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十六宋俞德邻撰劄子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十六，宋俞德邻撰，札子 回淮阃李大使贺生辰札子 簸箕却想舀取北斗，自怜行迹奇特而困蹇；把玉璧放在饭食旁馈赠，忽然拜受丰厚繁盛的赏赐。礼数殷勤，情意深厚，感激之深也惭愧之深。回想生日初始，礼制本无可与之相比的庆贺；说到无穷恩德，诗中格外看重报答和感念。何况我不过是漂浮的木梗，哪里记得您悬弧祝生的开始？此番恭敬地遇到某官，风度高过古人，盛德而好谦逊；对于同年旧交素来有情，四海九州的相识，都怜悯我这个小人物的生日，不知“六身二首”所指。故特意赐给丰富礼物，使我的晚年受到光宠。愿拍洪崖之肩，挹取浮丘公的衣袖，相期于无边无际的漫游；观赏晋堂桂树，聆听禹门雷声。重申慈恩之厚谊。只是某仰承您的眷顾抚恤，低头揣度自己的分际。歌颂功德、记载朱绶，本是鲁侯的事情；史书夸赞使者，正催促李相归来。怎敢以衰老迟暮来辱没这种倒置的恩典？何况在成双珍宝之下，更不是牙齿尚存的我所应当承受。展开锦卷，既怕不恭；沿墙退避，又不知躲到哪里。姑且斟酌礼数，稍微答谢您的辛劳。六十二、六十三岁的人，早已为心情离别而惆怅；愿您寿命达到万有千岁，再以此献上昌盛炽烈的祝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二三人〕 答台郡贺生辰札子 诵读白居易六十三岁时的诗，头发还没有全白；赠送鲁侯万有千岁的颂词，愿寿命长如山冈。只是我如此衰老迟暮，有谁来奖掖我？此番恭敬地遇到某官，情怀高过古人，盛德足以使枯木复苏；怜悯绛县老人，已经长久辱身于泥涂；又笑韩愈命运薄，唯有牛斗之间的文章光芒未显。故意厚赐繁多礼物，以光耀我的生日。只是某正深切思念父母辛劳，哪里敢承受您勤恳馈问的礼意？归还玉璧而接受饭食，姑且使您安心于辞谢拜受；借书沽酒，发誓不扰乱公事和私事。谨率直控陈谢意，仍祈求您原谅鉴察。送物贺汪守易镇潭州札子 九重宫阙疏降恩典，您改任三湘镇守；作为千里之内的师表，居于一州之首，共同遵行藩镇法令，总领三军事务，治理所属百姓。军帅符节很快启行，我本想顺着您的风采献上贺礼；惊闻您已经选定吉日出征。想到平日情趣相投，却又感叹此时飞鸟潜鱼般相隔。车子停在道路当中，既然不能实现拦车挽留，便带酒出城，岂能不恭敬修治祖饯之礼？永远怀念您的真率，恭敬地节制繁复礼仪；姑且借共同荐献文辞，寄托班荆相聚的情意。中年惜别，何况没有东山丝竹之娱；面对秋雨有所怀想，仍寄托南纪风涛的吟咏。共同表达依恋之情，敬请鉴察。元正贺宫使赵制置札子 宝鼎上又生云气，再次见到衣冠之士举行元正朝会；琳宫白昼悠长，不妨您在春日扶杖出游。愿与国家共同享有休祥，承受上天赐予的福庆。恭敬地想，某官襟怀如光风霁月，德性谦冲平和；面对白石清泉，尽情享受庐山的情趣；伴着轻风细雨，归来吟咏洛水之滨。悠然游乐，祝祷宣室中补救政事的功德；萧散自如，执着化人般贤者的衣袖。岁星运行到翼、轸，更新元祐年间的浑仪；星光照耀阶符，大大扩展太平昌盛的历法。某依托铁瓮城的光辉，等待蒙受铜符之宠。农人报告春天将至，希望亲自从事西畴农事。百姓仰望您如仰望岁星，不要长久留在东山。抒发贺意极深，只惭愧名言浅薄。元正贺平章札子【己巳】岁星运行到翼、轸二宿，我忆起元祐年间新制的浑仪；群星照耀着台阶上的符瑞，再次看见太平盛世昌盛的历象。上天深厚地辅助，国家也共同享有安乐。恭敬地想，某官德行完备而合乎中和，功业可与天地比肩；辅佐天子施行教化，如雨施云行；开拓泰平通达的局面，使阴气消退、阳气增长。东风应验节候而入音律，瑞雪在腊月之前洒遍郊野。边境没有忧患，清平白昼中欣喜车书混同；家家都庆贺，丰年里歌唱黍稌丰收。希望三百六十日之间，汇聚千载难逢的盛事。玳瑁帘幕、宝扇之中，又将看到元旦朝会的威仪；身佩赤绂、穿着绣裳，愿长久辅理上公之政。我承受着广泛播施的恩泽，等待宠赐而守着菟符；虽然心驰槐路，不能前往奉椒盘祝寿。画鸡报晓，只能占候新年的最初时辰；瘦马迎春，还希望来年终能承蒙恩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元旦向淮帅祝贺的札子 汉宫奉献珍贵图籍，每年都展示皇家的仪制；广陵承受恩泽出游，春天移居相府。天地两仪赐予福佑，一元之气转动陶钧。恭敬地想，某官德行完备而合乎中和，功业可与天地比肩。平山的杨柳，几度歌咏倚栏临空之景；昌观的琼花，还可欣赏烟霄中飞雪般的舞姿。明月普照二分之地，春风和畅，千里间充满吟咏。太华山回师，功烈超过平定蔡州的晋公；淮南入朝为相，正是归朝后如李德裕般建功立业的时期。我早已仰望您的门庭，侥幸求得郡守之职…… 元旦答复汪太守馈送物品的札子 青阳之气转动时令，圣朝颁布太史的新历。香气凝聚在书殿，暂时停止侍臣的职守。乘着泰运，长久进入朝廷辅佐天子的行列；我在铁瓮城承受您的光照，寄身藜床而抱病。屠苏酒送来温暖，正吟咏荆国的诗篇，忽然拜受坡仙的馈赠。所得难道不是所称道的感动吗？不，只是更加惭愧。元旦答复本府官员馈送物品的札子 宝鼎、露台，在元日祝愿南山长寿；缥壶、红旆，在春风中增添北府的雄姿。美酒应当在兽尊中斟酌，仪仗很快就要回到豹尾旗下。我仰望新历，实在引起一个陈旧之人的感慨；只怕蹉跎岁月，姑且想起岁蛇之咏。微薄的礼物出自舂米磨粮，惭愧没有龙兔般珍贵的礼品。并非说它足以报答美玉，只希望您加以鉴察。元旦府官免除往来答谢的札子 星辰转过银色天空，玉历换了新岁。缥壶、红旆，已经给北府布置了春色；白玉、青莲，倚着南轩唱和诗篇。两州争相推衍福泽，一札召来黄某。恐怕徒然辜负您的谦逊礼意，因此坐失进贺之机。帅府修写此笺，恭敬呈上，祈请明鉴。答董总干袖中启求荐的札子 您在龙额上书写功勋，永远怀有壮志；马蹄声隐约入耳，忽然送来雄奇的文章。我不能推毂荐举以效劳，只愿驾车前往致谢。偶然正值您携橐采艾、怀针治病之后，于是耽误了会友相聚、登门拜访的日期。惭愧的汗水尚未干，您的教诲书札忽然接连而来。承蒙您劳苦殷勤至极，我还能说什么感谢的话？只是想到我这门庭冷落、寂寥无人往来的处所，即使想搜求荐举贤才的奏章，又哪里有可供称道的话呢？如果仓促按照先前的议论加以品评，恐怕最终反而会留下承诺未兑现的责难。还希望以后能够从容相见，或许可以报答您的殷勤。赶快奉还明珠，敬请保存并垂察。答谢寿词而不接受的札子 扬起箕星，舀取斗星，自怜韩愈诞生的时辰；变换羽调、移动宫调，恭听周郎演奏的曲调。义理昭明，能与梓材相配；光彩照耀，如同悬弧庆生。只是我对《蓼莪》的感慨正深，哪里敢拿《虀臼》那样的寿词来辱烦您？麝煤虽然耗费，鲸锦却难以留存。愿您买酒借书，不要使公私事务受到扰乱；等到吃龟肉、食蛤蜊时，还希望共同相约作一番旷达漫游。答复郭漕使元旦馈送物品的札子

译前些日子修写回信，因为致贺而得到车舆和橐囊；我正以艾草疗养疾病，只能徒然惆怅于相隔遥远，绕墙避开使命，竟然疏于传达诚恳的问候。近日恭敬拜受误加的恩典，将谨慎陈述谢意。星龙更换次序，凤箫传布和气；冰壑露壶，更增文士儒者的声誉；绳桥火井，也承载着壮士们的欢悦。正想在颂椒之时、剪彩之日，一并奉上礼物，庆贺出綍赐环。哪里料到您谦逊自守，反而俯念元旦，赐下如金玉般的声音，用来文饰我的固陋；又以盘笼中的馈物宠慰我这寂寥之身。您厚着脸先施礼，礼数几乎颠倒。某拜受嘉惠，恭敬地整肃衣襟，把您的恩惠佩在衣带上。柏酒、藜床，只能自笑远方羁滞；火城、珂伞，希望您催促元日入朝。谨此修写柔札，仍祈明鉴。答复王安抚祝贺新正的札子 风吹动翠辇，更新阊阖门的朝会仪制；阳光照耀隼旟，您将巡行治理江淮的都府。此时正值泰平，什么福泽不能上升？恭敬地想，某官如清冰般光明，如和气般兴盛。已经厌倦看九衢清晨车马纵横，正归游于三径春色之中，在田园里舒啸。正记颂椒的祥瑞，又听到儿童骑竹马迎接。我的祝贺还来不及陈述，您的鱼书已经先行辱临。吟咏楚岸愁寂的诗句，哪里有通达要津的机遇？寻找洛滨真率相交的盟约，还要仰望您的英姿法度。答复元旦寄居者祝贺的札子 金炉、玉佩，遥望天上的晓云；温暖的馆舍、清凉的台榭，实在胜过人间春色。元旦履新，泰平之道正在亨通。我恐怕徒然辜负您的谦逊殷勤，因此坐失进贺之礼。忆及元祐浑仪的制度，已经循环往复；要开启太平昌盛的历运，只等朝廷召用。答复汪太守祝贺新正的札子 东风吹入阊阖门，千官肃穆，冠帽佩剑入朝；北固楼台之间，两岸欢喜，旌旗环绕。优厚地施行政令，清澈地承受福禄。我有幸寄托于滕王的藩篱，又共同颁行尧的历法；本想奉上履新之庆，又恐怕劳烦您私下接待。三径逢春，只愿享受田园生活；八方开启长寿之福，只祈求甘霖滋润。元旦馈送物品给总卿的札子 铜制浑仪转到新月，岁星运行到翼、轸二宿；玉节运送军粮到边地，春意充满江淮。倚靠乘泰长，进入朝廷辅佐天子的行列。我有幸寄托在您的庇护之下，又逢颁历而散处外地；高枕空闲，惊喜于梅柳更新，逢佳节遇故人，姑且用舂磨所得的微薄礼物表达心意。冬至馈送物品给郡守的札子 黄钟应合时律，巧妙地转动微弱的阳气。紫囊、殿藩，开始迎接亚岁。乘着这衣被温暖的时节，承受皇帝诏书的温厚恩泽。我私下承受您的庇护，仰望七日冬至。百姓所拥戴的，正应当看君子获得车舆；我的心意已经疏略，只能姑且效法乡野之人献上烤肉。冬至总所免除往来答谢的札子 缇室测候阳气，玉璧连接日月；绣衣官员运送军粮，春意充满江淮。盛大迎接挺拔荔枝般的祥瑞，立即承受乘辂持荷的恩宠。我承受庇护，实在幸运；祝贺高堂，只能共同寄托。只是我这个背柴的人未能如愿，谨修颂履之笺，恭敬仰望，祈请鉴察。冬至答复寄居者的札子 日影测过周代的圭表，又添了一天宫中时日；云间书写鲁观之景，共同遥望故乡的云。怎能不伸展献履祝贺的恭敬之意，姑且奉上得到车舆的庆贺？我偶因沉重的痼疾，不能前往趋拜。虽在天涯也彼此亲近，却徒然叹息于扶杖而不能相见。希望您到洛滨入朝，只能仰望朝廷出綍的温厚恩泽。冬至答复都统免除往来答谢的札子 绣线舒展纹理，欣喜宫中又添一日；笳声鸣奏而等待和乐之气，温暖撼动江上云气，迎接黄钟凤律的和谐，承受金印龙旗的赏赐。我偶然正抱病，不能随众趋拜，谨由帅府代为申明，仍祈请明察。向郡守祝贺降雪的札子 一阳开启节候，三场白雪预示祥瑞；雪屑随旋风飘落，正应合焚香祈祷；蝗虫遗卵入地，预先占验岐地麦熟的祥兆。棉衣使三军温暖，短裤使千里百姓歌唱。我虽说羸弱卧病，也更加欢喜；病眼昏花，只能空想城头初升的太阳；暗窗外叶声鸣响，阻碍我陪侍堂上群贤相聚。谨由帅府呈上贺笺，仰请明鉴。疏文与榜文 镇江路罗汉寺募缘修建水陆堂疏。泽心水陆法会，要超度三千法界的众生。京口塘塠山，号称五百应真教院；选择胜地演说佛法秘典，修建讲堂，遵循天监年间遗留下来的规制。一十一部经论总而宣明，亿万亿众生都能从轮回中解脱。无奈龟毛兔角般的材料，虽多年反复收拾，蚊睫蟭窠般的工程却难以一时经营。羯麽陀苦心撰写注疏，大檀越欢喜捐出资财。阿难尊者有安身之地，焦面鬼王听到斋供便现出形相。无论何方、何地，六道众生都可共同往生；兜率诸天，哪里一定要到西京才遇到英公？难道只有大觉寺才会遇到济老？有相布施、无相布施，共同成就这一段善缘。现在的佛作证明，未来的佛也作证明，必定获得三生福报。镇江天庆观劝募修造疏 紫极旧宫，自古号称福地。青溪道士，如今暂且作这里的主人。日月经历既已长久，风雨震撼侵凌也不能避免。大殿有数根柱子，受到蚂蚁蛀虫侵蚀；修长的廊屋十多间，椽子摧折、瓦片腐朽。在风马云车往来的仙境之下，显得惶恐，仿佛羞愧于霓裳羽袖。若不凭借有力量的檀越，怎能建成无愧的道观？只要大家一齐发心行善，便能立即使琼馆在人间建成，也将看见规制宏大华丽。丹台登记仙人名籍，定能使福寿延长。南高峰烟霞山清修院募缘疏 金仙佛陀从西竺国来，携带日月光明照耀三恶道；宝刹依傍南高峰，收拢烟霞而分隔万重山谷，号称福地，著录于图经。过去因劫火焚烧，顿时使佛法宗风寂寞衰落；多年来虽然勉强收集龟毛兔角般的材料，却不能在一天之内修补蚊睫蟭窠般的破屋。黄面老子若来，有地方却没有栖身停泊之处吗？白水真人若肯出力，成功只在一刹那间，哪里还愁风雨震凌？静等楼台高耸而起。无论见施还是乐施，都将重新兴建千年道场，今生来生必定获得诸天福报。【寺为十岁和尚的道场。】镇江妙善尼寺募缘疏 世尊法名释迦牟尼，在灵鹫峰顶阐发秘法；妙善就是观音，在精舍、鹤林门内。多年来竭尽经营之力，一朝都化为灰烬。门前空有翠竹黄花，堂上却没有蒲团禅板；即使佛陀来到，也没有栖身停泊之处，比丘尼又到哪里安身？若有人愿意结下欢喜善缘，工匠一到便可动手。我恭敬地携带这篇短疏，遍叩贤明檀越之门。不敢说佛法智慧能摄受吝啬之心，只希望大家坚定心意办理此事，捐出黄金，打开粮仓。处处都能遇到多宝如来，击鼓鸣钟；世世代代都祝愿万年天子。善因立即成就，福报自有归宿。赵庵募缘疏 宝玦、青珊瑚，长久埋没在荆棘之中；黄庭丹篆文字，打算到蓬莱搜访。必须找到好地方安身，才可以坚定心志修道。虽然砍荆结屋，胸中还剩下建造的规模；但若要开仓捐金，世上还没有遇到豪杰。僭……【原文残缺】

译五城十二楼，缥缈地位于玉京之上；八万四千卷经书，森然罗列在宝藏之中。它能遮蔽风雨，外面完全没有震凌之患；经历岁月，深处又何必烦劳修补？既然还未脱离尘世，暂且在这里洒扫祖庭。霞佩霓裳，四方之人如云聚集；玉函蕊笈，万古珍藏。真正的道馆必须常保新整，法轮哪里容得不转？共同成就这件胜事，广泛结下善缘。损坏之处，随时逐步添补；处处相逢，都有檀越掌握关键。平常只要拨动机括，人人都能成为回仙。等到骑鲸作旷达远游时，再以化鹤归来的方式致谢。镇江还京门外修整街道疏 还京门外五里，街道通衢直到西津渡头，许多人的车马都要从这里便利通行；可是南来北往之处，东边残缺、西边倾斜，星星点点像被刺破一样。填塞道路的泥雨，使人尽拖泥带水。要寻找持地菩萨来整顿平坦道路，必须得到多宝如来欢喜布施。何况城内已经重新铺砌，这里也应趁机一并圆满完成。若错过今日的机缘，日后也只能成为人们谈论的遗憾。砍石运土，家家都肯打开吝啬的钱囊；渡过浙江、越过淮水，步步都要踏在坚实土地上。这就是善事，不必问前程如何。鹤林禅寺塑造金刚榜文 精洁的佛寺要整肃庄严，全凭门外两尊金刚；佛法形相要圆满成就，必须借助世间多宝佛。即使只是黄泥塑成形体，难道不能凭借白水使之通神吗？这都是恭敬地遇到了檀越某官：现今显现宰官之身，修行菩萨之道。凡是联结玉石共同做事的人，都随佛陀降生人间；特意发起善心，共同捐出清净财物。不必等到遇人劝化，便立即建立宏大的规模。张口吞纳十方供养，瞪眼捍卫佛法、抵御外道；举拳却不打笑脸之人，手持金刚杵要打破吝啬的钱囊。这些都是欢喜结缘，所以很快便能办成。无论见施还是乐施，都能庄严不坏之身；今生来生，享受无边福报。无锡富安乡化城庵行者募缘剃度疏。野狐谈论禅理，只是白白摇头摆尾；活龟脱壳，才免得用骨头包裹皮肉。倘若不是众人共同结缘，哪里能有一尊佛出世？进入寺院持钵，捧水磨刀，等待剃去头发，露出光洁的头顶。这样才认得出生前赤裸自在的本来面目。无论有相布施还是无相布施，大家共同装成一个不哭的孩子；现在的佛作证明，未来的佛也作证明，都让他成为大富长者。这就是福报，绝不会虚妄。《佩韦斋》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十七，宋俞德邻撰，辑录闻见。尧、舜的臣子禹、稷、契、皋陶、益，都是对百姓有大功德的人。禹接受禅让成为夏王，夏延续祭祀四百年。