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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倪石陵书》（宋）倪朴撰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四 《倪石陵书》别集类第三 宋代 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倪石陵书》一卷，宋代倪朴撰。倪朴字文卿，是浦江人，居住在石陵村，因此以石陵为号。他曾参加进士考试，绍兴年间写成一篇万言书，准备上呈宋高宗，但最终没有实现。郑伯熊、陈亮都极力赞赏他。后来被乡里人诬陷，迁置到筠州，因遇赦才得以返回。吴师道、宋濂都为他作过传。吴师道称他完全熟悉用兵、攻守和险要之地，尤其精通地理，著有《舆地会元志》四十卷，今已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这部集子，大概连十分之一也不到了。卷首是拟上宋高宗的书信，另外有书札八篇、论述《唐史》各传七则，以及辨文一篇。大体都古朴刚健而有法度。只有其中《观音院钟刻》一篇辨论吴越为何改年号，认为这是因为梁被唐所灭，吴越不肯反过脸来侍奉仇敌，而是向唐奉行正朔，这是钱氏立国的大节。钱镠本来就是唐朝遗民，在朱温僭逆之时，罗隐的话凛然具有大义；可是这里不把篡夺唐朝的梁当作仇敌，反而把灭掉梁的唐当作仇敌，是非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倪朴因为汴京遭遇战乱，致力于伸张复仇之义，于是把这件事也牵强附会进来，真可以说是这部书中的瑕疵。可是郑楷、杜桓两篇跋文却特别称赞这一篇，他们的话也太过分了。卷末还有一篇吴莱的序，是吴莱替谢翱辑录倪朴杂著而作的，唯独没有举出这一篇，他的见识本来就高于郑楷、杜桓二人。谢翱所辑的书很久没有传本了，这篇序大概是从《渊颖集》中辑录出来的。现在这个本子，是明代嘉靖丙戌年麻城毛凤韶所辑。他不称“集”而称“书”，毛凤韶在自序中说，是因为以《上高宗书》为主，取其所重的意思。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倪石陵书》（宋）倪朴撰 ○书信 拟上宋高宗皇帝书

译臣听说，聪明人能在成败尚未显现之前看出成败，普通人只能在成败已经显现之后看出成败。如今成败的形势已经十分明白了，可是那些劳心参与国事议论的人还在为此忧虑疑惑，不能不和他们辨明。臣认为，如今金人的形势有五点是一定可以灭亡的，有七件事情彼此相关而不可拖延。臣请求先论述敌我强弱的形势，再依次陈说，献给陛下。如今进献谋略的人没有不说：他们强而我们弱，他们人多而我们人少，他们国大而我们国小。强弱不相敌，人数多寡悬殊便不能交战，大小不相称便不能开战，事情还不能预先发动。这些“弱不能敌强、少不能敌多、小不能敌大”的话，是天下常说的话，并不是谋略。古代替国家谋划的人，只论形势是否有机会可乘、局面是否有可能被击败，起初并不在其他方面。如果只按强弱、众寡、大小来说，那么秦兼并六国时强大，为什么后来灭亡？苻坚率领百万大军，为什么又失败？不懂得天下事理的人不知道：大的容易危险，小的难以倾覆，强的容易受挫，柔的难以折断。因此，攻取大国容易，攻取小国困难；消灭强敌容易，消灭弱敌困难。假如当初嬴秦没有兼并天下，只凭借关中、崤山的险要独自据守，刘邦、项羽即使强大，难道能夷平并消灭它吗？假如当初苻坚没有占有中原，只在氐、羌之地称雄据守，谢安即使贤能，难道能挫败并消灭他吗？由此可见，成败的道理不在强弱、众寡、大小，已经很清楚了。秦王的智力和力量比天下人强百倍，刘邦、项羽却没有一尺土地的凭借便消灭了他；苻坚的智力和力量比东晋强百倍，谢玄却凭八千步兵挫败了他。何况如今作为敌人的金人，才智还不如平庸之人，而我们的智力和力量比古人强万倍，要击破并消灭他们，所需的力量难道不是很容易吗？这就是臣清楚知道其形势表面上极难、实际上容易的原因。金人有五点一定可以灭亡，这是根据臣从见闻中所得来说的。至于他们政令暴虐与否、上下和睦与否、百姓怨恨与否、邻国侵扰与否，如今南北隔绝，臣不知道详情，都不在此讨论之列。臣曾见强壮的人无缘无故突然死亡，在死前几个月，他的言语一定先失去条理，举止一定先失去常态，大概是身体将亡而精神必先丧失。如今他们已经有意侵犯我们，而破绽先行暴露，这是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想使他们灭亡。想侵犯我们，却替我们修复旧都，这是上天先替我们修整它来等待我们。征兆既然如此，这就是他们一定可以灭亡的第一点。自古以来，君主之所以成就非凡事业、建立不世功勋，没有不取决于人心的归附或背离。如今天下百姓听说陛下分兵四处出击，无论老少，在相遇之时、闲坐交谈之间，都抬头举额说：“愿我皇宗庙有灵，天地有所感应，一举便把他们诛灭。”这是我们的百姓在愤怒他们；上天想使他们灭亡，百姓又愤怒他们，事情还担心不能成功吗？这是他们一定可以灭亡的第二点。国家自从停止用兵以来，聪明人无处施展谋略，勇士无处使用力量，愚直的人无处效死，贪利的人无处获取利益。他们憎恨敌人的怒气、喜爱战斗的心情，没有比现在更强烈的了。一旦击鼓进军，锋芒一定不可阻挡。这是他们一定可以灭亡的第三点。中原全是崇尚礼乐、穿戴衣冠的风俗，所崇尚的是圣贤事业，所学习的是礼义教化；一旦强行改变这一切，难道会是他们的本心吗？中原人本有礼乐衣冠的风俗，却沦陷在边远荒凉的朔漠之中，大人物一定不愿做他们的臣，小人物也一定不愿做他们的百姓。如今我们用他们所愿意的去替换他们所不愿意的，他们不叛离并归附我们，我是不相信的。这是他们一定可以灭亡的第四点。国家历代圣主相承，深厚的仁德恩泽渗透天下，牢固地凝结在人心之中，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并不是因为穷兵黩武伤害百姓而被上天灭亡，也不是因为刑罚暴虐、政令残酷残害百姓而被上天抛弃。所以中原百姓还没有厌弃我们，他们既然没有厌弃我们，必定日日夜夜伸长脖子向东盼望我们。假如我们传送檄文召唤他们，他们不望风响应归附我们，我是不相信的。这是他们一定可以灭亡的第五点。金人不能不灭亡，也有五条理由，大体是从利害相反的方面来说的。上天已经夺去他们的魂魄，想使他们灭亡，这正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时机。上天赐予时机却不取，反而会遭受灾祸，这是不能不灭亡的第一条。百姓对金人长期剥削搜刮我们，早已愤怒；三军对金人长期凌辱欺侮我们，也早已愤怒。假如违逆他们的心愿，挫伤他们的士气，臣恐怕陛下的忧患不在金人，而在宫墙之内。这是第二条不能不灭亡的理由。朱砂藏在朱砂中便显红，漆藏在漆中便显黑，这是逐渐受到熏染的结果。中原虽然是礼义之地、礼乐之俗，却已经被强行改变三十多年了。如今若不夺取，那么凡是在那里生长的人，将全都渐渐成为他们的人。全都成为他们的人，就再也不会对我们有所盼望了。这是第三条不能不灭亡的理由。中原百姓虽然深受我们先王的恩泽，深受我们先王教化的感化，但如今被敌人占据，也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若不夺取，几年之后，年老而壮年的人大多已经死去，后来出生的人不知道我们先王的德化，只知道他们的德化，也就再不会怀念盼望我们了。这是第四条不能不灭亡的理由。如今金人所能庆幸的、稍有和好可能的地方，只有增加岁币这一说罢了。假如可以用增加岁币来换取暂时的和好，那么一两年之后，我们会更加贫困衰弱，他们会更加富足强大。他们便能利用前面四点造成的弊端放纵自己的意志，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等待应付他们的变化，形势的危险，哪里说得尽呢？这是第五条不能不灭亡的理由。金人一定可以灭亡，既然如此；又不能不灭亡，又是这样。那么消灭他们的策略，难道可以不献上吗？消灭他们的策略有三种，但所采用的原则只有一个，并不是分为上、中、下三策；三者都是顺应敌情而制胜。用兵的法则是先发动就能控制别人，后发动就受制于人。如今他们虽然有意侵犯我们，但事情还没有发动；事情未发动，谋略就没有确定；谋略未定，号令就不能统一；号令未一，屯驻防守就没有准备。陛下应当先于他们发动，让诸将水陆并进，直冲他们屯戍的地方，袭击夺取它，那么一定可以击破他们。这就是所谓迅雷来不及闭眼、疾雷来不及掩耳。击破他们的屯戍，夺取他们的要害据点并守住，使中原百姓知道归向和仰慕的地方。陛下然后进驻江表，以壮大诸将声援的形势，以安慰归附中原百姓的心。

