁神主的祖先，不能建立宗庙，显而易见。建立它的原因，是季氏凭借少子主持鲁国祭祀，擅自专断废立，任意厚赂，足以结交四邻；又以私恩足以收服百姓。他所害怕的，只是神灵发怒，或许降下惩罚。因此向炀公祈祷而为他建立宗庙。圣人把这件事写入经书，使后人考察当时的世道、追寻其中的缘由，那么季氏欺诬神灵的罪行就会显露，礼制也不至于因此彻底混乱，迷惑人的听闻。天产与地产 这是《彖》的文字，是孔子所作。孔子极力阐明天地之道，说乾道发生变化，于是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坤道顺从承受天道，于是万物得以生长。因此，即使是微小的一物，也必须有天地相合，然后才能生成。施予的是天，产生的是地。刘歆《周礼》说：“用天产来成就阴德，用中礼来防护它；用地产来成就阳德，用和乐来防护它。”这是把天地割裂为两个根本，把中和、礼乐看成不同的道路。怎么可以把这种书当作经典，与《易》《诗》《书》《春秋》相比呢？

译《周易》成书 我读包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夫子作《十翼》的文字，然后知道圣人为后世忧患之深。后来的年轻人和晚学之士，抱守一卷已经成书的经文，哪里还知道四位圣人经历千百年、竭尽心思创制它的辛劳？所以我重新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是想用来启发他们。先圣后圣阐明大道，就像太和之气的运行：万物春天生长、秋天肃杀，雷震风行，千变万化，致力于使人明白生生不息的道理。起初并不是缘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由听闻见识而制作它，因此我读到这些时，不禁警醒振奋。唉！圣人也不过是人罢了，他们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必定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诗》《书》《春秋》，后人还常常引用它们来端正内心、裁断事情，到了《易》，这样做的人就很少了。唉，士大夫辜负先圣，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叔孙州仇 通常人的情感，在利害关系没有涉及自己时，既不会互相赞誉，也不会互相诋毁。那叔孙州仇之所以贬低圣人、赞誉子贡，是因为孔子正在执掌政事，他厌恶孔子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而子贡是孔子的门人。一贬一誉，别人本来不会怀疑，他却借此试探诸大夫拥护谁、反对谁，其奸诈如此，而众人却没有认为这是错误。因此他终于毁谤圣人并排挤圣人。陈亢如果不是确实不了解圣人，那也是党附州仇的人。看子贡以自绝来责备州仇，又把这件事当作国中谈资告诉陈亢，就知道州仇的毁誉，正发生在孔子执掌政事、彼此利害相涉的时候，而小人排斥君子的情状也显露出来了。君主面对群臣，以及掌握国命、进用忠贤、察看奸诈的君子，怎么可以忽视这种事情呢？孔子离开鲁国 人的德性、智慧和才术，常常在忧患疾病中保存。阳虎在郓，不狃在费，侯犯在郈，这三人正是三家的忧患。季孙斯几乎丧命，所以发愤振作，依靠思考，遵行礼义，任用孔子。孔子在季孙氏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因此能够毁掉郈城，又毁掉费城。三家刚刚减轻了致命的忧患，叔孙氏就毁谤圣人，仲孙氏就听从处父，季孙氏就接受女乐。可惜这三个人只求苟且安定，不能作长远谋划；拘泥于小利，不懂得大计；习染于人的欲望，不能合乎天理。孔子代理国相事务 司马迁记载，孔子毁掉三都的第二年，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圣人做官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就像天生育万物，各自完成其分限：没有不该做而过分的，也没有该做而不及的。任委吏，账目就一定核算得当；任乘田，牲畜就一定繁殖兴旺；任宰而亲近百姓，就制定养生送死的礼节；任司空而整顿疆域，就疏通沟渠并修治昭公之墓；任司寇而治理奸乱，就诛杀少正卯并毁掉三都。等到成城不能毁掉时，三家的谋划就改变了。因此经文不说三家，直接写“公”，圣人于是见机而起，哪里会有第二年由大司寇代理国相的事情呢？所以一定知道这件事不存在，是因为考察经文，第二年没有更改败坏、兴废之事；筑囿和大规模搜猎断绝，与毁都的意图也不相合。司马迁记载孔子的言行，不能得到真实情况的地方尤其多，那么不知道他凭什么得到“实录”的名声呢？楚子轸去世 楚国因囊瓦而败坏，又被吴国创伤，几乎灭亡。昭王之所以能够复国并且更加富强，都是公子申的谋划。有人向孔子问公子申，孔子说：“就是他吗，就是他吗！”圣人的度量宏大深远，责备人也宽恕，为什么唯独这样对待子西呢？考察楚国的先祖，鬻熊曾做周文王的老师，楚国因此受封。后来熊通越礼僭用王号，圣人贬斥他，把他看作荆蛮。文王、庄王以后，楚国才与中原诸国并驾齐驱，圣人提升它，使它同于诸夏。到了昭王时，中原衰弱，诸侯放纵，大夫骄横，已经没有可以告诫劝说的人；只有昭王能提出宏大的论断，而且都合于道理。假如他身边得到合适的人辅佐，他的发展不可估量。可惜他得到君主的专任、执政日久，却不能辅佐君王，改变楚国风俗，匡正天下，只是昏昧地守着旧规而已。因此仲尼这样责备他。子贡拜见太宰嚭 子贡属于孔门言语科。看他的遗言，义理明白通畅，即使让非常愚笨的人来听，也能清楚知道利害所在，这是圣人所看重的。至于纵横捭阖，不顾义理，一出动就使鲁国保存、齐国混乱、吴国破败、晋国强大、越国称霸，那却是子贡最厌恶的。唉！文王、武王将近圣人，司马迁、太史公尚且相信那些说法，认为他们暗中修养德政而使商朝倾覆，不肯承受大忧患而讨伐纣王，何况圣门弟子呢？我厌恶那些抛弃圣经而以司马迁、太史公的说法为实录的人，因此加以论述，使后学不要受到迷惑。商鞅变法 先王之所以划分田界、实行井田，是因为每亩的数目一经确定，就不能欺诈改移，这是第一点；邑里有险阻坚固的界限，即使有战车，也不能越过，这是第二点；道路有制度，即使有奸邪盗贼，也不能成群放纵，这是第三点。这三种益处，能够断绝土地兼并的开端，止息诉讼争端的根源，阻止寇盗，在奸邪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是用来使天下均平、施行政教、美化风俗、保全国祚长久的大法。秦国一旦废除它，到如今已经一千六百年，弊害日益深重，而战马和兵乱也无法禁止了，怎能不令人叹息呢？孟子驳斥杨朱、墨翟 我读《孟子》，看到他说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后来考察史书，杨朱、墨翟从未被当时的君主任用，当时的君主也没有相信并采用他们的学说。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他们充满天下，而孟子又如此用力地驳斥呢？这似乎只是夸大的空话，对实际没有益处。后人即使相信并诵读这些话，也没有谁能够彻底弄清它的意义。我起初疑惑，中间困惑，最后才慨然长叹。我看出《孟子》所说的旨意深远广大，并不是故意夸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对人为人、对己为己两端罢了。只有圣人能够会通内外之道，得到适时施行的恰当方法，所以既不闭塞，也不泛滥，王道得以施行，百姓得以安宁。舍弃这一点，就会有的在为他人方面过重，不知道树立自己；有的在为自己方面过重，不知道树立他人。自己和他人都失去，天地之道就闭塞，人类也会顿然灭亡。五霸末世，仁义更加不明。有志于修养自己的人，竟想远走高飞、深入山林，不在人世间，如接舆、长沮、桀溺之流就是这样。于是杨朱倡导“为我”的学说，这类人便一齐赞同它。有志于为他人的人，竟只想自我推销、自我献身，一定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如卫鞅、张仪、苏秦之流就是这样。

译于是墨翟倡导兼爱的学说，这类人也一齐赞同它。这就是杨朱、墨翟两家的学说充满天下的原因。然而孟子不驳斥长沮、桀溺，是因为他们没有言辞学说；不驳斥杨朱，是因为杨朱的话接近义。不驳斥张仪、苏秦，是因为他们的作为浅陋；不驳斥墨翟，是因为墨翟的话接近仁。接近仁，却实际上是不仁；接近义，却实际上是不义。不仁不义，就接近禽兽，又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所以孟子防范根本，堵塞源头，那么末流自然会归正。认识到这一点，才知道孟子驳斥杨朱、墨翟，是承继先圣，对王道有大功，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假使齐、梁的君主有一个实行他的学说，哪里会到了人类彼此残杀，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相争之际，死者十分之九才停止的地步呢？《五峰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五峰集》卷五 宋 胡宏 撰 《易外传》屯：大亨通，利于守正。不要有所前往。利于建立诸侯。“屯”是充盈的意思。万物开始产生时，充充盈盈，都有充满、充实、阻塞的意味；等到已经生长，就舒展开来了。刚柔开始交会，艰难也随之产生。震开始在下方交会，坎开始在中间交会，艰难而屯滞，尚未通畅。震是雷，坎是水。阴阳开始交会，就郁结激荡而成为雷，还没有形成雨。震为动，坎为陷，两个卦重叠，就是在险难之中发动。“屯”具有大亨通的道路，应当守正，并且凭借雷雨发动而充满。所以说不要有所前往；一旦前往就不能守正，失去大亨通的道路了。正当天下处在屯难之时，纲纪尚未端正，法度尚未明确，难道仅凭个人力量就能挽救吗？建立诸侯，广泛寻求辅佐，在忧劳勤勉中不懈怠，然后才能挽救。《彖》说：“屯，刚柔开始交会而艰难产生，在险难之中发动，大亨通而守正。雷雨发动，万物充盈；上天创始之初草创昧暗，适宜建立诸侯，却不能安宁。” 秦朝的暴虐已经达到极点却还没有停止，汉朝的安定正在到来却尚未确定。陈涉以平民身份首先起事，提出冒死的计策，不畏惧凶暴的秦朝，在险难之中发动。假如他真能树立为天下除掉残暴贼寇的志向，重新扶立六国后裔，在这时有人坚定自己的心志，为秦国增加敌人来辅助自己，守正而不改变，那么秦国可以灭亡，时局可以治理，天下的屯难也就解除了。从蕲县到陈县并不远，秦兵正强盛，残暴贼寇肆意横行还没有停止，他却仓促称王，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私心，没有中正诚恳的心意，哪里有大亨通的道路？他傲慢对待长者，妻子和父亲都离开他；杀害宾客，故旧也离去；听信诽谤，诸将不再亲附，他失去建立诸侯的义理太严重了。最后死在城父，不能保全性命，不是不幸；“不要有所前往”，难道不确实吗？至于汉高祖，从丰、沛起兵，扶持义军向西，席卷蜀汉；扶持义军向东，诛灭残暴贼寇，他守正坚定的心志可以看出来了。他偶然遇到张良，起用逃亡中的陈平，从行伍中拔擢韩信，从敌国招来英布，收服曾有旧怨的雍齿，因此能够诛灭秦、项，铲除暴虐，与天下重新开始，使四海归于一统，六合成为一家。由此看来，大亨通、守正的利处以及建立诸侯的意义，圣人昭示后世的意旨，全都明白了。初九：徘徊不进，利于安居守正，利于建立诸侯。《象》说：虽然徘徊不进，但志向在于行正道；以尊贵身份屈居卑贱之下，就能大大得到民众。东汉末年，豪杰竞相起兵，具有刚健阳明之德、适宜做君主的，只有昭烈帝。刘备痛惜王室倾颓，愤恨奸臣窃取权命，扶持汉室宗亲，诛除奸邪，匡正天下，这是他的志向。他曾在平原任相，在徐州任牧，归附袁绍，投奔曹操，依靠刘表，却始终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然而他面对祸患，信义反而更加鲜明，一点也没有改变最初的志向。三次到草庐拜访而请得诸葛亮，得到庞统，招来法正，追念刘景升，顾念那些奔赴义举的人，众多士人像水归大海一样景仰追随。以尊贵身份屈居卑贱之下，所

