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庄渠遗书》（明）魏校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 《庄渠遗书》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庄渠遗书》十六卷，是明代魏校所撰。魏校著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魏校希望把《周礼》推行于后世，他的学说很是迂曲疏阔。他所著《六书精蕴》，想用古篆改定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属杜撰，尤其错误。不过魏校见闻较广，学术也醇正，所以这部文集文法严谨，不失雅正；考据也有根基，称得上儒者之言。其中《御礼问经义》等篇，也多有精确之处。只是《郊祀论》一篇说，经书中所见的只有南郊，没有北郊，并把社祭当作祭祀地神；却不知道《大司乐》所说的方丘与圜丘相对，圜丘是祭天，方丘是祭地，由此可知，文中并未说在泽中的方丘祭社，而且是在夏至这一天。又《祭法》说在泰折埋牲，是祭地，与在泰坛燔柴祭天的文字相对，这些都是北郊祭地的明显证据。魏校却引用《周礼》阴祀使用黑色牲畜，来驳斥《祭法》祭地使用赤色小牛，认为后者是附会；却不知道《周礼》是一代的制度，《礼记》则杂记旧典，不能强行合并解释，先儒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不必横加牵合，自寻纠结。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庄渠遗书》卷一 （明）魏校撰 奏疏 《讲详郊祀大礼疏》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臣魏校谨奏：为冒死响应诏令，陈述讲解郊祀大礼之事。臣听说，礼只有圣人才能用来享祀上帝，只有孝子才能用来享祀父母。祭祀并不是外物从外部到来，而是从内心产生、由心中发出的。内心警惕敬畏，再用礼来奉行它。从前我太祖高皇帝在圜丘祭天，在方丘祭地，后来改为在南郊合祭，于是成为定制。他内心必定有很大的不安，因此不怕改变古制。如今我皇上根据天地上下的分别、阴阳的道理，将要恢复太祖的初制，改定祭祀制度；他的内心也必定有很大的不安，因此不怕改变祖制。那么怎样做内心才会安定呢？回答说：这里的心，就是天心；要空明无我，使精微的义理进入神妙境界，不容有一点私意。合乎天心，内心才会安定。如今圣上的制度已经预先决定，断然确定而毫不疑惑，却仍然询问群臣，亲自降下诏书，让各人陈述所见所闻，大概是想像帝舜那样，自己的意志先已确定，再询问众人而意见相同，使鬼神依附、龟筮都赞同；也像武王所说的，有重大疑难时，谋问卿士，谋问庶人，谋问卜筮。臣愚钝无能，既不能曲意求学、阿谀时世，也不敢当面顺从而退后再进言。臣私下想到，先王制定礼制，宫室方面要在中溜祭主；冕服方面要尊重黼黻；饮食方面崇尚玄酒、太羹，这些都没有忘记本源。何况太祖确实是开创我国国家基业的祖先，一旦听到有人议论改变祖制，内心忧伤痛苦，想开口却欲言又止，难道能默默不说吗？臣又想到，三代以后，圣人的心学不明，儒者沉溺于训诂，六经便成了糟粕。历代每当有所制作，诸儒各自怀着争胜之心坚持己见，宁可违背经书，也不敢违背传记；宁可违背先圣，也不敢违背自己的经师，名义上是聚众争论，而世道又进一步衰败。《文献通考》又搜集诸儒的糟粕编成书，使人心目迷乱，堵塞天赋的聪明，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上天降生皇上，志向想要超越古今；一是考察先王，二是仍然考察先王。可惜群臣不能因循本心来扩充治理，斟酌古制而通用于今天。我皇上诏令在北郊举行亲蚕礼，正是要举行为数百年所废弃的大典，可群臣不能推明《周礼》，使我皇上在志愿上有所遗憾，却只引用《文献通考》，沿袭汉魏旧仪，仿佛只是应付旧例，臣实在为此惋惜。臣想要举行《周礼》所载之礼，以开阔圣上的心志，恰好得了头痛病，未能实现。如今举行郊祀大礼，臣愚昧而过分忧虑，实在担心群臣不能深思圣经的醇正和祖训的重要，详细探究制定礼制的本意，彻底通达幽明之理，却轻率地改变制度，既不是先王之典，又只是取用祖宗成法，纷纷更改其条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这样一来，我皇上的内心就更加不安了。我皇上改定郊祀，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意？是内心警惕而有所触动，只想对内尽到自己的本分，对外顺应正道罢了。这就是天心。皇天后土实在鉴察这片心意，祖宗在天之灵也实在鉴察这片心意。并不是不敢轻视祖宗制度，也不是想向天下显示美观、擅自创制。天地和祖宗实在都明察这一点。臣既推究我皇上的内心，又叙述臣一人前后所见的异同，写成《郊祀论》上、下二篇，以启发、阐明我皇上的心意，务求从自身求证，从百姓中验证，考察三王而不错误，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无疑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这样，改变制度而内心安定，就可以改变；改变制度而内心仍不安定，就可以不改变。谨抄成两本：一本请求留给皇上御览，一本送交礼部审看详议。臣无比恐惧，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进奏，恭候敕旨。《郊祀论》上

