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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归田类稿》　别集类四【元】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归田类稿》二十二卷，元代张养浩撰写。张养浩另有《三事忠告》，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他的诗文集。张养浩曾为自己的文集作序，说自己退居田野后，辑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多首，分为四十卷，命名为《归田类稿》。富珠哩翀的序文却作三十八卷，卷数已经不同。文渊阁书目载有张养浩《云庄传家集》一册、《云庄集》三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张养浩文忠集》十八卷，书名和卷数也都与张养浩自序不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归田类稿》这一名称，却也没有卷数。考察吴师道的序文说：“张公《云庄集》四十卷，已经刻在龙兴学宫。”临川危素履选取其中有关治理国家、施行教化大旨的内容编成此书，并嘱托我作序。由此可知，龙兴所刻的就是张养浩亲自编纂的《归田类稿》，只是改名为《云庄集》，也就是文渊阁书目所载的三册本。危素履删定的，就是《国史经籍志》所载的《张文忠集》十八卷；至于所谓《家集》一册，应当是后人搜集编成的外集、补遗一类。然而，苏天爵编纂《元文类》时只收录张养浩的文章两篇，所以明代叶盛在《水东日记》中很责怪苏天爵遗漏了《谏灯山疏》。推测这篇文章在元末已经很少流传；近来王士祯偶然得到张养浩《王友开墓志》，感叹其奇特诡异，将它载入《皇华纪闻》，可见他也没有见到张养浩的全集。只有明代末年有刻本二十七卷，至今还流传于世，但遗漏很多，编排次序也失去条理。现在以此本为底本，另外采录《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删去重复，补足缺漏，得到杂文八十八首、赋三首、诗四百六十三首，共五百八十四首，分为二十四卷。与原来九百多首的数目相比，已经达到大半，也足以看出其大致面貌了。又，集中有《和陶诗序》，张养浩自称五十二岁退居后无事可做，每天阅读陶渊明的诗，模仿他的题目来抒发自己的意思，写成若干首诗云云。如今集中却一首也没有，大概另编成一集，没有收入本集，所以《永乐大典》也没有收录吧。张养浩是元代名臣，并不把词章工拙作为衡量轻重的标准；但是读他的文集，如《陈时政诸疏》等，风采凛然；而《哀流民操》《长安孝子贾海诗》等篇章，又忠厚深切、感情悲恻，充满仁人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即使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未尝不是卓越而值得流传的作品。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归田类稿》原序 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名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尊奉他。像云庄张公这样卓然有成就的人，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张公年少时就凭才华和品行在士大夫之间闻名，入朝做官后，竭尽全力进献正直的言论，实行正直的原则。他任礼部尚书时，请求防议中书，辞官回济南探望父母。不久又以吏部尚书的身份被召回，因父亲病重并服丧，省台接连上奏召他，前后五六次，他都没有起身。文皇即位后，关陕以西遭受兵乱、旱灾和疫病，百姓大量死亡，政事荒废；朝廷任命他为行台中丞，他才起身向西奔赴秦地。百姓四处流亡，只剩下老人和幼儿等孤弱遗民，像锅里的鱼、筏上的蚂蚁一样危急。上天降下的灾害正盛，灾区如沸汤翻涌、泉水泛滥；官吏士卒惊慌失措，瞪眼惊骇，没有人能够把百姓救拔出来。张公恳切诚挚，率先倡导，尽力施行仁政。官府钱粮接济不上，他倾尽自己的钱袋，每天仍不够供给，常常因此大为悲痛。百姓刚刚得到恢复，张公便因病去世。天子听说后，悲悯哀悼，追赠摅诚宣惠功臣、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号文忠。朝廷内外都感到惋惜。不久，翀出使陕西，听到士民谈论张公，言辞铿锵、记忆清楚，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悲痛讲述的。秦地百姓悲思不忘，立碑刻石歌颂他。张公资质敦厚而刚毅，正直宏大而明白清楚；在家对亲人仁爱，对君主忠诚，信念坚定而不改变。他已经做成的好事从不夸耀，对别人的优点则推重奖誉，唯恐来不及。他的文章深邃而明朗，豪放而稳妥；文章气势激荡时，如云雾昏暗、雷霆轰鸣、电光激射；平静舒缓时，如和风暖日、山川岳岭融和耸立，姿态从容而有风采。开合顿挫，文辞必定出自自己的心声。读他的文章，使人仿佛想见他的生平；即使过了千年，仍然令人凛然感到鲜活的生命气息，不可磨灭，这就足以令人崇尚了。张公一向了解我，张公的儿子张引，与他的岳父吴肃彦清一起，带着张公所编的《归田类稿》三十八卷来请求我作序，因此写下这篇大意。张公名养浩，字希孟，“云庄”是他的自号。他的品行、事迹和仕历，家谱、国史中都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元统三年，岁次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富珠哩翀作序。人的声音发出来成为语言，语言的精华成为文章，而这一切都出自气。古人说，文章不能单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涵养而获得。这种气，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最广大、最刚强，凭正直去培养而不加以损害的吗？气的涵养充足而完备后，义理就会畅达，文辞也会通达。孟子这些话虽然不是专门为写文章说的，但写文章的方法，哪里有超过这个道理的呢？我曾经试着用它来验证，世上的人只要根据文章的高下，就可以看出其气量的大小、是否善于涵养，以及虽有涵养却尚未达到境界的情形。因此，滨国文忠张公，名养浩，字希孟，可以说是接近于学习孟子的人。张公早年就以文章闻名，至大年间开始做官，在朝廷显达。到了延祐年间，天子正重视文章，一时侍从、言语之臣号称最为盛多，张公在其中与他们相抗并列。至治年间，他上奏万言时政书，竭力斥责权奸，主张变更法度；因这些主张不合时宜，几乎遭遇不可测的灾祸。《谏灯山疏》中说，民间百姓的游玩，不是君主应该做的事，他冒犯圣颜、直犯君上，众人都替他害怕，但最终却因正直而受到赏识。他这种刚强宏大的气势，奔涌而出、没有什么能阻挡，难道是一日之间形成的吗？等到他解除中书省参议之职，归来隐居在华不注山、鹊山的南面，差不多将近十年，多次被召也不肯出仕。他悠然居住在云庄，享受山泉、禽鸟、游鱼的乐趣，沉潜钻研经史诸子百家，越发纵情于文章；在和平淡泊之中，又错杂着奇峭华丽的文采。总的来说，他以义理为依据，又切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文章流布自然，没有雕琢拼凑的辛苦痕迹，他的涵养由此完全可以看出。我听说张公最后被起用为西台中丞，因为忧劳于救济灾荒而得病，最终不起。奉元鼓楼的梁木自行毁坏，当天晚上济南有光芒如流星坠落；他一生的正气感应天地，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只表现在文章上吗？往年我到京师时，张公已经回到家中。当时张公的父亲任济南郡侯，年满八十岁；张公曾作诗颂美父亲，以表达仰慕之意。如今张公的儿子秘书郎张引拿出家集给我看，更使我痛惜再也见不到张公。张公的《云庄集》四十卷，已经刻在龙兴学宫。临川危素履选取其中有关治国教化大旨的内容编成本书。秘书郎嘱托我作序，但想到朝廷中有许多名公，便推辞不敢；然而这部集子放在我这里数月，他仍请求不止，于是我就推论张公的成就大略如此。至于他的世系、官位详情，则有太史所作的传、墓道碑文记载，这里可以略去。吴师道作序。《归田类稿》自序 文章是天下最难的事情，自古以来耗尽精力、竭尽心神来求得著书立说，可是最终默默无闻的人，哪里数得过来？唉！为什么写作者这样多，而流传到今天的却不多见呢？我早年曾经从事文章写作，开始做官以来更加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想要中途停止却不能。其间虽然也拿起笔来写作，不过只是因事寄托情怀，以及应酬、应他人请求而写罢了，起初并不是有意排列比较古人和当代作者，以求获得不朽的流传。年深日久，所写的逐渐增多；近来退休居住乡野，拿出来加以记录，共得到诗、赋、文、乐府九百多首，分为四十卷，命名为《归田类稿》，放入柜中收藏，用来给张氏子孙看，使他们知道我家也有像我这样爱好学习、勤于写作的人，希望他们因此有所观感而奋发，使前人的声誉更加光大；这难道不胜过留给子孙财货、使他们变得愚昧吗？我担心有人责怪我不把这些文章烧掉而保存下来，所以在卷首列出保存它们的原因。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一 元　张养浩　撰 《经筵余旨》

译进表 臣张养浩曾经读孟轲的书，读到“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只觉得他的风范和气节凛然如立，仿佛高墙直上万仞；即使在千百代之后，仍然可以使人想见他的风采。大概臣子对君主，只有极其敬重，所以谋虑才深；谋虑深，所以对君主的期望才长远。即使三代的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用心，也大都没有超出这个道理。可惜的是，孟子不能把这些话告诉天子，施行于当代，却只是对战国时一个小国的君主阐发，正如把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拿出来，难怪对方不知道它们的珍贵。然而由此却能使后世做臣子的知道，必须这样才算尽到做臣子的心；做君主的知道，必须这样才算尽到做君主的道义。他对世道人教所作的贡献，评论者说不在大禹之下，难道不可信吗？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宽厚仁慈、圣明睿智，以无所偏私之心承继大业，小心谨慎地守成，一切以祖宗为法；又创设经筵，提拔进用儒雅之士，亲自书写求治之意，竟至再三。臣某忝列宫廷属官，被召来参与侍讲末席，正逢这盛大的时代，欣喜和感动交集，便不自量力，冒昧把往日从先贤那里听到的道理陈述出来，写成五篇书：第一篇叫《君道》，第二篇叫《君德》，第三篇叫《君体》，第四篇叫《君威》，第五篇叫《君治》，总名为《经筵》。这些余旨谨慎地抄写成册，呈上来供圣上阅览。万一其中有可取之处，那么臣某与前贤相比，就有些不相称了。臣某惶恐至极，甘愿等待罪责，谨随所著一并奉上奏表，恭请圣上知悉。《君德篇》第一 刚强健美、笃实厚重，光辉日益更新，这是君主的德行。尧的德行称为“钦明”，舜的德行称为“文明”，禹、汤的德行分别说是“敬谨承奉上帝”“圣明恭敬而日益进步”，都说的是光辉日益更新。天之所以运转四时、包罗万象，靠的是刚强。正因为刚强，所以能够健行；正因为健行，所以万古不息。君主向上效法上天，就应当使自己的德行刚健，使光辉日益更新，这样声色享乐和外在事物都不能侵蚀它。外物感动人的心，开始时往往很微小，等到发展强盛，就会使人放纵，难以控制。只有刚强和明智才能战胜它。明智，就能自知；刚强，就能自断。能够在所宠爱的人或事上割舍私爱，在将要萌发时就制止；能够对自己深切爱好的事物回心转意，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改正，不是对人心、道心都明白的人做不到。何况君主与上天形体虽然不同，心却是一致的。隐微与显著之间，影响立即相应。一个善念，即使还没有表现在言语上，上天也一定以和顺来回应；一个恶念，即使还没有显现在事情上，上天也一定以灾异来回应。所以自古帝王遇到灾异便警醒自己，施政行仁，最终能够使灾异变成祥瑞，往往就是由于这个道理。舜是什么样的人呢？只在于他立志如何罢了。《君道篇》第二 上天的道，就是君主的道。天道没有私心，君主也应当没有私心。尧、舜、禹、汤拥有天下，却只把天下看作天下，并不把自己私人的利益掺入其中，这是公心。桀、纣、幽、厉拥有天下，却不让百姓参与其中，这是私心。公心，就是以天下为心，不计较一己的奉养。私心，就是以一身的享乐、一时的舒适为心，即使天下百姓都失去安身之所，也不加以忧虑。然而过了数千年，听到尧、舜、禹、汤的遗风，没有人不感激拥戴他们，如同父母；听到桀、纣、幽、厉的遗风，没有人不痛恨他们，如同仇敌。回头看他们当时享受的琼宫瑶台，如今都荡然化为太虚中的尘埃，连丝毫踪影也看不见。鲜明存在至今的，只是贪婪暴虐的恶名，万古如同一日。唉！尧、舜、禹、汤彼此不断规劝告诫，不让自己有闲暇安逸。开始看起来像是在自我苦待；从今天看来，那才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快乐。桀、纣、幽、厉穷奢极欲，没有人敢于进言。开始看起来像是自得其乐；从今天看来，却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唉！圣人确立教化，总是把尧、舜、禹、汤作为天下后世的榜样，把桀、纣、幽、厉作为天下后世的警戒，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吧。《君体篇》第三 简约、宁静，是君主应有的气度。简约不是少管事情，而是不侵犯臣下的职权；宁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应对外物时，外物不能扰乱自己。镜子空明，秤杆平正，万物各有不同，美丑轻重无不清楚显现，这就是应对万物的原则。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内心淡泊宁静，如同平秤和明镜。封爵是用来对待有德之人的，不敢因旧交而徇私；施刑是用来对待有罪之人的，不敢因亲近而宽贷。何况君主凭一颗心应对万机，凭一人之身面对亿万民众，深居九重宫阙之中，却要使天下都安定、百官都履行职责；如果不把赏罚大权牢牢掌握，执行时坚决果断，又凭什么达到这一点呢？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赏罚大权从未有一天稍有失误，因此端庄严肃、简约持重，天下人都归心于他。从前汉高祖已经称帝，却宠幸戚姬，骑坐在周昌身上，傲慢地辱骂臣下，所以商山四皓以此为耻而不肯出仕。唐太宗从秦王府登上帝位，争强好胜，自负自夸，仍然沿袭藩王的作风，这些都是有失于君主应有的气度。那么，获得这种气度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敬。《君威篇》第四 大肆装饰仪仗卫队，不是君主的威严；专门依靠杀戮，也不是君主的威严；把宫殿、城阙修建得高峻，也不是君主的威严。然而，既然要树立威严，为什么不杀掉进谏的大臣来制造高台呢？能够使谏臣敢于进言的气魄，才是天子的威严。古人把进谏比作批触龙鳞，又比作冒犯雷霆。即使有幸被君主采纳，仍然担心遭遇意外；万一君主发怒，轻则杖打，重则刀刃加身，更重则抄没家产、诛灭族人。如果不是忠诚恳切、实在迫不得已，谁肯舍身为国，甘愿承受这样的祸患呢？所以从古至今，以进谏闻名的臣子，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树立木牌招引进谏者，和颜悦色地听取意见，重重赏赐来勉励他们。人们仍然畏首畏尾而不敢前来，何况再用权势压制、用法律加以惩治，谁还敢张口进言呢？臣下进献劝谏，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必然会违逆君主的心意。假如进言只是一味顺从，就不是所谓的劝谏了。顺心的话多使人高兴，逆耳的话多使人发怒，这也是君主的常情。但是当君主将要发怒时，应当反过来想：“他冒着获罪的危险来进谏，究竟是为了谁呢？”如果是为了国家和百姓，那么他就是忠于我的人；若我反而对他发怒，天下人一定会因此受到惩戒而不再尽忠。唉！做君主的如果使天下人把进言看作禁忌，那么什么弊害不会产生？什么奸邪不会兴起？什么乱子不会发生？君主如果确实能这样思考，那么凡是进言的人，就绝不会被加罪。所以前代把不杀进谏大臣作为天子的家法，告知宗庙，传给子孙，颁诏天下，这确实是后世君主使国家长久延续的计策啊！《君治篇》第五

译君主要达到治理天下的关键有三点：一是宰相任用得人，二是台谏任用得人，三是左右侍从任用得人。任用得人，朝廷就尊严，君主的德行也会日益增盛。在这三类人中，左右侍从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从前孟子说：“君王左右前后都是薛居州这样的人，君王同谁去做坏事呢？君王左右前后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人，君王同谁去做好事呢？”宰相、台谏进见君主有固定的时间，左右侍从却是君主朝夕亲近、熏陶相处的人。如果不严明地向他们表示法度，使他们经常有所警戒，那么即使宰相、台谏的职责，也将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君子往往容易被疏远，小人往往容易被亲近。君子只知道引导君主走向善道，诡诈地随顺、讨好容悦，即使死也不肯做；小人只知道谄媚奉承、迎合逢迎，百事都不顾忌，只求一时取悦。君主一旦没有察觉，就会把忠诚的人当作不忠，把不忠的人当作大忠。三代以后，拥有国家的人之所以能够达到治世或造成乱世，大概不出这两条道路。楚共王的话说得好：“常侍官筦苏和我相处，总是忠于我，用道理匡正我；按道义来说，和他相处并不安逸，不见到他也不会想念他。不过，我从他那里确实有所收获，他的功劳不小。申侯伯和我相处，总是放纵我；我所喜欢的，他劝我去做；我所爱好的，他抢先穿戴使用；我和他相处很快乐，见不到他也不忧愁。” “不过，我最终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益处，他的罪过也不小。”于是楚共王重赏筦苏，驱逐申侯。唉！君主如果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么天下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好呢？奏疏 《谏灯山疏》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大中大夫、参议中书省事臣张养浩谨斋戒沐浴，连续两夜不眠，冒死叩首百拜，密封奏书献给皇帝陛下。臣张养浩想到自己才能品行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却在官府中白白任职将近三十年了；每每惭愧自己生逢圣明时代出仕，却没有丝毫报答国家的功劳。如今是因为恭敬地遇到皇帝陛下英明、仁慈、孝顺，自从登上大位以来，近处铲除邪恶，远方镇抚边荒，亲自祭祀祖宗，广泛施恩于百姓。四海之内外，做臣子的和做百姓的，无不欢欣踊跃，认为世祖皇帝的规模法度又在今天重现了。陛下又颁布诏旨，所有政务一律遵循世祖皇帝的旧制，臣民更加欢喜，都希望看到天下受到治理教化。臣张养浩最近听到一件事，不能没有疑虑；想要默默不说，但受国家深厚恩德，实在不忍；想要进言，又恐怕天威一震，自己势必不能保全性命。然而臣子侍奉君主，宁可冒犯圣颜，也不敢闭口沉默。外面的人都说：今年正月十五夜，圣上想在宫中用绮罗结成山，在山上树立灯火，大规模陈列各种游戏，作为娱乐。臣张养浩起初听到这件事，以为是妄传：哪里有拥有天下、英明仁孝的君主，刚刚登位就肯做这种浮华无益的事情？后来向近侍询问，似乎确实如此。臣张养浩不敢远引古代的事例，只恭敬地想到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每逢元夕，即使市井之间也禁止张灯，大概是圣人的心思考虑得长远、防范得深切。何况宫禁森严，更应当谨慎戒备。往年曲律皇帝由于辅导之人不当，修建灯山，喧闹了好几个夜晚，直到今天朝廷内外的百官还不停地惋惜。虽然一时获得了欢乐，但史书把它记载下来，恰恰足以成为千百年后的大不快乐。臣张养浩于本月初六日曾秘密把这个意思告诉左丞相拜住，丞相只说：“已经知道了。”臣张养浩不胜卑微而恳切的忠诚，冒昧烦扰圣颜，谨陈述自己的看法。希望皇帝陛下以世祖皇帝崇尚节俭、考虑长远为法，以曲律皇帝喜好奢侈、贪图眼前享乐为戒，停止灯宴，停止建造那座灯山。臣张养浩即使因此获罪于圣明君主，但平日以来报国的心意，也差不多可以在今天稍稍表明了。是否采纳，恳请圣上裁察。臣张养浩俯伏在玉阶之下，罪当万死，诚惶诚恐，叩首谨言。西台上奏：《君王应当无私》疏【交内台听取奏报】臣某听说，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君王也应当无私地施恩。又听圣人说：“尧作为君主的伟大，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上天。”尧之所以能效法上天而成为君主，没有别的道理，只是极其公正、没有私心罢了。名位、爵禄、赏罚，是天下共同的器物，用来驱策豪杰、惩罚和劝勉臣下，起初并不是为供君主凭个人喜怒使用而设的。如果想赏赐一个人，就应当先向省台询问；如果省台认为可以赏赐，然后才赏赐，这样庆赏就没有私心。如果想惩罚一个人，也应当先向省台询问；如果省台认为可以惩罚，然后才惩罚，这样刑罚威严就没有私心。赏赐没有私心，即使是最亲旧、最亲爱的人，也不敢妄求什么；惩罚没有私心，即使是最受宠爱、最亲近的人，也不容许有所宽贷。三代拥有国家，能够享有长久国祚，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安定，其道理就在这里。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早年经历艰难，得到上天保佑和百姓拥戴，直到今天终于恢复大业；如今龙飞登极之初，愿陛下思考取得天下的艰难，与天下人重新开始。对于纷繁的政务，应当考察祖宗既成的法典，以无私之心应对，以恰当的职分处理；不要因为发怒就随意在朝市杀人，不要因为高兴就随意给身边的人加官进爵。凡是进谏的人，都是替君主进献忠言的人。希望从陛下开始，不要诛杀他们，以彰显圣明，并把这一做法传给万世子孙，永远作为皇家的法则。赏善罚恶，是国家的大权；如果这件事能够做到公正妥当，帝王应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卑职充任台官，不避斧钺之诛，谨把以上意见陈述出来。《归田类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二 元　张养浩　撰