译这样，黄河以南就可以传送檄文而平定，大概先发制人的策略确实是今天最重要的机会。为什么呢？金人自从讲和以来二三十年间，他们曾凭借强大凌辱我们，而我们曾因弱小向他们屈服；他们曾用战争威胁我们，而我们曾赶快求和。他们因此没有料想到我们。一旦我们能够反过来改变往日的做法，出其不意地压制他们，乘他们没有防备而攻入，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这是消灭他们的第一种策略。假如他们已经发动大军，戒备也已经严密，陛下应当让江淮的军队以堂堂之阵，从寿春出兵，从盱眙出兵，从涟水出兵，迎击他们的正面；然后派一军从荆襄出发，进入陈蔡，绕到敌人后方，使河洛溃败；再派一军从陇蜀出发，进入散关，占据关陕，以震动两河。这样天下就可以平定了。大概他们认为我们的都城在吴会，必定以为我们看重的地方在东南。他们如果倾尽全国来犯，大兵大将必定聚集在东南，西北必然空虚，所以我们的荆襄军队可以进攻宛洛，陇蜀军队可以进入关中，关中、洛阳震动，敌军势力必然分散，而我们可以专心作战，哪有不能成功的呢？从前诸葛武侯曾想利用吴、蜀表里相应的形势谋取中原。他曾为先主谋划说：“如果能够占有荆州、益州，守住险要，对外结交孙权，对内修治政理，天下一旦有变，就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军队进攻宛洛，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出秦州，这样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就可以复兴了。” 不久，荆州被吴国袭取，诸葛亮失去了荆襄，表里相应的形势由此破坏，所以诸葛亮不能单独凭蜀地取得关中，他一向的志愿最终也没有实现。如今吴、蜀同为一家，荆襄合为一地，像手臂和手指一样相互配合，表里呼应，没有阻碍。我们在这里聚集江淮军队，把敌人的势力牵制在淮南，使荆襄、陇蜀的军队表里相应，攻击他们空虚的地方，使他们内部溃败，这是消灭他们的第二种策略。假如敌人的锋芒暂时不能抵挡，形势也无法遏制，陛下应当收拢江淮军队，沿江列阵防守，放弃两淮之地来等待他们。他们所倚仗的只是骑兵，舟楫水战并不是他们的长处。用我们的长处来控制他们的短处，即使他们有百万大军也无从发挥。他们的军队深入我国境内，到了长江边不敢贸然渡江；我们就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占据长江而不与他们交战。千里行军，迅速决战对他们有利，相持则对他们不利；日子拖长、长期对峙，粮运就会接不上，士气必然危险。军队久驻而不能进攻，粮食就会耗尽，财力就会匮乏；他们的人马不自行混乱，就必然自行溃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的策略，一定可以擒获他们，这是消灭他们的第三种策略。再说，臣曾考虑过，陛下如果一定要一举收复中原、消灭金人，就不能没有蜀兵。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我们的精兵都在东南，因此他们所防备我们的也在东南。我们的江淮军队深入敌境，就一定会与敌人相遇；不深入，就一定会与敌人相持，形势不能直接推进，无法同他们在中原周旋。蜀地与吴地相距万里，形势上似乎互不相关，他们一定不会防备我们。敌人的意图在东南，我们的意图在西北；我们在西北取得成功，东南的军队就不值得忧虑了。用兵的法则不过是虚实罢了。兵法说：“敌人充实的地方就防备它”，又说：“进攻后无法抵御的，是冲击它空虚的地方。”敌人的坚实之处我们能够防备，敌人的空虚之处我们进军冲击，那么还有什么不利呢？况且他们不与我们在东南相持，我们西部的军队本来不能深入；只有他们的大军大将全都聚集在东南，我们西部军队才能乘其空虚而攻打它。这就像秦军虽然强大，却同项籍在河北相持，竟没有察觉秦王的主力已被汉军夺取。愿陛下坚守东南，在西北筹划谋略，趁敌人尚未发动，命令蜀地各路招募豪杰智士，暗中谋划进取；从中选拔有智谋的将领，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等到敌国军队全都向东进发，便乘机深入。正兵从凤州出散关，占据凤翔来招抚秦、陇；奇兵从兴元出斜谷，从洋州出洛谷，都不到七百里，进入并占据长安，以进攻潼关；同时再派荆襄军队，攻打弘农、河洛，作为声援。这样，中原就可以指日收复了。这就是臣在消灭金人的策略上尤其倚重蜀兵的原因，所以始终反复谈论而不怕烦琐。愿陛下深思并采用。有人说：用兵不能预先说定，关键在临敌时随机制变，您这样说未免太拘泥了吧？臣回答说：不能预先说定的，是用兵的形势；可以预先推知的，是敌人的情况。兵法说：“用计谋比较敌我，探求敌情”；又说：“胜利的军队先了解敌情，然后才交战。”不能预先知道敌情，又怎么能在交战以前制胜呢？从前听说韩信请求增加三万兵力，北上攻打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断绝楚军粮道，再向西在荥阳会合。假使愚人听到这些，不是笑他狂妄，就会认为他迂阔。可是话从口中说出，后来实际行动却完全实现，如同符契相合，丝毫没有差错。如果不是事先在内部确定了谋划，能够这样神妙吗？这样看来，臣所说的并不是空话。那些彼此相关而不可拖延的事情有七件：一是顺应天时，二是确立将领，三是屯驻军队，四是强化军队，五是防范奸邪，六是安定百姓，七是治理财赋，就是这些。国家自从停止用兵以来，阴阳失调，居于高处的地方苦于严重干旱，处于低处的地方怨恨水涝，螟虫大量发生，暗中危害禾稼，而今年尤其严重。正当春阳发生的时候，却接连数月下冻雪，淫雨不停，蚕桑和麦子的收成，百中不过一二。如今又加上大旱，州县审决积压的案件，释放拖欠租税的人，上下共同祈祷，没有哪位神灵不祭祀，却完全没有回应；民心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今想要发动大事，而上天的意志却如此，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臣私下观察，陛下没有暴刑虐政来激起百姓的怨恨，没有穷兵黩武来伤害百姓的和气；又刻意磨炼心志，不奢侈，不喜欢游玩，不兴建宫室，不营造苑囿，有言论就听取，有谋略就采纳，有利就兴办，有害就铲除，宽大仁厚的诏令无时不下，所做的事情全都很好。然而天意却如此，必定是下面积聚了怨怒之气，上面又有奸邪之人，因此阴阳错乱，雨旸失调。臣听说故将岳飞忠义无比，志在澄清宇宙，一旦被权臣害死，天下人都痛惜他的冤屈，直到今天无论大小还在议论不休。孝妇的冤屈没有伸张，尚且多年因此不下雨，何况忠臣义士功勋显赫、光耀天地，精诚忠心贯通日月，却没有得到一尺土地的封赏，反而遭受极重的杀戮，他的怨怒之气难道不会充塞天地之间吗？