译臣年轻时有志于古礼，常常议论郊祀，说道：天地分祭、合祭的争论，已经很久了。臣请用孔子的说法来裁断它。孔子赞《易》说：“伟大啊，乾元；至高啊，坤元。”在礼制中说：“郊祭、社祭、禘祭、尝祭，所尊崇的没有两个最高者。”巍巍的上帝与皇地示并列，既不是尊崇上天的办法；广大的皇地示屈居于上帝之下，不能独自完整地享有尊崇，又哪里是尊崇大地的办法呢？不过，孔子赞《易》又说：“乾是天，所以称作父；坤是地，所以称作母。”在礼制中，君王把天当父亲侍奉，把地当母亲侍奉，这样看来似乎可以合祭。天地以阴阳之气交感而化生，男女以形体交合而生育。上帝、皇地示的尊贵，难道能像父母以夫妇结合的方式相配吗？有人疑惑说，分祭天地，是《周礼》文字繁多造成的；夏、商以前礼制简朴质实，如今没有材料可以考察，怎么知道那时不是合祭呢？唐虞时代，秩宗掌管三礼，与《周礼》的大宗伯掌管建立国家时天神、人鬼、地示的礼制，辅佐君王建立国家，前后道理完全一致。天地合祭，就是亵渎。臣从前所著的论述就是这样。臣曾把这些话告诉友人李承勋，他不能驳难，只是告诫臣持论太早、自信太过，说这样的话仿佛在违逆臣子之道。后来臣的学问有所进步，更加知道义理无穷，不敢傲慢地自以为贤，又进一步考察《周礼·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些都是按次序祭祀天神；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狸沉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这些都是按次序祭祀地示。起初从未说到皇地示。考察《尚书》：丁巳日用牲在郊外祭祀，牛二头，是祭天；第二天戊午日，才在新邑举行社祭，牛一头、羊一只、猪一头，是祭祀社稷。也从未提到皇地示。商汤讨伐夏桀时，明白告祭上天神祇；武王平定商的罪恶时，告祭皇天后土，也从未提到皇地示。臣又遍考传记说：在郊外祭祀上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都祭祀社，是为了列明土地所产生的利益。况且郊祭用一头牲，社稷祭用太牢。在郊祭说是“大报”，在社祭说是“美报”。在南郊设坛，是趋就阳位，所以说郊祭是为了彰明天道；君王面向南，在北窗之下祭祀，是酬答阴气的意思，所以说社祭是为了使地道显神。最后说：“尊崇天而亲近地。”这些也都没有说皇地示。《周礼》说，封人设置王社的坛墙，大祝建立邦国时，先告祭后土。古人造字，地就是土，社就是土神。诸儒解释“社”为五土之神，所以把社看得较小，想另立北郊祭地来与南郊相对。至于郊祭天，他们的说法没有考证根据。所谓五土，是分别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不是指整个大地。后土，则是总括大地整体而言。由此可知，皇地示就是后土的不同称呼，正如昊天上帝又称天皇大帝。皇地示这个名称本来出自纬书，礼家因而用它来安排南北二郊相对的说法；这也是纬书中的说法，礼家只是引用它来解释经传罢了。考察《周礼·大司乐》说：“凡是奏乐，以圜钟为宫音，以黄钟为角音，以太簇为徵音，以姑洗为羽音；击雷鼓、雷鼗，吹奏孤竹之管，弹奏云和之琴瑟，舞云门之舞。冬至日，在地面上的圜丘奏乐，像这样演奏六变，天神就都降临，可以对其行礼了。凡是奏乐，以函钟为宫音，以太簇为角音，以姑洗为徵音，以南吕为羽音；击灵鼓、灵鼗，吹奏孙竹之管，弹奏空桑之琴瑟，舞咸池之舞。夏至日，在泽中的方丘奏乐，像这样演奏八变，地示就都出来，可以对其行礼了。”解说者误解为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这就是南北郊之说的来源。他们不知道，圣经总的意思是说，各类神祇各自以同类相感应，所以说“天神都降临，地示都出现”。求召天神应当在阳气生发之时，求召地示应当在阴气生发之时。凡是神都设坛祭祀，其形制象征圆；凡是地示都在坎中祭祀，其形制象征方。经书又说：“凡祭祀神祇，在冬至日召致天神、人鬼，在夏至日召致地示、物魅。”这也是泛说阴阳感应相通的道理，并不是专指冬至、夏至这两天。考察经书可知，六经都没有南北郊之说，只有这一章有类似说法，而且又出自诸儒错误的训释，因此它不足以作为证据，已经很明显了。况且《大司乐》区分乐调的说法，后世都不能明白其意义，只应存疑、对危险之处也存疑。所以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祭法》说：“在泰坛燔柴，是祭天；在泰祈埋葬，是祭地；使用赤色小牛。”传记中说南北郊的，也只有这一章。考察《周礼》说，阳祀用赤色牲，阴祀用黑色牲，如今一概说使用赤色小牛，附会的痕迹很明显。用经书来纠正传记的错误，那么，说南北郊的内容就不足以作为证据了。再请用孔子的话来裁断：“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朱子解释说：“郊祭天，社祭地；没有说后土，是省略文辞。” 胡氏又说：“古代在社祭地，就像在郊外祭天；后世不应抬高地而与天抗衡。”《周礼》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此外没有另说地示；四圭有邸、舞云门，是祭天；两圭有邸、舞咸池，是祭地，此外没有另说祭社，由此可知郊祭与社祭相对。臣所考察的郊祀礼制，在圣经贤传中都能找到证据；但礼一定有它的意义，臣寻求这种意义，却还没有得到答案，只能虚心等待。大概求学不能不思考，但思考的方法贵在切近实际，也贵在从容涵泳，不可强迫。后来臣的学问逐渐切实深入，仿佛上天赋予的聪明有所开启，才开始明白，人们称上天为天、称大地为地，都只是顺着名称和言语，还没有达到实际本体。天地浑然是一个整体，正如我的身体；上帝至为灵妙，正如我的心；百神，正如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和魂魄。后土也只是我身体、魂魄中较大的部分罢了。人的灵明怎么会有两个呢？所以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程子说：“天地没有两个知觉。”这话意义深远啊！哪里只是天地一体，人与天地也浑然同体；形体虽然各有隔开，但同一元气彼此贯通。人只知道躯壳以内是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贯通宇宙的整体也是自己的身体。

