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对山集》，别集类第五，明代。提要。臣等谨慎考察：《对山集》十卷，是明代康海所撰。康海所撰《武功县志》，直到今天修撰舆地志的人都把它作为规范，另行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中。他的诗文集前后总共刻印过四次：一次是张太微选编的，一次是王世懋选编的，二者各有取舍。本朝康熙年间，他的同乡马氏才开始搜集他的全集，在江宁刻印。这一部是乾隆辛巳年，他的同乡编修孙景烈根据所收藏的张太微本，又加以删削后刻成的。康海因为营救李梦阳，所以失身于刘瑾。刘瑾败亡后，康海获罪被罢废，于是想放纵自适，征召歌伎、选取妓女，对文章不再精心思考，诗歌尤其颓放纵逸。王世懋的序称，他的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多是率意而作，又仰慕少陵直抒胸臆，有时把当时人的姓名、官爵、籍里拿来押韵，押到什么韵就用什么韵，不一定合于雅正。朱孟震的序转述李维桢的话，也说张太微本中把玉石、燕石混杂错列；马氏增刻的部分颇为芜杂。孙景烈这一部虽然出现较晚，但取舍谨严，在删汰诗作方面尤其用力，比其他版本完善得多，已经足以充分保存康海的长处了。明代评论康海文集的人，是非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以俞汝成“文胜于诗”一句为不可更改的评论。崔铣、吕柟都把他比作司马迁，确实过分了；然而他那种逸宕之气纵横流动，自然超逸而与众不同，本来就胜过李梦阳等人割裂剖析秦汉文章的作法。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对山集》原序。王世懋说：文章到了弘治、正德年间，已经兴盛了。当时关中称为“十才子”，其中康先生德涵最为杰出。然而他偏偏最为困顿坎坷，直到被削去官籍而死。我到关中后，首先索取先生的文集来读，奇怪的是，他盛名之下所著竟只有这些，而且其中也有时铺衍过多、不合实际情理的地方。马伯循为先生作传，开头列举了他的张氏族谱，但这部集子却没有收录，因此感到疑惑。不久，先生的儿子乡进士康梣来访，把先生的遗集全部交给我，我才逐渐读完，感叹其宏大华美。然而其中铺衍过多、不合实际情理的地方，也更加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在长沙主持文坛时，天下文章已经柔弱不振。关中本来多有秦地刚健之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朴直率的气质倡导它，一时之间学士的风气因此转变。先生最终正因为此获罪被废，却使先秦两汉的文风直到今天重新振兴，这就是先生的力量。后来既然被放逐废黜而无聊，就稍稍寄托于声伎来消耗胸中的郁结之气，不能过着闭门著述的生活；而且在家闲居日久，声名更加显著。天下来求文章的人没有一天断绝。先生有时趁着奏乐饮酒的闲暇应付他们，门生弟子也时常代他执笔，因此不免有芜杂和讹误。至于他的诗歌、乐府，文采茂盛而刚健，本来就是风雅的寄托；但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中间有许多率意之作，又仰慕少陵直抒胸臆，有时采用当时人的姓名、官爵、籍里，有时押韵押到便顺手使用的韵，并不一定合于雅正。所以这些作品虽然出自先生一生雄视天下的志气，若按我的原则编选，有些也应当删去。然而我对康梣说：凡是作为康氏家族志记、可以保留的，就保留下来；凡是为了让千百年后的人重新看重康先生、却不应保留的，就不保留。假使让尖刻的后生抓住一处瑕疵，便抹杀先生的美德，我宁可得罪先生的子孙，被说成废弃他们的家传志记。两部集子中，铺叙而无关事理的，一概删去；率直而没有含蓄风致的，一概删去；立意迎合时俗而偏离大雅的，一概删去。总的来说，旧集删去十分之二三，遗集收入十分之三四，文质彬彬，足以成一家之言了。唉！野兽害怕罗网，人们厌恶卓异；命运不合于世俗，死后仍然给人添麻烦。先生年轻时就负有俊异的声名，是廷试对策的第一名，本想兼备经世济民和润饰文治的大业，不幸遭受谗毁而使志向废弃。事情既没有得到表彰，又放浪于形骸之外，还被守礼法的人绳之以法。唯一可以不磨灭的，只有这部文集。如今又把似玉的碔砆混同于美玉，把丛生的细竹混杂在美箭之中，正是有人讥笑先生困穷，并且连同他的文章也看作异端。