译所以二十多年中，阴阳错乱，灾变不停。臣又听说前宰相张浚是陛下辅佐建国的功臣，虽然一时兵败地失，但他的志向在于消灭敌人。陛下没有想到秦伯任用孟明视的旧事，听信妨害功臣、压制能人的说法，痛恨并责怒他，终身禁锢而不任用，使天下人的心失去了希望。功勋旧臣和忠义之士，是天下人共同寄托希望的人。臣是晚辈，本来并不了解张浚的为人；然而从人心的趋向来看，就知道张浚是什么样的人。如今张浚虽然没有被任用，天下人却已经对他寄予希望，这个人正是天下人共同盼望的人。人心归附的地方，就是天心所系。陛下违背天下人的希望，逆反天下人的心，就是逆反上天的心。逆反上天的心，却希望阴阳调和，这是倒退着走路却要求前进。况且陛下所做的没有不善的，正当要大有作为之时，上天本应暗中扶助、默默帮助您。如今却反而严重到这种地步，大概天意是在说：我将保佑并帮助你，你却反而违背我的意旨，我难道可以不降下灾异来警告你吗？这正是上天显示眷顾之意，而陛下没有觉悟。否则，灾异的到来从哪里发生呢？臣希望恢复故将岳飞的封爵，录用、优待他的子孙，以伸张他的冤屈之气；下诏恢复张浚的名位，以符合天下人的希望，那么天时自然顺利，雨旸自然正常，强敌就可以被消灭了。这就是顺应天时的主张。天下安定时，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宰相身上；天下危险时，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将领身上。如今天下的形势并不安定，陛下所注意的人是谁呢？如果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就应当寻找并任用他；如果已经找到，就应当明确地任命并确立他的地位，不应当还遵循平常的职务安排。孙子说：“议定将领之后，接着便是选将；选定将领之后，接着便是立将；立定将领之后，接着便是树立将威。”

译“谋议确定之后才能选将，选定之后才能立将，立将确定之后，将威才可以施行。” 这是太公用兵的深刻要旨。陛下不要认为今天事情尚未发动、敌人尚未行动，就不能把权力授予他。如今分派诸将驻扎在要害之处，大多是勇武强悍的人，手持兵器、身披铠甲，动辄以万人计。节制统属还没有归于一人，权力轻微，不足以驾驭他们。臣担心他们轻率妄动，上面又没有能够统辖他们的主将，变故恐怕不在敌人而在内部。这就是确立将领的主张。用兵的法则是以有准备等待没有准备的一方取胜，因此屯驻防守的事情尤其应当先办。从前晋将攻取吴国，有人请求增加戍兵以防备，孙皓没有听从。等到晋军出发，知道吴国没有防备，便顺流乘虚而入，直抵金陵，仿佛行走在无人之地。假使孙皓听从那人的话，增加精兵，控制要害，晋军即使强大而且人数众多，难道不危险吗？如今陛下神明智睿、先见先知，借敌人使者求取事端，知道他们必定反叛，所以先分兵屯驻在江、鄂、两淮之地，占据冲要。所谓“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已有办法等待他们；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我们有使他们无法攻破的地方”。但是交战而不知道分兵、合兵的变化，就不能交战；防守而不知道分兵、合兵的变化，也不能防守。吴王知道分兵防御越国从左右两路进攻，却不知道会被中军袭击；王莽知道合并军队包围昆阳，却不知道会被孤军击败。这是交战时不知道分合变化。秦王知道巩固外部防线，却不知道刘邦、项羽会从内部攻打他；元济知道抵挡正面，却不知道李愬会从后方袭击他。这是防守时不知道分合变化。军队有分有合，然后才能形成变化，不只是在一场战斗中如此。分散开来防守，集中起来进攻，前进时交战，后退时驻守，都离不开这个道理。如今屯兵的地方，相距远的有一千多里，近的也有数百里，前后分离，形势孤立。遇到缓急，左边来不及救援右边，右边也来不及救援左边，恐怕难以建立功效。应当把诸道军队分组，各自用重兵在后面接应，为它们提供声援和统率。比如两淮屯兵，统一归睢阳统领；沿江各处屯兵，总归建业统领；上游把军令交给夏口，沿汉水各军听从襄阳命令。命令向左就向左，命令向右就向右。一处受到敌人攻击，各屯都响应，表里相互维系，纵横彼此配合，号令相通，如同一个身体运转手臂和手指。敌人攻打右边，左边就响应；敌人攻打左边，右边就响应。敌人攻击我军左边，我军就攻打敌人右边；敌人攻击我军前方，我军就攻打敌人后方。攻打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出现在敌人必定奔赴的地方。这样使我们的防守让敌人不知道应当攻哪里，使我们的进攻让敌人不知道应当防哪里。如此，形势虽然分散，实际并没有分散；地方虽然遥远，实际上并不遥远。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进攻就取胜，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各自屯驻防守，前后不能相互呼应，表里不能相互联系，就是不知道分合变化。防守而不知道分合变化，尚且不能保全自己，怎么能战胜敌人呢？这就是屯驻防守的方法，不可不知道。军队强大不在人数多，而在精锐；不只在精锐，还在士气。士气不壮，即使精锐而且人数众多，也不能依靠。如今街巷之间聚集成群、结党相斗，想要合力交战并分出强弱，甲方人多，乙方人少。乙方虽然人少，其中若有一人挥拳奋臂，大声呼喊直冲上前，那么乙方的人勇气必定加倍，便能战胜甲方的多数人。即使最怯懦、最软弱的人，也会奋发愤怒而不再害怕，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士气使然。如今朝廷长期不用武，州县之间有许多慷慨激愤之士、豪壮勇敢之人，听说国家将要制定灭敌的计划，无不振奋，却没有途径自行效力。愿陛下下诏州县，凡有豪勇敢于赴死、愿意奋发仗义帮助国家建立功勋的人，允许他们自行陈述并组织队伍，一律不刺面涅墨，并给予优厚的制度待遇，称为义兵。从文武官员和有智谋的人中，选取那些在下属面前威严可畏、又能使人爱戴的人，让他们统率这些队伍，教给他们攻守的方法，不要同官军混杂。养护有方，教练有法，赏格优厚，使用他们时他们一定欣然乐于战斗。大的贪求功业，小的仰慕爵赏，所向一定无人能敌，所战一定没有敌手。官军也可以借助他们来壮大声势，士气一定增加百倍，力量更加壮大，威势更加增强；抵挡他们的必然溃败，碰到他们的必然失败。这是强兵的策略，不可不早作筹划。如今国家禁卫军和州镇士卒，都已经抽调发往屯戍之处，朝廷深思远虑，如今州县设置四隅官，分别编结保伍并加以统领，确实是良策。臣思考此事，天下百姓都感念陛下仁厚的政令和恻隐真诚之心，若不是凶荒饥馑的年岁，即使驱使他们作乱，也是做不到的。然而奸雄之人，其党羽必定很多，声望必定雄厚，他们包藏奸心、窝藏盗贼，为他们作掩护，只等天下发生变故便放纵自己的野心。如今州县往往任用这类人在众多不得志的人中称雄，豪横暴虐而无赖的人大多归附他们；四隅官的职务全交给这类人，臣常常因此忧虑。况且一郡之中有都，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保正、副正以下又设大小保长，上下相互率领，大小相互维系，暗中正与古代比闾族党的制度相合，只是不善于使用罢了。如果确实依照这些等级编成队伍，严格制定制度，使他们各自安于本业，不改变、迷惑他们的心志。遇到警报时，由州县长官临时编制统领而使用他们，谁还敢制造变乱呢？否则，只不过足以成为滋生事端的根源罢了，臣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好处。奸雄之人难以用法令制约，却容易用形势消解。他们所凭借来发动的，都是乡党中许多无赖之徒和勇健之人。对无赖而勇健的人，采用前面强兵的策略加以招募，那么他们的党羽就会去掉五成。若确实命令州县用厚赏来诱使他们，用各种办法吸引他们，就一定能够把他们全部招来。朝廷取得他们的力量来使用，奸邪之心便无处施展，一举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这就是防范奸邪的策略。如今事情尚未发动，军队尚未出动，却纷纷传言，都妄说陛下要迁都。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臣认为迁都改邑，在其他时候可以，在今天却不可以。为什么呢？在无事之时，君主迁移都城，弱小的人不会产生忧虑危险之心，强大的人也不会产生觊觎之望，这是形势使然。陛下如果一定要迁都金陵，以壮大军队的声势，也应当暂且偏守钱塘，修筑城郭，作好不迁动的打算，使民心安定而不受迷惑，使奸雄之人安静下来而不再抱有希望。