译以大大得到民众。于是终于平定巴蜀，使天下三分，而具备挽救屯难的形势，安居守正、建立诸侯的利益很大。六二：屯难重重，徘徊不进；骑马往来不定，不是来犯的盗寇，而是求婚的人。女子守正，不嫁人，十年以后才出嫁。《象》说：六二的困难，是因为乘凌刚爻；十年以后才出嫁，是恢复常道。六二与九五是正当的相应关系，却被初爻的阳刚所逼迫，不能相从，是因为处于屯难之中。天子，是天下的头；蛮夷，是天下的脚。中原强盛，蛮夷屈服，这是天下的常道。可是汉代时匈奴凶暴强横，与中原抗衡；它作为脚，就像初爻；它的僭越作乱，就像九爻。苏武出使匈奴，匈奴赞叹他的节义，却凌辱折磨他，必定想使他投降。苏武虽然依靠汉武帝这样刚明的君主，但远在蛮夷之地，被他们拘禁束缚，不能投降；请求归汉，也不被允许，所以屯难重重、徘徊不进，进退都不能自主。六为阴，二也为阴，是妻道，也是臣道，是从一而终的道理。苏武守住这一道理，舍弃生命而取义，以死守节，心向中原，与蛮夷断绝义理；虽然身在匈奴，却不为匈奴所用，难道是想在那里求取功名吗？譬如贞洁女子，虽然偶然处在强暴者之间，却不可被侵犯凌辱，终究不会为强暴者生子。假使出使蛮夷而能够顺利归来的事很多，那么匈奴当时强暴，并非真心服从中国，苏武却偏偏出使那里，因此遭遇这样的灾难。十是数目的终极，到了极点之后才发生变化。苏武在那里住了十九年，匈奴势力衰弱，归汉的谋划得以实现，汉武帝于是得以让他回国；此后他的名声在匈奴传扬，功劳在汉室显著，保全气节归来，这就是出嫁、恢复常道的意思。蛮夷服从中原，正是恢复常道。六三：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只能进入山林之中。君子见机，不如舍弃；继续前往就会有遗憾。《象》说：追鹿却没有虞人引导，是因为只顾跟随禽兽；君子舍弃它，继续前往就会陷入困穷。汉室重新建立之初，隗嚣在陇西起兵，凭平庸的才能居于百姓之上，存有偏据称霸的意图。这就是所追逐的鹿。建立国家以得到贤才为根本。像马援、申屠刚、杜林、郭兴这些贤人，都没有得到他的任用而离去，这就是没有虞人引导。他最终只能陷入不义，以至于叛乱灭亡。隗嚣始终没有醒悟，发兵背叛，不懂得见机而动，困在西城，饥饿而死，遗憾困穷到了极点。窦融则不一样。他保有河西时，难道没有专据一方的志向吗？但他听说光武帝在中原奋起，土地最广，兵甲最强，号令最明，于是舍弃五郡的权势，一心归附汉室，最终保全福禄，也可以称为君子。六四：骑马往来不定，寻求婚配；前往则吉，无所不利。《象》说：有所求而前往，是明智的。齐桓公从莒国进入齐国，鲍叔牙确实辅佐了他。后来桓公没有独揽政权，骑马往来不定。管仲是他的交游，才智胜过自己，于是到鲁国求取他，从俘虏中把他救出，推荐给桓公，把政权让给他；这就是寻求婚配，前往则吉。于是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而管仲、鲍叔牙作为齐国的臣子，直到今天还被称颂。可以说是吉祥而无所不利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能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肯于进用别人的长处吗？九五：屯塞自己的恩泽，小事守正则吉，大事守正则凶。《象》说：屯塞自己的恩泽，是因为施惠还没有光大。鲁昭公处在三桓强盛、俸禄权力离开公室的时候，用人则都是季氏的人，用政则都是季氏的政令；君位虽然存在，但威权已经丧失，不能有所作为，想使恩泽流布下民，就很困难了。他的恩泽，就像油脂凝结而不能流动。既然这样，应当怎么办呢？应从小事做起，逐渐使局面端正，使恩泽浸润百姓，使仁心仁闻显著于天下，这样就会吉祥，如唐武宗、唐宪宗那样。鲁昭公不知道这样做，发兵攻打三桓，想在一天之内夺回数代人的权力；恩泽尚未取得信任，百姓没有人帮助他，以致丧失国位，出奔而客死异乡，结果凶险。

译上六：骑马往来不定，哭泣流血，泪水不断。《象》说：哭泣流血、泪水不断，怎么能够长久呢？汉献帝，皇泰主。蒙：亨通。不是我去求蒙昧的儿童，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我。第一次占筮便告知；再三烦渎地占问，就不告知。利于守正。《彖》说：蒙，山下有险，遇险而停止，这就是蒙。蒙之所以亨通，是因为以亨通之道行事而合乎时中。不是我求蒙昧的儿童，而是蒙昧的儿童求我，说明志意相应。第一次占筮便告知，是因为刚爻居中。再三烦渎地占问就不告知，是因为烦渎蒙昧。蒙的作用在于养成正道，这是成就圣人的功业。太甲、成王年幼无知，却居于君位，这就是蒙昧。伊尹、周公凭借刚健阳明的才德，承担顾命托付的重任，成为启发蒙昧的主导者。伊尹、周公并不是有求于太甲、成王；太甲、成王若没有伊尹、周公，就无法保有尊贵的君位，守住宗庙社稷。因此不是我去求蒙昧的儿童，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我。第一次占筮便告知，就像伊尹对待太甲；太甲居丧时，伊尹立即把他放逐到桐宫，使他亲近先王并接受训诫，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开始不决断，等他临朝听政以后，才随着事情的过失逐一指出错误，那就是烦渎蒙昧。周公对待成王，在他幼小无知时，不顺从他的意愿而施行姑息的恩惠，所以左右侍从、内廷仆从，都用正直之人充任，以约束他的行为，使他年幼时就听到正言、看到正行，也不必等到他登上尊位以后才因事逐一教导他。因此太甲、成王虽然没有超人的才能，最终都成为大贤，是因为伊尹、周公能在蒙昧时培养他们的正道，具有成就圣人的功业，这就是蒙卦所以亨通的原因。当天下处在蒙昧闭塞、尚未显露的时候，承担启发蒙昧的责任、背负天下责任的人，如果不坚持正道、自信不疑，就一定会有人乘隙钻空而起。所以圣人又以“利在守正”来告诫人，只有守正，才足以消除奸邪窥伺的心思，激励忠臣贤士进取有为的志向；事情才能成就，祸难也不会发生。初六：启发蒙昧，适宜使用刑罚惩治人，解除他的枷锁；这样做若继续下去，就会有遗憾。《象》说：适宜用刑罚惩治人，是为了端正法度。大舜拥有天下时，先诛杀四凶。孔子掌握鲁国政权时，先诛杀少正卯。唐太宗起兵义举时，先诛杀高德儒。大概当时正处于蒙昧闭塞之中，人们还不知道好恶所在，只有先用刑罚来威慑他们，众人的视听才会震动，百姓才知道应当服从谁。这就是解除他们不知道所从的枷锁。即便如此，也要把刑罚施加给罪恶最重的人，然后才足以端正法度，更新百姓的耳目而施行教化。如果使用不正，甚至滥及众人，就不足以得到民心。百姓如果只是侥幸免罪而没有羞耻心，对于治理安定之道来说，就很可惜了。九二：包容蒙昧，吉祥；接纳妇人，吉祥；儿子能够治理家事。《象传》说：儿子能够治理家事，是因为刚柔相互交接。诸葛孔明执掌蜀国政权，上有刘后主这样懦弱昏暗的君主，下有杨仪、魏延这样不明大体的人，北面有蒙蔽欺骗天下、窃取帝位的魏国，东面有不知天命而自称尊号的吴国，可以说正处在“蒙昧”之世。然而孔明对后主竭尽礼节，听从信任而毫无嫌隙抵触；调和杨仪、魏延，使他们各自发挥才能；与江东交好，却不明斥其称帝之罪；立志北伐，也一定先闭关息民，然后才使用他们。他的志向宏大，器量宽弘，虽然未能达到亨通，却有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吉祥。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把错误的意见像破鞋一样抛弃，把正确的意见视为珠玉；勤勤恳恳地尽力处理下属的事务，没有不明察筹算、遗漏的事情，这就是多次“接纳妇人而吉祥”的意思，哪里会有凶祸降临呢？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九二具有刚健阳刚的才质，六五柔顺的君主与它相应，所以虽处在蒙昧之世仍然吉祥。圣人举此爻来向人说明亲近的道理，所以说“儿子能够治理家事”。六四：困于蒙昧，困难可惜。《象传》说：困于蒙昧而可惜，是因为独自远离了诚实笃实的人。汉元帝初即位时，萧望之以师傅的身份担任端揆之职，是启发蒙昧的主导者。史高与萧望之一同接受先帝遗命，地位在萧望之之上，是亲近大臣。他凭借阴柔庸劣的才质，辅佐昏暗懦弱的君主，又亲近恭显等宦官；对于不居中正之位的人，他反而疏远萧望之，不与他同心辅政。对于先帝托付的心意，难道不是辜负了吗？这也是他自己远离刚健阳明、笃实贤能之人的结果，所以有“困于蒙昧而可惜”的祸患。六五：处在童蒙状态，吉祥。《象传》说：处在童蒙状态而吉祥，是因为顺从而又谦逊。汉昭帝之所以把政事托付给霍光，是因为他年幼而未通晓政事，只是还不熟悉国家事务，并不是天性愚昧蒙昧，而是处在童蒙状态。他虽处在童蒙状态，天性却聪明，因此能够上顺从先帝的意志，下任用霍光这样的贤臣；燕王的谋划没有成功，篡夺弑杀的祸乱也没有发生，所以是吉祥的。上九：打击蒙昧，不利于成为盗寇，利于抵御盗寇。《象传》说：利于抵御盗寇，是因为上下都顺从。大舜征讨有苗，周文王讨伐崇国，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因为对方的昏昧达到了极点，不得已才攻打并除去他们。后世汉高祖诛灭秦朝，项羽、汉宣帝诛讨先零羌之类，属于抵御盗寇。平城之战中马邑的埋伏，唐太宗征伐高丽，属于成为盗寇。抵御盗寇出于不得已，所以天意和人心都顺从他。汉武帝向四方夷狄发动战争，却希望天下人都像卜式那样顺从自己，难道能够办到吗？需卦：内心诚信，光明亨通，守正而吉祥，利于渡过大河。《彖传》说：需，就是等待。危险在前面。刚健而不陷入危险，其道义就不会困顿穷尽。《彖传》又说：“需卦内心诚信，光明亨通，守正而吉祥”，是因为居于上天赋予的正位，守持正中之道。“利于渡过大河”，是说前往就会建立功业。周文王虽然具有不断奋进、刚健有力的德行，既已受天命成为天下人的君主，如果立即想进取而平定天下，那么纣王的才能仍足以有所作为，他的罪恶还没有积满，人心还没有完全离弃他，天命也还没有完全改变，时机还不能用来平定天下。文王迟疑不进，退处为西伯，而纣王在上，危险就在前面。文王以服事殷商来表示忠诚，使上下都相信他；他的诚意感动了残暴的纣王，所以能够把号令施行于诸侯，天下人都受到感化，而纣王也不认为这是嫌忌之事。刚健而不陷入危险，哪里会困顿穷困呢？这就是“内心诚信，光明亨通，守正而吉祥”。如果文王内心没有诚信，就不足以感动商纣，最后必然兵戎相加。文王即使取得天下，也会被视为篡夺，不合乎居于天位而守持中正的意义。只有文王居于天位而中正不过分，所以孔子说：“天下分成三份，周拥有其中两份，却仍然服事殷商，周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按照天道来处置事情，还有什么不能成功？所以说“利于渡过大河”。初九：在郊外等待，利于长久坚持，没有灾祸。《象传》说：在郊外等待，是不冒犯艰难而贸然前进；利于长久坚持而没有灾祸，是没有失去常道。

译人年幼时学习，成年后实行。古代的君子，如伊尹耕种于有莘，傅说在傅岩筑墙，吕望在渭水边垂钓，都是在郊野空旷遥远的地方等待时机，不冒犯世间的祸患而求取进用。他们耕种、筑墙、垂钓，只是遵循平常的行为，并没有惊世骇俗、异于众人的举动，所以没有灾祸。九二：在沙地等待，虽有小的言语非难，最终吉祥。《象传》说：在沙地等待，是因为心中宽裕。虽然有小的言语非难，最终仍以吉祥告终。孔子、孟轲持守规矩准绳，周游诸侯，见到可以施展道义的机会才前进，这就是在沙地等待。他们接近现实社会，确实艰难。然而孔子、孟子的志向在于天下，后世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不把小恩小惠当作仁，不把孤高自守当作义。有时因细小的罪过而离去，有时住满三夜才离开。白天讲明大道，德行广大，胸襟非常宏大；虽有小的祸患，如被困于陈、蔡，被匡人包围，景子说他不敬，尹士说他是在向孔孟求取恩泽，这有什么妨害呢？所以当时的诸侯敬重他们，万世之后仍然尊崇仰慕他们。所谓最终以吉祥告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九三：在泥中等待，招致盗寇到来。《象传》说：在泥中等待，灾祸在外；是自己招来盗寇的，只要敬慎就不会失败。范滂、李膺的声名冠绝天下，激浊扬清，进身必定遵循正道，这就是在泥中等待。然而当时世道正多偏邪，灾祸在外。他们气势刚强，志向锐利，行为果决，无所顾忌，显露锋芒，想凭力量铲除奸邪。奸邪之人害怕忌恨他们，就会设法中伤他们。党人的禁锢，难道不是有原因才发生的吗？都是自己招来的。如果像陈寔那样敬慎，即使中常侍张让的父亲下葬，也前往吊唁，这是极其敬慎。后来党人被诛杀，因陈寔而得以免祸的名士很多。假使范滂、李膺也能这样敬慎，哪里会有被诛杀的失败呢？六四：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象传》说：在血泊中等待，是顺从而听命。汉桓帝诛杀梁冀、拔出黄琼的头颅之后，居于天子之位，天下人都期待政治出现新的变化。黄琼上奏请求诛杀十多个州郡的贪污者，海内一致称赞他。当时小人充斥朝廷，正直之士处在其中，必然会被佞幸之人中伤，这就是在血泊中等待。黄琼的心意，难道只是诛杀州郡贪污者吗？肃清朝廷官员，才是他的志向，只是暂且忍耐而已。等到宠幸之人更加横暴，黄琼估量自己无力制止，于是上疏极力进言，称病不起，不敢安居其位，这就是从洞穴中出来。黄琼虽然进言，但只要有一句不被采纳，就不敢据守职位而离去。他竭力进言而不停止，是要同宠幸之人争斗。顺应时势和君命，放弃职位而离去，虽然自己的志向被阻塞、无法施行，受到小人的侮辱，却没有凶祸降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九五：在酒食之间等待，守正而吉祥。