译上书 《时政书》【庚戌年上呈】奉政大夫、监察御史臣某谨斋戒沐浴，连续两夜不眠，冒死奉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御史就是进言的官员；君主深居九重宫禁，有听不到、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设置监察御史来进言。由此可知，御史实际上是朝廷的耳目，是君主借以听察明断的人。自从世祖皇帝设置御史台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从前阿哈玛特装饰奸邪、扰乱政事，台谏不进言，结果被盗贼杀死；僧格欺罔君上、残酷对待臣民，直到他被诛灭，世祖皇帝震怒，台臣先前不进言，国家几乎陷于危亡。由此可知，国家从来没有辜负言官，反倒是言官有辜负国家的。何况陛下正在总揽群策，收获太平的功业，要求臣下进言，又因进言而责罚臣下，万万不应如此。即使因进言而死，也是言官的职责所在，又怎能逃避呢？臣自从充任言官以来，常想披肝沥胆，把当今世务全部陈述清楚；但因为父亲的年事，使自己既欢喜又忧惧，奏章写成后又毁掉，前后已经再三了。倘若朝廷怜悯我身居其职便不能不进言的心情，稍稍赐予我清闲，使我把这些意见说完，即使因此杀我或流放我，只要祸患止于我一身，那么受辱的日子，也都是我感恩的年月。臣曾观察，自古国家的祸患，大多潜伏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做臣子的想在事情尚未发生前进言，又担心事情没有实际迹象，君主忽然之间不相信；想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后再进言，又担心事情已经形成、无法挽救，给君主留下无可奈何的忧患。世人只知道听取意见很难，却不知道进献意见更加困难。儿子对于父亲，并不是不亲近、不敬重；正因为亲近，所以父亲有过错就不敢不争辩；正因为敬重，所以争辩时不敢不竭尽诚意。做父亲的如果说：“我尊贵，你卑贱，为什么你不听从我，反而想让我听从你？”如果话说到这个地步，儿子应尽的职责就毁掉了。臣子对君主，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伏惟大元拥有天下，已经一百多年。起初，太祖皇帝以义兵从朔方起兵；其次，宪宗皇帝以勤劳继承国统；再次，世祖皇帝以赏罚统一天下；又其次，成宗皇帝以简约持重守成。历代圣主相承，都有不变的法则。起初陛下在漠北统率军队，上天和人心都顺从，灵旗所指之处，常常传来胜利的消息。朝廷内外的人心，都希望陛下立即登上帝位，悬望焦急，几乎如同农夫盼望丰收。后来防范奸人内外勾结、图谋僭越帝位，天下人惶惶不安，又如盗贼闯入自己的家中，无法安宁。幸赖宗庙之灵、社稷之佑，以及太后和元弟的决断，残暴的气焰已经熄灭。不到一年之中，百姓翘首踮足等待陛下车驾到来的心情，彼此不约而同，远近人心一致；后来听说陛下在上都正式即位，士人庆贺。朝廷庆贺，百姓也庆贺，在街市上可以看到臣民欣喜拥戴陛下的情形，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凭借陛下孝顺、英武、明睿的德性和长久宏大的福祉，顺应百姓的心愿，仍然遵循祖宗的法度，稍稍抑制浮费，那么隆盛光明的治世必定可以实现，根本不必纷纷更改法度，追求胜过前人。传记说：“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把它求得艰难。”又说：“以先王既成的法度为鉴，就永远不会有过失。”前辈也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是庸人自己扰乱它。”愿陛下详细体味这些话，那么达到治理的办法就不难看见了。大体说来，如今天下譬如一所房屋，祖宗奠定的基业，涂墙盖茅，没有一点不完整；只要陛下选择一两位年高有德的大臣，谨慎守护现有法度，自然可以安坐而享有亿万年无穷的庇佑。何况陛下登极之初已经诏告内外，所有事情一律遵循世祖皇帝的旧制，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说圣心已经想到这里，还有什么幸运比这更大呢？可是近年以来，考察朝廷谋议，没有一件不与世祖皇帝时期不同，难道陛下想自立一代典制，认为祖宗不必效法吗？还是臣下们工于制作谄媚之辞，在暗中改变这些制度，而陛下不知道呢？世祖皇帝时，外任官员有田地，如今却假借禄米之名把田地夺走。世祖皇帝时，江南没有质子，如今却把人质送入京师，以泉币粮食诱取。世祖皇帝时，任用人才一定遵循资格，如今却破坏选官法来授予爵位。世祖皇帝时，地方守令三年一迁，如今却以九年为期限来困住他们。世祖皇帝时，纸币发行有固定数额，如今却随着所费任意制造。世祖皇帝时，省台各自升迁，如今却侵夺其官权而代为处理。世祖皇帝时，墨敕在禁止之列，如今却开放侥幸之门来接受它。世祖皇帝时，赋税定额从未增加，如今却设置苛细禁令来搜括。世祖皇帝时，进言论事的人不获罪，如今却务必罗织罪名来杀害他们。那些执掌国政的人，起初说要整齐政令来解除百姓疾苦，如今百姓疾苦更加严重，而政令纷乱不堪；起初说要充实钞法来增加国家财富，如今钞法更加空虚，国家经费日益困窘；起初说下情不能上达，如今上下壅塞遮蔽更加严重；起初说要彻底更新耳目，如今远近都怨声载道；起初想除去弊病，弊病反而更加繁多；起初想变更法令，法令反而更加败坏。其他奸谋诡计、荒谬言论、假装忠诚，用来迷惑朝廷、欺骗上天和百姓、只为自己谋利的事情，几乎难以一一列举。臣如果想沉默不说，恐怕日后事情和功业不能成功，作为台臣便无法逃避责任。想要详细地说出来，又看到陛下如今对他们信任正深、任用正厚，不是仓促的一句话所能使陛下改变心意的。然而我最终还是不能不冒犯雷霆之威，为国家进言，因为实在不忍祖宗一百多年来富足充实、完整美好的事业，一旦被二三个小人割裂得支离破碎。因此臣不避自身的灾祸，对上替历代圣主惋惜，对下替天下百姓忧虑；只希望他们听到这些话后能够改正，不至于发生栋梁弯折、鼎中食物倾覆的忧患，以成就朝廷谋求治理的美意罢了。有些人本来听到自己的言论，似乎有所作为，但施行到事情上却没有实际效果。圣人说，讲话并不难，实行才艰难；对于凭花言巧语倾覆国家的人，不可不加以察辨。从前赵括向父亲学习兵法，仗恃自己的辩才，自称天下没有敌手，但他的父亲并不赞许他。赵括的母亲问其中缘故，赵括的父亲说：“用兵是生死之地，可赵括每每把它说得很轻易；如果让他做将军，一定会使军队失败。”后来赵王任用赵括，赵括的母亲上书请求不要任用，赵王没有听从；不久，赵括果然在长平使赵军四十万人被坑杀，自己也未能保全。凭赵括谈论兵法，似乎以为判断敌情、制胜取胜都在眼前；可是他的父亲明知他必败，正是因为两军交战会有千变万化，他从未亲身经历其中的危险，却想凭三寸之舌作为战胜的工具，这样到哪里会不失败呢？

译这就是古人重视质朴真实、轻视浮华，鄙薄巧言、推重实干，致力于守成、慎重对待变革的原因，大概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况且祖宗取得天下，并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他们制定法令，也不是一个臣子、一个士人的谋划。往往要等到获得一尺土地、颁布一项命令时，宗族筹划、朋友议论，耗费很长时间、延续数月，然后才能确定。如今却在片刻之间，因为一个人的话而纷纷变更，这难道不是和陛下即位初年的诏旨大相违背吗？臣曾经反复担忧，如今天下的藩镇没有外敌，没有犬盗突然发动，没有宦官专权作福，没有女宠干预扰乱政事，这些祸患都不存在。然而天下还没有达到大治，实在是因为任事的大臣只贪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的弊害，只知道拘泥古法而不察看时势的困难，只知道曲意迎合而不知道进献逆耳的忠言，只想一概更改而不知道遵循祖宗旧法也足以治理天下。现在姑且举出危害政事最严重的十件事，试着为陛下陈述。第一，赏赐过于奢侈。臣听说，自古国家的制度，赏赐的典章是用来招徕有功之人、彰显功德、磨砺群情、汇聚众事的。因此功劳有大小，赏赐有轻重；德行有厚薄，爵位有高下。把应当重赏的功劳轻轻对待，辛勤劳苦的人就会离心；把应当低下的爵位抬得过高，侥幸求进的人就会产生非分之心。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在确实可以赏赐时，即使对方是仇人也不吝惜；在不应当赏赐时，即使是亲属也不把它假借给他。何况财物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都是世祖皇帝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也是百姓耗尽精力、竭尽力量供奉出来的。它们将用于对外供奉上帝百神的祭祀，完成朝聘、享祀、頫礼，供应边疆征戍的需要，预备年成荒歉的变故；使用得当，国家就富足、百姓就安逸，上下都宽裕；稍稍失当，国家就困窘、百姓就贫乏，内外都骚动。陛下所知道的，只认为堂堂天下没有什么珍宝不具备、没有什么奇物不能得到，随取随有、取之不尽，所以不吝惜；却不知道四方万里之外，穷乡僻邑中的染病百姓和寡妇，头发白如鹤仍在耕作，手掌粗硬如龟仍在纺织；采玉的人踏入不可测的危险，煎盐的人承受无边的苦楚，淘金求珠的人冒着深不可量的危险。等到一点点积累成巨大数量，剔除虚假、保存真实，变坏为好，改变朴素而加以文饰，不知花了多少日子、用了多少功夫、耗费多少资财，然后才能列入主管官署的选择。把它们运上来，水路用船，陆路用车；担心盗贼抢夺，又抽调军队护卫，征调百姓警戒。如果被人侵吞，就责令现任官员赔偿；如果腐坏，就加倍向后来的人征收。它们的制成、进贡、运来、入库、开始和结束，在下面做事的人有如此多的困难。假如只因君主一时的笑意、一时的舒适，不论有功无功，纷纷赏赐，难道不会使民心灰败、耗费国力吗？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身边的人把它收藏起来，有人对此提出意见。韩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一颦一笑，皱眉是因为有应当皱眉的事，微笑是因为有应当微笑的事。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的事情吗？我一定要把它留给有功劳的人。”古人把一条破裤子这样微小的东西看得比一颦一笑还重要，尚且不轻易赏给别人，何况历代内府所储藏的珍奇宝玩，又哪里只是破裤子可以相比的呢？从前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年，车舆服饰和日常器用都崇尚俭朴素雅；身边的臣子即使非常受宠，也没有听说无缘无故得到一尺丝帛、一寸黄金的赏赐。因此能够对外铲除祸乱，对内杜绝臣下奸邪，国家用度日益富足，威权两方面都兴盛，这难道不是万世圣子神孙应当取法的吗？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即位以来，每当涉及百姓疾苦，常常想锐意加以治理；这种爱护百姓的心，不是不深切。然而三四年之间，呻吟困苦的人还很多，难道不是朝廷在施恩、赏赐、庆贺、赉予的时候有时还不够节惜吗？《易经》说：“用制度节制，就不会损伤财物，也不会危害百姓。”《论语》说：“节省用度而爱护人民。”臣过去把这两句话分开理解，如今才知道节省用度就是爱护人民，损伤财物就是虐害百姓。希望从今以后，凡是有所赏赐，上面想到世祖皇帝珍惜财富、使国家富足的心意，中间想到圣人关于制度节用的话，下面想到百姓耗尽力量、疲惫精力的苦难，这样就不必另外搜取、四处求取，而公家和私人都不会缺乏了。第二，刑禁过于宽疏。臣私下听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物，是用来威慑奸邪、辅助教化，使百姓受到约束而归于统一的。近来看到，臣下有贪赃败坏的，多半凭借向左右近臣行贿而获免；百姓有盗窃杀人的，多半因为有人好事求情而得到赦免。加上三年之中，没有一年不发布赦令。杀人者固然已经侥幸了，那么无辜被杀的人，冤屈由谁来伸张呢？所以古人把赦免称为偏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考察《尚书》说：“因过失和灾害而犯罪，可以赦免；五刑之中有疑问的，可以赦免。”《周官》的赦宥制度是：第一次宽宥叫作不知情，第二次宽宥叫作过失，第三次宽宥叫作遗忘；第一次赦免叫作幼弱，第二次赦免叫作老耄，第三次赦免叫作愚蠢。大规模赦免的根源，大概就出于这些制度。后世往往把赦免当作消除灾祸、祈求福佑的办法，所以常常轻易而频繁地施行。只是他们不知道，福祉是由人所造成的，是积累德行、累积善行而产生的，并不是放纵恶人、施惠奸邪所能招致的。种田时为了防止稂莠，反而损伤禾苗和嫁接的作物，这不能称为仁；治理国家时宽宥奸贪之徒，反而扰乱善良百姓，这不能称为得福。贵为天子，什么神灵不会保佑，什么福祥不会聚集，还需要借助那些狱卒和罪犯来求福吗？假如宽宥之后他们知道悔改，也许还差强人意；如果他们习惯并倚仗宽厚的恩典，难道不会更加滋长恶行吗？臣曾经任县官，见到诏令赦免之后，罪囚被释放出来，大的有仇杀、加害事主，小的有抢夺普通百姓财物。有的人早晨受到朝廷赦恩，晚上就被捕获；有的人早上出狱，到傍晚已经杀了好几个人；四次被释放，却没有一次真正改正罪行；又有的人起初像老鼠一样偷窃，最终变成狼虎一样噬人。问他们原因，就说：“这是赦令频繁造成的。”他们心里大概这样想：先前犯罪，幸好没有死；如今再次犯罪，就算作前一天本应判死的罪；两次收受官府钱财而停止追究，单是这一罪名加在我身上已经很多了；何况这次犯罪未必会死，我不如牵连远处、虚构攀扯，牵根连株，把案件扩大。还不到一年，又再次得到宽宥。难道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恶的，防范也不能制止吗？实在是因为上位者为他们打开了做盗贼的道路。又，古代赦令发布，往往出人意料；如今诏稿还没有脱稿，奸民已经成群结队地传诵它，乘机投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译以致做官的人不知道畏惧，罪行败露就逃跑；做百姓的也不知道惩戒，罪过越积越深反而更加猖獗。古代犯法要受刑，如今犯法反而受赏。所谓“秃鲁麻”的做法，尤其成为奸盗之徒的招引，严重损害朝廷威权，实在不合乎引导百姓向善的道理。汉司马吴汉生病，光武帝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别的都没有提，只说：“希望谨慎行事，不要赦免罪犯。”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军队屡次出征，却不轻易颁布赦令，因此敌人畏惧。唐太子李承乾因长孙皇后生病，请求大赦以祈求福佑，长孙皇后说：“赦免是国家的大事，会宽惠奸人、败坏法令，这算什么福呢？”由此可知，自古以来的明君、良臣和贤淑之后，本来没有把屡次赦免当作美事的。伏望朝廷从今以后，臣下有犯法的，只禁止左右之人不得为他们求情、借机讨好；应当宽宥的，先考虑老弱、幼小、疾病和残废者，其余犯法的人一概依法处理。这样刑罚适当，臣下就会肃然。第三，名位爵禄太轻。伏见陛下登上帝位、皇太子册立为东宫以来，由于大事刚刚平定、国家政权再次安宁，内心喜悦激动，所以对于左右近臣，往往爵位给得过高，俸禄给得过重。甚至卑微到优伶、屠夫、商贩、僧人和道士，也有人授予左丞、平章、参知政事等官职。其他人有的因主持修造工程而升官，有的凭技艺而得官，称国公的、称司徒的、称丞相的，在朝廷中接连不断。自从建立国家以来，名位器物被轻视，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爵禄，是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懒惰者，使天下人争先恐后建立功业、不容许落后的手段，不过是因为有这些罢了。所以《尚书》说：“官职不要授给私下亲近的人，只授给有才能者；爵位不要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授给贤能者。”如果不论品行好坏、功劳大小，只因一时欢喜，便动辄加以极品的尊贵爵位，那么有功劳的人一定会说：“我这样艰苦才得到这个职位，他那样优游却也得到这个职位。”这样一来，从今以后谁肯赴汤蹈火来应付国家的急难呢？大概人们之所以看重权势，是因为不可能人人都地位高，只有一个人高高独立；不可能人人都财富丰足，只有一个人绰绰有余。比如狐白裘和凤凰锦，只有少数人穿得起，所以人们认为珍贵；如果人人都穿它们，和粗毛布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受封受禄的人能够知足，尚且还可以万分之一地避免祸患；再进一步说，他们的贪心如同深谷，祸患难道会有止境吗？鹰隼之所以容易控制，不过是经常使它饥饿罢了；一旦让它吃饱，很少有不冲入云中、背叛主人而离去的。名位爵禄对于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认为，随着官阶资历的升降、服色等级的尊卑，名位爵禄似乎只是虚名；但说到授予和剥夺的轻重，朝廷纲纪的张弛、人心的离合、国家体制的强弱都系于其中。古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宁可赏赐人金帛等物，也不把天下的公器借给私人。卫国的仲叔于奚请求赐给他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赐给他一些封邑。湖阳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汉明帝认为，如果所任非人，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我世祖皇帝在位时，伯颜丞相负有平定宋朝的大功，官职也只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如今朝廷诸位大臣，不知有什么功劳、有什么亲戚关系，却没有一个不是加至开府仪同三司的。如果他们有伯颜丞相那样的功劳，不知还能拿什么官职来授予他。伏望从今以后酌情裁减淘汰，其中早年曾任近侍、在汉北立过功、奉特别诏命授官的人，听任他们仍旧；因进贡或请托而取得官职的，如墨敕斜封之类，一概交给有关官司查收。已经授予的，任满后贬黜降职；尚未接受的，一律遵照选官格法。这样任用官员，侥幸之徒就无隙可乘，朝廷尊严也会得到维护，名位爵禄也能发挥劝勉作用。第四，御史台纲纪太弱。国家有台宪，就像边疆有防御军队一样。即使敌人远远逃走，反复叛乱的祸患也不可不防；即使奸党收敛踪迹，专擅权力的阴谋也不可不察。有时遇到敌人来犯，攻击得过于惨酷；听说小人僭越，便打击得不合事实。处在上位的人，应当赞许他们为国效力，优容他们，以伸展其勇敢进取的气势，并收作日后应急之用。养狗是为了让它吠盗贼，不能因为盗贼暂时收敛，就养一条不吠的狗；养猫是为了捕鼠，不能因为老鼠藏起来，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狗吠叫，难道一定人人都是盗贼吗？凡是它眼中不熟悉的人，没有不吠的。猫捕捉，难道见到的东西一定都是老鼠吗？凡是它认为适合入口的东西，没有不捕的。如果因为狗吠的不是盗贼就把它烹杀，因为猫捕的不是老鼠就把它赶走，那么将来盗贼和老鼠必然多得无法胜数，而犬猫也会有不堪受屈的时候。况且要求人进言，却又因进言而怪罪他，这就像给人喝酒，却因他喝醉而疏远他一样。驾驭臣下的办法，恐怕不应如此。从前我世祖皇帝每次告诫台臣，或下诏征求意见时，必定说：“意见如果可取，就优厚地加以表彰提拔；即使不可取，也不加罪责。”在皇帝面前进言，即便说得不合礼法，似乎也可以治罪；然而国家制度不这样做，是因为恐怕因一个人而使天下善于进言的人受挫，为小事而失掉天下百姓的谋略。如果因为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就立即加以诛杀，那么天下人一定会闭口结舌，再没有人把善道告诉君主。君上听不到善言，还有什么祸患不会产生呢？从前唐太宗曾说：“自古帝王有兴盛也有衰败，就像早晨和晚上交替一样，都是因为被蒙蔽了耳目，不知道时政的得失，以至于灭亡。我既然深居九重，不能看见天下的事情，所以把这些事务分布给卿寺，使他们成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安宁，便不再放在心上。”看看唐太宗的话和我世祖皇帝求取谏言的用意，相隔数百年，竟如出一辙。唉，圣明啊！伏惟御史台是国家耳目所在，近年以来，纲纪法度废弛，几乎没有一项保存下来。从前先朝时，即使是低微的属吏，也从来不敢参与御史台官员的选任；如今整个御史台的官员，都是由尚书省调派的。选任县尉本来是为了捕盗，县尉即使不称职，难道可以让盗贼来选他吗？何况朝廷内外的官署，论关系重大，没有超过尚书省和御史台的；在这两者中说，御史台尤其重要。尚书省有宰相，是朝廷的股肱；御史台有言官，是朝廷的耳目。人一定要先耳聪目明，然后才能运用四肢；如果耳目有所遮蔽，股肱即使能够活动，哪里能按君主的意愿行事呢？

