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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卷施阁甲集》，清代洪亮吉著。《卷施阁甲乙集目录》（附自序）。年少时承受的慈母教诲很少，长大后才出外游历；心中与五岳相契合，足迹遍及八州。凭借所听闻和所见到的事物，希望能够少犯过失。后来得到入仕的资格，登临游览几乎遍及各地；钻研浩繁的经史，又参与校勘考订，希望多少有所收获，能够兼通九流。洪亮吉识。文甲集卷一：《意言》二十篇。卷二：《释岁》。卷三：《释舟》。卷四：《贵州水道考》上。卷五：《贵州水道考》中。卷六：《贵州水道考》下。卷七：书四篇，释一篇。卷八：序六篇，书二篇。卷九：奏折一篇，序传二篇，考三篇，墓表二篇。卷十：疏一篇，书二篇，序三篇，传二篇，行状一篇。《文乙集》卷一：连珠三十二篇，叙录十八篇，铭二篇，颂三篇。卷二：《七招赋》二篇。卷三：杂文十篇。卷四：杂文十二篇。卷五：杂文九篇。卷六：杂文十二篇。卷七：杂文八篇。卷八：杂文十篇。卷九、卷十尚未刊刻：代言五篇，杂文*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两〕 卷十：杂文十篇。《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阳湖洪亮吉学。《意言》二十篇。《父母篇》第一，《生死篇》第二，《百年篇》第三，《祸福篇》第四，《刚柔篇》第五，《治平篇》第六，《生计篇》第七，《百物篇》第八，《修短篇》第九，《鬼神篇》第十，《天地篇》第十一，《夭寿篇》第十二，《仙人篇》第十三，《丧葬篇》第十四，《好名篇》第十五，《守令篇》第十六，《吏胥篇》第十七，《文采篇》第十八，《真伪篇》第十九，《形质篇》第二十。《父母篇》。人有伴随自己一生百年的父母，也有历经世代而不改变的父母。伴随百年的父母，就是生养我的父母；历经世代而不改变的父母，就是天地。人凭什么出生？谁都知道是生于父母。那么人凭什么死亡？也可以知道仍然是归于父母吗？人出生时，从父亲那里承受精气，从母亲那里承受形体，这就是出生的原因。等到死亡时，把精气归还给天，把形体归还给地，这就是死亡的原因。离开相伴百年的父母，归向历世不变的父母，即使有像曾参那样孝顺的人，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况且在我归还天地之前，我的百年父母已经先归还给历世不变的父母了，那么无论我生还是死，哪一天曾经真正离开过父母呢？诘问者说：人没有一天离开父母，那么我的出生和死亡，是由百年父母作主吗？还是由历世不变的父母作主呢？回答说：都不能。生于土而死于土的，是林木；生于水而死于水的，是鱼鳖。若追问它们为什么出生、为什么死亡，林木不知道，鱼鳖不知道，水和土也不知道。那么人的生死，即使是历世不变的父母，又怎么能知道呢？而且依我看来，所谓历世不变的父母，似乎古今始终如一，怎么知道其中不会又有消长代谢呢？历世不变的父母尚且不能不流转于气数之中，何况由它所生的万物呢？鱼鳖出生，似乎与水没有关系，却终究不能离开水来求生；林木出生，似乎与土没有关系，却终究不能离开土来存活。人出生，似乎与天地没有关系，却也不能超出天地而独自存在。这也就是所谓父母罢了。当我偶然出生时，天地间只是多了一个我；多了一个我，天地的精气并没有增加或减少。等我突然死亡时，天地间只是少了一个我；少了一个我，天地的精气也没有增加或减少。即使积累成千个我、万个我，生死的数目对于天地也不能有丝毫增减。林木与土彼此忘却，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生长；鱼鳖与水彼此忘却，所以能够终其一生；人与天地彼此忘却，所

译以能够终享天年。不仅如此，自天地开始生人以来，天地也一直同人彼此忘却，所以人来时没有什么凝滞，离去时也没有什么阻碍，简直就像率领亿万子民一同经过旅舍一样。然而，虽然彼此忘却，实际上从未彼此分离。即使说有生死，人死了而精气并没有死亡；精气不死，这个人也就没有死亡。人既没有死亡，就只是与天地一同衰亡罢了。所以我说：没有一天曾经真正离开父母。《生死篇》。活着的人把生存当作快乐，怎么知道死去的人不会又把死亡当作快乐呢？只是没有到那个时候，无法知道罢了。活着时谈论死亡，就好像有深重的忧患；那么怎么知道死去时谈论生存，不又好像有深重的忧患呢？活着时贪恋生命，知道死后一定会后悔；死去时贪恋死亡，知道生后也一定会后悔。或者说，死后是有知觉的吗？死后如果有知觉，那么凡是死者都有知觉，我将凭死亡去拜见亲戚、会合好友，见到百年之内未曾见过的人，听到百年之内未曾有过的事；这样看来，死亡的快乐就胜过生存了。况且我有形体，就有疾病和喜怒哀乐；如今没有形体了，就是寒暑不能侵扰我，悲哀欢乐不能触及我，还有什么比这更适意呢？如果认为死后没有知觉呢？我曾经饮酒到了极点而醉倒，醉中的快乐胜过清醒时百倍，因为没有任何知觉。我曾经疲惫至极而睡卧，睡卧的快乐胜过起身时百倍，也是因为没有任何知觉。还有什么比这更适意呢？又或者正如列子所说，死亡和出生是一去一返；死在这里的人，怎么知道不会生在那里？这样看来，开始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埋伏着死亡的契机了；即使从孩提到少壮，再到老年，人人都一天天接近死亡，不到死亡就不会停止。由此可知，死亡之日也正埋伏着再次出生的契机；无论是暂时、长久，还是迟延而更加长久，都一天天接近出生的道路，不到出生就不会停止。既然如此，我对于人的初生应当表示哀悼，因为一天又一天，离死亡的道路已经不远；对于人的死亡应当表示祝贺，因为无论死亡或长或短，离出生的道路也已经不远。怎么知道世人不会认为把死亡当作可庆贺、把出生当作可哀悼的我很迷惑呢？我又怎么知道不会有人认为世人把出生当作快乐、把死亡当作悲哀，是更加迷惑呢？《百年篇》。人的寿命能活到百岁的很少，我想检验百年中的境况，只需在一天之内检验它。鸡刚打鸣、人刚醒来时，是孩提时期；心中所生的念头都善良，生机充满眼前，觉得自己想做的善事，仿佛来不及穿衣就要起身去做。太阳已经出来、人已经起床时，像是二十岁左右的时期；内心沉重的忧虑到这时稍稍消解，盘结不解的心事到这时稍稍舒缓，耕田的人进入田间，读书的人进入学塾，商人彼此整顿各种货物、估量各种价格，各种活动都兴奋积极，即使久病的人比较夜间，也觉得病情稍稍减轻。太阳正当中天时，饥饿的人已经吃饱，出门进门，事情都振作起来，这大概就是壮盛时期。人的精神，是人的先天；饮食，是人的后天。太阳将到正午，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先天的精神不能不借助后天的饮食来接济。然而先天属阳，阳就多善念，所以有人把极大的愤怒郁积在胸中，把深重的怨恨藏在内心，到了隔夜起身时，愤怒觉得稍稍平息，怨恨觉得稍稍消解，甚至有人因此而永远化解了它们。这并不是愤怒果真能够平息、怨恨果真能够消除，而是平旦以后产生的善念足以战胜它们。这就是阳胜过阴。

译到了后天属阴的时候，阴就会产生恶念；好勇斗狠的风气，往往兴起于酒食醉饱之后，也正如圣人所说：年轻力壮时血气正旺，要戒除争斗。正是这个时候。此即阴胜过阳。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决定于壮盛时期；一天所做的事情，决定于正午时分。过了这个时候，虽然也有人在衰暮时奋起、在太阳西斜时成就事业，但不过是百人中的一个，不能当作常例。到了未时、申时以后，就是一天所剩的余绪，正如人五十岁、六十岁以后，是一生所剩的余绪。力量强健的人到此时衰弱，心志勤勉的人到此时懈怠，在内室中安闲地睡卧，这是衰暮时期。于是，勇往直前的人到此时开始计较成败，径直不顾一切的人到此时开始考虑前后，内心忧虑的人到此时忧结更加深重，病势危重的人到此时病情更加增加；与日出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突然使他变成两个人，而是一天之中阴阳、昏旦的变化使他如此。这就是一天的境况，也就是百年的境况。如果能够静心体察一天的境况，那么百年的境况也不过如此。《祸福篇》。人即使在家不孝、在家庭中不敬兄长，也没有不畏惧官法的；人即使在家不孝、在家庭中不敬兄长，也没有不畏惧鬼神的。比较这两种畏惧，畏惧官法还觉得有些无可奈何；至于畏惧鬼神，则只是出于内心的诚敬罢了。然而人畏惧鬼神，是畏惧它们聪明正直呢，还是畏惧它们能够降下祸福呢？一定会说，是畏惧它们能够降下祸福。可是如果真有鬼神，如果真能降祸赐福，那么也不过选择应当降祸的人降祸，选择应当赐福的人赐福罢了。假如有这样的人，在家孝顺、在家庭中敬兄长，却不奉祀鬼神，鬼神能降祸给他吗？由此就知道，假如有这样的人，在家不孝、在家庭中不敬兄长，却天天奉祀鬼神，鬼神又能赐福给他吗？然而人对于鬼神，明知鬼神不能赐福，却仍然奉祀它们；对于父兄，明知应当孝敬、应当敬兄长，却仍然不孝不敬。这样看来，鬼神不只尊贵于官法，也尊贵于长上了。而且世人看见轻慢鬼神的人，一定会亲眼看着他，认为他必定遭受阴间的谴罚；看见不孝不敬的人，虽然心里也知道他不对，却权衡轻重，觉得与轻慢鬼神的人相比，其罪还可以减轻。这实在是把根本和枝末颠倒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说：人如果能用畏惧官法的心来畏惧父兄，就可以说知道应当畏惧什么了；人如果能用敬畏鬼神的心来敬父兄，就又可以说知道应当敬重什么了。世俗又有一种说法，说雷会诛杀不孝之人，所以凡是不孝不敬的人，害怕鬼神，也尤其害怕雷霆。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古来最不孝的人没有超过商臣、冒顿的，却没有听说雷能劈死他们；雷所击中的，都是愚昧无知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即使不孝，雷也应当宽恕他们。雷能够宽恕商臣、冒顿，却不能宽恕愚昧无知的人，难道雷也害怕强者而只打击弱者吗？害怕强者而打击弱者，还能叫作雷吗？世上又说雷会诛杀隐藏的恶行，刑罚达不到的地方，雷就把人抓来诛杀。人有隐藏的恶行，也就有隐藏的善德；有隐藏的恶行而刑罚没有追及的，上天一定会公开他的罪行而诛罚他，以彰明作恶的报应；那么有隐藏的善德而奖赏没有达到的，上天也应当表彰他的德行而奖赏他，以彰明行善的效果。《礼记》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和众人共同赞许；在市场处死罪犯，要和众人共同弃绝。上天既然在众人看得见、听得到的地方设置雷霆之神，杀人以彰明恶行不可逃脱，那么也应当在众人看得见、听得到的地方设置星辰日月之神，赐福给人以彰明善行必有报应；这样天下人才会明白，对于人世间赏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上天也能够加以补充。如果说上天杀人就让人知道上天，赐福给人却不让人知道上天，那就无法劝人为善了。无法劝人为善，不是上天的心意。不奖赏善行而专门惩罚恶行，也不是上天的心意。如今既然没有星辰日月之神赐福给人，那么所谓雷霆杀人也是诬妄。 所以我说：上天并不命令雷霆击杀人，鬼神也不能给人降祸赐福。《文子》说：倚靠在不祥的树木旁，被雷霆扑击、被雷击中的人，都是偶然接触到雷电之气而死亡，并不是雷能够有意击杀人。雷不能击杀人，鬼神也不能给人降祸赐福，而人却舍弃父兄长上不敬畏，反去畏惧雷霆鬼神，不是太荒谬了吗？《刚柔篇》。世间传说，老子看见舌头，便知道应当守柔，并认为柔的道理远胜于刚，这不对。老子的话说：牙齿坚硬刚强，所以先行败坏；舌头柔软，因此能够保存。不知道人的身体，骨骼最刚硬，肌肉和舌头最柔软；人一旦死去，肉和舌头先消解，然后才轮到牙齿和骨头。这样看来，牙齿和骨头尚在的时候，舌头和肌肉已经不存在了。老子关于保存和灭亡先后的说法，难道不是临死时才说出的谬论吗？不只如此，从天地之大来看，山刚而水柔，却没有听说山的刚硬先于水而消灭；从万物一体来看，枝叶柔软而树干坚硬，也没有听说树干先于枝叶凋落。况且天如果不刚强，就无法制御星辰日月；地如果不刚强，就无法承载和制约五岳四渎；人如果不刚强，就无法制御百骸四肢。孔子说：我还没有见过真正刚强的人。又说：刚强坚毅而质朴木讷，接近仁德。孟子说：这种气，最为广大，也最为刚强。刚强的品德如此可贵，那么守柔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太阳有刚有柔，却没有听说人因为刚日出现就凶、柔日出现就吉；人的性情有刚有柔，也没有听说刚强的人总是遭凶、柔弱的人总是得吉。俗语说：籧篨这种人的嘴巴柔软，戚施这种人的面容柔软，夸毗这种人的身体柔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假使柔弱就能得到吉祥，那么籧篨、戚施这类人无论到哪里都应该合宜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老子号称有道之人，难道会用这种不合事实的说法来欺骗世人吗？这大概是道家一派假托老子的话，来推销自己柔弱卑屈、厚颜无耻的伎俩罢了。怎么知道呢？《说苑》说：韩平子问叔向：刚和软哪个更坚固？叔向回答：我已经八十岁了，牙齿掉了两次，舌头却还存在。如果按时代来判断，叔向还在老子之前，他一定不会反过来引用老子的说法作为说明。可见这种话古已有之，道家一派窃取它来欺骗世人，又把它托名于老子，并且托名于商容，这些说法都不值得相信。如果一定要说柔能够胜过刚，那么我宁可像龙泉、太阿这样的宝剑一样折断，也不愿像蔓藤牵引枝蔓那样苟且长存。《治平篇》。

译人没有不愿意做太平社会中的百姓，也没有不愿意做长期太平社会中的百姓。天下太平延续到一百多年，可以说很久了；然而说到户口，和三十年以前相比增加了五倍，和六十年以前相比增加了十倍，和一百年、一百几十年以前相比，简直增加了二十多倍。姑且以一家来计算：高祖、曾祖的时候有十间房屋、一顷田地，只有一个男主人，娶妻以后不过两个人。两个人住十间房、吃一顷田，宽裕有余。按一个人生三个孩子计算，到儿子这一代，父子共有四人，各自娶妻就有八人；八个人就不能没有佣工帮助，这样便不少于十人了。十个人住十间房、吃一顷田，我知道他们的居住仅仅够用，吃饭也仅仅够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娶妻，其中年老衰弱的人或许会相继去世，但人数已经不少于二十多人。二十多人住十间房、吃一顷田，即使按人数分配食物、按脚步衡量居处，我也知道一定不够。再往下传到曾孙、元孙，与高祖、曾祖时相比，人口已经不少于五六十倍。这样，高祖、曾祖时的一户，到曾孙、元孙时，分成十户还不止。其中有些户口减少的家庭，就有男丁繁衍的家族，形势也足以彼此抵消。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有全部开垦，空置的店铺还没有全部住人；但即使如此，也不过增加一倍，或者增加三倍、五倍罢了，而户口却增加到十倍、二十倍。这样，田地和房屋的数量总是处于不足，户口和人口的数量总是处于有余。何况还有兼并土地房屋的人家，一个人占据百人的房屋，一户占有百户的田地；遭遇风雨霜露、饥饿寒冷而跌倒死亡的人怎么会不比比皆是呢？有人问：天地有补救的办法吗？回答：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就是天地调剂的办法。但百姓遭遇水旱疾疫而不幸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问：君主和宰相有补救的办法吗？回答：使田野没有闲置的田地，百姓没有多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就迁移百姓去居住耕种；赋税繁重，就斟酌今昔而减轻；禁止浮华奢靡，抑制土地兼并；遇到水旱疾疫，就打开粮仓、拿出全部府库来赈济百姓，如此而已，这也是君主和宰相调剂的办法。总之，太平日久，天地不能不生育人口；而天地用来养活人的办法，原本不过就是这些。太平日久，君主和宰相也不能使人口停止增长；而君主和宰相替百姓谋划的办法，也不过就是前面这些措施。然而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遵守教诲的常有一两个，何况天下如此广大，那些游荡懒惰、不从事生产的人，怎么能一个个都遵守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居处供十个人使用已经不够，何况供百个人使用呢？一个人的食物供十个人食用已经不够，何况供百个人食用呢？这就是我为太平社会中的百姓忧虑的原因。《生计篇》。如今的一亩田，按荒年计算，每年不过产出一石粮食。如今的百姓，按老弱计算，每天不过吃一升粮食。按一年的时间计算，一个人的粮食大约需要四亩田；十口之家，就需要四十亩。如今的四十亩，宽广程度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百亩。士、农、工、商四种人，各有各的生计：农民、工匠是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的人，商人是拿各自的利润换取粮食的人，读书人也凭借自己的长处，靠替人抄书、教授学生来换取粮食。除去农民的根本生计不谈，工匠、商人收入最少的，每天可以剩下一百钱；读书人替人抄书、教授学生，每天也能得到一百钱。这样，士、农、工、商一年的收入不少于四十千钱。听说五十年以前我祖父、父亲在世时，米按升计算，每升不过六七钱；布按丈计算，每丈不过三四十钱。一个人一年得到五丈布，就可以不受寒；一年得到四石米，就可以不挨饿。四石米值二千八百钱，五丈布值二百钱。一个人只要出力谋生，就可以养活十个人。即使是不耕田、不织布的人家，只要有一个人在外面劳动，衣食本来就已经宽裕了。如今却不是这样：务农的人比以前多十倍，而田地没有增加；经商的人比以前多十倍，而货物没有增加；读书的人比以前多十倍，而替人抄书、教授学生的场所没有增加。而且过去按升计算的米，如今每升又要三四十钱；过去按丈计算的布，如今每丈又要一二百钱。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于是士、农、工、商都压低自己的价格来求售，而布帛、粟米又各自抬高价格上市出售。于是有人终年辛劳、毕生惶惶，即使品行端正，也难免有陷入沟壑的忧患；品行不肖的人，甚至会产生抢夺的祸患。然而我还只是计算那些勤劳有职业的人，何况户口已经比以前增加十倍，那么游手好闲的人就更多了几十倍。这几十倍的游手好闲者，遇到水旱疾疫，显然不可能束手等待死亡。这又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百物篇》。人们说上天生出各种事物，专门用来养活人。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水中的气蒸腾而成为鱼，树林中的气蒸腾而成为鸟，平原低湿地的气蒸腾而成为虫蛇和各种野兽。如果说上天专门生物来养活人，那么水中的蛟龙鳄鱼吃人，上天生人，难道果真是为了给蛟龙鳄鱼吃吗？山林中的熊和罴吃人，上天生人，难道果真是为了供给熊和罴吗？平原低湿地中的虎豹吃人，上天生人，难道果真是为了给虎豹吃吗？蛟龙鳄鱼能够杀人，人也能够杀蛟龙鳄鱼；熊、罴、虎、豹能够杀人，而人杀死熊、罴、虎、豹的数量，终究多于人被熊、罴、虎、豹杀死的数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凭借强弱的势力和众寡的形势罢了。蛟龙鳄鱼的力量胜过人，就杀人；人的力量胜过蛟龙鳄鱼，就杀蛟龙鳄鱼。熊、罴、虎、豹的势力多于人，就杀人；人的势力多于熊、罴、虎、豹，就杀熊、罴、虎、豹。如果果真说上天是为了人而生物，那么水中有鱼鳖，就不应当有蛟龙鳄鱼；山林中有貂、狐、貒、貉，就不应当有熊和罴；平原低湿地中有麋鹿野兽，就不应当有虎豹。解释的人说：这些本来就不是人通常吃的东西。至于家养的六畜，如牛、羊、猪、狗、鸡之类，那么上天确实是为了人而生的。

译或者知道事实也不是这样呢？上天如果果真是为了人而生物，就应当使它们驯服安顺、不来扰乱，甘心被人吃才对；如今牛和羊的角有把人抵撞致死的，疯狗有把人咬死的，难道上天为了人而生它们，反而让它们因此杀人吗？又从唐宋以来，人吃狗逐渐减少；如果上天果真是为了人而生物，那么从唐宋以来就应当顺应人的嗜好，另生一种动物，不再生狗了。人的气蒸腾而成为虮虱，马、牛、羊也一样；虮虱产生以后，反过来啃咬自己的皮肤，难道人也有意生出虮虱，再反过来啃咬自己吗？推而广之，植物没有知觉，只是默默供人食用罢了。一定要说万物的本性都乐于成为人的食物，这也不对。《命理篇》。人的出生、寿命长短、困穷和显达，是由命运决定的吗？回答：没有。说寿命长短、困穷显达都有命，是圣人为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立的训诫；也如佛教、道教创立轮回果报之说，难道真有轮回果报吗？回答：没有。轮回果报之所以有这种说法，也只是佛教为下等人说法罢了。为什么说寿命长短、困穷显达没有命定呢？天地之内有人，就如同人的身体之内有虮虱一样。天地之内的人无数，人体之内的虮虱也无数。人体内的虮虱，有尚未长成就被杀死的，有长成很久才被杀死的，有没有被杀而在衣服缝隙、筋脉之间自行生灭的，也有遇到洗浴用品而死的，有因多次洗涤而死的。如果说人的命运都由某个主宰来掌管，那么虮虱的命运又将由谁掌管呢？人不能一个个掌管虮虱的命运，那么上天也不能一个个掌管人的命运，这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人形体大而虮虱形体小，但从天地看来，人也是虮虱，虮虱也是人。虮虱生在富贵人的身体上，就居住在华美的丝绸和白色细绢之中；虮虱生在贫贱人的身体上，就聚集在破旧缝补的衣服里。不能说居住在华美丝绸、白色细绢中的虮虱，命运就应当富贵；也不能说居住在破旧百结衣服中的虮虱，命运就应当贫贱。我家乡有一类虮虱，数量很多而且性情急躁；有人把衣服举起来投入火中，那么虮虱就没有不死的了，难道这些虮虱的命运都相同吗？这也如同秦国士卒被坑杀于新安、赵国士卒被坑杀于长平，以及历阳的县城、泗州的城池，一天之内化为湖泊之类的事情。虮虱没有命定，人怎么会有命定呢？然而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如果不受命运之说约束，就会喧闹妄为。也如同极其愚蠢的人，如果不受轮回果报之说威慑，就会作恶而不知到什么地步。所以我说：中等人以下不可不相信命。这是圣人反复告诫的苦心。也如同极愚蠢的人不可不相信轮回果报，这是佛教为下等人说法的苦心，也是佛教赖以使这种说法不废的一种方法。《鬼神篇》。上古没有鬼神之说。上古所说的神，是山川社稷各自有主管之神；上古所说的鬼，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把并非鬼神的事物称为鬼神，例如杜伯射杀周宣王、赵先杀死晋厉公，以及天神降临莘地、河神在楚国作祟之类。然而这些只能称为怪异，不能称为神，也不能称为鬼，为什么呢？鬼不能用弓箭杀人，也不能毁坏大门、撬开寝门，这些都不是鬼所能做到的。神是聪明正直的，哪里会有天神同人交谈、河神作祟于人而向人求食呢？所以我说：三代以前有真正的鬼神，三代以后没有听说真正的鬼神，却有怪异。鬼神有道理，怪异却没有道理。对于鬼神，我应当敬畏；对于怪异，则不必畏惧。不必畏惧，只要看我的气势强弱：气势强就与它搏斗，气势弱就被它摄服罢了。从没有人见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作祟于子孙，也没有人见过山川社稷之神作祟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百姓，由此可知鬼神不伤害人。会伤害人的，都是违背常理的怪异罢了。如果把怪异称为鬼，就等于把它当作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来对待；把怪异称为神，就等于把它当作山川社稷中凡是列入祭祀典籍的神来对待。这样做可以吗？不可以。《天地篇》。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山川社稷、风云雷雨都有神吗？回答：没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都有鬼吗？回答：没有。山川社稷、风云雷雨的神形形色色、数量众多，人们都敬畏它们；所谓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其实只是产生于众人的心中罢了。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的鬼，凡是子孙没有不爱戴追慕的；所谓祖先之鬼，也只是产生于子孙的心中罢了。有人说：自古以来，有人亲眼看见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也有人亲眼看见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之鬼，那又怎么办？回答：这些或许只是借用它们的名义来显示神异，假借它们的名号来求取食物，并不是真正的山川社稷之神、祖先之鬼。为什么这样说呢？山川之神本来没有固定的主名；至于社稷之神，就是所说的句龙和后稷。句龙是烈山氏的儿子，句龙如果真有神灵，就应当穿着烈山氏时代的衣冠；后稷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如果真有神灵，也应当穿着帝喾时代的衣冠。如今童子、巫觋所见的社稷之神，说其服饰全都像祠庙里塑造的唐宋衣冠形象，那显然就不可能是句龙、后稷。而且山川社稷、风云雷雨如果都有神，那么天地更应当有神。我听说轻清的气成为天，沉重浑浊的气成为地，却没有听说轻清之中还凝结出楼台殿阁、宫观以及天神的形体，沉重浑浊之中还另外具备房屋廊舍以及地神的形体。况且天如果有神，就应当仿照天的圆形来形成形体；地如果有神，也应当仿照地的方形来形成形状。如今世上流传的天神地神形象，都和人相同；这就是说，天地能够造出万物的形体，却反而不能造出自己的形体。不能造出自己的形体，竟然降下来模仿人的形体，有这样的道理吗？推而广之，华山的形状削立而四方，泰山的形状高峻而向上耸起；如果它们都有神，那么华山之神也应当像削立四方的形状，泰山之神也应当仿照高峻轩举的形态，都不能模仿人的形体作为自己的形体。至于鬼不存在，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死后成为鬼，就已经把精气归还给天，把形体归还给地了。归还给天的精气，怎么还能再次依附于我呢？归还给地的形体，怎么还能重新凝结成独立的一块，完全像活着时那样呢？《礼记》记载说：仿佛有所看见，仿佛有所听见；又说：祖先在上面临视，神主在旁边接受祭祀。做子孙的因为不忍心亲自使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死亡，只要一念认为他们存在，他们便仿佛存在了。

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黎邱的鬼惯于假扮成人的子侄，颍川的鬼又惯于仿效人的父祖形貌。它们哪里真的是子侄，哪里真的是父亲祖父之神呢？那么世上所说看见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祖先之鬼，也和这相同。《夭寿篇》。人的早死或长寿，取决于自然禀赋；没有听说只要保养调护就能延长，只要损耗削弱就能缩短。为什么呢？禽兽的寿命通常不如人，却没有听说禽兽能够自我损耗削弱。就人来说，富贵人的寿命同贫贱人有差别，但贫贱人不能学习富贵人的损耗方式，这是明摆着的。推而广之，有人说服食药物、调养气息就可以长生，这绝对不对。古代精通养生之术、明白服食方法的人，没有超过轩辕的；但到尧舜时代，轩辕已经不存在了。保养节制精神元气、调和性情的人，没有超过荣启期、抱犊子的；但到春秋末年，荣启期、抱犊子也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姑且有两个人：一个清静寡欲，在闺房内调养精神；一个顺遂性情、任意而行，沉溺于声色之中。考察他们后来的寿命，清静寡欲的人与顺性任情的人的寿数，相差一定不会太远。为什么呢？清静无欲的人，并不是没有嗜好欲望，只是他的禀赋较弱；顺性任情的人，也不是故意不爱惜生命，只是他的禀赋较强。这样看来，人的夭折或长寿，是由禀赋的强弱造成的。然而如果一定说禀赋强，再加以保养调护，就可以长生不死，那又不对。姑且从花叶来看：花叶长在树上，有不到时候就凋落的，有过了时候才凋落的；给它们灌溉得当，就如同人有保养调护。花叶凋落的先后，就如同人的禀赋有强有弱，但都不能不凋落。这样，禀赋虽然有强弱，归于终尽却是一样的。再从蛰虫来看：有强悍凶猛的，有柔弱怯弱的；有的在霜雪到来之前蛰伏，有的到了霜雪时才开始蛰伏。蛰伏有先后，但同归于蛰伏却是一样的。花叶不能有繁茂而不衰败，虫豸不能有出蛰而不再蛰伏，那么人又怎么能有生而不死呢？世上又说清虚寂灭之地有仙人，仙人就是不死的人。仙人如果处在清虚寂灭之地，就一定要不饮不食才可以。传说说：蚕只吃东西而不饮水，二十二天就化；蝉只饮水而不吃东西，三十天就蜕变；蜉蝣不吃不饮，三天就死。如果不饮不食就可以不死，那么蜉蝣不应当死亡；如果不饮不食而死可以延缓，那么蜉蝣也不应当三天就死。解释的人说：仙人并非不饮食，只是不吃用火烹制的食物。《礼记》记载：东方叫夷，披散头发、身刺花纹，其中有人不吃熟食；南方叫蛮，雕刻额头、脚趾相交，其中有人不吃熟食。如果不吃熟食就可以不死，那么东方、南方的人为什么不都不死呢？有人说：东方、南方的人如今已经吃熟食，那么在过去不吃熟食的时候，那些不死的人现在又都在哪里呢？可见人赖以生存的，明明依靠饮食，也依靠用火烹制的食物。如今却说不饮食、不吃熟食就可以不死，这种说法正好与情理相反。而且人如果能够成仙，那么上古、中古时应当多，后古时应当少；为什么如今传说中的仙人以及人们遇到的仙人，大多都是唐宋以后的人呢？难道上古、中古的仙人到了唐宋时全都死了，而如今所称的仙人又恰好都是唐宋以来几代的人吗？仙人如果果真也有新旧代谢，那成仙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呢？这又是进退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调。所以我说：世上没有仙人，世上也没有长生不死的人。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只是由于人的气禀有强有弱罢了。《仙人篇》。有人问：世上如果果真有仙人，你愿意成为仙人吗？回答：不愿意。活着就是行走，死亡就是归宿。人不可能长久行走而不归宿，那么人也不可能长久生存而不死亡，这是明白的。姑且从人的衰老来验证：记载说，八十九十岁叫作耄，注释说，耄是昏乱健忘；一百岁叫作期颐，注释说，老人昏聩，已经不能辨知食物的滋味和好坏，孝子所期望的只是尽到供养的道理罢了。人到了八十九十岁、一百岁，即使没有死亡，精神和智慧也已经离去了，不过徒然保存着形体罢了。假使超过这个年龄，那么昏昧无知的状态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即使说能够长生不死，也只是徒有生存的名义，已经没有生存的快乐了。我又曾经从人的夜晚来验证：人的精神即使最强，到三更时也没有不想躺下休息的。到了应该休息的时候，却强行让自己像白天那样活动，是做不到的；即使勉强活动，疲惫也难以言说。由此知道，人即使精神最强，到了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也没有不想安然变化、归于死亡的。到了应当死亡的时候，强行让自己像少壮时那样行动，是做不到的；即使勉强行动，疲惫也同样难以言说。因此可知，早晨起来做事，夜晚休息；年轻时成长壮盛，壮盛后衰老，衰老后死亡，都是常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九十百年〕 况且想要成仙的人，是认为成仙后有知觉呢，还是认为没有知觉呢？如果认为没有知觉，那还不如死亡；所以他一定会说成仙后有知觉。如果有知觉，却连饮食、衣服都不知道美丑好坏，又何况宫室苑囿呢？又何况妻子、子女、仕途官职以及一切所牵挂留恋的事物呢？《释名》又说：年老而不死叫作仙；仙就是迁移，迁入山中。因此“仙”字从人旁而作山形。这又是因为寿命长久，反而遭受迁徙之苦；即使入山不死，也不过像《述异记》中的张光始、《洞微志》中的鸡窠老人一样，昏昧无知，和木石、鹿、猪同处罢了，哪里还有生存的快乐呢？所以我说：世上本来没有仙人，即使有仙人，也不值得去做，原因就在这里。《丧葬篇》。

译丧葬的制度，古今人的迷惑虽然不同，但迷惑的实质却是一样的：古人的迷惑，是把地面上的财物填到地下去，于是一口棺材的费用累积到千金，一座墓穴的幽深处收藏着百般物品，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表明为人子女的心意；这种迷惑还比较接近于爱护亲人。如今人的迷惑，是经营一块墓地，有时拖延到十年；谋求一个吉利的墓穴，一定要访问上百人。于是有的人到了曾孙、玄孙的时代，还没有来得及安葬自己的高祖、曾祖。大体说来，贫贱之家还比较容易办到，富贵之家就更加困难；富贵而骨肉支派少的还比较容易，富贵而骨肉支派多的就更加困难。甚至有哥哥延请一个宾客，弟弟聘请一位术士；哥哥在南面购买墓地，弟弟在北面营造墓地。开始时彼此都不商量，后来又各自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丧事队伍出发后又返回，选定的日期定成后又屡次改移。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祈求福报的念头，是爱护亲人之心的十倍；替子孙谋划，是替祖父、祖先考虑的百倍。所以古人的厚葬还接近于爱护亲人，而今人营造坟墓，实际上只是想替自己谋划、替子孙谋划罢了。他们的心术竟然恶劣到这种程度吗？另外，古人丧葬时所装饰的，不过是草扎的灵物和纸钱罢了；如今却又增加僧尼、道士，以及箫、鼓、铙、吹奏，于是丧家一屋子都挤满了人。穿丝麻丧服、属于袒免之亲的人数，还比不上僧尼道士的众多；袒露双臂、赤脚哭泣的悲哀，也比不上箫鼓铙吹的喧闹。甚至有人连附身、附棺的器具都无力置办，尚且可以从简，却一定要借助这些仪式来装饰场面。铙吹是军中的音乐，钟鼓管籥是吉宾嘉礼中的仪式，怎么可以用在丧家呢？尤其可恨的是，僧尼道士所诵的经文，又必定说些解除冤仇、释放罪过的话；这简直是把我们的亲人看作罪过集聚之身，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罪可赦、没有冤可解。为什么要用对待君子的道理来对待僧尼道士，却用对待极不肖之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祖先和父亲呢！起初是愚民这样做，后来士大夫也跟着实行。孔子说：‘最初制作土偶来殉葬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制作土偶的祸害尚且严重到断子绝孙，我不知道最初创立延请僧尼道士、吹奏箫鼓铙吹的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好名篇》。名声对人的牵累，实在太严重了。圣贤难道能够不喜欢名声吗？《孝经》说：‘在后世扬名。’《论语》说：‘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可见圣贤也不能忘记名声。崔杼的罪恶到了弑杀国君的程度，却还担心自己的恶名流传；贾充的罪恶到了杀害君主的程度，却还担心自己的谥号显著。这说明大奸大恶之人仍然不能忘记名声。那么，名声难道不可以追求吗？回答说：追求名声的弊端，也还足以扶助世道。为什么呢？人如果能够追求名声，大多是聪明颖悟、出类拔萃的人。聪明颖悟、出类拔萃的人，赏赐不能使他更加勤勉，刑罚不能使他受到惩戒，然而一个‘名’字却足以约束他。那么，名声也可以假冒吗？回答说：不能。有圣贤的名声，有忠孝的名声。圣贤的名声如果可以假冒，那么庄周、列御寇一类的人就会假冒它；贤者的名声如果可以假冒，那么郭解、楼缓一类的人就会假冒它；忠孝的名声如果可以假冒，那么王莽、赵宣一类的人就会假冒它。即使再降一等，才士以诗文取得的名声也无不如此。文章有文章的精神，诗有诗的精神。精神能够延续百年的，就流传百年；精神能够延续十世、五世的，就流传十世、五世；精神能够历经劫难而不磨灭的，就历经劫难而不磨灭地流传下去。这些都不是自己所能预先决定的。自己尚且不能预先决定，又怎么可以假冒呢？那么，我想要挽救天下人追求虚名的弊病，也只是让他们各自致力于实际罢了。俗话说：实际充足了，名声自然会归附。有圣贤实际的人，自然有圣贤的名声，庄周、列御寇一类的人不能假冒；有忠孝实际的人，自然有忠孝的名声，王莽、赵宣一类的人不能假冒；有文士实际成就的人，自然有文士的名声，无论流传百年、十世、五世，还是历劫不磨，也丝毫不能假冒。《守令篇》。太守、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一位太守贤能，方圆千里都会受到他的福泽；一位县令贤能，方圆百里都会受到他的福泽。那么，做太守、县令的，难道另有什么特殊办法吗？也只是看他存着什么样的心罢了。从前我还没有成年，侍奉祖父和父亲时，看见乡里有人将要担任太守、县令，亲戚朋友前来慰问勉励，一定替他考虑说：这个缺分繁忙，那个缺分清闲；这个缺号称难以治理。没有听说他们谈及其他事情。等到我成年以后、尚未入仕以前的二三十年间，风俗趋向突然改变；看见乡里有人将要担任太守、县令，亲戚朋友慰问勉励，也一定替他考虑说：这个缺一年能收取多少利息，那个缺需要应酬多少，这个缺一年可以得到多少收入；至于所谓百姓生活和吏治，已经不再挂在嘴上了。于是，做太守、县令的人，他的心思和谋虑都放在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老妇和保姆身上。得到官缺时，又各自揣测它的肥瘠；等到相继到任，太守、县令的心思不在百姓身上，必先询问一年有多少陋规，属员送多少馈赠，钱粮税务有多少赢余；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朋友、奴仆、老妇和保姆，也都怀着深如溪壑、难以满足的欲望，帮助他谋取私利。这样一来，不幸一年之内太守、县令就数次更换，而辖区内的属员、管辖之下的富商大贾，直到普通百姓，都已经受到严重困扰了。其中即使有稍微懂得自爱、确实能替百姓打算的人，十人中也不过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常常被那七八个人讥笑为迂腐、笨拙、不善于替自己谋划；而高级官吏看待这一二人，也觉得他们不合时宜、不合标准。不幸如果他们有公事上的过失，便把他们罢免，而且只担心行动不够迅速，恨不得使这一二人的势力不归于七八人所为便不停止。还有人担任今天的太守、县令，却同时想讥笑三十年前太守、县令没有本领。然而我又曾经考察过：三十年前那些笨拙的太守、县令，任期届满回来，或罢任返回，他们的赢余虽然不多，却常常足以使几代人温饱；如今却不是这样，连十艘船、装满一百辆车，所得也没有不超过从前十倍的。然而不到十年、五年，到了自己这一代已经不能支撑了，根本等不到子孙。那么，难道从前那些笨拙的人真是笨拙，而今天这些机巧的人真是机巧吗？还是因为他们存心略有不同呢？《吏胥篇》。

译今天的情势，是官府加害百姓的还少，吏胥加害百姓的却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吏胥，不是古代的吏胥。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就是在官府任职的庶人；汉代以来，各曹掾史、三老、啬夫、游徼、亭长、里魁、什、伍等，也属于这一类。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了解百姓的善恶、安排服役先后，了解百姓的贫富、确定赋税多少；游徼掌管巡逻禁察、查办奸盗；亭长负责搜捕盗贼、听从都尉；里魁管理一百家，什管理十家，伍管理五家，只是互相监督检查罢了。三代时，府史、胥徒中贤能的，可以逐级升为上士、中士、下士；汉代以来，三老、啬夫、掾史中贤能的，也可以逐级升为丞、尉、守、令。这些人又都通晓经术，熟悉法令，不但不会扰害百姓，有时还可以对百姓有所帮助。如今却不是这样，由吏胥做官的百人中没有一个；晋升的道路既然断绝，谋利的念头就更加专一。又自唐、宋以后，社会等级日益分明，凡是世代仕宦的望族以及寒门俊秀之家，大多不屑于做吏胥；肯做而不顾名节的，不过是四民中奸诈、强悍、狡猾、虚伪的人罢了。姓名一旦登记在卯簿上，有的称他们为公人，有的称他们为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家十多口，都穿鲜衣、吃饱饭，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思。起初邻里怕他们，四民怕他们，甚至士大夫也怕他们。如果有奸猾强悍、把持官府的人，那么官府也害怕他们。为什么呢？官府即使想侵夺百姓，也没有不借助吏胥之手的；何况吏胥对于乡里百姓的贫富厚薄，或许能瞒过官府，却不能瞒过吏胥。从一金之家到百金、千金之家，吏胥都像烛照一样清楚。经过计算追究，进入官府的不过十分之三，进入吏胥手里的已经有十分之五了。不幸一家有事，吏胥就挑选同伙中强壮勇猛、有力气、诡计百出的人，蜂拥而至；不把这家弄得破产便不停止。即使偶尔遇到吏胥的亲戚故旧，也一定不会稍加宽贷。这样，他们的权势向上足以把持官府，中间足以凌辱威胁士大夫，向下足以鱼肉乡里。儿子传给儿子，孙子传给孙子；他们营私舞弊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太守、县令和乡里的百姓所受的祸害也越来越深。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这些人即使确实不可缺少，也只看哪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而留下，其余宁可空缺，也不要滥用。因为吏的暴虐如同老虎，与其让一个州县多出几十、几百只老虎，宁可减少它们。如今还应削减州县中大的地方有吏胥上千人，次等的有七八百人，最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这从一千人到一二百人的吏胥，男人不耕田，女人不织布，他们靠百姓供养是毫无疑问的。大体说来，十家百姓还不够供养一名吏，至于有一千名吏的地方，那么一万户的城邑也会骚动不安。朝廷的正供有定数，即使官府的谋求也还有限度，胥吏却是所谓永不满足的人。况且太守、县令之所以获罪，大半从吏胥开始：他们诱导官员贪婪，诱导官员残酷，诱导官员向百姓搜刮怨恨；等到太守、县令触犯法律，做吏胥的不过受笞杖刑罢了，不过革除差役罢了。到了新旧官员交接时，他们又能凭借关系钻营进入。所以吴越的风俗认为，有可以躲避的官，却没有可以躲避的吏，正是这个缘故。那么，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难道能不首先对胥吏加以注意吗？《文采篇》。人有文采，就像草木有花、鸟兽有毛羽一样。桃李的花可以说艳丽了，却没有听说它们因此傲视桧柏；鹓鸾、孔雀、翠鸟、文犀、虎豹的羽毛可以说美丽了，却没有听说它们因此傲视其他两翼的鸟、四足的兽。人却不是这样，写出一篇奇文、用出一个华丽的字，便急忙炫耀，好像一天也不能停止。俗话说：花叶美丽的会有人来摘，毛羽有文采的会有人来射杀，文采盛大的人会遭人嫉妒。但我认为，不只是别人嫉妒他，实在是他自己招来了别人的嫉妒。范蔚宗的文章比不上班固、司马迁，可是他看待班固、司马迁，简直认为不足以相提并论；杜审言的诗不过和沈约、宋之问相当，可是他看待沈约、宋之问，也仿佛觉得不足以相提并论。这难道就是文人彼此轻视，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大概古今以来气量狭窄的人，没有比文人更甚的了。即使是屈原那样忠诚的人，也因含愤而投水自沉；贾谊那样通达治体的人，也因自伤而早逝，都是气量狭窄造成的。况且替草木打算，是愿意做桃李，还是愿意做桧柏？替禽兽打算，是愿意做麒麟、角端和高入云天的大鹏，还是愿意做孔雀、翠鸟和虎豹？替人打算，是愿意树立德行、功业、著述以达到不朽，还是只愿意凭文采显露自己呢？我本来就认为人不应该自称为文人；即使不得已成为文人，也应当以草木的花、鸟兽的羽毛为鉴，不要自我炫耀奇异、卖弄新巧。元紫芝住在陆浑时，人们不知道他能写文章；陶渊明住在柴桑时，人们不知道他能写诗，这样才好。《真伪篇》。如今世上选取人才的人，没有不喜欢人的真诚、厌恶人的虚伪的。这样看来，虚伪是不可以有的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人在襁褓中，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这却不能说不是襁褓时期的真实本性；人在孩提时，只知道饮食，不知道礼让，这也不能说不是孩提时期的真实本性。到了有了知识以后，才知道家人中有父亲尊严的道理，侍奉父亲应当比侍奉母亲更为郑重；饮食也有三次作揖、百次叩拜的仪式，酒即使清澈也不能饮，肉即使干燥也不能食，有些事情不能任性直行。究竟应当把孩提、襁褓时看作真实，还是把有知识时看作真实？一定会说：孩提、襁褓时虽然真实，却苦于没有知识。这样看来，没有知识时真实，有知识时反而虚伪。我认为圣人制定礼制，虽然不是引导人虚伪，实际上也禁止人任性率真。为什么呢？上古时代，人躺卧时傲慢地伸展，起身时斜着眼看；有人自以为是马，有人自以为是牛，行走摇摆，目光昏昧，可以说是真实了。但圣人一定制定尊卑上下、寝卧起立、坐行作止等曲折繁重的礼仪，使人感到困苦；这说明真实也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必须参杂一些虚伪，才可以行得通。

译况且士人相见的礼仪，本来应当见面，却一定要请一次、再请一次，直到坚决请求后才得以相见；士人婚礼，本来应当给随从者敬酒，却也一定要请一次、再请一次，直到坚决请求后才肯入席；乡射礼中，即使不能射箭，也一定要假托有病；甚至聘礼中，明明没有辱没使命，却自称受到辱没；朝会礼中，明明没有死罪，却一定自称死罪。这难道不都是禁止人任性率真吗？《战国策》说：卫国人迎娶新妇，新妇上车后问驾车的骖马是谁的马，车夫说是借来的。新妇对仆人说：‘拍打骖马，不要鞭打服马。’车到了门口，她扶着车，又教送亲的母亲说：‘把灶灭掉，否则会失火。’进屋看见臼，又说：‘把它移到窗下，以免妨碍来往。’主人听了便笑她。假使当时新妇看见这些情况却认为不该说出来，那才是虚伪。新妇所说的话，正是新妇的率真；把真实当作可笑，难怪人一天比一天趋向虚伪了。总而言之，上古时代真实，圣人不希望人过分率真，于是制定曲折繁重的礼仪使人感到困苦；孩提、襁褓时真实，圣人又认为真实不能直接实行，于是多方诱导扶助、鼓励劝勉来挽救它。这样，礼教兴起以后，在知识逐渐开启的时期，本来就已经真伪各半了。若还一定战战兢兢地用真伪来衡量人，也同样有不能实行之处。《形质篇》。如今人的嗜欲越来越多，形体和体质越来越脆弱；知识技巧越来越产生，性情却越来越浮薄。为什么说嗜欲越来越多呢？古代的时候，膳食使用六牲，珍味使用八物，已经达到极致；如今却剖取燕窝作为食物，剖鱼翅作为菜肴，蛑黄酱从南方运来，熊白羹在北方调制，这些不是六牲、八物所能相比的。古代冬天喝热汤，夏天喝水就够了；如今茶叶有新安、武林等产地，等级多达百团，备有寒暖时节的需要；烟草则有香山、浦城、闽、粤两种，争奇斗异，非饮汤喝水所能相比。古代普通人家冬天穿羊皮裘，夏天穿麻葛就够了；如今吉贝的温暖是麻的十倍，纱縠的轻盈是葛的十倍；至于皮裘，则异种纷纷出现，在田野里饲养花斑羊，在水中搜取海马。这些不只是古人未曾见过，也是古人未曾听说过的。为什么说形体和体质日益脆弱呢？古代由疾医掌管的疾病，春季有头痛病，夏季有疥疮病，秋季有疟疾、寒病，冬季有咳嗽、上气病，四季都有疫病一类，也就这些罢了。如今小儿增加了痧、痘一类疾病，中年人增添了肝、肺疾病，衰老者又增加了沉重难治的病。这些就是吴普、仲景也不能确定药方，岐伯、榆柎也不能辨知症状的疾病。为什么说知识技巧越来越多呢？如今从天文、地理之学直到各种工艺技术，都远远胜过昔日。吴越的绫锦一经工匠之手，简直像自然造化；西洋的钟表能够自动鸣响，误差不超过一厘一黍；下棋则能在枯棋中下完三百着，快捷超过秋储；心算则能计算千万之数，精细超过桑弘羊。运斤的人都具有郅倕那样的一指之巧，角技的人没有不是迟任那样能投八次的。这就是所说的知识技巧越来越多。为什么说性情日益浮薄呢？古代把羊肉冒充其他肉类，已经算作欺诈；如今却把石粉制成咸味，把木屑削碎冒充米，把鸭毛絮伪装成棉絮，调和五味后出售；用纸充作靴子，混杂在六街中拿到市场出售。这些都是人的意料和心计必定想不到的。那么，形体体质越来越脆弱，不是嗜欲越来越多造成的吗？性情越来越浮薄，不是知识技巧越来越多导致的吗？《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二。阳湖洪亮吉撰。释岁。