译所以，爱好名声、争强好胜、故意做好事、故意作恶等种种私欲妄念，都是从躯壳中产生的。如果天地万物是一体，就能廓然忘我，天地万物的瘙痒、疾病、疼痛，全都切身相关。地不能与天相对，所以用社来配郊祭；如果再以北郊与南郊相对，那就大错了。只有心没有对立，上帝最为尊贵，哪里会有与它相对的呢？圣上的资质高明，请把臣的话默默加以体验，就会洞然贯通天人之理。地不能与天相对，夏至也不能与冬至相对。圣人扶助阳气而抑制阴气，阳气开始生发，圣人尤其重视，所以说：“复卦，大概显现了天地的心吧？”如果有所对立，那么复卦显现的就是天心，姤卦显现的就是地心。贞下起元，在一年中冬至的子月是复卦，在一日夜半的子时是复卦，在人的心中则是于寂静之时养成并生发连续不断的善端。因此圣人的学问在于求仁，而求仁的功夫在于守持寂静。如今制定律吕的人以黄钟为候验，制定历法的人校正太阳运行，都是从冬至开始。臣如今的见解就是这样。从前蘧伯玉活到五十岁，知道自己四十九年所做的都不对；活到六十岁，又能随着六十岁而变化，他没有一次不是从这种自省开始，最终又认为从前仍不对。臣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还希望有所进步，哪里知道后人看今天的我，不会像今天的我看从前的我一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代祭祀的事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考证。商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宋国的文献不足以考证。”圣人的心意如此慎重，何况我皇上作为孝子慈孙的心意呢？臣没有才能，又怎么敢放纵言论涉及礼制呢！《郊祀论》下 臣从前曾论说日月不应配享于天，原文说：考察礼家认为，郊祭天而以太阳为主祭对象，以月亮配享；解释者认为天体广大而太阳显明，所以把太阳作为主祭对象。这是不了解“上帝临视你们，升降往来都在这里”的道理。天的神明浩大无边、无所不在，圣人整日面对并侍奉上帝，又在郊外设祭来聚集它，这叫作疏散而复合的道理。如今说以太阳为主祭对象，我不知道郊祭究竟是大报上天，还是报祭太阳？以月亮配享，我不知道主祭的究竟是天，还是太阳？大概是因为迎接日长而产生的一句话，后来一错再错。太阳生于东方，月亮生于西方，君王在春分朝拜太阳，在秋分夕拜月亮，祭祀各有常规；因此祭祀上帝不必用日月配享。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所以君王以祖先配天；但日月并不适用这个道理。既以祖先配享，又以日月配享，处在正位就显得亵渎而不庄严，处在配位又混杂而没有分别，这不是尊崇上帝、尊重祖先的办法。臣从前又曾论说百神不应跟随上帝从祀郊坛，原文说：郊祭是大规模报答上天，并不是为了搜求百神，所以祭祀上帝不应再祭祀百神。凡这些百神既然都载入祭祀典籍，已有各自的常规祭祀，那么祭祀上帝就不必再祭祀百神。禋祀应当极其精诚；如果敬意有所分散，怎么能说是用精纯的心意来享祀呢？有人说，上帝降临，百神就会壮盛地跟随而来，怎么可以缺少对百神的祭祀？君王亲自向上帝进献祭品，百神则分别派群臣去祭祀，有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是把上帝当成有具体形象的神了。方士一流的人言语荒诞漫无边际，说钧天上帝有所居之处，百神各有官府，都可以一一指名，因此把它们聚集起来祭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实行普遍平等供养的办法，古礼才开始混乱。况且郊祭之日，百姓尚且不用命令就听从上级，何况群臣呢？如今只有主祭者专一诚敬，而群臣的敬意却分散开来，已不再是上下浑然一体的道理了。臣又论说祭天与祭上帝不可分开，原文说：考察《孝经》，郊祭以后稷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做的。礼家因此说冬至大报天，季秋大享上帝，却不知道这并不是孔子的话。上帝，是天的主宰；说天，是以整体而言，譬如人的身体；说上帝，是以主宰而言，譬如人的心。身体之外难道另有一个心吗？《周礼》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如今把天和上帝分为两个对象来祭祀，在义理上有什么根据呢？古代祭天，只扫净地面便举行祭祀；如今在明堂却说上帝最尊贵，反而要接近人鬼，让周公来享祀，以成就成王、尊崇文王、配享上天，这只是尊敬祖先，并不是尊敬父亲。说周公是尊敬父亲而配天，就是眼中没有君主。况且配天一定要用祖先，因为祖先的功德与天相同。如果说只是尊敬父亲，那么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天的后代，为什么还要厚待近亲呢？臣又曾论说祭祀五帝并非古礼，原文说：“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在四郊设坛祭祀五帝。凡是祭祀中联结办理的事务，都首先说五帝、大神、大示，也是如此。”这大概是文字错误；否则，就是诸侯失去典籍之后增添的。礼家说，东方苍帝为威灵仰，南方赤帝为赤熛怒，中央黄帝为含枢纽，西方白帝为白招拒，北方黑帝为叶光纪，加上昊天上帝，共为六帝。天与人的道理是一致的，百姓没有两个君王，谁说天上会有六个帝呢？可叹自周朝末年，诸侯僭越天子地位，身为藩臣却在郊祀中铺陈天子的礼仪，但还不敢完全等同于天子。因此鲁国郊祭祈求丰年，实际祭的是苍帝；秦国修筑西畤，实际祭的是白帝。后来又增加祭畤来祭祀黄帝、赤帝、青帝。大概是听闻各国僭越礼制而一并祭祀它们，便忿然有招致八州、朝会并列诸侯的志向了。当时北方诸侯没有僭越举行郊祭的，所以缺少黑帝。汉高祖说：“这是在等待我啊。”于是备办五帝的祭祀。诸儒不知道它的源流，所以议论纷乱。臣从前所著的论述就是这样。后来臣考察寻求国家典故，看到我太祖谈到大祀时极其严肃，其中必定有精诚之意、默然感通的道理，于是战栗而不敢开口。孔子告诫求学者不要轻易议论礼制，臣从此以后也不敢轻率发言。臣如今所说的，也只是礼的文字，而不是礼的根本。皇上所说的修养德行、效法祖宗、亲近贤能、爱护百姓，才是礼的根本。皇上已经知道这些了，臣还说什么呢？《尚书》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事。” 愿我皇上切实实行这句话。至于禋祀的意义，臣请为皇上详细说明。古代祭天，所用器物是陶器、匏器，所用席子是藁秸，所用牲畜是一头特牲，祭祀位置不设坛，只扫净地面祭祀。这是什么心意呢？实在是因为昊天的恩德无边，而万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它，所以略去外在形式，竭尽内心诚意；这叫作精诚的极致，并不是祭祀时才突然产生，而是平日积累起来的。那种内心在平时总是说：“上天爱护百姓如此深厚，难道会让我们一个人放纵地凌驾于百姓之上吗？”从前大禹饮食简朴，却把孝敬用于鬼神；衣服粗劣，却把美好用于黻冕；宫室低矮，却把力量全部用在沟洫上。我的饮食已经简朴了，用一头特牲祭祀便能心安；我的衣服已经粗劣了，用陶器、匏器、藁秸祭祀便能心安；我的宫室已经低矮了，只扫地祭祀便能心安。假如志向不在使百姓富足，反而厚待自己、轻慢天心，内心能安吗？周公的教诲说：“至高的治理所产生的馨香，可以感通神明；黍稷并不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臣冒死叩首，把这些话献上。

