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川遗书卷二 宋鄞 沈焕叔晦 后学鄞 张寿镛辑

译先生姓孙，名介，字不朋，是越地余姚人。居住在县里的烛溪湖，号称雪斋野人，同乡人尊称他为先生。他的七世祖在五代时从睦州迁来这里定居。曾祖父名亮，祖父名政，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子升，次子子什，三子子充，幼子子全。先生是叔父的儿子，他的幼叔没有儿子，伯父便命他过继为子。家里世代务农，伯父出家做了和尚，严苦地持守戒律，而且见识情趣不凡。他闲暇时便到儒生那里学习《论语》《孟子》《诗》《礼》，总能通晓大义，慨然想改变家族而成为儒者，于是召集侄辈亲自教授训诫，整饬严格而明白。先生的兄长畴寿朋，少年时沉静深远而有大志，言语行动遵守规矩，符合伯父的心意。因此，龙图阁学士、尚书胡公沂周伯的父亲定翁先生，名宗伋，字浚明，当时正凭借学问品行在乡里讲授，伯父便让寿朋带领几个弟弟背着书箱到他门下求学。一次家中来信，督促寿朋立志刚强远大，仰慕先生；夏天不要白天睡觉，群居时要生起敬意，不要以苟且随俗为戒，并且说：“你前次回信告诉我，只是苟且学习写文章。君子一刻也不能忘记敬意，‘苟且’是什么样的话？以后不许再这样。”寿朋学习勇猛精进，成为后来人的榜样。后来各位长者相聚时说：“万金还可以得到，孙寿朋却难以得到。” 寿朋早逝，先生孤身一人而自立，学问成就更加光大。先生的学问，本末有次序，始终都可以考察。他以先圣为老师，暑日里也拜祭先圣的文章，永远怀着感伤悲思；每天早晨诵读一遍《孝经》。他写有《日诵孝经赋》，不为佛、老之说所迷惑，不谄媚鬼神，不喜好祥瑞之说，不从事方术，不相信阴阳地理之书。他写有《卜葬说》，仰慕司马温国公从不妄言；追念伯父思念振兴门户的心意，以及兄长提携教育自己的恩德，谈到这些便常常流泪。遇到亲人的忌日，面对祭祀，总是抽泣哀哭，直到老年也不懈怠。即使箪食瓢饮都供给不足，祭祀用的黍稷仍洁净芳香，简单的祭品也必定斋戒；即使衡门茅屋破旧未修，坟茔和房屋也要修缮，茂密的树林不加砍伐。他厚待惦念宗族亲属，平心静气，端正自身，同时教导劝勉，使人敬畏而严肃。他年轻时崇尚忠义，怀有忧虑当世的心。二十岁时寄居林疃，听说徽宗去世，向北遥望而大为悲恸，感情发于诗，末句说：“常愿吾皇不共天。”闲谈中说到中原旧事，便扼腕顿足，愤激地作六言诗默默祈祷：“没有一天敢忘记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表达微小私愿，遥远地希望圣明长久。这就是他的壮烈。幼年向定翁学习，定翁去世后，他守心丧，编定定翁的嘉言善行，题为《胡氏贤训》。每次诵读定翁的德行，他都忧思感伤，就像思念伯父、伯兄一样。人的重大伦理关系，无非亲属、君主和老师三者；凡力所能及的地方都去践行，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亲身实行的君子吗？他七十岁时，仿照程公太中珦的做法，亲自写了墓志。去世前一年，他的幼子奉安车丞任海陵县丞；当时先生精神清澈，皮肤润泽而不黑，饮酒畅快，谈论激烈，眉毛浓密而头发雪白。人们说他不易衰老，但先生自己说：“我的日子近了。”他作诗常常有诀别的话。那年十一月初一，他扶杖瞻仰先圣画像，哭着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侍奉先圣了！”从此果然卧病不起。改年元旦，心情稍稍舒畅，取琴弹奏，说：“我难道就要同琴诀别了吗？”