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始丰稿》，明代徐一夔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始丰稿》。别集类第五。明。提要。臣等恭敬地查考：《始丰稿》十四卷，是明代徐一夔所撰。徐一夔另有《艺圃搜奇》，已经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大章的遗稿很少流传，我在京师见到过一部，是新城王贻上所有的，共四册，比我家收藏的多一倍。然而查验目录，其中没有诗，仍然不完备。”如今流传的本子共有两种，其中一种六卷，应当就是朱彝尊家所藏的。这个本子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前稿，从第四卷到第十四卷是后稿，全都是杂文而没有诗，应当就是王士祯家所藏的。据《千顷堂书目》记载，徐一夔有《始丰类稿》十五卷，这个本子所缺的不过是诗一卷罢了。他的文章都谨严而有法度，没有元末文章冗杂拖沓的习气。他给王祎讨论修史的信，《明史》已经载入他的本传。陈继儒曾称赞他的《宋行宫考》《吴越国考》，说考订精密准确。王士祯又称赞他的《钱塘铁箭辨》，说考核精审。他的《欧史十国年谱备证》一篇，说欧阳氏考吴越改元，只依据宝石山的碑制，把宝正六年作为证据；徐一夔又找到钱镠将军许俊墓中的墓砖，上面有“宝正三年”字样，用来证明《欧史》的记载并非虚妄。他又说，元瓘继位以后不再改元，所立的论点都有根据。看他所作的辨析，才知道明代嘉靖年间钱德洪所撰《吴越世家疑辨》说改元之事别无证据，只不过是替先世讳饰罢了。这些内容对于考证也多有资助，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敬校订后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始丰稿》第一卷。明代徐一夔撰。杂述。读韩文公《荐士书》。史书称韩愈能够成就后辈，士人往往因此知名。如今读他写给陆员外的荐士信，确实相信他能成就后辈士人。信中列举侯喜以下四人，便详细说明他们的文章和品行；列举沈杞以下六人，则有的称赞文章，有的称说品行。并且还说：“如今天下的士人，不可以仓促地尽数列举，只说其中最近切、最值得举荐的罢了。”从今天来看，侯喜这些人，是当时天下有道德而又有文才的人，难道还有像韩愈这样贤能的吗？从韩愈的角度说，当时的士人确实没有人完全配得上他的推荐。虽然如此，天下的人才各有大小、长短，各自承受不同的禀赋，却从来不会没有人才。说天下没有人才，是极其深重地诬蔑天下人。何况人的才干之所以能够为世所用，不能被使用，是一种不幸。况且天下的事务这样多，一个人能够全部承担吗？不能。朝廷的职位这样广泛，一个人能够全部兼任吗？不能。既然不能要求一个人承担一切，那么大的、长的，小的、短的，都应当各自适合其用途，不能因为某一方面而把人才全部弃置。韩愈看到了这一点，只怕自己不能识别人、不能使人才得到任用，担心国家空缺官职、荒废事务，所以不敢轻慢天下人才。当时，唐穆宗曾想重用韩愈，却被皇甫镈等人阻挠；假使韩愈真的得到重用，哪里还只是谈论推荐士人呢？这就是当时士人的不幸。唉！如今天下像侯喜这些人一样的士人，大概是有的，却为什么听不到有像韩愈这样评论并推荐他们的人呢？大概那些凭借才名而迅速升进的人，害怕人才超过自己，所以不愿为他们说话；身居高贵禄位的人，既不屑于同贫贱士人交往，又不思考为国家求取贤才的道义。害怕人才压过自己而不愿说话，是器量不宏大；不屑同贫贱士人交往、不思考为国求贤，是内心不忠。不宏大的罪过较小，不忠的罪过重大。既不宏大又不忠诚，却说天下从来没有人才，这是极其深重地诬蔑天下人才和人才之士。唉！天下这样广大，难道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我曾经寻求过他们。假如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他的才名不足以取信于人，就是他的地位处在疏远而不被信任的地方，那么他怎么敢要求自己像韩愈那样呢？有人说：“韩愈向陆员外推荐士人，大概只是因为当时选取士人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如今选士的方法与唐代不同，大概不可以用这一点责求今人。否则，我所说的，是君子拔擢贤才、为国家效力而不自我厚待的心，难道还要计较选士方法是否不同吗？假使今天选士的方法与唐代没有不同，难道会有像韩愈那样推荐士人的人吗？我不敢说。唉！怎样才能使像韩愈这样的人在今天重新出现，把推荐、进用贤才作为自己的职责，使从前所说的那些器量不宏大、不忠于国事的人，产生因埋没贤才而获罪的恐惧？这不只是士人的幸运，也是天下和国家的幸运。读《郑虔传》。考察《郑虔传》，郑相如曾告诫郑虔说：“天宝十三年，逆臣僭越作乱，我将被迫受伪官之职，希望你守住忠节。”郑相如说这话时，是开元三十年。等到安禄山反叛，郑虔果然陷入叛军之中，安禄山任命郑虔为水部郎中。郑虔想到郑相如的话，便称病请求代理市令。事情平定后议论他的罪责，郑虔得以减免死罪，判处贬为台州司户。臣子为忠节而死，是常理。郑虔因为郑相如预先告诫，所以没有接受伪职；否则，难道就会接受吗？谶纬之学，是圣贤所不谈的。宋景文撰写《唐书》，叙事严谨简明，却泛泛涉及符谶杂说，并不是要把它作为训诫，而是用来说明郑虔不知道自守罢了。读者不要对此感到疑惑。织工答问。

译我租住在钱塘相安里，有个家境富裕的人家，通常雇工织布。每天夜里直到二更，一人领唱，众人应和，声音欢快，原来是织工。我感叹说：“真快乐啊！”第二天早晨经过那里，看见老屋将要倒塌，摆着四五架织机，面向南北排列，十多个工人手提脚蹬，都面色苍白、神情疲惫地劳作。我问他们：“依我看，你们所做的事也太劳苦了，为什么还快乐呢？”织工回答说：“这在于人的内心。内心如果没有贪欲，即使贫穷也快乐；如果贪婪，即使每天进账千金，也只是忧愁不安罢了。我们的职业虽然低贱，每天做工得钱二百缗，衣食由主人供给，又用每天的收入养活父母、妻子和孩子。虽然吃的没有美味，也并不十分饥寒。我自己估量，认为这样的生活可以常久维持，因此没有别的忧思。凡是织作，我们都极其精细，受到时人推崇，所以主人收集的织物容易卖出，我们的工钱也容易得到。所求的就是这些，因此感情一发出来，出口便成为歌声，大家同唱一个调子，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劳作。”不久，我看见有个和我从事同样行业的人，在另一家做工，所得工钱大致相同。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的技艺本来超过别人，所得工钱却和众工一样，应当寻找愿意付双倍工钱的人家去做工。” 后来另一家果然把工钱加了一倍，雇主查看他的织品，果然与众不同；其他工人见他的技艺精湛，也很推重他。雇主退下后暗自高兴说：“得到一个胜过十个工人的工人，即使付双倍工钱也不吝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想：我织布的本领尚且这样，舍弃织布去从事别的行业，也应当不会低于别人；如果去侍奉大官，精通逢迎的方法，竭尽奔走效劳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富贵。为什么终身做织布人家的雇工呢？后来他果然去侍奉大官，混杂在众多奴仆中，服役于车尘马足之间五年，却没有看到所谓获得富贵的机会。又这样过了五年，一天因事情触犯大官，大官发怒斥责，把他赶走，不许他再见面；而且他原先的技艺已经完全忘掉，人们又厌恶他的狂妄，再也不肯雇他织布，终于冻饿而死。对于这样的人，我谨慎地把他作为自己的警戒，怎么能不快乐呢？我感叹说：“这个工人是知足的人。”老子说：“知道满足的满足，永远满足。”说的就是这个工人。因此把这件事写在篇中。这个工人总共有十人，和我谈话的那个人姓姚。解。《推命解》。从前荆国王王安石不以推命为贵重，他说：“君子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坚守道义而顺应时势；贵贱祸福到来时，有些是不能阻止的，而那些荒诞欺骗、虚妄怪异的说法，只会使我沉溺其中。”对此解释说：“贵贱祸福的到来，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只有圣人能够安然处之，只有贤人能够认识它。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不能借助别人的聪明，自己没有途径知道。圣人不是每一世都出现，贤人也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那些像苍蝇营营、像狗一样苟且的人，奔逐在声名利禄的场所，踏入祸患的机关、触犯刑法禁令的人，都是这样。假如有人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命数，说明他的吉凶，使他在有利时前进，在有害时避开，这个人使人免除在世间的过失，他的功劳不是很广大吗？”古代的史官把方技之士列在功臣世家之后，却不加轻视，大概是有道理的。嘉兴有个东谷子，居住在春波门，采用五星家推算星辰躔度、迟留、伏逆的方法，推断人出生年月日时所对应的贵贱祸福，分析得细致入微，没有不应验的。我担心众人不明白应当听从谁，于是为这件事作解。《瑞芝解》。嵊县以东有个乡叫灵芝。当地老人相传，从前曾有灵芝生长在那里，所以乡以此得名。近来边境发生战事，乡里受到骚扰；邢某凭守御的功劳，得以担任该县县令。邢君善于安抚治理，三年后县邑以治理有方闻名，灵芝又生长出来。居民拿来献上，枝叶花色，按照各种图册文书考察，完全相像。当时田夫老人们在野外歌颂，文人墨客在家中吟咏感叹，达官贵人在朝廷上称道，无不认为这是祥瑞。听说神仙家以种植灵芝来充作食物，灵芝品类有木芝、石芝、菌芝、肉芝的区别，所以世间有时产出灵芝，便认为它是不常有的东西，与嘉禾、瑞草并列。我私下有所疑惑：假如这种东西果真是祥瑞，应该生长在太平和洽的时代；如今太平运势还没有恢复，天地之间充满灾气，山川鬼神、草木鸟兽全都失去安宁，而灵芝却生长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那里的土性适宜吗？还是祸乱达到极点将要转为治理，掌管造化的神明以此作为征兆吗？还是偶然发生的呢？都无法知道。或许天地的和气只是由人召来，姑且用往事说明：霸在颍川时，嘉谷生长；堪在渔阳时，麦子分生穗，这样的事大概是有的。那么这株灵芝，是县令的祥瑞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东西呢？因此写在篇中。说。《公葵说》。我的朋友郭君，名复，长期以“秉心”为字行世。一天梦见神人授给他葵花，于是更改了自己的名和字，总称为“公葵”。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请我为此作说。我说：“名是用来称呼自己的，字是在别人那里使用的；名用字来表明，字由名而产生，这就是本末的关系。”古代名与字合在一起称呼的，也不多见。只有班固写《汉书》中的贾谊、董仲舒传时不记他们的字，后世著作家大多只称谊、仲舒，这可以算名与字合称的一个例证。考察《春秋》，却不是这样。《春秋》的体例，贬斥时写名，褒扬时写字，宰咺、子突之类就是如此。公羊子说：“称名不如称字，并不是说那个人不如别人，而是说在人面前称名，接近于卑下；在人面前称字，接近于尊贵。”比如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老师对弟子，可以直呼其名；有的因求学而同同志交往，有的因做官而同僚相交，却不能斥呼对方的名。郭君不把以名称呼自己当作嫌弃，为什么呢？郭君屈尊同我交往，他立言和行为，是我所不能达到的；这个道理一定有所指向，日后还应当亲自向郭君求证。《尚友说》。

译君子求学是为了求道，难道可以有自满之心吗？不可以。天下各种事情都有可以满足的时候，只有求学求道不可以满足。满足了，就停止不前了。古人正因为不自满，所以广泛结交朋友。近的有一乡的士人，远的有一国的士人，更远的有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与之交友的。这样还不满足，即使是古人，也要尊崇古人作为朋友。唉！求学而达到尊崇古人为友，不容易说清楚。从前孔子出生在周公之后五百多年，他志向所表现出来的地方，就是梦见周公，也就是以周公为友。孟子出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他志向所达到的地方，是愿意学习孔子，也就是以孔子为友。程子出生在孔子、孟子之后又一千多年，凭借世间罕有的见识，领悟了孔子、孟子的深奥，使他们的道更加尊贵而光明，这也是以孔子、孟子为友。尊崇古人为友的意义，真是广大啊！我的朋友牛士良，把他藏修的地方题名为“尚友”。有人说：“这是圣贤才能做到的事。如今人们生在同一时代，学习同一种道理，拿某人的问题去询问某人，尚且还有不知道的；何况处在千百年之后，去结交千百年前的人为友，岂不是太夸张了吗？”我不这样认为。圣贤所做的事，也是普通人能够做的事。古人虽然遥远，但他们的诗还在，他们的书还在；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在千百年前领会他们的心意和精神，古人就在这里。孔子、孟子、程子成为圣人、贤人，大概就是由于这条道路。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自暴自弃而不求成为圣贤，只能看作夸张自大。我认识牛君已经很久了。他生长在齐鲁之地，又跟随先君子到楚越一带做官游历，足迹所到非常广泛。所谓一乡的士人、一国的士人、天下的士人，他一定都能够找到并结交。并且把尊崇古人为友作为自己的事业，难道是急切追求小小成就的人吗？牛君有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推辞说：“我对于古人还没有真正了解，哪里足以谈论这件事？”但私下有话要告诉他。从前有人自许为圣贤，扬雄自认为是孟子，王通自认为是孔子，实际上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名声却超过了实际，后世终究不认可他们。牛君在众人随波逐流之中独具见识，思虑所表现的、精诚所集中的地方，难道会达不到这一境界吗？我仍然这样告诫他，是朋友相处之道。将来如果他能够达到精微的最高境界而无愧于古人，还请来教导我。《子亨字说》。“亨”是美好而通达的称谓。凡是人处在困境中，逢年过节相见时，一定祝愿他说“亨”。因此，“亨”是人所希望得到的词语。不过，达到亨通也是有方法的。有个姓姜的属官，名贞，字子亨，请我阐明其中的意义。从他的名来看他的字，他大概知道怎样达到亨通了吧？为什么呢？名产生字，由“贞”而达到“亨”，这就叫能够使之实现。况且“亨”的意义在《易》中最完备。考察《易经》，凡是说“亨”，必定同“贞”相配。《易经》开头讲乾坤，文王用“元亨利贞”来赞美它们的德性；至于其他卦，则随着事情显示意义，都是先说“亨”而后说“贞”，这是处在亨通之中的方法。到了离卦，卦辞说“离，利贞，亨”，先说“贞”而后说“亨”，这里保存着达到亨通的方法。离卦以阴附丽于阳，以附丽为意义。落实到人身上，就在于所依附的人。人有所依附，最有利于守正；守正，就能亨通。试拿你的情况来说：如今你正当壮年，出仕而在时世中求取发展，才干并非不通达，见识也并非不敏锐；你的行止进退，都处在学校政务的地位，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应当依附什么人。确实知道应当依附什么人，熟悉并见闻正道，摆脱卑下和亲近小人的习气，趋向光明正大的境域，难道还会有不亨通的吗？所以，自己处身世间而守正，道就可以施行，亨通也就在其中了。如果阿谀偏私、苟且容忍，以侥幸求取富贵利达，却自以为亨通，拿来向世俗夸耀，那可以算作世俗所谓的亨通，却不是君子所谓的亨通。愿你善于达到亨通，所以我摘取离卦附丽的意义告诉你。赞。《柯氏义事赞》（有序）。柯遂卿是和我同郡的人，读书而崇尚义气。当海上盗贼兴起时，大府下令：有能捕获盗贼的人就给予奖赏。强暴之徒借机作奸，百姓因诬陷而死的，无法用一两件来计算。有三个贩夫，张某等人，本来是柯遂卿的邻居，也被强暴之徒诬陷，几乎丧命。柯遂卿到府中极力为他们申辩，三人得以不死。郡中人都称赞他有义气。于是作《柯氏义事赞》，赞道：巍巍的海郡，在东方享有声望；家家弦歌，户户诵读，具有邹鲁之乡的风气。凶悍的盗贼没有被铲除，终于成为百姓的仇敌。他们凭借海势作乱，肆意残杀。皇上的仁德不愿滥杀，把百姓都看作自己的赤子；盗贼没有立即进攻，反而一天比一天骄横放纵。有大臣来到这里，像雷霆震动、疾风奔驰一样。为什么却陈列军队，望着海洋嬉游？这时朝廷商议讨伐盗贼，事情极其紧迫，于是借助百姓来充当自己的责任。悬赏越高，召来的奸徒越多，因而互相争斗。抢掠波及平民，祸害像蜂群正午时一样纷乱。盗贼刚来时，百姓全都像老鼠一样藏匿；等盗贼离去，弱者便被强者吞食。只有柯卿崇尚义气，起初在路上遇到一群凶徒，他们正在抢掠这些贩夫。凶徒驱赶他们像风一样快，掠夺他们像老虎一样凶猛。于是这些贩夫被献到官府，柯卿义举的美名显露在脸上，竭力在官府中为他们申辩。于是人们不再认为这些人是盗贼，也不再相信对他们的诬陷。申辩的声音呜呜作响，阴云四面密布；到了太阳西斜时，这些人终于得到释放。他们神色昂扬，天空青碧、太阳明亮，庆云也在空中飞翔。静心想来，人的恻隐之心本来就产生于自身，为什么那些昏昧的人却要残害上天赋予人的本心？考察事情的由来，确实有其原因：上面急于追求眼前功效，下面更加趋近眼前利益，因此人人奔逐，怎么能够做成善事？只有我柯卿独自心存警惕，柯卿的行为发自内心，就像救援掉进井里的人，并不是为了求取名誉。所有官员，都应当看着柯卿的行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使没有一件不得安宁。唉，我这个后辈听到义举便自我反省，诵读这首诗而不敢遗忘，希望把它传播到永久。《东皋隐者序赞》。

译隐者姓范。他的先祖在宋代曾有人担任防御使，因为擅长医治小儿而闻名。距那位防御使五代之后，家中继续传授医业，医术更加精湛。居住在附近的人，无论贫富，只要孩子生病，便立即到隐者那里求医。然而他行医专门使人受益，不以从别人那里谋利为目的，因此名声更加显著。他又天性极其孝顺。壬辰年盗贼抢掠市井时，他急忙带着母亲，出没于贼群之中，逃到湖山的草木丛中藏匿，完全不顾家产。他又十分看重诺言。一天，他的朋友有所请托，他已经答应了；另一个朋友听说后，又拿五十金作为酬礼，希望让他改变主意，他不肯接受，而遵守先前的诺言。他敦厚崇尚孝道和友谊，大致如此。他居住在钱唐城东，那里地势平坦开阔，有水木禽鱼的乐趣。闲暇时作诗、弹琴，描绘山川人物，把这些当作游戏。有时有人劝他做官，他总是说：“我不能随世俗俯仰，也不愿做官。”于是大家共同称他为“东皋隐者”。贾生说过：“古代的至人不在朝廷，一定在卜筮、医药之中。”隐者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作《东皋隐者赞》：隐者名某，字思贤。赞道：自古以来，先民所选择的道路并不相同：有的隐居而以此为高，有的出仕而以此为通达。只有圣人留下训诫，明确地指示出正道。我看今天的人，出仕就把它当作容身之计，像把鼎用来支车、把筐用来栽种宫室一样。鼎折断了就会倒下，筐坏了就会崩塌。他们为什么不衡量？为什么不守持？上下都因此受到蒙蔽，却还要称赞为美。隐君心境平和而志气高远，行为周全，恩惠也充足。东皋的南面，树木郁郁葱葱；有时仰卧而歌，有时蹲坐在梧桐之下。俯仰天地宇宙，爵禄为什么要降临于我？保持这样的贞正洁白，使清风安和长存。确实应当作诗，把它传播于邦国。《顾仲英摘阮小像赞》。人在太平盛世，居家有图书史籍的乐趣，出门有裘衣骏马的享受。说他是隐士吧，他却未曾枕着流水、漱饮山石；说他显达吧，他又未曾接受圭璧、担负爵禄。这大概是因为没有被世俗事务缠绕，确实如此。他弹奏一阮时，曲调寄托其中，悠远得像孤鸿在高空哀鸣，峭拔得像寒泉流过绝壑。又有谁知道其中寄托的幽深情怀和远大意趣呢？还是说他想要表现自己的高雅简淡，看待晋代人也毫不惭愧呢？《孟天暐豸冠像赞》。大冠已经戴上，华美的佩饰垂落下来；神情肃穆如霜的严峻，身姿挺立如山的峙立。这不是外表容貌的盛大，而是道德充实的表现。面对这次大祭，怎敢不恭敬谨慎？《孟天暐山居像赞》。说公是出仕之人吧，他的衣着却像山野之士；说公是隐士吧，他的一举一动又很高雅。有时舒展，有时收敛，心境开阔而精神平和；既有山林生活的适意，又有对朝廷庙堂的思念。《寿藏图赞》。昆山顾仲英先生，性情简淡旷达、不受拘束，五十岁时就预先营造寿藏，并亲自记述自己的生平，立在墓藏旁边。遇到好日子，便带领亲戚故旧到那里饮酒作诗取乐。这不是已经超脱了把生死看作两件事的外在束缚吗？先生游历其他郡县时，画下寿藏的规制，并抄录志文随身携带。我为他作《寿藏图赞》，赞道：造化运行，使万物得到安定，也使万物受到损害；它的机运不停，过去的相继消逝，未来的接续而来。万物众多的生气，是造化之母所掌管的；有聚集就有离散，有成就就有亏损。谁迷失其中的道理，却想求得不死？徘徊于服食丹药之中，最终反而伤害自身而死。不看薪火终归熄灭，万物同样归于虚无，为什么不自己觉悟，反而妄作求长生的谋划？有顾英君，他的见识极其卓越，把死生看成一致，能够先于众人觉悟。他说：来临只是这样自然，离去也同样如此；怎么能把欣喜和悲伤放在来去之上？他的墓地有绵延的高阜，如龙起伏。他说：“这里就是我的归宿。”于是依照吉卜选定此处，神灵所聚，风气完备。阳光晶莹而发出光辉，阴气缭绕而盘结；美玉般的花朵和翠绿的花穗，成对生长在左右；文采斑斓的鸟儿和绣羽华丽的禽鸟，前后鸣叫聚集。君将在这里安息，白云作为期限；君将在这里歌唱，明月作为知己。人们替君担忧，君却顺适自得；人们替君悲伤，君却喜悦安乐。收摄心志，调养气息，无忧无为，安于天命、顺应自然，时而停止，时而前行。看待后世千年，仍如今日一日。形体消散、踪迹消失，与造化合而为一。天下所有世人，既然在黄昏谋划，早晨听到君的风范，内心的鄙陋吝惜便消除了。以古人看今天，像君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展开图卷作赞，用来彰明有道之人的境界。辞。《林先生哀辞》。林先生，号古泉，是同郡黄岩人。他的先祖在宋代曾有多人考中进士。先生出生时，宋朝已经归附，年稍长后没有仕进的机会，便离家做了僧人。先生天性聪敏，凡是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书，没有不记诵阅读的。他写文章，下笔动辄数百上千字，像是不经过思考就能写出；他自负才华，又回归儒者身份。后来客居吴楚之间，以教授学生为业，不喜欢显露自己。吴楚间的新进士起初很轻视他，等到看见他的讲解和著述，又无不敬重佩服。过了很久，他离开那里游历京师。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后以文章显名；先生都同他们交游，而最了解先生的没有像揭公那样的。揭公曾向朝廷推荐他，但政府中没有人为他出力，所以未能被任用。当今皇帝初年，贺丞相执掌国政，搜求被遗漏的贤士，擢升先生为溧阳教授。溧阳土地肥沃，有鱼鳖、稻米的丰饶；当地人早就知道先生，争相派弟子来学习。又有京师的达官贵人经过、访问这个州的，大多是先生的旧友，也来问候他。先生羁旅在外三十多年，到老年才得到一项官职，稍稍能够自得。不久，蕲黄盗贼起事，越过长江南下，战火将要波及溧阳。先生避居在村落之间，守臣迎战而死，州人便请先生代理州事。有个州将的儿子击鼓聚众跟随盗贼，先生听说后惊讶地说：“竟有这种事吗！”他亲自去向那人说明逆顺大义。州将的儿子不听，最终导致盗贼攻陷州境，于是杀害了先生。先生临死还不停地痛骂，盗贼把他的尸体肢解，挂在州南的大树上。不久，南行台御史出兵讨伐盗贼，带兵经过那里看见先生的尸体，才给他穿上衣冠，葬在溧阳一带钱唐的古塘僧寺中。有位高僧叫本空师，大概是先生最初出家时的朋友，而且是同乡。先生刚到溧阳时，曾住在他那里，我也曾拜访过先生。先生死后，他的侄子某人从溧阳奔来，告诉本空师先生遇害的情形。本空师已经设灵位哭祭，又对我说：“何不为他作一篇哀辞？”哀辞说：

译先生孤独挺立啊，践行操守而坚强；离开佛门又归来啊，归于大道的根本。乡邑荒凉啊，只得远行求仕；才能却超迈啊，命运实在不善。上林草木蓊郁啊，群鸟飞翔；不能获得一枝栖息啊，日日夜夜徘徊。钟鼎之家以富贵自足啊，山林之士却以贫困自处；人的本性本来各有不同啊，命分有时也各有所当。到了晚年才求取官职啊，在这个州学任教；俸禄虽然勉强足用啊，时运却又屡遭不祥。那些盗贼争乱啊，哪里还顾得上天道常理？先生想用言辞作斧，改变他们的狂妄；他们昏昧而不听从，于是反而取来杀害自己的祸患。天道茫昧啊，祸福没有定准。可叹先生啊，竟遭受这样的灾殃！遥远的溧水啊，水波浩荡；驰想先生的风烈啊，心神飞扬。先生至死不惑啊，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梦鹤辞》。我读《赤壁赋》，看到苏长公称说鹤化为道士的故事，心中十分惊异。但因为他的话有所寄托，所以没有拘泥于字面。吴地有个医治妇女带下病的人，对我说：“从前一天夜里，我梦见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有个穿羽衣的道士招呼我，给我药，并且说：‘用这个来命令你。’医生不久变成一只鹤，逍遥地离去了。”这个人从此治病没有不见效的。这样看来，正如苏长公所说的事，大概确实有过。大凡神仙的变化没有踪迹，不是寻常人所能看见的；又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是治疗带下病的医生，暗中积德惠及他人，所以才有这样的遭遇吗？但也无法知道。于是作《梦鹤》之辞，辞说：明亮的星辰纷纷闪耀，银河如同衣带；月光照临屋宇，清丽动人；风吹动帷幕，发出细碎声响。魂魄清明，思绪悠远；等候神灵，只有稀少的声息。精神在天空遨游于广漠的原野，遇见羽人驾着青云从天而降。言语还没有交接，心意已经消散；交往还未舒展，形体已经忘却。羽人说：“我掌管下界的疾病，特意把良药授给我。”我跪下铺开衣襟陈述辞意，明白说明授受的大纲。忽然间他脱下黑裳而换上白衣，遥遥伸长颈项；离开我而不回头，斜视天路振翅翱翔。难道是仙人与凡人本来就不同，还是梦与醒难以详察？九霄空旷寥远，三山渺茫难寻；想要前去追随却不能赶上，只能徒然站立，徘徊惆怅。铭。《虚白斋铭》（并序）。学者认为《庄子》十多万字，大体都本于《老子》，而且近代苏长公认为《庄子》有助于孔子之说，这使我一直困惑而没有解决。一天读《庄子》读到《人间世》，看见它纵论存养之道，大意有“虚室生白”的比喻，大概同我们儒家先贤的话相合。我们儒家先贤所说的“心”，难道不是有虚灵而不昧的说法吗？这就是“虚室生白”的比喻。试着根据我所知道的来讲：心这种东西，主持天地，包藏万物，它的容量无法测量。它主持着人的自身，以应对万般变化，它的神妙没有固定方所。一旦被什么东西遮蔽，天地我就不能主持它们，万物我就不能包藏它们；昏昧迷蒙，茫然无知，被外物粘滞，行事又受到阻碍，哪里还能显现神明呢？所以人有心，就像居住有房屋一样。屋室空虚便会生出白光，幽深的内室而日月的光明不能照到，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有遮蔽罢了。空虚便能明白，因此要知道心的本体，只要观察空虚的屋室就可以了；要知道心的神明不昏昧，只要观察屋室的明亮就可以了。我这才知道苏公的话没有欺骗我。广陵茅先生，是有道之士，请我为他的“虚白斋”作铭，所以附上这篇说，并为他作铭。铭文说：至阴之气肃穆森然，阳气光明炽盛；气机来往运行，潜行交织不绝。万物的生命纷纷充满天地，只有其中精粹的部分，我才能获得。心这个天君威严端正，广大的胸宇开辟而空旷，光明晃耀没有边际。用一心来完备万物，谁能测度它？无论宏大纤细、巨大微小，都详尽而清楚。光辉昼夜照耀，显著而不停息、不被遮蔽，这才是神明居住的宅舍。若有不谨慎之处，便产生间隙，使心中胶结纷扰，也使形体受到役使。就像太空被云雾隔蔽而不能散开，怎么能够看见光明？先生穿戴整齐，辅佐洁修，在同辈中自然最为尊长严正。斋居之中从早到晚安坐，以有道的方法达到虚静，于是看见白光由外而内，没有一点差错。我的精神，也确实不会迷惑。早起晚睡，仍然不要厌倦。碑。《汉三老董公碑》（有序）。我读《太史公书》，读到三老董公论说汉朝事情的记载，起身感叹说：“三老董公，大概是秦汉之间有道而隐居的人吧？不然，他的话为什么如此契合时机，而又纯粹出自仁义道德呢？”董公劝说汉高祖时，话说：“顺应道德的人昌盛，违背道德的人灭亡。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给对方命名为贼寇和敌人，才可以使人心服。”又说：“仁德不是凭勇力，正义不是凭武力。”这些话说得多么正确啊！想不到在典籍文献遭受毁坏、兵戈纷乱的时代，竟有这样的人。大概当时项羽放逐并杀害义帝，董公便用这番话劝高祖讨伐项羽。当时高祖身边的人，称赞读书多如郦食其，却不及董公；称赞文章学问如叔孙通，也不及董公；称赞智谋权术如张良、陈平，也不及董公，唯独董公达到了这些人的境界。我想，董公处在草野之中，深思天下的原因，看到项羽强大而暴虐、刘邦弱小而仁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紧急，所以发愤向高帝陈说，毫不迟疑。董公的一生，史书没有记载；只根据他的话来想象他这个人，他必定是秦汉之间有道而隐居的人。可惜汉朝采用了他的言论，却遗弃了他本人。于是叙述此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秦朝政治失去纲纪，义军四面兴起，纷纷扰扰，谁才是主持正义的人？遥想那位有道之人，像鸿雁飞入冥冥高空，不闻他的声音，何况见到他的形迹？啊，董公！时而隐止，时而出仕；胸怀珍宝般的道德，不迷惑而能觉悟。刘邦弱小，项羽强大，董公深深忧虑；讨伐逆贼而使天下归顺，董公有长远谋略。一句话说出，万钧之力也不能改变；颠覆项羽、兴起刘邦，关键就在这一行动。董公啊，他所持守的道义不可动摇；这些话啊，确实合乎当时的需要。董公的话已经被采用，董公的踪迹却更加遥远。推究董公蕴藏的道理，足以兴起礼乐。汉朝虽然遗弃了董公，董公的话却没有毁灭；董公的话没有毁灭，就是大道的维系。《汉纪信碑》（有序）。

译我读《太史公书》，读到纪信替代汉王赴死的事情，起身感叹说：“纪信的忠诚，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吗？而且纪信是突然起身的普通人。当他侍奉汉王时，项羽包围荥阳，汉王的处境极其危险。汉王要想保存性命，只有投降；一旦投降，汉王的事业就完了。于是纪信假装自己是汉王，向项羽投降，汉王因此得以逃脱。项羽烧死了纪信。我想，当时汉王的事业还没有确定，像纪信这样的人不过是想暂且依附、借机贪图富贵罢了，哪里能想到竟有如此忠诚呢？”汉王平定天下以后，曾经斩杀丁公来劝勉忠臣，却唯独没有给纪信赠予褒典。等到太史公记载刺客，又为荆轲、聂政分别作传；说客如苏秦、张仪，也分别作传；刑名之士如韩非、申不害，货殖之士如卓王孙、陶朱、猗顿，也分别作传。至于杀身成仁的纪信，却独独没有为他立传，于是使纪信的大忠不能昭示天下，后世临危而只顾自身的人便接踵而来。于是叙述此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黄金可以销熔，白石可以磨损，将军至死不改的志向却没有别的归宿。一念忠贞精纯，如雷霆突然发作；看刀刃也不觉得锋利，看烈火也不觉得炽烈。荥阳被围，汉王像累卵一样危急；献出八尺身躯，保全了一代帝王的基业。死生的大事，哪里是容易取舍的？国家兴亡的决定，就在这一次行动。捐弃身躯以殉国家，像这样的人实在少有。遥想他的光辉功烈，没有人能够与他匹敌。《齐王蠋碑》（有序）。我读《太史公书》，读到齐王蠋不屈服的事情，起身感叹说：“臣子为忠诚而死，是臣下的法则，士人不一定都受此约束。”齐王蠋曾经劝谏齐王，齐王不听，他便退隐到田野耕作；他从未居有齐国的官位，也没有享用齐国的俸禄，所以只是齐国的士人。一天，燕人攻破齐国，齐王逃走，七十多座城都被攻下。守城的大臣并不少，不逃跑就是投降罢了，却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替齐国死。当时齐愍王已经死了，王蠋仍然尽心竭力为齐国守节。画邑令燕人派使者对王蠋说：“燕人敬重您的义气，将任命您为将军，封给您万户；如果不接受，就要屠杀您的乡邑。”王蠋辞谢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改嫁两个丈夫。”于是把脖子系在树枝上，自己用力使颈部断裂而死。考察这件事，同伯夷相类似。伯夷是孤竹君的儿子，辞让国位而逃走，并不是有官位的人。周武王讨伐纣王，天下人都认为正确，伯夷却不赞同。殷朝灭亡后，他仍以吃周朝粮食为耻，这同王蠋的志向一样。伯夷的事迹，幸运地被孔子称扬，所以他的道义光明。王蠋不幸没有遇到孔子，太史公只把他附在《田单列传》的末尾，称说他的人很少。于是叙述此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啊，先生！您是国家的栋梁，是士人中的杰出人物。志向不随俗改变，以贞节与金石相誓；众人回头顾惜生命，您却坚持前行而不迷惑。执持正义之兵，返回仁德之宅；本来就是如此，独自行事并非故意矫激。美好的烈声长存，足以压倒乱世的贼寇。我揭示您的英名，使它直达天上。记。《清隐轩记》。“清隐轩”是前福建廉访司佥事章公闲居的地方。章公在癸巳年奉先父灵柩归葬洛地，因道路阻塞未能前进，便寄居在钱唐同徳里。他的住所建有四楹轩屋，门窗明亮开阔，十分可爱。轩前有方塘，水波浩渺；塘的左右，丛竹茂柳相互掩映。章公居住其中，曾舒缓地行走、漫无目的地游览，以排遣忧愁悲戚之情。一天，他拜访前贵池县伊埒穆尔丹君，看见如今悬挂的匾额，原来是紫阳先生朱文公亲笔所书。他询问匾额的来历，才知道贵池县从伊埓哈雅君那里得到它，而伊埓哈雅君任崇安县时，又从武夷百姓家中得到它。章公请求带回去，欣喜地说：“这实在与我的轩相称，而且还是先正的手泽。”于是恭敬地把它悬挂起来。他间或把得到匾额的经过告诉我，并说：“可以为此写篇记吗？”我恭敬地看过匾额后，谨慎地告诉他说：“从前梁代，萧子云用飞白体书写‘萧’字，用来给天下的寺院命名。年代久了字迹剥落，有人买回它来建萧斋。好事的君子连寺院的匾额都尚且用来命名书斋，何况是先正遗留下来的手泽呢？恭敬地把它悬挂起来，是对的。”因此冒昧为章公写下这篇记。考察朱文公先生曾居住在崇安县五夫里，那里距离武夷山不到一舍。近来有空闲的日子，先生便和门下弟子登山临水，以舒展性情。淳熙十年，先生辞去江东节度使之职，开始在武夷山中建造居室，凡是亭、轩、斋、阁，没有不修缮完好并加以整治的。这块匾额一定是其中的一块。相隔二百多年，经过风雨侵蚀，苔藓剥落侵损，竟然没有腐朽漫漶；而他的笔力精到、墨色美妙，仍然光彩焕发，仿佛有神灵在扶持它。难道先生的精神显现在字画中的部分，至今还没有泯灭吗？唉！先生已经远去了，看到先生的手书而感慨油然而生，难道仅仅是因为字画末节而已吗？大概是因为先生凭借高明正大的学问，承接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统，以趋向孔子、孟子学说的深奥境界。虽然他的道理没有在当时完全推行，我朝许文正公尊崇信奉并表彰阐扬他的学说，于是才有至元时期的治理成就，这一点不可欺罔。生在先生之后，想见先生的声音、容貌、气度却不可得，在世事变迁、万物改易之后，能够得到先生片言只字，难道会不更加珍重吗？章公得到这块匾额，简直就像同时拥有兼金和拱璧，当然不肯轻易舍弃。又听说章公在成均就学时，曾拜前祭酒太原吕公为师；凡是先生所说关于吾道大体、用来完善自身并推及他人的道理，他本来就曾在心传口授之中接受过，并在立身行道的时候加以验证了。如今他因忧丧离职，本来就将把对父母的孝心转化为对君主的忠诚，以充分施展自己所学；他的思虑所存、精诚所至，一定都会以先生作为准则和目标。这就是他出外警省自己、入内反省自己，寄托在这短短匾额上的原因。《诗经》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令人循行。”说的就是章公。若说他只是居处有水木之美，徒然取“清隐”的美名，把它看作退隐自守的打算，那哪里是了解章公的人呢？因此写下这篇记。《孝子记》

译我曾寄居在秀州白苎里，听里中老人讲述戚孝子的事迹，没有一次不叹息、赞叹并仰慕，认为自己远远比不上他。当初，孝子的母亲患病，医治无效；等到病势危重，孝子割下大腿上的肉煎给母亲吃，但那时母亲已经不能进食，不到一天就去世了。孝子三天滴水不进，痛哭昏厥后又苏醒。过了一个月将要下葬，但秀州地势低洼，挖地一尺，泉水便浸漫上来。孝子背土筑坟，直到高得像丘陵一样。母亲下葬后，他仍然徘徊不去，舍不得离开。有人劝他回去，孝子说：“我离开我的母亲，还能到哪里去？”于是靠着墓旁搭建庵庐，用茨草覆盖，用土墙围成；每天都伏身藏在其中，望着坟墓匍匐、顿足、跳跃痛哭。三个月后，庵庐旁生出五株白芝，人们聚集观看，认为这是孝行的征兆。过了很久，他将要塑造母亲的像来侍奉，便把形貌告诉工匠。工匠还没有完全明白，一天夜里，老妇人托梦给工匠说：“我是戚氏的母亲，你应该认得我。”第二天，工匠刻成木像，惟妙惟肖。孝子把木像供奉在龛中并设置帷帐，饮食一定先祭告，出入一定禀告，有事一定祈祷，一切如同母亲在世时一样。吴门失陷以前，敌军前锋侵犯秀州境内，里中豪强大族多逃走了。孝子瞪眼起身说：“难道我忍心离开父母的坟墓吗？”于是散尽钱财，召集若干子弟，保卫乡里。当时其他乡里的房屋几乎全被焚烧劫掠，只有白苎里完好如故。官府将要奖赏他，孝子谢绝说：“我是为了坟墓才这样做的，不愿接受你的奖赏。”唉！戚孝子的行为，并不是靠声音笑貌做出来的，而是发自天性，真切专一，所以能够做出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听说戚氏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叫同文的人，在五代干戈纷扰之际，坚守志向不肯出仕，善于侍奉祖母，号称正素先生。到他的儿子、孙子，便以孝友作为家法，官位达到卿相。南丰曾公称赞他的行为合乎礼义，世世代代没有断绝，成为宋代的世家。孝子就是他的后裔。难道是戚氏的家法没有衰替，所以才这样吗？孝子名敬，字秉肃，曾经被部使者推荐为文学掾，历任二十年仍未升迁。人们因为他的孝行，不直呼他的名或字，只称他为孝子。《双梧堂记》嘉兴的祥符寺，在学宫旁边。至正十九年夏天，我游览学宫，已经听到弦歌诵读的美盛声势，间或又到寺中一游。当时东云海法师正主持寺务，我的朋友四明人周致尧，也因担任文学之职寄居在东云海法师所延请的地方。我们坐在堂上，窗户空敞，几案床榻整齐洁净。堂外有两株碧梧，分开挺立，像拱手相对；枝柯交错、叶片相接，覆盖着堂下。地面大约二亩，茂盛得像一片绿色云彩。我们三人端坐了很久，凉意飒然而至，清润之气袭人。一时间神思恍惚，几乎像处在尘世喧嚣之外。过了一会儿，海法师指着两株梧桐叹息说：“我们今天能够承蒙它们遮蔽，难道是偶然的吗？从前在仍改为至元的那一年，前任住持建造这座堂，同时栽下它们，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近来兵火极为惨烈，邻近房屋全都被毁，唯独我们的寺院巍然独存，而这两株梧桐也能没有损伤。我时时思考这件事，一定是有神灵在主宰，实在无法揣度；否则怎么会这样呢？”致尧于是给这座堂题名为“双梧”。法师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幸好我们共同成全它。”于是嘱托我写记。我认为万物的生成、存在、毁坏、空无，循环相继而没有穷尽，大概各自都有定数。因此从我来观察万物，万物就成为我所观之物，我可以取得并拥有它；如果从万物来观察万物，它们的生成、存在、毁坏、空无，我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自己的私意呢？唉，难道只有植物如此吗？天、地、人，凡是有形之物都是这样。因此，超越世俗的士人，即使万物纷杂交错地呈现在眼前，也不会拘泥于它们的形迹。反过来观察自身，心体本来清澄，没有一点杂质，广大开阔而无所障碍。什么东西能够累及我虚静之心的容量？什么东西能够累及我成就大道的功业？到了那种非言语意识所能达到的境界，对于万物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法师遨游于方外，难道还会留意于外物吗？还是也像世俗所谓的那样，尚且不能忘情呢？法师谢绝说：“你真是了解我的人，请把这些记下来。” 《看山楼记》我到海昌时，曾经奇怪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干燥高爽，却没有大山长林作为映衬。向东走六十里，到黄湾，山才出现。黄湾地临海外，能够阻挡海浪的猛烈冲击；而向内使聚落得以安居生息的，也都是山。黄湾山上，马氏世代居住在那里。马氏子弟中有个叫絅的，沉静稳重而谨慎缜密，正把积累学问、写作文章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在住宅旁有一座楼，题名为“看山”，每天在其中读书修业。今年我到那里，他请我到楼上坐。四面窗户都打开，他指给我说：“冈峦起伏，曲折纡回而秀美，像翅膀飞舞着向西伸展的，这是凤山。孤峰独立，高大隆起而突兀，像屏风横在北面耸立的，这是黄山。群峰连绵而散向远方，山岩险峻、秀丽葱郁，像芙蓉在青天白日下盛放艳色，又奔驰伸入武原旷野的，这是澉浦诸山。先生请试着看看。”我说：“美啊！若比较它们的形势胜景，虽然没有匡庐、九华、云门、天台、鴈荡那样瑰奇灵异的景象，但在盐碱荒莽的地方能够看到这些山，譬如远行异域的人忽然见到相似的人，不也是很快慰吗？”虽然如此，我还有话要告诉你：“冈峦颓然低伏，崖壁屹然耸立，这是山的本质。一年四季、早晚之间，草木有荣有枯，而纹理显得灿然；日月星辰有出有没，而光辉明亮；云烟有开有合，而形态充盈；雨天晴天、昏暗明亮交替，而气象充沛。这些变化各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山的文采。你如果安居在这座楼上，看它颓然低伏、屹然耸立的形态，用来厚实自己的本质，那么修养自身一定会有成；看它灿然、明亮、充盈、充沛的形态，用来培育自己的文采，那么施用于政事一定会通达。你能以心看山而不只是用眼看吗？否则就只是玩赏外物罢了。从前王徽之在桓冲府中，桓冲问他府中的政事，王徽之正用手托着脸颊看山，慢慢回答说：“西山今天早晨送来了清爽的气息。”王徽之难道是在欺骗桓冲吗？必定是他心中自有所得，只是别人无法知道罢了。王徽之的事业没有多少流传，但西山的名声却传遍天下后世，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你承继世代家业，父亲贤明而且懂得教育子弟，如今又正值年富力强，即使艰难很多，等待黄河澄清也不算晚。将来学业有成而出仕，乡里人经过你的楼，指着说：“这是马家子弟读书的地方。”那么山也仿佛因此增添了分量，难道不是很美吗？唉，士人所忧虑的只是没有志向罢了！有志向却不能成功，我是不相信的。絅字公着，曾经跟随我游学，姑且记下这些。《始丰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始丰稿》卷二 （明）徐一夔撰 ○记 《晏居记》

译杭州城中民居鳞次栉比，而寿安坊正处在四通八达的市集要冲，又是最喧闹的地方。如今浙省左右司员外郎张光弼君的住宅就在这里，几间房屋十分低湿狭窄，门墙外喧嚣尘土如同闹市，而张君却很安适。有人说：“小人谋求利益，只以获利为务，所以不厌恶喧闹。”员外郎张君每天乘坐高盖车，随从车马跟着丞相讨论裁决政事，退朝后注销入内，处在华美的厅堂、粉饰的官署之间。如今选择私人住宅，却不选地势爽朗高敞的地方，这是有意这样选择，为什么呢？张君淡然不以为意，正亲自在屋柱之间题写“晏居”，并对我说：“传记称晏子的住宅靠近市场，即使低湿狭窄、喧嚣尘土也不改换；我的居处很像他，希望借此自比。请您为我写记。”我由此知道张君住在市场中的原因了。一个人经历显贵重要的职位，住宅高敞而居处深静，用来安适自身，本来是合宜的。然而地位过于高远，与民间事务不相接触，耳目就不能不有所蒙蔽，张君大概正有不安于此的地方。因此晏子居住在市中，对物价贵贱无不察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造成假肢贵而鞋子便宜，晏子把这件事告诉他，景公便减少刑罚；仁人君子用心，正是如此。如今张君居住在寿安坊，大官贵人和普通布衣、穿韦带的士人，凡是由此坊往来东西的人，一定会敲门递帖拜访；张君便整理衣服出迎，请他们坐上座，与他们纵谈议论。下至里巷中的老人、工商和各种技艺之人，即使有人有所陈说，他也一定委婉周到地听取并为之详尽说明。天下的事情，他应当没有不知道的；把这些见闻施用于政事，作用将不会只在于讽谏一件小事而已。况且我听说，晏子辅佐齐国三位君主，吃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肉，妾不穿丝绸，声名显扬于诸侯之中。几百年后，太史公听到他的风采，还想替他执鞭驾车，可见他的贤能是不可企及的。只是想到当时齐景公抛弃百姓，政权掌握在陈氏手中，晏子对于区区贵贱之类的小事，专门加以陈说，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不曾屡屡进言；后来他才和邻国大夫私下感叹，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君刚正简约、明达通透，所以左丞杨公率兵镇守江浙时，任用他的才略，让他参与军府事务，声望显赫。后来他退居西湖之上，穿粗衣，吃粗粮，著书赋诗来使自己有用之身获得闲适。比较他的风操气度，不知他自己把自己看作晏子如何。如今江浙之地还没有全部归入版图，丞相根据权宜之计上表授予张君从事之职；廓清局势的谋略、收复失地的功勋，也要依靠身边一两位得力之人，不能像晏子那样只举荐细小事务而遗漏国家大事。即使如此，今天的人没有不仰慕古人的，只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人很少。鲁国有个男子学习柳下惠，柳下惠认为可取的地方，鲁国男子却认为不可取；这才是真正善于学习。像白圭学习柳下惠，自以为是禹；扬雄学习孔孟，自以为是孟子；王通学习先贤，自以为是孔子，这些都不是君子所赞许的。大体说来，推尊古人为友，必须在内心深处权衡轻重、取舍，然后才能达到极致。难道只是说居室相似之类的事情吗？凭张君高明卓越的见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我之所以说这些，也只是用来告诉一切仰慕古人的人。《西溪隐居记》西溪在嘉禾郡城西三里处，溪水回旋汇合，聚成泾流，贯通成为港汊，微波细纹，洁净而秀美可爱。当初，郡置因秀水而命名，郡志称秀水在北门外，西溪是它的支流。沿溪上下，长坡平地，漫延曲折，像龙蛇奔驰；树木散布，竹林丛生，隐约如同深林绝壑。如今鲍先生的居所就在这里。先生的住所沿着溪水修建，几间房屋坐落在竹树之间，高敞开阔；有蔬菜可以食用，有桑树可以养蚕，有牲畜、鱼和酒醴可以供祭祀宾客。旁边没有混杂的邻居，农家渔舍错落相互映照。大官贵人、老儒宿彦，若不是来拜访先生，足迹不会到这里。白天悠长，沙禽水鸟游泳飞翔，村歌野唱彼此应和，轻舟短桨来来往往，全都没有超出举目顾盼的范围，实在像隐士的居处。当初，先生世代居住在崇徳州北部，有门人为他选择地点建造住宅，迁到这里已经二十年了。丙申、丁酉年间，荒废的墟地上聚集的村落，没有不遭受兵火的。西溪虽然靠近城府，却安全无恙。郡人甚至把这里比作武陵桃源。先生安居于此，感叹说：“承蒙上天赐福，幸而保全了这所房屋，我将要在这里终老了。” 于是把这里命名为“西溪隐居”。有人说：“鲍先生不是隐士。科举盛行时，他曾经三次被乡里推荐，可见他是有志于为世所用的。鲍先生不是隐士。”我替他解释说：“先生被乡里推荐时，恰好遇到停止科举而作罢；一两次参加春官考试，又因为名额超满而归。后来时局多变，他于是对进取仕途渐渐淡泊。即使外省按照惯例屡次授予他文学之职，他最终也不曾因为一资半级的小利而果断出仕。如今太尉在吴中开府，征召他担任教授，他也辞谢不去。说先生是隐士，可以；不过，如今国家使四方安定，将要搜罗老成之士，兴治立教，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我知道不会遗弃先生；说他不会终身隐居，也可以。”唐代贺季真虽然出仕，却从未忘记隐居；宋代种明逸虽然隐居，却从未忘记出仕。君子不能只根据外在行迹来评判。后来我去拜访先生，在西溪岸边缓步游赏，远远看见一位长髯老人，头戴圆帽、脚穿方头鞋，拄着手杖行走在水竹之间，逍遥得像世外之人，心中十分羡慕。走近前去，才知道正是先生，便作揖问道：“先生果真要隐居吗？”先生哑然一笑说：“我的出仕和退处，您是知道的。”当时溪上秋意苍茫，先生带我到他家，备办酒菜与我亲切款待。告别后，他嘱托我写下这篇记。我回来便列述他的隐居形势以及出仕、退处的行迹，写成《西溪隐居记》。先生名恂，字仲孚，世代是崇徳人，精通经学，尤其深于《易》，所著有《易学举隅》《卦爻要义》，流行于世。《梅花易洞记》

译山阴胡龙臣君居住在越王山下，环绕住宅种了数十、上百株梅树，每天在梅树间读《易》，于是把住处命名为“梅花易洞”。他还说：“从前五峯胡先生在读《易》的岩屋中，自号易洞，我取这个名字又有什么不可呢？”但客人来此总是不理解，说：“胡先生欺骗人也太过分了！大山长谷，挖穴而成为洞，里面空阔凹陷，山石嵌空、峰谷深曲【原文此处有疑似缺损字样】，上面穹隆如盖，旁边高耸如墙，其中空旷而有容纳之处，蛇龙居住其中，虎豹藏身其内，这才是洞，也像五峯先生读《易》的地方。如今你虽然依山建屋，却没有所谓山石嵌空、峰谷深曲的形状；屋舍规模不大，式样也不华美，上面覆盖的只有枝条，像弯曲的铁条交错；梅花却像【原文‘■〈日髙〉’字样疑误】白雪般灿烂。所谓穹然、屹然、廓然，也一样没有。不是洞却称为洞，胡先生欺骗人也太过分了。”我于是替他解释说：“难道你没有看过儒家先贤的图式吗？天地也是一个洞，难道真的是居室吗？为什么呢？乾在南、坤在北，一上一下，是阴阳的居所；离在东、坎在西，一合一开，是阴阳的门户；巽承接乾而位于西南，震与坤交接而位于东北，是阴阳变化终结的地方。阴阳的造化生生不息，像循环一样。从前的至人心与造化同游，曾说到玩弄圆环；我闲暇时来来往往，大概是把天地看作一个圆环。洞与环相类似，环难道是实在的环吗，洞又难道是实在的洞吗？”这个意思，五峯先生已经知道了。胡君仰慕五峯先生，难道会因为不懂这个道理而欺骗别人吗？我私下听说，圣人创作《易》，以阴阳为根本，显现在卦辞中；学习它的人，将由此看见善的作用。观察万物的人，能够由细微知道显著，由小处知道大处，由近处知道远处；从一间屋子推及天下，从一天推及四时，从一呼一吸推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规律，没有不完备。胡君如果确实能够由此有所领悟，不要只自以为善于修身，请把心得告诉我。《独柞轩记》我租住的房屋在嘉兴春波门外，是三四间简陋的小屋，既不喧闹也不寂静，居住条件很差。房屋向东，开了一扇窗，窗外有一棵大树挺立在窗中，树围大约五十围，高四五十寻，树梢尖削高耸，树根深入地下，不知有几百尺。它的木材坚硬结实可以使用，大概属于柞树一类。早晚看着它，仿佛一位贞洁之人、耿介之士，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端庄严肃，自我持守，使庸夫孩童都凛然不敢冒犯。当时正值暑天，我常坐在树下；树荫覆盖之处清凉湿润，风吹过叶间，声音铿然，仿佛秋天来到，私下暗自庆幸得到这样一处好地方。于是题名为“独柞轩”。过了很久，房主人进来说：“您喜爱这棵树吗？我家祖先亲手种下这棵树，到现在将近百年了。近来荆楚的暴兵像蚂蚁一样聚集，城邑一带没有山林，环绕城池六七十里，凡是亭榭、道路、丛林、丘陇上的树木，不论老幼、坚脆，全都遭到斧斤砍伐，水上用船运、陆上用车负来，编成栅栏，架成橹盾，连接成校具，揉制成弓，削制成枪，劈开当柴烧。这样一来树木的生机全都断绝了，只有我家屋旁的树独自保存下来。我不知道这是上天有意留下它作为奇异之物，还是造化所聚集的精华本来就比其他树木更加深厚呢？” 我叹息说：“凡是万物生长，都有幸运和不幸。大山长谷中生长着成千上万的树木，沾受雨露，经历霜雪，木材逐渐老成；时逢天下无事、家给人足，宫室器用公私都兴建制作，良工巧匠到来，估量木材，适合做栋梁的就做栋梁，适合做桅杆船桨的就做桅杆船桨，适合做琴瑟的就做琴瑟，适合做祭器的就做祭器，这是它们的幸运。一旦遇到丧乱，便被士卒任意糟蹋，用来做栅栏、橹盾、校具、弓、枪和柴薪，这只是它们的不幸罢了。如今这棵树能否长寿，我无法知道。既然它没有被士卒糟蹋，假如遇到良工巧匠，他们会舍弃它吗，还是会把它取走呢？”我将要替老人和这棵树庆贺了。而且我听说，从前山阴陆公务观统帅蜀地时，在他居住的地方看见四棵大楠树，都已经历经数百年。陆公认为蜀地曾是僭越称王的国家，王氏、孟氏曾经极尽土木营建的奢侈，而四棵楠树却安然无恙，于是写了《楠记》；直到今天，那篇文章仍光照着陆氏文集，谈论植物的人也有了可以征验的依据。只是这棵树没有两棵可以相比，也没有三棵可以互相参照，却经历世代变故，与那四棵楠树没有不同。我从事笔墨文章，也将为这棵树写一篇记。老人谢道：“实在承蒙您不嫌弃，我家的树终于有了遭遇。” 于是把这篇记写在墙壁上。《如心堂记》

译欈李人唐善医，他的住所位于郡城东角，曾经毁于兵乱，后来重新建造，地势高爽，适宜居住。他把两楹之间作为存放药物的房间，命名为“如心”。后来得到今左丞鄱昜周公赐给他的篆书匾额，却还没有写记。一天他来拜访我，请求说：“您若肯替我阐发‘如心’的含义，把它悬挂在楹柱之间作为记文就好了。”我曾听说，“如心”就是“恕”，这个说法见于《礼经》的注疏。大概“恕”字的构形从“如”从“心”，所以这样解释。朱文公先生用“推己及人”的说法解释“恕”字的意义，但我认为还没有说尽，因此采用这个说法来补足它。探究它的大意，不过是把别人看作自己罢了，没有别的道理。如今唐君行医，以恕心行事，难道不是善于运用自己的心吗？凡人的生命，从天地得到的本来就很少；可是人们不知道谨慎自守，在内损伤自己的心，在外摧残自己的形体，所以六淫之邪侵袭，谁能免除呢？当他患病时，呻吟痛苦，寄希望于别人，正像溺水者盼望救援、遭火灾者盼望救助。做医生的，观察五色以诊断疾病，判断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确定能否医治，怎么可以忽视呢？如果有人来求医，就应当把别人的疾病看作自己的疾病；若对病情的缓急无动于心，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胖瘦一样，是不可以的。这就是行医以恕心为贵的原因。不过，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古今谈论医术的人，一定会说到扁鹊、仓公。扁鹊治病，声名震动诸侯，却把祖传的药方秘藏起来，这不是恕心。仓公不把自家当作自家，有时不替别人治病，病家因此怨恨他，这也不是恕心。至于阳庆，他是仓公的老师，因为家中富足便不替别人治病，同样不是恕心。太史公没有追究他们用心上的过失，反而说：“美好却不吉祥的器物，器物有什么过错呢？”以仓公、扁鹊这样的人尚且如此，以下的人我就不再评论了。能够学习他们的医术，却不学习他们的用心，难道还不能称为贤者吗？唐君敦厚诚实、周密谨慎，家世代代行医，而他的外家也出自医家。因此郡中有病的人，一定赶到他家，说：“这是世代行医的人家，是能够把别人的疾病看作自己的疾病的人家。”这样也可以称作真正明白“恕”的人了。啊！这个道理，是仲尼门下实行仁德的方法。这个道理彰明，天地变化和顺，草木繁茂；这个道理不明，天地闭塞，贤人隐退。它的功效真大啊！唐君牢固守持它，深厚积累它，广泛施行它；冥冥中的福佑与人相交相应，和顺之气充盈流畅，他的德行施及于人也更加长远。这样以后才知道，以“如心”命名堂屋并非虚妄。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西岭草堂续记》钱塘的泯上人志向和品行超凡脱俗，很早就依从云门法师受戒出家。至正年间，云门来主持下天竺寺，上人确实侍奉在他左右。他栖息之处，正靠近西岭草堂。西岭草堂，是唐代元和年间杭州高僧道票法师居住的地方。僧史称道票法师神气清秀茂盛，道行高深，诗作尤其精妙，与吴兴的皎然、会稽的灵彻齐名。当时名人用“摩云霄”三字赞美他。上人十分仰慕道票法师，说：“我向上追慕法师，虽然不能与他同时代，却和他同乡。假使法师的面貌肢体与我不同，我就不敢自知能够及得上他；假如面貌肢体与我没有不同，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赶上他的呢？这样看来，他内心所存的东西，大概就可以看见了。”他将要谋划重建草堂时，恰逢兵火一天比一天炽烈，西岭的胜景埋没在风尘之中。上人丝毫没有因此沮丧，仍在郡城东面选择地点，建造四楹房屋，用周围的墙隔开，种上竹子和树木。房屋前原有池塘，春夏水势上涨，水气上升，与竹树相会，清香可以捧取。上人闭门端坐，披阅佛教经典，探究教观的要旨。有空便拖着衣袖长声吟咏，回望西山，搜寻精华、锤炼奇句，而西岭高峻的形势，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也题名为“西岭草堂”，以表达自己的志向。我说：“古代佛门中的上首弟子，积累修行和功业，一时声名远播，后世流芳，僧史所记载的并不少。姑且以钱塘来说，像圣达观的神异、辨才净的博辩、孤山圆的孤高峻拔，都是值得仰慕的；但上人偏偏只取法于道票法师，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学道的人以今人仰慕古人，一定要选择在本质上与自己相近的人。正因为本质相近，所以仰慕得深切；仰慕深切，精神和思虑便会在冥冥中相合默契，于是入道就容易。如今同一时代出生的人，彼此询问，尚且有互不了解的；上人与道票法师相隔五百多年，却独自仰慕他，如果不是有所相似，怎么能这样自信呢？”从前我在天竺拜访云门时，见到上人气貌不凡，心中十分敬重。分别日久，他的法友与我相见，总是谈到上人修行精进，而我仍未完全了解他的内蕴。后来偶然拜访他，草堂刚刚建成，他留我住宿。青灯照耀长夜，我们在蒲团旁促膝交谈；他神清思远，我从中窥见他的风致，隐约有凌摩云霄的志趣。区区世俗万象，怎么能够混杂扰乱他呢？” 这样以后，我才知道上人并不只是仰慕道票法师。我的佛经中说：“正因为自身具有它，所以才会与它相似。”草堂的建造，又何必拘拘一定要在西岭之下呢？适逢上人来拜访我，请我撰写《西岭草堂续记》，于是写下这些。《书》《桃溪记》

译自从我遭逢战乱以来，流寓不定，常常郁郁不乐，总想找到幽深僻静的地方，营建半亩大的房屋，以安定自己的居处，但四处看去都没有这样的地方。有位客人或许进言说：“世上难道会没有吗？只是先生还没有到那里罢了。太湖以南大约二十里，有一条溪水，泉水清澈而深远，左盘右曲，形势像篆书籀文。郡志说，越大夫蠡驾一叶扁舟出游五湖时，常常经过那里，后人追思他，便在溪上建桥，称为范蠡桥，以此记念溪水。两岸适宜种桃，把桃核投入土中，不加培植也能茂盛，远远望去郁郁葱葱。正当春天初暖，群花争相开放，红花娇艳、白花润泽，尽情承受阳光和雨水，蒸腾成清晨的雾气，灿烂得像红霞。居民于是给溪水命名为桃溪。三四间茅屋坐落在桃树之间，那就是我家。房屋旁有田二十亩，勤劳耕作，足以供应稠粥。村落彼此聚集，人人都从事农业；官租有固定期限，大家常常相互带头提前缴纳，不等官府催逼，一年到头没有差役来敲门。即使有时战乱经过，兵士也不会到这里，妻子儿女都不曾见过兵器。有人从城府来，说起军队暴虐的情形，大家总是惊讶不已。那里像这样安宁，才可以说是幽深僻静了。只是先生还没有到那里。唉！我曾读陶靖节记述桃花源的事，怀疑那个地方确实在世外，而不是人间。如果真有像客人所说的地方，却不出吴江、乌程两县交界，那么它就不能和桃花源相比了。但世上竟然有不知道乱世的地方，不也是奇异的吗！由此才知道天地之间从来不曾没有绝境，只是我资质驽钝浅薄，未能到达罢了。”客人姓吴，仪态质朴丰厚，间或到城府中来，与士大夫交游。因为知道我向往幽深僻静之地，便邀请我到那里选择地点建屋，于是我写下这篇记。《荔轩记》“荔轩”是嘉兴卓器之甫摘取他先祖父思念故乡的话而建造的。器之甫的先祖本是闽人，自曾祖父以进士出身担任平江吴县知县，适逢朝代更替，便寄居在嘉兴的甓川。祖父因推荐出仕，累积官职做到黄岩州倅，最终老死在甓川。器之甫对我说：“我先祖父不能回到福建，曾经叹息说：‘我进不能去长安看花，退不能剖食家乡山中的荔枝。’这话说得多么悲痛啊！我小时候在旁边，常常记得它。如今传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竟然一次也不能越过闽关，剖食所谓家乡山中的荔枝，只要引颈向南眺望，就没有不叹息长叹的。”考察《荔枝谱》，荔枝在各种水果中味道最美，巴蜀、岭南、闽中都有；其中福建的味道最好，巴蜀次之，岭南最差。因此在各种水果中，荔枝并不是其他地方所能专有的。我谨慎摘取先祖父的话，用它题表这间不丰厚的房屋，以寄托对故乡土地的思念，可以为此写记吗？”我说：“好啊！器之甫知道尊崇根本、追念始祖的道理。”记载礼制的人说：“乐以自己产生的地方为乐，礼不忘记自己的根本。”这是极力说明君子不能不尊崇根本。荔枝只是适口的食物，君子难道只是执意留意于它吗？实在是因为怀念故土：这是人们通常而深厚的感情。有乡里在，却不能回去安息；有祖坟在，却不能前往瞻拜；有同族同姓的人在，却不能与他们团聚。区区一片心意，徘徊踯躅，无从自我表达。这就是借助故土的物产来表现自己的感情。君子对此，大概会怜悯他的这种情怀。即使如此，人的一生，在太平之世有时出仕，在乱世有时避乱离去，本来不能保证永远安居一乡。然而随着岁月推移，关于水木本原的意义渐渐微弱泯灭。假如有子孙经过故乡，看乡里如同异域，看祖墓如同荒坟，看同族同姓如同路人，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器之甫对自己的出生之地如此深切眷恋，难道不是很厚重吗？我听说内附之初，姚先生嗣辉是蜀人，寄居在大江以西。先生因为蜀地多桤木，建造南桤堂，以表示不忘蜀地。柳城姚文公曾为此作赋吟咏，充满了眷恋桑梓的情意。器之甫的心情，难道不也像姚先生吗？那么，君子离开故乡后，他思念所在的地方，本来没有不同。登上荔轩的人，大概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吧。因而一并记下。知县名讳某，州倅名讳某。器之甫名成大，听说以经学传家。《重建王贞妇祠记》

译浙东道都元帅周侯镇守嵊县时，在青枫岭上重建王贞妇祠。祠堂落成后，县学教谕项昱写信给我，传达周侯的意思，请我作记。考察青枫岭在县城以北二十五里，山势深邃茂密、陡峭高拔，下面临着百丈深涧。至治初元，县丞徐端凿石建屋，来祭祀贞妇。五年后，佥浙东廉访司事杜公秉彝巡视县境，将它改建为四楹木屋，位于石祠南面五十步之近。至正十八年，邻近郡县失守，祠堂正处在往来要冲，供官兵驻扎休息，因而被毁。等到周侯奉命治理嵊县，经过此地辞行时，御史中丞月公公对他说：“县里有王贞妇祠，毁于兵火，应该重新修建。”周侯恭谨地接受命令。到任后，对外严密设置侦察岗哨，对内致力于安定整顿，于是修复兴办废弃的设施，仍在原址上建造四楹房屋，命士卒运送木材石料，并嘱托幕僚李某、令史陆某主管此事。这是至正二十四年四月的事，过了三个月告成。又招来失业的百姓若干户，居住在祠堂左右，以供洒扫。贞妇的夫家是天台人。当初国家派一位将领的军队在浙东攻取土地，有一个千夫长被他们俘获。贞妇用计欺骗敌人，没有立即遭受污辱，但谋求自杀未能成功。不久军队回撤，她随军登上青枫岭，回头看见岭下的山涧清澈而深幽，说：“这里可以死了。”随即即兴作诗，咬破手指，用指血写在山石上，然后投涧而死。后来有关官员把她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旌表她为“贞妇”，乡人又因此把山岭改名为“清风云”。事情详载于故秘书监著作郎李公孝光所作的记文，以及《宋史·列女传》。唉！正当天下太平时，贞洁守信的教化遍及乡里，女子在内操持家务，男子在外承担事务；即使有强暴的男子，也不敢侵犯凌辱。正因为女子以身冒犯刑法，人们才不知道贞妇的壮烈。等到政治极盛而生出乱世，百姓和奴仆好勇尚武，穷凶极恶、罪恶深重，把杀人当作游戏，使贤良妻子、美貌女子突然被抓捕凌辱，慈爱的父亲不能保护，明智的丈夫不能庇护，含冤忍受毒害、沉沦为异类的人，不知有多少；然后才知道贞妇的壮烈。秉持常性、爱好道德，是人心本来固有的。我认为这座祠堂建成后，经过它下面的人徘徊瞻望，想起贞妇奋死赴难的壮烈，哪里只是闺阁妇女中遭遇不幸的人受到激励，所有强悍的男子和勇猛的士卒也一定会改变心意，不至于以残害孤儿、寡妇来满足自己了。既然如此，侯君在动荡之日修建祠堂，他笃厚伦理、辅助风教的用意，难道还浅薄吗！我既嘉许侯君的志向，又因为贞妇是乡里的后生，所以愿意替她写这篇记。至于她的美德奇节，已有著述记载。撰写公文的人和信史都在这里，因此不再写侯君的姓名。某，字某，大名人。此年十月记。嘉兴路新建儒学记