译这样看来，君主如果想保全宰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精选言官。言官选得好，宰相一定经常恐惧而修养反省，不至于陷入危亡；言官选得不好，宰相一定放纵地做不合制度的事，最终会走上祸患之路。由此可知，言官严明，是宰相的福分；言官懦弱，是宰相招致祸患的阶梯。我曾考察史籍记载，自古奸臣想要牢固结纳君主的恩宠，夺取君主的威权福柄，必先使台谏官沉默不言，然后实行自己的意图。身居上位的人，如果不时时召见台臣，询问政事得失，那么奸人到了面前却不能察觉，祸患遍布外部却不知道，祸端潜伏内部却听不到，众多政绩毁坏，众人的心也会动摇。我当然知道堂堂圣朝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但我自弱冠以来从事政务，长久承受国家恩典，实在不胜拳拳报答皇上的诚心，所以不能不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进言。第五，土木营建过多。近来几年，山东、河南各郡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灾气和疫病突然爆发，郊外关隘以外，十家有九家空无一人。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形如鹄鸟、面带菜色，到别处求食的，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还有父子、兄弟、夫妻相互卖掉以换取食物的，到处都是。在这种灾异之时，朝廷本应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撤除仪仗、放宽刑罚，解除禁令、免除赋税，减少服饰车马，打开粮仓，停止贡奉，停办一切不急迫的劳役，对下纾解百姓力量，对上回应天意。如今听说正在创建城池、崇建中都、营造南寺，此外还有扩建修缮五台的扰民工程；宫城以内则有扩建养老宫的劳役。征集工匠、调发军队，忙碌于各州郡之间；有的渡过辽水砍伐木材，有的渡过长江取材，有的烧制砖瓦、开凿石料。督促责罚层出不穷，工人还要防备瘴毒，因崩塌、沉陷、挤压、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一天没有。粮食不能填饱肚子，衣服不能遮蔽身体，万众怒目而视，却无处申诉，以至于死在道路上的人，连登记在册的都没有。像这样疲惫困苦的百姓，即使佛亲眼看见、陛下亲自知道，哪怕只做一天的工程，也会不忍心。那些主持工程的人，只知道鞭打督促工期，邀功求赏，趁机盗取、隐匿公款，哪里有空过问国家财力困竭、百姓力量耗尽呢？自古帝王并非没有土木工程，只是要审察时机后才兴办，估量力量后才施行；可行就兴办，不可行就停止。若有一定要做、不能停止的工程，就先打好地基，等待几年再完成。在下面做事的人知道上面的人如此爱护怜悯百姓，所以到了工期，便拿着簸箕、扛着锹，乐意前往做事，不遗余力。按《礼》规定，凡是土木工程，角星出现时开始警戒备办，火星出现时开始动工，水星昏时定正方向便栽种，太阳到达最北时完工。圣人所说“役使百姓要合乎时令”，大概就是指这个。从前鲁国修筑鲁公城、中丘城、郎城，都在万物生长的月份，所以孔子把它们写入《春秋》，以彰明其过失。君主所依靠来治理国家的事情，没有比城郭营建更急迫的。假如筑城不合时令，对政事有什么损害？可是圣人一点也不宽贷，必定大书特书，这是因为上天对于万物没有不爱护的，君王对于百姓没有不养育的。养育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不夺取他们的农时罢了。不夺农时，民力就充足；民力充足，生计就富足；生计富足，礼义就兴盛；礼义兴盛，风俗就美善；风俗美善，教化就能成功；教化成功，天下就能太平。所以治理国家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养育百姓又以不夺取农时为根本。因此《春秋》中记载各种营建工程，无论大小都必定记下，确实是因为重视民力。从前汉文帝想建造露台，估算费用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还怕辱没了先帝，为什么还要建台呢？”唐太宗想修建洛阳宫，以备巡幸，张元素认为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唐太宗于是停止了工程。以天下的富裕来看一百金的花费，建造一座宫殿，实在不过是九牛拔一毛；然而文帝、太宗仍然因为劳民伤财而停止，何况五台、新寺等工程，费用难道只是一百金吗？劳力难道只是一座宫殿的工程吗？它们的实际花费又哪里只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呢？伏愿陛下在这些工程中计算数目，停止其中一项，不要让汉文帝、唐太宗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六，号令太轻浮。上面有所作为，而天下没有不响应的，只在于号令是否诚信。号令对于国家，就像血脉对于人身。血脉不凝滞，疾病就不会发生，人身必然安康；号令能够推行，奸恶就不会滋生，国家必然治理。《尚书》说：“慎重发布你的命令。”《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盛大的号令。”《左传》说：“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命令。”这些话都是说君主应当慎重自己的命令，不可轻易发布、仓促施行。我伏见近年朝廷任用人，不考察他的行为，不征询公议，任意调动罢免，好像下棋一样。制定法令、兴办事情，也没有不是这样。即使诏书已经下达，也从来没有能坚持十天一个月或一年而不改变的；更严重的是早晨下诏，晚上就更改，事情刚刚施行便立即停止。一个人刚开始任职，替代者便接踵而来。不仅被当时人取笑，也给后世留下口实。朝廷处理政事如此，外方各郡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执政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依仗宠信而说大话；他们对人情有不熟悉之处，对时势有未审察之处，对事理有未通达之处；或者急于迎合个人私意，或者受制于个人好恶，或者拘泥于迂腐的见闻，所以轻率而没有谋略，只造成这种纷扰。从前世祖皇帝每次要办一件事，即使明明看出它可行，也一定把事情交给公卿大夫、馆阁诸位老臣集体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兼听才明，偏听就昏暗；独任一人就狭小，任用众人就宏大。到了听取意见的时候，他又一定出来坐在路寝之外；有时不出来，也一定让群臣全部入内，使每个人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对实情和虚伪仍有不能完全了解的地方，何况如今尚书省、御史台上奏政事，多时不过三人，少时只有一人，其余同僚都不能参与。有时一人得到圣旨出来，众人茫然不知道；有时众人想要上奏，却被召入的人压下不让皇帝听见。想要让下情上达、上面的恩泽下布，也就困难了。臣愚昧，请求从今以后凡有更改制度的事情，仰请遵循世祖皇帝让馆阁集体议论的旧制，使他们尽心合意，广泛询问利弊，详细考察可否，然后共同面见皇帝上奏；这样或许命令发布时能够像高屋建瓴一样顺利，而不会有反复收回的困难。

译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知道遵守命令，不再有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祸患。第七，幸进之门太多。伏听说群星排列在天空，所拱卫的是北辰；百官在官位上，所奉事的是天子。仅次于天子而尊贵的是太后，再次于太后而尊贵的是皇太子。即使亲近而尊贵，归根到底也都是臣子，事情不能专擅，义理不能独断。这就是所谓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如今国家制定制度过于宽大，所以诸王宗室都有生人、杀人、进退任用人的权力。庆赏、刑罚和威权，本应出自君上；长期借给他们而不收回，就会形成飞扬跋扈的势头，到了有一天便会无法控制。开始时谨慎，就没有后患；在苗头上防范，就没有眼前的忧患。水势微小时，一捧土就能堵住；等水势盛大时，崩塌的城墙也不足以阻挡。火势微小时，一滴水就能扑灭；等火势盛大时，决口的河水也不足以扑灭。所以自古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能够预先折断乱象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源，使天下人暗中受到恩惠而不知道，正是深明这个道理。臣近来看到天下那些淫邪的僧人、邪妄的巫师、庸医、荒谬的卜者、游荡求食者、从事末业者，以及因事逃亡的亡命徒、无赖之人，往往依附诸侯王、驸马，成为他们的心腹羽翼。没有官位的人凭借他们求取进身，有罪的人凭借他们求请赦免。出外就借助他们的势力欺凌别人，依靠他们的徒众结党；入内就离间宗室亲戚，制造事端，先用甜言迷惑，再用诡计中伤。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很少有不被他们迷惑的。近来阔阔出太子一事，幸亏发现得早，没有酿成变乱；如果稍有迟误，难道不是令人寒心吗？造成这种情形，不只是下面的人不知道分寸、自己走向灭亡，也是在上位的人恩宠太重、管束太宽，纵容他们造成的。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开始也未曾敢有觊觎帝位的心思；有的凭能言善辩得到接近，有的凭诙谐滑稽进入，有的凭技艺受到亲近，有的凭功利相互迎合。时间一久便得到宠爱，得到宠爱便有赏赐，有了赏赐便骄傲，宠爱到了极点便放肆。起初他们望见宫阙不敢进去，如今却出入宫禁如同自家；起初被询问时不敢说话，如今却任意谈论而毫无顾忌；起初踢马草都心惊胆战，如今却骑着君主的马、穿着君主的衣服；起初妻妾都是平常人家女子，如今却成为贵族宗藩所宠幸的女子。如果他们能够每天戒惧谨慎，深深自我贬抑，也许还可以免祸；假如因此想到：“我穿的是这样的衣服，骑的是这样的马，所宠幸的是这样的女子，我距离南面为王的尊贵还有多少呢？” 于是便求取不应求取的东西，过问不应过问的事情，日益滋长、月益炽盛，罪恶积累、罪行盈满，君主才随后逮捕审问并诛杀他们。这如果不是上位者有意纵容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对待臣下，应当崇尚严肃而不崇尚过分亲和；即使宠爱，也不把过分的赏赐给他；即使亲近，也不授给他不合防范之道的官职。不是政务就不和他谈论，没有理由就不命他入座；不是有大功劳，就不赏赐他车马、服饰和珍奇玩物。为什么呢？因为谨慎细微之处、防范祸患渐成，道理本来就不得不这样。臣下对君主，应当崇尚恭敬而不崇尚谄媚；经过君主所在之位就改变仪态，进宫门就弯腰，背对宫阙坐着的人要被纠察，踢食马的草要受惩罚。君主出行经过时就下车，君主有命令就不等车驾备好而前往。为什么呢？因为臣下接近君主，恐怕因防范不严而亵渎轻慢，所以预先远离不敬之举。唉！如果上下都完全遵守各自的道理，自古以来败亡的祸患哪里还会接连发生呢？从前汉宣帝时，徐福说世臣霍氏过于横暴，应当及时抑制，以保全国家；他的保全书一共上奏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霍氏终于因谋反，遭到灭族。当时议论者认为没有听从徐福的话，导致君臣双方都失误。臣看见如今藩王、宗室和左右大臣，奢侈放肆尤其严重。伏望朝廷从今以后以恩德对待宗藩，同时用义理加以约束；以礼遇待群臣，同时用严肃的法度辅正他们。凡是一切鄙俗的言谈、隐秘的请托，都请一并禁止断绝，这样或许能使尊卑的分别明确，政权归于统一。第八，风俗太过衰败。我曾听说，治理天下有最简易的办法：上面倡导，下面就响应；近处先实行，远处就跟随。端正一个人的自身而使千万人受到教化，说的就是风教。一个家庭的风气想要端正，做父母的应当先端正自己；一个郡的风气想要端正，做郡守、太守的应当先端正自己；一个国家的风气想要端正，做储君、诸侯的应当先端正自己。大概由上而下影响人的，叫作风；因上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叫作俗。所以风俗是国家的元气。风俗厚重，元气就旺盛，国家享有的年数就长；风俗浅薄，元气就衰弱，国家能享有多久就不敢确定。所以古代善于观察别国的人，考察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臣伏见如今的风俗，以华丽互相推崇，以虚伪互相标榜。做官的人，愚昧者宁可像玉一样破碎，而有才者却像瓦片一样保全；崇尚随声附和，鄙视卓然独立；把清白自守当作沽名钓誉，把圆滑逢迎当作通达时宜；把吹毛求疵当作奇异才能，把奔走趋附权贵当作善于适应。顺从自己的人，即使是盗跖、蹻，也一定任用；违逆自己的人，即使是伯夷、柳下惠，也不能容纳。如果不是有坚定操守、不顾一世讥笑的人出来纠正它，那么这种风气很难变好。从前唐朝天宝年间，风俗可以说已经很坏了。到唐代宗任用杨绾为宰相，他以清廉俭朴率领下属，接受任命的那一天，朝廷内外的旧习因而顿时衰减。郭子仪正在邠州宴饮，声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出行，过去有数百名骑从，后来只保留十多人；御史中丞崔宽的住宅甲于一时，当天便拆除毁掉。其他听到风声而受到教化的人，多得无法记载。所谓“树立起来就能站立，引导它就会前行，安抚它就会来归，发动它就会和顺”，确实得到了验证。只是后世做宰相的，早先没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的诚心，一旦沉溺于繁华，头顶到脚跟全都改变了。既然缺少当时的声望，又不能勉励自己克制修养，只想借助威权来抬高自己的尊严，所以树立自己而别人不站立，引导别人而别人不前行，安抚别人而别人不来归，发动别人而别人不和顺。一切事情做起来都如此艰难，是因为平日没有修养品行，声望也没有一向得到人们信服。古人说，以身作教的，人们会跟从；以言语作教的，人们会争辩。俗话说，自己的品行端正了，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孟轲说：“贤者用自己明白的道理使别人明白，如今自己昏昧却想使别人明白，难道不正是这种情况吗？”宰相贤能尚且能使人受到如此迅速的感化，何况贵为天子，如果真有志于改变风俗，确实没有什么困难。