这难道只是康氏子孙的过错，也是后世读书人的责任啊！这部编本出版后，我不敢说完全体会了先生的心意，或者其中已经完备地保存了风雅吧？读者若依此来探求先生尚未被世人理解的心志，或许可以有所防备了。对于这样一位千载难遇的豪杰人物，我已经想到了大半。万历九年八月吉日，吴郡后学王世懋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对山集》卷一。明代康海撰。策。制策。臣回答说：臣听说，天下有不可改变的道，而常常能够得到人主认可的，是人主有不敢改变的心。天下的事情，没有舍弃道而能够成功的，而道本来就不可改变。内心的趋向，关系到道是发扬还是衰微。一旦有所改变，那么用来修养自身的力量，必然不能切实发挥；道在自己心中，认识不明，守持不坚，刚迁移到这里，或许又转到那里，即使想勤勉努力以求得治理，也会对张弛、取舍全无依据。窥伺时机、制造祸乱的人便会共同起来乘隙而入。即使有贤人君子站在朝廷上，也全然得不到信任，严重的甚至会被斥责、罢免、驱逐，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天下的治理还将依靠什么来完成呢？只有真正知道道不可改变，使内心常怀忧劳警惕，不敢让一丝一毫苟且轻率的念头混杂其中。选择必定精审，执守必定坚定；任用人、取用善言，各有一定的原则，贤能与否不能扰乱我的判断，君子和小人也不会彼此怨尤。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并把事情交给他，那么政事没有不能办理的，法度没有不能振兴的。天下的治理，应该没有不能成功的。古代的人主，没有不通晓这个道理而能够实现治理的；也没有仅仅通晓这个道理而内心最终有所改变，却能够没有弊病的。伟大的皇帝陛下凭借至圣的德行，治理天下太平丰成的时代，十五年来百姓安定、万物丰饶，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功业也不过如此；可是陛下发布策士诏书，仍然殷切地把教化不够宏大、治理不够周遍作为忧念。陛下难道真的还没有通晓这个道理，仍然等待臣来回答吗？臣由此仰窥圣心对于道，本来就有不自行改变的地方。臣曾说，古今豪杰之士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君主，即使是子思、孟轲一类的人也只能徒然无用；而臣这样庸陋愚昧的人却有这样的际遇，臣怎敢有所隐讳而不说呢？臣认为天下最深的忧患，在于长期安定、治理极盛之后，那些看不见的隐患没有人替它忧虑。陛下早晚勤勉戒惧，思考如何弘扬教化、治理政事，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依靠自己不如借助他人，向今天求取办法不如效法古代。古代君主的心纯粹合于道，从不敢认为道可以改变，所以他们任用人才、施行政令，有后世不能相比的地方。启在接受禅让之后，继承禹的事业，以敬慎守持；伯益的任用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因此从禹那里得到的道，没有废弃不行的。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说一类的人，又以严肃恭敬、敬慎畏惧、恭默思道之心为根本，成就了商代的治理。这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殷代的顽民混杂在管叔、蔡叔、武庚的统治之下，周武王的恩泽还没有完全遍及天下；假如周公没有悔悟，君奭没有笃信，又借助成王、康王继承事业、始终不忘的心意，以及分别表彰善恶的意旨，那么礼乐教化怎么能像《诗经》《尚书》所说的那样呢？程颐说：“圣王把求得并任用辅相放在首位。”欧阳修说：“君主之所以圣明，在于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政事凭借人才才能兴起；人才存在，政事自然没有偏差、弊病和不能施行的忧患，天下的治理就可以成功。陛下想要取得这几位君主的治绩，难道可以舍弃这个而另求其他吗？也不过是具有不敢改变的心罢了。天下的政事，哪一件不是出自人主之心？何况任用人才，又是政事根本的发源处呢？圣上诏书所谓“选拔贤能作为辅佐，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确实明见了其中必然的道理，而忧劳勤勉之心也不能自已。