译嘉兴的学校，在通越门内二百步左右。学校始建于宋绍兴年间，当时校舍逼近庙宇，规模狭小简陋，不相称。此前的守臣也想扩建它，但它南临宽阔大道，西北面是曲折小巷，只有东面宽敞，却有许多民居，而且邻近执政娄氏的住宅。进入本朝以后，娄氏虽然衰微了，民居仍然聚集在那里，所以从宋末直到现在，一直不能改建。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南行省郎中陈公来任此郡守，恰逢遭遇兵火，过去民居聚集的地方全都成了废墟。陈公和教授孙某察看地势，慨然把兴办学校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劝百姓把土地卖给学校；不愿出售的，就用学校其他土地按他们选择的地方交换。得到的土地按丈计算，南北四十二丈有余，东西宽度与南北相比不到四分之一。于是约定以学校的收入，聚集材料、安排工匠，先建讲堂五间，左右用夹室作翼，又架起重檐轩屋，使前廊更加宽广。讲堂高三丈六尺，宽为高度的三倍，深为宽度的三分之二，涂饰得红绿鲜明，墙壁涂成黑白色。中间设置讲经的座位，采用都授堂原来的名称“正礼”，现在改为“明伦”。接着建东西步廊，每边各十二间，通向讲堂的台阶。步廊里面有四所斋舍，西边叫成德、养正，东边叫致道、时敏。每所斋舍各有四间房，前面敞开设轩。接着又建九间房，在中间开出外门；又凿地成池，架梁通达两廊之间，在外面设置重门，四周环绕墙垣。这所学校到这里才算完全建成。这项工程，能够承接陈公意旨、首先办理事务的是嘉兴县尹石某；主持管理工程、规划材料和核算费用的是学正朱某，以及府吏陈某、顾某。陈公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到学校一次，凡是一木一石有不合格之处，或工匠有懈怠之处，都亲自察看督促，简直像办理家事一样，所以工程完成得不苟且，也不迟缓。工程始于此年八月某日，经过七个月，到第二年四月二日完工。当时一夔寄居在嘉兴郊外，承蒙陈公送来财礼，请他帮助教导诸生，并且嘱托他写记。一夔坚决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写道：“学校的设置，是国家施行教化的关键，不是小事。我曾私下听说，起初国家兴起于朔漠，凭威武建立国家，来不及顾及学校之事。中统至元年间，天下大定，许文正公衡以儒术辅佐宰相，凡是他的谋划都是治理国家的大计，至于学校一事，更是反复恳切地谈论。他的主张是：从国都到州县，都应设置学校，使皇子直到平民百姓的子弟，都从事学习。”明确君臣、父子之间的道理，从洒扫、应对开始，直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假以十年，上面的人就知道怎样驾驭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知道怎样侍奉上面的人，上下之间便亲近和睦。这确实是不可推翻的道理。然而在那个时候，国学刚刚建立，州县学校却大多苟且敷衍。延祐更化时，皇上深深厌恶吏治的弊病，明确想要彻底铲除它。只是学校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成效，于是限定以科举取士，大概是想早晨任用人才，晚上就收到成效吧。大体说来，天下的形势总是此处急迫，彼处缓慢，何况上面的人又以此来要求它呢？因此学校的设置，开始就像帽子有帽缨、鞋子有鞋带，不过姑且具备人文教化的形式罢了。在朝廷任事的人，以督察调度为责，就交给守令；以勉励推动为责，就交给风宪官。虽说有负责的人了，但承担责任的人既不全都出自儒术，而钱粮和诉讼又接连来分夺他们的精力，怎么会不把学校看成迂腐空疏的事务呢？每月逢朔日、望日，大家一起入庙拜谒，退出来坐在讲堂，引领师生，抄取儒学先贤现成的说法，铺陈讲说一遍，讲完便甩手离去。像这样把它当作惯例，却想使学校取得如文正公所说的成效，难道办得到吗？这种习惯延续日久，最终导致人伦纲常败坏，盗贼奸邪横行，直到今天仍不能振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嘉兴自唐末以郡设置土田，百姓和物产并不比其他郡差，只有学校狭小简陋，有损观瞻，已经三百多年了。陈公来任郡守时，正值时局艰难，却认为学校的废弛从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于是想振兴它，不能以时势困窘、举措艰难为借口，便提出独到的见解，大规模兴建这所学校。这样既使庙宇完全保持了尊严，又使学校的方位严整端正，规模广大，结构坚固严密，而且完全超过了东南各地的学校。唉，这难道只是为了增加观赏之美吗？实在是因为承受了国家托付治理一郡的责任，所关系的事情重大，所以建造这座宏伟光耀的建筑，使所有求学的人耳目不被眼前凡俗之物所遮蔽，志气便会清明；志气清明，那么内心所存的念头、精诚所达到的地方，就会沉潜于《诗》《书》六艺的领域，经过长久学习而达到精深切实，践履笃厚至诚；在家中修养，便懂得侍奉父母、敬爱兄长；施行于国家，便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教师和学生都成为风气，孝悌忠信的道理树立起来，狠戾悖逆的习气改变了，教化之道也就成功了。虽然如此，陆宣公是本郡的先哲，他曾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 从今以后，嘉兴的士人难道不会有像宣公一样不辜负所学的人出现吗？我知道，陈公的作为，必定会成为所有后来治理本郡者取法的榜样。不然，这所狭小简陋的学校已经存在三百多年了，陈公为什么偏偏在难以作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兴建它呢？当初陈公和他的兄长、现任甘肃行省参政，都是凭科举奋发起身的。参政既以廷试策问考取天下第一，历任省台官职，以正直的言论和正道行事，成为当时著名的大臣。陈公也在乡试、会试中名列前茅。朝廷停止科举后，他稍后被部使者起用征召，等到辅佐大藩，又提出奇谋大计，能够成就王事。担任郡守后，他把最危害百姓的事情挑出来，极力向上陈述，终于将其废除。不到一整月，政务便大为整顿，兴建学校只是其中一件事。学校刚开始奠定地基、开土施工时，挖出一窖钱，于是用它来支付工程。人们说，这所学校的兴建，大概不是偶然的吧。陈公名宗义，字子方。参政名祖仁，字子山。河南人。至正二十三年，建宁路儒学教授徐一夔记。○序 《自得斋类编》序

译河南高公德进，有一间藏书修业的屋子，名叫自得斋。他已经得到名家巨儒为他撰写论著，连先祖坟墓所在的白云山舍也都有文章记述。他的儿子巽志担心这些文字日久散失，于是汇集编次，共收记、序、铭、赞、志状、诗词等若干篇，准备刊刻于木板，题名《自得斋类编》，请我作序。当初，高公凭清正的才华、纯粹的资质、积累的学问和平素的品行，受到部使者推举选拔，担任属官，历任内外御史府官职，巡视朔方和南方，进用廉能之人，斥退贪鄙之徒，声望显赫。但他始终虚心抑志，乐于追随名家巨儒交游，以扩充自己的器识和学业。像已故虞文靖公的文集、欧阳文公玄、曹文穆公鉴、我文忠公阙、户部尚书贡公师泰、监察御史程公文，以及现任江浙行省左丞周公伯琦、翰林学士承旨张公翥、危公素、直学士张公以宁等人，他都亲自承受过他们的教诲。相交日久，彼此了解很深，因此他们不吝惜为他撰写论著，并不是随便应付的作品。我曾私下评论，国家文章的兴盛，自泰定、天历以来，铺陈神妙文采，润色宏大功业，能使元朝的德业高出汉唐之上的，只有三五位公卿罢了。如今高公都和他们交游过，可以说已经尽览黄河、太华山的壮观，没有遗憾了。何况又得到他们的论著，铿锵有声、光彩显著，足以使当今显赫、使后世夸耀吗！从前唐代柳侍御，文学博雅，同天下知名人士都有交往，而柳州先生正是他的儿子。柳州先生想彰显父亲的美德，选取交情最为深厚的六十七人，分别叙述他们的出处，刻在石上流传后世，君子都认为这是恰当的。我考察其中实情，不过是为了显示交游广泛而已；而那六十七人，未曾像欧阳、虞氏诸君子对于高公这样为他撰写论著。如今高公所得论著之广，已经足以超过前人，而巽志又刊刻流传以留存永久，他的用意不是更加深厚吗？不过，这部书的编成，一是为了完成高公的志愿，一是为了汇集名家巨儒对他的赞美；它与世间那些学问偏狭、见识浅陋，却急忙用不厚实的言辞刻在木板上来炫耀名声的人相比，差别何其大呢？因此我不再推辞，作了这篇序。高公名某，由御史掾出任淮东廉访司照磨，调任浙东宣慰司都事，擅长歌诗，有《纪梦集》十卷。巽志，字士敏，年少时便专心求学，以善于写文章著称，因推荐而任鄮山书院山长。送贡友达序 宣城贡君友达，以《春秋》应有司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因道路阻塞，不能立即参加会试，春官便权宜授予他平江路儒学正的职务。我的同道请我写几句话，为他的出行增色。贡氏自宋朝末年便以儒学立家。友达的从祖父文靖公，才华宏大、学问深厚，正逢太平和谐的时代，掌管内制，以老成博雅著称。他的伯父尚书公，凭高超的文章和卓越的见识受到当今天子的知遇，入朝任侍从，出任掌管风纪的官员。晚年奉诏开设闽南行省，勤劳办理王事而死，海内都敬服他的声望。他的父亲和兄长，也都才德相继，凭文学奋发，身着青紫官服、腰系组绶的，估计有几十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的盛况，没有超过贡氏的。兵乱兴起后，全族逃往浙西，虽然身处颠沛流离之中，却都磨砺节操、修养品行，恪守家法不变，受到士大夫的称道。友达纯正雅致而精明敏捷，有超过常人的资质，是贡氏中的俊彦。他没有因时势而沮丧，发誓要通过科举进身，专心研究《春秋》之学，贯通综合经书传文，阐发其中的大义，于是受到有司赏识。藩府担心他因道路阻滞而耽误，于是有了授予学正的命令。学校以教授为长官，学正居其次；关于启发引导、辅助扶持的方法，友达从父兄那里听得很熟悉，承担起来并不困难。何况又以《春秋》之学加以辅佐呢？《春秋》这部书，孔子用它来制定治国之法、纠正乱世；它立言的大旨，根本在于端正人的性命之理，概括地说，正在于辨明君臣、父子之间的名分，以安定百姓的心志。想要在这个时代建立教化，《春秋》的作用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友达以家学为根本，又用《春秋》的学说加以拓展，辅助自己的长处来施行教化，学校的政务难道还会有不修治的吗？唉！寻找美玉的人一定到昆仑山，寻找良马的人一定到冀北的原野，寻找名人硕士的人一定到故家世族的门第。但我们同道对友达的期望，大概不止于此。将来在朝廷决策，成为著名进士，接受显赫官职、居于重要职位，声名功业流传后世，世代继续成就家族的美誉，这样才算满足。友达，你可要努力啊！送琼上人葬亲诗序 临海琼上人藴中在浙江以西学习佛法。他的父亲桧屛方先生和母亲夫人相继去世，正值时局多艰，来不及奔走料理丧事，他一直悲痛得不能自胜，居住不求安适，饮食不求饱足，和人说话便常常哭泣。劝解他的人说：‘我们出家，是因为有旁人代为侍奉父母，不必过分悲哀。’上人答谢说：‘我难道不是人家的儿子吗？这是什么话！’直到现在才成行。唉！孝悌之道出于人的天性，难道会因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学的事业不同而有两样吗？然而谈论佛法的人往往说：‘作为佛门弟子，应当致力于穷究究竟真实，把割舍慈爱、忍断亲情看作贤德，即使至亲也无暇顾及。’像上人这样，又岂能用这种说法来议论他呢？我听说佛在世时，担心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或许会堕入轮回，便为她说法超度，称赞孝行，这些记载都在佛经中。近世明白佛教的人，担心其中的道理或许湮没，又推广这种说法来告诉所有学佛的人。由此说来，佛道从未违背孝道而自以为高明，这正是柳柳州所以称许元暠法师的地方。上人世代为儒家，他学习佛法，又得到名师以德行作为依归，修行成就、学业兴隆，离开后游历四方，各地的住持争相延请他，使他成为四众弟子中的上首。他立身行道到了这样的地步，正是能够融会儒释而不偏执的结果。你去吧，营造墓穴，谨慎地修治下葬的器具。出殡那天，你悲戚的面色、哀痛的哭泣，感动了所有来吊丧的人。我们乡里有许多儒服老人，一定会说：‘学佛能像琼公这样，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因此，上人的行为不只是对亲人尽了孝道，而且也有弘扬佛教的功劳。慧上人机敏，文上人文章焕发，都是他的同门朋友。他们认为上人的志向有值得夸赞的地方，于是相继作诗赠给他，同郡的徐一夔为这些诗作序。送钱唐二生游学序

译今年正月，华亭的钱恺、元悌和唐奂有章一同到秀水东面拜访我，请求说：‘我们两人是淞邑的年轻人，住在同一乡里，学习志向也相同。听说中吴大藩开设馆舍，接待宾客，高才博学之士聚集在那里，我们偶尔设法请人介绍，想跟随他们交游。然而不敢自以为已有所得，这次拜见先生，希望再得到一句教诲。’我推辞说：‘如今所谓磊落之士，大概全都聚集到中吴了。你们跟随他们交游，吸取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议论，观察他们的谋略作为，必定会比常人有很大不同，哪里还需要我迂腐疏浅的教诲呢？’他们请求了两次，仍不停止，于是我告诉他们：‘天下的士人，不是归入道德一途，就是归入权术一途。道德的学说兴盛，权术就隐退；权术的学说兴盛，道德就隐退。因此道德占上风时，便有颜子、闵子这类人，离开亲戚、舍弃坟墓，去侍奉孔子；权术占上风时，便有苏秦、张仪这类人，离开亲戚、舍弃坟墓，去侍奉鬼谷子。大体说来，道德的功效长远而宏大，却难以达到；权术的功效卑下而近便，却容易施行。我私下观察，从春秋到战国，相距还不到一百年，权术之学已经超过道德而占了上风，难道不是因为长远而宏大的事，人们畏惧困难；卑下而近便的事，人们乐于趋赴吗？’ 元悌和厚通达，有章坚定而机警，他们一定已经对此有所领会了。《易大传》说：‘两人同心，力量可以斩断金属；同心的话，气味像兰花一样芳香。’士人不是没有志向，只是常常因同心而成就，因意见不同而受阻。古人有同父而走不同道路的，有同师而从事不同事业的。所以求学最难的是志向相同。如今你们两人学习志向相同，又立志于长远宏大的事业，而不追求卑下近便的东西，这正是我的期望。你们还要努力啊！送周山长考满序 我的朋友四明周君致尧，精明敏捷过人，年轻时在乡校求学，读书作文很有声望。二十岁时，随外祖父到齐鲁一带游宦，后来向北游历京师，观览天子宫阙的壮丽和百官制度的盛大。居住不久，恰逢大丞相为国家祈福，选取天下善于书写的人，普遍抄写大藏佛典，并授予他们文学方面的职务。致尧恰好入选，完成事务后，出任本乡鄮山书院山长，又调任秀水宣公书院。那时致尧才三十多岁，同致尧交游的人都说：‘凭致尧的才华和年纪，却借这种技艺求取进身，难道不是走错路了吗？’我为他解释说：‘书法并不是末技，从前的人本来就曾经凭它取士。凭书法进身，也是入仕的一条道路，怎么能说是走错路呢？何况国家对此优厚尊崇，选拔的科目只有两种：一是推举遗逸，一是选拔进士。遗逸并不常常选举，进士科每三年举行一次，集合天下士人考试，最后登名于吏部的不过一百人。取士的标准，先在乡里考察，以观察他的品行；又考经书，以观察他的学问；广泛考察文章，以观察他的才华；询问策论，以观察他的政务才能。按照古代的标准来看，只要占有其中一项便足以名扬当世，可如今却要求一个人样样具备，而且还有不同之处：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未必能被录取，被录取的人也未必真如这些标准所说。’ 唉，士人一定要从这条道路出身，其中能不到老死的又有几个呢？所以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既然有志于为世所用，却在出身的门路上计较轻重，不是太拘泥了吗？当初致尧担任鄮山书院山长时，教育有方，乡里的子弟来求学者像鱼鳞一样聚集，郡侯敬重他，同他分庭抗礼。如今他来到这里，书院已经毁坏很久，没有人能够重新修建，时局又正多变故，致尧认为施行教化的场所不能以时势困窘为借口废弃，便向郡侯请求重建，筹量材料、安排工匠，八个月书院就建成了。致尧担任文学职务，他在实际施为中已经做到这样。离开这里而治理百姓，又怎么能一件件数说得完呢？因此在他出行时作序赠给他。送丘克庄赴会试序 我寄居秀水，上士人中因避乱而来到这里的，没有不屈尊同我交游的。广陵丘氏的克庄，就是其中之一。壬寅年大比，江浙行省召集所属各郡的士人考试。克庄按照流寓士人的规定，以《诗经》应试，入选江浙行省的名额。克庄当时才三十岁，气质刚强而平和，见识明朗而融通，志向果断而不苟且，是我们同道中卓异的人。当初在广陵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广陵繁盛，珠玉锦绣，家家充实、户户积聚，一时许多贵游子弟斗鸡走狗，以娱乐为事，都是南北街巷中的人。克庄家中本来富有，即使让他离开家去同他们追逐游乐，也未必能使他改变；但他只是跟随师友考究经史，把求学作为事业，对那些少年人的习气漠然置之，毫不在意。等到广陵遭受兵乱，他扶携妻子儿女南下，乡里的豪强带兵接踵而来，占据了浙西；当时又有许多谋士策士乘机遇合以求取富贵，都是东西乡里的小人。但克庄却进入学校教导学生，靠所得收入供给生活；看到那些得志者的作为，淡然处之，心念也不为之动摇。唉，身处富贵之地却不使自己的志向放纵，在患难之时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个人自己树立的根基，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吧！如今有人带着自己的才学到有司那里应试，蘸墨铺纸，安排辞句、分析义理，力求不违背考试的标准，这是众人能够做到的，克庄也能够做到。至于气力足以自我奋发，见识足以自我拓展，志向足以自立，不知道众人看待克庄会怎样呢？从前唐代，士人在乡里被选拔、向朝廷进贡的，大都由熟悉他的人推荐他的才华和品行，然后掌管春官的人有凭有据地信任他，因此取得人才的盛况很盛。如今的制度不是这样。克庄将赴春官考试，所以我特意私下列举他的为人，作为赠言，希望掌管春官的人能够选拔出这样一位士人并表彰他的卓异，用来为世人树立砥砺的榜样。送张叔方序

译士人在乡里被贡举，还没有赴春官考试，却得到主持学校的任命，这不是太平时代的惯例。近来因为道路阻塞，外省担心他久留耽误，便权宜任命他。于是钱唐张谊，字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乡贡的身份，得以担任松江儒学正。叔方精明敏捷、爱好学习，是故贞居先生的侄子，也是鄱阳徐君成中的高足弟子。贞居有清正的才华和深奥的学问，品行高洁超出世俗，被称为一代玄儒；成中通晓经书、磨砺品行，志向坚定不惑，是当时的名士。这两个人比较其行迹，虽然有儒、墨之分，但像贞居的高风，成中的雅操，总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四方士人中，本来就有仰慕他们、想同他们交游却不能如愿的人。而我们的叔方，一方面作为侄子，从他们前后两人那里观察道德；另一方面作为高足，在他们左右承受教诲。俗话说：‘在绳墨尺度之下，不会有弯曲的木材。’叔方有这样贤能的父辈和老师，他所受到的造就，本来就会有异于常人之处吧！如今他在乡里被贡举，向春官进身，进一步列入五十人之中，出仕而施行政务，必定光明伟岸，使我们同道欣喜畅快，何况担任教育职务呢！不过，外相本来就将借此培养我们叔方的器识和学业，使他达到长远而宏大的境界，不要只顾轻视自己，说：‘这是清冷的官职。’ 这样或许才不辜负外相的用意，叔方，你要努力。送勤上人学成于天竺序 自从佛法流传到中国以来，历代君主都知道尊崇推重它，大概没有比元朝更兴盛的了。然而元朝不只是供奉佛像、奉行佛教，而且不惜远行万里到西域，迎请佛门后裔，使他们成为皇帝的老师，隐然形成了与朝廷共同治理的势力。因此名师大德各自凭智慧奋发兴起，以护持佛教。元贞、大德年间，有一位佛海大师，起于浙东，历任大寺住持并讲法，成为人天师表，多次受到皇帝宠眷，阐明宣扬证悟之道，能够符合皇帝的旨意，众人都说他有随机应化、辅助教化的力量，这就是如今勤上人的法祖。当年我的先人以经术在越中教授学生，佛海大师正辞去上天竺寺的住持之位，回到自己得度的寺院养老，并且选择俊秀弟子作为法门的荫护，间或派二三个人来学习，勤上人就在其中。先人辞谢说：‘我所讲的性命、道德之学，与你们所宗奉的学说并不相合，本来不应让我的老师佛海派人来。’勤上人却请说道：‘人们也有这样的话：东方海边有圣人，和我们同有此心、同有此理；西方海边有圣人，也和我们同有此心、同有此理。先生如果能用东方圣人的道理启发我，那么西方圣人的道理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先人既然佩服佛海大师高明的见识，又尤其喜欢勤上人的聪颖奇异。一夔当时侍立在旁，偶然听到这番话，如今还记得。后来上人出游四方，更加求取西方圣人的道理，修行日益精进，学业日益兴隆，成为首座，却仍说：‘我的儒家老师是徐先生。’今年冬天，我在吴淞江上遇到上人，感叹说：‘佛法衰落，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佛道本来是自利利人，杭州的湖山是我祖师教化经过的地方，我将要在那里结茅而居，穿草衣、吃粗食，取佛经中的一切典籍，穷究三观的宗旨。假如确实能够从圣人的道理中有所领会，又何必一定要坐在狮子座上挥动麈尾，才算实行佛道呢？’我近来看到出家为佛的人，因观察世俗的现象而自行停止修行的很多。如今上人不被世俗现象阻挠，反而更加精进，难道不能称为卓然有见识的人吗？我在杭州游历已久，虽然流落在其他郡县，内心却从未不在杭州山间水边。如今老了仍一事无成，也将打算采用上人的计划；早晚如果能够实现，就将同上人结社。上人归去后看见水光山色，请替我祝祷说：‘不要让我们社中的人迟迟不能到来。’ 《始丰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三 （明）徐一夔撰 ○序 《序灌园生》钱唐潘时雍读书作诗，清廉耿介，自我约束；他看待当世的权贵富人，虽然并非不想要他们所有的东西，却不愿用谄媚取容的方式侥幸求得一时富贵，宁可贫贱而使自己的志向畅达。郡城东面，距离城墙不到二百步，有十多亩土地和一口古井，是宋代辇院的旧址，早已归入居民手中，荒废弃置而无人治理。他闲暇时经过那里，徘徊察看说：‘这里难道不足以作为我的生计吗？’后来买下了它，清理出一亩地建屋，其余土地分割成畦，纵横数十垄，种植若干种蔬菜。天稍微不下雨，他就把桔槔放在井上，俯身前进、仰身后退，桔槔发出轧轧声，像龙在鸣叫，把井水打出来灌溉。灌完水，他便提起破旧的衣服鞋子，沿着菜畦巡视，看见菜色青翠，像绿云覆盖大地，便高兴地说：‘生机像这样，就足够了。’他采摘鲜嫩美味的菜，供给父母妻子儿女食用，其余的卖到市场上，每天以此为常，从不停止。有人说：‘钱唐是陆海般的财富之府，是鱼盐、蛏蛤的产地，羽毛、皮革、竹子、箭杆的生长地，也是象牙、犀角、珠玉的汇聚处。街市上的居民用贫穷求富贵，以十金为本钱便赚得百金，以百金为本钱便赚得千金，拥有万金的家庭彼此相望。又因为这里是现今行省丞相的治所，过去天下太平时，丞相只能守法行事；如今天下多故，丞相奉行制命，可以自行授予爵禄。人们无论卜筮、医术还是各种技艺，只要能够表现自己的才能，不必离开妻子儿女、违背父母，跋山涉水走远路，便常常能获得显要职位，身系金印、拖着紫绶，在大道上飞驰。从中古以来，道德的意义已经泯灭了，只有声名和利益能够惊动世俗。你年纪正富盛，又居住在声名利益汇聚的地方，却不向他们求取宠荣，反而做这种事，为什么呢？’时雍说：‘唉！尺有尺的短处，寸有寸的长处；他们所能做的，我却做不到。我难道也能违背自己的本性，把我不会的事情当作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吗？所以我宁可把自己归入农民一流，让人称我为“灌园生”，灌园生并不推辞。’唉，习俗改变人，已经很久了。从今以后，钱唐人不崇尚经营财货而崇尚道德仁义，不崇尚奔走争逐而崇尚恬静退让，难道不是从时雍开始的吗？所以我记叙他的出处行迹，用来劝勉那些趋附声名利益的人。《钱南金诗稿》序

译诗人的言语贵在平易，不贵在奇异怪诞。横渠先生说过：‘《三百篇》的诗不过是举出眼前的事情，却把最高的道理寄寓其中。’这是最善于谈论诗的人。诗，以情性为根本，以问学来充实，以才气来发抒，以思致来拓展，这才叫诗。不懂得从这里下功夫，却专门追求光彩炫目、声势烜赫来惊动世俗，不能算作诗。《三百篇》已经不可超越。经历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以及本朝盛世，各代都有诗人，大家巨匠的作品都在。试拿来读一读，虽然他们才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无高下差别，但观察他们缘情写事，有的短章寂寥，有的长篇从容，有平易而没有奇怪；至于意味隽永，则悠长宏阔，反复品味而没有穷尽。再看近代，有人斥责平易为庸俗腐朽，指奇怪为神奇俊逸，号称一家之体；如果不是神仙鬼魅、金玉锦绣、龙虎鸾凤、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词语就不肯写，这又怎么样呢？华亭钱君南金，深居不出，吟咏长啸，处在云水空旷的境界，不求别人知道。从前我看到豫章辛好礼有同君唱和的诗篇，知道君擅长作诗。近来我在曲江遇到钱思复，谈论淞上诗人时，他也把君列为第一。两位以诗著名的人都称赞君，我心中十分仰慕。今年夏天在蒨溪兰若相会，交往了十多天，于是拿先前所说的观点同他商量。君认为我的话正确，便请我为他平生所作的诗写序。我读完他的诗稿，觉得清新而不枯淡，华美而不艳丽，整饬闲雅而不浮泛，精密切实而不刻板，摒弃了奇异怪诞的言语，获得了诗人的真意。君年近老成，能够自我充实涵养，正如珠玉藏在深渊而光泽内蕴，应当会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我姑且写下它们相合的原因，放在诗稿卷首。《齐寿堂诗》序 鄱阳周君叔彬的父母，同生于至元乙酉年。他奉父母为避乱来到浙地，到现在至正丙午年，两人都已经八十二岁，却同样康宁。叔彬高兴地说：‘这是上天用来赐福给我的啊。’于是就在父母起居饮食的地方题名为“齐寿”，以使父母心中喜悦。叔彬正凭通晓经书起家，他所交游的都是善于言说的士人。每逢父母生日，他便奉酒祝寿，又作诗使他们高兴，积累起来编成诗卷。叔彬请我作序。我认为天下不一定能得到的事情，就是人的长寿。偶尔有能长寿的人，也未必会同时出现在一家之中。如今叔彬的父母同年出生、同样长寿，又同样康宁，这是得到了常人不能得到的事情。叔彬的喜悦，应当怎样呢？试来谈一谈。两位老人能够长寿，有两个原因。大江以东，洪流大水，峻岭深谷，环绕汇聚、层层阻隔；地脉的联结，风气的积蓄，深厚雄固，所以那里的人多长寿。国家统一之初，土地广大、物产众多，恩德遍及、仁政普施，战鼓不惊，哀声不起，民间乡野一派安乐祥和，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必定长寿。从两位老人来说，他们所居之地正是大江以东，他们出生的年月正是国家统一之初。他们本来承受山川积聚的厚重，又赶上国家正当兴盛的时运，长寿不同于常人，是理所当然的。譬如坚贞的松树、刚劲的柏树，扎根牢固，树干强健，承受的雨露深厚丰沛，即使猛烈的风和暴雪也不能摧折拔除它们。如今有人处在轻浮扬散的地域、衰败微弱的时代，向上看待两位老人，就像用朝生暮死的菌类来议论日月的运行，有谁不指称他们为奇异呢？我曾在堂上拜见两位老人，看见他们耳聪目明，精神饱满、气力充足，谈起盛世时亲身经历的事情，连续不断，忘了疲倦。退出来后我叹息说：‘百姓和万物都已凋零，像两位老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太平时代的明显征兆吗？’观察世道的人，也应当从这里有所取法。至于诸位君子的诗，既善于颂扬又善于祈福，不必再加评论，所以特意推究两位老人长寿的根由，为他们作序。○题后 题写在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复行实》之后。我记得甲午、乙未年间，曾同博陵崔元初在西湖上相会。元初当时任淮南行省宣使，擅长文章，气势充沛，言辞灿烂，一时才俊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后来我到乡村躲避战乱，有八年没有见到元初，心想元初已经升任显贵官职了。一天在友人的案几上看到一大卷文书，取来一看，原来是元初进呈端本堂五箴的稿子。读完后，感叹羡慕他的文章更加精工；又看到卷末，有几幅文稿，题目写作《述亡弟永复行实》，我惊讶地说：‘永复，是元初的讳名啊。’元初死了吗？考察这件事的始末，才知道元初已经去世三年了。唉，可惜啊！他的兄长元亨悲痛深切，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元初有才华却没有长寿，作为朋友尚且惋惜，何况是他的兄长呢？有人说：‘上天要扶助的鸟，给它两只脚。’然而有才华又长寿的人，也何止一两个？为什么偏偏对元初吝惜呢？造物主幽深莫测，无法解释。姑且把事情的结尾记下来，以舒解我的悲痛。题《永思亭》卷后 自从乱离以来，往日的朋友有的活着、有的死去，有的沦落在异地。我常想写一篇《怀友赋》来宣泄思念，却一直没有写成。这次游历嘉禾郡斋，达实氏的止善拿《永思亭记》和一卷诗给我看。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同郡的朱石伯、言陶凯，中立郭公葵，秉心陈秉彝，性初南阳堵简无傲，金华王祎子充，曾在钱唐宗阳宫相会。当时止善请他们为自己的永思亭作论著，伯言实为它作记，中立、秉心、性初、无傲、子充以及一夔六人作了赋诗。止善任官游历后回来，也寄居在嘉禾附近，拿它来给我看。我考察并数说这些人，无傲已经为国事而死，子充在江东，性初也去了大江以西，他们是生是死尚且不能知道。伯言隐居越地之上，中立、秉心回到家乡郡县，而我留在浙西，都是幸而活着的人；想要重新叙续从前的交情，却相距遥远，无法实现，只能在尺幅纸张中看到他们的文章笔墨，反复吟咏、抚玩欣赏，哪里抵得上面对故旧的思念呢？然而按岁月推算，距离现在不过十一年罢了，哪里料想到国家已经完成的事业，竟会在一旦之间被抛置到分崩离析的境地？从前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被阻隔，有的被禁制，不能聚会来辅佐德业，不知道从今以后，那些幸运活下来的人还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因此记下这些，等待将来再次观看。至正二十四年九月某日题。○诔 黄处士诔 至正十二年十月，暨阳处士黄先生名礼，字子敬，九十岁去世。安葬在湖州花城原野之后，他的儿子黄溥屈尊同我交游，于是搜集他的品行事迹，为他作诔。诔文说：

译黄氏的出身，始于轩辕。后来建立国家，居于江汉水滨。到了春秋时代，辅佐齐国建立功勋。有熊氏嫉恨他，覆灭了他的宗庙祭祀。他的后代散居朔方和南方，族类实在繁多。到了东京时期，有光大而文雅、以贤德著称的人，和颜香一样孝顺，和骞琼一样官位达到三公。琬氏聪慧超群，也有美善的德行。他遭受党锢之祸的冤屈，根基坚实，源流深厚。到了宋朝末年，有一位提刑君，有德行、有功烈，乘皂盖、树朱旛。这位提刑君的籍贯在闽地，他来到越地，仲子昕就是处士的祖先。祖先开始成为越地人，处士出生时，端正专一、安静温和，以诗书为居室，以礼义为墙垣。为什么没有善终，偏偏遭逢不好的时辰？宋朝国运终结，海上尘土飞扬，他收敛自己所有的才学，却没有可以遵循的道路。想要洁身自守，又怎能供养父母？于是放弃文章，改做刀笔吏的事务。在污浊的吏职中任事，却扩充儒者的仁心，以此救济时局艰难。这不是他本来的志向所在，虽然他吝惜施展自己的才华，却使后代得到宽裕。有贤良的儿子，学问丰富、品行纯正，向西游历到吴兴，能够昌盛他的家门。有田有屋，可以供养父母早晚起居。处士逍遥自得，享年九十；德行和年齿都很高，却没有达到显贵的职位。这是上天对万物所作的安排，给予它们的羽翼和足够相称。通达事理的人知道满足，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古代的道理，是根据实际行为来确定谥号；没有官位和名号，也有应当尊重的道义。我实在是年幼无知的人，不敢轻慢地陈说，只能累述他的品行、铺陈文辞，向博闻之人告知。唉！愿处士的芳名长久流传。○书 致危大参书 一夔没有什么可以相比拟的地方。早年曾经学习科举之学，后来屡次参加有司考试都不顺利，估量自己不足以凭此立身，于是又从古人的文章辞章中寻求古人之道，似乎渐渐有所领会。近来因为战乱的缘故，寄居在浙水西屏，放下过去所学，专门取经史传记以及各位大家的文集来伏案诵读，含英咀华，仿效他们的步伐，越发似乎有所收获。然而我也颇为自我期许，所以即使身处乱世，饥寒逼迫，也不忍放弃这一事业，妄图谋求一时的富贵。只是因为不能得到宗师巨匠的指正，深以为憾。近来听说合下持我所作的文章去请教尚书，尚书认为其中有作者的风格，并且期望我将来可以达到更远的境界，于是我才稍稍有了自信，只是独自遗憾尚未能与合下相见。如今朝廷之上，凭文章取得显要地位、寄托天下士子希望的，只有合下而已。我私下曾读过合下的文章，组织文辞、陈述义理深厚典雅，不多不少，动辄合乎法度；言语确切而充实，文态繁茂而有光彩，意味幽深而久远。这大概是因为合下曾受业于吴文正公，已经得到学术的端绪；又如清河范太史、蜀郡虞内翰，也都亲自接受过他们的熏陶，涵养融会而充实流畅，根本坚实而枝叶茂盛，所以文章一经发表，足以取信于当世并流传后世。像合下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我一夔所希望接受教诲的吗？去年我遇到陈编修，曾拿自己所作的五篇文章同他商讨，过了很久，陈编修对我说：“我曾把你的文章推荐给中书的危公，他一定会了解你。”我于是私下想到：我距离合下四千里，介绍也不通，拜见的礼物没有准备，低头抬头、行拜揖礼都未能到您面前，却贸然凭这区区文章求知于您的左右，难道不是太简慢了吗？因而更加惶恐。今年我在天竺拜访俊禅师，禅师过去曾与合下交往，而且同合下有旧日交情，偶然谈到这件事，禅师说：“危公是德行盛美的人，地位越高而内心越谦下，声望越隆盛而操守越简约；他取人只凭言辞，不凭繁文……”（缺）禅师又对我说：“应当再把你所作的文章送给危公，使危公全面了解你。”于是我立即（缺）抄写所作文章十篇，并且说明自己的不才，请禅师代为转达。过去秦少游尚未得志时，曾文昭公正在史院，参寥子确实推荐过他的文章；文昭公称赞他的辞藻瑰伟宏丽，言近旨远，甚至说仿佛得到明珠大璧。当时秦少游通过文昭公的介绍，未曾送上礼物，未曾修行俯仰拜揖之礼，也未曾到他面前拜见，但他们相知之深，不只是像父兄之间的交契，也像婚姻亲党和乡里故旧一般。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声音相互应和，意气相投的人彼此亲近。然而古人中没有见面却彼此相知的，大概也是有的。我一夔虽然不敢私下把自己比作秦少游，但合下招纳士人的气量，不在文昭公之下；禅师乐于成全善人的心意，也不异于参寥子。如今我所处的情形，似乎可以自附于这个先例。恭敬地希望合下推广教养人才的义举，像文昭公答复秦少游那样，赐给我一句教诲，这就是我的大幸、大幸。我今年四十五岁，已到晚年末路；如果能够列名于作者之后，那么区区志愿就不会落空了。蒙上天赐福，日后再来拜受合下的恩赐，也还不算晚。只希望您怜悯体察。答谢危大参的信 我仰望您的风采，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时局艰难、道路阻隔，不能向北走四千里，来实现亲自拜见您的愿望。去年陈编修来到南方，我拿自己所作的拙文五篇同他商讨，但不敢贸然以此求知于您的属下。没有想到陈君把拙文转给郑博士，郑君最终又转达给您。陈君的推荐宣扬、郑君的举荐奉送，他们的心意确实美好，但从礼法上衡量，却不是本来应有的做法。今年三月，我在钱唐拜访俊禅师，知道他同合下有旧日交情，便偶然谈到此事，于是说明自己所以显得简慢的缘由，并附上近来所作的拙文十篇，请禅师代为转达，希望在礼数上或许能稍有弥补。估计信还没有送达，不久到了六月十七日，入闽的诏使路过嘉兴，召我到面前，传达合下的意思，授给我建宁教授的敕牒，并且说：“危公得到你的文章，像获得珍秘之宝；提拔你为校官，只是做官的起点罢了，还不足以完全发挥你的才华。”我惊喜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才知道合下因为先前我所送的区区文章，便加以奖拔录用，根本不计较是否认识我，也不计较我求见时礼数是否恭敬。若不是合下德行盛大、胸襟宏阔，同古人相符，谁肯这样做呢？我先前的信中冒昧引用曾文昭公对待秦少游的故事作为比拟，今天看来，确实相类似。以我一夔的疏陋，哪里敢拿自己同秦少游相比？但合下招纳士人的气量，比起文昭公又超过了他，为什么呢？文昭公对于秦少游，只是欣赏他的文章；后来任命他校书，却不完全出自文昭公一人。如今合下对于我一夔，不仅取用我这点文章，还使我蒙受一项任命，获得可以达到远大前程的机会，这实在是恩德深厚。承受这样的恩德，哪里说得尽呢？尚未来得及当面拜谢，正逢郑掾有便人可托，谨此表达我向往感激的诚意，恭请您明察。○墓志 颜钦若墓志铭

译天长的颜惟中当时说：他的兄长颜钦若已经安葬后，便把事情告诉徐一夔说：“悲哀啊，我兄长钦若的死！从前至正十四年夏天，寇贼来到天长，我们迁家到吴门躲避。刚过三个月，吴门陷落；从吴门赶往钱唐，刚过三个月，钱唐又陷落。于是横渡浙地向东，在上虞寄居了三年。后来又向东走，地方仍不安定，只得再折向西。因为松江偏处西部一隅，便寄居在华亭的青龙镇；又过了三年，我兄长因脾胃疾病去世了。那是二十三年正月二日，享年三十二岁。临终时他握着惟中的手诀别说：‘我的志向从来不敢落后于别人，这是弟弟你所知道的。如今却死在流离之地，难道不是命吗？这实在可悲啊。’我们颜氏宗族本是兖国公的后代。靖康之乱时，金人蹂躏中原，族人逐渐迁往南方，最后在淮安的天长定居。称作千一总辖的，是最初居住在天长的祖先。从曾祖父到父亲，都靠资财置业而起家。我兄长年轻时就很有奇异的气概，不同乡里的普通孩子交往。我们家居处南北交通要冲，名人魁士常常经过并在这里作客，他总是请到家中，借此增长自己的见闻；而那些名人魁士见到我兄长的言辞意气，也退下来对人说：‘颜钦若是奇异之士，不可错过他。’” 他平日常说自己功名可以很快成就，曾经以经学参加有司考试而没有成功，便说：‘这不值得放在心里。’等到寇贼到来，他向父亲说明，请求散发家财、召集百姓来保卫乡里，认为可以借此建立功业。父亲阻止他说：‘财物并不是我吝惜，只是你们都是读书人，军事并非平日所熟习，恐怕造成不能挽救的后果，不如暂且躲避。’他不敢违背父命，便停止了这件事。正打算躲避兵乱时，父亲突然患病，终于不起。我兄长悲痛过度，几乎丧命。老母亲还在堂上，劝他说：‘你的父亲已经死了，难道我也不想活了吗？’他才稍稍节制悲哀，率领惟中办理丧葬之事，并且告诫他不要因为仓促忙乱而怠慢父亲。从开始服丧直到祭奠、下葬、返虞，没有一件违背礼制。丧事办完后，他奉母亲同行，凡是有利于奉养母亲的物品，都让惟中先到前方收集而已；他奉母亲随后赶到，因此母亲虽然经历险阻，却始终像在家中一样。有一两家姻亲也一同上路，饮食起居都视同一家，前后五六年如同一天。唉！凭我兄长的才干和品行，哪里料到竟突然止步于此呢？此前一年，我嫂嫂去世；此后两年，我的两个侄子又相继去世。这又是加倍的悲哀。道路已经阻塞，不能返回安葬；邑人、原鄞县丞任某捐出青龙镇南亭桥原一亩多地，于是就在去世那年二月十七日，把我兄长暂时安葬在那里，嫂嫂附葬于旁。惟中深深哀悼兄长，既遭逢乱世，又没有长寿，怀抱未实现的志愿而死。他曾经想到要向能够立言的君子求取墓铭，以彰明兄长的志向。如果死者有知，将不会因自己不幸而在地下悲伤，只是还没有得到寄托。先生诚实而有文才，希望您哀怜他而赐下墓铭。我并不认识钦若，但凡见过我的朋友同钦若交游的人，说起钦若之死，有叹息的，有抽泣的，有流泪哭泣的，都说：‘这样的人竟止步于此吗？’由此可知这个人的贤德。如今他的弟弟能够安葬兄长，又请求墓铭来谋求永久流传，那么他兄长的贤德也足以得到证明了。我虽然没有才德，难道敢推辞为他作铭吗？钦若名惟臣，祖父名仁寿，母亲殷氏，父亲名奇，母亲殷氏，妻子徐氏。去世时三十岁。儿子某，去世时八岁；女儿某，去世时二岁。铭文说：活着时，时运没有遇上太平和乐；死去时，寿命也没有达到艾耆之年。为什么赋予他的才质如此优良，却让他承受的命数如此奇特？美玉还在璞中就被毁坏，大树已经长到两手合抱却又枯萎。唉！这真是可悲啊。元故敦武校尉、益都翼管军上百户邹君墓志铭。

译邹君名世闻，字文达，是登州黄县人。世代凭武职起家。高祖邹斌，元初因随军征讨有功，由尚书省发给文书授予忠勇校尉，管军千户。后来平定河南，确定俸禄品秩，因为所统军队不多，多次改授管军上百户。曾祖父邹宁、祖父邹威、父亲邹震，都世袭了这一官职。邹君身材魁伟，鼻梁高、口方，胡须浓密挺立，看上去庄重严肃。他天性淳厚笃实，同人交往有恩义情意；但很憎恶邪恶，见到做坏事的人，即使平素有交往，也一定断绝关系，毫不顾惜。他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武人子弟，广泛涉猎经史，致力于通晓大义；旁及医药、书算、音乐，也都学习。起初，江南平定后，他的父亲以敦武校尉、益都翼管军上百户的身份，跟随主帅出镇宋都。至正初年，辞去官职回到乡里。邹君按例应当世袭官职，但不忍轻易离开父亲膝下。他的父亲告诫他说：‘这是祖上的恩泽，你要努力。’于是他才开始请求承袭，品阶改授进义校尉。至正六年丙戌，峒寇侵犯汀州、漳州，他跟随江浙行省左丞呼图克布哈讨伐，能够率领一旅军队击破寇贼前锋，进阶为敦武校尉。十一年辛卯，海寇在台州起事，他跟随江浙行省左丞博啰讨伐。寇贼依仗海上地势，很轻视王师。邹君率领善于水战的人驾船出击，亲自冲在士卒前面，迎战并击败了他们。贼人归顺后，朝廷额外赏赐了银帛。邹君官位虽然只是偏将，但通达敏捷而有才识；凡百姓的诉讼涉及军队时，有司便移交军府共同审理，军府总是让邹君裁决，人们没有认为不公平的。杭州支郡濒临海边，百姓私自贩卖盐，军府每年派一名上百户率兵镇守；军府每次派邹君巡行，他禁令严明，百姓不敢犯法。蕲寇侵犯杭州的那一年，邹君正好在当地镇守，有一群不守法的人想谋划响应，邹君日夜整治部伍以震慑制服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妄动。张氏随后攻陷姑苏，浙西震动恐慌，有官职资历的人多半急忙趋附张氏，邹君却咬牙切齿地怒骂他们。他估量自己年将老，力量已经耗尽，援军又少，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于是退居峡石郊野；峡石就是他曾经镇守的地方。不久因病去世，那是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四日。他生于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八岁。娶同郡李氏，继娶田氏、胡氏。儿子五人：长子观，任山东义兵千户，后来在他去世一年后因军务死亡；次子课，年幼时早亡；次子确；次子益；次子勉，任江浙行省宣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户〕 女儿二人：长女嫁李继先，次女嫁同知莱州事周仲彬。孙子三人：守信、瀛、浙。孙女一人，曾孙二人。邹确具有至孝的品行，在邹君去世那年八月丙申日，择定葬期，安葬于钱唐县凤凰山担水关的原野。安葬以后，他仍然孤单悲痛，如同还在服丧。他拿着友人周昉所写的行状，再拜请求说：‘先人不幸，怀抱志愿而死；我这个不肖的孤儿想为他谋求不朽。其他人不值得请，只希望先生哀怜而赐给他一篇墓铭。’我推辞不得，于是为他叙述世系和生平经历。因而感叹：邹君作为偏将，行为足以成为风俗的典范；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但如今的制度把文武分为不同科目，最终使他不能充分施展所长，湮没在乱世之中。可惜啊！铭文说：美好啊，他的后裔出自邾国。五代担任武职，世代承袭。才干充足、品行完美，任用他却受到限制。遭逢时代不利，气概反而更加崛起。有想了解他的人，就看看这篇记述。鞠隐先生墓碣

译鞠隐先生名嗣寿，字得仁，姓朱，世代居住在台州临海。他的十一世祖朱希述，宋代任殿中侍御史。传六代到宣抚司掌机宜文字朱友直，才迁居仙居县东门。又传六代到乡贡进士朱懋，是先生的曾祖父。祖父朱智，父亲朱元豪，曾补任武学生。母亲应氏，继母金氏。先生幼年聪敏颖悟，读书一目数行，每天能记近万字。写文章时，润笔铺纸，立即写成，洋洋洒洒数千百言，仿佛不需要费力构思。乡校老师都认为他奇异。台州自从得到金华王氏传授考亭夫子的学说，在上蔡书院讲论道学，跟从的人很多，性理之学一天比一天兴盛。先生长大后，认为学问不能超出这一范围，虽然读得多也没有益处，于是深入研究濂洛诸书，穷究其归宿旨趣。后来凡是写文章，他的议论一定以性命之理的深奥内涵为根本，不写华丽辞藻、绮靡语言来向世俗夸耀。同郡紫岩周先生润祖，学术受到乡里推重，年轻时曾与先生同舍；相见谈论学问时，先生高明的见解层出不穷，周先生整肃衣襟，感叹佩服。长潭陶君陶凯，比先生稍晚出道，也凭文学知名；四方人士每次见到先生，总是用对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先生曾说，世俗所谓做学问，不过是凭借讲说、帮助记诵罢了；至于寻求亲身实践的真实功夫，大概很有惭愧之处。因此他侍奉父母，凡是自己力量能够做到的，一定竭尽全力。父母去世后，他悲伤哀痛，几乎毁伤身体；治理坟墓墓穴，一定完全合乎礼法，不给后人留下遗憾。他处理兄弟关系时，害怕情谊有所不和，便建造顺德堂来表示对弟弟的心意。后来分割财产、各自居住，家境很是衰落；他去世时，各位侄子贫穷不能下葬，他拿出自己的财产为他们安葬，不因此连累自己的儿子。他对待宗族亲党，不因贫富而使礼意有厚薄差别，乡人都称赞他。春秋祭祀时，必定遵循先代正人制定的家礼；如果当时的祭品不齐备，就不勉强进献。教育子孙，必定把读书作为首要事务，并且告诫他们说：‘不读书，就不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晚上便坐在堂上，召集儿子和孙子来到面前，按次序站立，询问他们当天所做的事情，再次训诫他们，直到二更才退下，把这作为常规。他在各种事情上的表现，大致就是如此。忠介公台哈布哈是台州进士及第的人，等到他升任要职后，见到台州的老成前辈，都像对待乡先生一样尊敬，对先生尤其优厚，便把他推荐给朝廷。当时先生的父亲已经去世，有一天先生听说此事，写信答谢说：‘俸禄能够惠及父母，才是仕进的荣耀；父母已经去世了，我不愿意做官。’ 台哈布哈也不愿强行违背他的志向，便作罢了。晚年辞去家事，在东园置办别业，引水种树以自我适意，栽种了几十株菊花，说：‘菊有隐士的操守，我实在喜爱它。’于是自号为鞠隐。求学的人尊敬他，不直呼他的姓名，因而称他为鞠隐先生。他于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的妻子吕氏有贤德，早他十二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公立，次子公成，都能够继承他的学问；公成早他四年去世。女儿一人，嫁给同县杨弘祖。孙子六人，名为某、某、某、某、某、某。孙女一人，嫁给同县吕志尹。曾孙男（缺）人，曾孙女（缺）人，都还年幼。先生去世十一年后，公立把灵柩奉葬在县东门外若干里，乡名庆云，山名石牛原，地名东岙，并把他的妻子附葬在那里。时间实际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正月二日。公立办完丧事后，同他的朋友安阳韩谔商议说：‘墓铭还没有托付给人。’韩君说：‘写墓铭非徐君不可。’于是前来请求墓铭。铭文说：做学问崇尚义理而不崇尚博多，写文章崇尚质朴而不崇尚浮华。道理不能在当时施行，却能在家庭中施行；收敛浮华而归于真实，他的德行非常美好。他归于完整，又还有什么可叹息的呢？《始丰稿》卷三 ●钦定四库 《钦定四库全书·始丰稿》卷四 （明）徐一夔撰 ○杂述 正统问

译我的朋友周元亮，他的祖先曾经在宋朝做官；我们一见面，他就常谈宋朝的事情。有一次他跟我游览西湖，登上万松岭，寻访宋氏旧都，我们席地坐在草上，于是谈到正统的说法。我说：“所谓正统，是把天下看作统一的，就把正统归给谁。眉山苏氏说过：‘所谓正统，就如同说拥有天下罢了。’”元亮说：“宋太祖接受后周禅让以后，平定江南、湖南、岭南、荆地、蜀地，直到吴越也都畏惧听命；没有臣服的，只有河东一小块地方，这已经可以说是拥有天下了。近来我看到四明陈氏所著《续通鉴纲目》，其中记宋太祖去世时说‘宋主赵某去世’，到太平兴国四年才开始把正统归给宋，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尚未臣服，所以把宋当作敌国来对待吗？”我说：“不是这样。宋太祖北征时，曾通过河东的间谍对刘承钧说：‘你们家同后周世代为仇，所以应当不肯屈服。如今我同你们没有隔阂，为什么还要使这一方百姓重受困苦呢？’刘承钧回报说：‘河东的土地和军队，不足以抵挡中原的十分之一。然而承钧家世代并不是叛逆者，只是勉强守住这里，大概是害怕汉氏断绝祭祀。’” 宋太祖哀怜他的话，于是没有继续征伐。由此看来，河东不足以成为宋朝正统的妨碍，是很明显的。那陈氏的书，难道真是最恰当的论断吗？”我又说：“有人说这种说法本出于朱子。”我说：“朱子回答陈安卿说：‘如果按照正统来论，那么秦朝初年还不能算，必须平定六国以后才归于秦；晋朝初年还不能算，必须消灭吴国以后才归于晋；隋朝初年还不能算，必须消灭陈国以后才归于隋。’于是又说，像本朝也必须兼并河东以后才算在本朝。朱子确实有这种说法。我私下考察他回答问题的意思，认为从唐朝以后，正统在后梁；后梁的统绪在后唐；后唐的统绪在后晋；后晋的统绪在后汉。后周篡夺后汉，废黜湘阴公刘赟；他的父亲刘崇在河东自立，所以汉朝的正统仍在河东。根据朱子的说法，再按照当时的大势来衡量，用于秦、晋、隋，是正确的；用于宋朝，却有可以讨论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六国的力量可以同秦朝初年的秦国相抗衡；吴、陈两国的帝王拥有江南，也可以同晋朝初年的晋国相抗衡；隋朝初年的隋国，仅凭小小的河东却想同宋朝初年的宋国抗衡，以一敌九，大小强弱并不相称，明明白白可以看出。这一定是朱子一时回答问题时这样说，并不是他终身不变的定论。何况宋太祖出生时，符明宗曾在宫中为之祝祷；到他接受禅让时，又因陈桥六军之变，天命和人心都归附于他，实际上开创了三百一十六年有道统治的根基，难道可以不把正统归给他吗？陈氏的书，大概采用他祖父所编取的从伏羲以来直到祥兴年间的事迹，编成四言韵语，押以声韵，名叫《历代纪统》。又同他的父亲陈泌仿照《纲目》的体例，尊《纪统》为经，疏理其始末作为传来刊行。如果说它本于朱子，那就是执守朱子尚未确定的说法，以此判断是非；这算是忠于朱子，但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臆见，我就不敢认为是最恰当的论断。元亮很以我的话为正确，于是把它写在篇中。《欧史十国年谱备证》五代时期，十国中称帝改元的有七国；荆楚、吴越则一直使用中原的年号。欧阳公《五代史》撰写十国世家年谱，写到吴越时说：“听老年人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查求其事迹却不可得，只有得到钱氏封落星石为宝石山的制书，上面称宝正六年辛卯，这才相信吴越曾经改元。”欧史所依据的就是这件事；之所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是怀疑这个年号只在国内使用，而不在外国使用，后来又把它讳言了。至正年间，我为躲避战乱住在海宁州东边，有个姓许的人曾经开辟大宅，发现一座古墓，墓中有墓志砖，大概是钱氏将领许俊的墓。许俊十八岁从军，凭骁勇善战立功，屡次升官至节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宝正三年去世，葬在这里，墓志所载年月十分清楚，这又是钱氏改元的一条证据。可惜欧公没有见到它。钱镠消灭黄巢，杀死刘汉宏、董昌，取得两浙之地，又不断向中朝进贡，似乎没有称帝改元的事情。唐明宗刚即位时，安重诲掌权，钱镠写信给安重诲，言辞有些傲慢，安重诲大怒。正好使臣乌昭遇、韩玫出使钱镠，召他还朝；韩玫诬称乌昭遇说钱镠称臣并舞蹈，安重诲便上奏削去钱镠的王爵。钱镠大概是受到刺激才这样做的。然而钱镠去世那一年，实际是唐明宗改元长兴的壬辰年，也就是宝正六年的第二年。安重诲被杀是在长兴二年夏天，而钱元瓘上表请求恢复钱镠王爵，是在安重诲死后；所以钱元瓘继位后不再改元，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依我看来，钱镠在梁末帝贞明二年被加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并设置官属；唐庄宗进入洛阳后，他厚献财物，因此得到赐予玉册金印，自称吴越国王，把所居之处改称宫殿，官属都称臣，又派使者册封海中各国的君长。至于许俊这样的官员，分开来说不过是一个陪臣，却也授予上述官名，俨然已经实行帝王之事了，难道要等到安重诲断绝关系后才这样吗？欧公距离五代不远，老年人所说的，大概是可信的。当时十国都不属于中原所有，钱镠是否称帝改元，也不值得争论；这里只把所见记录下来，作为欧史的一条证据罢了。苏颍滨论冯道，未免过于宽恕

译冯道先后侍奉四个姓氏、九位君主，欧阳公讥讽他反复变节、侍奉仇敌，有损大臣的节操。只有颍滨评论这件事而对他表示悲悯，他说：“冯道虽然做宰相，但权力并不由自己掌握；在政权兴亡交替之际，他有时在朝廷内部，有时在朝廷外部，祸乱的发生，并不是他的过错。他辅佐明宗时，能够用恭敬节俭劝导明宗，十年之内，中原渐渐安定。耶律德光灭亡后晋，大肆杀戮；冯道看出他强悍难以用庄重正言开导，便设法用诙谐的话晓谕他，耶律德光于是停止杀戮。周太祖起兵推翻后汉，声势非常强盛，冯道仍像平日一样对待他，周太祖的气势受挫，便假意派冯道去迎接湘阴公；冯道还没有回来，周太祖就篡夺了后汉。”颍滨还说：“把冯道同古人相比，可以看作管仲、晏子。”又说：“管仲、召忽同样侍奉公子纠，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没有死，反而又辅佐齐桓公。拿冯道比管仲，他的功劳还不如管仲。崔杼与晏婴一同侍奉齐庄公，崔杼弑杀庄公而拥立景公，有人认为晏子也应该死，晏子说：‘君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死，我就为社稷而死；君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逃亡，我就为社稷而逃亡。若是为了他自己的私事而死、为了他自己的私事而逃亡，除了他的亲近私党，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呢？’最终他仍侍奉景公，后来成为齐国的名卿。” “如果拿冯道比作晏子，或许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他的说法就是这样，却说评论者排斥他，一点也不宽容，大概指的是欧阳公。我起初对此感到疑惑，后来读《诗经》读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反复玩味诗句，发现周公作这首诗，大概是非常伤感，却没有讥刺责备的意思；这才知道颍滨的议论也是诗人忠厚传统的遗意，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唉！冯道先后侍奉四姓九君，评论者尚且还宽恕他，甚至把他比作管仲、晏子；君子不幸，认为冯道仍有可议之处，那些喜欢发表过分言论的人反而更加苛责他，这是为什么呢？述谈 我经过吴地时，听见大夫和君子们谈论属县何氏妻子的刚烈，没有一次不肃然起敬。那一年是己酉年，何某因为是上户而充任里长，负责收集里中所出的一万多石粮食，输送给官府。国家对于粮食征收设置了三道期限，来督促百姓缴纳。到了最后期限，何某所收集的粮食亏缺很多。督粮官害怕因此连累自己，便把何某戴上刑具拘禁起来，并且每天增加鞭打，始终不能筹足粮食，于是又把他的妻子追来，把施加在何某身上的刑罚也施加在她身上。何妻身体柔弱，不能承受。一个督粮小吏见她姿色美丽，又十分困苦，想要私下占有她，偷偷向她献殷勤说：“粮食的事在我手里，只要顺从我，我就能替你免除。”何妻脸红了，没有回答。小吏以为她点头同意，便叫看守把她移到另一间屋子，稍稍放松看管。当天晚上二更时，他前去私会，轻轻推门进去，何妻奋然说：“一定是这个小吏来了！”她大声呼喊有强暴者到来，左右邻居却假装没有听见。小吏强行逼迫她，一边辱骂，一边打她的脸，声音和气势都十分凶厉。邻居们很害怕，渐渐拿着灯烛赶来。到那里时小吏已经逃走，但他的手上仍然鲜血淋漓。当时，何氏妻子奋发刚强，以此摧折无礼之徒；推想她当时的心志，即使有刀锯也看不见它的锋利，即使有鼎镬也看不见它的炽热，即使有虎兕也看不见它的凶猛。那个小吏所看见的，只是她微小的身躯；金玉不足以比喻她的尊贵，冰雪不足以比喻她的洁白。她难道不是刚烈吗？我看世人所称的贞妇，那些凭奇异节操和美好品行显名的，大多是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如今何氏妻子离开内室，身受拘系刑具和鞭打，却一定要完成她丈夫无法完成的征粮之事，她所遭遇的情形是怎样啊？在这种情况下，她所守的志节仍然坚定不移，我难道能不因此肃然起敬吗？《召南》的诗说：“道路泥泞沾湿，难道不能早晚赶路吗？只是说道路上露水太多。”《诗序》认为，这是强暴男子不敢侵犯贞女而作的诗。唉，那个督粮小吏究竟是什么人呢？谈论此事的人请我记述它，所以我特意记下，作为那些趁人危急而放纵淫欲者的警戒。何氏本是元室右族的后裔，他的妻子出自某氏，大概家中有很好的家教。○解 腊月牡丹解

译考察牡丹，生长在巴延以西以及褒斜道一带，起初只列在药物之中，人们并不看重它。唐朝开元、天宝以来，人们才开始珍视牡丹。从宫禁、宅第直到豪门巨族，没有不争相栽种的，还要搜求名品来彼此夸耀。它的品种有姚黄、魏紫之类，共七十多种。它的花具有天然富贵的姿态，品评花卉的人把它列为花王，由此可知它的珍贵。大体说来，各种植物都借助阳气而生长，只是所承受的气有丰足和不足，所以花萼略有不同。其他植物如桃、李等花卉，并不是没有值得观赏的颜色，只是由于它们所承受的气稍显不足，所以随着各自所得的禀赋来呈现美丽。牡丹在春末开放，那时阳和之气已经完全到达，它所承受的气太丰足，所以开放时浓郁芳香、艳丽美盛；姿态的富贵，是其他植物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它大体的情况。然而从未见过在阴气凝固、严寒闭塞的时候，还有像春天一样散发芳香、开放艳花的。赣州的吕氏世代以诗书著名，到吕仲善时才华出众而且有文采。他被征召以后，亲手在自己的园馆中栽了一株白牡丹，便离家很久。仲善任太常，因不谨慎处理祭祀牲畜之事获罪，被贬到淮水以南耕种。后来有诏令，凡是做官而被贬去耕种的人，都规定期限让他们回去看望家属。仲善回家，是洪武六年冬十月。他到家后过了两个月，所栽的白牡丹竟在冰雪中散发芳香、吐出艳丽花朵，形状像玉制的盘盂，映照在风日之中，人人都觉得奇异。洪武九年春天，仲善从贬谪之所被起用，来任杭州郡的幕官，间或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对他说：“植物本来是没有知觉的东西。拿您家的牡丹来说，说它没有知觉，固然不可以；说它有知觉，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假使真认为它有知觉，那么这花在春天开放、散发芳香来炫耀它的浓丽，是常理。如今却在冬天开放，不能说它有知觉。假使真认为它没有知觉，那么这花自从您栽种以后，开放吐艳而不避冰雪，恰好又在您归来的日子开放，仿佛有所等待而这样，也不能说它没有知觉。从前唐叔的禾苗异亩同穗，司空的树木根本不同却连成一体，万物本来就有因人的关系而自行显现的。这样看来，您家的牡丹，或许也是如此吧？”我曾经用万物来验证人的情形：凡是处在顺遂安乐之中，人就意气满足；处在忧患之中，人就意志受挫、气势沮丧。人都是这样。想来处于顺遂安乐的时候，就像春天的牡丹；处于忧患之日，如果能够不因困厄而颓败，反而思考自我振作，不因饥馁而衰弱，反而思考自我充实，就像冬天的牡丹，不被冰雪挫折，反而以浓丽艳美自我显耀。” 那么，这花在冬天开放，难道是偶然的吗？由此看来，同穗的禾苗，是仁德的感应；连理的树木，是德行畅达的征兆；冬天的牡丹，是身处困厄却仍然亨通的征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试着从您改任官职的日子推算，距离牡丹盛开的月份，不过两年。这种征兆不是也十分明显吗？从今以后，我看您在各郡各国之间扬鞭驰骋，在朝廷庙堂之上佩玉发声，光荣显赫如牡丹盛开，已经可以按日等待了。这不是谄媚的话，我姑且敢把它记下来以等待验证。○说 春江图说 有一个研究长生久视之术的人，把自己的字改为春江。他的同伴中有一位擅长绘画的人，画了一幅《春江图》送给我。我考察观看这幅画，只见江流浩荡宽广，桃花灿烂，在江岸边盛开；轻波细浪，忽而贴近、忽而涌起，仿佛在吐纳，流出无穷无尽。有一种能够描摹物态的神韵，可以从中看出春江的妙处。春江请我说：“我是修道之人，姑且借此自我表现，希望您为它作一篇说。”我观察天地之间，运动的、栽植的、流动的、峙立的，没有不是一气所造成的。水这种东西，产生于天一，成形于地六，是气的起始处。这个春江，不像夏季暴雨那样过盛，因而水流猛烈；也不像秋季暴雨收敛，因而水流缩小。它获得了天地冲和的气。听说神仙一类的人，致力于使神气完整坚固，把这作为长生久视的根本。因此在像谷和海一样的胸腹之中，吸纳它使之充盈，不让它过于暴烈；吐纳它使之空虚，不让它过于收缩。涵养冲和之气达到极致，所以能够后于天地而不老，同造物者遨游。这似乎符合空同道士曾经说过的话：所谓神仙，也不过是气的聚集罢了。汉代所说的安期生，唐代所说的钟离权、吕洞宾，都是气的聚集者。” 这个说法是对的。因此我观察春江而领会养气的方法，把它写下来送给他。○赞 瑞光井赞（有序） 华亭县治西面三里处，有一座寺院，名叫超果寺。寺院西侧附近平地有一口井，深若干尺，周长六尺多一点。泉水青黑而寒凉，味道甘美，寺中众人靠它取水饮食；本地有疾疫的人，也取水饮用来恢复健康。洪武初年，我游历松江，寺院主持僧人常常对我说：“这口井过去有神物潜游其中，形状像虺，颜色黄色，县里人称它为金鳗，叫作金鳗井。”宋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位名叫庆伊的僧人得到观音大士像，那是钱武肃王宫中供奉、用来祈求忏悔的佛像。当时还没有安置神灵的地方，一天晚上观音大士托梦给庆伊说：‘我同你一起到云间去。’于是庆伊奉像来到这里，如今寺中供奉的观音大士像就是它。最初，佛像还没有到达距离县城十里以内的地方时，宝髻上发出光芒，并且引导着向南。当时这口井也发出光芒，同佛像贯通相接，仿佛彼此迎接，所以又称瑞光井。我们的菩萨大士虽然示现没有固定处所，但这一海边角落化为佛地，用来丰饶利益众生，实在是这口井显现祥瑞的力量。松江志记载了庆伊奉像的事情，却略去了这口井。几经兵火，碑刻已经毁坏，只有井栏上所刻的井名还保存着。希望有人记述此事，以示后来人。赞说：大地接近南方边陲，地势广大深厚，是谁凿成了这口井？风气由此贯通。土地之神非常灵异，秘密蕴藏着奇异之物。它像给孤独园一样，等待佛来施化。巍巍的观音大士从西方而来，具备种种形相，其端倪不可测度。俯视这片下界土地，便在这里示现。珠鬘纷纷闪耀，光芒极其炫目。那时海边百姓喧闹奔走，向着佛法的风气，也有奇异之处；光芒从这口井中发出，光焰绵延不断，仿佛迎接观音大士到来。大士降临，便使这里成为佛地。它积聚已久，适时发显。除去尘垢便成为清净之地，道场光辉灿烂。众人都说这口井具足功德，使我们众生全都得到利益。即使经历又一次小劫，县邑改变而井仍存在，它确实是殊胜之地，应当永远流传。于是记述世间事实，赞叹它近似的神迹。凡是牵引井绳取水的人，都应作礼而不可忽略。雪庭赞 龙华院康上人慈慎而有德行，号雪庭。灵山的竺隐师已经为他陈述义理，又拿着篇卷来请我作赞。赞说：