译第九，异端势力太过横行。我听说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时，把四海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看到百姓饥寒不只是自己的事，所以兼并天下的土地，使百姓平均拥有自己的产业。那些安逸居处却不经营产业的人，叫作闲民，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来责罚。古代十个农夫中只有一个闲民，如今十个闲民中才有一个农夫。想让百姓没有饥寒之忧，真是遥远啊！使百姓富足的方法，本来不必家家赏赐、户户施恩，只要堵塞侵蚀财物、危害百姓的源头罢了。从前汉文帝认为锦绣、纂组使富商大贾侵夺农民利益，伤害女工生产，尚且商议禁止，何况有百倍于此、危害百姓的事情，难道可以安然不加察问吗？臣看见如今佛教、道教两类人的徒众，蓄养妻子、抚育儿女，饮美酒、吃肥肉，聚集逃亡和游惰之民，谋求暖衣饱食，使我们的百姓日益瘦弱、月月困敝，连粗劣的糠秕和破旧衣服都不能得到以充腹蔽体。今天诵读佛经，明天便排斥有益的事务；今年建造某座殿宇，明年修筑某座宫室。凡是天下人迹所到之处，佛寺道观的建筑连栋相望，使我们的百姓只能穴居露宿，连一根茅草、一捧泥土都得不到来遮盖头顶、承托双足。他们不知道顺从善道、违逆善道的根源，妄谈祸福；不知道追溯事物起始、返回考察终结的道理，谬论死生。他们鼓动流俗，聚集徒众、结成党羽，使人拿五谷供他们食用，拿丝麻供他们穿衣，把子弟送去做他们的童仆，砍伐木材、采集石料为他们建造房屋。百姓见他们不养蚕、不耕种，不纳赋、不服役，生活声色自如，而且又受到世人的敬仰、国家的尊重，便无不闻风奔走效仿，剃去头发跟随他们游荡。因此奸民日益繁多，根源确实就在这里。田野中的农民终年辛劳，仍免不了饥寒之苦；那些人一旦剃发出家，情欲便得到满足，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当然不奇怪他们舍弃那件难做的事而选择这件容易的事。假如他们精心严肃地从事自己的职业，真能为国家祈福延寿，还算有几分可取；如今其中有盗窃财物的，有奸淫败德的，有谋反大逆的。人一定要先使心志整齐、彰明德行，然后才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假如污秽邪恶遍及全身，神明正厌恶他们、躲避他们还来不及，哪里肯享用他们的祭祀而降下福佑呢？从前世祖皇帝曾想淘汰天下僧道，有妻室的登记为民，后来因为众多人的反对而不久又停止了。直到今天，明智的人仍深感惋惜。古人说，十个农夫耕种、十个蚕妇织布，也不能供养一个僧人衣食，大概是说他们侵蚀财物、危害百姓的严重程度。臣曾大略核算国家经费，僧道所占大约三分之二。把这些经费用来犒劳军队，士卒就会有多余粮食；用来赈济百姓，百姓就会有多余粮食；用来充实国库，国家就会有多余资财。他们烧坛设醮、吹螺击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近来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无缘无故失火，天意显然可见，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伏望从今以后下诏给中书省臣，凡天下有丈夫、有妻室的僧人、尼姑、道士、女冠之流，一律发文查括，并强令还俗为民，以完成世祖皇帝想实行而未能实行的睿智心愿，难道不能成为旷古未有的盛典吗？第十，选取宰相的方法太宽松。我听说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作为百官的表率，是国家的柱石、百姓的冠冕。于是宰相是否贤能，天下的治乱就系于此。考察《诗经》《尚书》所说以及历代史册的记载，凡是政治清明、时局安泰、四方夷族来朝、官吏贤良百姓守义的时代，一定是因为天子任命宰相得人而造成的；凡是纲纪混乱、小人争相进用、天下残破、灾异接连发生的时代，一定是因为天子任命宰相不得其人而造成的。所以古代任命宰相，对内要询问大臣，对外要参考舆论，向上考察国家典章，向下顺应百姓之心，绝不可宠爱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受害，顺从一己好恶而废弃天下后世共同的公论。即使尧、舜那样圣明的君主，要提拔任用一个人，也一定要向四岳咨询，而不是只坚持自己的看法，难道不是因为宰相承担天下的责任，所以势必不能不和天下人共同选择吗？有人认为，君主任用宰相，可以独自决定，不能受众人左右；这就是不知道所谓“独自决定”，是汇集众人的意见、折中归纳为一个决定，并不是不向下面谋议、只凭自己任用。曾见前代君主违背众人意见任命宰相，以致招来祸败的，多得数不清。姑且举其中最严重的一两个，作为鉴戒。唐明皇任用李林甫，唐德宗任用卢杞，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奸邪不可任宰相，然而两位君主独自任用而不怀疑他们；他们排斥贤能、掩饰罪恶，最终导致君主出奔的祸患。我曾因此想到，奸臣之所以能取得君主的信任，牢固得不可破坏，大多是因为君主说一句他们便随声附和，君主做什么他们便承接旨意；探知君主将要高兴，便先陪笑；猜知君主将要发怒，便用言语加以激发；君主喜爱音乐，就用郑、卫之音来引导；君主喜爱财货，就用聚敛财物的说法迎合；君主喜爱饮酒，就引导他享受宴饮游乐；君主喜爱打猎，就诱导他享受驰逐追猎的乐趣。凡是君主所爱好的事情，没有不曲意承迎的。君主只知道它们对自己有益，却不知道其中有巨大的损害；只认为这是爱护自己，却不知道其中隐藏着极大的不爱护。所以《尚书》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它；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合正道上审察它。”忠臣直士多向君主提出难以接受的责难，所以他们的话往往像是不能听；反过来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忧虑深远、防范深刻。奸佞之臣和邪曲之士多向君主进献谄媚，所以他们的话往往像是君主乐于听到的；慢慢考察，却没有不是浅近而无益的事情。君主如果真能拒绝自己喜欢听的话，勉强改变心意，听从那些自己不愿听的话，那么商、周就不会改换国姓而能交替兴盛，汉、唐也可能拥有国家直到今天而不灭亡。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刚刚登上帝位，推诚尽心治理万物，接受谏言如同转动圆环一般顺畅；别人有一点长处，不考察他平日的品行，就立即越级提拔、破格任用，唯恐任用不及。由此可知，陛下在任用人才和听取言论两方面，可以说都做到了。然而言论有是非，贵在详细审察；人有贤能和奸佞，贵在分辨清楚。似是而非、似贤而佞的人，圣人说“厌恶郑国的乐声扰乱雅乐，厌恶红色、紫色扰乱正色”，对此不可不察。近来听说朝廷内外都说：“朝廷近年来任命宰相，大多是结交罪犯、写入罪状，以此自行求取进用。”如果没有这种事情，岂不是大幸？万一确有其事，自古哪里有靠写入罪状而做宰相的道理？

译如今一个县、一个邑将要任命一名主管辨别小吏的人，尚且一定选择廉洁谨慎、平素为众人信服的人来担任；哪里有宰相关系国家安危，却各自顺从其本人自我举荐的道理？伏望朝廷从今以后凡有重大任命，都应交给群臣共同议论，只论人才本身，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上面的憎爱而私自取舍。这样将会看到朝廷不再有冒进求官的嫌疑，君主不再有偏听的过失，公道得以开放，而君主治理国家的职责也就完成了。我听说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天下安宁，臣下敬畏他的威严，百姓感戴他的恩德，不过是因为这十件事情看得明白、守得坚定、执行坚决罢了。然而有功虽赏，却不至于泛滥；有罪虽罚，却不至于苛刻。他知道名位爵禄是报德酬功的工具，所以不轻易授予；知道号令是收束奸邪、辅助教化的手段，所以不屡次更改；担心台纲衰弱，便多加激励；厌恶土木工程劳民，便少有兴造。其他如亲自节俭朴素以敦厚风化，区别异端教派以尊崇士流，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治理时不忘记乱世，这些都是三代以来圣君明主所谨慎实行的，也是后世子孙应当诚心铭记、片刻不可忘记的。看看中统到至元年间，成效是可以看见的。伏见陛下在位四三年之间，以孝心侍奉祖宗，以仁爱对待臣下，以恩惠体恤百姓，志向并不是不想追踪世祖、使天下达到太平和谐。然而两次更换省臣，至今没有成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左右近臣只知道逢迎，却不知道竭尽言语和力量来效忠；二是陛下只知道责备治理臣僚，却不知道改掉奢侈、遵从节俭来端正根本。作为臣子，匡正时局、救济天下，本来应当以自身承担；然而治理成功，也必须君主亲自修养德行、躬行节俭，以此在上面相应，然后赞美之声才能兴起，王道教化才能兴盛。经书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希望陛下幸加明察，那么治理君国的方法也不过如此。臣养浩冒犯皇上威严，战栗惶恐，实在无任其极，谨此进言。表 辞谢征聘、侍奉母亲表【移交山东宪司进奏】天历二年二月吉日，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臣张某，恭敬地沐浴斋戒、叩首，谨向皇帝陛下奉上表章。臣听说，君主如同上天，臣下对越上天般恭敬严肃，丝毫不能有虚伪。《诗经》说：“伟大的上帝，威严地俯临人间。”这是说上天的监察光明显著，没有什么隐蔽之处不能照见。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圣明聪慧，天性好古，崇尚文治；入正帝位时，神灵与人众都一同赞助，能够清除国家的灾难，竟然没有超过时日。遗憾的是臣某出生在太平清明之世，渐渐到了衰老暮年，加上母亲年高，兄弟又独自无日不忧惧。伏听说已有诏旨，特意授臣为翰林侍读学士，不久又因御史台推荐授臣为西台御史中丞。臣某有什么功勋门第、品行才能，竟能在两天之内接连承受二品清要之职？抚心自省，感激与惭愧交集；来不及在此时详细陈述自己的愚见，只恐怕不能胜任，反而给自己招来忧患。臣想到自己刚过弱冠，学业尚未完成，谨遵父命，勉强走上仕途，降低志向追求荣禄，以使父母欢喜，幸而没有跌倒。历来在尚书省、御史台任职，偶有所作为，实在多出于狂妄浅陋，有人或许因此指认为才能，每次反省自己，内心都很不安。士人本来就有偶然获得名声的，平心考察其实质，却空空无有。臣某过去听说我世祖皇帝出兵伐宋，军队驻扎襄樊，众人正在操练武艺，有一名士卒独自烧火煮饭，忽然报告敌军来到，便仓皇把饭倒入锅中，穿过锅耳，把锅悬在马后；锅还焦热，烫伤了马，马于是奔跑向前，敌军因此溃散。主将认为他勇猛非凡，便把他从军伍中提拔出来，越级授予官职。臣的才名确实不比那个人差，如今如果还羞于自己陈说，万一再次把战功加在臣身上，那么臣前些日子侥幸获得的名声，必定会像瓦片一样破裂，不能保存。因此，自从先父去世以后，臣便隐退不再做官，甘愿在云庄终老，前后将近十年。至元九年七月，臣承受诏命，但始终不敢贪求荣华、冒昧进身；这次肯起身，原因就在于此。如今朝政焕然一新，贤能之士汇聚进用，宪台派使者飞驰来报，说如今任命臣，臣蒙受意外的皇恩，于是便想奋发自效；即使最终身败名裂，也不失为尽忠。拟定在本月二十四日动身。臣的母亲听说我要出行，拉着臣的手，一边哭一边说：“我年近八十，你的头发也已经白了，这次分别以后恐怕再没有相见的日子。”于是感伤成病，见到臣就哭。臣假意说不去，母亲接连说：“你已经有官职了，你已经有官职了。”使臣进退两难，无法安置自己的身份。想不告知母亲就离去，又怕得罪亲人；想中途停止行程，又怕获罪于皇上。君亲二者都重，既恐惧又悲伤，这两种罪责哪里承受得起？想到晋代温峤奉命出行，母亲竭力挽留，他最终不肯停留，割断衣袖而去，臣想仿效他；但又想到古语说“儿子行千里，母亲便要行万里”，又实在不忍。伟大的皇帝陛下以孝友治理天下，至高的功业和至大的德行光耀古今；即使身居帝位，也无心自认为尊贵，这一点尤其显著。从今以后，臣知道世道将再次隆盛，皇图永远巩固；内外臣民一定会安守本分，享受奉养父母的天伦之乐，停止争讼，享受兄弟和睦的欢乐，天下一起像风吹草偃般受到教化，随之而来便会有如雨露般的恩泽。况且前代帝王曲意成全人子侍奉亲人的心愿，考察史册，千古只有一例。伏惟皇帝陛下怜悯臣母年老，体恤臣孤身一人，宽宥臣言辞繁多，怜惜臣才拙，请姑且准许臣的请求，以舒缓母亲的忧虑；或者准许臣到六十岁退休，以彰明《礼经》所说“父母年八十，儿子不再从政”的义理。这样老母和臣某仰承特别恩典，与古代受宠赐乘坐鱼轩、一天之内连续升迁的人相比，几乎没有不同。臣某辜负皇上深厚知遇，罪当万死，所以不敢依照惯例向御史台请示，冒昧写此表章上闻，冒犯天威，惶恐战栗，实在无任其极，恭候治罪。某官臣某叩首冒死谨言。

译给人的书信 呈给董中丞的书信【当时二十七岁，御史台属吏任满，闲居】我听说朝廷内外的官职，没有比掌管风纪宪法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掌管风纪宪法更困难的。百姓的疾苦有尚未听闻的，国家的政事有尚不知道的，奸邪恶行有尚未辨明的；设置掌管风纪宪法的官员，就是让他们把这些说出来，这难道不是它的重要之处吗？至于说出来以后，涉及大臣，大臣就等待治罪；涉及天子，天子就改变容色，听取并采纳；如果君主留意而不采纳，他们就洁身收拾行装离去，这难道不是它的困难之处吗？过去博陵公凭借敢于弹劾的才能，带着敢于进言的气概，历事两朝，功业显著，直到今天仍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然而他曾被小人中伤四五次，幸赖皇上圣明，最终能够完成职守。崔某之后，特意停止任用先朝旧臣，改由平章军国公不忽木来主持御史台。御史中丞本来只是三品官，如今却归属宰相统领，那么它的重要和困难，就又不是从前可比了。军国公为人周详谨慎、儒雅端重，举动都顾全大体，不轻易纠弹别人；这就像良医治病，不专门攻伐邪气，而只把滋养、荣护元气作为根本。我曾经把这两位公的情况合起来评论，他们担任这一职务，都很合宜。没有崔公的严厉，人们就不知道台宪的重要；没有军国公的儒雅，人们就不知道台宪的尊严。从前郭子仪统领河南军队，简明号令，排斥伺候迎合之人，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会迟缓；等到李光弼接替他，不过一天，就在辕门斩杀张用济，但人们也未曾认为他残酷。为什么呢？因为处置事情都合乎道理的缘故。明公忠诚功勋累世相传，蔚然成为朝廷中的世臣之家，又加上力量、才略和谋略，都足以压服众望。近来因中司缺员，朝廷内外异口同声，都说不是阁下没有人适合接任二公的职位。不久诏书下达，果然如此。又担心枢府另有奏请，便奉特别命令加以制止。由此可以看出，圣上知人之明、图治之切、眷顾世臣之重，以及把风宪之任专门寄托给您的用意，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作为臣子，应当怎样做呢？我才薄德浅，不足以了解当今的政务。自从任职风宪以来，至今已经历四个寒暑，其中得失，我曾经用心考察过，只是不同于众人的看法，不敢轻易说出口。前年因友人元复初得以拜见您的面容，而明公您不拘官场城府，略去年龄和爵位的差别，握手相待，如同平生好友相逢。我每次退下后，总是自己感动，同时又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报效。如今因明公升任风宪，凡是我过去所怀抱的想法，希望借此贡献一点浅见。我恭敬地想，世祖皇帝创立御史台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有兴盛也有衰替，有伸张也有屈抑，按道理说并非没有这种情况。然而，御史台之所以成为御史台的根本作用，却始终没有改变。大概自古立法之初，人人无不知所畏惧；等到时间久了，也无不习以为常而轻慢它。那些善于守法的人预先知道会这样，所以必定要在适当时候振作法纪，使轻慢法令的人转为畏惧，使畏惧的人进一步变化到不敢触犯。然而，这种振作又不能经常进行。如今人们之所以害怕雷霆，是因为雷霆有时才震响。假如雷声轰轰，日夜不停地警戒众人，人们将把它视为常态；而所谓雷霆，也就不能使人产生畏惧了。法令对于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我看如今任官的人，大多因循度日，不肯在政事上用力，即使担任风宪官的也没有不是这样。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法令与人日益疏远，时间一久，人们自己也不知道它流传变化到什么程度，终于把法令忘掉了。若不是有办法大加警醒震慑，后果很难收拾。现在不如趁阁下刚开始执掌宪职之时，把世祖皇帝创立御史台的本意，在皇上面前申明并陈奏，务必使之实行；仍然分派到各道去告诫整饬，使朝廷内外各部门都明白圣上任用您的用意，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况且公先任行省，便使省务重新振作；后来任行台，又使台纲全面振举；后来被召入枢府，又使过去的奸邪和积弊一扫而空。这大概是因为您的英名和丰功，上可以取得君主的知遇，下可以取信于众人。只要明公掌握其中的关键，加以振作，并不必牵衣挽留、断绝马鞅，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喜形于色，耳目为之一新，精神疲弱者也会胆气尽失。从今以后，对于那些贪财、败坏政务、因循沉默而不能胜任事务的人，以及那些断绝私情而奉行公道的人，无论亲疏远近、强弱如何，都选取其中最突出的加以赏罚，以显示惩戒和劝勉。这样，号令就会严肃，教化就会推行，积久的陋习就会革除，纲纪就会建立起来。况且臣子向君主进言，不能只依靠口才的巧辩。自古以来固然有言辞直率却不被采纳的，也有言辞委婉而君主欣然接受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只在于诚心与否罢了。传记中说：“没有至诚之心而不能感动人的。” 程夫子每当准备入朝奏见，必定斋戒之后才进去，大概是不敢用浮华的言辞取悦君主。可是苏老泉却想用苏秦、张仪那种诡诈险僻的言辞，务必使君主听从自己，这难道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吗？何况台官所陈奏的事情，又不是其他部门可以相比的：轻则夺去人的爵位，重则伤害人的性命，更重则要挽回雷霆般的威势，堵住江河决口。如果不以诚心来承担，一旦有所阻碍，那么其中所关系的事情难道还浅薄吗？而且执掌法令的官员，喜欢他的人少，憎恶他的人多。没有事情时尚且要吹毛求疵，巴不得他有过失，好拿来作为借口，怎么能不在意外之处加以防备，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呢？从前监察御史的情形看来，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有二人下狱。〕恭敬地想，皇上即位以来，勤于政事，日夜谋求善治，没有远近不照察的地方。他求贤若渴，敏于采纳谏言，三代圣王大概也没有超过他的地方；对于御史台的监察尤其倚重。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如果确实勤勤恳恳地为国效力，随时势所宜加以匡正补救，那么雍熙的风俗并不难达到。我曾经说过，士人立身处世，如果有心使百姓受惠、万物得利，就应当竭尽自己的职分，不容有丝毫遗漏。如果只是碌碌无为、无意于此，那么就应当振衣归隐山林，也不失为高尚之士。前怕狼后怕虎，难道是士君子所看重的吗？我职位低微而言辞高远，想来难免要承担僭越的责罚。然而天下的善事只有一个道理，自己不能实行，而和能够实行的人一起实行，本来不一定非要由自己首先提出。以明公的贤能，古今事务没有不能明白看透的，哪里还需要我这区区议论？不过我听说，细小的水流，江海凭借它来加深；微小的才智，栋梁凭借它来增高。樵夫的意见，圣贤也会采纳，用来成就自己的治理。传记中说：“愚笨的人千百次思虑，其中或许有一次收获。” 希望阁下宽恕我的狂妄浅陋，明察我固然浅薄却出于诚心的情意，赐予采纳阅览，那就是我的大幸。冒犯您的威严，我惶恐等候责罚，实在无比惭愧。《归田类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三 元代张养浩撰 序