契的后代生了汤，变革夏而建立殷，殷延续祭祀六百年。后稷的后代生了武王，变革殷而建立周，周延续祭祀八百年。上天的报偿实在丰厚。皋陶和益，想来也应当如此。然而益的后代生了秦始皇，统一四海，却不过二世而亡。皋陶的后代，虽有英、六、蓼诸国，到了春秋时期，楚成王让大心灭掉六国公子，归生灭掉蓼国。到汉代九江的英布，先被黥面后封王，后来反叛而被夷灭，比益的后代还不如。这是为什么？难道益焚烧山泽，不能免除残害万物的罪过吗？皋陶审理案件如同善问，虽然说只有明察才能获得诚信，但刑罚实际上是伤害人的工具。否则，造物者为什么对这两位臣子的后代如此吝啬？唉，连皋陶尚且如此，何况不是皋陶的人呢？汉代从元帝到平帝，祸乱都起于宦官和外戚。然而招致这些祸患的人，实际上是宣帝。弘恭、石显凭借明察法令得到进用，宣帝任用他们，于是宦官之祸始于宣帝。许氏、史氏衰落后有王氏，王氏衰落后有丁氏、傅氏，丁氏、傅氏衰落后王莽继起，于是外戚之祸也始于宣帝。东莱吕公说：‘宣帝虽是中兴之君，实际上却是祸乱的根基，恐怕确实如此。’ 曹操凭借鬼蜮般的权谋，挟持天子，杀害伏皇后，剪除皇子，杀戮贵人，害死孔融，杀掉崔琰，诛杀荀彧。礼乐、征伐等大权，十九年都出自他手。传到曹丕去世，汉朝的鼎器也被移走了。曹操大概以为自己在地下也得志了。然而从曹操开始谋划，到魏国灭亡，五六十年间，始终与司马氏相互终始。当时司马懿辞拒曹操、躲避曹操的志向还没有暴露，但他的心已经不在曹操之下。不久，他掌握魏国政权，杀楚王曹彪，把诸王公安置在邺城。到了第二代接受遗命，父子祖孙相继掌握国政。废黜齐王曹芳，杀害高贵乡公曹髦。不到三四年，便以晋取代魏。与曹操挟制汉室相比，几乎还要更严重。恢恢天网如此，世上那些怀藏奸邪、孕育叛逆、暗中窥伺别人国家社稷的人，哪里知道日后不会有司马氏这样的人接踵而起呢？司马懿做魏国上将军，四处征伐都能取胜，于是暗中蓄积不臣之志。等到司马师、司马昭废黜两位皇帝、杀死一位君主，最终便移易了魏国的国运。然而还不到两代，军队便相互杀戮；惠帝昏庸愚钝，吃饼中毒；怀帝、愍帝亲自成为投降的俘虏，一个行酒，一个执伞，留下万世难以洗刷的耻辱。随后中原动荡，宗庙焚毁沦没；虽然元帝重新建立政权，但石马、牺牛等祭祀的保障已经残破，晋朝也早已不是司马氏原来的晋朝了。从武帝到愍帝，只有四位皇帝；定都洛阳，也只有五十二年。期间的动乱和屈辱，是上古以来少有的；那些乱臣贼子究竟得到什么好处，竟要这样做呢？王莽的女儿做汉平帝的皇后，王莽篡夺汉朝后，强行要把她改嫁，她不答应。杨坚的女儿做周宣帝的皇后，杨坚有异心，皇后愤怒不平，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等杨坚接受禅让，她想夺取皇后的志向，皇后也不答应。天理民彝，即使是妇女，也有不能自行泯灭的；但她们的父亲却甘心这样做。贤人与不肖之人的差距，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古代妇女书信往来的礼仪，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曹操的卞夫人给杨太尉的夫人袁氏写信，称‘卞顿首’；等杨夫人回信，却称‘彪袁氏顿首顿首’。难道因为以卑下身份答复尊者，就把丈夫的名字冠在某氏之前吗？汉桓帝时，陈蕃荐举徐稚等五位处士，他们都多次被征召却不肯出仕。皇帝想画姜肱的画像，姜肱躺在暗室里，始终不让画工看见自己。后来窦宪荐举杨乔，征召他入朝；到朝廷后，皇帝喜爱他的才貌，想让他娶公主，杨乔坚决推辞，甚至不进食而死。这些事也足以使贪婪者知廉耻、懦弱者立志了。李密、王世充都曾向徐文远求学。等李密起兵，让徐文远面向南坐，自己按照弟子礼拜见他。等徐文远去见王世充，却总是先向王世充下拜。有人问：‘您对李密如此倨傲，对王公却如此谦下，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李密是君子，能够接受郦生的长揖；王世充是小人，不能容纳故人的情义，应该审时度势而行动。’由此可知，李密对待故人能够如此谦逊，《君子》的称誉并非过分赞美。《战国策》记载，秦王想见顿弱，顿弱说：‘按照臣的原则不行参拜之礼，大王如果能使臣不参拜，臣就可以见您；不能做到就不见。’由此可知，参拜之礼在古代是很受重视的。蔡文姬说：‘我父亲说，隶字取八分，割取其中二分；李篆取二分，割取其中八分，所以称为八分。’张怀瓘说：‘楷书逐渐像人字分散开来，所以叫八分。’杜甫诗说：‘仓颉留下的鸟迹已经模糊，字体变化如同浮云；陈仓石鼓文字又已讹误，大小二篆由此产生八分。’可见八分必定由大小二篆发展而来，正如文姬所说；如果只是像楷字那样分散，并不是古代的八分。梁元帝时有荆州放生亭碑，记载于《艺文类聚》，可见放生并不是始于唐代。醯，《释名》解释说：苦酒，就是醋。魏代《名臣奏》说：‘如今官府贩卖苦酒，和百姓争夺细小的利润。’可见官府卖醋，魏初就已经有了。士大夫整饬自身、修养德行，本来就不求后世知道自己。然而行为与古人相同，名声却不能流传后世，也是后世评论者深感惋惜的事。齐国大饥荒时，黔敖在路边准备食物，等待饥民来吃。有个饥民蒙着袖子、拖着鞋，匆匆忙忙走来。黔敖左手拿食物，右手拿饮料，说：‘喂，来吃！’那人抬眼看他，说：‘我正是不吃这种喝斥着施舍的食物，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黔敖跟上去向他道歉，他最终还是不吃而死。若充实他的刚介品格，他就是伯夷、叔齐一类的人；可惜他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爰旌目的事，也和那个蒙袖拖鞋的人相同，只是借《列子》而显扬了他，这也有幸与不幸之别吗？汉高祖开始经营天下时，招纳逃亡者和叛乱者；天下安定后，就崇尚节义来砥砺风俗。他知道天下可以在马上取得，却不能在马上治理。赦免季布、斩杀丁公，就是用来教导天下做臣子的。然而郑君曾侍奉项籍，项籍死后归属于汉高祖；高祖命令他列出项籍诸臣的姓名，唯独郑君不奉诏。这正是守节重义的人，高祖却把名册中的人全都授为大夫，反而驱逐郑君，实在太乖戾了！史书称高祖豁达大度，我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唐代世系记载郑君名叫郑荣，当时任大司农，大概是他的后代。

译杨宝在哀帝、平帝时期隐居授徒。王莽摄政后，他与两龚、蒋诩一同被征召，于是逃亡隐遁，不知所终。光武帝推重他的节操，建武年间派公车征召他到宫阙，他因年老有病没有前往，最终死在家中。后来他的儿子杨震生杨秉，杨秉生杨赐，杨赐生杨彪，四代人都任太尉，德行功业相继，成为东都的显贵家族。胡广的六世祖胡刚，清高而有志节。王莽摄政时，胡刚也解下衣冠，悬挂在府门上离去，逃亡到交趾，隐居在屠宰店中。后来胡广仕于汉朝，位居三公台阁三十多年，历事六位皇帝。这些人都潜隐不显耀，所以能把福庆延及后代如此长久。苏轼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厚施恩德却不享受报偿，所以他们的子孙能够和守成的太平之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福泽。造物主报施的道理，确实如此，绝不会欺骗人。’ 《老学庵笔记·戴虞少崔言》记载：傅子骏说：‘《洪范》说，无所偏私、无所结党，王道广大无边；无所结党、无所偏私，王道平坦公正；没有反复偏邪，王道正直。天子树立大中之道，要使天下归于大中之道。’这八句话，大概是古代帝王相传并奉为重要训诫的。至于‘皇极之敷言’，则是箕子的说法。秦始皇吞并六国，手执刑具鞭笞天下，威势震动四海，想让帝业延续万世，他的志向真大。然而他即位的甲寅年，汉高祖出生了；过了十五年，到己巳年，项籍又出生了。秦始皇南巡会稽时，汉高祖当时二十七岁，项籍才十二三岁，却已经都有取代秦始皇的意图。造化相互依伏，默默寓于极细微的变化之间，唉，真可畏啊！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给万世留下法则。只是他把魏接续在汉的正统之后，似乎怀疑蜀先主不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到诸葛亮攻伐魏国时，却都用‘入寇’来记载，这实在难以理解。周代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用来辨别亲疏；秦代设置宗正，汉代沿用，用来排列九族。平帝改名宗伯，五年后又在郡国设置宗师，以纠察皇室亲族和世代宗族。汉室尚且存在，怎么会有人敢冒称中山靖王之后呢？孔明是一代伟人，而且生于汉代，怎么会不知道玄德，却轻易把自身托付给他？况且曹操、曹丕都是奸雄，如果玄德冒称靖王后裔，他们早就会揭发他了，难道还要等后人来议论吗？晋史自从尊魏为正统以后，贤者都应当改易正统，世间却没有鲁仲连这样的人，千百年来只能徒然悲伤。文公这首诗，含义实在深微。蜀人谯周问杜琼说：‘《春秋谶》说，取代汉朝的人应当是“当涂高”，而周征君群认为指的是魏，为什么？’杜琼回答说：‘魏是宫阙的名称，“当涂而高”只是圣人取其相似之意来说罢了。’谯周于是说：‘古代称呼官职不说曹，自汉代以来，官吏说属曹，最终又说侍曹，这大概也是天意。’后来谯周沿用杜琼的话，又说：《春秋传》记载，晋穆侯给太子取名仇，给弟弟取名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君主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关系和睦的配偶叫妃，关系怨恨的配偶叫仇。如今君主给太子取名仇，给弟弟取名成师，祸乱的征兆开始出现了。后来果然如师服所说。汉灵帝给两个儿子取名史侯、董侯，后来都即位为帝，却都被废为诸侯，也和师服所说相似。先主名讳备，备的意义是具备；嗣主名禅，禅的意义是授予。就是说刘备已经具备了一切，应该把它授予别人。后来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缘无故折断，谯周深感忧虑，却没有人可以商议，于是在柱子上写下众人都会看到的话，并预言大期将至：一切都已具备，只等授予别人。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解释说：‘曹就是众，魏就是大。众而且大，天下大概就要归于它了。意思是蜀将归于魏。’蜀国果然灭亡，完全如谯周所说。我按照文字考察这件事，谯周不过是根据杜琼的话加以推演，实在没有什么意义。然而最终竟然应验，难道杜琼也曾暗中得到某种启示吗？即使如此，新建立的蜀国，先主去世，武侯也去世，刘禅凭着昏暗软弱的资质，又受到宦官小人的迷惑；即使没有这些征兆，他难道能够与魏国争夺天下吗？《三辅黄图》记载秦汉宫室苑囿，非常完备；颜师古为《汉书》作新注，多采纳其中内容，但没有记载作者姓名。《唐艺文志》有《三辅黄图》一卷，列在地理类的首位，也没有注明是谁所作。其中多采用应劭《汉书集解》的内容。应劭是后汉建安年间人；到魏代，如淳注《汉书》又引用此图作为依据，所以苗昌言认为它是汉魏之间的人所作。如今考察此书，其中记载治所说：‘汉光武之后，扶风郡治所在槐里，冯翊郡治所在高陵。’记载神明台又说：‘魏文帝迁徙铜盘，铜盘破裂的声音数十里外都能听到。’书中同时记载光武帝和汉文帝，确实应是汉魏之间的人所作。前代儒者说，五代的君主中，周世宗最好，唐明宗其次。至于有人说编写历史时，想从梁代丁卯年起，到周代己未年止，只记干支甲子而不写年号，其中的用意也很深微。真宗时，有百姓因争夺财产，把诉状投入匦中，却常常把皇帝比作桀纣；奏状送到御前后，皇帝命宫人抄录所诉之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却把原诉状藏起来。他说：‘百姓的意图在于争夺财产，实际上没有别的事情。如果连原诉状也交给有关部门，不但所诉之事不能得到公正处理，他们还一定会先追究指斥皇帝的罪名。愚昧百姓无知，也很可怜。’《尚书》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那么君主更应自行敬慎修德。’真宗正有这种德行。仁宗有一天问掌管膳食的人：‘米要折耗多少？’回答说：‘折耗六分。’仁宗惊讶折耗太多，命令改为五分。第二天进献食物，偶然突然腹泻，他叹息说：‘这是习惯造成的。’于是仍按旧数执行。有一天，大官进献膳食，饭里有沙石，仁宗把它含在口中，秘密示意嫔妃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又有一天，他想吃荔枝，有司奏报已经供应完了，近侍说：‘市场上还有卖的。’仁宗说：‘不可以；明年恐怕会因此增加进贡的数量。’又一天夜里，他想吃烧羊头，近侍请求传令取来，仁宗说：‘不可以。这次传令取用之后，一定会泛滥宰杀牲畜以备取用，造成无穷的浪费。’他的俭朴德行就是这样。