过了二十六天，病势加重，几个儿子哭着进来，他说：“我正澄清心神安静躺着，不要扰乱我。”第二天熟睡醒来，还能进粥。当天夜里又煎药，多次呼唤他都没有回答。将要天亮时，命令几个儿子扶他坐起来，神色端庄地说：“圣人五十岁知道天命，我已经七十五岁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不知道天命，成为怕死贪生的人呢？”他诵读曾子临终更换席子的一章，以及《庄子》中关于虫臂鼠肝的话，声音清亮而没有差错。过了一会儿病势危急，气绝后又苏醒，命人斟一卮酒，亲手拿着饮下，饮完说：“暂且退下，今天还可以稍稍延续一会儿。” 又一次熟睡醒来，他再次起坐说：“我已经没有别的牵挂，只有两个孙子还没有取名。”他抚摸两个孙子，给他们取了名字，又看着几个儿子说：“好好教育他们。”随后微微一笑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命令把席子转向原来的方向，仍旧躺下。申时，县长官和主簿来问候病情，他举手告别说：“气息尽了就停止，希望你们多加爱护。”天黑时，气息渐渐微弱，于是终于死在官舍。那是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甲子日。唉，观察先生面对生死变化时的表现，就可以验证他平生的学问，确实本末始终都没有虚假！当初，他有田三十亩，娶同县张氏，得到嫁妆田十亩，连伏祭和腊祭的供给都不够，常常寄食于人家，靠授书补贴生活。到中年，三个儿子渐渐长大，便辞别主人回家，教授家塾。过了很久，家境极为贫困，丧失了田地，但仍然减少衣服、停止自己的饮食，来周济姻亲的急难。他不去拜访请托，不经营小利，忍受贫穷如铁石般坚定。不是合乎义的馈赠，送来他也不接受。为儿子求娶妻子时，都是故交贫寒士人的女儿，他说：“我正用礼来教训我的家庭，如果媳妇倚仗富有，那么闺门还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让两个贫穷家庭彼此相安。”几个儿子成年后，如果有过错，鞭打惩罚也绝不宽假。儿媳、孙子，甚至仆人、侍妾，进退都有一定规矩，年长年幼各自就列，令人凛然生敬。他平日和乐仁厚、慈爱宽恕，恩意融洽，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劳苦，察看他们的寒暖饥饱，完全体察他们的情状。家政即使只是细小的事情、微薄的物品，也往往有一定的准则约束。唯独米盐的出入、费用的增减，只要报告事情就可以，不苛细追问责备。他从未同人结怨，听到一件善行，便立即记录并不断称赞，从不提及别人的恶行。他教导学生，恳切得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家里贫穷没有书，从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以及西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书，到百家文集、异闻杂说，全都亲手抄录；有时删取其中重要的话，楷书小字，一点一画也不稍有懈怠。他四十多岁时不再参加科举，隐居不入都邑三十多年。晚年跟随幼子接受奉养，所到之处都谢绝宾客，淡泊地翻书自娱。诗文有数十卷，题为《雪斋野语》，全都是有德之人的言论。七十岁时，逢寿圣庆恩，补授承务郎；两年以后，高宗再次庆典，升为承奉郎。他去世的那年九月辛酉日，归葬在舍南烛溪湖边、潘山的山坞中。三个儿子：应求为乡贡进士，次子应符，次子应时，为文林郎、泰州海陵县丞。女儿一人，未出嫁便夭折。孙子：祖佑、祖诒。孙女五人，都还年幼。沈焕任上虞县尉时，开始认识先生的幼子，见他资质端正而秀美，知道错误便能改正，便起身询问原委。幼子于是告诉沈焕说：“我的伯祖父开创了我家儒学的开端，我的伯父建立了成为儒者的事业。”