译我观察一切形相，没有什么不被外物污染。那最为洁净的，难道只有雪吗？雪从天而降，随地积聚。如果拿别的东西来比喻，只有玉可以匹敌。玉尚且有瑕疵，雪却没有。想要给它染黑，又能施加什么呢？上人是佛门中人，早年修习清白的善业，宴坐在庭院中，从雪中有所领悟。这雪澄澈明净于胸襟深处，不是用眼睛看见，而是用心看见。大道的根本没有任何染污。譬如明镜，被外物遮蔽，只要除去昏暗翳障，便能恢复灵明。所证悟的并不是雪，所依凭的也不是庭院。只是我这样的世俗之人，拘执文字、滞留于形相，希望您指示悟道的门径，来破除各种虚妄。陈节妇叙赞 蜀地人王宗常隐居在东海之滨，以著文为业。一天，他寄信到钱唐，对我说：“古文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阐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事迹，使之彰明于天地之间，让天下后世有所感动而奋发起来。盐邑人陈思恭的妻子庄氏，守义而能做众多妇女所不能做的事。我曾经把她的事迹写成传记，托人送给您，请您试着看看，幸望赐予评语。”我拆信读完，慢慢取出她的传记，按次阅读，感叹说：“王君本来就很善于作文，假如不是庄氏奇特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有所激发，又怎能写得这样伟大呢！”庄氏是泉南人。思恭经商到了泉南，便入赘庄家。过了一年生了儿子，思恭于是出海经商，三年没有回来，人们都以为思恭死了。邻里的老妇人有时劝庄氏改嫁，说：“你认为你的丈夫死了吗？见过他尸首的人是谁？”庄氏严厉地斥责她。又过了两年，她的丈夫果然活着回来；住了没有多久，思恭又出海经商。出海以后，他很快就溺水而死。庄氏仰天大哭说：“我的丈夫终究死在海上，我不是精卫鸟，只有以死守节来报答他了！”后来又有人用言语诱劝她说：“如今就可以改嫁了。” 庄氏哭着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未亡人罢了。妇人的义理，是一旦与丈夫结为夫妻，终身都不改变，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又指着丈夫遗留下的孤儿叹息说：“我的丈夫虽然死了，但我丈夫留给我的东西，本来就在这里。”于是再没有人劝她改嫁了。庄氏守寡时二十五岁，如今五十八岁了。她把孤儿教育成人；她的孤儿名叫寳生，字者是。赞说：陈节妇守义，大概在最初就已经有了坚定而不可改变的见解，本来不必等到丈夫生死之后才作决定。为什么呢？她起初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这正是她后来不肯在心中将丈夫视为死人的原因。《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说的就是节妇庄氏。人都有常性，都喜爱德行，但真正明白并践行的人却很少。庄氏以一个妇人的身份做到了这一点，唉，真贤德啊！辞 《望云辞》常君徳新，性情敦厚诚实，品行极为高尚。他的家在平阳翼城县的剪桐里，那里大概就是唐叔受封的地方。从前常君曾任汳省捡挍官，有很好的声誉。到了国朝，他调任浙上的盐官，而他的母亲夫人还留在翼城。由于路途遥远，不能迎接母亲来奉养，便向上官请求回乡省亲。上官认为常君的职务掌管盐政，属于出纳财物的部门，又对此感到为难。常君思念母亲不能放下，便采用狄懐英的旧事，把“望云”二字大大写在墙上，以寄托自己的思念。他向我征求文章，于是我写了这篇《望云辞》，来舒解他的感情。辞说：看那云彩啊，在天的另一方；我有母亲啊，远远隔着太行山。我为什么被羁留在这里啊，连奉养母亲都来不及？竟还不如那云彩啊，飞行得悠然舒展。眼睛所能看见的太短啊，心中的思绪却太长。怎样才能乘着云彩啊，返回我的故乡？奉养我的母亲啊，使她快乐而安康。颂 《蓉峯处士宋公哀颂》当今皇帝即位之初，天下已经平定，适逢选拔人才、振兴政事，以建立宏伟的事业。首先从金华山中起用如今的内翰宋公濂；他既然无法推辞，便整装前来朝见。皇上把他安置在帷幄之中，以备咨询。不久，他担任东宫的教官，随即带着笔进入后省。他每天都看到皇上重用宋公。宋公立于朝廷，雄健的文辞和巨大的笔力足以名闻天下，却不以此自高；博学多闻，足以使众人折服，却不以此自满。因此，从皇上到朝廷群臣，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都不愿让他有一天离开身边。然而宋公的先父蓉峯处士，年纪已经八十岁了。他想到自己身居朝廷，而父亲年纪日益老迈，远远离开，不能早晚奉养，便常常心中不安。于是极力向皇上恳求，皇上怜悯他，准许他告假回乡奉养父亲。这样，宋公离开父亲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回到家后，每天奉酒祝寿，父子之间十分欢洽。过了不久，处士竟因小病辞世，仿佛早有所等待。宋公急于请求归养，难道也是偶然的吗？这正是他至诚而悲悯的孝心感动所致。否则，假使他不能在父亲临终时奉侍汤药，那么终身的遗憾将会怎样呢？我一夔未曾拜见处士，却亲自感受过他的德行、容貌、言语和神气。等到考察他深藏不露的德行以及他为后代留下吉祥福泽的一二事迹时，便常常自己吟诵说：金华宋氏和眉山苏氏相类似。苏氏曾为赠职方君写序，说他品行高尚却不被世所用，到了他的儿子秘书洵，终于凭文章名满天下。如今处士无愧于职方君，以宋公比拟秘书，也没有谁能够说他们有高下先后之别。不同之处在于，职方君处在宋室全盛时期，而处士处在更化之初，略有差异罢了。唉，处士的死，可以说是有不死的地方了。宋公悲哀得不能自已，已经亲自撰写墓道表来叙述先父的德行，又请求大夫君子作文章来共同寄托哀思。他不嫌弃我，也来请求我，我于是冒昧摘取大意为他作颂。处士名文昭，字文霆；“蓉峯处士”是前集贤院赐给他的称号。颂说：啊，处士啊，保全贞正、培育醇厚；气度冲和而庄肃，容貌和善而仁慈；以孝奉事父母，以诚接待他人；彰显义理，以恩惠折服邻里。大概孝心纯厚，诚意专一，恩惠不是勉强而为，义理也不是矫饰激烈。啊，处士啊，美德集中于一身，本应在当时显耀，却吝于给他这样的际遇；他的积蓄既然深厚，发扬出来也必定丰盛，于是生了一个好儿子，成为儒者中的宗师。啊，处士啊，谁能不死？看他的最终归宿，也不过同草木一样；唯独处士的死，使美好的声名不会停止，美名之所以不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寳婺的旧地，有高大的蓉峯；仰望他的美好德行，便与山峰一同崇高。至于我这个小子，哪里能够描绘他的形貌？姑且把它传播开来，用来安慰孝子的衷情。《贤母颂》贤母，是金华葛秉仁的母亲。秉仁的母亲，年近三十岁便守寡，发誓保全妇道，如今已经老了，却没有愧对当初的誓言。秉仁长大成人后，想到母亲有贤德的品行，便请求大夫君子作文章来表彰她，这也是孝敬母亲的一种方式。于是作颂说：

译恭敬地说，妇人的德行在于善良和贞洁，兼具这两点，才有贤德的声名。这样的贤母是谁？答道：有葛母。她自从读了《女箴》，一举一动都不敢苟且。嫁到葛家，妇人的道义便得以保全。为什么正值芳华之年竟失去了丈夫？上天既然夺去了她的丈夫，她便发誓不再嫁人。坚定地守持自己，不是席子，而是石头。既有儿女，又有公婆；用以奉养公婆直到老，用以抚育儿女成为孤儿。她的节操像白茅一样洁白，于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即使死后有知，也可以面对九泉之下的先人而不感到羞惭。中古以来，风俗教化逐渐衰败。《柏舟》的诗篇，孔子为之悲伤。何况如今风俗凉薄，很少有人懂得守持自身；有的人顾视自身，见到金钱，甚至不能守住自己。唉，这样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如今有葛母，实在是妇女的老师。文山的南面，是葛母居住的地方。乡里人都敬重她，有人经过那里便下车致敬。我看见她的儿子，更加知道母亲的贤德。因此作这篇颂，把它传播在篇章之中。铭 《真率斋铭》（有序） 杭州的老名士中，有一位给他的书斋题名、居室称作“真率”的，就是杨懋臣先生。先生为人平实简易。杭州在东南一带，从前湖山的美丽、城邑房屋的华丽、陆地海上的富饶，居天下之首。先生正当少壮时，家中富有，视酒如水浆，视肉如野菜，宴饮游玩嬉戏，几乎没有不称心的事。到了晚年，才收敛浮华而归于实际，凡是自处待人，大略都去掉外在的拘束；行动、止息、言语、沉默，全都出于自然，没有丝毫矜持的意思，有晋人旷达的风气。有人讥笑他说：“这个人身受周公、孔子的教诲，却学做嵇康、阮籍一类的人，按照名分义理来看，难道不是不合适吗？”我替他解释说：“世俗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虚伪的言语、虚伪的行为，彼此以虚伪为聪明，彼此以矫饰为贤能，到处都是。我正以真诚率直为可贵，你为什么说不对呢？”礼起源于饮食；在至德的时代，上者像树梢，百姓像野鹿，用凹地作酒樽，捧着饮酒，他们的礼大概也很率真，然而一切都根本出于真实。真实与虚伪相对，从真实出发就进入虚伪，真实便率直，虚伪则会产生百般计谋，无所不至。因此孔子谈礼，说道：“礼，与其奢侈，宁可俭朴。” 先生以真诚率直来表现自己，这是古人的道路，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于是为他作铭。铭说：君子的行止，只求适意安然。在思虑之外耗损精神，在俯仰之间劳累筋骨，这样可以取悦世俗，却不是使自己的天性安适的方法。只有像大羹不调味、大圭不雕琢那样，保持本来的自然，返朴归淳，才是德性的完整。以恬淡来守护它，便能长久而没有过失。碑 《黄龙祠碑》（有序） 黄龙祠在西湖北山的北面。从山脚曲折而上，有岩洞深邃宽广，洞口像牡蛎一样张合不齐；泉水呈深青色而寒冷，深不可测，旱时不减少，水涝时也不满，里面有龙居住。当地老人相传，从前夏天初雨过天晴时，曾有神物蜿蜒卧在松树上，气息蓬勃，而黄色的覆盖物就是黄龙，所以世人称为黄龙洞。祠庙在洞旁，用来安置龙神。宋淳佑年间，有一位无（阙）禅师，道行高深，曾在龙兴的黄龙山讲法后归来，把锡杖卓立在这座山的山麓，见洞中常有奇异的光彩，祈雨总能应验，有人说龙随禅师来到这里。当时孟少保珙跟随禅师请教决疑，便捐钱为他修建寺院；禅师又请龙神为寺院护法，于是开始有了祠庙。那时天旱，理宗请禅师入宫祈雨，禅师请求退下后默默祈祷。不久皇帝派内侍询问，禅师回答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不久便下了大雨。从此遇到无雨便祈祷，祈祷就有应验。当时曾封龙为灵济侯，赐祠额为“护国龙祠”。至正末年，兵乱大起，湖上的山都变成赤土，龙蛰伏不见，祠庙也因而毁坏，年成也常常歉收。寺中有个名叫祖吉的僧人，隐居在南山石屋中。一天回来察看，发现度过的地方全成了瓦砾，慨然想要振兴无门宗风，却没有办法，于是洒扫林间道路，来到洞前祝告说：“祖师的道统没有坠失，龙神难道会回来吗？” 于是他募捐集资兴建祠庙，归依向往的人每天都来。首先建造奉佛的大殿，其余房屋也依次规划修建，树林山谷也蓬勃地恢复了生气。洪武七年六月，天长久不下雨，百姓都忧惧不安。杭州卫都指挥使徐公某、浙省参政徐公某、李公某、郡守王公某，一同虔诚地前来祈祷，并与神约定：“不出三天必定下雨；如果三天之内下雨，就重修神祠，使神享有血食，神不要违背我们。”祖吉也用他祖师的方法默默祈祷，以符合他们的意愿，到了期限果然下雨。当时雨水还不够，过了三天又像先前一样祈祷，又下了雨，于是命有关部门准备木料石料，嘱托通判王佐主管这件事，在十一月甲子日，就原来的地方审察选择朝向和地势，建造祠屋。屋脊高飞，丹砂和彩色涂饰鲜明灿烂，树林山谷为之改色。用它来表示虔诚、安妥神灵，题名为“黄龙祠”，沿用世人所称的名称。人是依靠神灵而行动的，所以古代圣王先使百姓成就事业，然后才致力于神灵。如今国家深切体恤民间疾苦，所以地方官员忙忙碌碌地以救灾为要务；如果不是神灵赐福，又凭什么来安慰百姓呢？建庙祭祀，是用来报答神灵的礼。于是作铭说：“新建的庙宇整齐高大，在那北山之下；是谁建造了它？实在是地方长官有……” 有贤能的地方长官，神灵便依靠他。限定日期祈求下雨，神灵没有违背我们。神灵的恩赐全都到来，报答之事怎敢迟疑？吹箫击鼓，在北山之下。虽然没有美玉般的甜酒，也有可以买来的酒；虽然没有玉食，也有成束的干肉。灵风飒飒吹来，树林的颜色变得昏暗。神灵降临，依靠的不是祭物，而是诚心。从今以后开始，报答之事不敢懈怠。年成顺利丰收，万物没有灾病。永远护卫佛法，世世代代享受庙中祭祀。记 《旧时月色轩记》

译天水人赵公范清茂好学，他的祖先是宋室宗支，另居在盐邑东部已有多年。前些年战乱刚刚平息，他在旧居左边建造新轩，题名为“旧时月色”，多次请我作记。我对公范说：“我不是吝惜为你作记，只是想到月色的新旧本来是一样的，难道会因为新而增加、因为旧而减少吗？如今你谈到月亮一定说‘旧时月色’，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记。”公范说：“这只是从我所见到的情况来谈月亮，并不是说众人的看法都和我一样，希望不要用众人的看法来限制我。”我曾在轩前徘徊，海上的雨刚停，月亮运行在太虚之中，光彩照射在地面上，明亮得像雨后初晴的白雪。我徘徊顾盼，到了半夜还久久不能舒畅，原因是什么呢？我家兴盛的时候，粮仓里有多余的粮食，箱笼里有多余的丝帛；平坦的庭院、宽大的房屋，凉爽的厅堂、温暖的馆舍，山岩幽深、环境清静，起居出入像列仙居住的地方。天下没有战事，皇上命令下达，百姓供给有一定期限，不必征取便自行聚集，胥吏的脚步甚至到不了门户；掌管我家治安的人，即使想像鹰扑鸟那样严厉治理，也完全没有施展之处，哪里会有谴责呵斥落到我父兄伯叔身上？家人从容闲暇，在讨论古代典籍之后，只计划如何寻欢作乐。美好的长夜正长，月色照在门庭，略备清雅的宴席，酒是内法酿造的，菜肴是珍馐美味，家童弹奏筝，歌姬唱曲，直到半夜也不睡觉。自从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一触动心事，一抬眼睛，都不再是从前单独看到的月色；它明明宛如旧时，我实在不能在心中释然。先生认为这是什么呢？希望你能设法为我解说。”我叹息说：“唉！处在忧患中的人忘不了安乐的时候，身在荒僻之地的人总是思念宴饮游乐的地方，这是人情的大致情形。难道只有我这样吗？”我试着和你谈谈月亮：月亮由死魄逐渐到满，如果满月之后不接着亏缺，就太满了；太满不是天道。由生魄逐渐到亏缺，如果亏缺之后不接着盈满，就太亏了；太亏也不是天道。月亮盈满后亏缺，亏缺后盈满，永远相互承接而没有穷尽，这就是月亮的规律。你难道要因为处境不同，就把自己的看法分成两种吗？古代的至人把生死看作一体，把得失看得齐平，不被外物所役使的人，正是从这里有所领悟。虽然如此，我不是那样的至人，但也有所承受和领悟。你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秋天中旬的夜晚，你如果愿意打开轩门等我，我将为你邀请那明亮的月亮，和它酬答并询问它。《冯氏义塾记》古代教育人的地方，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家有学。我曾经考察家塾的制度，说“家有塾”，并不是每家各自设置学塾，而是二十五家合为一闾，闾的左右各有学塾，选择士人中出仕后退居家乡的来担任教师，教育子弟。比较它的规模，虽然看起来比庠、序略小一些，但教育条文的施行、开导辅助的工具，大概也和庠序没有不同。自从学校设置在州县，二十五家一闾的学塾废缺而不再修建，偏远的乡村聚落并不是没有才俊，只是距离城邑遥远，不知道求学的方向，白白怀有求学的志向，君子对此感到忧虑。海盐县城东十八里，有个地方叫沙腰，实在是盐碱地，冯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天厯年间，有号梅轩处士的人，名某，字某，忧虑乡里没有讲学的地方，创办了闾塾，殿堂、斋舍、廊庑，大略如同学校；又把一百亩田地交给学塾，选择勤勉敏捷的人管理，用田地收入聘请有学问品行的人担任塾师，使冯氏和邻里的子弟进入学塾学习，并且供给午饭，使他们整日不间断地学习。后至元初年，知州赵侯孟贯认为这是义举，题署为“冯氏义塾”，等待有成效后，将请求朝廷依照书院的规格办理，但未能来得及。至正初年，学塾毁于战乱，他的儿子名某重新建造，但礼殿还没有完备。正逢官府丈量田地以征收赋税，而学塾的田地不能独自免除赋税，他的长孙椿召集各位弟弟商议说：“学塾的设置，是我们祖父的义举。假使把学塾的田产用来缴纳赋税，那么学塾就没有收入，祖父已经建立的规制也会毁坏。我们应当用家田的收入，抵偿学塾田地所缴纳的赋税，这样学塾就可以保存。”于是弟弟们都认为他说得对，学塾的教育供养便和原来一样。椿又将和弟弟们补完学塾尚未完备的地方，以完成祖父的志愿，于是请求我作记。我感叹说：唉！古代教育人的方法，实在很完备。二十五家设一所学塾，那么每家都没有不学习的人。每家都有人学习，人才怎么会不成就，风俗怎么会不美好？何况党、庠、遂、序的教育，又更加详细呢！后世不知道以此为根本，不能像古人那样，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哪里想到如今竟然还有仿照古代学校制度、用来使人向善的人，像冯处士这样呢？我看那些财产很多的人家，不是借此放纵豪强狡猾，就是用来装饰佛、道二教的房舍，只希望得到非分的福报罢了，哪里顾得上这种事呢？像冯处士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懂得义理的人了。处士在前面创办学塾，他的孙子又能在后面承继，使它不至于废弃坠落。从今以后，海滨一带的风俗有慈爱谦让的风气，人们有士君子的品行，这就可以看出义塾的教化已经取得成功了。《赤山隐居记》

译同县的胡宗衡在赤山脚下读书，把他的居室题名为《赤山隐居》。洪武元年秋天，我从江表归来，他请我作记。我曾经观察本县的山，那些高大雄伟的山，山峰连接、山岭相接，气势磅礴于天地之间，像重重城墙和厚厚的外郭，联结到县境之外；它们的光气向上相接，层层青色、重重翠色，与雨后晴空争相明丽。至于山体内部广大深厚的积蓄，有时聚集，有时分散；聚集的像龙腾跃，分散的像蛇蜿蜒，远望山的表面纹理全是赤色。距离县城四五里，有一座孤峰特别耸立，形状像夯筑的城墙，山路阶梯高达千仞，赤色土壤隆起，这就是所谓龙腾跃的山，名为赤城，晋代孙兴公曾经为它作赋。从赤城向西走三十里，山势时断时续，前面的山冈、后面的土阜，蜿蜒曲折，或起或伏，这就是所谓蛇行的山。山体纹理明润，岩峰交错如锦，名为赤山，比赤城更加美好，宗衡的居处就在这里。宗衡的祖先在这里居住很久了，他的父亲叔辉甫还认为奇异的景致没有完全汇聚，另建高大的厅堂屋宇，来集中这里的胜景。宗衡有志于学习，想选择幽静雅致的地方来专心修养进步，于是清洁了这所屋子。每当晴日霞光灿烂，仿佛衣被披在林木上，与山争艳，光彩照耀门窗，灿烂得像锦绣；居住出入其中，不知道与住在锦官城相比怎样，这就是把它命名为“隐居”的原因。有人惊讶地说：“怀有才华、负有德行的人，抱有轻视当世的志向，长久离去而不回来，所以称为隐士。宗衡的父亲，通晓经学、修养品行，遵循君子的道路；当方氏在当地开府、专擅爵禄时，人们屡次逼迫他出来做官，他能够坚持志向而不受玷污，却也不以隐士自居。如今他的儿子正值壮年，有志于学习，本来将要为世所用，为什么要取‘隐’这个意义呢？”我说：“不是这样。隐有两种意义：那种长久离去而不回来的人，固然称为隐士；潜藏起来以自我修养的人，也同样有可取之处。为什么呢？勉强求学的人，正值血气刚强而德性尚未稳定，不能不被声色货利夺去心志；一定要做到耳朵有听不见的东西，眼睛有看不见的东西，意念思虑有顾及不到的东西，然后才能气度冲和、志向专一，从而通达天地人的情理，会通万物的道理，穷尽古往今来的事理；德行或许可以崇高，事业或许可以广大。《论语》不是说过‘隐居以求其志’吗？说的就是这个。宗衡的父亲曾向老师宿儒学习《易经》，他洁身自处于污浊的世俗，并不是固步自封；大概他曾经推演自己所学，用来端正一乡，一乡的人都受到恩惠。看他出仕和退处的选择，一定是从《解卦》上六‘审察时机而行动’的意义中有所领悟。宗衡正当通过学习来成就自己的美德，难道不应该取这个意义，而要仰慕那种意义吗？”我家世代居住在山旁，和宗衡家一东一西；耳闻目睹，高祖、曾祖时代就借着姻亲邻里的关系相互往来。年轻时，宗衡的父亲刻苦求学，不因我昏昧无知而轻视我，总是用学业相互勉励，我从中得到的益处很多。只是我被贫困所困，虽然想像宗衡这样隐居，形势却不允许，只好带着空疏的学问出游四方。起初以为扩大见闻便可以有所成就，后来竟然被糊口所迫，年年奔波，最终没有成效。如今虽也借助儒学的力量，脱离流离颠沛的境地，却仍然是过去的我。回来看这座山，山面仿佛也因我而变红了。宗衡志向坚定而性情聪敏，资质确实胜过我；家中有余财，不必像我一样为衣食奔走，更何况上有贤父作为榜样，他怎么会忧虑不能成就呢？宋代石守道先生是奉符人，在徂徕山中读书，学业有成、品行高尚，后来任胄监直讲。学者不直呼他的姓名，而以山名配称；当地人也不敢有所增删。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山因人而受到尊重。我私下也有这个志向，只是年岁已经老了，志气昏惰，不能有所作为。将来这座山的光彩焕发，像被水滋润而深厚，像经培植而厚重，就在我的宗衡身上了。我将等待着看他的成就。《风树亭记》檇李人潘徳全，天性纯厚诚笃。从前我曾在宣城贡尚书的座上见过他，当时徳全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形体瘦弱、衣服污垢，哭泣着请求我作铭。尚书说：“这是个孝子。”我恭敬地记住了这件事。今年秋天，我在澉上见到他，他的容貌和气色比从前充实了些。谈到当时请求作铭的事情，他总是悲痛得不能自胜，说：“铭已经刻在先父的墓上了，只是我这个不肖孤儿不能终身奉养父亲。每当听到风吹树动，就为此感到悲伤。”于是他在风树之间建了一座小亭，希望成为寄托孝思的地方。他说话十分悲戚，仿佛希望得到我的记文。我推算徳全从请求作铭直到现在，大约已经经历十个寒暑，却仍然像刚刚失去父亲一样。唉，他的悲痛太深了！大概徳全的父亲有才华、有品行，曾经有志于为世所用，却仅仅做了郡县学校的官员，又未能享高寿便去世。因此徳全因风树而生的感慨，才会一直不能从心中排遣吧？唉！从前仲由曾经背米来奉养父母。后来他南游到楚国，跟随的车子有百辆，坐在重重铺垫上，吃着列鼎盛放的食物，而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叹息说：“孩子想奉养父母而父母已经等不到了，树想静止而风却不停。”凡是做儿子却不能终身奉养父母的人，读到这句话都会悲伤，不只是徳全如此。我听说徳全能够奉养父母的时候，他的父亲虽然地位不高，正领取代替耕作的俸禄，可以自给，不必靠背米来供给朝夕。父亲去世后，他居家授徒，以收入供养自己；即使当时三方割据，他的足迹也从未出境去迎合时势、求取宠幸，更没有随从百辆车、坐重重铺垫、吃列鼎盛食的富贵来奉养自己，却还悲伤到这种程度。假使真有这样的奉养，我知道他一定会吃不下饭，肋骨也不会碰到席子。像徳全这样的人，实在少见啊！我家本来贫穷，而父母对我的恩情超过常理，我总是把自己处置得很俭薄，不让他们有背米供养的劳苦。等到壮年出游四方，本来不敢奢求所谓百辆车随从、重重铺垫、列鼎盛食的富贵来使父母奢华，所谋求的不过是得到可以用来换取菽水奉养的微薄俸禄罢了；可是命运和时势违背了愿望，父母年寿已经很高，我追求俸禄又来不及，终于留下终身的遗憾。每当风吹树鸣、树枝摇动时，我几乎不想活下去。如今看到徳全以此命名亭子的缘故，难道能不更加为之感动吗？扬子云的话说得好：“不能得到而长久拥有的，是奉事父母这件事。”孝子应当珍惜时间，体会这句话。与其等待将来奉养，不如随时随地尽自己的力量。幸而富贵，可以尽情表达孝心；不幸一生贫贱，也可以解除遗憾。这点微小的心意，也是每一个做儿子的人都应当懂得的。因此我写下潘氏亭记，并一并阐发这个道理。《蜀山草堂记》

译太湖的北面，河流回旋，原野开阔，有清幽旷达的乐趣，这就是阳羡。从前东坡先生开始取得进士资格，参加琼林宴，和蒋魏公同席。魏公极力称赞当地的优美，先生于是有了买田筑室的想法。崇宁初年，先生从海南回来，便向朝廷请求告老，居住在阳羡，以实现从前的志愿。离阳羡不远，有一座山高高拔地而起，盘曲延展数百亩，旁边没有山岭相连，名叫独山。先生喜爱它，曾在山坳中建书堂，并且说：“我本来是蜀人，这座山不应姓‘独’，应当去掉‘犬’留下‘蜀’，把山改姓为‘蜀’。”后来云陵迁移、山谷变迁，书堂遗址归入金陵保宁的官寺，已经很久了，于是成为寺院的别墅。如今敏机师凭纯正的品行、精粹的学问主持保宁寺，偶尔来到这座山，看到红色的土壤疏松润泽，碧绿的泉水流动不息；向上攀登丹色山崖，白云蓬勃地从脚下升起。远望太湖，水天相接，没有墙壁阻隔；铜官等山连绵而来，像排列的大屏风，遮挡着巨大的湖面，确实十分奇异。师于是叹息说：“先生之所以在这里盘桓而舍不得离去，就是因为这个吧。”仍在这里建造草堂；师也因为祖先本来是蜀人，从宋末战乱时迁居吴兴，每当有所发端便想起自己的来源，所以也把山姓改为“蜀”，不再恢复原来的名称。唉，师的心就是先生的心。人们也说，去到异乡的人看见相像的人便高兴，是因为他与自己同类。蜀地在数千里之外，这座山虽然小，假如人的心有所归属，怎么知道它不会像岷山、峨眉山、太白山那样高大呢？所以师和先生应当有同样的心情。有人说：“先生的家本来在蜀地，自从安葬父亲文安府君以后，出仕立朝，直到跋涉岭海归来，没有一天返回蜀地，难道会没有思念乡土之情吗？师的祖先虽然也是蜀人，但在东南出生长大的日子已经很久，而且托身于佛门，几乎将要完全看空形色，那么如今还眷恋自己的出身之地，难道也是有所执着吗？”我说：“不是这样。凡是出家人，都是为了求道；人的身体正是道所寄托之处，哪里有求道而不思念自己身体的来源之理呢？”君子会说师是知道根本的人。如果说师平素喜爱吟诗，这座草堂潇洒而远离尘俗，可以任意吟咏，那哪里是了解师的人呢？因此作此记。《管氏祠堂记》古代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采邑，都可以建立宗庙；附祭和迁祧的制度也很完备，所以能够尽情表达尊祖敬宗的诚意，而不违背先人的德行。到了后世，将相大臣可以建立家庙，但因循简陋的情况已经很久，大多是有条件建立却不去建立。至于士人和庶人的地位卑微，势力上有不能建立的，也就无暇议论了。先正文公先生对此感到忧虑，创立祠堂的制度，使上下贵贱全都可以实行而没有妨碍，他的用意很美好。如今他的著作虽然还存在，但知道遵循这种制度的人也很少。淞上的管氏新建祠堂，奉置祖先和父亲的神主，至于祭器一类的物品，也没有不齐备的。每年按时率领子妇以下的人盥洗进献，礼仪已经成就了。又来请求我说：“我是县城东边的鄙人。先世家居吴兴，四世祖以经商来到这个县邑，传到我已经五代了。不幸年少丧父，刻苦自立，经营衣食，上奉大母和母亲，下抚养年幼的妻子和儿女。至于追尊祖先根本这件事，一直没能实行，常常自己叹息说：‘人的根本在于祖先，在这件事上不用自己的感情，还能算作人吗？’于是稍微依据《家礼》，建造这所不华美的房屋，作为祠堂。可是我祖先的品行和名讳，以及出生、去世的年月日期，也因为我年少丧父而失去了传闻。经过多年向先生长者请教，才得到这些资料，开始依法制作神主，安置在应有的位置。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却仍然担心后代不能继承我，希望借您的声望，赐给我一篇文章，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告诫我的后代。唉！君子开创事业、承继世代，想使传承的次序久远、福祚绵长，也只在于用礼来教导后人罢了。设置祠堂，使后人知道水流树木都有本源，这是礼的大要。过去淞上豪门巨室林立，争相修筑高大的厅堂、华丽的馆舍来夸耀奇异、争比胜负，却从来没有人顾及这件事。如今管氏已经在前面用它来教导后人，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正以勤谨持守门户，次子将要凭文学振兴家业，那么管氏的福泽也还没有尽头。哪里会有不能继承的人呢？但他仍然恳切地借助我的文章来告诫后人，大概是忧虑深、考虑远，不敢认为后人一定都贤能。即使这样，那些修筑高堂丽馆来夸耀奇异、争比胜负的人，尚且有能言善辩的人替他们铺陈夸饰，那么我的这篇记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 《始丰稿》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五 （明）徐一夔撰 记 《柟轩记》

译柟轩，是国子生叶蕡本蕃取其祖先石林先生亲手栽种的树来命名的。石林先生世代居住在吴门，政和年间才选择在吴兴弁山安葬他的先父。那里处在风气汇聚之地，奇石像树林一样，形状瑰奇卓绝，因此号称石林，并且在那里营建别业。只是看着前坡后山，仍然缺少嘉树，于是栽种桃、梅、李、果树，以及松、桂、杉、桧、柟、槠等树木。后来树木一天天长大，成为郁郁葱葱的高林茂谷。先生没有忘记这里，仕途稍有空闲就来居住。他的儿子和孙子承继世代美好的福泽，谨慎地培植保护树木，树木本来没有什么损伤。到了时运衰落、事物变迁之时，诗书传承不断如一线相续；一百多年间，从前高大茂盛的树木如今有的已经枯萎倒伏。山空水冷，后来的人经过旧日的坟丘，不能不悲伤地追思。国朝变更制度，从学校中选取人才，于是叶蕡从诸生进入胄子之列。不久有诏令，凡是国子生中的高等者，都培养他们的德行才器，直到年老而成材，将来朝廷有重大议论、重大制作，便把任务交给他们，这是考虑得很长远。叶蕡首先以高等被选拔充任，每次在皇帝面前考试文章，总在前列，亲自受到嘉奖和褒谕，而且赏赐加厚。于是他想到，幸而遇到圣明的时代，我们宗族已经坠落的事业，或许能够由此振兴起来，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因此取祖先当年种植的树，为轩命名，以此作纪念。我私下听说，宋朝国运中途衰微时，石林先生凭高明正大的学问立于朝廷；他的直言正论可以匡正君心、挽救国势，所以即使权奸当国，也从来没有不改变脸色来礼待他。宋朝政权南渡以后，当时的舆论倚重他；出则统领方面军政，入则执掌政务，他丰功伟业足以保卫安定国家、安抚百姓；至于阐发性命道德的深奥道理，用来鼓吹群经，又足以继承往圣、惠益后来的学者。石林先生处在当时，可以说是大儒和名臣了。从前邹孟氏谈论世道，大致认为君子的恩泽止于五代；解释的人说，那个人本身是君子，换了一代便不是君子，还可以延续五代；假使世世代代都是君子，即使百代也可以。大概上天厚待君子，大多就是这样。叶氏的福泽传到叶蕡，已经只有十代，而且又幸而遇到正在兴盛的时代，受到皇上的宠遇，和煦之气将要薰蒸弁山的树木，它们将要重新萌发了。再加以培植，从两手合抱到粗大百围，可以指日而待。古书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基业。”这棵树就是它的征兆。我任杭州学官时，叶蕡是诸生；他的父亲仲芳甫隐居授业，又承蒙他和我交游，因此写下这篇轩记以等待结果。《追逺亭记》萧山人汤彝把他的先父巡检府君安葬在海山的山坡上，仍在墓旁建亭作为祭祀享用的地方，请我作记。海山在县城北三十五里左右，深邃茂密、秀丽挺拔，北面临近湘湖，天光云影荡漾，仿佛就在几席之上；远望海门，波涛汹涌，云雾浓郁，风帆船只在渺茫之中出没。汤氏居住的地方距离海山不到一舍，府君曾登上这座山，说：“这座山丘真令人快乐！”回头对他的儿子说：“我活着就在这里游览，死后一定把身体寄托在这里。”他记住了这句话。府君去世后，汤彝便奉父亲葬于此，并把母亲附葬，又按时扫墓。子孙都在，不能没有一个聚集诚意、感通祖先的地方，于是建造了这座亭子。我曾考察墓祭的礼制，先王并不是认为墓祭非礼而禁止它，大概从天子、诸侯到大夫、士，无不有宗庙；有宗庙就必有神主。所以安葬以后，便制作神主，奉神主回到宗庙，按时祭祀。只有庶人没有宗庙，才在寝室祭祀父亲。神主是神明所依托的地方，祭祀一定在宗庙举行，是求神于阳间的意义。然而考察设置神主的制度，只有天子、诸侯有神主，大夫、士以下都没有神主。祭祀的时候，只是设置席位来作为神灵的依托罢了。近世大儒议论礼制，才确定大夫、士也可以有神主，大概依据天子、诸侯的制度斟酌制定，用来补充礼制尚未完备的地方。既然大夫、士没有神主时，祭祀只设置席位依托神灵，那么在墓地祭祀也可以。墓地是先人身体埋藏的地方，山川回环聚合，风气完备坚固，松柏阴郁茂盛，魂气一定会来依托。人们说：“经过坟丘便会生出悲哀之心，霜露引发的感触，没有比这更深切的了。”那种肃然、仿佛有所感应的心意，难道不是在这里有所体现吗？从汉代以来，中原大夫、士人家族无不把清明上墓看得重要，从来没有因为礼文没有明确规定就废止它，原因就在这里。然而设置墓祭，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因此根据汤彝的请求，依据制定礼制的本意，作这样的说明，使凡是孝子慈孙建造墓亭来表达追念远祖感情的人，都可以有所取法。若说把建筑修饰华美，扩大门窗，借此资助登高望远的游乐之兴，那我就不敢知道了。府君名某，元末曾任鄞县文亭巡检；儿子四人：长子彝，其次某，其次某，其次某。《中和室记》

译钱唐潘氏的先祖从汴地迁到杭州，从他的祖父、父亲起，世代都以行医为业。潘氏继承了世传的医业，人们有了疾病，都到潘氏那里请他治疗，于是以医术成为名家。他曾取“中和”二字给自己的药室命名。与他交游的管某、柴某，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中和”二字见于孔氏遗书，其含义非常广博，一时没有闲暇动笔。后来两人再三恳切请求，我于是用先前所说的话诘问他们。两人说：“不是这样的。天地之气达到中和，中与和本来不是两种东西。正因为中，所以能和；蓄积时是中，发达时是和。人承受这种气而生，如果一有偏颇、滞塞、乖舛、悖逆，就失去了中和。失去中和，疾病就产生了。所谓医，就是用来使人恢复中和、与天地自然相合的。”潘氏用来表明自己的道理，就是这样。我说：“按照你们所说的，那么医和向晋侯所说的话正是这个意思。医和说：‘天有六气，六气就是阴、阳、风、雨、晦、明。阴气过盛会生寒病，阳气过盛会生热病，风气过盛会生肢体病，雨气过盛会生腹病，晦气过盛会生惑乱病，明气过盛会生心病。’所谓过盛，就是中和的反面。因此我曾考察黄帝与岐伯、鬼臾区的问难，反复推究阐明五运六气的奥秘，制定补泻的方法，无非是使人恢复中和、与天地自然相合罢了。岐黄之学已经远去，如今能根据五运六气来察看阴阳升降的征候，判定脏腑虚实的原因，使之符合经络所属，并能起死回生的人，已经很少了。” 考察近世的人，那么刘守真、张子和、张洁古、李明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几位君子能够审察时运的盛衰，依据民气的强弱损益来制定医方。金源氏强盛时，国家富足、军队强大，人们刚健强悍，所以刘氏、张氏的治疗方法多用宣散；到了衰败时，战争接连不断，饥荒屡次到来，人们疲惫虚弱，所以张氏、李氏的治疗方法多用补益。这几位君子的医术，可以说能够使人恢复中和、与天地自然相合了。谈论医术而不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在养成疾病。潘氏以此自我表明，他的所得一定不同于常人。我并不是懂医的人，只姑且把所听到的告诉他。至于圣人所说的“中和”，其功效达到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的境界，那就请再换几个人来站着，我才能把这番道理说完。《云林小隐记》钱唐崔氏世代居住在闹市之中，街巷相连拥挤，人马混杂往来，喧声如雷，空气浓重如雾。彦晖有远离尘俗的想法，谋划着离开这里另居他处，只是还没有闲暇办成。彦晖的外祖家大概是吴兴赵氏，他曾往来于霅上，看见霅上的群山高耸入云，映照着白日，常想深隐在其中，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一天，他从弁山山脚步行，在溪涧山谷间缓缓游览了五六里左右，前面看见一个大山谷，杉、槠、松、桂等大树森然挺立，枝条互相纠结。当时夜雨刚停，云气向上升腾，树梢和山谷成为白日里的阴影。彦晖徘徊不去，叹道：“这里难道还不足以让我居住吗？”于是营造房屋，置办麻丝、粱稻、牲畜、鱼类等物，以供衣食、祭祀和宾客之用。有空时就取古人的书读上几行，有时又取斯冰的篆书笔法，写作匾额文字。随后重新戴上山巾、穿起野服，在高大的树林下逍遥自在，仰头观看云气来时毫无心迹，离去时也不留痕迹，悠然自得，仿佛与云气结成了忘形之交。于是自号“云林小隐”，意思是说，大隐士隐居在市朝之中；我因为没有才能，姑且居处于“小隐”罢了。这个地方距离钱唐仅超过三舍，彦晖回头看钱唐，觉得不啻相隔蓬莱仙境和尘世，仿佛弱水阻隔，曾经一刻也不愿前往。有一天，他的朋友思念他，想同他见面，写信邀请他，他却没有答复。他的朋友说：“崔君真的要长久隐居下去吗？”又写了一篇辞来邀请他，辞中说：“云林茂密而萧森，白天有老虎咬人；您若不来，就会使我的心徒然劳苦。”彦晖还是没有前往。他的朋友有人讥笑他，我替他解释说：“古人论说隐士，品第有三等：上等的人具有救世济民的才能，自视很高，与世俗格格不入，宁可辞去名位也不屑于就任；次等的人资质柔弱而意气冲动，内心审察自己的才干不足以为世所用，宁愿甘心住在山林沟壑中，使人常常推重他的高尚风操；至于追逐名声、猎取声誉以求取利禄的，如汉代所谓的处士，不过是盗取虚名，唐人所谓借隐居终南山走捷径、借隐居少室山抬高身价的，这又是下等了。我了解彦晖，他固然要推辞上等隐士的境界，也斥拒下等隐士的做法；他所选择的处身方式，大概就是我所说的次等隐士。邀请他而他不来，不必奇怪。”于是讥笑他的人心意消解了。后来我经过他的住处，便为他写了《云林小隐记》。彦晖的上世多有隐逸的德行，而赵文敏公就是他的外曾祖父。” 《生意堂记》我的性情颇为喜爱舒适安逸。每当天地闭塞、肃杀而幽暗时，居住在那里久了，总是昏闷不快。到了春天，气候开始和暖，我便离开那里，走到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翱翔游玩。看到山川之间八风不受邪气侵扰，和美的气息舒展开来，野外的景物娇妍妩媚，枯悴的因此滋长，挤压在一起的因此萌发，沉默的因此鸣叫，我的心情便融洽舒畅，跃跃然感到喜悦。我私下想：造化大概正处于生息、延续、恢复的机理之中，虽然我不能测知其中的深奥；但从它显现出来的情状看，难道不就是所谓的“生意”吗？古人说：“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登上了春台。”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后来我向西游历到檇李，进城门向东走，看见有一间药室，屋檐如鸟翼般高敞，正临着大路。我抬头看它，两根楹柱之间题着“生意”二字。我叹道：“唉！世上难道真有想同造化争功劳的人吗？”药室主人请我肃敬地坐下，对我说：“您不要感到奇怪。造化的功劳确实很大，谁能与它相比呢？但它的功效有时也有达不到的地方，辅助调理的职责难道不在于人吗？因此古代圣人担心人会夭折死亡，所以制作了医药之具。假如有人能够推广医术并加以运用，使生意流动充盈于天地之间，这难道不是对造化的一种帮助吗？” 但我当时还不相信他的话。那时天气刚刚放晴，道路上行人很多，抱病前来请诊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门前。药室主人一边询问一边切脉，随着病证给他们授予药剂，说：“你服下这个，就会痊愈；你服下这个，就会痊愈。”那些人刚来时，气息奄奄；离去时，气息舒畅。刚来时，脸色幽暗；离去时，面色愉悦。于是和气交融畅通，生机也蔼然显现，我这才知道他这样命名并非虚妄。我说：“按照您的医术推究下去，达到治国之理可以吗？”药室主人说：“我只知道医术，至于达到治国之理，不是我所知道的。”我说：“唉！如果把您的医术施用于天下那些颠沛流离、无所申诉的人，使他们都得到生存，就不会再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了。”药室主人姓严，名某，字某。《德庆府端溪县新建庙学记》

译皇朝统一四海后，到洪武二年冬天，颁诏命令州县兴办学校，并且鉴于前代空疏文饰的弊病，严格制定教育条文，限定年限，务求取得成效。于是天下风气随之振动，凡是负有治理地方责任的人，没有不知道兴办学校的，人们也没有不知道致力于学习的。德庆府的端溪县附属于府治，地处广东上游。在此以前，县里没有学校，历任县令虚度岁月，荒废时日，不讲行释奠礼，听不到弦歌诵读之声，士人多半各自在家设学。广东归入职方氏之后，最初来任县令的人认为这是典章上的缺失，于是在城隍庙旧址上建造两楹屋舍，略具庙学的形制。洪武六年夏天，知县秦诚到任，环顾叹息说：“这哪里足以奉行明诏，应该赶快重建。”当时县丞江某、主簿章某也赞同此议，于是把情况报告给郡守赵公鼎，赵公认为很好，便扩展基地，察看地形朝向，召集工匠、备办材料，嘱咐教谕王某督理工程。先建大成殿，两侧以两庑为翼，外面以戟门作卫；正对戟门建池，形状像半块玉璧，架石作桥，以通往棂星门。之后又建讲论经书的堂，建习业的斋舍，以及水井、灶房、浴室、厕所；四周墙垣则种植松柏为其遮荫。工程完成后，俯仰四顾，只见锦江流经前方，香山依傍后面，苍梧、九疑诸峰也在近处，规制精致坚实，气象宏大开阔，过去没有而今有了，无不令人赞叹羡慕，认为这是首次见到这样的庙学制度。这项工程中，学校原有若干户佃户，查访找到他们，免除他们剩余的徭役，让他们负责运输、挖土和筑墙，所以工程容易完成，百姓也没有劳苦。工程于洪武六年秋八月某日开始，到第二年春正月某日完工。邑人李公质如今任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把本县建学校的始末交给我，请我作记。我已经叙述了这件事，并且告诉他说：“对人来说，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切要的事；对负有地方治理责任的人来说，也没有比兴办学校更优先的事。古代的人处在田野，就在田野学习；处在山林，就在山林学习；从事渔业、盐业或版筑，就在渔盐版筑之间学习，本来并不都要等待上位者来教导。然而上天生育人类，不可能让每一家都有稷、契那样的贤人，而人们中像子游、子夏那样出众的人，必定要建立学校来教育他们。因此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舍弃学校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原因就在这里。学校兴办起来，百姓就不会被其他道路迷惑；《诗》《书》《礼》《乐》的教育可以讲习而明白，道德性命的深奥道理可以探求而知晓，人人都可以达到成就德行、通达才艺的境地，然后政事才能成功。当今皇上兴起，慨然想用儒术治理天下，深切想到儒学的功效尚未振兴，战争刚刚平息，便急忙下达兴学诏书，他的谋虑深远而周密。广州虽然远在岭海之外，但唐宋以来，像张文献公九龄、余文襄公靖，确实出生在那里，声名文物于是与中原相等。” 圣明的君主把四海看作一家，做地方守令的，怎么可以因为它处在偏远边地就轻视它呢？这就是端溪的学校所以在今天焕然一新的原因。而且将来端溪的士人，不必等到有人振兴他们，自己培养才干、积累学问以等待在圣明时代被任用，像如今李公这样的人将会不乏其人。何况如今县令奉行皇上的旨意，作成这样振奋人心的事业，那么人才的兴盛，难道不会比过去多十倍吗？我姑且写下这些话，以等待事实来证明，也表明我的话并非虚妄。《临安县新建庙学记》

译临安县新建的庙学已经落成，学校中的老成俊彦陈某、郑某共同商议说：“庙学建成，前后历时五年，县令和县丞用心也很勤勉，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述来流传久远。”当时孔氏后裔中有寄居本县的希智，因为他同我交好，便请他作中介来请求我写记。县里旧有学校在县城南面，始建于宋咸平初年，宝祐年间知县王肃曾经改建过，结构坚固精密，后来只是时时加以修葺罢了。到了至正末年毁于兵火。杭州所属各县既归入职方氏，临安的治所地处溪山之间，归附之初来任县令的人，虽然用心于庙学，但征收输纳的事务繁重，来不及合力完成。建礼殿、建两庑、建斋舍，让老师和弟子居住，创立庙学规模的，是知县袁君思谦；建礼门、建棂星门、建成化堂，附设在斋舍旁，作为师生会讲的场所，从而具备庙学完整形制的，则是知县贾君鹏程。至于门窗、门槛和棂楯尚未完备，屋宇的油漆彩绘尚未装饰，台阶和瓦砖尚未铺设，道路尚未开通，厨房浴室尚未整治，都是县丞聂君原完成的，于是庙学得以建成。这样一来，本县的庙学终于成为九县中最好的了。有位穿章甫缝掖之服的老者，扶杖来到门前感叹说：“我年轻时曾在这里藏修学习。没想到有一天这里竟全变成了长满荆棘的废墟，偶尔经过一次，整天都忧伤不快。如今这里宏伟华美，实在没想到竟能变成这样；我们县的令佐给我们百姓的恩惠，不是很厚重吗？”当时教谕高德旸正好来到，便催促我写文，刻上石碑。我曾考察过：州县设立学校，是师生讲习的地方；同时又设庙来祭祀先圣先师，这是依据礼义而兴起的制度。古代士人初入学校，逢学校官员主持四时祭祀，必行释菜、释奠之礼；这些事情不能混同，所以既有学校又有庙。唐代以后，有的地方只有庙而没有学校，并不是原本没有学校，而是战乱之后，偏远地区来不及建立学校以扩大教育，所以姑且修葺庙宇来保存祭祀典礼罢了。近世以来，偏远州县已经没有只有庙而没有学校的地方，庙学制度于是完备了。如今皇帝改革政治，颁诏州县设置弟子员，制定分科取士的条文，规定取得成效的期限，以培养人才；又认为州县春秋举行释奠礼近于亵渎而予以废止，这与古人关于学校的议论相合。至于释菜礼，是弟子用来侍奉老师的礼仪，自然应当修行。欧阳子说：“释奠有乐舞而没有尸主，是礼仪的简略形式；释菜则连音乐也去掉了，是更加简略的形式。”到了学校庭院，读学校里的书，诵读其中的诗，却不思考这些学问从何而来，不因此而表示敬意，这在礼制上是没有的，更何况是礼仪中最简略的形式呢？学校的设置，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临安的令佐，前任制定规制，后任继承实行，对于庙和学都尽力营建，不断加以增益，他们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而且我听说：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如果不用圣贤之道教育百姓，就是抛弃百姓。如今临安的令佐，建庙以保存祭祀典礼，建学以扩展教育事业，他们把百姓纳入正道，已经做到极致了。做他们百姓的人，如果不率领子弟背着书箱前来，抬头瞻仰，低头思考，却不知道因此自我奋发，就是抛弃自身。临安溪山明丽秀美，风俗淳厚坚定，当地人一向通晓诗书，讲究礼让，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劝勉。我在都授之地任职，也有相互规劝的责任。如今正好记述他们的成就，所以不得不再次告诫他们。县里的俊秀之士，希望你们记住这些话！” ○序 《闻人氏家谱序》《德清闻人氏家谱》一卷，是孝孙贞所记载编录的。考察家谱，闻人作为姓氏，始于鲁国的马正。汉元帝、成帝年间，有名叫通汉的人，曾同大戴、小戴在曲台讲论《礼》。汉灵帝时，有名叫袭的人，被授予太尉之职，因灾异而被免官，刘宠接替了他。汉末战乱时，迁居吴中。到晋武帝时，有人担任博平县令，名叫奭，因上疏恳切进谏而闻名。隋末迁居钱唐。到吴越王时，有人担任新定从事，名叫珪，历级升任银青光禄大夫，这是其中最显达的。显达之后，在周显德年间又迁居嘉兴。嘉兴这一族在宋代大多凭科举起家，号称特别兴盛。而贞这一族就是嘉兴一支。从训武府君居住在武康巽渚算起，传了五代，迁到德清的溪上。如今贞确实就是德清闻人氏族人。贞来到建业时，他的父亲担心他出外做官日久，便把这部家谱交给他，并且告诉他说：“战乱刚刚平定，而这部家谱有幸保存下来，你要谨慎地承继它。”贞恭敬谨慎地接受父命，又重新加以汇集编次，拜访我请求作序。唉！人以祖先为根本，祖先就是血气由此开始的源头。所以记载礼制的人说：“礼不能忘记自己的出处，这是返本溯源的道理。” 先王盛世时，宗庙有一定制度，昭穆有明确次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有礼制；亲近的族人能够聚合，有敦厚和睦的感情；疏远的族人即使分离，也没有乖离失散的忧患。他们防范世道、维系人伦的用意，实在周到极了。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宗庙制度废弛，昭穆次序紊乱，冠婚丧祭之礼无人讲习。能够使世人知道自己的身世根源，不至于沦为浑浑噩噩的人，也只是因为家中有家谱罢了。然而设置家谱，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为什么呢？愚昧的人不知道修谱的意义，明白的人知道应当修谱，却不能保证家谱不散失。近世清河元文敏公凭借雄健的文章和崇高的声望，想亲自执笔叙述世系次序，推寻世代德行的源头，向上追溯，却只追到四代便停止了，四代以前的情况没有办法详细考察，也留下了遗憾。因此家谱如果不修，即使有孝子慈孙，想要表达追念尊崇祖先的敬意，也无法做到，难道不可叹息吗？如今看贞的家谱，远世的先不论，从训武府君以下直到贞，共有八代了。此后继续记载下去，即使百世也不会泯灭。生活在今天的人，能够保全自己的身体已经很难得了，哪里还顾得上追溯自身的根源呢？这就是闻人氏父子值得敬重的地方。于是我为他作了这篇序。贞字廷干，谨慎敏捷而且有学问，所以能够懂得应当看重家谱，正是如此。《送都勒斡平章还燕序》

译皇上平定浙西时，元室被张氏羁留的高级官员和贵人，接连结伴到朝廷来拜见。皇上优厚地接待他们，给他们安排馆舍和饮食，使他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又因为他们世代都是元朝旧臣，官秩高而年纪老，若让他们在此安享晚年，终究不是他们心中所安，于是把他们全都遣返回乡。此次同行的，前江浙行省平章笃禡公也在其中。六月的吉日，他们船只首尾相接，驶出秦淮河向北。父老百姓无不遥望叹息，称颂圣德宽厚弘大，超过前代，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当初张氏占有浙西，对元室表面顺从、暗中悖逆，使用元朝正朔来装饰公文，而一切官职的废置、赏赐和剥夺、生杀、爵禄，全都由自己决定。他害怕真实情况暴露，所以尤其严密防范元朝官员。凡是被授官而要到他统治境内任职的人，他就阻拦使其不能上任；有人调任其他地方、路过他的辖地，他就扣留而不放行；有人阿谀顺从、讨好取容而被他收用的，他又一定更换其官职而任命他，务必压制阻遏他们的志向，像逼死南台大夫、强迫笃禡公代理行台事务之类，就是这样。笃禡公出身世代显贵之家，历任显要官职，早就以才能声誉著称。他从福建到浙江，都承担藩屏方面的重任，实在已经很显赫了；可是张氏仍然一意压制阻遏他，这种压制之情，积累了十年之久。等到归顺国朝，一旦蒙受恩典，能够返回故乡，郁结顿时消除而转为欣喜畅快；感情的宣泄，简直不只是像河流冲破堤坝奔注山谷一样。难道不是很幸运吗？去吧，遍览山河，周游乡邑，也可以追念皇上的恩德，歌唱舞蹈，以此自我庆贺。诸公将要启程，皇上命儒臣撰写序文为他们送行。当时一夔也是羁旅在外的士人，参与在祭祀仪式之后；朝廷没有弃用他，派他撰写制诰文字。如今又承蒙近臣推荐，让我作序。恭送笃禡公接受诏命，我惶恐不敢以身份疏贱坚决推辞，谨作此序。《送贝公远序》我的朋友贝公远，是敦厚而聪敏的人。他在乡里时勤学成才、积累文章，在儒学界已有声望。等到立志游历四方，不远千里来到京城，便受到皇上的知遇，被任命在清秘之府任职，掌管典籍。公远官阶仅八品，入朝时却能随宰相和百官依次站立在殿廷之下，参与讨论治理国家的政论；出朝以后，则同博士先生考核经书、研究历史，讨论性命道德的精微和古今治乱的根源，因此他的学问越发进步，见识也更加宏大而深远。如果让他施展于政事，当然会觉得十分容易。元年冬十一月，山东郡县开始归入职方氏。皇上命令朝廷大臣赶快选拔守令，补任那些职位。公远被选为沂州同知。大夫君子们认为公远出身文史之士，却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都替他感到荣耀。一夔曾对公远说：“在革新政治的初期，善于治理的人，能够根据当地风俗，审察时势的适宜之处而加以更新，成效很快就能显现。而且我听说，沂州在鲁国南面，风俗完厚，人性淳朴坚实；那里又靠近孔子的故里，礼义教化在人心中尚未泯灭，不像偏远僻陋之地的强悍之徒、狡黠之党，凭恃顽固愚昧的习气，习惯于苟且奸诈而自行触犯刑法。” 所以当地人一向被称为容易治理。天下发生变故以后，却有人凭借那片土地进行防御，竭力搜刮钱财粮食来供给费用；有关官府征敛还不能满足，他们便采取十头猪由九个牧人来放牧的做法，因而彼此勾连作奸。沂州处在皇上的统治之下，从此才有不能安居的人；而当地人渴望得到治理的心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对于容易治理的百姓，又怀着迫切求治的心情，假如有贤能的州司牧来治理他们，百姓的生息繁荣，必定像万物受到及时春雨滋润一样，蓬勃兴起。《传》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顺应时势。”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唉，儒者的功效，已经很久没有在天下显现了。如今让公远治理这片新近归附的土地，皇上大概是想坐享儒学治政的功效吧？公远努力去做就是了。《送刘崇明还江西展墓序》皇上平定两浙的那一年，我也因被遣派而到了京师。住下不久，幸而承蒙差遣撰写制诰。当时江西士人以文学著名于当世，在朝廷做官的，如熊君伯颖、刘君宗弼、朱君仲雅，这几个人都不因我才智不敏而屈尊同我交游。只有刘君伯序当时出任徐州副职，我还没有见过他。刘君又以能诗闻名于诸公之间，我更加希望见到他却一直不能如愿。恰逢朝廷正在修订大礼，有朝臣推荐刘君，便从外官任上征召入朝，参与考订工作。既然职事相连，住所又相距很近，于是得以实现私下结交的愿望。礼书进呈后，提拔刘君为崇明知州，而我也因母亲去世返回乡里，从此彼此相望，距离一天天远了。今年我因史事被征召，路过浙西，却因生病未能成行。有经过我旅舍来访的人，说刘君在崇明完全以公正明察治理政务，像锋利的太阿剑出匣，光彩焕发，毫不挫损锋刃。当时谈论州县政务的人，必定说到崇明。刘君自己坚定自信，同僚却不与他协同，豪强奸猾之徒尤其不便于他的政令，于是相互勾结陷害他，最终因此被列入贬谪名籍。我为此叹息惋惜不止。自从刘君被诬陷以来，称说他冤屈的，不仅是崇明百姓，邻近地区的百姓也都如此。当地士人不只是崇明的士人，邻近地区的士人也都这样。何况像我这样曾经同他结交的人呢？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知道刘君的诬陷已经被洗清。我病势稍稍痊愈后，去探访刘君谪居的地方，才知道刘君的儿子刘静年仅十三岁，当皇上派使者巡察询问四方时，便爬行了六百里路，把父亲被诬陷的状子诉说到使者马前。使者怜悯并认为他说得对，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说：“这是诬陷。”于是命令台臣重新审查此事，完全查明了其中的真相。于是给诬陷者定罪，其中判重刑的有若干人，判轻刑的有若干人。真相如云开日明，声势如风动雷鸣。先前那些称冤的人，全都共同称快，认为皇上聪明超过常人，不让一个士人在圣明的朝廷中含冤。这样说来，又不只是我个人的私下快意罢了。刘君的事情既已昭雪，朝廷商议将改授他其他官职，刘君向朝廷极力请求暂时返回江西，祭扫祖先坟墓，获得了准许。如今他将取道西行，于是征求我的话作为临行赠言，并且说：“从前我常常害怕没有言辞可以告诉我的祖先父母；幸赖圣天子，才有今天，可以告慰我的祖先父母了。我就要出发了。”我说：“刘君，如今人们做官，只看自己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势力所能及的程度，志满意得便停下，哪里还顾得上不辱没自己的先人呢？” 如今您一定说可以告慰祖先父母，我由此知道您心中所存的是什么了。像您这样为官，外在的遭遇已经不值得比较，何况还能得到皇上的知遇而亲自……明白吗？去吧！割除祖墓上的荒草，拜访慰问乡邻，恭敬地祭扫祖墓。还应尽快返回朝廷，传播美名，建立伟大功绩，以报答皇上的知遇；那时您的祖父和父亲也将感到光荣了。《韦斋稿序》

译渊白上人凭借清俊的才华和纯粹的资质，成为佛门中的俊彦，又一向喜爱写诗。他的诗锤炼字句，务求除去陈旧的语言，以清洁新颖为尚。他说：“我们佛门弟子寄身于空宗，同青山白云为友。只是所践履的地方幸而在尘世之外；有时因缘于情感、指涉事物而见于语言，却仍免不了被俚俗低下的言辞所污染，那么这样的语言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所以他写诗时，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力求表达众人所没有表达的内容，把世俗的习气彻底洗去。读他的诗，人的杂念便消散了。语言精炼的作品才称得上文章，而诗歌在文章之中，又是更精炼的。因此写文章一定要去掉陈言，写诗尤其应当这样做。假如确实去掉陈言，气韵自然清新，声韵自然高远。谁不能写诗呢？但能写到这种境界的却很少。从前东坡先生任杭州太守时，经过一座僧舍，看见墙上的一首短诗，喜爱它潇洒出尘、隽永耐读，便提笔和作一首。不久却自认为比不上原诗，只得吟咏感叹而停止。先生凭借天赋纵横的才华，难道竟比不上那位作者吗？这就好比豪杰朋友们举行盛大的酒宴，嫌弃八珍不够珍贵，陈列九鼎为食器，醉于浓酒、饱食鲜美而不胜厌倦。忽然甘蔗浆和茶汁送到面前，喝一口便感到舒适，不就像用灿烂的霜和红艳的雪来冲洗肠胃一样，怎能不因此感到欣喜畅快？所以世上即使有超出常人的才华，到了写诗时，有时也免不了外貌平凡、韵味俗陋，自己也会感到厌弃。如今上人能够自我磨炼，力求超出世俗之上，实在值得称许。我经过秀水时，他拿出所谓《韦斋稿》请我评论。原来上人对于古人的诗，唯独喜爱韦苏州，常把自己的吟诗室题作“韦斋”，并把所作诗歌题名为《韦斋稿》。我不擅长评论诗，看他题作“稿”，就可以知道他的旨趣了。《陶尚书文集序》国家兴起，必定有杰出的大人物和博学的士人，乘着革新的时运，以雄健的文辞、巨大的笔力出而铺陈发挥，用神妙的文采润色装饰宏伟功业，文章铿锵有声、灿然有光，使天下人的德业超过汉唐，让各郡国听到它，知道朝廷的伟大；让四方夷族听到它，知道中国的尊贵；让后世听到它，知道今日的盛况。这样以后才能看出文章的作用，绝不是末流小技。唉！有志于此的人，在六经之间耗费心神，在诵读钻研之下苦心思索，所受的劳苦实在很大。他们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追求华美吗？也是想把所学用于国家，不让它沦为徒有其名的器物罢了。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像当今礼部尚书陶公凯，大概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吧？陶公资质性情超过常人，才华很高，学问很博，见识尤其卓越而深远。因此他写文章，多则上千字，少则百余字，下笔滔滔不绝，看不出有什么艰难的样子。他曾游历吴楚，正逢当时排斥南方士人，胸怀才华却不能施展，所以所写文章多有激愤慨叹。后来又经历动乱离散，自料无处施展才能，离开尘世住进深山，教授经书来奉养父母，因此所写文章多含蓄隐约。如今皇上平定天下，想改变从马上征战形成的习惯，派遣使者四处寻访，征召起用隐居山林的士人，使者到了台州找到陶公，陶公不敢坚决推辞，出来应国家的需要。当时皇上正命儒臣编纂修订《元史》，皇上知道陶公老于文学，便让他参加编纂修订的行列。书成之后，他任职于大本堂，不久升任应奉翰林文字，没过多久又越级升任如今的官职。凡是考订古代礼制文章之事，陶公大多参与论定。适逢翰林院职位空缺，朝廷唯恐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于是命他兼管翰林院事务。正在这时，天下大定，朝廷致力于宣导皇恩、颂扬功德、推述勋劳世系，以彰明文物制度。凡诏令、封册、歌颂、碑碣等文制，大多出自陶公之手。陶公自己想到，文章的作用大概就在这里；措辞、申述义理，各自都合乎文体。于是陶公的文章充沛地成为一代所用。因此我认为，文章写得好不好，取决于作者；而文章能发挥什么作用，则取决于作者所处的际遇。我早年也曾有志于此，只因同陶公有乡里之谊，几次跟随在他的论著之后学习，哪里料到未老先衰，学问日益衰落，气力日益耗损，终于不能有所成就，又哪里敢说自己能够显用于世呢？如今陶公在京师把他所写的文章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又请我写几句话置于文集开头，我于是为他编次评论。后世读到这些文章的人，希望知道我的话并不虚妄。《乡试程文序》皇上平定天下以后，颁诏令通过科举取士。不久因为大比之期稍有拖延，天下有遗漏人才的叹息，便又下令每年举行一次，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浙江行省每年贡士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行省官员召集所属各郡的士人二百多人，命精于文学的士人依照规定考试，并评定他们的高下次序。主管官署遵循旧例，对于考试掌管的事项、选拔的方法和防范措施，都十分谨慎。撤去考场栅栏后，按名额选得士人作为贡士。起初实行科举时，皇上的意图是革除浮华的习气，以求取得实际成效，因此朝廷商议稍稍改变前代制度，趋向古制。所以经义一定依据经书，论一定涉及礼乐，策问一定针对时务。经义依据经书，文章就必须力求深奥雅正，以通达性命道德的根源；论涉及礼乐，文章就必须力求精确核实，以阐明文物制度、礼仪等级的美善；策问针对时务，文章就必须务求切实，斟酌古今，说明事势变化，以适合时宜。不然就像玉杯没有底一样，又对实际应用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国家的良法美意，也是凡作士子的都应当知道的。事情办完后，主管官署把这些程文刻印成版，送给四方，大概是想对上彰显国家兴文的盛况，对下勉励后来者有所取法罢了。《送赵乡贡序》