译岁首称为‘上日’。《尚书》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正义》称：‘郑康成注：帝王更替，没有不改正朔的。尧以建丑为正，舜以建子为正。当时还没有改变尧的正朔，所以称正月上日；到了后来改用尧的正朔，所以说是月正、元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岁〕 又称为‘元日’。《尚书》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张衡《东京赋》说：‘孟春元日。’ 又称为‘元辰’。《艺文类聚》称，晋代荀勖《正会上寿酒歌》说：‘践元辰。’庾阐《扬都赋》又说：‘岁惟元辰。’ 又称为‘正旦’。《孔丛子》说：‘邯郸百姓在正月初一向赵王献爵。’《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四年诏书说：‘近来年岁干旱、饥荒，又加上有军队征战，正旦不陈设朝贺的仪式。’《东观汉纪》说：戴凭任侍中，正旦入朝。又称为‘正日’。《续汉书·礼仪志》说：‘岁正日举行大射和朝贺，仪式在夜漏未尽七刻时接受朝贺和贽礼。’《初学记》称，崔寔《四民月令》说：‘正月一日叫作正日。’ 又称为‘正朝’。《晋书·礼志》说：‘正朝元会。’《太平御览》称《元中记》说：‘如今人在正朝制作两个桃人，立在门旁。’ 又称为‘正会’。《晋书·礼志》说：‘汉建安年间，将要举行正会，太史上奏说正旦当天应有日食，又引用汉代仪制说明有正会礼。’《艺文类聚》称《晋咸康起居注》说：‘咸康七年十二月，尚书乐谟奏报咸康八年正会的仪式规定。’《世说》说：‘晋元帝举行正会，召王丞相登上御床。’ 又称为‘元正’。《晋书·王导传》说：‘此后逢元正，王导进入宫中，晋元帝仍然为他起身。’《艺文类聚》称傅元《朝会赋》说：‘确定元正的美好会礼。’ 又称为‘元会’。《艺文类聚》称邓德明《南康记》说：‘卢耽在州中任治中，曾经赴元会。’魏国曹植有《元会》诗。又称为‘岁首’。《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元年夏五月，改定历法，以正月作为岁首。《续汉书·礼仪志》说：每月初一，岁首举行大朝会，接受朝贺。又称为‘岁朔’。《宋书·礼志》说：‘岁朔，宫门和各官署门前通常陈设苇茭、桃梗，并肢解鸡，以驱除邪恶之气。’李善《文选注》说：‘元日，就是岁朔。’ 又称为‘岁旦’，又称为‘岁朝’。《晋书·礼志》说：‘岁旦，宫中通常陈设苇茭、桃梗、肢解的鸡。’考察可知，《岁旦》有一种版本作《岁朝》，《通典》引用《晋书》也作《岁朝》。又称为‘元祚’，又称为‘首祚’。曹植《元会诗》说：‘初岁元祚。’《北堂书钞》称王羲之《月仪书》说：‘元正首祚。’ 又称为‘三朝’。《汉书·谷永传》说：‘今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在三朝的会礼上。’班固《东都赋》说：‘春王三朝。’李善注说：‘三朝，就是岁首的朔日。’《初学记》称《玉烛宝典》说：‘正月是端月，正月初一叫元日，也叫上日，也叫三朝，也叫三元，也叫三朔。’注说：‘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 又称为‘三元’。《南齐书·萧颖胄传》说：‘朝廷盛大的礼仪，没有超过三元的。’晋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 又称为‘三朔’，又称为‘三始’。《尚书大传》说：‘夏代以天刚亮作为朔，殷代以鸡鸣作为朔，周代以夜半作为朔。’《汉书·鲍宣传》说：‘今天在三始发生日食。’ 正月初七称为‘人日’。《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七是人日，用七种菜做羹，剪彩做成人形，或者雕刻金箔做成人形，用来贴在屏风上，也戴在头发上；又制作华胜互相赠送，并登高赋诗。注中说，董勋《问礼俗》说：‘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又有一种说法：‘天地刚开始形成时，用第一天造鸡，第七天造人。’《北齐书·魏收传》说：魏帝宴请百官，问为什么称为人日，众人都不能回答，魏收回答说：‘晋代议郎董勋回答《问礼俗》时就是这样说的。’当时邢劭也在旁边，感到非常惭愧。

译上辛日称为‘郊日’。《礼记·郊特牲》说：‘郊祭使用辛日，周代开始郊祭的日子是冬至。’郑康成注说：‘三王郊祭，都使用夏历。使用辛日，是因为凡是做人君的，都应斋戒自新。’《月令》却说在元日向上帝祈求丰收。郑康成注说：‘是说在上辛日郊祭天。’《春秋·成公十七年》记载九月辛丑举行郊祭，《公羊传》说：‘郊祭用什么日子？郊祭用正月上辛。’《春秋·哀公元年》记载四月辛巳举行郊祭，《谷梁传》说：‘郊祭从正月到三月，都是举行郊祭的时节。我们在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在正月下辛日占卜二月上辛日；如果仍不吉，就在二月下辛日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还不吉，就不举行郊祭了。’考察《宋书·礼志》说：‘魏代在南郊祭天时遇到下雨，高堂隆认为应改用后面的辛日。’这大概就是根据《谷梁传》的说法。《左传》说：‘启蛰以后举行郊祭。’《宋书·礼志》说：‘晋武帝时期，郊祭有时用丙日，有时用巳日，有时用庚日，各有不同的议论。又说，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听从诸儒，因此郊祭使用冬至日。既然已经使用冬至日，按理就不固定使用辛日。’ 考察晋代以后，宋、齐、梁、陈举行郊祭的日子仍都使用上辛日，北郊使用次辛日。《通典》引用王俭的启文说：‘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举行南郊祭祀，这个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郊祭，这个月八日立春。’《齐书》说：‘高帝接受禅让，第二年正月上辛日举行南郊祭祀。’《梁书》说：‘武帝即位，南郊祭坛设在国都南面，通常与北郊隔年举行；正月皇帝在万寿殿斋戒，到上辛日举行祭祀。’《陈书·武帝》说：‘永定元年接受禅让，修建圆丘，举行柴燎告天；第二年便在正月上辛日举行南郊祭祀。’《北齐书》说：‘每三年祭祀一次，在正月上辛日。’后周的典章制度大多依照周制，正月上辛日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就是这些。自隋、唐开始制定法令，确定在冬至日于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不再使用正月上辛日；祭祀地祇也确定使用夏至日，直到今天都沿用这一制度。又考察《晋书·礼志》说：‘汉代制度通常在乙日祭祀先农，于乙地举行耕田；在丙戌日于戌地祭祀风伯；在己丑日于丑地祭祀雨师，也都在正月举行。’ 这与《月令》所说‘立春后的丑日祭祀风师，立夏后的申日祭祀雨师’不同。正月亥日称为‘耕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月〕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载着耒耜，把它放在三公、保氏、介胄之士和御者之间。’郑康成注说：‘元辰，大概是郊祭之后的吉日。’孔颖达《正义》说：‘耕田使用亥日，所以称为元辰。知道使用亥日，是因为按阴阳术数，正月亥日是天仓日；由于是耕作之事，所以使用天仓日。’《晋书·武帝纪》说：‘泰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在籍田举行亲耕。’《文选·潘岳·籍田赋》说：‘晋代泰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亲自率领群臣在千亩田野举行藉田礼。’考察可知：现在流传的版本写作‘丁未’，是错误的。正月午日，汉代称为‘祖日’；正月酉日，魏代称为‘祖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月〕 《通典》称魏国博士秦靖议论说：‘古代没有正月祭祖的礼制，汉代用午日祭祖，用戌日腊祭。午是南方的象征，所以用午日祭祖。’《风俗通》说：‘汉家在午日兴盛，所以用午日祭祖。’《北堂书钞》称稽含《祖赋》序说：‘汉代使用丙午日，魏氏选择正月的酉日。’晋代潘尼《皇太子祀祖诗》说：‘孟月已经进入上旬，吉日只有上酉。’这样看来，魏代以后祭祖或许都使用酉日。正月十五日称为‘望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十五日〕 《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十五日，煮豆粥，在上面加油膏，用来祭祀门和门户。先把杨枝插在门上，随着杨枝所指的方向，又用酒、肉干、饮食和豆粥，插上筷子来祭祀。当晚迎接紫姑，用来占卜将来的蚕桑，也占问各种事情。考察《艺文类聚》称《荆楚岁时记》说：如今州县乡里的风俗，在望日祭祀门户。《初学记》引用的内容也相同。考察今天的《荆楚岁时记》本子写作正月十五日，并没有说‘望日’，怀疑欧阳询等人可能是根据意思改写的。欧阳询、徐坚等人又引用《史记·乐书》说：‘汉家祭祀太一，在黄昏时祭祀。’徐坚注说：‘如今人正月望日夜间游观灯火，就是这件事的遗留。’现在考察《乐书》原文说：‘汉家常在正月上辛日于甘泉祭祀太乙。’可知祭祀太一一定使用辛日，不一定都是正月十五日。至于注中说‘今夜游观灯火’等语，欧阳询、徐坚所引相同，不知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如今流传的类书中最古的是《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等，但它们所引用的内容不足为据，其他也可以依此类推。《初学记》称《玉烛宝典》说：正月十五日，制作油膏粥来祭祀门户。《北齐书》说：魏氏旧俗把正月十五日作为射竹箭头的游戏日，能够射中的人，当时就赏赐绢帛。又称为‘上元’。《白六帖》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考察‘上元’‘中元’‘下元’本来是道家的说法，最早见于《白六帖》；书中称唐明皇《实录》说：‘三元日，应当命令崇元学士讲说《道德经》《南华经》等经书。’然而唐代的类书还没有列出十月初一，这仍然接近古制，所以现在删去那一项，只附记在这里。又有类书引用《岁时记》说：‘上元夜，贵戚按惯例互赠黄柑，称为传柑。’这应当属于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不应归于宗懔。又称为‘正月半’。《世说》说：祢衡被魏武帝贬为击鼓的官吏，正月半检阅鼓技。《荆楚岁时记》称《续齐谐记》说：吴县张成夜里起身，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站在住宅东南角，对张成说：‘这里是你家的蚕室，我就是此地的神。明年正月半，应当煮白粥，在上面浮放油膏来祭祀我；我将使你家的蚕桑收获增加百倍。’

译三十日称为‘晦’，这一天又称为‘月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三十日〕 《荆楚岁时记》说：从元日到月晦，都举行聚会饮食。注说：每月都有上弦、望日、晦日、朔日；因为正月是年初，当时的风俗尤其把它作为节日看重。《玉烛宝典》说：从元日到月晦，如今都聚会饮食，渡水；士人女子全都到水边洗涤衣裳、向水边洒酒，把它当作消除灾厄的仪式。如今世人只有在晦日临河禳解，妇女有时洗裙子。考察《初学记》引用《公羊传》说：‘提月，六只鹢鸟倒飞经过宋国都城。’什么叫提月？就是夏历建寅月的晦日。何休注说：‘提月，就是边；是鲁人的方言，指正月将尽。’《白六帖》也相同。现在考察《公羊传》原文及注本，‘提’都写作‘是’，不知道徐坚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至于说‘就是夏历建寅月的晦日’，也与今天的版本不同。然而徐坚把两个字另行摘出作为标题，必定不是毫无根据。《尔雅》说：太岁在寅叫摄提格。《楚辞》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指正月为建寅之月，那么称正月为提月，或许古代确有这种说法。二月的戊日称为‘社日’。《周书·召诰》说：‘戊午日于是到新邑祭社。’《诗经》说：‘祭祀土地神，祭祀四方神。’《周礼》说：‘社日，临视占卜来年的庄稼。’《礼记》说：‘《月令》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社。’《郊特牲》说：‘用甲日，因为甲是日辰的开始。’《宋书·礼志》说：‘每年二月、八月，在两个社日祭祀。’《荆楚岁时记》说：‘社日，四邻共同结社聚会，把牲畜和酒做成供物，在树下修建屋舍；先祭神，然后享用祭祀所得的胙肉。’《太平御览》称《崔寔四民月令》说：‘二月祭祀大社的日子，把韭菜、鸡蛋进献给祖庙。’考察社祭是祭祀土地，戊属土，所以古代的社日都使用戊日。《召诰》说‘戊午日于是祭社’。《白六帖》引用郑康成《礼记注》说：‘元日，是接近春分前后的戊日，是最吉利的日子。’杜佑也说：‘周代初年尚未制定礼制时，社日仍使用戊日，后来才确定使用甲日。《郊特牲》和《月令》的郑玄注就是这样。汉代社日使用午日，蔡邕《祝社文》说“元正令午”，就是证据。魏代社日使用未日，魏台讨论说：“皇帝问为什么用未日祭社、丑日腊祭？王肃回答说：魏属土，土畏木；丑日的第二天就是寅日，寅属木，所以用丑日腊祭。土在未日成熟，所以在年初的未日祭社。”’ 晋代社日使用丑日。《晋书·武帝纪》说：‘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下诏腊祭用酉日，社祭用丑日。’这大概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而有所趋避，并不是古代制度。王廙《春可乐》说：‘吉辰是土戊日，明灵只有社神。’宋代的方术书也把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社日。近代礼制又以秋分后的戊日祭社，可知民间社日都沿用戊日。又考察晋代还兼用酉日祭社，潘尼《皇太子社诗》说‘日惟上酉’，应祯《祝社文》说‘吉酉辰良’，就是证据。如今吴地风俗的社日大多定在二月二日，却不知道开始于什么时候。这个月祭祀饮食称为‘膢’。《说文》说：‘楚地风俗在二月祭祀饮食。另一说，祈求谷物、享用新收粮食叫作膒膢。’《玉篇》说：‘膢，是饮食器具。’冀州在八月，楚地风俗在二月。考察《风俗通》说：‘楚地风俗在十二月祭祀饮食。’这里应当多衍了‘一’字和‘十’字。距冬至一百零五日称为‘寒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荆楚岁时记》说：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就会有疾风大雨，称为寒食。注说：按照历法计算，应当在清明前两日，也有距冬至一百零六日的说法。《艺文类聚》称陆翙《邺中记》说：寒食三天，制作醴酪，把粳米和麦煮成酪，捣杏仁做粥。《白六帖》称《玉烛宝典》说：寒食节，城市中尤其多有斗鸡蛋的游戏，或者雕刻鸡蛋互相赠送。《艺文类聚》称《艺术图》说：北方山戎人在寒食日以秋千为游戏，用来练习轻快的步伐。考察民间说寒食起源于介子推，并不是这样。现在考察《太平御览》引用《刘向别录》说：寒食时蹴鞠，是黄帝创制的兵法操练。又有人说起源于战国，与踢球相同，可见三代以前已经有寒食这个名称。《周礼》司烜氏说：仲春用木铎在国中宣布禁火。郑康成注说：这是指季春将要重新取火。‘《太平御览》称《古今艺术图》说：如今寒食相当于节气，是仲春末尾；清明是三月的节气。’这样看来，禁火大概是周代旧制；把它说成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则开始于桓谭《新论》和《后汉书·周举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一百六日〕 《新论》说：太原郡百姓在隆冬五日不举火做饭，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周举传》说：周举给介子推庙写信说：‘隆冬时节停止用火，损害百姓性命，并不是贤人的本意。’从此众人的迷惑才逐渐解除。魏武帝《明罚令》也说：‘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都是冬至以后极其寒冷的地方，却让人不能吃热食。’等等。周斐《汝南先贤传》、陆翙《邺中记》等记载也都相同。无论如何，这只是并州一地的风俗，不足以概括天下。况且介子推死亡有确定的月份，所以《周举传》说那个月神灵不喜欢举火。如今寒食节有时在二月，有时在三月，并不固定，这就明确说明它不是因介子推而开始的。《初学记》又引用《琴操》说：晋文公与介子绥一同流亡，介子绥割下自己手臂和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晋文公复国后，唯独介子绥没有得到封赏。介子绥作《龙蛇之歌》后隐居。晋文公寻找他，他不肯出来，于是焚烧他身边的树木。介子绥抱着树木烧死。晋文公哀悼他，命令五月五日不得举火。‘绥’与‘推’是古字通用。《北堂书钞》称石虎《邺中记》也这样说。依据《琴操》《邺中记》，介子推是在五月五日死的。依据《新论》《周举传》等书，介子推又是在隆冬死亡；这些说法都与清明前的寒食没有关系。只有《岁时记》引用晋代孙楚祭祀介子推的文章，使用今天寒食节制作醴酪的事情，于是把清明前的寒食说成是为介子推而设，这是错误的，或者这种说法始于西晋。陆翙等人又沿袭了这个错误。

译三月巳日称为‘上巳’。《诗经》说：“溱水和洧水，正浩浩荡荡地流淌着；青年男子和女子正手拿兰草。”《太平御览》称引《韩诗》章句说：“诗人说溱水和洧水正盛大地流淌，水势浩浩荡荡，这是说三月桃花水上涨的时候；青年男子和女子正手拿兰草。秉，就是拿。正当水势盛大的时候，众多男子和女子正拿兰草来祓除不祥。”《后汉书》注引《韩诗》薛君章句，又说：“郑国的习俗，是在三月上巳日溱水、洧水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拿兰草祓除不祥，所以诗人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同前往。”《汉书·孝武卫皇后传》说：“皇帝到灞上祓除后回来。”注中应劭说：“祓，就是除去不祥。如今三月上巳日的祓禊就是这种仪式。”《风俗通》说：“禊，就是洁净。春，就是蠢，意为万物蠢蠢而动。《尚书》说仲春时节，百姓开始分散活动，这是说人在解除疾病、恢复生机的时候，所以要在水边举行洁净仪式。”《续汉书·礼仪志》说：“三月上巳日，宫人一同在东流的水边举行祓禊饮宴。”沈约《宋书·礼志》说：“考察《周礼》，女巫掌管按时祓除、衅浴等事，就像现在三月上巳日在水边举行的这类仪式。” 《荆楚岁时记》说：“三月三日，士人和百姓都出到江边、池沼之间，举行流杯曲水的饮宴。这一天取鼠曲草汁加蜜和粉，称作龙舌秚，用来压制时令的邪气。”注中说：《论语》所说“暮春时节到沂水中沐浴”，可见水边祓禊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太平御览》称引崔寔《四民月令》说：“三月三日以及上除日，采集艾草和柳絮。”《文选》注称引梁代萧子显说：“旧说阳气布散通畅，万物全都出动，开始洗涤洁净。巳，就是福祉，意思是祈求福祉。”另有一种说法：“三月三日是清明节，将在水边修治事务，通过祷告祭祀祈求丰年。”考察沈约的话：“魏以后，只用三日，不用上巳。”如今考察魏以前，也有用三日的，束晳说：“秦昭王在三日于河曲置酒，就是这种情况。”魏以后，也有用上巳的，《元和郡县志》说：“润州上元县的钟山，是江南上巳日人们常游之处。”此外张华集中有《上巳篇》，潘尼有《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阮瞻有《上巳日》赋等，都是例证。四月称为雩月。《左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刘昭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服虔说：“大雩，是夏季祭天的仪式；雩就是远，意为向上天遥远地求取滋润百谷的雨水。龙指龙角，也就是亢宿。意思是四月黄昏时龙星的星体出现，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壮大，所以举行雩祭来求雨。《夏小正》在四月说：‘这时有大旱。’《谷梁传》说：‘雩月，是举行雩祭的正常月份。秋季大雩，不是正常的月份；冬季大雩，也不是正常的月份。’《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举行大雩祭来祭祀天帝。’郑康成注说：‘正常的雩祭应当在四月。周历秋季三个月中如果发生旱灾，也要举行雩礼求雨；正因为附带记载了这种正雩，所以把它放在这个月份，是错误的。’正义说：‘正常的雩祭在周历六月。’《通典》说：‘按照周代制度和《月令》，在建巳月举行大雩祭，祭祀五方上帝。’考察可知，周代制度中雩祭都在四月，所以《谷梁传》说：“雩月，是举行雩祭的正常月份；秋季大雩，不是正常的月份。”至于《月令》所说仲夏的雩祭，按周历已经属于秋季了。怀疑秦代开始把雩祭用于五月，《月令》所记是秦代制度，不是周代制度，所以郑康成等人都批评它的错误。秦以后，雩祭也大都在四月举行。《续汉书·礼仪志》说：“从立春到立夏，再到立秋以前，各郡国上报降雨情况。如果雨水少，府、郡、县各自清扫社稷坛。发生旱灾时，公卿和长官依次举行雩礼求雨。”刘昭注说：“四月立夏时发生旱灾，就求雨；祈雨后仍然干旱，便再次重行祈祷。到了立秋以后，即使干旱，也不得再祷告求雨。”《后魏书》记载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举行雩祭。北齐也在孟夏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隋代制度规定：“如果京师在孟夏以后发生旱灾，就祈雨，实行七项仪式。”《通典》引《唐贞观礼》说：“孟夏在南郊举行雩祭，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和五官。”就是这样。

译五月十五日称为五日，五月十五日以前十日称为端午。《大戴礼记》说：“蝘蜓开始兴起，五日后闭合，到了望日便潜伏起来。为什么不说它出生而说它兴起？因为不知道它出生的时间，所以说兴起；因为看见它兴起，所以这样称说。兴起五日便闭合。望，就是月望。说潜伏，是因为不知道它死去，所以称为潜伏。五日，就是十五日。翕，就是合拢。伏，就是进入其中而看不见。”又说：“储存兰草是用来沐浴的。”《文子·上德篇》说：“蟾蜍能够避兵解忧，在五月望日。”考察古人所说的五日，都应当是十五日；如今楚地的习俗也把十五日称为大端阳，把初五日称为小端阳。《续汉书·礼仪志》说：“五月五日，用朱索和五色桃印装饰门户，以抵御、制止邪恶之气。”《艺文类聚》称引《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煮鸭子和角黍。端，是开始，指五月初五日。又用菰叶包裹黏米，煮熟后称为角黍。”由此看来，魏晋以来已经把初五日作为五日。《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四方百姓都出外踩踏百草，又有斗百草的游戏。采集艾草做成人形，悬挂在门上，用来禳除毒气。” 用五色丝带系在手臂上，称为辟兵，可以使人不患瘟疫。又有条达等编织的杂物，互相赠送，用鸲鹆鸟教人说话。”《北堂书钞》称引《提要录》说：“五月五日午时，是天中节。”考察可知，民间认为五日节始于屈原，这是不对的。如今考察五日这个名称，见于经书的只有一处，即《夏小正》；见于诸子书的只有一处，即《文子·上德篇》；见于传记的有两处：《田文母嬖》说，五月五日出生的田文，父亲命令不要养活他，后来母亲私下把他养大；田文长到童年，母亲才把实情告诉他。又有《邺中记》和《琴操》都说：“介子推在五月五日死去，世人把这天称为忌日。”这几件事都在屈原之前。至于屈原的故事，最早见于《续齐谐记》，已经不足以凭信。书中又说：“楚人哀悼他，每到这一天，就用竹筒装米投入水中祭祀。”汉建武年间，长沙人欧回遇见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他对欧回说：“往日所见的祭品很好，只是常常担心被蛟龙偷走。现在如果想施惠于我，可以用楝树叶塞住竹筒口，再用五色丝捆住它；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欧回依照他的话去做，后来又见到那个人，他说自己已经受到感戴。如今人们在五日制作粽子，佩带五色丝和楝叶，都是汨罗遗留下来的风俗。考察《风土记》说：“用菰叶包裹黏米，本来是取阴在里面、阳在外面的包裹之象，用来辅助时令。”如果说这是为屈原制作的，那么五日煮肥龟又该怎么解释呢？《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举行竞渡，习俗认为这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人们哀伤他的死亡，所以划船去拯救他。”但下文又引《越地传》说：“竞渡起源于越王句践。”这一天竞渡，又采集各种药物。《夏小正》说这个月储存药物，用来清除毒气；竞渡本是一种活动。既说竞渡是为了采药而设置，又说是为了悼念屈原而设置。同一本书的记载已经彼此不同，怎么能把它当作可信的传说？我私下认为，五日竞渡只是古人的风俗，并不是因为采药，也不是为了屈原。《艺文类聚》称引《会稽典录》说：“有个女子曹娥，是会稽上虞人。她的父亲善于弹琴唱歌，做巫师。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他在县江逆流迎接婆娑神时，被水淹死。”而《岁时记》称引邯郸淳《曹娥碑》又说：“五月五日，迎接伍君，逆着水涛而上，被水淹没。” 这样看来，东吴的习俗在五月五日似乎又是为了伍君和婆娑神，与屈原毫无关系；因此，这件事也就不必再讨论了。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称为伏日。《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德公二年开始设置初伏。《集解》中孟康说：“六月的伏日从这里开始，周代没有这种制度，到这时才有。”《正义》说：“六月三伏的节日，是从秦德公开始设置的，所以称为初伏。伏，就是隐藏起来躲避盛暑。”《历忌释》说：“为什么称为伏？因为这是金气伏藏的日子。四时交替，都按照相生关系：立春时木代替水，水生火；立夏时火代替木，木生火；立冬时水代替金，金生水；立秋时金代替火，所以到了庚日必然伏藏。庚属金，所以称为伏。”《初学记》称引《阴阳书》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后伏，合称三伏。”曹植称它为三旬。《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六年六月己酉日：“开始命令伏日全天闭门。”注引《汉官仪》说：“伏日万鬼出行，所以全天闭门，不做其他事情。”《风俗通》说：“户律，汉中、巴蜀、广汉各自选择伏日。”《荆楚岁时记》说：“六月伏日都制作汤饼，称为辟恶。”注引《魏氏春秋》说：“何晏在伏日吃汤饼，拿毛巾擦汗，脸色洁白明亮，这才知道他不是傅粉；因此伏日吃汤饼的习俗从魏代就有了。” 《初学记》称引崔寔《四民月令》说：“初伏日向祖先献上麦和瓜。”考察《夏小正》六月说：“煮桃，把煮熟的桃作为豆实。”这大概就是后世献麦瓜、吃汤饼的开端。

译孟秋七月七日称为七日，又称为良日，也称为七夕。《初学记》称引崔寔《四民月令》说：“七月七日制作曲和合蓝丸、蜀漆丸，晾晒经书和衣裳。”《岁华纪丽》称引《风俗通》说：“织女在七夕应当渡过银河，让喜鹊搭成桥。”《北堂书钞》称引《周处风土记》说：“民间重视七月初七，这天夜里洒扫庭院，在露天设置几案筵席，摆上酒、肉干和时令果品，把香粉撒在席上，来祈求河鼓星和织女星。说这两颗星辰应当相会，守夜的人都怀有自己的愿望。有人说，能看见银河中有明亮的白气，闪耀着五色光芒，把这当作征兆。看见的人便叩拜许愿：可以求富、求长寿，没有儿子的可以求子，但只能求一样，不能同时求多个愿望，三年后才会得到。传说颇有得到福佑的人。又说魏代有人问董勋：‘七月七日是良日，饮食为什么不同于古代？’董勋说：‘七月黍子成熟，七日是阳数，所以用黍糜作为珍贵食品。如今这一天只设置汤饼，不再有黍糜了。’”《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牵牛、织女相会的夜晚。”注引戴德《夏小正》说：“这个月织女星向东，或许说的是星辰。” 《春秋斗运枢》说：“牵牛星的神名叫略。”《石氏星经》说：“牵牛星名为天关。”《佐助期》说：“织女星的神名叫收阴。”《史记·天官书》说：“织女是天帝的外孙女。”傅元仿作《天问》说：“七月七日，牵牛和织女在天河相会。”这就是有关此事的说法。河鼓、黄姑、牵牛，都是名称的转变。又说，这天晚上，妇女们编结彩线，穿七孔针；有的用金、银、鍮石制成针，在庭院中陈列瓜果来乞求心灵手巧。如果有喜子在瓜上结网，就把它当作应验的征兆。考察民间认为七月七夕是为牵牛、织女而设，这是不对的。如今考察“七日”这个名称，见于《淮南子》《万毕术》《汉武帝故事》《列仙传》等书，都没有提到牵牛、织女的事情。说两颗星辰应当在这个夜晚相会，最早见于《风俗通》、傅元仿作《天问》以及《周处风土记》《吴均齐谐记》等书。到了宋代南平王铄和谢惠连，才有了七夕咏牛女的诗；此后七夕才专门归属于牵牛、织女。姑且不论《风土记》等书所记都是荒诞不经的，即使认为神仙怪异之说可以相信，那么在魏晋以前归于七日的事情也不止一件，下面全部列举出来。《北堂书钞》称引《汉武故事》说：“七月七日，皇帝在承华殿斋戒。这一天有时有鸟从西方飞来，聚集在殿前。皇帝问东方朔：‘这是西王母要来了吗？’过了一会儿，西王母来了，有两只像乌鸦的青鸟在她身旁侍奉。”又说，王母派青衣女子传话给皇帝说：“七月七日，王母暂且要来。”皇帝便在这一天修整宫殿内苑，焚烧百和香，点燃九光灯。这样看来，七日归于西王母。可是《艺文类聚》称引《列仙传》说：“陶安公是六安的冶铸师，在七月七日乘赤龙成仙而去。”又说：“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晋，喜欢吹笙，吹出凤凰的鸣声，游历在伊水、洛水之间。浮邱公接引他登上嵩高山，二十多年后，浮邱公在山中对桓良说：‘告诉我家里人，七月七日到缑氏山头等我。’这一天，他果然乘白鹤停在山岭上；人们远远看见他，却不能到达，他举手向世人致意，几天后离去。”这样看来，七日归于陶安公、王子乔也可以。《初学记》称引《神仙传》说：“吴国蔡经离家时已经老了，回来后又变得年轻壮健，头发全黑。他对家里人说：‘七月七日，王君将要来。’” 到了约定的日期，王方平果然来了。又说：“七月七日，麻姑将要来，可以准备几百斛酒让她饮用。”到了这一天，王方平和麻姑一同来到，乘着羽车，驾着五条龙，还能听到金鼓、箫管、人马的声音。这样看来，七日归于麻姑、王方平也可以。《太平御览》称引《汉武帝故事》说：“景帝的王美人在乙酉年七月七日出生。武帝在猗兰殿……”《西京杂记》说，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说：“我在宫中时，曾见戚夫人侍奉高祖，到七月七日，在百子池边举行滇乐，乐毕用五色丝互相缠系，称为连爱。”又说：“汉代采女常在七月七日在开襟楼穿针。”等等，这些记载都没有涉及牵牛、织女。可见七月七日的月和日都属于阳数，古人把它作为吉祥的会日，后来才附会成牵牛、织女相会的故事。《夏小正》说：“七月初次昏时，织女星正在东方。”后人因此附会出了相关故事。七月望日的前一天也称为禊日。《宋书·礼志》说：“如今三月上巳日，在水边举行祓除。”有时也在秋季举行，《汉书》说：“八月在灞上举行祓除。”刘祯《鲁都赋》说：“七月十四日，银河指向角落，人们全都祓除，国子在水中嬉游。”这又是使用七月十四日的例子。八月十五日称为中秋。《周礼》说，钥章掌管土鼓和豳钥；仲春白天击打土鼓，吹奏豳诗来迎接暑气；中秋夜晚迎接寒气，也采用同样的仪式。枚乘《七发》中客人说：“将要在八月望日，和诸侯及远方朋友交游，兄弟一同前往广陵的曲江观看潮水。”李善注引《孔安国尚书传》说：“十五日是日月相望的日子。”《荆楚岁时记》说：“八月十四日，百姓都用朱砂水点在儿童的头额上，称为天炙，用来压制疾病；又用锦和彩绸制作眼明囊，互相赠送。”考察中秋节，在唐初还没有盛行，所以虞世南、欧阳询、徐坚等编纂类书《岁时部》都没有列入。唐以前在史传中见到八月十五日的记载，只有《隋书·新罗国传》说：“八月十五日设置音乐，让官人射箭，各自赏赐马匹和布帛。”以及《武夷山记》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和魏真人等在山顶会集宴饮。”不过这几件事而已。

译季秋九月九日，称为重阳，又称为重九，也称为九日。《北堂书钞》称引魏文帝给锺繇的信说：“年岁流逝，月份更替，忽然又到了九日。九是阳数，日和月又恰好相应。民间认为这个名称吉祥，适宜长久，所以举行宴饮和盛大聚会。”《白六帖》称魏文帝的信又说：“日和月都相应，所以称为重阳。”《晋书·礼志》说，九月九日举行骑马射箭；有人说：“这是秋季属金的时节，讲习武艺、练习射箭，象征立秋的礼仪。”《西京杂记》说，汉武帝宫人贾佩兰在九月九日佩戴茱萸，吃蓬饵，饮菊花酒，说这样可以使人长寿；这种说法相传已久，却不知道起源。 《荆楚岁时记》说，九月九日四方百姓都登记到郊野饮酒宴会。注中杜公瞻说：“九月九日举行宴会，不知道起于哪个朝代，但从汉到宋没有改变。”如今北方人也重视这个节日，佩戴茱萸，吃饵，饮菊花酒，说这样可以使人长寿。考察《北堂书钞》称引孙瑞奏事说：“兴平二年秋，朝廷在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如今考察孙瑞应当是士孙瑞，脱漏了一个“士”字。《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兴平二年十一月王师战败，卫尉士孙瑞等人才被李傕、郭汜杀死；那么九月时士孙瑞还在世。杜公瞻说九日宴会从汉到宋没有改变；他所说的“汉”大概就是指这里，由此可知九日节在汉末开始盛行。又考察古人常常把单数月的单数日作为盛大聚会的日子，除正月一日是岁首、不计算在内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些日子的月和日都相应于阳数，所以古人在这些日子宴饮、聚集、出游。这种制度大概仿自三代，汉以后人们才分别为它附会各种说法，并不是原本如此。又考察如今人们把五月五日作为竞渡节，把九月九日作为登高节，却不知道古人每逢佳日，既可以泛舟，也可以登高。《荆楚岁时记》说人日登高赋诗，隋代阳休之也有《人日登高诗》。《石虎邺中记》说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会。《隋书》说隋文帝曾在正月十五日和近臣登高。《玉烛宝典》说从元日至月底如今都举行酺会、饮食、渡水。《荆楚岁时记》说从元日至月底，士女泛舟，有时在水边宴饮娱乐。蔡邕《月令章句》说：“暮春阳气和暖，鲔鱼应时而来，将要把它献给寝庙，于是乘船在名川举行禊礼。”《舆地记》说齐武帝修建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临那里。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诗》。又《月令》说仲夏可以居住在高敞明亮的地方，可以远眺，可以登上山陵，可以处在高台楼榭之中。可见五月五日不只是可以泛舟，也可以登高。

译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称为腊日。这天晚上称为腊夕，也称为腊夜。《说文》说：“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举行腊祭祭祀百神。”《广雅》说：“腊，就是索取。”《左传》说：“虞国已经不能举行腊祭了。”杜预注说：“腊，是年终祭祀众神的名称。”《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在公社和门闾举行大割祭，腊祭先祖和五祀。”郑康成注说：“腊，是用田猎所得的禽兽祭祀。”《史记·秦本纪》说：“秦惠文王十二年，开始举行腊祭。”《正义》说：“秦惠文王开始仿效中原制度举行腊祭。”又说：“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把腊改名为嘉平。”《索隐》说：“大概是根据歌谣中的词语，改用殷代的称号。”《风俗通》说：“夏代称清祀，殷代称嘉平，周代称大蜡，汉代称腊。腊就是猎，因为猎取野兽来祭祀。又说，太史丞邓平认为腊祭是为了迎接刑罚之气、送走德气。大寒到来，常常担心阴气胜过阳气，所以在戌日举行腊祭。戌，是温气。”《初学记》称引高堂隆《魏台访议》说：“诏书问为什么使用未日祭祖、丑日举行腊祭。高堂隆回答说：考察《月令》，孟冬十月腊祭先祖和五祀，是献上田猎所得的禽兽，这叫作腊祭。” 又有一种说法：帝王各自按照本朝德行所属的五行，在其盛行之时祭祖，在其终结之时举行腊祭。属水德的君主以子日祭祖、辰日腊祭；属火德的君主以午日祭祖、戌日腊祭；属木德的君主以卯日祭祖、未日腊祭；属金德的君主以酉日祭祖、丑日腊祭；属土德的君主以戌日祭祖、辰日腊祭。如今魏代凭借土德，应当以戌日祭祖、辰日腊祭。”又说：“汉代属火德，火在戌日衰，所以用戌日为腊日；魏代属土德，土在辰日衰，所以用辰日为腊日；晋代属金德，金在丑日衰，所以用丑日为腊日。按此说法，魏大概先用丑日举行腊祭，到高堂隆议论之后才改用辰日。”《晋宋旧事》引《魏名臣大司农董遇议》又说：“属土德的君主，应当以未日祭祖、丑日腊祭，这才符合在德行盛极而终时举行腊祭的节令，不能说以戌日祭祖、辰日腊祭。”《江表传》说：“吴国认为自己属土德，用未日祭祖、辰日腊祭。”《通典》说：“宋代属水德，帝王以子日祭祖，以辰日腊祭。”《晋书·隐逸·范乔传》说：“起初，范乔同乡人在腊夕偷偷砍伐他的树。范乔前去劝说道：‘您在节日取柴，只是想和父母一起欢乐罢了。’”《艺文类聚》称引《养生要术》说：“十二月腊夜，让人拿着花椒躺在井旁，不和人说话，把花椒放进井中，可以消除温病。” 《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是腊日。谚语说：‘腊鼓一响，春草就生长。’村里人都敲击细腰鼓，戴胡头面具，装扮成金刚力士来驱逐疫鬼。这一天都用猪肉和酒祭祀灶神。”考察《月令》，腊祭本来应在孟冬之月；怀疑始皇三十一年把腊改名为嘉平后，才迁移到十二月。高诱注《吕不韦书》说：“如今人们在腊日前一天击鼓驱疫，称为逐除。”蔡邕《独断》说：“腊，是年终的大祭，放纵役人宴饮。”《续汉书·礼仪志》说：“季冬之月，星辰回转，年岁将尽，阴阳交替，慰劳农民，举行大享腊祭。”《四分律音义》说：“腊，是年终祭祀神灵的名称。”有人说腊就是接，指新旧交接。大概从秦以后，腊祭都在十二月。只有后周遵循古制，在建亥之月举行腊祭。《通典》说隋初沿用这一制度，也在孟冬的下亥日举行蜡祭。隋文帝开皇四年诏书说：“过去周代的岁首，就是现在的仲冬、建亥之月，举行大蜡是可以的。”后周按照夏代的时令实行姬氏的蜡祭，考察前代制度，在义理上是不合的。既然在十月举行蜡祭，就只能把十二月称为腊；这反而认为在建亥之月举行腊祭是错误的，可以说是没有考察古制。至于把十二月八日作为腊日，则又是从《荆楚岁时记》开始的，一直到今天都沿袭这种说法。因此民间都称腊八，也像今天人们固定把二月二日作为社日一样。又如今人们祭灶，大多在当月二十四日举行。腊日的第二天称为初岁，又称为小岁。《史记·天官书》说：“腊日的第二天，众人一同结束一年，聚会饮酒，发动阳气，所以称为初岁。”《艺文类聚》称引晋代博士张亮的议论说：“腊，就是交接。腊日的第二天是初岁。秦汉以来有相互庆贺的习俗，这些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说法。”《太平御览》称引崔寔《四民月令》说：“腊日的第二天是更新的日子，称为小岁；敬酒尊敬长辈，修治礼物庆贺君主和老师。”又称引徐爰《家仪》说：“蜡本来是举行祭祀，所以不互相庆贺；第二天是小岁，庆贺时称为初岁，福气开始、喜庆到来，没有什么不适宜的。”又说：“小岁的庆贺既不是大庆典，礼仪只限于家门之内。” 一年结束的那一天称为除日，又称为岁夕，也称为除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〇岁〕 《礼记·月令》说：“太阳运行到了终点，月亮运行到了终点，星辰回到天上的原位，历数将要接近终点，一年将要更换而重新开始。”张衡《东京赋》说：“年终举行大傩。”《晋书·循吏·曹摅传》说：“岁夕，曹摅巡视监狱。”《荆楚岁时记》说：“年末，家家准备菜肴，到迎接旧岁的地方去迎接新年；人们聚集在一起尽情饮酒，留下过年饭，直到新年十二日才把它扔到街巷中，认为这样可以送走旧的、迎来新的。”《事文类聚》称引《风土记》说：“除夜祭祀祖先，事情办完后，男女聚在一起饮酒，互相祝颂后散去，称为分岁。”《北齐书》说：“季冬的晦日，选取贵族子弟，戴红色头巾，穿黑色单衣，手执鼗鼓，共一百二十人，在宫禁之中驱逐恶鬼；这一天戌时夜里三次唱报，打开各里坊的门。”

译冬至后四十六日就是立春。《周书·时训解》说：“立春这一天，东风使冰冻解开；再过五日，蛰伏的虫子开始活动；再过五日，鱼游到冰面上。”考察各书引用的《易通卦验》说法，与《时训解》有时不同；如今根据《月令》、吕不韦等书考察，应当以《时训解》为准。《淮南王书》说：“大寒后十五日，斗柄指向报德之维，这时阴气沉入地下，所以说距离冬至四十六日就是立春；阳气使冰冻解开，音律与南吕相应。”考察《天文训》所说，都源自《孝经纬》。又考察《太平御览》称引《皇览》所载散佚的礼书说：“距离冬至四十五日，天子在东堂迎接春天。”《初学记》称引《孝经纬》说：“周天有七衡六间，这一天是立春。”又称引《易通卦验》说：“立春时，条风到来。”宋均注说：“条风，就是使万物条达的风。”《孝经钩命决》说：“立春时，命令门户不要关闭门闩，以迎接春天的精气。”《续汉书·礼仪志》说：“立春这一天，颁下宽大处理的诏书，诏告三公：‘正值春天从事农作，应当慎重对待事情的开始和细微之处；因行动而获罪的人，除死罪以外，暂且不要审查追究，都要等到麦收后再退除贪残之人、进用柔良之士；应当任用的人，按照旧例处理。’” 注引《月令》说，命令宰相布施恩德、发布和缓的政令；蔡邕说：“这就是这个诏书所说的事情。”《荆楚岁时记》说：“立春这一天，把彩纸全部剪成燕子的形状，佩戴在身上，并张贴‘宜春’二字。” 再过十五日是惊蛰，汉代称为雨水。《周书·时训解》说：“惊蛰这一天，水獭开始祭鱼；再过五日，大雁归来；再过五日，草木开始萌芽生长。”《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寅位，就是雨水，音律与夷则相应。”考察可知，汉代开始把雨水作为正月节气。《汉书·律历志》说：“营室十四度，是惊蛰。”注说：“如今称为雨水。降娄初，奎宿五度，是雨水。”注说：“如今称为惊蛰。”就是这个意思。再过十五日是雨水，汉代称为惊蛰。《周书·时训解》说：“雨水这一天，桃花开始开放；再过五日，黄鹂鸣叫；再过五日，鹰变成鸠。”《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甲位，雷声响起，就是惊蛰，音律与林钟相应。” 再过十五日是春分。《周书·时训解》说：“春分这一天，燕子飞来；再过五日，雷声开始发出；再过五日，开始出现闪电。”《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卯位的中间，像墨绳一样直，所以称为春分；这时雷开始活动，音律与蕤宾相应。”《周礼》说：“春分这一天，祭祀马祖。”考察《说文》说：“龙在春分时升上天空，在秋分时潜入深渊。马属于龙这一类，所以在龙开始升天的日子祭祀马祖。”《晋书·礼志》说：“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上奏，春分祭祀厉殃并举行禳祭；诏书说：‘不在祭祀典制中的，全部废除。’”《太平御览》称引《齐民月令》说：“春分这一天不杀生。” 再过十五日是谷雨，汉代称为清明。《周书·时训解》说：“谷雨这一天，桐树开始开花；再过五日，田鼠变成鴽鸟；再过五日，彩虹开始出现。”《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乙位，清明风到来，音律与仲吕相应。”考察刘歆《三统历》说：“谷雨是三月节，清明是中气。”这与《时训解》相同；但《淮南王书》等把清明列在谷雨之前，所以《汉书·律历志》说：“大梁初，胃宿七度，是谷雨。”注说：“如今称为清明。昴宿八度，是清明。”注说：“如今称为谷雨。”就是这个意思。再过十五日是清明，汉代称为谷雨。《周书·时训解》说：“清明这一天，浮萍开始生长；再过五日，斑鸠鸣叫并梳理羽毛；再过五日，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辰位，就是谷雨，音律与姑洗相应。”《周书·周月解》说：“春季三个月的中气是惊蛰、春分、清明。”孔晁注说：“旧本写作雨水、春分、谷雨，不是古代的法则。”《史记·律书》说：“清明风，处在东南方的边角。”《楚辞·九怀》说：“暮春时节阳光明亮。”王逸章句说：“三月气候温和，空气清爽明净。” 再过十五日是立夏。《周书·时训解》说：“立夏这一天，蝼蛄和蝈蝈鸣叫；再过五日，蚯蚓出土；再过五日，王瓜生长。”《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常羊之维。”这时春分的时段结束，所以说经过四十五日就是立夏。大风经过，音律与夹钟相应。再过十五日是小满。《周书·时训解》说：“小满这一天，苦菜开花；再过五日，靡草枯死；再过五日，小暑到来。”《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巳位，就是小满，音律与太蔟相应。”《三礼义宗》说：“小满作为中气，是因为万物生长，稍微充实而未完全饱满，所以称为小满。” 再过十五日是芒种。《周书·时训解》说：“芒种这一天，螳螂出生；再过五日，鴂鸟开始鸣叫；再过五日，反舌鸟不再鸣叫。”《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丙位，就是芒种，音律与大吕相应。”《三礼义宗》说：“五月芒种作为节气，是说这个时节可以播种有芒的谷物，所以称为芒种。”《宋书·循吏·阮长之传》说：“当时郡县把田租俸禄以芒种作为分界；在此以前离任的，一年的秩禄都归前任；在此以后离任的，一年的秩禄都归后任。元嘉末年才开始改变这一规定，按月份分配俸禄。阮长之离开武昌郡时，继任者还没有到，于芒种后一天交出印绶。” 再过十五日是夏至。《周书·时训解》说：“夏至这一天，鹿角脱落；再过五日，蝉开始鸣叫；再过五日，半夏生长。”《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午位，这时阳气达到极盛。所以说经过四十六日就是夏至，音律与黄钟相应。”《北堂书钞》称引《孝经纬》说：“周天有七衡，夏至日运行在内衡。”又称引《春秋·感精符》说：“冬至日形成天文，夏至日形成地理。”《续汉书·礼仪志》说：“夏至这一天，疏浚水井并更换井水。”考察《春秋考异邮》说：“夏至时井水涌动，所以在这一天更换井水。”《三礼义宗》说：“夏至作为中气，‘至’有三个含义：一是说明阳气达到极点，二是帮助阴气开始到来，三是说明太阳运行的征兆，所以称为至。”《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节这一天吃粽子。这一天取菊花烧成灰，用来防止小麦生虫。”

译再过十五日是小暑。《周书·时训解》说：“小暑这一天，温风到来；再过五日，蟋蟀居住在墙壁中；再过五日，鹰开始学习飞翔。”《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丁位，就是小暑，音律与大吕相应。”《三礼义宗》说：“六月把小暑作为节气，是用与大暑相对照的方式命名的；因为有大暑，所以称为小暑。六月初，暑气还没有达到极点，所以以‘小’命名。大暑作为中气，是因为从十一月一阳爻从地下向上出现，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贯通上升，阳气一同向上涌出。大暑已经达到极点，所以把它作为暑气的中气。” 再过十五日是大暑。《周书·时训解》说：“大暑这一天，腐草化为萤火虫；再过五日，土地湿润而暑气浓重；再过五日，大雨按时降下。”《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日，斗柄指向未位，就是大暑，音律与太蔟相应。”《通典》说：“后汉制度规定，太史每年上报当年的历书；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通常诵读五时月令。”《周书·周月解》说：“夏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小满、夏至、大暑。” 再过十五日是立秋。《周书·时训解》说：“立秋这一天，凉风到来；再过五天，白露降下；再过五天，寒蝉鸣叫。”《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背阴一面的维位，这时夏季结束。”所以说：“经过四十六天便是立秋，凉风到来，音律应夹钟。”《三礼义宗》说：“七月立秋所说的‘秋’，有收敛、紧缩的意思。” 再过十五天为处暑。《周书·时训解》说：“处暑这一天，老鹰开始捕食鸟类并陈列祭祀；再过五天，天地开始肃杀；再过五天，庄稼成熟登场。”《桉月令》和《吕氏春秋》都写作“农民开始收获谷物”。《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申位，就是处暑，音律应姑洗。《国语》说：“处暑已经到来，蝱虫已经很多。” 再过十五天为白露。《周书·时训解》说：“白露这一天，大雁和鸿雁飞来；再过五天，燕子归去；再过五天，群鸟储藏食物。”《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庚位，白露降下，音律应仲吕。” 再过十五天为秋分。《周书·时训解》说：“秋分这一天，雷声开始收敛，不再响起；再过五天，蛰伏的虫子封闭洞口；再过五天，水开始干涸。”《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酉位的中央，与绳墨相平，所以叫秋分。雷声告诫蛰虫，方向朝北，音律应蕤宾。”《文子》说：“老子认为天地之气没有比和气更重要的；阴阳调和，昼夜平分，所以万物在春分时生长，在秋分时成熟。” 再过十五天为寒露。《周书·时训解》说：“寒露这一天，鸿雁前来；再过五天，麻雀进入大水变成蛤蜊；再过五天，菊花开出黄色的花。”《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辛位，就是寒露，音律应林钟。再过十五天为霜降。《周书·时训解》说：“霜降这一天，豺狼开始陈列捕获的野兽进行祭祀；再过五天，草木变黄凋落；再过五天，蛰伏的虫子全都俯伏。”《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戌位，就是霜降，音律应夷则。”《周礼正义》称引《韩诗》说：“古时霜降时迎娶女子，冰融化时便停止。”《周书·周月解》说：“秋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处暑、秋分、霜降。” 再过十五天为立冬。《周书·时训解》说：“立冬这一天，水开始结冰；再过五天，土地开始冻结；再过五天，野鸡进入大水变成蜃。”《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蹏通这一维位，于是秋季结束，所以说经过四十六天便是立冬，草木全部死亡，音律应南吕。考察《易通卦验》说：“立冬时，不周风到来，水开始结冰。”《符瑞图》却说：“立冬时，北方的广莫风到来。”现在考察《淮南王书》，广莫风之后才是不周风，四十五天后才到来。《符瑞图》的说法是错误的。再过十五天为小雪。《周书·时训解》说：“小雪这一天，彩虹隐藏而不再出现；再过五天，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再过五天，天地闭塞，冬季形成。”《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亥位，就是小雪，音律应无射。”《三礼义宗》说：“十月小雪作为中气，是因为气候次序转为寒冷，雨变成雪，所以把小雪定为中气。” 再过十五天为大雪。《周书·时训解》说：“大雪这一天，鹖鴠鸟不再鸣叫；再过五天，老虎开始交配；再过五天，荔挺草生长。”《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壬位，就是大雪。”音律应应钟。《厯义疏》说：“大雪是十一月的节气，是本月初始的气。意思是太阴之气把大水凝结成雪，所以叫大雪。” 再过十五天为冬至，又称亚岁。《周书·时训解》说：“冬至这一天，蚯蚓蜷曲；再过五天，麋鹿的角脱落；再过五天，水泉开始涌动。”《淮南王书》说：“斗柄指向子位，就是冬至，音律应黄钟。”《续汉书·礼仪志》说：“冬至钻燧改火。”《北堂书钞》称《孝经纬》说：“冬至这一天，太阳在外衡牵牛宿的起始处。”《说文》说：“冬至时，斗柄指向子位，夜半时分加午。”《宋书·礼志》说：“冬至朝贺、祭祀，都依照元旦的礼仪。又说，这些礼仪仅次于岁朝。考察魏晋时期，礼仪有大小之分：元旦称为大会，冬至称为小会。”《晋书》和《宋书》的《礼志》中也有记载。《厯义疏》说：“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所谓冬至，就是到了极点。太阴之气上升到阳气之上，太阴之气向下到达大地的极点，寒气已经达到极点，所以叫冬至。”《北堂书钞》称《西域诸国志》说：“天竺以十一月十六日为冬至，这时麦子抽穗；以十二月十六日为腊，这时麦子成熟。” 再过十五天为小寒。《周书·时训解》说：“小寒这一天，大雁向北飞；再过五天，喜鹊开始筑巢；再过五天，野鸡开始鸣叫。”考察《淮南·天文训》说：“冬至时，喜鹊开始筑巢。”这与《时训解》略有不同。《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癸位，就是小寒，音律应应钟。《三礼义宗》说：“十二月以小寒为节气，是因为它在形态上表现为大寒的前兆，所以称为‘小’，意思是这时寒气还没有达到极点。”