译嘉祐年间，韩绛以司门郎中出任颍州知州。当时京西发生大饥荒，韩绛救济有方，郡中百姓依靠他得以保全生存。他于是张榜邻近州境，把救济抚恤的意思告诉百姓，使他们前来就食。邻境百姓背着孩子、携带行李而来的不可胜数。仓库粮食已经耗尽，又缺少宽敞空闲的住所安置他们，于是因感染疾病，死者相互枕藉。韩绛也因病去世。那年秋天，郡中一个士人梦见被召到阴府，审理韩绛任司门时救济百姓的案件。士人请求放假处理后事，醒来后果然得病，十天便死了。救济本来是仁者的行为，韩绛用心务求广泛，只是声势和实际效果没有相称，尚且遭受阴间责罚。至于老弱转死沟壑，壮年四散他乡，而君主的仓廪充实、府库丰满，有司却不把灾情报告，难道只会在冥冥之间受到赦免吗？昌陵刚即位时，发誓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进谏之臣，把三支箭折断后藏在太庙，让子孙世代守护这个誓言。徽宗北上被俘，担心祖先的训诫失传，便亲自把它写在黄绢中，派内侍曹勋从小路送回国，交给思陵，子孙不敢逾越。周家的忠厚，未必超过他们。苏轼的字是仲和，‘洗玉池铭’末尾说：‘仲和甫为它作铭，用来记载德行。’仲和甫，就是我。‘我’，就是苏轼，字子瞻。朱文公解释《周易参同契》时说：‘邹訢的解释多半不明白其中含义。’听前辈说，邹訢本来是春秋时邾国的后裔，朱氏是他的后代。《乐记》把訢读作熹，所谓邹訢其实就是文公的姓名。司马光在洛阳时，有一天穿着深衣散步，经过邵康节在天津的居所，对门人说：‘程秀才，邵康节出来了；我肃然起敬，那么您就是公吗？’门人奇怪地问缘故，司马光笑说：‘司马氏难道不是出自程伯休父吗？’文公或许也是取法于此。元丰五年，朝廷考试进士，有个叫暨陶的人，唱名很久仍没有回应。皇帝回头看左右，苏丞相说：‘恐怕应该把名字呼完。’吴地有暨艳，曾作过造营府的议论，恐怕是他的后代。皇帝命令按‘讫’的读音呼叫他，果然出来应答。问他籍贯，他说：‘崇安人。’皇帝回头对苏丞相说：‘也是吴人。’ 苏颂丞相曾说：‘宋朝之所以太平一百三十年，内外没有祸患，是因为宗室和外戚不参与政事，皇后妃嫔与公主没有私下请托，公族世代享禄的家庭不骄横欺凌而遵守礼法。到了神宗朝，招驸马也不许他升行，这尤其足以作为风范来激励天下。’ 《韩非子》记载师旷弹琴的故事，虽然近于荒诞，但也许确有其事。我同乡郭楚望以善琴闻名。淳熙、景定年间，有一天郡守资政赵公在雁浥阁招宴。月夜弹奏了一两遍，有像鱼又不像鱼的东西在池中跳跃了好几次。郡守感到奇怪，无法测知原因。后来又弹奏前一曲，那东西又像原来一样跳跃。第二天抽干池水寻找，得到一管无射律管。大概它沉埋已久，恰好所弹也是无射调，声音与气相互感应，所以出现这种情形。然而也实在奇异。上官有人忌讳在正月、五月、九月赴任，相关说法有好几种。有人说宋朝以火德称王，寅、午、戌属火，臣下应当避开；如果这样说，近代的禁忌就和古代制度很不相同。然而以木德称王的朝代，没有听说避开亥、卯、未月；以金德称王的朝代，也没有听说避开巳、酉、丑月。这是为什么？有人说臣属商，商属金，寅、午、戌属火，火能克金，所以要避开。那么岁、日、时的干支属火，也应当避开吗？为什么只忌寅、午、戌三月？有人说正月是少阳主事，万物发生；五月是太阳主事，万物生长；九月是太阴主事，万物肃杀。在万物推移变化之时于这些月份举事，多有禁忌，更加难以理解。只有窦苹《唐诗音训》在高祖本纪注中说：‘正月、五月、九月不执行死刑。’并引用佛教《智论》说：‘天帝释用大宝镜照临四大神洲，每月移动一次，察看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临南赡部洲，所以这三个月要减省刑罚、修行善事。’如今州郡在这三个月不支给羊肉钱。前代儒者于是认为正月、五月、九月不能赴任，其实是沿袭唐代旧事。考察汉代张敞的话，他说：‘我担任山阳太守，奏报说：臣于地节三年九月到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九月、正五九三月〕 又有汉代朔方太守碑说：‘延熹四年九月乙酉日，诏书命令迁任，令其于五年正月到官。’由此可见，两汉以前未曾忌讳这三个月。我怀疑这种禁忌似乎确实始于唐代；但读《齐书》时看到，高洋谋划篡夺魏国，他的臣子宋景业说应当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说：‘正月不能赴任，触犯它最终会终结官位。’宋景业回答：‘君主成为天子，就没有再次受命的期限，难道会不能终其帝位吗？’这样看来，这一禁忌魏代已有，也不是始于唐代。然而唐代独孤及文集中有《舒州到任表》，说‘九月到州完毕’，唐人也有不忌九月的，又是为什么？如今的历书多根据唐代一行禅师的历法，其中对于这三个月也多择取上吉日，可知并不是专门忌讳。邹阳的赋说：‘清的叫酒，浊的叫醴；清的是圣明之酒，浊的是愚劣之酒。’所以魏人的隐语也说：‘清的是圣人，浊的是贤人。’徐邈又有‘颇复中圣人’的说法。然而皇甫嵩作《醉乡日月》说：‘大凡酒，以颜色清、滋味浓重而甘甜的为圣；颜色浑浊如常而味道醉人且苦的为贤；颜色黑而酸薄的为愚。’又把用家酿糯米酒使人醉的称为君子，用家酿黍米酒使人醉的称为中庸，用巷间酿造的曲酒使人醉的称为小人。这样看来，酒的品类名称又不止圣、贤二等。杜子美诗说：‘人生能有多少时光？春天到了夏天也不放过，香醪像蜜一样甜。’韩愈也说：‘一尊春酒，甜得像糖。’老人家的这种快乐，没有人知道。后世于是认为唐人喜欢喝甜酒。然而考察韩愈的诗，他自己又说过‘酒味清冷’；白居易说：‘甘露太甜，不是正常的滋味；醴泉虽然清洁，也不妨有香气。’又说：‘酒量大的人嫌酒甜，才华高的人笑小诗。’又说：‘揭开酒瓮时闻到香气浓烈，封瓶贮藏以后味道甘辛。’由此可见，甘、辛、苦、烈，才是酒味达到极佳的表现。唐代贤者和今天人的爱好，大体相同。所谓‘到了口中天下皆美，期望达到易牙的滋味’，以蜂蜜糖浆作比喻，不过是取其醇厚浓烈罢了。

译《典论》说，汉孝灵帝末年，百官沉湎于酒，一斗酒价值千文。《杨松玠谈薮》记载北齐卢道的话：‘长安的酒钱，一斗三百。’《唐食货志》说：‘德宗建中三年，禁止百姓私自酿酒，以补助军费；设置官府酒坊酿酒，每斛收取三千钱。’一斛三千钱，可见史书所记酒价昂贵。白居易《与刘梦得闲饮》诗说：‘共同拿一万钱买一斗酒，相互看着，都已七十岁，还差三年。’李白诗说：‘金樽清酒价一万。’王维诗说：‘新丰美酒一斗一万。’崔国辅诗说：‘和我买一斗酒，正好用一万钱。’许浑诗说：‘用一万钱买酒，留您醉饮。’权德舆诗说：‘一万钱一斗酒，也不觉得贵。’陆龟蒙诗说：‘如果能够奉陪您欢饮，一万钱买一斗。’酒价为什么竟然这样昂贵？前代儒者有人说，这只是诗人的寓言，不过取用曹植乐府中的话。我考察各位贤人的诗，似乎都是摘取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寓言。然而杜少陵诗说：‘街头酒价常常苦于昂贵，酒坊外的酒徒很少醉卧。赶快来一起喝一斗，正好有三百青铜钱。’一斗三百钱，杜少陵还认为贵；而诸位贤人都把一斗一万钱写入诗中，酒价的贵贱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千钱、十千斗、三百一斗〕 蔡邕是汉代的名臣，却没有后代；虽然有女儿传承他的学业，但贤者仍为此感到悲伤。后来我读《汉史》，书中说汉献帝迁都长安时，董卓的宾客想尊董卓比作太公，称他为“尚父”，蔡邕认为应当等关东平定之后再议此事。可是到了《蔡邕集》中，却有一篇推荐董卓的表文，说董卓的功劳可与周公、霍光相比；又说他只在三件事上与众人不同，应当任命为相国，地位在太傅之上，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快走。这样看来，后来董卓任相国，正是蔡邕所提出的建议，难道蔡邕因此获罪，竟是防备这种事吗？邓攸也是晋代的贤者，世人说上天没有知觉，使邓伯道没有儿子。然而考察《晋史》，邓攸遭遇贼寇时，想保全哥哥的儿子，于是舍弃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追了上来，便把他捆在路旁。那孩子追不上来，尚且还应当怜悯；既然追上来了，却把他捆在路旁，这就太灭绝天理了。上天不保佑邓伯道，难道也是因为这件事吗？古语说：“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而在不容易之中，还有更难的。”可是孔子说：“看他做事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于什么，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又说：“把他派到远处任事，以观察他的忠诚；让他在近处任事，以观察他的恭敬；让他处理繁难事务，以观察他的才能；突然向他发问，以观察他的智慧；急迫地同他约定期限，以观察他的信用；把财物交给他，以观察他的操守；把危难告诉他，以观察他的气节；用酒灌醉他，以观察他的常态；让他混杂处在人群中，以观察他的脸色。”用这九种考察，即使是至人和不肖之人，也能辨别出来了。把这两种方法合起来观察人，也可以大略了解一个人了。律令禁止杀牛，不知始于哪个朝代。《南史》说，梁代傅昭性情笃厚谨慎，他的儿媳曾得到家中送来的牛肉，拿来进献。傅昭召来儿子说：“吃它就犯法，告诉她又不能收取它，那就把它埋掉。”由此看来，禁止杀牛的规定可能始于梁代。考察《曲礼》说：“天子用纯色的牛，诸侯用肥壮的牛，大夫用毛色纯一的牛。”可见古代天子、诸侯、大夫都用牛祭祀。《王制》又说：“祭天地的牛，角如茧栗；祭宗庙的牛，角长一握；宴请宾客的牛，角长一尺。”可见牛不只用于祭祀，宾客宴饮也有时使用。虽然没有看到士人和庶民家中使用牛的记载，但《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举行薄祭。”泛泛说“东邻”，似乎又不专指天子、诸侯、大夫，往往祭祀和宴请宾客也可以通用。至于诸侯无故不能杀牛，既然没有正当理由，诸侯也不敢杀牛。古人违犯礼制看得比触犯法律更严重，根本不必等到明文律令规定。东汉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当地民俗多淫祀，百姓常常用牛祭神。第五伦到任后，发文告知所属各县，晓谕百姓说：“巫师、祝史若有擅自宰牛的人，官吏就立即加以惩罚。” 可见杀牛要受惩罚，自东汉以来就是如此。要知道，牛耕田出力，对主人确实有功；禁止杀牛，也是仁人君子的用心。燧人氏钻木取火，到了周代，四季要更换所用的火。大概春天取榆树、柳树的火，夏天取枣树、杏树的火，一年更换火种五次。这似乎太多事了。等到读《洪范五行传》，才知道古人改换火种关系到时令和政事。火性向上燃烧，旧火越老越猛烈，于是碰到东西就容易燃烧。如果是新火，火性柔和，青色火光明亮，就没有忽然猛烈、迅速炽烈的祸患；即使蔓延成灾，也容易扑灭。这就是古人钻燧取火、按时更换火种的用意。唐人的诗说：“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不过是把节令景物当作游戏赏玩罢了。《佩韦斋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十八，宋俞德邻撰，辑闻 韩退之《听颖师琴诗》描摹琴声形态的精妙，似乎专门在赞美颖师；然而篇末却说：“我推手让琴声骤然停止，泪水滂沱，湿透了衣裳。颖师啊！你如果真能不把冰炭放进我的心肠，那么这琴声就有很多地方不够了。”《太学听琴序》却说：“有一个儒生抱着琴来，沿台阶登上去，坐在酒器和俎肉旁边，弹奏有虞氏的《南风》，又以周文王和孔宣父的琴操相续，悠闲愉悦，宽广厚重而高明，追寻三代遗留下来的音调，想象舞雩台上吟咏叹息的情景。到了傍晚离去，大家都充实满足，好像各有所收获。”哪里有“推手骤然停止”的意思呢？把诗和序合起来看，它们的取舍显然不同；由此又可知，琴声本来是用来陶冶、抒写性情的，而使我心中如冰炭交集、泪流衣湿，大概不是琴的正道。陶渊明《止酒》诗，大概是不得已而想停止饮酒。这里的“止”，如同“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的“止”，不是禁止的“止”。居住在城邑，生命止于高冈，行走止于柴门，口味止于园中葵菜，欢乐止于幼子，这些都是各自止于所应止的地方。然而他一生却不能止于饮酒。傍晚饮酒，就睡不安稳；早晨饮酒，就不能起身。天天想戒酒，便使荣卫之气运行失调。这难道是混迹世间、保全自身的方法吗？如今觉得戒酒是好事，即使停止到扶桑水边也可以。又何必只停止到扶桑水边呢？即使停止千万年也可以。他的防备就是这样。东坡追和此诗，说：“小病只是因为饮酒，戒酒便会痊愈。从今以后东坡的居室，不再供奉杜康。”这果真是渊明的意思吗？张司业《节妇吟》说：“你明知我已经有丈夫，却赠给我一双明珠。感念你情意缠绵，我把它系在罗裙襦上。我家高楼连接着苑囿而建，我的丈夫手执符节，在明光殿中任职。我知道你的心意像日月一样明白，却发誓要侍奉丈夫，与他同生共死。归还你的明珠时我双泪垂落，为什么不在我未出嫁时与你相逢呢？”按照礼制，男女授受不亲，妇人改变嫁给丈夫后所奉的天理，不应接受他人的赠物。如今她收下明珠并系在衣襦上，归还明珠时又流泪，她比秋胡的妻子还要惭愧得多，难道还能称作节妇吗？东坡《秦穆公墓诗》说：槖泉在城东，秦穆公墓在城西，相距不到百步，由此可知过去还没有这眼泉水。秦人以这眼泉水来辨识秦穆公的墓。秦穆公生前没有杀孟明视，难道死后会忍心使用他的贤臣吗？由此可知，三位臣子殉秦穆公的心意，也如同齐国的二位臣子跟随田横一样。古人感念一饭之恩，尚且能够舍身；如今人们再也看不到这类人，反而根据自己所见来怀疑古人。古人是无法企及的，今人则更加令人悲伤。”东坡居住海外后，和陶渊明《咏三良》诗，又说：“此生重如泰山，忽然却把它遗弃得如鸿毛。三个人因为一句话而死，他们所死的道义实在太微小。贤明啊，晏平仲侍奉君主不徇私情。我难道是犬马吗？愿跟随君主寻求遮盖尸体的帷幕。舍身固然有其道理，大节却必须不亏。君主若为社稷而死，我也就同他一道归去。遗命之事有治有乱，臣子可以选择服从或违背。魏颗是真正孝爱父亲的人，三良又哪里值得仰慕？做官难道不荣耀吗？只是有时也会被忧愁悲伤缠绕。”这就是靖节先生穿着黔娄那样的粗劣衣服，和前一首诗的意思似乎大相违背。虽然老成时的见解与年轻时不同，但该死还是不该死，都是侍奉君主、立身处世的大义。这就是所谓道理可以并行而互不相悖。《卷耳》写的是丈夫在外服役，妻子怜悯他的辛劳而作，正与《汝坟》中“殷其雷”的意思相同。所以诗中说：“唉，我思念那个人！”又说：“我的马病了！我的仆夫也疲病了！”这是人说：“我思念他！”马说：“我的马疲病了！”又说：“我的仆夫疲病了！”难道这是后妃的话，而不是臣下的话吗？解释者沿袭《小序》的错误，所以牵强附会地作出这种解释。《采葛》是害怕谗言的诗。一天见不到那个人，就像隔了三个月、三季那么久。这种疑惧似乎过分了。武安君离咸阳七里，而应侯的谗言已经传开。董仲舒被调任胶西国相，几乎也没有免于祸患。奸邪的锋刃刺中人，往往只是转瞬之间的事。这正是诗人深深恐惧的原因。《小弁》中鹿儿奔跑，是比喻太子被放逐而离去。鹿奔跑本应急速返回，而诗中说它踟蹰不前，是因为不忍离去。不忍什么呢？野鸡鸣叫，尚且还在寻找雌鸟；君王难道不思念王后吗？树木将要毁坏，尚且还忧虑没有枝条；君王难道不思念太子吗？我的忧愁就是这样，君王难道竟不知道吗？这是做人儿子的极端孝心，不敢用天理人心都不存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父亲。《四牡》共五章，前四章都说王事没有止息，末章却独独不再说这些，大概是王事办完后归来了。所以说：“将要带着母亲来告诉君王。”这是为了奉养母亲的志愿而来向君王报告。如果不是这样，既然忙于驱车奔走都来不及，哪里有空实现自己的私愿呢？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臣子的心意。《狡童》的《序》说这是讽刺郑忽而作，诸家都沿袭这种说法。只有岷隐戴氏认为，“山有扶苏”所指的“狡童”是朝中的小人；现在这首诗不应当看作昭公的意思，当时一定有像董贤那样掌权的人，那个人就是“狡童”。国君亲近他、和他狎昵，却不跟我说话。国君虽然不亲近我，我却因为国君的缘故，竟至于不能吃饭。国君难道唯独不察觉我吗？详细体会这种说法，那么“子”正是指昭公，“狡童”则指掌权者。世子忽当时已经长大，曾率军救郑，又两次拒绝齐侯的婚事，不能把他当作童子。况且忽并没有大罪，国人只是怜悯他势力微弱，没有忠良辅佐他罢了。诗人以文辞为主而委婉进谏，哪里会有斥责国君为“狡童”，而圣人还把它收录下来的道理？《褰裳》这首诗也是如此。“你若惠然思念我”，是说昭公思念我，我就会提起衣裳渡过溱水。你不思念我，难道天下没有别人吗？只是我不忍心看狂妄的童子扰乱政事，也不是斥责国君为“狂童”。