大君是天地的宗子，必须有大臣作为宗子家的辅相；辅相的职责，是辅助培养君德、助成政教，是天子一天也不能没有的人，难道只有夏、商、周如此吗？皋陶、后稷、契一类的人，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可缺少。至于是否贤能，必须先辨明，然后才能在以后任用。如果辨别不明，用人不当，那么天下的祸患反而有不可言说的了。为什么呢？一个平民身份卑贱的人，处在上位而与天子共同办事，他所进行的操纵、取舍、赏罚，没有一件不是天下人所承受的；假如心术不正，学识不纯，那么他所破坏的就不只是有司的一端一节。因此，必须先有不敢改变的心，然后修养自身才无处不真实。修身既然真实，那么从我这里发出的东西就没有不正的，人的邪正自然无从隐藏。于是选择贤者任用，辅相便得到合适的人选。臣今天难道是担心得不到任用吗？只是担心陛下对待辅相的方法不能达到应有程度罢了。臣在民间听说，朝廷任用一位大臣，必定极其震动人心，都以为他将成为皇帝咨询谋划、亲近信任的人，必定超出常品。如今臣在京师，有时却发现并非如此。臣希望陛下礼贤下士，务必取得他的真心，使他充分履行职责；凡是长远谋略、大政方针，不要被群议压抑；每一项政令，都一定同他深入交谈、极力讨论之后再发布。这样，即使小人想要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地以私心迷惑陛下的听闻，他们的实情也已经先被察觉了。小人的心思不过是趋利避害，离开自己厌恶的而求取自己喜欢的；但他们也必定加以掩饰，不会过分显露，所以利益到来时有时反而谦让推辞，祸害到来时有时又装作愿意分担并亲自承担。推辞得不坚决，就说明取得利益时也不会坚定；接受得不坚决，就会在离开时不果断。等到利害逼近、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才急忙取舍，唯恐落在后面。他们正勉强做这些事时，最终无法掩饰的真实心情，已经在甜言美色之间跃然显露了。就从这里来试探他们，小人的心思还能够再次逃遁吗？既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实情，就应该立即除去他们。除去得不及时，就可能被他们其他的奸巧所蒙蔽，仍然免不了受惑。随时发现便随时觉察，随时觉察便随时除去，如此而已。这样，君子和小人就不会彼此怨尤；君子和小人不相互怨尤，行动便没有阻碍，天下的事务自然没有凝滞不办的忧患。臣请根据圣上诏书涉及的几件事来说明：礼乐一天也不能没有，这是万古不变的论断。然而礼乐兴起时，虽然专门重视实际，也从来没有完全抛弃文饰。臣私下看到近来所实行的礼，疏略简慢、放纵散漫，即使所谓仪式文饰的末节，也没有做到。音乐残缺废坏，即使所谓声调仪容的细节，也没有完备。这是因为没有得到礼乐的根本，却安于苟且敷衍的习惯，本来就会如此。假如学校教育能够振作兴起，那么人心自然没有不加节制的欲望，情感自然没有不和谐的流露。

译凡是在宗庙、朝廷、乡党之间表现出来的礼乐，自然能够除去疏略简慢、放纵散漫的习惯，弥补残缺废坏的弊病，将不必等到进退升降的仪节都完备，钟鼓羽籥的节奏便会自然和谐。礼乐难道会有不能兴起的吗？至于教化所在，它的根源系于人主之心，而它的感应关系到天下的广泛范围。聚集英俊之士，让他们群聚于学校，读书穷理，尚且有时不能使他们改变；想驱使天下愚民，使他们全都归入礼让和乐的境域，本来就很难。不如先由上位亲自实行恭敬、节俭、忠诚、厚道，不被声色、土木、货利、玩好所改变，然后逐渐向天下示范。天下正安于过去的奢侈放纵，忽然听见、看见上面竟然如此，内心也一定会惊惧而思考，冷静而反省。假如一两个大家巨族顿然醒悟，带头改正，那么愿意跟从的人就多了。选拔考核的方法，臣对此深感惋惜。祖宗对待士人，用道义来培养他们，用赏罚来信任他们；任用时不加拘束，考核时则按政绩优劣分别等级。因此人人都努力任职，精于所办之事。近来稍有兵荒，纳粟买官的人已经充满吏部的簿册了。即使有人有才有德，也被耽搁在等待任用的期限中，尚未得到任用，头发已经斑白，能够凭借壮烈的气节自我激励的，又有几人呢？何况升降官职的施行只看门第流品；如果不是通过科甲选拔，哪怕是高官重爵也不肯轻易给予，那么那些人内心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外在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臣希望严格禁止侥幸求取和觊觎官位的行为，使庸冗软弱、不称职的人一个个退去。