译再过十五天为大寒。《周书·时训解》说：“大寒这一天，母鸡开始孵育；再过五天，猛禽变得凶猛迅疾；再过五天，水泽的中心完全冻结。”《淮南王书》说：“再过十五天，指向丑位就是大寒，音律应无射。”《三礼义宗》说：“大寒作为中气，是小寒的进一步表现，所以称为‘大’。十一月阳爻初次萌生，到这时阴气才开始彻底消退，出于地面的阴气完全消尽，寒气都聚集在上面，寒气逆行达到极点，所以叫大寒。”《周书·周月解》说：“冬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小雪、冬至、大寒。” 《卷施阁文甲集》第三卷。阳湖洪亮吉撰学。解释“舟”。“{俞-月+舟}”称为舟。“船”字，《说文》说是舟，船就是舟（《毛传》同）。{俞-月+舟}是把木头挖空制成的舟。字形从“亼”，因为舟字从“巜”，而“巜”表示水。考察，此字有时写作“{舟兪}”，是俗字。《方言》说：“函谷关以东，有的地方把它称为舟。”《释名》说：“舟，是说它周流运行。”考察《淮南王书·泛论训》说：“于是挖空木头，制成方形木板作为舟航。”高诱注说：“窬，就是空；‘{俞-月+舟}’和‘窬’二字音义都相通。”所以徐锴《说文系传》说：“‘亼’表示两个字形合在一起的意思；{俞-月+舟}字也有穿空的意思，这是会意字。” 通称叫作“{木叟}”。《说文》说，{木叟}是船的总称，《玉篇》也这样说。徐铉等说：“如今俗字另写作‘艘’，是不对的。”《汉书·沟洫志》说：“从河南以东征发漕船五百{木叟}。”考察《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说：“晋国的竹子十廀。”注说：“廀应当写作搜。”《汉书·沟洫志》又作“漕船五百搜”。因此，{木叟}又通作“搜”，也兼写作“廀”。《说文》说：“廀，是水槽和仓。”意义也相通。《艺文类聚》称《太公六韬》说：“武王讨伐殷，先从黄河出发，吕尚担任后军将领，带领四十七{木叟}船渡过黄河。” 又称为船。《说文》说：“船，就是舟。”考察这就是转注字。《方言》说：“舟，函谷关以西称为船。”《释名》说：“船，是沿循的意思，沿着水行驶。”《艺文类聚》称《韵集》说：“船，就是舩。”考察“舩”只是“船”的异体字，字书有时分作两个字，其实不对。又称为“{舟关}”，又称为“{舟兆}”。《尔雅》说“{舟关}”就是“我”，《说文》意义相同但没有解释。{广雅}说“{舟兆}”就是舟。《玉篇》说“{舟关}”是天子的称谓。考察《淮南王书》说：“想要同外物接触而尚未形成{舟关}兆。”《文选》注引用许慎的注释说：“{舟关}就是兆。”{舟关}兆应当是转注字，所以把舟称为{舟关}，又称为{舟兆}。又《广韵》说“{舟关}”的古文写作“{舟炎}”，那么也可能是取削木制楫的意义造字，所以从舟。《易》说“削木制成船桨”，“剡”本来也写作“掞”。又称为舺。《广雅》说：“舺，就是舟。”考察“舺”字，《说文》和《玉篇》都没有，应当写作“柙”，这是古今通用的字。又称为艑。《广雅》说：“艑，就是舟。”《华严经音义》称《通俗文》说：“吴地的船叫艑。”《广韵》也相同。《玉篇》说：“艑，是小船。”考察《荆州记》说：“湘州七郡出产大艑，都能装载万斛。”又《水经注》说：“赣水又流经谷鹿洲，这里过去是制造大艑的地方。”宋代臧质《石城乐》也说：“大艑载三千人，渐水深一丈五尺有余。”可见艑也不只是小船。又称为舽。《广雅》说：“舽，就是舟。”《玉篇》说：“舽是吴地的船。”又有“舽”“艭”。考察，依《说文》应写作“栙”。又称为舡。《汉书·古今人表》有晋国舡人固来；《广雅》说舡就是舟，《玉篇》也相同。又称为艛。《广雅》和《玉篇》都说这是船名。《琼州图经》说，文昌县有焚艛山，靠近大海。汉代楼船将军杨仆征讨黎地到这里时，烧船登岸，因此得名。考察旧书没有“艛”字，怀疑是当地人把“楼船”二字合成一字，后人于是造出这个字。《吴越春秋》说越国有楼船卒。汉武帝《秋风辞》说：“驾着楼船渡过汾河。”可见楼船的制度自古就有。《通典》又说，楼船是在船上建造三层楼阁。又称为“{舟契}”，又称为“{舟其}艃”。《广雅》和《玉篇》都说这是船名。又称为余皇。《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楚国大败吴军，缴获了吴军的乘舟余皇。”《广雅》《玉篇》说：“艅艎，都是船名。”又说：“艎，是吴地的船。”郭璞《江赋》说：“漂浮着飞云船，运行着艅艎。”《抱朴子》说：“艅艎、鹢首，是渡水的良好器具。”考察《说文》没有“艅艎”二字，二字最早见于新附字；现在仍依《左传》写作“余皇艎”，又另有写作“{舟黄}”的。又称为艒{舟宿}。《方言》说：艖称为艒{舟宿}，小艒{舟宿}称为艇。考察，既然艇是小舟，那么艒{舟宿}的形制应当介于大小船之间。《广雅》说：“艒{舟宿}，就是舟。”《玉篇》也相同。《未书·吴喜传》说：“从西边回来，大艑、小艒，以及草船，钱米布帛绢都装载其中，没有一条船不是满的。”（这是不同名称的通用情况。）《类篇》说“{舟畐}是大船”。考察“{舟畐}”应当就是“艒”字。又称为“{舟永}”，又称为“{臣妻舟}”，又称为“{舟尞}”，又称为“{舟斿}”，又称为“{舟龙}”。《玉篇》收有“{舟龙}”字。《广韵》说：“{舟龙}是上面安有篷盖的小船。”考察《淮南玉书·修务训》说：“水断龙舟。”高诱注说：“龙舟，是大船。”这个“{舟龙}”字，怀疑是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字。《隋书》也把战舰称为水龙。《玉篇》又有“{龙舟}”字，说是用竹叶制成的“{龙舟}”船；怀疑这也是“{舟龙}”字重复出现。有人又说“{龙舟}”就是“{舟习}”，现在一并附记于此。又称为“{舟吴}”。考察，怀疑这也是把“吴舟”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又称为“{舟岂}”，又称为“{舟弟}”，又称为“{舟戚}”，又称为“{舟今}”。《玉篇》又另列“{舟岺}”字，这是不对的。又称为“{舟兼}”，又称为“{舟星}”，又称为“{舟复}”，又称为“{舟彻}”，又称为“{舟乇}”，又称为艧。梁代江淹的诗说：“在方形水面上驾着金制的艧船。”以上各字都见于《玉篇》。又称为柅。《玉篇》说，柅是船名。

译“{舟泛}”称为舷。见《广雅》。《五戒相经音义》称引《埤苍》说：“舩，就是舷，也叫{舟泛}。”《玉篇》说：“{舟泛}就是舷。”又有“船舷”一称，《广韵》也相同。王逸《楚词章句》说：“舩，就是舷。”洪兴祖补注说：“舷，是船的边缘。”《北堂书钞》称引《会稽典录》说：“杨桥上谏言：‘我听说，曾子叩击船舷，易水中的鱼听见后潜入深渊，鸟儿受惊而飞上高空。’”郭璞《江赋》说：“吟咏采菱之歌并敲击船舷。”考察，这些材料都是洪兴祖所依据的。“{舟仑}”称为桄。见《广雅》。《玉篇》说：“{舟仑}，就是船。”考察，现在把船旁的木料称为桄，也写作“{片黄}”。船身长而薄的称为艜。见《方言》。《广雅》说：“艜，就是舟。”《玉篇》说：“艜，是艇船。” 船身短而深的称为“{舟符}”。见《方言》郭璞注：“如今江东把艖{舟符}称为……”《玉篇》相同。《广雅》说：“{舟符}，就是舟。”《小尔雅》说：“小艇叫作{舟符}。”《梁书·羊侃传》说：“起初赴衡州时，在两艖{舟符}之间建起三间相通、横跨水面的斋舍。” 又称为“{舟步}”。《集韵》说：“{舟步}是短而深的船。”《陈书·侯景传》说：侯景于是用{舟叉}{舟步}装载石头，沉入水中堵塞淮口。《资治通鉴》说：侯景召来石头津主张宾，让他引领淮河中的般{舟步}以及海艟。小而深的船称为“{舟卭}”。《方言》说：“小而深的船称为{木巩木}。”郭璞认为这就是长舼。考察，“{舟邛}”和“舼”本来是一个字，大概正字应作“舼”，通行字作“{舟邛}”。现在《玉篇》又分别列出“{舟巩木}”和“{木巩木}”两个字，更不对。怀疑《方言》原本也是后人依据《玉篇》追改的。现在姑且按照其意义分列两种写法。大船称为橃。《说文》说：“橃，是海中的大船。”徐铉说：“如今俗字另写作筏，不对。”《广雅》说：“{舟发}，就是舟。”《玉篇》说：“{舟发}，是大船。”《华严经音义》称：“《通俗文》中‘筏’写作{舟发}。”《韵集》说：“筏写作橃，读音同‘扶月’切。”考察，{舟发}和筏都是俗字，都应当写作橃。另有相关条目。又称为欚。《说文》说：“欚，是江中的大船名。”《广雅》说：“{舟蠡}，就是舟。”《玉篇》说：“{舟蠡}，是大船。”考察，“{舟蠡}”是俗字，应当写作欚。《方言》说：“东南丹阳、会稽之间，把艖称为欚。”考察，《方言》所说艖是小舸，欚与艖相同，那么欚也不全是大船。另有相关条目。又称为般。《方言》说：“般，就是大的意思。”《玉篇》说：“般，是大船。”另见其他条目。又称为舸。《方言》说：“南楚江、湘一带，凡是大船都称为舸。”《玉篇》说：“舸，就是船。”左思《蜀都赋》说：“大船首尾相连。”李善注说：“大船叫舸。”考察《三国吴志·董袭传》说：“董袭乘坐大舸船，冲入蒙冲船阵。”《南齐书·王敬则传》说：“高道庆乘舸{舟习}在江中，迎战。”这些都是舸指大船的证据。然而裴松之注《三国志》王朗传，引用《江表传》说：“刘备乘一只单舸前往见周瑜。”《风土记》说：“船舸单独乘坐，所以单船也称为舸。”《说文》没有“舸”字，见于徐铉新附。又称为艬。《广雅》说：“艬，就是舟。”《玉篇》说：“艬，是大船。” 又称为舶。《华严经》音义称引吕忱《字林》说：“舶，是大船。”现在江南航行于海上的船称为舶，昆仑和高丽都乘坐这种船；大的能装载万斛。又称引《埤苍》说：“舶，是大船。”《玉篇》也相同。又称引《通俗文》说：“晋地的船叫舶。”（《初学记》引用时没有“船”字。）大的舶船长二十丈，能载六七百人。考察《水经注》说，孙权装备大船，命名为长安，也称大舶，就是这种情况。俗字另写作艊，不对。又称为“{舟弗}”，又称为“{舟榻-木}”。《玉篇》说“{舟弗}”是大船；《集韵》说“{舟榻-木}”是有两个船槽的大船。梁元帝《吴趋行》说：“什么时候乘{舟榻-木}船归来？”考察，另写作“{舟翕}”是不对的。《陈书·侯安都传》说：“坐在{舟榻-木}船中，掉进放置船橹的井中，当时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又说王子晋等人曾假装乘小船，靠着{舟榻-木}船钓鱼。又称为“{舟句}{舟鹿}”。《广雅》说“{舟句}{舟鹿}”就是舟，《玉篇》也相同。《集韵》说“{舟句}{舟鹿}”是大艑。《北堂书钞》说，豫章城西有{舟句}{舟鹿}洲（《水经注》写作谷鹿洲），就是吕蒙制造大艑的地方。考察《吴志》说，吕蒙袭击关羽到寻阳时，把精锐部队全部埋伏在{舟冓}{舟鹿}中，因此{舟句}{舟鹿}又通作{舟冓}{舟鹿}。又称引杨泉《物理论》说：“工匠往来于河海之间，制造{舟句}{舟鹿}来浮渡大河。”《太平御览》称引《杂字解诂》说：“{舟句}{舟鹿}是杂船。”

译小船称为刀。《毛诗·河广》说：“竟然连一只刀船也容不下。”郑康成笺说：“小船叫刀。”考察《诗正义》和《释文》都说：《说文》写作“{舟周}”。现在考察《说文》没有“{舟周}”字，怀疑陆德明等人误把《释名》《玉篇》等书当成《说文》来记录。这类错误还有很多，这里姑且附带记下。《释名》说：装载三百斛的船叫“{舟周}”，{舟周}是貂的意思，貂有短的意思；江南称这种船短而宽，安稳而不倾覆。考察近人校订《释名》时，误把《说文》的“{舟刂}”与“{舟周}”合为一字，不知道《说文》的“{舟刂}”从“刖”省形，读音像“兀”，读音既不同，而且这里说“安稳而不倾覆”，《说文》却说“{舟刂}”是船行不稳，意义也相反。现另见相关条目。又《诗正义》引用《说文》说“{舟周}是小船”，不知道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广雅》说“{舟周}，就是舟。”《初学记》称引《埤苍》说“{舟周}是吴地的船，读音为雕。”《集韵》说有的写作“{舟周}”，通作刀，也有写作“{舟召}”的。《广韵》说“{舟召}”是吴地的船。考察《一切经音义》引用《方言》说：“小艒{舟宿}称为艇。” 郭璞说：艇就是“{舟周}”，读音为刀。这与今本《方言》不同，或许另有依据；但“刀”是正字，舠、{舟召}、{舟周}都是刀的异体字。（《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引用《释名》时，都写作舠。《玉篇》说：“舠，是小船。”） 又称为艖。《方言》说：“小舸称为艖。”郭璞说：“如今江东称艖，是船底较小的船。”《玉篇》说：“艖，是小舟。”考察，另写作“{舟叉}”是不对的。又称为艇。《方言》说：艖称为艒{舟宿}，小艒{舟宿}称为艇。郭璞注说：“艇，就是{舟同}。”《释名》说：装载二百斛以上的船称为艇，它的形状笔直挺长，是一人或两人驾驶的船。考察《说文》没有“艇”字，应当写作“挺”才对。《广雅》说：“艇，就是舟。”《北堂书钞》称引《说文》说：“艇，是小船，形状狭而长。”考察“艇”字见于《说文》新附，但《北堂书钞》引用《说文》如此，徐铉或许另有依据。《小尔雅》说：“小船称为艇，艇中更小的称为{舟符}。”高诱《淮南王书》注说：“蜀地的艇，是用一块木板制成的船，就像今天的豫章船。” 又称为舼。《方言》说：“小而深的船称为{木巩木}。”郭璞认为这就是长舼。《广雅》说：“舼，就是舟。”《玉篇》说：“舼，是小船。”{舟巩木}与它相同。马融《广成颂》说：“连接着舼舟。”李贤注说：“舼，是小舟。”傅玄《正都赋》说：“越地的舼船漂浮，吴地的船桨划行。” 又称为艚。《玉篇》说：“艚，是小船。”考察《宋书·武帝纪》说：卢循有八艚舰九艘，建成四层，高十二丈。又说垣护之跟随王元谟进入黄河，敌军全都把元谟水军的大艚船用三重铁锁连起来，想要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可见艚有大有小，并不全是小船。《宋书·恩幸传》的评论又说：“南方的金银和各种皮毛到来，全都装在方形艚船中。”考察《说文》没有“艚”字，怀疑它就是“漕”字的异体。《说文》说：“漕，是用水运送谷物；又是人所乘坐的东西以及船。”《宋书》所说“水军大艚”，与《玉篇》《广韵》所说“水运叫漕”也相合，后人或许去掉水旁改加舟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枚〕 又称为丽。《玉篇》说：“欐，是小船。”《庄子·秋水篇》说：“梁丽不能用来冲撞城墙。”司马彪注说：“梁丽，是小船。”考察裴松之注《三国志·王朗传》时称引《献帝春秋》说：孙策率军前往闽越讨伐王朗，王朗泛舟渡海想逃往交州，后来王朗对孙策的使者说：“只和老母亲一起乘一只欐船，流箭刚一交错，便丢下欐船而被俘。”这些话也是欐指小船的证据。丽、欐是古今通用字。《佛本行赞经音义》也说：“攦，是小船。”攦应当是欐字的异体。又称为“{舟了}”。《玉篇》说：“{舟了}，是小船。”《梁书·王僧辩传》说：“侯子鉴等率领一万多步兵和骑兵在岸上挑战，又用鸼{舟了}一千艘装载泥土，两边都配有八十支桨。”考察，《玉篇》没有“鸼”字，应当写作“鸟了”，“鸟”大概是说它小。又称为干舟。高诱《淮南王书》注说：“干舟，是小船。”（通异名）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大船。又称为舴艋。《广雅》说：“舴艋，就是舟。”《玉篇》说：“舴艋，是小船。”考察《南齐书·张敬儿传》说：“张敬儿乘舴艋渡江，遇到风，船翻覆。”又说：“皇帝与豫章王萧嶷在曲水举行了三日宴会，一只舴艋漂到御座前翻沉。”这些都可以证明舴艋是小船。战船称为蒙冲。《释名》说：“船身外形狭长的叫艨冲，因为用来冲撞敌船。”《广雅》说：“艨朣，就是舟。”《玉篇》说：“艨艟，是战船。”考察，字应当写作蒙冲。《吴志》说：“董袭讨伐黄祖时，黄祖横列两艘蒙冲船夹守沔口。后来周瑜在赤壁迎击曹操，部将黄盖取出数十{木叟}蒙冲斗舰，装满柴草。”《陈书·侯瑱传》说：“用牛皮蒙住蒙冲小船，用来撞击敌舰。”《广韵》说：“艟，是短船的名称。” 又称为“{舟氐}艡”。《广韵》称《字林》说：“{舟氐}艡，是水战船。”《玉篇》说：“{舟氐}艡，是战船。”考察《广雅》写作“{舟互}艡”，或许是因字形相近而误写。又称为斥候。《释名》说：装载五百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的船，叫作斥候，用来观察敌人的进退。军队行进时处在前面的船称为先登。《释名》说：军队行进时处在前面的叫先登，因为它驶向敌军阵列。《初学记》称引《晋令》说，水战有飞云船、苍隼船、先登船、飞鸟船。刘逵说：“飞云，大概是海吴楼船的名称。”考察，这一类异名还有很多，不能全部记录，姑且附记在这里。在船底安置戈的船称为戈船。张晏《汉书》注说：“越人在水中背负人渡水，船又有蛟龙伤害人的危险，所以在船底安置戈，因而以此命名。”考察，臣瓒引用《伍子胥书》说：“有戈船用来装载干戈。”《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说：“戈船三百艘。”可见戈船的形制并非始于汉代。轻便的船称为“{舟青}”。《玉篇》说：“{舟青}，是轻船。”《广韵》相同。

译又称为艓。《宋书·邓琬传》说：“刘胡派陈绍宗、陈庆率领二百艘轻艜、五十艘大舰，驶出鹊尾外挑战。”《南齐书·柳世隆传》说：“一万艘轻艓。”《隋书·来护儿传》说：“杨素命来护儿率领数百艘轻艓，直接登上江岸。”《戴暠·钓竿篇》说：“用荷花装饰小艓。”考察，本篇收录的字到《玉篇》为止；只是“艓”“{舟步}”等字，已经见于《宋》《齐》《梁》《陈》等书，所以也一并收入。怀疑“艓”属于“牒”字的异体。又如今的类书引用《方言》说：“南楚称艓为{木巩木}。”但今本《方言》中没有这句话。轻便而迅疾的船称为赤马。《释名》说：轻快的船称为“赤马舟”，因为船身全红，行驶快如奔马。崔豹《古今注》说：孙权时把大船称作“赤马”，说它行驶如马在陆地上奔驰。小船又称“驰马”。《北堂书钞》引《江表传》说：孙权把大船称为“马”，说它飞驰如马在陆地上奔跑。又引杜预表称，长史刘循治理洛阳以东的运河时，曾使用“赤马”。考察刘熙也是汉末三国时人，他所说的“赤马舟”，应当就是指孙权所造的船。《抱朴子》所说“水马飞凫”，意思也相同。子船称为“{舟习}”。《玉篇》说：“{舟习}，子船。”（《通异名》）《集韵》说：“覆盖船的器具，也称作{舟习}。” 用木材合成的船称为“{舟同}”，又称为“艬”。《广雅》说：“艬，{舟同}船。”《初学记》称引周迁《舆服杂事》说：那人想轻便出行，就乘坐海{舟同}，即用木材合成的船。《广韵》说：“艬”，就是合木船。编竹制成的船称为“{▯寻}”。《玉篇》说：“{▯寻}，竹子长达千丈，用来制作大船，生长在海边。” 运船称为“{舟胃}”。《玉篇》说：“{舟胃}，运船。”《广韵》相同。《广韵》又说：“{舟突}，钓船。”附录在这里。海中的船称为“橃”。见上文。《玉篇》说：“橃，海中的大船；也是泭。”又写作“{舟发}”。考察《玉篇》把“橃”和“{舟发}”分作两个字；这并不是下文“欚、{舟蠡}”那样的情况。又称为“{木叟}”。见上文。《艺文类聚》引《韵集》说：“艘，海中的大船。” 又称为“舶”。见上文。《广韵》说：“海中的大船。”《集韵》说：“蛮夷在海上航行的船叫舶。” 又称为“{雨舟}”。《玉篇》说：“{雨舟}，海船。” 又称为“艆”，又称为“{舟刍}”。《初学记》引《稗苍》说：“海中的大船叫艆、{舟刍}。”《玉篇》说：“艆，海船；{舟刍}，船。”《广韵》说：“艆，海中的大船；{舟刍}，海船的名称。” 江中的船称为“欚”。见上文。考察《初学记》引《说文》说：“江中的船叫{豚虫}，音为‘礼’，大概就是‘蠡’字的错误。”《玉篇》说：“欚，江中的大船。”又写作“{舟蠡}”。又称为“{舟兆}”。见上文。《广韵》“艞”字下说：“江中的大船。”考察“艞”又是“{舟兆}”字的异体。《礼部韵略》在“{舟舀}”字下引《广雅》说：“{舟舀}，舸船。”如今考察《广雅》也没有“{舟舀}”字，只有“艞”字。曹宪在《韵略》中读作“滔”，大概就是因此而误。《广韵》也没有这个字。船上的装饰称为“{舟番}”，又称为“{舟日}”。《玉篇》说：“{舟番}、{舟日}，船的装饰。”考察《广韵》没有“{舟番}”“{舟日}”这两个字。装载很多东西称为“{舟富}”。《玉篇》说：“{舟富}，音为‘富’。”《类篇》说：“船装载得多。”考察这大概是望文生义，因为《玉篇》有这个字，所以记录在这里。编木渡水的工具称为“泭”。《诗经·周南》说：“不可方思。”毛传说：“方，就是泭。”《释文》说：“泭，另有版本写作{氵符}，又写作桴，有的写作柎，又写作坿。”考察《广雅》《玉篇》又写作艀，都是俗字。《说文》说：“泭，把木材编起来用以渡水。”《玉篇》相同。《楚辞·九章》说：“乘着汜泭顺流而下。”王逸《章句》说：“把竹木编成泭，楚人称为泭，秦人称为拨。”《三国志·吴志·徐夫人传》说：“砍伐芦苇制成泭，帮助船只渡军。”裴松之注说：“音为‘敷’。” 泭称为“箄”。见《方言》《广雅》：“{▯稗}，筏。”《玉篇》写作“箄”，又写作“{▯渒}”。《诗经》释文引郭璞说：“木制的叫{▯渒}，竹制的叫筏，小筏叫泭。”《华严经音义》说：“如今把竹木编起来在水上运输，叫作{▯渒}；秦人称为筏，江东称为{▯渒}。”又说：“北方人称筏，南方称{▯渒}，意思相同。”《北堂书钞》又引《东观汉记》说：张堪任蜀郡太守时，公孙述攻打他，三百人砍竹制成椑，渡过水后终于免难。因此这个字又写作“椑”。《后汉书·岑彭传》说：“乘着枋箄顺流下江关。”《邓训传》说：“把皮革缝成船，放在箄上渡河。”李贤注说：“箄，木筏。”考察《说文》没有“{▯稗}”字，现依《后汉书》写作“箄”。箄称为“筏”。《方言》说：“{▯稗}叫作筏。‘筏’是秦、晋地区通用的说法。”马融《论语注》说：“桴，用竹木编成；大的叫栰，小的叫桴。”《玉篇》说：“筏，就是箄。”考察“拨”“筏”二字，《广雅》《玉篇》已经分别收入，所以现在按照意义分列。又《大般涅槃经》把“筏”写作“栰”，元应注说：“经文从木写作栰，不是正确字形。”《韵集》又写作“拨”，意义也相通。《通典》说：“军队行军渡水，还有蒲栰、苇栰。” 箄的中部称为“荐”。《方言》说：江淮地区，家中使用的箄的中部称为“荐”，音为“荐”。疏证说：“荐”，各本误作“符”，今订正。泭中较小的称为“桴”。马融《论语注》说：“小的叫桴。”韦昭《国语注》相同。《长阿含经》音义说：“小泭叫桴。” 水中漂浮的木头称为“查”。《玉篇》说：“查，水中漂浮的木头。”《王嘉拾遗记》说：“尧时有巨大的查漂浮在西海。”考察又写作“楂”，又写作“槎”，都不是“又”字。《广雅》《玉篇》的“艖”字，应当就是“槎”字的异体；现在姑且依其意义分列。

译把船并列起来称为“方”。《尔雅》说：“舫，是船。”郭璞注说：“把两只船并在一起。”《释文》引樊光本作：“舫，写作坊。”《说文》说：“方，并船。字形像两只船省略船头后合并的形状。”又写作“汸”，说：“方，有的从水。”《太平御览》引《说文》又作“舫”，说：“并两船。”《北堂书钞》相同。因此“方”也通作“舫”。《战国策》说：“把船并列起来装粮食，沿江而下。”《史记·郦食其传》说：“蜀、汉的粮食，装在并列的船上顺流而下。”司马贞《索隐》说：“方船就是并舟。”考察由此可知，“舫”古代都写作“方”；但《张仪列传》说“舫船载卒”，小司马又说：“舫，音为‘方’。”可见二字也能互通。《大般涅槃经音义》引《通俗文》说：“连船叫舫，就是把两只船并在一起。”《玉篇》也相同。《后汉书·岑彭传》说：“乘枋箄下江关。”李贤注说：“枋，就是舫字，古代通用。”《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说：顾荣、纪瞻被征召，走到彭城时，看到王路被阻断，于是解开舫船，使它成为单舸后返回。《王浚传》说：“王浚于是制造大船，把船连接起来，宽一百二十步。”《宋书·臧质传》说：“第二天早晨，贼军又把方舫连接成浮桥。”考察《晋书·戴渊传》说：“陆机在舫船的屋上，远远地对戴渊说话。”《王廙传》说：“倚着舫楼长声啸歌。”这样看来，舫船的形制也像舰船一样，船上有屋，也有楼。方舟又称为“{方亢}”。《说文》说：“{方亢}，方舟。”徐铉说：如今俗字另作“航”，不是这样。《方言》说：从函谷关以东，有的把船称为舟，有的称为航。戴震疏证《后汉书·文苑传》说：“北{方亢}泾流。”注说：“{方亢}，就是渡船。”《方言》说，从函谷关以东，有的把舟称为航。《说文》中“{方亢}”在“方”部，如今流俗不理解它，把它同“杭”字混淆，是错误的。《淮南王书·主术训》说：“大的用来作舟航。”高诱注说：“把两只小船并在一起渡水叫航，杭与航相同。”《汜论训》又说：“于是削木制成方板来编成舟航。”注说：“船只相连叫航。”《说林训》说：“钓鱼的人乘杭船。”注说：“杭、航相通。”考察《集韵》说：“{舟行}，方舟。”群书没有这个字，只有《释文》首序说：“吴兴大{舟行}头盖。”大概又是“航”字的异体。如今考察“斻”“杭”虽分属不同部首，但古人通常通用，如《汉书·地理志》的余杭县，《吴兴记》说秦始皇在此舍舟登岸，因而得名，一直到《淮南王书》等书都是这样。“航”既是“{方亢}”的异体，若写作“{舟行}”，就是异体中的异体了。又考察《晋书·五行志》说：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师发生大水，朱雀大航的缆绳断了，三艘船流入大江。根据这一点，航就是今天的浮桥，不只是把两只船并在一起。《水经注》在浙江水条下说：剡县西面的渡口通往临海，把二十五只船并成桥航，所以《蔡谟传》说蔡谟经过浮航时，解下腰带，带着腰舟。《宋书·臧质传》说：贼军又把方航连接成浮桥；《水经注》所说成固县城北水上旧有的桁，就是这种情况。但也有把单船称为航的。《水经注》在浙江水条下说：剡县东南的两个渡口通往临海，把单船漂浮排列成浮杭。又称为“{氵横}”。《说文》说：“{氵横}，小渡口；又说，用船渡水。”《方言》说：“方舟称为{氵横}。”《玉篇》相同。郭璞说：“扬州人把渡口的舫船称为杭，荆州人称为{氵横}。”《广雅》说：“{氵横}，筏。”《太平御览》引《太公六韬》说：“天船，又名天横，用来渡过大水。”‘横’与‘{氵横}’古代字形相通。考察《成实论音义》说：“桄，古文作{牛黄}{片黄}两种字形，今作桄，音同古黄反切。”《广雅》说：“{舟仑}称为桄。”桄应当就是“{氵横}”字。《集韵》说：“{舟仑}，船前的桄。”《韵会》说：“{舟仑}{俞-月+舟}，船名，意义也相通。”现在仍依《说文》《广雅》分列，只在这里附记。船上有屋称为“槛”。《释名》说：“上下设置重叠的木板叫槛，四面设置木板来抵御箭石，里面像牢狱的栏槛。”《晋书音义》引《字林》说：“舰，有屋的船，音为‘槛’。”《玉篇》说：“舰，有板屋的船。”考察《说文》没有“舰”字，现在依《释名》写作“槛”。陆机《辨亡论》说：“前锋不过百舰。”《晋书·陶侃传》说：“陶侃于是把运输船改作战舰。”又说：“贼军钩住陶侃所乘的舰，陶侃危急，逃入小船。”《何无忌传》说：“卢循派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船舰全都建有重楼。”《北堂书钞》引《义熙起居注》说：“卢循新造八艚舰九艘，建有四层，高十余丈。”《宋书·循吏·杜慧度传》说：“杜慧度亲自登上高舰与卢循交战，发射火箭、雉尾炬，卢循的众多舰船都燃烧起来，军队同时溃散。”《宋书·王镇恶传》说：“所乘的都是蒙冲小舰，划船的人全在舰内。羌人看见舰船逆着渭水前进，舰外看不见划船的人，都以为是神。”《张兴世传》说：“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命沈攸之等率皮舰二十只进攻贼军的浓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枚〕 《通典》说：“斗舰，船上设置女墙，高可三尺；墙下开有供划桨用的孔，船内高五尺，又搭建棚屋，与女墙齐平。这是战船。”（《通异名》）《艺文类聚》引《广雅》说：“舰，大船。”考察这与今本《广雅》不同，应当另有所依据。又称为“{舟霝}”。《广雅》说：“{舟霝}，船。”《玉篇》说：“舲，小船上有屋；{舟霝}相同。”《太平御览》引字书说：“船上有屋的叫{舟霝}。”《类篇》说：“{舟霝}，船；又说，有窗的船。”《楚辞·九章》说：“乘着舲船，我向上行驶到沅水。”王逸《章句》说：“舲船，是有窗户的船。”《淮南王书·俶真训》说：“越地的舲船、蜀地的艇，不能没有水而漂浮。”高诱注说：“舲，小船。”考察“舲”“{舟霝}”本来是同一个字。《广韵》在“舲”字下说“船上有窗”，在“{舟霝}”字下说“{舟霝}，有屋的舰船名称”，大概是错误的。

译船上面的木板称为“覆”。《释名》说：船上面的木板叫覆，说的是覆盖和安置物品。考察今本作“言所覆众枕也”，是错误的。《太平御览》引用此文作“覆众虑”，又多了“众”字。如今考察《释天》篇开头说“露，就是虑；覆，就是覆盖万物”，可知这里也应作“覆虑”。船上面的屋子称为“庐”。《释名》说：船上面的屋子叫庐，形状像庐舍。考察另写作“{▯虑}”是不对的。上层的重屋称为“飞庐”。《释名》说：船上面的重屋叫飞庐，因为在高处，所以称为“飞”。船上更高处称为“爵室”。《释名》说：又在船上更高处的叫爵室，人们在其中侦察瞭望，就像鸟雀警觉地观察一样。考察今本“视”作“示”；《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引用此文，又作“像鸟雀惊惧地观察一样”。船头称为“舻”。《说文》说：“舻，舳舻；又说，船头。”（《通异名》）《小尔雅》说：“船尾称为舻。”《玉篇》说：“舻，在船后。”考察左思《吴都赋》说：“巨舰接舻。”庾阐《扬都赋》说：“青雀飞舻。”可见“舻”又通作船名。又称为“合闾”。《方言》说：船头称为合闾。郭璞说：如今江东把船头的屋子称为飞闾，就是这个意思。《玉篇》说：“闾”，是并列；又是船头的闾。又称为“鹢首”。《方言》说，有的地方称为“艗艏”。郭璞说：鹢是鸟名。如今江东贵人的船头画青雀，就是取它的形象。《广雅》说：“艗艏，船。”《玉篇》说：船头叫鹢首，又写作榏。司马相如《子虚赋》说：“浮文鹢。”张揖说：鹢是水鸟，把它的形象画在船头。《淮南王书》说：“龙舟鹢首，是天子的乘船。”考察这些材料，字应当写作“鹢首”，后来才统一加上舟旁。又《晋书》说：晋武帝谋划攻打吴国，诏令王浚修造船舰，在船头画鹢和怪兽，用来震慑江神。因此，船头之名叫鹢首，也因专门在船头绘画鹢而得名。船尾称为“舳”。《说文》说：“舳舻。”汉代律令把方形而长的船称为舳舻；又说舳是船尾。《方言》说：船后部称为舳。郭璞说：如今江东把舵称为舳；又说：舳用来控制水势。《汉书》说：“汉武帝从浔阳浮船顺江而下，舳舻绵延千里。”注引李斐说：“舳，是后面掌舵的地方；舻，是前面划桨的地方。”（《通异名》）《小尔雅》说：“船头称为舳。”考察《小尔雅》的说法，正好与《说文》等相反。刘逵《吴都赋》注也相同。又称为“杕”。《释名》说：船尾叫柁；柁，就是拖，在后面可以看见它拖曳，而且辅助并校正船身，使船顺流行驶，不致偏离。《玉篇》说：杕，船尾的小梢。木部有“柁”，舟部有“舵”，都说是用来校正船身的木具。考察“杕”就是“柁”字，现在另写作“柁”，又写作“舵”，都不是不同的器物。《物原》说帝喾制作柁、橹，夏禹制作舵，又妄自分为两种，是错误的。《淮南王书·说林训》说：“毁坏船只作为杕。”高诱注说：“杕，船尾。”考察它与“柁”相同，俗字写作“柂”，也写作“{舟大}”，都不对。裴松之《吴志注》引《江表传》说：孙权在武昌新装一艘大船，试着在钓台泛舟，当时风势很大，谷利命令掌舵人驶向樊口，孙权说：“应当驶向罗洲。”谷利拔刀指向掌舵人说：“不驶向樊口就斩首。”船工立即转舵驶入樊口。《北堂书钞》引《孙放别传》说：“难道没看见船柁吗？它在船后，是用来校正船身的。”考察《汉书·淮南王安谏击闽越》说：“拖着船进入水中。”《说文》说：“柁，拖曳。”因此“柁”写作“拕”才是正确的。《十诵律音义》也说：“拕”字从手。船头竖立的柱子称为“桅”。《释名》说：船头竖立的柱子叫桅。桅，就是巍；巍巍，是高大的样子。考察“桅”本来又写作“椳”。“其前”一语，《太平御览》引用此文作“船前”。《玉篇》说：“桅，船上的桅杆。”（《通异名》）《淮南王书·说林训》说：“赶快刻记船身。”高诱注说：“桅，船舷板。” 船后的木头称为“{舟非}”。《玉篇》说：“{舟非}，停船。”木部的“棑”字下又说：“船后的棑木。”《广韵》相同。考察“軴”与“驻”相同。《玉篇》在车部收录这个字，说：“軴，停车。”如今湖湘一带没有舵的小船，在船梢上凿孔；想停船时，就从孔中插入一根木头，船便不能前进。“軴舟”的意义，应当就是取自这种情况。（《通异名》）《玉篇》又说：“棑，筏的名称。” 船中用来铺放物品的床状设施称为“笭”。《释名》说：船中的床，用来铺放物品，叫作“笭”，意思是只有像笭床那样的竹席。南方人称它为“笭突”，意思是潮湿渗漏的水突然向下流过。卢学士文弨校本说：如今船底上有衬板，水有时浸入，最低处叫水仓，平时把水排掉，称作刮潮，与这里的说法相合。《玉篇》说：“笭，船中的床。”考察《说文》说：“笭，车上的笭，与篚的训义相通。”因此，舟车中可以用来铺放物品的设施，都可以通称为“笭”。张开的船帷称为“颿”。《说文》说：“颿，马快速行走。从马，风声。”徐铉说：“舟船上的颿，本来就用这个字，现在另造‘帆’字，是错误的。”考察船借助颿前进，就像马快速行走，所以借用这个字。《释名》说：“顺着风张开的帷幔叫帆。帆，就是泛，使船快速泛泛而行。”考察今本把“帆泛”放在“随风”之前，不对。《一切经音义》两次引用此文，一次作“随风张幔曰颿”，一次作“随风张幔曰帆”，大概有一次是依据《说文》改写的。《佛本行集经音义》引《声类》说：“颿，船上的帷幔；又说是船上的帐。”又引《三苍》说：“颿，是船上张开的布帊。”《玉篇》说：“颿，风吹船前进；也写作{风舟}、帆；帆，是船上的帆，与{舟泛}相同。”考察由此可知，“帆”“{风舟}”都是“颿”的异体字。如今《广雅》另列“{舟泛}”字，《玉篇》在舟部、风部又分别列出“{风舟}”字，都是错误的。《广韵》说：“帆，船上的帷幔，也写作颿。”《风土记》说：“帆，是顺风的帷幔，设置在船头，大小依需要而定；大的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太平御览》引《韵集》说：“颿，船上张开的帷幔。”

译又称为“双”，又称为“篷”。《说文》说：“栙，双。”《玉篇》另写作“舽”“艭”，又写作“栙{▯双}”。《广韵》说：“栙{▯双}，尚未张开的帆。”又说：“{▯双}，帆。”如今依《说文》写作“双”。《玉篇》说：“篷，连接船只的帷帐。” 船帆的桅柱称为“樯”。《太平御览》引《埤苍》说：“樯，帆柱，俗写作樯。”《玉篇》相同。考察《玉篇》舟部又另列“樯”字，是错误的。《北堂书钞》引王粲《浮淮赋》说：“竖起众多桅樯，排列如林。”郭璞《江赋》说：“船头船尾相接，万里桅樯相连。” 船两旁的板称为“枻”。王逸《楚辞章句》说：“枻，船旁的木板。”枻又写作“{衤曳}”。《玉篇》说：“枻，桨，与{衤曳}相同。”考察桨和枻本来是两种东西，《玉篇》把它们合为一物，后人都沿袭这种说法，似乎是错误的。又称为“舷”，又称为“桅”。都见上文。用来使船前进的工具称为“橹”。《释名》说：船两旁的桨叫橹；橹，就是膂，运用脊背和臂膀的力量，船才能前进。《玉篇》说：“橹，用来使船前进。”《吴志·吕蒙传》说：“让穿白衣的人摇橹，装扮成商人。”《晋书·夏统传》说：“于是拿起舵，操持橹。”《南史·梁吕僧珍传》说：吕僧珍看见武帝很招募勇猛之士，命令大量砍伐木材竹子，尚未使用，只有吕僧珍领悟了他的意图，于是私下准备了数百张橹。（《通异名》）《四分律音义》说：“橹，是船上的楼橹。” 又称为“濯”。《说文》说：“楫，船上的濯。”《汉书·百官表》说：“水衡都尉属官中有辑濯令、丞。”如淳说：“辑濯，是掌管船只的官。”颜师古说：“辑濯，都是用来行船的工具。”《释名》说：“在船旁拨水叫棹；棹，就是濯，指在水中拨动，也就是说使船濯然而前进。”《方言》说：“有的地方称为棹。”郭璞说：“如今的棹歌，就是依据这个名称而来。”《楚辞》说：“桂木制的棹啊，兰木制的桨。”王逸《章句》说：“棹，桨。”《后汉书·岑彭传》说：“输送物资的棹卒，总共有六万多人。”李贤注说：“棹卒，拿着棹划船的人。”《东观记》作“濯”。《前汉书》说：“邓通划船，成为黄头郎。”《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引《通俗文》说：“棹叫作{舟音戈}。”《玉篇》说：“棹，樴；棹，同。”考察《说文》没有“棹”字，最早见于新附字，应该是“濯”字的异体。《玉篇》又另列“棹”“{舟卓}”二字，更不对。又称为“札”。《释名》说：又称为札，因为形状像札。又称为“楫”。《易》说：“削木制成楫。”《诗经》说：“桧木的楫，松木的船。”毛传说：“楫，是用来划船的东西。”《说文》说：“楫，船上的濯。”考察《汉书·百官表》有“辑濯令、丞”，颜师古说：“辑，读音与楫相同。”所以楫也可以写作辑，与樴都是古代通用字。《方言》说：“楫称为桡。”《释名》说：“又称为楫；楫，就是捷，拨水使船快速前进。”《淮南王书》说：“凭七尺长的楫就能驾驭大船，是借助水势作为凭借。”《玉篇》说：“楫，行船的工具。”考察楫也通作杖，《水经注》说：“凭借船只自行运转，不必费持杖划楫的劳力。”就是这个意思。《说文》说：“{攸-攵+支}，在水中行进。”徐锴说：“用手持杖进入水中，意义也相同。” 又称为“{片良}”。《玉篇》说：“{片良}，橹的别名。” 小桨称为“桡”，又称为“挐”。《方言》说：“楫称为桡。”《小尔雅》相同。《楚辞》说：“荪木的桡啊，兰木的桨。”王逸《章句》说：“桡，船上的小桨。”《玉篇》相同。《吴越春秋》说：“得到一支桡就可以行船。”歌辞的注说：“桡，小桨。”《淮南王书》说：“凭七尺长的桡控制船的左右，是借助水势。”高诱注说：“桡，是划船的桨。”一作“挠”。《后汉书·吴汉传》说：“装备没有遮蔽物的桡船。”李贤注说：“桡，短桨。”考察俗写作“{舟尧}”是错误的。《佛本行经音义》说：“江南的棹大于桡，而楫又特别小。写作‘桡’的，人面向船头站着拨动；写作‘棹’的，人面向船尾坐着拨动。楫、棹都是桨柄。”考察这样看来，唐代楫、桡的形制又与古代略有不同。司马彪《庄子注》说：“挐，就是桡。” 用来拨水的工具称为“桨”。见《方言》，今本写作“{▯桨}”。郭璞说：“是摇船用的小木桩。”江东又称它为“胡人”。《玉篇》说：“桨，属于楫类。”考察字应当写作“桨”。《物原》说：颛顼制作篙，桨就是这种东西。用来系挂拨水工具的东西称为“缉”。见《方言》。郭璞说：是系在船头的绳子。用来撑向岸边的东西称为“交”。《方言》说：用来刺船的东西称为“{木篙}”。《释名》说：用来撑向岸边的叫交，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彼此交错。 《玉篇》说：篙，是用竹子刺水使船前进的工具。《僧祇经音义》也说：篙，是刺船用的竹竿；又说，是刺船用的竹杖。考察这些说法大概是望文生义。《玉篇》木部又另列“{木篙}”字，更不对。《方言》疑似也是后人追改的。《越绝书》说，阖闾问子胥：“水军的装备怎样？”子胥回答：“篙工、船师可以抵得上您的轻装骑兵和骠骑。”《淮南·说林训》说：“用篙测量江水。”高诱注说：“用篙撑船。”《僧祇经音义》引许慎注说：篙是刺船用的竹竿，长二丈，顶端装有铁镞。《左思吴都赋》说：“篙工、楫师，从闽、禺选取。”考察这里本来取交错之义，所以字应当写作“交”，俗字写作“篙”。《说文》新附说：“篙，用来使船前进。”但这是《玉篇》中“橹”字的义训，不可移来解释“篙”。划船的桨叶称为“欆”。《玉篇》说：“欆，划船的桨叶。” 用木板挡水，称为“{片朱}{片娄}”。《玉篇》说：“{片朱}{片娄}，用来挡水的东西。” 又称为“业”。《尔雅》说：大木板称为业。《说文》说：业，大木板。《广韵》说：澲，横在水中的大木板。考察《玉篇》没有“澲”字，这大概是随文生义，因为大木板在水中，所以加上水旁；现在仍写作“业”字，并保留其意义。如今人们把横在水中的木板叫作“淌水”。用竹子堵塞船只称为“筎”。《玉篇》说：“竹筎，用来堵塞船只。”又写作“袽”，说是用来堵塞船漏的东西。考察如今船夫堵漏，仍称为“茹船”，出自《曜论》的“抒船”，音义作“抒漏”。又《广雅》说“抒”是泄出，意义也相通。

译系住船称为“鼎”。《方言》说：系住船叫鼎。郭璞说：用来系船，就是维。又称为“绋”，又称为“繂”。《尔雅》说：“绋、缡，都是系船的东西；绋就是繂。”郭璞注说：“繂，绳索。”《说文》说：“绋，杂乱的丝。”繂属于{蕐-艹+系}类。《玉篇》说：“{索率}，提船用的绳索，有的写作繂。”《诗经》正义引孙炎说：“繂，大绳。”又说：“船停下时把它系在树上，把竹子扭成大绳。”李巡说：“繂，用竹子制成绳索，是用来系住船的。” 又称为“缆”。《玉篇》说：“缆，系船。”《吴志·甘宁传》说：“命令船夫再增加船缆。” 牵引船称为“筰”。《释名》引用说：“把船用的绳子叫作‘筰’；筰，就是作，作就是使船起来，起船就是使船行动。”《按：太平御览》引用作：“笮，就是作；起船就是使它行动。”现在考察“笮”字的意义不同，应当作“筰”才对。《水经注》说：“吴国西十八里有岞岭山，俗传此山原来在太湖中，大禹治水时把它移到靠近湖边的地方；又向东以及西南有两座小山，都有石头像卷曲的笮绳，俗传是大禹用来牵山的。太湖中有一片浅地，老人说那就是笮岭山；从山脚向东逐渐变深，说是牵山留下的沟。”《太平御览》引用《纂文》说：“竹索叫作笮，茅索也叫作笮。”按：下文的“笮”应当作“筰”。《汉鼓吹曲》说：“桂树做成您的船，青丝做成您的筰。”《汉书·武帝纪》注说：“西南夷用寻长的筰绳渡水，因此称为卭筰。”按：这样看来，汉代越巂郡的定莋、大莋等县，大概都是因此得名的。《魏文帝诗》说：“背负筰绳牵船前行。”《玉篇》说：“筰，是竹索，也是用竹绳牵船，又作笮。”按《说文》说：“筊，是竹索。”因此“筰”“筊”“笮”三个字相通。又叫作“缡”。《释文》称引《韩诗》说：“缡，就是筰。”《尔雅》说：“缡，就是緌。”郭璞注说：“緌，就是系。”邵侍读晋涵《正义》说：“筰与緌意义相同，可以使船起动前行。” 又叫作“牵”。《说文》说：“牵，引导船只前进。”《集韵》《类篇》称引《字林》说：“纤，是拉船的绳子。”《玉篇》说：“牵，就是拉、快速、连接。”按：系船的绳子，今天俗称总叫作缆；拉船的绳子，今天俗称总叫作纤。纤就是牵的异体字。现在“挽舟”兼有牵引的意义，所以借用“牵”字。《水经注》说：“大禹用来牵山。”《齐书》说：“张融权且把船牵到岸上停住。”《北堂书钞》称引《语林》说：“刘道真在河边亲自牵船，就是这个意思。”唐人把它称作“百丈”。又叫作“{糹念}”。《广韵》《集韵》称引《字林》说：“{糹念}，是用来拉船的竹篾。”按：《说文》《玉篇》中都没有这个字，怀疑它属于“紾”字的异体。“说文”说，紾，就是转。转也有拉的意义。系船的木桩叫作“橛”，又叫作“杙”。《尔雅》说：“樴叫作杙。”郭璞注说：“就是橜。”《说文》说：“橜，就是弋。”弋，就是橜。《诗》正义称引李廵说：“杙，就是橜。”《北堂书钞》说：“现在把系船的木桩叫作橛，俗字在旁边加舟作‘{舟厥}’。”《汉书》注说：“牂柯，是系船的木桩。”《通典》说：“军队行军渡水时，又使用挟絙：让善于游泳的人系着小绳，先游过水去，接着把大绳牵到两岸，竖立大木桩固定大绳，使人扶着大绳游渡，大军可以设置几十道这样的通路。” 又叫作“戙”。《玉篇》在戈部收录“戙”，说是船板木；在弋部又收录“{同弋}”，说是船左右两旁的大木头。《广韵》说：“戙，是系船缆的地方。”按：“戙”和“{同弋}”本来是一个字，《玉篇》分成两个字，是错误的。现在姑且依从《广韵》作“戙”。又，戙可能也是“字{可戈}”的异体；“柯”也有作“{可戈}”的。又叫作“牂柯”。常璩《华阳国志》说：“楚顷襄王时，派庄蹻讨伐夜郎，军队到达且兰，在岸边打入船桩，登岸步战。灭掉夜郎以后，因为且兰有打船桩、系船的地方，于是改名为牂柯。”裴松之《常林传》注称引说：“《魏略》：诸葛瑾围攻樊城，派水军在岘山东边砍伐木材制作牂柯。”《太平御览》称引《异物志》说：“牂柯，是系船的木头。”按：《玉篇》另作“戕{可戈}”，不对。候风的装置叫作“綄”。《淮南王书》说“像綄那样候风”；高诱注说：“是用来候风的羽毛。”楚人称它为“五两”。《文选》注称：“许慎说，綄就是候风的器具。”《玉篇》说：“綄，就是候风用的五两。” 又叫作“俔”。《淮南王书》说：“譬如俔一见到风，片刻之间就稳定下来了。”高诱注说：“俔，是候风的器具。”世人所说的五两就是它。按：綄与俔字形本来相近，应当是同一个字。《论语》中“莞尔”的“莞”，陆德明《释文》又作“苋尔”，就是这个道理。又叫作“五两”。郭璞《江赋》说“观察五两的动静”。按：候风的方法大概起源于军队。所以《太平御览》称引《兵书》说：“凡是候风的方法，用八两重的鸡毛，竖立五重旗，把羽毛系在旗杆顶端，立在军营中。”这就是候风的制度，船上候风的制度也应当相同。汲水的斗叫作“栕”。《广雅》说，汲水斗叫作栕，曹宪注音为“頥”。《玉篇》说：“栕，是船上汲水的斗。” 又叫作“杼”。《太平御览》称引《纂文》说：“杼，是水斗。” 把船整理好驶向岸边叫作“檥”。《史记·项羽本纪》说：“乌江亭长把船驶向岸边等待。”《集解》称引应劭说：“檥，就是整理。”孟康说：“檥，就是靠近，使船靠岸。”如淳说：“南方人把整理船只驶向岸边叫作檥。”刘逵《蜀都赋》注说：“南方习俗把船驶正、回转渡口的地方叫作檥。”《玉篇》说：“舣，就是整理船只驶向岸边。”按：“舣”应当作“檥”。水上的渡口叫作“{舟淮}”。《说文》说：“{舟淮}，是津的古文字，就是水上的渡口。”古文字的津从舟。《玉篇》说：“{舟淮}，是古代的津字。”按：《玉篇》又说，另作“{舟聿}”，大概是另一个字的写法，现在删去它。船夫叫作“舫”。《说文》说：“舫，是船夫。”《明堂月令》说：“舫，是熟悉水性的人。”《尔雅》说：“舫，是泭。”郭璞注说：“是水中的竹筏。”《一切经音义》称引《通俗文》说：“连接船只叫作舫。”按：其余内容已经见于上文。