译如今我父亲指着前人的教诲来教我，惶恐不安，唯恐不知道自己是否辜负了他们。甲辰年，我才得以在先生床前拜见他。他不计较辈分，谦抑自己的名望德行，招我进去教导我。我看他的容貌，像野鹤孤云一样洒脱，清爽地不受世俗尘埃污染；观察他的心意，充实而从未自满，在讲求学问、增进德行方面，直到死去才会停止；听他说话，像吃五谷而饱的人一样充实，使人渐渐手足遵守礼法，耳目端正安静，不能自已。假如他稍有机会施展才用，便会奔赴死亡也不顾利害和进退；即使白发年老，也能感慨激发众人的心志，谁能使他屈服呢？可惜时势和命运极为乖舛，他的成就只能完成于自身，美德施及家庭，传达到乡里，并由后代奋发继承。为了你们这些孤儿，我将请求晦翁朱先生为他的墓作铭。承蒙您不嫌弃沈焕，让我撰写他的行状，于是按次序 把这些事写成行状。八月十四日，从政郎、充任两浙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沈焕谨撰行状。《净慈寺记》。奉化县治西边六十里，有一座佛寺。根据图志考察，唐干符六年建成，寺院中有旧籍。又说始建于石晋天福五年，此外没有可考的证据。从天福庚子年逆推上去，恰好相隔一甲子。图经流传下来，不应当没有根据。寺院最初名叫仁王，本朝治平二年赐名净慈。淳熙戊申年，乡里的父老向州府报告说：净慈寺，是明、越、天台三郡农夫村妇、远近老幼奔走祈福的地方。山中没有固定的物产，土地又少，早晚稻米蔬菜的供给从未告缺，实在是依赖山王在暗中率领、潜移默化，好像有人从空中传话劝导一样。凡是粟米、豆麦、布帛、丝麻、薪炭、菜果，只要有所缺少便会得到补充，不必求取就自行送来；倾倒瓦罐，翻空袋囊，肩挑手提，牵连呼号，接连不断地运来。舍弃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求取想要的物品，没有不应声满足的。近些年主持方丈的人德行不能使人信服，祈祷也得不到回应，乡里多有疾病灾害，人心屡屡惊惧。希望另行选择有道德修行的人居住在那里，以安抚山神，使一方得到更多恩惠。地方长官吏部侍郎岳公同意了，于是召集州中著名寺院，从育王、天童以下十六位住持，令他们共同选出一人，选中了现在的住持宏师。他是临江人，承继佛照禅师的法脉。宏师刚到那里，巡视庭院房舍，感叹荒凉破败。众人共同竭尽力量支撑倾斜之处、修补裂缝，规划扩建狭小简陋的建筑。刚满一个月，许多墙屋渐渐兴建起来；法堂清净庄严，用来恭敬地举行佛事；僧堂深广敞亮，用来安顿僧众。又经过接待来客的寮房，开辟并加以翻新，使来访者住得安适。设有度僧的库房和集会沐浴的房屋，钟声木鱼声震响，草木繁茂。丛林寺院的规制，大体已经具备。宏师写信来请求我记述这件事。我观察人的一心，精诚所达到的地方，即使是高天厚地、细小的豚鱼，乃至无情的金石，也会有所感通，何况几间屋舍的兴废呢？因此，只要内心确实存在，鬼神也会来帮助。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将要兴盛时，要责求自己、探求本心；将要败坏时，却听任鬼神、归咎上天。古今都是同一条道理。宏师如果能不断充实这种心意，道俗众人就会大为响应，法席兴盛起来，大概还没有止境。否则，只是每天焚香、沐浴、供奉，而神灵并不信任我们，我恐怕山王会离开得很远了。我写下这些话留给他，让他刻在山中。