《象传》说：在酒食之间等待而守正得吉，是因为处于中正之位。周文王处在纣王时代，居有上天赋予的德位，却退而自称西伯，天下人归附他，实际上已经在行使天子的职责了。他处于中正之位，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饮食宴乐，等待天命，所等待的事情必定实现，可以说是吉祥。所以孔子说：“没有忧虑的人，大概只有周文王吧？” 讼卦：内心有诚信却受到阻塞，能够守持中道，吉祥；把争讼坚持到底，最终凶险；利于谒见大人，不利于渡过大河。韩冯翊的言论，萧何、赵广汉的争讼，都内心没有诚信实意，不知畏惧警惕，犯错而失去中道，所以把事情坚持到底，最终都陷入凶险。左雄、周举处于中道而得吉；王浑、王濬则利于谒见大人。初六：不要长久纠缠所争之事，虽有小的言语非难，中道而吉。《象传》说：不要长久纠缠所争之事，是因为争讼不可持续；虽然有小的言语非难，但事情的曲直已经辨明。郑兴、桓谭。九二：不能胜过争讼，回去逃避；邑中三百户，没有灾祸。《象传》说：不能胜过争讼，回去逃避，就是逃窜；以下位向上位争讼，祸患到来，是自己招来的。杨恽。六三：享用祖先留下的德业，守正而有危险，最终吉祥；有时跟随君王办事，却没有成就。《象传》说：享用祖先留下的德业，跟随上位者就吉祥。郭子仪、鱼朝恩。九四：不能胜过争讼，回头复归于天命，改变心意而安守正道，吉祥。《象传》说：回头复归于天命，改变心意而安守正道，就是没有失误。杜淹。九五：争讼，根本上吉祥。《象传》说：争讼而根本上吉祥，是因为处于中正之位。曹腾、梁商、贺若弼、韩擒虎、贾复、寇恂，都是调和事端、侍奉天子的人。上九：有时因争讼而被赐予鞶带，但一个早晨之内就三次被剥夺。《象传》说：因为争讼而得到服饰，也不值得敬重。主父偃、来俊臣这一类人。师卦：守正而任用长者，吉祥，没有灾祸。《彖传》说：师，就是众人；贞，就是正。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可以成就王业。刚健居中而得到应和，行于险地而能顺利；凭借这种方式整治天下，百姓就会跟从，既然吉祥，又有什么灾祸呢？周武王有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纣王率领七十万军队，在牧野交战。武王击鼓进军，太公望统率军队，正像鹰在空中飞扬。纣军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后面的士兵败逃。原因是什么？纣王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天下，所以众人没有谁愿意为他效力。武王征伐他，并不是为了使天下富足，而只是为了端正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两〕 初六：军队出动要依据军纪，军纪不好，凶险。《象传》说：军队出动要依据军纪，失去军纪就凶险。刘虞是具有吉德的君主，士人和百姓都拥护他；公孙瓒是残暴狡黠的将领，士人和百姓都不拥护他。然而刘虞率领十万军队，声讨公孙瓒，却一败之后不能振作，是因为没有军纪。不依据军纪，即使本意良善，也会凶险。九二：处在军队中部，吉祥，没有灾祸。君王多次赐予命令。《象传》说：处在军队中部而吉祥，是承受上天的恩宠；君王多次赐予命令，是因为怀抱安抚万国的心意。赵国将领李牧起初镇守雁门关，赵王听信谗言而罢免了他。后来边境不安，又命李牧统兵，李牧请求实行原来的主张，赵王答应了。李牧于是接受任命；军队的进退、行动的利害、功罪的赏罚，都由李牧专断，赵王不能干预。所以他一战就击破三个国家，边境清静。他不用时便听命退下，被任用时便专断行事，这是得中道，因此吉祥而没有灾祸。后来李牧抵御秦军，赵王罢免他而他不接受命令，就是倚仗专断而失去了做臣子的道理，被杀也是应该的。所以《象传》把“承受上天的恩宠”解释为居中而吉。吴、楚反叛，汉景帝命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讨伐。亚夫对景帝说：“楚人轻捷剽悍，难以同他们正面争锋，希望把梁国交给他们攻打，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可以制服他们。”于是吴军猛攻梁国，梁王向景帝求救，景帝命亚夫救援。亚夫坚持原先的谋划，不奉诏令，坚守营垒不出兵，却派轻兵断绝吴、楚的粮道。吴、楚军队被困在梁地，饥饿而死，或叛逃离散，于是被击破消灭。正因为他把梁国的安危看得很重而自行承担责任，专断才取得了这样的功劳，吉祥而没有灾祸。虽然如此，臣下对天下有大功以后，保全自身而退下，不争做天下人的先导，也是可以的。

译周亚夫是绛侯的儿子，又建立了大功，后来担任辅相，守持正道而行，抗守义理而不屈，他居于正位是很好的。然而最终招致死亡之祸，是因为不懂得消长盈虚，不能随着时势一同前进。唐宪宗讨伐淮西时，已经任命裴度以御史身份前往视察军队，又任命他为宰相，使他掌管有功无功者的赏罚；又命他前往整顿并完成战事。皇帝对他信任深厚，任用坚定，恩宠礼遇有加而没有懈怠。因此能够平定逃寇和宿贼，威势震动各藩镇，符合“君王多次赐予命令、怀抱安抚万国”之义，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六三：军队有时用车载着尸体回来，凶险。《象传》说：军队有时用车载着尸体回来，是大为无功。用兵的道理，必须由才德、谋虑足以使人心服的长者主持，才能取得成功。比如燕国的乐毅是长者，却用骑劫代替他；赵国的廉颇是长者，却用赵括代替他；李牧是长者，却用颜聚代替他。这就是让普通人承担长者的职责，除了失败灭亡还能有什么结果？六的才德属于普通人，而三的位置却是统率军队的主位。所以圣人说明“用车载尸、没有功劳”的道理。六四：军队退驻左方，没有灾祸。《象传》说：退驻左方而没有灾祸，是没有失去常道。齐桓公讨伐楚国，退兵驻扎在召陵；赵充国讨伐先零，坚守不战；汉高祖讨伐项羽，放弃荥阳、成皋而趋向宛、叶；朱儁讨伐韩忠，解除包围后再次交战。这些都是退驻左方。退驻左方，不是凭意气，而一定有道义；不是凭力量，而一定有谋略。聚集众人，交给他们杀人的武器，难道是愿意这样做吗？能够用谋略和道义来行动，或许才可以取胜。这是兵家的常道，所以没有灾祸。六五：田野中有禽兽，利于发布讨伐的言辞，没有灾祸。由长子统率军队，弟子却用车载尸，守正也凶险。《象传》说：由长子统率军队，是按照中道行事；由弟子用车载尸，是任用不当。夷狄居住在边塞荒芜的土地上，盗贼收敛邪心而归从教化、不伤害良善，这是适宜的。夷狄如果侵犯中原，盗贼如果侵害天下，就是禽兽进入田野而侵犯庄稼，应当申明他们的罪过并讨伐他们。像大禹征讨有苗、商汤和周武王征讨桀纣、汉高祖讨伐项羽，都是申明罪过而加以讨伐，所以蛮夷全都归服，天下响应，所得利益很大。因此没有灾祸。然而任用将领的道理，必须让名望、德行、才干、品行足以率领众人的人担任。九二刚健阳刚，三才处在下位，是军队的主帅，就是长子。如果不任用长子，却让弟子、众人和庸才夹杂其间，没有不失败的。即使郭子仪、李光弼尚且有相州之败，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吕防不肯与孙皓共同担任大都督，说：“从前周瑜、程普一同统兵，几乎败坏国事。” 比卦：吉祥。反复占筮，根本上长久守正，没有灾祸；不安定时，正要前来归附。迟来的人，凶险。《彖传》说：比，是吉祥；比，就是辅佐；下位者顺从。反复占筮，根本上长久守正而没有灾祸，是因为刚健居中。不安定时，正要前来归附，是上下相互呼应。迟来的人凶险，是因为道路已经穷尽。张良用兵法向别人游说，别人都不能理解；等到向汉高祖游说，汉高祖却常常采用他的谋划。张良说：“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的人，所以我终于跟随他，没有离开反复占筮所选择的正道。”他跟随沛公，是为了报仇、暴击秦朝，并救济世人、安定百姓，不是为了制造叛乱。这是仁人的心意，是可以长久的道路，是天下的正理，符合“根本上长久守正”的意义，所以没有灾祸。像沛公约法三章以收服秦地百姓、马援选择君主、窦融归附光武、郭嘉离开袁绍，都属于反复选择之后的归附。他们彼此亲近，无不是因为有善谋、行常道、守正理。所以邴原告诉曹操：“我能够容身于明公之下，明公能够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能守持训典而不改变。”不是刚健居中之人，不能这样。否则只凭利益相互勾结，如赵高与秦二世的君臣关系，以及窦婴、灌夫那样的朋友关系，没有谁能够没有灾祸。天下未定、国家未立、自身未安时，本来就应当急切地寻求这种辅佐关系。楚汉相争时，君臣关系尚未确定，百姓还不知道归附谁，贤能之士也没有全部被任用；韩信、彭越、英布这些人，不能趁此时举荐贤才、抚恤百姓，求得上下的帮助，以控制山河、保全自己的大功。等到楚国已经灭亡，天下归于汉朝，他们才带着军队反叛，自己招来灭亡，这就是迟来归附者的凶险。何况隗嚣这类人，才能还比不上韩信等几人，却在纷乱之际坐谈周文王和中原，等到形势大致平定才开始起兵图谋大事，难道不是更可笑吗？六二：从内部亲近他，守正而吉祥。《象传》说：从内部亲近他，是没有使自己失去正道。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成汤三次聘请他，之后他才出仕。诸葛孔明亲自在南阳耕作，刘先主三次拜访他，之后他才出山。聘请在对方，起身在自己；拜访在对方，出见在自己。他们尊重德行、喜爱道义的心意，表现在礼貌之间，然后才去归附，所以足以共同有所作为。否则，就会把自身交付给别人，即使有规矩准绳，又怎么能被采用？反而会被有权势的人轻视，怎么能吉祥呢？六三：亲近了不正派的人。《象传》说：亲近不正派的人，不也是可悲的吗？比如齐王建，他所有的群臣和宾客反而都被秦国利用，最终误了齐王建，使他死在松柏之间，不也是可悲的吗？小畜卦，亨通。初九：沿着自己的道路返回，这有什么灾祸？吉祥。《象传》说：沿着自己的道路返回，其道义是吉祥的。郭子仪虽然被鱼朝恩忌恨，但早晨接到命令，晚上就引路前往，信守命令而行动，就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返回。因此奸邪之人没有谁能害他，最终吉祥。如果李光弼因为防范奸邪的离间，便拥兵不朝，就不能返回正道。六四：内心有诚信，血光退去，警惕中脱身，没有灾祸。《象传》说：内心有诚信而能从警惕中脱身，是因为与上位者的心志相合。汉明帝性情明察而刚急，审理楚王英的案件时，无辜的人被牵连逮捕，数也数不清；群臣迎合皇帝，没有人敢根据实情宽恕他们，只有侍御史寒朗为他们的冤屈悲伤，冒着死罪为无辜者说了一句话。他的话出于忠诚恻隐，这就是内心有诚信。他的实情既恳切，言辞既明达，道理既清楚，所以皇帝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死罪得到赦免，恐惧也消失了。端正君心，拯救无辜，哪里有灾祸呢？