译又叫作“榜”。《礼记·月令》说命令渔师诛伐蛟龙。郑康成注说：“现在的《月令》把渔师写作榜人。”《北堂书钞》称引《月令》说：“榜船人，就是熟悉水性的人。”《汉书·司马相如传》说：“榜人的歌声流转嘶哑。”张揖说：“榜，就是船。《月令》说命令榜人；榜人就是船长。”按：舫、榜，古代字形相通。现在民间还把划船的人称为榜人，又叫长年。《玉篇》说：“榜人，就是船夫。”《广雅》说：“舟舫，就是榜船。”按：有的写作“艕”，不对。《楚辞》说：“齐国、吴国的船桨一齐击水。”王逸《章句》说：“吴榜，就是船桨。”《北堂书钞》称引《傅元正都赋》说：“越地的船沉下去，吴地的船漂浮着。” 船只回旋叫作“{舟服-月}”。《说文》说：是使用的意思；一说是车右，骑马时用来使船回旋。古文字的“{舟服-月}”从人。《玉篇》说：“{舟服-月}、{舟人}二字同音，读伏。”《广韵》说：“{舟人}是古文字‘{舟服-月}’字。”按：这些字都取能够回旋周转的意义。船只转向叫作“般”。《尔雅·释言》说：“般，就是回旋、返回。”《说文》说：“般，就是转向。字形像船回旋，从舟、从殳；殳，是用来回旋的。古文字的般从攴。”《广雅》说：“般，是盘桓不前；又，般就是返回。”按：《礼记·投壶》篇说：“主人盘旋，说‘辟’；意义相同。” 船只移动叫作“{舟合}”。《玉篇》说：“{舟合}，是船移动的样子。”按：《集韵》又列出“{舟及}”字，说是船移动的样子，与“{舟合}”相同。船只摇摆叫作“{舟兀}”。《玉篇》说：“{舟兀}，是船摇摆。” 船只航行叫作“{舟彡}”。《说文》说：“{舟彡}，是船航行。”《玉篇》说：“就是船航行。”《广韵》相同。按：《玉篇》又说“{舟彡}”，《尔雅》说是祭名。现在考察，“彤”和“{舟彡}”确实是《说文》丹部的两个字；“彤”是丹色装饰，也借作祭祀名称。《尚书》有“高宗彤日”。《尔雅》说商代称祭日为彤，就是这个字，读音为徒冬切。另一个在舟部，《说文》说是船航行，读音为丑林切。《玉篇》把二字合为一个，是错误的。又叫作“{舟舌}”，又叫作“{舟疌}”，又叫作“{孨舟}”。《玉篇》说：“{舟舌}、{舟疌}、{孨舟}，都表示船航行。” 船只前进叫作“{舟羞}”。《玉篇》说：“{舟羞}，就是前进。” 船不移动而向前进叫作“歬”。《说文》说：“船不移动而前进，叫作歬。字形从止在舟上。” 船行不安稳叫作“{舟刂}”。《说文》说：“{舟刂}，是船航行不安稳。”读音如“兀”。《玉篇》相同。《方言》说：“伪，叫作仡仡，就是不安稳。”按：“{舟刂}”和“仡”大概是一个字。《玉篇》另列“{舟乞}”，《广韵》又另作“{舟乙}”，都不对。《广韵》又有“{舟少}”字，说是船行不安稳。船搁住而不能行叫作“艐”。《尔雅》说：“艐，就是到达。”孙炎说：“艐，是古代的届字。”《方言》相同。《说文》说：“艐，是船搁住而不能行。”读音如“{艹宰}”。《玉篇》相同，又有“届”的读音。《广韵》说：“艐，是船搁在沙上不能行。”读音为“坷”。按：不能行就等于到达，所以孙炎认为它是古代的届字。船只倾危叫作“{舟戚}”。《玉篇》有“按”字；现在的字书引用《玉篇》作“有舟危也”三字。船只沉没叫作“淦”。《玉篇》作“{匸吟}”，说是船沉没。《善见律》音义称引《字体》作“{匸含}”，说是船沉没，也作“浛”。《广韵》作“{匸汵}”，说是船沉没。按：字应当作“淦”。《说文》说：“淦，是水进入船中。”《方言》说：“浛，就是沉。”意义也相同。“浛”“{匸吟}”“{匸含}”“{匸汵}”都是俗字，只是因为读音相同而分别写成不同字。吴地把船叫作“艎”。《玉篇》说：“艎，是吴地的船。”按：《左传》说：“余皇，是吴国制造的船，所以称为吴舟。” 又叫作“艑”。见上文。《初学记》称引《广雅》说：“吴地称船为艑。”《广韵》相同。《华严经》音义称引《通俗文》说：“吴地的船叫艑。” 又叫作“{舟周}”。见上文。《初学记》称引《埤苍》说：“{舟周}，是吴地的船。” 又叫作“舽”。见上文。《玉篇》说：“舽，是吴地的船。”《转注》说，古音中吴人把船称作“舽舡”。越地把船叫作“须虑”。《越绝书·吴内传》说，越人把船称作“须虑”。晋地把船叫作“舶”。见上文。《初学记》称引李虔《通俗文》说：“晋地称船为舶。”《华严经》音义称引《通俗文》说：“晋地的船叫舶。” 蜀地把船叫作“{舟今}”。《广韵》说：“{舟今}，蜀人称船的叫法。” 外域人把船叫作“{舟吴}”。见上文。《北堂书钞》称引《南州异物志》说：“外域人把船称作{舟吴}。大的有二十多丈高，船身离水面三四丈，能载六七百人，装载万斛货物。” 天子的船叫作“艁”。《说文》说：“艁，是‘造’字从舟的古文字。”《玉篇》说：“天子的船叫艁。”按《周制》，只有天子可以使用“造舟”或“艁”，大概是把“造舟”二字合成一个字。《释文》称引郭氏图说：“天子的船并列七只。”薛综《东京赋》注说：“造舟，就是把船一只挨一只排列成桥。” 又叫作“鹢首”。见上文。《艺文类聚》称引《韵集》说：“鹢首，是天子的船。” 艁又叫作“浮梁”。《方言》说：“艁舟叫作浮梁。”郭璞说，就是今天的浮桥，《广雅》相同。《公羊疏》称引旧说：“用船做桥，人登上船桥行走通过，所以叫作造舟。”按：东晋的朱雀桁，也是这种遗制，只是从天子以下的人都可以渡过。诸侯把四只船连接起来叫作“维”。《尔雅》说：“诸侯维舟。”郭璞注说：“维，就是连接四只船。”《诗经》正义称引李廵说：“把中间船的前后相互连接维持，叫作维舟。” 大夫把两只船并列起来叫作“方”。《尔雅》说：“大夫方舟。”郭璞注说：“就是并列两只船。”意义已经见于上文。士使用单只船叫作“特”。《尔雅》说：“士特舟。”郭璞注说：“就是单船。”《公羊疏》称引李廵说：“一只船叫特舟。” 庶人把木头并排起来渡水叫作“泭”。《尔雅》说：“庶人乘泭。”郭璞注说：“把木头并排起来渡水。”意义已经见于上文。《公羊疏》称引李廵说：“编排木头渡水，以区别尊卑。”

译《卷施阁文甲集》第四卷。阳湖洪亮吉撰。《贵州水道考》上卷。贵州十三府是楚、蜀、粤三地的上游，其中有几十条大河，都见于班固《汉书》、司马彪《续汉志》、郭璞《山经》和郦道元《水经》等书的注释中，但唐宋以后就没有记载了。大概是因为土地被苗蛮占据，名称又因当地习俗而改变；一条河随着所经之地不同而改换名称，有的竟多达十几个名称。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编纂方志、询问当地风俗的人辗转相传，错误越来越多，竟没有一条可以作为依据。其中也有想要纠正这种弊病的，如郭子章的《黔记》、田雯的《黔书》，但如果只凭胸中主观臆断，不考寻水道源流，那么它们的错误也就和那些浅陋的方志一样了。贵州的各条大河，旁边都是高山峻岭，不像东南地区的水流可以随时改道。我在壬子年冬天奉命到这里主持学政，车马所到之处，大多沿着水源溯流而上，用旧日记载相互验证，再加上亲眼观察；既不盲信今天的说法，也不拘泥于古书。到现在已经两年，编成《贵州水道考》三卷。全书列出七条经流，都是可以直达江海的水流；八条大水，都是由几十条小水汇入、在贵州境外再汇入经流的水流；一百八十一条中水，都是能够在贵州境内汇合小水，并流入经流及大水的水流；一百五十二条小水，都是汇入中水、再流入大水的水流；至于没有名称以及不知道流向哪里的水，还没有计算在内。书写成后，明确分为三卷：由湖南流入长江的列为第一卷，由四川流入长江的列为第二卷，由广西流到广东入海的列为第三卷；每卷开头都列有表，条理分明、层次清楚，希望以后编写方志的人能够有所考察和借鉴。乾隆五十九年，岁在甲寅八月一日作序。由湖南流入长江的各条水流。沅水流到湖南，经洞庭湖进入长江（经流一）。丰宁司的水流入沅水。九股河流入沅水。乌尧河流入沅水。龙潭河流入沅水。麦冲河流入沅水（平洲河、藤茶河附列）。诸梁江流入沅水（鱼梁江、芦坪江附列）；卡龙河流入诸梁江。麻哈江流入沅水（摆递河附列）；马场江、羊场江、地松河（杨老河、武胜河等附列）、冷水河、乐平溪、勇胜溪、凯旋溪、舟溪、山江河，都流入麻哈江。高溪流入沅水，秀水流入高溪。小江流入沅水，丹江流入小江，防里河又流入丹江。鉴水江流入沅水，西江分出的水流经凹水流入鉴江。潭溪水流入沅水。洪舟江流入沅水，平茶江流入洪舟江。卭水流入沅水，长忌河流入卭水。城东溪流入沅水。龙溪流入沅水，凹溪流入龙溪。左溪流入沅水。冶水溪流入沅水。直银水流入沅水，幞头堡水流入直银水。木耳溪流入沅水（九江附列）。无水流到湖南黔阳县，流入沅水（大水一）。飞云洞水流入无水。兴隆大河、兴隆小河流入无水。苗里水流入无水。处洞河流入无水，北门河流入处洞河。施秉小江流入无水（秉溪、别溪等附列）。杉木河流入无水。瓦窑水流入无水。江凯溪流入无水。镇远城西河流入无水。宛溪流入无水。焦溪流入无水。梅溪流入无水。秋溪流入无水。松溪流入无水。牙溪流入无水。小由溪流入无水。勇溪流入无水。白水溪流入无水。铁溪流入无水。异溪流入无水，铁厂水流入异溪（竹坪河、苗龙河附列）。马口溪流入无水，注溪、架溪流入马口溪（施溪、海龙溪等附列）。文水河流入无水。易家河流入无水。野鸡河流入无水，西溪、梭溪流入野鸡河。黄道溪流入无水，铜鼓塘水流入黄道溪。辰水至湖南辰溪县流入沅水（大水二）。独母水流入辰水。省溪流入辰水。乜江流入辰水，乌罗溪、羊溪流入乜江。前溪流入辰水。提溪流入辰水，印江流入提溪。

译沅水考。沅水到了湖南黔阳县才开始有“沅江”这个名称，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关于它的发源处，自班固、郦道元以后，就没有能够把它考辨清楚的人了。唐代杜佑《通典》把沅溪列在五溪之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沅水时又屡次更改名称（辰州沅陵县称“沅江”，辰溪县下称“沅江水”，叙州朗溪县下又称“沅溪水”），可见这条水道的混乱，是从唐代学者开始的。考察《汉书·地理志》，武陵郡临沅县下引应劭的话说：“沅水发源于牂柯，流入江。”无阳县下，班固原注说：“无水最初承受故且兰的水，向南流入沅水，流程八百里。”牂柯郡故且兰县下，班固原注说：“沅水向东北流，至益阳流入江，经过两个郡，流程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经》说：“沅水发源于牂柯郡故且兰县（《说文》以及刘昭《郡国志》注所引《荆州记》的说法都相同），称为旁沟水（《太平寰宇记》作旁流水），又向东流到镡成县，才称为沅水（唐代朗溪县，即汉代镡成县地。《杜佑《通典》注》说那里有沅溪水），向东流经无阳县。”郦道元注说：“无水发源于故且兰，向南流到无阳故县，又向东南流入沅水，称为无口。” 综合这几种说法可知，无水虽然流入沅水，但沅水自有正源，并不只是由无水供给。按今黄平州所属的重安长官司北面有金凤山，山南就是重安江，即古代的沅水（《贵州纪事》说：“清江上游通达重安，进而到达都匀；下游通达黔阳，与朗水汇合，舟船往来比濊溪便利”）；山北就是镇阳江的源头，即古代的无水。从重安江以上，在清平县境内称凯里河，在麻哈州境内俗称平定河，在八寨同知境内俗称鸡贾河，在都匀县境内俗称长河，又称剑河，也称马尾河。大概从源头都匀府城内东山流到黄平州界，已经流了三百多里。再往下到平召寨北面进入生苗界，又向东南流一百多里，到黎平府西北、镇远府东南的清江厅界，才开始称清江；又向东北流到天柱县的瓮东，才进入湖南黔阳县界。镇远江从东北方流来汇合。大概从源头流到这里已经一千一百多里。总计经过古代两个郡：牂柯、武陵；今日的府、厅、州、县十五处：都匀、平越、黎平、镇远、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厅，以及都匀、麻哈、清平、黄平、施秉、开泰、天柱、黔阳八州县。两水汇合后，又经过辰州、常德、长沙三府，流经辰溪、溆浦、泸溪、沅陵、桃源、武陵、龙阳、益阳八县，由洞庭湖流入大江，共一千二百里，加上前面的路程，实际有二千三百多里。古代所记的里数较短，所以班固说“流程二千五百三十里”。沅水旧时有三种名称：开始从故且兰流出时称旁沟水，又称旁流水，总称沅水（唐代则称为沅江，又称沅溪水）；俗名有九种：长河、剑河、马尾河、鸡贾河、平定河、凯里河、重安江、前江（《通志》说前江在施秉城南，上游是重安江，下游就是清水江）、清水江。现在还可以根据沅、无二水，考察故且兰所在的位置。《水经》说“沅水发源于牂柯郡故且兰县”，班固说“无水最初承受故且兰的水，向南流入沅水”。如今无水确实发源于黄平州南面的金凤山，山南又正是沅水流经的地方，那么故且兰县就在黄平州以西、都匀府以北附近的交界处，这是毫无疑问的。查考各地志书，贵筑、贵定、清平都注明是“故且兰县地”。《图经》说：“且兰在湄、瓮、黄、施四地交界处。”汉代县境很大，从黄平州西南到贵筑县东北，都属于故且兰县地（前人把遵义当作且兰，那个说法大概不对）。又由故且兰可以知道牂柯郡治所在何处：两汉的牂柯郡都治于故且兰，那么牂柯郡治也可以知道在今黄平州西南、贵筑县东北附近的交界之内；并且还可以由此证明汉、晋各地志中有文字讹误。班固注说“沅水向东南流到益阳入江”，许慎《说文》说“沅水发源于牂柯郡故且兰，向东北流入江”。现在考察这条水，从黔阳县以下直到入江，一直向东北流，只有经过辰州府城外时稍向东南流了几里，随即转向北方，因此许慎的话是准确的。汉志所说的“向东南流”，“南”字大概是传写错误。刘昭《郡国志》注“故且兰”下引《晋书·地道记》说“有沈水”（按《水经注》说，沉水发源于广汉县，流入涪水，与这里完全无关。旧本《后汉书·世祖本纪》说“臧宫与延岑战于沉水”，“沉”字又误作“沅”，大概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误写），“沅”字也是传写错误。又考察沅水流到重安驿时，东南方平越府的诸梁江汇合麻哈江等水流来会，其余州境中的水流，如高溪等，也都汇入重安江。明代时，沅水从故且兰以上只称旁沟水；从这里以下到镡成（今开泰、天柱等县，《山海经》说沅水发源于象郡镡城西，指的就是这里），才开始有沅水这个名称。如今在开泰、清江厅境内称清水江，就是这个道理。齐侍郎《明南水道提纲》也知道清水江是沅水的上源，却不能确切指出它发源于都匀府东山，又把平越府西北的诸梁江混入其中，认为也是沅水的上源；不知道那只是流入沅水的支流。黄宗羲《今水经》又把沅、无二水混为一水，都因为没有详细考察。《丰宁司水图经》说，丰宁司的水从都匀府界流入长河。九股河，《通志》说在丹江通判城南发源于九摆寨山中，向东北流经凤台等寨，流入清江。乌尧河，《通志》说在丹江通判城北，发源于城东乌尧寨山，中游经乌耶关，流入清江。龙潭河，《图经》说在都匀府西北的山中，向东南流到府城北十多里处；有一条水从北山流来，另一条水从东北流来，还有一条水从东南流来，三水共同汇合后向南流，经府城西面，转向东南流入马尾河。

译麦冲河，《明史·地理志》说平浪长官司东南有麦冲河。《通志》说在都匀府城西南。《图经》说马尾河经都匀府西南境，转向东南流，有一条水从西南经大河铺流来汇合；按说应当就是麦冲河。又考《地理志》说平洲六洞长官司南面有平洲河，《通志》说丹行司西南又有藤茶河，这两条水也应当汇合后流入清江。诸梁江，《图经》说发源于平越府西北的大山，曲折向东南流一百多里，到府城南境；有一条水从西南方贵定县东南的山中流来，向东北流，经黄丝驿，汇合几条小水后前来会合；稍向北流时，府城的水从西面流来会合，正好在城南向东北流；府城东面的水又流来会合；又向东北流时，卡龙河从西北方牛场流来会合；再向东流，麻哈江从西南方麻哈州流来会合。《通志》说诸梁江在平越府城南三里，俗语又讹称猪梁江。按平越县东面又有鱼梁江、芦坪江，也应当汇合诸梁江等水流入清江。卡龙河，《图经》说汇入诸梁江。麻哈江，《明史·地理志》说麻哈州原为麻哈长官司，洪武十六年设置州。州南有麻哈江（按麻哈州应当因水得名）。《图经》说麻哈州西面的水有三个源头：一条向西发源于贵定县东南乐平司的两条溪水，到司东汇合后向东流至州西南；一条发源于州西南，向东北流；一条发源于州南，向西北流；三水都向北流，经州西，之后又向北与东面流来的一水汇合，再向北、东北流到杨老驿，又向北流到林老驿，从西北流入诸梁江。《通志》说麻哈江在麻哈城南五里，上源是两坌江（《明史·地理志》说两坌江因两条源流汇合而得名），又称算水，下游流入清江。按麻哈州南面又有摆递河，也应当汇入麻哈江。马场江，《明史·地理志》说平越府南有马场江。《通志》说在府城南四里，与羊场江相通。羊场江，《明史·地理志》说平越府南面又有羊场河，都向东流入麻哈江。《贵州纪事》说，明景泰元年，冉琎分兵驻守七盘坡、羊肠河、杨老堡，解清平之围。《通志》说在府城南二十五里，两水并流汇合麻哈江。地松河，《通志》说在平越府城东北十五里，那里地名松屯，向南流入麻哈江。按县境内又有杨老、武胜等河，也应当汇入麻哈江。冷水河，《明史·地理志》说黄平州东面有冷水河。《通志》说在黄平州城东三里，流入两坌江。《明史·石邦宪传》说招降冷水溪诸洞苗二十八寨，就是这里。乐平溪，《明史·地理志》说乐平长官司南面有乐平溪。《通志》说在麻哈州乐平司南面，下游汇入麻哈江。勇胜溪、凯旋溪，《图经》说都在麻哈州境内流入麻哈江。按相邻的烂土司境内又有湾溪。《明史·四川土司传》说，都御史张瓒和杨辉攻败湾溪；湾溪设立以后，烂土各蛮族厌恶它逼近自己，说的就是这件事。如今不知道哪一条水可以与它对应，或者是今昔名称不同，姑且附记在这里。《清平县册》又说，勇胜溪汇合山江河后才流入麻哈江。舟溪，《明史·地理志》说清平县有舟溪江，《贵州纪事》作丹溪。《通志》说在平定司东面流入麻哈江。山江河，《明史·地理志》说平定长官司东面有山江河，源出香炉山。《图经》说，也在麻哈州境内流入麻哈江。高溪，《通志》说在黄平州城西北，旁边有高溪屯，下游汇合秀水后流入重安江。秀水溪，《通志》说在黄平州城东三十里，汇合高溪。小江，《通志》说在台拱同知城南的牛皮箐，向北流经城南，绕过城西北流入清江。丹江，《通志》说在丹江通判城西，汇合各山的水形成江，下游流入小江。防里河，《通志》说也在丹江城东，向下流入丹江（按沿江苗人又把它分称为大丹江、小丹江，实际上只是一条江）。鉴水江，《通志》说在天柱县城北，又称北门江，发源于新溪，绕城向下流，与清江汇合。西江，《通志》说在天柱县城西北，下游流入鉴水江。分水凹水，《图经》说在天柱县城北七十里、沅州界内，水从凹处分流，一支流向沅州，一支流向鉴江。潭溪水，又称三十里江、八舟江、新化江。《明史·地理志》说，潭溪蛮夷长官司下有潭溪（按元代设置潭溪长官司，就是因水得名）；八舟蛮夷长官司下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面，称为三十里江，向北流经这里，又向东北流称为新化江。新化长官司下，东南面有新化江，又向西北汇入清水江。《图经》说，潭溪有两个源头：一条发源于黎平府西山，称少寨河；另一条发源于府城西南，向东北流经府城西北，与八舟河汇合；又向东流经老潭司北面，再向东北流经新化所西面，称新化江；又向北流经铜鼓卫西面，再向北到明耳司西北，流入清水江，入水口正对着卭水。《黎平府志》说，新化江发源于城西，其上游是八舟江，下游汇入清水江。洪舟江，《明史·地理志》说，洪舟长官司下有洪舟江（按元代设置洪舟长官司，就是因水得名），下游汇入湖广靖州的渠河。按靖州通道县有渠水，方志说源出县西南，向北流经靖州界，到会同县西北流入郎江。郎江流到辰州府黔阳县注入沅水。黎平府的洪舟江在洪舟司，又称洪州江。考察可知，这条水在汇合两水后才注入沅水；如今《水经》反而说渠阳江流入洪舟江，这是错误的。平茶江，《黎平府志》说在府城东南，源出太平山，流入洪舟江。

译卭水，元代《一统志》说，宋代卭水故城在今镇远县东南八十里。按宋代设置卭水县，就是因这条水得名，也就是今天卭水县丞所管辖的地方。《图经》说，卭水又称德明河，发源于镇远县东南的两条溪流，汇合后向东南流；长忌河从西南流来汇合。又向东流经卭水司南面；再向东南流时，有一条水从东北方流来，和两条溪流汇合后前来会合；转向南流数十里，又向东南流，承受北面一条小水；再向东南流经南洞西面；又向东南流一百里，到毛坪南面流入清水江。《通志》说，在卭水司南面，源出苗寨，下游流入沅江，就是指这条水。长忌河，《图经》说长忌河从西南方汇入卭水。城东溪，《图经》说在锦屏县城东二里，发源于苗山，经府属的湖耳司，曲折流到湖广的黔阳县。按这条水大概是在黔阳县流入沅江。龙溪，《通志》说在思州府城西，下游汇合凹溪后流入清江。凹溪，《通志》说府境内又有凹溪，汇合龙溪。左溪，《通志》说在都素司南面，下游流入清江。冶水溪，《通志》说在左溪西南，也流入清江。直银水，《图经》说发源于天柱县西界的东大山，向东流称等溪，转向东北流，经直银村西北，又向东北转而向南流，到县城北面分流，夹在城的左右；有一条水从西面的幞头堡流到县西来会合；然后向东稍向南流到远口，向北流入清江。幞头堡水，《图经》说汇入直银水。木耳溪，《明史·地理志》说，乌罗洞南面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也称九十九溪，下游也流入沅江。《通志》说，它的水流曲折，向东抵达平南寨，有九十九道曲折。无水考。无水的名称随着时代而改变。汉代无阳县因无水得名。班固在《无阳县注》中说：“无水最初承受故且兰的水，向南流入沅水，流程八百九十里。”说“最初承受故且兰的水”，大概是说首先承受故且兰县境内各条水流，就是今天俗称苗里水、处洞河等的水（按《水经注》说无水发源于故且兰，而班氏说最初承受故且兰的水，显然说明它在发源处之外，又兼受各条小水。合看《明史·地理志》，镇阳江也称濊水，上游承受兴隆、黄平等地的水，向东流三百里，流入沅江，这种说法就更加清楚了）。《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则称舞阳，大概是由于口音轻重不同，字也随着读音而改变。沈约说：“前汉写作无阳，后汉无阳；《晋太康地志》中有‘舞’字，三国吴时所设置的县名作舞阳，那么水也称舞水，就可以知道了。”《元和郡县志》称《荆州记》中的舞溪、獠浒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唐代又称武溪。李贤《后汉书注》说：“当地习俗把濆写作武，在今辰州境内，又称巫溪。”杜佑《通典》说：“唐代设置巫州，因为它位于巫水之间。” 又在龙标县下说：“汉代的巫阳县就是这里。”又称雄溪。《图经》说：“镇洋江就是古代的雄溪，是五溪之一。”《明史·地理志》在湖广会同县下说：“县东有雄溪，又称洪江。”就是这个水（按《水经注》说，雄溪、无溪原本各是一条溪水，唐代以后才混为一条，所以无溪也兼有雄溪的名称）。雄溪的“雄”又写作“熊”。《后汉书注》说：“雄字，当地习俗写作熊。”《元和郡县志》在辰州下次东南称熊溪，在叙州潭阳县下说：“溪水在县南二里。”（按潭阳本是汉代无阳县地，那

译么这里所说的溪水应当就是熊溪。）宋代称为舞阳水，也称舞水。《太平寰宇记》说：“沅溪县有舞阳水。”《元丰九域志》说：“沅州黔阳县有舞水。”明代称为镇阳江，也称镇南江，也称舞水。《明史·地理志》说，镇远府镇远县南面有镇阳江，又称镇南江，也称舞水。至于名称随着所在地而改变的情况：在黄平州称黄平河，又称西门河；在施秉称洪江，也称大江。《明史·地理志》说，施秉县有洪江，就是镇阳江；旧志说大江在施秉城北，下游就是镇阳江。在镇远称镇阳江，又称镇洋江；在思州府称舞阳江；在青溪县称青溪；在玉屏县称江，称平江，也称平溪（《贵州纪事》说，宋宝祐四年下诏，京湖帅臣把黄平、清浪、平溪分别作为屯戍驻地；明代设置平溪驿，也因这条水而得名）；又总称为洪江。《明史·地理志》说：“湖广黔阳县北有沅水，东面又有洪江。”至于发源的山，班固、郦道元以及唐、宋各地志都没有详细说明。如今《水经》说它的源头是黄平所的黄平河，《水道提纲》说源出平越府东北的黄平州南面金凤山，旧志又说源出黄平州西北三十里的都凹山。如今考察金凤山、都凹山山下（《通志》说，北攸河在黄平州城北三十里，原名都凹水，就是舞江的源头），都有细小水流注入西门河，或许都是无水的发源处。唐、宋以前的地志记载谨慎详细，所以只说发源于故且兰。至于无水流入沅水，班氏说流程八百九十里；如今计算黄平州到黔阳县，实际不到八百里，更加没有差错了。又因为水北称阳，水南称阴。如今沅州府治所在汉代无阳县地，正位于水北；而乐史引《荆州记》说：“牂柯在舞水之阴。”如今黄平、清平等州县都在水南，也可以知道汉代牂柯郡就在今黄平州附近（有人说今黄平州旧城就是汉代牂柯郡治，虽然也是大致的说法，但两地相距应当也不远）。飞云洞水，《图经》没有记载无水经过飞云洞。飞云洞东面有一条水从西北流来，汇合兴隆大河。兴隆小河，今本《水经》说两条水都流入镇洋江。苗里水，《通志》说在黄平州城东南，下游流入镇洋江。处洞河，《通志》说在黄平城西十里，发源于苗地，向东流，汇合北门河，流入镇洋江。北门河，《图经》说在城北，下游汇合处洞河，流入施秉县境，俗称也叫小江。施秉小江，《通志》说在施秉城南，源出黄平北门河，到城东汇合大江。按《图经》说，黄平北门河下游汇合处洞河；如今又说这条江源出北门河，难道是北门河的水又分成两支，分别流入小江和处洞河吗？又考县境内还有秉溪、别溪等水，也应当汇入舞江。杉木水，《通志》说在施秉城北汇合大江。瓦窑水，《通志》说在施秉县境内汇合大江。江凯溪，《通志》说在施秉城东汇合大江。镇远城西河，《图经》说，镇阳江又向东北流，有一条水从北面流来注入它，就是镇远府城西河。宛溪，《通志》说在镇远城东十五里。焦溪，《明史·地理志》说镇远县有焦溪关、梅溪关。《通志》说在镇远城西四十里。梅溪，《通志》说在镇远城东五十里。秋溪，《通志》说在梅溪东六十里。松溪，《通志》说在镇远城西南三里。牙溪，《通志》说在镇远城西五里。小由溪，《通志》说在镇远城西十里。勇溪，《通志》说与小由溪相近。白水溪，《通志》

译说在镇远城西三十里。铁溪，《明史·地理志》说镇远县东北有铁溪。《通志》说在镇远城东北三十里，从宛溪以下，就是所谓的镇远九溪。按镇远九溪中没有秋溪，以上十条溪水都流入镇阳江。宋咸平年间任命田承宝为九溪十洞抚谕都监，说的就是这里。

译异溪，《通志》说在思州府城东五十里。《图经》说，上游发源于镇远府西北界的大山，称路濑河。向东流数十里，汇合南北两条水，经过铁厂南山的南面，向东北曲折流行一百里，到思州府西北境；有铁厂水从东北方转向东南流来，在这里汇合。西面的水就是流入白岩河，经石阡府北面注入乌江的水。铁厂水，《图经》说汇入异溪；《通志》说铁厂河在青溪县城南。按县境内又有竹坪、苗龙等河，怀疑也汇入异溪。马口溪，《通志》说在都素司，就是洒溪的上源。下游流到城南一里处称洒溪，又汇合注溪，绕城向东流，汇合架溪，从两河口流入舞江。注溪，《通志》说在思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按《明史·地理志》说，施溪长官司东面有施溪；思州府志又有海龙等溪，也应当汇合各水流入舞江。又考《水经注》说，沅水流过沅陵县后，又向东流，施水注入其中。这里的施水就是今天沅陵县的施黔水，与这里的施溪完全不同。架溪，《图经》说洒溪在思州府城南一里，汇合注溪，绕城向东流，汇合架溪。文水河，《通志》说在玉屏城东，汇合各条涧水流入平江。易家河，《通志》说在玉屏城东，向东流入平江。野鸡河，《通志》说在玉屏城西，源自西溪、梭溪等水的汇合，经飞凤山、野鸡坪、象鼻山，流入平江。西溪、梭溪，《图经》说都流入野鸡河。黄道溪，《明史·地理志》说黄道溪长官司下有黄道溪。按元代设置黄道溪长官司，就是因水得名。《图经》称它为户溪。江源发自思州府北境，向东流九十里，转向东南流五十里到达长官司；向西南转而向东流，有一条水从东北方铜鼓塘西南流来，又汇合一条水，到大鱼塘北面汇合洪江。按流到下游、进入湖南境内而汇入无水的水流，都不再记载，其他都以此为例。铜鼓塘水，《图经》说流入黄道溪。辰水考。《铜仁府图经》说，铜仁江在府城西南，发源于四川酉阳司，汇合府境内各水，流到湖广麻阳县，注入沅江。如今《水经》说辰水发源于辰州府境南二百四十里的三峯山（按三峯山大概就是三山谷），《水道提纲》称它为麻阳河。西面的水从铜仁府汇合各水流来注入它。又说麻阳河各个源头中最远的一条发源于铜仁府西北界，称顺溪；它北面的山就是朗溪司的水，向西流入乌江。此水向东流入麻阳县界，又向北到辰溪县城西南流入沅江。如今根据《汉志》和《水经注》考察，这就是辰水。班固在辰阳县下注说：“三山谷是辰水的发源处，向南流入沅水，流程七百五十里。”《水经注》说：“沅水又向东流经辰阳县南面，向东汇合辰水；辰水发源于县境三山谷。”如今考察铜仁县有九龙山，在县西乌罗司西南六十里，应当就是古代的三山谷。《元和郡县志》说三山谷又称辰山，如今俗称梵净山。铜仁的大江、小江都发源于此。《图经》说这条水发源于四川酉阳司；如今酉阳司实际是古代辰阳县地，因此《图经》和班固、郦道元等人的说法相互吻合，而且发源处又称顺溪，“辰”“顺”音同，只是流俗中的语音转变罢了。郦道元又说：辰水向东南流，独母水注入其中；独母水发源于南面的龙门山（又称龙门溪），流经独母溪北面后流入辰水。如今铜仁府城西北有小江，《图经》说源出瓮济洞，到城东汇入大江。《水道提纲》说麻阳河又向东北转而向东流；东南面有小江从北山向东南流一百多里，与东面流来的一条水汇合，经过府城西北，再向南流来会合。它与郦道元所说辰水向东南流、独母水注入其中，以及独母溪向北流入辰水的记载完全吻合，那么今天的铜仁小江就是独母水。所说的瓮济洞和北山，应当就是古代的龙门山。辰水流经古代锦州，所以也称锦水，又称长水。如今沅陵县也有辰水，向南流入沅江，与这里的辰水只是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独母水，如今称小江。《明史·地理志》说，铜仁县西南有铜仁大江，西北有小江。《通志》说，在铜仁府城西北，到城东汇合大江。省溪，又称宙罗江。《明史·地理志》说，省溪长官司西面有宙逻江，就是省溪。《石邦宪传》说，贼人想攻取石阡，没有成功，返回时经过省溪，就是这里。《通志》说，在省溪司北面，源出江头山下，汇合大江。乜江，《通志》说在乌罗司南面，接纳乌罗溪、羊溪两条水，下游汇合铜仁江。乌罗溪、羊溪，《通志》说都汇入乜江。前溪，《通志》说在城南旧大万山司西面。源出大万山，向东北流入铜仁大江。按《明史·贵州土司传》说，铜仁长官司有五处，其中三处名为大万山。提溪，《明史·地理志》说，提溪长官司东面有印江。西面有提溪。《通志》说，提溪在提溪司，源出滥泥山，流入铜仁江。印江，《通志》说在铜仁府东面，又流来汇合提溪。《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五。阳湖洪亮吉学。《贵州水道考》中。由四川流入大江的各条水。

译延江水至四川涪州流入大江（经流一）。黑章水流入延江。落折河流入延江（喇雍河、杉木河附列），猓猡河流入落折河。以则河流入延江。乌西河流入延江。总已河流入延江，木空河流入总已河。杨柳河流入延江，猪场水流入杨柳河。簸朶河流入延江，武着河、堕极河、织金河都流入簸朶河。西溪河流入延江，楠木溪水（雷涧等溪附列）、猓陇河、高家河都流入西溪河。以济水流入延江，打鼓寨水、渭河、乌庆河都流入以济水；西门河、安乐河、陇溪河又流入渭河。洛阳河流入延江（柬溪、车头河附列）。九溪河流入延江。三岔河流入延江（思腊河、碧波桥河、宁榖桥河附列），牛场河流入三岔河。谷龙河流入延江。池水流入延江。跳蹬河流入延江。三潮水流入延江。鸡公河流入延江，修文南水、那奢河流入鸡公河。白花箐水流入延江。罗傅大河流入延江。息蒙所水流入延江。刀靶水流入延江。养马水流入延江。源溪水流入延江。朗水流入延江；达溪水流入朗水。伞水流入延江；黑泽水流入伞水。厚水流入延江。三江水流入延江；窄溪渡水、上闗水、花水溪、湄溪、马渡溪、角路溪、大溪都流入三江水；大洞溪流入湄溪。渡口水流入延江；石梁河、浦浙水都流入渡口水（瀼水、黄鱼溪等附属于此）。洗泥河流入延江。南明河水流入延江；上马桥水、济畨河、一宿河、四方河、黔灵山各泉水、贯城河水、富水、龙洞河水、黄泥哨水都流入南明河；尢爱溪流入济畨河，择溪流入贯城河。江界河流入延江；瓮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泥司水、佛山河水都流入江界河；白厓河水、红头铺河、草塘司河又流入瓮水（城西河、蛇子河等附属于此）；新村河、新街河又流入白泥司水。小江流入延江；牛场河流入小江。鳌溪流入延江；小溪流入鳌溪（杉溪、船溪附属于此）。落花屯水流入延江。清水河流入延江；八字河、簸箕河、三水江、瓮首河、瓮城河都流入清水河；麦新溪流入八字河；原溪流入簸箕河；加牙河流入瓮首河；翁黄河、罗鸭溪、干溪、三岔河、甲港溪都流入瓮城河（翁树河、十万溪等附属于此）。岩头河流入延江。龙底江流入延江；大溪流入龙底江。乐回江流入延江。深溪流入延江。各容溪流入延江。凯科江流入延江。义阳江流入延江；泥水河流入义阳江。桶口河流入延江；洋溪、石贯塘河、清江溪都流入桶口河；犵木溪、松溪河、板坪河又流入清江溪。沙溪河流入延江（龙坪河、会川河等附属于此）。芙容江流入延江。三江流入延江，名为“虎溪”；思溪流入三江。河由江流入延江；亭子溪、后溪都流入河由江（猛溪、河麻海溪等附属于此）。石马江流入延江。昔乐溪流入延江。宪溪流入延江。鹦武溪流入延江（仁溪、掌溪等附属于此）。思卭江流入延江（桶溪、网陀溪等附属于此）。鄨水从遵义县境流入延江（大水一）。温水流入鄨水；凤皇溪流入温水。黚水流入鄨水。桃溪水流入鄨水。乐闽河流入鄨水；金鼓潭水流入乐闽河。乐安河流入鄨水。费水向东流至四川黔江县，与延水汇合后流入江的支流；又流至湖北宜都县，注入长江（大水二）。更始水流至四川彭水县界，与延水汇合后流入长江；另一支又流至湖南永顺县界，与酉水汇合后注入长江（大水三）。倒羊溪水流入更始水。煎茶溪水流入更始水。登龙河水流入更始水。洪渡河水流入更始水。罗多水流入更始水。何只水流入更始水。大渉水流至四川合江县注入长江（经流二）。小河流入大渉水；孙家河、板桥河流入小河。斋郎河流入大渉水；龙岩山水流入斋郞河。九溪河流入大渉水；乘龙山水流入九溪河。古兰河流入大渉水。水思河流入大渉水；儒溪、泥溪、盘桥溪、猨猴溪都流入水思河。金沙溪流入大渉水。胡卢溪流入大渉水（官堂、赵洋等水附属于此）；溱溪、南溪水流入胡卢水。尧覇溪流入大渉水。沙霸溪流入大渉水。后溪流入大渉水。风溪流入大渉水。永寿桥水流入大渉水。{氵亹}溪流入大渉水（玉溪河附属于此）。僰溪流至四川江津县界注入长江（经流三）。坡头河流入僰溪。三溪河流入僰溪。安微水流至四川南川县界注入长江。

译考察延江水。《汉书·地理志》在牂柯郡鄨县条下，班固注说：“不狼山是鄨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入延江，经过两个郡，共七百三十里。”《水经注》说：“延江水发源于犍为郡南广县，向东流到牂柯郡鄨县，又向东转而北流，到达巴郡涪陵。”注文说：“这是更始水。”郦道元注释说：“温水、黚水都发源于符县，一同向南流入鄨水。鄨水在该县境内向东流入延江。”班固所说的“鄨水经过两个郡”，大概是因为《牂柯》《犍为》两书的水道记载虽说“延江水向东流到牂柯郡鄨县”，但鄨水流入延江水的地方，实际上正如郦道元所说，在犍为郡符县境内。大概延江水从鄨县向东转而北流以后，鄨水才流入它。现在考察乌江，一名黔江，发源于威宁州东北的山中，向东南流经毕节县南面，又向东流经大定府南面，又向东流经黔西州南面，又向北转而向东流经清镇县鸭池汛北面，又向东北流经修文县西北面，又向东北流经开州西面，又向东北流经乌江城南面，又向东南流经遵义府南境，又向东南流经余庆县西北境，又向东北流经石阡府西境、龙泉县南境，又向东北到达思南府西南境，又向东北到达府城东南面，随后向北略偏东流经印江县西北境，又向北略偏东到达婺川县东北境，转向西北流入四川酉阳州西南境，又向北略偏西到达彭水县南境，又向西流经武隆废县南面，又向北曲折流到涪州城东北的铜柱滩，注入长江，也称涪陵江。总括计算，流经安顺府普定县境的称为三岔河（按：三岔河与以且海等水汇合后流入乌江，所以从安顺以下，乌江也兼有三岔河之名）；流经清镇县境的称为的澄河（《明史·地理志》说：的澄河就是陆广河的上游）；流经大定府境的称为六归河；流经毕节县境的称为七星水；流经黔西州境的有猡革河、鸭池河（与清镇县交界）、陆广河、黄沙渡河（《王三善传》说：别将、都司线补衮从黄沙渡出兵）。到乌江城以下才开始称为乌江；到余庆县界称为岩门江（《贵州土司传》说：总兵杨愈懋等人与贼在江门交战而死，疑即岩门江）；经过思南府城称为思南河，又称德江；到彭水县以下称为黔江河，又总称涪陵水，也称内江水（《太平寰宇记》说：涪陵水一名内江水）。它大概流经两个省（承受贵州、湖南两省的水流后进入四川）、八个府和二十多个州县，总共十多次更改名称，才注入长江。考察威宁州东北的大山，已经进入四川屏山县境，距离僰道县不远。《元丰九域志》说：戎州南溪郡的郡治在僰道，该地界东南到南广蛮有一百八十里。由此可知，威宁州东北境在汉代属于南广县地，到宋代时已经被苗蛮占据，所以称为南广蛮。到了大定、黔西、修文、开州、瓮安、余庆、石阡，都属于汉代牂柯郡地；毕节、遵义，又属于汉代牂柯郡鄨县地。《水经》所说的“延江水流到牂柯郡鄨县，又向东转而北流”，正是此事（按：这条水自西向东、再向北流，条条都没有差错）。到了思南、印江、婺川、彭水等县，又属于汉代武陵郡酉阳县地。《华阳国志》说：枳县在江州，巴郡的郡治位于涪陵水汇合处。郦道元在长江条下引用庾仲雍的话，说有一条别江发源于武陵。这条水是延江的支流，分流后向北流，经涪陵注入长江，所以也称洨陵水。延江水在下游称它为小别江。这又是乌江属于古代延水的一个明显证据。至于说它流到涪州城东北的铜柱滩注入长江，考察今天的涪州，实际上是蜀汉时期的汉平县地。《水经注》在长江条下说：长江又向东流经汉平县二百余里，左岸从涪陵向东流出一百余里到达黄石，东面就是桐柱滩。桐柱滩就是铜柱滩，只是古今字形不同罢了（郦道元的这条注文就在延江水注入长江的记载之下）。这样看来，乌江就是延江一事更加确实，不能更改。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延江这条大水源远流长，流程二千余里，而自唐代以后（《元和郡县志》说：黔州西面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从牂柯向北流经播州、费州、思州、黔州等地，向北注入岷江。现在考察，唐代废置的播州在今遵义府境内，废置的费州在今恩南府境内；唐代的思州就是今思南、思州两府的境域；唐代的黔州就是今四川酉阳州及彭水县等地，与今乌江所流经的州县完全相合，足以证明唐代以前还没有人把延江水称为乌江。又考察宋代称这条江为巴江，《太平寰宇记》说：岭东有沅江水，岭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水；《武隆县》《务川县》条下也如此），竟被各种当地俗名混杂，始终没有人能够加以辨析。这难道不是因为道路极其遥远，而且大半是苗蛮居住之地，考察古迹的人无法进入吗？如今我国承平一百多年，上下游的生苗恭敬地接受教化，而我恰好在这时奉持节符，得以遍历十二府（只有铜仁府没有到过）州县；至于水道曲折地流入苗寨、不能亲自踏勘的地方，我都详细询问当地人，再用《水经》《地志》等书加以验证，没有一处不相互符合，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吗？《水道提纲》既不知道乌江就是延江，黄宗羲《今水经》、田雯《黔书》又都把乌江当作牂柯江，却不知道牂柯江是向南流到广西泗城府后汇合为左右江的水，彼此相隔数千里，源流完全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黑章水，《通志》说：七星水流过七星桥，有黑章水注入，有人说就是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刘国杰在墨特川击败蛇节、宋隆济，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落折河，一名落脚河。《通志》说：七星河流到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它在府城西北二十里处，从两山之间破地涌出，向南流入毕节县界，亦名响水河；下游称永清河，又名东门河，就是落折河的上游。按：府境内又有喇雍河、杉木河等。猓猡河图经记载，落脚河向东流，又与北面流来的猓猡河汇合。以则河。《通志》记载，七星河流过大定府治南面，向东流，在右侧汇入以则河。按：这应当就是《图经》所说的以麦河。乌西河。《通志》记载，它在大定府城东二十里，发源于仲麦龙潭，流入六归河。

译总已河。《通志》记载，它在大定城东南，发源于七星关，流过天生桥，与木空河汇合后一同流入六归河；木空河，《图经》记载流入总已河。《贵州纪事》说：明万历年间，都御史蔡文等亲自到木空河审理安智等人的案件，但没有判决。杨柳河。《图经》记载，它发源于平远州西南境的一座名叫卜牛的山，河流到州南境，与猪场水汇合，下游流入乌江；猪场水，《图经》记载，从南面流来，与杨柳河汇合。簸朶河。《通志》记载，它在平远州城东一百里，发源于安顺，下游流入六归河；武着河，《通志》记载，在平远州城西北六十里；堕极河，《通志》记载，在平远州城西北三十里；织金河，《通志》记载，在平远城东三十里；这些水都流入簸朶河。《明史·贵州土司传》说：安邦彦逃奔织金，就是这个地方。西溪河。《通志》记载：六归河又向东北流，有西溪河汇入；楠木溪水、猓陇河、高家河等水，都从东南流来注入。《通志》又记载楠木溪水流入西溪河。按：州境内另有雷涧等溪流，应当也流入乌江。猓陇河、高家河，《图经》记载，西溪河流到黔西州南境，猓陇河、高家河都从西南流来注入。以济水。《图经》记载，它发源于黔西州西北的山中，与打鼓寨水、渭河、乌庆河三水汇合，向东流一百五十里后汇入乌江；打鼓寨水，《图经》记载，以济河与从西南经打鼓寨流来的水汇合；渭河，《图经》又称以马河。《明史·贵州土司传》说：“播州平定后，将其地分为遵义、平越二府，以渭河为中心划界。”《王三善传》说：“王三善讨伐安邦彦，渡过渭河，投降者接连不断。”《四川土司传》说：“安邦彦等逃入青山，诸将逼近渭河西门。”河，《通志》记载，下游就是沙埧河，与上洪、下洪两水汇合后流入渭河。安乐河、陇溪河，《通志》记载，在大定城东北一百五十里处与安乐河汇合；安乐河发源于三重堰，汇合后流入渭河。乌庆河，《图经》记载：“乌庆河从黔西州西北境向西流，与三水汇合，向东流一百五十里来汇入以济河。” 洛阳河。《通志》记载，它在安平城东二里，又向东北流到清镇县城西，流入陆广河。按《明史·地理志》，平坝卫东面有东溪，安平县城南有车头河，这些水应当都流入鸭池河。九溪河。《明史·地理志》说：安顺军民府东南有九溪河。《通志》说：它在安顺府城东南四十里，九条溪流汇合而成河。三岔河。《通志》记载，在安顺府城北三十里，旧称水内、水外的，就是这里。《图经》记载：三岔河从西南方向流来，在安顺府西面与以且海等水汇合，共同流入乌江。以且海在威宁州东南二百里，这条水从源头流到这里，共七百里，实际上是黔江在南面的一个源头。《图经》记载：水城汛河、以固汛前河、古北河汇合后，都流入以且海。《明史·鲁钦传》说：陆梦龙等人分别驻扎在三岔河。《贵州土司传》说：朱燮元派遣别将林兆鼎从三岔河进入按地。《明史·土司传》又说：黔地军队从普定渡过思腊河。《地理志》说：安顺府有思腊河，与水西界相接。如今的方志不记载这条河，疑心它就是谷龙河等河的别名。《通志》又记载有碧波桥、宁谷桥等河。牛场河，《图经》记载：三岔河流经清镇县西北境，转向西北流，与从西南流来的牛场河汇合。谷龙河。《明史·地理志》说：西堡长官司北面有谷龙河，下游汇入乌江。《通志》说：它在安顺城西五十里，以上三水都汇流注入乌江。池水。《图经》记载：六归河流经鸭池汛北面，有池水从南面流来注入。跳蹬河。《图经》记载，它从镇西卫流来，注入六归河。三潮水。《通志》记载，在修文县城北五里。水势每天三次涨落，向北流入乌江。鸡公河。《通志》记载，上游称为麻线河；《图经》记载，它向南与广顺州以及安平、清镇两县的水汇合，注入乌江。修文南水，《图经》记载：鸡公河流到修文县西境，有县南水经过城南，转向东再向西北流来注入。那奢河，《图经》记载：鸡公河又向北流，那奢河从东面流来注入。白花箐水。《通志》记载：乌江又向东流，在左侧汇入白花箐水。罗傅大河。《通志》说：“它从永宁县东南经过遵义府，向西南流来注入乌江。” 息蒙所水。《图经》记载，这条水从乌江城南流来，注入乌江。刀靶水。《通志》记载：乌江又向东流，汇入刀靶水。养马水。《通志》记载：乌江又向东流，汇入养马水。源溪水。《通志》记载，在绥阳县城北十里。朗水。《通志》记载，在绥阳县城西，又名螺水，发源于朗山。达溪，《通志》记载，在绥阳城东南，发源于杨柳，经达摩山，向西流，与朗水汇合。伞水。《通志》记载，在绥阳城东南，与达溪、朗水等水流汇合，从遵义流入乌江。黑泽水，《通志》记载，一名清水河，流入伞水。厚水。《通志》记载，在绥阳城东南，发源于赵家里，经过长滩流入遵义。以上四条水都注入乌江。三江水。《明史·地理志》说：湄潭县西面有三江水，下游流入乌江。《通志》说：它在湄潭县城西南，容山司有三条源流，都发源于苗地，向东流入乌江。窄溪渡水、上闗水、花水溪，《通志》记载，在湄潭县城北二十里。湄溪。《明史·地理志》说：湄潭县南面有湄潭水，下游流入乌江。大洞溪，《通志》记载，又流入湄溪；马渡溪、角路溪、大溪，《图经》记载，以上各水都汇入三江水。渡口水。《通志》记载，在绥阳城北，就是合口河的下游。《图经》记载：乌江又向南流，有渡口称落汪渡，在右侧汇入渡口水。石梁河，《通志》记载，在城北，发源于桶闗，与渡头河汇合。浦淅水，《通志》记载，在城北，一名大滩，发源于湄潭山的竹箐中，与渡头河汇合。按：县境内又有瀼水及黄鱼等溪流。洗泥河。《图经》记载：乌江又向南流，有洗泥河水注入。《通志》记载，在开州城东南四十里。