译洪武五年秋八月，浙江行省乡试结束，考场栅栏撤去，一张张榜文灿然悬挂在行省门上，观看的人都以此为荣。杭州士人中被选为贡士的有五人，名列第三的是赵惟一，字执中。当初，执中向郡学助教何彦恭甫学习经书，而何彦恭甫又向前乡贡进士徐中先生学习经书。师承授受有源流，所以他在官府考试时，最终凭借易学冠绝同经诸生。执中将要赴礼部考试，我告诫他说：“科举的设置，在隋唐时期的情况，我没有闲暇从远处引证。宋代由各州贡举士人，称为乡贡；元代以及本朝由行省贡举士人，也通称乡贡。杭州作为州时，贡士名额从淳熙到景定增加到二十二人。元代在浙江设置行省，统辖三十二郡，杭州隶属于其中，贡士名额只有二十八人。那时杭州的士人并没有减少，却有时三年还不能贡举一人。如今行省统辖九郡，杭州也在其中，名额增加到四十人。杭州的士人并没有增多，三年一次贡举，却有时能达到六七人；仍担心不足以尽量收取人才，于是又改为每年贡举一次。执中就是每年贡举的士人。”从现在看来，元代虽有科举，名义存在而实际并不相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如果按照二十八人的名额，却想收取三十二郡的士人，怎么会不遗漏人才呢？如今皇上改革政治，鉴察前代的过失，独自作出明睿的筹划，认为这样做才合宜。近来仿效宋制，首先建立科举，扩大取士的道路。诏书下达后，家家响起弦歌诵读之声，人人都有青云直上的志向。像杭州士人参加贡举，从无空缺的年份，哪里还会有白头穷经的叹息呢？杭州是东南都会，人才最为兴盛。隋唐以来，大都通过科举取得人才，而宋代最为兴盛。我姑且逐一列数宋代以进士起家、在天下后世享有声誉的人，讲给你听。政事方面有唐肃、郎简、盛度；词章方面有钱易、钱藻、杨蟠；学术文章方面有沈括、沈晦、洪咨夔；议论建言方面有赵汝谈、赵汝谠、李宗勉。这些人，有的声名传扬于郡国，有的跻身馆阁殿堂，有的执掌朝廷政务；他们的功名事业流传于乡里的评论，载入国家史册，清清楚楚地在人们耳目之中。如今您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又是本地士人，离开这里到朝廷拜官，必定会像古人那样，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业，发扬美名、超越前贤，和前人相媲美，难道只是求取名位爵禄来给乡里增光罢了？” 本地人才的兴盛，已经超过元代而追及宋代，这一点从您的此行就可以预见了。《送王生序》今年二月，东州的弟子员中因升入太学而路过浙江的，大约有一百几十人，但都来拜访我讲授经书的堂舍。我观察他们的品性操行以及文章、经学技艺，都卓然可称道。有一位王某，是括郡的诸生。他性情淳厚，行为谨慎端正，文章和经学技艺也值得称道。因此我自我责备说：“我凭浅陋的才学勉强担任教职，常常害怕教导没有效果。如今见到像您这样的人，更加感到惭愧。”恰逢王生请我写话为他送行，我便告诉他说：“古代先哲圣王想要造就人才，从来没有不凭借学校的。因此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天子、诸侯的子弟以及国家选拔的俊秀之士，都进入学校学习。他们从成童直到开始做官，讲明仁义的学说，学习礼乐的仪态，敦实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先从自身做起，推广到家庭，再推及邻里乡党；等到名誉显著以后，才考察并推荐他们。起初称为秀士。成为秀士以后，再从其中选拔最优秀的，称为选士。成为选士以后，再从其中选拔最杰出的，称为俊士。成为俊士以后，再从其中选拔特别出众的，称为进士，然后授予官职。” 积累学问、积累德行，是这样勤奋而持久；考察人的才干、授予职任，又这样审慎而循序渐进，那么那些侥幸求取功名利禄的人，哪里还能容身呢？这就是古代学校培养人才的良法美意，只是这种政教已经废弛很久了。皇上在江左建都，首先建立国学；等到南北统一，又下诏设立郡县学校，特别重视儒学事务。到了今天，培养造就人才的成效已经显现。皇上思虑宏远，认为学校的教育即使做到这些，如果不使人才的学识老成，恐怕仍不适用。于是又命令选取年龄较长、才干品行优秀的人进入太学。这其实就是先在乡里评选秀才，然后升为秀士、俊士、选士、进士，最后授予官职的意思，可以说是盛大的举措了。诸位生员从乡里被选拔而来，再逐级提升，根据所选而得到任用，有些甚至不用占卜就可以预知结果。至于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为国家竭力效劳、来彰显美名和功业的人，我虽然年老，却还来得及看见他们。《唱和禅偈序》偈，是诗的一类。佛教所说的各种经文，必定有重偈，用来申述经义。看《春秋》所记载的列国之事，大夫互相聘问，中国既然修饰辞令来表达事情，最后还要引用诗来说明，这大概也属于同一类。偈有五言、七言，只求便于诵读，并不讲究押韵。诗多用四言，并且用音韵使之协和，大概是因为要配合弦歌。诗从汉代变为五言，到唐代变为七言，声律也很严格。佛教徒一开口就形成偈语，大体也接近诗。我的同乡佐上人，字东州，居住在灵隐寺，后来回台州探望父母。有一位名叫宻心严师的人作了一首偈，赠给他送行。偈用七言，共八句，属于诗的一类。依照原韵继续创作的，又有二十四人，这就是近代诗人次韵唱和的方法。上人姿态敏慧，参究禅理，叩问直指之道；他的同袍朋友们担心他爱亲的心意胜不过求道的志向，便彼此激励，希望振兴祖师之道，而不是作为世俗嘲风咏月的工具，所以不称为诗而称为偈。上人请求我为它题辞，于是我写在篇首。《送埙上人归四明序》

译豫章复禅师在灵隐山中宣讲佛道，把儒学和佛学合在一起作为教化，跟从他的人很多。有一位埙上人，气概冲迈而操守恬静，又有志于道，侍奉禅师多年，将要回四明，来到我门前告别，并请我写赠言。我也因为奉召赴京，没有空闲执笔，又托他的老师的朋友奫禅师代为转达。于是我辞谢说：“我和上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学习的事业也不同。如今这次分别，我正要离开亲戚、抛下妻子儿女，在车尘马足之间奔波；而上人的高尚踪迹，就像孤云野鹤，在太虚之外自由翱翔。我们的情形又不相同，我凭什么对上人说些什么呢？”然而我听说，古代先哲中有些人对佛理有深入的理解，认为佛道与《易》《论语》相合；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欺骗我。上人的老师既然把儒、释合在一起施教，上人自然不应认为我与他不同而来请教。难道是我的认识还不够深，反而把它看成不同吗？上人走吧！四明的雪窦，层层山峰、重重峭壁，陡峻高耸，直入青空，传说古时常有古佛在那里显现。上人回去卧居云谷山壑之间，更加弘扬佛道，所达到的境界应当更加深厚。我年老而且多病，等得到准许回乡，就将横渡涛江向东，经过上人的居所，叩问其中所以相同的道理。《送林鸣善还台州序》我郡的林先生鸣善，隐居在临海城外，捆扎茅草盖成房屋，种植麻和稻子，供给衣食；闲暇时便考察经书、阅读史籍，以探求性命、道德的根源以及治乱兴亡的事迹。他还说：“我老了，就这样终了此生。”如今皇帝实行改革，完全以儒术治理天下，下诏征召天下士人，安排到各个职位，有关官员谨慎奉行，广泛搜寻访问，没有遗漏任何人。于是先生以年老推辞，但未获允许，只好起身上路。向西经过钱唐，拜访地方最高长官。地方长官一见先生，看到他须发全白，便说：“已经老了，应该不要派遣。”唉！男子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五十岁任命为大夫，任职处理政务，七十岁退休，这是通常的制度。人的身体既然承担着推行道义的责任，所以即使圣人孔子志气虽与常人不同，血气禀赋也不能独自例外。他年轻时，连梦中都想实行周公之道；等到周游各国而不被任用回来后，便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已经很久了，我不再梦见周公。”由此就可以想见了。先生正当精力强盛时，学问足以有所守持，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可是前朝的制度，选取人才不是根据门第，就是根据刀笔吏积累的劳绩。那些凭儒术进身的人，好比帽子上的缨络、鞋上的鞋带，似乎不可缺少，却只能作为装饰。于是使先生的才干和学问沉没在乡里，与普通百姓为伍，直到老去也没有得到一项官职。虽然如此，这其中必定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我本来不必再评论。如今正逢任用贤才不拘一格的时代，却因为先生已经衰老，不能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为国家效力，竟然收起他有用的才具让他离去，也实在可惜啊。虽然如此，君子所看重的，本来还有比这些更大的事情。先生回去吧，年纪日益增长，学问日益深邃，德行日益丰厚。像从前徐中行先生那样，以八种德行著称于我乡，难道不伟大吗？事情的轻重，大概必定有人能在这里看出。我又哪里足以明白呢？钱唐的大夫、士人多为先生回归而羡慕，纷纷作诗送行；我因为与先生同郡，便为这些诗作序。《陶阳图谱序》陶阳在台州的黄岩，陶氏世代居住在那里。起初陶氏从福建长溪迁到东瓯，又迁到台州黄岩。到吏部员外郎汉生氏的第十一世祖、名某的人时，正值宋皇祐年间，他任都巡检，才迁居陶阳，所以汉生是陶阳陶氏的后代。汉生说：“宗法不建立，族人聚集在一起也会彼此视若路人，我对此十分痛心。因此先列世系图，后附谱系，以明世代次序，名为《陶阳图谱》。”陶氏自从受姓以来，繁衍遍布天下，世代不止一代，族支也不止一族。如今用图谱来彰明祖先的德行，启迪后代，追溯远祖以说明近支，列举疏远支系以显示亲近关系，是可以的。如果不追溯远祖以说明近支，不列举疏远支系以显示亲近关系，却称为《陶阳图谱》，那就是详述本族的出处。既然要详述出处，就应该以长溪为根本；舍弃长溪而以陶阳为根本，是尊崇最初迁居之地。这正是图谱亲爱亲族的意义。我曾考察陶氏世代德行的美盛，想到巡检府君处在宋朝全盛时期，在朝廷佩玉鸣响，在郡国分掌符节，并非没有可以施展才干的时代；只是他的地位没有达到与德行相称的程度。此后十代，俊秀贤能的人当然有，但都以儒学自守，没有见到有人名列三铨之上、俸禄达到百石。如今汉生氏凭借清正的才干和精粹的学问，正逢圣明的朝代，历任显要职位，好比骏马奔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还没有看到他停下来的时候。我曾看过他的远祖靖节先生所作的《命子诗》，逐一叙述从虞宾以来直到周司徒，以及愍侯舍、丞相青、长沙公侃等人功勋德业的盛大，最后却自叹仰望而不能及。这样看来，靖节所处的际遇大概与汉生不同。然而陶氏世代的德行有丰厚也有不足，又取决于时代的盛衰；陶氏子孙由末追本，难道不应当从这里有所考察吗？《送清源师还天界寺序》

译清源师，是泉南的优秀人物。他仰慕佛教，进入金华山，在傅大士行化过的地方学习佛道，曾经出世修行。京师的天界寺，是当今第一禅林，僧众聚集在那里；能够坐在狮子座上挥动麈拂的，称为人天之师，若不是才华丰厚、德行高尚而又为皇上所知的人，不能授予这种职位。今年春天，全室禅师泐公以高僧身份被召见，于是有了这个任命。清源师听说后前往，全室很赞赏他，延请他居住第二座。我在夏历五月到达京师，拜访全室方丈，才认识清源师。偶然看到法会的盛况，见他手持百丈文制定的规约，约束大众，神色肃穆，仪态整齐，如同在朝廷执掌法令，没有人敢违犯。等他退下后，偶尔经过他的住处，却见他煮茶赋诗，以歌吟、笑谈为乐。当时全室的宾客中，老宿有朽室、楩圆彻、如性原、明冲默、如敏机慧等，都屈尊与我交游；清源师正值盛年，以清旷不羁的气质处在他们中间，也是一件奇事。从前宋朝在汴京时，相国寺实在是佛法的渊薮，其中杰出的人物有秘演、惟俨。欧阳公称赞秘演豪迈旷达，称赞惟俨耿介特立，并且喜爱他们都有文辞。这两个人所达到的佛理境界虽然无法知道，但也都是一时的方外高士。如今的天界寺，就是过去的相国寺；像清源师这样的人，我也认为具有秘演、惟俨的风范。我回到南方以后，心里很思念他。不久又在钱唐相见，握手畅谈，十分契合。住了没多久，他又登门请求说：“我将要回去了。白云在天空中，来去没有踪迹，本来就是这样吗？”他回去拜访全室，替我致谢说：“尘世之人一想到禅悦，便从来没有一天忘记。” 《詹氏世谱序》如今的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公拿出一部世谱，给一夔看，说：“我家的世谱曾经毁于兵乱，如今我亲手重新抄录我宗族传承的次序，拿给我的儿子和孙子看。”他让我执笔为世谱作序。我看到他所列的干支疏密有致，纲目交相联络，次序井然，条理不乱，起身说道：“这确实是大夫君子反本崇始的工具。”一夔早年曾读《周官》，看到其中有小史这一官职，负责确定世系、辨别昭穆，以制定邦国的志书，便说：“这就是世谱产生的由来。”世上有氏族作为宗族，如果没有谱牒来知道它从哪里出、又因何分支，世代越久远，族人越繁多，必定会发展到彼此失去联系，昭穆次序也会混乱。这就是世谱不可不作的原因。按谱牒考察，詹公受姓，实在始于楚国的詹尹；其后子孙便以官职为姓。经历汉、唐两代，代代都有闻名之人；中间遭逢变故，无法考察。到了宋代，有名范与适的人，跟随苏文忠公游学，他的姓名详细记载在家集《适传》中。传到第二代，生出武德大夫、殿前统制、名青的人，开始凭武职起家，随从高宗建都杭州，这就是詹公的高祖武德府君。再传一代，生出武翼郎、马步总辖、名某的人。他凭骁勇成为都统夏贵部下的将领，随军镇守鄂州，适逢元军南下，调任阳罗堡守将，因病发作而回到家宅。不久宋朝灭亡，宋朝将校大多拿着任官凭证换取新朝任命来做官，唯独武翼府君叹息说：“我虽然只是偏将，却想为国效死而没有能够实现；如今国运已去、事物改变，难道还要凭借这个来做官吗？”于是脱去武职名籍，与普通百姓为伍，教儿子读书，说：“怎么知道我的子孙中不会有人凭文学兴起呢？”这就是詹公的曾祖武翼府君。他生了声甫先生，名镗；声甫先生又生了古宝先生，名鼎。江南刚刚平定时，先前凭武阶进身的人，大多被新朝视为新归附者，迁徙、贬抑，不能安居；而武翼府君的儿子和孙子却独自成为元朝的幸运百姓，戴高冠、束博带，悠游于士林之中，可以说武翼府君给他们留下了安定的生活，只是他们都没有在当时显达。詹公是古宝先生的嫡子，十二三岁时跟随乡先生学习，已有俊秀的声誉。当时虞文靖公的弟弟虞盘任苍梧尹，见到他便认为奇异，把女儿嫁给了他。詹公向梅坡甘先生学习《易》，向我山刘先生、彭寿二位先生学习《春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老儒，凭经学闻名于世。詹公天资俊朗爽利，志趣卓异，能够深入穷究学问的奥妙，涵养融会、发扬光大；写文章提笔就成，气势如水涌山立，令人欣喜又惊叹。然而他身处前朝，怀有才学却无法施展，只做了州助教。遇到朝廷改革，便凭丰富的才干和深厚的学问得到皇上赏识。官位日益升迁，从中书博士六次转任而成为吏部尚书。国家任用他，唯恐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于是又有兼任官职的命令。十年之内，他不是以鉴别人才、选拔贤能为职，就是以文章铺陈皇上的文治功德，从未被其他职务杂乱牵制，可以说既荣耀又显达了。武翼府君对后人的期望，到这时也得到验证。一夔恭敬地看詹公的世谱，看到詹氏到詹公时兴盛起来，拿着谱牒叹息说：“詹公的先世如果失去了遗留谋划的正道，怎么能达到今天这样呢？”后来我与詹公同在史馆，参与编修工作的末尾，看到詹公每天受到皇上顾问，知道詹公暗中进献嘉言以使天下受福，那么他的子孙将来更加兴盛，也可以预见了。将来光大昭明家谱，成为南楚世家，难道不是从詹公开始的吗？于是我不再推辞，为它作序。《送朱质夫知宁远县序》

译大海以南，环绕海岛的州有四个，黎人居住在那里。黎人分为两种：依凭深山居住、不承担贡赋的，称为生黎；耕种放牧于较平坦的地方，知道承担贡赋的，称为熟黎。如今州县所治理的地方，就是熟黎居住地以外的地区。我私下听说当地的风俗，能够接受州县治理的地方，到现在已有几百年，但夷人的习俗仍未改变。他们中知道承担贡赋的人，稍微违背他的意愿，也容易发生变乱，更何况一向不知道承担贡赋的人呢？试想，他们看中原人的语言虽然不通，衣服虽然不同，但肢体面貌本来与人没有不同。他们的天性，难道唯独与人不同吗？考察其中的缘故，实在是因为过去朝廷把那里看作险远之地，无暇选择贤能的守令。贤能之人既以路途险远为理由推辞，而不怕险远的人，又多是怀有私心的人。后来甚至用军官治理他们，完全不把承接教化、宣扬教化当作职责。作为他们的师帅竟然如此，怎么会不使他们变得与众不同呢？还怎么能希望他们受到教化呢？天兵南下后，这些地方全都归入版图。皇上鉴察前代政治的过失，对他们一视同仁，认为那里虽然在九州荒远之外，也不可以不治理。治理它不采用别的办法，必定要用儒术。于是铨选官员的部门敬谨承受皇上的旨意，不再考虑路途远近和地势险易，像内地一样授予官职。六七年来，戴着章甫冠、穿着缝掖衣的人，几乎遍布各州县。而向朝廷报告政绩的人，也说黎人向往教化，不仅熟黎如此，就连所谓生黎也都愿意成为省地的百姓了。这难道不足以看出儒术功效的明显吗？海昌朱质夫氏与我交游多年，为人端正谨慎而有操守。他的先君子希望他凭明经起家，建造经训堂来激励他。质夫能够遵循父亲的遗志，专心向学。所以秘书卿贡公泰甫以文学政事闻名当世，质夫确实拜他为师。学问日益提高，见识日益广博，声名也日益显著。正逢朝廷下诏兴办学校，杭州太守征召他起任钱塘诸生的助教。不久，监察御史到浙江巡访，认为质夫的才干足以担任守令，不应留在闲散职位，于是向朝廷推荐他，便有了宁远县的任命。宁远是崖州的属县；崖州相对于琼管三州来说，过去有人说要两次渡过鲸涛，前往那里尤其困难。质夫接受任命后，起身说：“年轻时学习它，成年后实行它，这些话我曾经诵读过。我的学问不如古人，难道我的志向也不如今天的人吗？如今幸而有可以施展的地方，怎么还敢计较路途远近、地势险易，来违背我君王的德意呢？” 他穿着朱衣，手持象笏，路过钱唐，看不出一点为难的神色。《诗经》说：“王朝人才济济，只有君子才任用他们。”这不正是王遵经过九折坂的事情吗？这大概就是他愿意做忠臣的原因吧？质夫上路了！我知道海南风气的改变，将从我朝开始；而四州各县文教声名的盛大，也将从宁远开始。至于把夷人改变为华夏之民，其中措施的先后次序，必定自有道理。质夫政绩完成回来后，请允许我向他询问具体情况。《哀颂序》唉！哀颂这种文体的创作，难道是起始于秦人所作的《黄鸟》吗？魏晋以来，七哀、八哀一类的赋，大概都从这里开始。然而这类作品并不是徒然创作的，必定是因为那个人节操情谊高尚、文学美盛、政治功绩优良，有足以激起人们思念仰慕之心的地方，然后才会创作。依我看，仁和的士人们在县令死后为他作颂，不正是所谓先有足以激起人们思念仰慕之心，然后才创作的吗？县令姓吴，为人平易近民，于洪武五年冬天来到仁和任职；今年冬十月，因病死在任上。仁和是事务繁重的县，从辰时到酉时，公务像猬毛一样纷杂，吴县令处理决断、迅速办理，上面没有荒废职守，下面没有扰害百姓。至于学校事务，是世人所谓不急迫的事情，他尤其多次用心办理。所以他死后，人们都思念仰慕他，这大概就是哀颂因此产生的原因吧？唉！世道不如古代，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都足以获得人们的称誉。依我所见，多数称誉只发生在任官期间，而不在罢官之后；这件事尤其足以证明吴县令政绩的优良。《左传》说：“诗可以兴发感情，可以观察风俗。”这些诗，大概也确实能够感动、激发人心吧。《送王孟起还括苍序》古代文武并用，后世有时把二者分开看待，所以深衣的制度既可以用于文士，也可以用于武士，这一点大概可以看出来。汉代的期门、羽林军都知道读书，而那些博学多闻的人，也有放下笔杆而起身，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取得封侯的，哪里曾经有文武之分呢？如今都指挥使徐公镇守浙江五年，政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遵守，境内安宁，人和吏和，于是每天召集应当承袭世职的武官子弟，教他们骑马、射箭、击刺。他又担心这些子弟志气刚强、气势锐利，如果不向他们讲仁义忠信的道理，不把古今成败得失的缘故显示给他们，那么将来承担重任时，必定会不明白应该怎样施行，所以应当有大儒做他们的老师。徐公一向与金华徐先生友善，于是请他来任教。徐先生学问广博，又善于诱导教诲，一时背着书箱前来求学的，几乎有百人。徐公又认为文武之事可以并用，却不可以同时学习，于是把每天的时间分开来分别从事。教导之道施行后，听到这件事的人无不振奋起来。当时王升孟起的父亲率领千夫之众分镇括苍，孟起是他的嫡子。他不远数百里听到风声便前来。孟起身材高大，人们初次见他，以为他是将门子弟，只会骑马试剑；想到他长大以后，拿笔作文，必定没有闲暇顾及，于是有些人很轻视他。等到与他交往后，才见他容貌纯粹，气质温和，并且表现在歌诗之中；他的诗又清丽婉约而有体裁，于是大家又都说：这难道不是平民中的读书人吗？由此可知，上天造就人才，不能只用一种方式来取舍。于是从徐公以下直到他的老师，有人在宴会中嘉奖他。夏之吉将要回去探望父母，向我告别，请我写赠言。我告诉他说：若论俸禄品秩，你所承受的并不少；若论才质，你所禀赋的也非同寻常；至于才能和技艺，你所见到的也不同于常人。这样看来，你凭借的条件已经很优厚了，我还能对你说些什么呢？只是我私下听说，皇上励精图治，要造成太平的条件，关键在当时的俊秀人才，于是大力兴办学校来振兴培养他们。我恭敬地看到诏书所涉及的条文，常常不把文武分为不同科目，其中的用意是很深的。如今都使徐公热心奖掖人才，大概正是把皇上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像孟起这样的人，难道也会把都使徐公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吗？立身扬名，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只是供奉甘美食物，不过是小孝罢了。回去吧，回去吧，不要迟迟不来。《送钱主簿序》

译皇上已经削平海内，完全采用儒术治理天下。于是洪武三年冬天，下诏按照前代制度，以科举取士。又因为取士有固定名额，在春官举行考试，有人落第，并不是才能不够，而是名额太少。官员中如果考中，又经过考察，确认其仪表、言语能够列入优等，出身有时达到正奏（阙），实在是盛大的典章。越地士人钱尚絅，字允裳，在会试中落第后，得到调任杭州新城县主簿的职位。允裳是武穆王钱镠的后裔，是今国子先生钱子充的嫡长子。其人资质敦厚茂实，能够廉洁谨慎地自我持守；他的文章、辞藻和经学，也精通敏捷，超过常人。他来到新城县。新城处在杭州、睦州交界处，前些年因战争成为咽喉要地，留下的百姓没有多少。允裳和县令一起披除荒草、砍去荆棘，建立治所，招集幸存百姓并加以安抚抚养。虽然征收赋税很严格，却从不表现出苛刻来动摇百姓的生活，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他偶尔到府署办理事务，戴高冠、束衣带，站在太守庭中，神情恭谨，仿佛不会说话，有些人便很轻易地把他看作普通儒生。等到他接受约束命令退下后，能够衡量事情轻重缓急，按期完成办理，大家又无不交口称赞，这也确实很难得。从允裳的事来看，如果因为落第就把这类士人弃置不用，难道不是遗漏人才吗？我曾经奇怪，过去三年一次的大比，各地有关官员召集一千几百人，在本乡考试，其中只有百分之一被选取，贡送到春官；而春官的名额不过三百人，又取其中三分之一而遗漏三分之二。之后还要接受天子主持的考试，称为廷试；能够获得官职离去的，仅仅一百人而已。天下如此广大，取士却只限于一百人，士人从哪里能够进身？我私下担心，当时像我们允裳这样有才干的士人，当然也不在少数。想要承受一项任命的恩宠，稍微施展所长来证明自己，譬如抬头仰望天空，却哪里有可以登上的阶梯？只能守着古代经典，直到头发花白罢了。由此看来，士人生活在世上，并不是没有可以任用的可能，只是忧虑时运不相逢罢了。那么允裳大概是遇到时运的人吗？虽然如此，《大雅》的诗说：“山毛榉树茂盛，砍来烧作柴薪。”《诗序》认为这是能够任用人才的意思。山毛榉并不是巨大的木材，弃置它对治理又有什么损害？可是《大雅》中的君子不遗弃它，实在是因为天下的人才，无论大小长短，都应当各自适合其用途，治理之道由此才能成就。像允裳这样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得到际遇，难道不可以说是最大的幸运吗？正好允裳任期届满，将要改调为本县的文学掾，请我写几句话赠他送行。我浅陋无能，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赠言，只恭敬地告诉他说：“把任职文书投到选部后，退下来到辟雍馆拜见你的父亲；早晚有闲暇时，就考察、讨论道德的美善和经世制度的方法。” 补充增益，使自己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再次接受朝廷任命，彰扬美名、成就伟业，将来一定不会止步于辅佐县政，这就是我们同道之人的期望。你要努力啊！《送赵贵伯归省序》同郡的赵贵伯，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他的先祖因为显贵的后代而迁居台州，祖先遗留下来的恩泽滋润后代，世代都有人身居显贵。贵伯承继世代美德，尽情用志于学，所致力的不只是文章辞翰。至于其他对士大夫有实际用途的技艺，他也学习并精通。曾经凭才干被征召，在天官府掌管文书，实际负责四方文学人才的选拔。洪武五年夏天，我以贡生身份到官署，才开始与贵伯相识。贵伯深厚地珍重乡党之情，每次到官署拜见我，情谊都亲热融洽。等我捧着任命文书回来，贵伯笑着对我说：“幸好我已经到了考核之期，不久便请假回乡探亲；取道钱塘时，一定和你在西湖上握手相见，你一定按期等我。”但他没有来。第二年秋八月，我因史馆事务被召到京城，首先询问贵伯，才知道他已经调官到蜀南去了。这样才知道贵伯没有实现请假回乡的计划，是因为赴任紧迫的缘故。今年春正月，我正端坐在冷清的官署中，有客人登门，戴着大帽，穿着长衣，身形瘦削，面色苍老，快步呼喊着进来。我急忙起身迎接，原来是贵伯。行拜揖礼问候安好后，才知道贵伯奉蜀省的命令，捧表入京祝贺正旦大礼完成，得以请假回来。这样一来，贵伯探望父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听说，士人侍奉父母，以立身扬名为上，以供给饮食衣服为次。古代有人儿子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忧虑，心志却并不快乐；儿子在京师，虽然有离别的忧虑，心志却是快乐的。所以孝子最可贵的是奉养父母的心志。假如贵伯先前获准请假时还没有脱去布衣，我担心他的成就不足以使父母高兴。如今任职已经很久，幸而已经在朝廷得到一项任命，束带持简，趋走于朝廷前后，难道还不足以使父母高兴吗？如此说来，贵伯的请假并不是没有等待，而是仿佛有所等待。国家正要用孝道治理天下，所以不以贵伯在任职为难，准许他的请求；这正是不愿以公义废弃私亲恩情。贵伯回去拜见父母，希望不要把区区的饮食衣服供奉看作孝道，赶快整治行装向西上路，鞠躬尽瘁，彰扬美名、建立伟业，在朝廷报告最优政绩，调任到便于侍奉父母的地方。母夫人还康健，届时用板舆迎接奉养，使她的心志得到快乐，指日可待。即使远行万里，也不值得吝惜。《送朱彦昭北游序》

译括苍的朱彦昭机警敏捷，具有奇异的气质。他收拾好书册，沿着浙河顺流而下，到吴山南面来拜访我，作揖说道：“我朱昭是东方边远地方的人。早年便有游历四方的志向，如今买船来到北郭之外，将要经过吴门，渡过大江，沿淮水、泗水逆流而上，到达大梁旧地，然后转向东行，到邹、鲁，之后才回来。古代的人有远行，必定请求赠言，先生难道没有一句半句可以赠给我吗？”我告诉彦昭：“从前天下用兵，彼此疆场相隔咫尺也被阻断，有志之士环顾四方，局促不安，没有地方可以施展。如今天下统一，四海如同一家，有志游历的人，只要带着一尺长的通行凭证，即使向北到燕，向南到越，又有谁会过问呢？你正处在英俊美好的年纪，又逢太平之日，这次游历正合时宜。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话要告诫你。你走出吴门，登上姑苏台眺望，全吴地区泰伯遗留下来的风俗已经消失了。至于阖闾的霸业，也不值得凭吊。渡过大江，观看波涛汹涌，中原既已清平，祖逖击楫中流的志向又有什么值得壮烈感慨的呢？到达大梁，从东门进去，询问魏公子、侯生驾车的故事，想象魏公子礼贤下士的心意，那确实足以使人献出死力。从今天看来，那大概只是战国彼此倾轧的习气，君子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至于邹、鲁，那是圣人的故乡。进入那里，看见泰山高耸，便说：我们的圣人曾经登临过这里。看见泗水流淌，便说：我们的圣人曾经渡过这条河。进入乡里，看见林木茂盛、庙宇庄严，便说：我们圣人的神明大概曾在这里出入吧。到祠庙请求入内，整理衣服走进去，在圣人脚迹前行礼，抬头仰望圣人盛大的德容，我知道你的内心一定会像愤激而奋起，又像有所不吐不快而迸发出来。凡是身处偏远僻陋之地的人，诵读圣人的诗，阅读圣人的书，尚且会想象圣人而振奋起来，何况亲自到达他的故乡，亲身承受他的风声气泽呢？如今你的游历一定会到邹、鲁才回来，大概一定会对此有所体会。我还用得着烦琐地告诫你吗？”于是我想到自己年轻时曾向北游历，回来时取道鲁桥向南，距离圣人居处不远二百里，因为遭遇母亲丧事，未能果真前往，但仍自我安慰说以后再去也不迟。不久便发生战事。如今虽然可以游历，但年纪已经衰老，不能用筋骨行礼；而你又请我写赠言送行，我难道能不为此惆怅叹惋吗？将来你回来经过钱唐时，请把一路行程的次序、所见所闻的始末，试着为我陈述一番。《陈氏世谱序》考察陈氏本来是妫姓，在太皞故墟、宛丘旁边建立国家；那里接近楚国，后来被楚国吞并。国家灭亡后，子孙便以国名为氏。到了汉代，有人担任太丘长，以有德闻名；他的儿子元方、季方，被称为难兄难弟。所以凡是姓陈的人，大多把太丘长作为祖先。五代时期，有个名环的人，从婺州东阳迁到台州松里，这就是松里陈氏。松里陈氏凭诗书起家，其中登淳祐丁未进士第、名元龙的人，由番阳尉做到抚州签判；登咸淳乙丑进士第、名蒙的人，由宁国推官升为国子录。至元、大德年间，又有一个名孚的人，凭雄才硕学得到世祖赏识；他由国史院编修破格授为礼部郎中，出使安南有功，出任各郡辅佐，入朝值守翰林，是陈氏尤其杰出的人物。其他领乡荐、升入学校选拔、登奉常第、补任文学、掌管典故的人，也接连不断。于是松里的陈氏，成为台州的望族。陈氏中有个贤良的人，名朂，字永年，曾经凭儒学修饰吏治，担任州县六曹之长，在乡里被称为老成。洪武初年，他的儿子陈誉在浙江做官，于是来到这里奉养父亲。适逢朝廷下诏确定户籍版籍，便把户籍登记在钱唐。永年担心世代传承的次序渐渐久远后，后人有的会不知道自己的出处，于是以传承次序为根本，按照天为经、地为纬的体例，撰成家谱，留给后人。因为一夔与他有乡里交情，他请我在谱首题辞。唉！古代没有谱牒，却严格实行大宗、小宗的制度。自从宗法不能修治，又崇尚门第，于是谱牒之学兴起。设置谱牒，是留给后代的人看的：知道这里是根本的出处，便思考如何尊崇根本、返本溯源，以保存尊敬尊长的情谊；知道这里是支派分出的来源，便思考如何区别生支、归分类别，以建立亲爱亲族的道理。这样一来，先王整理伦理、笃厚恩义的用意，无论亲疏远近，都清楚地显现出来。哪里还会把同姓之人看得像路人一样呢？永年赶快编成这部谱，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的人了。传记说：“聪明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但应当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作为急务。” 永年正是这样的人。《送廖思诚知安肃县序》

译自从学校兴办以来，各郡县的学生遍地都是。其中才能超群的人，当然也很多；但要找质朴而谨慎的人，却很少见。我任杭州郡学的教职时，正逢学生名额空缺，向有关官员选取，得到了现在的安肃县令廖生思诚。廖生按照弟子之礼来拜见我，资质温厚，言语确实，升降进退都不急躁轻率。入学以后学习辞章和经艺，也循序渐进，不追求越级以取得眼前的成效。这就是所谓质朴而谨慎的人。洪武九年冬天，他被贡送到太学，成为博士弟子。过了不久，朝廷下旨命令他办理四方事务，如同古代行人的职务。有人说思诚不善于处理事务，这次出行恐怕不是他所能胜任的。思诚听到后说：“只不过尽我的力量去做能做的事罢了，怎么敢不敏捷呢？”所以每次奉命出行，总是勤劳自身、竭尽力量，谋划筹办，从没有一点投机取巧来求速成的意思；而他所承办的事务，没有一件不能办成。此后称赞思诚的人声名渐盛，这足以说明质朴而谨慎的人也能有所作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今年秋九月，我坐在论堂上，他穿戴整齐，仪态庄重，快步上前拜了两拜，说：“我曾经接受您的教诲，如今承蒙恩命，任保定府安肃县令。现在将要赴任，希望先生再多说一句教诲，让我带着前往。” 我对他说：“你勤勉办理王事已有多年，从来没有过失，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然而那不过是行人的职务；如今你从平民中被选拔出来，授予七品官阶，把方圆百里的土地交给你，在官民之上穿绯衣、执象简，成为一县之长。这样的职位似乎可以拿来向人夸耀，你却仍不自满而来请教，这说明你的志向大概不是安于小小的成就。我又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顺应当地风俗加以引导罢了。安肃在易水之上，那里的风气刚劲，百姓质朴而勤于做事。质朴就容易教化，勤于做事就容易驱使。你以不自满的心态，治理容易教化、容易使令的百姓，安肃的政绩难道会有不成的吗？过去孔子的门徒中有子张这个人，他致力于外在事务。等到他询问政治，孔子告诉他说：‘居于职位不要懈怠，施行政令要忠诚。’解释的人说：‘不懈怠，就是始终如一；忠诚，就是表里如一。’你并不是学习子张那种只务外在事务的人；我看你平日的作为，已经能够在所谓忠诚上用力了。如今治理安肃，我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你更加像办理事务时那样谨慎而已。以后报告政绩，一定要以最优成绩闻名。你既然来请教，我谨以这些作为规诫。” 《始丰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六 （明）徐一夔撰 ○题跋 《题宋贤墨迹》右边这卷宋人墨迹，是括苍吴宗愈所收藏的。考察观看其中的字迹，名相如虞雍公、张魏公、周益公，道学家如陆子寿，文艺家如薛道祖、张温夫，都在其中。道祖、温夫以擅长书法闻名于世，他们点画撇捺的精工，本来不必再说。雍公、魏公、益公身负经世济民的才略，子寿兄弟穷究性命的根源，他们对于书法未必会孜孜求工。如今看他们所写的字，都端正稳重、深厚润泽，合乎法度。学习书法的人或许还有所不及，由此才知道有德行、有言论的人，即使在区区字画方面也不会如此苟且。经历兵乱之后，旧日文物不多见，宗愈因为这是古人的墨迹而知道珍藏它，值得称许啊。《题王伯昌颁赦崇明诗后》山东王君伯昌，早年便以学问和品行著称；归附当今朝廷后，被提升为考功郎。曾经奉旨宣告赦令，在崇明赋作近体诗一首；应和的人，从州尹刘君伯序以下，共有若干人。古代大夫互相处理政务，诸侯设宴享礼；宾主献酒酬答时，便引用诗来表达志意，所以必须熟悉诗歌的人才足以担任使者的职务。王君作为朝廷大臣向地方宣示皇恩，便亲自作诗来宣扬皇上的风教、畅达皇上的德意、更新百姓的见闻，这是他的职责。当地守臣以及各位士人又联缀声音、接续诗篇来回应他的心意，这难道不美吗？如今王君任海盐县令，拿出来给我看，我赞赏他能够胜任使者的职务，便记在诗卷左方。《跋临海张氏家谱》临海的张景素，正值年少而有才学。适逢朝廷广泛搜罗人才，虽有一技之长也不遗弃。景素于是通过选拔任引进使。闲暇时，他拿着从祖父子通先生所著的一部家谱给我看，并请我撰文评论。家谱的设置，是为了明白世代次序。古代编修家谱的，有采用《汉年表》体例的，有采用礼制中大宗、小宗法的；虽然体例不同，但都是为了明白世代次序。我考察张氏自宋至元，既得以考见他们先世的美德，又拿着家谱叹道：“张氏在宋代，像名讳亢的，以鄜延钤辖的身份跟随范文正公，建立收复麟府的功绩；像名讳奭的，以龙图学士的身份跟随文潞公，参加耆英会；又有名讳埏的，正值靖康之乱，跟随参政谢克家同金人在江上作战，以死守节义闻名。其他从进士起家，身着青紫官服、位居显要的，也一再有人，可以说是极其兴盛了。到了元代，寻找能够自己显露才华的人，却特别寥寥。难道是张氏前代丰盛而后代吝啬吗？”我慢慢思考，宋代兴盛时，不任用儒生是不行的；而元朝自统一以后，掌权的大臣暗中废弃南方所产的士人，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都老死在山林之下，不能自我通达，因此才会这样。所以设置家谱，是为了明白世代次序；而善于修谱的人，还保存一个人一生显达或困顿的事迹，于是当时政治的得失也可以由此看见。古人说过：“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到原来的地位，这正是时候了。”景素还要努力啊，不要让前人专美于宋代。题写在《庐陵段母墓志铭》之后

译庐陵人段鼎翁，是个忠厚的人。他取道钱唐回来，拜访我的学馆，拿出学士宋公为他母亲夫人所写的墓志铭给我看，并说：“先前在京师，承蒙您为我的母亲撰写墓志铭，还对鼎翁说：‘你经过钱唐，有个徐大章，是我的朋友，可以同他谈作文的事。你可以把我所写的墓志铭给他看，我借此作为引见的凭借，来求得见面。’”我接过来诵读了两遍，认为凡是墓志铭，都是为了阐发潜藏的德行，希望它流传后世。学士的文章在天地之间，必定能够流传，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是夫人的德行有足以使文章兴起的地方。为什么呢？学士说：“夫人有两个儿子，长子是亲生的，次子是别人的孩子，夫人抚养他们如同一体。人们看见两个孩子穿着彩衣，在夫人身旁一同起舞，却不知道他们是异母之子。唉，可以说是善于叙述他人德行的人了。”一般说来，妇女大多偏爱自己的孩子，对于别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有时把他们当奴仆看待；史册所记载的，如晋王休征的母亲那样的事，本来就很多。唯独段母能够平等地爱护他们，做到众多妇女所不能做到的事，难道不是美好的德行吗？这正是学士特别提笔记载它，用来劝勉天下做母亲的人的原因。我听说父母死后却不请有名望的人撰写墓志铭，叫作不孝；鼎翁大概可以免于这种责备了吧？如果因为认为我可以谈作文的事而让我来谈，只怕反而会有失妥当。题写赵文敏公所书《龙门三自省偈》。隋代僧人智永的书法精妙，曾经写真书、草书《千字文》八百本，散置在江东各寺院中，他的用意大概是为学习书法的人而设的。近世吴兴赵公也凭借书法闻名于世，他所书写的《龙门三自省偈》，自己说不下数十、上百本，并且说：“愿一切见闻之人全都成佛。”这难道只是为学习书法的人而写的吗？两位先生一位是儒者，一位是墨者，见解竟如此不同，一定有能够辨析其中差别的人。题写在危内翰所撰《炬法师塔铭》之后 宝石山的荪师把临川危公所撰写的《炬法师塔铭》装裱成卷，拿来给我看，说：“这是危公临终前所写的文章。全文总共若干字，删改又有若干字。字写得像蝇头一样小，并且兼用行书、草书。他的遗孤在后面题识说：‘这篇文章是洪武五年正月十日先君子所作。这月二十五日，先君子因病去世。如今把这篇文章寄给他的弟子秋岩兄弟，用来让人看见先君子的心意。’现在秋岩任安庆府教授，秋岩就是荪师的字。我认为这份稿本是危公尚未脱稿的文章，兼用行书、草书，又加以删改，读者很难辨认。于是取今天界寺住持泐公所作的行状，订正其中的差错，命诸生方质抄录在稿本之后，以便读者阅读。又嘱托荪师请善于书写的人把文章刻写在石碑上，而把稿本留在山中，使后人看见危公临终之际，他的文章和书法仍如此严谨不苟。危公凭文章和书法闻名于世，著作既高妙，楷书、行书、草书三体也都达到精妙境界。凡世间的功臣、名家，以及佛寺、道观中的高大碑刻和短小墓碣，大多出自危公之手。至于偏远地方和边远地区，得到他的片言只字的人，无不把它当作珍宝来玩赏。当时号称文辞和书法两方面都无与伦比。” 危公凡是作文，脱稿后大多都用楷书书写并刻上石碑。这篇文章正如他的遗孤所记，是在他去世前十五天写的，大概因为病重，只能勉强完成稿子，来不及另行誊写了。”于是我在卷末写下这些话，把卷子归还荪师。洪武八年十月。题写《进马图》右边是《进马图》。有一个人戴着皮帽，帽子上悬着一颗红丸，大小像豆子。帽檐用有纹彩的贝壳镶饰。他穿着窄袖袍，袍子用有纹的绮制成，衣缘镶着金线；脚穿乌皮靴，靴子的样式尖而直，形状像“一”字。他面向北方拱手站立，神态十分恭敬严肃。大概是主持进马的人。另一个人拱手站在他身后，神态也很恭敬严肃。袍子和靴子相同，但帽上没有悬红丸，也没有镶贝，必定是他的随从。一个人剃着童子头，编着辫子而不戴帽，牵着一匹马走在前面。这匹马全身毛色都是黑的，从颈部到肩胛，黑得深沉润泽，像乌云中蒸腾的雨气；唯独鼻梁隆起而呈白色，形状像玉山，大概是白鼻騧。另一个人也不戴帽，剃童子头，发结成椎形，鼻子加高，牵着一匹马跟随其后。这匹马昂首长鸣，想追上前面的马。马身布满旋转的花纹，像用丝线串联钱币一样，均匀铺开，仿佛可以一枚枚数出并贯串起来，大概是连钱騘。另一个人大致同前面的人一样，牵着一匹马从后面出来。马耳像劈开的竹片，尾巴像聚拢的扫帚，两只前蹄腾空而出，想追赶前面的马。牵马的人死死拉住它，却无力制服，脸上显出用力的神情；马背则微微发红，腹部以下全是浅白色，大概是赭白马。相马法说：“红白相杂的毛叫驳，也就是赭白马。” 这三匹马，神骏的气势远远超过普通马。我长久地仔细观赏，眼睛发花，精神悸动，仿佛看见所谓天厩中的真龙。杭州人沈积中家中收藏这幅图，闲暇时拿来给我看。图签题作《进马图》。我听说古代贤君有人献千里马给他，他却拒绝了，不知道这幅图所描绘的是哪个朝代进献的马。我想它流传在人间，也不过是好大喜功的器具罢了。唯独令人羡慕的是画师运思精妙，把人物画得如同活的一样，这也算一件奇事。于是把这些写在图的左边。书 给王待制的信

译前年的冬天，您从漳州被召回，参与纂修《元史》；去年二月，您取道经过钱唐。当时我也从天台办事回来，天意使我们得以良好相遇，在候潮门人来人往的地方相逢。我们在路上握手，叙说久别之后的情况，只因使者催促您十分急迫，我也不能从容听取教诲，心中非常怅惘。分手以后，我因连续多年奔波流离，生计萧条，又有寒湿脚疾之苦，远赴海边，寻找一个可以谋得馆谷、姑且养病的地方。不久听说文佩到了京城，升任次对之职，和金华宋公共同承担总裁的任命，真令人羡慕，真令人羡慕。当今皇上刚刚革除元朝的命运，就采集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的事迹，修成一部一代不可磨灭的史书，所谓“国家可以灭亡，历史不能灭亡”，如今得以实现，实在是盛大的典礼。而您从普通调任中被拔擢出来，用来称任您的才干，也不能不说是千年难遇的机会。去年冬天有人从京城来，说设置史局以来还不到一年，从元太祖到宁宗十三朝、一百三十年的事情，全都依据实录修成并进呈了；史局中执笔的士人，有的已经授官，有的已经回到山林去了。唯独顺帝一朝三十六年的事情，没有实录可以依据，于是分别派遣使者搜访故都的图籍；各郡文书中凡与三十六年政体有关的，都收集并记录下来，以备采择，足以完成一代史书。近来县吏接连登门，传达浙江省官僚的命令，说朝廷因为史事征召我，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又说您认为我善于叙事，向当权者推荐了我。作为总裁，推荐人来参与纂修，本来就是您的职责。先前在路上交谈时，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已经想引荐我列入纂修人员之中；我本来已经把真实情况详细说明，辞谢了这件事。如今您又为什么对我这个区区没有才能而且有病的人有意呢？我曾经思考过，近世谈论修史的人，认为没有什么比日历更切要；日历是史书的根本。自唐长寿年间，史官姚璹奏请编撰时政记；元和年间，韦执谊又奏请史官编撰日历。设置日历，虽说是因为权幸当权，姑且把它作为创制稿本的工具，但它的方法是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仍然保留《春秋》的遗法；而设置起居注，也专门以甲子作为起例，大概记事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过去宋代极其重视史事，修订日历，必定由各司关白；如诏诰政令，三省必定记录；如军事机密和边疆事务，枢庭必定上报；百官的任免，刑罚和赏赐的取舍，台谏官的论列，给事中、舍人的封驳，经筵的论说，回答臣僚的转对，侍从官的当面进言，以及朝廷内外旧例中有关钱粮、兵甲、刑狱、诉讼、营造的一切事务，凡是关系到政体的，都必须按日记录；这就是日历不可忽视的原因。不过又担心日历出自官吏文书，难免有错误；有时一天的差错，后来就难以考定；一件事的遗漏，后来就难以增补。这正是欧阳公仍然担心日历会遗失，奏请年终让监修宰相检查修撰官员的原因；如果当天所记录的事情有废弛官务、失职的，就处罚他们。他对日历如此慎重。日历不至于遗失，后来修《会要》就取材于此，日后修实录也取材于此，百年以后修纪、志、列传也取材于此；这就是宋代史书精确的原因。我所陈述的，本来都是您所熟知的，不必我多说；但我自从有知觉以来，颇为了解元朝制度。元朝行文大都务求简便，听说史事尤其疏略，既不设置日历，也不设置起居注，只在中书省设置时政科，由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一个皇帝去世，国史院只根据所交付的材料修撰实录而已。幸好天历年间下诏修《经世大典》，虞公集依照《六典》编成，使一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大体完备。这部书只记到天历年间，但其材料可以补足十三朝未完备的部分。前一史局的史书，既有十三朝实录可以依据，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照考核；当时参与纂修的士人共有若干人，其余的人我虽不能全都认识，像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等人，也都具有史学才能；完成这十三朝的史书并不困难。如今顺帝一朝三十六年的事情，既没有实录可以依据，又没有可以参照考核的书，只能凭采访来补足完成，我私下恐怕其中的事情未必核实，言辞未必妥当，前后也未必贯串。即使您才高识卓，能够提纲挈领，使条理清楚而不紊乱，像前面那些诸公一样；但他们有的授官，有的回山，已经各自散去，却想让像我这样没有才能而且有病的人在后来勉强充数，实在担心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以符合您的心意。有关部门不容许我当面辞谢，逼迫我登上道舟；到了嘉兴驿，我的贱疾大发，不能行走，谨派侍生带着这封状文呈送给您，请您怜悯察看，并向当权者说明，另行寻找有史学才能的人完成这部盛典。不一一备述。表 代杭州卫徐都指挥使谢赐公田米表 臣某恭敬接受八月二十二日的圣旨，增加赐给臣公田米若干石。臣某谨奉表称谢：臣以为，恩赏接连而来，宠命光明显赫；衡量自己的身份，实在已经满溢，回顾自身，则局促不安。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想自童年起便遇到圣明的君主，于是承受抚育；到了成年，惭愧地供备使令，列身侍卫，很快又承受镇守一方的寄任。没有丝毫功劳，陛下却厚赐我通常的俸禄，又增加公田的赏赐。既荣耀又富足，虽然欢喜，实在也惊惧，心中常因白吃俸禄而惶恐，恩典又出于非常之数。即使竭尽驽钝之力，也难以报答君主的知遇。这都是因为陛下恩量包容八方，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恩泽遍及万物，如雨露使万物生成。像我这样微贱的人，也劳烦陛下眷顾。臣只有更加恭谨慎重，努力做到公正勤勉，希望竭尽蝼蚁般的诚心，略微效劳以作涓埃之补。臣感恩恋阙之情至极，不能自已，谨奉表称谢以闻。代两浙李运使谢恩表

译臣某恭敬接受圣旨，授任臣为两浙转运盐使司使。臣某谨奉表称谢：臣以为，圣恩降临，宠荣更加，接受任命时惊惶，任职之际更加畏惧。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自量身份疏远卑贱，幸而遇到圣明君主，曾经惭愧地供备使令，于是蒙受任用担任转运使。从淮地调到浙地，已经超过五年，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丝补益，常常怀着戒惧之心，而陛下一直给予宽容。哪里想到在将近衰老之年，竟然越级授予三品官阶，宠荣已经到了极点，按身份实在超过了应得的程度。这都是因为陛下恩量包容八方，像大海涵容、春天化育；恩泽遍及万物，像上天施予、土地生长，使我同样处在天地造化之中，唯独承受陛下曲意成全的恩赐。臣只有坚守晚节，恭谨遵守为官的箴规，竭尽内心的诚意，略微效犬马尘埃之劳来报答。臣感恩恋阙之情至极，不能自已，谨奉表称谢以闻。祝文 初次到杭州府学拜谒先圣祝文 维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九月初一日以后第二十八日，试职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谨敢告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一夔年过五十，对于圣道尚未闻知；如今改革初始，学校兴起，我承蒙主管教务，为国家培育人才，但开导引导的方法还没有掌握要领，仍有赖于神明教化，愿能共同取得成功。再次到杭州府学拜谒先圣祝文 维洪武七年，岁次甲寅，正月初一日以后第二十一日，实授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谨恭敬昭告于大成至圣文宣王：一夔惭愧地主管这所学校，时间刚满一年，召命已经到来，使我参与史事，远离圣人的规范，内心实在惭愧。事情办完后回来，因此洁手进献祭品，愿神明暗中扶助，使事情能够有始有终。祭文 祭奠马生公着文 洪武二年，岁次己酉，三月某朔又某日，老友徐一夔谨以清酒作为祭品，祭奠茂才公着的灵魂说：想当年你年少时资质丰美，意气昌盛；你的父亲把你托付给我，送你到钱唐，建馆安置我，你跟随我度过了三个秋天。当时世道正多灾难，兵乱震动四方，幸而你在一隅安定下来，于是终于能够专心向学。你自我激励，像淬炼一样日益坚强；你专心于学业，日有所成、月有所进，能够不负父亲的志愿，实在是个好孩子。后来我离开你，游学于秀州学校。你家中遭遇变故，接连发生动乱。我想到你在学业上，仿佛田地荒芜，偶尔来探望我，观看我的文章，文辞意旨灿然可观，胜过平常。我知道你的志向没有懈怠，反而日益坚强；假以时日，你的进步哪里能够估量？大兵乱的那一年，我想让你到我身边来，也许可以相互依靠，以免遭受祸患。道路既然阻隔了，于是我的愿望落空。你最终被网罗逼迫而仓皇起身。我来同你告别时，你居住的地方才刚刚安定；你还想解除我的忧愁，斟酒浆为我饯行，在水边说着送别的话。就这样，我们分隔如参商。我到了京城，在文坊任职，传言说海边有人肆意狂乱；我料想你们一家避难，一定是乘船而去。这年冬天，东方人来朝，有从越地来的人把你的情况说得很详细，说你客死在虞江之南。当时听到这消息，惊痛得心肠欲裂，出城到长干哭你，悲痛至今未曾停止。去年春天，我遭遇父亲丧事，恳切地上奏请求，获准回来协助办理丧事。离去时匍匐而行，回来时却仓皇奔忙。想要略去祭奠你，却因种种耽搁没有空闲。朋友教诲的情谊，难道能够忘记吗？如今听说你已经归于幽冥，我才来持酒祭奠。唉！谁能不死？唯独你令人悲伤。妻子儿女还在家中，父母还在堂上；先前一家人聚在一起哭泣，如今却各在异地。难道只是时运恰好如此？还是命数本来就应当如此？说到这里，悲辞再次落下，眼泪更多地流淌。祭伍子胥文（代浙江省官员作） 神灵从前在吴国，因为忠诚而死，享受庙祀；如今借此山彰明平素的愤恨，神气不磨灭，护卫潮水出没，白马素车的形象至今还依稀可见。如今皇帝统治天下，赞美您的忠诚，重申命令给守祠官吏，每年祭祀以示尊崇。现在洁净牲畜和酒，在神灵所在之处进献，希望神灵前来享用，永远镇守江边。传 洛下遗民传

译我游览虎林时，曾经登上伍大夫山远望，看见山川回环会合，城郭宏大坚固，城邑房屋鳞次栉比，感叹道：“从宋代进入元代，休养生息，繁盛到了极点。自从遭受兵火以来，到现在已有二十年，这里的富庶积累，比其他郡县还要兴盛。难道没有奇伟不凡的士人混居在乡里而不自我炫耀吗？怎样才能见到他们，以排遣我的忧愁呢？”走到山脚，看见有一个士人，身高七尺多，戴着古式冠巾，穿着白色绢袍，颜色像雪一样，系着黄色丝带，带子整齐地拖到地上；眼睛明亮有神，风吹着稀疏的胡须，根根可数。他行走在大路中，目光高远，步伐阔大，世俗之人不能混同他。我十分惊异，却不敢立即上前。跟随他所去的方向，前面遇到高丘，他就登鞋上去，仰头像是在叹息，低头像是在思考，唱道：“登上那高丘啊，面对那疆界。谷地反而高耸啊，山陵反而平夷。朝代有禅让和承续啊，其中的微妙无法测知。那些人相继沉沦啊，只有我被遗留下来。西山的贤人啊，我将跟随你们归去。”我不能猜测他这样做的原因，便向他作揖问道：“先生是谁？”他瞪着眼睛久久地仔细看我，慢慢说：“我是洛下遗民，何必来问我呢？” 我不敢再追问，谨慎地把这件事记下。后来见到汝南生，便向他询问。汝南生说：“这是我的故交程彦泽君。君是河南先生纯公的后代，他的祖父曾任言官，在至元、大德年间以正直之道著名。君年少时便有气节，自己要求很高，想建立奇功、留下美名，常常吟诵道：‘人既具备性命道德的内涵，通晓天地万物的情理，通达礼乐刑政的作用，就应当充实并扩大这些，使百姓和万物都不失去自己的位置；这才是上天赋予人的职责，否则就是自暴自弃。’可是要想有所作为，必定要成为天子的辅相才行，除此之外不足以尽力。又自己叹息说：‘唉，这里也有命运啊！自古有志之士不能实现志向的，大概也很多。即使能够实现，也比不上伊尹辅佐商汤、傅说辅佐高宗、诸葛孔明辅佐蜀先主，那也只是具备才干的臣子罢了。’然而他又估量自己，上不能牵系天下，下不能牵系他人，却能有功德施及他人的，唯独只有行医了。但我也不喜欢做世俗的医生，侥幸求利，必定要做神医。”他的立志就是这样。后来他游历五湖，有一位葛先生，以医术闻名，医术非常神奇。先生已经让病人濒临死亡，却能使他们立即起死回生，五湖之间的人都称他为神医。程君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才真正是我的老师。”于是准备礼物，托人介绍作为先行引见；葛先生不答应，说：“我的医术不传给庸人。”程君并没有因此沮丧。一天，他亲自拿着礼物来到先生门下求见，递上名帖通报。先生一向傲慢轻视人，没有立即出来相见，只稍稍整理衣服起身，从门缝里窥看程君。看见程君神采焕发，便说：“这不是庸人，是能够光大我医道的人。”于是出来见他，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给了程君。所以程君行医，很像葛先生。适逢天下大乱，程君选择地方避难，说：“虎林地方广大、人口众多，容易被彻底淹没，所以我来住在这里。”当时，专制一方的人大多自行做官；有人推荐程君，他就躲避开，说：“我怎么可以受玷污！我怎么可以受玷污！”不久，当今皇帝革除元朝的命运，先前做官的人无论是否中途停止做官，全都被征召任用，而程君却神色安然如同平常，正在自己惊叹说：“我是原来的百姓，我是原来的百姓。”于是根据他的出身，称他为“洛下遗民”。汝南生就是陈君翰。唉，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我常常记得小时候读《诗经》，看见诗人叙述武王攻克商朝时的事情，其中说：“殷商的士人健壮敏捷，裸身执鬯迎接武王到京。”只说帝王改朝换代，大多就是这样，却不知道其中也有悲哀。等到时运离去、事物改变，亲眼看见了这样的事情，我才反复吟诵这句话而悲伤，说：“唉！士人本来就有这样的遭遇。”如今程彦泽，在乱世之中，处在众人之间却不同于众人，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道义，坦然以遗民自称，仿佛想把自己比附于古代贤人，难道不伟大吗？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谁能毁谤他，谁能赞誉他？如今距离孔子虽然很远，但像遗民这样的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无辨野人小传 野人姓计，字子常，出自越国大夫一系。计氏的先人曾经在越国做官，被称为材大夫；他曾登上封禺山，筹划越国事务，直到今天人们还把那座山称为计筹山。越国灭亡后，子孙分散居住在浙河东西，所以如今浙河东西凡是姓计的人，都是他的后代。野人天资朴实而丰厚，稍稍涉猎传记，曾经跟随州祭酒办理祭祀礼器之事，又跟随州大夫处理文书事务，很被认为才思敏捷。后来遭逢多事之时，离去居住在御儿溪北岸，不戴巾、不穿袜，作出野人的样子，同农夫田父杂居。住久以后，农夫田父看见他没有别的技能，私下偷偷议论说：“这个人是士大夫吗？他说话没有文采；是文法官吏吗？他的行为又不严峻刻薄；是农夫田父吗？他的生产劳作又不如我们，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从此十分轻视他，言语稍有不合，甚至有人向他吐唾沫、辱骂他。野人都只管承受，不予报复。有和野人交情深厚的人，反而替他不平，对野人说：“你是哑巴吗？为什么不和他们争辩？”野人说：“我本来就是想逃避名声却还没有做到的人，有什么可争辩的？我就是这样不与外物相争。”人们都称他为“无辨”，野人于是用这个称号自称。赞说：从前文中子在河汾之间讲学，他的弟子有人问怎样止息诽谤，文中子说：“不要争辩。” 大概“辨”这个字的古义，是两件相互争讼的事情，两个罪人彼此起诉；所以争辩，诽谤就增加；不争辩，诽谤就平息，这是用水止住沸腾的办法。这个人混迹在田野乡里，把自己同野人等同起来，是不想以光洁显赫的名声闻名于人；难道肯效法市井之人，只在口舌末端计较是非黑白，把这当作能耐吗？我认为这个人懂得处在困厄局势中的办法，所以把他的事写在篇中。周处士小传

译处士名德骥，字仲良，姓周。他的先世是汳地人，四世祖周询跟随高宗南渡，寄居在杭州新城，后来便在那里入籍。处士姓至孝，父亲早逝，他侍奉母亲极为周到，起居饮食只顺从母亲的心意，没有一点违逆。他依恋母亲，像婴儿一样。等候母亲平常停留的地方，总是拿书在旁边阅读，很少出去，出去也很快回来。母亲有时不在平常所在的地方，他就为此皱眉，一定要见到母亲才高兴。家里贫困，他到其他郡试任吏职，靠俸禄来奉养母亲。不久因病而不快乐；当时在外郡，正崇尚做官，公府掌管文书的人权势等同于上官，没有势力援引就不能得到职位。处士没有什么顾惜，便辞职离开，奉母亲回到乡里。母亲的病稍微加重，他彷徨奔走寻求救治却没有效果，夜里总是向天祈祷，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加母亲的寿命。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手执莲花的神人告诉他：“不必这样，你诵读《法华经》六十部，你的母亲就会痊愈。”《法华经》是佛书。处士高兴地跳起来说：“我的母亲有救了。”于是按照神人的话，恭敬谨慎地持诵。至正末年，张氏占据姑苏，独揽爵禄大权，能够使人富贵。有人劝处士做官，处士斥责说：“你不了解我，我不是接受伪署官职的人。” 于是他离去，隐居在桐庐山谷中，直到死也没有受到玷污。他死后，大夫君子有人为他作诔文说：“以孝侍奉双亲，以廉洁约束自己，哀哉这样的人，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处士有个儿子名昉，也因品行道义受到称赞，说：“孔子的门徒中，谈到孝道没有比闵损更好的。等到季氏派人让他做官，他便谢绝了使者；至于想离开到汶上去，难道不是因为孝是百行之首，不肯做不合义的事来牵累它吗？处士能够孝顺，又不在张氏叔季之世做官，有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啊！值得尊敬啊！” 墓志 王自牧墓志铭 钱唐有一位品行卓异的人，姓王，名谦，字自牧，于洪武八年十二月甲午死于家中，享年五十七岁。他总共娶过三位妻子，都没有儿子，于是收养异姓孩子作为儿子。他年仅八岁时，家里一向贫困；他死后，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茫然无措。他的朋友们共同筹集钱财办理丧事，准备在这月某日把他的灵柩安葬在钱唐县南山石屋坞先人墓地旁边。之后朋友们又商议说：“王君的文学和品行，不愧于古人，为什么不设法使他不朽呢？”于是让他的弟子金冕备好行状，带着他的孤儿顺孙前来拜求墓志铭。顺孙就是他八岁时收养的儿子。我不能推辞，于是为他叙述并撰写铭文。君名谦，自牧是他的字。世代都是钱唐人，祖父名某，父亲名某，都有潜藏的德行而未能显耀。君气度平和，容貌庄重，刚刚换牙时就像成年老人。长大后跟从乡里的先生学习，先生见他沉静深思，十分惊异，说：“这个孩子将来必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父母死后，他按礼服丧；每逢年节追思父母，哭泣必定竭尽哀情。有一个姐姐因重病不能出嫁，他从始至终像奉养母亲一样奉养她，从不厌倦。他平时选择交友，有客人来拜访而不合他的心意，他同客人相对很久，一句话也不接，客人也自行离去，说：“我不能混杂在先生这位长者身边。” 他的居所在集市中，左右都是华美的车盖和壮丽的房屋，像联缀的贝锦；而君的房屋只有四周土墙，空寂萧然，除了图书史籍，只有三五个戴冠束带的人拿着经书接受教读罢了，他的心意淡泊如常。他作文务求出自自己，即使一个字一句话，也不肯使用世俗语言；用意精细确切，就像饮酒一定去掉酒糟而取清醇，吃肉一定去掉皮而取脊肉，大概是勤苦劳作了。他有时有人议论他乖戾固执，君说：“文章以古人为名法，当然应当如此。”他一向恬淡，不喜欢追求荣华仕进。当今天子改革政治，下诏征求前代遗逸，分列各个官位，有司首先推荐了君。到了京城，授任中书省刑部主事；不久有诏令说，在朝廷的儒臣中有不能胜任事务的，听凭免职离去。君回头看着自己所任的官职说：“这难道是我所能胜任的吗？”当天便上章请求退职。获准回到乡里后，他更加不随便同人交往，即使本乡学校中那些刚刚穿上儒服聚集的童生，他也不屑前往一次；其他事情更可想而知了。他只是每天致力于阅读记诵，以资助著述，说：“我不能凭此在当世显达，也一定能凭此使后世富足。”他的自信大致如此。他一生所作文章和诗，已经自己编成家集；但他也喜爱道家长生久视的学说，又自号“壶父”，著有《壶父书》一卷，书中的论说幽深玄远，没有人能够理解。君的风骨气度孤高严峻，立志不同于世俗，可以说是品行卓异的人了。事情至此，正应当为他作铭。铭曰：世人评论士人，喜欢同声附和而共同排斥异己；士人如果确有见识，难道宁愿被众人抛弃吗？收敛浮华而归于实际，这是古人所追求的。并不是故意自异，而是见识达到极致。如果确实得到人们信服，谁会不向我献媚？难道一定要有儿子，才能够办理丧事吗？啊，这样的人，死后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元故处士应君墓志铭

译处士名讳（缺），字君玉，姓应氏。他的先祖本是周代的封国，周武王的穆族中有■〈干阝〉晋应韩，就是这一支。后世子孙于是以国名为姓。汉魏之间，汝南有司隶校尉应奉、泰山太守应劭、五官中郎将文学掾应玚，父子相继显达。处士出自汝南这一支。唐末有一位任处州刺史的人，名世基，遭遇五代之乱，留在当地安家而没有回来，后来迁居越地诸暨，选择住在该县槩浦的三山，于是在那里入籍。宋咸平年间有一位任工部侍郎的人，名奎，是处士的十世祖。应奎生应镐，应镐又任兵部尚书；父子二人相继在朝廷做官，并且对乡里有恩德，乡人直到今天还祭祀他们。这就是最初迁居诸暨而显达的人。曾祖父某、祖父成之，都有潜藏的德行而未显耀。父亲应桂，学习武举，尚未脱去布衣。德祐年间，他跟随都巡检使张镇起兵勤王；后来时运变化，不再有仕进之意，迁居南安里，从事生产劳作。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母亲某氏。处士天性至孝，武举君去世后，他侍奉母亲极为周到，预先体察母亲的心意，顺承母亲的脸色，只怕不能使她欢心，宗族乡党都称赞他。平时居家时，他面容严肃峻厉；等到处理事务、同人交往，便温和得如春日般温暖。有人做了不善之事，他一定赞扬善人善事来使那人惭愧。乡里有争执不能解决的，处士说一句话便能使双方平息；如果事情不能平息，他就不肯罢休。起初，处士的祖父去世后，家境很是衰落，武举君凭借辛勤劳作使家业兴起；到处士时，又更加富裕广大。德丁未年，浙东发生大饥荒，乡里的饥民渐渐聚集为盗，处士便同哥哥商量说：“年成如此，我怎么可以独自吃饱？”于是拿出粮食赈济他们，使他们重新成为百姓；不服从的人，就逮捕送交官府，因此人人都称他为应长者。家中藏书很多，他没有不阅读记诵的。他曾说：“人应当知道根本，雕琢辞藻、铺陈文句没有益处。”唯独取用神农氏以来关于种植技艺的学说，辑录成书，名为《农圃须知》。书中说：“衣食充足之后，才能懂得礼义；这足以留给我的子孙。”所以他平日顺着情感、针对事情写成的诗歌很多，但都没有保存稿本。晚年尤其喜欢清静，只是旧居靠近喧闹之处；旁边有个地方叫冯坞，石屏、龙窝诸峰环绕拱卫，左右山林沟壑尤其优美，于是另行选择地点营建居所，把家事交给儿子，自己每天跟宾客朋友一起，戴山野之冠，穿乡野衣服，在那里悠闲徘徊，以此为乐。金华黄文献公在朝廷做官，每天往来时一定经过他家，曾从容地对处士说：“我看你的才干和见识都很出众，为什么不做官呢？”处士笑着指着群峰推辞说：“我是山野之人，而且这些山峰上的白云并不嫌弃我，我还做官干什么？”又自号“云林居士”。后来黄公辞官归乡，得到端本堂所书“务本”二大字，正好处士所建的堂已经落成，便从囊中取出交给他说：“用它来命名你的堂很合适，也可以用来推广恭敬之道。”处士拜了两拜接受，把它悬挂起来说：“这足以表明我的志向。”他八十二岁去世。他出生于前至元甲申年正月四日；去世之年是至正乙巳年九月十七日。他的妻子是同乡孟氏，有妇德，比处士早四年去世。起初，处士的上世都葬在三山，到武举君时才葬在冯坞。处士临终时对儿子说：“把我和你母亲的遗体附葬在冯坞先人墓地旁边。”他的遗孤遵照遗命，于处士去世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把处士和妻子的灵柩合葬。儿子二人：长子某，先于处士去世；次子名诚。女儿一人，嫁给孟某。孙子四人，曾孙十人。到这时，处士去世已经十五年了。他的遗孤应诚来到门前，拿着乡人、前隰州知州吴从周所作的行状，哭泣着请求墓志铭，说：只是先人的才干和品行，不能在当今显明，也不能在后世显耀，这是不肖孤儿的罪过。希望先生怜悯我，赐给他一篇墓志铭。我于是依据行状，叙述他的世系和品行事迹，并系以铭文。铭曰：品行在家中修养，情义在乡里施行，谋略足以留给子孙。以田地房舍自得逍遥，以云山之间悠然徘徊。又何必羡慕俸禄和仕进？冯坞的原野，佳城安定在那里；既坚固又吉利，使他的后代永远承受。耕乐处士墓志铭