译《乞褒崇先圣疏》为褒扬尊崇先圣之事，臣认为孔子是万世帝王的宗师，历代尊崇他的德行、报答他的功绩，本来已经逐步修举；本朝尤其加以隆重尊崇，但还有一件千古以来缺少、尚未举行的典礼，确实等待着陛下办理。从前周朝把微子封在宋地，使他奉祀殷朝后代；孔子属于宋国子孙，自从正考父迁居鲁国，才成为鲁人。孔子周游四方，而宽袖衣服在鲁国居住，戴章甫冠在宋国居住，对这两个国家念念不忘，是因为鲁国是父母之邦，宋国是祖宗根本之地。鲁国到今天是曲阜县，孔氏子孙居住在那里；宋国到今天是归德州。臣到那里考察图志，才知道微子庙还在，只是曾经有孔子还乡之事，已经没有人能记载它属于哪一代了。汉代梅福请求封孔子后人，以奉祀殷朝，没有得到答复。后世加以褒封，称为衍圣公。宋朝发生战乱，宋高宗渡江南迁，在衢州建立家庙，于是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在曲阜，太祖让其承袭衍圣公；南宗在衢州，守臣上奏建议，孝宗授予世袭五经博士。实在是因为先圣的子孙居住在那里，所以国家给予隆厚待遇；何况先圣祖宗的发祥之地，却唯独没有人加以表彰，这就是臣所说的千古缺典，确实等待着陛下来举行。从前宋代儒者朱子居住在建宁，但他的祖先是徽州人。本朝因为他讲明道理有功，集诸儒之大成，所以建宁和徽州两处都沾受恩典。何况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为万世垂下法则，凡是有天下的君主，凡能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绩的办法，更应当做到极致。伏乞陛下深思先圣之道与天地相配，贯通古今，特命礼部表彰，选择孔氏子孙中贤能的一人，前往宋地故墟，援照衢州的先例，授予世袭五经博士，建立家庙，让他世代守护，并因此守护、照看微子庙，每年按时前往拜省殷汤陵墓，这样或许可以慰藉先圣在天之灵。千百年未举行的缺典，陛下一旦举行，实在可以为万世树立榜样。陛下是上天赋予英明资质的君主，臣因奏事，冒昧有所进献。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致力于学习，必定致力于求师；伏愿陛下能够从千古之中自己得到老师，以孔子为宗师，在处理万机之余，庄重地诵读孔子的遗训，不要像书生那样只作章句讲说。每读一句，都要庄严地如同亲自听到圣人的教诲，务必反省自身，问道：“朕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对于其中的告诫，则问：“朕难道没有这种过失吗？”考察自己细微的思想，验证于显著的政事，并问：“朕的作为，合乎圣人的训诫吗？” 凭陛下的聪明睿智，依照这个方法日复一日地谨慎用功，那么孔子的道，陛下就亲自得到它的传承了。孔子的道是什么道？就是尧舜相传的道。陛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天下所有困穷的百姓都将欢欣鼓舞，享受尧舜的恩泽。臣的愿望实在深切。由于这是关于褒扬尊崇先圣的事，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处理。因此写成本章，专门派承差携带进呈，恭候敕旨。《复姓疏》为恢复姓氏之事，礼书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臣生逢这个时代，怎敢忘记自己的根本呢？臣本来姓李，高祖李恕曾割股救母，乡人称他为庄渠李孝子。他娶高祖母金氏为妻，生下臣的曾祖李琳。兄弟四人，按排行臣曾祖居第二。魏士珣的妻子，是臣高祖母的姐妹，没有儿子，便收养李琳为子，因此改姓魏。高祖李恕隶属长洲县二十二都十一啚，魏士珣隶属昆山县三保三十二啚。两家在洪武初年分别登记民籍，直到今天。曾祖李琳宽厚有德，是长者，实在从他开始使这个家族昌盛。魏氏于是成为士族，魏士珣夫妇十分依赖他。后来魏家庶出有了儿子，曾祖也不再归宗。子孙居住在昆山，经过几代以后迷失了自己的出身，于是与昆山的李姓结为婚姻。后来族兄李方开始大规模合族编谱，族人全都明白尊祖敬宗。臣的父亲封赠主事魏奎，字雅，曾有恢复本姓的想法但没有实现。臣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堂弟魏庠由太学入仕，我们都有名籍登记在朝廷，不敢轻易改动。臣敢于追述先人的志愿，于是列具家世源流，上达天听，乞请敕令吏部移文原籍官司，查验确实，具奏改正。附上黄册，请户部改列附入册籍，使子孙相承，不至于忘记本源。为此写成本章，派家人魏悦携带进呈，恭候敕旨。《乞休疏一》

译为请求恩准退休，以保全名节、延长寿命之事。臣从前任南京刑部官员，正德九年蒙皇上召任兵部职方郎中。臣因患病，两次上疏请求恩准放回原籍调治。正德十五年奉命升任前职。第二年夏天，诏书送到家门，正逢陛下即位之初。臣没有估量自己的无能，勉强赴任；教化没有根本，办事没有次序，憎恶邪恶过分，奖励善行太轻，不能宣扬陛下的风教。嘉靖二年五月初十日，臣父亲封赠主事魏奎不幸在家病故，万里阻隔，直到六月二十七日臣才听到讣告，匍匐奔回服丧；不孝的罪过上达于天，再也无法赎回。臣如今服丧期满，居家如常，想到士人立身只在忠与孝；臣如今无法再尽力报答父亲，只有献出生命，或许可以报答君主。无奈臣禀赋的元气十分薄弱，从小多病，小心自持，仅仅保持无事；稍有放纵，疾病便交相攻伐，几次濒临死亡，都是上天经常扶持我而使我保全安定。臣在病中默默观察天人之间的关系，凡是诱导臣内心、开启臣行善，警戒臣自身、禁止臣作恶的事情，上天几乎无所不至。臣实在不能勤勉修德而懈怠，上天弃绝了我；又遭遇大变故，却不能自我责备、自我改悔，树立坚固志向，用勇猛功夫去实行，反而过分追求安逸。推究原因，都是因为心中没有确定的主宰：一个善念暂时顺应天意，随即又被湮没；一个恶念本已违逆天意，又继续浸染扩张。因此善行日益消退，恶行日益积累，上天开始对臣断绝希望，多次降下灾病。心是神明的主宰，也是百病产生的根源。导致疾病在于心，治疗疾病也在于心。臣昧于心学，不能使心安定，心神这个十二官的主宰各自失职，百邪便侵入身体：眼花而损伤视力，耳鸣而堵塞听力；风寒从外侵袭，就刺痛肺部、使喉咙发痒；饮食从内损伤，就腹泻不止、下腹急迫。这些是明显发作的症状。至于潜伏、藏在体内的病证，还有很多。