译南明河水。《通志》说：乌江向东南流到岩门，有南明河水流来注入。《图经》说：南明河在贵阳府城南门外，发源于广顺州界，向东北流经府城，下游称牛渡河，到巴香后向北流，与乌江汇合。上马桥水，《通志》说：在上马桥司东北，下游流入南明河。济畨河，《通志》说：在贵阳城西南三十里。尢爱溪，《通志》说：在广顺州，从从仁里向下注入济畨河。一宿河，《通志》说：在广顺州从仁里。四方河，《通志》说：在贵阳城西南五里，发源于广顺州，与南明河汇合。黔灵山各泉水，《通志》说：向下注入南明河。贯城河，《通志》说：发源于崆巃山，流入城中，与南明河汇合。择溪，《明史·地理志》作宅溪。《通志》说：在贵阳城北，发源于髑髅山，流去与贯城河汇合。《明史·李橒传》说：“贼退守泽溪。”《王三善传》说：“在泽溪击败贼军。”就是指此处。富水。《通志》记载，在贵阳城南，发源于八里屯。龙洞河水。《通志》记载，在贵阳城南十里，下游流入南明河。《王三善传》说：“贼军退守龙洞，官军于是夺取七里冲。”据此，七里冲也应当在龙洞附近。黄泥哨水。《通志》记载，注入南明河。《通志》又说，府城西北有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宋隆济、蛇节作乱，进攻贵州；元将刘国杰讨伐他们，在这里大败宋隆济等人。现在考察《贵州纪事》，大德七年四月，刘国杰的军队从播州境内出发，在墨特川大败蛇节。按此，墨特川自然应当在水西附近，不可能在贵阳。晏斯道引用一种说法，认为它就是墨章水，这一说法还比较接近事实。江界河。《图经》记载：乌江又向东流，到龙泉县西南，有渡口称葛闪渡。乌江又向东南流，有瓮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汇合成为江界河；又有余庆县的白泥司水、佛山河水从北面流来注入。通志说：江界河在瓮安县城北五十里注入乌江。瓮水，一名瓮安江，《通志》说：在瓮安城南，水从高坪司经干溪里流来，也称干溪河，到县境后流入江界河。按：瓮安县因瓮水而得名。白厓河水，《通志》说：在瓮安城南二十里，汇合各条溪流，经过刘家堡流入瓮安江。按：县境内又有城西河、蛇子河等，疑心也汇入瓮安江；红头铺河、草塘司河，《图经》记载，都汇入瓮安河。鬲坪水，按：应当就是《水道提纲》所说的坪桥河。袁家渡水，《明史·陈璘传》说：追击败军到龙溪，又追到袁家渡，就是此处。白泥司水，一名白泥江。《明史·地理志》说：余庆县东南有白泥河，下游汇入思南河。《通志》说：在余庆县城南，发源于瓮安，流入乌江。新村河，《通志》说：在城东，下游流入白泥江。新街河，《通志》说：在城东，发源于官山，向下流到余庆县治前，注入白泥江。佛山河水，《通志》说：与江界河汇合。小江也叫小乌江。《明史·地理志》说：余庆县南面有小乌江，下游流入乌江。《通志》说：小乌江在余庆县城西三十里，流入乌江。《图经》说：牛场河流出余庆县西南境，群山汇合处即为小江。鳌溪，《通志》说：在余庆城西九十里，发源于渔鼓洞，流入岩门江。小溪，《通志》说：在余庆城西，发源于立钟山，流入鳌溪。考察县境内又有杉溪、船溪，想来也可能汇合其他水流后流入岩门江。落花屯水，《图经》说：乌江在东北方向接纳落花屯水，该水发源于湄潭县南境的山中。清水河也叫清水江。《明史·地理志》说：杨义长官司下辖地又有清水江，上游从新添卫流入，经过城西，又叫皮陇江；向北经过乖西、巴香等苗族地区，流入乌江。《通志》说：在贵定城西北三十里，是贵定县与贵筑县的界河。皮陇江在平越县城西二十里，又向东北经过开州界，至岩门流入乌江。八字河，《通志》说：在贵定城东二里。麦新溪，《图经》说：流入八字河。簸箕河，《通志》说：在龙里县城北，流入贵定县，汇合清水河。原溪，《图经》说：流入簸箕河。三水江，《通志》说：在贵阳府城北三十里，府西境的水流到这里汇合为一，又向东流入清水河。瓮首河，《明史·地理志》说：太平伐长官司东南有瓮首河，下游汇合清水江。《通志》记载相同。加牙河，《明史·地理志》说：龙里卫有加牙河，下游流入瓮首河。《通志》说：在城东，发源于县东南的谷者岩，流入太平伐司的瓮首河。瓮城河，《明史·地理志》说：新添长官司有瓮城河。《李橒传》说：参将范仲仁赴援，行至瓮城河遇到贼寇，说的就是此河。《通志》说：瓮城河在贵定城西二十里，发源于平伐，比其他各水稍大；河上有桥，是黔楚大道，下游汇合清水河。翁黄河，《通志》说：在把平司翁黄山下流入瓮城河；罗鸭溪又汇合翁黄河流入瓮城河。干溪，《通志》说：在贵定城西十里，水流汇入瓮城河。三岔河，《通志》说：在小平伐司，三股水汇流后汇入瓮城河。甲港溪，《图经》说：也流入瓮城河。考察县境内又有翁树河、十万溪等，大概也都是汇合其他水流后流入清水河的。岩头河，《图经》说：流入乌江，又向东北经过石阡府西境、龙泉县南境。有岩头河从南面流来汇入。龙底江，又名白岩河。《通志》说：“在石阡府城西南三里，其上游叫包溪，流经城东的黄茅囤，汇合大溪，绕过府城前面，进入思南界，注入乌江。”据此看来，大概就是《明史·地理志》所说的“石阡江”。大溪，《通志》说：“在石阡府城南流，汇合龙底江。” 乐回江，《通志》说：在旧葛彰司南面。它有三条源流，到方竹箐汇合为一股水，注入深溪后流入乌江。深溪，《通志》说：在石阡府城西北二十里。各容溪，《通志》说：在深溪西面八十里，诸水都向西流，注入乌江。凯科江，《通志》说：在石阡府境内，也汇入乌江。

译义阳江，《通志》说：在龙泉县城东北五十里，环绕县治，通向思南大江。泥水河，《通志》说：在龙泉县城东，发源于东山，汇合义阳江。桶口河，《通志》说：在龙泉城东一百三十里，县境内各水在这里汇集，合成大河，下游直达思南，流入大江。洋溪，《通志》说：在石阡府城北十里，又向西经过龙泉县界，汇合桶口河。石贯塘河，《通志》说：在龙泉县城北三里，上游由老木桥、三跳石两水汇合成大河；下游经过清江溪，在泥水、山羊等处汇合桶口河。清江溪，《通志》说：在龙泉城北约五里，下游流入桶口河。犵木溪、松溪河、板坪河，《图经》说：都汇入清江溪。沙溪河，《通志》说：在遵义城西一百里，发源于岩孔山，流入乌江。《明史·贵州土司传》说：杨应龙反叛时，安强臣的军队从沙溪进入，说的就是这里。考察县境内又有龙坪河、会川河等。芙容江，《明史·地理志》说：正安州南面、仁怀县东南面都有芙容江，它从乌江分流出来，向东北流入黔江。《通志》说：在正安城南一百里，发源于婺川。考察现在遵义城北也有芙容江，与这里的不是同一条。又考《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汉阳县下，班固原注说：“山闟谷，是汉水的源头，向东到鄨县流入延水。”《水经注》记载也相同。如今根据地图核对，四川叙州府庆符、长宁二县，都是汉代犍为郡汉阳县的辖地，在今仁怀县西偏北方向；那么古代的汉水，应当就是今天的淯溪、石门江等水，因为位于贵州境外，所以附带记在这里。三江，《明史·地理志》说：正安州有三江，向东南流，汇合于虎溪，也注入黔江。考《通志》又说，虎溪流入三江。如今核对《通志》的记载：虎溪在正安州城西南七十里，流经州南，流入三江；思溪在正安州城西七十里，发源于南川县牛角寨，流入三江。河由江，《通志》说：在沿河司，发源于铜仁乌罗司，流入德江的亭子溪。河由江，《通志》又说：也在沿河司，水从龙冈中流出，流入河由江。后溪，《通志》说：亭子溪向北七里，有后溪从马鬃岭流出，流入河由江。考《通典》记载，费州扶阳县以扶水得名。如今废弃的扶阳县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里，那么扶水也应当在思南府境内，只是不知道今天改叫什么名字。《水道提纲》说：乌江到思南府境内，又有猛溪河、麻海溪两水注入。现在考察思南府境内各水，都汇入德江；这两条水或许就是扶水，是古代乐溪等水的异名。石马江，《通志》说：在沿河司下游，汇入德江。昔乐溪，《通志》说：在思南府城东十里，流入德江。宪溪，《通志》说：在思南府城南五里，汇入德江。鹦武溪，《通志》说：在思南城北三十里。考察附近还有仁溪、掌溪。思卭江，《太平寰宇记》说：思卭水原本发源于锦州洛浦县界，经过本县四十步，到思王县下面，流入内江。思卭水，《通志》说：在印江县，南面的源头从朗溪司北方流出，流入德江。后来讹“卭”为“印”，于是用它给县命名。考察县境内又有桶溪、网陀溪等，大概也都是汇合思卭江等水后流入德江。

译〇鄨水考（附记温水、黚水） 现在根据对延江水的考证来考察鄨水，那么今天的湘江，难道就是汉代的鄨水吗？《汉书·地理志》记牂柯郡鄨县，班固注说：“不狼山是鄨水的发源处（《晋书·地道志》记载也相同），向东流入延江，经过两个郡，流程七百三十里。”《水经注》说：“鄨县有鄨水，发源于鄨邑西面的不狼山，向东与温水汇合。”如今考察《遵义府志》和《图经》，湘江水发源于遵义府治遵义县北境、桐梓县南境的龙岩山，流经湘山南面，与桃溪水汇合，曲折流行五百多里后注入乌江。郦道元说：“鄨水在符县向东注入延江水。”符县就是今天仁怀厅及仁怀县以北的地区；汉代鄨县属牂柯郡，符县属犍为郡。这样看来，班固所说的“经过两个郡”，就是牂柯郡和犍为郡。《图经》说“曲折五百多里”，后来又向南流入乌江，与班固所说的七百三十里也相合。那么龙岩山应当就是古代的不狼山。又根据鄨水就是今天的湘江来考察，古代犍为郡符县的温水、黚水，是否就是今天汇入湘江的洪江、仁江呢？（《水道提纲》没有记载仁江，今本《水经》也连洪江一并不记载。） 晏斯盛《黔中水道考》也这样认为，只是不知道这两条水的源流比桃溪、鹿塘河等更大，不能不加以著录。）《汉书·地理志》说：“符县的温水向南到鄨县流入黚水，黚水也向南到鄨县流入江。”这里的江就是延江水。《水经注》说：“鄨水向东与温水汇合；温水又叫煗水，发源于犍为郡符县，向南流入黚水。黚水也发源于符县，向南与温水汇合。”阚骃称它为阚水，二水都向南流入鄨水。鄨水在鄨县向东注入延江水。如今遵义县确实在仁怀等县的南面，由此可知，这两条水虽然发源于符县，却都向南流到鄨县，注入鄨水。如果把班氏所说“入江”的“江”解释为长江，那么就都应当说向北流入，不应说向南流入。可知班氏所谓“入江”，就是指延江，这与郦道元的说法没有不同。古人的文字简略，否则或许会把它说得更详细。《图经》说：洪江从娄山关南面山的东侧发源，向南流到遵义东境的清乘桥；北面的凤皇溪从绥阳西山向西南流来，在此汇合，随后向东南流入湘江。《通志》说：“仁江在遵义城东南五十里，发源于永安驿山涧，下游汇合湘江。” 这两条水都汇入湘江，与郦道元所说向南流入鄨水的记载相合。又考班氏说：“温水向南流入黚水”，郦道元说法也相同。又说：“黚水也发源于符县，向南与温水汇合。”可见两水的情形相同，都发源于同一县，也彼此承受对方水流而有相互注入的说法。今天当地人有的说洪江注入仁江，有的说仁江注入洪江，正是这种情况。洪江在唐宋时期叫作{亐阝}水，《太平寰宇记》说：“{亐阝}水在芙蓉县东三十里，向南流。”仁江在唐宋时期叫作仁水，《太平寰宇记》说：“仁水在芙容县西南一里，向南注入{亐阝}水。”事实就是如此。这还可以据此证明《汉志》和《水经注》有错误。今本《汉书》鄨县下说鄨水向东流入延江，其中“延”字误作“沅”（《华阳国志》也如此），应当是传抄造成的错误。郦道元在《延江水》下注说：“鄨县是旧日犍为郡的郡治。”考察鄨县自汉代直到晋、宋，从未隶属犍为郡，可知这是郦道元误记。温水，今天叫洪江。《通志》说：在遵义城东四十里，发源于大楼山，汇合仁江后流入乌江。凤皇溪，《通志》说：在遵义城东四十里，也叫长滩，下游汇合洪江。黚水，今天叫仁江。《通志》说：在遵义城东南五十里，下游汇合湘江，流入乌江。桃溪水，《通志》说：在遵义府城南十里，发源于城北六十里的上庄山；溪水汇流成为罗家河，到霸竹水处，罗会水又流行数里，与湘江汇合。考察这条水的源流也很远，但它发源于遵义府城北六十里之外，由此可知不是温水、黚水。《明史·贵州土司传》所说安疆臣焚烧桃溪庄，就是这里。乐闽河，《明史·地理志》作落闽水。《通志》说：也在城西南四十里，发源于雷变山，向东流八十里，汇合湘江。金鼓潭水，《通志》说：在遵义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入并汇合乐闽河。乐安河，《图经》说：发源于绥阳金竹里，向南流成为绿塘河，又写作鹿塘河。《明史·地理志》作乐安水。《通志》说：鹿塘河有两个源头，一条发源于绥阳县西北山，一条发源于东北山，流到城南后汇合并向南流；数十里外又有一水从东北流来汇合，再向南八十里汇合湘江，流入乌江。考《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唐宋地志，又有夷牢水、带水、胡刀水、胡江水等，这四条水如今不知对应哪条水，不敢凭空判断，暂且附记在这里，等待进一步考证。

译〇费水考 费水今天叫上费溪，流到四川夔州府以下叫夷水，也叫清江。杜佑《通典》和《太平寰宇记》都说：后周设置费州，是因水而得名。《通志》说：在思南府城东北一百里，旧费州因它得名；向北流入四川黔江，向东北流入湖广施南府界，称为清江。《明史·地理志》说：四川黔江县南面有黔江，发源于贵州思州府（应作思南）界，主流从涪江汇合大江的支流，经过这里，下游成为湖广施州卫的清江。施州卫条下又说：清江汇合卫境内各水，下游到宜都县流入大江。考《汉书·地理志》南郡巫县下原注说：“夷水向东到夷道县流入江，经过两个郡，流程五百四十里。”夷道县条下引用应劭的话说：“夷水从巫县东面流入江。”考察巫县、夷道县都属南郡，而记载说经过两个郡，大概是水从巫县向东流经武陵郡的佷山等县，才进入夷道县境。《水经》说：夷水发源于巴东郡鱼复县。汉代鱼复县就是今天四川夔州府的奉节、大宁二县一带。四川黔江县在思南府东北，夔州府又在黔江县东北，大概费水主流从黔江县汇入大江，后来它的支流又向东北流到夔州府境内，或许叫作鱼复江。夷水又是从这里发源的。总的说来，班固的《地理志》不能详细说明巫县以西夷水的源头，《水经》也不能记载鱼复以西那条分流从哪里开始，都是因为汉代思南等府还处在武陵蛮的地区之中，所以无法沿流追溯源头、梳理隐秘的水道；因此各自按照所见来叙述，这也是谨慎的做法。（考察延江水，实际上是汉代牂柯、犍为两郡的过境水，而《汉书·地理志》只是因为鄨水注入它，才在鄨县下附带记出它的名称，也正是这个原因。）唐代杜佑、李吉甫似乎也不知道费水就是夷水，所以在施州清江县下都说：清江又名夷水。杜佑又说：清江县西面有都亭，是夷水的发源处。把清江作为汉代巫县的所在地，认为夷水发源于这里，这也与《水经》所说夷水发源于鱼复江相同。（如今考察鱼复江在今天的奉节县，都亭应在今天的巫山县，两地相距只有一百里。）至于明代直到今天的地图册，都是当地人记载本地山水，不是船只航行所经过的地方，就是耳目所能见闻的地方，与古代贤者相比，记载反而更为周密。如今这条水的支流在荆州府宜都县流入大江，与汉《地理志》和《水经》的记载恰好相合。《元和郡县志》在费州涪川县下说：内江水流经县北一百五十步，恐怕指的就是这条水。（考察该书下文田多县说涪陵江水流经县南五十步，由此可知内江水并不是涪陵水。）至于其他汇入费水、共同流入大江的水，都已经在四川境内，所以这里不再记载。（《水道提纲》等书也只说清江发源于施南府西北境，不知道它实际上发源于贵州。）

译〇更始水考 更始水今天叫丰乐河，也叫水德江。《明史·地理志》说：安化县东南有水德江，就是乌江的分流，到四川彭水县流入涪陵江。《通志》说：在婺川城东五十里，水流从龙泉、湄潭曲折流入县境，到洪渡进入龚滩以北，汇合乌江水道。《水道提纲》说：乌江进入四川酉阳州西南界，再向北稍偏西流一百多里（东面是四川界，西面是贵州界），有南溪河；它从东北方向由湖广施南府汇合各水，向西南流来，在龚滩汇合。南溪河的上游就是北河。在沅江条下又说：沅江到辰州府城西南有北河，就是酉水；酉水从西北方向在酉阳州汇合各水，向南经过府城西面流来，在这里汇合。这样看来，南溪河和北河原本相通，一条支流汇合涪陵水，另一条支流汇合沅江。如今考《水经》说：延江水到巴郡涪陵县，注入更始水。（说“注入更始水”，只是因为水流彼此贯通、互相汇合，所以名称可以互称。）郦道元注释说，更始水就是延江分流的起点。更始水向东流入巴东郡南浦县，又叫西乡水，也叫西乡溪。溪水在山间曲折流行大约二百里，才流出山外；又通行水道，流向远处二百多里，向东南流入迁陵县。郦道元在沅水条下说：酉水发源于益州巴郡临江县，也就是旧武陵郡充县；从酉源山向东南流，经过无阳故县南面，又向东经过迁陵故县界，与西乡溪汇合。这就是延江的支流、更始水的下游，称为西乡溪口。如今考察，无阳故县在今天沅州府芷阳县东南，迁陵故县在今天永顺府保靖县东面。郦道元说酉水与西乡溪汇合后，才向东经过酉阳故县南面；如今更始水到永顺县界流入酉水，正在汉代酉阳故城南面，与郦道元的说法也相合。《一统志》说：更始水今天俗称北河水。《水道提纲》说：北河就是酉水，大概是从它汇入酉水以后来说的，却不知道原本是另一条水。综合这几条记载，就知道今天的水德江就是古代的更始水。郦道元说它是延江的支流，明代志书说它是乌江的分流，二者的说法似乎一致。郦道元又说更始水是延江分流的起点；说“分流”，就知道它有两条支流，所以能够一条流入延江，一条流入沅江。他又说“延江的支流、更始水的下游”，明确说明它从延江分出后，下游便汇入酉水而流入沅江，因此北河也兼有酉水的名称。庾仲雍所说“有一条别江从武陵流出”，更足以证明这一点。郦道元在《江水》条下说：“这条水向南流经武陵郡。”如今思南府、酉阳州以及辰州、永顺等府，都是汉代武陵郡的辖地，正是如此。《水道提纲》说：“南溪河向西南流到龚滩，汇合乌江。”《通志》也说：“丰乐河到龚滩汇合乌江。”这就是丰乐河即南溪河的证据。它叫丰乐河，是因为河左岸有丰乐坝，大概因此而得名。《太平寰宇记》说：“更始水，又叫涪陵水，今天叫内江水。”大概更始水是延江的分支，后来又汇入涪陵江，所以通称为涪陵江、内江。倒羊溪，《通志》说：在婺川县城北五里，又叫晓洋江，到隘溪渡汇合丰乐河。考察这一点，隘溪就是倒羊溪的下游，《通志》把隘溪另列一条，是错误的。煎茶溪水，《图经》说：丰乐溪接纳煎茶溪水，登龙河水汇入其中；洪渡河又汇合倒羊溪水，向东流入乌江。登龙河水，《水道提纲》写作龙登河。洪渡河水，《水道提纲》说：发源于婺川县西南境、龙泉县北境的山中，向东流经绥阳场，再折向东北流。有大水河从西北汇合一条水流前来，又向东北有小水河从西面流来汇合。考《太平寰宇记》说：黔州洪杜县，唐武德二年设置，因县东的洪杜山得名；贞观三年又向北迁到洪杜溪。如今考察洪杜废县距离这里不远，那么这条河应当就是过去的洪杜溪，只是因读音相同而发生转变。《旧唐书》也说：洪杜县治所位于洪杜溪，麟德二年迁治龚湍，就是龚滩。罗多水，《太平寰宇记》说：在务川县东八十里。“罗多”“何只”都是獠人的姓名。《明史·地理志》说：务川县有何只水，又有罗多水，下游都注入水德江。何只水，《太平寰宇记》说：在务川县东二十里。又说思唐山在思州东四里，南面连接何只水，北面临着内江水。考《寰宇记》记载，县境内又有河渝水、都濡水、丹阳水、波涛水，如今不知道已经改成什么名称，暂且附记在这里。

译〇大涉水考 大涉水自晋代以后叫安乐水，唐代也叫赤虺河，《唐书》武后征讨云南的檄文中有赤虺河，就是此水。后来转称赤水河。《贵州图经》说：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州，从赤水卫向东流，经仁怀县，到四川合江县流入岷江。考察今天的仁怀、合江两县，都是汉代犍为郡符县的辖地。《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南广县下原注说：“又有大涉水，向北到符县流入江。”正是此水。《水经》称它为鳛部水，而郦道元注释称它为安乐水。考察晋穆帝分符县设置安乐县，水也因县名而改名。常璩《华阳国志》说夷县有安乐水（汉代平夷县故城在今天仁怀县西南），又在符县下说：“县治位于安乐水汇合处，向东连接巴蜀乐城南水，通向平羌、鄨邑。”就是这个意思。《水经注·江水》说：符县县治在安乐水汇合处，水源向南通到宁州平夷郡鄨县，向北流经安乐县界东面，又流经符县下面，向北流入江。如今正安州在仁怀县北面，知道晋代安乐县一定在今天正安州境内；唐代又在今州西七里设置乐源县，其旧城还在，因此乐源县也应当是因水得名。由此推断，晋代安乐县也一定在今天正安州境内，所以郦道元说：“水源向南通到鄨邑，流经符县县治，又向北流经安乐县界东面，再流经符县而入江。”还可以知道，晋代从符县斜向东北的地区分置安乐县，而安乐县的南境、北境仍然属于符县；按道理考核，条理清楚，完全没有差错。《元和郡县志》说：安乐水流经简州平泉县南七十步，平泉县本来是汉代牛鞞县和符县的辖地。小河，《图经》说：从西南方向在毕节县北境汇合孙家河、板桥河等水，向东北流，汇入赤水河。孙家河、板桥河，《图经》说：都流入小河。斋郎河，《通志》说：在桐梓县城西六十里。《图经》说：汇合龙岩山水向西流，经过县城南面，向西流一百七十里，又向北汇合一条水，向西南流，汇入赤水河。龙岩山水，《图经》说：流入斋郎河。九溪河，《图经》说：从南面汇合一条从西南方向流来的乘龙山水，向北流入赤水河。乘龙山水，《图经》说：又流入九溪河。古兰河，《图经》说：赤水河向西流经脉困塘北面，有古兰河从西南流来汇入。考察“古兰”大概是“古蔺”的讹写，因为古蔺州而得名。水思河，《图经》说：赤水河到土城西面，有水思河从东面流来，儒溪、泥溪从西面流来，都汇入这里。再向西北，有盘桥溪从东面来，猿猴溪从西南来，先后流入。儒溪、泥溪、盘桥溪、猿猴溪，《图经》说：都汇合水思河后流入赤水河。金沙溪，《图经》说：从东面流来，注入赤水河。胡卢溪，《通志》说：在桐梓县城西五里，与溱溪、南溪两水汇合。考察县境内又有官堂水、赵洋水等。溱溪，《通志》说：在桐梓县城东二里。南溪，《通志》说：在桐梓县城南二十里，诸水汇入胡卢水。尧霸溪、沙霸溪、后溪，《图经》说：流入赤水河；赤水河又向北接纳尧霸溪、沙霸溪两水，这就是后溪水。风溪，《图经》说：赤水河到仁怀县西南境，有风溪从西南流来汇入。永寿桥水，《图经》说：在仁怀县境内，永寿桥水从西面流来，注入赤水河。澶溪，《通志》说：在仁怀县城东几十步，从东向西流，汇合赤水河。考察县境内又有玉溪河。〇僰溪考 僰溪今天叫南江，是綦江的上游。《图经》说：发源于桐梓县北境的山中，两条源流汇合后向北流一百多里，叫松坎河，接纳一条从西南流来的小水。又向北流几十里，有坡头河从东北山中流来汇入。再向北流，西面接纳一条水。又向北九十里，有三溪河从东面流来汇合。再向北七十里，经过綦江县东面向北流，有龙角溪从东面带着三条小水汇合而来。又转向西流，经过县城北面；再向西北流，有沙溪沟从东北流来，有清溪河从西南汇合三坌沟和鱼子溪水，向东北流三百多里来汇合。又向西北一百里，北面接纳一条水。再向北有孙溪河，从西南汇合棋盘山水流来。又向北到江津东境，再向北流入江。《图经》说：江水流经江津县城西北，又向东北流几十里，有綦江从南面汇合各水流来注入，这里叫僰溪口。考《元和郡县志》说：僰溪水在南州，距南川县南四十步，在三溪县西面。《太平寰宇记》说：僰溪水从南面的废丹邱县流入南川县，又流经县南四十里，再向北进入渝州江津县界。《明史·地理志》说：桐梓县北面有僰溪，发源于山间溪谷，是綦江的上游。如今考察僰溪这个名称，唐代以前没有可考的记载。只有《通典》说：唐武德三年平定南蛮，设置僰州，武德四年才改为南州。唐代设置僰州，难道是因水得名吗？《通志》在桐梓县下不记载僰溪，只说桐梓县北七十里有蒙渡河，俗传汉代、唐代蒙人曾在这里渡河，因此得名。按方位考察，或许就是僰溪。考《汉书·西南夷传》说：征发巴蜀士卒修筑道路，从僰道直指牂柯江，怀疑说的就是这条水。坡头河，《通志》说：在桐梓县北一百四十里。三溪河，《元和郡县志》说：贞观五年设置三溪县，因为县南有僰溪、东溪、葛溪汇合，所以得名。考察该县的情况，由此可知东溪、葛溪都汇入僰溪。如今《通志》也不记载东溪、葛溪；至于此河下游的龙角溪等汇合僰溪，已经在四川境内，这里不再记载，其他各水也照此处理。《贵州纪事》说：杨应龙反叛时，以綦江的三溪、五渡和南川的东乡坝、立石作为播州界线。〇安微水考 安微水今天叫小乌江。《通志》说：发源于椒溪，在绥阳县城东北六十五里，流入正安州，经过南川界，注入涪江。考《太平寰宇记》说：安微水又叫孤微水，从西面的绥养故县流来，向东流经绥阳县南八里，又向东流入都上县西十四里，又叫涪水，也叫洑野水；又折向西南流入废鸡翁县南三里，再向南流入费州城乐县界。鸡翁废县在今天绥阳县东面。考察旧志把德江、小乌江合并为一条水，似乎没有分清。《寰宇记》又说涪江水向南注入安微水，也是错误的。《卷施阁文甲集》卷第六。阳湖洪亮吉撰。《贵州水道考》下 从广西流经广东入海的各条水流

译〇豚水到广东南海县入海（经流一） 羊角寨水流入豚水。马场水流入豚水。木鱼河流入豚水。巴开河流入豚水。风柳沟小溪流入豚水。劳村江流入豚水。青云溪水流入豚水，三宝山水流入青云溪。高坡河流入豚水。红盆水流入豚水，苗溪、浪溪两水流入红盆水。啸山水流入豚水。带溪流入豚水。溶江水流入豚水。车江水、崩坡塘水从龙溪汇入溶江。孖女江流入豚水。孖览江流入豚水。曹平江流入豚水。〇温水从广西汇合欎水，至广东南海县入海（经流二） 马别河流入温水（附记大桥河）。深溪河、阿希河、木郎河、都威河都汇入马别河（附记阿棒河）。罗炎河流入温水。搏{犭农}河流入温水，克渡索{犭农}河流入搏{犭农}河。龙渣河流入温水，冗渡河流入龙渣河。乐繁河流入温水。〇盘水从广西汇合温水，至广东南海县入海（经流三） 结里泛南山水流入盘水。花鱼洞水流入盘水。桃花溪水流入盘水。九十九渡水流入盘水。落白河流入盘水。拖长江流入盘水，海子铺北水、猪场河、西安河流入拖长江。软桥河水流入盘水。南板桥河水流入盘水。者卜河水流入盘水。阿黑河流入盘水，马京河流入阿黑河（大章河附记于此）。马毕河流入盘水；都城河的江西坡水流入马毕河。宁谷河流入盘水；白水河、王二河、霸陵河、打罕河（公具河、阿破河附记于此）以及关岭驿水，都流入宁谷河；杨吉河、菜子河、石溪河又流入白水河。北口河流入盘水。岩下河流入盘水（郎公河、落叶河附记于此）。鲁沟河流入盘水。大坡哨水流入盘水。〇潭水流到广西来宾县，与温水汇合（大水一）。彩江、大岩江、乐民溪、利济溪、容江都流入潭水。〇刚水流到广西武宣县，流入潭水（大水二）。涟江流入刚水，冷水河流入涟江。环带江流入刚水；回龙江、罗畨河、小水河都流入环带江。九曲江流入刚水。奔龙江流入刚水，大龙河流入奔龙江。遶翠江流入刚水。大韦河流入刚水。底方河流入刚水，小畨河、云溪水流入底方河。玊带河流入刚水。摆游河流入刚水，腰带河流入摆逰河。洗马河流入刚水。小溪水流入刚水。双峡水流入刚水。

译〇豚水考。《贵州通志》说：都江在独山州城东，它的上游源头是独山江，再往上游是都匀的邦水河，原名板河，发源于都匀府西二十里的邦水司。按：邦水河是都江的上游源头，而旧志又说邦水河通往麻哈江，这显然是错误的。《图经》说，水又名龙江，有两个源头：一处出自西南方丰宁土司北面的山中，向北流后转向东北，流数十里到州城南面的里蜡寨；北面有西源羊角寨水，从西山向东流，经州城西南后转向南流十余里，前来汇合。现在考察，都江从发源处流六十里到独山州所属的三角屯，江面逐渐宽阔，可以容纳大船；又流一百多里，经过都江通判城西，再向南经过来牛、定旦等寨子，到古州城东，与溶江、车江汇合，向南流入广西怀远、雒容二县境内。按《汉书·地理志》牂柯郡夜郎县下，班固注说：“豚水向东流到广郁林郡广郁县县境。”又注说：“郁水上游承接夜郎的豚水，到四会县流入海中（《山海经》说郁水发源于象郡）。”《西南夷传》说：“夜郎这个地方，临近牂柯江，江面宽一百多步，足以行船。” 《水经注》说：“郁水就是豚水（按：道元这条注释不如班氏说得明白，大概豚水确实是另一条水，也是郁水的上游，到了广郁县以下才总称为郁水，不能把两条水合并为一条）。豚水向东北流（按：此水从三角屯以上都向东北流），经过谈藁县东面，又经过牂柯郡且兰县，这一段称为牂柯水。水面宽数里，县城临江而建，所以这里是且兰侯国，又名头兰，是牂柯郡的治所。元鼎五年，武帝征伐南越，征发夜郎精兵，沿牂柯江而下，与军队一同会师番禺，就是这件事。《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公孙述在位时，夜郎大姓替汉朝保卫边境；东汉初年，他们从番禺江进贡，就是指这里。’如今《水道提纲》把这条江称为龙江，反而认为它是福禄江的支流，不知道这条江的源头比福禄江远六七百里以上。我在甲寅年二月从都匀赴黎平应试，从三角屯乘船到古州，共走了三天三夜；考完黎平后将前往镇远，沿途考察福禄江的宽窄，却连都江的十分之六也不到，而且源头又近，却反而把它当作干流，可见《水道提纲》错乱了。道元说：‘豚水又经过中溜县南面，与温水汇合。’ 如今广西的象州、来宾、武宣三地，都是汉代中溜县的地域；南盘江、都江二水到来宾县才汇合，经过武宣县西南，大概今天的南盘江就是古代的温水，今天的都江就是古代的豚水。这更使人觉得道元的话丝毫没有错误。又“龙江”这个名称，大概起于唐代。唐初设置龙水郡和龙水县，都是以这条水命名的。龙水县就是今天庆远府的宜山县。“豚”与“龙”读音相近，大概是语音转变的结果。由此推论，汉代牂柯郡和且兰县的治所，应当在今天清平、都江之间，正临近都江上游。武帝元鼎五年征伐南越，征发夜郎兵，沿牂柯江而下；所谓下江之处，也应当在今天独山州三角屯附近。只是道元说豚水向东北流，经过谈藁县东面，又经过牂柯郡且兰县，称为牂柯水。考察谈藁，也是汉代牂柯郡所属的县，那么谈藁县也应当在今天都匀府附近，即独山州西南一带。豚水古代有两个名称：一名豚水，也叫牂柯江。近代则有九个名称：发源处叫板河、邦水河，也叫黑神河；在都匀境内叫都江，也叫都匀河；在独山州境内叫独山江；进入广西境内后叫龙江（《明史·地理志》说，独山州南有独山江，就是都匀河的下游，向南流入广西天河县境，称为龙江），又名柳江，又名浔江。至于田雯《黔书》把乌江当作牂柯江，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倒：如今乌江不能通到番禺。明代郑旻又把北盘江当作牂柯江，也可以依据《汉书》和《水经》来驳斥。道元说：豚水向东流经过牂柯郡且兰县，称为牂柯水；水面宽数里，县城临江而建。按：今天的北盘江在永宁、安南之间，并不是汉代牂柯郡和且兰县治所所在之地，这是第一个错误。今天北盘江宽数十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没有扩展的余地，这又同《水经注》所说的‘水广数里’和‘县临江上’相矛盾，这是第二个错误。北盘江如今尚且不能通航（《图经》说到广西泗城界才略能通船），而汉书所记武帝时征伐南越，征发夜郎兵沿牂柯江而下、会师番禺，必定不是这条水，这是第三个错误。至于北盘江现在还有瘴气，而都江没有，这也同道元、刘昭的说法相合；但这或许是古今环境不同，所以不能单凭这一点驳斥郑旻。我国朝雍正八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江河航道，说那里不仅现在可以通到烂土司，并同广东荔波县接壤，而且烂土司地方有一条溪河，向前行到交然寨，登陆后走五十里，就是清水江，实在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地势。中间只有三处大险滩和几处小险滩，应当进行疏浚；已经发文命独山州知州孙绍武查勘五十里的陆路，如果可以一并开辟成河道，那么都江、清水江就能彼此呼应、贯通，声势和援助也能相接，等等。这就是说，沅水与豚水相隔不过五十里，并且有可以开通的地势。后来终于没有开通。羊角寨水，《图经》称其为都江的西源。马场水，《图经》记载它在邦水河左岸与马场水汇合；又有烂土司西南的溪水，向东流成为都江。木鱼河，《图经》记载它流入都江；又向东北数十里，有木鱼河从南面的唐怀寨流来汇合。巴开河，《图经》记载都江流到烂土司后转向北，再向东流，有巴开河从南面流来汇合。风柳沟小溪，《通志》记载都江经过来牛营，有风柳沟小溪从北面流来注入。劳村江。《明史·地理志》说：河池州荔波县东南有劳村江，源出贵州陈蒙烂土长官司，流入州境后称为金城江。河池州条下又说，州东有金城江，下游与都泥江汇合。《通志》说：在荔波县城东南，源头有两个，一个来自黑猫，一个来自烂土司，汇流后进入县境。《图经》说：都江又向西南流，劳村江从北面的荔波县城流来汇合。按：劳村江共有四条小水汇入都江。青云溪，《图经》记载它从广西南丹州与三宝山水汇合，流来注入都江；三宝山水，《图经》记载它与青云溪汇合。

译高坡河，《通志》记载在丹江通判城南，发源于城西南囊路寨山中，经过乔港、趱坡等寨，向南流入都江。红盆水，《图经》记载发源于南丹州西南，经过河池州城南，又承接从东南流来的浪溪三水，向北流入都江；苗溪，《通志》记载它与红盆江汇合；浪溪三水，《图经》注记为红盆水。啸山水，《图经》记载都江又向东南流，承接从北面流来的啸山水。带溪，《图经》记载发源于古州八万猺山，向东北流，在与生苗交界处，山水流到广西思恩州白沙村，向西南汇入龙江。溶江，《通志》记载在古州城西北，汇合众多小溪形成江流，到城北与车江汇合，到城东又汇入都江。《图经》说：都江流到古州城西，有溶江从城西北汇合众水，又到城东来汇合；车江，《通志》记载在古州城西北，因绕过车寨而得名。《图经》说：到古州城北与溶江汇合；崩坡塘水，《图经》记载它与溶江汇合；从龙溪，《通志》记载在永从县城西南，发源于老荒山，流入溶江。孖女江，《通志》记载在古州城南。苗人把高大的山称为“岑”，把分流的水称为“孖”，下游汇入都江。孖览江，《图经》记载从永从县寨正寨平缓流出，向北汇入都江。曹平江，《图经》记载从黎平府曹滴司流出，注入都江。〇温水考。按《水经注》说：温水发源于牂柯郡夜郎县，经过谈藁、昆泽、味、滇池、母单、毋掇、律高、镡封、来唯等县，向东流到郁林郡广郁县，才称为郁水。如今考察，南盘江流到云南曲靖府城外，与白石江、潇湘江等汇合，才有南盘江之名。《明史·地理志》说：南盘江下游环绕云南澄江府和广西三府的边界，到了罗平州进入贵州境内。按：今天曲靖府的治所南宁，实际是汉代味县的地域。《图经》说：南盘江上游是八达河，发源于沾益州花山洞。考察沾益州是汉代宛温县的地域，县名“宛温”应当因温水而得名（按：《水经注》只写作“温县”。又按：宛温与夜郎同属牂柯郡，所说的花山洞，汉代或许属于夜郎县境）。往下流经过云南府宜良县东北，就是汉代滇池县的地域；又经过路南州西境，就是蜀汉建宁郡的地域。道元说：诸葛亮平定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设置建宁郡，就在这条水的旁边（这里承接上文所说的水，就是温水）。又经过澄江府治河阳县东境，就是汉代俞元县的地域。又向南流经弥勒州西境、宁州东北境，这些地方都是蜀汉兴古郡的地域；经过阿迷州北境，又是汉代益州郡的地域；又经过广西州南境、广南府西北境，也属于蜀汉兴古郡。《明史·地理志》说：澄江府治河阳县东有铁池河，发源于陆凉州，流到这里汇入抚仙湖，又引流成为铁赤河，流入盘江。考察铁赤河就是古代的桥水。班固《益州郡》俞元县下的注文说：池在县南，桥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毋单县汇入温水，全程一千九百里。道元《水经注》说：桥水上游承接俞元县南面的池水，又名河水（按：南池、铁赤，乃是声音转变）。因此今天的河阳县，就是汉代牂柯郡毋单县附近的地方，更可以证明今天的南盘江就是温水。道元又说：温水向东南流经梁水郡南面，温水上游汇合梁水，所以从这里以下又通称为梁水。梁水应当就是今天的九龙河、马别河等河，梁水郡或许也因南盘江而得名。（按：班固《牂柯郡》镡封县下的注文说：温水向东流到广郁县，汇入郁水，经过两个郡，全程二百五十八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八十里〕 常璩《华阳国志》说：镡封县有温水。蜀汉时，镡封县分属兴古郡；晋成帝时分置梁水郡，该县又归梁水郡管辖。如今考察，从弥勒州以下到南笼府以上，在蜀汉时属于兴古郡，在晋代属于梁水郡；来唯县，前汉时属益州，后汉时被撤省。今天临安府的阿迷州，又是汉代益州郡的地域。道元所说“温水向东南流经镡封县北面，又经过来唯县东面”，应当就是这里。南盘江下游到广西南宁府境内，与郁江汇合，也同班固“向东流到广郁县汇入郁水”的记载相合（《水经》则说流到广郁县后称为郁水，与班固的注文略有不同）。南盘江俗名又叫红水江，在册亨县境内，俗名又叫八渡江。马别河，《通志》记载在普安县城南八十里；《图经》说南盘江流到广西西隆州界后，又向东北流，有马别河从西北面流来。它在贵州境内汇合深溪、木郎等水，向南流经南笼府境，向东与都威河汇合，再向东南流来会合。按：县境内又有大桥河，也应当流入南盘江。深溪河，《通志》记载在普安州城东一百二十里，《水道提纲》又说深溪河就是马别河的上游。阿希河，《图经》说马别河又向东南流，有阿希河从普安县东南山中流出，向西南流一百里来会合。木郎河，《图经》记载发源于普安州南界的山中。都威河，《通志》记载在南笼府城西三十八里，三条水都汇入马别河；府城北五十里又有阿棒河，下游流入永丰州。罗炎河，《通志》记载在永丰州城东一百二十里，就是永宁州盘江河的下游，流入广西后称为红江。按《明史·地理志》，安隆长官司西南有同舍河，怀疑就是罗炎河等河的另一个名称。搏{犭农}河，《通志》记载在罗斛；其西北又有克渡索{犭农}河，从定畨以下流来，两水交汇合流，注入红江；克渡索{犭农}河，《图经》记载流入搏{犭农}河。龙渣河。《通志》说：冗渡河在册亨流入龙渣河，到了者{屯土}迤逦流入红江；冗渡河，《图经》记载流入龙渣河。乐繁河，《通志》记载在册亨东北，向南流称为达岭河，再向南称为百乐河，流入红江。

译〇盘水考。盘水今天名为北盘江。《图经》记载发源于今天威宁州西一百五十里的乱山中，向南流入云南沾益州境。按：北盘江实际发源于威宁州境，从州境向南流后才到沾益州；而今天的《水经》《水道提纲》和各地方志都认为两条盘江都发源于云南沾益州，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而造成的错误。盘江又曲折向东北流二百里，重新进入贵州境内，称为可渡河；又转向东流到大山处潜入地下；再向东南流二十多里出山，向东南流称为天生桥；又向东南流经安南县境内，才称为盘江；又向东南流经永宁州西境（《通志》说永宁州的毛口河也是盘江上游）。今天安南县与永宁州夹江相对、以铁索桥为界的地方，就是这里。又向南流入生苗境内，再从生苗境内向东南流入广西泗城府北境；又向南与南盘江汇合，流入粤江，注入大海。如今考察《三国志》所说诸葛亮进入南中、在盘中交战的地方，就是这里。《水经注》说：叶榆水又流经贲古县北面，向东与盘江汇合。盘水发源于律高县东南的盘町山，向东流经梁水郡贲古县南面，水面宽一百多步，深处十丈，有很重的瘴气；朱褒反叛时，李恢追到盘江，就是此事。又说：“刘禅把兴古郡的盘南地区分出，在梁水县设置郡；所说的盘南，就是盘水以南。”刘昭《郡国志》在“牂柯郡宛温县”下注引《南中志》说：“县北三百里有盘江，江面宽数百步，深十多丈，这条江有毒气。”按：今天云南沾益州就是汉代宛温县的地域；说县北三百里，核对起来就是今天的威宁州，因此可以确定水源出自今天威宁州无疑。又考察今天的普安、安南，都是元代普安县的地域；唐代属于盘州的附唐平夷、盘水二县；晋代属于梁水郡；蜀汉属于兴古郡；两汉属于牂柯郡。如今各地方志都说南笼府境是牂柯郡的地域，大概是从其最初沿革说起的。《晋书·地理志》说贲古县虽属兴古郡，然而依《水经注》所说的梁水郡贲古县来看，既然成帝设置了梁水郡，就可以知道此县已经改属梁水郡。况且唐代设置盘州和盘水县，都是因今天的北盘江而得名。由此推论，今天的普安、安南就是汉代贲古县的地域；再从水势考察，今天盘江营铁索桥所在之处，涨水时江面仅宽一百多步，深十多丈，春夏之交就有瘴气，这又是一个明证。（按：叶榆水就是今天的西洱河，查各地方志，都没有说它同北盘江相通；但仔细核对《水经》及其注文，《水经》说叶榆水流入牂柯郡西随县，向北成为西随水，又向东流出进桑关，经过交阯泠县北面。） 道元注说：“从西随到交阯，崇山连接，地势险要，水路有三千里。”刘昭《郡国志》在西随县下注引《晋书·地道记》说：“麋水向西承接境外之水，向东到麋泠县流入尚龙溪。”马援又说：“从泠水道出发，经过进桑王国，到益州贲古县，转运通畅，大概是军队车辆和物资运输所经过的道路。”这就是叶榆河经过贲古县北面、与盘江汇合的一个明证。今天叶榆水从永昌以下被各种地志混淆，两条水于是仿佛互不相干了。然而幸好《后汉书》和《水经注》的各种证据都还存在，将来如果亲自到那里，还可以寻找源头、追溯水流，仔细考察一番。又《图经》说：“拖长江从普安州平夷所流来汇合。”由此可知平夷所就是旧时平夷县。（按：汉、唐都有平夷县，这里应当是唐代平夷县的旧址。）又唐代盘州在今天普安州东三十里，盘水废县也在普安州西面，都是今天北盘江流经的地方，这又是一条证据。至于所说盘水发源于律高县东南盘町山，应当是指潜流重新出山的地方。如今考察各地方志，都说天生桥是盘江潜流重新出山的地方，在威宁府东南一百六十多里；那里群山重叠，左侧就是华盖洞，应当就是道元注文所说的盘町山。盘江或许就是因盘町山而得名。又说：“盘水向东流经汉代兴县的山溪之间。”汉代兴县，晋、宋地志都说属于兴古郡；按照道里推算，应当在今天南笼府以东、同泗城府交界的地方。结里迅南山水，《图经》记载是威宁州东南的水，向西南流，与可渡河汇合。花鱼洞水，《图经》记载可渡河流到木东汛，有花鱼洞水从西面流来注入。桃花溪，《通志》记载在威宁州城南八十里，两岸都种着桃花，所以得名。九十九渡水，《通志》记载在威宁州城西南一百里，与可渡河、落白河汇合。《图经》说可渡河流到安南县东北，有落白河从曲靖府境内向东流来注入。拖长江，《贵州纪事》说：明代弘治年间，普安苗人米鲁等人在拖长江各处修筑三座寨子。《通志》说：“在普安州城东七十里，发源于沙陀石岩中，下游通入盘江。”海子铺北水、猪场河、西安河，《图经》都注记为拖长江。软桥河，《通志》记载在普安州城东三十五里。南板桥河，《通志》记载在普安州城东八十里，上游连接城南三十多里的大水塘，都流入盘江。者卜河，《明史·地理志》说普安州东南有者卜河，下游流入盘江。《通志》说在普安州城东南一百八十里，流到永宁州，也叫者马河。阿黑河，《通志》记载在安南县城东南十多里。《图经》说阿黑河与马京河汇合；马京河从安南县东境向西北流来，注入盘江。马京河，《通志》又说与阿黑河汇合。按：安南县境内又有大章河。马毕河，《通志》记载发源于南笼府新城汛西北的山中，向东流经城北，又向东数十里后转向东北，再向北流经高伍塘和安姑以东，最后向北流入盘江。《水道提纲》写作马军河，错误。都城河，晏斯盛《黔中水道考》说南笼府有都城河，从安南县境承接江西坡水，到高武汛西面与马毕河汇合；江西坡水，《图经》记载流入马毕河。宁谷河，《图经》记载这条河从东北方的安顺府流来，汇合西南方镇宁、永宁二州的各条水，向西南流入盘江。《水道提纲》说：宁谷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发源于普定县东北境的山中，一个发源于西玉山东北麓。西北麓就是三岔河的源头，向北流入乌江。西玉山也是黔中地区的分水岭。