译耕乐处士于洪武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他的孙子公振择定在这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将他安葬在乡里的荀山原野，并拿着乡人赵拙生所作的行状拜访我，请我为墓作志，还说：“公振不幸，父亲先抛下公振而死；那时公振才三岁，依赖祖父教养才得以长大成人。祖父恩德无穷，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报答。如今祖父高寿而终，我深深担心不能隆重办理丧事；只是先祖父潜藏的德行和平素的品行，积于自身而为人们所信服的，都已经详细见于行状。希望先生赐给他一篇墓志铭，使我的祖父虽然去世仍能存在，这就是先生对我的恩赐。假如能够答应我的请求，那么不肖孤儿办理丧事，大概可以略尽心意，也可以使我的先人在地下得到安慰。”我认为他的话值得怜悯，于是依据行状为他作序。序说：处士姓许，名文泰，字泰之，世代居住在钱唐灵芝乡。处士本是唐代忠臣睢阳刺史许远的后裔，族谱散失，不能考察其世系传承。曾祖名誾，祖父名大有，父亲名永茂，母亲姓全。处士幼年聪明敏捷，不像乡里的孩子。他的母亲贤良而懂得教育，说：“这个孩子很好，但不可不让他读书。” 读书就能知道古今，明白道理，可以守住自身、治理家庭。”于是便送他进城府，跟随明师学习。久而久之，他很能通晓经书的大义。一天，他告诉母亲说：“古人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我本来就是农家人，长久亲近书册却不从事田间劳作，恐怕会败坏家业。”母亲听从了他，于是回去料理农事。他虽然手脚沾满泥土，却不以此为苦，稍有空闲便更加努力读书。母亲高兴地说：“儿子一定能昌盛我家。只是我家居处狭小，土地又贫瘠，不足以使你发展；附近宦塘、禇坝一带稍微肥沃，应当迁居那里。”迁居以后，处士更加勤于农作，有空仍像从前一样读书。居住了几年，家境一天天富裕起来。不久发生战乱，盗寇日益猖獗，焚烧劫掠，处士带着全家逃避，又接连丧失了丈夫和孩子，颠沛流离，只专心教育他的孙子。这个孙子就是公振。王师平定浙地以后，他回来料理旧日的田地房舍；从前的华堂深屋、肥沃腹地，都荒芜成了蒿草瓦砾。他日夜开垦荒地、修缮营建，希望恢复原来的样子。适逢朝廷下令，令编户百姓中粮多的督办粮务，粮少的送入官府，称为“粮长”。当时处士眼睛有病，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公振。早晚告诫公振说：“国家把粮务交给我们百姓办理，责任并不轻。只有公勤勉努力，才能办成；否则免不了受到责罚。”话说得十分恳切。公振接受命令，谨慎奉行。他办理粮务，百姓感激他，上级官员也称赞他，这都是处士教导的结果。适逢连年大灾荒，处士叹息说：“我们乡里的百姓一向没有积蓄，我的力量又不足以救济他们，势必会流离逃亡。百姓逃亡，土地就会荒芜，以后粮食从哪里来呢？”于是忧虑积聚成病而死。这时处士已经八十四岁了。上溯他的生年，是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十日。他娶丁氏，继娶金氏、郯氏，她们都先于处士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叫昻，曾学习明经，考中过进士；次子叫升，三子叫晖。昻娶郎氏，升娶邬氏，晖尚未娶妻，三人都先于处士去世。女儿三人：长女嫁给郎駉，次女嫁给闻思忠，三女嫁给马铭。孙子一人，就是公振。曾孙一人，曾孙女二人，都还年幼。处士同人说话，从不表面答应而暗中违背；见别人有急难，便拿出财物救助，毫无吝惜之色。亲戚邻里有时因为不合义理而争执，他便奋然据理折服他们，没有不服的。人们都说：“他读过书，他的话当然是这样。”他向来喜欢结交天下的名士胜流，如前进士会稽杨维祯、廉夫吴兴宇文公谅、子贞栁洲陆景隆、徳旸；博学的儒者如张贞居、杜丹丘；著名僧人如俊用章、渭清逺，都同他交往。只要有人来拜访他，便亲切融洽地交谈数日，纵情谈论、赋诗为乐。他的学问不局限于儒学，凡是道教书籍、佛经、医方、星术，直到虞初稗官的学说，无不记诵、阅览并深入研究，极尽其中的深奥。博闻强记的人，有时也自认为不能超过他。他的学问在诗中有所体现，诗作大约有数百首，文辞高雅而意趣深远，多是名胜之间相互唱和的诗篇，题为《耕乐轩稿》。翰苑中的名流为它撰写的评论十分完备。起初处士正当壮年时，当权者中有了解他的人，极力拉他出来做官，他谢绝说：“我家本来就是农家，而且生长在田野，以耕作为乐，没有别的羡慕。”于是自号“耕乐处士”，人们也因此称呼他。唉！井田制度实行时，天下没有两种百姓。士与农本来是一类人，那个大司徒依据乡中三种德行加以教导并选拔宾贡的，正是这些百姓，并不是出自井田百姓之外。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度，天下百姓才开始分成两类农民：把努力耕田看作富裕生活的根本，有人便讥笑士人；士人把读书看作辅助治理的工具，有人便鄙视农民。于是先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用意，再也无法看到了。如今处士生在一千几百年以后，如果想把所谓士人与农民合为一体，这不也是值得称许的吗？于是为他作铭。铭文说：自周代以来，士人与农民走着不同的道路。谁能想到末世还有一位处士，名为耕乐，使耕作与学习同时成为事业？他的事业就在田野，足以使读史的君子仰慕。荀山的南面，墓地的地面平整如砥石。虽说没有儿子，却有孙子能够继承。选择在这里安葬，既稳固又吉利。作为一乡的表率，众人都将以他为榜样。崔母赵夫人墓志铭

译钱唐崔晟的母亲是赵夫人，名淑端。她是宋宗室秀安僖王之后裔、累赠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魏国公与訔的曾孙女，翰林学士承旨、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谥文敏的魏国公孟俯的孙女，奉议大夫、同知湖州路揔管府事雍的女儿，也是处士复的妻子、谦逺的长媳、晋的孙媳。崔氏世代都有高雅的德行。文敏公与处士的祖父深厚交好，常常从吴兴的里宅到钱唐来，每次都一定住在崔家。夫人与处士尚在孕中时，文敏公便同处士的祖父约定说：‘如果崔家生女、赵家生男，就让男孩娶崔家女；如果赵家生女、崔家生男，就让女孩嫁给崔家男，希望我们两姓的交情长久不改变。’后来夫人出生，确是延佑五年戊午十月乙夘；过了二十四日，到了十一月丁丑，处士也出生了。文敏公去世后，夫人渐渐长大，崔家按照从前的约定来请求婚配，奉议公遵守遗命，于是把夫人嫁给了崔家。夫人嫁到崔家以后，侍奉公婆没有违背礼法；处在妯娌之间，从未露出怨怒的神色；对待奴婢有恩意，宗族都认为她贤良。姑苏陷落、钱唐被寇盗攻陷的那一年，处士遇害。夫人脱去簪钗耳饰等华丽装饰，抚养他的遗孤，悲痛地说：‘我不再佩戴这些东西了。’不久盗兵又来，邻近人家都带着财物逃避，夫人却只带着公婆以及丈夫的神主、遗像出逃，家中财物都来不及顾及。夫人性情贞洁聪慧，在父母家时，女红之余喜欢阅读书史，遇到涉及妇女事务的内容，就常常记录下来作为自己的箴言，因此做媳妇、做母亲，都能尽到应尽的道义。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四日，她因病死于正寝，享年五十六岁，距处士去世那年已经十八年了。她守寡如同第一天一样。儿子二人，长子真孙早亡，次子就是晟。晟娶龚氏。女儿三人：永贞嫁给刘泳，永静嫁给陆文庆，永寜嫁给沈瑹。处士去世时，晟还年幼，夫人便把他葬在钱唐县履泰乡积庆山先人墓地旁。夫人去世时，晟在去世当月乙未日将灵柩奉安附葬在那里。晟办理丧事五年后，写下夫人的世系和品行，哭泣着请求我作铭。处士有学问和品行，擅长绘画；晟也清正谨慎，精通篆书隶书，称得上是继承家风的孩子。铭文说：兰花生长在深谷，色泽鲜明而香气芬芳；美玉藏在深匣，纹理细密而质地温润。美好啊，夫人出身显贵之家，嫁入有德之家；妇人的职责已经修明，母亲的道义更加厚重。跟随丈夫安葬，使后代获得吉利。始丰稿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七 （明）徐一夔撰 杂述 辨析钱塘铁箭 据旧《临安志》记载，郡中人相传吴越王镠曾用强弩射潮，在箭停下的地方立铁幢作为标志。又说钱氏子孙称，筑塘时在高低不同处安置了三座铁幢，用来测验水势；如今利津桥北的这一座，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把这里命名为铁幢浦。铁幢的顶部圆形，像杵一样，直径约七八寸，出土约三尺多，底部埋入土中，不知道有多深。老人又说，最初安置铁幢时，塘还没有修成，担心潮水冲倒铁幢，便用铁轮保护幢脚，用铁绳贯穿幢身，又把铁绳连接并固定在塘上下的石楗上，然后填土筑塘，所以幢顶露出地面。这个说法是对的。宋淳佑年间，赵安抚与■买下民田，修亭覆盖铁幢。如今亭子已夷平成为民居，只剩下低洼水池，而铁幢的顶部显然从水池中露出，这可以证明铁幢原本有三座。老人说，一座在旧便门街东南的小巷中，如今这条巷子还叫“铁箭”；一座在旧荐桥门外，都被民居填埋，只剩遗迹。利津桥这一座，又被民居遮蔽，如果不加以标识，日后也会被填埋。这确实是铁幢。近世有人作《铁箭赋》，于是把这座幢指称为箭，把幢顶认作箭镞。不想想当初射潮时，箭已经随着潮水飞去了。箭怎么可能还保存下来？况且镠虽然是英雄，他射出的箭也不过寄托一时的精诚，未必不同于普通箭。不加考察便这样妄作文章，实在可笑。又有人说它的顶部露出地面，可以摇动却拔不出来，便认为是神异之物。这尤其是没有察觉它下面有机关连接的缘故。至于被《夷坚志》的说法迷惑，说拔出这支箭，乌龟的眼睛就会变红，那话更是荒谬。如今恐怕以讹传讹，所以极力辨明此事。述德 所谓世代承继家业，并不只是说世代享有爵禄，也包括评论他们的德行。钱塘郡城的东面，有一家世代行小儿医的范氏。自从他们的祖先防御使随高宗南渡，凭借医术救济人命，后来继承这门医业的人从未中断，直到今天，范思明的名声更加显著，家业也更加兴盛。然而追究其中的缘故，总是因为他们以仁厚存心，以诚信义气待人，所以能够世代长久。今年春天，我的同党中有一位岳东伯，他的儿子患疮疹，病势很危险，我前去探问。岳君起身说：‘如果不是思明，我的儿子就不会痊愈了。’当孩子患病时，天又下着连绵大雨，思明每次前来诊治都要冒雨劳苦，但他不以雨天为辞；到了以后衣帽都被淋湿，也没有为难的神色。孩子依靠他的医治而痊愈。若不是思明，我的儿子就不会痊愈了。我听后叹息说：‘唉！您对思明的感激，正如我对他先伯父子思贤的感激。’二十多年前，我有个孩子刚满周岁，不久生了病，不能吃奶。我家离思贤家约十里，早晨起来便跑去告诉他。思贤说：‘您先回去，到了中午，我会来看他。’我回去后，大雨如注，到了中午，平地积水有一尺深，我已经料定他不会来了。后来思贤戴着雨笠，穿着毛褐，骑一匹劣马，来到门前寻找孩子。他走到我抱着孩子面前，看了看说：‘没有什么伤害。’给我一剂药说：‘服下这个就会痊愈。’我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而思贤的墓上已经长满多年荒草，我一直想着他，不能忘怀。像您所说的这样，为什么他的弟弟竟如此像他的哥哥呢？世代相传的德行，确实是有根源的。大凡父母爱孩子的心，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何况孩子生病时呢？正当他们忧虑的时候，即使给孩子享用膏粱美食，也不觉得美；给孩子穿上华美衣服，也不觉得华丽；让孩子住在华宫丽室，也不觉得安稳。如果确实有良医前来诊视，他们的喜悦大概胜过享用膏粱、穿文绣、住华宫丽室。医生如果能把病人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使他们由忧愁变为喜悦，就如同看见小孩掉进井里而前去救援一样。那位阳庆因为富足有余，所以不肯给人行医，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我评论范氏世代家业时所说的，他们是以仁厚存心、以诚信义气待人的原因。正好岳君征求文章来报答我，所以写下他们世代美德的美好，交给他。辅助刑罚

译杭州人中有一位姓徐、号静隐处士的人，平素以疡医为业，而且擅长治疗笞杖造成的伤。凡有受到笞杖伤的人，总是赶去请处士医治，医治后就痊愈。他的技术是把药调和成剂，揉制成膏，敷在伤处。受伤的人说：‘药力所到之处，舒适得像神仙家所说的玄霜绀雪一样。’有人说：‘人受笞杖之伤，大概是触犯了王法。让他含辛受苦、日夜呻吟也可以；如今却给他治疗，使呻吟变成愉快安适，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是被破坏了吗？’他的医术虽然奇妙，王法却不允许这样说。我的解释是：罪有轻重，设置笞杖，大概是用来对待那些过失犯错的人。执掌法律的人想让犯错者重新站到没有过错的位置，所以设置笞杖之刑，用羞辱使他知道改过自新，并不是要抛弃他。汉代的腐刑，尚且要把人放进蚕室，害怕风吹而使伤口致死，何况只是过失呢？这样说来，处士的医术有辅助刑罚的功效，又为什么不允许呢？我既为那人作了解释，又赞赏处士懂得选择医术的道理，于是写下这篇话交给他。赞 朱娥祠赞（有序） 上虞有两位孝女，一个是曹娥，一个是朱娥，都有祠堂。曹娥祠在虞江岸边，朱娥祠距县城若干步。朱娥是朱回的女儿。她小时候由祖母抚养，邻人朱颜想要杀害她的祖母。朱娥当时刚十岁，呼喊着奋勇上前，抵住朱颜，并亲手夺取他所持的刀。祖母终于因此得以逃脱。朱颜十分愤怒，向朱娥刺了十几刀，最后割断她的喉咙将她杀死。当时是宋治平三年三月。事情传到朝廷，朝廷赐给她家粮食和丝帛。乡人建祠祭祀她。政和年间，县令席彦稷修缮她的祠堂，新定江公亮为此作记。元朝末年兵火焚毁，曹娥祠幸而保存，朱娥祠却终于被毁。邑人向县中请求，仍旧重建它，以敦厚孝道。并且对我说：‘曹娥的事迹详细记载在《汉书》中，而且她祠堂所立碑上所称的“绝妙好辞”就是这件事，所以她的事迹显著。朱娥虽然见载于《宋史》，但读史的人知道它，其他人却未必全都知道。希望您写一篇文章告诉人们。’于是我为她作赞，赞辞说：美丽的孝女朱娥，她姓朱。虽然身体是女子，志向却如同男子。有人与她家结仇，要杀害她的祖母。朱娥当时年方十岁，奋力抵御。仇人收回刀锋，祖母因此得以逃脱；仇人转而用刀刺她，她便用自己的身体承受。朱娥不是男子，又年幼而且柔弱，却因天性萌发的孝心，丝毫没有顾虑退缩。面对危难而躲避离去的人，看看朱娥的作为，你究竟是什么人？虞舜、姚姓之墟，风俗一向淳厚美善。先有曹娥，又有与她极为相似的孝女。曹娥祠庄严地立在江边，唯独朱娥的祠堂被毁而不存。忠臣孝子的事迹关系到人的纲常，所有官员臣民，都请加以重视。谭氏家乘赞 长沙谭济翁为他的先世编订谱牒，依次记载传记序文，并把史传中所见以及铭、志、序、跋中记载的功业德行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名为《谭氏家乘》。济翁请我写文章，我赞赏他懂得尊崇根本的道理，于是为他作赞。赞曰：谭氏的始祖在周代分得封地，持玉璧入朝，地位在公侯之后。松柏之下，连草都不生长；土地逼近齐国，最终被齐国兼并。后来子孙散居四方，到了汉代，有人在大国任闳尹。自闳尹以后，谭氏有时显赫，有时隐晦；中间不断有人兴起，绵延不绝。到了宋代中叶，才又有闻名之人，这就是世绩，官至端明。端明刚正，一时无人能及；正直的言论和刚直的气概，如秋霜烈日；名声昭著于信史，至今仍有光彩。把美好的福泽传下去，八代都昌盛。其后有个孙子叫济，从军伍中起家，终于戴上武官的冠帽，任军镇抚。这位镇抚既有武略又有文才，深念世代德行，因而重视编修家乘；祖先昭穆次序的美善、功业品行的事实，全都载入这部书，没有遗漏。尊敬尊长、亲爱亲人，是人的大伦；一旦违背，就如同禽兽。贤美的镇抚懂得应当致力于什么，写成这部书，永远把福泽赐给后代。潘驿丞小像赞 仪表相貌魁梧伟岸，言语条理通达，出入宾客之馆，从容处在使者往来的行列中。初次见他，会以为他是仅次于九卿的人；慢慢询问，才知道他位列百官末等。他言辞谦逊而身居卑位，收敛华美而趋于实在，难道不可以称作俊秀明哲吗？记 白沙亲舍图记 清江张易贞由郡中诸生考取高等，贡入太学，不久又在枢省任职，奉命出使四方，正如古代所说的行人之职。他来到浙江时，拿着《白沙亲舍图》请我作记。易贞指着图对我说：“白沙在清江境内。那里重重山冈、层层峰峦，深邃幽暗而秀美挺拔的，是白沙的山；清溪曲涧，缭绕数十里，水波粼粼，石块累累的，是白沙的溪；水竹幽深茂盛，麻麦繁密，房屋高低错落、炊烟彼此可望的地方，是我父母居住之所。我实在不聪敏，却有幸以诸生身份充当国家使令之职。我的双亲年近期颐，幸而都还健康。我谋划着请求告假，奉上酒杯为他们祝寿，却一直不能实现。白沙的居舍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于是画下它大概的样子，时时观看，希望如同亲自到达父母身边。我的这点心意，如果没有文章来表达，也不足以慰藉这个愿望。承蒙您允许我请教，我曾读《魏国风》，因而知道易贞的心情。魏人的诗说：‘登上那座有树的山冈啊，眺望父亲’，又说：‘登上那座没有树的山冈啊，眺望母亲’。大概孝子出行服役时不会忘记父母，往往登上岵山、屺山来眺望父母所在的地方，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易贞如此。” 因为孝子的心，人人都有，古今没有差别，贤与不肖也没有不同。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迈一步也不敢忘记父母，并不是勉强做作，而是良心的发露，自然不能不这样。这正适合易贞反复玩味这幅图而不忍放下。不过，我还有一点体会，请替易贞说出来。孝子的职责，没有比奉养父母的心志更重要的。古人有儿子在京师：儿子在那里做得志而快乐，父母的心志就快乐；儿子在那里不得志而不快乐，如果只把早晚问候、供给饮食衣服当作孝，而立身扬名的事业却有所欠缺，恐怕也不是父母的心愿。易贞认为怎样呢？汉代王尊经过九折坂，呵斥车夫继续前进，脸上没有难色，说：‘我身为忠臣，作为人子，怎么可以不知道从这里经过呢？’易贞作这幅图的心意，同王尊经过山坂时所表现的轻重缓急相比，究竟如何呢？我听说易贞如今父母俱在。今天的天子正重视儒术，尤其留意群才，要经过多次考验后才任用。易贞正值盛年，更应当努力鞠躬尽瘁来报答皇上的心意，显达的资望和崇高的品级，实在应当从这里开始。将来用五鼎奉养父母，难道不是美事吗？古语说：‘为了国家忘记自己的家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易贞，你要努力啊。” 贞母阡记

译所谓贞母阡，是昻上人的母亲禹氏的葬处。墓道在崇德县石门镇。当初，江浙丞相下令苗獠进攻姑苏时，禹氏跟随丈夫吴氏逃难到石门。苗獠的先头部队到达，禹氏急忙登船逃避。苗獠看见禹氏姿色秀美，便策马呵斥她不许逃。禹氏于是跳入水中而死。她的丈夫仓促把她葬在镇子旁边，带着孤儿离去。正好渡过钱塘江到了越地，这个孤儿就是上人。不久，他的父亲也死在越地的战乱中。当时上人才十三四岁，含悲忍苦，把父亲草草葬在客地，无所依归，便逃到金华山中，出家做了和尚。战事正盛，他常常担心石门的坟墓或许会被毁。天兵平定浙西后，他便渡过浙江前往省城。到了石门，他边走边哭，寻找坟墓所在；四面都是荒草，没有人知道葬处。有一个人对他说：‘莫非是寻找吴节妇的葬处吗？’他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上人正要修治坟墓，恰逢国家已经取得元朝天下，并且下诏让儒臣编修《元史》。上人说：‘修墓暂且可以缓一缓，却不应让母亲美好的节操湮没。’于是赶到京师，把母亲遇难的事情告诉太史氏。史官说：‘这正是史家应当记载的事情。’他母亲遇难的事于是得以列入传记。当时执掌史笔的人，大多是他父亲的朋友，都写文章为他送行，大体上都称赞上人虽出家为僧，却没有失去儒者的品行。于是他回到石门修治墓地，剪除荆棘，培土加固，栽种松柏来稳固墓域。事情完毕后，他将要离开墓地，回去侍奉他的佛门师父，便准备汤和茶，请来乡里的长者，并告诉他们说：‘我的母亲不幸死在这里，又把遗体寄托在这里，经历战乱而墓地幸而无恙，这是乡里长者们的恩赐。如今我粗略修治了墓地，但不肖孤儿寄身沙门，没有力量迁葬母亲，又将要离开这里，希望长者们最终施恩照料。’长者说：‘昻师是孝顺的僧人，我们应当共同谋划保护这座墓，使不知情的人不至于践踏并砍伐它。’于是根据他母亲的品行，将墓表题为“贞母阡”。唉，人的心最容易被感动。只要把孝悌之事告诉人，即使是强悍的男子和刚劲的士卒，也没有不受触动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孝悌之心人人都有，所以容易被感动。上人以保护坟墓的事情请求乡里的长者，乡里长者共同商议保护的办法，于是高高的石碑立在荒丘野水旁边，这实在是一项义举。唉，乡名叫胜母，曾子经过这里时曾经回车；而禹氏母亲奋勇赴死的烈行，就像明亮的太阳一样。经过这座墓阡的人，必定会肃然起敬，哪里还会有践踏并砍伐它的人呢？如果真有践踏砍伐的人，那就是没有人心的人。唉，世上难道真有无人心的人吗？有人说：‘替上人考虑，应当恢复他原来的服装，不离开祖先的墓地，这才合乎道理。’即便如此，亲人与师父，都各自有恩义在其中。上人一定会有办法妥善处理。我只是怜惜上人的志向，并且赞美那些乡人崇尚孝道而有合宜的做法，所以为此作记。听鹤轩记 越城北面有座山，叫小蓬莱，是仙人道士栖息的地方，也多养鹤。郡中有位老儒者王好问先生，居所在山的南面，距离只有二百多步。先生常常夜坐，几群鹤从小蓬莱山上飞过并鸣叫；他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仿佛十分留恋它们。间或他亲自把所坐的轩题名为“听鹤”。先生当时正用《诗经》教授后辈，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弟子们看见他亲自题写的名称，彼此议论说：‘我们的老师大概厌恶世俗的污浊，想要凭虚御风，逍遥游览吧？不然，为什么偏偏对神仙的骏马这样有兴趣呢？’先生听见后，只是笑而不回答。一天夜里，雨刚停，天空没有一丝云，黑得深沉；一轮孤月运行在太虚之中，像一丸玉璧；露水浓重，空气寒冷得将要结霜。先前飞翔鸣叫的鹤成群飞出，一齐引颈长鸣，声音高亢清亮，直达云霄。这时跟随先生的弟子都陪坐到深夜而没有睡。先生说：‘唉，你们到我面前来。天地之间，流动充满的，不过是诚罢了。那些声音高亢清亮、直达云霄的鹤鸣，不正是诚实之心不可掩盖到如此程度吗？《鹤鸣》诗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应当省察它。’弟子们彼此看着，自我责备说：‘我们这些小子，哪里懂得先生呢？’他的弟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说：‘唉，先生的见解，本来确实不同于常人。不过，《诗经》又说：“鸢鸟飞到高空，鱼儿跃入深渊。”这是《大雅》的诗人借此起兴，写文王造就人才的事情，意思不过是借鸢鸟飞、鱼儿跃来起兴罢了。到了子思引用它来阐明君子之道，那么鸢鸟的飞、鱼儿的跃就有深刻的道理存在，并不只是把它们当作物象来看。’先生从《鹤鸣》诗中有所体会，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因此，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事物不包含道，只看人的见识如何罢了。只有深入观察道的奥妙，使心神游于万物之外的人，然后才能知道这一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从鹤鸣联想到真实的道理在天地之间流动充满，见识和意趣如此超凡卓越，哪里是众人所能窥见的呢？恰逢他的弟子几次请求我为先生写记，于是我推究“听鹤”的含义而写下这些话。以后经过越地，在他的轩中暂歇，面对小蓬莱山吟唱《鸣皋》之曲，试着招呼那些飞翔鸣叫的鹤，向先生请教。静学斋记

译罗存敬跟随我学习。从登堂行礼、拜见我接受经学教诲以来，已经六年了。他意态闲适，从未见他有急躁的言辞和匆促的神色。同门弟子相处时，众人正纷纷喧谈，他却面对书卷缓缓观看，低声诵读，仿佛什么也听不见。等到有人追问他疑难之处，他的回答总是有条有理。考察他所学习的内容，他遣词析理，也明白可观。我很喜欢他，说：‘这是一个沉静的人，他的学问一定会达到成就。’后来他也高兴地说：‘先生了解我。’于是把他诵读学习的房间命名为“静学”。他曾请我为此作一篇说明，我一直没有空闲。过了很久，他请求更加坚决，我才告诉他说：‘古人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学习，而沉静的功夫最为重要。沉静取决于内心。因此，即使身处车马往来的闹市，我也不因此忘记学习；即使身处堆满珍宝货物的场所，我也不因此忘记学习；即使眼睛被五色迷乱，耳朵被五音震聋，我也不因此忘记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不会因环境改变自己的内心；因环境而改变内心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学习。世上固然有人厌恶喧闹竞争，离开那里进入深山幽谷，抬头看云霞山岚，低头听风声泉响，诵读六经，搜求百家之说，自以为找到了适合学习的地方，却不知道心这种东西极难拘束。有时心神驰骋于外，如同大军的游骑远去而不知道回来，所以即使口中诵读那些文辞，心里却不懂它们的意义，怎么能有所成就呢？圣人的学问是心的学问，它表现在语言中的，有性命道德的深意，有礼乐刑政的制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圣人的言语奥妙广博而深厚，无不是圣人心术精微之处的寄托。如今的学者想要用心去求得心，不沉静就没有用力的地方。心神存守就沉静，心神不存守就躁动。沉静时，即使身在官府也如同身在山林；不沉静时，即使身在山林也如同身在官府。这一点不可不懂。从前谈论沉静的人，把陶元亮和诸葛孔明并称。有人疑惑说：‘陶渊明做百里之宰，而且不肯轻易弃官离去，本来算是沉静的人。诸葛武侯身居将相之位，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治理军队，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哪里是沉静的人呢？’并不是这样。头戴纶巾、手执羽扇，在酒宴之间运筹退敌，和在篱下采菊、悠然望见南山，具有同样的志趣，未尝不是沉静。因此他教导儿子说：‘学习必须沉静；不沉静就无法成就学业。’这样说来，孔明的学问大概是在沉静中成就的。以我观察你学习的情形，你似乎已经能够沉静了。离开这里而进入胄监，那里是胄监中士人聚集的地方；再进一步进入朝廷，那里是冠盖汇集的地方。你在其中周旋，对他们的光彩盛盛行礼，使自己的心灵始终像一面没有污垢的镜子一样明察，然后才可以说达到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可学习，孔明就是这样的人。不过，“静”的意义所包含的范围很广；我同你谈论学习，姑且只根据你所处的地方来谈。若不是它的最高意义，例如太极运动而生阳，静止而生阴，一动一静，互相成为根本，成为万物变化的根基，那么所谓静，就是太极的本体。人出生时的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应而发生运动，是本性的欲望。人道所存在之处，一动一静互为体用；这样说来，静就是没有欲望的天性。学习达到无欲，是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学问的最高功夫。唉！“静”这一句话，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要学习者由人道去探求天道，其中的旨意十分微妙。等你的学习不停进步而达到成就，将来还应当同你讨论它的最高意义。夕佳楼记 夕佳楼在杭州南山的演福教寺中。寺里有明静塔院，大概是佛海大师的弟子安葬他师父爪发的地方。院中有东西两座楼，夕佳楼是西楼。楼的右面俯瞰澄湖，左面承接高峰，二麦岭在它前方。每天太阳向西落下，余光反照，徘徊在树林山峰之间；烟雾霞气时浓时淡，五色相互映照，即使擅长绘画的人也不能描绘这所谓“夕佳”的景色。从前至正年间，佛海的大弟子海慧法师继公凭借崇高的德行和声望，在广大道场弘扬佛法，后来归来住在这座楼中，同黄文献公溍、张外史雨成为方外之交。两位老人一到，海慧就常常携他们登楼观赏景物，煮茶赋诗，过了很久才离去。后来欧阳文公玄奉持符节经过杭州，也来到这座楼访问海慧，看见景物正如前面所说，便书写“夕佳”二字，从此夕佳楼的名称才显著起来。洪武初年，如今的具庵法师玘公来主持演福寺。当时寺院已经毁坏，只有夕佳楼独自保存。他的弟子请求说：‘我的老师是佛海的孙弟子、海慧的继承人，住在这座楼中，以美善教导我们，是很合适的。’法师同意了请求，穿方袍的僧人中前来传授天台宗学说的人接踵而至。我曾经经过那里，法师恭敬地请我到楼上。我看见山中的景物固然与从前没有不同，却抚摸着前人留下的墨迹，想到他们当年的风流往来已经再也不能看见，曾经为此作赋，感慨之情也随着它而不能排遣。住了没有多久，当今天子在蒋山大规模举行法会，召集江南高僧讲法示众。法师奉召宣讲佛教经典，三昼夜完成法事后回来，仍然住在夕佳楼。洪武十年冬天，皇上认为天下出家的僧人多有不明白佛理的，准备为《心经》《金刚般若》《楞伽》三部经作注释，让僧人学习。当时季潭泐公主持天界寺，因推荐法师，派使者到夕佳楼起请法师赴朝。皇上询问三部经的大意，法师奏答符合旨意，于是下诏让他与泐公共同负责注释，历时七个月写成，进呈皇帝阅览，皇帝嘉奖称许，谕告十分恳切，于是命令刊行。皇上起初留下法师咨询佛法要旨，后来又不愿违背他归隐山林的志向，召到便殿赐宴，并下旨让他回山。不久又敕令有关官署供给船只，并从内库拨出钞十五贯作为路费，送他回到山中。一时间山林峰岭都增添了光彩，山童谷叟没有不指称这是皇帝恩宠所及的。他的弟子认为法师荣受帝王眷顾，弘扬佛祖之道，几次受到征召都从夕佳楼开始，这也是这座楼的际遇，不能没有文章记下以示后人。有一位上人来拜见我，把事情的缘由详细告诉我，请我写楼记。我沉没于世俗事务之中，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后来进山，曾跟随法师询问佛法的大意。法师认为，我们宗派的根本旨趣，在于去除昏暗而达到明澈，去除散乱而达到沉静。因此修行证悟的方法，是指着太阳作为观想对象，把心念送到落日之外，用以达到真实境界。我曾经思考法师告诉我的这些话，那么所谓“夕佳”的宗旨，难道就在这里吗？由此看来，法师大概将要彻底看空世间的现象，不把有当作真实的有。至于这座楼是否得到际遇，难道是他的志向所在吗？而我这些世俗意义上的文字，又哪里值得拿来扰乱它呢？即便如此，上人的心意也不能让它落空，于是为此作记。永思斋记

译襄陵靳君孟文为先集贤府君服丧期满后，调任浙江布政司经歴。到任以后，用“永思”二字题写他宴居的房间。有人对此感到疑惑。靳君说：‘这是因为我不忘记父亲，请您为我作记。’我认为，孝子即使只走半步也不敢忘记孝道，所以儿子对于父母，只要离开父母身边，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会思念，何况父母已经去世呢？古代父母去世后，安葬完毕还要设木主，使父母的魂有所依托，仍然担心魂魄离散。祭祀并安魂三次以后，才把木主安置在宗庙或寝堂中，正是为了保存对父母的思念。后世简略了宗庙寝堂的礼仪，有时便在遗骸埋藏的地方加以崇奉，修建墓庐以便按时祭享。虽然说礼制中没有在墓地祭祀的规定，但在遗骸埋藏之地保存思念，也未必不合礼。至于设置斋居，是用来凝聚精神、安定志意的地方。学业有未达到的地方，政事有未通达的地方，便在这里思考。若把哀痛诚敬全都聚集在这里，难道不是合适的地方吗？靳君说：‘凡人以获得俸禄并能让父母享受到为荣；如果俸禄不能让父母享用，只凭做官的力量使自己口中肥甘、身体轻暖，我能心安吗？仲由产生风树之悲，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每次从官署退下回来，来到这间不华美的屋子；这里幽深僻远、寂静空旷，是精神所能寄托、思虑所能到达的地方，而父母平日的居处、饮食、笑语、爱好、娱乐，以及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仿佛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正在这时，我的心中如同火在燃烧，烟气郁结，哪里还有时间选择地点呢？不过我听说，记载礼制的人说：‘斋戒的日子，要想念父母平日居住的地方，想念他们的饮食，想念他们的笑语，想念他们所喜爱的事物，想念他们所享受的事情。’这是说在祭祀的日子集中思念父母。可是靳君集中思念父母，并不只在祭祀的日子，尤其在平常无事的时候更加深切。靳君难道不是纯粹孝顺的人吗？不过，忠和孝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古语说：‘寻找忠臣，一定要在孝子的家庭中’，说的是能够把孝心转移为忠心。靳君刚开始仕宦生涯，扬播芳名，施展宏大的才干；将来佩玉入朝，扬鞭驰骋于各郡各国，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把孝心转为忠心，难道不可以在这里看出来吗？请把这些写作《永思斋记》。养素堂记 奉化人江君浚远在鄞县东门月湖之上选择居所，并在楹柱之间题写“养素”二字，请我为它作记，说：“我姑且借此表明我的出仕和退处罢了。”我年轻时，曾有志于四方，离开家乡到通都大邑，在公卿大夫之间纵横交游，放开眼界，直言时事，是非黑白，毫无忌讳，一定要弄清成败得失才罢休，这是一个时期。人们不认为我狂妄，反而认为我是对的。年近四十，朝廷授予我官职，我与方岳大臣上下讨论政事，以求建立功业。我认为天下没有不可做成的事，鞠躬尽瘁，凡是能够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事，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只要做了就没有不坚决完成的，这是一个时期。然而我也颇为自许，而不鄙视我的人，也因此对我有所期望。如今我老了，正逢时运衰退、事物变迁，国家正罗致人才、兴办治理，只任用年轻人，而我的聪明才智日渐衰退，体力健康日渐衰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人了，哪里敢凭区区违背时俗的见解同英俊之士争高低呢？这是又一个时期。所以我宁愿在山林之下休息，在江海之间游荡，悠然自得地同造物者交游，顺着所到之处停留罢了。唉！君子的出仕和退处，并不是把寻求隐秘、行为怪异当作贤能，而只是以不违背自己的本性生活为贤能；要做到不违背本性，大体在于充实涵养有正确的方法。充实涵养若不合乎正道，势必就会想到超越自己的职位，这便是违背本性了。江君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或出仕或退处，都处在没有过失的位置，难道不是善于充实涵养的人吗？所以他年轻时，不是放纵意气来使自己奋发，因此不会气馁；壮年时，不是凭恃才能来有所作为，因此不会迷惑；老年时，不是因怯弱而只求保全自己，因此不会吝惜退让。我曾经谈论江君出仕和退处的大略，他不就像树木一样吗？树木春天舒展花叶，夏天枝叶繁茂成荫，秋天落下果实。江君正像这样。《易经·履卦》说：“穿着朴素的鞋子前行，没有灾祸。”君子行事，凭其本真本色前往，就没有灾祸了。江君大概是懂得《易经》的人吧？于是江君整理衣襟致谢说：“您这是要把我提升到道的境界，我实在不敢当，请您执笔把它写成记。” 乡贤祠记

译学校祭祀先贤，就像古代有道德的士人活着时在那里教导学生，死后便在瞽宗祭祀的遗意。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所以士人初入学校，必须向先师行释菜礼。自唐开元年间以来，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天下通行祭祀，本来不容有所间断。至于从祀孔子的弟子，他们亲自听闻孔子的道，当然应该列入从祀；至于汉、魏以来那些儒者，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完全合乎孔子之道，自然应当在自己的乡里祭祀他们，把他们作为本乡的先师，以符合古代释奠礼必有配享者的意思。这样说来，学校祭祀先贤，是礼制所不容废弃的。杭州学校旧有先贤祠，在孔子庙西侧。本乡可以入祠祭祀的先贤，从汉代严先生以下，共十六人。我来主持教务后，每月初一、十五，跟训导带领诸生到殿庭举行释菜礼，再下到祠中伏地拜谒。退下来查考前代志书，向老人询问，知道应当入祠却没有祭祀的有六人，应当祭祀而尚未入祠的有九人，共三十二人。于是按照规制制作神主，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他们的姓氏、爵号，合在一起祭祀，以补足学校礼制的缺漏。唉！聪明出众的人才，世上本来并不少。若只习惯于眼前所见所闻，没有前代贤人和往昔哲人为表率，最终也会埋没无闻而已。至于本乡的先贤，有以德行著称的，有以风节闻名的，有以文学显著的，有以事功成名的，但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古人谈论交友，必定说“尊尚地同古人交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古人，虽然都是圣贤一类的人，但有的生在中原，有的生在东夷，有的生在西夷，遥隔宇宙，彼此无法相及，哪里比得上本乡的贤人呢？乡里相接，疆界相连，他们的德行、风节、文学、事功以及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都充分存在于我们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中，关系至亲至切，不必再到远方访求才知道。本乡的俊秀之士，每年按时到诸贤祠中，抬头瞻仰排列的神主：其中写着，有德行的是某人，有风节的是某人，有文学的是某人，有事功的是某人。假使我们生在世上，却没有机会同诸贤相邻居处，也就只能埋没无闻而已。如今幸而能与诸贤的居处相近，却不仰慕诸贤，反而让自己有所作为的生命同草木一起腐朽，难道不独自惭愧吗？从今以后，人才接连出现，接续先贤的事业，实在是由于这座祠堂对人的感化激励。《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设立这座祠堂正有这样的意义。祠堂过去没有记文，训导何敬、徐孝思、高让都认为应当有记。我已经写下了建祠的用意。郡人李思中请求把它刻在石上，于是又把诸贤的姓名和所属乡里列在下方，使它们一并刻下，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云门山房记 所谓云门山房，是曹君伯起取故乡的山名来命名他的客居书室。云门山在青州南门外，同牛山遥遥相对。牛山，是从前齐景公曾登临、因而引起无穷悲哀的地方。云门山幽深浓郁而高峻挺拔，绵延一百几十里，高丘深谷，既可砍柴，也可种植。当地居民多姓曹，相传齐国相国曹参入相后，有一个别子留在齐国，于是便在这里安家。伯起的祖先世代居住在青州南门，从他的祖父在元至元年间凭借武艺才能出仕，随官到大江以西，到伯起已经三代了。今上初年，天下大定，朝廷下诏郡县清定户籍，伯起登记户籍于南昌。他偶然独自想到：我的家本来属于齐地，而如今户籍却在楚地。周太公受封于齐之后，五代子孙仍然返回周地安葬，不忘根本。如今我若不设法表明自己，而只把自己看作楚地所产的人，难道是人的本心吗？于是便以云门山为书室命名，表示自己不忘根本。唉！上天生养人才，是要让他们为世所用。既然为世所用，仕宦所到之处，东西南北不固定在一地，本来就是这样。无奈中世以来，士大夫把做官之地当作家乡，加上世代迁徙延续，便在所居之地扎根，于是故乡一天比一天遥远。仁人孝子，难道不会在内心警醒吗？所谓故乡，就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也是我们自身所由出生的地方。水流远去，是从源头发出；树木茂盛，是从根本生长。人如果忘记自己出生的地方，就像谈论水和树木却不知道有本源一样。如今伯起取故乡的山来命名自己的书室，他是懂得根本的人啊！伯起如果能够保存这份心意，即使身在南昌，凡是所见到的高峻挺拔、郁茂秀丽的景物，无一不是云门山。过去周元公是道州人，他的家乡有一条溪叫濂溪。后来他出任南康通判，在庐山脚下选择地方筑居，有一条溪水清澈寒冽，同家乡的溪流相似，也把它命名为濂溪，人们并不认为这样不合适。那么伯起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难道也正合于大贤君子的心意吗？伯起博学而有文才，调任浙江时，请我叙述他表明自己心意的缘由。唉！观察他用来表明自己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月轩记

译月轩，是永平张君仲华看见月亮便思念亲人的轩。轩没有固定的所在，大概因为张君出游做官于四方，来不及完成这件事，只要看见月亮，便总是惆怅思念；凡是寓居之馆有月光照临的地方，就都用“月轩”来命名。张君任杭州海宁知县时，经过我这里，谈到这件事的缘由，请我作记。月亮是众阴之宗，形质清澄，光彩皎洁，上下洞彻，仿佛水澄澈而雪晶莹。凡是食用君禄、守一职、尽一责而为国效力的人，早晨出去，傍晚回来，精神昏倦，气力疲惫，抬头看见明月悬在太虚之中，身体顿时清爽，简直如同游于广寒宫中；这实在是一大快事，哪里能不备一杯酒，同这轮明月共饮，追寻片刻的欢乐呢？然而人事各有不同，像张君所遭遇的情形，就又有举起酒杯却不能饮下的人了。张君世代居住在永平，年轻时曾入成均，跟随士绅先生们游学，在辞章经艺方面很有声望。当时王公贵人中有人出镇辽海，征召他到府中掌管符节；后来凭年资劳绩取得一命之秩，出任方州的辅佐官。回到国朝后，又因才干被选任于大官大邑，承担治理百姓、守护社稷的重任。张君正当受到时世任用之际，却因为他的先父去世后还葬在浅土中，来不及迁回安葬，所以日夜内疚忧心；这就是他看见月亮不能欢乐而反生悲戚的原因。因此即使举起酒杯，也确实有不能饮下的时候，反而会像狄怀英那样看见景物而思亲。从前狄公调任并州法曹时，母亲留在河阳。他经过太行山，回头看见白云孤独地飘飞，便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的亲人住在那片云下。”直到云彩移开，他才继续前行。他的母亲虽有在世和已故的不同，但触景而思念亲人的情形却相同。不过，云是容易消散的东西，他的思念也只有在那时而已。只有月亮从新月到残月，没有一天不出现。一年之内，没有哪一个月看不见月亮，那么一个月之内，便都是思念亲人的时候了。这样看来，张君真是纯孝啊！海宁如今是大县，而张君治理它，每天没有遗留的事务。至于教化方面，如孔子庙、学校之类，更不敢认为可以缓办，屡屡用心经营。世人说孝顺父母的人一定忠于国家，这话确实可信啊！将来张君所成就的事业若不愧于前人，我知道后来谈思亲的人，不会只以望云为故事，也会有人以看月为故事。努力吧，张君！古今的人难道真的不能相及吗？重建宝石山崇寿院记 杭州西湖上有一座山，从天竺山分支而来，沿湖行四五里左右，到东北角才停止。它的气势磅礴，收束而不去，便拔地而起，像昂首腾跃的龙要攀上青云。山顶又有一块浮石，直径有数百围，号称落星石。吴越钱氏建国时，把这座山封为宝石山。欧阳公撰写《吴越世家》，说钱氏也曾制定年号，见于封赐落星石的制书，这就是一回事。钱氏的臣子中有吴廷爽，看到此山雄伟，于是前往东阳，请来善导和尚的舍利，建造九级浮图，并附设僧舍，大略具备塔寺的形制，人们称为宝塔院。宋开宝初年，才赐额为崇寿。咸平年间，僧人永保眼睛患病，发誓修缮宝塔以求恢复光明，并借此化缘；十年之间，城中官府和民间都以师叔称呼他。塔建成后，人们便称它为保叔塔。大体上，这座山因为有塔而更加胜绝，所以都称塔而不称寺。绍兴末年，塔又将倾毁，有洪济师重新修缮完成。延祐年间，山林郁积引发灾害，塔寺一并毁坏。当时正值盛世，人们都乐于布施，院僧法周可复大规模加以修建，塔的相轮高峻绝顶，上摩霄汉；星灯露铎，光辉相连，声响相接；飞楼涌殿，横架山岩，充满深谷；气色青红交映，佛、菩萨、天人之像，设置珠缨宝鬘，前后排列护卫；奇异的香和清净的供品，昼夜燃烧陈列，俨然如同天宫，俯视下界。湖光一片碧色，朱帘画舫，歌声鼓声在外面往来；民居鳞次栉比，红楼翠阁参差掩映，全都呈现在眉眼之下，来此的人流连忘返。至正末年，兵乱大起，塔和寺又被毁坏。有一位大善知识名叫慧炬师，回头看着这些景象，咨嗟叹息说：“我怎么能让祖师的胜果坠毁呢？”于是发下宏愿，广泛募集施主，谋划恢复旧日景观。但战事正激烈，百姓不能自给，有人认为这很困难。师说：“我佛以善缘教化众人，难道反会因时势而受阻吗？”他毫不懈怠，反而更加坚定；又因为师父平素修苦行，人们都信仰归依，布施财物的人无需募求便自行聚集。于是他的同门似荪、慧满共同筹划，文昶、可祥、可达、善开、广能、崇正等人则协力相助。于是聚集所获布施，包括木石砖瓦、涂泥粉饰等物，先建宝塔，把九级减为七级，并扩大塔基；其次建佛殿，建东西两廊，建上下山门，以及西方三圣殿；供奉尊像的仪式和庄严供具，刚刚按规制显现出来，师便化去了。至于供奉祖师的房室、供僧人用饭的堂屋、供客人休息的寮舍，以及经楼、钟楼、厨房、浴室等房舍，则由他的同门完成。从前南北两山的名寺大刹，金碧交相辉映，号称佛国，如今都化为劫灰。这座山虽占有奇丽景色，比较规模，本来不能同它们相比。一旦看见这里如此殊胜的景象，像从前一样，难道不伟大吗？慧满认为师父的愿力不可埋没，于是把事情始末具述，请我作记。然而我听说，佛灭度之后，凡是求佛的人，大多把庄严佛寺当作佛事，但世间不可能没有成毁；成就便是暂住，毁坏便归于空。说成就为暂住、毁坏为空，是世间的形相。而这种形相本来无常，既成之后会毁，既毁之后又会成。像宝石山的塔寺，也大概取决于有无其人。我听说慧炬师在世时，行为得到众人信服，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菩萨。所以内翰黄文献公溍曾赞叹说：“他修了什么、证得了什么，才能得到这样呢？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完成这件事并不困难。”不过，这当然属于有为之法；至于无成无毁，必定还有所谓无为之法。我登上宝石山，想要解释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些东西不是靠思考和言语可以得到的。姑且叙述事情梗概，让人刻在石上。慧炬师字照庵，是钱塘人。千佛山广严寺记

译千佛山在我的家乡天台以西五十里处，层层山峦、重重峰嶂，森然幽深而秀丽挺拔，同赤城、玉霄、华顶诸峰争胜。世人说天台多有灵异僧人、古佛显现，这座山大概就是一个证明。山顶旧有一座寺，名叫长陇。唐光启年间，我的远祖有名凌的人，想到僧徒上下山艰难，便施舍石冢〔山奥〕地，把寺迁到那里。到宋代才赐予今天的匾额。后来有僧人行绅，又认为地势面向不相称，仍然改建了寺院；碑刻散失，无法考知建寺年月。至正初年，房屋日渐毁坏，寺众金溪清、杰翁、俊实堂因此相互看着叹息说：“形势将要压垮了。”当时正值多事之秋，这片土地又向来贫瘠，没有大施主，凭什么能够兴建呢？况且我佛之法，一切有为之事都出于愿力，我们这些弟子难道能坐视它废弃吗？只有节省日常用度，必须经过很久才能有所成就。当时有一位曾在这座寺院受戒、后来凭借宿德和声望住持上天竺寺的慧日法师。寺众把兴建之事告诉他，法师说：“这正是我的志愿，而且我将起草疏文劝募。”于是众人都竭力合作，先建大殿，接着建三门，但力量不足，不能同时完成。过了三年才建法堂，又过四年建库堂，又一年建钟楼，又过三年建两廊，又过五年建西方殿，以及厨房、浴室等房舍；至于佛、菩萨、天人等塑像中尚未加以妆饰的，殿堂、门廊、屋梁、斗拱中朴素而未加彩绘的，法师又亲自从杭州请来工匠，不远五百里来到山中，依法妆饰绘画。于是道场庄严完备，具备大方广的形制。然而计算工程，始于六年乙酉，至十九年己亥，共经历十五个寒暑才完工，难道不艰苦吗？我家离寺只有六七里，寺中从前有位奇异僧人，号称荣罗汉，有神通能感动人，遗像还在；又有一口古钟，相传最初铸钟时，总是铸不成功，有个村中老妇人来投入一文钱，炉中铸造便成功了；等到脱离铸模，钱上的文字清晰地显现在钟唇上，形状像镶嵌在那里，因此称为贫婆钟。我小时候曾侍奉父亲到那里游玩，如今还依稀记得。法师辞去住持之位后，退居白云坞，想到自己受戒的寺院建立起来十分艰难，认为不能不写些文字流传久远，便把事情的始末交给我，请我作记。我从前游历四方，经过通都大邑，看见各种禅寺、教苑，常常惊讶于它们高大的屋檐、幽深的殿宇、朱红的楹柱、雕刻的椽子，务求极尽宏伟华丽；作为其中的僧徒，认为这是尊崇佛教、法理应当如此。然而我想它们所花费的富余财力，一定有获取财物的方法，所以才能做到这样。后来慢慢询问，才知道主要是因为天下富足，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裕，王公贵人、富豪长者把钱财拿来布施，所以佛寺楼阁能够在顷刻之间建成，看不出有什么困难。如今广严寺兴建之时，正赶上三方用兵，而各位上首僧人一点一点地节省用度，日积月累，才有了这些建筑，这实在是困难啊！有人认为丹青土木之事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我却认为，佛的教法希望一切众生都发愿归依，必须看见佛像和寺院的形相而生起信心，那么丹青土木之事也不可缺少。何况广严寺众人竭尽心力，建立寺院又很不容易呢？因此我没有推辞，为它作了这篇记。重建智果院记

译智果院在钱塘西湖以北的葛岭上，是后唐开运元年吴越钱氏所建。宋元祐年间，苏文忠公出任杭州长官。当初，苏公在黄州时，曾梦中随口吟成“石泉槐火一时新”的诗句。等到游览智果院境地，发现同梦中情景非常相符，便十分留恋。苏公与参寥子有道义上的契合，于是请他住持这座院。参寥子是吴地僧人道潜的号，持戒修行而以诗歌闻名。他主持席位那天，从苏公以下共十六人到集，分韵赋诗，号称一时盛事。如今他的诗还保存在家集里，仍可想见当时流传的风气和遗留下来的韵致。钱塘向来有许多大寺，智果实际只是很小的寺院，而名声传遍四方，是因为地势借人而胜。至正初年，我经过葛岭，曾经游览这里。沿着曲折的山坡向上走，竹树茂密，晴日的雾气扑到身上，到了寺门。抖衣向南眺望，澄澈的湖水一片碧色，朱帘画舫，歌声鼓声彼此应和。过了一会儿，沿左廊向上走，几乎已经偏到一旁。走十来步，有泉水在石缝中，颜色青黑而寒凉，这就是苏公梦中诗句所说的泉水。泉上有祠堂，苏公和参寥子的画像都在里面。从泉边返回，经过左廊将尽之处，沿石阶上升到法堂。有一块木板，厚不到一寸，宽是厚度的四倍，长约三十尺，横放在几案上。木板表面题写着：“元祐五年，岁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这是当初建法堂时上梁，苏公为记载年月而写下、贴置在栋梁脊上的文字。这是他的亲笔墨迹。法堂后来改建，后人因为珍惜苏公遗墨，便把它收藏保存下来。葛岭距离城中很近，王师略取浙江的那一年，守城的人担心各寺可能被敌人夺取，成为敌军栖息之地，于是把它们全部焚毁。智果院也一同被毁。洪武初年，我到达这里时，过去经过的地方全成了瓦砾，山色昏暗，树林遮蔽，尘埃迷眼，再也看不见昔日人物的风致了。于是私下叹息说：如今天下大定，名胜之区、优美之地，怎么能没有好事之人恢复旧日景观呢？当时院中僧人已经散去，邻近寺院的上首僧人相互说道：我们这些僧徒凭借佛力，幸而恢复了旧居，怎么忍心让智果院独自废弃呢？崇寿院有一位可祥师，曾跟随炬菩萨募铜铸造西方三圣像。崇寿院被毁后，他又跟随炬菩萨和各位善知识募财造塔建寺，这个人完全能够承担起恢复废墟的重任。何不带着香函前去请他呢？可祥听说后也欣然出面主持，捐出自己的衣钵作为倡导，又募集乐于布施的人来补足不足。中间建造宝殿，塑造观音大士像，装饰珠缨宝鬘，庄严端正美好。两侧建以两廊，在墙壁上绘画七难、二求、三十二应，极尽变化幻化的形态。前面建三门，金刚神分别排列在两旁。石泉之上仍建祠堂，用来供奉苏公和参寥子。至于厨房、浴室等房舍，也无不具备。不到三四年，我再次经过这里，瓦砾之区变成了金碧辉煌的殿宇，旧日景观庄严地恢复了，谁说恢复废墟不在人为呢？世人曾经说，佛门弟子能够用师父福田利益众生的说法打动人心，人们都崇敬依附他们，所以他们建寺，能把最困难的事看作最容易，最巨大的事看作最细小。却不知道作为佛门弟子，能够忍受辛苦、甘于淡泊，有了收获也不拿来厚待自己，而且愿力坚定坚忍，又不因外来的侮辱而动摇，所以能够建立事业。从前扬州的佛塔僧人慧礼，能够凭借品行纯洁、才干敏捷，创建十方讲院，为荆国王文公所称赞。唉！方外之士如果想要有所建立，假如不是品行纯洁而才干敏捷，难道能够有所成就吗？这就是我对祥师深为羡慕的原因。祥字云屋，自幼在崇寿院出家，曾跟随松壑寿上人学习天台教观。后来太璞玘公住持南山演福寺，请他居于第一座；至于炬菩萨，人们则根据他的品行来称誉他。他就是黄文献公溍所说“修了什么、证得了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那位法友。龙山天龙寺记

译我听说佛在舍卫国说法度众，一时接受并奉持他的教说的弟子，大约有一千几百人。他们宫室的供养、饮食器物的需求，花费大概也很多。然而这些都出自施主的布施，以及各位比丘乞取得来供给。所谓比丘，就像中国所说的乞士。他们行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使自己的德行完备，以此足以供养大众；二是降伏自己的内心，没有骄矜之气，可以趋向大道。按普通人的情感说，向别人乞取，免不了有耻辱之心；但佛正要依靠这种方式来成就大事，借此因缘来调伏人的心意，意义不是很深远吗？看如今佛教弘扬教化的地方，如杭州的天龙寺，其祖师创建寺院，大概符合佛的本意。寺在慈云岭南面，后面依靠龙山，前面俯临浙江，幽深开阔而洒脱。唐代真觉禅师曾在这里卓锡，开始建立道场；碑刻散失，无法考知具体年月。吴越王钱武肃在位时，想扩大禅会，于是重建这座寺，让镜清禅师居住。此后明真机、清惠秀都以声名和德行相继住持，僧史中有记载。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额为感业，按照甲乙次序传承住持。建炎三年，寺院毁于兵火，只有木雕观音像保存下来。绍兴十三年，朝廷建圜坛，把净明寺作为斋宫。寺院邻近净明寺，官员们按时来此斋戒住宿，僧徒觉得不方便，大多散居到别处，寺院也日益走向废弃。元延祐年间，有一位大道平师，族籍出自渔浦，曾到天目山拜访幻住禅师，询问探究心要。禅师见他有道者的气象，便说：“天龙是古老的名刹，你去兴复它，以振兴祖师的道统。”师于是来到这座寺院，拜庆庵吉为师，精进修行苦行，夜间坐禅，白天诵经。闲暇时便砍除草木，铲除瓦砾，谋划恢复旧日景观。时间久了，僧俗都仰慕他的风范而来；当时千岩长公住在龙华寺，赞许师的作为，命他的弟子守贵前来协助，于是聚集众人布施的钱财，在泰定三年把寺院迁到旧址以东若干步的地方，也就是宋代举行郊祀时官员们斋戒住宿的地方。那里高爽平旷，尽得江山胜景，于是先建大殿，其次建佛阁，再建僧堂，两侧配以两廊，前面遮蔽以三门，此外库房、浴室、厕所、厨房以及佛寺应有的一切设施，无不完备，其中守贵协助筹建的功劳最多。到至正三年冬天完工。这座寺院废弃已久，一旦栋宇高耸，金碧辉煌，四方游历浙江、往来东西的僧人接踵而来，到了这里便如同回到家中，无不称颂师重兴寺院的功劳。行师于是把誓言悬挂在楹柱之间：“供养大众的办法，遵循如来的遗教，只凭持钵化缘来充足供给，不置办固定产业。至于住持，必须选宗门上首，僧众必须纳入其中；各方求学者若违背这一盟约，佛和天神都将鉴察。把它著为成规。”师去世后，继任主持寺务的人都遵守成规，从不改变，佛法社团的兴盛同当初一样。所以我说它符合佛的本意，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住山行满已经加以涂饰彩绘，使寺院比从前更加崭新，于是召集众人商议说：“前人创建寺院大概很不容易，若没有文字记载，凭什么考察它的始末呢？”于是前来请我作记。唉！从前南北两山的禅寺、教苑彼此相望，重楼高阁，高大的屋檐、幽深的殿宇侵入云端、遮蔽日光，珠缨宝鬘、名香异花随风喷雾；漫长的夏日里，撞钟击鼓，僧人穿袍着履如云聚集，庄严富贵，号称佛国。然而大千世界之内也不能免于三灾之祸，转眼之间便成为废墟，经过的人都为之感慨叹息。天龙寺偏僻地处一隅，在两山兴盛时，取得名位的人认为它的等级不值得一顾，热衷游览的人也不会到这里来，比较它的形势，本来不能同那些寺院相比。如今它却能经历劫难而长久保存下来，原因是什么呢？也只是因为师父的宏大愿力能够维持它直到永久罢了。按照佛所说的，把世间形相看作不能永久存在，必须把一切有形之物都归于空，直到达到无为止，那么庄严富贵便是空中之花、幻中之泡，本来不必妄自计较。然而世俗的见解，喜欢成就而悲伤毁坏，像天龙寺这样殊胜的景象，难道不值得因此产生欢喜并加以赞叹吗？所以我也乐意叙述这座寺院创建的由来，并记载师父的功业和修行，以满足行满的请求，也让后来的人有所考察。洞霄宫新规记

译洞霄宫新制定的“归一”规约已经完成，住山郎某写信给武林城中的我，请一夔作记。他说：“我是方外的一个孤僻之人，在衰老困顿的年纪遇上艰难的时代，能够安居在烟霞之中的洞府而没有其他忧患，是因为郡中法友们恢复废墟的力量。起初，我们的宫观建于汉元封年间，号称洞天福地。宋初才开始赐给匾额、田产；到了宋朝迁都杭州，我们宫观的地位更加显赫，势力可与玉清、醴泉、昭应等宫观相当。经历元朝六十多年，道教的兴盛仿佛还在昨日。哪里料到至正末年，三方起兵，宫中的收入又大半输送给官府。不久兵火波及宫观，其他房屋全被一把火烧掉，只有昊天殿和库房勉强保存。当时我们这些同道仍然守护旧居，琅璈之声没有停止。洪武初年，有司查验田地，向我宫征收赋税，赋役一天比一天繁重，我们这群人开始没有闲暇安居，有的逃藏到别处，有的混迹于乡俗之中。那些赶赴官府办理事务的人，就被戴上刑具押行于乡里。此前，我们宫中的众人分成十八个斋，各自居住、各自用食，并且按照各自的收入自行决定生活丰俭。一天，副宫贾君嗣玄慨然同监宫章君某、监斋吴君某商议恢复废弛的办法，认为当前的办法，必须赶紧把十八斋的人合并起来，使他们归于一体，把各斋收入合在一起，作为共同的丰俭标准，这样或许可以解决用度，使宫门逐渐复兴；否则最终只能废弃。” 这番话十分恳切，章君、吴君都说：“对。”于是把这个办法报告给真人孟公某、计公某，而都监顾某、上座曹某、监斋龚某尤其竭力赞成。于是制定成疏文，并在上面大书：“利益不得私自蓄积，费用全部由公家支用。有才力的人经营生计、承担差役，志向清静淡泊的人修炼真道、讲演教法。有人违背此盟，明神将鉴察。”从真人以下全部署名，在疏文末尾总题为《洞霄宫新定归一之规》。规约制定后，我们同道中人都谨慎遵守；经营生计、承担差役的人勇于自我奋发，不认为辛劳；修真讲教的人安然守持本业，不把它当作安逸。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虽然琳宫玉宇还没有恢复旧日景观，但公私用度大体能够供给，只要守持而不改变，宫门复兴的趋势就可以实现。不过，难以长久坚持的，是人的内心。又怎能保证后人不会改变呢？所以希望把它刻在石上，以示久远。唉！时代不同，世道变化，事情本来就有适合过去而不适合现在的，有志之士必须有变通的方法来适应时宜。洞霄宫有二千多年的香火，一旦倾覆于地，而贾君能够提出独到见解，同各位上士共同谋划，使十八斋的众人归于一体，并使公私用度充足，难道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吗？把它著为固定规约，以示久远，确实是恢复废弛的好办法。后来的人如果另行纷改，只为便利自己的私利，难道不应该对不起前代的人吗？有人说：道家以无为作为宗旨，假如涉及有为，就不是道了。我说：不是这样。老子不是说过吗？“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本来无所不为，只是没有强作妄为的意思罢了。如今贾君与各位上士，因应事势的发展而采取这种变通办法，难道是存心要这样做的吗？当初，贾君把十八斋的众人合为一体，制定规约，想找两个字来命名规约，却一直没有合意的。后来读到许真君迈的传记，许迈在梁干化年间被封为归一真君。贾君说：“这里正是真君飞升的地方，而且‘归一’二字同今天的事情相合，用来命名规约最合适。”唉！真君在这里成就大道，也正是得到“一”的道理；所谓“一”，就是不二、不杂。道达到一，就无为而自然了。洞霄宫的众人守护既成的规约，由末端追究根本，由粗浅达到精微，那么道就在这里了。难道仅仅是说这个名称合乎事情罢了么？因此一并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立雪斋记 士人中卓然有见识而不满足于凡庸浅近的人，尚且认为同一世的人交友还不够，一定要尊尚地同古人交友。何况我们自身的根源所在，有大贤君子作为先祖，却不仰慕他吗？所谓古人，本来都是圣人一类的人。然而彼此的精神不能相接，气息恩泽不能相通，不过是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罢了。至于我们自身的根源所在，有大贤君子作为祖先，假如懂得仰慕他，那么精神、气息和恩泽有相互感通的道理；受到感发而兴起，难道不是更容易吗？延平人杨伯镇，是龟山先生文靖公的九世孙。他把自己读书的斋命名为“立雪”，他的志向大概可以由此看出。起初，先生天资禀赋很高，熙宁九年考中进士，调任汀州司户参军，没有赴任。听说河南二程夫子倡导讲明道学，便前去跟随他们游学，十年没有调任官职。后来起用为余杭县知县，他在程门之中推广老师的学说，深入探究、竭力讨论，务求穷尽其归趣，同门学者非常多。先生的涵养深厚广大，号称最高。有一天，他同人游察院，酢侍立到半夜也不退去。等到出门时，积雪已经有一尺多深了。他专心诚笃地求道，大概就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先生沉浸于义理的深窟，心中融会、意念领悟，即使给他吃美味的肉食，也不知道它是美的；给他披上狐貉皮衣，也不知道它是暖的。哪里还会问雪下得深还是不深呢？先生已经远去了，但他的思想见于《三经义辨》《四书集注》的地方，清楚完整地保存在那里。希望求学的人家家传授、人人诵读，或许还可以接近先生吧。作为先生的子孙，精神本来相合，气息恩泽本来相通。假使学习先生时常常像先生当年立雪求道那样，又有什么不能仰望追及的呢？古人有话说：“颜回是什么人？学习他，就可以成为他。”何况是作为子孙而向上仰望自己的祖先和父亲呢？这样说来，伯镇用来表明自己的方式，确实是不满足于凡庸浅近了。我曾试着谈论这件事：先生凭正大高明的学问，上承濂洛之学，他的道理足以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当他正值盛壮之年时，却沉沦在低级官职中，仅仅能够治理好百里之地。到了老年，朝廷因他是正直之人而起用，准备倚重他处理大事，但国事已经败坏，他只能论述谋划，排斥邪说，端正人心，匡救国势，始终不能大有作为，把混乱的世道拨正过来。学者至今仍为此惋惜。伯镇正当盛年，生逢维新的时运，国家任用贤才没有固定的限制，一技一能，没有不被举用的。而伯镇以先生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切切实实地思念先生当年立雪求道的志意，并潜心学习，他远远超过一般人。将来他的成就，小则为天下国家所用，大则凭借自己治理天下国家，这是必然的。还用说什么呢？我恭谨地为他作记，以等待事实的验证。旸谷轩记