选人只看才干，不完全拘泥于流品；让他们任官受试，并根据实际政绩考核。正如苏洵所说：“某人是清廉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清廉；某人是能干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能干。”然后根据政绩优劣施行赏罚，天下那些希望凭才干显露自己的人，也会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征收赋税的弊病，大体是冗余耗费太多，而主管防范稽核的人没有替国家省减。不是主管防范的人不想省减，而是形势使他们做不到。单从京师说，京师粮食依靠江南供给，每年数百万；而权势之家豢养的无所凭借之人，对国家没有分毫益处的，竟达成百上千，只凭空有的名目消耗实际费用。遇到水旱灾害和饥荒，又加倍向江南百姓征取。臣听说土地日益空虚就会陷落，江南百姓已经极其贫困，江北难道可以安然不顾吗？何况如今边境的骚扰还没有完全安定，前些日子榆林、大同的战事，马匹死亡、粮食匮乏，耗费不知几千万；而无用的士兵又坐食边地山陕百姓的供给。运送丁役的办法无不一一实行，老幼妇女流离分散；外患尚未消除，内地已经困顿，难道不值得害怕吗？臣想除去冗余、耗费而无用的开支，革除权门招募聚集人员的弊病，使江南百姓得到休息，以巩固国家根本。边境的骚扰，只把它交给良将处理，不要任用统制一类的人，带挟侥幸之徒来消耗军粮；同时恢复屯田的实际功效，减省运输丁役的苦楚，如此用兵的供给自然不会不足。至于军队，应当先在生养安息方面深思长计，使士兵不受私门役使，能够保持俯仰、奋迅、矫健刚烈的气概；又必须经常振作激励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沮丧。如今有一级的功劳，却被大家右族呵斥责罚而夺去，士兵连抬头仰视都不敢，将靠什么培养自己、奋发立功呢？何况新旧逃亡流散的士兵，正被官府法令逼迫重新编入军伍，锅灶生活所需都没有办法充足，又没有亲戚往来接济，他们想离去的心已经很强烈了。卫所的官员又用严刑和深密的计谋搜捕他们的财物；他们本来就有离去之心，官员又驱逐逼迫他们离去；既然被驱逐却不离开，难道合乎人情吗？想使军队强盛，却对这两件事特别不加详察，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用刑时，应当洞察事物实情而不受欺骗；明智的人都足以做到这一点，而刑法轻重则应有一定的制度。既然查明了实情，就一定要替它设置防范。贵贱一律施行，豪强与弱小一律裁决，那么命令一经发出，就没有不服从的。天下的奸邪，必定会随着禁令而革除。天下人都是天子的臣民，刑罚应当必定诛戮，赏赐应当必定获得，这是不等到命令发布就应当知道的道理。豪强之徒有所依仗，能够自行脱罪，而贫弱之人却成排赴死。人的情性，谁不怕死而不寻求脱罪的方法呢？这尤其是陛下应当放在心上的事。以上几项政务，参酌古代而施行于今天，本来应当有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弊病仍然如此。圣上诏书所说“除去弊病并加以救治”，希望教化施行政事兴起，像祖宗创业之初那样，与前代相媲美，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也不过是从人才中选取罢了。孔子说：“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启以下的几位君主，不过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一旦得到合适的人才，尚且足以实现治理，何况陛下天资神圣，远远超出寻常万倍呢？然而臣对此私下还有话要说。政事虽然因为有人才而得以兴举，但自身却是取得人才的根本。所以孔子又说：“凭借自身来取得人才。”想得到人才，却不先修养自身，那么内心所存的就会轻忽、率易，不能不受到个人爱憎的牵累，于是便会任用不该任用的人，舍弃不该舍弃的人。臣希望陛下急切修养自身，以端正取用人才的原则。然而修养自身，并不是靠勉强矫饰就能达到的，必须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直到行动、静止、说话、沉默，一事一为的时候，常常加以警戒畏惧，向内反省：果真合乎道理而没有违背吗？