臣每次回光返照，向内从五脏六腑，向外到四肢百骸，没有一处不受疾病影响；并不是上天抛弃臣，而是臣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上天所抛弃的人，人也会抛弃他。至于过错恶行上达天听，皇恩浩大，仍曲意加以宽容，不忍抛弃臣。臣感念恩德，谋求报答，本应以死生相随；但臣元气损耗很多，精神容易动摇，如果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守，就一定会耗尽性命的精气，一件事做不成而万事都丧失。臣自己不能谨慎养病、保全身体，常常把死生存亡挂在心上，这话近于不祥，哪里适合上达圣听？臣曾听说，人劳苦时就呼喊上天，疾病疼痛时就呼喊父母。陛下就是臣的天地父母。因此臣有疾病劳苦，便向陛下呼吁陈述，来请求陛下保全臣这个无能的身体。伏乞陛下怜悯臣多病，体察臣无才，特命吏部容许臣退休，使臣或许能够保全名节，从容安逸地延长天年。臣在未死之前，还应当学习古礼，吟咏古诗，稍稍帮助陛下太平教化。臣感激、惶恐至极，因此写成本章，派家人魏悦携带进呈，谨此奏闻，恭候敕旨。《乞休疏二》为请求恩准退休，以保全余生之事。臣先前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嘉靖二年五月初十日，臣父亲不幸在家病故，直到六月二十七日臣才听到讣告，匍匐奔回原籍守制。嘉靖四年九月，服丧期满，臣应当赴吏部听候任用；因患虚怯等病，抱病一年多，不能起复。到京城仰望天日之表，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吏部急字八百六十八号文凭一道，又任命臣为现职。臣私下想到，自己器量狭小、才庸无能，已经任用过却没有成效；身体如蒲柳般脆弱，因病早衰。自从遭遇忧患以来，疾病久而成了痼疾。圣恩浩大，把臣从闲废之中起用，再次加以任使。臣应当竭力图报，死生都在所不惜。无奈臣血气已经疲惫，精神已经亏损；风寒从外侵袭，就刺痛肺部、使喉咙发痒；湿热从内攻伐，就腹泻不止、下腹急迫；耳鸣、眼花、鼻出血、牙齿龋坏，这些是明显发作的症状。臣每当静坐澄神，默默观察自身，向内从五脏六腑，向外到九窍百骸，没有一处不受疾病影响；最大的祸患、可怕的势头正潜伏着将要发作，想到这些实在令人寒心。若能从容休养，访求医药自行辅助治疗，还可以保全余年。如果再奔走于仕途，在军务中劳累困苦，必定会摧残丧失性命。伏乞圣明扩大天地生生不息的仁德，不忍任何一物失去其所，怜悯臣多病，体察臣无才，特命吏部容许臣闲居，使臣能够享尽天年。陛下以圣德登基，正要推行尧舜的政治，臣有幸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可以和康衢上击壤的老少共同享受太平。臣的愿望实在深切，因此写成本章，派家人魏悦携带进呈，恭候敕旨。《乞休疏三》

译为恳求天恩保全衰病之身。臣从前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服父丧期满。嘉靖六年正月内，又任命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顿赣州兵备。臣病重不能赴任，上奏蒙圣恩准许退休。本年十二月初四日，接到吏部急字九百六十四号文凭一道，又任命臣为现职。臣这个疏远的小臣，一年之中两次蒙陛下起用；陛下怜悯臣不能胜任军务，已经曲意赐予保全，又想到臣曾经掌管学校，便改授新的任命。臣感恩而想奋发，义气在内心激发，发誓将献身报国。无奈臣所受的疾病深重而成痼疾，积聚多年；心火上炎，肾水下渗，若因循不治，阴阳就不能互相发挥作用，几乎成为废人；如果突然治疗，又恐怕元气更加削弱。幸而蒙受宽厚恩典，得以从容居住乡里，正想寻访医药、考察病源，还没有来得及施治，恩命忽然从天而降。臣孱弱的病体，突然起身奔走办事，内在损耗精气，外在劳累形体，岂只是旧病更加严重，必然还会产生其他病证。陛下即使想要惠养、使臣生存，也办不到了。况且臣从前掌管岭南学校，只是恭敬奉行诏谕，想要崇尚正学，把正道引导到一方；但亲身实行却没有达到，学问没有根本，教化没有等级节次，憎恶邪恶过分，奖励善行太轻，怨恨诽谤一齐聚集在自己身上，给斯文造成很大的玷辱。陛下明察万里，知道臣做事虽然有过失，内心本来没有别的企图，于是又授予臣掌管中州学校的命令。臣自己估量不胜任，别人会怎么看我？已经任用过而无功，再次任命只会招致耻辱。伏乞陛下扩充天地生生不息的仁德，为臣安排命运，特命吏部容许臣仍旧退休，安守本分，保养天性。臣有幸在尧舜时代保全性命，应当和击壤的父老共同歌咏太平，私下效法华封人祝愿尧、富、多男的祝辞。臣愚昧而情意深切，因此写成本章，专门派家人魏悦携带进呈，恭候敕旨。《乞休疏四》为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黜，以消除天变之事。臣听说，君王把天当父亲侍奉，把地当母亲侍奉。如今天地降下灾异，以此警戒、震动我国，譬如父母因发怒而在言语和脸色上责备子女。陛下恐惧而修身反省，亲自到南郊祈祷，正如子女有罪而引咎自责，恭敬地前往拜见父母。祈祷前下了一点微雨，洒湿尘土，或许是父母已经喜悦了；到了祈祷那天，风却大作，云散雨停，似乎父母的怒气仍未消解。阳气亢盛已经到了极点，雨水失期，飞蝗遮蔽天空，千里土地赤裸，灾势又将出现。以陛下的精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臣反复思考，私下认为造成今天灾害的原因，实在是群臣不能都以陛下的心为心，只让至尊一人焦虑劳苦，而上下之间情志闭塞隔绝。如今想要体察天地交泰的道理，以和气招来和气，没有比亲自接见群臣更好的办法，使他们各自尽职，有事都能当面陈奏。想让群臣各自尽职，没有比精心选择人才、进用贤能而罢退不肖更好的办法。臣充任司法官，得以跟随九卿之后，既不能宽大仁厚，致力于主持天下公道，又不能忠诚正直，把天下的事情极力直言。应当罢黜的不肖官员，没有比臣更合适的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降下灾祸，不要这样懈怠喧哗。”臣确实有这些过错，不敢逃避罪责。伏望圣明早日赐臣罢黜，臣恐惧至极，等待治罪。《乞休疏五》为患病不能任职，乞请仍以原职放归一事：臣恭敬地承蒙圣恩，升任臣为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馆。臣从天上忽然听到这一任命，惶恐俯身在地；仰望宫阙，虽有病却不能起身。臣私下想到，八月十九日臣在山川坛任事时，感受风寒，身体发热烦躁。臣因元气虚弱，不敢用药发散，只静养镇摄，十天后病愈，于是出朝参见。