译白水河，《通志》记载在永宁州城东北四十多里的路旁；杨吉河，《通志》记载在镇宁州西南十五里，向下注入白水河；菜子河，《水图经》记载流入白水河；石溪，《通志》记载在镇宁州城南四十里，也流入白水河。王二河，《水道提纲》说：宁谷河转向东南流三十里，与从东面流来的王二河汇合。霸陵河，《通志》记载在永宁州城东三十五里。打罕河，《通志》记载在永丰州西北。按《明史·地理志》，元代因打罕夷地设置永宁州，那么这条河也应当因打罕夷而得名。又按《地理志》，十二营长官司条下说东北有公具河，北面有阿破河；这两条水也应当同宁谷河等河汇合后流入盘水。关岭驿水，《图经》记载与宁谷河汇合。北口河，《通志》记载在永宁州城东二十里，下游汇入盘江。岩下河，《通志》记载在永宁州境内；《图经》说此河从东北面的岩顶山向西南流一百多里，与从东面流来的一条水汇合，向南注入盘江。按：州境内又有郎公河。落叶河等也应当流入盘江。鲁沟河，《图经》说盘江进入生苗境内后，有鲁讲河从西安笼镇西北木舌寨山流来，向东注入盘江。大坡哨水，《通志》说盘江经过普市，又与大坡哨水汇合。〇潭水考。潭水就是今天永从县的福禄江。如今的《水经》说：福禄江发源于湖广靖州，向西南流入贵州黎平府西境，称为古州江；向东流到永从县，向东南流，汇合后称为福禄江；又向东与大岩江汇合，称为南江，流入广西柳州境内，经过融县后流入柳江。《明史·地理志》说黎平府又有福禄江，其上游是古州江，下游流入广西怀远县境。《通志》说：福禄江在永从县城南，发源于石井山，到黎平府西境称为古州江，向东与彩江汇合称为福禄江，又向东与大岩江汇合称为南江，流入广西柳州境。考察《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镡成县下，班固注说：“玉山是镡水的发源地，经过两个郡，全程七百二十里。”《水经注》说：“温水又向东流入阿林县，潭水注入其中。潭水发源于武陵郡镡成县的玉山，向东流经郁林郡潭中县，周水从西南流来注入。潭水又向东南流，与刚水汇合；又经过中溜县东面、阿林县西面，向右流入郁水。”许慎《说文》也说：“水发源于武陵镡成县的玉山，向东流入郁林。” 如今考察，靖州本是汉代武陵郡镡成县的地域，黎平府也是汉代武陵郡的地域；由此可知福禄江就是潭水。它从黎平、永从一直到柳州境内都向东流，也同班固、郦道元的两条注文相合。只是《水道提纲》和各地方志把福禄江当作柳江，这是错误的。《元和郡县志》说：“柳州马平县，潭水在县东二百步，柳江在县南三十步。”可见潭水、柳江是两条水，十分清楚。如今考察，柳州府城南的那条水，是发源于都匀府的豚水；福禄江则经过柳州府城西面，这就是所谓“在县东二百步”的水。（按：唐代马平县旧城在今天县城稍北。）由此推论，今天的都江就是唐代所说的柳江。《太平寰宇记》说：“浔江在柳州南三十步，也叫柳江。”因此柳江又名浔江，今天的《水经》也称它为右江。《明史·地理志》说马平县南有柳江，也叫浔水，也叫黔江；名称虽然很多，实际上只是一条水。《元和郡县志》说：“潭水在龙城县西十里。”今天福禄江也经过柳城县西南，汇入柳江，就是这条水。大概唐代潭水的名称还没有改变，宋代也是如此。《太平寰宇记》说洛容县有潭水，就是这个潭水。到了《明史·地理志》，才称它为福禄江。柳州府怀远县条下说：“县西北有九曲山，山南称为石门山，两山夹峙，福禄江从贵州永从县流来，经过两山之间，到融县称为融江，到柳城县称为柳江。”所谓到柳城县称为柳江，大概是福禄江到了柳城县与柳江汇合。潭水注入郁水的地方，在今天浔州府桂平县城东面。桂平县就是汉代布山、阿林二县的地域，同道元所说“郁水向东流入阿林县，潭水注入其中”以及“潭水经过中溜县东面、阿林县西面，流入郁水”的记载，没有一处不相合。（按：汉代阿林县的废址在今天桂平县东面。）此外，《通志》说福禄江发源于石井山。考察今天的石井山在黎平府城南八十里，难道就是汉代镡成县的玉山吗？然而福禄江的源头实际发源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东北，石井山却在府东南，而且离靖州较远，因此地方志所说“福禄江发源于石井山”，并不是确切的说法。彩江，《明史·地理志》说永从县有彩江。《通志》说古州江向东与彩江汇合。大岩江，《通志》记载在西山司，发源于大岩山，向东南流入永从县的福禄江。《明史·地理志》记载相同。乐民溪，《通志》记载在永从县城东南，发源于鹿背山，流来汇入福禄江。按《明史·地理志》，永从县又有永从溪，如今已经看不到，怀疑就是乐民等溪的另一个名称。利济溪，《通志》记载在永从县城西南，流入福禄江。容江，《明史·地理志》说曹滴洞长官司西南有容江，发源于苗地，向北流入福禄江。

译〇刚水考。《汉书·地理志》在牂柯郡毋敛县下，班固注说：“刚水向东流到潭中县，注入潭水。”《水经注》温水条下，道元注说：“潭水又向东南流，与刚水汇合。刚水向西发源于牂柯郡毋敛县，王莽时称有敛县；向东到潭中县流入潭水。”如今考察，柳州府所属的马平、雒容、柳城、怀远、融、象、来宾等州县，都是汉代潭中县的地域。说刚水向西发源于牂柯，向东到潭中县流入潭水；从地形考察，大概就是今天贵州定畨州南境的蒙江。《通志》说蒙江在定畨州城南，发源于州西北三十里的乱山中，称为蒙潭，汇合州境内各条水，到破蚕后进入广西泗城府境，也叫牂柯江，俗称乌泥江，又叫都泥江、红水江；进入广西境内后，经过泗城、庆远、思恩、柳州、浔州五府和东兰、那地、忻城、迁江、来宾、武宣六州县，在武宣县西北向东流入潭水。这些水都从西向东流，是第一条证据。镇宁、定畨二州，本来就是汉代牂柯郡的地域。汉代毋敛县今天虽不知道确切所在，但根据汉、宋地志考察，该县应当并入旧且兰县，因此今天的定畨州或许就是汉代毋敛县所在地，这是第二条证据。《汉书·地理志》在郁林郡定周县下，班固注说：“周水的源头承接无敛水，向东流入潭水。”所谓承接无敛水，应当是指源头承接无敛水，也就是刚水。怀疑刚水流到柳城，又与周水汇合后，才向东注入潭水；周水就是今天柳城县西南的龙溪水。《元和郡县志》说来宾县在都泥江北面，来宾水向东流，所以得名。如今考察，蒙江正位于来宾县南面，又向东流入浔州府境。《明史·地理志》也说：“来宾县南有大江，也叫都泥江。”这是第三条证据。蒙江当地人也称为牂柯江。《太平寰宇记》说来宾县有牂柯水，乐史引《郡国志》说：“严州州门有长水，深十丈，从牂柯河流下来。”这是第四条证据。今天的《水经》说牂柯江有两个源头，都出自程畨府：一条从金筑司治所北面流出，称为麻线河。（按：今天《通志》说镇宁州南一百里有乌泥江，《明史·地理志》即称都泥江，发源于山箐中，向东南流入金筑安抚司境；今天的广顺州又在金筑东南。《图经》说麻线河在广顺州城北二十里，就是所谓发源于金筑司治所北面的水。那么乌泥江的一个源头实际上又发源于镇宁州。）流到府城西境称为七曲江。经过卢山，向东流经洪畨、方畨，到达畨司南面，称为大韦河。另一条从上司马桥治所流出，向东北流经小程畨、卢畨北境，再向南绕过府城，经过卧龙司西面，与大韦河汇合，成为牂柯江。《水道提纲》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牂柯江这个名称，却说泗城府的两条水都发源于北境大山，一条向西南流，一条向东南流，到府城南面汇合；又说这些水源流三百多里，泗城西山、北山的各条水都汇聚于此。如今考察，泗城府北境紧接定畨州，不是蒙江还能是什么？这是第五条证据。（按：《水道提纲》只是把发源于云南宝宁县西面的西洋江误认为古代夜郎豚水，这是最大的错误。）道元说：郁水又向东流入阿林县，潭水注入其中。按：潭水在到达阿林县以前，已经在潭中县同刚水汇合。如今《水道提纲》说红水江从西南方的来宾县流来，与柳江汇合，俗称都泥江。今天的《水经》把今天的都江称为右江，说石江向南流经来宾县东面，牂柯江从旁流来注入。（按：今天《水经》所说的右江，就是《水道提纲》所说的柳江；今天《水经》所说的牂柯江，就是《水道提纲》所说的红水江。）显然，蒙江先同柳江汇合，然后才注入郁水，同道元所说完全相合。这是第六条证据。涟江，《通志》记载在小程畨司南面，向南流入蒙江；冷水河，《图经》记载与涟江汇合。环带江，《通志》记载在罗畨司南面；金石司东南又有回龙江，两水都汇流后注入蒙江。回龙江，《黔中水道考》说环带江与回龙江、罗畨河汇合，流入蒙江。罗畨河，《通志》记载在罗畨司北面；小水河，《通志》记载在罗畨司东面，也与环带江汇合。九曲江，《通志》记载在定畨州西二十里。奔龙江，《通志》记载在大龙司东面，下游流入蒙江；大龙河，《通志》又记载与奔龙江汇合。遶翠江，《通志》记载在卧龙司南面，流入蒙江。大韦河，《通志》记载在韦畨司南面，上游通向程畨，下游接连卧龙，也流入蒙江。底方河，《通志》记载在方畨司，与蒙江汇合；小畨河、云溪水，《通志》记载都与底方河汇合。玉带河，《通志》记载在定畨州城北，下游流入蒙江。摆游河，《通志》记载在卢山司，向西流入蒙江；腰带河，《黔中水道考》说从卢山司向南流，与摆游河汇合后流入蒙江。洗马河，《通志》记载在卢畨司东面，流入蒙江。小溪水，《通志》记载在洪畨司南面，向东流入蒙江。双峡水，《通志》记载在小龙司南面，流入蒙江。《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七，阳湖洪亮吉著。

译〇上石经馆总裁书。亮吉叩首，恭敬致书于阁师、石经总裁执事：昨天奉到谕旨，办理石经，并谕令以蒋衡所书的《十三经》作为底本。在鸿都门旁建立百通碑，在务本坊南面书写，都是同一回事；云台辨难的旨意出自宫禁之中，开元年间御制的篇章列在碑首。士人生逢今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欣喜遇到执事您以三公上卿的尊严，统领群经的问答，总管秘藏典籍，督率群贤。这就像鸾台、凤阁，另行标举监领之名；又如虎观、麟洲，尤其看重诸儒的选拔。今天又派亮吉等四人参与主管此事。老聃曾守柱下，刘向曾居阁中，扪心自问我是什么人，哪里敢与前贤相提并论？接受命令之后，欣喜与惶恐交集。伏惟圣朝举行此事，远远超过历代帝王，何况石刻流传下去，将遗留万古，所以一定要广泛考察群籍，参照前代贤人，订正蜀本、宋本的残缺，校正汉、唐以来的旧误。它的体例，要概括为一字、二字、三字，于是确定其中的标准；它的文字，则以大经、中经、小经为准，使任务有所分别。子思子说：‘以等待圣人而不至于迷惑。’张伯松说：‘悬之于日月而不可磨灭。’这大概就是今天执事和诸位君子所承担的任务吧？像亮吉这样的人，入选天禄阁、石渠阁，已经惭愧自己没有才能；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更加惭愧不能胜任。我私下看到，两年的期限已经确定，校勘也已有日期安排，但在十天半月之间，体例和义例仍然难以统一。这是因为屡次承蒙您垂询之后，我内心有些不能自已的话。又自以为在石经这件事上，并不是毫无缘分：早年跟随出使江左的车驾，壮年进入咸阳、关中的官署；对于学士，曾经帮助成就此事（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建立石经）；对于侍郎，曾经帮助校正讹误（乾隆五十年，陕西巡抚毕沅恭敬拓取唐开成石经进呈）；租住先儒的廊庑，摩挲京兆的丛碑；跟随喜好古物的人家，辨识熹平年间的残字。每逢有遗留下来的文字，都全部加以浏览。况且《书编隶释》仿效先臣，《阁建蓬莱》也不无家学渊源。如今又忝列掌管书籍的职任，置身秘阁之中，虽然辨识大字小字、所办事务各不相同，但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不负所托。我冒昧不自量力，谨慎地撰写上二十四条，每条大约列举一两件事，还希望执事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察看我的愚昧诚意，不要嫌弃樵夫的浅见，赐予采纳选择。虽然这些意见难以全部涉及，但其余的也可以类推；如果有可以施行的，便请颁行于本馆。第一，经文与注文相互错杂的，应当订正。《易经·序卦》中‘履者礼也’四字，已经误把经文当作注文。《仪礼》下文‘为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误把注文当作经文。《左传》‘上天降灾’四十二字，又把本来并非注文的文字误作经文，都是这一类。一、前后倒置的，应当订正。《谷梁传》僖公二十年，解释‘宋公’三字的注文，应当在‘外’字之上；解释‘不志’的注文，应当在其上。《尚书·武成》的‘王若曰’十二字，又误移到《大诰》《武成》之后。一、有脱文的，应当补足。《大易》‘童蒙求我’中，脱去了‘来’字；《论语》‘赐也贤乎’下面，应当增加‘我’字。一、又有因为脱去几个字而导致上下文不连贯的，也应当补足。《左传》桓公十三年，‘淇水’二字完全脱落，因而‘乱次以济之’的意思不明；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的《释文》，是郦道元的注文。《论语》‘子贡’章中，‘乐道’二字脱去一个字，因而与‘富而好礼’的文意不相配；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孔传》，是皇侃的《义疏》。一、有衍文的，应当删去。《易传》‘坤至柔’上面多出‘言曰’三字；《礼记·杂记》‘君之母与妻’上面又多出‘君之’二字，都是这一类。一、又有因为一句话衍出文字而使文意不能衔接的，应当删削。《易传》衍出‘变则通’三字，但德明的本子还可以与之并行；《礼记》衍出‘舞斯愠’三字，贡父的编本于是产生了异议。一、有时只因一个字的差别而使原义完全违背的，应当改正。《仪礼·司射》中‘实觯之实’误作‘宾而洗升’的文字，难以解释；《左传》‘旦辟左右’的‘旦’误作‘且’，因而‘厥梦’所显示的征兆便不明显了。一、前后字形应当统一。《易》中‘包’字共出现十次，只有‘苞桑’的‘苞’加了草字头。《孟子》中‘饥’字共出现六次，只有‘无饥’的‘饥’写作‘几’。‘句践’的‘句’都从口，间或也写作‘厶’。‘盘桓’的‘盘’本来写作‘般’，又有的加石旁。一、偏旁错误的，应当立即删改。‘暮’字从两个‘日’，‘憾’字却有两个‘心’；‘添’字加木旁成为‘榭’，‘臧’字加草字头。‘即’字旁边从虫的‘胡’字旁，放置了玉旁。这类错误很多，也难以全部列举。至于把‘本’写成‘夲’，把‘暴’写成‘曓’；《鲁论》中的‘磷’、‘莞’，以及《孟子》中的‘餂’、‘莩’，更是别字中的严重者，也都属于全篇应当改正的情况。一、有些字的错误，可以追溯到魏晋以前。《仪礼》中把‘祧初’写作‘从濯风’；《诗经》中‘祊’本来应是‘彭示’；《大易》‘阴凝’，叔重还知道它是当时的俗字；《春秋》中的‘袀服’，阳明已经改作‘均’。一、有些字的错误，可以追溯到唐、宋以前。‘艹耇’被讹作‘蒇’，幸亏有贾逵的注可以证明；《说文》的‘连心’误作‘涟’，如果不是《鸿烈》的编本，谁能说明古义？以上两类，都应当裁定。一、有些字虽然不是俗字，但也应当确定采用本字。例如《论语》‘后雕’应当写作‘后凋’，《左传》‘絺樊’应当写作‘郗’，就是这样。一、同一个俗字，应当斟酌删去其中过于严重的。‘拖’、‘扦’都是《论语》‘袘绅’的别字，与其采用‘拖’，不如采用陆氏本的‘扦’为恰当。‘滨’、‘濵’都是‘频’的异体字，与其写作‘濵’，不如采用《广雅》的‘濵’才对。一、经文不可擅自改动，应当依照注文。《礼记·大学》篇有‘此之谓自谦’，郑康成认为‘谦’应读作‘慊’，而近来的刻本竟直接改成‘慊’。《周礼·九嫔》有‘赞王’，杜子春认为‘王’应读作‘玉’，而各本便依此改作‘玉’。一、有些经文可以用另一部经书来校改。同一处引用的书，如果《大学》篇‘一个臣’这一类文字，移照《公羊传》作‘一介’，才是正确的。一、有些经文绝对不能用另一部经书改动。各自保存古字，例如《公羊传》‘郑伯臤’中的字，如今改照《左传》写作‘伯坚’，就是错误。一、有些错误是因上下文而产生的，也应当改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齐侯’二字因上文而误重；《论语》子路章中的‘轻裘’二字，则因下章而被窜改。

译一、前代的制度造成的文字，也应当改正。秦统一天下后，‘辠’字便从‘非’，汉代又因避讳改写。群臣初次应对时，离开‘口’而加‘火’，成为火德的符号；把从水的‘洛’改作‘雒’。表明金刀谶言时，又把‘者’旁的‘留’改成‘刘’。一直到新莽时期，重叠的文字错误；开元年间，‘颇’字的讹误。字书出现后，‘影’字才从‘彡’；草书流行后，‘修’字讹从‘羽’。‘绁’的写法、‘绁城’的写法、‘圻匡’的写法、‘匡桓’的写法，以及‘柦’字一类，既然已经与原事相隔数朝，都应当加以厘正。一、汉石经中有些字急需依从的，如把‘子游’写作‘子斿’，把‘石碏’写作‘石踖’，以及《大易》中‘先心’的文字、《尚书》中‘微言’的字，这类也很多，姑且举出一二。一、唐石经中有些文字应当酌情采用。《尚书》‘视乃烈祖’的‘烈’，写作‘厥’；《左传》‘其气焰以取之’的‘焰’，写作‘炎’；《诗经》‘襛矣’并没有错，应当从‘禾’。至于《论语》‘德衰下仍加也’，其错误在于分辨不清‘干’，也不明白‘专’与‘尃’，这一类很多，也难以逐一列举。一、两宋石经中有些可以采用，有些不可采用。南仲号称精通篆籀文字，却把‘丰’配作‘礼’。光尧开始依照宣和年间的诏令，又把‘陂’改作‘颇’。一、除唐、宋石经之外，刻本也应当广泛搜集。毛居正的正误之书，可以借助校勘监本来纠正讹误；晁公武的遗书，足以校正石经的错误。吴兴沈氏的刻本、相台岳氏的编本，以及《淳化》本和闽本，都应当并行保存；堂号本的《永怀》，校勘起来比《汲古》本稍好。这些都可以广泛搜求，以辅助这一盛举。一、有些字应当以《说文》为根本，但是否依从，也应当斟酌。字书没有‘觌’字，那么‘觌’应依《系传》本作‘儥’；旧文没有‘哂’字，那么‘哂’应依《淳化》本作‘矤’；以及《论语》中的‘份份’、《诗经》中的‘墫墫’，都是急需依从的。至于‘文马’写作‘文马’，‘戚施’写作‘酋黾’、‘尔黾’，不妨保留这些异文，可以不改从古字。何况‘菿’的讹误、‘丽’字从‘艹丽’，都是后人错误增添的，不能作为依据。一、底本应当以《释文》为依据，但抄录采用时也应加以鉴别。例如《论语》‘襁负’的写法，以及‘鞶带’写作‘鞶带’的异文，隋、唐的大儒反而有愧于宋、元的监本。何况《尚书》一册，多有宋人的补释；《周易》两经，近刻本的脱文也不少。难道不需要依靠精通学问的人来决定取舍，依靠硕儒来裁断吗？以上共四条，不知是否恰当，幸望赐予教正。

译《释大别山》一篇，寄给邵编修晋涵。如今世俗把汉水流入长江左侧的那座山称为大别山，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我一直认为不对。如今仔细考核，更加知道它没有根据。《尚书正义》称郑康成的注说：‘大别山在庐江郡安丰县西南。’《汉书·地理志》记六安国安丰县，班固说：‘《禹贡》的大别山在县西南。’（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地理志》中没有大别山，唐人疏误都由此而来。’）郦道元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大别山，是汉水以东的山名，在安丰县南。’郑康成注经如此，班孟坚著史也如此。《春秋土地名》中京相的说法有明确证据，《禹贡》的山川，汉代儒者都没有另外的解释，这是第一条证据。《水经》说：‘江水又向东北流到江夏郡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面流来注入它。’郦道元注说：‘江水又向东流，经由鲁山南面，鲁山就是古代的翼际山。’《地说》说：‘汉水与江水在衡山北面的翼际山旁汇合。’从郦道元注经到君卿撰写地理典籍，只标明鲁山、翼际山的名称，从来没有大别山的名称，这是第二条证据。最初怀疑大别山不在安丰，是从杜预开始的。杜预本来并不擅长地理，但他始终不敢贸然把翼际山指作大别山。大概是因为当时距离汉代还很近，而同时代的裴秀、京相璠等人在地理方面又都是专家，他们一定知道翼际山、大别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杜预只说二山都在江夏境内，姑且设置疑辞来启发后人解除疑惑，却始终不能明确指为同一座山，也没有推翻旧说，这是第三条证据。必须知道翼际山不是大别山，而且确实有根据。郦道元在江水下引用《地说》说：‘汉水与江水在翼际山旁汇合。’在沔水下又引用《地说》说：‘汉水向东流，触及大别山的山坡，向南与江水汇合。’既然同样都说是《地说》，就一定出自同一个人或同一本书；一处说翼际山，一处说大别山，分别标出两个名称，显然是两座山，这是第四条证据。杜预所怀疑的，不过是因为《左传·定公四年》说：‘吴军攻打郢都，楚子常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他认为小别、大别是靠近汉水的山名，没有理由在安丰。现在仔细推究传文：‘吴军把船停在淮水入汉水处，从豫章与楚军隔汉水相对。’这样，吴军在汉水以北，楚军在汉水以南。楚国司马对子常说：‘您沿汉水同他们上下行动。’大概是想让子常在汉水南岸沿水往来，以牵制吴军罢了。于是又说：‘我将把方城以外的船全部毁掉，回来堵塞大隧、直辕、冥阨。’ 如今方城山在南阳府叶县南面，大隧、直辕、冥阨都在汝南府信阳州境内，这些地方都属于汉水以北。下文又说‘子常渡过汉水进攻他们’，大概楚都郢在汉水以南，渡水后才到汉水以北；等到子常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到大别，就已经在汉水以北了。由此推断，大别、小别都是淮水以南、汉水以北的山。大别既然在安丰，小别就在今天光州、黄州一带。难道吴军从淮水向南，还没有交战，便先退却五六百里，到今天的沔口吗？况且楚都郢即使到沔口，也不过是沿汉水向东，怎么能说‘渡过这里’？这是第五条证据。军队行进，一日三十里，吉行一日五十里；到了转战之时，道路里程就不能固定。如果怀疑它距离汉水稍远，那么传文所说的大隧、直辕、冥阨，以及下文所说‘堵住城门而入’，都在距汉水五百里以外，难道还可以因为距离汉水较远而怀疑吗？这是第六条证据。要寻找大别、小别所在，必须先寻找柏举所在。柏举这个地方，杜预没有详说，高诱注《吕览》、京相璠解释《春秋》，有的说是楚国边邑，有的说在汉水以东，都没有指出确切位置。只有《墨子·非攻篇》说：‘吴王阖闾驻军于注林，从冥阨的小路出来，在柏举交战，深入楚国而后回朝。’当子常没有听从司马的计策，渡过汉水转战到柏举时，吴军已经出了险隘向西，楚国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既然说‘出险隘向西’，就是已经出了今天信阳州的险隘，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大隧、直辕、冥阨。由此推断，柏举应当在今天黄州、随州一带。京相璠说柏举在汉水以东，最为确切。又考察《水经注》说：‘举水出自龟头山。’如今此山在黄州府麻城县东面，附近有黄檗山。

译《图经》也说：‘举水出自黄檗山。’ ‘檗’与‘柏’读音相同，那么柏举或许就在这里。李吉甫也知道《春秋》的柏举在龟头山，却怎么能把小别、大别移到汉水以南、汉水流入长江的地方呢？而且传文说‘从小别到大别交战三次’，下文才说‘两军在柏举列阵’，那么还应当考察从大别到柏举的道路。如今麻城县东北到河南商城县七十里，商城县东到安徽霍邱县一百十五里，龟头山又在麻城县东六十里，大别山又在霍邱县西南九十里；这样，从大别山向西到柏举，实际上不超过三十多里，可以按图索求。这是第七条证据。柏举下文立即说‘吴军跟随楚军到达清发’，杜预没有注出清发所在。《水经》说：‘涢水又向南流经安陆县西面。’郦道元注《左传·定公四年》说：‘吴军在柏举打败楚军，追赶到清发。’大概涢水又有清水的名称，所以清发在安陆县。汉代安陆县兼及今天德安府安陆、云梦两县的境界。如今考察，麻城西南到黄陂县七十里，黄陂西到孝感县六十里，孝感西到云梦县十里；这样，柏举到清发又约一百三四十里，都是由东北逐渐到西南。这是第八条证据。下文又说吴军在雍澨打败楚军。《禹贡》说经过三澨而到达大别山，郑玄注说三澨是水名，在江夏、竟陵的境界；如今澨水在安陆府京山县西南，向南流入天门县成为汊水。雍澨或许取‘雍遏’之义，与沔水有‘死沔’的称呼相同。（李吉甫又认为是岳州巴陵县南十一里的‘雍湖’，足下从‘雍’字反过来解释‘入’，正义采用了这个说法。不论舍近处的《禹贡》而远取唐代贤人的说法，仅考察巴陵又在荆州府东南四五百里，并且隔着长江；吴军想要到郢都，绝不会越过郢都而远到巴陵。司马从息县返回，在这里击败吴军，司马也绝不会舍弃国都而远赴江外。这些种种谬误实在不值得辩论。况且雍湖本名翁湖，见于郦道元的注，它的水其实是沅水、湘水、澧水、汨水的余波，并非河水决口流出后又流入；足下想要阐明《雅》的训释，却反而引用此说来扰乱经文，实在不是我的希望。）大概军队到这里后逐渐向南行进，距离郢都不过一百多里，所以传文下文又总括地说‘交战五次而到达郢都’。（传文的‘及’字意思非常明白，绝没有越过郢都而又返回巴陵的道理。）传文又说左司马戍追到息县后返回，在雍澨击败吴军；雍澨正在息县与郢都之间，路程也正相合。大概《禹贡》疏导水道是由西向东，所以先说三澨，后来才说到大别；吴军攻入郢都则是由东向西，所以到了大别山之后才到雍澨。这不仅解释了《左传》中的地名，也更能证明《禹贡》所说的山川，使千年来的疑团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是第九条证据。其次还应当寻找豫章所在之处，这样大别、小别的位置就更加可以推断了。杜预解释地理时说，柏举之战中，吴人把船停在淮水入汉水处，从豫章与楚军隔汉水相对；这些地方都应当在江北、淮南，后来才迁到江南的豫章。杜预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春秋时期的柏举、豫章都在江北淮南。既然说江北淮南，正是今天霍邱县大别山所在的地方。杜预在柏举、豫章的问题上说对了，却在大别、小别的问题上错了，这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然而由此更加可以相信汉代儒者解释经书、著述历史的准确，即使有怀疑的人，也无意为他们加以阐明。（又考察《左传·定公二年》，传文说吴人在豫章发现船只，又在巢地布置军队；巢就是今天的巢县，与霍邱都在江北淮南。）这是第十条证据。传文说：‘左司马戍追到息县后返回。’杜预注说：‘司马到了息县，听说楚军失败，所以返回。’息县就是今天的光州息县，而大别山实际在今天光州固始县与安徽霍邱接壤之处，距离息县只有二百里。大概司马想和子常夹击吴军，并且毁掉停在淮水入汉水处的船只，到这里听说楚军失败才返回；由此可知，大别山又靠近息县。这是第十一条证据。司马又说：‘我从后面攻击他们。’大概吴军从淮水入汉水处弃船，向西南进发；子常渡过汉水攻击它，正好出现在吴军前面。司马从息县取道前往淮水入汉水处，则出现在吴军后面：一方正面对着吴军的锋芒，另一方则可能截击它的辎重。这是第十二条证据。如今汉川县的小别山，本名甑山，隋代设置甑山县，便取名于此，后来强行称为小别山。这种说法也始于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小别山在汊川县东南五十里。春秋时吴国攻伐楚国，令尹子常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就是这里。’）。大别、小别二山见于经传，如果确实有可以牵合之处，那么京相璠、郦道元等人为什么全都不说？况且杜预正是因为大别山而产生疑问，如果小别山可以确指，那么由西向东验证并不困难，因一个而得到两个，可是他最终一句也没有说，由此可知这并非实情。这是第十三条证据。又由此小别山的疑问，还可以看出今天内方山说法的虚妄。《汉书·地理志》说：江夏郡竟陵县，班固说：‘章山在东北，古文认为它是内方山。’ 如今这座山在安陆府钟祥县西南，接近荆门州境；而汉川县有内方山，也始于李吉甫。到了乐史，便据此认为它是《禹贡》的内方山。追究它的起源，不过是拘泥于汉水，强行寻找大别、小别；又因为大别、小别而虚构设置内方山。发展到它的弊端极点，《禹贡》这一篇便任其窜改，《春秋》的各种地名也都可以强行命名。如果又相信那些虚妄的说法，删去古义，那么一定要说宋、唐以前根本没有地理书，乐史、李吉甫以前也没有博学通达的人，才可以罢休。这是第十四条证据。总的来说，后人的流传，是因李吉甫的附会；李吉甫的附会，又由杜预的疑问造成。不过杜预的过错还可以解释，因为杜预的注说：‘二别在江夏境内。’如今考察，晋代初年的江夏郡还兼有今天信阳、罗山等州县的境界，那么与京相璠所说在汉水以东的说法还不太远，不像李吉甫整天解释地理，却连郢都在汉水以南、吴军从淮水入汉水处而来要相隔百里路程都不知道，忽然寻找缩短距离的方法，强行给大别、小别命名，竟然使用移山的办法。所以我说，小颜的《汉书注》反而扰乱了班固的书，李吉甫绘制地图完全违背《禹贡》的禹迹，就是这个道理。足下对于经书研究很深，所撰《尔雅正义》一定会流传无疑，但您却说殷代时荆州以汉水为界，从大别以东、长江以南的地方属于扬州，大别以西、汉水以东的地方属于豫州，我私下有些疑问，冒昧把疑惑献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我是愿意向足下学习的人。过去郑君所著的一部书，有张逸重新发端；孟子七篇，幸喜有屋庐可以找到空隙。何况我与足下之间呢？至于您说汉水以南都属于荆州之类的话，也似乎是误把西汉水当成了汉水。如今另行陈述《汉水释》一篇，请您加以订正。还望您左右诸人都能对我有所教正。附：《汉水释》《山海经》说汉水出自鲋鱼山，《水经》说沔水出自武都郡沮县东面的狼谷。如淳说：‘当地人把汉水称为沔水。’如今考察《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沮县的沮水出自东狼谷，向南流到沙羡，向南注入长江，这与《水经》所说出自东狼谷相同。因此沮水就是汉水，又名沔水。如今略阳县东南面（略阳本是汉代武都郡沮县的辖地，今天沔县西面到略阳县界有四十里）有大丙山。左思《蜀都赋》说：‘嘉鱼出自丙穴。’注文说：‘丙穴在汉中沔阳县，有两个鱼穴，曾在三月捕取鱼。’乐史说：大丙山、小丙山都在顺政县东南七十里（顺政就是汉代沮县），北面有洞穴，水在地下潜流，当地人相传为丙穴。沮水经过洞穴门口流过，有人称它为大丙水。又据常璩《华阳国志》：沔阳县有鱼穴，浊水从鲋鱼山流出；那么今天的大丙山就是《山海经》所说的鲋鱼山。东狼谷应当就是鲋鱼山的别名，或者是位于山的左近的山谷。总之，汉水出自鲋鱼山，西汉水出自嶓冢山。（按：郦道元说漾水也出自嶓冢山，有人因此对两个嶓冢山产生疑惑，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同一座山。） 根据班固《地理志》考察，西汉水出自嶓冢山以西，那么漾水应当在嶓冢山以东，所以流到武都与沮水汇合时，也有东汉水的名称。如今氐道县已经废弃，虽无从考察，但它与西县同属陇西郡，彼此相距必定不远，这一点可以知道。》《禹贡》以及班固、郑康成等人的说法，都各自指向一条水，并没有相互违背。自魏收开始，误把华阳郡的嶓冢山当作汉水的源头，此后杜佑、李吉甫等人都承袭了这一错误。又考察班固《地理志》：沮水流经五郡，行程四千里；如今根据《水经》所经过的州郡考核，五郡就是武都、汉中、南阳、南郡、江夏。至于今天的宁羌州，是汉代广汉郡葭萌县的地方，实际是西汉水所经过的地方；东汉水，也就是沮水，并不经过那里。（按：白水注入的汉水是西汉水，班固说：‘氐道县的白水出自塞外，向东流到葭萌县注入汉水。’郦道元则说：‘白水向下流出费城南面，向东南流注入西汉水。’就是这个意思。班固在西县下说：‘嶓冢山在县西，西汉水出于此，向南流入广汉；白水向东南流到江州注入长江。’这是说西汉水流到广汉，白水注入它，并不是说西汉水注入白水。）后人于是把州北的嶓冢山附会为东汉水的源头，更加可以看出这是诬说。至于班固《地理志》和《水经》所说的沮水、西汉水之外，又另列出氐道县的汉水，称为漾水。如今考察，漾水流到武都郡沮县时，已经与沮水汇合；《汉书·禹贡》说嶓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便成为汉水。《水经》说如今的漾水出自陇西郡氐道县嶓冢山，向东流到武都郡沮县成为汉水；而班固《地理志》则说武都道县的东汉水承受氐道水，另名沔水。如今考察，氐道水就是漾水，东汉水就是沮水，二水汇合后才有沔水的名称。班固《地理志》又说，流过江夏便称为江水，注入长江；但《水经》说夏水向东流到江夏郡云杜县，注入沔水。显然二水到江夏后汇合为一，所以沔水又兼有夏水的名称。刘澄之说，夏水古文认为就是沧浪水，这与《禹贡》‘又东为沧浪之水’也相合，也是沮水就是东汉水的一个证据。

译又写给邵编修，辩论《尔雅》所说的斥山。《尔雅》九府说：‘东北方最美的东西，有斥山出产的文皮。’斥山在哪里，高诱注《淮南王书》和郭璞都没有说。如今足下撰写《正义》，引用《隋书·地理志》和乐史《太平寰宇记》，认为斥山在今天荣成县南一百二十里。如今考察，《隋书·地理志》虽然说文登县有斥山，但只是偶然同名，不能确定就是《尔雅》所指的斥山。只有乐史才开始说它就是《尔雅》的斥山。乐史在地理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是足下所知道的。既然如此，足下注释殷、商古制，却只根据北宋的一条说法，我私下认为是过分了。如今冒昧依据《周礼》《尔雅》为足下陈述。《周礼·职方氏》说：正东方叫青州，它的镇山叫沂山；东北方叫幽州，它的镇山叫医无闾。《尔雅》只是把东方当作东北方，把东北方当作东方，与《职方氏》大略不同。如今考察，《尔雅》的九州本来属于殷代制度；殷都在河内，所以把沂山作为东北方的镇山，把医无闾作为东方的镇山；周都在雍州，所以又把沂山作为正东方，把医无闾作为东北方。古代地图如今虽然不存，但宋代刘豫阜昌七年刊刻的《禹迹图》，还属于贾眈流传下来的旧本。如今核对两山所在的位置，以此订正两代的名称，既然没有丝毫差错，就更加可以相信立论者考察审慎。这是第一条证据。《职方氏》所说九州的山，除五岳外，其余就是四镇。《职方氏》列举周代制度所说四方边极之内的山，所以没有提到昆仑墟。只有这一点与《尔雅》不同。（《尔雅》说四荒有觚竹、北户、西王母等地；如今西王母石室就在昆仑山。）如果常山就是今天的恒山，那么《尔雅》以恒山为北岳；《尧典》说居住在朔方的地方叫幽都，这便是北岳可以称为幽都的证据，所以郭璞注也说：‘幽都是山名，就是这样。’其余七山都与《尔雅》相同。这是第二条证据。隋开皇十五年下诏祭祀名山大川，以沂山为东镇，医无闾为北镇，会稽为南镇，霍山为西镇。这四镇都没有超出《周礼·职方氏》和《尔雅》九府的范围。这是第三条证据。四镇的名称，《周礼·大司乐》的注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不同。《周礼》注说：四镇中，扬州是会稽，青州是沂山，幽州是医无闾，冀州是霍山；而《唐志》说：东边是沂山，南边是会稽，西边是吴山，北边是医无闾。这说明西镇有时会变迁，而东镇沂山从来没有不同的说法。这是第四条证据。如果说东北方的美物，那么《周书·王会解》说：‘孤竹、距虚、不令支、元獏、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注文说：‘都是东北的夷族；距虚是野兽，属于驴一类；獏、白狐、元獏，其中元獏是黑狐。’又《盐铁论》说：‘燕、齐的鱼盐、旃裘，因为土地相连，所以珍奇容易聚集。’这不只是尧时记载的羽山之贡；绫绢的征贡，近代记载得很详细；黄罴、黑狐还和紫草、红蓝并列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说：青州贡红蓝、紫草。）这是第五条证据。如今登州府荣成县虽然有斥山，但山已经开辟，《隋书·地理志》也只是记有这个名称。除此之外，从汉代到唐代，都没有记载它，必定不是《尔雅》九府所说的山。（至于乐史的说法，更加不足以作为依据，所以不再辩论。）‘沂’、‘斥’二字在隶书中本来相近，有时省略笔画写作‘斤’；隶书又误写而增加一点。大概沂山因沂水发源于此而得名，所以‘沂’字可以不从水旁。正如汧山是汧水的发源地，灊山是灊水的发源地，后人省略笔画，也只写作‘幵山’、‘鬵山’。这是第七条证据。《尔雅》既然属于殷代制度，殷代的九州是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那么九府就是每州列举一座山：冀州是霍山，豫州是华山，雍州是昆仑山（昆仑山在今天肃州西南。《禹贡》说雍州有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又说‘它的贡品只有球、琳、琅玕’），荆州是梁山，扬州是会稽山，兖州是岱岳，徐州是沂山，幽州是幽都山（《晋太康地志》说：幽州本来因幽都而得名），营州是医无闾（《尚书》疏说：‘青州境内并不只有海边；尧时的青州越过海而包括辽东。舜分为十二州时，把青州分为营州，营州就是辽东。《禹贡》后来又把营州并入青州。《尔雅》营州的境域与《禹贡》青州相同，所以医无闾可以在营州。’）。如果说今天荣成县南面的斥山就是斥山，那么它与医无闾同属营州，一个州列举两座山，而徐州反而缺少山名，既违背任土作贡的道理，也失去辨别方位、确立位置的规范。圣贤立言，不应当如此。这是第八条证据。况且足下所列八座山都依据《周礼·职方氏》和《考工记》，唯独东北方的斥山却近取乐史之说而不信《职方氏》，这怎么可以呢？又如足下能够辨别梁山就是衡山，却在这里失察，那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我近来撰写《乾隆府厅州县志》，虽然有时在古人之外也有一点所得，但卷帙既广，讹误实在很多。天下故旧之中，像足下这样见闻广博而正直宽厚的人，也只是偶然遇到。因此日后还希望足下能按照规矩为我检验、剔除错误，订正缺失，所以冒昧先献上自己的浅见，希望您不要吝惜教导我。

译《与孔检讨广森论中牟书》。承蒙询问中牟所在的地方，昨天在客舍中口头陈述，恐怕还没有说清楚，所以冒昧略作说明。阎百诗征君所著《四书释地》，对春秋、战国地理有许多发明，唯独认为中牟实在无法考证，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管子》说：‘筑造五鹿、中牟、邺三座城，三城彼此相接。’五鹿是今天直隶大名府元城县，邺就是今天河南彰德府安阳县；这样，中牟在当时便与五鹿、邺相接。《韩非子·外储说》说：‘晋平公问赵武：中牟是三个国家的股肱，是邯郸的肩髀。’邯郸就是今天直隶广平府邯郸县；这样，中牟在当时又与邯郸相距很近。臣瓒引用汲郡古文说：‘齐军攻打赵国东部边境，包围中牟；赵国当时已经把都城迁到邯郸，因此中牟又在赵国邯郸以东。’《战国策·齐策》说：‘从前赵氏袭击卫国，魏王亲自披甲佩剑，在邯郸城中挑动赵军求战；在河山之间，扰乱卫国而获得这些战果，又收取残余铠甲向北进军，摧毁刚平，攻陷中牟城郭。’这样，中牟又在卫国北部边境。闲暇时我读《太平寰宇记》，其中说：‘汤水在汤阴县治北面，源头出自县西的牟山，距离县城三十五里。’ 《元丰九域志》也说：‘汤阴县有牟山。’由此可以怀疑中牟应当在汤阴县附近，或许就是因牟山而得名。后来看到《战国策》旧注说：‘中牟在相州汤阴县。’《史记·孔子世家》说：‘佛肸任中牟宰。’司马贞《索隐》说：‘这是黄河以北的中牟，大概在汉阳以西；汉阳或许是濮阳的误写。如今汤阴县正在濮州以西。’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汤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大概中牟邑就在这座山旁。’这样更加可以相信古今人的见闻如出一辙，中牟在今天汤阴县境内无疑。如今汤阴距离安阳不到五十里，距离邯郸、元城（五鹿城在今天的元城县）也不超过一二百里，更加可以相信《管子》《韩非子》所说的相接、比作肩髀，并非凭空虚构。《春秋》定公九年《左传》说：‘晋军千乘驻扎在中牟。’卫侯经过中牟时，中牟人想要攻打他。哀公五年，赵鞅攻打卫国，包围中牟，情况也相同。杜预把荥阳的中牟作为注释，却怀疑路途迂回遥远；裴骃《史记直解》又认为中牟不是卫国通往晋国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却不知道《春秋左传》中的中牟就是今天荡阴县的中牟。（《淮南子·道应训》说：‘赵简子死后尚未下葬，中牟便归入齐国。’）晋国在卫国西北，今天荡阴县正处在滑县等地西北二百多里。里作为卫地，是进入晋国必经的道路了。大概河南的中牟，汉代虽设为县，但其名实际上从未见于经传。经传中出现的中牟，都是汤阴境内的中牟。我又特别奇怪，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最为精密详审，唯独在河南郡中牟县下的原注中说“赵献侯从耿迁到这里”，于是把郑国的中牟当成赵国的中牟；即使偶尔有未加考察之处，这也绝非小错。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认为中牟在黄河以北，已经不知道它的所在，又引用臣瓒的话说：“中牟应当在温水之上。”《史记集解》引用臣瓒的说法，“温水”又写作“漯水”，那又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冒昧一并拿来请您裁正。至于您解释《春秋左传》中“桓公有夫人六人，懿公的母亲氏族按位次在第六，所以用甲乙的数目给她命名为夫巳氏”这句话，见解很新，但我还不敢马上相信，请容我再详细考察后，一并告诉您。《卷施阁文甲集》卷第八。阳湖洪亮吉著。

译〇《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序 我听说，天地有形象，白阜因而形成了文字；河流与山峙刚开始呈现形态，绿图也有了记载。在黄帝《中经》之外，后来又有《九丘》。重华增益土地之后，于是听闻有《禹贡》《周礼·职方》，它们确实是关于九州的记载。《春秋》内传，确实是百国的史书。秦代绘制三十六郡图，从四极直到四荒；汉代有一百零三郡，于是每郡设置郡守、每县设置县尉。由此以后，也都可以说得清楚。至于按朝代断限编成地理书、用建元来标明年号，则《太康地记》开始形成了规范，《永初山川》确立了篇目。《开元十道》的记载，已经开启了在吉甫之前的先例；《元丰九域》的书，又继承《元和郡县图志》而作。如果依据现存资料来确定其归属，那么李相所编的书，确实掌握了其中正道；而它的得失，也可以由此推求。凡是论述地理的书，右边放地图、左边作记载，已经属于良好的模式；概括要点、撮举大纲，这才是最恰当的。所以裴秀担任地官之职，只标明河流原野；萧何得到御府的地图，借此了解险要关塞。它们必定有助于治理国家，并不是为了帮助游览观赏。如今看它所采录的内容，严光垂钓的江岸、庄子与惠子辩论的濠梁，前代贤哲垂钓游赏之处，只要有就一定记载。这些便是郭象《述征记》、颜延之《揽胜编》一类的内容，并不是地理书的要旨。昭仁等寺院，慈氏等名号，丹台仙观，以及二宗所创置的事物，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这又是名僧西域传经、高士老君传道一类的内容，并不是地理书的要旨。又有更严重的：挂剑于徐君墓旁的故事、洒酒祭奠乔公遗墟的故事，都同属前代贤人，均值得凭吊。然而，与其有的详载、有的略载，为什么不干脆一概缺略呢？如今却是关中各陵墓，保存班固的记载而删去司马迁的；江左的崇封之地，收录陶侃而删削卞壸。文献本来都保存着，没有疑问可以删略，却偏偏如此，实在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又如《周礼·职方》、 《春秋》所载国邑、孟坚的一篇志、文命的一部书，确实是天下地理的起源，开创了山川的名称。若一定说生年以后发生的事无从考证，那么有疑问的便不说，难道不应以圣人的原则作为准绳吗？如今考察《春秋》所记土地，比杜预更为疏略；考察《禹贡》的地名，比魏收更加错误。前面既不知道依据，后面也就没有人敢继续承接。而且它自己说：“古今谈地理的，大凡有几十家。崇尚古远的，有的搜求古代而略去当今；采录民间传说的，多半传播疑惑而失去真实；粉饰州邦而叙述人物，凭借丘墓而征验鬼神。”这些话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全都与它自身相违背。大别、小别，各自强行确立名称；内方、外方，也强行标举名号。以至于天兴一县，记载两件事却都属虚妄；襄邑一地，提出两种说法却也都错误。这不正是崇尚古远而有所失吗？五星升上水洲，便称作一位圣人命名的山；石头说成阳翟妇人，竹子说成霍山天使。这不正是采录民间传说而有所失吗？至于说陵墓化为蛇、骨头所在的水潭与蛟龙相连；说陶侃有一条龙化作织梭，盗跖拔出的东西仍像七条鱼串在一起。马融是经学家，先标举读书台；谢朓是文人，于是记载他赋诗的地方。这不正是粉饰州邦而叙述人物吗？孝童营造坟墓，乌鸦先伤了嘴；力士凿山，牛的形状突然改变。舒女化成鱼，水中听到歌声便应节而来；思王埋下鞋子，魂魄在坟中还能呼唤。这不正是凭借丘墓而征验鬼神吗？不过，责备别人容易，考察古代却很难。哪里知道今天认为正确的事情，后人不会又一起加以责备呢？总之，应以今天所见来衡量它是否妥当，彼此雷同、牵强附会的地方，都不敢采用；其中沿袭和变化的细节，也大略按照实际情况裁定。如今每个布政司所辖区域，都以一幅总图统摄。三京分为二十图；过去称为赤、紧、畿、望，今天则称冲、繁、疲、难。道路里程的数目，一律以近代地图为准。户口所依据的，以今天的册籍为要。旧城旧县，只要存在就一定记载；开山凿岭、开渠引水，即使年代久远也一定收录。这是遵循那些良好的规范，不容擅自改作。至于金牛、圣渚，因为水利而收入编录；白鹿、神禾，因为分划疆界而收入记载。除此以外，奇异之人、隐逸之士以及前代贤人圣人的遗迹，一概不列入。五岳四渎以及圭璋等尊贵神祇，同于州牧长官，所以一并列出它们的祠庙；除此以外的佛寺道观，不列入。帝王升降、弓剑安葬之处，等同于山陵，所以分别详细记载其所在地；除此以外，即使是圣贤的坟墓，也不涉及。同知、通判分驻各地的地方，必定详细记载，这是遵循班固记载都尉治所的用意；邮亭、镇堡，随所在地区一并记载，这是继承马彪记载郡国乡聚遗迹的做法。五金等物产，标明出产它们的山；接近盐场、便于百姓的地方，记载设置盐场的地点。水道则依据现今通行出入的情况，并附缀旧名称；陂塘则记载历代的兴废，同时详细说明创建的始末、形势和所在，不可只作空泛的说明。战争发生的地区，因事附带记载；名称能够与《禹贡》《益稷》《班书》《左传》相合的，若有疑问有时删缺，能够考证的必定记载。这也是它返本复古的初衷和撰书的微妙旨意。我朝承受天命已有百年，开拓土地三万里；东西方向仰视太阳，超过了无雷、咸池、镜之地；南北方向建立斗宿标志，越过黎母、呼孙以外的地区。光耀胜过唐、汉，远远超过殷、周。然而，统一天下的地理书，内府三馆所绘的秘图，流传并不容易；宏大的编纂工作，又不是普通人家能够完成的。若不寻求概括统摄的方法，恐怕要发出找不到津涯的叹息。（臣）生逢圣明时代，得以列入儒者之流。四次参加计偕考试，两次承蒙乡里推荐；九州历经八次考察，亲自探访禹穴所藏的书；四部典籍都曾窥览，也曾抄写兰台的文字。粗略知道清浊，稍微辨别方舆。经过多年阅览，撰成这部志书，共五十卷。只是我的见闻有限，难以周全；把天下八方编入谱录，是为了表明盛朝的疆域没有边际罢了。