译《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大元占有天下一百多年，倡导和发扬古文的，只有牧庵姚公一人罢了。一般人的文章大多剽窃陈言、沿袭旧说，意趣窘迫，不能振作；唯独姚公才华驱驰、气势驾驭，纵横开合，文章的法度全凭心意。他大略就像古代强劲的将领率领市井之人作战：那些人平素虽然不熟悉自己，一声号令发出，便击鼓行进于六合之间，所向之处如风相随，没有敌人不败退；即使道路断绝、隔着海岳，也没有不迎着锋锐而开路的，仿佛行走在平坦之地。试看那些挑选士兵、列成阵势、选择地形进军的人，才交战一两次便衰弱了，而且年老相去万里。我二十四岁时，在京师见到姚公。当时公正任学士院职务，每当酒宴酣畅之后有所撰述，便严肃端坐，闭目沉思，文辞声势铿锵深沉，记录的人有时不能及时跟上；文章写成后雄健刚劲、古朴深邃，读者有时甚至不能断句。他尤其善于在繁复中提炼要旨，在陈腐中出奇制胜，如江海奔流而蛟龙奋爪，如风雷迫近而元气充盈；其锋芒森然令人寒惧，其光辉皎洁而灿烂，当时的名士无不惴惴自持，隐藏自己的才华，恭敬地避让他的道路。将相之家和显贵家族，载着金钱、竹篚装着财帛，借托先世功德之名，纷纷到门前拜访趋奉，如水流奔向深谷；他受到崇尚学问者的敬仰，已如高山北斗。每次往来江湖之间，赠行、饯别、宴请、慰劳接连不断，一个月没有空闲的早晨，年俸二千石的官员也趋步到他门下接受教益，而他仍自在吟啸，街巷中观看的人都说他是神君仙人。我曾经说，唐朝三百年间，文章为世人珍重的只有李邕、韩愈二人；有的文章传播得如同集市一般，有的文章使酬金多到充满门庭。若从大体上评论，姚公大概兼有他们二人的长处。至于他在外表上荣达而乐于施舍，胸襟宏大洒脱而高朗，内外如一，年纪越过艾年而气节越加隆盛，回头看，这些又都是前人所具备的。那么姚公奇伟瑰异的地方，难道只有文章吗？姚公去世十一年后，正值泰定改元，江西省臣向他家中求取遗文，共有若干篇，准备刻板刊行于世。郎中贾焕华甫从济南来信，请我作序。我私下想，韩昌黎的文章有李汉作序，欧阳公的文章有苏轼作序；姚公与这两位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天地间罕见的才气所钟，都是斯文的宗匠、古来的人豪。我是什么人，怎敢在这里置喙？但辞谢不能成功，于是记下平日从心目中所得的感受，姑且满足他的请求。姚公名燧，字端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太子宾客；牧庵是他的自号。《孝子王善甫诗》序 子女孝敬父母，在古代本是寻常的事。自从王道教化开始衰微，有的把它写入诗歌，有的写进经书，有的记载在史书中，有的还表彰在他的门闾。到了近代，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唉！世道的盛衰，由此可以看见了。表彰一个人的孝行，就会使全族感到惭愧；表彰一家的孝行，就会使全县感到惭愧；表彰一乡的孝行，就会使其他郡国感到惭愧。如今人们受到鼓舞，彼此劝勉，尚且还担心行善不够努力。至于如果明确区别所表彰的对象，说明其他人不值得称道，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很少有不干脆放弃防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样，为了一个人而使九族受到激励，为了一家而使乡邑受到激励，为了一乡而使各郡受到激励，想使风俗敦厚，能做得到吗？有人说：表彰他们，是为了劝善惩恶，起初并没有褒扬这个、贬低那个的意思。我说：权衡本来是用来防止欺骗的，却不知道一旦权衡失去标准，欺骗反而会更多；盟誓信物本来是用来保证信用的，却不知道盟誓信物越频繁，信用反而越少。自从我任礼部副职以来，朝廷内外以妇女节义闻名、以子女孝行上报、以丈夫义行推荐的，堆满了案牍，眼睛疲于翻阅，手腕也因署名而酸痛。然而向人们查访，其中有凭借权势取得的，有靠行贿得到的，有表彰刚刚树立便暗中改变操守的。想把这些搁置不办，又担心行善的人受到阻遏；想沿袭旧例而不加改革，又担心一贯作恶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只有核查事实，详细区别，才或许能得到真正值得表彰的人，而不至于流于滥泛。度支监经历李愿甫近来经过我这里，说他的漯阳乡里人王善甫侍奉父母很孝顺，父母去世后便在墓旁结庐守墓，直到服丧期满；又在祖父母、父母的墓地修筑台基并在上面建屋，把祖父母和父母的容像绘置其中，按时祭祀，他的用心也很厚重。朝廷表彰他的门第为孝子之家，诸位公卿多赠诗给他。他的儿子因为我的缘故，希望我用序文冠在诗集前面；我深切感伤古道不能复兴，又忧虑以虚伪善行欺骗人的人太多。因此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希望双方听到后都能彼此有所警戒。《葛推官平反诗》序 案件没有大小之分，哪怕相差毫厘，也可能使结果完全不同，生死因此有别。三代时民情淳朴正直，罪行有疑的案件很少，圣人尚且说要敬慎、要怜恤。后世反而由淳厚变得浇薄，风俗一天比一天低下，到处监狱充满了人，案情昏暗而无法辨明，被压抑而不能伸张的，十件中有七八件。唉！承担这项事务的人，确实很难啊！圣元朝以仁德覆盖天下，州县的狱讼都由长官掌管；考虑到长官或许不能全部查清，行省又增设推官，不分担其他事务，使他专门负责审理案件。朝廷还按任期考核其成绩，决定升迁或黜退；但如果没有足以洞察隐微的智慧、周密完备的才略，能够权衡时宜的人，是不会轻易授予这一职务的。如今户部主事葛君云卿有一天经过我这里，说他任汴地推官时，曾记录上报过这样的囚案：有个叫孙秀的人，因为替人出外征收债款，债主不肯偿还，便剥下他的衣服让他回去；债主反过来诬告他强盗抢劫，有司听闻后逮捕孙秀，施刑逼供。某人后来登船时偶然失足落水而死，也有人说是船夫设法杀了他。承办告状的人立即认定事实如此，用刑罚把案件坐实；葛君私下怀疑其中有诈，便都为他们平反。又有李氏家的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田主把牛牵回家关起来，准备到县里申诉。那人担心田主先声称他偷牛，于是官府便依照法律把田主定罪为盗牛。葛君暗中向邻人查问，事情终于弄清：姓马的人夜里翻墙进入某家，因与那家有私仇，被那家杀死；他的妻子以仇杀告发，案件已经办成。每次使者来复核，都加重刑罚，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退下后却叹息哭泣。我便哭着追问他们，才使他们说出实情，最终按照赦令免罪。像这样被昭雪的案件不止一件。我听说后叹道：假使天下掌管狱讼的人都像云卿这样，那么将要死的人得以复生、已经陷入陷阱的人得以脱出、已经化为灰烬的重新燃烧，难道还会少吗？古人审理案件，不拘泥于表面迹象和必然形式，只依据实情加以衡量，起初并没有憎恨顽民、幸灾乐祸的心。如今即使是小孩和失足落井的盲人，迷失道路，即使行为十分凶暴，人们也没有不怜悯的；那些愚昧的百姓，和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听说有人犯法，便盛气凌人地等待他，使用严厉的言辞约束他，用深文巧诋陷害他，我看那些含冤而死、死于非命的人，前后相接不绝。仁人君子，难道忍心这样吗？《大易》说：“君子因此明察众多政务，不敢轻率断狱。”《尚书》说：“只有贤良之人才能审理案件。”葛君正具备这种品德，所以我叙述他的事情，希望使世上掌管狱讼的官员知道应当效法什么。

译《和陶诗》序 我曾经考察《春秋》中各国大臣往来朝见、聘问、宴饮、饯行以及会盟的时候，往往赋诗来表达心志。然而所谓赋诗，不过是引用古诗，有时取开头一章，有时取末尾一章，截取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从来不是自己创作一首诗；由此可见，古人对于诗，原本不一定非要自己创作才算工巧。诗尚且取用旧作，何况还要依照韵脚唱和吗？诗歌的酬答唱和，始于唐代，盛于宋代，到今天尤其盛行。然而唐代唱和诗还不受韵脚拘束，拘束最严的没有超过宋代的。语言虽工巧，却离古意越来越远。诗本来是用来陶冶、抒写性情的，所谓情感存在心中就是志，发之于言就是诗。既然拘束于韵脚，那么冲淡闲适、自由自在的意趣便完全无法表达，这还怎么能叫陶冶抒写呢？我曾经考察自古以来和陶诗的人，共有几十家，只有东坡才力雄盛、气势豪迈，仿佛没有什么牵强附会之处；其他人则只是规摹仿效，即使写得相似，也都像不快乐却勉强歌唱、没有疾病却呻吟一样，不是君子所看重的。我五十二岁时，便退居田园，每天没有什么事务，于是拿陶诗来读，只是不继承他的原韵，而只仿拟他的题目，来抒发自己的意思。可以仿拟的就仿拟，不能仿拟的就放下。总共写成若干首诗，既借此去除几百年来拘泥韵脚、争强好胜的弊病，又使后来的和诗者可以任意挥毫，不再被步韵限制。《春秋》的原则是大力恢复古道，那么我倡导这件事，将来未必不会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卫圣编》序 自孔子去世以来，一千几百年间，儒者和异端之人，冒充圣人言辞来向后世夸耀的人，多得无法记数。后世学者有时不能辨别，往往说圣人确实说过这些话，有的借来解释经书，有的举来教诲他人，有的施用于文章以证明自己的见解。即使是白发的儒者，有时也沿袭错误、走入谬误，却仍不觉察其非。我深深担心鬼目会混乱灵芝，假玉石会混乱美玉，稂莠会混乱禾苗，桑间濮上之音会混乱雅乐。因此利用讲读之余，汇集诸子曾经假托的言论，按照类别加以辨别、标明名称，这部书题名为《卫圣》。至于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佛氏的书，与我们的圣人经典黑白分明，其中有些说法，不用辨析也能知道。唯独左氏、荀子以及秦汉以来的儒者，不能默然不论。大概他们离圣人不远，后世又因为学术正统而把他们列入从祀之列；可是他们的言论竟然如此，难道不会误导天下后世吗？如今有人妄自增删君主和长者的言论，尚且会因欺骗君上、违背正道而被贤能的官吏斥退，何况那些戴着儒冠、穿着方头鞋、以儒者自称的人，难道能坐视圣人的言论被诸子混淆扰乱，而不加以辨明吗？而且圣人的言论虽然说难以理解，但其辞意幽微委婉，正如太羹玄酒、清庙之瑟，味道淡泊而声音微妙，与那些贤者的言论本来就不同。可是有些人见到话出自大儒之手，就随即尊崇、相信，丝毫不敢在其中提出怀疑。唉！这就是《卫圣编》所以写作的原因。不能得到圣人的心意，就一定不能懂得圣人的言语，也一定不能懂得圣人的事迹。如今竟把圣人从未说过的话加给圣人，把圣人从未做过的事诬加给圣人，如果有所见闻，难道忍心不为圣人在千年之后伸张冤屈吗？从前扬子云批评非圣人所作的经书，评论者说这就像吴、楚的国君僭越称王一样。以我的愚见，竟怀疑别人不敢怀疑的事，追问别人不敢追问的人，担当别人不敢担当的责任，虽然似乎接近僭越荒诞，但读到这部书的人，就不会被鬼目、碔砆、稂莠、郑卫之音这些邪说的名称所迷惑，一看便知道哪个是灵芝，哪个是美玉，哪个是良苗，哪个是雅乐；对于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未必没有丝毫补益。《送堂邑和克齐宣差序》如今凡是做县令的人，大都苦于监县不是合适的人，刻薄用心、扰乱法令，盛气凌人地树立威势，暗中唆使同僚，使自己天天因私事被人听闻，甚至散布谗言来激怒上官，增加赋息以和百姓交易。只要一挥手，就会设置百般阻挠；有才能的人因此懈怠于承受宣令，平庸的人甘愿受其压制，却没有地方申诉。这是当今州县的常态，也是天下县令共同的忧患。我曾经听闻而私下认为这种说法浅陋：县令如果不能通达事理、毫无办法，怎么会大多如此？人毕竟不是木偶，谁会没有良心呢？即使是猛虎恶狼，最终也能使它低头服从，是因为掌握了制服它的方法。驯服暴乱没有比仁爱更好的，纠正邪曲没有比正直更好的，治理虚伪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如果确实这样做，即使是秦地、越地那样相距遥远的人，也不会阻挠我。这难道应当只怪监县吗？当初我被授任堂邑县令，逐一向百姓询问，大家都说：“监县公和克齐，是有德之人。他三次做县长，从未听说有〔原文缺〕在同僚之间说坏话；共事以后，只见他容貌祥和、言语谦逊，诚恳和易，处理政事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听从正确的做法。”我因此大为惊异。大概和君出身于著名家族，虽有豪贵习气却崇尚诗礼，又过分称许我有才而敬重信任我。凡是医治我的毛病、磨去我的缺点、帮助我这个盲人看清道路的，多半都是依靠和君的力量。评论的人却把美名单独归给我，实在太不合事实了。这次因为要北上，所以不敢掩盖他的善行，摘取事实写下来，希望使凡是担任监县的人听到后有所敬仰效法。

译《送谕仁本序》往年我赴太子詹事丞的召命，船停在通州，各位前来相见的公卿都说，清江儒士谕仁本，学问深厚而喜爱古文，品格高峻而有所建树，循序渐进而持守有恒。他与人交往，时间越久越加谦恭。我私下曾想在家塾中求一位老师，多年没有找到，于是经著作李君溉之介绍，写信迎请他到门下居住，至今已经多年了。当初我任参议省事，刚过一年便辞职归乡，在历城华鹊村修筑别业，建造园林池塘亭台楼榭，像这样自我娱乐一共两年。仁本来了。他虽然还不像我这样厌倦游历、厌弃做官，但观察他的心意，也仿佛已经看透世事虚幻，要收拾衣裳归隐山林了。我既高兴得到闲暇，又高兴得到仁本相伴往来；每天清晨天气晴好时，我们就到清流中洗涤，在深林下乘凉，谈论经书和道理，自己认为天下的快乐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不仅仁本忘记自己身在数千里之外，即使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年老发白，不知山林生活会使人变得枯槁。今年秋天，仁本忧愁地对我说：“跟随先生游学已经多年，凡是能够启发我、磨砺我愚钝之处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空过的。我即使终身侍奉先生，哪里敢推辞？只是我的父母年老，每天都有书信催促我回去，希望先生最后再赐我一句话，使我终身敬佩奉行，那么就和长久侍奉在先生身边没有什么不同了。” 我表面上答应他离去，心里却始终不能释然。父母思念子女，本来是人人相同的感情。年老时得到一位好朋友，既然已经深厚，又难以分别，难道不也是人情吗？尽管如此，仁本还是要走了。古人求学，不一定非要亲自接受某人的教诲，只是寻求他的道而已。得到他的道，就得到他的心；得到他的心，那么外在形迹以及相隔远近便没有必要计较。何况圣人的言论明白地写在书册上，只怕人们喜爱得不笃实，思考得不审慎，持守得不坚定。只要志向确立，即使是千年以前的圣人贤人，也都可以亲自接受教诲。如果沉溺于世俗之学，汲汲追求科举功名，忘记担当道义的重大责任，只想侥幸考中一次来向世俗夸耀，那么我对你的期望就远远不能实现了。大概天爵的尊贵，是世俗容易轻视的，君子却看重它；人爵的尊贵，是世俗所追逐的，君子却有不屑于它的地方。不过我又听说仁本的父母年纪也很大，早晚希望他取得一点俸禄来光耀门户，这种情势也不是不可能有。唉！假使他知道道义的荣光，有些地方不是晋国、楚国的富贵所能相比，那么这次仁本回去，即使不佩六印、不怀千金，而他胸中光明正大的志气，难道不足以光耀乡里，使父母更加尊贵吗？因此在他启程时，我写下这篇序并谈到这些，既用来安慰他的父母，也用来劝勉仁本。仁本，希望你努力。《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我年轻时听说和林，只觉得茫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来到京师，从经常往来的人那里了解到，和林是朔方汉地的尽头，土地寒冷，难以耕种栽植，禽鸟没有树木可以栖息，牧人和牲畜随着水草迁徙，举目所见一片苍茫，没有居民。盛夏也会下雪，起风时沙石一起飞扬，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行路的人每天只能吃一两顿饭，食物不过是马奶和烤禽罢了。夜里只能对着北斗星辨认道路，前方茫然如同迷路，几个月才能到达。驿站相隔五十里，共有六千多里。朝廷因为那里接近边疆、地处要冲，往年下诏设置元帅府来充实它，又选派贵族后裔和有德长者参与主持其职务；其责任之专重，几乎与一个行省相等。今年春天，元帅府都事职位空缺，选了几个人，他们都因为路途遥远而推辞。于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请求前往。有人说：“都事不是正式编制的官员，和林又不是内地；你如今堂掾任期已满，按理应当得到合宜的职位，本来不会失去一个近县的任职机会，为什么要自弃于这样荒远的地方呢？”田君说：“做官如果不把心放在国家上，只求自身安逸，是我所感到羞耻的。”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执政者，于是优厚地给予资助，派遣他前往。临行时，同僚都到健德门外为他饯行。友人张某拿着酒走上前说：“如今的人任职资格稍有不合心意，就喋喋不休地申辩，好像没有这件事便无法生活。” 事情既然已经办成，有的人遇到所授职务稍远，便称病托故来逃避；即使去了，也不办实事，办事又不能完成。听说我信卿，他们大概也会感到惭愧。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常常担心没有非同寻常的人来承担；一旦得到合适的人，困难就可以变容易，危险可以变安全，强暴可以受到制服，离散者也可以得到安抚。况且如今阻塞声教的，并不是其他民族和异种，都是国家曾经视为股肱手足的人，只是当初被邪说所惊惧，难以立即改变，所以自己退伏在日月照耀不到的地方。这难道能同异姓诸侯王依仗强势、违抗命令相比吗？如果用宽厚仁爱安抚他们，用信义约束他们，不逼迫其境地，又给他们岁月等待，他们还有不归服的吗？信卿曾经与他们共事，知道他处理事情有长远考虑，所以我敢把这些话告诉他。我想他一定不会认为这些话迂阔，更不会把我的话视为粪土。《送柳唐佐序》世人都说，在地方官中，只有县尹与百姓关系最密切，其次是州官，再其次是府、郡官。譬如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彼此相隔逐渐遥远，感情也逐渐疏隔淡薄。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父母爱子，本来是人的天性。假如父母凶狠残酷，亲自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作为祖父母的人，是应当愤怒斥责他们，还是任凭他们毒害孩子而不加怜恤呢？如果任凭而不怜恤，那么父母的罪小，祖父母的罪大；如果愤怒斥责，使父母改变行为，那么父母的恩情也就是祖父母的恩情，又有什么隔远可说呢？唉！孩子饿了便啼哭，冷了便呼喊，身体疼痒便感到不安；有时放纵嬉戏而靠近水井，有时轻率出门而在路上迷失，这些都是婴儿的常态。对于这几件事只要有一件发生，不责怪父母和祖父母，又该责怪谁呢？所以我正是不敢把县尹看成远离百姓的官员，原因就在这里。友人柳君唐佐由章庆使司同知出任怀孟路总管，因为我曾经在外地任职管理百姓，经过这里来向我求取赠言。我切实认为，官吏对待百姓，像亲近子女一样，是一条根本道理，所以把这番话赠给他。至于唐佐的才干和品行，详见《清河元明善序》，这里因此不再涉及。