译九五：内心有诚信，紧密相连；把财富分给邻近的人。《象传》说：内心有诚信而紧密相连，是不独自享有财富。舜接受尧的命令，拥有天下以后，尧朝的旧臣如共工、驩兠、伯鲧，辅佐尧治理天下，长期掌握权力。舜只是江海之间烧陶捕鱼的人，虽然奉尧命令居于他们之上，但他们心中未尝不想专擅权命，使舜不能在天下有所作为。然而舜以天德居天位，他内心有诚信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必将把上天赋予的职责分给天下的圣贤共同治理，把上天赋予的俸禄分给天下的圣贤共同享用，把上天赋予的职位交给天下的圣贤共同守护，哪里是奸邪之臣所能阻止的呢？因此九官被任命以后，不仁的人就远去了。这就是紧密相连、把财富分给邻人的意思。上九：雨已经下过，事情已经安定，崇尚德行；承载妇人，守正而有危险；月亮将近满月，君子出征凶险。《象传》说：雨已经下过，事情已经安定，是德行积累而丰厚；君子出征凶险，是因为有所疑虑。东汉宦官势力兴盛，始于汉孝和帝永元年间郑众开始参与听闻政事。宦官出入宫禁，以奉承为职事；亲近他们就容易获得亲信，顺从侍奉就容易得到信任。后来他们获得皇帝宠幸，逐日侵夺朝廷权力。到永兴年间，中官近习之人手握王爵，口含天子法令，政令全都从他们那里发出。可是贤者还偶尔能够被任用，宦官的势力虽已扩张却还没有完全形成。到了延熹末年，党人被驱逐禁锢，贤能智慧之士全都不能进用，于是宦官势力形成。这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因为他们以亲近顺从足以迷惑媚悦君主，而桓帝、灵帝的君心与他们相同，性情也与他们相合，这就是“雨已下、事情已安定”。赵忠、张让这类人哪里知道自己不对，势力日益加重，最终受到诛杀，本来就是应当的，这就是“承载妇人而守正有危险”。然而宦官竖子执掌国柄，政令由自己发出，侵逼君主，月亮已经接近满月。陈蕃、窦武凭微小的力量，不再顾虑，公开说要诛杀他们，想在一天之内夺走一百多年凭借积累形成的权力，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孔子说：“有所疑虑时就应当戒惧，当时的君子必须知道疑虑，慢慢思考制服他们的方法，这样就不会陷入凶险。” 踩着老虎尾巴，老虎却不咬人，亨通。《彖传》说：履卦是以柔顺践履刚强，以喜悦之心应合乾刚，所以踩着老虎尾巴而不被咬，能够亨通。刚健而居中正之位，践履帝位却没有愧疚，德行光明。袁涣回答吕布，严颜回答张飞，薛包侍奉父母，谢安对待桓温，所处置的情势极其顺当，所说的话极其恰当，都是以柔顺应对刚强，以喜悦之心相应，所以虽处在强悍暴戾的境地，最终没有受到伤害。纣王极其强暴，而周文王以美善柔顺、端庄恭敬的态度侍奉他，所以能够免于羑里之难。凭西伯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就取得了中正之道，践履帝位而没有愧疚，他的德行光大而照耀天下后世。他的亨通是可以知道的。初九：朴素地践履正道，安处本分，没有灾祸。《象传》说：朴素地践履正道而安处本分，是独自实行自己的愿望。张良以平民身份起身，成为帝王的老师；等到功业成就、天下安定，便跟随赤松子游历。杨秉以儒生身份起身，成为三公，曾说：“我有三件不受迷惑的事：酒、女色、财货。”这是安守卑下朴素的本分，前往实行自己的志愿。所以尊贵权势不能动摇他的心，利益俸禄不能扰乱他的操守。这样行事，哪里会有灾祸呢？九二：践履平坦的大道，幽居自守的人守正而吉祥。《象传》说：幽居自守的人守正而吉祥，是内心没有自乱。黄宪胸襟广大，如同千顷波涛，澄清它也不显得清澈，搅浑它也不显得浑浊，并没有惊动众人、危险奇异的行为。他起初被举为孝廉，后来又被公府征召，朋友劝他出仕，黄宪也没有拒绝。走到京师，最终却没有接受官职。如果他内心因利益欲望而自乱，哪里能这样从容地应对呢？六三：眼睛虽瞎还能看，腿脚虽跛还能走；踩着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险。武人要成为大君。《象传》说：眼睛虽瞎还能看，是不足以明察；腿脚虽跛还能走，是不足以有所行动；老虎咬人的凶险，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当；武人要成为大君，是因为志向刚强。吕布刚强果决，却不能持久；智慧低下而才能浅小，虽然统率军队成为将领，本来不足以平定乱世。然而他因董卓悖逆而杀掉董卓，因袁绍背叛而与袁绍断绝，这就是眼瞎还能看、腿跛还能走。他的见识不能穷尽事理，行为不能完全合乎义理，也只是被形势逼迫，因而取得功劳。假使吕布统率别人，遵守约束而行动，未必不能成为名将，如尉迟敬德一类，保全上天所赐的俸禄。只是他凭刚决勇猛而居于众人之上，独自控制一方，所以急躁轻率、妄自行事，谋划不合礼义，行动不合时机，踩着老虎尾巴、踏入危险，最终被曹操擒获，遭到老虎咬人的凶祸。九四：踩着老虎尾巴，战战兢兢，最终吉祥。《象传》说：战战兢兢而最终吉祥，是因为志向得以实行。东汉初年，窦融保据河西，独自拥有一方权势。后来归顺光武帝，被任命为大司空。他处在接近君主的地位，而光武帝刚强明断，是以法术控制臣下的君主。窦融曾经独断专制，所以光武帝心中有所忌惮；他原先居于外地，入朝成为大官，旧日功臣心中又不平，这就是踩着老虎尾巴。然而窦融谦恭谨慎，有儿子希望他恭谨守道，不愿显露才能。他的畏惧谨慎可想而知，“战战兢兢”就是畏惧。窦融能够这样，不以宠幸利益自居功成，这是志向得以实行，所以最终吉祥。九五：果断地践履正道，守正而有危险。《象传》说：果断地践履正道而守正有危险，是因为所处的位置正当。“夬”就是刚健果断。尧、舜这样的圣人，尚且说自己敬慎、明察、文采、思虑周全，诚实恭敬而能够谦让。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仲虺告诫商汤说：“接受劝谏而不违拗，顺从先民的道理。”《诗经》称赞周文王说：“小心翼翼。”从容宽缓、尽量听取下属意见，是圣人的仪态。能够这样，就能践履帝位而没有愧疚。如果自以为所处地位正当，任凭自己刚强果断，不再畏惧，那么德行不能日日更新，前进一天反而退步一天，就不如起初了，这是危险的道路。所以说“守正而有危险”。上九：考察自己践履正道的情况，检验吉祥征兆，能够回转归正就大吉祥。《象传》说：大吉祥在上位，是有很大的福庆。曾子病重临终，病中对弟子说：“打开被子让我看看脚，打开被子让我看看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着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损伤了，小子们！人有一点善行、一项功劳、一句话、做成一件事，便欣喜自满，而不能善始善终的人很多。哪里知道君子要以天下和后世为标准考察消长，直到终身结束才停止呢？曾子让人看他的手脚，可以说是考察自己践履正道并检验吉祥征兆。他一定是守正而死，可以说是能够回转归正而大吉祥。

译贲卦初九：装饰脚趾，舍弃车乘而步行。《象传》说：舍弃车乘而步行，是因为道义上不应乘车。季氏派闵子骞担任费邑宰，闵子骞说：“好好替我推辞。如果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已经在汶水以北了。”王烈寄居辽东，公孙度想任用他为官，王烈便以经商来玷污自己的名声，于是得以免除任用。六二：装饰胡须。《象传》说：装饰胡须，是随着上位者一起兴起。六二属于文明之位，是贲卦中负责装饰本质的阴柔之爻，只能随着本质的善恶来加以文饰，所以不能改变本质。如叔孙通制定礼仪，只是根据汉高祖能够实行的内容来制定而已。九三：文饰鲜明而润泽，长久守正则吉祥。《象传》说：长久守正的吉祥，最终没有人能够凌辱他。九三处在文明的极点，阳爻奇数、阴爻偶数，阳爻居于其中，阴阳交合，情感与文饰都喜悦，这是文饰盛大的状态。如舜得到十六位辅相，文王得到四位朋友，汉高祖得到三位杰出人才，光武帝得到二十八位将领，唐太宗得到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君臣相互辅佐，光辉遍及天下，后世恩泽又施加于百姓，这就是文饰鲜明而润泽。当世道混乱时，英雄相互争逐，君主选择臣下，臣下选择君主，并没有预先确定的名分，都是因为情感相合、气意相通而相互跟从。如果不能长久守持坚贞，又接着产生猜疑阻隔，那么君臣必然不能互相保全，没有谁能够长久。怎么能吉祥呢？像陈灵公杀泄冶、赵迁杀李牧、袁绍杀田丰，就是如此，最终都会受到别人的凌辱。六五：在丘陵园圃中加以文饰，捆扎的帛束很少，虽有困难，最终吉祥。《象传》说：六五的吉祥，是有喜庆。德宗时期的陆贽。剥卦初六：剥蚀床脚，损害正道，凶险。《象传》说：剥蚀床脚，是从下层开始毁灭。汉和帝因为郑众诛杀窦宪，郑众有功，于是让宦官参与听闻政事。宦官擅权、侵害正人，从这里开始。小人得志，君子之道消亡，凶险必然到来。六二：剥蚀床板，损害正道，凶险。《象传》说：剥蚀床板，是还没有人与之相助。天子是天下的根本，是百姓和神灵的主人。他取得帝位，在上接受天命，在下接受君父的传授，并由大臣辅佐。桓帝被李润、江京等人废黜，来历以死力争，就是这种情况。同谋的人都看到危险便停下来，只有来历孤立无援，桓帝于是被废。后来桓帝虽在孙程等人的支持下复位，但进退人才、改革政事，都掌握在天子手中，情况还不算严重；然而把持朝政、与大臣结成一体的势力已经形成。如果大臣能够任用贤人，并让同类贤才一同进用，事情还可以挽救。六三：剥蚀而没有灾祸。《象传》说：剥蚀而没有灾祸，是失去了上下两方的依附。剥，是阴爻剥蚀阳爻。六三处在刚位，与阳爻相应，是以阴从阳。过去东汉的吕强身处宦官之中，独自怀有爱护君子、忧虑宗庙社稷的心，即使自身被杀，仍留下美名，没有灾祸。语出《南【证黄祖舜继道沈大廉元简之说】》。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便可以说是孝了。” 黄氏说：“父兄还在，怎么能一听到什么就立即实行呢？观察一个人的志向就可以了。父亲去世以后，如果他的志向可以施行，就只观察他的行为怎样罢了。君子不忍心伤害自己的亲人，三年之内，孝子唯恐赶不上父亲所实行的道；至于其中有的恰当、有的不恰当，将来还来不及议论，怎么忍心改变它呢？” 沈氏说：“从前我居处为先君服丧，在悲哀困苦之中得到这段话，深深觉得它合乎人情。” 评论说：看他说的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做儿子的人。这样的说法极其正确。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先王的道，正是以此为美。无论大事小事都依循它，但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只知道追求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不行的。” 黄氏说：“事情无论大小，都专一以敬为本而没有和谐，过失就在于过分严厉；只知道和谐而没有礼来节制，过失就在于没有分别。这两种情况各自偏重，用先王之道来概括，它们同样都行不通。” 沈氏说：“礼固然以和谐为可贵，但大事小事都依循和谐，就过于和谐了。不用礼来节制，就不能实行。‘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不能实行’，这是对上文意思的申说。” 评论说：“‘大事小事都依循它’，是说事情无论大小，都以和谐为可贵。而所谓‘也有行不通的地方’，是说只知道追求和谐而追求和谐，却不用礼来节制。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如果不以礼来节制，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所以也不能实行。沈氏说这是申说上文，正确。”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怎样对待礼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怎样对待乐呢？” 黄氏说：“孔子那个时代，礼乐已经废坏，却由没有仁德的人来使用。这句话大概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说的。像季氏祭祀泰山、使用八佾舞，懂得礼乐的人会这样做吗？” 沈氏说：“没有仁德的人，私心妄意横生，哪里还会真正有礼乐呢？” 评论说：“没有仁德的人所做的事七颠八倒，即使使用礼乐，跳八佾舞，演奏雍乐撤祭，也不是真正的礼乐。所以说‘怎样对待礼乐呢’。” 孔子说：“禘祭，从灌地降神以后，我就不想观看了。”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禘祭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说着指了指自己的手掌。祭祀祖先时要像祖先真的在场，祭祀神灵时要像神灵真的在场。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 黄氏说：鲁国把僖公升到不应有的位置，扰乱了昭穆次序。灌地降神以后，正是神灵降临的时候，所以孔子不愿观看。有人不明白，追问其中的道理。孔子为了替鲁国隐讳，便假托说不知道，并指着自己的手掌。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明白上下尊卑的分别，治理天下就没有难处。祭祀以诚意为主，如今顺从违逆的祭祀次序，丧失昭穆之义，与诚意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祭祀和不祭祀就相同了。这就是孔子不参加的原因，正如我与“防”字的“与”同义。沈氏说：“关于逆祀的解释极好。指着手掌说的话，到这里已经断开了。下文把后面的内容按同类记录，不必把它们强行连同起来。‘与’字作另一种解释，恐怕不妥。”评论说：“逆祀的解释固然很好，但恐怕孔子的意思不只是说这一点。鲁国的郊祭、禘祭，是逆祀中最严重的。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这些情状都表现在礼乐之中，不能混乱。禘礼、祫礼的礼乐不同，所祭祀的鬼神也不同，怎么可以混乱呢？‘祭祀时要像神灵在场’与上文连起来说，也通顺。‘我不参加，便如同没有祭祀’，恐怕是按同类内容记录，所以题有‘子曰’二字。把‘与’字作另一种解释，确实不妥。” 孔子说：“射箭不以射穿箭靶的皮革为主要标准，因为人的力量有强弱不同，这是古代的道理。”