译刘君道明的居所在青州寿光的原野上，那大概是古代斟灌氏留下的遗址。此地东面靠近大海，每天太阳从旸谷升起的时候，其他地方还处在昏暗之中，寿光的原野却已经明亮了。道明曾开辟一间屋子来观看太阳升起，屋子朝东，打开门窗，等候太阳将要升起，便起身梳洗，整肃冠带，遥望旸谷。只见波涛之上云霞呈深黑色，太阳的圆轮依次从其中涌出，天空和海面都被染成赭色。回头看他的轩室，也已经清楚地向着黎明了。于是他自我反省说：“我的轩室虽然很小，却可以俯视大海，容纳晨光，即使称它为旸谷，也可以。”于是便把它命名为旸谷。刘君在杭州做官时，把命名轩室的大概缘由告诉我，请我作记。我虽然不曾亲自到过那里，但据书中所说，旸谷是羲仲居住的地方，他的官署位置在如今东方边远之地，并不是太阳实际升起的地方。然而《淮南子》说：“太阳从旸谷升起，在咸池沐浴，掠过扶桑，这是天刚发亮的时候。”那个地方应当在大海以东。大概书中说的是羲仲观测考验日出的地方，而《淮南子》则是举出大概的方位来论说。况且太阳从旸谷升起，它的光辉所照，即使早于寿光原野，也想来不是一家一人能够独自占有的。可是您拥有这些却不肯自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我曾观察您的出仕和退处，因而知道了这一点。您正值年少时，便以远大的志向自许，读书求学，探究深奥的义理，解决疑难、排除蒙蔽，使条理清楚明白；这是一个时期，如同太阳升起，群聚的阴霾便消散了。后来遇到革新的朝廷，便以功业自我效力，为国家尽力，以求登上显贵的仕途，声誉远播、事业宏伟，声光显赫；这是又一个时期，如同太阳升起，万物万象都显现出来。这些都得自于“阳谷出日”的意象。大体说来，君子从事物中取法取象，是要借此扩大自己的器量和见识，哪里只是为了装饰好看呢？我听说近世有个居住在九江北面的人，喜爱庐山的胜景，就用“庐山”给自己的堂屋命名。有人对他说：“庐山是巨大的事物，不是您的堂屋所能容纳的。”那人说：“我取的是它沉静厚重、不随意迁移的特点，并不是不知道它大。”君子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说的就是刘君这样的人吧。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刘君才智精敏，曾任嘉兴、江山二县县丞，又任刑部主事，以能干著称。砺斋记 檇李戚君秉肃年轻时便很有气节，不与乡里的年轻人同流合污。他的伯父在浙水东游宦，戚君确实侍奉伯父一同前往，跟随程敬叔先生学习，领会了程先生的为学之道，学业一天比一天进步。过了很久，他在乡校任职，于是成为县学教官。等到调任钱塘，还不到三个月，恰逢外来的军队到达，三面攻打钱塘城，形势十分危急。城中百姓靠捡草来充饥，拆屋取木来烧火，戚君几乎不能保全自己，得到守城者的许可，沿海路返回。还没有到家，中途又遇到强暴蛮横的人，只得把行囊全部丢弃，赤脚在沙滩上奔走八十里才逃脱。幸而到达家中后，他形容憔悴，面色枯槁，但他的气节仍然屹立不倒，一点也没有沮丧。他家在白纻溪上游，远离城市，水木幽深茂盛，很有奇士隐士的意味，戚君十分喜爱那里。他每天只穿戴破旧衣帽，在田畦里浇灌蔬菜，在深水中钓鱼，并告诫妻妾煮脱粟、采藜藿作为食物。亲戚故旧中有人不能忍受他的做法，劝他说：“如今各方面都把修治和抵御外患作为要务，凭您的才能在其中献上谋略，富贵很快就可以得到。您不这样做，却偏偏自我困苦到这种地步。”戚君谢绝说：“你们暂且走吧，你们不了解我。我正在取读古人的书，考察成败得失，心中有所领会，便高声歌咏来自我陶然，丝毫没有忧愁之意。” 他曾经自己诵说道：“士人难道能因为通达或困顿而使自己的志向有两样吗？”后来他把自己的书斋题作“砺”，并向我求取文字。我认识戚君很久了，近来因为战乱的缘故，他寄居在我的乡里，我完全了解他的事情。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我曾经为他记述孝行。如今他遭遇祸患而归来，又在溪边与他相逢，我感叹道：“唉，戚君善于自我磨砺，果然如此！”于是替他说道：“松柏是巨大的材料，生长在山林之中，风雨震撼它，霜雪摧折它，而木匠仍然选取它。骐骥有奔驰的才能，却垂头吐沫地困在盐车下面，而驾驭銮车的人并不抛弃它。唉，事物不经历挫折，材料就不能成就，何况人呢？普通平庸的人，稍有不如意便屈服于自己的操守，去迎合别人，最终直到败坏自己才停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知道自我磨砺罢了。听到您的风范，可以稍稍振奋人心了。从我所见来看，您自我磨砺已经做到极致，我还要再说什么呢？”荀卿子说：“钝金一定要经过磨砺才能锋利。”这样看来，“砺”就是磨炼钝器的工具，是自强的人所应取法的。我正取“砺”来磨炼自己，又因为与您志趣相合，所以最后写下这些话。始丰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八 （明）徐一夔撰 序 崇德赵氏世谱序

译崇德赵氏大概是宋太宗的后裔。从金紫光禄大夫赵善某生下朝散大夫、临安府知府赵汝能开始，因为入赘居住在崇德，于是便在那里登记户籍。朝散府君的第十代孙赵珪编成世谱，称为《崇德赵氏世谱》，并不是要列举赵氏的根源，而是以其支派所居、登记户籍的地方来标识。礼制中有大宗、小宗，用来辨明根本和支派。赵氏的世系出自浚仪，这是根本，称为大宗；支派散居各地，像居住在崇德的这一支，只是小宗罢了。这就是《崇德赵氏世谱》编成的原因。按谱记载，朝散府君生承事郎、昌化县丞赵崇宋；承事府君生通直郎、临安府佥判赵必表；通直府君生朝奉郎、广东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赵良珂。朝奉府君时值宋朝灭亡，元初在军前承制，遥授同知州事。世次传到赵珪，共十一代。宋代制度设置玉牒官，用来编排同姓宗族。玉牒一类书，既依五服亲疏编成宗族谱籍，又分别记载其官爵、功过、生死以及男女，编成各类谱牒；又推究其根源直到子孙，列出名位，称为《宗藩庆系录》；又考订世代次序、分辨支派而归于本统，称为《仙源积庆图》。这种制度可以说很完备了。经略府君以上各代的世次和名位，本应记在玉牒中。宋朝灭亡后，图籍都迁往北方，子孙已无法看到。赵珪担心年代久远而失去真实，便从已经推知的世系向上追溯，一直追到金紫府君为止，编定为《崇德赵氏世谱》。唉！玉牒亡失而世谱编成，本来就是应当如此。按照谱中所记考察，赵氏三代五世经历宋朝，六世经历元朝，到现在正是赵珪这一代。生活在宋朝时，伯叔子弟担任县官、郡守，前后相接，确实显赫荣耀。【原文有缺文】元代尚未见有姓名列入三铨、官秩升至百石者，这足以验证时运转移、事物变迁；即使是宗室后裔，沦为庶民，也实在可悲。如今皇帝统一四海，建立纲常、陈明法纪，以留给万世。进言者认为国家应当取法宋朝，一切采用儒术，皇帝很是遵用他们的意见，首先尊崇学校，把它作为储备人才的地方。赵珪的兄弟们正因才俊被选为诸生，享有禄食。《传》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原来的地位。”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况吧？赵珪拿着世谱请求我作序，我已经把他家族谱牒中的美善根由列在篇首，并把我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送郭孝廉还庐陵序 庐陵人郭珵，是一位孝廉。他的父亲号学颜先生，具有奇异的气概，颇精通地理学，喜爱游览名山大川。至正年间，他把家事托付给别人，越过淮河进入浙江，纵览五湖的胜景，到吴兴才停下。恰逢天下大乱，想回去却不能，于是寄居在吴兴郡的涟水之上。涟水一带的人仰慕他，争相请他到家中居住。过了很久，他客死在那里。同郡的罗孔硕、李讷把他安葬在道场山的山麓，寻阳人张羽为他撰写生平事迹，刻在墓碑上。郭珵当然不知道这些事。当初学颜先生离开家时，郭珵才七岁。后来他逐渐长大，想到父亲远离乡里，既不知道去向，也不知道生死；加上战乱尚未平息，回望四方，只有日夜悲号思念。王师平定战乱后，有从淮阴来浙江的人，把他父亲客死吴兴的大概情况告诉郭珵。郭珵哭着说：“这就对了，我父亲已经死了。”当天便匍匐着向东出发。然而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情况，一路希望遇到浙江人询问详情。到了曲阿的旅舍，遇到一个操浙江口音的人，他含着悲痛询问，那人原来是涟水一带曾经接待过他父亲的那户人家的子弟。他详细告诉郭珵其父生死、收殓、安葬的始末，并把前往墓地的道路告诉他，说：“你只管去找张羽先生、李讷先生，他们都还在，去请他们主持，没有办不成的事。” 郭珵到达后，见到张羽、李讷，他们带他到道场山，指着高高隆起、长满陈年荒草、像所谓马鬣封的坟墓，对郭珵说：“这里就是你父亲遗体安葬的地方。”郭珵悲痛大哭，哀声感动了路人。拜祭完毕，他准备打开墓穴、起出棺柩运回去，但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力量有限，而且钱财用尽，不能立即办成。于是他对墓地说：“儿子不孝，回去筹措钱财，率领哥哥郭琮，约定一百天后回来安葬；我的罪过大而且严重，不敢逃避。”于是返回。他回去时取道钱塘，我见到了他。郭珵把事情经过告诉我，面容瘦弱，显出令人怜悯的神色。我劝慰他说：“您不要悲伤。您所忧虑的只是不能见到父亲遗体的所在；既然已经确实知道遗体所在，钱财不足就不必担心。难道没听说范丞相、苏长公行义之事吗？石曼卿三位亲人死后无力安葬，范丞相给了他五百斛麦，毫无吝惜之色。李方叔四位亲人死后无力安葬，苏轼拿故人赠送的绢十匹、丝一百两给他，又认为这些还少，便告诉同道之人，请他们相助。两个人最终都办成了丧事。人本有的常性和好德之心，人人都有。沿着浙江急流逆流而上，经过彭蠡湖，抵达大江以西，行程二千余里，所见到的人算不上只有一两个。” 难道世上会没有像范丞相、苏轼那样的人吗？我本来就说钱财不足以忧虑。只要您率领哥哥按期办成安葬之事，就没有遗憾了。您还要努力啊。郭珵字伯珵，三十六岁。此次出行很有值得称道之处，特此记下。送邓尊师代祀三陵还朝序

译国家治理安定、功业完成之后，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于是全面有次序地举行各种祭祀。今年夏季六月丙寅日，皇帝在奉天殿临朝，分别派遣公侯大臣代替自己祭祀五岳、四渎、四海和五镇。又因为前代帝王中有功德流传于天下后世的人，按礼不应断绝祭祀，于是就在他们陵寝所在之地，依照祭祀岳渎海镇的仪式，分类祭祀。主持祭祀的使者，诏令由玄门中有道之士充任。浙水东有大禹、宋孝宗、宋理宗的陵墓，这些就是所谓有功有德的帝王，于是把祭祀之事交给上清邓尊师仲修。邓尊师恭敬接受明诏，当天便整装出发；七月癸未日到达浙水东，择日斋戒，恭敬取出祭祀册，对有关官员说：“册上有皇帝的名号，乃是皇上亲自署写的，事情极为重大。凡是作为明宫、斋房、厨房的房屋，以及作为俎豆、钿罍的器具，还有作为牲牷、醴齐、脯醢的祭品，都要按照规定更加精洁丰美。”八月庚戌日，在禹陵举行祭祀；丙辰日，在孝宗、理宗二陵举行祭祀。举行祭祀的前夜，云气收敛、雨势停止，进献酒浆、灌地祭神都合乎仪容，升降进退都有一定的节度，执事人员恭敬谨慎，诚意充分通达，神灵显然降临感应。山谷中的遗民认为这是近世没有过的盛大典礼，于是相互结伴，披星戴露而宿，站在旁边观看盛礼，无不举手称颂圣明天子的仁德美意，也赞美使者善于主持祭祀。祭祀既已完成，邓尊师将要回朝复命，请求我为此作序。我认为国家举行祭祀，还祭祀前代帝王中没有祭祀继承人的，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汉、唐以及宋朝本来都有建庙修陵以表示褒扬尊崇的做法，但有的一年祭祀一次，有的三年祭祀一次，仍然不能遍及所有应祭之处。近世拥有天下的人把相互取胜当作贤能，一旦时运衰败、事物变迁，即使有贤明君主，功德施及当时、流传后世，也同样成为若敖氏那样的孤魂。如今圣明的见识超过前代，把恩德施加到九泉之下，普遍施行而无所遗漏，载入祭祀典章，每年作为常制。盛大美好啊！然而主持祭祀的使者，不把此事交给朝廷中的臣子，却交给方外之士，这又是为什么呢？邓尊师在龙虎山中学道，具有真纯的品行。此前他以高士身份被召入京，在皇帝面前讲解《道德经》，阐发玄妙义理，合乎圣意；又曾因一年没有下雪，奉旨祈雪而得到应验，受到光荣的褒奖赞誉。既然有这些事情使皇帝了解并赏识他，这大概就是他被选来主持祭祀的原因吧？有人说：“礼没有比祭祀更大的，古代懂礼的人没有超过老子、孔子。我曾经考察过他们的学说。”或许圣天子认为老氏一派的人精通礼，所以派他去吧？如果不是这样，邓尊师主持祭祀，又怎么会如此合乎礼呢？大概就是这样，于是写下这篇《邓尊师代祀还朝序》。送朱仲谊就养序 我的朋友朱仲谊，是个旷达通脱的人。他年轻时学习经学，考中进士，曾经有志于为世所用。然而仅仅小试身手便出仕，坐在学官末位；后来天下有事，士人纷纷争斗一时，未被任用的人全都改变所学：不是贩卖孙武、吴起的兵书，就是施展苏秦、张仪的游说之舌，以求迎合时势、取得宠幸。仲谊鄙弃这种做法而不肯去做，只专心博览强记，把学问涵养积蓄在胸中。等到天下平定，国家大举搜罗人才而任用他们时，仲谊却日渐衰老，自己估量已无法充分施展力量，于是把过去涵养积蓄的学问发抒为歌诗，缘情写事，借物联类，多的有千言，少的也有百字。诗文像云行水流，像金石相击而发声，有《诗经》中诗人的体裁。当他拿笔构思时，包罗万物，驰骋九霄，傲视宇宙之内，即使千驷万钟也不知道什么叫富贵，显赫的资历、优厚的官阶也不知道什么叫尊贵。然而也正因此陷入近世所说的“诗穷”境地。人们见他酷爱吟诗，有时劝他说：“这是导致贫穷的工具，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苦恼呢？”他便回答：“我的道路就是这样，不要过问公事。”午年正月，他忽然告诉平时交往的人说：“我要离开你们走了。我祖上世代居住在吴陵，我曾渡过长江访问故乡的族人兄弟，那里还有人活着；他们见我到来非常高兴，都替我置办田地、修整住宅，请我回去耕种。” “我在浙江游历很久，如今已经老了，想来还是回去耕种为好。”没过几天，他又对平时交往的人说：“我还没有闲暇耕种，我的儿子因被选拔而得以任职，幸而有俸禄供养。昨天晚上有文书送到，要接我去奉养；我也考虑了这件事，姑且勉强顺从儿子的心意，以后再回去耕种也不晚。”我说：“这样很好。凭您的才华而居住在田野之间，休息不过是在茅屋树林之下，来往不过是农夫田父之流，至于吟咏读书，也不过是乡里的情状、田间的事务。如今去接受儿子的奉养，享用甘美的饮食，遇到晴好天气，戴葛巾、持竹杖，跟随两三个老朋友在大道上游览；抬头可以观看天子宫阙的壮丽、宗庙的尊严、百官有司的盛备，龙文虎气、五彩光华腾跃而上，凝结成祥云。心胸开朗、眼界明亮，抒发长篇吟咏，都足以歌咏太平盛世，难道不壮美吗？何况抛弃早晚侍奉父母的礼节，退居在宽闲寂寞之处，也不合乎人的常情。虽然如此，国家功业完成、治理安定，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彻底改变近代苟且的习惯，至今已经十多年了。近来听说将稍微改变前代制度，合祭天地以更新一代的典礼，我私下料想登歌的乐章也一定会更新。” 如果有人把仲谊推荐给皇帝，任用他来制定礼乐文章，就不要以年老作为推辞。送潘佥宪致仕还乡序

译太原潘公奉先任浙江佥按察司事，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一旦年满七十，便上书请求退休。潘公早年凭文学才能教导藩王，转任丞相属官，后来列入朝廷官员行列，历任显要职位，入朝任二千石的高官，出任东郡长官，恩威并施，官吏百姓都敬畏而爱戴他。适逢元朝气数将尽，大臣掌兵在外，往往便宜行事，动辄自行任命官员，一时奔走竞争的人像蚂蚁趋附腥膻，潘公对此不屑，于是自行引退，退居在荒僻寂寞之地，似乎打算在那里终老。如今皇上既已统一天下，尽力搜罗敏达有才的人而任用，有人把潘公的姓名推荐给皇帝，召他到京师，于是有了佥按察司的任命。潘公到浙江时，正逢国家改革制度、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正在务求名实相符以谋求治理成效；而六廉之地尤其受到皇帝的注意，因为要靠它纠察百官。当时长官和副长官职位空缺，潘公日夜警惕勤勉，以持重公正凝聚心志，以精明干练办理政事，权衡事情是否适宜，彰明公道，修饰治理的体制；不以矫激自高，也不以玩忽苟且为通达，政务无不兴办，事情无不完结，确实具备风纪官的风范。浙江是东南都会，与潘公共同治理此地的是方伯、连帅；他们见潘公执法公平允当，凡有论断，便请他裁决，认为他所说是正确的。受到潘公按察的，有郡县官员和各部门官吏；他们见潘公执法明察而宽恕，凡有建议，也都倚仗他来主持公道。等到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大家都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我忝任教职，每月初一、十五在传授经书的堂上恭敬迎接潘公，领着诸生拱手接受教诲；有人了解潘公的为人，我便劝解说：潘公有凝重的姿态、宏远的器量，又用《诗》《书》六艺的学问来充实自己，以扩大见识、辅助才干，理应在革新的朝廷中声誉和实际成就都日益兴盛。难道没有观察过天地运行的规律吗？四时交替运行，功业成就的人就应当退下，所以说年老的人不能再凭筋力来履行礼仪。三代的制度是四十岁开始做官，七十岁退休，这是礼制。历代都遵循它，国家又定为明文法令，当然是有道理的！如今潘公离职回到故乡，沐浴圣上的恩泽，浸润于神明的教化之中，每日与亲戚故旧从容相处于乡里之间、山林之下，以彰显国家尊养老人的情谊，难道不美好吗？但又怎么可以因为个人感情而妨碍公义呢？于是我率领同道作歌写诗，把他送到北门之外，并为此作序。名人尺牍题辞 尺牍这种东西，古代是用来传达音问的工具，制度上使用三尺长的木版，把表面涂黑后在上面书写，用来代替纸张。后世用纸张替代木牍，却仍称为尺牍，这是沿袭旧称。山阴人韩致用，字甫，是宋代治平年间丞相、魏国公韩琦的第十代孙，素来善于结交当时的名人。至正年间，士人中凭文章和事业显达的人，致用都与他们交游。人们见致用具有深厚的文献修养、丰富的学问和优美的辞章，也把他当作骨肉亲人一样对待。与他久不见面，便常常寄来尺牍问候。这样积累很久，达到了百余封。他的儿子师可，担心这些信件日久散失，请求刻版印行，以备家谱使用。汇集编成之后，题名为《名人尺牍》。因为我也是他父亲的朋友，请我题写序辞。我谨慎地告诉他说：“朋友相交的道理没有别的，贵在敦厚情谊罢了。而情谊之所以能够敦厚，在于彼此通报音问。因此古代君子和贤者将要分别时，担心对方或许会忘弃自己，便嘱咐说：‘不要把你的音信视作金玉，而对我存有远心。’区区音问尚且比作金玉，其珍贵可知。这部文集保存下来，当时与我家致用交往的名人，他们的深厚情谊都鲜明地存在其中。作为人子的，难道可以把它当作废纸看待吗？” 如果把它当作废纸看待，交游之道就消失了。大凡人子侍奉父亲，本来应当无所不用其情。何况父亲朋友的笔墨，其中还存有仰望高山、景仰贤人的意思呢！像师可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懂得珍重了。”师可回去拜谢，他的父亲替我致谢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幸运，可以说已经尽到孝道了。” 送章琛序 我奉檄令编纂郡志，虽然郡志只是一个郡的书籍，但所涉及的事情类别很多，于是向上级官员说明情况，获准在属县士人中任用训导来协助我。昌化人章琛字景文，就是其中之一。章琛性情敏捷，凡是编纂中应当抄录、应当查核、应当访问的事项，我都谨慎地按自己的意图交给他。章琛抄录不知疲倦，查核没有差错，访问没有遗漏，弥补了我的不足，我非常喜爱他。书编成送交官府后，他又赠给我一首长诗作为告别。诗中借物联类，近三百字，对仗精密贴切，格调严整；他孜孜求学的愿望充溢在字句之外，仿佛想推举我做他的老师。看看当今同辈，以孤陋寡闻、浅薄见识自满的人比比皆是，哪里有像章琛这样的人呢？我曾经论说学习，认为天下各种事情都可以满足，唯独学习不能自满，为什么呢？富人所追求的，是粮仓里有多余的粮食、箱笼里有多余的绸帛，这样就满足了；贵人所追求的，是爵位达到五等、俸禄达到万钟，这样就满足了。唯独性命道德的蕴含，礼乐刑政的作用，古今治乱成败得失的踪迹，记载在经书论著中，著录于诸子百家，记录在各种史书中的内容，广阔如天空，浩瀚如大海。想要广泛探究它们的旨趣和边际，哪里能够做到呢？怎么可以有自我满足的心态呢？所以学习常常坏在自满；正因为自满，所以才会不足。如今您蒙受县学教官的推举，担任助教，县中的子弟有了老师；而您又知道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长处，今后的进步哪里容易估量呢？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启发您。近来修撰郡志，知道昌化章氏实在是宋代庆历年间丞相郇公的后裔。旧志记载南渡以后进士的年表，昌化章氏中科举及第的人不乏其人，担任郡守、县令，官印相互辉映，其中还有历任官职至华文阁待制的人，这些都是章琛的曾祖、高祖。古人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原来的地位。”现在正是这个时候，您还要努力。序医

译杭州人中有一位钱宝翁，他的孙子名叫钧，十五六岁时，被郡里选为俊秀，成为诸生。钱翁非常疼爱他。今年夏季六月，天气酷热，钱钧偶然饮食失节，腹中胀满，发寒发热，一天天接近危殆。钱翁叹息说：“我正盼望这个孩子有所成就，他正当成长，却遭遇这种疾病，怎么办呢？”同郡有个杨德中，是我家世代交好的朋友，号称名医，而且本人具有高尚的品德。要治好我的孙子，若不是杨氏，不能替我尽力。于是赶紧请杨德中来。杨德中诊察脉象后说：“这是医书所说的类似疟疾的伤寒，您幸好不必忧虑，我一定谨慎地依照医法治疗。”治疗十天左右便痊愈了。唉，普通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就像种树的人爱护树一样；医生能够祛除疾病，就像爱树的人除去蛀虫一样。爱孩子的人如果不祛除孩子的疾病，即使有精美的饭菜供养，也无法使他品尝滋味；爱树的人如果不除去蛀虫，即使有雨露滋润，也不能使它开花。钱翁因为杨氏治好了他孙子的病而对杨氏有恩德，大概就是这样吧？不过，爱孩子是希望他长成人，爱树是希望它长成材。希望孩子成人，不能只依靠精美饮食而废弃药物；希望树木成材，也不能只依靠雨露而废弃锄治和修剪。如今假使钱家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成才，就像树木挺拔上长，达到十寻、百寻，将来成为栋梁，以充当国家的有用之材，那么杨氏施加的恩德不是很厚重吗？钱宝翁跑来告诉我说：“我对杨氏的恩德，曾经拿金子作为寿礼。送了三次，他三次都推辞不受，我心里始终不能放下，希望得到先生的文章来彰显这件事。”我开玩笑说：“那么文章本来比金子更贵重吗？”钱翁说：“不是这样。古人说，赠人金子，不如赠人言语。用金子报答，金子消耗完，恩德也会泯灭；用言语酬答，言语流传，恩德就能长久存在。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我愿意不再推辞，于是写下这篇序交给他。送沈新民还太学序 国子先生沈新民服丧期满，返回太学，拜访我，请我赠言。我以长期积病、精神思绪荒乱衰落为由推辞，说不能写出什么话。但新民坚决请求，于是我告诉他说：“士人活在世上，想凭有用之身不与草木一同腐朽，只有把学问表现为事功，以及表现为文章辞令罢了。国家统一之初，各地才俊进入太学，朝廷曾经考察他们的才器，略去年资劳绩，越级授予职位，来观察他们的施展，已经取得显著声誉。近来又担心士人有的习惯于事功，而论述撰写的职位将有缺乏人才之忧，于是再次命令国子监教师，选取那些学问已经优秀、尚未得到提拔的人，专门设置师职来教导他们，并延长培养年限，等待他们涵养充实，将来有重大论述撰写时，就把任务交给他们，这是考虑得很长远的。古人说朝廷百官都可以兼用其他方面的人才，至于馆阁的职任，非文章之才不可，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新民敦厚谨慎而有志向，自进入太学以来，能够勤奋自励，看到同时进身的人登上显贵、越级担任要职，也淡然不放在心上。后来遭遇父亲之丧而回家，除祭祀和安葬之外没有荒废学习，把家中积存的书籍聚集成书肆，每天坐在书肆中，致力于记诵阅读来资助写作。” 他因事命意，发为文章，动辄千余字，浩大充沛，没有窘迫拘束的样子。看他的志趣，并不急切追求事功，大概将要以文章作为职业；这一志向已经符合今天革新人才培养的意旨。不过，文章并不是末技。叙述功德，镌刻在金石上，流传于简册之中，树立在百世之后，使世代的德业在百世之上高耸；揄扬、讽诵、歌咏，参照《诗》《书》而无愧，这才叫文章。文章的作用很大。有人说文章家或许不如事功之士，但我认为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文章极为兴盛。后世著述家即使有超出世人的才华和勇往直前的见识，仍然往往拘泥于圆规而不能越过规矩，拘泥于方尺而不能越过矩尺。等到考察他们在朝廷任职时的行为、直言正论、嘉谋伟略，显赫地存在于人们耳目之中，什么时候又落后于事功呢？这也是有志于文章的人应当知道的。我自己的才力不足以在世上建立功业，至于写作的事情，本来就是我所应当致力的，也曾苦心劳思，希望追随前代作者之后，无奈自己昏昧浅薄，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就。如今我老了，又加上疾病，哪里还能从事写作呢？看到像新民这样的人，实在羡慕他的作为，所以姑且用我的一点见解来满足他的请求。” 葛孝子诗序

译清苑人葛仲谦先生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元末战乱时，军队践踏燕赵，而先生的母亲已经去世。先生带着家人居住在明府山中。一天，他出山取办供给之物，忽然暴风在道路上骤起，狂怒地摇撼冲击，行人都被吹得飘走。先生说：“这是不祥之兆，一定是暴兵将至，是神明在告知我。”赶紧回去，把家人迁到别处藏匿。不久暴兵突然到达，从暴风刮起的地方开始，其他没有躲避的人都被劫掠杀戮，只有先生一家平安无事。第二天，有个凭依山中老妇人身体的神灵叫先生到面前，告诉他说：“昨天驱风来报信给你的就是我，因为你极其孝顺，所以暗中保佑你。”于是燕赵之人都说先生的行为能够感通神明，称赞先生的人在道路上喧传。部使者查访得知实情，将上报朝廷，按照法令旌表他。先生听到后说：“孝顺本来就是子女的职责，不是分外的事情，怎么敢贪受上天的宠荣？”他奔走致谢，表示不敢当。部使者赞赏他能够自我抑制，于是又根据他的孝行写成传记。当时的士大夫君子又相继作诗歌来赞美他。他的长子如今任监察御史，名叫师曾，已经汇集诗篇编成诗什，交给我请我作序。唉，孝悌之道能够感通神明，竟是这样吗？大概先生的孝，不是世俗所说的那种孝。传记称，先生的母亲一向患有痿痹，手脚不能自行活动，凡是起居饮食等事情，先生都亲自从旁照料，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母亲有时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先生就马上感到不安，依顺地迎合母亲的心意，一定要使她愉快才停止。母亲性情严厉，有一天先生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醉意，母亲稍加责备，他便惶恐地谢罪，从此断绝饮酒。曾经为母亲奉上使身体舒适方便的物品，无不准备齐全，像在家中一样。有时外出遇到水果瓜果等奇异味美之物，母亲没有吃过的，一定先拿去送给母亲，然后自己才敢吃。后来母亲寿终，他痛哭昏厥，苏醒后仍然三天不肯喝一勺水。安葬那天，哀痛感动路人，直到禫祭时仍不吃酒肉。像这样的事，哪里是世俗所说的孝呢？所以神明应当暗中扶助他。《白华》这首诗虽然已经失去原文，作序的人认为它是为赞美孝子而作。各位公卿写诗彰显他的德行，长篇短章，像金石鸣响相应；他们赞美孝子的诗篇实在盛多。把这些诗传播到四方，不只是吟咏歌唱而已，还可以移风易俗、美化教化。《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永不匮乏，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序并将它流传下去，不也是合宜的吗？先生名守德，仲谦是他的字。世代都是清苑县人，有文学才能，因推荐而担任本县教谕，后来调任中山、保定两郡教授。赠蒋正斋序 有人说：“居住之处一定要选择医生，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我一向患疝气，到了杭州没有多久，便向平时交往的人询问医生，他们都说：“医术老到的人，没有比蒋正斋甫更好的了。”不久疝气发作，请蒋正斋甫治疗而痊愈；后来又发作，再请他治疗，又痊愈。我依赖这个人，疝气便不能成为我的忧患。去年秋天九月，我坐在讲论堂上，整日面对风雨说：“文籍摆在面前，凝神注视便能看出其中的意趣，然而没有料到邪气侵袭了我。”第二天，肩背拘挛突然严重发作，疾病疼痛的势头像铁壁一样坚硬，无法撼动，我呻吟呼号，旁人都吓得大腿发抖。过了一段时间才稍微能够活动，如此连续昼夜不止。期间请其他医生诊视，他们说：“这是风邪过盛，应当服用寒凉药剂。”等到服用寒凉药剂，疾病疼痛反而更加严重。于是请蒋正斋甫来。正斋甫到后，诊察我的脉象说：“我诊察您的脉象已有一段时间。如今的症状是饮食失时、劳累过度，营卫不足所致，应当服用温热药剂。您知道吗？营卫不足就会受病，受病越深，疾病疼痛就越猛烈。药剂如果不精良，也不足以祛除它。”正斋甫为人极其诚恳慈厚，看待别人的疾病，就像看待自己的疾病一样。他每天前来看我的病，药剂有时不够好，便立即跑到市场店铺，不惜高价购买，希望治好我的疾病。治疗十天左右，疾病疼痛便不再发作。如今的人做医生，病家一召唤，便让童仆背着药囊药箱出门；到了病家，匆忙拉过病人的手，按压左右手腕，说：“某条经脉受病，应当用某种药剂；某条经脉受病，应当用某种药剂。”依我看，这只不过是凭意念猜测罢了，并不是真正知道病因而进行补泻。至于药材，又有难以言说的问题。药材有的出自特殊地区和偏远地方，路远而不易得到；偶尔有能够得到的，分量不多却价值百金，于是侥幸取得疗效，便用相近的药材代替，想求得十全的疗效，怎么可能呢？试着评论这件事，医生就像将领。医生辨别脉象而知道人的虚实，就像将领等待敌人而知道敌人的坚弱和破绽；知道人的虚实而一定用良药祛病，就像将领知道敌人的坚弱和破绽而用精锐士卒击破敌人。所以做医生却不知道人的虚实，是不善于行医；做将领却不知道敌人的坚弱和破绽，是不善于用兵。知道人的虚实而药剂不选良药，和知道敌人的坚弱、破绽而士卒不精锐一样，就像拿着刀割东西却刀具不锋利。孔子所谨慎对待的只有战争和疾病，其中确实有深意啊！” 不过，根据脉象了解病因、根据病情使用药物，这些道理都具备于黄帝、岐伯的著作，以及张长沙、刘河间、张易水、李东垣的论著之中。总的要点不过是辨脉和用药两方面，但要知道辨脉、用药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这次患濒临危急的疾病，依赖正斋甫治疗，十天左右便痊愈。如果不是他诊察精细、使用的药物良好，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吗？我把这些事情详细写出，不只是为了报答恩德，也想使一切谨慎对待疾病的人知道，选择医生应当有长期而充分的考察。送王生甫序

译上天所产生的人才，其中聪明超过众人的，世上本来不缺乏。可是等到观察他们的成就，有的人竟至于泯灭无闻而停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人才要靠学习才能成就，学习没有达到相应程度，人才就不能成就。依我看，学习是否达到境界固然取决于人，而人在求学上的弊病，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习俗奢靡，产生放荡之心；有放荡之心，就不足以谈学习。第二种是志气刚硬乖戾，产生自负偏执之心；有这种偏执之心，就不足以谈学习。第三种是见闻浅少，却自以为充足，这叫作矜夸之心；有矜夸之心，就不足以谈学习。三种弊病只要有一种，就足以妨碍学习，何况兼有它们呢？人才难以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任杭州郡学教职，选择子弟中优秀的补为诸生，得到了王甫，字孟端。王生跟随我学习已经七年，是能够自我激励、成就自身才干的人。王生研治经学、辞章，每天都有课程和方法。他的居处正当市场街巷的要冲，耳目所接触的全是声音、色彩以及奢靡华丽之物。那些被称为良家子弟的人，尚且免不了随群而出、结队而行，去从事游乐，而王生确实没有一天离开学校去接受这种使心志放荡的习俗。他为人敦厚笃实，处在老师朋友之间，情谊诚恳亲厚。我曾经病势危重，王生每天来问候看望我，病情稍有好转他就高兴，不见好转便皱着眉头，自己也不得安宁。由此推知，他对待其他朋友也可以想见。那些看待别人总是悻悻不平、仿佛心中有所挟持的人，怎么能与他相提并论呢？王生研治经书，有疑问一定询问，审察明白后才停止；他读史书，有疑难一定辨析，通晓明白后才停止。至于写文章，写成后便蘸湿毛笔请我修改。我看他的文章，构思深远，遣词通达，布局有条理，不是勉强凑足篇章段落便算完成。同学朋友都推重他，我也认为王生有作者的风范。大凡才华出众的人，我总是多次奖掖进用他，而王生从没有自负的神色，反而常常自认为不足，这哪里是喜欢夸诞的人呢？唉！树木生长在狭窄的林地，树围即使达到百围，却不足以成为宗庙宫殿的栋梁，是树瘤累赘造成的；美玉产于深山，即使温润的光彩四面流布，却不足以成为宗庙的礼器，是裂纹累赘造成的。王生求学，能够排除求学的弊病，却不能使才干达到成就，我是不相信的。本朝法令规定，州县享受廪食、学习三年以上的生员，要贡送到太学；推荐的人还可以加以教导培养，等到才能成熟后任用，这是非常盛大的典制。不过，人才不能成就，是因为有前面所说的弊病牵累他们。假如没有前面所说的弊病，即使处在偏远闭塞的地方，也将有所成就，何况在天子的学校、培育人才的海洋中敲击书箱求学呢？将来在朝廷任职，铺陈神妙的文采，润色宏大的功业，把声誉光彩播扬于当代的人，就在你们这一辈人中。我虽然老了，还来得及看到这一天。王生出发的日子将近，他的同学孙生善请求说：“王甫这次出行，希望有篇赠言。”于是我根据他自我激励的原因写成这篇序。时雨诗序 洪武十年夏六月，浙江河西、河东从庚戌日到乙亥日，共二十六天，田地都干裂了，禾苗呈现憔悴的颜色，百姓正为此忧虑。第二天丙子日，太阳已偏西接近酉时，微风吹拂，群鸟飞翔鸣叫，有人认为这是将要下雨的征兆。不久黑云四面布满，雷电交作，大雨像倾注一般降下，直到夜里二更稍稍停止，到四更又下起雨来，整整一天才停止。于是，干涸的地方得到滋润，裂开的田地合拢了，憔悴的禾苗恢复了荣盛。当时正值初秋，清凉的原野空旷辽远，天空澄澈明朗，万物的情态都舒畅了。百官有司、庶民父老相互庆贺，认为今年将有丰收。当时监察御史王君巡视各地来到浙江，看到这场大雨，回头对文人学士说：“这是应时而降的雨，何不作诗歌咏它呢？”我徐一夔听说，有道之世，五日一刮风，十日一下雨，年成顺利，万物没有灾病，百姓不至于夭折，这样太平的景象就出现了。此前浙江下大水，百姓以粮食阻绝、饥荒将至上报朝廷，给皇帝造成忧虑，甚至使皇帝亲自询问。圣人的德行与天地相通，感召变化的关键就在转移的一刹那。因此今年六月的雨没有违背时令，才有丰年的希望。古语说：“不先不后，就叫作合时。” 假如这场雨提前到来，禾苗能够抽穗吗？如果迟到，又能够结实吗？禾苗不能抽穗、结实，这就是六月的雨为什么会被记载在《春秋》中的原因。掌管耳目、考察民风，是监察御史的职责。百姓遇到上天降下的祥瑞，欢欣喜悦，却不知道是谁造成的；这正是贤明的御史让我们这些人作歌咏诗的原因，希望可以接近康衢击壤的歌谣。唉！我们沉浸在神明的化育中，沐浴在丰厚的恩泽里，回头想我这样浅陋的人，哪里足以把它描写出来？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推辞，于是写下这篇《时雨诗序》。徐恭字序

译徐生徐恭从成童时起进入学校，成为诸生，今年秋天将被贡入胄监。他请求说：古人行冠礼后取字，我虽然还没有按照礼制行冠礼，但年龄已经到了。如今离开这里，进入读书人的行列，那些屈尊与我交友的人，一定不肯直呼我的名字。我侍奉先生已经多年，希望先生给我取字，使称呼更加方便，也借此勉励自己。我告诉他说：恭主于仪容，敬存在内心，恭敬显现在外表。给你取字为“士容”最合适。一个人修养自己，行为得到他人信任，穿戴衣冠、具备文物礼制，身处士君子行列，本来就不是山野乡民、道路商贩、市井商人的同类。人的动作容貌，众人都在观察我，所以无论作揖谦让、登堂下阶、进献酬答、俯仰行礼，没有一样不讲究仪容。因此君子必须谨慎自己的仪容。记载礼制的人说：脚步的姿态要稳重，手的姿态要恭敬，眼睛的姿态要端正，口的姿态要止静，声音的姿态要安静，头的姿态要正直，气息的姿态要严肃，站立的姿态要有德，面色的姿态要庄重。认为在作揖谦让、登降、献酬、俯仰等礼节中，应当这样表现仪容，才不违背礼。把它实行在家庭中，父子就亲爱，兄弟就和睦；实行在乡里，长幼就顺序，朋友就融洽；实行在朝廷，君臣就端正，上下就和谐。士人的仪容实在不可不谨慎啊。一个人仁爱，他的仪容就宽和从容而温厚；一个人合乎义，他的仪容就严肃坚毅而端正；一个人孝顺，他的仪容就慈祥谨慎而富有恻隐之心。君子可以从仪容观察德行。春秋时期，成子接受祭肉时不恭敬，楚国令尹没有威仪，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讥刺，正是因为没有德行。徐生由此触事思考道理，大概应当知道自己需要谨慎的地方吧？我看徐生气色平和而面色庄重，没有浮躁的习气，却有老成的风度。他自从来学习经艺辞章，不追求越级冒进，而追求实际造诣；写文章、分析义理都不苟且。每月初一、十五以及朔日、望日举行会讲，凡有宾客朋友到来，也让徐生参与礼仪往来，使他合乎规矩法度。我非常喜爱他。如今他登上胄监，培养成有德有才的人，将来戴着缨帽，手执玉圭，接续夔、龙等贤臣的行列，使人一望见就肃然起敬，难道不是很伟大吗？像徐生这样的人，出仕后可以成为朝廷的表率了，还要继续努力啊！送张员外还永嘉序 君子的出仕或退处，只是安于天命罢了。所谓天命，就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趋势。用人事来验证，例如寒冷到来就穿皮衣，暑热到来就穿葛衣，饥渴到来就吃饭饮水，都是这个道理。有的人事情尚未到来就预先迎合，事情已经到来又加以阻止，这些都是不能安于天命。永嘉张君时彦，是忠厚诚实的人，常常用经学教育本县子弟。去年秋天，皇帝下诏寻求博学之士，郡守把张君推荐上去，催促他整理行装前往京师，与天下因博学被贡举的人一起在天子朝廷拜见皇帝，多次亲自接受皇帝询问，被擢升为都官员外郎。朝廷任用他，好像唯恐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能；仅仅过了三个月，就改任司门，不久又改任司封，光彩焕发，就像太阿宝剑突然出匣，听说的人都惊讶，认为这是奇遇。今年夏五月，皇帝想到群臣辛劳于国事，想让他们得到休息，于是命令各自陈述心愿。张君恭敬地上奏说：“臣没有别的缘故，只是独有老母亲八十三岁，没有其他儿子侍奉赡养；这种乌鸟反哺的私情，实在不能自已，冒死斗胆上报。”皇帝说：“哪里有让人母亲年老却不能奉养的道理？”于是命他立即回去奉养母亲。第二天，张君穿戴好冠帽衣裳到宫阙叩头谢恩，随即买船向东而下。当张君教导本县子弟时，淡泊自守，哪里曾有羡慕宠荣之心？一旦从平民中被起用，便蒙受破格提拔，日益得到任用，半年内三次升迁，无不处在青云直上的境地，本来应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力，建立功名，哪里敢有退职归隐的念头？如今却因为母亲年老而获准请假回去。像张君这样的人，他的进退，哪里曾容许自己在其中作主呢？也只是安于天命罢了。天命本来就不容易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盈亏消长互相推移，不期然而自然如此，大概也就是这样。经历患难的日子久了，遇到事情发展的关键到来时，往往冥然不可凭臆测料；慢慢观察验证，最终都不能违背天命。上天对于人，何曾屡屡有意安排什么呢？只是人所遇到的事情，自然不能违背罢了。张君路过钱塘，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告诉我，并且恳切请求我赠言。我虽然命运多舛，不能像张君那样遇到这样的际会，但看他的出仕和退处，这大概就是所谓安于天命的人了；因此把我一向所相信的道理一并告诉他。送周照磨改调序 南昌周君叔勉，担任浙江布政司照磨，只有四个月。朝廷议定各司各府中人员过多的官署要裁减人员，叔勉所任官职正在裁员之列，应当改授朝廷官职。他的同僚朋友曲江唐君某、庐陵萧君某，舍不得他离去，都作诗来抒发想挽留却无法挽留的感情，并请我写序。当初，叔勉隐居在南昌郡城东面，那里清幽开阔，西山秀色可以尽收眼底，又有几百顷的何湖，水波荡漾，烟霭白天升腾，白色的雨云聚集。他家世代居住在那里，有园田可以耕种，有房屋可以居住，凡是供给官府、奉行祭祀、接待宾客所需的一切，都没有不足。族人聚居也非常兴盛，每逢年节宴饮，长幼全都到齐，亲爱和睦的情意，和美融洽。叔勉早年丧父，是祖父亲自教育他；祖父建堂奉养甘旨，取名“亲亲堂”。堂后有几百竿竹子，掩映着云日，下雨时竹声琤琤，好像吹奏竽瑟；又在竹林间建亭，以领略其中的趣味，取名“雨竹”。那时叔勉悠然自得，几乎像是无意于当世。今年春二月，皇帝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符节四处出行，设置科目来寻求天下尚未被任用的人才，安排他们在朝廷内外任职，以谋求更新政治。有关官员认为叔勉聪明正直，他应诏入见皇帝后，不久便授予原来的官职。叔勉器量见识开阔明朗，任官时尽心谋划，来承接方面重臣宣达政令的意图，事情没有不办成的。譬如明珠深藏、长久不发光，一旦出渊，光彩就灿然耀眼。因此上官非常礼敬他，同僚朋友也格外舍不得他离去。不过，舍不得他离去是私人感情。《诗经》不是说过：“众多贤士济济一堂，吉祥之士只供君子任用”吗？哪里会局限于一个职位、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呢？叔勉要出发了，崇高的资历和显要的品级可以立即取得，不必等待蓍草龟甲来占卜。而我个人的看法，是希望叔勉将来在其他官职上施展才干时，比现在从事谋划辅佐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用心，无论到哪里都处在青云直上的境地。我虽然年老，仍有幸能够看到这一天。○题跋 题传大士三教像

译钱塘性天义师，慈悲聪慧，有戒行，能够以声音作为佛事，平素喜爱收集佛祖画像。一天，他拿着一轴画给我看，请我为画题字。画中人戴圆冠、穿方头鞋，身披袈裟，他说：“这是傅大士像。”考察傅大士名翕，字玄风，是义乌人。年轻时以捕鱼为业，有妻子儿女。曾遇到一位梵僧，梵僧把他的宿世因缘告诉他；他最终离开妻子儿女，在两棵檀树之间修苦行，通晓佛理。后来修行成就，前往拜见梁武帝，能够用神通感动梁武帝，于是梁武帝请大士到秘殿讲经，非常尊敬礼遇他。到陈大建初年，他化去；这就是他的始末。现在这幅画像，具备世俗所说的三教衣冠，有把三教合为一体的意思。我私下认为，傅大士生在齐、梁之间，当时佛法正兴盛，不要说老子的学说，即使我们孔子的道，也没有能够胜过佛法的。傅大士本来不必预先担心受到其他教派的诋毁，更不必以此向世人表示三教相同。然而画家为什么这样画呢？大概佛教的说法中，有认为未来世会有一个穿戴这样的衣冠、向世人表示三教相同的人，所以画家预先这样画出来，用以阻止世人诋毁异端；或许是这个原因吧？但这不是我敢于确定知道的。因性天义师的请求，简略记述这些，归还给他。跋虞文靖公张外史墨迹 右边是虞文靖公的禅偈四首、句曲外史张公的近体诗一首，是现在灵隐瀞禅师所收藏的。虞公的书法，虽然因为眼睛昏花，行笔走势歪斜，但姿态温润，自然足以看出馆阁文臣的气象。外史本来不以书法成名，但他的笔意清秀圆润，隐约有山林的风格。当初，禅师到临川山中拜访虞公，把四首偈子赠给他，虞公便像前面所写那样作答。禅师回来后又到钱塘南山拜访外史，把得到的四首偈子给他看；外史当时正作诗送给危检讨，于是把这首诗附在虞公纸尾，一并交还禅师。虞公晚年很喜欢禅理，他的语言和意趣超脱而进入无尘境界，有些地方不是凡俗近世之人所能窥测的。从他答禅师的四首偈子，可以看出外史平素推崇玄学；他对于禅理似乎并不了解，所以在附诗后疏解时自己说：“我不懂得作禅语，难道佛、老的旨趣不同吗？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语呢！”读者应当自行领会其中的意思。跋赵邓虞黄帖后 右边是一件赵文敏公借佛书的小帖，两件虞文靖公写给方外交往者的书帖，一件黄文献公写给同年朋友的书帖。至于用硬黄纸临摹逸少《八日帖》的，是邓文肃公的手笔。纸尾疏写道：“这是我十八年前临摹的。”后面还有庄节韩先生的跋语。四位公的文章和地位前后相望，庄节韩先生潜藏的德行也无人能及；他们的书法墨迹在这一卷中全都具备。我徐一夔生得晚，竟能全部看到，难道不是快事吗！题雪庵临兰亭帖 雪庵过去在至元、大德年间以楷书大字闻名于世，所书碑版有的直径达到一寻一尺，如今仍有保存的，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小字。钱塘锡上人拿他临摹的禊帖给我看，后面有宋代牟大理巘、元代赵承旨孟俯的跋语。雪庵自己写道：“我写这幅帖时，年七十二岁，很是惊叹自己笔势妩媚。”牟大理公有很高的文学声望，赵承旨公与雪庵同在朝廷任职，书法精妙绝伦，名声不在雪庵之下，三人都相互推重。我不懂书法，私下认为雪庵的字画譬如相马，不应当看重肉体肥壮，而应当看重骨骼。懂书法的人认为怎样呢？跋虞欣张三公墨迹 这一卷诗共九首，大概是越地僧人天然上座的法属古镜上人所收藏的。当初，天然上座游历江西，在临川山中拜访故内翰虞公，得到绝句三首。第三首又同时写给前龙翔住持欣公上座，欣公拿去请人唱和，又得到三首。等到天然上座经过钱塘，拜见句曲外史张公，又请张公唱和，于是又得到三首。所以总共是九首。大历至顺年间，虞公凭文章名闻天下。当时，佛门有欣公，道门有张公，也都以文章著称，仿佛要相互竞胜。虞公一向十分推重他们，与他们结为方外之交，诗文往来没有一个月间断。三位公相继去世，如今保存下来的片言只字，得到它们来观览，还足以看见他们风流文雅的气度，何况这一张纸上，三位公的笔墨都保存着呢？时代运势已经过去，事物发生改变，山川寂寥，人物渺然。把玩之余，不能不为此而兴（原文阙文）。始丰稿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九 （明）徐一夔撰 ○题跋 跋葛翁移家图

译右边是《葛翁移家图》。考察葛洪，早年以儒学知名，同时又喜好神仙导引养生之术。他的从祖葛玄，在吴国时学道成仙，号称葛仙公。葛玄把炼丹术传给弟子郑隐，葛洪到郑隐那里学习，于是完全得到炼丹的方法。晋咸和初年，葛洪任咨议参军，干宝推荐他的才能，认为他可以修撰国史，葛洪推辞不接受。听说交趾出产丹砂，便请求担任勾漏令，于是带着子侄一同前往。故友邓岳当时任广州刺史，挽留他。后来他终于到罗浮山炼丹，过了很久，死在那里，享年八十一岁。死时面色像活着一样，抬尸体时非常轻，人们认为这是尸解。这里的《移家图》，大概画的是他前往广州时的行装。起初，葛洪作为世俗儒者，只知道学习周公、孔子的道理，不知道神仙之说；后来却著书谈论炼丹术，把长生不死的秘诀告诉世人，分为内篇、外篇，题名《抱朴子》，收藏在名山中，以等待有识之人。我私下认为，葛洪以儒学知名，大概曾经学习过周公、孔子的道理。周公、孔子的道理都是常道，不是怪异之说。至于生死之道，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没有长生不死的道理。假如果真有长生不死的学说，那么周公、孔子早就这样做了。周公、孔子没有这样做，葛洪却说世俗儒者只知道学习周公、孔子的道理，而不知道神仙之说，这是多么荒谬啊！况且葛洪死时年八十一岁，这本来就是世间常见的寿数，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史家牵强附会，说这是尸解。人之所以乐生而厌死，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有父子亲情、夫妻恩爱、朋友交往；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命，可以获得饮食、衣服、宫室，并且能够使自己生活富足；还可以参与各种事务、做官、婚姻、祭祀，使自己得以通达。如今说尸解，既然已经把形体弃置在枯土之中，却又说我的精气能够与天地一样长存，这是没有道理的。人有生命，只是形体与精气的会合，从来没有形体消亡而精气独自留存的。即使姑且说有这种事，也一定不能知道我所说的话；既然不能知道我所说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像唐代的李逊、归登、孟简、卢坦、李道古、李虚中之流，都被这种说法迷惑，以服食丹药作为（原文阙文），直到因此受害而死仍未醒悟，真可叹啊！同郡胡尚德甫得到这幅图，极其秘密地收藏。亡友（原文阙名）仿照《考工记》作了说明，图中所画人物纤细详尽、样样具备。然而葛洪沉溺于炼丹术，并且给后世留下祸患，却还没有人揭破他的谬误。尚德曾经属于道家一流，似乎羡慕葛洪的作为，却不能得到他的秘诀；我于是根据葛洪的事迹加以辟驳，把这些话归给胡尚德。跋释交书后 亡友朱长史曾经感念他的朋友周宗性的情谊，为他筹办母亲的安葬，写了一篇《释交书》赠给他。这篇文章列举了心交、市交、势交等类别，认为交友的原则不过是礼和情罢了。我认为不只是礼和情，还有义存在其中。礼说的是形式，情说的是感情，义说的是真实的道义。例如柳子厚代柳易前往播州，如果不是受到道义激发，哪里肯毅然不顾利害，去做众人都不肯做的事呢？所以说，还有义存在其中。我曾经追想这件事，总是感动流泪，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如今周宗性所用的心思，与柳州的事情相比，似乎稍微容易做到；然而从今天看来，大概也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事了。这就是《释交书》所以写作的原因。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看见朋友死亡，却不知道相互体恤，难道不也会感到惭愧吗？跋虞道园论存省书后 道园先生曾经为他的门人赵氏论说存养、省察的要点，写成一封书信。他的遗墨流落在故都，后来漕使、安丰人吕公当时任北平佥宪，得到这封信，说：“先生不只是为赵氏说的。学者如果能够在心中领会，都会有所收益。”于是命善于楷书的人抄录副本，用来反省自己，并把真迹送入北平宪司。唉，漕使真是善于学习的人啊！从前程伯子教导学者说：“学者对于圣门弟子所问的地方，就应当当作今天自己已经向圣人问过；对于圣人的回答，就应当当作今天自己亲耳听到，这样才会有益。”漕使对待先生告诫赵氏的话，就像先生正在告诫自己，真是善于学习的人啊！漕使名本，字继道，是安丰人。跋吕氏孝感诗卷 右边是《孝感诗》，总共若干首，是大夫君子为已故安丰处士信翁吕先生所作的。当初，先生因为没能赶上侍奉父母，悲哀思念不止。在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每天设置饮食供品，像父母活着时一样侍奉。有一天早晨，他汲取井水，洗涤平时陈设的祭器，正把绳子系着的汲水器放下去，忽然有黄色的鱼成群游入汲水器中。他急忙把汲水器拉上来，竟然是三尾金鱼。先生对此感到奇异，便另用一只缶盛放，置于几案祭席之上。亲戚邻里于是聚集来观看，都说：“如今正是严寒冰冻之时，鱼类都潜藏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呢？一定是吕氏的至孝感动了上天。”先生说：“我有什么修养，敢当受这样的神灵赐予呢？”于是又把鱼放回井中。我认为鱼虽然是微小的动物，却也有知觉。像晋代王祥的母亲，在冬天想吃活鱼，王祥卧在冰上求鱼，忽然有两条鲤鱼跃出来给他，就是这个道理。由此看来，足以说明鱼是有知觉的。先生因为汲水得到鱼，实在是因为他像侍奉活人一样侍奉死者。他被至孝感动，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易经》为什么说“诚信可以达到豚鱼”呢？然而考察王祥的事迹，王祥凭至高的德行，官至三公；先生没有亲自享有这种德行的福报，却把美好的福祉留给了后代，使他的后代遇到圣明的君主，历任显要官职，成为当时著名的卿士。唉！上天暗中保佑孝子的后代，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跋南海行卷后

译松江钱公瑄氏，在洪武初年因全族被贬谪到琼管一带，每年向有关官府申请北还松江省视坟墓。这一卷，大概是朝廷大夫士中先后被贬谪到琼管的人，为钱公瑄省墓而作的文章和诗。文章两首，其中一首是前浙江省理问孙君孟宾所作；诗若干首，其中一首是前浙江宪佥事潘公奉先所作。孙君和潘公一同在浙江任职，孙君先被贬谪到琼管，等潘公被贬谪时，孙君带他走到岭外，路上遇到公瑄；公瑄得知孙君平安无恙，请求孙君赠诗，孙君高兴地作了这篇赋。公瑄返回到钱塘，知道二人都屈尊与我交往，所以拿这卷给我看。我从头到尾读完，叹息说：琼管在炎热的天气、瘴气弥漫的海边，远在万里之外，风土气候粗恶强烈；直到汉代才开发这一地区，从唐代到宋代，一直作为流放之地。近世以来，虽然渐渐受到声教影响，但黎人的习俗还没有完全改变。如今国家把遥远的地方看得如同近处，已经选用有学问的人治理当地百姓，而大夫士中被贬南方的人又接踵而来，声教、文物渐渐与中国相同。从这一卷就可以看出来。古语说：逃到空旷山谷的人，听见脚步声砰然响起，也会感到喜悦。公瑄虽然不幸列在贬谪名册中，却与诸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反而能够在文章书札之间彼此相交。至于他们分别之后，彼此契合的情感、相互期待仰望的心意，都表现在言辞中，连篇累牍。即使是中国人文昌盛的地方，也不过如此，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幸运吗？公瑄世代为儒者，正值盛年而有才学；孙君是簪缨世家的才俊，潘公是文献方面的老成之士。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其他人，但看他们所作的文章诗篇，都是真正卓异的人才。朝廷正急于选取人才，难道会因为一时失误，就把诸公抛弃在万里之外吗？将来他们从贬谪名册中起身，一同升入朝廷，公瑄拿出这卷作为凭证，他们一定会相视一笑，感叹离合并非偶然。书深溪王氏家则后 浦阳深溪一带有一个崇尚义行的家族，姓王，同居已经五代，共同吃饭的人多达二千指。王氏族长中有一位名叫子觉、字复之的人，写成一卷《家则》，拿给后代，使他们世世代代遵守。他的朋友刘君养浩已经为此写了序，刘君又寄信到钱塘，请我在卷末题写。我从头到尾读完，叹息说：“复之先生留给后代的用心，是多么周到啊！”大体说来，人情是最难以约束的，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保证彼此没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争吵辱骂的习气，不只是秦人才有。想要整齐约束他们，就像天子命令官吏一样，用法律约束他们，难道不可以吗？但君子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施用于普通百姓，而父亲告诫儿子、兄长教导弟弟，却不应该这样。因为父子兄弟之间系着恩情和义理，过于严厉就会损伤恩情，恩情亏损，义理也会（原文缺字）善于防范的人，应当顺着他们本有的美好天性加以引导，使大事有纲，小事有纪，井然有条，秩然有序。像王氏这样的家庭，就建立起一家的政令：长幼、尊卑各有固定的听闻和所见，行动、饮食、休息都从容处在规矩法度之内，乖戾之气消除，和睦之风流行，恩义也就树立起来了。这样共同居住，即使延续一百代也不会衰败，哪里只是五代而已呢？《礼记》说：“礼，是顺应人的性情而制定节制和文饰，用来作为百姓防范的东西。”《家则》的道理，不就是王氏整治家庭的防范之道吗？我见过聚族而居、延续多代的家族，如从前的九江陈氏、临川陆氏，以及现在的浦江郑氏，都有家法并著成书，而郑氏的家规尤其详细。王氏继承并发扬郑氏的美德，他的书分为若干类，列为若干条，大略都本于郑氏。书浃江乐君墓铭后 右边是浃江乐君的一篇墓铭，是金华黄文献公撰写的。后面有临川危内翰的跋语。原来乐君的孙子乐良请黄公撰写墓铭，当时还不知道他祖先历任的官职。恰逢方氏修筑城墙，发掘出阿育王山下祖先的墓，得到埋在墓中的圹志，这才知道他的祖先曾经在吴越钱氏那里做官，历任官职，最高做到银青光禄检校御史大夫。因此又请危公补写，以补足前一篇墓铭的缺略。孝子慈孙彰明祖先的德行、垂示给后代，按道义本来就应当这样。我祖先也曾在吴越任职，家谱记载有官位累升至检校尚书、追赠司空的；我常常怀疑钱氏占有两浙时，他们都是臣属于中国，官职通常由朝廷表奏授予，本来就是唐朝的臣子。至于我祖先所得的官封，已经不是唐朝旧制，无法考知。想要寻找吴越的完整史书来考察，但世上也没有。只有《五代史·吴越世家》说，自唐庄宗赐给玉册以后，钱氏的官属都称臣；由此可知，他们的官制不承袭唐朝旧制。现在又看到乐氏祖先所获得的官封如此，由此看来，钱氏的臣属都没有接受唐朝任命，这一点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乐良字仲本，博学而有文章，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如今他被征召入朝，拿这卷请我题记。我既然因此知道了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消除了平日的疑惑，于是把这些也一并记下。跋海宁杨氏族谱序后 右边是海宁杨氏族谱序一篇，是前进士荣君子仁为他的从游生杨琦所作。荣君叙述有条理，大意是说，如果不讲究姓氏之学，谱牒就不明白，世代次序就会紊乱。杨琦知道自己出自这一支，是能够尊崇根本的人，所以荣君为他作序，以资助勉励。听说宋室南渡以后，刑部侍郎杨由义确实居住在海宁，他有文学和气节，曾出使金国，抗拒义理而不屈服，文公先生称赞他的忠义大节，夷夏之人都赞叹。他的儿子杨九鼎任四川帅，也死于金人的祸难。我原以为杨琦是刑部侍郎的后代，今天考察他的出处，才知道他是北汉将领杨无敌、号令公的后代，并不是刑部侍郎的后代。海宁杨氏既然是令公的后代，却有像杨琦这样的人，请名人作序收入族谱，以彰明祖先的德行；而刑部侍郎的后代反而湮没无闻，这是为什么呢？忠义之家，一定有能够守护宗族世系而不使其坠失的人，还应当访求他们。周府君墓铭补遗

译新城周昉已经得到宋代内翰为他先父节孝先生墓所撰的墓铭，又对我徐一夔说：“从前汴京人跟随宋朝南迁时，居住在杭州的几乎没有一个姓氏相同；只有我周昉的祖先选择居住在新城，虽然做官并不十分显赫，却把礼义作为家法。高祖府君曾说：‘人的道理没有比尊崇根本更大的，按时祭祀，有人却轻视它，这不是尊崇根本的道理。’于是另置祭田二十亩留给子孙，储存田产收入来供备时节祭享。后来家中多次发生变故，祭田被他姓占有；我的先人治理家政后，叹息说：‘其他产业有时可以废弃，至于祭田，绝对不能废弃。废弃它，不只是违背祖先的遗志，也损害了人道。’于是拿出自己的钱财恢复了祭田，从此我们一族的时节祭享又像从前一样隆盛，只是墓铭偶然遗漏了这件事。唉！古代士大夫之家，必定有圭田用来供给祭祀；士人没有田就不能祭祀，并不是不想祭祀，而是士人地位低，所授的田地不足，不能准备齐全的祭品。后世有人能够拿出私田作为祭祀的资财，大概也是按照义理兴起礼制的意思。周氏祖先已经能够实行此事，节孝府君又在祭田失去之后重新恢复，使时节祭祀的礼制不至于废坠，这是深厚的德行。府君以极孝著称，元末战乱时不肯苟且求取俸禄来玷污自身；他的行为足以接受私谥，至于恢复祭田这件事，尤其足以劝勉浅薄的风俗。” 周昉端正谨慎而有极高的德行，战战兢兢，只怕埋没父亲的善行。墓铭既然没有记到这件事，所以我斗胆不再谦让，补写下来。○文 劝农文（戊午年，代杭州府官所作） 古代管理百姓的职责，凡是以农事为主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这不是其他事情可以相比的。所以天子有亲自耕田的典礼，近代的地方长官甚至把农事写入官衔。我朝兴起后，尤其重视这件事。从京师直到郡县，郑重申明祭祀之事，有社稷祭祀，有山川祭祀，有风云雷雨祭祀，有所祈求，也有所报答。之所以如此诚敬，无非都是为了农事。杭州统辖九县，封域有一千多里，地势所及，东南控制连接江海，西北接连山谷。百姓生活在其中，雨水和晴天稍有失常，就常常以旱灾水灾来报告。我曾经把父老请到庭中，询问其中的缘故：靠近江海的地方地势平低，忧患常在水涝；土地进入山谷的地方地势高亢，忧患常在干旱。这是大致情况。旱涝是天时，而防备旱涝是人事。人事没有尽力，却把一切委托给天，未见得可行。现在正值春天，东作开始兴起；你们农民耕地开垦要有日期，播种也要合乎时令。你们农民一定要努力去做，并且要周密考虑。至于防备旱涝的办法，我来告诉你们：土地平低的地方，就应当把圩岸修高，以防水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地势高亢的地方，就应当扩大陂塘池沼，以防干旱。所以谈水利，关键在于谨慎地蓄水和泄水，方法不过如此。农民如果能够在这方面用力，就会看到每年的收入将近增加一倍；即使遇到旱涝，也可以没有缺粮的忧患。我暂且任郡中的辅佐官，正遇到太守离任，常常担心催收赋税过于频繁，而安抚救济又不能做到；幸赖方面重臣为此统筹维持，二三位同僚朋友从旁匡正辅佐，希望能够弥补不足。戊午年二月的吉日，我勉强遵循旧例，亲自拿起耒耜，来给你们农民作表率。你们还要把这些话告诉邻里乡党：圣明天子在上，和气会带来祥瑞，一定会有丰年；有备无患，是先哲明白的告诫，何况你们农民呢？你们应当努力。若有人不顺从父亲，不敬重兄长，不与姻亲乡党和睦相处，把赌博当作能干，把争斗当作强悍，把诉讼揭发当作本领，却不从事农务，法律自有固定条文惩处。○祝文 昌文侯祝文 神明您凭武略作为宋代岳武穆王岳飞的前驱，建立了功勋，附载在《宋史·岳飞传》中。后来岳王不幸被诬陷，神明您的功绩也因此没有显扬。后来岳王的冤诬得到昭雪，神明您蒙受赐予谥号的文书，命令在京学享受庙祀，与文化寺相辅相成。过去原有旧的文书，近来因为掌管者不谨慎而遗失，但神像仍然保存。我徐一夔初次来到学校，询问旧事，敬仰神明的庇佑，谨此陈设明洁的祭品，恭敬禀告。○祭文 祭朱长史文 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夏四月甲申朔，过了十三日丙申，朋友、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谨以清酒和时令佳肴的祭品，祭告亡友晋相府长史朱君的灵魂说：您的才干，通达俊伟，可以用来接受皇帝顾问，可以辅佐治理国家；您的学问，广博精深、辩析通达，上探洙泗之学，下溯濂洛之学；您的文章，精确深厚醇正，远则窥见姚、姒的文辞，近则追随汉、秦的文章。我早年立志修饰文辞、探求道理，却茫然无所适从，谁能给我指教？我向四方寻求朋友，您没有抛弃我。谈学问，您必定分析其中精微；谈文章，您必定指出其中瑕疵；谈志向，您必定磨砺我，使我由卑下趋向高尚。我有所不及，确实是您振拔了我。您有修史的才干，能够兼具史家三长；有事情需要编纂修撰，除了您还有谁合适？洪武六年秋天，皇帝下诏修撰国史，把您从家中起用，让您参与此事。您取道向西，经过我的论堂，生死离合的情谊和交谈的话语都没有忘记。我虽然没有才能，不久也被召入朝；您在我之前，我在您之后，彼此相视一笑。深深的华美馆舍，在宫殿西面，我们执笔相随，评议考订史事和文辞。早晨谈笑融洽，晚上谈论不倦，一同进出，经历了三年。从我独居以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我们再次相聚，难道不是令人欣慰吗？我回到原任教职，您登上翰林文苑，身处朝廷内外彼此相望，确实满足了我的心愿。今年正月，您寄信给我，说已进入晋王府，担任藩王的辅佐，宠荣更加显著，声望名闻一天比一天高。回头看我困顿失意，哪里敢企及您？为什么因一场疾病突然就支持不住了呢？起初我没有听到消息，又惊又疑；最终听到确切消息时，眼泪鼻涕一起流到脸上。江湖寥落，故旧已经没有几个。唉！我的朋友又到了这种地步，我含着悲哀无法尽情倾诉，只能姑且用这篇祭辞送您。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吧。祭陈叅政文（代安布政使所作）