译《无衣》这首诗，若从大夫的角度来说是赞美；但从圣人的角度说武公，武公的罪过就大了。武公自恃强大，不向天子请命，竟让他的大夫诱导天子的使者来取得封命，他的用意是什么呢？难道是说自己没有衣服，借此夸耀自己的强盛吗？“不如你的衣服”，就是把天子看作与自己相敌对的人。所说的衣服，是天子的衣服，难道是使臣的衣服吗？七命是侯伯的服饰，六命是子男的服饰，把六改说成七，并不是武公谦逊的说法。岷隐说，外表显示强大，内心其实空虚，真实情状已经显露，无法遮掩。当时晋国还不十分强盛，若没有天子赐予的服命就不能长久安定，所以七命、六命都可以凭借来求得安定，而且既吉祥又顺利。然而根据《左氏传》和史书考察，周王室的失误也实在太多了。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把同母弟成师封在曲沃，诸侯擅自封爵，而周王不加追问，这是第一过失。三十二年，潘父杀死昭侯，想迎立成师，周王又不追问，这是第二过失。四十七年，曲沃庄公杀死晋孝侯，周王又不追问，这是第三过失。桓王二年，曲沃庄伯攻打晋国，周王不能讨伐，反而派尹氏、武氏帮助他；等到曲沃叛乱，周王才命令虢国讨伐曲沃，立晋哀侯，这是第四过失。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杀死晋小子侯，周王虽然不能立即讨伐，第二年却命令虢仲立晋哀侯的弟弟缗；又过了一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共同讨伐曲沃，周王的纲纪似乎稍稍振作起来了。到了后来，武公篡夺晋国，晋僖王接受贿赂，竟任命他为诸侯，这是第五次过失。礼乐和征伐的权力从天子转移到诸侯，下降到大夫，最后被陪臣窃取，衰败到这种地步，周王室还能长久吗？君子从《无衣》这首诗中，就可以知道周王室最终不能振作了。《黍离》一诗，元城刘氏说：人的感情对于忧愁和欢乐之事，初次遇到时心情会发生变化，再遇到时变化减微，时间久了便习惯了。至于君子忠厚的感情，却不是这样。他往来服役，本来就不是只看见一次。第一次看见黍苗，后来又看见黍穗，再后来又看见黍实，他感慨的心情始终如一，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深。这就是诗人之所以忠厚的地方。唉，我对此又有了深深的感慨。然而《黍离》本来是王国的诗，后来降为《国风》，从季札观乐时就已经如此了，并不是孔子删诗时才把它降为《国风》的。《简兮》这首诗中，卫国的贤者以参加万舞为可耻；《君子阳阳》中，周王室的贤者却以手执簧和羽旄为快乐。同样都是抛弃贤者的事。然而贤者还有羞耻之心，国家还可以治理；贤者竟以执簧、执翿为乐，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周王室的事情，哪里还忍心说下去呢！《式微》是黎国臣子所作。当时卫国国君和他的夫人一起淫乱，黎国臣子实在以此为耻。然而黎国遭遇狄人的灾难，国君寄居在卫国，臣子不得不随从；但他们心里大概以寄居卫国为耻。所以说：“为什么在露水中间呢？”露，是说受到濡湿和沾染。“为什么在泥水之中呢？”泥，是说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黎国虽然灭亡了，仍然以卫国的淫乱为耻，那么淫乱的可耻程度，远远超过灭亡。《凯风》这首诗，孟子说是写母亲的过错很小。我的朋友庐陵龙仁夫说：“这首诗应当从‘劬劳’一语来观察。棘树的嫩芽还很微小时，凯风吹拂它；等到枝叶茂盛，母亲抚养我、养育我，无论出入都庇护我，她的辛劳也太大了。想要报答她的恩德，就像苍天无边无际，哪里能够穷尽？何况只是小小的过错，怎么敢怨恨呢？”所以诗中说：“母亲贤明善良，是我没有善行。”又说：“有七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安慰母亲的心。”诗中只有自我责备，丝毫没有怨恨的意思。这并不是勉强矫饰所造成的，而是天理人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将仲子》的诗义，毛氏的说法错了。京城的建筑不合制度，祭仲进谏，庄公却不听。庄公接纳叔段，并不是因为爱护叔段，而是害怕父母，害怕兄长，害怕国人的议论，所以不敢立即谋害他。然而兄弟同胞，古人把他们比作手足；这首诗却把它们比作杞树、桑树、檀树，都有可以砍伐的道理，那么诗人的用意本来就很明显了。可怕的事有时也会变得不可怕，可亲爱的事有时也会变得不可亲；叔段难道能够自行免祸吗？看这首诗，那么在鄢地击败叔段，难道是在子封出兵的时候才临时决定的吗？《遵大路》是国人挽留贤者而作的诗。古代离开国家的人，有的从小路逃亡，而国君还挽留他、送他上路。如今贤者却沿着大路离去，显然是同庄公断绝关系了。国人挽留贤者，在大路中拉住他的衣袖，握住他的手，希望稍稍留他片刻；又说不要嫌弃我们，并追述过去的情谊和友好来打动他，感情实在深切。而庄公听任他自行离去，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他失掉道义实在太严重了。《风雨》这首诗，不是思念君子。乱世中小人很多，君子很少，幸而偶然遇见一个君子。所以诗中说：“心情平和了”，“病痛痊愈了”，“怎么能不欢喜呢？”这就如同庄子所说逃到空旷山谷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砰然响起，便高兴起来。柏梁体诗起源于汉武帝元鼎元年，因修建柏梁台而起。《三辅旧事》说：“柏梁台用香柏建成，香气能传到数十里。”《郊祀志》说：“铸铜作为柱子。”《三秦记》说：“台上有铜凤，因此名为凤阙台。”汉武帝下诏，命群臣中官秩二千石者，凡能作七言诗的都来赋诗；每句都是七言，句末都押韵，并且各自叙述自己的职掌。例如丞相说：“总领天下实在难以治理。”大司农说：“陈列万斛粮食，用簸箕扬净。”其他人也都类似。后世于是形成了这种诗体。《淇澳》说“绿竹猗猗”，注释说：“菉，是蓐草。”《尔雅》又说：“竹，叫作篇蓄，形状像小梨，红色茎，节上有纹理，喜欢生长在道路旁，可以食用。”又说：“《韩诗》写作‘▯’，音读为笃，也称作篇竹。”我曾对此感到怀疑。《史记》记载“黄河在瓠子决口”，汉武帝命令群臣和随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背柴堵塞决口；当时东郡的草木被烧光，因此柴薪很少，便砍取淇园的竹子来制作楗。天子亲临决口，因工程没有成功而悲悼，于是作歌说：“黄河啊，河伯曾经答应过，柴薪却接不上；柴薪接不上，是卫人的罪过；野草烧尽了，唉，拿什么来抵御洪水？树林竹子倒下了，用来作楗和石桩。”晋灼注说：“淇园，是卫国的苑囿，盛产竹子。”颜师古说：“所谓倒下树林中的竹子，就是上文所说砍取淇园竹子来制作楗。”任昉《述异记》又说：“卫国有淇园，出产竹子，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的竹诗也说：“嶰谷的竹管刚刚抽出新笋，淇园的竹子又被收取。”这样看来，淇澳自古以来明确就是产竹子的地方。所谓“菉蓐”“篇蓄”之类的说法，将来或许另有根据。

译甲戌年夏天，我游历江右，旅店墙壁上题满了诗，只记得其中几首；年代久远，忘了作者姓名，于是抄录如下：过常山诗说：“茶蘼花香使人在春寒中怯意，白昼漫长，帘子低垂，燕子悠闲，敲断玉钗，银烛也冷。”《计程应念过常山·闺怨》说：“有约的人还没有回来，蚕已经结茧收尾；小轩中白白度过了牡丹盛开的春天。”昨夜挑选完所有鸳鸯茧，留下它们织成远征人的衣衫寄去。徒然题作“云南国”，悲伤于因薏苡而起的谗言；西园议论价格，竟把蒲桃当作指证。只有我的白发还保存着公道，近来豪门却给胡须染色。王荆公《读书堂诗》说：“乌石冈头建起坟墓，归到柘冈西边放下读书的帷帐。辛夷花开放，白得如雪，万国沐浴春风，庆祝庆历年间。”这首诗尤其婉转而成章。我在北方士人家中看到两首诗，其中一首《读史诗》说：“襄汉之间云集着十万军队，习池边醉得酩酊大醉，始终没有醒来。纷纷误害晋国的都是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偏偏只说王家有一个宁馨儿？”德祐末年，边将沉溺酒色，战事发生后，又争先恐后卖国投降，于是反而指责儒臣，说是他们误国。这首诗足以堵住他们的嘴，夺去他们的气势。杜子美《晚行口号》说：“今日的市朝已经不同，丧乱还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远远地惭愧梁代江总回到家时还拥有黑发。”然而江总《还宅诗》说：“红润的容颜辞别巩洛，白头之年进入轘辕；趁着春天回到故里，缓步采摘芳香的荪草。”他并没有黑发。梅亭李公甫擅长骈偶文章，喜欢使用经书中的语句。他任荣州知州时，西川茶马司想夺取荣州的盐井并实行专卖，李公甫上书省中争辩，其中有一联说：“征收商税从这里开始了，必然要寻找龙断之处登上去；开此先例，难道不会留下后患吗？这是把土偶当作真人来使用啊。”因为荣州一向没有盐专卖的禁令，如果盐井隶属于茶马司，盐专卖就将从这里开始；文辞和意义都很妥帖，实在难得。然而文集中所收录的其他作品，间或有牵强拼凑、偶然合拍之处，就比不上这一篇。饶公应龙由浙西提刑升任宜显文阁、浙东安抚使兼绍兴府知府，我代他写贺札，其中说：“翠节所到之处，公卿底定；红牙换镇，新的任所已经交接。宣扬光明的训诰，充分彰显文王的谋略；保卫治理东郊，恭敬地接受周公所承担的使命。”又说：“任大都尹，掌群州节，正迅速走上唐代节帅的道路；会稽人为此欢喜，京兆百姓对此思念。”全都套用了尹洙、苏轼的句子。黄尚书万石过去曾由朱制置禩的孙子征召，任广西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虽然没有赴任，却常常以门生的礼节侍奉朱公。黄公任吴地长官，朱公任当涂长官，书信往来几乎没有一个月中断。后来朱公任四川宣抚使，黄公让我写札子祝贺，想要写出彼此相隔遥远而又思念仰慕的意思。我偶然得到一联：“我所见过的几十个人，没有一个像卢公那样知晓我；如今你已经离去五千里，我又怎么能像张籍那样前去投奔？”黄公万石任福建漕运使，兼任建宁府知府，正逢灾荒，米价涨到每斗一贯五百文，于是禁止官民酿酒；命令实行数月，米价顿时下降。后来寓居当地的官员设宴招待他，因为缺酒，往往煮人参红枣汤代替。宴乐辞说：“这样的风月之夜，到哪里去得到酒呢？就在山水之间；酒醒之后，能够用文章把它记述下来。”但不知道是谁作的。又有一次，沿江制置司举行中秋大宴，宴乐辞说：“试问今夜是什么夜晚？坐着看稀疏的星星渡过银河。只愿人能够长久，不妨相隔千里共同欣赏婵娟。”也记不得是谁作的。又有某人由防江制置司幕职召试馆职，将要出发时，制置司向朝廷请求让他带职兼任秘书省正字，仍保留原职。他的谢启说：“梦见玉宇琼楼那样幽深，哪里比得上人间；陪同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人游赏，依然身在江表。”这些句子都能用词语相互对偶，又切合事实，实在可喜。丞相赵忠靖赵葵，年轻时就负有经世济民的才干，以参加科举为耻，因为多次作战立功而做到宰辅。给事中徐清叟驳斥他，说宰相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并且引用“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作为理由。忠靖因此竭力请求退休归乡。获准之后，他的谢表说：“即使霍光不学无术，本来难免众人讥讽；然而皋陶读过什么书，难道能因此为自己辩解吗？皋陶、后稷、契又读过什么书呢？”这是赵清献回答王荆公的话，拿来处理自己家中的事情，更显得精巧。贾平章出生那天，钱唐县宰郭应酉写词祝贺他，序文说：“高峻直入天际，出生正满应有的月份；身穿布衣而位居廊庙，过去没有一品官的曾参；穿着衮服绣衣而处在山林，如今有半闲居处的姬旦。”这是因为贾氏有生母，朝廷下令封她为两国太夫人，赐号寿贤；又在葛岭私宅新建亭子，题名为“半闲”，所以这样说。结尾一联说：“白昼漫长，坐对南北两峰的高峻；时常游处庙堂，把东西防务的询问全都交给我。”贾氏非常称赏，因此把作者破格提升为列院官。可是有见识的人说，即便是晋、楚的富贵也比不上他。曾子尚且说：“我凭借我的仁，我凭借我的义。”这难道是计较一品官的人吗？周公思虑兼行三王之道，坐着等待天明，又哪里是以“半闲”为志向的人呢？“东西防”见于《韩魏公传》，“南北峰”大概只是俗语，难道只是当时偶然迎合贾氏的喜好吗？东坡先生的文章在一代之中最为精妙，《韩文公庙碑》尤其奇伟；但前辈认为其中在诗句里写信、诋毁佛教、讥刺君王的说法不当，认为君王不可讥刺；《沔水》讽谏宣王不如从前，改用“规”字来表达才好。我认为黄山谷《病起十诗》似乎不愧于杜少陵；至于其中说“颍川狂士，邢尚书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夫如果在世，一定会刻下这些话，不会让这位老人平地生出崎岖。” “镌”这个字，虽然是为了“崎岖”而发，然而难道父亲也可以被镌刻讥刺吗？父亲慈爱、儿子进谏，这种事倒是有的。征收商税，是从卑贱的丈夫开始的，孟子说过这件事。《隋书·食货志》说：“晋朝渡江以后，凡是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契的，每一万钱按比例缴纳四百钱入官；卖方缴三百，买方缴一百。”由此知道，税契钱始于晋代。明道年间，嵩山石室中有一个狂僧诵读《法华经》，在那里栖息二十年，形貌如同土木，饮食靠猿猴和鸟类供给。询问他的真实修行境界，无法全部说清。他曾说：“古代人的每一个念头都在定和慧上，怎么会混杂呢？如今人的每一个念头都在散乱上，怎么能够入定呢？”欧阳永叔、尹师鲁是最排斥佛教的人，听到这话后也不由得心醉。谢希深给梅圣俞的信说：