译黄氏说：“古代射箭有五种善处，不只是看能否射穿箭靶的皮革，还兼取礼仪、音乐、仪容和节度。古代对于使用力量的事情，分作两等，是希望它能够成为法则。后世只把射中皮革当作优胜，不分强弱，把所有人列在同一等级，所以孔子说这是古代的道理，用来说明今天不是这样。” 沈氏说：“我曾见赵岐有这样的说法，并且认为他说得对，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改易的了。”评论说：“两位的说法极其正确。” 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够正确地喜爱人，也能够正确地厌恶人。”孔子又说：“假如立志于仁，就没有可厌恶的人。”黄氏说：“仁，就是人的本心。私意没有萌发于心，所以能够以天下公心来决定喜恶。‘假如立志于仁’，就是心中有意向于仁。即使还没有表现在行为上，在一念之间也已经趋向善了。” 沈氏说：“弟子记录事情的方式就是这样。上文说仁者能够喜爱和厌恶人，但说到能够厌恶人时，有人也许会怀疑。于是又说明仁者的心，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厌恶的。’” 评论说：仁者的心就像镜子，美丽的人来到，镜中便显出美丽；丑陋的人来到，镜中便显出丑陋。它显出美丽时，怎么能不说是美丽？它显出丑陋时，怎么能不说是丑陋？虽然这样喜爱、厌恶，我的心最初并没有被撼动。如果担心有人因“厌恶人”而疑惑，又说明仁者的心说本来没有所厌恶的，那么在应当作出喜恶判断时，心中原来还没有清楚明白，怎么能算仁呢？“假如立志于仁，就没有可厌恶的。”其中“恶”字有人读作入声，解释为“心有意于仁”；这样立说，恐怕既不懂得心，也不懂得仁。孔子说：“人的过错，各自表现在其所属的类型上。观察他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心。” 黄氏说：“与仁者一同建立功业，还不能知道他的仁；与仁者一同犯过错，然后才能知道他的仁。因为功业是人们乐于趋赴的，过错则是人们求得苟且免除的，这时才知道君子的存心非常厚重，即使有过错，也不妨碍他成为仁者。像周公厚待他的兄长，孔子厚待他的君主，都不因对方有过错而嫌弃，他们的仁心就可以知道了。” 沈氏说：“伊尹、周公所做的都属于过错，却正是因此成为仁者。” 评论说：“我曾听先君子说：‘党，是偏向过重。有所偏重，就会过分而不能合乎中道。有的人聪敏而过于明察，有的人刚强勇敢而过于暴烈，有的人畏惧谨慎而过于畏缩，有的人慈爱而过于宽纵。人如果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深深自我检察，就会有所觉悟。’我私下认为，伊尹、周公不能用‘过错’来称说。”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曾子说：“是。”孔子出去后，门人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就是忠和恕罢了。” 黄氏说：孔子垂示后世、建立教化，学者都尊奉他。有人只得到他某一方面的道理，有人只听到他的一句话；有人称赞他博学，有人称誉他多才多艺，但都不能全面观察并深入体察他。至于圣人的道，听到便能领会，是用心来传承的；默默体认便能明白，是用心来觉悟的。何况圣人在天下间随事应变，即使千变万化，也从来没有穷尽，而最终都归于一心，那么天地的完整本性、万人的根本道体，全都在他的分内了。这就是所谓“一以贯之”。曾子早年游学于圣人门下，内省自身，以简约持守，所以孔子不等他发问便告诉他，曾子接受后也不再疑惑，可以说是彼此心领神会，所得已经超出语言和意旨之外了。等到他回答门人的问题，用“忠恕”告诉他们，也是因为忠恕距离道不远，以此告诫他们要从内心求取，并切实实行。忠作为内心，没有丝毫私意，就是不自欺，也不欺骗人。恕作为内心，没有物我之间的隔膜，对待别人也像对待自己一样。忠恕从我心中产生，那么彼此之分便不成立，还有什么界限呢？将尽自己的本性，进而尽万物的本性，达到与天地并立的境界，对于一贯之道的妙处，全都积聚在这里了。曾子达到这个境界，大概已经不容再用语言说明；但门人发问，他不得已才回答，于是形容孔子的道，若不是“忠恕”二字就无法说明。假使门人能够领会曾子的话，那么“一”的名称也就不必成立了。这种道，曾子从圣人那里传承下来，门人又从曾子那里接受下来，也不能用浅深来加以评判。沈氏说：“这个评论也和我的浅见相同。曾子用来告诫门人的话，另有一层转折的意思。” 评论说：只有仁者才能把天下的道理贯通为一，所以想知道“一贯”之道，必须先求仁；想求仁，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心。忠恕，是天地之心；人以忠为主、实行恕道，就是求仁的方法。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也施加给别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以忠为主、实行恕道的实际。黄氏的话不能说不高妙，但语言和意思支离破碎，恐怕会使学者迷惑。圣人垂示后世、建立教化，这一点是对的；但黄氏把垂世立教同道分成两条路，这是他的第一处支离。圣人所传的是心，所觉悟的是心，彼此相契的也是心；现在却说传承靠语言、觉悟靠内心、相契也靠内心，这就把人和心分成两件事，把心和道也分成两件事了，这是第二处支离。忠恕就是道，而子思说它“距离道不远”，我曾听侯氏师圣先生说：“按照学者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不施加给别人，所以说它距离道不远。”并不是说忠恕本身就是“距离道不远”。如今黄氏似乎把忠恕说成了“距离道不远”，这是第三处支离。人的心忠便是忠，恕便是恕；如今说忠是某种心、恕是某种心，似乎认为忠恕之外又各自另有一个心；又说忠恕从我心中产生，于是彼我便不成立。人能够以忠恕推己及人，轻重先后都不失其宜，就是仁达到了极点、义尽到了极处。若说彼我都不存在，那就没有根本了。墨子主张兼有二本，孟子已经加以驳斥，何况竟然没有根本呢？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我对宰予还能责备什么呢？” 黄氏说：“《礼记》说：‘白天住在内室，问候他的疾病是可以的。’君子没有疾病，不会居住在内室。如今宰予喜欢待在内室而贪图安逸，已经没有可以造就的资质了，还能施加什么教导呢？所以孔子严厉责备他。” 沈氏说：“说宰予喜欢待在内室，我私下认为不对。宰予本来不至于这样，圣人也不会把人看成这种地步。只是他白天睡眠过多，昏沉懒惰，没有进取之意，所以孔子严厉责备他。” 评论说：宰予只是昏沉懒惰，没有进取之意，所以孔子严厉责备他。我曾听表兄范伯达也这样说。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相处久了仍然敬重对方。” 黄氏说：“晏子辅佐齐景公，掌握齐国政权。孔子长期在齐国，却不能被任用，晏子只是以交际礼节恭敬他，并不是王公尊重贤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保持良好的交往，可见他能保全友谊，是因为看到了孔子的忠恕。” 沈氏说：“这恐怕只是没有抹杀事实，并不是有意这样说。”

译评论说：沈氏的说法非常正确。季文子每件事都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思考两次也就可以了。” 黄氏说：凡事的正确与错误、利害得失，不过是两个方面；超过这个限度再思考，就会迷惑。看他出使晋国时，他的考虑是恰当的。至于寻求遭逢丧事时所应遵行的礼来实行，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沈氏说：乡人林德惠曾说：“当时人称赞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认为不对，说：‘如果能够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何必要求他思考三次呢？’像三家那样强大，季文子大概还没有思考到这一层。” 评论说：德惠的话很好，黄氏上半段的话也很好。孔子对仲弓说：“粗劣母牛所生的小牛，毛色赤红而且长着角，即使想不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黄氏说：“这是评论仲弓的德行：即使不能被天子任用，也一定会被诸侯任用。正如牛毛色赤红且长角，即使不用于郊祭，山川之神也不会舍弃它。鲧被诛戮而禹兴起，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废弃禹。” 沈氏说：“先儒认为这是指仲弓的父亲说的，不对。斥责父亲而称说儿子，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人的才德不受世代门第限制，有才能的人即使不能得到大用，也一定会得到小用。所以用郊祭和山川祭祀来比喻，也不是说天子和诸侯。” 评论说：沈氏的说法更为正确。曾子说：“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同没有，充实却如同空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曾经实行过这些。” 黄氏说：学习道还没有达到无心无私的境界，就算不上善于学习。主动向别人询问自己所不能的事，虽有实际学问却如同空虚，是没有自我夸耀之心。受到冒犯却不计较，是没有物我对立之心。这就是颜子克制私欲的学问。沈氏说：“自我夸耀之心，是由物我对立之心产生的。主动求教、谦虚自处直到受到冒犯也不计较，都是没有物我对立的表现，不必分别说明。” 评论说：黄氏把这五件事看作颜子克制私欲的学问，非常好。但他说“学习道若没有达到无心无私，就不是善于学习”，却和我所听闻的不同。学习道以传承内心为主，不知为什么却一定要无心？心可以没有吗？黄氏、沈氏二人都有“没有物我”的说法，我私下感到疑惑。天地之间，没有单独存在的事物，必然有相对的一面；有这个必有那个，有内必有外，有我必有物。所以一阴一阳才叫作道，从来没有孤立独存的。圣人说“不要有自我”，是怕人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别人，所以这样说。若物我都不存在，那么面对万种变化时如何应酬，又以什么为根本呢？周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侍奉殷。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黄氏说：“文王拥有周地，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完全可以称王了，却仍然侍奉殷，所以他的德行达到了极点，不可稍有非议。《诗经·皇矣》说：‘上天监视并取代殷，没有比周更好的。’周代世世代代修养德行，其中没有谁比得上文王；文王能够造成这种局面，本来就不是一代积累的结果，它的由来已经很久远，到文王时才完成。因此这里推究根本而这样说。” 评论说：这个意思很好。但正因为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殷，才显出他的德行达到极点。不说文王而说周，是因为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并侍奉殷的不只是文王，武王也是如此。考察《诗经》《尚书》便可以看出。至于“代殷”，又是另一层意思。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戴着礼帽穿着礼服的人以及盲人，即使相遇时间很短，也一定起立；从他们身边经过，也一定快步走过。颜渊感叹说：“越是仰望，越觉得高；越是钻研，越觉得坚固；看它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老师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用广博的文化使我扩大见识，用礼制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也做不到。我已经竭尽自己的才力，仿佛看见有一个高高卓立的境界；即使想跟随它，也没有道路可走了。”黄氏说：“哀悼和敬畏的道理常存于心中，所以见到这些人时，内心确实有所触动；起立、快步行走，都是不期然而然的。孔子平日践履的道理，就是所谓没有一件行为不与弟子们相联系。众人昏昧而不能觉察，颜子却独有所省悟，所以发出感叹。我曾经论说，圣人的道，大则包罗天地四方，小则不超出自身；远则贯通万古，近则不离日常生活。如果把它看作极高极妙的东西，到渺茫恍惚之处去寻求，那么距离道反而更远了。颜子已经因感叹而觉悟从前的错误，于是吐露胸中所见，仿佛说：‘人之所以看不见道，是因为才智成为他的负累。从前我在高、坚、前、后的境界上用功，自恃聪明，任凭智力，最终茫然无所得，好像有远大的志向却无法实现。’” “而老师在广博与简约之间诱导教诲我，我又想停止却不能停止。到了这时，才智无从施展，聪明和智力都用尽了，恍然好像看见一个卓然独立而自存的境界，不能从别处求得。即使想跟随它，又怎么能够跟随呢？只能反求于自身罢了。这样以后才知道，我的心就是圣人的心。圣人所说的哀敬之道，也是我自身所体认的道。平日生活和日常行为之间，我和圣人难道有两个吗？’所以在四科弟子中，颜回居于首位，圣人门下唯独以好学称许他。” 沈氏说：这个评论深刻地说明了颜子求学的道路。我曾听一位乡人仿佛这样说：开始钻研、仰望前后时，还没有所得；等到孔子在广博与简约上诱导他之后，便不能自已，竭尽力量前进，于是有所领会。即使想跟随，仍然没有道路可走，终究无法达到。不如这个评论所说的，舍弃聪明和智力而有所获得，更为精妙。不过上文提到见到穿丧服的人，恐怕意思与这里不相妨碍。