至于自汉代以后，佛法传入中国，四民风靡，竞相求取福祉，居上位的人往往又多加倡导，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难道只是一个净慈寺吗？百姓的生活远远比不上三代，根本原因在哪里？宏师并没有请求我说这些话，姑且把这一点放在一边不谈。这里只记述他振兴颓败寺院的大致情况。绍兴改元八月记。《竺硕夫墓志铭》。先生姓竺，名欣（颀），字硕夫，是明州奉化人。竺氏的祖先世代务农，先生勤勉笃实厚道，邻里都称他为善人。他让儿子大年跟随老师游学，后来高兴地对舒广平说：“几个孩子自己找到了老师，粗野强悍的习气变成了儒雅，暴躁傲慢的气质转为温和厚重，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家法整齐严肃，乡人也都受到感化。” 按：《奉化县志·竺大年传》说：“父亲颀，字硕夫，勤勉笃实厚道，邻里称为善人。”又说：“家法整肃，乡人都受到感化。”注中说：“历代志书参考《学案》以及沈端宪撰写的《竺硕夫墓志铭》。”《宋元学案·竺大年传》中，黄梨洲说：“竺氏的祖先世代务农，大年的父亲竺颀，开始让他的儿子跟从老师学习，后来高兴地对舒广平说：‘几个孩子自己找到了老师……’”大概是根据墓志铭写的。如今沈端宪所撰原文已经无法考察，而从《奉化县志》和《学案》中得到的只有这些。又按：《奉化县志》既然说参考了沈端宪撰写的《竺硕夫墓志铭》，可见奉化县志最初编成时，还来得及看到沈端宪五卷文集的存本。《定川遗书》卷二，宋代鄞县沈焕叔晦著，后学鄞县张寿镛辑。训语一。我们这些人生长在偏远地区，见闻狭窄浅陋，又不能得到明师和畏友的切磋来深入研究，怎么能够自己知道不足呢？面前没有强敌，短兵器便被当成长处，这实在很可怕。求学的功夫，应当从闺门之内开始，其余都是末节。如今有些人突然获得美名，随即又湮没无闻，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没有根本，没有在闺房家庭中用力。所以说，功夫不踏实，却自以为见到了道，只是自己欺骗自己。白天在妻子儿女面前观察自己，夜里在梦寐中检验自己。两方面都没有惭愧，才可以谈论求学。吃豆饮水，是贫寒生活中免不了的；只要能够使父母尽情欢喜就行。“尽欢”两个字，求学的人应当仔细体味。婴儿在父母身旁嬉戏，呼唤他就过来，抚摸他就高兴，彼此完全没有隔阂。求学的人如果常常保持这样的心，就可以说是孝了。钱用尽了可以再来，事情一旦错过就不能挽回。这是李宰相绛说的话。我们儒者的当务之急，是树立根本，明白大义罢了。根本没有树立，大义没有明白，即使讨论时务的具体条目，又有什么用呢？求学的人不要因陋巷偏僻的习气而使精神衰败。晦翁是决定进退、任用或舍弃以及关系时局轻重的人。只愿这位老人平安无恙。按：以上九条，都是谢山录自袁正献公所辑《定川言行编》，收入《宋元学案·定川学案》；最后一条收入《晦翁学案》。训语二。天子一定要有谏官，如今世上的州牧郡守竟然没有进谏的人。天子不能亲自推行一件事，而州牧郡守都任意施展喜怒，没有人敢追问。录事参军，从汉代到唐代，掌管弹劾之事。这个职务可以恢复设置。道德仁义浑然一体、没有偏倚，叫作“成”。杨朱、墨子的仁义，是离开道德而单独谈仁义；老子的道德，是离开仁义而单独谈道德。二者都有弊病，因为执守一端而不知道礼。道德仁义，理本来是一致的，只是名称分为两类；本体相同，而作用不同。各自在应当实行的地方实行，却不偏执于一端，不依靠礼就不能做到。