译秦桧任宰相时，倚仗权势和援助，阻挠恢复旧土、报仇雪恨的议论，杀害功臣旧臣，诬陷忠良。他死的时候，诏令撰写神道碑，士大夫没有人肯执笔。然而直到宋朝灭亡，他的子孙做官一直没有断绝。有人怀疑上天的报应出了差错。后来读了四朝《闻见录》，才认为秦桧息兵与金人议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当时还有太平和睦的名声，恐怕上天因此保佑他。我考察靖康末年，秦桧在粘罕的军营中，首先上呈议状，请求保全赵氏。后来黄时偁、徐揆、段光远才相继提出请求。有一天，粘罕对莫俦说：“搜寻宗室，还有没有查尽的地方。”莫俦献计，让人在宗正寺取出玉牒，把其中有姓名的人全部搜捕，那么就不会留下遗类了。秦桧在旁边说：“尚书的话错了。譬如我们普通人家的宗族，也有不少人；有些人虽服属亲近而感情疏远，有些人虽同姓，恩义反而不如异姓。平时富贵时既不和他们共享，一旦遇到祸患却想让他们同样受害，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粘罕说：“中丞的话是对的。”因此获免的宗室很多。这两件事也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天圣年间，刘公绰任京西转运使，分别派属官清点各郡粮仓中的粮米，查出多余十余万石，上奏请求交给三司收缴。当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问道：“已经清点过的，条文规定允许再次清点吗？”刘公绰回答：“从前漕运官员徇私，不肯把粮食全部收缴。”太后厉声说：“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吗？这四个人都不是因为清点粮仓、收出斗斛而做到今天这个地位的。”公绰非常惭愧，退下后对人说：“当时殿上墙壁的缝隙若能容我钻进去，我也钻进去了。”绍兴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把本州卖盐所得的宽剩钱一万贯，购买黄金一百六十多两、白银一千八百两，献入朝廷。诏令说：“即使有宽剩钱，也应当归给主管官署，不是守臣应当进献的。恐怕有人肆意刻剥百姓，以此取媚朝廷。侯彭老特降一官，罢职放归，以惩罚他的妄为。”建炎年间，大臣推荐隐居凤翔的泸州草泽彭知一，说他有救济天下的谋略；如今守臣钱盖派人把他送到行在。他入宫觐见后，竟献上所烧炼的金子和药术。诏令说：“朕不忍心烧炼假物，以免误导后世。命三省把他遣送回原来的地方，并将烧炼金子所用的器物送到街市毁弃。” 宝祐丁巳年，淮东总领献上三百万宽剩钱，特加一官，仍任原职。当时董鸿仪的父亲以司户参军身份任幕僚，写《奴戒》讥讽此事。文章说：“董先生任职南徐，俸钱二百三十，票券放在箱子里，各种花费都从中支取，大约每二十天便用尽，又忧愁地等待好几天。后来有个狡猾的奴仆在旁边暗笑说：‘假如让我得到职权，这个箱子不但不会空，还会有剩余。’董先生贪爱他关于宽剩的说法。等到狡猾的奴仆开始任职，暗中盘算，果然瓶子空了，罍也觉得可耻。董先生叫他到面前，问他还有没有余钱。奴仆说：‘有余钱。’董先生说：‘你不是把我的票券借给别人，收取加倍的利息吧？不然就是你捡到了草中的钱蚨吧？’奴仆说：‘都不是。’奴仆能让主人有余钱就足够了，何必追问呢？我高兴起来，作歌说：‘从前节俭啊如今富足，从前困窘难行啊如今从容。每月的剩余钱按百计算，每年的剩余钱按千计算。我大概可以免于屡屡贫困了吧？奴仆替我谋划，果然忠心。’一天晚上月色明亮，我在庭院中散步，听到墙缝中有人唱道：‘露水零零落落啊沾湿衣裳，鹤儿翩翩飞舞啊傍晚饥饿。鹤儿饥饿又有什么可遗憾？只是悲伤子产的智慧，竟受了校人的欺骗。’ 仔细听去，原来是我的奴仆戆在唱歌。我说：“你虽然愚戆，为什么唱得这样悲伤？”他说：“自从主人任用这个狡猾的奴仆，戆就不能再接受您的雇佣了。戆失去饭吃还不足以计较，卖东西给您的人也不能再接受您的真实钱财了。您所认识的那些穷困者，也不能及时受到您的恩惠了。”我惊醒过来说：“这就是这个狡猾奴仆所说的‘有余钱’吗！”第二天早晨，我赶紧把箱中的票券取出来偿还债务；羞惭窘迫的情形，和当初一样。《佩韦斋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十九，宋俞德邻撰，辑闻 王勉夫著《野客丛书》说：“士大夫不幸把亲人遗留在不可测的险地，应当委婉周全地设法处理，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大节就可以。假如固执地不顾亲人，君子对此会深深惋惜。”于是他认为赵苞破贼是错误的，周虓投降秦国是正确的。又说：“士大夫如果遇到不幸，应当做周虓，不应当做赵苞。”考察赵苞任辽西太守时，派使者迎接母亲和妻子，途中被贼寇俘虏；贼人把他的母亲带出来给他看，赵苞哭着对母亲说：“从前我是您的儿子，如今我是君王的臣子；道义上不能顾念私恩、毁坏忠节，只能接受万死，不能以此赎罪。”于是进兵击破贼寇，但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赵苞对人说：“吃着国家的俸禄却躲避灾难，不是忠；杀死母亲来保全道义，也不是孝。”于是吐血而死。周虓任梓潼太守时，派骑兵护送母亲和妻子回去，途中被苻坚的将领俘获；周虓不得已也投降苻坚，被任为尚书郎。周虓说：“我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才有今天；只是老母被俘，使我失节到这种地步，母子能够保全，是秦国的恩惠。即使贵为公侯，我也不以此为荣耀，何况只是郎官的任职呢？”苻坚于是作罢。按照礼制，侍奉君主而不忠，就是不孝。《孝经》讲侍奉君主的一章，单说忠而不说孝，忠正是用来行孝的。赵苞和周虓同样都是太守，已经不是在母亲膝下的时候了。吃着别人的俸禄，就应当承担那个人的事情，所以为守卫城郭而死、为守卫疆土而死，圣人都认为是正确的。假如因为亲人的缘故弃城投降，亏损大节就太多了。母子都活着，正如君主和父亲；何况我是君主的臣子，我的父母也是君主的臣妾。如果不幸处在不可测的险地，我能够破贼，这是我的忠；父母如果死于贼手，也是我的父母尽忠。事情平定后，辞去爵位和赏赐而不接受，像赵苞那样死去，这就够了。像周虓那样投降，难道可以吗？既然已经投降，假如他的母亲是王陵的母亲那样的人，也不是用来安慰母亲心意的办法。所以做人儿子的，若不能忍心让亲人受难，必然不应舍弃亲人而出仕；但既然辞别亲人而出仕，就成为人臣了。作为人臣却逃避君主的灾难，可以吗？有人说：“这样一来，高帝所说‘分我一杯羹’的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说：“那是父亲的事，不能同这件事相提并论。”赵苞和周虓都是人臣，按道义不应顾念私恩而毁坏忠节；刘邦、项羽的争斗，只要到此为止就应该到此为止。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如果能因此得到天下，圣人尚且不忍心去做，何况怎么忍心舍弃父亲来取得天下呢？孟子回答关于瞽瞍杀人的问题时说：“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鞋一样，背着瞽瞍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终身欣然快乐而忘记天下，认为得到瞽瞍的欢心比得到天下更重要。”既然如此，那么汉高帝不顾他的父亲，难道能同赵苞不看重母亲相比吗？又有人说：“假如赵苞没有死，安葬母亲后，终身守墓而不再做官，可以吗？”我说：“父亲若有后代，赵苞只是吐血而死罢了。假如宗族祭祀无人托付，那么终身守墓而不出仕，君子也不会责备他。” 汉明帝梦见金人飞行在殿庭之中，头顶有日月般的光芒。醒来后便遍问群臣，只有傅毅回答说：“西域有一种神，名字叫佛；陛下所梦见的，莫非就是他吗？”世人于是认为佛的神灵在中国的教法传入之前，就已经托梦给汉明帝了。考察《汉书》，霍去病从陇西出发，经过焉耆一千多里，得到匈奴祭天的金人而归。汉武帝把它取来放在甘泉宫。所谓金人，除了佛像还能是什么？金像既已进入汉朝，当时浑邪王、休屠王的数万部众也都迁入塞内，其中有人进入长安；他们全是月氏的旧族，其中难道没有信奉佛教的人吗？又有金像作为他们的宗主，中国人很早就听闻这些事情了。因此所谓佛，汉明帝本来就先听说过，由听闻而产生想象，于是形成梦境，这就是乐广所说的“因”。否则，傅毅生在中国，怎么会知道会飞行、身带日月的人就是佛呢？由此说来，佛教进入中国虽然在明帝时期，但它的萌芽在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列子》也有西方大圣人的说法，那么在汉代以前，佛的名称本来就已经显著流传了。赵韩王任宰相时，处理完政事后设置两个瓮，凡是有人投递陈述利害的文字，都放进瓮中；装满后就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焚烧。李文靖公任宰相时，自己说在任职期间没有补益国家万分之一，只有各地陈述利害的奏牍，从来没有见到一件施行，不过借此表达报国之心。从常情来看，两位宰相好像苟且偷安、废弃政事；可是当时国家安定，百姓富庶，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不能轻易改动，兴起一种利益必然会产生一种祸害。今天有益于百姓的事，将来或许会损害百姓，所以法令没有坏到极点时，守住旧法也可以。保持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专一。曹参对于汉朝也是这样，难道只有赵公、李公二人持有这种见解吗？唐仲俊八十五岁，身体极其健康。他自己说，年轻时读《千字文》，读到“因心动神疲”之类的话，因而有所领悟。一生遇到事情从未动心，所以年老而不衰弱。从前褚渊任齐国司徒时，贺客坐满厅堂，褚炤叹息说：“假如彦回能做到中书郎而死去，难道不应当成为一位名士吗？”名望和德行没有兴盛，却反而得到期颐之寿。往年我游历淮甸，听说有一个以忠勇著名的人，朝廷多次授予旌节，越想越觉得他不在古代名将之下。假如他早几年死去，确实足以欺骗天下后世；不幸老了却没有死，毁坏名声，损失气节，成为万世的笑柄。人臣侍奉君主，遇到危难就献出生命，所以为守卫城郭而死、为守卫疆土而死，道义上不能回头顾惜。颜鲁公死于李希烈之难，年纪已经八十岁。志士仁人年老而志气更加壮盛，本来不会因为年老就改变心志。假如都像彦回一类人，那么国家又能依靠老成持重的人做什么呢？王禹玉元厚之曾问苏子容：“您的记忆和学问如此广博，甚至本朝典故的来龙去脉都没有遗漏，年月日也不记错，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苏子容说：“我常常把一年中的大事作为纲领，再探究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这样就不会忘记。例如某年改元，这一年发生了某事；某年皇帝即位，这一年发生了某事；某年册立皇后、册立太子，这一年发生了某事；某年任命宰相，这一年发生了某事。这也是记事的一种方法。”

译过去朝廷官员都骑马。思陵皇帝巡幸维扬时，曾在雨中看见扈从的臣僚们在泥泞中奔走，有人坠马折断了手臂。驻跸杭州后，下诏准许百官乘坐肩舆。汪浮溪的谢表说：“臣下劳苦于道路之中，本来不应再等待车驾来接；君主体恤臣下的私情，竟至于准许乘肩舆的便利。”又说：“怜悯像塞翁折臂那样的忧患，遵从汉相乘小车的逸乐。”古代刑罚不加于大夫，已经是忠厚到了极点。大中祥符二年，下诏说：“朕想到四方士子，虽然响应朝廷求取贤才的要求，却还没有制定可以赎免刑罚的法典，实在令人深为怜悯。从今以后，曾经参加科举的士人，犯公罪、私罪而处杖刑以下的，听凭赎免。”这种用意尤其忠厚，所以士大夫也很少犯法。贾谊说：“以廉耻加于人，所以能使人兴起节操品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宁宗时，永嘉有个林君奇，以相面识人为名闻于京师。他每天看十个人，便卷起帘子、收摊饮酒。穆陵当时在旁边，悄悄去拜访他。君奇仔细端详他却不说话，摊子将要收起时，穆陵告辞离去。君奇挽留他，把他请到自己住处，夫妇二人穿戴盛装拜见，说：“贵官，姓穆陵。”穆陵说：“我是玉牒所载的赵氏。”二人又拜，说：“天下还会太平。”穆陵惊愕地问：“老人家是做什么的？”君奇回答：“我看过的人很多了，从未见过像贵官这样的人。五年以后，贵官应当成为天下之主；如今虽然贫困，但离开这里六十天以后，必定富贵。”于是请他题诗，作为日后验证。穆陵拿笔题写道：“许负已经成为过去，天纲如今又在哪里？谁知千年以后还会遇到林君奇，并且记下这段岁月。”不久，穆陵被选为嗣沂王府的人，升任果州团练使、邰州防御使，封成国公。宁宗去世，济王被废，他于是入继大统。君奇取出这首诗，用龙锦作标记，挂在各处店铺。宰相史弥远召见君奇索取诗，骗他说要带他入朝奏事。任官的第二天，赏给他钱二万，放他回乡。君奇愤恨而死。宁宗升遐时，遗诏中说：“我虽然不明智、不敏达，却有使四海得到治理的心愿；而且能够节俭、勤勉，从未有一天放纵自己的欲望。”故老听到这些话，没有不流泪的。穆陵继承帝位，实在是史弥远宰相拥立的功劳。杨文元公杨简，是史弥远的老师。他以列卿身份被召入对答，皇帝从容地问：“听说师相史弥远曾经向您受教？”杨简回答：“臣教导弥远的，并不是这些。”皇帝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弥远把他的君主看得像下棋的棋子一样。”皇帝默然，退朝了。皇帝把这话告诉史弥远，弥远回答：“臣的老师一向有心病。” 徐侨任侍从时，家境贫寒，连朝服也要洗涤、缝补。穆陵看见后，局促不安地说：“卿贫困到这种地步。”徐侨回答：“臣并不贫困，是陛下贫困。”穆陵问原因，他回答：“陛下在朝廷内没有良相，在朝廷外没有良将，怎么能不贫困呢？”皇帝听后惊愕不已。干德四年十月，下诏对前代帝王的陵寝重新申明禁止砍柴放牧的规定，并设置守陵户，交给各处长吏经常严格巡察；任期届满时，无论禁令是否废弛、是否有缺漏，都要在印历上明确记载。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东汉世祖、唐高祖、唐太宗以上十六位帝王，各设置守陵五户，每年春秋两季由御府置办名号、祝版，用太牢祭祀。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武帝，晋武帝，后周太祖、文帝，隋高祖、文帝以上十位帝王，设置守陵三户，每年祭祀一次，用太牢祭祀；其余如秦始皇、汉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后唐愍帝、明宗等三十八位帝王，也都曾经禁止砍柴放牧。又下诏说，凡曾被盗贼挖掘陵墓的，都要重新制作礼服、常服、棺椁来安葬。若前代帝王有祠庙，每座祠庙必须达到一百五十间以上，交给州县长吏亲自防护巡视；索取图样送到宫阙，派使者复查核验，命太常礼院重新确定配享功臣，考察仪仗塑像，绘制后发给各祠庙。只是东晋六朝的陵墓多在金陵、丹阳之间，当时江东尚未平定，所以诏书没有记载，这也算是忠厚到了极点。咸淳末年，贾似道以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下令天下妇女不得用珠翠作装饰。当时行在的妇女全都用琉璃代替珠翠。妇女走路时，琉璃都发出琅琅的声响。民谣说：“满头戴的多是假珠，处处都能看见琉璃。”这里的“假”是指贾似道，“琉璃”是指流离。西域传记记载，罽宾国出产琥珀、流离；因此“琉璃”这个字，本来就是“流离”。精气使用得过度就会枯竭，精神役使得过度就会疲惫。学者如果不是天资聪敏、才思丰赡，却还想把精气耗尽、使精神劳累在文字创作上，往往也足以因此得病。《北史·文苑传》说：李广在齐文宣帝刚刚继承霸业时，被任命掌书记。李广在文辞上苦心经营。一天，他坐着打瞌睡，忽然惊醒，对妻子说：“我刚才好像睡着了，看见一个人停留在我的身体里，说：‘您用心太苦，不是精神所能承受的；如今我辞别您离去了。’”于是他神情恍惚，闷闷不乐，过了几天便得病，一年多以后去世。宋淳熙年间，成都通判秦奎极力作文，后来得了病，连字都不再认识，也不能写字，最终因此去世。《夷坚续志》大概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引用典故时发生错误，是前辈也难免的。如果是寻常诗文，危害还不算大；至于向君主进言，按道理应当谨慎审察。唐太宗问孔颖达：“孔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皇帝称赞说好，授任他为国子司业。太宗虽然误把曾子说的话当成孔子的话，孔颖达八岁入学，每天诵读记忆一千多字，默记《三礼》的义理宗旨。长大后，通晓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能写文章，还精通算历。当时的老师和老儒生全都不如他，遇到质疑辨难，人们都畏惧佩服他。他却没有省察《论语》中所载这是曾子的话，只直接以“圣人教人”作答，为什么呢？苏文忠公博学强记，又曾经注释《论语》，他给皇帝的奏书中说：“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圣人不赞成。”这句话是《论语》中子夏说的，他却称为圣人之言，为什么呢？他第二次上给皇帝的奏书又说：“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过错出现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以后，人人都仰望他。’”圣贤的举止明白正直，不应当这样说。