译评论说：这是颜子的学问，学者应当尽心体察，不能姑且听从别人的说法罢了。仰望它，便知道它越仰望越高；钻研它，便知道它越钻研越坚；看它似乎在前，便知道它又忽然到了后面。这是颜子通过学习和观察，清楚地看见圣人，所以称得上善于学习。孔子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其中先后次第，无法详细听知。用广博的文化使我扩大见识，是使我见识达到极高明、穷尽广大；用礼约束我，是使我践履不失中庸。这就是孔子善于教人的地方。想停止却不能停止，是因为义理使我的内心喜悦，自然不能停止。已经竭尽我的才力，仿佛有高高卓立的境界；即使想跟随，也没有道路可走。颜子差不多已经接近圣人，处在将要变化而尚未完全变化之间，所以发出这样的话。将要变化而尚未变化时，似乎还在使用聪明智力，又似乎聪明智力无从施展，确实应当在意想之外得到，不能用语言形容。至于圣人从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聪明智力都具备，只是没有可以施用的地方，所以所经过之处都得到感化，所存之处都神妙不测，与天地并立了。沈氏认为“舍弃聪明智力而有所获得”的说法精妙，我私下认为，聪明智力对于学者不应舍弃，对于圣人也不是舍弃；舍弃它就必然陷入空虚，沉沦于寂静，又怎么能够有所获得，从而开创万物、成就事务呢？” 颜子发出感叹，确实与上文并不相妨。孔子说：“穿着破旧的絮袍，和穿着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大概就是仲由吧？”《诗经》说：“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行为会不好呢？”子路终身诵读这句话。孔子说：“这种道，哪里足以称善呢？” 黄氏说：“子路的勇气以血气为主，能够抗拒贫贱而轻视富贵。他不认为贫贱使自己不如别人，所以穿着破旧絮袍也没有愤恨嫉妒之心，这就是所谓不嫉妒。他不认为富贵胜过自己，所以同穿狐貉皮衣的人在一起也没有羡慕之心，这就是所谓不贪求。不嫉妒、不贪求，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而子路已经亲身实行了，却还终身诵读这句话，所以孔子说‘哪里足以称善’，是为了进一步勉励他。” 评论说：“不知道孔子既然是在勉励他进步，那么想让他向哪里进步？再向上的义理是什么呢？” 食物不嫌精细，肉不嫌切得细。评论说：“黄氏曾把‘厌’读作平声，可见圣人的行为合乎节度，一切世俗事务都不能改变他。” 乡里举行傩祭时，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黄氏说：“按照礼，乡人举行傩祭时要袒露上体。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是为了表示对室神的尊重。‘傩’就是袒露上体。” 沈氏说：“龟山认为这是诚心除去厉鬼，这个说法本身很好。先儒认为是为了保存室神，恐怕不对。” 评论说：傩祭起源于乡里，并不是先王所制定的礼制。它以驱逐厉鬼为事务。龟山的说法虽然很好，先儒的说法也自有道理。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行为恢复到礼的规范，就是仁。有一天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于仁。实行仁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 黄氏说：颜回曾问治理国家，孔子曾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告诉他；这里却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归于仁”。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纯粹完备，内心不违背仁，可以成为众人之上的人，所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古书说：“一家实行仁，一国就会兴起仁；一家实行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一个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发生动乱。”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么天下归仁就系于一个人能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不可不慎重对待这个关键。仁就是人心；心之所以不仁，是私欲损害了它。私欲一旦萌发，视、听、言、动全都会越出礼的规范，在行为施展之间，流传的风气也会越来越远离正道，天下必然受到它的祸害，何况还能使天下归于仁吗？只有反省自身，使内心充满礼，不被耳目役使，不让祸乱发生，不让好恶扰乱，在上者端正心意、诚实无欺，天下便安于无事，风俗自然归于淳厚。这就是所谓天下归仁。一定说“一日”，是为了说明克己并不是从外面强加而来，所费力气很少，成效却很远，而功利扩及天下又非常广大。” 评论说：黄氏所说的是仁所产生的功效。必须看见颜子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有一天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而使天下归仁，这样才算真正有所领会。仁是人的本心，心之所以不仁，是私欲损害了它。我私下认为，人可以有不仁的行为，但心本身没有不仁；这一关键之处，丝毫不能有差错。子路说：“卫国的君主等着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先端正名分吧？”黄氏说：“蒯瞆得罪了南子，所以出逃。宋灵公死时，卫国人想立公子郢，郢推辞了，于是根据灵公的遗命立了辄。”苏内翰说：“灵公废黜自己的儿子而立自己的孙子为继承人，出公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却把祖父当作高祖祭祀，人伦断绝了。父子之间竟发展到争夺国家，这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名分不正，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考察《春秋》可知：“蒯瞆出逃，赵鞅接纳他回来，都称他为卫世子，是为了表明他在卫国所得的世子地位。假使孔子果真在卫国执政，他将怎样调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应当让辄辞去君位而接纳蒯瞆，这样辄就没有拒绝父亲的罪名，蒯瞆恢复世子地位，灵公也没有废黜儿子的过错。这就是端正名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任务。” 评论说：“蒯瞆不把父亲当父亲，出逃而失去世子的地位，是因为责怪他轻佻妄动、图谋非常之事；至于出逃，则是失去了世子应有的道义。赵鞅接纳他回来却称他为世子，是责怪大臣辅佐辄而拒绝他的父亲。蒯瞆没有父亲，辄也没有父亲，天下哪里有不认父亲的人，还可以奉事宗庙社稷、处在人上呢？所以孔子如果在卫国执政，就一定会把灵公父子、祖孙的来龙去脉，上报天王，下告方伯，请求立公子郢；这样人伦就会明白，天理就会顺畅。不认父亲的人不得立为君，名分端正而国家安定。” 子夏担任莒父的县宰，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只看见小利。急于求成就不能达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 黄氏说：“做县宰的政事，所治理的范围是小的。孔子却告诉他长久深远的谋划，是因为子夏的学问失之于不够广大，特意要把它扩展起来。”评论说：“政就是端正。端正之道没有大小之分，圣人的话可以作为天下万世的法则，并不只是为了纠正子夏一个人的过失。两汉以来，治理政事的人恐怕多半不能免除急于求成、只见小利的弊病。” 说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坚决到底，这种人只是拘拘小节的小人啊。黄氏说：“不知道义理所在，只是拘守小廉小谨的人罢了。他的见识狭小，所以称为小人。” 评论说：向宣卿常说，有人把“小”读作“之”，似乎也很有意味。

译子贡问：“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确定。”又问：“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确定。”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良的人厌恶他。黄氏说：“迎合流俗，乡里人有时会喜欢他；有超出流俗的行为，乡里人有时会厌恶他。乡里人的好恶未必恰当，只有善人喜欢他、不善的人厌恶他，才是君子。这一点很明确。” 沈氏说：“只顺从乡里人的好恶，未必恰当。应当使自己的内心公正而加以考察，这样善恶自然会显现出来，就可以了。”孟子说：“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评论说：考察人的贤能与否，以乡里人的好恶为依据；考察乡里人的好恶，又以善为依据。这样，人的贤能与否才能得到真实情况。黄氏的说法自己已经明白，不必再引用孟子的话。有人并不是不能使内心公正，只是看不清善，或者陷入邪曲之中，所以考察乡里人的好恶，必须以善为标准，这一点不可改变。只是善并不容易辨明。宪问什么是可耻。孔子说：“国家有道时领取俸禄，国家无道时也领取俸禄，这是可耻的。能够不让自夸、好胜、怨恨、贪欲表现出来，就可以称为仁了。”孔子又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至于是否就是仁，我不知道。”评论说：原宪说能够使自夸、好胜、怨恨、贪欲不表现出来，便认为这就是仁，说明他还没有认识仁。所以孔子提醒他说：“要做到使自夸、好胜、怨恨、贪欲不表现出来，这已经很难了。假如原宪从此能够克制去除这些欲望，就像人饮水一样，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孔子便不能代替他体验。”所以说：“至于是否是仁，我不知道。”这是圣人为原宪着力指点的地方，只能从意旨之外体会，不能仅凭语言去求解。若像黄氏所说：“抑制自夸、好胜、怨恨、贪欲使它们不表现出来，还不如淡泊无心，使这些欲望不在内心萌发，也没有什么需要抑制的，这样才是仁。”这种说法大体上既不是说明仁的方法，而且“淡泊无心”这句话也有很大的问题。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以礼来实行，以谦逊的态度表达，以诚信来成就它。这样才是君子啊！” 黄氏说：“刚强而合乎义，得自天资，已经具备根本；所欠缺的是威仪和文辞。用礼来实行它，行为就端正而不过分，威仪也值得观瞻；用谦逊来表达它，言语就顺畅而不粗暴，文辞也平和。三者具备之后，诚信才在自己身上得到落实，于是从开始到结束都能成就。这就是具有美好德行的君子。” 沈氏说：“这不是对求学者说的，而是对建立政事的人说的。