译等到大军将要发动时，陛下明白诏告天下，统领六师军队，举行亲征，以此向百姓宣告，然后再徐徐进军并迁都。对外足以给诸将声援，安慰三军；对内足以安定民心，满足百姓的愿望。这就是安定百姓的主张。兵法说：“军队没有财物，士卒就不会来；军队没有赏赐，士卒就不会跟从。”那么三军所依靠来行动的，就是财物。何况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治理财赋的主张，怎么能放在后面呢？然而治理财赋的方法本来很多。臣希望陛下实行屯田，招募百姓开垦荒地。但是如今敌人的衅端已经萌发，兵力不能停止，边境烽堠有警，贫民不能轻易前往。臣又希望陛下核算舟车运输，借用商人的钱财。这样就不忍心像桑弘羊、韦宾那样搜刮剥削天下，以招致百姓怨恨。臣想说的，只是希望陛下斟酌所取之物，使民力得到宽裕；至于所用，则希望节省费用。有若说过：“百姓富足了，君主同谁还会不富足呢？”这不是说百姓富足而君主能够独自富足，而是说善于储藏的人，在无事时把财富藏在民间、聚集在国家；有事时便从百姓那里取得足够的财物，却不使他们产生怨恨。所以百姓不足，君主也不足；百姓有余，君主也有余。但是收取和散发的方法，必须权衡时宜来施行。所谓权衡，没有别的，就是救济时局的急迫，适应当时的需要。出售官爵、出售度牒，虽然是衰败时代的事情，但权宜地适应一时的需要、救济一时的急迫，仍然胜过横征暴敛来伤害百姓。况且那些购买官爵、度牒的人，不怕价格高，反而乐意求取，都是有余财的人。取用他们的有余来补足国家的不足，这也是天道。此即权衡取用之法。祭祀的礼仪，是先王常行的制度，本来就是拥有天下的君主不可废弃的。但是举行祭祀要适合时令，丰俭要合乎礼法的诚实，不应追求炫耀虚文、浪费财物，这样才是恰当。古人扫净地面便举行祭祀，并不认为不合礼；只有二簋的菲薄祭品，也可以用来享祀。如今礼仪制度已经繁复，而浮华文饰、虚耗费用、滥加赏赐、僭越恩典，近世的弊病尤其严重。比如一次青城祭祀的费用，缯帛就有数十万，其中甚至有苑囿、台池、游观等供娱乐耳目的器具，这难道是斋戒祭神的意义吗？至于三军的赏赐、百官的赐予，动辄以千万计，这又是为了什么？因此三年一次征发各道漕运，使会计事务劳苦；州县官吏疲于督责；文书往来，胥吏困苦急迫，快得如星火。法令说：“大礼年间有拖延违误的，处刑而不宽恕。”上面催促，下面逼迫，养蚕缫丝还没有完成，便有缴纳丝帛逾期的惩罚；秋粮还没有成熟，便有输送粮食不及时的罪责。承受这些催科的差役，杖责打在身体上也不停止，枷锁禁锢始终不离脖颈。唉！神灵、祖先，难道会以此为乐吗？况且陛下之所以整备圜丘、建立明堂，宰杀牲畜、备办礼仪，用来祭祀上帝、奉祀祖先，难道不是想明白地报答他们的心意、恭敬地顺承他们的意旨，使神灵、祖先鉴察并享用祭祀，安宁而喜乐吗？然而天神地祇、人间鬼神，都是依凭人而行事的；它们所依赖、所依附的主人，只有君主。如今中原沦陷三十年了，神河帝岳空置而没有主人，那么神灵对陛下的期望会怎样呢？祖先陵寝和旧日庙宇无所依归，那么祖先对陛下的期望又会怎样呢？臣认为应当明白诏告天下，赏赐恩典不应牵涉祭祀之事；国家形势多艰，财力不能任意浪费。臣民都应明白这个意思，只有不可缺少的礼文仪仗，应当备办；其余一切都应减省、废止，停止不合时宜的额外恩典，把财力留待有功之人；减少滥加赏赐，以供将士使用，使国库充实，资财宽裕，等待时机收复中原。对上可以谋求回应神灵的心意，对下可以谋求报答祖先的意旨，谁能说这样不可以呢？明堂之礼已经很久废弃而无人讲求，陛下振兴旧典，用它代替郊祭，这确实是有意于节省费用。然而赏赐的规定同郊礼相差不多，群臣上下都知道形势上有不可行之处，却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进言，难道不是因为进言就对自己不利吗？况且一次郊祭的恩典，大的能恩泽延及数代，小的也能荣耀及于子孙；如果没有把天下公事放在心上、不把私利放在自身之前的心胸，谁肯为陛下进言呢？臣希望陛下从内心裁断，不要受群臣议论牵制，裁减节省妄费，以救济军队兴发之事，那么国家用度可以充足，军粮也可以供应了。这就是治理财赋的实际要领，即顺应时宜使用财物并节省费用。汉高祖能够采纳群臣的谋略，所以没有一尺土地的凭借也取得天下；楚王骄傲而不听群臣谋略，所以虽然取得天下，最终却败亡于他人。如今陛下汇集天下的谋略，兼用天下的智慧，将要谋求恢复中原，成就不世之功。臣虽然愚昧，没有超越世人、绝异于人的见解，但所说的都是符合天下公共心愿、合乎神明之理的话。陛下不要把它当作狂妄盲昧的话而忽视，也不要把它当作冒进而没有根据的话而斥退。臣是出身草野的士人，朝廷中没有人为臣预先引荐，而帝王的威严，连雷霆也不足以比喻。臣难道是草木土石，竟然想使亲人陷入危险、使自身丧命，甘心这样做，只侥幸于万分之一的机会吗？实在是担心机会一旦失去，即使后悔也无法追回，所以忠义之心从内心激发出来，不能自已，话说出口而自己也不知道了。智者在安危尚未显现时，尚且不忘记忧虑，何况形势已经显现呢？圣人在天下无事时，尚且不忽略听取意见，何况正处于有事之际呢？臣希望陛下斟酌臣所说的话，推行实行，以成就天下的事业，以实现天下的共同愿望。这样，即使退下去接受杀戮，臣也没有遗憾。上太守郑敷文书

译古人有一件事不知道，终身都把它当作遗憾，并不是一定要追求知识广博、见闻丰富，而是认为天下的事情中有些本来不必知道，不知道也没有妨碍；应当知道的事情一旦不知道，就有可能因此失败。孟明视讨伐郑国时，蹇叔知道他必定会在崤山失败；周亚夫谋划对付吴、楚时，赵涉知道崤山、黾地之间一定有埋伏。假使孟明知道崤山道路狭窄并听从蹇叔的话，秦军就不会有崤山失败的悔恨；假使条侯不知道崤、黾之间可以隐藏奸人和伏兵，又不明白赵涉的策略，那么吴、楚的谋划必定会成功。我由此才知道，地理之学是兵家最急需的知识，也是学士大夫应当知道的。汉高帝进入秦地时，萧何取得了秦国的地图和户籍；本朝平定南唐时，先取得了南唐十九州岛的图经。所以汉高帝取得天下、太宗讨伐江南，都能完全了解当时险阻关塞、户口多少的地方，根据形势守住必争的要地，凭此取胜而没有失误。我由此又知道，舆地图志确实是国家的重要典籍。我深感奇怪，如今的求学者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远近险阻也不认识；在用兵、多事的时候，却指着地图、按着史册，高谈天下形势，说自己能够辨别成败的原因，知道今天攻守形势应当怎样，这不是在欺骗我吗？过去我曾读《左氏春秋》，读到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注释者说：“高平郡的方与县有武棠亭，有鲁侯观鱼台。”我查考地理志，却不知道今天的方与相当于哪个县。读《西汉书》到刘邦在垓下围困项羽，注释者说：“沛洨是聚邑的名称。”我查考地理志，却不知道今天沛地的洨相当于哪个县。于是我遍求地理志书籍，考察历代作者，多得数不尽；大体都杂乱而没有统绪，冗长的失于污杂，简略的失于疏漏，荒诞的失于欺诬，拘泥的失于泥古。我慨然忧虑这类文献的缺失，于是遍考历代典籍，搜罗百家资料，以今天的州县作为标准。自汉代以来，其中郡县时分时合，忽废忽置，名称改变、实际辖境变更而无法考察辨别的，都使它们有所贯通，会合归纳为一体。凡是古代帝王建都的地方、《禹贡》所记山川经过之处、《春秋》列国所在的地方，以及古今关隘防守、津渡要冲、战伐会盟的地基遗迹，都旁搜博取，希望没有遗漏。其中有错乱的，就援引根据和证据相互参照考订，务求真实而不浮夸，形成一家之言，共近三十万字，分为四十卷，题名为《舆地会元志》，大概是取其统绪有根本、会合有源流的意思。然而如今的学者，大多急于求取利禄，只专心从事时文，所以不了解的人不肯看，了解的人又没有时间阅读。没有遇到知己，因此书写成了却不能显扬。我曾经考察古人，才华全面而德行宏大的人，本来无所不具；至于次一等的人，便各自专精一门技艺，终身从事，并传给子孙。夔专长于音乐，垂专长于工艺，羿专长于射箭，羲和专长于历法，王良、造父专长于驾车，都是专心致力于一门技艺而名闻天下。后世从事工艺、音乐、历法、驾车、射箭的人，必定要以他们为标准考察，因为他们精专而且严谨。朴在这方面，积累用力十多年，文章才写成；虽然不敢指望赶上古人，但用心也算勤勉了。他的文章大多没有底本，不能抄录。去年冬天，曾带着稿子去见太学上舍陈亮，字同父。朴和同父都是荆溪门下的学生，准备把稿子带来请您品评。听说正字吕公近来到了城中，曾经把稿子藏在袖中去拜见您了。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本来就希望您为他主持和推荐；其中若有疏漏错误而尚不完善，也希望您加以指教，一定要帮助他成就此事才罢休，不要让它沉没而无人传布。朴又曾把古今华夏各地的草木合绘成一图，纵横有一丈多，清清楚楚，很值得观看。他在潘氏家寄居，主人喜欢做这类事，便把图绘制成帐子，方便观览。现在我借来呈给您，希望您知道他的用心并不是在做无用的学问。给太守周侍郎的信（名葵，号荆溪先生）。