译《送郭干卿序》我一生交游很少，性情又不喜欢勉强拼凑的交往。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尊贵富有，我也不屑与之交往。因此孤零零地处在世上，行动没有同伴，倡议也没有人应和，这样已经二十多年了。至大改元，我才和如今的右司员外郎郭君干卿一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起先我虽在众人中认识他，却不知道他内心的抱负。等到共同在宪府办事，我们私下互相勉励说：“做官做到御史，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平日所怀抱的志向，也差不多可以说出来了。”于是凡是朝廷的利弊，从所听所见得到的，没有不陈说的。奏章则由我们二人共同商议，意见相合便联名署奏，把可能发生的祸患预先陈告出来，这是我们甘愿承担的。虽然这些事情秘而不传，但君与我每当谈到它，也未曾不慨然自许。至于别人知道或不知道，本来就没有放在心上。尽管如此，君因我而几次接近危险的边缘，我也因君而多次差点死在虎口之中。唉！假使当时万一遭遇灾祸，那么我们二人还能联袂站立在今天吗？由此看来，人做官临事，如果因为顾忌而不敢前进，所谓不关心得失，只是空缺失了高雅的道义，确实如此。君谋划深远，常常要等事情确实可行之后才行动；而我只知道职责所在就应当这样做，成败得失有时来不及考虑。我以疏略补助君的缜密，我们之所以没有倾覆，也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点。尽管如此，古人举事，从来没有不是以忠义自我主持的，本来不把侥幸生存、苟且免祸当作聪明。忠，就是对所从事的事情竭尽心力，没有什么不说；义，就是安然承受所遇到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坚定。至于依附逢迎、污浊苟且，凡是可以保全自身、巩固职位的事情，没有不做到的。一旦事情败露、真情显现，罪过牵连全家，那就是自己招来的，还能责怪谁呢？所以依循正道而得到祸患，君子不认为是耻辱，反而认为是福分；违背正道而得到福分，君子不认为是荣耀，反而认为是祸患。唉！这样的话，如果不是我的干卿，还有谁可以谈论呢？在他告别时，于是写下这篇序赠给他。《送蒋府判为道士序》异端横行于中原，以佛教为最严重，黄老之学次之。然而这两家造成的祸害延续了一千几百年，最终却没有被消灭，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人所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甚的，而老氏用长生来诱惑人；人所喜爱的，没有比福禄更甚的，而佛氏用因果报应来诱惑人。上至王公，下至乡里百姓，没有不笃信他们的说法，认为尊敬侍奉他们就能求得福气、消除灾祸。如今即使贫穷，来世再生也一定富贵；如今即使夭折，来世再生也一定长寿。唉！他们不知道人的寿夭贵贱，都是上天所命，大概不是佛、老二氏所能改变的。何况人一旦死去，魂与身体都已分离，哪里有还能重新借胎于人、在轮回中再生的道理？男女相配，就生人；鸟兽相配，就生鸟兽。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个道理。如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人也可以投胎成为兽，兽也可以投胎成为人。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那些人身为士大夫，既不能用言辞驳斥他们，反而往往被他们愚弄，跟着一起迷失，难道不可深深惋惜吗？前任睢阳府判蒋君某，性情冲淡谦抑，曾想超然于世外，只因父母年老，勉强做官，已经十多年了。近来因父母去世，于是抛下妻子儿女进入深山，成为道士一流的人，准备终身如此。诸位公卿赞赏他的决心，都写诗为他饯行，并要求我作序。我切实想到，君平日读书通达义理，对于佛、道二家的荒谬，一定早已知道。如今这样做，不过是厌倦游历、厌恶做官，姑且在山泉石壁之间徜徉，以休养形体、息止尘影。难道他是喜欢那种无父无君的教说，准备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吗？从前张子房在汉朝兴起时，放弃万户封侯，愿意跟随赤松子交游；唐代嵩高的张隐君，具有文武才干，却寄身于老子之道，以此奉养父母。若一概以名教责备他们，可以吗？我认为蒋君这次举动，大概与他们没有不同。我担心评论者只看到他的外在行为而不探究内心，所以写下这些话放在篇首。《送李溉之序》从前我辞去太子文学职务时，多次往来于如今翰林学士承旨牧庵姚公的门下。当时李君溉之跟随牧庵学习，面色白皙，眉目秀美，胡须浓密而漂亮，像神仙中人。后来又读到他的文章，飘逸而富有新意。我问他的籍贯，原来是济南；父亲字和甫，长期在江南做官。我因为我们是同乡，十分高兴。不久他因姚公推荐，被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士大夫都庆贺朝廷得到人才，唯独我没有看到他因此高兴，便询问他，他说：“我的父亲年老，我的学业也还没有完成，想借这个机会奉养父亲、使他欢心，然后回去求取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学问，怎敢因为稍有进步就规划自己的大事业呢？”我听后肃然起敬地说：“你的志向竟在这里啊！如今的人刚刚拿起书卷，心里已经想着做官显贵；得到一点官阶，便把原来的学业视为泥土，抛弃后再也不回头，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你的志向竟在这里啊！”编修官品秩虽列第八品，却参与国史的实际事务。选部依据资历考核法则，比较得十分严格；君平素没有任何资历阶梯，却一次选任便和各位太史同列。换作别人得到它，荣幸自得会达到什么程度？而你却认为这还不够，想回去安顿父亲，尽力求学，那么你的志向难道是那些普通丈夫所能相比的吗？不过，圣人的道理宏大深远而高妙，越是追求越感到无穷，没有专心坚定的意志，很难达到。我曾经听老师说：“求学应当像渡河作战，必须毁掉船只、拆掉桥梁、烧掉驻地和炉灶，表示士卒必死而没有退还之心，这样才可以有所收获。”如果外表陈列着书册，内心却想着天鹅鸿鹄之类的高远空想，即使因此直到白头，又有什么益处呢？溉之回去，希望用这些话勉励自己；这样对父母、对老师、对知己，大概都能有所安慰，也不至于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与君同乡，在京师又比邻而居，彼此相交甚好。观察他的言谈，他将来所能达到的境界，大概不可估量。在他启程时，所以敢用这些话来勉励他。

译《送王克诚序》士人没有不以天下为志向的，也不是有志向却没有才能；志向和才能都有，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因而不能施展罢了。时机如果不相助，即使是圣贤又到哪里施展呢？不过，水不一定非要像长江、汉水那样才可以滋润万物；一条沟渠的灌溉，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不广，也不能说对万物毫无益处。按照这个道理评论士人，凡是能够在朝廷内外做官的，不论官位高低、事务大小，只要有所作为，难道会有人不能受到他的恩泽吗？即使困守穷居、庇护茅屋，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但修养自身，善行推及家庭，教化流布一乡一国，那么他的补益难道还小吗？我曾考察自古以来的名人志士，遇到时机、适逢命运，出而为世所用，一行动百姓就跟随，一发言君主就听从，他们的事业光明显著，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对自己淡薄而对百姓厚重，对家庭节约而对公家慷慨，天下所有的利益欲望都不能动摇其内心而造成的。穿衣一定要华丽，饮食一定要珍贵，居所一定要宏大美丽，职位一定要高贵显赫，内心如果是这样，却说自己能够行善，我是不相信的。虎豹熊罴是天下最威猛的兽类，然而最终却被人剥皮取肉，成为食物和寝具，正是因为骄气充满、欲望炽盛。大体说来，义和利不能同时达到极盛；义重，利就轻；外在的欲望太浓厚，内心就会枯萎衰落，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友人王君克诚，是端正的人，有学问而能守持操行；任官时必定要求自己有所报效，耻于用卑污苟且来取得容身之地。他仕途升迁二十年，声名显著；在士大夫之间，即使妻子儿女诉说贫困，他也傲然不以此萦怀，居住简陋、饮食菲薄，安然如常。他早年跟随关中的萧征君维斗学习，所以他的志向和崇尚不低，凡事都是如此。我曾与他共同办事，他的议论给我的启发很多。近来他由礼部郎官出任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虽然只是幕僚之职，但一省的事务没有不参与的。我为这次任职足以使他取得实际成就而高兴，于是赠给他这些话。《送元复初序》士人所看重的学问，在于使内心安定，不被外物动摇罢了。受到任用，就治理天下，不以此自夸；不受任用，就在山林著述，不以此为遗憾。治理天下是为了实行道，著述是为了传承道。人的升沉显晦，虽然似乎不同，但从事业来看，却是相等的。所以士人立身处世，仕进时不欣喜，退处时不忧戚，把一切归于义理和命运，安然自得，无论处在哪里都能自得其乐，其道理就在于此。大体说来，那些不能专心于此，却急于追求眼前利益、追逐名声的人，在没有得到时卑躬屈膝，侥幸成功时洋洋得意，失意时患得患失，退处时狼狈不堪；这种人到处都是。想让他们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有所成就，就困难了。清河元君复初，早年在江南做官求学，见闻丰富，文章奔放峭拔而奇警，像他的为人和处事一样；有应当说的话，便剖析显露，毫不隐藏，人们因此敬重他，也因此忘却了他的缺点。总的说来，他的内心没有别的东西。近来他由枢密院照磨被征召为中书省属吏，颇有才干，声名还不到两年，因一点小事离职，却丝毫不为之动摇，立即浩然带着家人南归，准备在山林间读书，抛弃旧有道路而谋求更新。唉！像君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处理得失的人了。不过，人没有经历过成败，即使天资和品分很高，他的谋略终究不能达到深远。况且上天将要磨炼一个人，使他成就事业，就会让他经历困顿、挫折和失意，这是不能避免的。孟子所说的“使他的身体困乏，使他的行为受到阻碍，使他所做的事情受到扰乱”，确实如此。我担心复初这次南行，不但不能长久深藏退隐，反而会因此更加充实自己的修养，走向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将来他带着所积累的一切重新回来，便会在当时显赫发达，除了君还有谁呢？馆阁中的各位名公都写诗为他饯行，友人张某实际替他作了这篇序。《送蔡天祥之般阳路儒学正序》士人的贵贱，要看他的品行怎样，是否有爵位并不在考察之列。什么叫品行？作为子女就孝顺，在宗族中就仁爱，对朋友就讲义气；凡是以信用托付给他的事情，就一定竭尽忠诚、用尽力量，直到完成为止。唉！士人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自身穿着布衣，住在草庐茅舍中，我也从来没有不看见他有簪缨贵族的光彩、屋檐栋梁的高大华美。古代有些人身穿粗布、困居穷处，天下人却希望以他们担任辅弼，例如八顾、八龙、八及之类，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具备于自身，而当时舆论还没有赶上，天下人的希望已经有所归属；即使国家也有不可轻易改变的地方。由此看来，士人之所以成为士人，果真要等到有了官位才显贵吗？那些内心毫无德行，只想用高车华服来向世俗夸耀、借助货财来使房屋润饰的人，即使说他们尊贵而富有，我却从来没有不把他们看作坟间乞食的人、市场上强取豪夺的人、以及在国门之外拦路抢劫的人。这样看来，这两种人的荣辱优劣，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很容易辨别吗？所以君子的学问，只在内心下苦功；凡是外在的事物，不让它进入自己的内心而成为扰乱。假如内在修养尚未完成，却在雕虫篆刻的末技上崇尚虚饰，一旦被纳入繁杂事务而要求承担实际责任，就好比用腐朽的堤防抵挡敌人，划着朽坏的船渡过大海，这是自己招致失败和沉溺，还能期望取得什么功效呢？乡里的士人蔡天祥，性情刚烈而有作为，虽然困居市井之中，他的志气始终振奋刚强，没有什么能够使他沮丧。他天资很高，又用学问来充实自己。我每次见到他，从未不赞叹他所坚守的志节，只可惜他还没有机会在世上施展才干。近来他被授任般阳儒学正，任期将近，经过我的绰然亭，向我告别说：“用容得下一头牛的大鼎去烹煮小鱼，拿能剖开犀牛大象的刀去刺小老鼠，在您看来固然没有什么可恼怒的，但谈论人才的人，难道能不感到慨叹吗？”话虽如此，自古以来才能不被充分任用，低头担任微小职务的，也并不少见。以孔子的圣人之德，尚且曾经担任管理仓库的小吏，以俸禄代替耕作，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这难道足以损害他的高尚品格吗？何况蔡君的母亲年近八十，不计较职位而出仕，这正是做人儿子的应当赶紧谋划的事。他高兴地前往，谁能说不合适呢？现在他来向我求言，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不敢以浅陋推辞。泰定青龙丙寅阳月五日，齐东野人张养浩序。《归田类稿》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四 元，张养浩撰写 记一

译《济南路改建三皇庙记》郡县建三皇庙，却把它归属于医家一类，这并不是古制。伏羲、神农、黄帝承受天命而为王，他们的圣德神功，在《易》大传中说得很明白。医术只是一种学业，哪里敢妄自企及三皇的境界？推究这种制度的由来，大概是说伏羲氏画八卦以预示占卜，神农氏开始尝试药物以辨别毒性，轩辕氏开始论述疾病以告诫世人，所以从事医术的人便沿袭这种说法，以三皇为祖。唉！这种制度虽然始于近代，所见只是表面，但它在追溯源头、报答根本这一意义上，确实有所契合。国家之所以沿用而不改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即便如此，医生医术的好坏，实在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因此这种技艺也不能说不重要。《周礼》记载，天官冢宰所属的医师，在一年终了时考核他们的全部功过，并按等级减损或增加俸禄。历经秦、汉、魏、晋以及唐、宋，各代又相继设置太令、丞等官员，品秩与郡守、县尹相等。他们有时隶属于少府，有时隶属于奉常、宗正或门下省；其属官大致有四类：药师、针师各二人，按摩师、咒禁师也各二人，都授予博士之职。对他们的考核也更加详细。我元朝凭借爱惜生命的原则取得天下，世祖皇帝下诏，规定太医院按三品官待遇，不久升为二品；不隶属于任何统属，因为从事这一学业的人不混同于普通百姓，而另立户籍。又依照儒学官的惯例，设置提举、教授、正录、教谕，让他们管理医户并教导学生；每年把有才能的人上报，不送到铨曹，而交由太医院考察，选拔其中上等者授官。这样一来，职责日益专一，医学习业日益兴盛，三皇的祭祀也遍及天下。济南原来虽然有三皇庙，但地方狭窄，地势低湿，栋梁屋宇渐渐倾压，而且靠近市集，百姓往来艰难。至治二年，廉访司照磨尚瓛来到这里，于是拜谒庙宇，已经说道：“总管刘某所说的三位开创天下的圣人，世人都共同敬戴，如今却让他们临水而居，心里怎么忍得下去？”后来刘某率同僚到宪司陈说此事，正如尚瓛所说，大家一致愿意改建，并且各自捐出数量不等的俸禄，来劝导士民。不满两个月，筹得纸钞、金钱五万缗，破除原有的简陋格局而扩建。于是选址在宣圣庙西面，地势明爽高敞，且为吉地，面积有数亩。建成重檐四阿的正殿，进深二筵，供奉原来的神像居中，又增建东西两廊。命工匠塑造岐伯、雷公、少师等像，分列左右侍立。其余讲堂、斋室、围墙、门房、厨房、仓库，共建房屋三十七楹，金碧辉煌，照耀神庙，规模比旧庙扩大了万倍。每逢岁时举行裸荐、舍菜等祭礼，士人迅速前来办事，仪式法度庄严，观看的人无不肃然起敬，知道生命有其根源。当在泰定丙寅年春季第二个月完工。我当时正退居在鹊华山中，一天，监郡善善和总管程某、经历范某来拜访我，说：“三皇殿宇历经四三年，才得以完美建成。假如没有文章记载，后来的人将从哪里考察这件事呢？我们恭敬地斋戒沐浴，叩头来请您公开撰文。”我实在以此地为家，也没有理由推辞。这项工程，是主管宪司的官员倡议的，掌管民政的人响应的。只是因为两府同心合谋，事情才一直没有受到阻挠和扰乱，终于取得成功。唉！假使天下的事情都能这样，还有什么功业、什么治理不能成就呢？凡是从事医术的人，都应当体会这种至公的举动。遇到各种疾病，不论贫富贵贱，都不要彼此欺骗，应该把自己的知识全部传授，不要谋求私利，一心以暗中积德、救活人命为务。对上，可以仰承国家使天下百姓仁厚长寿的心愿；对下，可以想着报答贤大夫创办新学宫、造福后人的美意。这样或许就能与三位圣人的道路在一旦之间完全合流。参与这项工程的，无论官吏还是士卒，共若干人，现在一并列在碑阴。”

译《沂州三皇庙记》天地从哪里开始？我无从查证。然而考察典籍，有说伏羲是开端的，有说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是开端的。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各自活了一万多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共历经一百五十代。此后相继称皇的，又有十几位，难道都是荒诞之说吗？《易大系》说：“上古穴居而野外生活。”既然说是上古，那么在伏羲氏以前就已经有传说了，难道不是荒诞吗？《易》又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阴阳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伏羲于是依据这些道理，来沟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那么在伏羲之前，似乎又从未有过传说。即使如此，我听康节邵雍说，凡是有形体的事物最终都会衰败，即使天地也不能超过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期限。推论这一道理，难道伏羲以前天地也曾经衰败过吗？天虽然是气的积聚，既然大地会衰败，天又怎么能独自永远神妙不变呢？唉！如果这些话确实可信，却不知道自从有天地以来，新生而又衰败、衰败后又重新新生，已经有过多少次了？如果是由衰败而更新，那么说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是开端，也可以。如果是由新生而衰败，那么把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看作开创天地的圣人，也可以。然而孔夫子编定《易》书，便断定从伏羲氏以下才算开始，对此以前的事情都不涉及。唉！圣人的微妙用意可以看出来了。我国家历代圣人相继，以人文教化天下。从前世祖皇帝有诏说：“伏羲、神农、黄帝实在是人文的开端，应命令各郡国建立庙宇，用来表示报本之意。”于是三皇的祭祀遍及天下。沂州是古代的琅琊郡，东面接近淮海，西面像犬牙一样与邹、鲁相接，风俗敦厚，重视礼义，有洙泗遗风。泰定元年二月，都总管府都事孙天正出任此州的州尹。第二天，他祭奠拜谒三皇，回头看见庙宇低矮狭窄且已倾塌，忧惧不安，说：“三位圣人的功业和德行，万世都共同依赖，他们的祭祀等级自有定制。如今像这样，责任由谁承担呢？”此前临沂县距离州治很远，最终遇到事情常常不能及时集中办理，准备把县迁到州治东面，但士民对此感到为难。侯说：“百姓是可以和他一起享受成功的。”于是便和同僚一起最终迁县，并将县衙旧址改建三皇庙，建正殿三楹，配以两廊，典雅华美而合乎尺度，足以配称三皇神灵的居所。正殿后面又建讲堂五楹，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工程便完工了。这年八月落成之日，士人和百姓啧啧称叹，聚集观看，这才认识到此前迁建的好处。全州都很高兴。孙侯热心行善，又恭敬奉祀神灵，于是没有嫌路途数百里遥远，派人奔赴济南，托他的属吏张吉来请我撰写记文。我恭敬地思考三位圣人的德行，那就像天一样广大，谁没有受到他们的陶冶？然而近代却把他们奉为医家一流的宗祖。我曾认为这还不够全面。有人说：“医书中有名为《本草》的，称为神农；有名为《素问》的，称为黄帝。因为伏羲开始画卦，所以又把他视为卜筮者的祖先。”如果这样，就是把圣人只当作掌握一件事情、具备一种才能的人了。却不知道三位圣人对后世的功业，难道只有这些吗？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沿袭已久，也是今天治理百姓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因此记载庙宇建成，开头先说三位圣人的由来，最后也用这番话收束。孙君字梦符，天正是他的名，是高唐人。协助这项工程的有：州中同知达实、判官张淳；县中达鲁花赤嘉珲、县尹王汾。他们从开始到结束都参与其事。停职专门办理工程的是主簿左俌。《莱芜县三皇庙记》新天子即位后的第三年，即泰定丙寅年，巢陵申楫由登州判官选授为莱芜县尹。到任后，以舍菜之礼在庙中拜见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三位圣人，祝告说：“画卦造书，开启神妙幽奥，类比万物情状，难道不是从庖羲开始的吗？培植谷物，使百姓得食，尝试百药以辨识药性，难道不是从神农开始的吗？制造兵器来防御不守法者，审察气机、论说疾病，使天下百姓长寿，难道不是从黄帝开始的吗？这三位圣人，他们的功勋和德行，与天地覆载同样广大。凡有形体而成为人的，谁不是他们的后裔？难道只有从事医术的人才奉他们为宗祖吗？”申楫是什么人，竟承蒙任职于此，怎敢不恭敬遵行那明确的诏令？于是宣扬神灵的福佑，礼仪完成后退到庭中。他看见庙前没有门，左右没有两廊，四周虽有围墙，但庙宇已经破败。经过的人只要转眼一看，便能看透全貌，于是皱眉不悦，打算增建。只是刚刚上任，还来不及办理。到了第二年，善事兴起，奸邪平息，远近安宁，官吏报告没有事情，于是便把从前想要增建的计划告诉同僚，大家一致响应。都愿意成就县侯的志愿。原有建筑中毁坏的部分予以拆除重建，讲堂则仍旧保留不变，只有两廊和门屏缺少未备的，一并增建。工程在这一年秋天开始，宣告完成；第二年，即使穷困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不承受恩泽、接受教化的，弦歌诵读之声处处相闻。这样的盛典，都是历代罕有的，到了我朝才完全具备。然而圣圣相承，前后已有一百多年，杰出的大人物和博学之士一批批出现；真正传承圣人之道的，却只有覃怀许衡一人，为什么呢？我曾经考察许氏的学问，他所专心致力的只是《小学》《四书》，从未以博学著称，从未以擅长文章辞藻著称，也从未以多才多艺著称。他所坚持的极其简约，用力也极其省约，可是他的德行却卓然超出一世，能够配享圣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那些繁琐劳苦而最终不能脱离凡俗浅近的人，是在技艺上下功夫；而他之所以简约省力，却每天登上高明境界，是在内心上下功夫。用心修养的人，言语行为诚实笃实，在无人处不放纵，在众目之下也不矫饰，无论困穷、显达、祸患、福泽，都不能扰乱他。专务技艺的人，则忘掉自己而受外物驱使，外表看起来美好，内心其实没有依持。所以儒者有君子、有小人，有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区别，原因就在这里。伟大啊，我世祖的训诫：“士人不致力于实学，只追求虚浮文章，到了紧急关头能够依靠他吗？”唉！我元朝能够享有亿万世无穷的福泽，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吧？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置科举呢？” 或者说，我听说三代取用人才看重品行，从《王制》中可以知道；后世取用人才看重文章，从隋、唐以来的情况可以知道；我朝则先看德行而后看文章，明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浮华之风的流弊，它的由来是有原因的。