译洪武十年，岁次丁已，十二月乙已朔，过了十三日戊午，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安某谨以牲醴和各种祭品，祭告已故河南行省叅知政事陈公的灵魂说：“近来朝廷选用外地执政官，您受到皇帝的知遇，前往掌管汴省；我却没有才能。皇帝下诏让我与您同任，您凭借才干，自我持守非常有力，对不公正的事从不假装认同，也不因颜色而轻视我，认为我见识明白正直；凡有议论和建议，您在前面倡导，我在后面赞助辅佐，以至于没有过失。历时五年，彼此从未有过间言。譬如演奏音乐，钟磬等金石乐器相互应和，如果有一处滞塞，声音就不完整。您的性情耿介清白，外物不能累及您；每次退朝回到公署，寂静得没有侍妾，只有我与您之间不分彼此。您心情不愉快，我用酒杯安慰您；您身体不安，我就照看您的饮食衣服。职位虽是同列，义气却如同一体。想到往日交情，我心中实在悲痛。岁暮时节，苍江之上有灵车到来，感情缠绵不舍，只能用祭辞表达誓言。俎上有肉，杯中有酒，愿您的神灵如在，或许能够鉴察这些祭品。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 祭陈叅政文 洪武十年，岁次丁已，十二月乙已朔，过了十三日丁已，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训导常贞、王裕谨以清酒和果脯的祭品，祭告已故河南行省叅知政事元礼先生陈公的灵魂说：您的学问广博，器量见识卓越，眼光很高，不肯混同于当世俗流。您看待义理，如同泰山一样沉重；看待财物，如同一根羽毛一样轻。所以您任官时有冰蘖般清苦自守的操行，可以磨砺贪婪鄙陋之人；您交友时有金石般坚贞的情谊，可以托付生死。唉！您的才干并非不高，时代也并非没有给您机会，地位也并非不显赫，却又怎么能奈何天命难以凭信呢？岁暮苍江，冻云含着白雪，灵车停在这里，怎能承受这悲咽之情？追想我们交游的往事，献上一奠，作为诀别。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祭常山长文 洪武十二年，岁次乙未，闰五月初一日为丙申日，至二十九日甲寅，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训导何敬、高让，备清酒时鲜作为祭品，祭告故宣公书院山长常先生的灵位说：您的天性耿介不凡，品行淳厚坚定。早年游学南方，以通晓经学为务；《春秋》的大义，尽在褒贬笔削之中，您精熟胡氏《春秋传》，足以自成专门而无愧。您在吴山北面的书院教书，专心于学习和教诲，对于学生的聪明或迟钝，安然处之，从不计较。后来参加漕试，得以施展长处，于是振兴教化之声，在宣公故乡任教。不久遇到政治变革，奔走流离寄居他乡；想要返回旧日游历之地，却没有一处可以安居。朝廷下诏在学校兴学招士，众人都说，若论经学造诣，除了您还有谁能担当？童子和冠者纷纷前来，欣然接受教诲。历时八年，终于取得显著成效；苍颜白发，俨然成为老成之人。您出入学校，成为后辈效法的榜样。偶然命运不济，突然遭逢时疫，六月暑气刚到，便猝然去世。唉！常先生这样的人才足以作人楷模，哪里料到一场疾病竟使您到了这种地步？一生只得到一次荐举，寿年仅七十岁；妻室儿女已到晚年，家学事业也随之凋零。可叹我和您相识二十年，后来又在这所学校相互共事。没想到一日不见，竟成了永别。追念往昔，内心悲痛如同受创。于是我率领诸位学生办理棺木等丧事。既然先生已无家可归，从情理上说也只能这样做。北山山麓的墓地土层深厚，希望您的魂魄能够长久安息在那里。呜呼，悲痛啊！请享用这些祭品。传 邹母传 凡是女子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不困难；唯独每一举动都遵循礼法，才是困难的。按照礼法，妇人不参与外事，迎送客人不出内门，见兄弟也不能越过门槛。春秋末年，公甫文伯的母亲是季康子的从祖母。季康子去见她时，隔着门与她说话。孔子听说后，认为这符合区别男女的礼法。当时孔子在鲁国，却唯独称许公甫文伯的母亲，可见鲁国人不能遵守这种礼法的，也已经很多了。没想到百代以后，竟有像邹确母亲这样的人。邹确的母亲李氏，是登州黄县人，性情贞洁聪慧而知礼。从她在父母家直到出嫁，凡是所谓妇女的职责，如操持女红、主管饮食、侍奉公婆和丈夫，都勤劳节俭、恭敬顺从，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妯娌们的榜样。而且她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双脚从未越过家门的门槛。有一天，夫族中有人为两姓结亲设酒席，邀请姻亲们参加。姻亲们见到邹母，都惊讶地相互对视，没有人认出她是哪一家的女眷。等到按次序入席，才开始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她的丈夫凭借门荫获得六品武官，南下戍守钱唐；那里有湖山胜景。正值春天，当地男女争相出游取乐。邹确和他的兄弟商量说：“何不也奉养老母出去游玩一番呢？” 于是准备了游玩的器具，请示母亲说：“湖山景色很好，希望母亲及时去游览一次。”母亲说：“你是我的儿子，难道竟不能按照礼法侍奉我吗？我听说妇人白天不能游历庭院之外，怎么可以远去湖山，是把游乐看得太重了吗？”邹确等人惭愧害怕地退下了。由这件事说来，邹母可以说是严守礼法的人了。假使她生在孔子那个时代，难道不能和公甫文伯的母亲并称吗？邹母还有一个女儿，嫁给同县的周仲宾为妻。后来仲宾调任赣州瑞金县主簿，因为无罪被捕，她仰天叹息说：“我的丈夫一定活不成了，我出了家门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投到房屋后面的池水中自尽。谈论此事的人都说，这是受到了母亲训诫的影响，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墓志铭 平阳王公墓志铭

译平阳王公于洪武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在家中，他的儿子王铎当时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十五天后，参政正在布政司坐堂办事，忽然接到讣告，惊骇悲痛得几乎跌倒，立即回到寓馆，依礼设灵位祭奠哭泣，并且赶快写文书报告朝廷。第二天，他匍匐前往吊丧。参政正在灵堂守丧，停止哀哭，对我说：“我不幸遭逢这样的大变故，幸蒙朝廷准予告假，得以尽情表达哀痛。只是先人的品行事迹，需要托付给您，刻在墓上以流传久远。”我坚决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为他叙述并撰写铭文。王公名思义，字恭让，世代居住在平阳府洪洞县郭上里。曾祖某、祖父某，都有潜在的德行而未显扬。父亲叔谦，因为长子允恭显贵，被赠为某大夫、某骑尉、泽州知州。母亲范氏，继母刘氏，都被赠为某县君。王公天资朴实厚重，不喜欢外露；性情极其孝顺友爱，侍奉泽州府君以至孝闻名。长兄允恭、二兄思忠都有才干品行，王公侍奉他们尤其谨慎。平日相处从未有违逆的话语和忤逆的脸色。平阳是陶唐氏建都的地方，当地一向崇尚勤劳节俭，而王公比常人更加勤俭；家产财用日益充裕。他以世俗分家析产、各自居住为耻，发誓不分家，把这作为家法。二兄有个儿子叫诚，是参政王铎的哥哥。王公曾对他说：“你的年纪渐长，要经营管理我们家，使铎能够专心学习。”又说：“我一生从未做过不善之事来连累子孙，一定会有使我家门光大的后人。”我听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于是建造“余庆堂”来表明自己的心愿。王诚也能够继承王公的志向，凡是涉及家务经营的事情，一概不交给他的弟弟，因此参政可以专心求学。适逢国家大力兴办文治，参政便以《春秋》经学贡士的身份从家乡入仕。到京后进入养材胄监，不久被选为王宫侍读，没过多久代理监察御史，历任职务都有声誉，越级授予原来的官职，官阶为中奉大夫。王公的余庆至此得到了验证。王公生于大德己酉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岁。妻子刘氏，儿子一人，即王铎。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本里东冈的墓地。王公的品行事迹难以一一列举，而且我出生较晚，与王公相距很远，从未亲承容颜、亲听言辞，因此不能详细了解；参政把其中重要的事迹这样告诉了我。唉！行善而有余庆，可以由此确知他的德行了。即使如此，行善时无人知晓，得到报应时却显明可见，他的德行难道不值得记述吗？铭文说：冀州的废墟，是古代帝王建都之处，遗留下来的风俗仍在，民俗质朴而勤劳。这里有一位善人，只践行善道；他流传美好的德行，积累福祉，因此有了贤能的儿子。恰逢盛世，便登上显达的仕途。若说不是因为行善才达到这样的地位，就好比没有播种却获得了收成。这就是等待着洞岭南面的地方：那里有高高的山冈，于是选择新的墓道，使他的葬藏牢固长久。若有人不相信，请看这篇刻石铭文。这是为元代已故的保冲大夫、江浙等处官医提举倪公撰写的墓志铭。

译故保冲大夫、江浙等处官医提举倪公去世九年后，他的儿子伯温拿着姻亲、前乡贡进士卜埜所撰写的世系和品行事迹状，拜见我，请求撰写墓志铭说：“先人有潜藏的德行，却还没有获得使它流传不朽的寄托，这是不肖儿子的心病。希望先生哀怜，赐给他一篇铭文。”我推辞不得，于是为他叙述并撰写铭文。倪公名居敬，字行简，世代是杭州人。他的祖先曾凭医术在宋朝做官，但并不十分显达。父亲名垕，号信庵，开始因医术著名。信庵府君曾遇到异人，传授给他秘方；这种方法把药物揉制成膏，用来治愈疮疡。患疮疡的人服用他的药剂就能痊愈，杭州地方广大、人口众多，凡有疮疡的人便纷纷赶到倪家。一时之间，谈到治疗疮疡的医生，没有不说信庵的。倪公出生时，继承了家传秘方。府君去世后，他侍奉母亲徐夫人极为孝顺。徐夫人曾告诫他说：“你幸好继承了祖传事业，只有能够进一步推广它，才不辱没前人。”倪公恭谨地遵从母亲的教诲，于是兼精岐黄之书以及诸家医方医论，诊察脉象、辨别证候，彻底探究内外病因，以考察表里根本，验证虚实，从而了解疾病的征候。因此他行医时，有时遇到奇异病证，也总能取得神奇疗效。从此，倪氏的医术便在各地享有盛名。至正年间，经推荐补任杭州路医学正，不久任医学教授。他善于运用医术使人得到救治。三皇庙毁坏后，他捐出自己的钱财重修。升任江浙官医副提举，官阶为成全郎。适逢外地军队攻城，城外居民逃窜进城避难，许多人寄居在佛寺道观屋檐下，露宿草间，住处上漏下湿，因此时疫大规模流行。行省丞相达实特穆尔捐钱买药，命倪公逐一诊视他们。倪公把这看作自己的责任，为人切脉、授药，毫无倦怠之色；依靠他而得以保全生命的人数不清。后来改任官医提举，官阶为保冲大夫。当时行省丞相获得皇帝授予的便宜行事权，平素敬重倪公，认为他救活的人很多，不应长久处在闲散职位，于是由官医提举特意转授五品流官、同知江浙财赋府事，并改授奉训大夫来表示宠遇褒奖。倪公说：“行医是我的职责。”坚决推辞不接受，仍像原来一样履行官医提举的职务。杭州归附后，他正隐居家中。元军攻下吴门时，士卒有人因冒犯霜露、违背节制而生病，当时开平忠武王统领军队，向身边人询问医生，有人推荐了倪公，便派使者备船迎他到军前治疗，没有治不好的病。他辞别返回时，获赠白米二十石，钱币也格外丰厚。倪公行医日久，正准备优游湖山以安享晚年，却突然得病去世。那是洪武四年十一月三日，享年六十二岁。他出生于元大德己酉年四月十一日。伯温在他去世这一年的四月十一日，将灵柩安葬在钱塘县栖霞岭扫帚坞的墓地。倪公的妻子宋氏，名德原，妇德和母道都很完备。她在四年后去世，灵柩也附葬在那里。儿子二人：长子伯温，娶龚氏；次子叔正，娶沈氏。叔正比父亲晚六年去世，也附葬于此墓。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同郡李思齐，次女嫁给沈礼。孙子三人：长孙某，次孙某；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倪公天性淳厚诚实，温和恭敬，很有古代君子的风度。他的官职从医学正三次升迁到提举，官阶从成全郎一次升到保冲大夫；大夫人的称号都使他家人感到荣耀，而倪公本人处之淡然。在显贵荣耀之时，能够请他治病的，不是王公大人，就是高门大族；至于平民百姓和贫寒士人，即使病势极重，也往往难以请到他。可是他们不知道，倪公始终把救济人、利于万物作为心愿。那些平民贫士一来告知，他便急忙屏退车马随从，把药装在袖中，穿过偏僻小巷，直接赶到病人家里，生怕迟了。病人家看见倪公到来，惶恐道谢说：“没想到长者竟肯屈尊来到我家。”倪公说：“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医道本来就应如此。”倪公曾建造一座厅堂，题名为“尊德”。南行台御史大夫强通听说后说：“倪公大概没有什么配不上‘尊德’二字的地方。”于是写了这三个大字送给他。因此倪公去世时，街上的孩子和巷里的老人也都为他痛惜。唉！倪公行医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太史公称仓公的老师因为生活富足，便不肯替人治病，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伯温姿态纯粹文雅，有学问、有操守，能够继承家传医术。如今被选任为杭州惠民药局提领。铭文说：九流各有各自适宜的正道，唯独设置医术，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六气过度侵害人体，谁能够完全避免呢？那些因为自己生活富足便吝惜医术、不肯救治别人的人，就像看见有人掉进井里却不伸手相救。考察他们的存心，唉，哪里比得上恭谨温厚的倪公！他从内心把别人的疾病看作自己的病痛。凡是有病的人家召请他，他立即前往，不因自己显贵荣耀而抛弃贫寒孤苦之人。他的恻隐之心一发出，就像火刚刚燃起，哪里肯计较得失而损害这种完整的仁心？因此有贤良的儿子，温润如玉。凭借父亲施行的恩惠而生活，并继续承继下去，直到北山墓地。墓地高大的封土如堂，既牢固又安稳；子孙将永远昌盛。元故将仕郎、建宁路录事兼防御事韩君墓志铭。

译这一年是未年十月，友人韩致用患了失声的疾病，后来稍有好转，便告诉始丰徐一夔说：“我近来声音低沉，这是一次严重的疾病，我恐怕不能长久活在世上了。您一向知道我的才能，趁我还没有死，请为我写一篇埋铭，也足以使我得到安慰。”我谢绝他说：“礼法没有这样的事。我如果比您后死，为您写铭也不晚，何必这么早作打算呢？”后来一年，即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日，韩君果然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他的儿子师可在第二年某月某日，将灵柩安葬在会稽县上管乡昌源祖坟旁，身穿丧服，跛行到我门前请求铭文说：“先人临终时嘱咐师可说：‘徐君曾答应替我作铭，一定要得到徐君的铭文，才可以使我在地下得到安慰。’先生请不要推辞！”唉，哪里料到我果然在一年之后为您作铭！江湖寥落，失去这样一位好友，难道还忍心不为他作铭吗？于是为他叙述并撰写铭文。韩君名谔，姓韩，致用是他的字。他的祖先是相州安阳人，宋司徒兼侍中尚书令、魏国忠献王韩琦，是他的十世祖。靖康之乱时，忠献王的曾孙、朝请大夫、尚书左司员外郎、直秘阁、知饶州韩膺胄，后来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开始定居越地，是韩君的七世祖。曾祖父将仕郎桂甫，祖父义行先生亢；宋朝灭亡后，才不再出仕求禄，博览群书，精研性理之学，和他的堂弟庄节先生韩性互为师友，先后成为当世的师表。父亲耘之，也以文学和书法闻名。母亲魏氏。韩君出生于这样有文献传统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无不是诗书礼乐的教诲；对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博览而且记忆力很强。他作文老练苍劲，不写柔媚的言辞；同时又喜爱古代法书、名画、彝器之类，以此增长博雅见识。他与人交往情谊周到，有人行为操守不谨慎，便立即谢绝往来；而且急于行义，看见别人穷困窘迫就像是自己造成的，一定竭力救助。他曾经过嘉兴，有位故人的儿子贫穷得不能安葬父母，韩君悲悯地拿出自己的钱财为他办理葬事，自己挨饿受冻也不顾。勤奋求学，砥砺操守，声誉日益增长。当时天下太平，士大夫经过越地的，都一定仰慕并希望同他交往。欧阳文公、黄文献公等名公巨人见到他的文章、品行、器识，也多次替他宣扬声誉；张内翰翥、危内翰素待他尤其厚重，有所请求一定为他撰写文章，从不吝惜。有时长久未见，也总要屈尊写信问候。浙东部使者曾推荐他补任太平路儒学正，他没有就任。后来王御史余庆、余御史观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提拔他为温州路儒学教授。于是他稍稍振作起来前去就职。东嘉的学者听说他到来，争相自我激励说：“这是义行先生的孙子、庄节先生的堂孙，一定能够用经学教化我们。”韩君到任后，首先延请通晓经学的人，分经讲授；自己坐在讲堂上，辨析经史疑义，开导引领学生，三年都取得了成效。考核期满后，他想辞职离去，学生们争相共同挽留，他又留了两年。朝廷于是调任他为建宁路录事兼防御事，官阶为将仕郎，他便以疾病为由没有赴任。不久遇到政治变革，朝廷搜罗过去任用过的士人重新任用。韩君说：“我不是反应敏捷的人，也只是顺从自己的志向罢了。”当初，忠献王韩琦考中进士时，太史上奏说当日出现五色云；后来金紫光禄大夫韩膺胄选择住宅，恰在越地五云门，于是韩君自号“五云生”。他在鉴湖上选择地方筑屋，也题名为“五云书屋”。韩君从永嘉归来时，书屋完好无损，于是闭门谢客，不再过问人事，每天以著述为业，说：“书屋终究没有辜负我。”晚年没有其他嗜好，唯独喜爱文字；亲手抄录奇文，积成卷帙，时常拿出来诵读。有时到别处去，一定访问好古的藏书之家，同他们尽情讨论；意见不合，便卷起书来离去。钱塘是他过去游历之地，一向以文物荟萃之地著称，他也常常经过浙河去拜访朋友。时运已变，景物也改，他徘徊四顾，估量没有可以投契的人，便转道来见我，说：“斯文在您身上。我看您的文章义理纯粹，而且气势更加充沛，一定会流传后世并传得很远。我死后一定要把墓志铭托付给您。”所以韩君患病时，立即想把作铭之事托付给我。如今他已经去世，即使没有遗孤请求，我也应当为他作铭，何况他的儿子恳切请求呢？韩君一生所著有《五云书屋稿》六卷、《复位先世祭式》一卷、《汇粹魏国家集》十二卷、《类编名人诗文》八卷、《名人尺牍》一卷。韩君曾娶一妻，因患奇病不能生育而去世，于是不再续娶，立堂兄的儿子为嗣，就是师可。师可也喜好学习，能够继承他的家业。铭文说：魏国公的世代恩泽，源头深长；它流传得越远，就越不会湮灭。录事承继它，播扬清芬，意志坚定而直行，不肯与众人同流。排斥群小，独自高飞，说：“我不敢辱没我的家门。”喜爱古学，仰慕扬子云。独立行事，可与元德秀相比；谁说今人不能赶上古人？世人同流合污，天下混乱纷纷；这个人如今去世了，还有谁值得亲近？悲痛无法排遣，因而撰写这篇铭文。元故将仕郎、金玉府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夏君墓志铭

译钱唐夏君于洪武七年甲寅六月十二日去世，这年八月丙申日葬在钱唐县龙井义安乡积庆山的墓地。第二年乙卯四月十七日，他的妻子钱氏也去世；当年五月初一庚申日与他合葬。夏君去世八年后，他的儿子仁寿因为不能彰显先父的德行，日夜忧愧，于是拿郡人周昉所写的行状，拜见我请求撰写墓志铭。根据行状，夏君名应祥，字（缺），姓夏，世代是钱唐人。曾祖庄，祖母张氏；祖父亿，祖母吴氏；父亲良，母亲曹氏。夏君的祖先都有隐德而没有显扬。元朝在杭州设置各路金玉总管府，主管百工事务，所属官员相当多。夏君起初经推荐任该府杂造局大使，改任金玉局大使，稍后升任军器局提举司同提举，官阶为将仕郎，不久因病离职。夏君为人端庄稳重而周详谨慎，在乡亲中始终以谦逊自持，平日没有急躁的言语和脸色；即使仓促遇到事情，也从容自若，丝毫不改变平常的举止。他天性不喜欢宰杀烹煮，家中本来财产丰足，却从未因口腹之欲伤害生物性命；即便是禽鸟鱼类，也不曾因个人意愿而宰杀烹食。有时亲友聚会，珍贵食品和奇异菜肴，一概从市场买来具备，厨师到了也不必亲自操刀。他看见别人饥寒，尤其怜悯救助。所督管的隶属工匠，多是单身者和小户人家；有时内府急需器物，工匠聚集在局中昼夜赶制，若有人面露饥寒之色，他便立即吩咐童仆准备饮食送给他们，从不吝惜。夏君一生以救济人、利于万物为念。当他在金玉府任职时，凭每日每月积累的劳绩获得八品官，按资历升迁，佩金带紫并非难事；可是前朝的制度规定，士人从杂流出身进身，终身不能授予治理民社的官职。夏君自量难以通达仕途，所以宁愿弃官离去，常常自己吟诵说：“普通人想要救济人、利于万物，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行医用药可以做到。”他一向学习岐黄之书，熟悉调和药剂的方法，于是聚集药材，按照古方书制成丸药、散药，在郡城寿安坊大规模开设药室，以满足各家病人的需要。看见贫穷得不能自立的人，便施舍药物。夏君又认为药材多产于异域远方，难以取得的药材，一味有时价值百金，世上的医生往往用相近的药材代替，因此很多药物不能见效。夏君常把这看作忧患，所以他储存药材不计价格，凡陆地海滨所产的药物都备齐，只按实际需要使用。至于根据药物本性寒热温凉，确定君臣佐使的配伍，必定亲自斟酌分量配成药剂。他说：“这关系到人的性命，不可忽视。” 因此他的药剂被称为精妙绝伦，服用的人总能见效。钱塘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凡需要药剂的人，全都赶到夏家门前。起初，夏君设置药室，用居住的坊名给厅堂命名；他的意思是，我用医药救济人，人们一定能够长寿安康。不久果然如他说的那样，称颂他的德行之声传遍四方。夏君暗自高兴说：“我的志愿实现了。”于是把家务交给儿子，自己时时拄杖穿鞋，逍遥于山水之间，以此自得。这样过了几年便去世了。他临终时还告诫儿子不要轻视医药之事。夏君生于大德四年壬寅十二月十五日，去世时大概七十三岁。他的妻子比他小一岁，贤淑谨慎，具备妇德，善于侍奉公婆，与妯娌相处有礼有情，族人亲友都称许她。她又能够以俭朴协助丈夫；丈夫去世后，她因悲哀成疾，过了一年也去世了。儿子一人，就是仁寿；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徐锡，次女尚未出嫁。孙子二人，长孙名时，次孙名礼。唉！有救济人、利于万物的心愿，而官位不能与他的施惠相称，最终依靠医术来施行自己的仁心，难道不能称为仁人君子吗？仁寿有学问、有操守，是能够继承父亲志向的人。铭文说：恭谨温厚的夏君，仁厚慈爱，愿意施行恩惠，救济困顿疲弱的人。官位不能充分配合他的德行，限制了他的施惠。六气过度侵袭，便产生疫病和疾患；他根据证候授予药物，进行治疗，使人长寿安康，人人都和乐自得。难道一定要有官位，才可以施行恩惠吗？德行没有立即得到报偿，也不会耽误积累福庆的根基。土地广大平坦，积蓄祥瑞、聚集福祉；后代应当有值得知晓和称道的人，请看这篇刻辞。朱处士墓志铭

译古代士人修养自身，真诚地推行自己的道，难道只限于自己的家庭而已吗？至于崇尚教化、规范风俗的条件，实际上是存在的。成周以德行教导百姓，并通过宾礼荐举贤能。汉代荐举孝弟、孝廉，诏令没有一年空缺。宋代处士必须通过科举选拔，又下诏荐举有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种品行的人。士人生在那样的时代，也可以推行自己的道了。可是前朝的制度，选取士人必定看门第，杂流出身其次，科举出身又其次。不幸楚地出身的士人，又遭到暗中废弃。因此乡里之间，即使有伯夷、叔齐那样的廉洁，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也仅仅能够施行于一家之内，终究不让他们获得官位来推行自己的道。而士人也因此不能在天下后世获得声誉，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我看海宁曹彦仁所撰写的朱处士行状，确实有如我所悲叹的情形。处士性情耿介独特，幼年时便卓然有见识。十六岁时遭父丧，服丧期满又遭母丧，年方二十，接连遭遇家庭变故，却能够自我激励奋发。因此他办理丧事并不只是表达哀痛而已，安葬、祭祀都遵循礼法。他说：“我不能在丧葬大事上尽到孝道，便不配为人子。”他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侍奉他们十分恭敬顺从，说：“母亲虽然不同，血气却是相同的。”兄弟同住同灶，从未说过违逆的话。他的宗族相当兴盛，亲疏有别，居住有远近，但他待人温和，始终有恩意。对待外姓姻亲也是这样。至于交友，他尤其重视彼此体恤的情义。元朝末年战乱，四方士大夫多来避难。他所在乡里有贫穷不能维持生活的人，也有丧亲不能办葬事的人。处士家财颇为丰足，便对儿子说：“世事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能独自优厚而不周济他们呢？”于是救济贫困不能自存的人，为无力办丧事的人办理安葬，众人都称他为长者。处士的品行如此，假使当时选举制度像周、汉、宋那样，那么像处士这样的人，他的成就难道会仅仅如此吗？然而处士也颇为崇尚隐居守节，把洁身自好看作贤德。他曾读《易经》读到《履卦》九二爻辞“幽人贞吉”，处士说：“守正而不与世俗混杂，所以吉利。”于是自号“贞白道人”。后来专擅一方权力的人，招揽才俊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多次征召他，他都不肯赴任，终于以贞白之节终其一生。享年五十二岁，是至正二十一年某月某日去世的。他去世时，前进士严君瑄作诗哭悼，大致都悲叹他怀有德行却未能施展，又没有享有高寿便去世。后来寄居当地的官员和游士相继作诗哀挽，约有一百多首，也足以看出他的为人。处士名景仁，宗族出自徽国文正公朱熹，五世祖开始迁居盐官，就是今天的海宁。详细情况都载在他所撰的世谱中，所以由原秘书卿、宣城人贡师泰亲自作序。祖父某，父亲某，世代都有隐德。母亲李氏，继母陈氏。妻子贾氏，恭敬节俭而慈爱顺从；做媳妇有妇道，做母亲有母德。她在十二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儿子四人：长子演，次子济，次子浩，次子源。女儿二人：长女嫁给贾某，次女嫁给张某。孙子二人：某、某。孙女八人。曾孙男二人，曾孙女二人。他的儿子在他去世的某年某月某日，将他安葬在本乡湖塘村祖坟旁，妻子也附葬在那里。唉！士人本来不应自我炫耀。假使行善的人不能得到相应的职位，名声又不能与实际相称，世上一定会有承担这种过失的人。铭文说：古代先民所崇尚的，是德行。德行积累在自身，施行于国家。它怎样施行呢？使美好的风俗穆然流布，熏陶浸润，使轻薄变为忠厚。后世轻视德行，把爵位看得尊贵；有的人积蓄很多却吝于施舍，道德的意义就在这里消失了。并非德行困顿于自身，而是时代使它困顿。有位可敬的处士，出自徽国公家族，年少便失去父母，却极力行善；他的品行足以获得官位，却终身没有增加一官半职，丰厚的积蓄也没有机会施用。君子为之叹息。他的坟墓高高隆起在湖塘旁边，善人的遗体安葬于此，经过的人都应当肃然致敬。《始丰稿》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始丰稿》卷十 （明）徐一夔撰 杂述 欧阳公论王彦章事 古人写文章，并不是无缘无故；大概一定是有所作为才写作。宋朝到了庆历年间，大约已经四十年没有用兵了。突然赵元昊叛乱，军队聚集在西部边疆，过了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谋略仍不能决定。欧阳公独自坚持采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朝廷不以为然，边将又多次失去机会。欧阳公认为梁将王彦章善于使用奇谋，所以对他的事迹格外念念不忘。王彦章姓王，是郓州寿张人，号称“王铁枪”，在梁朝任官至宣义军节度使。梁、晋交战，黄河一带的战斗总共有数百合，王彦章每战必胜。至于德胜之战，更是奇特。末帝时，小人段凝掌权，嫉妒王彦章的功名；唐军攻打兖州，他故意给王彦章羸弱的士卒，王彦章于是失败，被唐军俘获，最终死去。欧阳公撰写《五代史》时，已经把王彦章列入死节传，又加以感慨愤懑和叹息。后来他在河北，又得到王彦章家传和画像，便用家传补充旧史的简略之处，对破损的画像重新修补，并且撰写《画像记》。至于德胜之战，传记中已经记载，《画像记》又再次申说，并不厌烦重复。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表达自己对王彦章那种不可企及的品格的仰慕，同时警醒当时领兵作战的人不要轻视奇谋。议论者认为，古代优秀将领很多，欧阳公为什么唯独对王彦章念念不忘？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欧阳公的做法不妥。欧阳公不举出古代其他良将而唯独举王彦章，并不是说古代良将不善于用奇谋，而是因为举近处的例子，人们容易了解；正如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如果说王彦章侍奉梁朝，是乱贼的党羽，把他的死说成只是懂得吃俸禄便不逃避灾难的义举，那就更加错误。自古以来，乱贼没有比汉代的王莽、曹操更严重的；梁朝虽然乘唐朝衰弱而夺取天下，但与王莽、曹操相比，也应当从轻论处。况且扬雄曾侍奉王莽，荀彧曾侍奉曹操，王彦章出身士卒，本来不识文字，难道就能把他排除在外吗？王彦章侍奉梁朝的道理，就像舅舅把宠妾立为妻子，作为她的媳妇，怎么敢不把她当作婆婆呢？如果这种说法流行，不仅不知道欧阳公的用意所在，也不知道五代之世死守节义的臣子并不多见；若使王彦章的忠义不能昭明于天下后世，就无法用来劝勉臣子。因此我把这些写在篇中。宋代行宫考

译宋代行宫在杭州凤凰山下，就是唐代以来的州治所在地。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建炎三年二月，高宗下诏把杭州作为行宫。当时执政大臣上奏说屋宇狭窄简陋，高宗因为百官和六军都没有安置妥当，便不住正寝。绍兴元年十一月，下诏命守臣徐康国筹办，并且命令不得修饰得华丽。绍兴二年，南门建成，命名为行宫之门。绍兴三年，因为百官遇雨时泥泞难行不方便，下诏命梁汝嘉在南门以内修建廊庑。绍兴十八年，南门命名为丽正门，北门为和宁门，东苑门为东华门。绍兴二十八年，才开始增筑禁城。宫殿的制度是：六参官起居和百官听候宣布的地方叫文德殿，称为正衙；四参官起居的地方叫垂拱殿，称为常朝；紫宸殿是皇帝接受上寿祝贺的地方；大庆殿是皇帝接受朝贺的地方；明堂殿是皇帝举行宗庙祭祀的地方；集英殿是皇帝策试士子的地方。这四座殿都只是根据不同事务在文德殿悬挂相应名称，当时还来不及分别建造。后殿有四座：崇攻殿，一名祥曦殿；福宁殿；复古殿；延和殿。福宁殿是皇帝寝息的地方，复古殿是宴饮闲居的地方。延和殿在垂拱殿之后，遇到圣节、冬至、元旦、寒食、斋戒，或者需要避开正殿时，皇帝便到那里临御。选德殿是孝宗修建的射殿；缉熙殿是理宗开辟的讲殿；熙明殿是度宗把东宫的益堂改建而成的，内置经籍供学习。讲筵和延阁则在禁中。高宗将要退居时，便在秦桧旧宅的基础上改建新居；退位内禅后，便在那里居住，称为德寿宫。孝宗内禅时，改名为重华宫并居住在那里，没有另行建造。至于东宫，起初没有固定制度，因为宋代各帝多从外邸入继正统，没有时间修筑宫殿；像孝宗的资善堂、度宗的益堂，都在宫中，于是用作皇太子学习的地方。至于群臣官署，只有学士院在和宁门内，大概是仿照唐代北门制度。郊社圜丘在嘉会门外龙华寺西，太社、太稷在观桥东北；那里北面有灵池。九宫贵神坛在东青门外一里；籍田、先农、高禖等坛都在嘉会门外南面四里。理宗认为南渡以后依海建都，应当把海神作为大祀，又在东青门外太平桥东面设置海神坛。宗庙太庙在瑞石山左侧，即凤凰山的左翼；景灵宫在新庄桥西面。太庙是举行宗庙祭祀的常所，景灵宫则是沿袭汉代原庙制度的地方。又有钦先孝思殿，用来供奉先帝神御，仍沿用东都旧制。宫中设置内阁，是从真宗的龙图阁开始的，皇帝召近臣来观看太宗的御书和古今名画。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仁宗时期；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辅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因此天章阁不只是收藏书画之处。南渡以后，便命修内司重新修建各阁：太宗阁称龙图阁，真宗阁称天章阁，仁宗阁称宝文阁，神宗阁称显谟阁，哲宗阁称徽猷阁，徽宗阁称敷文阁，以表示不忘先帝。高宗阁称焕章阁，孝宗阁称华文阁，光宗阁称宝谟阁，宁宗阁称宝章阁。各阁都在禁中，每阁设置学士和直阁。苑囿共有五处：聚景园、玉津园、富景园、翠芳园、玉壶园。聚景园在清波门外，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富景园在崇新门外，翠芳园在钱湖门外，玉壶园在钱塘门外，集芳园在葛岭。后来理宗把它赐给宰相贾似道作为住宅。由此可见，南渡以后宫室大体不过如此。至于苑囿的设置，也只是供奉父母、宴饮游乐，并不是荒淫嬉游。德祐二年，宋朝灭亡，元朝有关官署封锁宫门，押送幼主北行。第二年是至元十四年，民间失火，飞扬的火星烧到宫室，宫殿几乎全部焚毁。又过了十年，西域僧人嘉木扬喇勒智向朝廷进言，便在原宫基上修建五座佛寺（兴元寺、报国寺、白塔寺、般若寺、小仙林寺）和一座塔（尊胜塔），坛庙也都夷平改作民居、僧舍。元朝末年战乱时，张氏毁塔筑城，五座寺院也随之废弃。如今姑且记下这些。吴越国考 吴越国在杭州凤凰山下，它的子城南门叫通越门，北门叫双门。钱氏纳土归宋以后，两座城门仍然存在。《临安志》记载吴越钱氏建造双门，却没有说在凤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孙沔任杭州知州，蔡襄替孙沔撰写《双门记》，其中说：“吴越王依山冈建造治所，双门用木石建成，以金铁加固，用来防备敌人。”孙沔认为这不合礼制，便加以改建；这样看来，钱氏宫室在凤凰山下是无疑的。高宗南渡，驻跸杭州，把州治迁到清波门内，就是今天的州治所在地。但宋朝南渡后就在这里建为行都，所以后人只知道有宋朝旧都，却不知道这里还有钱氏旧都。当初钱氏用强弩射击潮水，筑堤防护国土，并用铁幢标记弩箭射中的地方。现在实地考察，那里距离凤凰山仅二百多步，这足以作为证据。钱氏在五代时占有两浙八十多年，对百姓也颇有功德。向当地老人询问，他们已经不知道钱氏建国的地方，凭吊古迹的人也无从查证。吴越旧日本有备载史事的史书，如今也不存在了，所以编修新志，补上其中的缺略而已。赞 崆峒外史画像赞 某（缺）姓溥氏，是千人中的奇特人物；他通晓显学与隐学，兼通儒家、墨家，仰慕古人的品行来磨炼自己的操守，却穿着今人的服饰来混同自己的踪迹。浅近地说，他排解别人的困难却不把它当作功劳，拯救别人的危难却不把它当作德行。学士大夫称他为令人敬畏的朋友，公侯贵人把他当作只需作揖相待的宾客。若论他的最高境界，则是物我两忘，把简陋的居所与天地同等看待，把真实和幻象一视同仁，把浮沤看作今昔。大概他的胸襟空旷到不知道自身所能容纳的边界，辽远到不知道自身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样的人，又何必追问他的居处究竟有东南西北呢？在虚无之乡指称崆峒，称“外史”为员外官，难道是把他安排在某个职务上吗？耿参议小像赞（字申叔） 身材挺秀，胸襟平和；起居言语，既不放纵，也不自矜。早年探究经学，领会其中义理的奥妙；晚年辅佐一方长官，以善于处理政事著称。头发鬓发如雪，志向操守更加磨砺；身佩金印紫绶，品级和俸秩正在升进。威仪在朝廷官员中高峻显著，声望在乡里的评议中得到众人信服。这是南阳一带的人物，还是将要追随洛社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呢？《徐良夫小像赞》

译心境闲适，意态从容，精神完足，气色清明；即使扰动他，也不能使他混浊；向他汲取，也不会感到盈满。他闭门著书，探求《四子》传授下来的学术源流；出门则长啸傲游，领会五湖烟月的情趣。了解他的人认为，他曲折周全地保全了自己的道术；不了解他的人却认为，他想要以〔疑有脱讹：“塟枅”〕，便把事情交给家僮后离去了。他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因痛惜儿子去世而自伤，并不以此为命，面容〔缺字〕憔悴。等到入朝拜见皇上，皇上顾念他年老，不让他任职，赐令他回乡。他回去时，把〔疑有脱讹：“枅”〕死去的情状告诉我，悲痛得不能自胜。我也为此叹息悲泣，并且请求我为他作诔文。我本来没有空闲。第二年春天，他从定海寄信给我说：“我的儿子已经安葬了，可是我舐犊般的感情不能自已。既然已经为他写明生死年月，放入墓穴之中，难道忍心不留给他一篇文字吗？因此写下这些辞句，以排遣我的悲哀。”他的父亲名良，字仲本。诔辞说：“唉！人活在世上，各有万般不同。不贤的人有时反而获得出乎意料的赞誉，而贤者却遭逢无妄之灾。像乐氏的儿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贤者了，却竟然遭遇这样的事情而死去，真可悲啊！不过，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作为他的父亲，既然已经有足以在九泉之下安慰他的地方，那么〔疑有脱讹：“枅”〕的不幸，又有什么可悲的呢？” ○记 《余杭县重建庙学记》杭州的余杭县，开始设置于秦代；到宋景德年间，才有文庙和学校，但规模狭小局促。绍兴年间，把法喜院改建为学校，面向和形势稍微扩大开阔。当时宋朝的行都在杭州，文庙祭祀、学校诵读，成为京畿各县所仰望的地方。经历元代而没有废弃，仍如当初。后来毁于战乱，恰逢圣朝革新政治，首先下诏让州县兴办学校。知县梁初到任后，才修建讲诵之舍，让教师和学生居住；至于庙宇和两庑，都还来不及修建。梁初因任期届满离去，教谕王奎、训导朱义和邹济相互说道：‘学校一定要有文庙，唯独这里还没有完备，怎么办呢？’不久，知县王原良继任，王奎等人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他，都说：‘礼殿怎么可以放在后面呢？’过了一年，政事通达，百姓和乐，才召集材料、荫庇工役，建造六间礼殿，高若干尺，宽比高度多若干尺，深比宽少若干尺有余，宏阔深邃而幽静，使先师之神得到安妥。四配、十哲依次排列，文庙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县令和县丞又因任期届满离去。至于明伦堂、习射的场圃、办理膳食的厨房、储藏粮食的仓库，以及祭祀用的庖厨和库房，已经动工却没有完工，王奎等人正为此忧虑。主簿杨铭德后来到任，王奎等人又把这事告诉他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怎么能让前人的事业不能完成呢？’ 于是，尚未完工的全都完成了。从洪武十六年正月某日开工，到四月某日完工。凡是学校应当具备的设施，没有一样不齐全。到了这时，教谕和训导共同谋议说：‘我县的文庙和学校自进入国朝以来，经过十年，才终于大体完备，其中的艰难实在不少，不能没有文字记述下来，以示久远。’于是派县中士人韩守中来请我写文作记，我便替他们说道：‘古代在学校考察士人，士人初入学时要向先师行释菜礼，当时还没有文庙。汉代有时有学校而无文庙，唐代有时有文庙而无学校，他们考察士人也都不完全出于学校。到了近世的制度，有学校就一定有文庙，于是在那里考察士人。况且设置学校，是为了聚集人才并教育他们，本来似乎不依赖文庙；然而世人必定把文庙置于崇高地位，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夫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并且集其大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众弟子，则都是传承这道统的人。如今士子们济济一堂，早晚勤学，诵读他们的著作，探求他们的道术，并非不想闻一知十。然而，道德的光辉已经不能亲眼看见了，必须有神灵栖息、圣人停留的地方，来聚集人们景仰爱慕的心情，这才足以帮助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智。’ 周成王时代在学校考察士人，士人初入学时一定要向先师行释菜礼，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起初国家兴办学校，已经依据郡县的户籍，确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设置教条，以年限加以限制，以成效加以考核；又经过升舍，选取登上仕籍，人才已经文质彬彬。很快又申明并严格贡举法，至于春秋释奠礼，开始在太学隆重举行，阙里却还没有遍及天下。后来又下令郡县共同祭祀，牺牲和制币也按次第全部提升，礼仪文饰的盛大程度比过去更加完备。唉！国家把宏大的制度推行到学校和文庙，对于造就人才的用意，大概没有一处不到。至于作为教师来教导，作为学生来学习，难道有谁不会在这里警醒奋发吗？余杭是山水秀美的地方，这里的百姓也多俊秀而知向学。过去龟山杨先生作为程门的高足，在东南倡导传播他的学说，而我们的紫阳朱文公实际上承继了道统的传授，是杨先生开启了这件事。杨先生曾经在这里任县令，他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善政至今还有保存。拥有俊秀而知向学的百姓，又生长在杨先生教化所及的地方，再幸运地遇上国家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时代，正所谓千载难逢的时机。士人难道有不自我激励、奋发而起的吗？从今以后，我知道余杭的俊秀人才出仕而为当世所用，一定会使儒学的成效显著昭明，以符合圣天子革新学校的良法美意。我谨作此记，等待事实来证明。《思政堂记》

译姑孰的阮竹友先生刚正耿介而有操守，隐居在南陵郊野，勤学累德，不求闻名于世，乡里的评议涉及他时，称许他的贤能如同出自一口。洪武十五年春天，天子发下币帛，征聘天下贤士，讲求治国之道。当时应诏入朝的人肩挨着肩、脚跟接着脚跟，先生也在被召入朝拜见天子之列。后来朝廷遣他回去，等待后续命令。今年夏季六月，敕旨送到门前，先生当天便整治行装入朝觐见；起初他还是平民，却破格升授四品官，任杭州府知府。先生接受任命后，不等仪仗随从，只带一名童子，择日上任处理政务。过了一个多月，他想到自己不过是微末一介之士，却受到国家托付掌管一郡，应该凭什么报答？郡中有一所公廨，在府治后面，幽深静密，是郡守退朝后进食休息的地方。先生擅长楷书，于是大书‘思政堂’三个字，悬挂在两根楹柱之间，意思是说政事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就在这里思考改进。并且嘱托我为它作记。我告诉他说：‘思考对于人来说，意义很大。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思考而能够获得的。以周公那样的圣人，一旦内心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尚且抬头思索，夜以继日，何况普通人呢？’杭州作为一郡，统辖九县，土地广大、物产和人口众多，自古被称为都会。虽然钱粮收入归大农令的部分，略逊于其他郡，但五方百姓聚集之处、货物出产之地、工艺精巧之物的聚集地以及征收输纳的收入，确实是其他郡所不能相比的。而且它治理事务又紧邻使者府，凡是朝廷有所需要，文书下达到使者府，由使者府依次分发；杭州承受这些约束，又总是在其他郡之前，所以在杭州任郡守尤其困难。一旦有一件事处理得不公平，借机作奸的人便很多，因此诉讼案件繁多，弊端像蜂群纷起一样，难以尽述。想要使政务公平，应当怎么办？却不加思考，这正是政务之所以贵在思考的原因。思考，是判断是非得失的由来。人的心这个器官就是用来思考的，一经思考，智慧便产生，是非得失就清楚地呈现在胸中。大体说来，人的智慧多在耳目受到纷扰时被搅乱，而在精神气息清明之后才显现。郑国有位大夫，在朝廷谋划国事就没有成果，到了郊野谋划却能成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他的智慧有多有少，而是处所一处安静、一处喧躁罢了。先生在退食之地用心思考，其中的意义深远啊！然而我曾经看过去昔在杭州任郡守的人，往往在办公之余建造厅堂，寄托自己高远旷达的情怀，例如唐代白太傅的虚白堂、宋代梅龙图的有美堂、蔡端明的清暑堂，就是这样。如今先生才开始任官，不借助营造建筑，却独独把厅堂命名为‘思政’，推究他的志向所在，与白太傅的虚白、梅龙图的有美、蔡端明的清暑相比，究竟是谁劳苦、谁安逸呢？不过，时代有古今之别，事务有简繁之分，所以治理政务有劳有逸，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如今皇上正在施恩于百姓，将来先生向朝廷报告政绩，考核列为上等，蒙受增加品秩、赏赐金帛的恩宠，光彩照耀这座厅堂，岂不是盛大之事吗？那么，虚白、有美、清暑三堂的安逸，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乐清轩记》君子并非从来没有快乐，只是普通人所快乐的事情，君子有些并不参与。因此，羊肉猪肉被当作美味，脂粉黛色被当作装饰，丝竹音乐被当作欢乐，这是普通人的快乐。而君子却说：‘我喝藜羹、吃稻米，不一定要有羊猪肉的美味；穿白绢衣、系黑色头巾，不一定要有脂粉的奢靡；诵诗读书，声音如金石般清亮，不一定要有丝竹的喧响。’这样看来，普通人的快乐，君子有些并不以为快乐。至于君子的快乐在这里而不在那里，那么这种快乐不是已经很清正了吗？郑君桂芳，学问广博而品行高尚，隐居在姑孰郊野，安心放意于恬淡寂寞的境地，对于世俗纷华之事漠然无涉，仿佛准备就这样终老一生。乡里的大夫多次上表推荐他，他最终都推辞不去。恰逢圣天子大规模征召天下隐逸之士，诏书说：‘共同讨论治国之道，以安定百姓。’于是乡大夫推荐了郑君。他到达宫阙后，亲自受到皇帝清楚的询问，奏对符合皇上的心意，被提拔为杭州钱唐县知县，这是为百姓选择的贤令。上任后，他把公署东边的一侧治理成退食休息之处，并题名为‘乐清’。他请我为此作记。我告诉他说：‘清是浊的反面。人的性情不能进入清明境界，就会陷入浑浊，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今您奉天子的命令，担任一县之长，居于官吏和百姓之上，俸禄足以使自己富足，权力足以供自己使用；而您所治理的地方又在东南繁华之地，湖山秀美，人物繁盛，陆地和海上的物产储藏丰富，有什么想求而得不到的呢？即使凭借这些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可是您却能淡泊自守，像处士时那样，甚至不把这些看作忧戚，反而以清正自得为乐，志趣难道不是与众人不同吗？您又一向擅长草书，喜欢作诗，处理政务之余，安坐在这间屋里，草草备好饮食后，便常让家童准备笔砚，写几行草书，作五言、七言诗三四首，遇到得意之处，便放下笔欣然喜悦。能够帮助您保持清明的，又是这些事情。唉！五色使人眼花，五音使人耳聋，驰马打猎使人心神发狂，这是很好的警戒。世俗之人往往沉溺其中而不停止，像蚂蚁附着在腥膻之物上，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我也是清正之人：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菜；风吹梧桐，雨打竹子；天机忽然触发，时时发出咿唔吟诵之声，这也算清正了。只是我一向处在这种境地，起初并不把它当作快乐。听说您以清为乐，才仿佛觉得自己有所不足。由我看来，这叫安于本来如此而自己却不知道。像您这样的人，不正是我所仰慕羡慕的吗？我怎能推辞不写，便为它作了这篇记。《悠然亭记》

译悠然亭，是三衢舒氏的园亭。一天，舒君到吴山南面来拜访我，谈到他仰慕我已久，还详细说起园亭的胜景，希望得到我的记文。我推辞说：‘我从未到过您的亭子，不知道凭什么来记它。’舒君慢慢对我说：‘从前欧阳公从未到过杭州，他写《有美堂记》，描绘江山景物，即使多次到过那里的人也不能说得像他一样，又何必吝惜呢？’既然如此，就姑且说一说吧。亭子长宽各三丈左右，门窗高敞，几案床榻整齐洁净，左右铺设坐席，可以容纳十几位客人。还没有到亭子，先铺砌一条约百步的小路，两旁种柳树，夏日可以借其阴凉。到了亭前，种着古柏，把它的枝条盘结起来作为屏障，形状像弯曲的铁条，冬日可以欣赏它的苍翠。亭外又挖了大池，养着一千多条鱼；雨过天晴时，鱼儿不论大小都在水面吐气张口。再外面是稻田，一畦连着一畦，一条田埂接着一条田埂；秧苗茂盛时，浓绿直连天际，也都值得观赏。引颈向南望去，又有秀美的山峰，像一方青色玉案，横陈在面前。陶渊明《饮酒》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似乎与我的心意相合，因此取‘悠然’二字为我的亭子命名。您肯为我作记，那么我的亭子就更加不平凡了。’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替他说道：‘凡人跷足行走、张口呼吸在天地之间，对内要经营衣食，奉养上面的父母、抚育下面的子女；对外要治理赋税，供给官府。鸡鸣便起床，日落才休息，早晚耗损精神。假如遇到美好的山水，谁不想上登高处，下临清凉之水，洗涤胸怀，以取得片刻的快意呢？舒氏是三衢的大姓，用来治家和做官的事务，多得像刺猬的毛一样。等到有空闲休息时，放下匆忙劳碌而走向闲旷之地，靠着床榻坐下，欣赏花竹的幽深茂盛，观看禽鸟的上下飞翔，野外的情趣纷纷汇聚，尘世的烦扰顿时消散。正在这时，即使没有看见南山，兴致也已经悠然了；何况又有南山的美景来激发兴致呢！这就是舒氏园亭建造的原因。世人常说古人与今人不能相比，从地位来说，确实有不能相比的地方；至于内心与环境相会合，悠然的兴致自然产生，那么陶渊明的兴致是一个悠然，舒君的兴致也是一个悠然，起初哪里有古人和今人的区别呢？舒君姿态爽朗，器宇宏阔，喜欢同贤士大夫交游，他所得到的境界远远超出寻常人之上是理所当然的。将来我如果到了三衢，登上他的亭子，假如我的兴致也同样悠然，就应当为您濡笔作赋。’ 《菽水轩记》越地人李养能，字甫，居住在姚、虞之间，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常常惭愧自己不能准备甘美的食物，于是用‘菽水’二字题写他的晨昏奉亲之室。他的意思是说：‘我想行孝，只能做到用豆粥和清水奉养罢了，不敢把这就当作孝。’并且请我作记。我说：‘从前仲由家贫，不能很好地奉养父母，孔子曾告诉他说：“能让父母吃豆、喝水，却得到父母的欢心，这也就是孝。”由此说来，孝大概不只在饮食。古人也有用三鼎的食物奉养父母的，牛羊猪都具备，君子仍不认为满足；也有用五鼎食物奉养父母的，在牛羊猪之外又加上鱼和麋，可以说物品齐备了，但君子仍不认为满足。这就可以看出，奉养不只在饮食，而在于得到父母的欢心。能够让父母列鼎而食，却使父母心中不愉快，还不如让父母喝豆粥饮清水而得到欢心。’《易经》说：‘东邻杀牛举行盛祭，不如西邻举行简约的禴祭，实际得到的福更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豆，是豆类的总称；贫者煮它作为粥，饿了喝豆粥，渴了饮清水，是最微薄的奉养。我想养能甫家境虽然不很富裕，他的奉养也未必仅止于菽水；他这样说，大概是表示自己永不满足的心意罢了。扬子云说：‘侍奉父母而自己知道总感到不足的人，大概就是舜吧？’养能甫对于饮食奉养尚且感到不满足，那么其余各方面也不会自以为满足，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姚、虞之间，是舜的支子受封之地，还留有舜的遗风。像养能甫这样奉养父母，大概差不多可以近于舜了吧？宋代绍兴年间执政的李庄简公光，是养能甫的七世祖。他竭力阻止议和，被秦桧斥退，贬居岭海十多年后去世。南渡后的忠臣，以李公为首。唉！忠与孝并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庄简公身在朝廷，所以把忠心献给国家；养能甫如今是平民，所以把孝行施于家庭。时代虽有先后，而忠孝都出自李氏一门，也真令人羡慕啊！这就是记。《春晖堂记》

译同郡的马仁安，字甫，起初任郿县县尉，后来又任临卬县县尉。七八年之间，考察他任官所到之处：从今天子的都城出发，渡过大江，向北越过汳水、洛水，进入潼关，仰望太华山的胜景，在秦汉旧都之间徘徊；向西经过汉中，攀援栈道登上剑阁，遍览整个蜀地，然后走出夔门，经过瞿塘、滟滪的险要之处，总共一万多里才回来，真可以说是远游了。后来他气概高岸奇伟，谈起亲身经历的地方，使人听着，即使没有出门，也像亲自走过那里、看见山川的形势一样，衰惫的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看他的行囊却十分萧然，唯独见他有一包手卷，像秘藏宝物一样；打开一看，题在卷眉上的名称是《春晖》。我问他缘故，他说：‘我在乡里时，父母先后去世。我思念双亲不能停止，便建造一座堂，名为《春晖》，以表示不忘双亲。等到出仕以后，离我的堂越来越远，所以把这卷诗文随身携带，寻求天下能写文章的君子，铺陈我微薄的心意；时常取出来诵读，希望仿佛登上我的堂，见到我的父母一样。’我告诉他说：‘仁安甫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根本上是出于孟郊的诗吧？’父母的恩德实在太大了，天下万物都不足以形容它，只有春日的光辉最为接近。古代善于譬喻人的人，曾经用太阳来作比喻，说：‘赵衰如冬日之日，赵盾如夏日之日。’大概夏日的太阳有令人畏惧的意味，冬日的太阳有令人喜爱的意味；用这个来比喻一个人的性情，或许有相似之处，但用来比喻父母的恩德就不恰当了。光是太阳的光，春日的光辉温暖万物，万物因此生长滋养，所以说父母抚育的恩情、顾念反复的心意，只有春晖可以比拟。这就是孟郊说子女的心如同一寸小草，不能报答春日阳光的恩德。这样说来，孟郊可以说是善于形容父母恩德的人了。依我看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可满足的，如饮食、衣服、宫室，都是最切身的事情。因此，藜羹粗饭不足以满足饮食，换成精美丰盛的食物就满足了；粗布短褐不足以满足穿着，换成狐貉皮衣就满足了；柴门小窗、绳结作轴、破瓮作窗不足以满足居室，换成华堂丽宇就满足了。至于父母，父母在世时能够用精美食物奉养，去世后能够用厚重棺椁安葬，远在异地也能按时令荐献祭品，可以说是孝了，但都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心中认为已经足够，就不是孝了。《蓼莪》诗人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正如昊天广大无边，永远无法穷尽。’ 正是因为父母的恩德没有边际，难以报答。所以孟郊‘春晖’的比喻，难道也是《蓼莪》诗人的意思吗？唉！诗可以感发人的情志，由此可以知道，仁安甫对春晖的思念，不只是居家时看见父母的身影、听到父母的声音，后来便不敢忘记。因此即使〔疑有缺字或讹字：“■〈▯必〉跋”〕行走万里，王事匆忙，旅途中的情怀凄凉苦闷，也不敢片刻忘记父母。像仁安甫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孝子了吧！于是提笔写成《春晖堂记》。《风木轩记》风木轩，是钱唐人褚偩本中思念父母而建的。本中天性极其孝顺，稍长大时母亲去世，成年后父亲又去世。母亲去世时，他悲痛忧苦，几乎不能活下去；父亲去世时也是这样。母亲去世那一年，他所居墙边长出两株佳木，枝叶像椅桐。本中认为母亲去世而佳木生长，也是奇异的征兆，于是把树改植到住处旁边。十年过去，两株树像剑一样拔地而上；这时他的父亲又去世了。几年后，本中过来对我说：‘当初我不幸丧母，恰好有树木生长的奇异之事，便把它们移植过来，心想既然再也见不到母亲，也许将来会远远忘记她，所以用这树来作记号。当时，我的先人看见它们便怜爱它们。那时我以为先人正当强健，一定能享有百岁长寿，庇护我们这些孤儿，使我们像这两株树一天天长高茂盛、让人享受树荫一样。哪里料到两株树正长得茂盛，我的先人却竟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离去，我悲痛得不能自胜。我曾和两个弟弟在树下徘徊，忽然有风从树梢飒然吹起，随即怒号起来，树木被吹得披散倾倒，像要被吹倒一样，过了好一会儿仍未停止。本中回头对两个弟弟说：‘古人有想奉养父母而父母却等不到的，曾经用风中的树木作比喻，如今我们所见正是这种情形。’ 于是兄弟相对哭泣，便把种树的地方命名为‘风木之轩’。恰逢第四十二代天师因朝觐经过钱唐，本中前去修礼拜见，把事情经过向天师说明；天师怜悯他，替他篆写‘风木之轩’三个大字，悬挂在轩中。只是还没有人为这个不肖孤儿作记，所以冒昧来请我。唉！孝子所见与众人不同，天下万物，众人看见了觉得喜悦，孝子却有时因此悲伤。一个不能奉养母亲的人，看见〔疑有衍误：“蓼蓼”〕之莪，有人把它当作蒿，有人把它当作蔚。如今褚氏墙边长出佳木，移植以后很快长得高大茂盛，这大概是和气熏蒸所造成的。假如换作别人处在这种情形，一定会指着它称为家中的吉庆，歌咏舞蹈，赞美称扬还来不及；可是本中在这树下休息，遇到天风摇撼它，却独自生起无边的悲哀，他所见的为何与别人如此不同呢？记载礼制的人说：‘春天的雨露已经滋润万物，君子踏过它时，一定会产生惊惧不安的心情，仿佛将要见到亲人。’雨露降临万物，使花木鲜明润泽，天地之间有知觉和运动的东西，没有不心情欢悦的；只有孝子更加惊惧不安，这就是本中看见风木而生出悲哀的原因。不过，仲由所感到的不足，大概是因为早年贫贱。他亲自背米来奉养父母，后来南游楚国，坐在重叠的坐褥上，吃着列鼎的食物，乘着连接的车马出游，而父母已经不在了，因此产生不足之感。如今褚氏家境原本颇为富裕，本中父母在世时，甘美的食物足以完备奉养，并没有仲由那样的不足；可是他微小而真挚的心意竟然还如此。唉！像本中这样的人，可以称为纯粹的孝子了。于是我不再推辞，为他作了这篇记。《幻泊轩记》

译太湖之上有真庆禅寺，是韫中琇师居住的地方。寺院北面有别业，花、竹、泉、石都很洒脱清幽。琇师早晚在这里宴坐休息，题名为‘幻泊’，以表示他所见的事物出于尘世而有根源。无极师是他的法侣，也曾屈尊同我交游。一天，他和无极一同来到吴山脚下拜访我，无极对我说：‘他的幻泊轩想请您作记，怎么样？’我推辞说：‘我所学的与佛道不相合。我所知道的，是亲眼见到的事物中自有道理，不在幽深昏默之处奔驰追逐。佛教的学说博大玄远，向上达到无边无际，不能用思考和言语完全陈述。远处的山河大地，近处的饮食宫室，再近处的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动一静、一呼一吸，直到无穷无尽的未来，一概都看作虚幻而不以为真实。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不是山河大地不足以作为我身体的依托，不是饮食衣服宫室不足以作为我身体的资养，不是四肢百骸、耳目鼻口的一动一静、一呼一吸不能使我们日常人伦生活的需要得到适宜满足。因此，我所看重的只是追求真实，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我所学的是另一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分成两端来看。’ 不过，这个身体停泊在这间屋子里，正像一叶小舟停泊在大江之上、溟海边际。师若能把停泊看作幻象，那么他看待世间万物，不过如闪电容易消失、露水容易干涸。我看见从前那些佛教徒，衣服不穿麻布而穿狐貉，食物不吃蔬菜而吃膏酪，遮蔽之处不住茅屋而使厅堂华美、楼阁高耸。假如这样的人能够知道停泊是幻象，就一定不会把这些当作快乐。琇师积累功德修行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一定是菩萨大士一类的人。我喜爱这个人，只是还没有空闲同他讨论其中的不同；也将要前往他的居所，看看他的幻花、幻竹、幻泉、幻石，使百般牵累全都归于虚无，姑且为他记下这幻泊之意，并让它写在墙面上。《兰菊草堂记》钱唐徐子贞，廉洁耿介而有高雅操守，在城东角修建草堂，不种别的植物，只种兰花和菊花，每天在它们之间巡行。客人有时经过看见，问：‘您喜爱这些花吗？’子贞说：‘我喜爱它们，只是因为它们与我的性情相合。’后来他大书‘兰菊草堂’四字，请我作记。兰这种植物，生长在深远隔绝的山涧幽谷，即使人不采摘它，也在风露之下自然散发清芬细香，有不求向人献媚的意味。菊这种植物，在花木凋零之后开放，时节虽已收敛萧瑟，而幽静的姿态和高雅的色泽仍然鲜明地呈现在风露之外，有不与时俗争奇斗艳的意味。这两种植物，是有道之士不会舍弃的。子贞隐居时，人们看见他对这两种植物眷恋不舍，本来只说这是他的性情如此，却不知道他在实际任用中会怎样。等到遇上革新的朝代，朝廷把天下遗逸之士全部起用，子贞从草堂中起身，凭才能和品行被选为亲王属官，行走于王廷之间，始终用正直之道自我持守，像兰花不求向人献媚、菊花不与时俗争艳一样，受到亲王礼敬。这就是所谓国家有道时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诗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些品德，所以才像这些花。’ 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子贞所守持的品德，可以说使兰菊也感到惭愧了。于是提笔写下这篇记。《安序堂记》

译安序堂，是今第四十三代天师无为子所建。天师既承受符箓之命，便在府第西面大建重叠高屋，丹红的楹柱，彩绘的栋梁，高耸的屋檐，幽深的房宇，高入青云而映照白日，远望如同在天上。东面是高大雄伟的象山，西面是高峻挺立的仙岩，北面又有高风亭高高耸立，像鸟张翼一样。麈湖、琵琶、云林三十六峰则罗列相对，河川的光色、山岳的景色，全都汇集到眉睫之下。天师登临堂上后，把历代先人收藏的琴、剑、图籍以及道藏所藏的仙经、真诰、三洞琼纲，还有近世儒者先贤关于道德、性命的书籍，全都陈列齐备。琅函缥帙，错落排列如鱼鳞。太平日子悠长，他端居于清幽隐密之处，广泛享受其中的趣味，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大道流行的时代。天师认为，这座宅第只是我用来自我适意罢了；至于我所应当存养于自身、并作为后代子孙法则的，必定还应有防范的措施。于是就在堂下两楹之间题名‘安序’，并请我写堂记。《大学传》说：‘君子所居之处而能安定，是易道的次序；得到这种次序就能安定。’圣人作《易》，卦由阴阳奇偶构成，八次变化而成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分阴阳而成六爻变化，共成三百八十四爻。爻辞所阐明的性命之理、幽明的事理和万物的情状，没有不各有次序的，这就叫作‘序’。所谓次序，就像乾卦的卦象是龙，有潜藏、有出现，有跃起、有飞腾，有亢极。’《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叫作象、辞、变、占。君子从《易》中得到次序，也只是在象、辞、变、占之间用心探究罢了。大凡卦爻先有卦象，然后才有卦辞；卦辞是用来显明卦象的，所以要玩味卦辞而观察卦象。先有变化，然后才有占卜；占卜是用来判断变化的，所以要观察变化而玩味占辞。君子平居时学习《易》，既观察卦象，又玩味卦辞，以考察自己所处的情势是否恰当；行动时运用《易》，既观察变化，又考察占辞，以观察所遇到的是吉是凶。把它在事情上验证，再反过来检验自身，有安居守正的实际，这才不违背《易》的次序。既然安于次序，对于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路，将没有求取而得不到的；大的方面如君臣父子，小的方面如事物的细微之处，也没有处置不恰当的。因此得到次序就能安定，得不到次序却能安定，是从来没有的。天师是神仙的后裔，姿态超迈；他的起止、言语和沉默，都与道相合。世间的困穷通达、获得丧失、毁谤赞誉、荣耀耻辱，都不足以牵累他的心灵。不过，他仍然担心自己积累于身、并作为后代子孙法则的东西，未能遵循《易》的次序，而对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所昏昧。他之所以这样忧惧不安，把安序作为心意，难道不是过分谨慎了吗？不然，《易》与老子的道理相合。过去有人曾根据老子的旨意来注释《易》。天师虽然以清静无为为宗旨，凝神于最高的道，但他从《易》中所得、存于自身的无不是实在的道理，留给后代子孙的也无不是实际的德行。又何必担心自己所存养的还未达到极致，或留给后代子孙的法则还不够丰厚呢？用‘安序’给堂命名，这大概正是天师谨慎地保持盈满、不自我满足而自夸的盛大心意。如今他在革新的朝廷中统领仙官班列，光荣地承受皇帝的恩宠，按时入朝觐见，将来一定会有像广成子告诫轩辕黄帝那样的事情。道德所感化之处，在千万亿年中暗中辅佐皇室的福祚，而天师的玄妙后裔也将永远蒙受福泽，岂不是盛大吗？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敢于知道的；然而以最高的道理来验证，就必然如此。于是提笔写成《安序堂记》。《环翠楼续记》本朝设置行人这一官职，用来向四方传达诏命，大概本于《周官》的制度。行人员额极多，又设置行人司正作为长官；不是才识超过众人、属于善于言语之科的人，不能参加这一选任，而卓子强也在其中。子强世代居住在闽地，住宅在三琅山下。这座山气势磅礴，高隆处成为山麓，延展开来成为平原，群峰排列四周；老人峰在前，贪狼峰在后，天骥峰在左，文笔峰在右，像拱卫，又像相互作揖。每当旭日初升，翠色山气四面合拢，纷纷涌入窗户，苍翠之气逼人而来，坐客都不知道它从何处来，实在是佳胜之地。当初，卓氏凭儒学起家。宋代全盛时，有名梦龙、梦麟的人，兄弟相继考中进士，在州中任职颇有声实，是子强的十四世祖。后来有六学先生、菊泉先生，通晓性理之学，同紫阳朱夫子交游，是子强的九世祖。六学、菊泉在世时，认为山川之间，神奇秀美之气舒展发越，也一定要有等待它的人，于是建楼作为宴饮休息之地，以传扬山川胜景。曲折的栏杆横列的槛，空间开阔而无阻碍，三琅山的胜景汇聚在眼前，命名为‘环翠’。后代子孙能够继承祖先的志向，大都不断修葺而没有使它破败，环翠楼的胜景与昨日一样。子强入朝做官以后，出使四方，没有一天空闲，环翠楼的胜景却从未不在心中往来。遇到善于绘画的人，他便把家乡山川的大致意趣交给对方，让对方据此绘图；在公务闲暇时，常常拿出来披览，不只是为了遥领山川胜景，也有时仿佛看见祖先的神明往来其中。子强经过浙江时，到我讲授经书的堂上拜访，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告诉我，请我作记。我告诉他说：‘怀念故土，是人最深厚的感情之一。古代有庄舄，本来是越国人，后来在中原显贵，心中却从未忘记越地，每每作越地的吟唱，这本来就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不过我有话要对您说。您是闽地人，我没有空闲远引别处的事例，就用闽地人的事情告诉您。唐贞元年间，闽人欧阳詹生曾游历京城，他的父母虽然有离别的忧愁，心志却是快乐的；欧阳詹在父母身边时，父母虽然没有离别之忧，心志却不快乐。这足以说明为人父母的，希望子女为国家效力，以功名显达。人拥有有用的身体，却老死在一个地方，与草木一同腐朽，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子强年富力强，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仕途才刚开始，不必过分眷恋环翠楼的胜景。将来您荣幸地承受宠命，荣归故乡，回头看环翠山色，光彩绚烂，照映在书楼之上，这一天可以计算日子等待了。’ 到了那个时候，还要这幅图做什么呢？’于是提笔写成《环翠楼续记》。《柴氏义事记》