译妖邪淫乱之气不发生，天威不震动，那么天地就会空旷澄清，万物都空明通透。云无事可做，不必飞扬；龙无事可做，不必变化；风无事可做，不必鼓动；雨无事可做，不必荡涤。以至雷电霹雳，全都潜藏隐伏，寂静地处在无用之地。等到万空之中威怒震动一次，它们便吐气成为云，神异变化成为龙，扇动成为风，降落成为雨，聚合成为雷电，震响成为霹雳。没有一个不迅速聚集，不约定却自行号令，不召唤却自然感应。这是谁使它们如此呢？只是气有自然相互感应的道理，物有自然相互发动的作用罢了。我私下听说国家兴师问罪，发动吊民伐罪的战役，将要扫清河洛、消灭强敌；于是四方英雄豪杰，没有不鼓舞振奋、争着想献出奇谋、卖弄剩余勇力，依凭日月、乘借风云，来辅助上天诛伐的。这也是忠义之气有以使他们如此。朴虽然没有才能，寄身在圣上的教化之下，同样受忠义之气陶冶熔铸、鼓舞锻造，日子越久，所成就的也确实不肯落后于别人。不只是对前古兴亡得失有所了解，凡是今天攻守成败的形势，也未曾不深思熟察。正因为我如此自负，所以听到边塞烽候报警、听到军队取胜，便慷慨激动，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笔砚之间，想着要献出奇谋、贡献勇力，以实现平日的志向。然而朝廷没有预先替我荐举的人，将帅幕府中也没有姻亲般的援助；胸中虽有见识，却无从自行进身。伏望阁下具有经世济民的才干，负有天下人的希望，来到父母之邦任职，勤勤恳恳、礼贤下士，想着要有所作为来副答我君主托付的重任。这正是朴竭尽心力仰慕您、对您有所期待的原因。阁下忧虑国事的心意，正在于得到人才来救济国家的急难，必定不会突然忘却、断然忽视这件事。然而朴为人相貌鄙陋、口才迟钝，不学佞媚，孤高自守，脚从未靠近公卿之门，名字也从未在众人嘴里得到称誉。如今却凭片言只字，突然叩开您的门，盼望您振拔而起用他，使他能够参加云龙风雨雷电霹雳的聚会。这难道是狂妄吗？实在是知道自己有所依归了。骏马在伯乐面前长鸣，是因为知道伯乐能够识别它的才能；卢氏之狗在韩国旁哀号，是因为知道韩国能够彰显它的能耐。朴如今在您的庭院中鸣叫，也正是知道您一定能够识别他的才干、彰明他的能力。阁下如果相信我，那么朴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如果还不相信，就应当把我引进来，安排在下座询问，考察我的实际策略，验证我的才智，然后再据此决定我的进退。这样，即使朴死在无用之地，与草木一同腐朽，也没有遗憾了。从前敌人的事端刚刚萌发时，朴曾预先推测其情势，筹划对策，写成万言书，准备献给朝廷。只是九重天门高远，又因没有资历而困顿，地位上也没有阶梯可以上达。以今天的事势来看，大体同朴从前所说的确实相应，现把副本一并献上。如果蒙赐阅览，也足以知道我见识的智愚，请您明察。给筠州雷教授的信。古人曾经谈论山川雄伟广阔、曲折绵延、扶舆之气郁积之处，其中精英所聚集的地方，神灵所禀受的地方，不是有奇异之物，必定有奇异之人。因此申侯、甫侯从岳山降生，扬雄、王褒彰显江汉的灵气，确实不可诬蔑。自从周王朝东迁以后，圣贤的出生多出于齐、鲁之地；汉朝兴起时，淮泗、汝颍之间则是英雄豪杰聚居的地方。汉世祖光武帝中兴所依赖而成就功业的二十八将，南阳、颍川二郡实际占了天下的一大半。虽然可以说他们是帝乡故人，但他们的功烈都能凭自己的才力取得，似乎并不是因为皇帝偏私他们。大概天地自然的气数，使人物各有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偏袒。大江以西，自本朝以来奇异人物接连出现，人物的兴盛超过东南各地。庐陵欧阳公首先以古学倡导天下，后来求学的人若不讲古文就不发言，于是使五代衰败萎靡的余习斩断而不复存在。此后宋代文章超过汉代、胜过唐代，纯粹成为一代法式，实在是欧阳公开启了这一局面。临川王文公虽然所作所为有违人情，但他的文章宏大博洽，卓然有荀子、扬雄的气象。至于南丰曾夫子以文章学问显名，豫章山谷先生以文章和品行著称，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是江西的巨擘。他通晓史书体例，穷究历代的端绪；自司马迁、班固以下一千多年，只有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实在是筠州人。至于其他能够凭诗歌成名的，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称江西诗社的人又多得不能一一列举。江西实在人才众多。从那以后，奇才异秀横空出世、卓然自立的人本来不断出现；但要寻找像前面几位先生那样光明磊落的人，却几乎不可多得。如今阁下竟能凭文章称雄天下，又回到章甫青毡的旧地，文名显赫，震动四方的视听，接续江西前辈诸名流之后。贤者隔世而生，就像景星、凤凰，千百年才出现一次，并不是世间经常有、眼睛经常见的。因此看见的人注目争睹，听见的人侧耳欣然聆听，只怕落在人后。朴是婺州的儒生，早就听闻阁下的名声；如今虽因获罪被拘留在这里，难道不能勉强作出脸面来求见一次，以畅快地观看云中之龙吗？一个人出了玉门关，越过葱岭，渡过大夏以西，离开中国一万多里，却不能登上昆仑山、探究黄河源头，那么他回来后乡人问起所谓昆仑山、黄河源头，他将用什么话回答呢？如今朴恰好承蒙恩典，不久就要东归了。假如婺州的士大夫拿筠阳大儒雷广文来问我，却说不知道他，难道可以吗？听说却不知道，是不聪明；知道却不求一见，是不敬重。不聪明，就是愚昧；不敬重，就是傲慢。既愚昧又傲慢，人们将会抛弃我。因此我对此感到害怕。给高安县令吕公的信。

译公道不能彰明，是缙绅大夫的过错。幸好还有公议存在，这是因为公心尚存。人心中的公正，就是天理。人的私欲可以胜过天理，却不能消灭天理。阁下治理高安，政绩为天下第一，皇帝诏书的褒奖本应首先颁给您，但各司的荐章还没有送来，这正说明公道还没有彰明。然而全境之内称颂阁下，简直说不尽，难道不是因为公议仍在、公心仍存吗？人的感情，顺从他就高兴，违逆他就发怒，给予他就喜悦，夺取他的东西就怨恨。赞誉来到极点，一定是因为我曾以恩惠待人；毁谤到来，一定是因为我曾经阻挠过人。如今违逆他们，他们不对我发怒；阻挠他们，他们也不毁谤我，反而正在歌唱吟咏，唯恐您离去而不留下。俗语说：“羊肉羹虽然美味，众人的口味却难以调和。”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好恶之情并不相同。一家之内，父子兄弟之间尚且有怨恨、长短之言，何况方圆百里的广大地域、众多的编户、复杂的土俗，其中强横放肆的、顽固狡猾的、傲慢而有所倚恃的，不知有多少。好恶不同，是非也就不同，最难统一。然而无论远近、贵贱、大小，众人的议论纷纷，都称美您的德政，没有一句不同的话，不知阁下究竟是怎样得到这种声誉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朝廷虽然远在他处，耳目却十分明察。凭阁下的才干和美德，政声又如此卓著，全县士民把这件事列上奏章，已经多次奔走于郡守、监司的府庭了。从前匡章被全国人都称为不孝，孟子却独自说明并非如此，而且同他交游，这难道是孟子偏袒他吗？公论在贤者心中自有定论，毁誉不足以扰乱它。朴为人按正道行事，不能委曲求全、随顺他人来取媚，因此常常被乡里人认为奇怪；但我自认为正确，并不顾虑别人认为我不对。正因为我这样自守，所以嫉恨我的人很多，非难我的人也很有力。