用义来衡量适宜与否，是事情的开始；实行它，就有节度和文饰；又用谦逊的态度向民众表达，使他们听来不惊骇、不抵触；再用诚信守持它，长久以后便能有所成就。至于求学的人，则以敬使内心正直，才是根本。” 评论说：圣人的话没有不能贯通的。假使在上位的人这样修养自己，政事就能建立；在下位的人这样修养自己，自身就能修成。以敬使内心正直，固然是学者的根本；治理政事的人难道可以片刻忘记吗？如果说想不失去这四件事，非以敬使内心正直不可，那就可以。孔子说：“面对仁义，即使对老师也不必谦让。” 黄氏说：“人在老师面前，本来应当谦让。至于仁，却应当立即实行，只怕来不及。比如使人脱离患难，救人于饥饿和溺水，都是急迫的事务，哪里有空闲谦让呢？” 沈氏说：“这是说实行仁必须急迫；在这种应当实行仁的时刻，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并不是真的不谦让。” 评论说：人在仁面前，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不能推让。不是饿的人让他吃，不是渴的人让他喝；正是饿了便吃、渴了便喝，并不是不谦让。这里不是说实行仁很急，也不是说实行仁唯恐来不及、无暇谦让。老师的作用，是启发我的仁心。说面对仁义，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是为了说明仁的意义。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遇到困惑才学习的，又次一等；遇到困惑却不学习，这种人就是下等百姓了。” 黄氏说：“生来就知道，出于天资，例如按照仁义去行事就是这样，所以列为上等。通过学习而知道，是思考以后才获得，例如实行仁义就是这样，所以列为次等。” 沈氏说：实行仁义并不是学习。仁义就在我自身罢了；如果说要实行它，就是把人与道分成两件事。拿着斧柄去砍伐斧柄，似乎已经相同了，却还认为它有远近，是因为仍然把它看成两种东西。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所以说实行仁义并不是学习。生来就知道，是诚；学习而知道，是使自己达到诚。评论说：圣人与道合为一体，所以不需要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习道。若自身和道已经合一，又何必学习？只是因为还不能与道合为一体，所以需要学习。学习道就是实行仁义。等到德盛而仁熟，就会自然而然地由仁义行事，不再是刻意实行仁义了。“道不可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是指大体而言。想求得道的全体，就必须戒慎恐惧，不使自身有所亏缺。戒慎恐惧就是实行。等到纯熟之后，自然不再需要戒慎恐惧，然后才叫作由仁义而行。使自己达到诚，就是实行仁义。如果说实行仁义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这样说就可以。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属，不使大臣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对于旧交和故臣，如果没有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美。” 黄氏说：“对朋友，主动施予可以；对于父亲一辈的亲属，则没有什么可以施予的，只应当厚待恩情罢了。” 沈氏说：“君子不疏远亲属，是说不因亲属关系而偏私。” 评论说：李丞相纲说，君子亲爱亲属，所谓不疏远，就是不对他们施加刑杀。汉成帝想恐吓几位舅舅，说：“现在将要对他们一概施刑，这一定会成为鲁公。”汉成帝天性严厉冷酷、缺少恩情，所以周公用四件事来告诫他，这四件事彼此相类。子夏说：“广泛学习而且坚定志向，恳切地发问而且联系自身实际思考，仁就在其中了。” 黄氏说：“仁就是人的本心。即使通过学问来求取，也必须由内心得到。”评论说：“仁就是人的本心。说必须由内心得到，难道不显得支离吗？” 子游说：“子夏门下的年轻弟子，做到洒扫、应答、进退的礼节，也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末节，追究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子夏听到后说：“唉！子游的话错了。君子之道，哪一样应当先传授，哪一样应当后传授而可以懈怠呢？譬如草木，可以分区辨别。君子之道，怎么可以歪曲呢？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译黄氏说：道不离开动静、言语和沉默之间，所谓洒扫、应答、进退，没有一件不是道。由下学而达到上达，并不是在下学之外另有一个上达。所以君子之道从来没有两样。哪一样可以认为应当先传而不传，哪一样可以认为应当后传而懈怠呢？譬如草木，开始生长时如此，长大后又如此，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它们成为曲直之性的道理，终究是一个。子夏门人所说的“小子”，如果知道在正心诚意时勤勉地做好细小事务，那么他进而达到成人的德行是无疑的。如果不能通晓这一点，笼统地把这些看作末节事务，就是严重歪曲。子夏阐明君子之道，以纠正子游的错误：道在人身上，其成就没有本末之分，其施行没有先后之别；年轻弟子的学习，必然由开端逐渐完成结局，次序不能逾越。如果认为必须先追求根本而不遵循始终的次序，那么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越过等级次序来施教。” 沈氏说：道理只有一个，本末先后都贯通其中。譬如草木在一块区域内，种子、根、茎、花、果都已经包含在其中，只是人还没有看见罢了。由下学而上达，也只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已。评论说：草木从一粒种子的萌芽生长出来，等到长大，根、茎、花、果即使高凌云霄、遮蔽日光，盘踞山地，也都从最初的一点萌芽中具备了，并没有从外部另行增加，所以可以分区辨别。君子由下学而上达，道理正是如此。沈氏说“也只在于认识它罢了”，这是至理名言。我认为，真正应当在心中明白，并不是靠语言达到的。黄氏说“由下学而上达，并不是在下学之外另有一个上达”，这句话很精妙；但他说“在正心诚意时勤勉于细小事务”，就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正心诚意本来贯通先后、贯通本末，怎么可以用时节来说明呢？他又说“道在人身上，其成就没有本末，其施行没有先后”，也是我不能理解的。道有本末，也有先后；人的行为不失本末先后，才合乎道。子游不懂本末先后，所以子夏纠正他。在财物的收支上吝啬，这叫作有司的作风。黄氏说：“前面说‘施惠却不使自己耗费’，这里所谓吝啬，是恩惠不足以施及别人。《易经》说‘屯积自己的膏泽’，在小事上守正则吉；因此在财物收支上吝啬，只是主管财物的官吏之事，并不是居上位者应有的道理。” 评论说：“不知道这该怎样解释。大概‘屯积膏泽，小事守正则吉’与这里的意思似乎并不相同，但又确实有些相似。” 解释对孟子的疑问。司马文正的贤德，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谁敢议论他的过错呢？然而只要道理所在，致力于学习并据理而言也是可以的。孟子学习孔圣，虽然还不能从容地合乎中道，但考察他的行事，拿来质问鬼神，也可以说是极其精密而恰当了。他的道理像先天地而存在的青天白日一样明白，而司马先生却怀疑它，我私下感到疑惑。因此作《释疑》，如果孟子能够宽容我狂妄率直的议论，并与我相互切磋，我愿意同他交友。性。孔子说：“人生来本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是本性产生的欲望。能够认识天赋的本性因外物感触而发动，并使它通达的，是圣人；能够察知天赋的本性因外物感触而发动，并加以节制的，是君子；昧于天赋的本性，任由它因外物感触而发动的，是凡人愚人。”告子不知道天性的微妙，把外物感触作为根本，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明确加以判定、使人不再疑惑的原因。这是圣学的根源。司马先生却引用朱、均的不才来确定天性，这是以告子的妄说扰乱孟子的正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精当的呢？” 辨析。超越形体而处于上位的叫作性，处于形体之下的叫作物。性有一个大的总体，人人都具备它；一个人的本性，万物的性理都在其中具备。讨论它的本体，它浑然包容于天地之间，广泛遍及万物，即使圣人也无法给它命名。讨论它的发生，则分散为万种差别，善恶吉凶、各种行为全都包含其中，不可遮蔽遏止。论说到这里，就知道万物各有确定的性质，而性却没有固定的形体。怎么能拿不能自行变化的颜色来相比并等同呢？告子只知道羽毛、白雪、玉石的白，却不知道犬、牛、人的本性，对于万物变化的根源是昏昧的。这就是孟子不得不辨析其妄说的原因。用告子的说法教导百姓，仍然会有人认为本性是恶的，因而把仁义看作人为造作；也仍然会有人认为本性善恶混杂，不能决定应当舍弃什么、选择什么。如今司马先生只是责怪孟子好辩，却不追究其中的道理，实在太过分了。” 舜。舜做天子，皋陶担任士官。瞽瞍杀了人，桃应假设了这件事来询问孟子。桃应的意思仿佛是说：父子关系是天性，而生杀之权又是大君用来辅助、教化百姓德行的权柄，只是要借这件事观察圣人应对变故的权宜之道罢了。如果皋陶体察舜的孝心，放弃追究瞽瞍的罪，而对于百姓中有犯罪的人却加以逮捕，就会成为天子执法不公，使百姓产生悖逆之心；如果放纵而释放瞽瞍，又无法帮助天子主持天下，使百姓产生离心之意。无论进退都有罪。如今皋陶敬畏天命，逮捕瞽瞍而不赦免他，用来昭示天下，使有罪的人不敢侥幸免罪，怀有奸心的人不敢夸耀自己的伎俩。从世俗角度看，对自己的亲身父亲这样做似乎可以；但舜是统治人民的君主，又是瞽瞍的儿子。作为臣子逮捕君主的父亲，把他置于法令之下，内心怎能安宁？执法而徇私，是没有君主之道；拘守法令而不讲仁爱，是没有君主之德。圣人宁可舍弃天下，也要保存这个原则，这正是人民得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天地的最大根本。孟子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理解这一点呢？”所以瞽瞍有罪时，舜暗中背负父亲逃走。司马先生却认为，狂妄的人不会让瞽瞍被逮捕，又认为皋陶仍然可以逮捕他。假使司马先生侍奉君主，不幸遇到这种事，竟实行他的说法，难道不是伤害人情、违逆天理吗？” 自从周室衰落以后，文王、武王的道统不再显明，申不害、商鞅的术数肆意流行，积习延续到秦代，百姓无法忍受，奋起攻打秦朝。秦朝凭天下的力量也不能禁止抵御，最终走向灭亡，这正是崇尚刑名而灭绝天理所造成的结果，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汉朝兴起后，鉴戒秦朝取亡的原因，努力实行宽厚政策，它涵养民众常性的用意是深厚的。君子仍然说：凭智谋和武力取得天下，就没有三代那样的淳厚美善。这样就可以知道，孟子的话深微而久远；而司马先生虽然贤明，却只是孔子所说的“博学多闻”，并不是“真正知晓道理的人”。仲子。