译《棣州重修夫子庙记》至治二年春二月，户部郎中晁显授任朝列大夫、棣州尹。刚一到任，便上庙祭奠拜谒先圣先师。到了庙前，诸生叹息说：“圣人的道，没有什么比它更伟大。如今庙制低矮狭窄，不合规格，而且年久日渐破败；如果不修治，将压迫学宫。政教的根本在这里，如今却是这样，靠什么使百姓肃然瞻仰，激起敬畏之心呢？”于是众人共同说道：“从前也为此忧虑，只因议论中意见不一而作罢。如今您来任职，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呢？”后来晁显把这件事告诉同僚，同僚表示赞同，于是向属县下令。属县都响应，便命州中士人王敬道主持工程。王敬道等首先捐出纸钞三万六千二百五十贯，其他捐献物资的人也接踵而来，唯恐落后。民情既然一致，费用便很充足。工程于当年冬十二月开始，至泰定【原缺】年三月完工。正殿居中，两廊列于两侧，前面建三座门，全部涂饰丹红白垩，共有楹柱五十余根。与当初选址相比，气势扩大了万倍。落成后，派人送信到济南请我撰写记文。某某来信邀我多次，我实在考虑夫子之道如今最为尊崇，祭祀之盛也没有超过当今的。祖皇帝恢复儒士地位，兴办国学；成宗、武宗、仁宗二宗建造庙宇，新城又增加大成封号。仁宗皇帝创立新的贡举制度，英宗能够继承并守持。今天的天子开始开设讲筵，适逢改元之春，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全部修缮坚固。落成后，命教谕吉明理赶赴济南请我撰文，张养浩便用此文记下年月。我恭敬地思考，我国家下诏各郡县祭祀三皇，并在其中设置医学，用来救治百姓的疾病，恩德实在深厚。人活在世上，追求安逸、习惯享乐，怎么能没有疾病？百姓成群居住，怎么能没有诉讼？然而疾病没有良医就不能痊愈，诉讼没有贤能的州牧县守就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如果故意拖延病情来谋取私利，扩大诉讼来牟利，却说这样的人是良医、贤吏，我不能相信。即便如此，医生不好还可以另行寻求，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又能到哪里去呢？百姓无处可去，岂不是要把他们逼到死路吗？我也曾经在堂县做过县尹，每施加一点点恩惠，百姓的欣喜感戴就像山岳一样，仿佛承受不尽。起初我非常疑惑，后来又有所感触。大概百姓习惯了苛政，从未沾受过循吏的教化，就像久病发热的人，忽然被冷风吹到，立刻感到清爽，却说不出这种舒适从何而来。这不是我的恩德特别深厚，而是因为此前的虐政太过分了。大致说来，时代中贪婪的人越多，清廉的人就越容易显露；在世上为国为民的人越少，忠诚的人就越容易彰显。这虽然值得高兴，实际上却令人忧虑。唉！怎样才能使天下州县的长官，全都达到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水平，不让我们的百姓失望呢？只要有一两个贤能的人，难道不是士君子平日的志愿吗？因此记载这件工程，并说到这些，这也就是挽救时弊、拯救民众危难的良药。申君字济川，他的叔父申从敬，年少时便有才干，曾任监察御史，很有声望。考察他如今的政绩，可以确实看出他不取法朕所不取的东西，由此也可见他的规划宏大深远，而世祖留给后代的安定福泽确实美善。唉！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从今以后都应一心实践，把经术作为根本，希望臣子能够竭尽忠诚，子女能够竭尽孝道，不要让覃怀许氏独自在前代显著。这就是我微小的愿望。《费县重修孔子庙记》费县在春秋时期是鲁国的属邑，鲁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就是这个地方。经历秦、汉、魏、晋以下各代，都设置为县。庙学兴建恢复的情况，见于碑刻记载；金朝皇统年间曾经修缮过一次。进入国朝，肇始于至元年间，到元贞、大德年间，又一再修缮。先师李舟轩师圣曾经为此撰记。如今又将近三十年了。从前涂成丹红的地方已经漫漶，涂白的地方已经污损剥落，支撑处渐渐倾塌，覆盖处也日益接近压毁。前任县政几次想要拆除重建，却被道路旁的议论动摇，总是保留残破、守着弊旧，最终没有人敢于承担。后来幸而平安离任。泰定二年七月，前任某县县尹郝源来任本县县尹，恭敬拜谒庙宇，已经为它破败成这样而忧伤，慨然把这项工程作为自己的责任，并说：“任官如果没有坚定的见解，即使小善也做不成；假使所举荐的是私人，谁会听从我？如果是公事，他们又怎么敢阻挠我！”于是和监县六十八、主簿伊拉玛丹等人各自按能力捐出俸禄。其他听到消息愿意帮助的人接踵而来，共筹得纸钞一万五千缗。人力物力既已汇集，工程很快完成。正殿三楹，前后柱子都改用石材，增高台基，扩大旧有规制。东西两廊、门屏、斋室、文武堂，没有不整修装饰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十倍百倍。工程始于泰定三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工。舍菜礼完成后，县尹郝君对僚属说：“这座庙学因循已久，依靠诸位帮助我，才有今天这样壮丽的面貌。古人凡有营建必定记载，大概是为了告知工程成功，也勉励后人。如果没有文章记载，后来继任的人从哪里考察呢？”于是命教谕姜简、县史崔某赶赴济南请求记文。我私下认为，圣元对儒教的尊崇，超过古代，没有可与相比的。姑且从唐、宋以来说起，他们取士的制度，大体不出贡举一条道路。除此之外，即使有学问绝异、品行奇特的人，也没有等级可以晋升。我元朝除了贡举之外，科目尤其多：有隐晦科，有茂异科，有岁贡，有郡县校官，有馆阁荐用，有州县路吏的征辟。大的途径可以成就大才，小的途径可以成就小才。唉！士人生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幸运啊！前些年中书省参议执政，认为士人进身的途径太杂，担心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反而会开启侥幸之门，想要让天下学者都归于科举，其余入仕途径一概堵塞。我认为古人有句话：“广泛罗致豪杰俊才。”如果这样，便不能叫作广泛了。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这样说：国家对于儒学文章优厚到了这种程度，取得士人的道路又放宽到这种地步，然而真正有才、确有学问的人，却常常并不多见。浮华之风腐蚀政务，郁积在世间事务之中，到处交错繁多；由此可见，国家从来没有辜负儒生，而那些以儒业自居的人却辜负了国家。唉！从今以后，应当致力于天理，使内心合乎人道；文章与自身实践相辅相成；积蓄学问和品德以等待任用，不要离开中正之道，不要听从谄媚之言，不要把义理放在后面而把功名放在前面。这样或许才不会让后人把这些话看成空泛之谈，人才也会成批出现，不必担心他们不能移风易俗，使这个时代达到三代的隆盛。郝君是益都人，字渊甫，源是他的名字，历任官职，在外地也很有声望。看他锐意求学，便可以明确知道他治理政事懂得根本所在。

译《长山县庙学碑阴记》我元朝立国一百多年，圣圣相承，都有文治。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继承帝位，加封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颁示天下。御史说：“本朝尊崇儒学的品秩，近古以来没有超过的，应该刻石立于各郡庙学，以使这美好的诏命永久流传。”丞相同意了这个请求。长山县是盘阳的属邑，监县某、县尹某以及同僚们共同奔走办事。工程完成后，便派使者赶赴京师，请我记载这件盛事。我恭敬地认为孔夫子的德行如同天一样，无法描绘，所以缙绅之士每每难以措辞。我冒昧只就国家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略说一二。世祖皇帝统一元朝之初，首先让覃怀许文正公许衡主持中书省。圣意仿佛是说：“儒学贵在实践，违背根本而追逐末流，不是我所要任用的。”当时学者一致崇尚德行，以只在口耳间学习为可耻。近年仁宗皇帝认为唐、宋科举只有华丽外表而缺乏实际，于是革除旧制而加以更新，详见明诏。唉！前后圣君所以推崇儒学的深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不知道诸位学生所学，是将致力于根本，还是将从事浮华末流？况且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博学著称，但他的学业不超出《小学》《四书》；以品行不可企及著称，但他的实践不过是人伦日用；以文章雄伟著称，却终身不曾稍涉文辞。世俗儒生习惯于词章，却不知道他究竟凭借什么得以配享圣人。诸位学生试着从这一点去求取，那么对于国家树立准则、教化百姓的盛大用意，或许就不会辜负了。希望观看此文的人不要把我的一点见解看成迂阔，这就是我的愿望。《重修龙祥观施田记》我年轻时多次往来于五龙潭。听当地老人说，这里是唐朝国公秦琼宅第的遗址。一夜雷雨冲决，陷成深潭。有渔人善于潜水，看见台阶和门槛全是玉石，至今还隐约可数。又有一名喝醉酒躺在水边的人，梦见穿朱衣的人把他引到门前，宫殿宏伟高大，还没来得及进去就醒了，世人因此认为这里有神异。不敢建造房屋，有人说，冲决成潭的地方曾有龙居住，所以适合建道士观，祭祀五方之龙，希望长久镇护此地，不再有后患。于是当地好事的人家便召集工匠、准备材料，建造了这座道观，到今天大概已有八十多年了。凡遇水旱、瘟疫，必定祈祷，祈祷后常常得到应验。居民更加以为神异。当初民匠官张大使非常崇尚道教，曾经一再修缮道士居处和徒众馆舍，大致齐备，又捐入田地七十亩，让他们凭此获得衣食。后来请葆光法师王某主持祠祀事务，传了六代直到今天。嗣教刘志义，是张氏的子孙；他想以田地价值的两倍强行夺取田产，双方到官府打官司，多任官员都不能裁决。刘志义于是离去。延祐乙卯年，济南路总管达尔玛把嗣教的事情上报。侯说：“父亲施舍给儿子，儿子却要夺取，这若说是继承父亲的志向，实际上是违背父亲的命令，不是孝；凭借权势陷害善良，不是仁；见到利益便产生侥幸之心，不是义。三者有其一，惩罚必然会临到。” 夺田的人受到警告和震慑，便不敢再出面。不久，侯改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夺田一方又重新散布说辞。当时荣禄大夫、中书左丞许公任宪使，山东召集路吏责问说：“你离任之后，这两家争讼的曲直已经非常清楚，为什么不把裁决结果写明，依法处理，却让他们这样长期争执不止？”吏员回去后把事情的始末详细报告了。直到现在，许公亲自署名的文书和契券共有两份：一份留在公署，一份交给祠观教门掌管者，使双方相传作为凭证。从此事情才平息。道士和几位老人前来迎接，仍让刘志义居住在那里。刘志义感念两位公的恩德而不能忘，准备立碑记载此事，于是来请我撰文。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容易治理，一旦掺入私心，就会变得困难。公心处理事务，即使各种事情纷至沓来，也能在谈笑之间把问题条分缕析、揭示根源。况且张氏祖先当初修缮祠宇，不惜割让田地供养它，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是实在忧虑道教衰微，恐怕久而久之会逐渐陷入衰败废弃。其后代也未必是见到利益便改变旧日爱好，或许只是担心道士依仗田地收入，放松修缮，使祖先尊贤好德的心愿在冥冥中落空。这样看来，双方的做法都不值得过分惊讶。即便如此，开创事业并不难，接受别人恩惠而不辜负他的德意，却尤其困难。刘志义既然已经恢复了田地，从今以后应当更加严格地操守品行，洁身自持，约束众人；对上用来为国家祈求福泽，对下用来为一方百姓祈求平安。不要让空泛的言论在后来应验，这就好了。我于是这样记载这件事，并仿照《离骚》创作迎送神词，赠给道众，使他们在坛场举行祭祀时歌唱。词曰：啊，在全齐的疆域之内，没有哪里能和我们的土地相比。灵秀的山峰高耸入云，群山聚集而秀美；泉水有七十多处，各有名称。只有在乾隅保存着这座旧观，是从前贤人营建的地方。雷雨浩荡冲决成深潭，遥远得无法考知它经历了多少年。神灵盘曲安居，云雾在白天也昏暗不明。高高建起祭祀的楼观，陈设俎豆，还希望借此使我们的百姓得到利益和依赖。台阶和门槛既用美玉装饰，又用若木作为栋柱。凡有所祈祷，都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应验，难道能说神灵没有形体吗？代替天神施行玄妙的教化，使雨水和阳光按时而至，一年因此获得丰收。早晨气势浩大于昆仑，晚上安然休息在大海。百姓凭什么安身立命？所以在丹青上描绘神灵的形貌。蕙草焚烧、椒末撒下，诚意必然感通，实在是因为神明的德行最为馨香。指挥风伯开路，召来屏翳一同降临庭院。众多护卫肃穆森严，旌旗飘动，仿佛摇撼日月星辰。厉鬼纵横而无所凭恃，哪里还有那些盗贼和妖孽？神灵尽情饮酒而欢乐，众人纷纷起舞以辅佐神灵出行。有的用竹筐盛币帛置于最后，有的举香炉在前面迎接。赞辞说：圣明的君主极其仁慈，深厚的恩泽充满八方。遇到事情必定奔走祭祀群望，唯恐有一物失去平衡。神灵的帮助实在很多，应该使家室安宁、门户平安。经历千年也不要有所亵渎，永远在这里成为屏障藩篱。” 《归田类稿》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五 元，张养浩撰写 记二 《奉元路鲁斋书院三先生祠堂记》皇上即位第五年，下诏停止荣禄大夫、大都留守赵世延的职务，任命他为平章政事，行中书省。四川公赵世延上任后，写信给礼部尚书张某说：“我从前承受命令掌管西台时，曾请求建立鲁斋许文正公书院，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为书院落成撰记。又想到宋代横渠先生张公和我朝潜斋杨元复先生都是奉元人；鲁斋虽然不是奉元本乡人，但他曾主持安西路学，于是想在书院中把三位先生合祀于一室，希望使前辈的典范年代越远越显著。又因为奉元是皇太后的分地，请求赏赐经籍若干卷、学田七十亩。您能替我撰文刻在石上吗？”我再三推辞，私下认为三位先生的出处和事业虽然有些不同，但他们的道未曾不一致，总都是平日愿意学习圣人的人。神宗第一次见横渠先生，问他治理天下的道理，他回答：“治理国家如果不取法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从这句话看，就知道先生所承担的志向了；他最终同当时政治不合而离去，是理所当然的。我朝鲁斋许文正公许衡，他在世祖皇帝面前陈述的，无非是尧、舜、禹、汤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三代以后没有人能达到。他对横渠先生的回答，仿佛出自同一源头。后来他竭力辞去执政之职，出任国子学教官，不久终于因病离任。潜斋先生对于鲁斋先生来说，又是老师又是朋友；他们道义相合、志气相同，共同维护人伦纲常，辅佐儒学，阐明正统学问，对圣人之门的功劳都不小。大体说来，世上并不是没有儒者，只是能够继承道统的人很少；人没有不学习的，但要努力实行自己所得却很难。唉！假使后世出仕用世的人都像三位先生那样学正而不杂，我知道太平和乐的风俗并不难恢复。即便如此，三位先生的道路虽然不能完全在当时施行，但看他们著书立言，深入探究圣贤隐微的道理，说明言外的深意，用来告诫后世、规范前人，他们把一时的富贵看得轻如尘土，和那些人相比，难道只是霄壤之别吗？这就是平章赵公绘制三位先生的像、建立祠堂，率领一方士子岁时瞻仰奉奠的用意。难道不是说：将来诸生显达而居上位时，就应当学习三位先生侍奉君主的样子；困穷而处下位时，就应当学习三位先生安处自身的样子吗？如果对此不加以努力，只从事虚浮文章，把它当作谋求仕进的计策，那就是三位先生的罪人。所以我不敢不预先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学生。《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绵竹是广汉的属邑。县城北面二十里，是岷山的山麓；高大而再次隆起的山峰，就是紫云岩。这里是宋代南轩先生张宣公张拭的故居。其余地方都荒芜废弃，只有读书堂的遗址还在。如今光禄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赵公赵世延，任云南宪司判官期满经过蜀地时，和同僚郝如渊准备兴复废址，把它建成书院。读书堂则沿用旧址作为祠堂，供奉先生的像，只是还来不及办理。后来赵公任四川宪使，又重新提出这项议论，所属官员于是率先捐出俸禄，并说：“乡里贤人的居所，如今只剩下这一处；如果不想办法彰显他的遗德，公论将怎么说？”于是无论官吏、士人还是百姓，都欣然愿意帮助并表示赞同，合力主持工程。便命县尹任某首先创建先圣燕居堂和先生祠堂。工程刚有成效，赵公改任西台官职，四川儒学提举彭防继任到职，赵公又拜为御史中丞，县县焉。【原文此处疑有脱误】赵公认为未能完成工程，急忙写信给行省及宪司的继任者，让他们完成此事。提举彭防于是亲自承担，始建于延祐丙辰年秋，完成于戊午年春。土地按亩计算有二十亩，房屋按楹计算有二百余楹。斋舍、序堂、厅室、仓库、厨房、浴室，凡是学校所需的设施没有不具备的。先圣燕居堂配祀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面向西方排列就坐，符合图式和礼制。它的制度精密详备，规模宏大宽敞，都是蜀地从未有过的。台臣把情况绘图上报，诏令赐额为“紫岩书院”。赵公为它完成得超过预期而高兴，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命我撰记。从前我曾以属官身份在台省辅佐赵公，情谊使我难以推辞。唉！有些事情本来是世人普遍忽视而有识者重视的，不敢让后人说我没有切实理解大贤；君子认为它同世间教化有关，这大概不是可以同见识浅近的人谈论的。自从圣人之道衰微，士人多半忘掉自己所守持的东西，只顾谋求荣宠、迎合时尚，因此浮泛之学日益兴盛，正统教化日益衰落，真正儒者的作用便不再显现于世。到了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诸公兴起，先前郁结的道理得以彰明，纷乱的思想得到条理，迷失的人知道归宿；又传到晦庵朱文公朱熹、东莱吕太史吕祖谦，以及本县的南轩先生张拭，儒学更加显著，圣贤失传的学问才有了继承前人的人。考察先生的履历，详见《宋史》。大体说来，先生教导人，首先使人明白义和利的区别；义利正是尧、桀分开的地方，能够对此看得明白，圣人之门就可以循迹而入。他入朝任职时，仰慕诸葛武侯大公无私的品格；当时国事正多，宰相又一向没有恢复天下的才能，所以先生每每对此慨叹，由此就可以知道他平日自我期许的志向了。甘棠树因为召伯曾在树下休息，人们尚且不忍心砍伐毁坏它，何况乡里先生曾经涵养福泽、培育德行的地方，怎么可以不加以增修装饰呢？大体说来，事物有时隐有时显，它的成就也有一定时机。这座学校，如果没有先生的居所，就不会兴建；如果先生的居所没有保存，平章赵公的力量也不能使它恢复；如果没有赵公的力量，国家尊崇儒学，也不能使它建成。如此美善的事情能够彼此契合，难道是偶然的吗？即便如此，我是齐地人，自从初次做官以来，行迹遍及半个天下，唯独对全蜀，虽然听说山川人物很美，一直以未能亲自游览为遗憾。如今却能把名字寄托在大贤的书院中，这又是赵公恩泽波及我的地方。赵公字子敬，历任台阁官职，很有声望；看他孜孜不倦地求学，其他方面也就可以由此概括看出了。