阁下却能独自照见我的内心，说明我并没有什么大罪；您辨明曲直，难道不是把孟子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吗？我曾反复详细体味《论语·乡党》一篇，看见圣人在乡里中如何处世，考虑是多么深，感情是多么真切啊。书中说：“孔子在乡里，恭敬谨慎的样子，像是不善于说话的人。”汉史说大将军“恭谨得像个鄙人”，那么所谓“恂恂如者”，孔子大概是把自己当作鄙夫，不敢以大儒的实际学问在乡里夸耀；所谓“像是不善于说话的人”，大概是以质朴鲁钝自我约束，不敢以贤能智慧的名声先压过乡里人。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圣人的人也很多，但乡里人仍然不知道；只有达巷党人知道他博学，其他人却说：“那是东家的孔丘。”又说：“是鄹人的儿子。”这些都是轻视他的话。圣人尚且如此善于在乡里处世，何况比他低下的人呢？即便如此，圣人的内心本来仍然自如。正如他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不过如此罢了。《论语》二十篇中，这句话总共出现了三四次，难道是圣人谆谆告诫，特意用它来警戒自己吗？求学的人应当探求圣人的用心处，坚守并努力实行，哪里还顾得上别人的是非和不公正的毁誉呢？鲁男子学习柳下惠，我也愿意坚持这个说法来回答阁下。答章子定的信。自从在君锡处分别后，我怕暴露踪迹反而成为牵累，所以不敢再相见。等我第二次前往时，子定已经出发了。此后没有方便的机会，我寄居在乡村，竟不知道你的音信。收到来信才知道事情已经办成，欢喜赞叹得不能自胜。又知道你已经回来侍奉父母，精神受到扶持，起居康健，这让我很欣慰。朴只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对朋友说的。科举考试临近，应当把从前的一切事情全部扫除，不再留在心中，胸襟锐意振作，应该以志向和事业自我激励，希望顺利奋发，这是我的祝愿和期望。另承蒙你赠送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患难中相互救助，本来就是我们人的常情。如果只立志于求利，那么到哪里、做什么不可以呢？这不是你用来对待我的方式。朴读史时看见秦汉间崇尚侠义的人所做的事，虽然令人喜爱，但都没有出于正道，所以君子鄙视他们。像子定这件事，你实在无辜，不过是一时之间没有明确的指向，偶然相遇便互相认定罢了，有什么功劳可说？怎么会彼此不了解到了这个地步？谨慎地把礼物退还，又怕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特意从其中留下靸鞋一只，以解除你的疑惑，千万请体谅。另有一封信，烦请替我附带送达。龙川陈上舍想取回我过去所撰的《舆地志》，听说那部书还留在徐察判先生那里；因为我与徐先生不相识，不敢贸然写信拜访徐丈，烦请代为通报姓名，便感幸甚。其余事情，等以后见面时再详细谈。给陈同甫上舍的信。同甫足下：往年承蒙你回信，其中过分说了些畏惧我的话，似乎并非真情实意，这不是我对朋友的期望。近来郑、吕二公相继去世，前辈的风流几乎扫地而尽。如今世上凭文章闻名天下、受到同时代人推重的，只有足下一人而已。应该更加自我勉励，使道德日益进步，成为后辈小子的表率，来继承郑、吕二公之后，这是我的愿望。朋友之间贵在忠诚，不应谄媚，唯望足下明察。给巩宪新田利害的札子。我听说，在凉薄之地制定法令，其弊端尚且会变成贪婪；若在贪婪之地制定法令，弊端将会怎样呢？恭敬地想，国家自祖宗以来，减轻赋税，除了常规征收之外，一丝一毫也不敢妄取于民，这正是为了结聚百姓之心，作为亿万年深根固本、不可动摇的长久计策，恩德实在深厚。偶尔有额外的征敛，都是州县奉行的官吏任意而为，百姓多受其害，而上级并不知道；这正是代替天子充当耳目的官员，专心寻求民间疾苦并加以革除的人所渴望听到、渴望看到的。浦江县处在山地偏僻之中，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每一寸土地都已开垦，没有遗留。自干道年间起，因为漕司向天下张榜，凡州县有陂湖圩岸以及开掘土山作田、过去未曾纳税而白白收取苗利的，命令通过所属官府自行陈报。县官迎合风气，想向朝廷邀功请赏，便严厉张榜悬赏，命令百姓从重新划定界限以后，把桑园、陆地改作田地的，限半个月自行陈报。如有隐瞒的地方，不论多少，允许他人告发；保正、保副不检举，以及产户本人，都一并科罚赏钱三百贯。浦江百姓淳朴而畏惧法律，立即自首陈报，一分一厘也不敢隐瞒。给杨推官的信。

译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冒昧写信，拜两拜献给推官学士阁下。事情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凡不是自己招致，却横遭祸患的，都是不幸。人有不幸而所受并非其罪，仁人君子实在会为之痛惜。如果不察看他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一概厌恶他，就是加重他的不幸。仁人君子以宽恕对待万物，难道肯加重别人的不幸吗？公冶长被关在牢狱中，我的老师孔子不但说明他没有罪，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邹阳因受谗言而被交给狱吏，他从狱中上书为自己辩明，梁孝王立即释放他，又以尊贵宾客的礼遇安置他。古人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古道已经很久没有振兴了。私下听说阁下存有恢复古道的心志，因此可以用古道来向您陈说。朴所获的罪，大概就是所谓不幸。说起来最令人伤感，不仅伤感，实在令人痛心。触犯官府、依法被拘，才叫作罪；罪的轻重，要看所犯的事情。朴得到这样的罪，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去年春天，因为本户产业已经去税仍存，曾经通过本县陈情，请求将产业卖给豪户楼益恭，而楼益恭不肯承受税负。起初并没有可以定罪的事情。那楼益恭趁县宰与朴之间有被谗言巧说制造出的嫌隙，便妄自检举朴。从绍兴年间到淳熙五年，官府旧案中说：某年倪朴犯了某罪，某年倪朴控告某人；用修饰过的虚词来惊骇视听。那些依稀相似、略有根据的事情，都是门户之间的事，而且已经由官府断结了，并不是他应当告发的事情。假设确实有这样的事，也在淳熙五年以前，后来又经过数次赦免。如今又有什么罪过，竟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呢？这就是朴所遭遇的不幸，也是朴感伤而痛心的原因。假如朴近来妄自诉讼，牵涉县道，把旧事累积起来作为罪过，那我也甘心认罪。如今却因为办理税务而获罪到这种地步，使人痛入骨髓，含冤饮恨，无处申诉。犯罪的缘由全在案卷中，事情的起端、情由、罪犯以及年月，都可以查考而知。我曾读史书，看见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自己因李陵事件获罪，被腐刑送进蚕室；那文字悲伤感痛、深切迫切，至今一千多年，读来仍使人为之流泪。如今朴用浅陋固执的言辞，想为自己申明不幸吗？可是事情已经经过朝廷，罪也已经受了。想要自我伤痛而忍住不说吗？那么阁下又怎能知道我其实没有可获罪的事情呢？如今幸而沐浴洪恩，却被执法官吏阻挠，不能获释，这又是不幸中的不幸。我实在不能自已，已经写具诉词，经过州府审理此事，请求彻底审听并作出裁定，仰望阁下。希望您查考事情的本末，深察其中并无牵强比附；衡量轻重，秉持公心作出裁定，使我能够依照惯例承受恩典，放还故乡，不要让我再次遭受不幸。《书唐史诸传》。李光弼因为侍御史崔众傲慢倨傲而对他不满。御史向宰相作长揖，并不算无礼；李光弼却因为崔众没有立即交出军队而杀了他。面对天子的御史，李光弼难道是没有君主了吗？有人说：假使使者奉诏前来，即使是御史中丞也要杀掉，这是什么道理？从前穰苴杀庄贾，是为了彰明威严，那是权宜之计。就这件事而言，李光弼杀崔众，合宜之处在于他有私人的怨恨，并不是权宜之计。