译在朝廷之上，如果不谈功名的大小，却只询问官爵的高低、利禄的厚薄，这是什么样的风俗啊！如今公卿大大以及在朝的士人，所说的都是礼；询问的人用礼来问，回答的人也用礼来答。由此可见，如果礼乐在上层社会得到彰明，风俗就会变得厚重。义是礼的变通，等级是礼的常道。要从坤、乾中观察变通，从夏代的历法中观察常道，除了圣人谁能观察到这些呢？礼能够运行，并不只是举行礼仪；如果我和神明彼此分离，就不能称为实行礼。圣人的诚意足以感动神明而没有间隔，所以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按：以上五条见王雘轩《宋元学案补遗》；第一条录自叔晦的话，第二至第四条录自定川的《经说》。训语三。自以为资质禀赋刚强劲直，并不能因此使家庭和乐。于是狠狠地针砭自己，把《祭义》中“深爱、和气、愉色、婉容”等几句话大大写在寝室的墙上。访求版籍，在胥吏家中找到了，说：“这是施政的根本，而这些人却把它私藏起来；不谨慎防范，怎么能够长久呢？” 有人说：“姑且安于职守，怎么去推行道呢？”他因此长叹说：“道和职难道有两个吗？”于是拿这件事策问诸生，称引孟子的话说：“站在人的朝廷上，却不能使道实行，是可耻的。”如今内心感到惭愧羞耻的人，难道可以没有吗？他对朋友说：“我难道不知道用诡诈随俗、苟且取容来求取荣耀恩宠吗？我从早到晚战战兢兢，担忧自己会同流合污，所以不这样做。不愧对朋友，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 他任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时，帅司属官事务较少。同僚中有不少人把清闲冷落当作自我放纵的理由，他于是说：“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哪里有清闲冷落的职位呢？” 营建永元（思）陵时，各部门的次舍以及供应帐幕、酒肉的需要，使州县忙于奉承应付而没有闲暇。他于是说：“国家遭逢大丧，臣子却照常宴饮进食，怎么能安心呢？” 他写信给御史说：“修奉陵寝等大事，应当先整治丧礼和丧纪。丧纪一经明确，人心自然明白，知道君主典礼的重要，贪求之心自然会停止，烦扰百姓的征调也会自行收敛，不必劳烦弹劾治理就能肃整。” 浙西帅知道他贫穷，想丰厚地赠送他财物，便通过同他亲厚的人告诉他。他说：“接受就会伤害义，拒绝又违背世俗；等我已经回去后再告诉他，可以吗？”当天便出了郊外。他任职会稽时，旧日朋友中主持一方政务的人赠给他白银，他退还并说：“从前闲居时，赐给我的东西我怎敢推辞？如今已经有俸禄了，按义理不能兼受。” 他常常称道陶靖节读书不求过分理解，领会其中意旨便欣然忘记吃饭。这才是真正善于读书。按：以上十条见袁正献公所撰行状。训语四。他任学录时，同僚大多不敢同诸生交谈。他感叹说：“将领不了解士兵，士兵不了解将领，彼此情意不能沟通，这是最大的不可以。” 他曾对司业说：“学官是诸生的表率，不是合适的人不能担任。”司业用成规法令回答他。他说：“如果只要依照成规办事，那么一个胥吏就足够了。” 起初他同司业争论，有人说司业表面深厚、内心深沉，应当稍加防备。他说：“司业待我厚重，难道我敢预先猜疑他的欺诈吗？”后来他获罪，才知道落井下石的人不只一个，司业也参与其中。他说：“原来真是表面厚道而内心深沉吗？”但也没有怨恨。他住在太学时，对人说：“天子的学校，应当尊崇老师、亲近朋友，遵循规矩，以此倡导各郡国。” 按：以上四条，第一、第二条见《镇海县志》本传所录袁正献公撰《言行编》；第三条见《宋元学案》本传；第四条见《宝庆四明志》本传，录自周益国文忠公所撰墓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