译《论语》所载是子贡的话，他却直接指为孔子的话。他再次上给皇帝的奏书，又不是孔颖达仓促之间的回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错误呢？绍兴年间，中书舍人张嵲代秦桧请命，先到江边传告各路将帅招讨的札子说：“臣听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善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应当会合于唯一的正道。这是伊尹辅佐商汤时所说‘天下都具有同一德行’的话。”札子末尾又说：“臣所说的如果不能实行，就请求罢免，以阐明孔圣所说‘尽自己的力量去担任职务，不能做到就停止’的意义。”他把告诫太甲的话误说成辅佐商汤的话，又把孔子引用周任的话误说成孔圣人自己的话。当时朝廷官员作诗讥笑他，事情见于周益公的《诗话》。以孔颖达、苏文忠公这样的才学，尚且会这样，对张嵲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总之，在向君主进言时，必须再三谨慎才行。石建奏事时，书写“马”字少了一笔，惊恐担心因此获罪。石建父子虽然没有文学才华，但这种谨慎持重几乎可以作为法则。淳祐年间，实行括田法，命百姓亲自丈量田亩、如实申报。无名氏作诗说：“放弃淮地，放弃蜀地，放弃荆襄，却把江南一寸一寸地丈量。量得田亩多出一尺，这一尺的尽头究竟能有多长？”当时的宰相听到后，立即停止了这件事。宋景文公常说：“写文章的要领是：立意不以奇异为贵，而以新颖为贵；叙事不以僻涩为贵，而以恰当为贵；语言不以古奥为贵，而以淳厚为贵；用字不以怪诞为贵，而以奇警为贵。”说得好！宋景文编纂《新唐书》，有人用“札闼”来讥笑他。“札闼”是世俗中厌恶梦境的说法，意思是书写门户，讥讽他喜好奇异。唐代徐彦伯写文章，大都轻率地创造新词，例如把凤阁说成“鶠阁”，把龙门说成“虬户”，把金谷说成“铣溪”，把玉山说成“琼岳”，把刍狗说成“卉犬”，把竹马说成“篠骖”，把月兔说成“阴魄”，把风牛说成“飚犊”。后来的文人争相仿效，把这种文体称为“涩体”，那就更加“札闼”了。“丈人”这个称呼的本义，出自《易经》中表示尊敬的称谓。《史记·荆轲传》说“家丈人召高渐离击筑”，《索隐》解释说：“指主人翁。”韦昭说：“古代称男子为丈夫，尊称父亲、老妇为丈人。”《汉书·宣元六王传》说：“丈人，是指淮阳宪王的外祖母，也就是张博的母亲。”据此可见，这都是尊贵的称呼。如今世俗却只称妻子的父亲为丈人。有人说，这个称呼本出自《汉书·匈奴传》“汉天子，我丈人行也”的话；又有人说泰山有丈人峰，所以也称妻父为泰山。唐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三公以下按例升还官阶，张说任封坛使，张说的女婿郑鉴因为张说的缘故，从九品突然升到五品，并兼赐绯服。因举行宴饮，唐明皇惊讶地问他原因，郑鉴无法回答。伶人黄幡绰奏道：“这是泰山的力量。”有人怀疑把妻父称为泰山，或许就源于此；但这与“丈人”这个称呼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有一天阅读《天文志》，见到“丈人星”，其下面又说有“子星”“孙星”。娶妻是为了传续后代，把妻父称为丈人，或许取自丈人星的意义吧？世人把大笑说成“绝倒”。山谷的诗说：“陶渊明醉中握着远公的手，大笑而绝倒。”人们没有责怪他。然而《晋书》记载，王澄字平子，享有很高声望，很少推重佩服别人；他一听到卫玠的言论，就总是叹息绝倒。可见“绝倒”是因叹息而倒。北齐崔瞻出使陈国，经过彭城时，读到道路旁的碑文，绝倒在地。随从以为他中了恶疾。史书说，这块碑是崔瞻的父亲任徐州刺史时所立，因此他是哀伤感动而倒下的。可见又有因哀伤感动而绝倒的情况。总之，“绝倒”是身体歪斜倾倒、不能自行支撑的样子。因笑而绝倒、因叹息而绝倒、因哀伤而绝倒，说的都是身体的状态，并不专指大笑。晋代杜预上疏请求讨伐吴国，其中说：“万一孙皓悔过，把都城迁到武昌，在夏口增加兵力，把江南各城全部修筑起来，使城池无法攻取，野外又没有可以掠夺的东西，那么明年的计划，恐怕就来不及了。”晋与吴是敌国，元凯所担忧的，正是守住长江的良策，但孙皓却不知道采取。到了末世，依仗长江作为险阻，武昌没有重臣镇守，夏口没有重兵驻屯，江南没有高城深池，难道也是不懂古今形势者的过失吗？“关节”是用来向上级通达私情、说情请托的。唐代段文昌对唐文宗说：“今年礼部考试非常不公平，所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权贵子弟，靠托关系取得。”《汉书·佞幸传》说：“汉高祖有籍孺，汉惠帝有闳孺，他们与皇帝同起居，公卿都因此托人说情。”《梁孝王传》又说：“如果有事向皇帝说情，那么也可以说是通关节。”‘三门说打揲’：赵康靖公《闻见录》说：“必须先打揲，先去安排。”苏东坡给潘彦明的信又说：“雪堂如果想要休息，就暂且同打揲相伴。”如今俗人把“揲”写作“叠”，是不对的。‘墨杘’，是狡黠欺诈的样子，见《博雅》和《列子·力命篇》。‘鹘突’，是含混不清的样子，也写作“糊涂”。宋太宗想任用吕正惠公为宰相，左右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吕原明《家塾记》说：“应读作鹘突。”《食医心镜》中有“鹘突羹”，正是这个“鹘突”字。‘罢休’，吴地方言说罢了之后再接一个“休”，是方言。阖闾对孙武说：“将军，罢休。”‘屏营’，是惊惶的样子。《国语》记申包胥说：“楚灵王独自行走，惊惶不安。”东汉刘陶上议说：“惊惶徬徨，不能安睡。” ‘并当’，俗语说是收拾。《世说》说：“长豫常常替曹夫人收拾箱子和柜子。”‘▯猱’，是不合情理的样子。周颠回答宾客的绝句说：“十年文章创作，哪里敢怕劳苦；宋都回旋的鸱鸮，正因风高；今天甘愿被花枝嘲笑，任凭说我在酒樽前像舜一样▯猱。”‘装潢’，俗话说是罗列、装饰。‘张大’，是夸张的样子。唐《六典》记载，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熟纸匠三人；秘书省有装潢匠、熟纸匠各十人。‘踏趿’，是不振作的样子。《酉阳杂俎》记钱知微卖卜时用韵语说：“您的脚步踏趿，不肯下来。”‘钱恅愺’，是急迫、草率简略的样子。陆士衡《文赋》说：“恅愺而散漫，失去匹偶而没有同类。”《埤苍》说：“▯▯，是寂静的意思，读音同‘恅愺’，但意义不同。”‘唐突’，是触犯、冒犯的样子。马融《长笛赋》说：“……砀突。”李善注说：“砀，读徒郎切。”李白《赤壁歌》说：“鲸鱼和鲵鱼冒犯而留下遗迹。”曹子建《牛斗诗》说：“走到土山顶头，忽然起来相互冲撞。”因此“唐”又写作“搪”。‘旁午’，《仪礼》说：“量一尺而交错。”注说：“一纵一横叫旁午。”‘施行’，朝廷给州县发文，必定说“主者施行”，见于东汉《黄琼传》。

译又有《石鼎联句诗》说：“此物正要施行。”‘楼罗’，苏鹗《演义》说：“是办成了的称呼。”北齐文宣帝时，王昕说：“楼罗等等，实在难以解释。”梁元帝《风人辞》说：“城头张网捕雀，楼罗人已经穿戴。”《南史·顾欢传》又说：“蹲夷的意义，楼罗的辨析。”《说苑》还记载朱贞白的诗。‘太偻防人矣’，这里又加上了“人”字。‘卑末伶人’，是伶人的自称，见《栾巴传》。即使是低微末等的办事吏员，也都督促命令他们学习诵读。‘宿留’，俗语说是逗留。《列子·黄帝篇》说：“赵襄子感到奇怪而留住他，慢慢地观察他。”商钦顺《释文》说：“留，读力救切，是停留观看的意思。”《史记》又说：“天子巡幸缑氏城，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随后到东莱，停留数日，没有见到任何东西。”‘滑稽’，是诙谐的样子。《楚辞·卜居》说：“宁可廉洁正直来使自己清白吗？还是圆滑诙谐，像油脂、像熟皮一样，用来擦亮厅柱吗？”《史记》中有《滑稽列传》。‘寄附’，见《唐异闻集》。薛防作《霍小玉传》说：“大历年间，寄附铺侯景家。” ‘掎摭’，是把别人的长处和短处全部搜罗出来的样子。《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说：“刘季绪才华赶不上作者，却喜欢诋毁评论文章，搜罗其中的优点和毛病。”《唐书》说：“来俊臣搜罗诸武的罪过。”韩退之《石鼓歌》说：“搜取星宿，遗下羲和、嫦娥。”‘防扈’，见《毛诗》“不要这样背离援引”。郑玄注说：“畔援就像跋扈。”梁冀被称为“跋扈将军”，《西京赋》说“睢盱跋扈”；“拔”就是“跋”。‘媒蘖’，《汉书》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说：‘那些只求保全自身、保全妻子儿女的臣子，便跟在后面罗织他的短处。’”孟康注说：“媒像酿酒的媒介，蘖是把罪过酿成。”宋景文《新唐书》记载程元振憎恶李光弼，说“罗织嫌疑来使他受到猜疑”，大概本于《唐书·宦官传》中“像媒介一样促成，像蝎子一样蛀害”的话。‘絓阂’，《晋·挚虞〈较古尺〉》说：“度量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彼此牵绊阻隔而不相通。”‘黝▯’，卫垣《说字势》说：“有时呈现▯▯防▯的形状，好像连珠。”‘劳曹’，是忧愁烦闷的样子。《成公绥〈啸赋〉》说：“轰然作响，忧烦懊恼。” 《晋礼仪志》中有“懊憹歌”。‘鏖糟’，见《汉书》“鏖臯兰”句下注释。永昌年间卜选陵地，命司天监苗昌裔到西洛相看地形。覆土之后，苗昌裔负责统领督办工程。内侍王继恩登上山顶，环视四周形势，对苗昌裔说：“太祖之后，应当再次拥有天下。”王继恩默默记住了这句话。太宗病重将死时，王继恩于是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良阆谋划拥立太祖的孙子惟吉。事情泄露，吕正惠公当时任宰相，便把王继恩锁捕起来，到南衙迎接真宗即位。王继恩等人不久被诛杀或流放。然而苗昌裔的孙子苗逢听到祖父的话，仍与方术士李士宁、医官刘育一起蛊惑宗室，和世居共同谋划叛逆，以致失败而死。靖康末年，赵子崧是太祖的六世孙，又抄袭了这句话。恰逢徽宗、钦宗二帝北狩，于是便与门人傅亮歃血结盟，希望侥幸出现非常之变。传檄说：“艺祖开创邦国，千年之后才符合光明的时运；上天保佑宋朝，六代之后才生出这位天子。”后来听说高宗登极，便惶恐地归顺。后来有人拿檄文揭发他，他也被流放到岭南。到绍兴元年十一月，皇帝驻跸越地，上虞县丞娄寅亮是永嘉人，上疏进言。大意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这是天下最公正的举动。” 周王去世，章圣皇后选取宗室子弟养在宫中，这是天下最深远的考虑。仁宗受到启发，便下诏让英祖入继大统。文王的子孙，本来应当世代为君为王；遭逢变故，却接连不断，如同衣带一样没有断绝。如今拥有天下的，只有陛下一人而已。近来后宫椒房没有繁衍，象征太子的前星也不明亮，陛下孤立无助，有见识的人都感到寒心。上天或许是希望陛下深思祖宗公心和长远谋虑所达到的地方吧？崇宁以来，谄媚的臣子进言，把濮王的子孙推为近亲，其余宗室都说成同姓，致使昌陵之后的子孙寥寥无闻，流离奔逃、衣衫褴褛，几乎与平民相同。臣恐怕祭祀过多地偏亲近者，仰面违背上天的鉴察，艺祖在天之上，也不肯回顾享用祭祀。希望陛下在子弟辈中选拔太祖的子孙，挑选有贤德的人，按照亲王的品秩对待，让他们治理九州，等待皇嗣出生。广泛选拔宣祖、太宗的后代中才干武略可称的人，升入南班，以备环列侍卫；这样或许上可以安慰在天祖先的英灵，下可以维系人心的期望。”高宗察知了这件事，大为醒悟，于是下诏命大宗正安定郡王令畤访求宗室中伯字辈七岁以下的孩子十人入宫备选。于是阜陵就在被选之中。此后光宗、宁宗、理宗、度宗都出自太祖之后，苗昌裔的话开始得到验证。然而一句话不够谨慎，既误了王继恩，又误了李昌龄等人，又误了他的孙子苗逢，又误了赵子崧等人，遗留下来的祸患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即使是轻薄浅陋的人妄想侥幸，也都是苗昌裔的罪过。因此，青乌相地之术，圣贤是不谈论的。湖州何山寺的住持和尚德明，晚年自号铁镜。我替他作颂说：“人世间万般事情，曲曲折折、厚厚薄薄；胸中容纳九流之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要知道铁镜并不是铁做的；山中阴晴明暗、黄昏清晓，咦？六州四十三县，铸造不成这面镜子；八万四千事物，全都在同一照见之中。” 梁代庾信到了北方，读到温子升的《韩陵山寺碑》，喜爱它而抄录下来，说：“只有韩陵山寺碑上的这一片石碑，稍微可以同我谈论文章。薛道衡、卢思道只是稍微懂得执笔作文罢了。然而子升的文章，可惜不能多见。《魏史》记载阊阖门上梁时的祝文：‘只有大王建立国家，配享那太微星。太君有命，高门打开门扉。选择良辰吉日，占卜没有不吉。雕饰的栋梁于是架起，华丽的屋檐由此飞扬。八条龙幽远深邃，九重宫阙高大巍峨。居于宸宫而接纳福佑，面对太阳而垂衣治理。君主一人有福庆，四海于是归附。’这才是真正可以共同谈论的文章。” 《佩韦斋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韦斋集》卷二十，宋俞德邻撰，辑录见闻。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使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功劳。前代儒者说，《春秋》的传文应作“纠督”，古字可以通用。我曾经对此表示怀疑。考察《史记》说：“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谷梁传》说：“和平会盟有十一次。”