译〇《汉魏音》序 古代的训诂就是解释声音。《易经·说卦》说：“乾，就是刚健；坤，就是柔顺。” 《论语》说：“政，就是端正。” “基”解释为开始，叔向向周枵说明“耗”的含义，梓慎则向鲁国人讲说。又如《王制》说：“刑，就是侀；侀，就是成。”这样辗转相互训释，都没有离开最初的读音。汉代儒者解释经书，都达到这一层意思。直到刘熙作《释名》、张揖作《广雅》，魏晋以来的《声类》《字诂》等著作，无不如此。声音的道理贯通了，六经的旨意也就理解了。许慎作《说文》，记录每个字并标明读音，读者看了便容易明白，这实在是最完善的方法。后来又变通为“读若”“声近”等说法，于是逵、严两家训释字义的精密，杜预、郑玄解释经书的体例，虽然意义有时不能完全相同，但读音都相互转训，这也是它们的长处。大概文字有固定的形体，声音却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即使是一个字有一个读音，读它时又有轻重缓急之别，古今风土也各不相同。比如“台”变作“吾”，“吾”又变作“我”，“伊”变作“而”，“而”又变作“尔”。古人的声音清亮，所以说“台”、说“伊”；中古稍有转变，就说“吾”、说“而”；后世口语较重，就说“我”、说“尔”。又如“旄”读作“缪”，“閧”的读音接近“鸿”，这是急气、缓气的区别。秦人把“卷”读作“委”，齐人把“卷”读作“武”，这是齐人与秦人的差别。如果一概以孙炎、沈约以后形成的读音为标准，那么重读的就不能读轻，急读的也不能读缓。“台”“伊”相继演变，已经混淆了古今的声音；“委”“武”随方言变化，又排斥了齐、秦的语言。反切产生以后，一个字被拘束为一个读音；四声形成以后，一个读音又被拘束在一个韵部中，于是声音之道便有了拘执而不能贯通的地方。因此，乡里的老师教授读音，世俗文人谈论诗歌，都拿音韵书来怀疑自然的声音。越地客人到了秦地，鲁国人进入蜀地，又拘泥于平素听到的声音而惊讶于当地口音。正是因为不明白声音的道理，才想把轻重缓急的读法强行合为一个声音，把东西南北的各种声调强行从同一张口中发出。寻求汉魏人的训诂，却不先寻求他们的声音，这就叫舍本逐末。如今编写《汉魏音》，大概是为那些想守护汉魏诸儒训诂之学的人而设的。止于魏代，是因为反切的创作始于孙炎，而古音的亡失也由此开始，所以以此作为断限。我又曾考察过，汉廷诸儒精研声训，其中以许慎为最，康成次之。许慎的义理，都见于《说文》；此外他还给《淮南王书》作注，如今已经失传。只有道藏中的《淮南鸿烈篇》二十八卷，仍题作“汉南阁祭酒许慎注”，或许有所根据。然而世上通行的本子，却都题作“汉涿郡高诱注”。现在考察许慎的注，有些混入了高诱的注中，也可能是原本由高诱采用了许慎的说法。许慎的说法，后人于是误以为是高诱的了。现在略加论述：《淮南王书》说“軵其肘”，高诱注：“軵，读音接近茸。”仔细考察这句话；又说“罧者扣舟”，高诱注：“如今沇州人把柴堆积在水中，捕鱼称作罧。”这些都与《说文》的说法相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由此可知，许慎的注有混入高诱注中的。康成给《易》《书》《诗》、三《礼》以及《易纬·乾坤》《凿度》等作注，都标有读音。现在考察《汉书音义》，其中有“郑氏”“薛瓒说”，这是郑德；又有“晋灼说：北海人，不知道他的姓名”。按《汉书·高帝纪》“盱眙”的注释，郑氏读作“煦怡”；《武帝纪》“蛇丘”的注释，郑氏说“蛇”读作“移”；《郊祀志》“推终始传”的注释，郑氏说读作“亭传”；而《史记集解》都写作郑玄。《汉书·扬雄传》“抾灵蠵”的注释，郑氏说“抾”读作“怯”，《文选注》也写作郑玄。因此，《汉书音义》所说的“郑氏”，大概多数是康成，所以晋灼也说他是“北海人”。其中有出自郑德的，如《高帝纪》“方与”的注音为“房预”一类，《史记集解》也另行标明。裴骃是刘宋时人，他的说法必定不是毫无依据。因此，康成的注也可能有一些是《汉书音义》所传而后世不知道的。现在把许慎、郑玄两人的说法相互参校，也各有不同。许慎说：“丰从豆，是象形字。”康成在《仪礼·大射仪》注中却说：“丰这个字，从豆，曲声。”现在考察，“执”不能构成声符，不应当作为声旁；康成大概误把象形字当成形声字了。许慎说：“槸从木，埶声。”康成在《考工记》注中说：“{执木}读如涅，从木，热省声。”现在考察，“埶”本来就可以作声旁，不必说从“热”省声。许慎说：“裘，古文作求。”康成在《诗笺》中说：“裘应当作求，因为声韵相近。”现在考察，“裘”和“求”本来就是同一个字，不必改字。综合这几条，看来许慎的说法更为正确。许慎生在东汉初年，亲自向贾逵、卫宏等人求学；对于西汉诸儒张敞、刘向、扬雄、郑兴等人的学说，也无异于亲自承受他们的教诲。他的学问既专精，所以见解独到而广博，又确实，不是其他儒者能够相比的。现在编排次序仍遵从《说文》的旧部首，对于《说文》没有的字附列在后面。有些字《说文》中本来收录，后来却讹变成另一个字，就注说：“某字本来是某字，不移动它所属的部。”如果传讹已经很久，也各自依照现行字所属的部首，另列正字和附字两栏。后世儒者用反切改动汉人的读音，也不予收录，因为那不是古音的原貌。排比校订这些缺失，完成于六十岁；推演、赞述前后分为四卷。书完成时正值乾隆四十九年，岁在阏逢执徐，冬至日，于是付梓刊行，希望能够和谐声韵，考究读音，恢复原来的古音，说明反切与四声；这就是本书的前导。

译〇《三国疆域志》序 陈寿《三国志》有本纪、列传，却没有地理志；不过天文、五行一类略有具备，沈约《宋书》都可以不必补充。尤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只有地理志。元代郝经所补的《全录晋书地理志》，对于原文已经见于沈约《宋书》的内容也只作取近而不采，由此其他情况便可知道了。我从戊戌年校完四部正史，就有意撰写此志；留心搜集编纂了两年，但因为有几项困难，常常又中途停下。沈约说：“三国没有地理志，事情散见于帝纪；虽然设置郡的时间偶有记载，但设置县却没有记录。”这是第一难。晋代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凡是郡县在安帝、顺帝以后增设或裁省的，就不再收录，这是前面没有可以承接的资料；唐初修《晋书》，地理学最不精确，建置沿革一半以上错误，这是后面没有可以依据的资料。这是第二难。即使说都出自帝纪，荆州的江夏却有南北两处并立；蕲春、广陵又不能经常分清魏、吴两国州郡的始末；县、道的迁徙，有时又是居巢、狄道两国设置营垒，锺离、逡遒成为无人居住的空地；临贺郡的所属，荆州、广州的说法不同；宜都郡的建名，魏、蜀的记载也不一致。这是第三难。从前各种地理志讨论沿革，往往从汉代直接越过晋代，中间缺少三国的记载；它们那种传信求实的体例确实如此。如今既然要补作地理志，就必须向上详细说明哪些郡县不同于东汉，向下说明哪些不同于西晋；完全依据晋朝的疆域，既像是以孙代祖、概括征引炎汉，又嫌只说过去而没有今天。这是第四难。沈约撰《宋书》时，距离三国不过二百年，当时的册籍、地图想来还保存于秘省；它所引用的太康、元康年间确定户数的十多种资料，最能作为证据，但汝阴建郡明显违背《魏书》，蒙县的记载又违背《汉志》。这是第五难。如今保存下来的可以采录的地理志，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不过五六种；而且邱头、旌武同一人在前后记载不同，油口号公三部书彼此又不相同。这是第六难。三国的土地既已分裂，地图又狭小；州郡的名称大多只是遥领。吴国有犍为郡守，蜀国保存京兆的名称；武都一郡土地归属西方国家，名称却建立在扶风；房陵一地实际隶属于当涂，却虚领益州土地。它们相近而容易混淆，仓促之间往往难以详察。这是第七难。葭萌改为汉寿之名，便与隶属于武陵的汉寿相混；上庸建立北巫的名称，便与隶属建平的地方相混；东汉没有而西魏突然设置的，谁能分辨它建立的年代？南方所创建而太康年间已经废除的，也难以知道革除的开始。这是第八难。陈寿的史书体例，最为精严。然而高陵、海陵两县沿用旧名；新安、新昌的名称，又重新标作近代的名称。再加上裴松之注史，喜欢采录异说。始兴尚未建立，却说已有羊君任太守；东安尚未设立，却说临郡的先驱是郭智。作者眼前的事情尚且看不见，读者又心中存疑而不加怀疑。这是第九难。继这九项困难之后，还要远溯千年。沈约所依据的十多种书只存下两种，而且又不能稍微加入自己的意见来增补、订定郡邑。这是第十难。然而我用力已经很久，始终没有轻易中止。凡撰写出来却没有可以相互证明的材料，就保留疑问以待后人。这就是地理学的困难。班固记录本朝的书，尚且保存而等待考察；沈约考证近代土地，也常常明确标出存疑。从事这件事的人，应当如此。现在大体仿照《宋书·州郡志》的体例；对于地势险要、战争争夺之区有可考之处，附见于相关郡县之下，同时参用《郡国志》的体例。对于没有分割过的郡，按县的次序排列，大多以《郡国志》为准。有的已经分割，或废除后又重新设置的，则按照先后，大体依从《晋书·地理志》。要旨在于补充原书，而不淹没事实。这就是搜集编纂此书的用意。然而天下州邑的地理志，繁多得像星星和野草一样。哪里知道那些存疑而缺略的内容，不都散见在各郡邑的图志中呢？补写此志，既然不是为了自己，何必一定要由一个人完成？同好之士如果能根据各自见到的材料加以补充，完成一件尚未完成的史学事业，那么这部书也就是补写《三国志》疆域部分的开端了。

译〇《东晋疆域志》序 历代地理志彼此都有得失，如果要找最为错乱的，大概只有《晋书·地理志》了吧？它撰写地理志，只详细记载太始、太康年间，永嘉以后只摘录几句话，又不能依据《太康地志》《元康定户》等书作为准则。因此它记载州，梁州的设置与王隐《地道记》先后不同，湘州、广州的分划与沈约《宋书》的记载多少也不一样；它记载郡，北海郡整片脱漏，济岷郡两县没有证据；它记载县，巴东没有汉丰，梁国没有西华，已经不同于西晋初年的疆域；荥阳却有阳武，南郡却有监利，又不同于江左的地图。虽然分成四卷，实在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先后失去依据了。然而我认为，暂且不论它的得失，即使它以永嘉为断限，也只能称作西晋的地理志，对于江左却还没有涉及。这正是东晋疆域志不可不作的原因。又有更严重的，侨置州郡县的设置始于东晋，而把侨置州郡县同实土混在一起，却没有比初唐更严重的了。即使只谈本书之外的资料，颜师古注《前汉书》，把京兆南陵说成今天宁国府的南陵县；李贤注《后汉书》，把九江当涂说成今天太平府的当涂县，于是方州的志书、郡国的记载一遇到荆州、扬州的人物，就都怀疑他们是并州、冀州的流民。把楚、越的名区谱录成燕、秦的郡望，喧宾夺主，以假的混淆真的。这正是实土与侨置不可不分的地方。然而，记载东晋实土的困难在于：当时完整掌握的不过是荆州、扬州以及分建的湘江诸州。其他地方，梁、益二州前有李氏僭据，后有谯纵称王；交、广二州开始被李逊占据，末了又遭卢循作乱；青、徐二州土地不能全部归属，兖、豫二州户口已经丧失一半；司州虽有时设置戍卒，却只服从于德宗；雍州才振作兵威，便立即亡于夏国。它的收缩，从咸和开始，在宁康时加重，到隆安时更甚；它的拓展，则开始于永和，再振兴于太元，大规模开拓于义熙。那些朝向南方、不顾北方，随即建立又随即灭亡的政权，即使有巧妙的方法也无法计算清楚。至于记载侨置的困难，侨州有十多个，侨郡有一百多个，侨县有几百个，却都不出荆州、扬州两州的范围。东海一郡寄治于海虞，后来又迁到京口；汝南诸县侨置在金水，后来又说在涂中；襄垣作为寄居县邑，还夺用了芜湖的旧名；合肥的正式名称，又改成了汝阴的侨置名称。其他侨置而不知道所在的还很多，地理记载既不能一一考察，州县地图也很难完全相信。这就像行路时迷路的地方太多，走到尽头便使道理紊乱，像丝线一样容易混杂。难道可以说沈约的《宋书·州郡志》就能作为依据吗？其中新昌、寿昌两县合并为一个地区，军平、军安的名称又无法知道是两个县。寿春是重要镇所，生存或废没却没有记在篇中；营阳、新建以及怀穆，记载也各不相同。其他与本纪、列传相矛盾的地方，也时时存在。又有人说《晋书》的本纪、列传可以作为依据吗？宁境撤州的事情已经很明显，却与《宋书》不同；汉嘉改郡，又与蜀地史书互相不同。梁水的设置，纪传记载也不一样；武宁的分置，前后说法各自不同。大概撰述者并非同一批人，搜采的资料也不只一部书，所以虚实并存、始终不相照应，也就不足为怪了。闲暇时我以《晋书》的本纪、列传为主，详细考求沈约的记载，辅以魏收的书；其他如《太康地志》《元康定户》以及王隐、虞预、臧荣绪、谢灵运、孙盛、干宝等人的著作，凡今天还能保存的，都参照使用；又旁搜郦道元、李吉甫、乐史、祝穆所撰的书，广泛搜集杂录，间或采用地方志书。前后共考阅两年，写成此志。至于山川、邑里、乡堡、聚落、台殿、宫阁、园林、坟墓等，不只是仿照马彪、魏收的体例，也是因为自西晋以来，陆机、华延儁等几十人的著述如今都已全部亡佚。那些散佚的说法如果见于其他书籍，我担心它们再次沉没失传，于是加以搜集摘录，全部写入编中。希望借助群贤留下的简牍，形成一代的掌故。这部书写成后收藏在箱笥中，又过了十年，才作序付梓刊行。

译〇《十六国疆域志》序 《十六国疆域志》本来就是同《东晋疆域志》相辅相成的著作。然而，记载十六国的困难，比东晋还要困难。为什么呢？那些长期窃据土地的政权，最长不过几十年，短的只有十几年。刘曜后来开置的州郡，已经同刘渊、刘聪、石虎晚年确定的山河大不相同，又远远超过襄国的范围。更严重的是，姚苌从牧马起事，所以加强镇堡的形势来对抗州郡；赫连以统万作为根基，所以削去郡县的名称，把一切归于城主。前后错杂出现，彼此各不相同，即使想逐一指明，也实在难以划一。近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既是明人辑成的，不足以作为凭据；只有《太平御览》中所收的材料，还属于当时的旧书，但过于简略，十份中只有二三份。《晋书》载记又不够详实精核，这是依据很少的第二难。当时霸史见于隋、唐《经籍志》的，有常璩《汉之书》十卷（《旧唐书》作《蜀李书》九卷）；田融《赵书》十卷（《旧唐书》作《赵石记》二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旧唐书》作《二石记》二十卷，未注明作者）；又有《二石伪事》二卷（《旧唐书》作六卷）；范亨《燕书》二十卷；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高闾《燕志》十卷；何冲熙《秦书》八卷；席惠明《秦记》十一卷；姚和都《秦纪》十卷；张谘《凉记》八卷（《旧唐书》作十卷）；刘景《凉书》十卷；史喻《归西河记》二卷（《旧唐书》误作段龟龙）；段龟龙《凉记》十卷；高道让《凉书》十卷；沮渠国史《凉书》十卷；无名氏《拓跋凉录》十卷；刘景《敦煌实录》十卷；和苞《汉赵记》十卷；《吐谷浑记》二卷；《翟辽书》二卷；《诸国略记》二卷；《永嘉后纂年纪》二卷；《段业传》一卷。到了南宋时，这些书已经逐渐散失，因此可以搜集的材料几乎全部亡佚，这是第三难。即使有些内容附见于《晋书》《宋书》等书的本纪、列传中，也常常同载记不相符合。例如《晋书·列女传》说王广在刘聪手下任西扬州刺史，但《前赵录》等书并没有记载这个州；《桑虞传》说石虎的青州刺史刘征请桑虞任长史，兼领祝阿郡，而《后赵录》等书又没有记载这个郡，这是第四难。又有的名称彼此分建，方位又时常叛服不定。长子隶属于建兴郡的名称，实际上始于西燕；赫连修筑骨律城时，土地早已归于后魏；豫州则由石赵、东晋共同治理一城；寿春则由江左、苻秦各自分据要地，这是第五难。又有人任意发挥胸中想法，务求扩大虚名；考核实际地图，却大多不合事实。例如石氏建立扬州的名号，实际上只得到一座城；前燕标举荆州的名称，实际上只剩下几个县。夏、宋誓书把恒山指为边界，已经很夸张；慕容的郡册援引唐国作为称号，也显得是假借，这是第六难。甚至还有把南方说成北方、革除旧名而标举新名的：赫连把陕地称为荆州，乞伏把漒川称为益州土地；琅邪之国强行号称幽燕，朔代地区突然标作齐地。这些地方相近而容易混淆，仓促间往往难以详察，这是第七难。又如王弥、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辽、段业等，都建立了国都，跨连许多郡县；虽然不另行撰写一志，也按体例可以附带记载。如果不提纲挈领而删削繁杂，又担心喧宾夺主、掩盖王朝，这是第八难。又如兖、豫、青、徐各州的境内，常有许多空地；它们既不隶属于各方，也不归于江左。这样的地方，郡县往往只有空名，每每因战争而附带记载；若列为实土，却没有户口可以考查；若看作侨置之国，又因为山川土地并未改变而不合。这些地方取舍不能确定，位置尤其难办，这是第九难。即使说魏收、郦道元、李吉甫、乐史等人的著述可以取材，灵昌设置渡口的方位却各不相同，梁、马二人记载的台名也彼此不同；魏该所说的一合坞已经同晋代纪传相异，石氏太武堂在襄国的记载也可能有误。这是第十难。乙巳年，我客居开封节楼，闲暇很多，于是杂采各书，辑成此志。距离《东晋疆域志》完成还不到两年；其中附载山川、宫阁，完全依照《东晋志》的体例。至于田融、段龟龙等书中仅存的材料，也一一录入。并不是为了扩大异闻，也是为了保存旧事。当时是中秋后的第五天，谨以此作序。

译〇《与卢学士文弨论束修书》前些日子我坐在您面前，谈到我们乡里邹君解释“束修”二字，认为应当按照“约束自身、修饰整饬”来解释，我心里私下对此很怀疑。如今看到臧君镛堂辑录的《郑氏论语注》二卷，其中间或有对“自行束修”以前文句的疏证，采用《后汉书》李贤注的说法，来推翻古义。我认为不对。一个字有本来的训释，有通假，有转训。《说文》说：“束，是捆缚的意思，从口、木。”凡是经传中的“束修”“束脯”以及“束牲”“束矢”等，都必须解释为捆束，这是本训。由捆束又引申通作“检束”的“束”，所以史传也说“束身”“束心”，这是通假。“修”字在《说文·肉部》中说是脯，从肉、攸声；在《说文·彡部》中说是修饰，从彡、攸声。这些都是本训，虽然读音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说：“说的是腶修吗？”何休注说：“腶修，就是脯。”把“腶修”解释为“断断自修”，正是古人都取同声字相互训释，所以用“断”训“腶”，用“修”训“修”，这就是转训。但是，取“修正”的意义来解释“修”可以，仓促间把“修脯”的字改成“修正”却不可以。为什么呢？《释名》又说：“修，就是收缩；晒干后收缩，所以说肉晒干便收缩。”“修”和“缩”读音也相同，所以可以取来相互训释。如果“修脯”可以改成“修正”，那么“紊缩”也应当同“胊膊”的意义相同吗？《周礼》说：“凡是肉修的分发赏赐，都由他掌管。”《礼记》说：“夫人的见面礼，是脯修。”前后两位郑司农都把“修”解释为脯；《正义》又说，加姜、桂等调料加工的叫“修”，不加姜、桂而只用盐腌干的叫“脯”。在散文中说二者相通，一直到张揖《广雅》等书，无不如此。这就是“修”字在经传中明确可见的训释，又是一例。《郑氏论语注》说“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孔子说：“我十五岁便立志于学习。”皇侃疏说：“十五岁是成童之年，认识和志趣坚定明白。”郑玄大概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才可以行“束修”之礼，去拜见先生和长者。李贤不通晓义训，在《延笃传》注中说：“束修，就是束带修饰。”在《刘般传》注中又说：“束修，是谨慎地约束自身、修洁自身。” 现在考察“束修”二字见于经传最早的例子：《仪礼》《谷梁传》《檀弓》。《仪礼》中说，以“一壶酒、一束脩、一条犬”赐给别人；如果是献给别人，则“陈列酒，手执脩”来传达使命。“脩”说的是手执，“与酒”说的是陈列，二者相对成文。《谷梁传·隐公元年》说：“一束脩的肉不能通行于国境之内。”正义说：“束脩之肉，就是脩脯，也就是捆扎起来的脯肉。”《檀弓》说：“古代大夫以束脩作为问候礼，不出国境。”如果依照李贤的说法，难道要把它解释成“束带修饰之肉”，并与“谨慎地约束自己、修洁自己之问候”相互训释吗？况且古人一个字也不虚设，何况是圣人的言语呢？如果果真是束带修饰，那么只应当说“自行束修”，上面三个字便全成了多余的意义。现在有“行”这个字，正说明束修是一种礼；礼必须由人来实行，所以说“行”。《孔丛子》也说：“子思居住在卫国时贫困，有人献给他一尊酒和一束脩。”这又是“束修”见于子思记载的例子。如今臧君等人依据唐人的单独解释，就想推翻《三礼》《二传》以及前后郑玄诸家的训诂，又使圣人的言语割裂支离，真可以说是急于标新立异了。《后汉书》中说到“束修”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伏湛传》说：“自从行束修之礼以来，始终没有毁坏和污点。”《延笃传》说：“我自从行束修之礼以来。”《刘般传》说：“行束修之礼后，德行足以成为诸侯的老师。”《胡广传》说：“使行束修之礼的人守持善道，有所劝勉仰慕，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束发而树立名节’。”以及史传中所载“我自从束发接受教诲以来”“我自从奉行贽礼以来”“我自从跟随老师以来”，意义其实是相同的。李贤注《伏湛传》时就说：“自行束修，是说年满十五岁以上。”大概他认为，如果把“修”解释为修饰，那么下文“毁玷”一句就成了赘语，而且“自行束带修饰”也说不成一句话，所以他与《延笃传》等传的注释不同。前些日子当面谈话时没有把意思说完，所以冒昧再次提起，也拿来请臧君裁正。

译〇《与章进士学诚书》承蒙您指示，我所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每布政司所辖”一句，应当改为“总督巡抚”，这样才符合体制。您熟悉史书体例，所以我冒昧略陈一二。考察唐代把天下分为十道，所以贾耽有《开元十道述》。后来李吉甫沿用这一划分，所著《元和郡县志》也分为十道，只是把陇右道移到第十道，与《开元志》略有不同罢了。宋初把天下分为十二道，所以乐史《太平寰宇志》沿用这一体例。后来又把天下分为二十三路，所以王存《元丰九域志》沿用它。元代分为十三行省，明代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加为十九布政使司。虽然习俗上沿用元代行省的旧称，实际上却同明代布政司的成例相同。况且地理志，是记载九州土地的书；记载九州土地，只需各方分别写明统辖当地的守土官员就足够了。督抚从明成化以后虽然已经有了固定员额，但他们的名义是由皇帝任命的，所掌握的是关防，固然不能称作守土官员。况且汉代由刺史统辖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只大书郡名，在下面注说隶属某州，并不把州名冠在郡名之上。唐代由节度使、观察使统辖各州，而《开元志》《元和志》以及《新唐书》《旧唐书》的地理志都以十道为纲，并不以每个节度使、每个观察使所辖的地区为准。宋代也设置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统辖各州，但二十三路专门以转运使所属为定，转运使的职掌同今天的布政使司没有不同。又如本朝《皇舆表》《一统志》，也都分别写某布政司而不写督抚，这又是编写府、厅、州、县志的人应当效法的。考察古代，班固、贾耽、李吉甫、王存、乐史都是这样；验证今天，《皇舆表》《一统志》又是这样。何必另立新例来扰乱旧法呢？况且如今的制度，总督有时统辖两个巡抚，有时统辖三个巡抚；又有只设总督而没有巡抚的，也有只设巡抚而没有总督的。按照您的说法，究竟应当写总督，还是写巡抚？难道要一一分开解释吗？巡抚又有时辖一个布政使司，有时辖两个布政使司。按照您的说法，是写巡抚后再写布政使司，还是只写巡抚？如果一一写出，篇题便会繁琐不堪；如果有时写督、有时写抚，名称又嫌不统一。那么，还是写各布政使司更为恰当吧？况且每个府在记载沿革时，必定首先记下总督、巡抚以及两司守道驻札的地点。这正如班固在每郡下注明隶属于某州的体例，也如《新唐书·地理志》在每道之下记载采访使驻治某州的体例。如今参加乡试的人，都说参加某布政使司的乡试，不说参加巡抚的乡试，也不说参加兼辖该地的总督的乡试；由此也可以知道，一方的官员到布政使司为止，没有不受其统辖的，不必再说督抚。亮吉并不是害怕改正实例，只是认为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冒昧再拿来请您裁定。

译〇《新修镇远府志》序 贵州这一隅之地，前人把它看作荆、梁二州南境以外荒远蛮夷之地，所以记载地理方舆以及山水的著作都没有涉及它。然而郡名叫牂柯，县名叫且兰，见于《汉书》以及桑钦《水经》、许慎《字恉》；水名有沅水、无水，见于班固《地理志》以及郦道元《水经注》，还不是蒙、爨诸蛮地所能相比的。我喜好研究地理，今年冬天奉命到黔中主持学政，从常德以南就沿着无水而行，到达镇远，看见那里山水回环交错、地势高低起伏，认为距离旧且兰不会很远。等到查阅各地志书，却全都与我的看法不相合，心中暗自疑惑。恰逢监利太守蔡君创修《镇远府志》完成，拿来给我看。书中条分缕析，材料如星罗棋布，我认为这件事尤其艰难。后来又读到其中关于夜郎、牂柯、且兰等的考辨，更加感叹蔡君精通地理，确实有先于我而洞见其理的地方。我又有什么可以为它作序的呢？也只是把我与蔡君相合的见解列举出来，反过来拿给蔡君验证罢了。大概若想知道牂柯郡的所在，必定应当以旧且兰为证。《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列举牂柯郡时，都把故且兰列在最前面。司马彪说：‘凡是县名先写出的，就是郡治所在。’ 前汉虽然没有说牂柯郡治在什么地方，也应当以且兰为郡治，这可以作为第一条证据。想知道故且兰的所在，又应当以沅水为证。《地理志》在故且兰下面，班固原注说：‘沅水向东北流，到益阳流入长江，经过两个郡，共三千五百三十里。’如果沿袭旧志，把遵义当作且兰，把乌江当作牂柯江，那么现在考察遵义各条水流，流通到其他地方的共有四条：湘江、洪江、仁江，都是流入乌江的水。乌江则是汇合三江后向北流入涪水的河流，与沅水相距很远，因此不能把遵义当作且兰，这是第二条证据。《汉书·西南夷传》说，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率兵沿江而上；颜师古说：‘就是沿江向上游走。’由此可知，是从长江进入沅水，再由沅水进入无水。后汉书《西南夷传》则同时说：‘派将军庄豪从沅水进攻夜郎。’这样说得更加明白，可以证明并不是从涪水进入的，这是第三条证据。《水经》说：‘沅水发源于牂柯郡故且兰县，名为旁沟水；又向东流到镡成县，称为沅水，向东流经无阳县。’而郦道元注说：‘无水发源于故且兰，向南流到无阳故县，又向东南流入沅水，因而称作无水。’ 现在考察可知，沅水发源于都匀府城东，无水发源于黄平州都凹山，这里应当就是故且兰所在，这是第四条证据。常璩《华阳国志》说：楚顷襄王时，派庄蹻进攻夜郎，军队到了且兰，在岸边凿船，然后上岸步战。灭掉夜郎后，因为且兰有凿船、牂柯之处，于是把它改名为牂柯。既然上岸步战，就必然是水道不能通行船只，所以需要在这里凿船。如今无水到镇远以上，水势即使很差也容不下船只，船行到这里，必须登陆，这是第五条证据。又《地理志》在故且兰下面引应劭的话说：‘这是旧且兰侯的封邑。’而《西南夷传》说：‘中郎将郭昌、卫广带兵回来，沿途诛杀阻断滇地道路的且兰人，斩首数万人，于是平定南夷，设置牂柯郡。’如今镇远郡确实是通往滇地的要道，那么且兰侯的旧封邑与镇远应当相距不远，必定不在遵义，这是第六条证据。这些证据都可以扩充蔡君的说法，所以略加叙述。至于贵州水道混乱的问题，我还打算另写一书，以纠正其中的错误，使后来的方志作者有所取舍，这大概也是蔡君所乐于看到它完成的吧。《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阳湖洪亮吉著。请将《礼记》改用郑康成注的奏折 为恭敬地陈述管见，谨请圣上裁定此事。据查，贵州本年岁试，五经中轮到出《礼记》题时，臣考察各郡，都是在通常拟定的题目之外出题。即使一百名诸生中有曾经读过全经的人，也茫然不知道题意。臣推究其中原因，实在是由于元代儒者陈澔所撰《礼记集说》，自前明永乐年间以来一直用来取士。陈澔此书本来就是为科举而作，所以凡是遇到可以用来出题的地方，注解略微详细明白；其余部分就极其浅陋，因此士子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臣恭查《十三经正义》现列于学宫之中，《礼记》《仪礼》《周礼》都采用汉儒郑康成的注，最为详备。正如我皇上钦定的《礼记义疏》所说，精深奥妙没有比得上郑注的。而且陈澔《集说》中详细明白的部分，都是采自郑注；简略的部分，则是自行按照己意删改。采用郑注，陈澔《集说》的精华已经具备；采用《集说》，古代贤人的训诂反而有一半沦为浅近。奉到礼部咨文，《春秋》一经奏请定为改用三传，凡是有志读书的士子，无不欢欣踊跃，争相自我砥砺。臣愚昧地认为，不知《礼记》是否可以改用郑注，使诸生通晓全经，同时明白五礼，这对读书和修身似乎都有益处，谨请审察是否妥当。伏乞皇上降旨指示施行，为此谨行奏闻。

译邵学士家传 君名晋涵，字与桐，另有一字二云。祖先出自洛阳，宋室南渡时，有名忠的人担任从官，护卫皇帝车驾南下，于是入籍余姚。君因为《禹贡》所说三江中南江从余姚入海，便自号南江。曾祖炳，是县学生。祖父向荣，康熙壬辰年会试中式，由内阁中书改任知县，又改任教谕。父亲佳锐，是增广生。两代都因君显贵，屡次追赠为中宪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级。母亲袁氏，屡次追赠为恭人。君是赠君的次子。生来禀赋非凡，深受教谕君钟爱，带到镇海学署，亲自教他读书。四五岁时，就懂得六义、四声，读十二遍便通晓五经。十七岁补为县学附生，多次考试名列优等，领取廪饩。乙酉年乡试中举，辛卯年会试考取第一名，殿试列二甲，归吏部铨选。癸巳年，诏令特设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当时皇上正崇尚奖励实学，希望得到像刘向、扬雄那样的人来承担此任。于是大学士刘统勋首先推荐君的名字，遂奉特旨改授庶吉士，充任纂修官。过了一年授官编修。辛亥年，参加翰林院官员御试，君名列二等，提升为左春坊左中允，升任侍讲，转补侍读，历任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都兼任文渊阁校理。历任咸安宫总裁，《万寿盛典》《八旗通志》以及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又任国史馆提调官，兼掌拟定进呈的文稿。一次担任广西主考官，两次充任教习庶吉士。因屡受恩典，历次加授中议大夫。这就是君所历任的官职。君身体一向羸弱，又兼任各馆职务，早晨入馆、傍晚才出来，还利用空闲教徒自给。拿着经书来求学的弟子常常像树林一样站满，前后登记的弟子达到数百人。因此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今年三月，染上寒疾，医生误用药剂，病势于是加重，终于在六月二十五日死于官邸，年仅五十四岁。去世那天，说笑仍和平时一样。有人请他撰写志传但尚未完成，他检查箱中的稿件，交给次子秉华，便从容走到席上闭目而逝，可以说神志清明而不乱了。平生本性至孝过人，居教谕君、赠君以及恭人丧中，都悲哀憔悴得形销骨立，过了丧期仍思念不止。长兄履涵早逝，前一年君因他尚未下葬，特意派儿子秉恒回去为他营造坟墓，因此秉恒来不及见君入殓。君性情和蔼平易，与同辈交往，始终如一。谈论古今事情，即使听众有几十人，也娓娓道来而不知疲倦。君从未凭借自己的才能傲视他人，只有遇到不合义理的事情，做事的人，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拂袖起身，人们因此敬畏他。君对于学问没有不涉猎的，尤其能够推求根本，实事求是。大概自元、明以来，儒者致力于空疏而无益的学问，六书训诂也被排斥而不谈，于是儒术日益晦暗，而浮泛的游谈纷纷兴起。即使偶尔有像杨慎、朱谋土韦那样能读书的人，不是固执地凭己意行事，就是安于作伪，所立论点往往不足以作为依据。到了我朝兴起，朴实的学问才开始不断出现，顾炎武处士、阎若璩征君首先倡导此事，但深奥隐微之处还没有完全打开。乾隆初年，天下安定已经一百多年，宏大伟特的儒者接连出现。惠栋征君、戴震编修，他们的学问见识才足以与古人并驾齐驱。到四库馆开设时，君与戴君又首先入选，由徒步布衣进入翰林。于是天下有志向学的人，对惠君便阅读他的著作，对君与戴君则亲自听闻他们的议论。从前空谈性命、从事科举八股的人，才渐渐趋向实学。一个人隐伏在下位时，即使有惠君这样的学识，也不过只有几十名门徒罢了；等到身居高位，他的一言半语就足以使一世的士人受到激励。那么如今经学的昌明，即使说上面是圣天子启发倡导，下面就是出自君与戴君讲明、切实探究的力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君在经学方面深通《春秋》三传和《尔雅》。考中进士以后、进入四库馆以前，因为认为宋代邢昺的疏义芜杂浅薄，便另撰《尔雅正义》一书。亮吉开始认识君时，和他一同客居在安徽学使署中，看见君一个字尚未确定，也一定反复讲求，不达到最恰当的解释便不停止。比如把九府的梁山认定为今天的衡山，把‘艹蘩莬蒵’解释为今天的欵冬，都是我们同客安徽时订定的，亮吉等人立即赞叹为绝世的见识。任官以后，又撰成《孟子述义》《谷梁古注》《韩诗内传考》，都足以纠正赵岐、范宁以及王应麟的错误，并补充他们遗漏的内容。君又认为《宋史》的是非记载失实，而且长期居住在山阴、四明之间，熟悉乡里诸位老先生流传的言论，于是创作《南都事略》一编。君曾对人说：‘南宋各传最没有体例法度，它的稿本由袁桷创始。袁桷与史官内外有旧交，对甬东诸人多有乡曲私情。如今读南宋各种杂史以及袁桷的《清容集》，就知道君说得确实。’ 君熟悉精通前明掌故，每当谈到一件事，总是急切称道刘先生宗周、黄处士宗羲。大概这是君治史学问的根本，也是在心中仰慕他们，想把他们作为榜样。其他著作还有《方舆金石编目》《皇朝大臣谥法录》《輶轩日纪》《南江文稿》《南江诗稿》等；奉命校勘秘阁藏书，如薛居正《五代史》等，也都是君亲手审定的。分校石经时，君负责《春秋》三传所需订正的字体，校勘其他经书也特别多。平生作文，拿起笔便一挥而就；重要的著述，全都出自君手。文章的冲和深厚、奥妙宏富而奇特古雅，又是君的学问造就的。君关于国史应当有专传，如今公子秉恒、秉华等因为认为亮吉还算了解君，请求我先写一篇家传来连缀君的事迹。亮吉与君交往将近三十年，在翰林院中我是后辈，凡遇到校勘之事，如国史、石经等，也没有不和君一起做的。即使文集中相互唱和的作品，也以亮吉的最多。因此不敢推辞，替他按条编次如下，使后来记载经籍、撰写儒林传的人有所采择。

译分江水考 《汉书·地理志》在丹阳郡石城县下的原注说：‘分江水的源头承接江水东流，到余姚入海。’桑钦《水经》说法相同。《汉书·地理志》在会稽郡吴县下的原注说：‘南江在吴县南面，向东流入海。’我过去常怀疑分江水与南江截然是两条水道。如今仔细校勘《水经注·沔水》篇，郦道元称《地理志》说：‘江水从石城向东流入，形成贵口，向东流经石城县北面，向东与大溪汇合。大溪水源头承接江水北流，经过该县旧城东面，又向北流入南江。’南江又向东流经宣城临城县南面。考察可知，临城废县在今青阳县南五里处，那么分江水到了石城县境外，就已经与南江汇合了。下文又说：‘南江又向东流经宁国县南面，又向东流经故鄣县南面、安吉县北面。’这些地方就是今天的宁国县以及建平、广德、安吉、孝丰等地。下文又说：‘南江又向东北流成为长渎，经过湖口，南江向东注入具区。’这说明分江水与南江汇合后，又一起流入太湖。许慎《说文》说：‘江水向东流，到会稽山阴称为浙江。’晋灼说法也相同。郦道元也说：‘江水又向东流经余姚县旧城南面，该县向西距离会稽一百四十里；因句余山而得名，山在余姚南面、句章北面。’ 江水又向东流入海。前人常常怀疑岷江不可能到余姚入海，不过是因为中间隔着浙江。如今考察《水经·渐江水》篇，郦道元说：‘临平湖向上游与浦阳江相通，向下游注入浙江，称为东江，是行旅从浙江出行所经过的水道。’又引阚骃《十三州记》说：‘江水流到会稽与浙江汇合，浙江从临平湖南面向上游通到浦阳江，又在余暨以东与浦阳江汇合，从秦望山分流，向东到余姚县，又称为江。’这样说就更清楚了。大概南江确实是汇合具区、临平湖、浦阳江三大水系之后才入海的。班固说：‘南江在吴县南面，向东流入海。’一个‘东’字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必拘泥于它是在吴县境内入海。韦昭是汉末大儒，他注《国语》时也把松江、浙江、浦阳江作为三江。大概这三江确实是岷江的下游，岷江汇合它们之后，才可以入海。只是班固、桑钦都是汉和帝以前的人，都说江水到余姚入海；至于许慎、晋灼，只说江水到山阴成为浙江，不再提到余姚，是因为余姚在萧山正东、山阴东北。《山阴图经》说，鉴湖起初本来与潮汐相通，汉永和五年，太守马臻才环绕湖泊修筑堤塘，蓄水灌田达到九千余顷。我怀疑南江水在修筑堤塘以后，已经不能直达余姚，所以许慎等人的说法才与班固不同。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还知道今天的钱塘江是北江的下游，这也可以算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只是‘北’字应当改作‘南’）。总之，按今天的里程计算，分江水与南江汇合以后，经过今天的贵池（古石城）、青阳（古临城）、铜陵（古春谷）、宁国、宣城（都是古宛陵）、建平、广德、安吉、孝丰（都是古故鄣）、乌程、武康（都是古乌程）、余杭（汉代旧县）、仁和（从古钱塘分出）、萧山（古余暨）、山阴（汉代旧县）、余姚（汉代旧县）等州县，才流入海中。它所经过的大水道，就是太湖、临平湖、浦阳江。班固说‘经过两个郡’，指丹阳、会稽；说‘航行一千二百里’，如今从池州府到绍兴余姚县，大约计算有一千里。古代里程较短，所以说是一千二百里。

译惠定宇先生《后汉书训纂序》惠定宇先生以经学闻名东南，他所著的《九经古义》《易汉学》《明堂大道录》等，精深博大，超过阎、顾诸位先生。我先前撰写《左传诂》一书，采用先生的说法很多。如今又读到《后汉书训纂》，才知道先生的史学也不是近代人所能相比的。这部书是先生采集编缀众家之说而成的，凡是各家有异同、增删，都摘录到书中。他的再传弟子朱邦衡替他缮写补缀，汇成一编，仍然附有签记，说明哪些书、哪些卷尚未录入。我的朋友桂进士未谷又替它补充完成。定本刊出后，恰好吴念湖司马进京，于是竭力承担刻版印刷之事。临行又向我索取序文。当时司马刊刻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刚刚完成，又能用余力校刊此书，公之于同好，这也可以说是当今的汲古主人了。我曾感慨世上读史的人，大多只是耳食，常常认为谢承等人所撰《后汉书》超过范晔的史书。我曾经仔细校勘，后来才知道范蔚宗取舍精当、判断谨慎，有些地方不是各家史书可以同日而语的。在各家之中，谢承最有名，也最早成书，但其中的错误已经不是一两处可以说尽的。何况华峤、袁山松、谢沉、薛莹等人，年代更加久远呢？试举一两件事来说。范史《周嘉传》说：‘高祖父燕说：“我是周平王的后代。”’李贤注引谢承书说：‘燕字少卿，他的先祖出自周平王之后，汉朝兴起时承继封爵为正公，食邑在女坟。’如今考察《武帝纪》，元鼎四年，皇帝巡幸荥阳，回到洛阳，下诏说：‘远望黄河、洛水，巡视豫州，观览周王室故地，遥远而没有祭祀，询问各位年高的老人，才找到孽子嘉，于是封嘉为周子南君，以奉祀周朝。’到元帝初元五年，又把周子南君改封为周承休侯。成帝绥和年间，才开始进爵为公，怎么会有汉朝一兴起就承继封为正公的事情呢？如果说‘汉兴’二字就是指绥和以后，那么燕生活在宣帝时，距离那时还很远。又汝阴县在王莽时改名为汝坟，汉朝兴起时怎么会有汝坟县呢？谢承大概是因燕自称正公而附会写成的，却不知道燕所说的正公，大概是战国末年东周、西周都降等称公，燕是他们的后裔，所以才这样说。后来唐代杜牧为周墀撰写墓志，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说：‘汉朝兴起时，周仁被封为汝坟侯。’表中又说赐号正公，都是沿袭谢承的错误而进一步附会成说的。又如《三国志·陶谦传》说，广陵太守、琅邪人赵昱，是徐方的名士。裴松之注引谢承书说：‘赵昱调任广陵太守，贼人笮融从临淮被讨伐，逃入郡界，赵昱带兵抵抗，战败被害。’如今考察《陶谦传》，笮融逃到广陵，太守赵昱以宾客之礼接待他；笮融贪图广陵的财物，便趁酒兴杀死赵昱，放纵士兵大肆掠夺。陈寿《吴志·刘繇传》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记载都相同，那么所谓赵昱抵抗作战而死的事，就是错误的。谢承又说：‘陶谦起初征召赵昱任别驾从事，赵昱以有病为辞退避，陶谦又郑重地命扬州从事、会稽人吴范传达旨意，如此等等。’考察《陶谦传》，陶谦从未兼任扬州刺史，这是第一点。《吴志·吴范传》说吴范被举为有道，前往京都，因天下动乱没有成行；直到孙权在东南起兵，吴范才出仕效力，因此吴范也从未担任扬州从事，这是第二点。而且陶谦原本任命笮融为下邳相，督运广陵、彭城、下邳的粮食；等到曹操击败陶谦，徐地不安，笮融才带着男女一万多人逃到广陵。因此笮融逃往广陵，实际上是从下邳向东而下，路途不经过临淮，这是第三点。又如范史《隗嚣传》以及更始帝执金吾邓晔的注，都引谢承书说邓晔是南阳南乡人；但前汉根本没有‘南乡’这个地名。又《胡广传》注引谢承书，说李咸在灵帝建宁三年由大鸿胪任太尉；如今考察《灵帝纪》，李咸在灵帝建宁四年才任太尉，而且是由太仆升任，也不是由大鸿胪升任。可见谢承书对于乡里、官爵，都是任意妄写，不求实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其他喜欢故意提出异说、以致误导后人的，也到处都是。如今先生编纂十六家《后汉书》，把这些材料都分类采录，却不专门以某一家说法为依据，间或还指出并纠正其中的错误，这又可以说是先获得了我的心意。我对于《后汉书》也曾积存几十件疑问，后来校刊其他书籍时偶然有所发现，便忽然像冰雪消融一样明白了，也不妨略举一两件。安帝纪中的‘永初元年’和‘元初元年’都记载三月癸酉日食；上文已经有三月己卯日南方地裂一事，与《续汉书·五行志》的记载相同。逆推到这一年正月甲子日，那么己卯日必定在三月；只是己卯之后的同一个月，不可能再有癸酉日，何况‘三月’二字又属于重复抄写。而且这一年冬十月戊子朔发生日食，从太初制定历法以后到此年，一年之内也不可能有两次日食。后来仔细核对《五行志》，才知道这一条专属于永初元年三月的事情，范史冒失地又在这里重复记述了。又如《王允传》记载：‘关中人互相说：“丁彦思、蔡伯喈，只因为与董公亲厚，也都受到连坐。”’但彦思究竟是什么人，陈寿《三国志》在《董卓传》中也没有记载。后来偶然阅读裴松之的注，引用《汉献帝起居注》说：‘尚书丁宫附和董卓废立皇帝之事，如此等等。’这才知道所谓彦思，应当就是丁宫，毫无疑问。至于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本来是汇集多人之手完成的，往往得失互见。例如第四十九卷《张衡传》和第七十九卷《南匈奴传》，最为鄙陋荒谬，这是因为分任注释的人水平较差，而且这两卷篇幅独长，注成之后又没有再加校勘的缘故。然而，像这样排比编纂各家书籍成为一部书，折衷判断其中的是非，像《训纂》这样的著作，又怎么可以缺少呢？考察《梁书·王规传》，王规汇集《后汉书》各家异同作注，所据《续汉书》有二百卷；《刘昭传》说，刘昭汇集《后汉书》的异同，为范书作注，共一百八十卷。《唐志》说刘熙注范蔚宗书，也有一百二十二卷。我私下认为，梁、陈时期各家史书都还存在，所以三家作注的卷帙才如此繁多。如今先生只能在残缺遗失的基础上搜罗散佚，虽然只得到若干卷，但其中的困难比王规、刘昭大十倍。我不但应当敬佩先生的学识，也可以由此体察先生的苦心。我近来又曾用《水经注》校勘范书及《续志》，增补二十多处；用《前汉书》《三国志》《宋书》校勘范书、续志，举正的地方也不下几十处。

译以后应当把这些拿给吴、桂二位先生商订，或许可以附在先生的书后一起刊行。当时是嘉庆元年，岁在丙辰，夏至后五日。敕授登仕郎、晋赠武德骑尉、恤授云骑尉世职湖北吕堰驿巡检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我在贵州主持学政，回京途中，于小除日抵达湖北吕堰。天色昏黑时，有人在马前迎拜。我起身惊问，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君芑孙的弟弟、吕堰驿巡检王翼孙。到驿馆后，我作揖请他进来，他所说的全是民间疾苦和驿站差务，面容憔悴，公服破旧，我惊惧而诧异。随后他又拿出寄给哥哥芑孙的信和一只文榼。我怜悯他做官贫困，便拿出囊中金钱赠给他作为临别之礼。走过几个驿站后，我写信给湖北大吏说明王君的贤能，大吏回信说：‘君性情戆直，多次触犯上官，上官和同僚没有喜欢他的。’我又因此感到很久的不快。过了五个月，收到芑孙的信，才知道王君因为抵御贼人、宁死不屈而死。嘉庆元年正月，湖北叛民突然起事，于是郧阳、荆州、宜昌、施南各府州县所在之处，像猬毛一样纷纷响应；襄阳府所属的南漳等县也相继响应。不久吕堰起事，正处于南北交通要冲，没有城郭可以防守，王君日夜焦灼，多次向上官请示谋划，都没有得到答复。王君不得已，亲自发动乡村、集镇，筹划防守御敌的办法。当时县中官吏正在捕捉邪教徒，严厉株连乡里，一方骚动不安，大家都准备带着担子索性迁走。王君急忙安慰并制止他们，张榜晓谕，使他们照常耕种。恰逢贼人已经在襄阳的黄龙珰起兵，王君预先制定了八条防贼章程：一、每十名乡勇，设置一名头目；每十名头目，设置一名总头目，彼此统辖而归巡检司统一指挥。一、附近小村落中户口少而力量单薄的，全部迁到吕堰镇。一、乡勇中能够自行解决口粮的，听任其自行供给；没有粮食的，替他们设立饭厂，并设置粮饷总头目掌管此事。其他如擅自迁徙以及饮酒赌博，也都有严厉禁令。部署刚刚确定，贼人便大举到来，进攻吕堰。三月二十九日，王君出兵迎击，擒获贼首刘方达、刘汉德、陈起蛟三人，捆绑起来在驿站前斩首。又亲自写官府文书送到主管官员处告急，但贼势更加壮大，王君所部兵力少而弱，估计不能守住，于是写信向父兄告别，交给弓兵刘禄带走，并顺便把巡检司印送到上府。又命随从徐升从小路离开，而自己登上大桥痛骂贼人。不久又命小吏廖之义催促刘禄赶快离开。还没走几步，发现贼人已经过桥，有几个贼人正在桥下四处张望，料想王君已经投河而死，徐升因此跳出逃脱。等到贼人退去，徐升回来，看见桥下沙土中露出衣服，正是王君迎击贼人时所穿的衣服。后来襄阳知府的公文传来，徐升到场辨认，结果也一样。徐升说：‘八月某日，贼人再次攻陷吕堰，带兵的人从贼人手中救出了王君。’巡检司印的贼首俞宗武亲口说，他亲自杀死了驿官，还说驿官独自从桥上迎战，接连砍伤数人；后来身中矛伤，伤势很重，自己投进水中，贼众愤怒地用钩子把他钩出来，并且剥去他的衣服，刀枪一齐刺砍，他仍然不断开口痛骂，直到死去。王君为节义而死的事情，到这时才完全明白。然而在这以前，有人传说王君已经死了，有人又认为他没有死，而我却断定他一定死了。大概只因与他交谈了几刻，便看出他的性情坚定。自从王君死后，贼人经过吕堰，没有不溃败颠覆的，好像有人使他们绊倒似的，便惊恐地说：‘这是巡检君的英灵。’于是为他建庙，拜祭后才离去。有人说王君的遗骸也是贼人替他安葬的，这是他的族弟仲光到吕堰访问后所得的消息。事情上报后，皇帝下旨将他入祀昭忠祠，依县丞的例子议定抚恤；又按四品以下官员的例子授予世袭云骑尉，袭次完毕后再袭恩骑尉，世代不绝。朝廷用来报答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可以说很厚重了。唉！王君不过是一名巡检，却能如此周密地谋划事情，临到生死关头又如此镇定。反过来看，大吏负责守护天子的疆土，却任凭数百名突然聚起、尚未形成气候的乌合贼人来往冲突，最终使他们蔓延成数以万计，没完没了，以致伤害了我朝那些真心任事的官吏和至死不离乡土的百姓。事情过去以后，有人又把轻敌误事的罪责推给他们；那么平日里认为王君戆直、认为王君触犯上官，也就很自然了。又听说湖北宜昌、四川达州，在叛民起事之初，都是因为州县官吏逼迫百姓，百姓借此机会逃避死罪；而王君作为一个巡检，唯独能够妥善安抚自己的百姓，平时就劝他们耕田养蚕，有事时就和他们一起防守御敌，虽然处境极其危险困苦，百姓最终也不忍舍弃他而离去。等到王君死后，一镇的百姓死于贼人、死于逃亡道路、死于饥寒，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唉！王君可以说是贤能了。况且大吏不能抵御贼人，巡检却能抵御贼人；大吏能够拖延时日躲避贼人，巡检却独自扼守贼人的冲要，日夜杀贼，奋不顾身，直到力竭而被贼人杀死，这是一种奇异的节操，也是一件仅有的事。我作为天子的史臣，如果不能为这种奇节作传、记载这件罕见的事情，就担心称不上职，所以因王君兄长芑孙的请求，把事情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刊刻在他的墓上。又幸好我还来得及认识王君，也还能够断定他必然已经死了。至于王君平日的事迹，以及他的世系、生卒年月，秦兵备瀛和他的哥哥芑孙所撰的行实及状文中记载得很详细，就不再赘述。