译天下的事情中，人伦最为重要。舍弃人伦，却夸耀细小的操行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君子是不赞同的。陈氏是齐国的世袭大臣，曾共同尽力、同心协力安定社稷。因此享有万钟的俸禄，祖父和父亲都曾享受过。仲子起来指责他，认为接受齐国俸禄不合义，于是避开兄长、离开母亲，居住在于陵。当时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是奉行王命的；即使是篡夺君位者的子孙，天下人也都跟随侍奉，这样看来，天下都做了不义之事。仲子住在于陵这个不义之地，为什么还要居住在那里？使用于陵不义的俸禄，为什么又要躲避呢？穿着由不义之人提供的衣服，却不肯吃不义之人的粮食，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葢邑的俸禄可以接受，房屋也可以居住；但他却离开母亲，这是不孝；又躲避兄长，这是不恭。不孝不恭，天理灭绝，人伦废弃，即使说自己有义，又将施行在哪里呢？这就是孟子严厉责备他的原因。而且仲子竟敢避开兄长、离开母亲，卓然表现出这种绝对而细微的操行，虽说是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司马先生却过分赞许他了。” 责备人行善。天地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父子以慈爱和孝顺为职责，朋友以互相责备、勉励向善为职责。所以孟子说父子之间不以善相责，是为了说明各自的分际。又说，德行合中的人教养德行未中的人，有才德的人教养没有才德的人，这是中和之道，也是像雨露滋润草木那样的功效。其效果甚至能使子弟对父兄欣喜爱慕而乐于生存，这同朋友之间考察言语、观察行为、互相切磋琢磨的意义相差很远。难道一定要当面争辩、触犯对方的脸色，并表现在声音脸色上，才算行善吗？司马先生却对此加以非议，难道不是思考得还不够周全吗？” 出仕。天气在下方盛大，地气便在上方回应。一旦有感而没有回应，就会成为水旱、寒暖失常的灾害。君臣之间的道义，就像天地运行的道理一样。它们之间的感应、顺从与违逆，难道有不同吗？根据君主是否任用自己，决定出仕还是退藏；观察君主待人的厚薄，决定离开还是接受。过分了就会成为抗拒和骄傲，不足了就会成为谄媚和邪佞。所以陈臻询问出仕之道时，孟子斟酌折中，用来说明三次离去、三次接受的道理。这也只是概括地列举大体罢了，其中曲折万变，只有当事人才能灵活通达地处理。司马先生却认为，君主以礼相待、周济他而他接受，是没有礼貌；君主供给饮食而他出仕，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有地位相等的普通人，替他折断树枝而他不回应，他一定会发怒；替他供给饮食而他不推荐自己，他一定会怨恨。有施予而没有回报，他怨恨、发怒，是合乎人情的。君子同普通人交往，按照人情来回应，尚且一定要尽到道义，使彼此之间没有丝毫隔阂，何况君臣之间，更应当尽心呢？君主迎接他并表示敬意，又合乎礼而他不接受；周济他的饥饿，恩意更加深厚而他仍不接受。假使司马先生坚持这种态度来侍奉君主，必然免不了被讥评为抗拒、骄傲、不恭敬。虽然他同谄媚邪佞的人不同，但若要寻求一种完全无意、固守自我、使出仕退藏和离去接受都同天地运行相似的做法，难道能够得到吗？”},{ 霸（霸业） 二帝三王施行仁政，成就安定天下的功业，不过是把道义贯彻到底罢了，并不是怀有从天下谋取利益的心思。五霸凭借义来建立信约，招抚诸侯，奖助王室，谋求使自己强大，并不是怀有匡正天下的心思。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他因愤怒而不加惩罚，便灭掉了谭国；欲望没有受到遏制，便窥伺鲁国。他的内心本来就无法考察了。即使他努力实行信义，难道能像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那样，无法遮掩吗？假使他没有死去，谁知道他不会骄纵自满，后来又发生失信弃义的事情呢？只是他坚持信义，没有在中途停止，所以才获得了霸者的名号。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假”。如今有人借用别人的器物来供自己使用，正当使用它时，能说不是自己在使用吗？既然已经供自己使用了。能说它只是装饰性的器物，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使用吗？一直使用它，直到终身，谁能知道它不是已经归自己所有了呢？五霸借用仁义而不归还，那么仁义就已经为他们所有了。他们为什么获罪于三王呢？因为他们是有意作为而去实行仁义的。这就是王道与霸道所以分开的吗？德（德行）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成见；不迎合别人而丧失自己，也不迎合外物而丧失道义，只是按照真实情感施行，合乎义罢了。周道衰微以后，人们心怀利益而相互交往。做君主的，自恃地位崇高，认为足以招致士人，却又怀有轻视士人的心；做士人的，心怀利益，贪图安逸，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处。生死大权被人错误地掌握，天下动荡，纲常法度和文章制度全都扫地废弃，正是因为君臣之道没有在天下得到阐明。孟子说：“天下有三种公认的尊贵：朝廷崇尚爵位，乡里崇尚年齿，辅佐世道、治理百姓的人崇尚德行。怎么能仗恃其中一项，便轻慢另外两项呢？这是为了明白进退的界限，权衡轻重的道理，明白做臣子的道义；臣子不是可以像奴隶一样任意驱使的。”如果依据义理来办事，即使事情不同，做法也会不同，何必一定要踏着古人的旧路才算正确呢？所以仲尼任职时，召唤他便不等车驾备好；周公做宰相时，面向北方自称臣子，这都是因为义理如此。孟子有以诸侯为弟子的德行，是斯文所寄托的人。按地位说，齐王是君，我是臣；齐王召唤我去服役，我就前往服役。按德行说，齐王却是应当以我为师、侍奉我的人。这样召唤我，难道合乎礼吗？只答应一声便起身前往就可以了。做臣子真难啊，这样做合乎义吗？司马子因此产生疑问，是因为他没有察明进退的界限和轻重的道理，也太过分了。老师 老师受到尊敬，道才会受到尊重；无论贵贱都是如此。孟子对于齐王，具有老师的道义和地位，未听说他另有官职上的职守或对某件事进谏的责任。官职上的职守针对某一职位，进言的责任针对某一事项；职位治理好、事情办成了，就有功劳并受到赏赐；出任地方长官却忘记职责，就有过错并受到惩罚。可以考核，可以督察，接受君主任命而承担这些事情的，是臣子。君主所不知道的，老师为他启发出来；君主所没有的，老师为他补充出来；提携他的善性，增益他的才能，以陶冶君主的心性，反过来使君主接受教诲的，是老师。谁敢把老师当作普通官员来任用，又以进言的责任来责求他呢？所以齐王对于孟子，不能把他招来，他要离去也不能阻止，而蚳鼃之类的人不敢非议他，是因为孟子具有老师的德行，而老师所处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司马子说：“我担心后世那些倚仗自己有所凭恃便向君主骄傲、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却贪恋俸禄官位的人，都会援引孟子来比拟自己。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孟子的心意，也不知道怎样才算老师。唉！自秦汉以来，师傅之道断绝，朝廷缺少礼仪，大体上都是承袭嬴氏尊君抑臣的缘故，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已经很久没有了。司马子习惯于世俗，沉溺于近来的见闻，就像安于小土丘的人突然看见泰山，怎么能不惊讶而又怀疑呢？” 讨伐燕国

译沈同询问燕国的事情，孟子的回答，是私下讨论其中的道理。齐国人讨伐燕国，正是在实行这件事；从道理上说，讨伐是可以的，但齐国人采取这种行动却做错了。司马子对此感到疑惑，难道一定要孟子说燕国不可以讨伐，这才算正确吗？燕国有可以讨伐的理由，若因为害怕诸侯讨伐它，便说燕国不可讨伐，那就是抛弃道理而崇尚权术。抛弃道理而崇尚权术，正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做法，难道说君子也会这样做吗？况且齐国想要讨伐燕国，谋议并不是由沈同首先提出的；一定是已经讨伐之后，有人对此产生疑问，才来询问孟子。孟子说：“他们认为可以这样做，所以才去讨伐它吗？”这说明讨伐燕国这件事，孟子起初根本不知道。等到燕国战败、齐国获胜，齐国人来询问时，孟子告诉他们的道理已经十分明白。齐国人不采纳我的意见，难道我就要进谏吗？这不是适合说的话。一个客居的臣子越过身份等级来进言，合乎什么道义呢？我连被拘系受累的燕国人都无法救助，燕国已经颠沛困顿了；这种做法也是君子所不做的。道理 《易》说：“有太极，这才产生两仪。”所以天地之间，事物一定有相对的一面；受到感应就一定会回应，发出什么就一定会反作用于什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禹、汤保有天下，天下人就归附他们；桀、纣暴虐天下，天下人就背弃他们。周室的道衰落以后，诸侯窥伺天子的地位，大夫僭越而夺取诸侯的权力。当时君臣用权术相互控制，凭借职权和势力相互驱使，利用间隙而兴起，乘机相互图谋的事情，到处都是。大概君主以这种方式感应臣下，臣下就一定以这种方式回应；君主发出的态度是这样，臣下反过来的态度也必定是这样。孟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告诉齐王说：“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仇寇。”他是希望齐王对此有所感悟，从而改用礼来对待臣下。可是司马子认为这不是忠厚之道；照这样说，凡是忠于君主、陈述政令的不便，并说百姓已经怨恨离心的人，甚至都可以指斥为叛逆了。王 孔子对于周王室，承认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的地位已经等同于诸侯；圣人哪里会存有偏私之心呢？他只是记载事实罢了。所以《黍离》降为《国风》，而《春秋》也因此写成。《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难道人们什么时候曾经专心致力于尊奉周王室呢？那些只把尊奉周王室当作事情来做的人，不过是五霸的虚名罢了。孟子用来劝告当时君主的，是切实实行王道政治。自《春秋》所记的时代起，周王室日益衰弱，诸侯强大，彼此相互讥评，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周天子不能禁止和抵御，局势沦落发展到战国，天下横遭溃乱，人欲肆行而天理灭亡。假如天下诸侯中有谁能知道孟子的话，在天下遏制人欲、彰明天理，那就是《春秋》的法则得到实行，难道与圣人的心意不同吗？况且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让君主治理和养护百姓，并不是为了君主一人。所以即使汤、武是圣人，也一定要经过征伐然后才能安定天下，而天下人和后世的圣人都赞同他们。何况周王室已经衰微，威令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使之实行，天命已经离去了，司马子却还想尊奉它；他不明白时势的变化，难道不是迂腐儒生的论调吗？卿 贵戚中的卿，是君主的辅佐，也是宗庙社稷的屏障。君主如果不能得到辅佐，宗庙就有断绝祭祀的忧患，社稷就有改立君主的危险。至于异姓的卿，当然可以离去；但我的仕途不能弃置，亲人也不能离弃。国家有危难，罪责将归于谁呢？与其国家灭亡，君臣都成为囚徒，甚至连宗庙也被覆灭，哪里比得上废黜昏君、拥立明君，以保全国家呢？这种做法，即使是异姓的卿，自己所承担的托付重大，也有可以实行它的人。所以伊尹放逐太甲，如果太甲最终仍不像一个君主，就一定会另立君主。后世霍光废黜昌邑王，拥立孝宣帝，天下人都服从，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这件事。何况是贵戚中的卿呢？孟子的话，可以说正大而不苟且。司马子担心后世有人援引这番话来实行篡夺。可是，子哙实行礼让而引起祸乱，王莽擅自居摄而篡夺汉朝；难道尧、舜、周公有什么罪过吗？遇到合适的人，放逐或征伐都可以实行；遇到不合适的人，就会借义理来成就奸恶，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谁能禁止他们呢？君子只知道端正地说明其中的义理罢了。学 子思子说：“君子懂得风气从哪里产生。学习的根本只要有一点亏损而没有达到纯粹完备，它流传下去就必定会有所偏颇，并出现不能兴起的地方。君子想要堵塞弊病发生的根源，以此启发和指示求学者，所以逐一列举几位圣人的行为，剖析其中的义理，并把它们归结到中正之道上。孔子，是圣人中通达时宜的人，兼有天下各种善德；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兼有天下的清正；柳下惠，是圣人中和顺的人，兼有天下的和厚。假使这两位的行为改变了各自的道路，那么他们一定会进退两难，疑惑自己该往哪里去，从而有行不通的地方。至于孔子，则无论左右周旋，做什么都安然合宜。这就是孟子舍弃伯夷、柳下惠而一定愿意成为孔子的原因。司马子历数孔子的行为，把它们同伯夷、柳下惠的行为逐一参照配合，发现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他却不知道，如果反过来分别拿伯夷、柳下惠的行为，反复对照孔子，那么卫国南子召见孔子、公山弗扰召孔子，伯夷一定会感到极其羞耻；接受膰肉、离开女乐，展禽一定会有所不忍。可是如果说伯夷、柳下惠的行为，孔子也会照样去做，那就是抛弃自己的完美，而去追随别人的偏颇，难道不是失去了孟子所说的‘逢源’之道吗？” 《五峰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