大概是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十四年在鄄会盟，十五年又在鄄会盟，十六年在幽地结盟，十七年又在幽地结盟，僖公元年在柽会盟，二年在贯结盟，三年在阳谷会盟，五年在首止结盟，七年在宁母结盟，九年在葵丘会盟，实际共有十一次。孔氏注说：“郑玄不取北杏和阳谷两次，所以说九次会合。”然而北杏之会，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内乱。宋国发生了弑君之事，齐国替它平定，为什么不算呢？即使因为遂国人没有到场，宋人又背弃盟约而不计入，还可以说得过去；阳谷之会，是谋划讨伐楚国，为什么也不算呢？又有人说：“会盟虽然有十一次，但鄄会了两次，幽会了两次，地点总共只有九处，所以说九次会合。”但这也没有完全说明白。孔子这句话，正是因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所以这样称说他。北杏之盟，遂国人不服；鄄地第一次会盟，请周王出兵，只在宋国取得和解便返回，霸业都还没有成就。自庄公十五年再次在鄄会盟以后，霸业才告成功。左氏因此在这次会盟下作传说：“春天又会盟于鄄，齐国从此开始称霸。”从开始称霸的那一年起，历数到葵丘之会，齐桓公会合诸侯共有九次，所以称为“九合”。这就可以消除各家说法的疑惑了。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别人。子张学习求取俸禄，以及问怎样通达、怎样行事，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孔子对于学习求禄，只说：“说话少过失，行为少后悔。”对于问怎样通达，只说：“察看言语、观察脸色，考虑谦下待人。”对于问怎样行事，只说：“言语忠信，行为笃厚恭敬。”都是让他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等到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他的觉悟已经很深了。后来他读到“遇到危难当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要考虑是否合乎义，祭祀时要想到恭敬，服丧时要想到哀痛”等话，又问“五种美德、四种恶行”，难道还是从前那个子张吗？可见学习确实能够改变人的气质。伊川说：“音乐随着风俗气氛而变化，到了《韶》乐而达到最完备的，是尧的时代；但当时洪水正在泛滥，四凶尚未除去，和谐仍有未达到的地方。舜以圣人继承圣人，治理达到了极致，和谐也达到了极致，所以《韶》乐既尽美，又尽善。”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又比作粪土墙，我怀疑孔子责备他太过分了。白天稍微打个盹，也是人之常情，有时不能避免；如果是正式睡觉，那就不可以了。《论语》说：“睡觉不仰卧如尸。”又说：“睡觉不说话。”还说：“一定要有睡衣。”可见正式睡觉并不是短暂假寐。君子在天色昏暗时入内休息，白天居于内室，问候他的疾病还可以；但在大白天，竟然松弛放纵地躺在床上，精神昏沉，意气懒惰，显然不足以进于明道。这正是圣人严厉责备他的原因。何况夏禹珍惜短暂的光阴，周公坐着等待天明，圣人勤勉急切到了这种程度，白天睡觉怎么可以呢？孔门谈论仁，常常兼及智慧，例如“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以及“智慧达到它，仁德能够守住它”“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仁德的人不忧愁”等，不能一一列举。大概有智慧的人，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有仁德的人，是实行这个道理的人。求得知识接近智慧，努力实行接近仁德。从来没有不能知道却能够实行的人。令尹子文三次出仕、三次辞职，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至于前任令尹的政事，一定把它告诉新任令尹，说他忠诚可以，但他对于出仕或退隐、任期长短，却不能作出正确判断，以至于三次辞职仍不醒悟。把他同鸟儿看见高处就飞、看见可栖处就停相比，怎么样呢？所以不能把仁赋予他。连智慧都没有，怎么能有仁呢？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情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崔杼在齐国，积蓄不臣之志已经很久了。陈文子和他同朝为官，如果力量能够诛杀崔杼，就应当诛杀他；如果不能，就应当离开。陈文子没有在这时决定去留的界限，直到齐庄公被杀，才舍弃十乘马匹离开齐国。他的智慧可以说达到了。即使逃亡越过国境，也可以称许他清白；但又怎么能称为仁呢？连智慧都没有，怎么能有仁呢？这些话都是在说智慧，仍然没有完全说明怎样才算仁。“选择居处却不居于仁，怎么能说有智慧呢？”与此意思正相类似。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合礼义的地方，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孔氏把“矢”解释为发誓，朱子也说：“矢，就是发誓；所发的誓词，就像说‘我不与崔杼、庆封同流合污’之类。”所谓“否”，是说不合于礼、不按正道行事；“厌”，是抛弃、断绝。可是孔氏的古注却说这是对南子发咒誓，这个意义值得怀疑。后来读到程氏《外书》中朱公掞记录的伊川先生的话，才知道他把“否”解释为否泰的“否”，把“天厌之”解释为上天厌弃我的道，正是“天将丧我”的意思。后来又见韩文公《笔解》，也说：“矢，是陈述；‘否’应当是否泰的‘否’，‘厌’应当是厌乱的‘厌’。”孔氏把“矢”解释为发誓，是不对的；又把“厌”解释为“擫”，就更加错了。孔子去见卫君，南子掌权，于是陈说卫国的政治治理，把情况告诉子路说：“我的道不能施行，你不必因此不高兴。”上天将要厌弃这个乱世而使它终结，难道会使我的道通行吗？如果这样解释，那么“矢”就是皋陶“矢厥谟”中的“矢”。伊川、韩退之都是一代大儒，他们都把“否”解释为否泰的“否”，其中一定有所见解，姑且记录下来，留待后世君子判断。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很久了，我不再梦见周公。”孔子盛年时，志向是推行周公之道，所以在梦中常常梦见周公。如今周公的梦很久不再出现，说明他的志虑衰退得太厉害了。凡是亲自带着一束干肉来拜见我的人，我没有不教诲他的。前代儒者说，“脩”是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古人相见一定要拿着礼物作为礼节，一束干肉是最微薄的礼物。如果对方按礼节来拜见，我就没有不教导他的。考察杜恕《体论》说：“学习束脩之业，最高的要求是不说话，其次是不多知。”《后汉书·马援传》注又说：“男子十五岁以上，叫作束脩。”杜甫推荐伏湛说：“自从行束脩之礼，到如今没有毁损玷污。”注说：“束脩指年满十五岁以上。”《延笃传》注说：“束脩，是束带修饰；不能把‘束脩之问不出境’一概解释成束脩。”

译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想不到音乐的美好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前代儒者认为，《韶》乐尽美又尽善，所以孔子学习了三个月，连肉味都感觉不到，并且赞叹它美妙到这种程度。程氏又把“三月”看成“音字”的错误，“学习它”的说法大概根据《史记·襄公二十九年》：吴王派季札访问鲁国，请求观赏周乐。从《周南》以下，歌唱各国的风诗；从《象箾》以下，演奏三代的舞乐。演奏到《韶箾》时，季札说：“德行达到极点了，广大极了！如同天没有什么不覆盖，如同地没有什么不承载。即使是极盛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了。”由此看来，鲁国并不是没有《韶》乐。孔子是鲁国人，如果孔子想学习它，回到鲁国去寻求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到了齐国才开始听到、才开始学习呢？《韶》是舜的乐曲。舜的后代封在陈国。鲁隐公二十二年，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陈国公子完与颛孙逃到齐国。齐侯让敬仲担任卿，敬仲推辞，于是让他担任工正。这大概是陈氏开始在齐国掌权。从此以后，陈氏逐渐强大。鲁昭公五年，齐侯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续娶夫人，晏子对叔向说时，已经有了“齐国恐怕要成为陈氏的国家”的话。到了鲁昭公八年，鲁国发生动乱，孔子前往齐国；这时听到《韶》乐，说明陈氏在齐国得志已经很久了。三个月不知道肉味，大概是忧虑齐国将要发生祸乱，并不是在学习《韶》乐。孔子说“想不到音乐竟然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在赞美它。当时齐景公与晏子坐在路寝，感叹说：“这座宫室真美啊，谁能拥有它呢？”晏子回答：“按照君王的话，恐怕是陈氏吧？”后世如果稍有懈怠，陈氏不灭亡，那么齐国就会成为陈氏的国家。到了这时，陈氏强大、齐国衰弱，不只是孔子知道，晏子也知道；不只是晏子知道，齐景公自己也知道。孔子听到《韶》乐后的叹息，难道能够自己停止吗？当时齐景公想以介于季氏、孟氏之间的礼遇对待孔子，后来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孔子也不想留下来，原因就在这里。后来到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恒。那么孔子听《韶》后的叹息，难道是圣人过度忧虑吗？“雍，也可以让他面向南方做君主。”朱子说：“仲雍为人宽厚弘大、简约庄重，有君主的气度，所以可以让他面南而治。”但没有人详细说明这个说法，有人认为，雍有仁德而不善巧言；有仁德所以宽厚弘大，不善巧言所以简约庄重，这个意思一定有根据，并不是随意这样说。君主在场时，他恭敬不安的样子，举止又从容适度。注说：“‘与’读平声，也有人按本字读；‘踧踖’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与与’是威仪适中的样子。”横渠说：“与与，是不忘面向君主。”但伊川回答王信伯的询问时却说：“与与，是从容自得的样子。”大概踧踖是不安，与与则容易放纵；既踧踖又与与，就是恭敬而安详。伊川说：“喝酒没有妨碍，只是不能过量。只是饮酒没有固定限量，但不能达到昏乱的程度。圣人难道会做出使自己昏乱的事情吗？只是担心酒会扰乱人的血气，或者导致疾病，或者使言语颠倒错乱、容貌倾斜不正，这些都叫作乱。” 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石林叶少蕴解释得非常详尽而且有道理，因此我按他的说法叙述下来。诸侯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中，没有比首止之盟和温地之会更重要的。齐桓公在首止会盟时，心里认为太子郑将要被废，于是入朝进谏。周王听从，太子就安全；不听从，太子就会被废。进谏能否被采纳还不可知，于是我举行会盟，让天下诸侯都来会见太子，使天下诸侯都知道世子就是郑，并共同尊奉他。即使后来发生惠后的变故，惠后爱护襄王，也无法实现她的私意。因此《春秋》说：“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王世子。”不久又说：“诸侯在首止结盟。”特意把文字分开说“会王世子”，又再次写诸侯会盟。结盟时世子没有参加，文辞繁复而不简略，可见它是赞许齐桓公的。晋文公在温地会盟却不是这样：我已经使诸侯称霸，诸侯谁不畏惧我？我既然能够率领诸侯到温地会盟，也就能够率领他们朝见周王。晋文公却不去朝见周王，反而召周王前来，他的用意大概是向天下显示：“周王尚且听从我，谁还敢不听从？”不过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罢了。所以《春秋》说：“公与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盟。”不久又说：“天王到河阳巡狩。”先说会盟，接着说巡狩，文辞就在这里有问题了。因此，齐桓公召见世子是正当的；他没有朝见周王，是不得已。晋文公不朝见周王，凭借自己的霸业胁迫诸侯去召周王；从事迹表面看，好像正当，但他召王的用心却是诡诈的。孔子在卫国击磬。《论语》这一章，解释者说是荷蒉老人讥讽孔子，认为孔子既然不被人了解，就不该停止奔走，因此孔子责备他果然决意忘却世事而不再有所作为。我考察孔子周游聘问各国，唯独在卫国击磬，这是为什么呢？卫国自从蒯聩、辄父子发生争乱以后，父子之间的名分已经荡然无存。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可见孔子想要辨明名分已经很久了，他在卫国击磬并不是没有用意。磬发出石头的声音，击磬有辨别之意，孔子也是想辨明上下尊卑的名分罢了。荷蒉是隐士，知道孔子的心意，又听到击磬声，所以说：“击磬的人是有心啊！”随后又说：“浅陋啊！”意思是说他不懂得时势。磬声硁硁，硁硁就是石头的声音。就是说孔子击磬，虽然发出硁硁的声音，却没有人了解自己，到此为止也就罢了；这是为当时人不理解他而伤感。于是他又引用《卫风》的诗说：“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裳涉水。”穿衣涉水叫“厉”，提衣涉水叫“揭”，用“厉”和“揭”来区别水的深浅。如今卫国父子之间奸乱名分、侵犯伦理，已经形成滔天大恶，不能再用水的深浅来衡量。孔子说：“荷蒉果然如此，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辩驳的了。” 天下的事情，在开始时纠正容易，在末尾时挽救困难。卫国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已经无可奈何了。