马燧平定汴州，解除邢州之围，逼迫田悦，杀死李怀光，以奇计制敌，功劳也足以称道了。至于因为个人愤怒而同李抱真交恶，对时机判断昏暗却答应吐蕃的请求，放纵敌人而造成祸患，使功业因此不能建立，虽有可嘉之处，也有可贬责之处。朱泚攻陷京城，皇帝向西巡幸，李晟凭孤军抵挡强大的盗军；马燧率领大军坐守太原，只分派五千人援助奉天，马燧也真是残忍的人啊！我起初读《颜真卿传》，看见他放弃平原，曾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认为应当守住平原来挫败贼军，并且借此坚定各郡守城的决心；放弃它是失策。等看到《穆宁传》，读到鲁公因没有采用穆宁的意见而悔恨，才知道鲁公的失误确实如此。唐太宗用言辞和脸色折服程元振，看见他不屈服，后来便认为他奇特，于是任用他为将领，心想他一定勇敢。君主用这种方式选取人才，实在疏忽！只是侥幸猜中了，不能作为法则。城居谏官数年却不进言，韩退之作《诤臣论》来激励他，城仍然不屑一顾。到贞元十年，陆贽因为裴延龄的事被贬为太子宾客；当时城担任谏官已经八年，那么他是在贞元三年成为谏官的。考察《德宗纪》，贞元六年杀死皇太子。吴通《元史》法书说，记载杀人，是责备皇帝滥施刑罚。杀谏官、杀太子，都不是小事，而城仍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假使后来没有裴延龄的事情，那么他尸位素餐、旷废官职，又凭什么辞解呢？即便如此，城是贤者，在城身上可以，在别人身上却不可以。后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想仿效城的做法，应当像鲁男子学习柳下惠那样，才是好的。唐朝三百年间，像贞观时期的政治、开元时期的太平，远远超过两汉，差不多赶上三代；州县中奉行清廉善政的官吏，应当不少于汉代。然而《唐史》为循吏立传的总共十五人，附见于其他传中的又有几人。像贾敦熙、韦丹一类的人，虽然有时有一件善政可以记载，但他们都碌碌无为，不值得称道，没有一人像汉代龚遂、黄霸一类人物那样声名卓著、脍炙人口。我读《唐史》，得到两人：倪若水治理汴州，以清正显名；陆象先治理蜀地，以仁慈宽恕著称。这两人的文雅足以修饰政务，敦厚足以淳化风俗，又不是汉代龚遂、黄霸几人所能相比的。然而史臣不为他们列入循吏传，是因为循吏这个名目还不足以传扬这两人。我读唐史，唯独取法这两人，认为他们是唐代的循吏。崔隐甫不向宰相牛仙客屈服，确实可见他的刚强值得称许；然而他结党李林甫而驱逐张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憎爱之情不同罢了。至于刚强，我就不知道了。韩朝宗曾经把崔宗之、严武推荐给朝廷，当时士人都归附并推重他。后来甚至有人说：“我不愿做万户侯，只愿结识韩荆州。”如今考察他的传记，也没有什么特别超过常人的事。唐人却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喜爱识拔后进这一点。因此，乐于推举和援引士人，名声在当时受到尊重就是应该的了。辨。《观音院钟刻辨》。

译欧阳公《五代史》中的《十国年谱》说，听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寻求其事迹却找不到，怀疑后来吴越自己忌讳这件事。唯独找到它的落星石，作为宝石山制书，称作宝正六年辛卯，这才知道它曾经改元。如今考察婺城北观音院的钟刻，上面说宝大二年乙酉，吴越国钱元秀舍宝石制书；又说宝正六年辛卯，那么就是在宝大三年改为宝正。梁末帝龙德元年，岁在辛巳；三年癸未，被唐灭亡，改元同光。此钟刻说宝大二年乙酉，那么就是梁灭亡的第二年，岁在甲申，才把龙德改为宝大，而没有采用同光的年号。吴越接受梁的封爵，国家没有可以奉行的君主正朔，也没有所禀承的对象，所以改换年号，并不是擅自僭越。官署仍系“吴越国”，由此可知钱氏从未称帝；之所以改元，是因为不肯反过脸来侍奉仇敌，向唐奉行正朔。这是钱氏立国的大节，可惜欧阳公没有看到这块钟刻，无法说明它改元的缘由，反而使它受到正史的怀疑。我不能不为此辨明。跋（附录）。《跋钟刻辨》。欧阳文忠公《五代史·十国年谱》说吴越称帝、改元，而我乡里的先生倪石陵翁考察婺城北观音寺的钟刻并写下此事，辨明吴越从未称帝，它所改的年号，是因为不肯向仇敌唐奉行正朔。这话是正确的。我私下考察那些僭伪诸国，全都劳烦王师攻取，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唯独钱氏知道天命归属，奉表称臣，献出土地入朝，使吴越数千里土地得以保全，不伤一人，这都是存心仁厚的结果。由此推断，石陵的辨论也就明白了。唉！那些僭伪之国，如蜀地孟氏、江南李氏，子孙传不过两代，寂然无闻；而钱氏之后至今繁衍不绝，难道不是仁者必有后代的明确验证吗？金华玉泉里钱世渊拿着家中收藏的鲜于公所书《石陵辨》，请求我题记。我抚摩着书卷，赞叹不已。像世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钱氏贤良的子孙了。闻名之人知道先世的说法有错误，子孙还能寻求辨论来加以说明，这大概很少见。如今世渊得到这篇辨文，珍重收藏，求我题识，用来彰明先人的德行，显示给后代子孙看，难道不是更加贤明吗？所以写下这些话，将它归还给他。邑人郑楷撰。又跋。古人称赞优秀的史官有三种条件：才干、见识、学问。传疑和传信有不同的说法，若没有博学就不足以周遍了解哪些是可记、哪些是可删的大事；若没有明察的见识，就不足以决定取舍。这就是古今评论作史困难的原因。从前吴越王钱镠建立国家，实际接受了梁的命令；梁灭亡后无所归属，所以把年号改为系属于吴越，也是出于不得已，并不是擅自僭越。世间有人传说，落星石制书上有宝正年号，认为吴越也曾称帝、改元。欧阳公撰写《五代史》时，找不到这件事的踪迹，心中怀疑，于是没有把它载入世家。后来石陵倪文卿取婺城北观音院的钟刻作为证据，辨明吴越改元而不称帝，打破了《五代史》的疑问。可惜欧阳公作史之时，没有人把这篇辨论呈上去，于是使世家对这件事存疑而不记载，难道不值得后来人叹息吗？然而这不是没有博学就能够做到的。幸好有石陵为之辨明，于是吴越改元而不称帝的事实借此显于世间，这不是小事。这篇文章不只是钱氏家族的珍宝，确实可以补充史官的缺漏，应当表彰并刊行出来，以等待后来执掌史笔的人。吴越后裔世渊家藏鲜于去矜所书石陵辨文，装裱成卷，征求贤者和荐绅的文章来说明此事，正所谓祖宗有美德，不可以不知道、更不可以不传下去。世渊真是钱氏贤良的子孙，哪里容易得到这样的人呢？我私下看欧阳公《五代史》中关于吴越称帝、改元的事情，因为没有依据而怀疑它，所以没有载入。蜀府长史郑醇翁在跋语中说：“世家说吴越称帝、改元，这只是当时传记的错误，曾经没有考察罢了。恐怕也许另有依据，所以一并提到，等待博闻之人考证订正。”金华杜桓撰。《石陵先生倪氏杂著序》。

译自东都文献遗存以来，天下士大夫的学问日益趋向南方，有的推究帝王霸主的谋略，有的谈论道德性命的道理，当时人才和学术的兴盛，文采斐然，数说不尽。大概东莱吕公以伊洛义理之学为根本，而且精通史学；永康陈公同父正与他在议论上相抗衡，而尤其重视事功。由于国家长期兵戈不断、分裂离析，王业偏安，人心不稳，纲纪废坏，风俗荡然，恐怕终究会有一些能够斟酌古今、了解时势、通晓事务的人，雄豪、智慧、勇敢、开朗、聪颖、茂盛地从其中产生；或者仍然担忧用古方治疗新病，不能及时挽救局势。在这个时候，同父曾陈述征讨的大计，石陵倪先生朴也先后如此；同父起草万言书，想凭军事行动效力，先生并不在同父之下。然而同父因为才力和气概豪迈，反而陷入罪衅之中，到老年才取得高第，最终因不能在中原驰骋而沦没。先生正自以为学问胜过别人，却又不能在乡里施展，以至因获罪被废黜，迁徙到筠阳；所以虽有志向，最终还是因贫寒困窘而老死。我每次读先生的文章，总为他沉吟痛惜，不能自已。先生曾经探究军事行动的根源，完全了解天下山川的险要、户口的虚实，撰成《舆地会元》四十卷；又推究古今华夏内外疆土和边塞的远近，绘成地图挂在屋壁上，预先制定谋略，预料战守之事，不止一端。