译吕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吴氏，是明代太傅、大学士、谥号文端、名宗达的五世孙女，父亲文学，名宏，母亲王氏。太淑人是文学君的次女，天性极其孝顺，曾经因为父亲生病侍奉汤药，连续几个月不解衣、不脱鞋。二十二岁时，嫁给奉政君。当时奉政君的父亲正任泰州司训，全家随任。太淑人谨慎地尽儿媳的职责，司训多次称赞她说：‘名门女子，能够熟习礼法，实在难得。’后来司训以年老告归，家中仅有四面墙壁。太淑人供养他的事情极其周到，自己却吃粗糠菜根也不嫌弃，宗族亲党都认为她贤德。奉政君在乾隆壬申年参加京兆试，甲戌年考中进士。这时太淑人在家中，请老师教导儿子尔昌、尔益、尔炽，供给的饭食丰盛洁净，邻里都不知道她家其实窘迫。丁丑年，奉政君因教习任期届满，经拣选发往山西，以知县任用，随后补任万全县，调任安邑县。太淑人这才带领几个儿子到官署居住，自己的生活一如在家时；她劝奉政君节省廉俸收入，把馈赠送给宗族亲党，又替宗族中没有能力的人选择墓地营葬，达到十多具棺木。有个族中孩子幼年失去父母，太淑人把他带到官署，供给饮食并教诲抚养，一如亲生，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丙戌年，奉政君升任张兰同知。当时长子尔昌已经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不久，奉政君因事罢官，与太淑人一同到京城宅邸接受儿子奉养。不久奉政君患重病去世。太淑人辛勤侍奉医药，努力办理丧葬，与先前奉养司训君没有不同。丁酉年，尔昌以刑部郎中出任济南知府，历任济东、泰、武、临、兵备道，升任安徽按察使。太淑人都到官署接受奉养。虽然尔昌奉养母亲无微不至，但太淑人时时以富贵盈满为忧，遇到审理案件，必定询问有没有平反的机会，有能够平反的，便面露喜色。此前尔昌任职山左时，巡抚某公曾与他同在刑部任职，因此知道尔昌的才干，待他超过一般属吏。太淑人却对此忧虑，常常私下告诫尔昌说：‘某公不是廉洁谨慎的人，性情又反复无常，将来你一定会被他牵累。’后来尔昌稍想主动远离，而大府已经恼怒，借口审理案件不实，上奏请求削减他的官阶。等到调任安徽后，某公果然因受贿败露，尔昌也受到牵连，被遣戍关外，走到半路突然去世。太淑人对此处之泰然，对家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唉！太淑人身居闺房之中，却有如此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拿她同这起大案中被牵连、直到头颅相接仍未醒悟的几位监司大吏相比，太淑人的见识不是远远超过寻常人吗？人们常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提并论，像太淑人这样的人，与汉代东海严母又有什么不同呢？太淑人回到家乡后，处理家务更加井然有序。幼子尔禧在癸卯年参加京兆试，不久因四库全书馆誊录的功劳议叙为知县，发往浙江；仲子尔益也以副贡生历任云南、广西直隶州州判。太淑人因为浙江距离较近，便到浙江接受奉养，所以对尔禧的告诫更加严格。正因如此，尔禧任桐乡县令、调任署理仁和县时，都有声誉，这都是太淑人的教导。桐乡监狱中的囚犯常常受到狱卒虐待，很多人因病困而死，太淑人便命尔禧时时体恤察看，又拿自己的钱发给他们寒暑衣服，并给病人医药，因此救活了很多人。不久，尔益、尔禧相继死于任上，太淑人又回到乡里宅第。平时面对亲属，即使有时说些看得开的话，内心却已经悲伤了。当时只有第四子尔喆还在，尔喆年幼，品行又不佳，因有疾病，太淑人尤其疼爱怜惜他。尔喆又多病，太淑人常常皱眉说：‘强壮的人都死了，我还希望这个羸弱的人能够给我养老送终。’ 等到太淑人去世时，尔喆已经先她一个月死去。太淑人不能起身，也有一半是由于追悼几个儿子。太淑人身材一向丰润，望上去像玉人挺立；她一生所作所为都有士大夫的气概，遇事把握大体，同人说话一定诚恳，有人犯错也一定把话全部说出来规劝，从不稍有袒护。她对下人严厉而又有恩惠，鞭打婢妾从未超过四五下。有士族女子沦为奴婢，太淑人听说后立即拿钱赎回，为她选择良配；婢女到了及笄年纪，父母有时不能出钱，她就立即烧掉身契，任凭婢女出嫁。她的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于嘉庆三年十月初八日去世，临终时没有什么痛苦，好像得到了解脱。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享年八十四岁，屡受恩典，累次加封至太淑人。儿子五人：尔昌、尔益、尔炽、尔喆、尔熺，都已先她去世。女儿二人，都嫁给仕宦人家。孙子六人：子瑗、子玙、子琴、子环、子珏、子班。子瑗以副贡生任山西平定直隶州州判；子班在太淑人去世后参加京兆试，其余都读书有声誉。子瑗将于今年四月某日把太淑人与奉政君合葬在奉政君墓道，请求亮吉撰写传述太淑人的文章。亮吉幼年时曾见过奉政君；中年客居西安时，尔昌出关，我在渭桥为他送行；后来又在杭州认识尔熺，尔益、尔喆也都与亮吉有交往，因此得以了解太淑人。详细叙述这些事情我不推辞，于是写下这篇墓道表。

译伯益考上（这是幼年时所作，恰好从旧箱笼中检查出来，因此附录刊载于此） 我读《刘向列女传》说：“睪子五岁时就辅佐禹。”曹大家注说：“这是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益确实是皋陶死后，禹把他的次子仲甄封在蓼地，用来奉祀先祖。大概长子就是伯益，次子就是仲甄。伯益没有受封、仲甄却受封，是为了说明伯益当时辅佐禹，并未被外封。如果伯益不是皋陶之子，就是禹越过次子而立仲甄，次序便错乱了。有人说伯益其实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水经注》载，偃师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说：“将军姓伊，名益，字隤敳，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并说：“既然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按辈分就应是帝喾的弟弟。”皇甫谧说：“帝喾十五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帝喾死后挚代位，又过了九年，才把帝位禅让给尧。尧即位也七十年，加上舜摄政，共九十八年。舜在位三十九年，把帝位禅让给禹。禹距启即位又十七年。启即位时，伯益还健在，那么伯益当时已有二百三十多岁了。”何况《春秋纬·命历序》说“颛顼传九世，帝喾传八世”，那么世代数目更加无法考察了。至于说“帝高阳之子”，是不对的。有人说伯益既然不是高阳的后代，就是皋陶的后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年〕 听说伯益的后代成为秦国人，那么皋陶确实应当有后代在秦国。臧文仲听说六蓼被灭，说：“皋陶、庭坚没有后人祭祀，为什么呢？”有人说：“秦国的祖先是伯翳，不是伯益。伯翳是大业的儿子。假如伯翳就是伯益，那么皋陶就又名庭坚，又名大业了。”《列子》说：“夷坚听到后把它记了下来。”服虔注说：“夷坚就是庭坚。”这样一人竟有四个名字，这不合古代情况。《史记·陈杞世家》说：“伯翳的后代被封在秦；垂、益、夔、龙的后代后来不知被封在哪里。”刘歆进献《山海表》也说：“伯翳和益掌管驱逐禽兽。”崔灵恩说：“秦国在虞、夏、商时已经是诸侯。”这样看来，秦国出自伯翳，而不是伯益，显然可知。伯益的后代既不见于记载，六蓼又被灭，所以臧文仲才再次感叹皋陶没有后人祭祀。有人问：“唐尧以皋陶为祖先，难道以伯益为祖先吗？”回答说：“以皋陶为祖先是对的，以伯益为祖先是不对的。”英、舒、李、六这四姓，都是仲甄的后代。既然以皋陶为祖先，就不能再以伯益为祖先。那么《列女传》是不是也完全可信呢？回答说：“也不是。”又问：“五岁时辅佐禹的说法，难道是鬻子所说帝颛顼十五岁辅佐黄帝；以及帝喾十五岁辅佐颛顼的说法吗？”况且说伯益五岁辅佐禹，那么舜举用伯益时，伯益还没有年龄可言。虞廷的臣子稷并不在伯益之前，如果稷是帝喾的儿子，那么到放勋去世时，稷的年纪也将接近百岁；这样伯益反而以五岁出现在稷之前，就背离常理了。有人问：“《列女传》也不可信吗？”回答说：“其中把伯益说成皋陶的儿子，这一点可信。”又问：“五岁辅佐禹的说法呢？”回答说：“这是诬妄。”其他书还可以举出，例如高诱注《吕氏春秋》、郑氏《诗谱》、陆德明《音义》等，本朝阎璩《百诗》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〇《伯益考》下 我已经辨明伯益是皋陶的儿子，偶然拿《新唐书》来读，其中《宗室世系表》说：“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宰相世系表》说：“颛顼的后代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生皋陶，皋陶生伯益。”我说：“这样就可以用《新唐书》的错误，来证明《经史志》三书的错误了。”考察《秦本纪》说：“大业娶少典的女儿为妻，名叫女华。”那么女华是大业的妻子，现在却误认为是大业的女儿；并且在皋陶之前增减了世代，这样《新唐书》的错误就不必再说了。孔颖达《诗正义》说：“皋陶、大业是同一个人。”如果依据《宗室世系表》，皋陶与大业相隔两代；依据《宰相世系表》，皋陶与大业又相隔三代；而说他们是同一人，是孔颖达错了。《秦本纪》说：“大费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因此称为伯翳。”那么伯翳就是大费的名字，《唐书》所谓“大费生皋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索隐》说：“就是《尚书》中的伯益。”把三个名字归为一人，把三代说成一代，那么错的是《索隐》。《地理志》说：“嬴姓是伯益的后代。”《郑语》说：“秦国是伯翳的后代。”如果《地理志》是因《郑语》而产生错误，那么《地理志》也不正确。五帝时代的世次本来就无法考察。如果一定要依据各家的说法，按照年代和世代来判断，那么颛顼以下、大业以上，应当以《史记》为准；《唐书》的《宗室表》《宰相表》所说全都不对。大业以下、皋陶以上，应当以《唐书》为准；《史记》和孔颖达等人的说法全都不对。皋陶以下以及伯益的出身，则应当以《吕氏春秋》和《刘向列女传》为准；《史记索隐》以及《地理志》《水经注》等书的说法全都不对。这样一来，古人也许就不会被后世诬蔑了吧？受业者（吕培、谭正治）校字。

译《卷施阁文甲集》卷第十，题署“阳湖洪亮吉著”。《征邪教疏》（戊午年二月二十七日大考题）。如今楚、蜀的百姓聚集徒众、劫掠人群，在一隅横行，逃避死亡只争朝夕。起初是受到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等邪教的蛊惑，想借此祈求福气。后来又因受到地方官百般挟制，加上黔省苗人局势不安，牵连数省，在正赋之外又加征赋税，横征暴敛没有限度。百姓愤怒而不考虑后患，想借起事来逃避灾祸。邪教起事的原因就是如此。然而臣认为，邪教其实不难平定。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焚香聚众、聚敛米粮而入教的，如汉代的张鲁、张角，晋代的孙恩、卢循，六朝以及唐代川蜀的米贼，宋代的侬智高，明代的刘六、刘七、赵风子、徐鸿儒、唐赛儿之类，都是在中叶以后政治稍有松弛的时候起事，但尚且没有多久就被扑灭。何况我朝圣圣相承，振举纲常、整饬法纪，每逢赈济抚恤，都毫不吝惜百万帑金，爱护百姓如同自己受伤，爱众人如同爱子。这一点不只是中外都知道，陷入邪教的人知道，就是邪教首领也知道。所以他们临阵抵抗时，必定说自己受到地方官严重迫害，才导致背弃皇上的大德。试想这些人都亲身犯了叛逆之罪，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但他们的天良还没有泯灭，尚且能够这样说。因此臣才说邪教不足以平定吗？臣如今敢有所请求，是认为受胁迫而从乱的人应当宽贷。邪教进入一个村庄就烧掉一个村庄，进入一个集镇就烧掉一个集镇，把良民胁迫成盗贼。邪教退去以后，州县官又贪图焚烧后剩余的财物，阻止百姓回去，于是良民才不得不跟随贼党。邪教扰乱数省，前后达三年；烧毁的村镇越多，没有家产、没有衣食的百姓依附他们的就越多。邪教也并不爱惜这些人，每次行动都一定驱赶他们走在前面，或者压迫他们留在后面，用来抵挡官兵。所以各位大臣上报说杀了几千人、几百人的，其实就是这些没有产业的流民，不是真正的邪教徒，也不是真正的贼。况且这类人每个州县动辄以万计，难道可以全部杀掉吗？即使可以全部杀掉，也不是皇上如天一般的仁慈所忍心做的。因此臣认为受胁迫而从乱者应当宽贷：一方面可以使愚民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离间邪教的党羽。党羽一散，真正的贼才会显露出来。从此官兵的刀、箭、枪、炮所伤的，才是真正的邪教徒，才是真正的贼。一方面，吏治也应当整肃。如今州县官的恶劣，比十年、二十年前严重百倍；对上敢于毁坏天子的法令，对下敢于耗尽百姓的资财。据臣所听说，湖北宜昌、四川达州虽略有邪教活动，但百姓都保全身家，眷恋妻子，不敢犯法。州县官既不能在事先消解、磨灭祸患并加以教化引导，等到事情刚刚萌芽，就借邪教的名义控制、搜刮百姓，征取不止，甚至使人沦为盗贼而不停止。臣请求：凡是邪教发生的地方，都必须追究是否因官府逼迫而激变，以及挑起事端的原因，并分别加以惩处。有人认为事情应当缓办，但这类州县官实在一天也不能姑息宽容；明确示以惩罚，既可以伸张万民的冤屈，也可以堵住邪民的口。大概如今州县官有三项罪过：第一，凡朝廷捐出的赈济抚恤款项，都被主管官员中饱私囊，却都声称用来填补亏空，使上面的恩惠不能下达百姓。第二，无事时侵吞粮食、冒领军饷，有事时逃避罪责、攫取功劳；州县因此蒙骗府道，府道因此蒙骗督抚，甚至督抚又蒙骗皇上，使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第三，有功劳时长随、幕友都可以冒领；出了事故时，就掩盖并抓取那些被迁徙、流离、跌倒在道路上的良民来推卸责任。可是这件事并不只是州县官在做，封疆大吏和统率军队的将领也都公然如此，哪里能责怪州县官争相仿效呢？一方面，责任应当专一明确：楚抚守楚，豫抚守豫，陕抚守陕。即使战斗力量不足，防守也一定有余。就陕西而言，武关、潼关、蒲关，是东面的三道门户；大震关、大散关、骆谷关，是西面的三道门户。这些地方都是重重山岩、极其险要；如果预先加以防备，先派一百人守住它们，贼人怎么能进入武关？怎么能进剑阁？又怎么能重新进入鸡头山而趋向褒斜，东西往来蹂躏数千里，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这难道不是封疆大吏不懂地利、不知形势、没有事先防备造成的过失吗？朝廷驾驭天下，不过是赏罚两端。以前平定金川、平定缅甸之所以能够当天报告成功，是因为赏罚严明：赏赐一定等到有功，惩罚不避开功勋贵族。如今行军数年，赏赐花翎的已有成百上千人，但贼势越来越炽盛，被蹂躏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么功劳究竟在哪里？将领们丢弃营汛、镇堡，常常躲避贼人的锋芒，而大吏又一味替他们掩饰，那么罪责究竟由谁承担？何况有功的人反而让无功的人接受赏赐，就会使有功者离心；有罪的人反而让无罪的人代受惩罚，就会使有罪者更加放纵。因此臣认为，今天的事情，朝廷应当赏罚相当，赏赐必定兑现，惩罚必定实行；亲民的官吏各自凭良心办事；封疆之臣各自守住自己的辖界；革除上下相互欺骗蒙蔽的弊病，消除彼此推诿责任的心态。如果这样做，邪教还不能平定，臣不相信。臣谨此上疏。

译〇《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一 秦朝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其郡名见于裴骃《史记集解》，《晋书·地理志》沿袭了它。我曾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现在考察后更加知道它是荒谬的。《汉书·地理志》说，秦以京师为内史，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小颜注说：“京畿所统辖的地方，特称为内史，说它在内，以区别于各郡守。”这样，三十六郡之内本来没有内史，只是因为数目不足，才强行把内史牵合进去；这就是裴骃的错误。宋代刘攽又说秦三十六郡中没有鄣郡。现在考察《地理志》，丹阳郡下班固注说“原为鄣郡”；刘昭注司马彪《郡国志》明确说丹阳郡就是秦代的鄣郡，并且在故鄣县下注说“秦鄣郡治所”。直到图经、《吴地志》等书无不如此；把它说成秦没有鄣郡，就是刘攽的错误。至于阁下认为鄣郡是在楚汉之际设置的，这只是概略之说，也缺少明确根据。亮吉认为，秦三十六郡应当以《史记》和《汉书·地理志》为证；与其相信裴骃，不如相信司马迁、班固、应劭等人的说法。现在详细核对《地理志》，秦代的郡从河东直到长沙，其中三十四郡都见于班固原注之中：河东、太原、上党、三川、东郡、颍川、南郡、九江、泗水、巨鹿、齐郡、琅邪、会稽、鄣郡、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邯郸、砀郡、薛郡、长沙。其他如黔中郡，见于《史记·楚世家》；郯郡，见于《汉书·高祖本纪》和《地理志》（东海郡下应劭说：“秦代为郯郡”）。魏收《地形志》也说：“郯郡为秦所置，汉高祖改为东海郡。”《御览》引用《十道纪》说：“海州东海郡，秦代为薛郡之地，后来从薛郡分出郯郡。”《水经注》说：“秦始皇二十三年设置薛郡，疑心从薛郡分出郯郡就在三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后。”汉代把郯郡改为东海郡。《水经注》又说：“沂水向东流经郯县故国，那里是东海郡治所；秦始皇把它设置为郯郡，汉高帝二年改为现在的名称。”郯郡由薛郡分出，所以《高祖本纪》也把薛郡、郯郡连续写在一起。大概薛郡进入汉代后成为鲁国，郯郡进入汉代后成为东海郡。仔细核对《地理志》就很清楚了。这就是秦确实有郯郡的明证，而前人考察秦三十六郡都没有提到它，为什么呢？至于阁下又认为桂林、南海、象郡就是三十六郡之内的郡，那我更加不敢认为正确了。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是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的设置是在始皇三十三年，相隔尚有八年，显然不可能预先计入。既然已经把桂林等三郡计算在内，那么闽中一郡的设置又在这三郡之前，就不应该反而遗漏它。《史记·闽粤王传》说：“秦兼并天下，把它的土地设置为闽中郡。”考察秦兼并天下是在始皇二十六年，那么闽中郡的设置还在桂林等三郡之前。如果把它们一概计算进去，即使除去内史以及鄣、郯二郡不计，也和三十六的数目不相符。恐怕即使依照阁下的说法，也应当考虑前后依据失当的问题。何况秦朝制度是把天下分为四十郡，除内史之外，郡名都见于《史记》《汉书》，所以唐代以前的地理志都遵照采用，也不能任意增加或削减。裴骃的过错，只是为了凑足三十六郡的数目而加入内史，却不知道还有郯郡。阁下则又想把四十郡合并为三十六郡，于是不得不援引刘攽的错误说法。既然又知道这样不妥，就说郯郡设置在楚汉之际，同时又删去闽中郡，以附会当时的成数。亮吉恐怕这些说法都不足以传信，反而会启发后人的疑惑，所以冒昧谈及此事。〇《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二 来信又说：依据《宋志》，南梁郡的睢阳县就是汉、晋时期的寿春县。猜想太元年间收复以后，便侨置南梁郡，不再设置淮南郡；又因为避郑太后的名讳，不设置寿春县，就用睢阳来代替。等等。现在考察《沈志》：义熙十三年，宋高祖任命义庆为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元熙元年，义康督理豫、幽、司、并四州诸军事，也镇守寿阳。刘敬宣派遣持节使者督理马头、淮西诸郡军事，任镇蛮护军、淮南郡和安丰郡太守、梁国内史。这件事发生在义熙五年。又《刘湛传》说：高祖让义康担任豫州刺史，留守寿阳，任命刘湛为长史、梁郡太守。《刘粹传》也说：以豫州刺史兼领梁郡，镇守寿阳。这里的梁郡就是南梁郡，这是晋朝末年淮南、南梁两郡太守并立，并且有寿阳县存在的证明。近来又得到一条明显的证据：《隋书·州郡志》在“淮南郡寿春县”下注说：“旧有淮南、梁郡、北谯、汝阴等郡。”这样，晋朝末年两郡并置的事实就更加清楚了。杜佑、李吉甫等人说：“东晋时因避郑太后的名讳，把寿春改为寿阳。” 如果竟然省去了寿春县，那就又没有必要改名了。旧图经又说：“合肥县有古滁阳城，东晋在这里设置南梁郡。”这样，南梁郡又在滁阳，而不在寿春。现在考察，滁阳城在合肥县东北，寿州在它的西面，两地相距不远；正因为相近，所以豫州刺史常常兼领梁郡。推究阁下产生疑问的原因，应当是依据《宋书·州郡志》：孝武帝大明六年废除南梁郡，隶属南豫，改名为淮南；睢阳令也在这一年改名为寿春。阁下因此怀疑晋代没有淮南郡和寿春县。却不知道两郡合并，实际是在宋永初以后，在晋代并没有关系。

译〇《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三 《史记·曹相国世家》说“柱天侯在衍氏反叛”，小司马的版本写作“天柱侯”，又引用庐江灊县的“天柱”来坐实它。阁下又相信这种说法，把它载入考异，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论《史记》还是《汉书》都写作“柱天”；小司马找不到这个地方，于是把名称倒转为“天柱”，已经属于曲解，这是第一点。《汉书·地理志》说“庐江灊县”，班固原注说“天柱山在南”，刘昭注《郡国志》也相同；可见“天柱山”是山名而不是地名。秦汉时代，侯国从来没有以山作为封地的，这是第二点。况且衍氏是魏地，和庐江的灊县相距很远，这是第三点。所谓“柱天”，不过是夸张的说法，是说好像天有柱子一样，实际上不是地名。《后汉书·齐武王演传》中自称“柱天都尉”“柱天大将军”，《贾综传》中“交趾兵自称柱天将军”，就是同样的意思。难道南阳郡和交趾又各有一座“天柱山”，可以这样曲解吗？小司马的妄说，往往见到有名号的侯爵，就一定要找出一个地方来坐实它。就如高祖功臣中，也有始终只是名号侯而没有另行封邑的，例如信武侯蕲歙，位次最高，列在第二，而他的封号并不是实际封地，就是这种情况。《周绁传》也称他为信武侯，小颜注说：“因为他忠诚信实，所以加上这个名号。”周绁后来又改封为[缺字]城侯，因此和蕲歙不同。又考察，蕲歙为信武侯，食邑四千六百户，大概都是以名号侯的身份享有实际封邑，制度应当和后来的关内侯等相近。小司马不知道这一点，却说《地理志》中没有信武县，应当是后来废除了；这难道不是曲解吗？至于《蔡邕传》写出补任“河平长”，阁下认为《郡国志》中没有“河平县”。现在考察，两汉的河南郡都有“平县”，怀疑“河”字下面脱去了一个“南”字。又《陈寔传》说授任太丘长，李贤注说属于沛国。考察《汉书·地理志》，沛郡没有太丘县，只有敬丘县；敬丘县下应劭说“《春秋》记载在犬丘相遇”，明帝改名为“犬丘”。这样“犬”字应当作“太”，是传抄时把墨误写到了上面。《水经注》说“淮水”又向东流经太丘县故城北面，班固《地理志》说“就是原来的敬丘”。这样看来，“犬丘”就是“敬丘”；可是阁下又想把它当作“瑕丘”，似乎也有一点错误。

译〇《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祖父大乐，曾任高淳县学训导。父亲之掞，是县学生。乾隆四十八年，岁次癸卯，黄君景仁因瘵疾死于解州。临终前写信送给在西安的友人洪亮吉，请他料理自己的丧事。洪亮吉收到信立即动身，于五月十六日到解州运城为黄君送殡。亮吉最了解黄君，途中撰写他的行状，请求撰写墓志和传记，也使后世为文苑人物作传的人有所记述。黄君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出自宋代秘书丞庭坚一支。宋朝南渡时，家族从鄱阳迁到武进，于是成为武进人。祖父大乐以岁贡生身份任高淳县学训导；父亲之掞在学校神祠祷告后生下黄君，因此小名叫高生。黄君几岁时就成了孤儿，伯兄又相继去世，训导君抚养他成人。他天性并不沉溺于读书，但所接受的学业超过一般儿童。八九岁时，试着让他写制举文，他提笔立即写成。学使每年举行岁试、科试两场，我们乡参加童子试的有三千人，黄君一出场就名列第一；前常州府知府潘恂、武进县知县王祖肃尤其惊异赞赏他。黄君仪表俊美，站在众人中远远看去像一只鹤；仰慕他、希望同他交往的人争相前去亲近他，他有时抬头看他们一眼却不理睬。因此见到他的人认为他是伟大的人才，有的人则认为他是不可测度的狂生。黄君遵守训导君的教诲，从未学习作诗。丙戌年，亮吉也参加童子试，到了江阴，在旅店中遇到黄君。亮吉带着母亲孺人传给他的汉魏乐府刻本，闲暇时就用朱笔、墨笔在上面批注，偶尔也有仿作。黄君看见后非常喜爱，约定共同仿效这种体裁，每天写几篇。一个多月后，黄君的造诣超过亮吉，于是两人订交。后来常熟邵齐焘先生主持常州书院，亮吉和黄君都跟随他游学，黄君的学问更加大有进步。黄君成为诸生后，家境非常贫困，不愿意收徒授课。适逢潘恂、王祖肃升官调往杭、歙，黄君于是逐一前去拜访他们，每次回来一定带回几百篇诗。后来又带着邵先生的书，客居在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的官署中。当时黄君已经游览九华山，登临匡庐山，泛舟彭蠡湖，游历洞庭湖；每次独自游览名山，往往整天不出来。遇到大风雨，有时就在山崖树下闭目静坐，牧童看见他都以为是奇异的人。黄君从湖南回来后，诗作更加奇特奔放，见到的人都认为是谪仙人重新出现了。后来他才逐渐改变诗体，学习王维、李白、高适、岑参，学习宋代元祐诸君子，又学习杨万里，最终他的造诣最接近李白。辛卯年，大兴朱筠先生奉命督理安徽学政，把亮吉和黄君请到幕府中。朱先生的宾客很多。第二年三月上巳日，在采石太白楼举行聚会，作诗的人有十多个，黄君年纪最小，穿着白色夹衣站在阳光里，片刻之间写下几百字，向四周看了看座中宾客，宾客们都停下了笔。当时八府的士子正要在当涂参加词赋考试，听说学使举行盛大聚会，全都聚集在楼下；到这时都跟随书童前来向黄君讨取那位穿白夹衣少年的诗，争相抄写，一天之内纸价就贵了起来。黄君白天批阅试卷，夜里作诗，直到更漏已尽也不停笔。每写成一篇，就躺到床上叫亮吉起来，夸耀给他看；因此亮吉一夜也要起身数次，有时直到天亮不能入睡，而黄君却毫不疲倦。住了半年，他与同事意见不合，径自走出使院，典当衣服买了一只小船，去徽州拜访秀水郑虎文先生。第二天追赶他的人才到，可是已经追不上了。他的风采气度就是这样。黄君自己知道寿命不会长，曾与亮吉一同到常熟吊唁邵先生；晚上登虞山游览仲雍祠，向北遥望邵先生墓地，感慨良久，说：“了解我的人已经死了。如果不幸我先于你死去，你替我像玉芝堂那样刊刻遗集，好吗？玉芝堂，是王太岳为邵先生刊刻诗文集所取的名字。”亮吉认为黄君的话不合常情，没有答应。黄君顺手在神祠中烧香，要求亮吉一定答应，才肯罢休。所以黄君一生并不十分把功名放在心上，只遗憾自己的诗作没有幽并豪士的气概，曾经有意想游历京师，直到乙未年才出发。亮吉也因贡生身份进入京城，恰逢母亲孺人生病，只好中途停止。黄君从京师寄信给亮吉说：“人们说长安居住不容易，这是错的。如果你赶快为我安排好老母亲和家里的负担，让他们前来，就可以就近奉养，不至于连累你。”亮吉当时正在家中为母亲孺人守丧，家里贫困，收到信后没有钱可拿，于是把自己原有的半顷田和三间房屋一并典当，得到三镒金子，让黄君的亲属护送他的母亲北上。两年后亮吉游历京师，黄君果然因家庭负担而陷入极度困境，亮吉又替他筹集回乡费用，让黄君的妻子和儿子先奉送他的母亲回去，而黄君已经积劳成疾。又过了两年，亮吉游历西安，黄君随后也到达。陕西巡抚毕沅公赏识黄君的才华，给他丰厚资助。黄君于是于乾隆四十一年上京朝见，参加召试，列二等，在武英殿任书签，按例可以得到主簿职位；他又捐资取得县丞资格，铨选任职已有日期，却被债主逼迫，只好抱病越过太行山，出雁门关，准备再次游历陕西。走到解州时病危，于是死在当时河东盐运使沈业富设在运城的官署中。他生于乾隆十四年，死时三十五岁。黄君性情不善于广泛同人交往，孤高而难以合群，因此起初仰慕他、想同他交往的人，后来都逐渐避开他；黄君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唯独同亮吉交往了十八年。亮吉多次因事情规劝黄君，黄君虽然不认为这些劝告很好，却也没有因此断绝交往。临终时，他恳切地把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亮吉；看来黄君是把亮吉当作可以交托的朋友吧！这或许是黄君明智之处，也是亮吉不敢推辞的责任。黄君年纪刚到壮年，足迹所到，九州走遍了八州；五岳登过一座，远望过三座。到他死时，从箱子里取出的诗稿，完整的竟有二千首，这些诗足以流传。黄君的丧事，沈君给予极其周到的救济；巡抚毕沅公以及当时的陕西按察使王昶等人也厚加赙赠，都让亮吉带着这些资财回去，用来奉养黄君的亲人、抚养他的孤儿，使黄君在九泉之下不再忧虑。毕沅公又准备刊刻黄君的诗集流传。大概这几位大人对黄君始终以礼相待、爱护有加，这是近来难以企及的，也确实是黄君的才华使他们如此。黄君娶赵氏为妻，生一子二女；儿子十三岁，长女十六岁，次女五岁。五月二十六日，行进到宜阳时，友人洪亮吉恭谨撰写此状。

译〇《包文学家传》先生名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是宋代忠义武进县知县圭的第十八代孙，世代居住在武进横山。雍正年间，把县东部分地区划出设置阳湖县，如今是阳湖人。先生年少时聪明敏捷，有远大志向，治学务求广博，不拘守一家之说。平日不断诵读，天冷时就把鞋子放进柴草中取暖，到了半夜也不睡觉。壬戌年补为博士弟子员，在学校中很有声望。后来连续七次参加考试都落榜，于是专心致力于诗歌和古文辞。当时长洲沈德潜尚书正以诗名闻于吴地，跟随他游学的人大多钻研、摹仿格律，剽窃声调，求取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各位大家相合，结果只是形似神离，千篇一律。弊端发展到甚至把前人的名作改换几个字，冒充为自己的作品。先生虽然得到尚书的特别赏识，但志趣不同。他曾经和同辈谈论诗歌说：“诗是内心的声音，我的诗一定要像我的内心，这样才可以。如果转而追求像古人，即使工巧达到天下第一，也只是古人的诗，不是我的诗。”他又曾写信规劝尚书，说尚书选录唐、明各家诗作，却不查考原始典籍，常常把时代、源流、地理、官爵弄颠倒混杂，有时把前代说成后代，把本在东边的说成西边；并且摘出几十处错误，类似明代孙矿、茅瓒校订史书，也类似锺惺、谭元春评论诗歌的人，请求赶快改正，不要被有见识的人嘲笑。尚书得到他的信，几天都闷闷不乐，但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也可以看出先生的质朴正直超过常人。他住在乡里，来往不过五六个人，其余时间就关门默坐，有时写写书，不随便结交宾客。他很能喝酒，大约能喝一斗，却不至于失态。喝醉后就谈论古今义理，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但如果不是志趣相投、交情深厚的人，即使整个宴席结束，也可以一句话不说。他喜欢画竹子和山石，颇能得到天然的趣味。古籍、法书、名画摆满几案，闲暇时还涉及岐黄、青乌、星卜、六壬等各种书籍，没有不浏览的，拿来验证时也没有不灵验的。乙亥年，乡里发生大灾荒，先生连稀粥也供应不起；然而族中有贫困得无法收殓亲人的，他就拿钱去典当借给他们。甲申年修撰两县县志，主管官员征召他负责采访。先生一向留心乡里的掌故，凡是沟渠通塞、道路远近，以及士大夫的嘉言懿行、可以采择的材料，他早已一一写在书中；到这时便分条列出交给编修局，人人都推重其详尽。此前他曾经常住在吴中徐某家。徐某因事涉讼，其中有一桩隐秘事件牵连邻近的富人童某，众人都唆使徐某把事情揭发出来，以便从中获利。徐某向先生询问，先生为他陈说利害，使他停止了这件事，事情终于得到解决。后来童某知道这是先生的主意，便到客舍来，依次向先生道谢。乙酉年，先生赴江宁应试，突然得病，很快去世，年仅四十八岁。三十年后，族人将要修订族谱，他的儿子达源此前已经中乡试，任泗州儒学训导，特地从远方写信给亮吉，请求为父亲立传。亮吉与达源同年出生，了解先生，且与先生交往已久；自己又是修史之人，于是编排材料，写成如下传记。〇《珥塘荆氏族谱序》风俗的美好或败坏，是由士大夫造成的。它的根源不出在上面，也不出在下面。东汉风俗美好，是士大夫促成的；西晋风俗浇薄，也是士大夫促成的。为什么说风俗由士大夫造成呢？大概治理天下，最终没有不依法度的；而天下有法度，必定从士大夫各自修治自己的家法开始。因此，观察一代的治乱，可以由风俗的美好或败坏来推知；观察风俗的美好或败坏，又可以以士大夫家庭法度修治与否来判断。家法败坏，祸害就会涉及国家，祸害严重时甚至会涉及天下。士大夫的家法，是转移风俗的工具。范滂的母亲用美好的名声勉励儿子；乐羊的妻子用不义之事警戒婆婆，这就是风俗美好的原因。到了正始以后，却有居丧时吃蒸猪肉的人，有直接斥责父亲的名讳并加以辱骂的人。名门望族不再修习敬重叔父的礼法，仕宦家族世代没有舅甥之间的亲情。风俗逐渐衰败，以至成为人心和世道的祸患，这就是风俗浇薄造成的。丹阳珥塘荆氏，自汉、三国以来就是名门，至今已经二千年，而读书修身的人，每一代常有几十人。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修订族谱、严格明确家法，比其他家族周密百倍。他们合族的法则说：“善恶要有区别，贵贱要有等级。”善恶有别，那么父亲每天都会告诫儿子，兄长每天都会告诫弟弟，不成器的子弟就没有容身之处。贵贱有等，那么富贵者有时会宽厚博大、终身如此，贫贱者反而会穿章服来显耀自己；父亲每天勉励儿子，妻子每天勉励丈夫，那些苟且偷安、喜欢游荡懒惰的子弟，几乎就没有办法自立了。他们的家法实行了二千年而没有毁坏，所以荆氏的门第、才华和声望常常冠绝其他家族。大概一家没有苟且偷安、游荡懒惰和不成器的子弟，不过是一家的事情罢了。假如推广这种法则，让一州一县乃至天下都实行，就可以没有恶劣的百姓了。一州一县乃至天下都没有恶劣的百姓，还会有人制造不安、触犯国家法纪吗？所以我说：“家法越详尽，国法就越可以简要。”我和荆氏有亲属关系，又在幼年时曾向华亭教谕荆汝翼先生学习经书，所以非常了解他们的家法。如今这篇序，虽然是应荆氏请求而作，难道只是为荆氏一族说的吗？把它推广到其他家族可以，推广到天下也可以。

译〇《释名疏证序》（代作） 刘熙《释名》的自序说：全书二十七篇。考察《后汉书·文苑传》，刘珍字秋孙，又名宝，撰写《释名》三十篇，用来辨析万物的称号。而韦曜、颜之推等人都说是刘熙编撰《释名》，刘熙有时写作刘熹。考察《三国志·吴志·曜传》，韦曜在狱中上书申辩时说：“我见过刘熙所作的《释名》，其中确实有许多很好的内容。然而事物种类繁多，很难全部详细考究，所以其中有时有得有失；至于爵位一类的事情，又有不正确之处。”等等。玩味韦曜的话，可以知道刘熙的书到吴末才开始流传；这样刘熙与韦曜相距的年代一定不会很远，这是第一点。旧本题作“安南太守刘熙撰”，近来校订者因为两汉没有安南郡，有人说应当作“南安”。现在考察刘昭注《续汉书》称《三秦记》说：“中平五年从汉阳郡分置南安郡。”《元和郡县志》也说：“汉灵帝设置了这个郡。”既然设置已经在汉末，这是第二点。本书《释州国》篇有“司州”。考察《魏志》和《晋书·地理志》，魏朝把汉代司隶所辖的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四郡，加上冀州的平阳，共五郡设置司州；由此可知，建安以前没有“司州”这个名称，这是第三点。书中又说“西海郡”，意思是海在它的西面。据刘昭注，西海郡也是汉献帝建安末年设置的，那时距离魏接受禅让已经不远，这是第四点。《释天》等篇对于光武帝和列宗的名讳都不避讳，这是第五点。由此推断，刘熙必定是汉末或魏接受禅让以后的人。自序又说“二十七篇”，而《文苑传》刘珍传说“三十篇”，篇目相差也不太远；我怀疑这部书是刘珍开始编写，刘熙接续完成，到韦曜时又补充了官职方面的缺漏。此书参照各地的方言习俗，考察融会古今，辨析名物的差异，区别典礼的不同，确实是《尔雅》《说文》以后不可缺少的一部书。现在分条看它所解释的内容，也常有与《尔雅》《说文》等书不同的地方。《尔雅》说：“齐地称为营州。”而本书说：“营州是齐、卫的土地。”《尔雅》说：“石上承土叫作崔巍，土上承石叫作岨。”本书却依据《毛传》立文说：“石上承土叫作岨，土上承石叫作崔巍。”这正好相反，就是一例。《说文》说“锦”字从“帛”，以“金”为声；凡是作为声符的字都没有意义，但本书说：“锦就是金，织造它耗费功力，价格如同黄金。”所以造“锦”字时从“帛”和“金”，把形声字解释成了会意字。又，《说文》说：“平地上有丛生树木的地方叫作‘林’。”而这里却说“山中的丛生树木叫作‘林’”，这也都是意义不同。况且，它的字体有十分之三出于《说文》之外，更加可以相信，熙宁时期距离许慎已经很远了；它的字音轻重、名物异同，也与安顺前所说的大不相同。有空时，我取群经以及《史记》《汉书》的注、唐宋类书和道教佛教两藏加以校勘，考察并订正其中的异同和缺失，又补充遗文以及续成《释名》二卷，前后共三年才完成。又请吴县江君审定校正。江君想用篆书付刻，我认为这二十七篇中俗字较多，所以仍依照前例用隶书书写。这是为了沿袭前贤的旧例，给后来的学习者观看，使他们容易明白。《西溪渔隐诗》序 诗发展到今天，竞相讲论宗派。一讲宗派，诗中真实的性情和真实的学识就不能表现出来了。我曾经略加论述。康熙年间主持诗坛的，有新城王尚书士祯、商丘宋尚书荦。新城的诗学源自严沧浪的《诗品》，以神韵为宗旨；他所选的《唐贤三昧集》，专门推重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而已。他自己所作的诗也多接近这一风格，这是学习王、孟、韦、柳的一派。商丘的诗以条理通畅为主，又刻意追求新奇，它的源流出自眉山苏氏。游学于他门下的人，如邵山人长蘅等，也都纷纷随风而从。同时，海盐查编修慎行也有盛名，但他的源流又出自剑南陆氏。这又是学习苏轼、陆游的一派。秀水朱检讨彝尊，起初摹拟初唐，后来又广泛取法北宋，这又是学习初唐、北宋的一派。博山赵宫赞执信，又纠正王士祯、宋荦诗学的弊病，持论完全以常熟二冯为准则，以唐代温庭筠、李商隐为最高标准，这又是学习温庭筠、李商隐的一派。到了乾隆中叶，长洲沈尚书德潜以诗名闻吴下，专门以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为宗旨；跟随他交游的人，大都摹取声调，讲求格律，而诗的真实意旨逐渐流失，这又是学习开元、天宝诗风的一派。大概不到一百年，诗风总共几经变化，但都没有超出各自坚持宗派的范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的才性各有达到之处，爱好也各有偏向，想把它们合在一起，是无法合在一起的。宾谷先生二十岁左右便入仕，从秘阁任职到机庭，又凭借才干得到圣主赏识，掌管江淮财赋十多年。公务之余，他把诗文当作性命，而他的天才和学识又足以与之相称。这就是他所著的《西溪渔隐诗》若干卷。先生居住在西江，却不专门尊奉西江诗派；看他集中题为《湘花女史诗》的诗卷，以及戏作香奁体的诸篇，又明显带有西昆体的风格。可见他的才力实在宏大：凡有所作，都期望语言各自符合所写的事，事情各自符合题目，而对于摹仿前人的习气则不屑一顾。亮吉二十年前曾与先生一同参加京兆试，同出于清苑李先生门下，后来又一同进入词馆；对于先生来说，亮吉是后辈。然而仕途南北奔波，从未有过半年相聚。如今先生任职维扬，亮吉居住乡里，彼此相距很近，而亮吉又刚从远方戍所归来，一心闭门，感念恩德、反省过失，不能参与宾客随从的末席，把自己想说的话尽情表达出来。先生却不嫌弃我，特意寄给我他最近所作的若干卷，说：“你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亮吉哪里敢作序呢？先生也只是让我把平日想对先生说的话，向先生作一番验证罢了。至于亮吉所作的诗，是心意已经到达而笔力却未能表达出来的；[此处原文疑有脱文或句读讹误]先生远远胜过我；如果将来我有所心得，也有可以自信之处，那么等到十年以后，也应当请先生为我作序。

译《祝贞女传》贞女姓祝，世代居住在海宁袁花里。父亲某，是诸生；母亲姓朱。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她幼年端庄严肃，少言少笑。稍稍长大后，读书通晓大义。遇到古人节烈的事迹，一定亲手抄录成册，时时诵读吟咏。她成年后许配给海盐徐生徐杼。徐生勤奋好学，患瘵疾，缠绵病榻数年后去世。讣告传来，父母知道女儿性情刚烈，便秘不告诉她。忽然有一天，她闭门饮泣，父母打开门闩进去，女儿哽咽着说：“徐郎已经死了，昨天托梦给我，因为不能进入祠堂而遗憾。父母如果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就前往完成徐郎的遗志；否则从今天起就绝食。”兄弟们想尽各种办法劝慰她，她只是低头抽泣。于是父亲前往告诉徐家，徐家起初很为难。徐杼的姑母忧愁地说：“有这样的媳妇，难道要让她带着遗恨终身吗？”于是择定日期举行婚礼。[“干庚子三月”原文疑有讹字]庚子年三月，女儿嫁到徐家。当时她二十七岁，距离徐生去世已经三年了。她登堂拜见婆母，随后奉迎徐生的牌位入祠；穿布衣、吃粗食，俨然如同未亡人一般。女儿侍奉婆母很孝顺，婆母对人说：“我得到这样一个媳妇，假如二郎没有死，我就满足了。”婆母患病，女儿医治祈祷都没有效果；料理完入殓等事后，她多次想要自杀。有位宗族长辈对她说：“妇人嫁来，是为了替丈夫谋划。如今两代人的遗骸都还没有安葬，嗣子也没有立下，怎么能突然舍弃生命，像死者一样呢？”她这才收起眼泪，向他道谢。徐家原本贫穷，女儿与伯父、叔父分居，分得瘠田三十亩，还承担许多浮粮。遇到歉收的年头，连稀粥也常常供应不上。女儿生性勤劳节俭，从此为了筹办安葬之事，日夜劳作，手指都因此变得粗糙皲裂。第二年冬天，她回去侍奉母亲，母亲患病，她三个月没有解下衣带。母亲去世，她悲伤憔悴，完全按礼节办理丧事。女儿想到父亲年老多病，便留下侍养父亲；逢节日和忌日，才回徐家祭祀，也常常把父亲接到家中，欢欣地奉养他。缝补、洗涤衣物，从不假手于别人。过了四年，她因父亲生病回去侍奉。屋里没有人时，小偷挖墙进入，把她储存的东西全部偷走。女儿听说后，号哭道：“天啊！这些都是我靠十根手指积攒下来的，本来想替公婆和丈夫筹办墓地的。”不久她又遭逢父亲的丧事；她因为悲痛父亲，又想到财物全部丧失，安葬无从措办，悲愤成疾。病情稍有缓解后，她又想到自己年纪和体力还强健，或许以后还可以筹划，于是勉强支撑病体起身，更加节制用度、更加勤劳，即使困顿也不在意。时间久了，亲戚们见她憔悴得厉害，便劝她保养身体，并且想立即替她立嗣。女儿说：“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妇人的职责还没有完成，要儿子做什么？”于是劳作不停。癸丑年秋天，她因积劳成疾，多次病到濒临死亡。病情稍微好转后，她询问得知医药费用几乎已经耗尽，懊悔怨恨之情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起初，女儿得到徐生的遗像，便悬挂在房中，早晚焚香。生病时，遗像被人弄碎，她看见后更加悲痛。那年冬天，她因哭送弟弟回家，心悸病大作，哭着对亲近的人说：“我命运不好，至今一直忍耐隐忍，是为了替两代人的遗骸筹划安葬。可是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兄弟之中，如今弟弟又夭亡，哥哥多年在外谋生；亲手和口中经营所得，一次被盗贼掠空，二次又耗费在疾病上；瘦弱的身体又不能承担劳作，这是上天不想让我完成大事啊，只恨我辜负了这十多年罢了。”她一向蓄养一个婢女，到这时也把她遣走，只剩下孤身一人，大概自杀的打算已经决定了。从此以后，她没有一天不受疾病疼痛折磨。丙辰年春天，女儿自知体力支撑不住，想要卖掉田产筹办安葬，众人阻止她，没有办成。三月[“抄”字疑为“初”或有其他讹误]，她绝食八天，仍没有死；到了夜里，她上吊而死。女儿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死于嘉庆元年四月初四日，享年四十三岁。嗣子一人，名叫鸣珂，当时才三岁，是女儿死后为她立的叔父之子。史氏说：贞女的死，可以说是从容就义了。她没有在丈夫去世时为公婆而死，也没有在公婆去世后为了安葬公婆和丈夫而死。直到她积攒的财物，一部分被盗贼耗尽，一部分被疾病耗尽，内外亲属又几乎凋零殆尽，贞女这才不得不死。我曾读《南史·孝义传》，其中说，诸暨东洿里的屠氏女孝顺奉养父母；等到父母去世，因为没有兄弟，便发誓守护坟墓，终身不嫁，后来被山贼杀害。贞女的死，与她是多么相似啊！最终能够感动族人为她办理安葬、立下嗣子，那么徐氏一族如果没有贞女，几乎就要断绝祭祀了。志向在心中确定，而后代又得以延续，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还浅薄吗？[“浅选”疑为“浅鲜”等词的讹写]《新刻〈晏子春秋〉书后》《晏子春秋》这部书，前代把它列入儒家。然而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晏子回答景公的话说：“儒者，言语滑稽而不能遵守法度，傲慢自大，只顾顺从自己的意愿，不可以让他们做臣下；过分崇尚丧礼，极尽哀痛，甚至倾家荡产来厚葬，不可以拿来形成社会风俗；游说乞贷，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等等，这显然是与儒者相为难的。因此，他一生的行为，也都与儒者背道而驰。唐代柳宗元认为他是墨家一派，不能说没有根据。近来我的朋友孙君星衍校订刊刻《晏子》，很认为柳宗元的说法不对，认为晏子忠于君主、热爱国家，当然应当列入儒家。然而试想，墨子奔走劳苦以援救宋国，难道不是忠君爱国的人吗？如果一定根据这一点来判定儒家与墨家的区别，那又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只是柳宗元把晏子说成墨家一派，稍有错误。考察可知，墨子在晏子之后，应当说晏子的学说接近墨家，或者说他开启了墨家学说的先声，这样才可以。《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在孔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