译钱唐有一位柴姓的望族子弟，名而字宗礼。他为人质朴丰厚，不崇尚外在的文饰，遇到合乎义理的事总是立即去做。他的朋友有个叫金观的人，本是栝苍人；自从他的父亲到钱唐做官，便在那里定居了。金观曾经考中进士，元至正年间，也登上备牓，做了州县学官。后来遭逢时运衰败、世事变迁，穷居乡里，生计十分困窘。他的母亲去世，竟无力安葬，宗礼替他筹划办理，但还没能完成丧事，金观终于因哀痛过度成疾而死。不久，他的妻子也相继去世。宗礼哭着说：“我的朋友竟不幸到了这个地步！况且他的儿子还年幼，三桩丧事都摆在眼前，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拿出自己的家财办理葬事；力量不够，就向金观过去交往的人请求帮助，终于将金观以及他母亲、妻子的丧事一并办妥，按照金观先人的墓地安葬了他们。此事声名所及，四方士人都恨自己认识宗礼太晚。于是人们把他看作义士。唉！朋友之道已经衰败很久了。平日没有事情时，彼此意气相投，互相以胸襟志趣相许，亲密得像胶和漆一样。等到一死一生，交情才显现出来。谁肯把恩德施给一个不会报答的人呢？如今世上的人不是完全不施舍，只是大多都有所图谋才去做。现在金观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又很弱小，难道宗礼是有所图谋才这样做的吗？在古人中寻求这样的事，只有郭代公、柳仲涂、范丞相、苏长公这两三位君子罢了，其他人很少听说。那两三位君子行义确实深厚，但有的凭借显贵富有，有的依靠俸禄，把财物推给别人似乎并不困难。宗礼只是一个平民士人，家产不过中等人家的财产，却也能做到古人所做的事，难道不是特别值得尊崇吗？友人筦钥把他的事迹很详细地告诉我，所以我替他写下此文，用来示给那些考察民风的人看。梅阁记 梅阁，是如今浙江按察副使何公闲居宴息的地方。何公性情清洁自守，对于各种植物，唯独喜爱梅花。他建造了一座高楼，使楼层高出梅花之上。每当隆冬时节，梅花突然盛开，他俯身靠着栏杆观赏，只见梅花如白玉积雪般灿烂，芬芳扑面而来，诗兴油然而生，整天吟咏不止，竟不知自己的身处太素乡中。于是自己吟诵道：‘我的远祖水部府君，在扬州见到东阁官梅，曾赋诗而闻名；我把自己的姓名和居所都称作梅阁，难道不可以吗？’不久，他请我为梅阁作记。我想，人生在百世之后，却能以百世之前的人为友，必定是因为那人的声望、气韵能够触动心灵深处，彼此心领神会，自然而然，并非勉强做到的。即便如此，这只是就普通人以善人为友来说的。若推究彼此本来出于同一源流，大概就不必计较远近亲疏，那么相互感应就更加容易了。这就是宪使公仰慕何水部梅阁的原因。考察何水部，他名逊，字仲言，世代是东海人。八岁就能作诗，二十岁时已有文名。当时范云、沈约都享有盛名，范云称赞他的文章兼有清浊、融会古今，沈约也当面赞誉他说：‘我读你的诗，一天反复吟诵三次还不能自已。’ 他受到当时名人的推重，大概就是这样。唐代诗歌尤其兴盛，而杜子美又超过诸家，也推重何逊说：‘沈约、范云早就知道何水部的才华了。’何水部曾任梁建安王行参军、记室，后来官至尚书水部郎。他随建安王镇守扬州时，东阁的梅花正开始开放，何水部倚着梅树吟咏，整天不肯离去。他的诗清丽绝妙，见于家集，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后来杜子美在蜀地，遇到裴节度登东亭送客、看见梅花作诗，便用何逊的故事和作裴诗，于是有了‘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句子。这就是宪使公把楼命名为梅阁的原因。但考察水部一生，他只是凭文学建立声名，在事业方面却少有表现，还是当时所任用他的地方只限于文学呢？这就无法知道了。如今宪使公学问广博而才华充足，表现在文章制作上，大篇章如云气奔行，短章铿锵有声，深得水部的家法。他正持着部使者的符节，巡行浙水以西，想来将以饮冰啮蘖般的操守，像梅花冒着严寒而茂盛一样，播扬芳名，建立伟业，以报答君主的知遇，难道只是为了像何水部那样因梅花玉雪般灿烂、芬芳袭人而兴起诗情吗？我听说古代善于推测他人后嗣的人说过：‘光明久远而且自身还从别处发出光耀。’宪使公对于水部，正是有这种光耀。如果只说他与水部爱好相似，那哪里是懂得这句话的人呢？玉带山房记 玉带山在兰溪县东面三十里左右。山势秀丽挺拔，山顶和山脚都是青色，只有山腰一片纯白，横向延伸数十丈乃至百丈，好像拖着一条玉带，所以叫玉带山。县人王端翁先生的祖居在山下，于是题名为玉带山房，请我作记，并且说：‘玉带山的美景在我家门庭之外，已经不止一代了。我的先人元至元初年以羁旅孤儿的身份来到燕地，有幸侍奉窦文正公，暗中学得他的铜人针法，凭医术起家，逐渐升任江西官医提举，后来又任太医院签事。虽然长久留在燕地，但早晚思念始终未曾离开玉带山左右，所以还未衰老便辞官归来，退居在玉带山下。那些身患疾病、登门求医的人，甚至不远千里赶来；一望见玉带山灿然在目，就说：‘救活我的人就在这里了。’一时间，玉带山的颜色仿佛经过洗濯，格外明净。我年幼时侍立在先人身旁，看他按察俞穴，探求经络的贯通联系，以验证气机运行，不敢不用心钻研。先人去世以后，中间又经历许多变故，我做的小官不足以显达，却没有因为我不像先人而轻视我，反而认为我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前来求我治疗的人，就像当年奔向我先人一样，从不因为我父子处在不同世代而稍有隔阂。幸而玉带山的颜色仍和过去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丈〕 ‘只是先人在玉带山的破旧居所，怎么可以不加以图绘表彰，以彰明先人的遗志呢？所以冒昧坚持请求您。’我说：‘美玉蕴藏在石中，山上的草木也因它而显得光润，何况人的品德呢？古代有个庚桑楚，居住在畏垒山中，而畏垒山获得了大丰收。那庚桑楚哪里能使畏垒山丰收呢？只是因为他的德行熏陶浸润了那里，所以山才呈现祥瑞。’我游历四方，遇到经过玉带山的人，谈起王氏父子的事迹，说他们使将死之人活了下来，数也数不尽；他们世代积累的德行，就像层层累筑金城一样。先生听了这些话而相信。将来玉带山上出现祥瑞，如同畏垒山获得丰收，也不值得惊奇。难道他们一定会有人佩玉立于朝廷、声名远播、功业卓著，以扩大他们的恩施，成为这些祥瑞的验证吗？山房之名就是用来记载这件事的。签院名镜潭，瑞翁名玉泉。大概是因为山下有深潭，水澄澈宁静、明净透彻，光亮可以照人，所以他们父子以此自命。’ 明德楼记

译我县张可敬氏与我一同寄居在武林城中。一天，他拿出一卷东西，到我授经的堂上来见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前内翰鄱阳周伯温甫所篆写的‘明德楼’三个字。周公以篆书闻名当世，这三个字端庄劲健而圆润，得到斯冰书法的妙处。我抚玩了很久，遥想前朝文物的美好，舍不得放下。后来合上卷轴，问楼的朝向形势以及给楼命名的意义。可敬回答说：‘我的住宅在县城中，先祖父曾任处州学官，归来后建造了这座楼，专心从事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学问。恰好周内翰因出使经过天台，曾登上我家楼，为先祖父写了这三个字，悬挂在屋檐之间，用来表示正学所在。我祖父不幸去世，这座楼也毁于战乱，幸好内翰公的遗墨还在，便在旧址建造新楼，摹刻他的遗墨重新悬挂。我的祖父虽然去世，却仿佛没有去世。请您为我作记。’可敬的祖父就是伯宁先生。我很早便离开乡里，从未到过他的楼上拜见先生；如今看到先生所留下的表迹，也或许可以窥见他的学问边际了。由浙江向东，山岳秀丽没有超过天台的，而赤城、琼阙、玉霄等山峰中最秀美的部分，又全都朝向县楼。楼近市井，却高出众屋之上，各座山峰的秀色都可以尽收眼底。秋日高远，空气清朗，先生身处尘埃之上，倚楼远望，只见天空如镜般洁净，一丝云翳也没有，万物都显露出来。先生神情爽朗，收敛视线，反观内听，默默地向内省察，所谓上天赋予我的、本来具有的体性，难道不能在这里完全看见吗？这就是楼名的意义。虽然如此，这个道理，文公先生在孔氏遗书中已经说得很完备了，而他的门人弟子又用镜子作比喻，说镜子这种东西，尘垢除去后镜子的本体便显现出来，就像物欲除去后心的本体便完整，这话当然正确。但这只是说用力修养的地方，起初还不如就着眼前境界来观照自己的心，使内外一致来得亲切而直接。文公先生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上，而‘明德’两个字又是《大学》的第一义。求学的人如果确实对此有所体会，那么大而言之，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而言之，用来治理一身一家，都是从这里产生的。经生学士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熟知的见闻而轻易看待呢？我听说文公先生四书之学形成以后，最早传到我台州；想来伯宁先生距离前辈不远，其中精微的旨意一定有所承受，所以他把这几个字表彰出来，就像铭刻刀剑、门户窗牖一样，不敢忽视。不然，这座楼只专门占有山岳的美景；芳美的题字、雅致的匾额，什么没有？为什么偏偏取这个名字呢？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耳听到先生的言论，但因可敬的请求，姑且粗略说出这些，也不知道是否说到了要旨。假如还没有说到要旨，那就在于可敬自己如何用力了。《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他的德行。’你请回去好好求索吧。滋德堂记 先王忧虑百姓，认为凡是生活喘息在天地之间的生物，都难免受到六气过度侵袭而夭折，所以制定医药的器具和方法，保全生命，使人达到长寿，恩德实在深厚。因此《周官》设置医师，掌管医药政令；凡国家中有疾病的人，都到医师那里去，由医师分别治疗。年终考核医者的医事，并据此决定他们的俸食。至于五味、五谷、五药的调配，保存在神农氏、子仪等人的医术中的，正是这种道理。岐伯、俞拊、秦越人、淳于意等人，观察五气、五色、五声的盛衰，改变九窍、九脏的变化，以确定人体气血的盈虚和盛衰，也都辅助发展了医道，弥补天地造化的不足，为世间众生、为万世建立了德业。秦朝无道，竟敢焚烧六经，废弃周公、孔子的道统；至于医药之书，是用来延续人类生命的，幸而独自保存于世，实在是因为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不可能一朝消灭。如今有人明白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根源，五苦五辛以及温凉燥湿的性质，大概都是本于神农氏、子仪、岐伯、俞拊、秦越人、淳于意遗留下来的方法，用来救济人类、利益万物。因此论说他的德行，几乎无法承袭而取尽；说到他的源流，必然要推重久远的世代；说到他的影响，必然要推重众人，而不是一时的苟且行为或一个人的侥幸所能达到的。所以君子致力于使德行不断增长。钱塘有个徐镇，字鼎夫，本是医家子弟，性情安静而聪敏。郡里以他才华出众，选拔为杭州学校的弟子员；他学习经艺辞章，有足以称道之处，同时也没有废弃医术。他家中曾建造一座堂来储藏药物，却还没有名称，请我给它命名。我说：‘经书说“树立德行务求滋长”，你的道路也与此相似，应该命名为滋德。’徐生说：‘是。’他的先父凭医术闻名于大方之家，治疗方法完整地保存于家中，已经树立了德行；徐生年纪轻轻便继承了它，又治好了数不清的病人。像我这样多病的人，也靠徐生才得以活着，真可以说是善于使德行滋长了。虽然如此，我还要告诉徐生滋长德行的方法。难道没有见过富人使财富增长吗？以一金为本钱，便生出百金；以百金为本钱，便生出千金、万金。只是因为他滋长财富的心意强烈，所以即使奔走到荒远边地而冒犯狼虎，漂渡深海而触犯蛟鼍，濒临死亡也不害怕，终于达到大富。何况滋长德行没有这些险难，不过是把这种心意推及彼处罢了。徐生如果用滋长财富的方法来滋长德行，长久坚持而不懈怠，那么德行所产生的作用，就有说不尽的地方了。不知你认为我的话对不对？徐生说：‘承蒙教诲，承蒙教诲，希望您写下来作为记。’ 泽存室记

译易贞庭，干本是荆州人。幼年时跟随父母为躲避战乱来到浙江，于是便在那里定居。他姿态纯正文雅，行为十分谨慎整饬。经选拔成为杭州学校的弟子员，出入学校，不但从不嬉戏追逐，平日也从未见他笑；即使发怒甚至斥骂，也总是面有不愉之色。我惭愧地担任都授，师生曾跟随我询问疑难义理，我替他们辨析；又跟随我学习文字，我替他们删改润色。易生擅长书法，我有时写成论著，多让他誊写。因此易生在儒生之列，与我往来尤其密切，我常常仔细观察他，对他十分怜爱。一天，他告诉我说：‘我跟随父母来到浙江，日渐长大，希望有所成就来奉养父亲和母亲。如今幸好父亲还健在强健，可是母亲却抛下我这个不肖孤儿去世了，我想报答却无处可报，所以孤苦伶仃，常像身在忧伤之中。我经常读《大戴记》，读到母亲去世后，孝子捧着母亲用过的桮桊，竟不能饮酒。那器物上还留着母亲口泽的气息，他便流下悲伤的眼泪，仍然害怕自己或许会忘记母亲。于是我就在母亲饮食起居的地方，题名为“泽存”。先生能不能赐给我一句教诲？’我告诉他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尚存者，这是人子之道。怎么敢有让亲人真正死去、从心中消失的想法呢？桮桊，是饮酒的器具，用木头揉制而成，再加以髹漆。普通人家日常使用的器物，不是贵重到无法得到的东西。《礼记》记载，君子认为这种器物是母亲曾经使用过的。母亲虽然已经去世，但口泽的气息还留在上面。捧着这个遗物而悲痛，真情自然会流露出来，所以就像不能饮酒一样，并不是真的不能饮酒。’易生以此自我表现，可以说是没有让母亲真正死去的人。凡人知道在父母活着时奉养他们，固然无需多说；但要说到父母去世以后仍不忘记他们，有些人未必能做到，那就是让亲人在自己心中死去。让亲人在心中死去，不是孝子。人本来没有不思念的：看见黄河、洛水而思念大禹，看到甘棠而思念召伯，那种思念，是由众人都能看见的事物引起的；拿桮桊来思念母亲，却只有孝子才会这样。唉，也有人发誓到了黄泉也不再相见，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情。古人说纯粹的孝最难做到，从易生来看，大概已经接近所谓纯孝之人了。易生正在学校中培养才德，将来要被时世任用；今天不遗忘自己的亲人，那么将来就不会背弃君主，这一点清楚可见。如果把这种心意推行到官政中，发扬皇帝的仁德，导引百姓的性情，革除浅薄而归于忠厚，使风俗达到唐虞三代的时代，那难道不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吗？我虽然年老，还来得及看到这件事，所以写下此记。存诚斋记 郑敬常甫为人敦厚坚实、周密谨慎，孝顺友爱实行于家庭，诚信道义取信于乡党。学问足以使自身光彩，却不自我炫耀；见识足以通达长远，却不自以为贤能。与他交游的人，搅动他却看不见浑浊，澄清他也看不见清澈，大概接近古代所谓有道之士了。他曾经整洁一室，命名为‘存诚’，请我作记。我说：敬常甫大概是懂得道的人吧？天下的道理不出于诚，人之所以能够参赞天地而成为人，正是因为诚。出于诚便进入虚伪，这是非常可怕的。人之所以为人，身体所接触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交往；以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一餐一息，无不有真实的道理存在其中。道理本身无所作为，只在人用真实的心去实行罢了。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心完全是天理，无论做什么都是真诚。普通人的心纷乱不安，始终在利害和物欲之间旋转，所以在人伦日用之间没有时间完全实行道义，只能免强苟且而已。因此说：‘诚是万物的终始，没有诚就没有万物。’所以君子把诚看得最为可贵。唉！诚不是圣人就不能完全做到。想要达到圣人境界，关键大概就在于存养真诚吧？敬常甫把书斋命名为‘存诚’，如果不是懂得道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我曾说，圣贤谈论诚，散见于五经四书，已经说得很完备了。推究进入德行的要领，还没有像《干》卦九二爻所说‘闲邪存其诚’这一句话那样明白，这大概就是学者用力的方向。敬常甫大概对此有所领会吧？所谓邪，是物欲产生的污秽，正是它使人的灵明沉没。防止邪念侵入，诚自然就能存留。敬常甫为人，威仪、言辞、声气都如此端正，必定是因为他在内心用功，以敬自我持守。以敬自我持守，那么方寸之间就会成为凛然神明居住的地方，城墙坚固、护城河深厚，外来的侵扰怎么能够进入呢？这一定是敬常甫自己体会到的境界，是别人无法知道的。我学习尚未听闻大道，对于圣贤之学，本来不敢轻易谈论，但也不敢不努力；还应当向敬常甫询问其中的缘故，或许可以听到圣学要旨的一二。《始丰稿》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始丰稿》卷十一 （明）徐一夔撰 记 养志堂记

译侍奉父母的道理，没有比奉养父母的志意更重要的，饮食、衣服、居室等物质供养还在其次。《礼记》说：‘孝子奉养老人，使老人心情快乐，不违背老人的志意。父母所敬重的，自己也敬重；父母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即使对于犬马，也是如此。’这就叫养志。因此，用甘美的食物奉养他们，用滫髓调和使食物滑美，可以使饮食满足口味；暑天就给他们穿絺绤，寒天就给他们穿狐貉，可以使衣服适合身体；夏天让他们住在凉堂，使他们不知道暑气；冬天让他们住在温暖的馆舍，使他们不知道寒气，这样居室可以使他们睡卧安适。但这些都还不足以称为养志。所谓养志，一定要像前面说的那样，才可以无愧于孝，而不只是饮食、衣服、居室的供养。上虞县严氏兄弟二人，哥哥叫焕文，弟弟叫炳文，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而且善于侍奉父母。他们家境颇为富裕，饮食、衣服、居室等供养，平时都能具备。哥哥对弟弟说：‘这些不足以称为孝，只有能够奉养父母的志意，才差不多可以算孝。’他们的父亲也有学问品行，受到一乡人的推重；每逢岁时，先生长者来访，他们必定准备酒食与之款待融洽。兄弟二人在旁边快步侍奉，不敢落后，恭敬谨慎，只怕不能得到先生长者的欢心，从而使父亲获罪。后来先生长者屡次来访，见他们不懈怠而更加虔敬，于是先生长者互相说道：‘像严氏兄弟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能够养志了。’过了很久，大家共同给他们的堂命名为‘养志’，兄弟二人推辞说不敢当。大家又一起谋求，请我写几句话，他们说：‘希望能有所裨益。’我告诉他们：‘世俗所说的孝，只要在饮食、衣服、居室的供养方面不亏待父母，人人都自以为足够了，又有谁知道以养志为孝呢？饮食、衣服、居室，凡是有能力的人都能做到；至于养志，有能力的人有时反而做不到。’这就是邹孟氏唯独取法曾子养志，而不取法曾元只养口体的原因。即便如此，孝子能够养志，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但邹孟氏又说：‘侍奉父母像曾子这样就可以了。’却仍不认为足够，这是为什么呢？《蓼莪》的诗人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那恩德如昊天一样无边无际。’唉！子女侍奉父母，什么时候才算足够呢？所以说：‘孝子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日。’严氏兄弟还要牢记这一点啊。上虞县戒德寺记 自从佛法流传到中国，凡是名胜地区和幽深之地，大多不是普通编户百姓所能独占的，必须建成著名的兰若大寺，才称得上宏大。大概天地之间，秀异之气所蕴藏的地方，必定要有所等待才会显现，并不是偶然的。上虞县西北六十里左右，有一座寺院叫戒德寺。唐大中年间，当地居民周氏兄弟元度、元庆捐出住宅建寺，并请有道高僧弘泰作为开山祖师。寺东有大湖，广阔一百多里，波光云影，水波清亮荡漾，可以照见人，也可以洗濯，名叫夏盖湖。湖的南面山峰秀丽高耸，蜿蜒雄伟，形势仿佛挟着云直上，又像拱卫、回顾，叫九龙山。湖的北面又有大山，耸立如倒扣的盂，横亘在沧海之滨，外面阻挡波涛，里面稳固聚落，叫夏盖山。寺院占据湖山的胜景，面向开阔清幽之处，超越尘埃而面对美好形胜，是建寺的宜地。当初周氏兄弟建寺时，工匠挖地基，锄头入土不过尺把，发现一条红蛇，片刻间断成两段，仔细看竟是黄金。兄弟二人相视惊骇，说：‘这是神物。’他们谦让而不敢占有，于是把黄金卖掉用来建寺，又用剩余的钱造桥。所以这座寺最初名为义让寺，到宋祥符年间才改赐今额，而桥名分金桥仍沿用旧名。这足以证明秀异之气所蕴藏的地方，必须有所等待才会显现，确实不是虚妄的。原来这里是佃农和渔民杂居的地方，却变成飞檐高楼、涌起殿宇，钟声、木鱼声和梵呗之声朝朝暮暮在云林烟水之间响起，难道不是吉祥的土地吗？宋室南渡以后，李庄简公光有清正的节操，乡里住宅在上虞偏僻之地，曾经在这座寺中盘桓，题字后离去，也足以看出这座寺的非凡。可是为什么到了宋末，忽然遭受火灾的惨祸，从前飞檐绚丽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元至元初年，寺僧善宁有戒德品行，僧俗都仰慕他，当时捐资相助的人接连而来，于是重新建造。殿堂、楼阁、门庑以及浴室、仓库的规制，佛菩萨、天人等塑像，珠缨、宝幔以及异香、花、灯等供养物，全都鲜明洁净、完整美好，恢复了旧日景象。到至正年间，墙壁的黑白涂饰渐渐漫漶，墙垣渐渐剥落倾圮，瓦沟砖石渐渐缺损脱落，年老的僧人常演、德林又都修葺更新。于是这座历经五六百年的道场，常常像从未毁坏的时代一样，成为一方著名的兰若寺。寺院过去没有记，僧人本愚曾在天界寺住持泐公禅师门下参学，偶尔谈到寺记之事。禅师说应该请天台徐君来作，于是他把寺院的始末备录下来前来请求。我听地理家观察居处的说法，认为凡是建造屋宇居住，必须占据风气汇聚之处，而且风气要完整坚固。这样积聚得深厚，发扬也不会穷竭，才能安定长久。然而从世事来看，建筑的兴成和毁坏不能不受命数限制。那些没有终于毁坏而又重新兴盛的，也有地灵的帮助，不是命数所能控制的。像上虞县的戒德寺就是这样。当初周氏捐宅建寺，只因为敬畏土地的灵异，不敢占有那块地方。哪里料到会出现蛇化黄金的奇异之事？这难道不是土地不吝惜宝物、显现祥瑞征兆吗？难怪这座寺建成后毁坏，毁坏后又重建，不是命数所能控制，仿佛有神人暗中相助，确实不是偶然。建造这座寺的人，怎么可以推说只是人力呢？难道可以轻视上天的果报吗？寺院的僧众分为七个支派，以甲乙次序传承；从这里受戒得度的人，大都清净修行、喜好学习，外出游方于大方之家，并以道德功行著称。重建大慈定慧禅寺记

译大慈定慧禅寺，是唐代寰中禅师的道场。寰中从百丈大智禅师那里得到宗旨，元和年间行脚来到杭州，喜爱这里山林幽深，于是驻锡于此。皈依的人很多，准备建立道场，但这里地势高亢，缺水供厨房和浴室使用，便想迁往别处。一天，他在禅定中，见一位仪表十分伟岸的神人，向他拜见说：‘我的师父在这里弘扬佛法，使众生获益，我们难道能不尽微薄之力吗？我将驱使两只老虎，把南岳的童子泉移来供养我的师父。’第二天，有两只老虎在山的西南角用爪刨地，像挖井一样。不久泉水涌出，灌满坑穴，而且味道极其甘甜清冽，于是道场建成。后来有从南岳来的人，禅师问童子泉怎么样，那人说：‘已经干涸了。’于是这泉因老虎刨地而得名虎跑泉。寺院建成，赐额‘大慈’，是在长庆元年。开成初年，禅师圆寂。咸通初年，他的大弟子钦山便把老师的行迹上奏朝廷，谥号为性空，塔名为定慧，寺额改为法云。院中和年间，又把塔名和寺名配合起来，成为今天悬挂的匾额。宋太平兴国年间，南泉愿、临济玄、无着、喜、赵州谂、岩头奯、雪峰存都来到此山，与寰中禅师阐扬宗旨，所以又名祖塔院。元祐年间，苏长公任杭州太守，有一首《病中游祖塔院诗》，见于他的家集。建炎初年，又恢复了长庆年间的寺额。嘉靖年间，权臣史弥远认为这里的土地适合修建坟墓，想暗中废掉寺院；有人作俳谐之语威胁他，于是阻止了史弥远，但寺额仍被迁换。当地郡县建造香火院，又上奏夺取寺地作为军营。当时有个僧人叫克符，混居其中，谋划恢复旧寺，但最终没有成功。不久，宋朝国运也覆灭了。元至元年间，巴江回公住在净慈寺任第一座，在泉水旁搭建茅屋，等待时机和缘分。当他正在割草、搬运土石时，发现一块形状像僧伽的石头，原来是寰中禅师的像。他把石像洗净供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寺院复兴的征兆。大德初年，盐运使胡公度一向敬重仰慕回公，于是捐出财物兴建寺院，而寺额仍沿用中和年间的旧名。至治年间，止岩成公继承其事，在半山建亭，题名为古禅林。这座寺院虽然已经恢复，但规模并未超过过去。大凡世间涉及有为事业的事，必定要等到合适的人才会成功。明朝洪武十年，定岩戒公来主持寺务，反复察看后说：‘这座寺院的地位虽然在五山十刹之列，但我寰中禅师曾在这里弘扬佛法，声望高远流传；一时那些足以建立宗派、传下法脉的高僧，都来到此山与寰中禅师阐扬宗旨。至今八百年的事迹都记载在僧史中，名号在祖堂里也没有泯灭。承继这宗派的人，怎么可以因循简陋、敷衍了事呢？那哪里能谈得上恢弘祖师之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于是他发下宏愿，把改建寺院作为自己的责任。但寺院原来容纳众僧的地方很少，而主张彻底改建的人很多，因此未能立即完成。地理家说，这是因为寺前的涧水直冲而下。他首先捐出自己的衣资，购买土地二亩，开凿成方池，用来蓄水。于是聚集众人捐施，备办材料，命令工匠建造大雄宝殿，规模比旧殿增加三分之一。经过四个寒暑才建成。准备建造僧堂、法堂、方丈、三门、钟楼和两庑，但旧址不足以容纳众多建筑的基础，于是削平岩石、开凿山谷，左右前后拓展六百多尺；僧堂、法堂、方丈、三门、钟楼和两庑的规模才比旧时扩大。至于仓库、厨房、浴室，也都依次完成。又想另建房屋，以接待暂时来到的云水僧、来此休养的名士和疗养疾病的人，但基址仍很窄，于是在两庑之间建造重屋，分设房间安置他们。又经过五六个寒暑才全部完备。到此才具备大寺院的规模。寺院过去有一块断碑，残缺得无法阅读。成公住山时曾经立石，但记载次序尚未核实。如今竺隐道公以德高望重主持宗教，赞许戒公的作为，说：‘如果所有住持都像戒公这样，哪还有废弃而不能兴起的寺院？’于是整理叙述事情始末，让人来请我作记。我曾经从西湖向西而行，经过赤山的山冈，约三四里，沿山路曲折进入，不到百步便看到新建的山门，悬挂着‘大慈山’三个字，是元代江浙行省平章紫微史公弼所书。进入山门，又沿山走二三百步，有一座石桥横跨小涧，才到寺门。山势三面环抱，林谷清幽深静，山岚雾气苍翠而清寒，人间尘嚣无法到达，确实是清净之地。这就是大慈定慧禅寺。我长久游览周视，看见殿堂宽广深邃，佛像庄严，香、灯、幡、盖鲜洁华美，乃至供佛、供僧的器具，没有一样不完备充足。于是啧啧赞叹说：‘从前南北两山的禅院教苑，甲乙相望，号称佛国。这座寺院虽然是古老的道场，但求取名位的人有时无暇顾及；自从遭受兵火，过去的盛况大多被时势压抑，荆棘还没有完全清除，瓦砾也没有完全搬走。这座寺院不但比过去焕然一新，而且有所超过。’后来慢慢询问，才知道是因为主持寺务的人有志于兴建，不因时势困顿而退缩，不以工程巨大为忧，积累善行，取得众人信任，乐意捐施的人很多，所以才能有这样的建设。有人认为有为的建造不是道所寄存之处，因此不屑于从事，这大概是不懂得理与事本来不二的缘故。像戒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通达理事不二的吗？仰望高山，感慕寰中禅师而奋发兴起的人是有的。只要不断继承、引导下去，难道还会缺少善于继承的人吗？戒公名净戒，字定岩，是苕溪人。他通晓内外典籍，持守戒律十分严格；从天界净觉禅师那里承受佛法，具有古代高僧的风范。碑 敕赐灵谷寺碑

译当今皇帝顺应天命、开启国运，建立大一统的功业，把都城定在钟山南面，辨明方位、端正宫位，恰好与梁代神僧志公的塔寺相距很近。洪武九年春，浙东僧人仲羲奉召来任住持，向前望见宫阙，只有一里左右，私下想道：‘王气聚集之处，紫云黄雾早晚拥护；不只是我们僧徒起居不安，恐怕圣师的神灵也有所不安。而且佛法以方便为先，如果能在近处改建寺院，实在是大幸。’于是向皇帝请求，皇帝答应了。仲羲便在朱湖洞南面选择地点，那是钟山左侧的山腰。木材尚未备齐，正好朝廷把太庙迁到宫阙左边，不敢把旧庙留下的材料另作他用，于是把材料施给寺院。又派亲军五万多人，把塔迁移到寺院旁边。工程即将完成时，有研究宫宅地形的人说，这个地方低洼狭窄，不适合京城大寺。仲羲再次上奏，皇帝下诏舍弃旧址而另建新寺，扩大规制，使其能够容纳一千名僧人。皇帝命太师韩国公李某在独龙冈东麓选择地点，西面距离朱湖洞约五里。那里中间宽阔，外面开敞，山峦回环、丘阜重叠，左右山势彼此相向，方山在南面高高耸立，完全是天然形成的，俨然如佛教祇园的境地。仲羲把图样进呈皇帝，说：‘用这个地方奉祀志公最合适。’于是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卫指挥佥事滕聚、卫指挥佥事袁禄、神坛署令崔安主管工程。工程于洪武十四年九月选择吉日开建。中间建大殿，大殿前东面是大悲殿，西面是经藏殿；食堂在东面，库院附设其旁；禅堂在西面，方丈靠近它。大殿后面是演法堂，志公塔建在法堂北面，高五级；又建殿附属于塔，以备礼拜诵经；塔的左右建屋，供奉香灯的僧人居住，两侧以两庑为翼。墙壁上绘有佛出世、住世、涅槃以及三大士、十六应真、华梵神师示现的事迹；外面设置重门，四周环绕墙垣。养老、养病以及暂时来到的云水僧，也各自有安置的处所。至于井、灶、浴室、仓库等禅林应有的设施，没有一样不齐备。建筑制度方面，因为佛应当独尊，所以正殿只供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像，其他侍卫天神都不列入其中；因为禅修和饮食不可混杂，所以食堂附设在库院；因为住持不可远离弟子，所以方丈建在禅堂附近。又因为连坐观心容易混杂笑语而不能专心，所以把它们的龛位分开；因为独居小寮休息容易流于安逸而不加检束，所以把他们合在同一房间中建造。建筑法式采用梁、架、桁，不设置重叠的斗栱；以枅承接椽木，不采用重檐。凡是椽木交错、檐沟相接、盘结密集，像蜂房蚁穴一样的形式，一概不用。建筑规模和气象开阔雄伟，远看如飞翔的鸟翼，近看如山岳耸立。都城士人百姓无不瞻仰赞叹，认为是罕见的建筑。这些都是皇上在万机之余思虑所及，而仲羲和负责工程的臣僚只是奔走承受皇命，筹算后交给各类工匠，加紧督促工程罢了。木材、石料、瓦砖、丹垩、髹漆等所需物资，全都是皇帝赏赐的。工程浩大，费用无法计数，而且不劳役一个平民，而是让触犯法律的人充当工役。工程完毕后，又全部赦免他们。把罪犯役使于慈悲之地，并引导他们走向有生之路，这又是皇帝惩恶劝善的神妙机心。第二年六月十三日工程告成。皇帝因这里地势优美，赐额为‘灵谷禅寺’，又赐给田地若干亩，每年收入稻米四千石，用来供养僧众。又过了一年正月十日，皇帝在斋宫，召见僧录司的臣属询问，谈到灵谷寺的碑文还没有建立，便说：‘你们应该推举善于作文的人来撰写。’ 于是右讲经守仁把杭州府学教授臣徐一夔的名声告诉了他。不久，仲羲奉敕详细说明事情始末，并带着书信和礼物来索取碑文。仲羲接受诏旨后，便派他的弟子道聮带着使命来到臣一夔这里。我学识浅薄，忝任外郡教职；如今皇上的命令降临，不胜恐惧，谨慎地把事情记载下来，拜手稽首说：‘我私下曾听说，大雄氏的教法以深厚的慈悲和宏大的愿力摄受众生，使他们全都归于正觉，这不是小事。因此，若不是国王大人，就没有人能够弘扬它。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凡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都认为佛道能够秘密辅助化育之机，暗中辅佐王政，所以尊崇奉行它。然而，愚昧的人侍奉佛教不得其道，到了后来便不可能没有弊端。皇上兴起，承继中华正统，成为天地神人的君主，统御万方，施展大有作为的谋略，举起历代帝王废坠的典章而全部更新，为圣子神孙留下万世遵循的法则。至于佛教，也因近世僧侣居所不存古制而被圣上挂念。近来因僧人仲羲的请求，改建志公的塔寺，于是本着佛教的本意加以创新；规划安排超越古今，使凡是学佛的人在起居饮食休息等方面各得其所，从而能够专心致力于佛道。至于慈悲之风所吹拂、佛法之雨所沾润之处，一切有生命的众类都愿意弃恶从善，希望能够以此稍稍报答圣天子崇尚奖勉佛教的美意。况且他们这些弟子生在两千年以后，却能够看见佛教盛大兴隆的景象，如同发生在两千年以前，这难道不是幸运吗！’于是谨慎地把这些话系在铭文之前。铭文说：皇帝接受天命时说：正当这个时候，天与人能够协调，上应昌盛的时运；手执斧钺，掌握旌旗，豪杰纷纷景仰归附，天命历数集中于自身，于是成为我们的君主。皇帝回顾四方说：‘这片疆域广阔、德泽涵养之地，威势和归服都在我一人；神灵护卫引导我到达建业，于是开创帝王的基业。’承受上天的策命，就是这座建业城。这里土地广大而深厚，西有虎踞之势，东有龙蟠之形；上天造就了这块神圣的郊野，作为帝王的居所。想到在此定鼎，卜问的结果如同洛邑一样吉利，于是大都安定下来，万国前来称臣；春季朝见、秋季觐见，冠帽衣带整齐的臣子络绎不绝。宏伟壮丽的宫殿，高耸巍峨的朱红宫阙，五色彩饰构成文采，映照着天日。大地不吝惜珍宝，祥瑞符命接连而来。从前有位神异的法师，也曾在这里显发灵迹。这位神师是谁？就是道林真觉。那高耸的塔寺坐落在高山之上。塔寺高耸，宫阙在前；他的弟子不得安宁，上奏请求迁建，正合皇帝的心意，于是诏令依从他们的方便。皇帝于是命令臣僚，具体负责改建。既已筑成又已构成，壮丽美好，宽敞华美。那居所显赫光明，震动照耀天上人间。大觉世尊具足万种功德，巍然居于中央。玉毫金色，千位僧众济济一堂，有的进食，有的坐禅，彼此不相混杂，各自安适。那座窣堵波仿佛从大地涌出，是道林法师所栖止之处，天龙环绕护卫。这座宏大的寺刹，格外殊胜庄严，如同兜率宫从天上显现在人间；这就是京城的寺院，可以作为四方寺院的典范。如果不加以表彰显扬，怎么向远方之人显示它呢？所以重新兴建它，有所革新也有所因循，出自皇帝的睿智筹划，用来振兴佛法。佛法的运行，仿佛佛陀仍在世间；凡是一切有生命的众生，都受到慈悲恩泽。愿皇帝与佛，都是天中之天，暗中相合、默契相应，直到亿万年。

译重修龙翔宫碑（有序） 杭州的龙翔宫最初建在后市街西面，大概是宋理宗潜邸的旧址。理宗把这块地方划为宫观，用来奉祀感生帝，并命左右街都道录胡莹微担任开山住持，以提高此地的地位。元至元年间，西域僧人嘉木扬喇勒智总管江淮佛教事务，尊崇佛教而抑制道教，把龙翔宫改为寿宁佛寺；住持胡原洪在城西北角购置土地，重新建造寺院。那里与宋和义郡王杨氏的宅第十分接近，而如今宫观的基址正是杨氏奉祀神祠的地方。延祐年间，朝廷颁下玺书，命天师张留公主持宫观事务，并且世代承袭；当时的住持则是黄石翁。龙翔宫最初有三座斋堂，到这时增加为十座：履和、颐正、全真、宜休、观妙、东明、环隐、守正、安晚。元统癸酉年，杭州发生火灾，宫观被毁。住持史景仁谋划重建，天师也捐金资助。宝殿居中耸立，玉石门扉向前敞开，朱红楼阁和紫色台阁在左右交相辉映；后面有葆真室，堆石成山，凿地成池，开阔疏朗而清幽爽洁，称为蓬山堂。前儒学副提举陈旅确实为此写了记。宫外引西湖水环绕宫墙，隐约像玉玦，经过的人都指称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不久战事兴起，窃据一方的人把这里占作军器局；烟尘弥漫，从此再没有往日的胜景。天兵平定浙江后，住持毛君继祖向总兵官、今曹国公请求说：‘这座宫观是国家祈福的地方，不是官府的工场，希望恢复它原来的用途。’总兵官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宫观得以归还。过了不久，毛君退下住持之位，宫观却日渐倾圮。第四十二代天师经过看见，叹息说：‘这是我曾祖父所主持的宫观，怎么忍心让它荒废呢？’于是请龙虎山法师邓君允修担任住持。不久邓君被召为金门高士，天师也去世了。继任天师继承先人的志愿，尤其把恢复废坏作为要务；众人都说玄妙观住持王君应瑾足以担当重修之任，于是天师加授贞白先生、东华弘道纯一法师的称号，任命他为住持，并兼管各宫观事务。王君一向以玄妙的道风取信于人，他来到这里后，一心修缮，首先捐出自己的钱财倡导此事，捐助者也接踵而来。凡是殿堂、门廊以及库房、浴室上红白彩色模糊剥落的地方，就重新涂绘；瓦沟和砖石有缺损的，就补修；道路壅塞的，就疏通。至于帝天神以及驱邪除恶的神像，若有剥落、黝黑暗淡之处，就加以砖土修补、敷粉彩绘；材料不足，便向其他已经废弃、无人祭祀的宫观请求补足。于是宫观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的人又无不相互感叹说：‘没想到今天还能重新看到从前的景象。’他的弟子于是来拜见我，请我叙述这座宫观兴废的经过，以昭示后人。我从天地万物来看，凡是事物的成败兴坏，没有不受命数拘束的；如果有不被命数拘束的，那就取决于其中的人。龙翔宫作为宫观，从宋朝末年以潜邸改为道馆，直到现在已有二百多年，沧海桑田也已经发生变化。起初，它被异类夺占；若不是胡尊师，就不足以承担改建之任。后来又遭火灾；若不是史尊师，也不足以承担恢复废墟的任务。这两次修建，虽然工程很大，但当时正值物力丰足，做起来还比较容易。王君面对长期衰败之后的局面，仅仅凭借自己的钱财和带头募捐，竟然能够化旧为新，使龙翔宫不至于继续倾圮，这就很难办到了。虽然如此，他在最难办的时候做成了最难办的事，却看不出其中的艰难，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大概王君胸怀谦冲简约，操守贞正清白，而待人接物和易平和，起初似乎无所作为，却从来没有真正不作为。他把精诚推及祈祷、禳灾、会祭、祈雨等事情，祈求往往立即应验，城中男女都得到他的帮助。因此凡是兴建修作之事，人们都不用劝说便争相前来。唉！德行深厚的人，所得到的感应也广大。我所说的不受命数拘束而取决于人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吧。铭文说：啊，啊，美丽的宫观位于巽方一隅。从前帝王曾在此兴建，它正是神灵汇聚的地方。金色庭院、珠饰门户，是神圣之人居住的所在。天河之水流经这里，汇聚成沟渠；像那碧绿的水流，环绕着蓬莱仙壶。它远远隔绝尘世，仿佛与人间不同。不久遭遇小劫，盛隆之地转为污秽。瓦片坠落，墙垣倾圮，道路上长满荒草。仙人车驾远去，野马纷纷驰逐。唯有这座福地，仍是吉祥瑞应积聚之所；它显发灵异、贡献祥瑞，千年万代也不会改变。难道竟会倒塌而无法扶起吗？有一位有德之人，他的到来并不迟缓。他兴建修葺如疾风骤起，捐助者如云输送而来。修补、改造、绘饰、涂泥，各种工匠纷纷前来。所有废坏之处都得以恢复，不过片刻之间。仪容景观光辉灿烂，光彩舒展焕发。佩戴美玉朝拜真神，瑶章在虚空中腾跃。行经此地的人赞叹说：‘庄严得如同当初！’有德之人有所作为，与天地化育同一枢机。因此作此铭文，以昭示其德行的祥瑞。○序 《六书本义》序

译古代六书的法则，都由官府掌管。成周时期，保氏的职务是用六书教导国子；文字的设置以统一文字为盛事，所以又有外史掌管传达文字名称，行人掌管宣谕文字名称。汉朝沿用这种制度，太史设置学童诵读九千字的规定，达到要求的便可以担任史官；官吏和百姓上书时若有文字不规范的，就予以纠正约束。由此可知，六书确实掌握在官府手中。文字并不是旁门小技：大的方面，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道术；其次，有古今成败得失的事迹、九流百家的学说；再其次，有官府文书、家族谱牒、钱粮诉讼以及米盐等琐碎事务的记载注释，没有一样不依赖文字。文字大概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东西。造字的方法有六种：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假借、转注。这些方法中，有字根与字派相互生成的类别，有形声字清浊声韵的区别，还有五方语言的差异。使用这些方法的人很容易流于讹误错乱。自从官府失去掌管文字的职责，大夫士人一味追求简便，有把指事当作象形的，有把会意当作指事的，甚至有把转注当作假借、把会意当作转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于是六书的意义不明，义理中精微的内容也有失去本来面目的了。越地人赵君撝谦深以为忧，取许叔重以下各家的论著，考察其得失，推究字根与字派的相互生成，使各字分别归入所属类别；订正五方语言，以四声加以规范，又用字根字派相生的条例统摄全书；制定凡例以提挈纲领，绘制图说以概括要旨，分为十类，撰成十二篇，厘定为三百六十部。这样一来，六书的意义明白了，使用六书也没有讹误错乱的忧患了。唉！大夫士人对于六书，就像麻缕丝絮，人人都用来做衣服，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栽种培育；稻米、粱、鱼、肉，人人都用来做食物，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耕种和畜牧。习以为常而不加察究，这本来就是人情的一大通病。撝谦并没有像古代外史、行人那样掌管文字的官职，却能够在众人忽略的地方用力，他用心多么专一啊！撝谦是宋代宗室的后裔，志向诚笃而操守恬淡；他的经学造诣深厚，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记诵阅览的；他撰写文章，抑扬反复，能够畅快地把想说的话全部表达出来，又不违背正道。看他所著的《六书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至于《六书本义》，更是他最为尽心之作。当时国家正在校订韵谱，他被征召到京师，稍稍考察所学，擢升为中京国子监典簿，不久因病辞职退居，于是终于能够竭尽力量完成这部书。书成之后，请我为它作序。虽然，我本来也是那种习以为常却不加考察的人，哪里能够发掘其中的蕴意呢？所以姑且应赵撝谦的请求，记述他用心专一这一点罢了。《寓斋类稿》序 栝苍吴伯京先生去世后，前工部都水主事公愿是他的嫡长孙。公愿汇集祖父所作的文章，编成若干卷，题名为《寓斋类稿》。他从栝苍寄信到武林，请我作序。先前我奉檄代理海上的祭祀事务，正好取道那里，得以沐浴先生道德文章的光辉；然而因为匆忙告别，没有能够承受教诲，至今引以为憾。如今得到先生的高文大集，能够全部阅览，实在是一件快事。不过我出道较晚，而且学识浅陋，哪里足以承担知言和作序的职责呢？但水部君正凭借博学能文振兴家声，请求我的话很恳切，我不敢以浅陋为辞，所以为他作序。先生的学问出自见山叶氏，而见山的学问又是私下承继水心叶氏。文章到宋代兴盛，南渡以后，山河正气分散，不能没有人感叹宏大的声音有所不完。幸而文运流布东南，儒学先贤相继倡导，道学方面有叶氏，而文章方面叶氏独自显名。虽然先生长期担任地方宣抚、按察一类职务，掌管制诰的时间较少，但在那个时候，朝廷内外有重要文章，不归叶氏撰写，人情便不能满足；所以他的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时运过去，事物改变，但他的遗风余韵流布乡里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其中的规模气象足以使人振作兴起。先生生长在这个地方，既有明确的学术传承，又以颖悟的资质为根本，以刚健锐利的气概来助成。二十岁时参加乡试，主管官员认为他的文章奇特，把他列在前面。后来科举之事中止，他便广泛钻研群经，融会不同而归于共同，涵养陶冶，充实流畅；所以发为文章，舒缓从容、整饬闲雅，浩荡得如同长江漫流，碧色铺展千里，和煦之中全是性命道德的学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义理胜过文辞罢了。那些凭才华驱使、凭气势驾驭而自以为高明的人，只是因为探究义理不深而已。虽然如此，写文章时寻求义理，义理从哪里能够纯粹？只有从经书中探求，并且真正领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立言的宗旨，把它融会摄取在心中，再通过笔墨吐露出来，那么所说的话自然不用担心不醇厚了。唉！义理充足而言辞畅达，这是天下最高的文章。先生的文章正是这样。起初，先生没有考中进士，因推荐历任台州宁海、衢州西安的教谕。晚年遇到政局变革，执政者推荐先生适合处在教导士人的职位，便擢升为乡郡教授，主持教席十多年。他所造就的人才中，得到乡荐、考入舍选的很多，声誉和威望十分隆重，被称为东郡儒学宗师。至于文章成就，反而只是他的余事。先生名讳世昌，伯京是他的字，别号寓斋。何宪副集《天台山赋》为诗序

译天台山在越地南面，名声虽然不能与五岳齐平，但它汇聚了神奇秀美之气，有雄伟瑰丽、绝异特出的景观。晋代孙兴公任章安令时，曾经仰慕这里的胜景，写成《游天台山赋》。赋写成后，他拿给友人范荣期看，说：‘这篇赋掷在地上一定会发出金石般的声响；这座山的胜景，古来没有人揭示其中的奥秘，从我孙兴公才开始揭示。’此后名公巨卿，如唐代翰林供奉李白、元代余文忠公余阙，都有作品接续它的声响。李翰林有《至天台晓望》诗，余文忠公有《劝农至桐柏》诗；他们的诗精妙华丽，脍炙人口，但还没有人把孙兴公的赋加以概括，传播为诗篇。佥宪宣城何公巡视所属地区来到天台，看见它雄伟瑰丽、绝异特出的景象，左顾右盼，显出不愿离去的意思；但他的职责在于巡访，势必不能穷尽幽深遥远的景致，所以十分留恋。正好有一位方外之士把赵文敏公所书的《天台山赋》刻本献给他。他依着刻本阅读，眼睛所看到的与赋中所写的相互印证，心领神会，于是把赋中所指的景物搜集起来，仿照苏东坡先生概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为乐府故事的做法，题咏这些景物，得到若干首近体诗。他回到官署后，便把诗拿给凡是能够作诗的人看，广泛搜集诗句来完成这组诗，并且告诫他们不要使用原赋中的话而要用自己的语言；即使写得工整，也不采用。他又嘱托我为这组诗的卷首作序。我世代居住在天台，凡是诗文中写到的胜景，年轻时跟随先父拄杖着履游览过，私下比较赤城的霞气、瀑布的飞流和长满莓苔的滑石，都不如琼台双阙奇异突出。山崖峭拔嶙峋，悬空石级高达万丈；到了山顶，地面平坦如磨刀石，九条山岭环抱，双阙夹在道路两旁，琼台居于中央，五芝含蕴秀色，八桂挺立而出，楼阁在红云彩雾中若隐若现，仿佛处在天上，所以孙兴公在赋中把它称作仙都，对这里的叙写尤其详细。如今我漂泊在别的郡县，而且年老了，故乡的胜景却始终在心中往来。假如我早年曾熟读孙兴公的赋，那么每当思念故土的心情产生，大概都会面对清风吟诵一遍来排遣愁思；可是长期以来熟悉的见闻，终究不能排遣这种愁思。如今看到何公把赋中的字句搜集成诗，组织精工，描写圆熟，逸兴在重重山峦之间飞动，正如李光弼进入郭子仪的军队，部伍虽然还是原来的部伍，但号令一经发出，风采便焕然一新，难道不是奇妙吗！这组诗如果让其他地方的士人看见，天台山的胜景就会如同呈现在眼前，何况像我这样从前曾游览过那里的人呢？难道能不感到欣喜畅快吗？因此我不推辞，依次为何公的诗作序；凡是奉命作诗的人，也请按次序写入。送薛文举还太常序 上虞人薛文举任太常博士，将近一年时得到告假，回家探望父母；他回任时经过钱塘，请我写几句话赠送给他。当初，文举隐居授徒，不求当时之人知晓；正逢国家搜访遗逸，有司以文学才华推荐他，擢升为太常博士。任命下达那天，朋友们都替他高兴。有人对我说：‘如今国家兴盛而治理有方，各项职务都已设立，将要超过汉唐而胜过它们；国家放弃拘守爵禄的做法来招待天下士人，不像从前那样拘泥于门第，以年资限制人才而故意吝惜任用。凭文举的学问和品行，得到七品官职，在太常署中施展才华，难道还说是辱没吗？为什么只为此高兴呢？’我说：‘不是这样。太常设置博士，古来号称清贵显望，不是其他官流可以相比的。而且博士的职责有三项：一是辅佐主持祭祀，二是讲论考订礼仪，三是撰定谥号议案。凡是辅佐主持祭祀，关键在于临事时表现出诚敬的礼节；文举为人端庄诚谨而周详慎重，他办理事务时，像手持玉器一样怕失坠，像捧着满器一样怕倾覆，这正是他最擅长的职责。凡是讲论考订礼仪，关键在于依据经书说明礼制因革的缘由；文举考核经义精密审慎，他讲论礼制，必定合乎融会贯通的道理，而不固守一家之说，这也是他最擅长的职责。凡是撰定谥号议案，关键在于斟酌恩惠等级，以彰显功业德行的实际；文举作文稳妥流畅而精确，他拟定议案，必定能够把握褒扬的要点，这项定议的职责也是他所擅长的。’朋友们为文举高兴，正是因为这个。难道没有听说古代的道理吗？古人说善于造弓的人，一定说是垂，因为垂制造的弓有利于射箭；说善于造车的人，一定说是奚仲，因为奚仲制造的车有利于运输。假如让垂去造车，让奚仲去造弓，必定不适合使用。所以士人所学正好适合所任的职务，难道不值得高兴吗？一个士人的才能与职务相称，作为朋友的人并没有从中得到自己的利益，却对他表现出喜爱赞美之情，言辞神色都显得十分兴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天下之事应当出于公心，鼓舞人才、使人奋发，是人情共同的愿望。《棫朴》诗的序说文王善于任用人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文举请我作赠序，于是我叙述前面所说的这些话，作为赠言。《听雨堂诗》序

译《听雨堂诗》一卷，是如今的崇德县令安成周君子冶所汇集的。起初，子冶的祖父任龙南县尹，与他的伯祖父任南丰县长司，出外做官游历四方，不能经常相聚。等到能够相聚时，又有公文期限的催促，并且还伴随着离别的叹息。于是他们想到苏长公与苏次公在彭城相会时，长公送次公赴任，曾有‘夜雨何时听萧飒’的诗句。龙南对南丰说：‘我们二人今天的情形，也正像二苏在彭城时一样。’于是把他们居住的厅堂命名为‘听雨’。当时，子冶的父亲任延平郡守，正因才能被征召为三公府属官，后来两次升迁为监察御史。他所交往的都是杰出公卿和博学名士。于是庐陵欧阳公玄为听雨堂作记，相台许公有壬、临川吴公当、危公素、宣城贡公师泰、河东张公翥、晋安张公以宁、黟南程公文，以及当时的文学名流，都作了赋诗，总共得到若干首。周氏的听雨堂在安成群山之中。自从诸位公卿的题咏流传出来，众人争相传诵，‘听雨堂’的名声便传播到四方。子冶遭逢时运衰落、事物变迁，只怕祖先留下的旧物散失坠落。至于‘听雨’诗篇，他尤其谨慎珍藏，不只是像对待遗失的圭玉和被丢弃的璧玉那样珍惜。他说：‘前辈都已经逐渐凋零，片言只字已经不容易得到，何况长篇短章还完整保存在这里呢？况且这是我先祖的德行赖以显扬的东西，我怎么敢忽视呢？’后来子冶因文学才能被朝廷选用，来语溪之上任县令，于是汇集各篇作品，用牙签锦轴装潢成卷，来请求我写引言。我资质浅陋，又出道较晚，因为时局艰难而不能广博增长见闻，常常暗自惭愧。卷中的诸位先生我虽然没有全都认识，像贡宣城、程黟南两位，曾经与我结交，并且过分地称许过我。至于危临川，虽然我不曾亲自拜见、听受教言，但他对我的知遇尤其深。如今我已老了，学问没有进步，哪里敢用轻薄浮靡的话来冠于卷首？正好子冶催促我写序很急，我在寒冷的厅堂里对着雨坐着，取出诗卷诵读。长篇激昂慷慨，短篇凄凉悲楚，全都极尽‘听雨’的情状，使人产生黯然神伤、不能自我控制的心情。兵乱之后，诸位先生的高文大集已经无法再见；他们所作的诗歌集中在这一卷中，就像尝遍鼎中之味而只得到一块肉，也已经很美好了。虽然如此，如果不是我家子冶不忘祖先的德行，把它们表彰出来，我又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呢？从前柳州先生想到他父亲所交往的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士人，便撰写《先友记》来给父亲看；他交游的广泛，成为谈论者称道的事情。子冶精通经术，诗文古雅，有柳州先生的风范；这部诗集的汇编，也有记述先友的意思。我便不再谦让，替他作了这篇序。《西塘八咏诗》序 西塘在京城岐阳武靖王府第的西面，塘中蓄水数百顷，水波深广粼粼，洲渚堤岸交错其间；鹅鸭时浮时沉，鲂鱼鲤鱼游泳水中，轻舟短筏往来于昏暗朦胧的水气之间。塘上是功臣们的甲等宅第，彩绘栋梁高接云天，朱红屋脊映照日光，四周环绕着守卫房屋，前后鳞次栉比。晴风暖日之时，酒旗随风摇曳；暮色刚刚合拢，灯火彼此辉映。远处江上的山冈连绵相接，鸡鸣山早晨的雾霭和傍晚的夕照，尤其适合远望。白先生的馆舍就在那里。先生在讲授经书之余，徘徊顾盼，心中十分喜爱，于是就按照眼睛所看到的景物，分为八景，各作五言诗一首，每首二十字；诗句清新贴切而精致，语言虽有尽头，含意却无穷，实在是高雅的作品。先生不嫌弃我，把书信和诗寄到千里之外，让我为它们题写卷首。当初，先生凭借丰厚的才华和博大的学问，得到岐阳武靖王的知遇，进入王府馆舍门下，奉命用经书教授王的嗣子、如今的羽林左卫佥事以及佥卫的两个弟弟，深受尊敬礼遇。后来武靖王突然去世，先生哀叹知己难得，强烈地产生归乡的愿望；但佥卫兄弟诚恳挽留，不让他离去。直到听说皇上有诏令挽留先生，他才不敢辞去。佥卫于是把馆舍建在西塘之上，自己在哀痛之余，仍率领两个弟弟像从前一样跟随先生学习。先生对于离去或留下，可以说得到了正确的处理方式；而且他的寄身之处又在京城之下、神圣的郊野和圣上的土地之间。古人说‘大隐居朝市’，先生能够专门享有西塘的胜景，难怪他幽深的情怀和超逸的思绪表现在语言文字中，不是寻常俗人所能达到的。像我这样寄居钱塘十多年的人，钱塘的胜景没有比西湖更好的；即使只剩残山剩水，水烟云月也依然存在。我一直想着出游来疏解胸中的郁结，可是每天都有著述校写的事务，加上近年来疾病缠身，行动不便，竟不能稍稍满足一次游览的愿望。因此诵读先生寄来的诗，想象西塘的景物，仿佛它们就在天上。承蒙上天赐福，早晚能够实现请求退休的愿望，那么我将努力购买良药，强健筋骨、壮实体力，补偿过去未能游览的机会；然后竭尽衰退的才力，描摹湖山景物，以彰显太平盛世的盛况，也许能够实现一次游览的愿望，像先生在西塘那样。于是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会友诗》序 朱孟坚在长沙宁乡任县令六年后归来，寄居在杭州嘉会门外。一天，张君光弼、吴君子立来拜访他，他欢喜地出门迎接，扫净床榻请二人入座。当时暑气正盛，便准备茶和瓜果，亲切交谈。过了午时，两个人心情舒畅、意气消解，竟不知道门外还有飞扬的黄尘和炽热的太阳。三人各作诗一首来记载这件事。后来孟坚把诗装潢成册，请我题写文辞。我想，古代大夫做官不出本国，只有奉命聘问时才出境办事；朝廷之上没有哪一天不是彼此相见。如今却不是这样。做官的人沿着公文调遣出行，近的有二三千里，远的有五六千里，更远的甚至达到万里。等到任期结束，又要按照公文调任他处，哪里能回到乡里修复朋友相聚的情谊呢？张君是前朝的老臣，子立暂时停留在仕途路上，孟坚也在外任职六年；这次相会，又是多么难得啊！情感流露在诗辞中，是有缘故的。然而我听说，三个人聚会，在深夜寂静之时仰头观察星象，一定会有德星聚集。《师友集》序

译高君士敏编纂《师友集》，请我作序。《师友集》是汇集他的老师和朋友赠答酬唱的文章与诗歌。当初，士敏的先父宣慰府君，凭借博大的学问和高尚的品行，历任三台属官、御史府官员，后来官至浙东宣慰司都事。他所到任的地方，也已经播扬美好的声名，建立了卓异的功绩。当他显达时，向来不愿子弟从事浮华奢靡的习气，务必以通晓经书、学习古人为贤。士敏谨慎地遵守父亲的训诫，以超卓的资质为根本，以刚健锐利的气概来助成，竭尽日夜的力量专心记诵阅览，涵养陶冶、沉淀积蓄，写成文章；多的有千字，少的也有百字，全都合乎规范。当时士敏才二十岁，已经有与老成的作家并驾齐驱、争先竞进的气势。宣慰府君过去在显贵之地与他交往、以文学闻名于世的人，如鄱阳周公、宣城贡公、临川危公，都在士敏以世交子弟身份拿着文章作为贽礼拜访时说：‘人们说高君有个儿子，果然是真的。’他们拿着他的文章舍不得放下，感叹惊异了很久，并且勉励他说：‘将来别人求知于你，会超过你求知于我。’士敏更加自重自爱，心中志向直追千古先贤，毫不怀疑。天下正处在动乱之中，拿笔写文章的士人有的放弃本业而去从事其他行业，士敏暗自嘲笑他们；他的志向坚定得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更加努力而不懈怠。进入本朝以后，士敏年纪日渐增长，文章也日益有名。凡是著作家评论当世善于写作的人，一定说‘高士敏先生’，不敢把他排在后面。四方来求文章的人，也日益聚集到他的门下。于是士敏的声誉突然在东南兴起，如同刚刚燃烧的火焰，无法遮掩遏止。过去与他交游、年长他一倍的人，无不愿意同他结为忘年交；年龄与他相仿的人，也不敢与他并列而行了。士敏的奇异伟岸和卓绝不凡，不仅足以完成先人的志愿，而且一旦挺然立于作者之林，使高氏文章从士敏开始发扬光大，难道不是一个卓然有志的人吗？士敏有卓越的见识和高雅的器量，这是别人所不能及的；他的才华虽然很高，却从未把自己看作有余，而总是以不足来对待别人。看看他所编的《师友集》，无论长篇短章，没有一篇遗漏，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洪武初年，他因推荐参与编修《元史》，擢升翰林编修，转任秦府纪善，不久辞职退居。如今又被召起，试任吏部侍郎。《陈氏文乘》序 如今浙江都指挥使陈公具有仁厚贤能的资质，处在功臣旧勋的地位，得到皇帝深切的信任，已经很久了。洪武元年，山东平定，陈公奉旨出镇登州，不久改为镇守东昌。在登州三年，在东昌十二年，声望和实际功绩传达到九重宫阙，于是有了越级升迁的命令。来到浙江之后，陈公镇守时，大夫士人称颂他的文章，有碑、有记、有序、有诗，不胜枚举。他的门客郑某担心这些文章散失，汇集编成一册，总题为《陈氏文乘》。因为我有幸得到陈公的知遇，而且他又嘱托我作序，所以写下这篇序。所谓‘乘’，意思是晋代的史书称为‘乘’，因记载田赋而得名；所以后世也把郡中收藏的旧物称为郡乘，把家中收藏的旧物称为家乘。陈氏把所收藏的文章编帙称为‘乘’，大概就是取自这个意思。我曾经有幸登临陈公府门，见他器宇凝重，见识和度量宏大，有轻裘缓带、安坐镇定而使雅俗归于平和的风度，心中私下十分仰慕。等到看见诸位君子称颂陈公的文章，更加感叹他的事业显赫伟大。当初陈公来到登州，正好倭奴侵犯海边；当时登州刚刚归附，民心惊慌不安，陈公亲自披挂铠甲，率先冲在士卒前面，制定方略，将倭寇剿灭平定，百姓因此得到安宁。等到来到东昌时，那里正处在多次战争之后，放眼望去尽是荒草荆棘。陈公修缮城郭，树立楼橹，建置仓库，规划街道来安置民居，设置屯堡来安定军营，选择地势高爽干燥的地方建立官署。至于便利往来的桥梁、蓄水泄水的闸门，也没有不修缮完备的，整个郡府因此焕然一新。又因为北方土地高亢，百姓不知道种稻，陈公考察地势是否适宜，认为靠近会通河的地方可以开河灌溉，于是向朝廷请求，开垦稻田三百余顷，每年收获若干石米，使一卫军队不依赖馈饷也能供给充足；这对国家是千万世的利益。前后十二年之间，百姓安于耕作，军队乐于戍守；考察他的各项设施和大略，不愧为古代贤能的地方长官。这就是大夫士人不能停止称颂他的原因。陈公的功勋德泽遍及东土，本来已经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家家传说、人人诵读了，还哪里需要借助《文乘》才能流传呢？《诗经》说：‘为子孙留下谋略，以安乐辅助后代。’将来陈公的贤德子孙想要寻求他的遗风余烈，难道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吗？他们难道能不借助《文乘》吗？愿陈公的贤德子孙谨慎地继承它。送左参政陈公入觐序

译洪武十八年，皇上精选浙江布政使司的属官，已经任命齐郡张公为左布政使，不久又任命番禺何公为右布政使。至于属官，也都是当时极为优秀的人选；左参政仪真人陈公，就是其中之一。张、何二公凭借宏大的才干和博厚的学问提纲挈领，众位属官又各以聪明通达的才能相互补助，早晚聚集议事，有协调合作之心，没有乖戾违背之意，譬如琴瑟和谐共鸣，不和谐的声音不再出现，政令因此焕然一新。不到一个月，十二府都称说治理得好。陈公本是勋臣之后，如今任中京留守卫指挥使；他的尊父留守公在皇上兴起之初，东征西讨，凭借才能勇力奋发建功，立下攻城略地的功绩。天下大定后，朝廷论功行赏，于是把心腹重任托付给他，任命他为留守。陈公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范，熟悉弓马武事，又通晓文史；跟随父亲剿平尚未归附的人，因功也被提升为统领一旅军队。天兵平定云南后，他又率领所属部队接受大将军调度，回朝奏报胜利，于是留下担任宿卫。正逢浙江请求补充空缺官员，皇上认为武臣中有正直明达、可以任用的人，于是从武官中选拔出来，授予三品文阶前往任职。陈公一到任，属吏拿着文书到他面前报告应当占据哪一职位、署理哪一事务，陈公必定先询问事情的根本，辨察是非黑白，再与长官参议决定后签署，因此凡是经他处理的事情，没有不恰当的。有时他出巡主管的辖区，督察事务没有办妥，便召长吏站在庭下，衡量事情的缓急，与他们约定规章；有违反的，立即鞭打羞辱。陈公一向以威严刚正著称，所到之处事务没有不办成的。起初陈公到任时，以为皇上只是体恤武臣，特意让他担任文职来享受清闲；等看到他的议论和施政措施声誉显赫，才知道圣上的见识宏大深远，并不受常规格局拘束。试论此事，古代文臣武将并用，所以深衣的制度既可以用于文臣，也可以用于武臣；因此《诗经》说‘文王的贤士多么盛美，只有君子才能任使’，起初就没有说一种才华、一种技艺便足够了。像参政陈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天下兼通文武的全才吗？距离古代越来越远，文武分成两条道路，想求得像如今参政陈公这样的通才，实在百中难得其一，收罗起来也不容易。一夔年老而且多病，如今看到陈公入朝觐见，所以乐意称道他的善处，并向朝廷中的大夫士人说明，以彰显国家得到人才的盛况，并不是谄媚。赠宋承差还司序 浙江行省承差中有个叫宋孟琳的人，奉左参议太原阎公之命前来修整庙学。工程完毕后，征求我的意见，带回司中。当初，参议公以进士身份由监察御史出任现职，到任第三天，便修整祭奠谒见的礼仪；他回头察看礼殿，只见大梁将要压塌，棂星门朽坏腐烂，已经不能正常开关，经阁、讲堂以及诵习的房舍也都上面漏雨、旁边穿风。他叹息道：“先师庙学，是教化的根本，是人才由此产生的地方。何况本郡的庙学，又是十一府所瞩望的地方；如果现在不设法整治，必定会倒塌，难道能坐视不管吗？”右参议南阳耿公听后，认为他说得对。过了三个月，纲纪法令已经颁布，于是谋划修整庙学。木材取自公用物资的剩余，工匠取自轮班休息的人员，民力则取自编户百姓中未被征役的人。计算工程、估量材料，都已有成算。于是挑选办事勤勉谨慎的人把工程交给他，并告诫说：“不要苟且求完，也不要故意拖延。”于是孟琳赶办工程，不敢落后，便召集工匠，先把大木悬在栋梁上，用来托起大梁，使大梁不至于独自承重而下坠；又在两根楹柱旁边竖立两根柱子作为辅助支撑，使上下相互承持，大梁更加牢固。外面的棂星门共三座，母门两座，门扇高总计若干尺，宽总计若干尺；稀疏的棂格和修长的横木，全都用坚实木材剖制而成，再涂上红漆，门也因此更加壮观。至于经阁、讲堂、诵习的房舍，就加厚涂泥，严密覆盖，从而免除穿漏的祸患。即使是原先成算没有顾及的地方，比如一根椽木腐朽、一片瓦缺损、一个孔洞破坏，也一定修补。从卯时到酉时，亲自督促率领工匠，不苟且，也不拖延，仅仅三十天就宣告完工。庙宇面貌洁净焕新，门楼壮伟华丽，经过门前而行礼的人无不赞叹。这足以彰明参议公尊崇庙学的心意；而孟琳能够把上官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终于办成此事，也在这里表现出来。孔子门下有一位高等弟子叫冉雍，只不过治理百里之地，却向孔子请问为政之道，孔子教给他三件事，而把任用主管人员放在第一位。大概县宰兼管众多职务，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专任的，必须把事务分别交给属下，然后才能考察他们是否成功。如今参议公接受圣天子的命令，在十一府施行政务，责任极其重大；他的职务比一个县的长官不止高出百倍。如果像任用孟琳这样的人来负责修治庙学，也正是任用主管人员的意思。我听说孟琳在浙江行省办事，平日一向因勤勉谨慎而得到上官知遇，〔缺文〕月积累的劳绩，按理将要调换官职，由朝廷授任。将来授官以后，无论在京城任职，还是出任郡邑长官，扬名立业，必定会得到当时人的赞誉。我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从他修治庙学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因此相信这一点，便写下这些话交给他。《始丰稿》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始丰稿》卷十二。（明）徐一夔撰。序。送丘子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