他是希望出仕成为当世有用的学者，不愿仅仅成为儒者陈腐而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谈。当时的士人中只有同父能够理解他，先生也只是把书寄给同父，来不及对其他人谈论。假使先生的志向和同父都能被当世采用，天下军队即使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胜负虽还不可知，但人心和国论必定已经统一；竭力守住东南作为屏障，专心经营西北以谋求进攻讨伐，江淮、襄汉一带日益安宁，秦、凤、陕、虢之间的遗民背负孩子、义士携带酒食，也还不至于对万分之一的补益毫无作用。正因此，后世深深取法乐毅仍然活着的价值，也更加痛恨曹蜍迟迟等待死亡。自南北分裂以来，求学的士人只守着一隅之地，而大禹足迹所到的地方，大多不能遍历；黄河源出昆仑山，黑水流布于南海，而近世研究地理的人茫然没有依据，只能遥远地推测。如今海内统一，经过多重翻译可通达万里，黄河从星宿海发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十卷〕 黄河流经九渡河，之后向北在临洮会合；积石山以西，黑水又沿其西部边界流去，直趋滇越以外的境域。如果可以像烛照一样清楚地计算它们，就好比谈论天文的人常常以洛阳为天地中央；然而向南到达北方的日影，向北越过铁勒，北斗星的出没，天体高低的度数，都实在不能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又怎能只沉溺于羲和浑天仪的器具，而一点也不研究周髀勾股之法呢？因此，先生《舆地会元》一书如今已经不能再见；至于华夷内外疆土边塞的地图，仍不免有参差矛盾、未尽完善之处，这大概是古今沿袭编类的一种缺陷。即便如此，先生的学问确实可以说既博大又有用。当吕公去世时，先生写信给同父，说应当努力学习以继承吕公之后；同父悖然不悦。这说明当时人才和学术虽然兴盛，终究不肯低头随从别人，而想要自己卓然立于世间。如今看来，前辈老成凋零殆尽，新学小生鲁莽而不求学，所以一切都堕落在黄茅白苇之中，却想借窃取前人的残余膏馥而不敢有一点不同。至于著书立说时闭口结舌、没有任何发明，遇到事情便玩忽时日、苟且怯懦、害怕任事，不能抓住鼓舞振作的机会，这些都是先生所鄙弃的。假使先生的学问以伊洛义理为根本，又不把永康的事功看得尊贵，那么他的成就将不止于此。即便如此，如今的学者还赶得上他吗？我本来不容易因为王道、霸术并行就轻视他。起初，武夷谢翱皋羽曾因先生的文章选编成一书，如今我才得到它的全本，看到其中题为《杂著》的作品。我又曾经过先生的居所，只见山洞被淤塞，房屋倾塌，割草的孩子和放牧的小儿悲歌踢球，还能够指示旧日的遗址，却也不能详细说明，更何况先生所著的书呢？唉！士人没有当世的功业，却只专心务求著述，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算极端吗？这又是古今文士著录艺文的一声叹息。可悲啊！邑人吴莱撰。传。《倪朴传》。

译倪朴，字文卿，是唐户部侍郎倪若水的后代。若水居住在恒州，唐末发生战乱，子孙向南迁徙到江浙一带。五代时，有个名叫倪盈的人，又从吴兴迁到浦阳石陵，世代务农。到了朴的曾祖倪展，才凭资财成为乡里的豪富。起初，衢州、婺州曾经缴纳丁身钱，相传仁宗时永康胡则上奏请求免除。崇宁年间，朝廷想恢复此税，恰好部使者巡视郡县，倪展拿着胡则的画像，在使者马前下拜，逐条诉说此事的不便；使者把这件事上报，才又获得免除。朴的祖父倪子从，天性喜欢施舍，田地遭旱达到一半时，便全部捐给播种的人家。然而他又有很多奇谋。建炎初年，山贼作乱，远近震动。县令、县丞作揖请倪子从询问计策，子从替他们筹划，让自己的儿子统领民兵作为前导，贼兵全都败逃。民兵另部有贪图功劳、抓来一百多人者，县令按照惯例把他们捆绑起来，准备杀掉示众。子从听说后，急忙向县令说明：“这些人难道全都是贼吗？不如不要杀，让他们自我改过，贼乱不足以平定。”县令醒悟，跺脚说：“若不是您的话，几乎坏了我的事情。”于是全部释放他们，事情果然安定。倪朴豪迈俊逸、不受拘束，喜欢舞剑谈兵，以做无用的学问为耻，一定要在事功上显现自己的才干。绍兴年间，他听说朝廷正谋划派遣将领扫清河洛，高兴地说：“依凭日月，乘借风云，来辅助上天诛伐敌人，这正是时候了。”于是起草数千言的文章，逐条陈述征讨大计，精忠激切，具有古代作者的风格。郑伯熊看了，接连吐舌说：“男子汉！男子汉！”虽然因没有门路而不能进身，倪朴的志向却更加坚定。又因为用兵之人应当知道天下山川的险阻、户口的多少，他便遍考群书，写成《舆地会元志》四十卷。又把古今夷夏合绘成一幅图，挂在屋壁上，亲手指点、用心筹算，哪里可以交战，哪座城可以防守，还希望有机会施展才能。晚年虽然知道不会被采用，仍然撰成《鉴辙录》五卷，痛惜国家抵御侮辱、采用策略的错误，拳拳之心仍同当初的志向一样。倪朴喜欢意气用事，与人多有不合，四十七岁还没有娶妻，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他，只有永康陈亮敬重他。淳熙年间，他与知县赵汝钺有嫌隙，乡人楼益恭便以豪侠之事陷害他，于是迁居筠州。适逢赦令而东归，倪朴读书只浏览一遍便不再看，辨析驳难非常精密。他曾说：“吴越接受梁的封爵，从未称帝；它改元为宝大，实际是在梁灭亡以后，而且取观音院钟刻作为证据，来打破《五代史》的疑问，评论此事的人都心悦诚服。” 倪朴的朋友吴克己，字复之，是县里的鹤塘人。他穷究经书、博览古籍，尤其精通《易》，考察并通晓释氏书籍，有很多著述。倪朴曾评价他的文章：“汪洋浩荡而奇诡怪异，像山崖崩塌、波浪翻滚，使人……”既畏惧又惊异，却又玩味不忍离开，最终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话语。大概吴克己多谈佛教经典，所以倪朴颇为讥刺他。赞曰：宋朝自宣和以后，国势衰弱，金人乘着时机侵入，长驱直入，攻破太原，侵扰真定，进攻汴京，以至天子蒙受尘辱，百姓暴尸荒野。当时的臣僚说，应当枕着兵器等待天明，与金人不共戴天，以洗刷国耻，收复失地。可是朝廷又割让土地、商议和议，叩头请求饶命；忠义之士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总被排斥而不被任用，最终导致国家沦亡，却没有人能够挽救。可悲啊！倪朴不过是一个微末布衣，没有爵号的荣耀，也没有俸禄赏赐的丰厚，却能够赤心忧国，吐露胸中耿耿之志，直想叩击宫门把奏书献上。虽然他的书没有能够进呈，但与贾廷佐的两篇奏疏、陈亮的三篇书信相比，爽朗明快、正直刚烈，前后相互辉映。像倪朴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人杰吗？假使朝廷任用他，未必不能建立奇功。无奈奸邪之人掌握中枢，有志之士不能发泄忠愤之气。由此推说，也不只是人的谋划不善。唉！王业最终只得偏安，父辈的仇恨最终不能报偿，一定应当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幸好倪朴的书还保存着，百世以后，它不仅能使英雄洒泪，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听到这些，也或许会知道警醒吧！金华宋濂撰。又传。倪朴，字文卿，是浦江人，居住在石陵村。他曾参加进士科考试，有志于功名，不做无用的学问。绍兴末年，他写了一篇万言书，详尽论述消灭金国的形势和策略，但最终没有上呈。他对用兵攻守的险要之处都很熟悉，尤其精通地理，著有《舆地会元志》四十卷。他为人刚正直率，不能委曲求全。同乡豪强楼益恭趁他与县令有嫌隙之时，诬陷构害他，使他迁徙安置到筠州。后来因遇赦得以返回。他曾自称研习古文三十年，杂著六十篇，总的来说都无愧于古人的作品。如今保存下来的文集有七卷，《舆地会元志》的下落则无从考查。据说，此文为兰溪吴师道所撰。前一篇传记见于《宋景濂浦阳人物记》，后一篇传记见于《呉正传》；《敬乡録》附在卷末，用来让人了解倪公的大概情况，如此而已。麻城毛凤韶记。倪石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