果真不是本来应有的原则，只是习惯于受外物诱惑吗？使天理纯粹明白，私欲完全净尽，那么自身没有不修养的地方，道没有不穷尽的地方，酬答应接、斟酌处理，自然不会错失天下的是非。假如用人，任用一定恰当；假如施政，施行一定精当。治理的功业隆盛，一定能够追配祖宗，超越古代，达到《诗经》《尚书》都来不及记载的程度。汉、唐、宋那种局部小有补救的治理，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但臣又听说，治理不怕开始时得不到人才，难的是最终能够有继承。伏愿陛下常存不敢改变的心，守住这个不可改变的道，那么国家天下的幸运，就不只是臣个人的幸运了。臣无法胜任自己深切忠诚爱戴的心情，谨此回答。李西涯说：“分条陈述礼乐的兴废，阐明教化的盛衰，以及选拔考核有正确方法、征收输纳有合适制度、驾驭军队有一定法制、使用刑罚有条理，一一切中要害，最后归结到根本，尤其显现出对君主的忠诚爱戴和卓越见识。”

译张太微说：“我经过浒西时，对山曾经同我谈论文章，说：‘文章以义理为主，以气势为辅，发自人的身心，施用于事业，加惠于百姓，对人和国家有益，才是可贵的。’如今看这篇策文，切合政务，曲尽情理；假如能够举措施行，不只一代，即使百代施行也可以。它论述君子、小人，尤其说出了别人不能说的话；关于不任用统制的主张，尤其是安定边疆的关键。它论述财赋、兵政两方面的弊病及救治办法，也都确实可行。谁说对山只是文士而不熟悉政治理法呢！” 论。史论。灵帝去世，太子即位。宦官蹇硕等想杀掉大将军何进，拥立陈留王刘协。袁绍于是劝何进行动，把宦官全部诛杀。何进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太后没有听从。袁绍又谋划召集四方猛将，让他们一同带兵向京城进发，以威胁太后。何进认为可以。曹操听说后笑道：“这只是一件狱吏所能办的事，何必纷纷召来外地军队呢？我看见他的失败了。”康先生说：“曹操的话是对的，这正是汉朝灭亡的原因。只是史官不能体会其中的意思，妄自作了一番说辞罢了。有人说，如果把宦官全部诛杀，事情一定会公开暴露；这是什么话？凡是想除掉天下的大患，必须先衡量天下的大义。假如大义有所屈损，而事情或许能够安定，君子宁可委屈事情而成全大义。何况事情和大义两者都不能得到呢？春秋时期，诸侯都在成周筑城，唯独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功劳，晋国人在京师把他拘捕。这是以王室之事讨伐有罪者，然而《春秋》却把它看作刑囚拘捕人的事情，是大司寇的职权。晋人不告知大司寇，却擅自在天子身边拘捕人，这正是履霜而至坚冰的渐变、篡夺弑逆的萌芽，所以《春秋》特意记载并严厉责罪。若是这样严峻，何进不能战胜宦官之乱，却大举召来外地诸将的军队，使他们挟持京城，以诛杀宦官众人。” 当时汉朝的危亡还只隔着一线，难道又要用诸将那种没有约束的军队把它割断并推入深渊吗？按照《春秋》的法则，这件事的首要祸首必定应当诛杀而不可赦免，何况这样做又并未使事情安定。宦官的毒害，自汉恭帝、显帝以来，已经存在很久了。蹇硕、赵忠、张让之流想废掉皇帝而拥立刘协，驱逐太后而诛杀何进，他们的势力已经如此牢固。何进在这个时候，既不能修明汉家的法令，立即收回宦官的权力，堵塞篡贼的道路；又不能公开申明名分大义，把诛杀其中罪尤者的责任交给司隶，反而只顾拘泥小节，询问袁绍的计谋；等到再次向太后禀告而太后不从，计策便断绝了。这样却还从容等待外地诸将的军队吗？李园的计谋，是对付春申君的；他先埋伏死士，退守在棘门之内，所以不用费力，春申君就死了。这就是蹇硕——“硕”应当作“张”——让之流能够战胜何进的原因。董卓进入关中以后，焚烧宫室，篡夺废黜天子，荡析百姓，他的罪祸比宦官大万倍。假使何进还在，又将召谁来除掉董卓呢？外地诸将的军队，就像虎豹、犀牛、大象，不能让它们进入人的房屋。有一个人担心自家的灾祸，便把虎豹之类收进屋里想要制服它们，结果它们一来就把他全家人吃光。既然这样，家中的灾祸为什么还没有除掉？难道一定要有虎豹、犀牛、大象才行吗？何况董卓的无所忌惮，比虎豹、犀牛、大象更加严重，却还让他拿着武器进入屋内吗？《易经》说：“开拓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这是说小人必定违背大义、损害教化。天下的事情，假如让违背大义、损害教化的人去做，就没有不诛杀君主、夷灭国家的。