译孔子说：“见到善行，就像唯恐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践行义来通达自己的道。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齐景公有四千匹马，到他死时，百姓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他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朱氏说：“其斯之谓与”以上恐怕有脱文，可能应在“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之下，仍应分为三章。后来我读无垢张氏《心传录》时看到于恕说：见到善却不能赶上，是懈怠而不前进；见到不善如同探取沸水，起初虽然害怕，但探取沸水的动作若不停下，就会渐渐伸进去，这就是逐渐陷入邪恶。对善不前进，对恶却逐渐陷入，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呢？齐景公想以介于季氏、孟氏之间的礼遇对待孔子，孔子告诉他君臣父子的道理，他却不能接受，这就是没有见到善。然而他最终不能任用孔子，这就是没有赶上善。贪图利益的心不断滋长，积累到拥有四千匹马，难道不是由不善逐渐陷入的吗？孔子与齐景公同时代，所以说：“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至于伯夷、叔齐，他们隐居以求自己的志向，践行义以通达自己的道，如今却没有这样的人了。所以说：“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是用来收束上章的意思，其中的说法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我曾看过齐景公和晏子谈论陈氏的事情，晏子说：“只有礼可以制止他。”齐景公说：“好啊，可是我做不到。”这句话难道不是“见到善就像唯恐赶不上”的意思吗？公山弗扰凭费邑反叛，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可去了就算了，何必要到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说：“那召我的人难道只是无故召我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不能使东周复兴吗？”这一章先儒解释得不很详细。费是季氏的封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便与阳虎谋划除掉三桓，未能成功而反叛。这是谋划除掉三桓失败后反叛，反叛的是季氏，并不是反叛鲁国。所以《史记·世家》说：“公山不狃凭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想去，最终没有成行。”况且孔子一向就有厌恶三桓的意思；他任大司寇代理相礼之职时，鲁定公十二年，曾让仲由做季氏的宰，毁掉费邑，毁掉郈邑，毁掉郕邑。那么不狃凭费邑反叛，或许与孔子的意图相合，所以孔子想去。不然，孔子难道会轻易跟从不狃吗？后来不狃与叔孙辄逃奔吴国，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将要攻打鲁国，叔孙辄劝吴国这样做，不狃说：“这是不合礼的。君子逃离本国，也不应前往仇敌之国。况且，一个人的行动不能因为厌恶某人而改变。”废乡如今您因为一点小过错就想颠覆自己的宗国，不也太难了吗？从鲁定公到鲁哀公，隔了两代。从鲁定公九年不狃反叛离开，到鲁哀公八年吴国将要攻打鲁国，隔了十五年；不狃离开鲁国已经很久了，却仍然如此眷恋鲁国，那么不狃不但不是背叛鲁国的人，反而是忠于鲁国的人。只不过子路不了解不狃的心意罢了。然而孔子虽然起初想去，最终却没有去，难道不是因为不狃因轻率发怒，使阳虎驱逐仲怀，导致他的操守不坚定吗？门弟子的记录说：“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便说：‘他凭费邑反叛。’佛肸召孔子，孔子便说：‘他凭中牟反叛。’中牟也是晋国大夫赵襄子的封邑，佛肸并不是反叛晋国。”《论语》记载孔子回答门弟子时，都有一个“曰”字。只有回答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问话时：“孔子说：‘吃那稻米，穿那锦衣，你心里安宁吗？’宰我说：‘安宁。’孔子说：‘你觉得安宁，就这样做吧。’”在“女”字上面没有写“曰”字。这是记言者善于描写，表现出圣人对宰我深恶痛绝的意思。按礼制，父母去世，入殓之后吃粥，穿粗麻丧服；下葬之后吃蔬菜，喝水，丧服改用熟麻布；满一年举行小祥祭，才开始吃蔬菜和果实，戴练冠，冠边用浅绛色布，腰绖仍不除去，根本没有吃稻米、穿锦衣的道理。孔子借此揭出宰予不忍守丧的苗头，而宰予竟能忍心这样做，正说明孔子断然拒绝他、深深厌恶他的程度。孔子说：“鄙夫，难道可以同他共事君主吗？还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不能得到；已经得到之后，又忧虑失去它。如果一味忧虑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先儒把“患得之”解释为“忧虑不能得到它”。我认为“鄙夫”是指卑劣昏暗的人。世人所说的“鄙陋”“鄙俗”“鄙猥”“鄙吝”“鄙俚”，都是说这种人不值得称道。因此，在尚未得到职位之前，他反而把得到职位视为忧患，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得到之后，又习惯于富贵利禄，于是产生了害怕失去的心。如果一味害怕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就想到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哀痛，这样就可以了。”下面三句都说“思”，死生也是大事，可是见到危难而献出生命却偏偏不说“思”，为什么呢？士人见到危难，就应当立即献出生命，实在不必思考。若加以思考，宫室的华美、妻妾的侍奉，以及所认识的穷困者，都足以动摇他的心，使他的行为受到扰乱。李陵想要得到机会来报答汉朝，南霁云说：“将要有所作为时，本来都不必思考，却还要思考。”李陵带领五千士卒，转战万里，箭已用尽，道路也走到了尽头，这时李陵本可以死了。睢阳陷落以后，张巡、许远被杀，南霁云哪里还容许自己再有什么作为呢？本来不必思考，却仍然有所思考，这就是李陵活着投降、败坏家声的原因；而“南八，男儿死罢了”这句话，是张巡用来呼唤南霁云、使他警醒醒悟的。可是子张对士人说“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孔子对成人则说“见到危难便交付生命”，大概“授”是安然交付给他人，而“致”则是凭自己的力量去做到，所以有成人与士人的不同。孟子说：“王者的遗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诗亡失之后，《春秋》才产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同一类书。

译它们所记的事情，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它们的文辞则属于史书。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我私下取用了。”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代就断绝；小人的恩泽，传到五代也断绝。”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只是私下以那些人为师。这本来是一章，用来阐发《春秋》的大义；解说者因为其中有两个“孟子曰”，便把它分成两章，颇费了一番辞说，却不知道中间有“孔子曰”一句，所以后面不得不再次写“孟子曰”来加以区别，否则“五世”的说法似乎全都成了孔子的话。这一章的大意是：“王者的遗迹消失，诗也亡失；诗亡失之后，《春秋》产生。”《春秋》并不是孔子亲自创作的。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三部史书所记述的内容；其中所记的事情不超过齐桓公、晋文公，文辞则属于史书。孔子说“我私下取用了三部书的义理”，这就是所谓“传述而不创作”。从获麟而绝笔以后，到孟子游历大梁的时候，已经一百四十多年；以三十年为一世，按整数计算，大约已经五世了。君子逐渐滋润人的恩泽和小人污染人的恩泽，到这时都传到五代而断绝了。李彪《乞修史表》说：“东观中途倾圮，典册中有缺失的美德；随着日子过去，善行便凋落，因月日增长而逐渐稀少。” 一天不记载，百事都会荒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战国时代，善恶不能辨明，乱臣贼子又接连出现在天下，孟子为此忧虑，想继承孔子而作《春秋》；但他的圣德比不上孔子，所以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这里的“徒”，如同“这些人”的“徒”，以及“不是我的弟子”的“徒”，不过是说他退而取《春秋》的大义，与公孙丑、万章等人相互质疑、问答罢了。所以说：“我只是私下以那些人为师。”所谓“私淑”，正与“私下取用”的意思相同。这样一来，这一章的旨意就清楚、义理也显现出来了。《晁氏客话》说：伯夷认为，不是自己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理想的百姓就不役使。他想到要同乡里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污泥炭火中一样，仿佛过于狭隘。然而他不计较旧日的嫌恶，所以才成为伯夷。柳下惠不以侍奉昏乱的君主为羞耻，不因官职卑小而自卑，即使袒露身体，也不认为这是污秽。然而他不肯用三公的高位来交换自己的操守，所以才成为柳下惠。君主把臣子看得如同泥土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仇敌。这句话是对做君主的人说的，并不是臣子用来责备君主的话。父子之间，不应互相责求尽善；互相责求尽善，就会离心离德。这句话是对做父亲的人说的，并不是儿子用来责备父亲的话。子思的话浑厚含蓄，孟子的话尖锐有力。《礼记》记载，子思回答旧君去世后返回服丧的问题说：“古代的君子，以礼进用人，也以礼退斥人，所以才有为旧君返回服丧的礼。现在的君子，进用人时好像要把人捧到膝上，罢退人时好像要把人推入深渊；只要不成为战争的首倡者，不就很好了吗？又何必有返回服丧的事呢？”不过如此，而孟子却反复辨析，甚至说：“君主把臣子看得如同泥土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仇敌。”从这里可以看出子思、孟子学说的不同。赵台卿作《孟子题辞》，其中说：“孟子也知道自己生逢苍姬周朝国运终结之时，正值炎刘汉朝尚未兴起；进不能辅佐圣明，使唐虞时代雍和光明的政治复兴，退不能伸张三代流传下来的遗风，这样的心意就是如此。”孟子生在战国时代，炎刘汉朝尚未兴起，孟子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呢？这也是措辞方面的毛病。如果说这是根据谶纬之书而来，那么圣贤是不应说这种话的。孔子评论南容说：“国家有道时，他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他可以免于刑罚杀戮；于是便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注疏都没有说孔子的兄长叫什么。考察《史记·索隐》说：“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他的妾生下孟皮，孟皮是跛子，于是向颜氏求婚，颜征在便生下孔子。” 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系在一个地方而不被食用呢？先儒说“匏”就是葫芦。匏瓜系在一处，不能用来饮食；人却不是这样。我曾经对这种解释有所怀疑，想考察其中的意义。一天读《卫风》的诗说：“匏瓜有苦叶，济水有深渡口。”才知道匏瓜可以系起来用以渡水。这就是所谓“船在河中失事时，一个葫芦价值千金”。《庄子》又说：“如今您有五石容量的大匏，为什么不把它剖开系缀成大樽，浮游在江湖之上呢？”司马氏说：“樽像酒器，把它缚在身上，浮游在江湖上，可以自己渡水。”这里的“虑”仍是结缀的意思，也就是所谓腰舟。匏瓜虽然可以系起来，但味道苦，而且里面空洞，所以不能用来【缺字】。先儒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政治纷乱，土地分裂，那么日月星辰和五岳的精气就分散；三光五岳的精气分散，宏大的声音就不完整。一定要天下混一之后，文章才会大为振兴。所以三代的文章到了春秋战国便衰病，经历秦汉又复兴。汉代的文章到了列国时代便衰病，唐朝兴起后又复兴。唉！这固然是事实。然而政治纷乱、土地分裂，没有比春秋战国更严重的了。我们的夫子删定《诗》，审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居齐、梁之后，阐述尧舜之道，最终使人伦秩序得以整治，人的道德原则得以确立，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当时子游、子夏、公孙丑、万章之类的人，都得以参与这种文章的盛事。这难道是因为政治纷乱、土地分裂而衰病的吗？再往下，如荀卿、扬雄之辈，只要看到时代的治乱，便奋然振兴这种文章，使它重新兴起，也足以继承前代圣哲并启示后世。再往下，诸葛孔明凭一篇《出师表》，在三国纷扰之时继承伊训、说命；陶渊明凭一篇《归去来辞》，在晋朝灰烬的日子里流传下来；当时的文章也依靠这些作品而没有毁坏、泯灭。那么文章果真是随着时代而有高下的吗？”唯独宋朝自南渡以来，文人才士看待东都诸老，仿佛有所惭愧。所以议论者得以用三光五岳精气分散来解释这种现象。然而在乾道、淳熙、端平年间，如朱公熹、张公栻、吕公祖谦、真公德秀、叶公适、陈公傅良、魏公了翁，先后都以圣贤之道自任，以文章自我彰显，最终使后来的年轻人经常见到典范，争相自我磨炼、学习，也不能说当时没有人才。只是末年学士大夫专心于科举功名，用求取仕进扰乱心志，用富贵利达荡涤志向，于是文气萎靡，而古雅的文章才开始寥寥无几地不见于世。这不是三光五岳精气分散的弊病，实在是人的弊病。如今东西南北，寸土尺地，没有不臣服归属的地方。三光五岳的精气已经浑然合一。大的【缺字】正在今日。我已经老了，不能参与这种文章兴盛的时代。然而，像韩愈、欧阳修那样创作新文、振兴文风的人，一定会有。可惜我不能亲眼见到他们了。唉！三光五岳精气的分散与会合，究竟同文章的兴盛衰废有没有关系呢？还是同文章的兴盛衰废毫无关系呢？《佩韦斋集》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