不久又感受风寒，比前次稍重。臣仍像先前一样静养镇摄，又过十天才痊愈。十月初二日，臣在悼灵皇后陵任事，积累了劳伤疲倦，又兼受寒邪侵袭，身体发出高热，疲惫不堪地回去。臣愚昧而不能坚守医理，轻信庸医，不追究病源，也不参合面色与脉象，只拘泥于成方用药，发散过度，使邪气仿佛已经脱离身体，而元气却衰竭得像一根将断未断的线，竟使轻病变重，重病变危。臣在床席间呻吟，万般念头都已经灰冷，只有报国的一念仍明亮如丹，但筋力已经不能奔走效劳了。臣正准备上疏请求退休，宠命忽然降临，委任臣负责象译之事，任命臣掌管礼乐之司。臣感激承受圣恩之深，早已刻骨铭心；忠诚受到激发，发誓将捐躯报国。奈何力量不能随心，病势反复而沉重顽固，调养治疗也不能痊愈。伏望圣慈怜悯臣如蒲柳般脆弱的资质，体察臣如樗栎般无用的才能，特命吏部准许臣仍以原职放回原籍退休，使臣能够从容安养，保全自然寿命。这就是替臣向上天延续生命了。臣实在不胜期望，因此具本上奏，命家人魏悦抱持文书进呈，恭候圣旨。乞休疏六 为疾病很多，恳请准许退休以保全余生一事：臣从前冬天受到寒邪，用发汗药过量，泄散真气太多，主管蛰藏的功能不稳固。今春阳气上升，却没有作为生发根本的元气，形成上盛下虚的状态，疲惫至极而容易困乏。风邪侵入头顶，病邪从腧穴侵入，于是患了头痛之病，长久不能痊愈，转移到中焦，脾土受伤，运化输布失职。饮食虽然能够进纳，却不能运化，停滞而生痰。风痰阻滞在肠胃之间，胸中闷闷欲吐，发作时成为眩晕，站立就像要倒下，坐着又像要仰倒。臣因病告假已经多次了。到了夏天火气炎上，痰饮弥漫在心包络之间，神情恍惚而容易忘事，严重时昏昏沉沉，甚至不省人事。臣静下心来思量，病势恐怕难以长久活下去。可叹臣刚刚成年时，就慨然怀抱唐虞之志。如今何其幸运，亲身遇到尧舜般的圣君在上，远远追溯精一之道的传承。臣却不幸患有狗马般的疾病，不能随从麟凤般的人物在郊野，犹如寒谷隔绝于阳春，柔弱的草独自枯萎在盛夏。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天地如此广大，有什么不能容纳？父母如此慈爱，只忧虑我的疾病。伏愿圣明放宽天地包容万物的气量，推展父母怜悯子女的恩德，特命吏部准许臣退休，使臣得以活着回到故乡，像狐狸死时仍把头朝向丘陵一样。倘若臣没有立即死去，还能得到圣恩的沾润，歌咏太平，以续接康衢击壤的歌谣。臣内心的悲哀恳切实在到了极点，因此具本上奏，命家人魏悦抱持文书进呈，恭候圣旨。乞休疏七

译为疾病困顿，再次乞求天恩放臣回乡退休，以保全余生一事：臣因为多病，上疏请求退休，得以活着回去，幸蒙天恩，陛下不忍弃置臣。臣不胜犬马恋主的诚心，病情稍微好转便到宫阙恭敬谢恩并请求任职。不料触犯暑热，忽然患霍乱，阴阳之气不能升降，气息断绝后又苏醒。随后呕吐上逆，腹泻急迫。病势虽然稍稍减轻，但营气仿佛已经脱散，腹中空虚。实在是因为当时正值炎热酷暑，大火炽盛如蒸，而臣体内湿热与相火相合而成病，所以病势迅猛强烈，令人害怕。如今还不敢知道是生是死；即使幸而不死，不静养数年，也决不能完全恢复。古语说：‘人到了穷困时就会返本。’所以劳苦疲倦到了极点，没有不呼喊上天的；疾病疼痛而悲惨，没有不呼喊父母的。如今臣的气力奄奄一息，似存似亡，呼喊上天，天高而听不见；呼喊父母，父母又在遥远之处，谁来怜恤臣呢？所以只有我皇上在上，能够宽厚仁慈，对群臣像苍天一样覆盖，辛勤地抚慰他们如同父母。臣才敢暂时停止呻吟，在陛下面前呼吁：伏望圣慈怜悯臣沉重顽固的疾病，体察臣危急窘迫的情状，曲加保全，准许臣退休，使臣得以活着回到故乡，从容安养，以保全自然寿命；这一切都是陛下广大的造化之恩。臣实在不胜至诚愿望，因此具本上奏，专门派家人魏悦携捧进呈，恭候圣旨。患病不能当面辞谢疏 为患病不能当面辞谢一事：臣承蒙天地般的大恩，获赐退休，得以活着回乡。当时正值暑天，只适宜静养而不宜行动，臣不敢立即上路。如今将要远离，想要仰望一次天日般的圣颜，然后退居田野，随同击壤的父老歌咏太平。不料臣的病体疲惫得厉害，头颤眼昏，身体虚弱，双足无力，不能到宫阙当面辞谢，只好特意命家人扶持着走下台阶，远远望着宫门叩首致谢。随后坐轿带病前行，仍赖陛下的福佑，得以活着回到故乡。虽然不敢献上乡野人的芹菜，仍应当私下效法封人，为陛下祝福。因此具本上奏，命家人魏悦抱持文书进呈，恭候圣旨。○经筵讲章 康诰讲章一 事情已经如此，你是年轻人，所承担的职责却应当广大；王应当保全殷民，也只有这样才能辅助王安定上天的命命，造就更新的民众。这是武王告诫康叔明德的道理，并以更新民众作为结尾，是话将说尽而意义还没有说尽的言辞。这里的‘乃服惟弘’，就是‘你要承担这件事，使它广大’；‘王应保殷民’，就是‘王要安和殷民’。武王告诫康叔，先发出叹息，才说道：‘你的年纪虽然小，但责任十分重大。如今最难教化的就是殷民；民心不和，实在是由于君主的德行还不够广大。你的职责，只在于扩大君王的德意，使它包容万物、普遍覆盖，如天地一样广大。这样，殷民谁不会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像依靠父母一样安定呢？这就能够辅助我，使我安定地承受天命，并更新民心了。’大概上天的视听都在民众身上。民心安定，天命也就自然安定。民众所效法的对象在君主；君主的德行更新以后，民众的德行才能更新。由此可知，天命系于民心，民心系于君德，而君德又系于君臣共同修养。因此武王对康叔，一方面希望他弘大王德，另一方面希望他辅助君王。武王是圣人，为什么还要等待康叔来弘大、来辅助？之所以反复告诫他，是因为圣人不自以为圣，不任意独断，而是善于任用人才。臣曾经论述过，明德新民，就是武王学问的全体和大用。这门学问，武王从文王那里得到，文王又从帝尧那里得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使九族亲睦；九族已经和睦，就辨明百官；百官已经明达，就协和万邦；百姓于是得到变革而和乐。这就是帝尧学问的全体和大用。武王论说更新民众，必定说‘惟弘’；周王论说彰明德行，必定说‘弘于天’。益赞美尧，开头就说‘帝德广运’。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大概帝王都是效法上天的。此心不能弘大，就与上天不相似，哪里还会有学问的全体和大用呢？我皇上天生聪明，有圣人的资质；庄重恭敬而日益自强，有圣人的志向。理应上帝降下美善，百姓敬畏顺从，从而享有圣人的治理了。然而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原因是什么呢？臣愚昧，愿我皇上深思：保全天命在于安定人心，安定人心在于修养圣德，修养圣德又在于使圣心恢弘广大。胸襟开阔，完全公正，如苍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如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如日月无私地普照万物。虚心接纳他人，万种善德就会齐备；谦虚接受益处，万般福泽就会汇聚。这样岂止能够成就尧、舜、文、武的德行，还将享有尧、舜、文、武的寿命。所谓唐虞、成周时代充满宇宙的太和之气，将在今天再次亲眼见到。四海的百姓，实在无比欣喜和期盼。康诰讲章二