人主年幼时，应当为他设置师傅，用教导来增长、启发他的聪明。不幸有奸邪之人在旁边窥伺，也必须从容地加以防护遮蔽，暗中消除他的志意；这样，自己这方面可以不费力而安定，敌方也可以不用施刑便被革除。田氏对于齐国，想要夺取并占有它，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吗？晏子当时正以安定、宽缓、和悦的办法，按照礼制裁制他，使他不要把所作所为发展得过分。在那个时候，凭晏子的显著声名，难道还不足以招致并消灭他吗？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到了高氏、国氏一类人，却愤愤不平地发怒而起事。姜氏的宗庙因此不再得到祭祀。是高氏、国氏给他们开启了这条路。我读《汉书》读到窦武、陈蕃之死时，说：“唉！汉朝的灭亡，难道是从这件事开始奠定基础的吗？”可是那件事距离当时还不远，何进却马上仿效了它。古谚说：“不要先看屋子的深处，要先看屋子的偏室。”凭陈蕃、窦武那样的贤能，尚且如此。像何进这样的人，哪里能够因为知道偏室的情况，就看清全局呢？

译友论。所谓朋友，是能够站出来以道义匡正我的人。古代的人即使自己圣明神智，也一定有朋友。所谓朋友，就是以他的德行作为朋友来帮助我。孔子说：“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又说：“以文章学问来交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如今的人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只和自己所喜欢的人交朋友，却不加选择。只和自己所喜欢的人交朋友而不加选择，便终日与他们相处；没有淫乱、诽谤、亲昵、谄媚之事不被引入，没有财利货物之事不被亲近，没有忧患死亡丧事不被牵留。这样难道比没有朋友更好吗？道德并没有因此增长，却说：“我有朋友。”交友之道大概就是这样吗？我只因为对方顺从我、不违逆我，就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将不会疑惑了。凡是使我陷落，使我每天接近牛马禽兽而自己还不知道的，都是因为他们不违逆我。假如有人每天反复用道义责备我，我每天只觉得内心不快，说：“他哪里是为了了解我？我早晚相处的，都是只会自我夸耀的人。他怎么能做我的朋友？”难道这就是使我每天接近圣贤君子的境域而自己还不知道吗？为什么呢？邪恶的东西能安抚我的情绪，容易进入；正直的东西都违逆我的情绪。谁能知道，在违逆和顺从之间，能够对我有利或有害，并且替我分别清楚呢？所以说：“心意摇摆不定地来来往往，朋友只顺从你的思想。”关键在于贵在自己审察罢了。审察它是正的，就跟从正道；审察它是邪的，就断绝而不跟从。凡是整天讲正直的话、以道义匡正我的，都是正直的人；凡是只和我相好而终日相处、却不以道义匡正我的，都是邪恶的人。我的志向在道，那么凡是志向在道的人，我都跟从；我的志向不在道，那么凡是志向不在道的人，我都跟从。由此便可以区分君子和小人，也可以知道什么会顺从我、什么会违逆我。由此，我整天只是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我就照做，什么也不改变，那么我被人影响成为什么样子，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那些悄悄说话、附耳交谈的言论，都是淫乱、亲昵、谄媚之言，可以不要接近。德行难以养成，而恶行容易放纵。假设和十个人同住，其中五个人整肃衣冠、端正危坐，除了先王之道没有不说的，除了先王之行没有不做的；另外五个人击筑长啸，除了郑、卫之音没有不演奏的，除了桑中、洧上之类的男女私情没有不谈论的，那么我应当听从谁呢？若不是非常明智的人，恐怕对前五个人也会有所不屑。假使这五个人都不存在，每天同后五个人相处，也没有谁能够醒悟了。所以我对此非常害怕。榆次金可卿因为同我谈论交友，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也将借此来要求自己。《对山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对山集》卷二。明代康海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