译王说：‘啊！封，你要谨慎，明确地施行刑罚。有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误过，而是明知故犯，自己作出不合常法的行为，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杀。有人犯了大罪，如果不是故犯，而是过失灾祸，偶然造成的，既已说明并完全承认他的罪过，这样的人就不可杀。’ 这是武王告诫康叔谨慎对待刑罚的道理。‘呜呼’是先发出的叹息；‘封’是呼唤康叔的名字，都是为了警醒他的心，使他听进去。‘敬明乃罚’这一句是纲领；从‘人有小罪’以下几句是具体条目。‘眚’是不知情而误犯；‘终’是明知故犯；‘式尔’是有意这样做；‘灾’是不幸偶然发生，是无意造成的。这些都是辨别情状轻重的标准。刑罚本来不是万不得已不会采用的，不能不尽心审慎，必须以敬慎为根本。每件事都要推究清楚，或许才能做到情实罪当，然后才可以施刑。但是，立法有通常的原则，用法有权宜变通；这样才能完全合乎人情。比如有人犯了小罪，按法律论罪虽然轻，但推究他的实情，并非误犯，而是故犯；并非别人使他作恶，而是他自己作恶，公然出于故意。这种人奸邪可恶，最能败坏常道、扰乱风俗，不可不杀，以示惩戒；这就是帝舜所谓刑罚虽小也不轻视。又如有人犯了大罪，按法律论罪虽然重，但推究他的实情，并非故犯，而是误犯；不是自己作恶，而是上天降下灾祸，偶然无意造成的，到了官府又能据实陈述，服罪认过。这种人昏愚而值得怜悯，应当从宽体恤，不能杀他；这就是帝舜所谓过失即使重大也予以宽宥。由此可知，凡是想要定罪，必须弄清实情；想弄清实情，必须明白道理；想明白道理，必须存有公正之心。因此武王提出一个‘敬’字来说，《舜典》所说‘敬啊，敬啊，只有对刑罚要加以体恤’，正是这个意思。臣曾经考察，皋陶说：‘上天讨伐有罪的人，五种刑罚都要恰当地使用。’可见君主施刑只是代替上天行道，臣下施刑又是代替君主行道，本来不应有私人的厌恶，也不应有私人的偏爱，必须大公至正，符合民心，才合乎天心。臣仰望皇上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时时敬畏面对；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念念怜悯。更愿皇上以公平广大之心，施行和乐慈祥的政务，告诫执法官吏不要苛刻严酷而重视循良之臣，删减繁琐苛细的法令而致力于宽大，使春天生养万物的德行常常行于秋天肃杀之中，使阳气舒展的恩泽常常溢出阴惨之外，和气充满四方，国家福运长久。《吕刑》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这样国家的安宁才会长久。’臣愚昧，实在怀着殷切之情。说命讲章 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能够效法它；只有臣下敬慎顺从，只有百姓才会顺从治理。只有言语会招致羞辱，只有甲胄会引起战争；只有衣裳应当收藏在箱笥中，只有干戈应当反省自身。君王应当警戒这些，确实能够明白这些，就没有什么不美善的了。这是《商书·说命》中傅说告诫高宗效法上天来治理百姓的话。天就是上天；‘圣’字指君主；‘宪’字解释为法。傅说说：‘上天高高在上，从来没有耳朵却能听见世间的一切，没有眼睛却能看见世间的一切。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它至公无私。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凡事都取法于上天，例如敦厚典常、奉行礼制、任用有德、讨伐有罪，全都体察上天而施行，也出于至公无私，那么君主的聪明就与上天合为一体了。’‘钦若’就是敬慎顺从；‘乂’就是顺利治理。君主既然能够效法上天的聪明，一切都出于公心，群臣必定体察这种心意，自然同心敬业、恭敬协作，敬奉上帝；百姓也必定体察这种心意，自然心悦诚服，顺从君主的意愿而得到治理。‘羞’是羞辱；甲胄是兵器；‘戎’是战争；衣裳是五等等级的礼服；干戈是兵器。傅说又说：‘人的言语本来是用来修饰自身的，并不会本来就招致羞辱；但如果轻率地说出，就难免反而招来羞辱。人的甲胄本来是用来保护自身的，并不会本来就引起战争；但如果轻率地发动，就难免反而兴起祸乱。’ 这两件事虽然是用来对付外物的，也应当替别人考虑它们可能造成的祸患。衣裳是用来赏赐有德之人的，应当谨慎收藏在箱笥中，不可轻易给予；干戈是用来讨伐有罪之人的，应当严格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动。这两件事虽然是用来施加于别人身上的，也应当审慎考虑自己是否适合使用它们。’‘允’就是诚信；‘休’就是美善。傅说又说：‘言语、甲胄、衣裳、干戈这四件事，是效法上天聪明的具体条目。君王只要警戒这四件事所造成的祸患，坚定地信守这些原则，使内心不被私欲遮蔽而能够明察，那么言语、行动、赏赐、刑罚都会恰当，朝廷政治无不大公至正，达到极其美善的境界了。’傅说用这些话告诫高宗，可以说善于指出君主难以面对的问题，得到了辅相之道。臣又曾考察，皋陶陈述谋略说：‘上天的聪明，就是从我们百姓的聪明而来。’武王誓师说：‘上天的视察来自百姓的视察，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由此可知，帝王要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无非是效法上天而顺应人心。仰望皇上天生聪明，却不自居为圣；德业日益更新，内心却好像还没有达到极致。这大概是真想追赶古代帝王的盛德，并不只是仰慕高宗中兴而已。尤其愿皇上时时体味傅说的话，敬畏上天的命令，始终保持这种心意，使声音成为法度，自身成为尺度，刑罚与罪行相当，赏赐与功劳相称。这样就与上天的德行相合，在上天覆盖庇佑之下，天下没有不尊敬亲近皇上的人了。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愿圣明留意。孟子讲章

译先生用利益来游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欢利益，于是停止三军的战争。这就是三军将士也乐于停战并喜欢利益。做臣子的，怀着利益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利益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利益来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最终都抛弃仁义，怀着利益彼此交往，却还没有灭亡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先生用仁义来游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欢仁义，于是停止三军的战争。这就是三军将士也乐于停战并喜欢仁义。做臣子的，怀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来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都抛弃利益，怀着仁义彼此交往。然而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孟子的心学精密，洞察天理与人欲之间极其细微的分界，所以他随事剖析，把天理放在一边，把人欲放在另一边，用来决定取舍。同样都是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如果臣子用利益来启发君主之心，使其走向人欲一边，危害就会达到丧失国家；如果臣子用仁义来启发君主之心，使其走向天理一边，效果就会达到兴盛国家。句句都是实在的事情，并非空话。后世读它的人，却只把它当作一番议论，在纸面上讲求，都知道重仁义而轻利益；到了实际办事时，却顾及利益而不顾仁义。所以臣曾说，三代以前是天理的世界，三代以后是人欲的世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一旦被利害遮蔽，就都抛弃了自己的天性，举世滔滔如此。若不是像我皇上这样聪明睿智、通达天德，怎么能够挽救这种沉溺的人心呢？凭什么知道皇上通达天德呢？臣因为明辨人伦这一件事而知道。过去我皇上入继大统，群臣都请求不得再顾念私人亲属，这是把天下作为重，把天性作为轻，也就未免怀着利益、抛弃仁义来侍奉亲人。圣心感到不安，甚至想归藩奉养圣母，这究竟是怎样的心意呢？大舜只是想顺从父母，把抛弃天下看得像丢弃破鞋一样；把这种心意扩充开来，就有无穷的作用。因此万世的纲常最终依赖皇上而大定。过去议论礼制的人，也都悔悟、感叹，盼望皇上与他们重新开始。一件事如此，推及每件事都应如此，都要辨别天理和人欲，抛弃利益而只遵从仁义，那么三代的盛治有什么不能恢复的呢？可惜有君无臣，每议论一件事，总是顾忌个人利害，反而把仁义看作迂阔，使我皇上的天德不能施行于政事之间。立身为人的道理叫作仁和义，扶持宇宙的根本在这里，安定百姓生活的根本也在这里。利益是人的私心；人人只顾自己的私利，中国因此变得像夷狄，人类因此变得像禽兽。唯愿皇上为世道人心作主，更广泛寻求同心同德的人，光明地辅佐太平。但如今专门通过科举选取士人，按照资格任用人才，大多是贪恋爵禄，口头谈论仁义，实际上利害已经扎根心中；必须多方访求，不拘资格地提拔，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先儒说：有了天德，便可以谈王道；它的关键只在谨慎独处。更愿皇上内省心术的细微处，一念发动时，察看它是为天下公正，还是为一己私邪？为天下公正的，是天理，应当顺着它并加以充实；只为一己私利的，是人欲，应当违逆它并加以遏制。再察看群臣的心术，观察他们发言办事：志向在天下国家，还是只为自身谋划？志向在天下国家的，必定是君子，任用他不要有二心；只为自身谋划的，必定是小人，斥退他不要迟疑。还有假托名声高尚而实际心怀利益的人，这就是小人中的小人，更不可不迅速斥退。只愿皇上的心常常与上帝相合，群臣的心都与皇上相合，那么施行王道还有什么困难呢？臣愚昧，实在怀着殷切之情，谨把所听闻的道理诵说出来献上。《庄渠遗书》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庄渠遗书》卷二 （明）魏校撰 ○讲义 发明心箴 臣认为圣王的心学失传已经很久了。陛下开始孜孜不倦地讲求理学，亲自为范浚《心箴》作注，臣实在非常庆幸，敢于摘取其中要义献上。圣学的枢纽，全在这颗心；它有一个主宰，所以称作天君。《心箴》中所说，只有口、耳、眼、手、足的动作和静止乘隙钻空，成为此心的病根。一心之微妙，众多欲望一齐攻击它，而能保存的东西，唉，实在少得可怜。这只是因为心没有主宰罢了。如果这颗心能够成为主宰，那么全身各部分都各守其位、听从命令，怎么会反过来成为心病呢？只有不能让心成为主宰，全身各部分才会追逐外物而妄动，众多欲望纷纷前来诱惑，心才不能承受这些疾病。如今若想在身体各部分上逐一防范检点，实在恐怕茫然无从下手。不如收敛精神下功夫，提起这颗心来作主宰，件件事情都会有着落。孟子所说‘先树立大的根本，那么小的方面就不能夺取它’，就是这个意思。《心箴》结尾所说‘君子保存诚心，能够思念、能够敬慎，天君安泰，全身各部分都听从命令’，正是这种功夫。话说得很繁多详尽，不如只说一个‘敬’字。可是敬应当怎样下功夫呢？如果只在外表强行把持，内心反而更加不能安定；如果内心过于急迫，四肢身体也都不舒泰，仍不免用另一颗心来治理这颗心。臣曾说，心是我自身的主宰，敬是使我的心自己成为主宰的地方；只要常存敬畏的意思，一句话不敢轻率说出，一件事不敢轻率去做，务求符合道理，这就是千圣相传的心法。臣又听古人说：‘恭要笃厚地恭，敬要笃厚地敬。’深沉涵养、积蓄内力，全在内里下功夫，不轻易向言语文字上发泄，这样才厚重而有力量。高宗正是因此恭敬沉默、思考道理，心与上天相通。伏愿陛下体察并实行它。臣日后再提炼四箴的要旨，与这里相互发明。皇上所作十六字箴言，见解卓越而有一以贯之的意味，希望有志于圣学的君子努力吧，不要虚伪。进呈颜渊、曾子二章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