译《重修防波楼记》我们乡里的山水胜景，闻名天下。世代谈论美丽景色的人，大多称道江左。我曾经游览过那里，南方的山水，大体上像其风土人情；但沉厚雄浑的少，像那样浓丽鲜明、清秀婉约、明净庄雅的景致也少。道路相望之处，只有我们乡里兼有各种美景。那座名叫历山的山，山势曲折，岚气环绕，突兀苍翠，虎逐龙随；南面连接岱宗，东面延伸到大海。华山、鹊山两峰高耸，像剑一样并列，山势削立而没有其他山峰依附。众山仿佛共同拱卫秀色，而您的大明湖则在碧绿的城郭之间汇聚，涵映光色、倒映景物，万物都无法隐藏。从远处看，华山、鹊山又仿佛占据最高处而汇总了这里的胜景。至于四时变化，以及阴晴、早晚，水上行船、陆上行走，随处都能显出奇景。凡是可以排遣喧嚣、宣泄郁闷，使人脱离凡俗浅近的心境，达到高明境界，令人可喜、可惊、可吟诗、可饮酒、可作画的景致，没有一样不具备。城北水门的台基上，翘然高起的楼阁，就是防波楼。济南的形胜，只有登上这座楼才能看全。因为我们乡里有许多名泉，众多水流到这里汇合，所以用“防波”命名。从前主管转运的官员曾经修缮过一次。如今国子司业张先生临为它的落成撰记，距离现在大概已经三十年了。泰定改元那年，秋雨很大，城墙稍有坍塌，楼也摇摇欲坠，逐渐走向毁坏。船夫仰头看着，缩着脖子，接连划桨经过，害怕楼倒下来压到自己。于是司宪诸公把这件事告诉监郡都侯，都侯说：“这并不难。”便拿出自己的俸禄召集工匠，修整更新这座楼，不崇尚华丽奢侈，只谋求坚固。不到一个月便完工，百姓没有感到劳苦，楼很快恢复了旧日面貌。一天，他邀请我参加落成仪式。酒喝到一半，我指着群山对客人说：“有了天地便有这些山，它们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了。大概世代有兴有亡，山却横亘古今而始终如常。只有人有生有死，虽然说人最有灵性、最尊贵，但归根到底，反而不如万物那样能够经历荣枯循环，何况能像山一样长久呢？”所以凡登楼眺望的人，无论先后彼此，往往宴饮快乐刚刚融洽，感慨便接踵而来。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从这里看到了这些道理。即便如此，人如果想同山一样长存，也不是没有办法。前辈说死后仍有不朽，这就叫作长寿。臣子应当以皋陶、后稷、契的志向为心，子女应当以舜侍奉父母为准则，儒者应当以颜回、孟子、伊洛诸公为自我期许。如果这样，那么身体虽然不能像山一样长寿，但美好的声名流传后世，也足以同山一样无穷无尽了，又有什么可感慨的呢？”都侯听后惊悟而振作，欣然喜悦，举杯相劝说：“您的这些话，不只是吟咏景物、叙述事情，又足以使贪婪者廉洁，使怯懦者立志，振奋激发人的善心，实在不能让它不流传下去。” 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都侯是国人，姓名为某，任官清廉谨慎。世代担任都达鲁花赤，任职于济南，所以用官职作为他的称氏。《警宵楼记》堂县是汉代陈午的侯邑。陈午娶汉武帝姑母窦皇后的女儿，受封为馆陶公主，堂县与馆陶公主的封地相邻；自汉代以来一直设置为县。有人说，堂县过去隶属于毛州，毛州废弃后隶属于博州，就是今天的东昌。元朝统一天下后，州县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堂县属于中等。然而它户口繁多、事务繁重，比其他县更为难治。大德己巳年春天，我由堂县县丞出任本县县尹，清除弊政，铲除奸邪，过了半年，百姓才安定下来。后来有一天我劝农，临清、彰通两镇的长老拦住马匹说：“本镇处在两条漕渠之间，一条叫临清，一条叫彰通，实在是南北转运的咽喉之地；百姓有四千多户，距离县治一百里。强横狡猾的人夜间聚集，图谋不轨，随时出动便随时逃逸；如果不惩治，他们将更加猖獗。”于是我发文令所属捕盗官商议，众人都说，应当严密夜禁，按照更漏巡察；但没有楼就无法把警报传得广远。从前我也曾提到过这件事，只是选址还未确定。如今建筑材料已经齐备，于是共同选定彰通渠北面建楼。楼有两楹、两坡屋顶，宽一丈，高为宽的两倍。现在集贤大学士张孔孙为楼题额“警宵”，并派人来信请我撰记。我承蒙县长的情谊，实在难以用其他话推辞。只要官职不论高低，依照自己的职分尽力而为，就足以忠于国事；事情不论大小，能够革除弊害，就足以惠及百姓。夜间巡逻、实行夜禁，在《周官》中早已有记载；即使近代，也有根据更漏来分辨政务、考察官员是否得人的做法，这恐怕不能轻视为末节小事。况且一般人的情性，大多在事情显露时才有所防备，到了防备松弛时便会疏忽；一见有可乘之隙就想滋生事端，防范谨慎则其势便受到遏制。他们只知道白日里抢夺财物可以防御，却完全不知道奸邪盗贼在夜间滋生尤其严重。唉！自从正道湮没、风俗败坏以来，有司不知道替百姓远离罪祸，只知道把罗网织得更密来等待他们，所以风俗日益偷薄，穿着赭衣的罪犯充斥道路；这并不是百姓喜欢灾祸，而是那些牧民者大概有意使事情变成这样。试从父母抚育子女这件事来考察：只是因为真诚地爱护他们，所以千方百计无不恰当；教育得极其周到，所以思虑没有不周全的。若一概不加体恤，只知道用荆杖鞭打来对待他们，那么必将看见子女日益离心，而抚养教育的恩情也毁坏了。如今看捕盗官史周二君这番举措，他难道对此有所见识吗？《志》中说，天下的善举不一定都出自自己，所以我欣然赞成他的成就，并把事情这样记述下来。

译甘肃行省创建来远楼记 从前圣人拥有天下，划分九州，划定五服，只治理内地；对于外部庭域是否归附，并不十分计较。到了嬴秦，反古道而自称帝王，想把八方荒远之地都纳入统治，于是向边疆炫耀武力，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等到汉朝兴起，汉武帝尤其勤于经营远方的谋略；臣下既不能匡正他，又推波助澜，以夸大他的欲望，例如唐代防范张骞、司马相如之类的人，虽一时建立功业，却使祸患蔓延千载。往下至魏、晋、隋、唐，情况更加严重。唉！不能安定近处，只归咎于别人不礼不恭；不能使近处满意，就责怪远方不来称王、不来称臣。以这样的心态行事，难怪怨恨交结、战祸频仍，永无止境。我朝承受上天之命，登临帝位，完全安定四方，古代未曾宾服的地方，没有不率先归附的；即使有阻碍，也从未以威势加之、以武力胁迫，而是听任其自行灭亡，然后才举兵征讨。所以深厚的仁德和广大的恩泽，上达于天下，像漏下的泉水一样遍及四方。甘肃这个地方，在汉朝沟通西域时，属于张掖、酒泉郡。往年朝廷因为它靠近边疆，下诏设置行省，充实治理。担任行省长官的人大多沿袭旧习，常常选用柔弱无能、不能尽力治理的人。大德丙午年秋季中旬，改任浙西道肃政廉访使陈公彦卿主持这个行省的政务，他铲除弊病、涤荡污秽，教化得到推行，威名得到振作，粮运没有延误次序，军用物资也十分充裕。政务稍有空闲时，他又和辩章某官以及僚属，拿出公府的余财若干，在城东门上建楼，共五间。楼阁宏伟高大、崇饰华丽，卓然冠绝一方。楼中悬挂钟鼓等金革之器，用来标志早晚，用来整肃各镇，使人能够瞻仰、听闻政令的开端。至大改元年春天开始施工，到这一年十月完成。于是借上计吏征召翰林学士承旨姚公燧，请昭文馆大学士李溥光题写“来远”二字，又命太子文学张某记述建楼的缘故。张某推辞而未获允许，只得私下想到：张掖距离京师有数千里，杂居其中的百姓种族并不单一；它隶属的省、州、郡彼此犬牙交错，情况复杂的有十多个；地方遥远而民俗强悍，利益容易使人驯服，疾病又容易使人叛逆；安抚防御稍有失误，就容易被奸邪之言动摇。若让别人来治理，一定会畏惧困难、害怕路远，连一天也不肯停留，赶快逃走。侯爷上任以来，经历了两个寒暑，凡是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例如兴办学校、礼聘士人、辅佐边疆、勉励官吏、招抚怀柔流离远方的人，无论早晚都尽心竭力，毫不疲倦。他建造这座楼，不只是为了彰显圣明天子一视同仁、以神武而不滥杀的美德，也会使那些心怀反侧的人听到消息后，不必再三申明晓谕，便会载着珍宝、驱赶骏马奔来，只怕来得太迟。这样看来，这座楼的建造，难道只是为了报时漏刻吗？侯爷名叫英彦卿，字……他曾奉命出使采访江西，考核成绩在各道中最为优异。

译安西府咸宁县创建霸桥记 霸桥，是堂邑百姓刘斌修建的，而为他绘图记载，是臣下归美于上级的道理。起初，刘斌以制造车舆为业，曾游历关中，回来时和两位客人经过霸上，水突然涨来，一人淹死，一人几乎丧命，唯独刘斌先渡过了水，于是叩天发誓：“我如果不在霸水上修桥，就让这样的洪水再次到来。”他把话告诉家人，没有人不赞赏他的心意，却认为这件事很难办。刘斌说：“我只要不死，还有什么难办的？”于是辞别父母，在霸上搭庐居住，把自己的行业换来的材料交给别人，大家都赞赏他的义举，给他的报酬加倍仍不够；又招募工匠，到秦、陇各山采集材料。最终在旧址稍向西七十步的地方开渠分流，以减弱湍急凶猛的水势，铲平阻碍以平顺地势，在地中打入尖木，上面铺石，然后层层垒石，斜角耸起一丈多高，像门一样，并把额部做成圆形，民间称作石矼的共有十九座。先前曾修过九座石矼，水来时不能控制，到这时才增加十座，桥宽二丈，缝隙则用铜铁加以牢固。桥面分为三条通道，中间设置车舆道路；栏杆、门槛、柱子和础石，像玉石一样挺立并分列两旁；每根柱子上雕刻一只狻猊，共有柱子五百六十根。桥的两端担心坡势太陡，又各覆盖石路八十尺，凿磨砌筑、雕刻装饰，把各种技巧都用尽了。桥长四十丈，宽若干，桥身高与宽大致相当而减去三丈，隆起横卧在水面上，好像长堤俯身饮水。经过的人没有不惊异赞叹的，都认为这是永远无穷的利益。至元三年开始动工，至二十五年完成。石料按车计算有五千多车，木材按株计算有二万五千株，石灰按石计算有一千五百石，铜铁按斤计算有五千二百五十斤。工程始终耗费纸币十万缗，车舆工匠的报酬还没有计算在内。此前，平章赛音迪延齐任陕西行省长官时，对僚属说：“桥梁不能修，是有司的责任。如今远方有人来倡导这项工程，我们坐看而不做，百姓将会怎么说呢？”于是捐出纸币一千缗，调拨二百名丁力来帮助。后来行省撤销，继任者接连用欺诈动摇人心，希望工程中途停止；但刘斌没有懈怠，反而更加努力。不久，名声传到朝廷，朝廷驿传召刘斌进京，让他把桥的式样图上呈，并询问所需费用以及兴建的缘由。刘斌入朝应对，得到很高的称赞；凡是有所请求，朝廷都答应了。不久又下诏让近臣伯胜用驿马送来纸币二万五千五百缗。皇子安西王最初听说刘斌修桥，赏赐纸币五千缗，前后合计赏赐三万零五百缗。工程完成后，刘斌到京师报告，并且对近侍说：“安西最初分封隶属于潜邸，实在是圣上从前九旒冕服所经过的地方。前代拥有天下的人，如周、如秦、如汉、如唐，都曾经在这里建都；这里土地肥沃、户口富足，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桥称为霸桥才合适。” 如今幸而告成，这全靠国家的力量，刘斌有什么功劳呢？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传示久远。”近侍把这话报告皇帝，皇帝说：“这是刘斌的功劳。”于是命尚书省下令翰林国史院撰写碑辞。我忝居执笔之任，谨按考证：霸水出自蓝田谷，在京兆以南三十里，古代称为滋水，是周太公望曾经垂钓的地方；秦穆公才开始改用今天的名称。水向西北流，经过铜公水，穿过两谷，与渥水、荆水会合后向北，在浐水汇入渭水，横断秦地、雍地的交通要道。等到连日下雨，渡水的人多有淹死，而刘斌确实曾亲身遭受过这种祸害。唉！假如刘斌没有来到霸水的险处，国家不知道刘斌发誓完成此事的诚心，那么这座桥能够建成，又能有几分可能？他不回避困难，决意一定要创办，所以跋涉三千多里不认为遥远，持续二十五年不认为迟缓，给后人带来利益也不认为是功劳。受到皇帝褒奖，却没有丝毫希求荣宠的意思，像刘斌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多得？我又曾考察，自古帝王安定天下，文臣献纳谋略，武臣施展威势，英杰豪异之士所到之处都景从归附；即使是卑微的商贩、樵夫，只要有所凭借，也没有不奔走效力、愿意为之尽力的。大概上天所要兴起的事业，人一定会跟随它，这是情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需要威逼利诱。我朝承受上天显赫的命运，从北方兴起，神灵响应、人民协同，明君贤臣共同辅佐；从内部情形来看，田野百姓的归附也就可知了。《周诗》所谓“林中的武夫，没有不喜好德行的”，用来概括刘斌，确实也不逊色。虽然如此，一座桥梁的功劳，成与不成固然不足以决定轻重；本朝真正值得记载的，是乡野百姓有利泽天下、造福百姓的志向，朝廷没有压制善举、埋没功劳的嫌疑；下属把美德归于上级，上级又把功劳推给下属。这种忠厚、和谐、谦逊的风气，充满宫廷之间，也广大深厚地流布于仁寿之域；即使相隔千百年，仍足以使人奋发激励，这样劝人为善，难道会有穷尽吗？看看末世的君主不能以宽广深厚的气度示人，却和臣下争功较能，他们之间难道只是云泥霄壤的差别吗？刘斌以草野匹夫，凭着微薄力量，能够亲自效力于圣明天子，尚且受到这样的眷顾，何况那些持符守郡、替国家建立大功、办成大事的人呢？我由此追溯思考我元朝所以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以仁德使百姓富足，以诚信使下属归服；有善行就录用，有罪过就诛灭。它能够广泛获得臣民，建立冠绝百代、奠定万世太平之业，是有原因的。因此我这个旧臣实在不敢只把木石桥梁的景观夸示给西方之地，而详细叙述圣人宽厚仁慈、大度宏深的鸿恩盛德，希望以此嘉惠后世。《归田类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六 元代张养浩撰写 记三

译龙洞山记 历下有许多名山美水，龙洞尤其优胜。山洞距城东南三十里，旧名禹登山。考《九域志》，大禹治水到过山上，所以这样命名。洞中有水潭，时常冒出云气，遇到旱灾祈祷就会下雨。前代曾封其神为灵惠公。洞前层层山峰直插云霄，名叫锦屏、独秀、三秀。佛教徒居住在那里。从锦屏到佛刹山，险峻的岩石环绕合拢，飞鸟也很难飞到一半。山上有石龛屋，深广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四周雕刻的佛像很多。世间发生战乱时，逃难的人大多躲到这里。山上下仍有两个洞穴，下面那个位于旁边，可以曲折地向东出去。所谓龙洞，就是这个洞穴。远望它幽深昏暗，我私下想和同来的几个人一起进去看看。有人说：“里面非常黑，没有火把不能前进。”于是立即派仆人点燃一束茭草在前面引路。刚开始好像高而宽，可以迈步行走；没过多久就要低头；又过不久就要弯腰如磬；再过不久就要跪着爬行；又过不久就只能匍匐；再过不久便全身伏地，像蛇一样向前爬。等到引路的火灭了，烟气浓重，充满洞中，想退身却容纳不下，向前走则前面更加狭窄，又加上烟气，于是只好闭住嘴、捂住鼻子，屏住呼吸，心中惊恐紊乱，害怕到了极点，自己以为性命应当断送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勉强呼喊让大家快走，众人因为烟气都无法出声回应，我心中更加恐惧。然而我恰好走在前面，忽然得到一点微光，以为洞穴终于到头了，便竭力纵身向前，像鱼跃一样，这才得以脱身出来。整个过程仅有一里左右。出来后，有人哭泣，有人恼怒，有人辱骂，有人互相讥笑，有人跺脚后悔，有人耸肩喘息，有人庆幸活着而抚摸额头，有人脱帽叩头，详细诉说自己的狼狈情状。只有引路者一人年纪幼小、身形瘦弱，先出来时好像毫无痛苦；见众人都病困了，也故意装作十分害怕。洞外等候的人便举酒给每人斟两杯，虽然平素不饮酒，也一定要让他喝尽，称为“定心饮”。我因此默默想起韩文公登华山，登到最高处，路险峻而不能返回，号哭了好几天，听见的人替他报告县吏，县吏于是派人把他救下来。我过去曾怀疑这件事未必是真的，如今亲自经历此洞，才知道韩文公的号哭并非虚妄。唉！不要登高，不要临深，这是前代圣人的训诫；我们却为了微小的娱乐，使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几乎同归于压死、溺死，难道不应当以此为戒吗？岂止是这次险些丧命的经历不可忘记。私下担心后来的人不知道情况，误入此处，所以记下这件事来告诫他们。游洞中的共有七人：某官某；在洞外坐着宴饮的有四人：某官某；总共十一人。时在延祐龙集丁巳八月。游紫金山记 紫金山在云庄以西三里，靠近平地突然而起，不高峻却孤立；山石苍翠可爱，周围不过二亩左右，林木茂盛。主人刘氏曾在山顶建亭，荒废已久，不能恢复。当地人称刘氏为状元，大概是金朝末年的进士。我出生以后，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他有个字器之的儿子，曾经常来游览此山，身材魁梧而有才气，不到五十岁便去世了。因而刘氏家族后来没有人，听说因为贫困想把这座山卖掉。有人对我说：“这座山距离云庄很近，你为什么不买下来呢？”我私下想，器之是我的故人，而且家世以儒学传家，又曾有名望；如今家道衰落，即使得到这座山，时常登临眺望，也未必会快乐。常人担心不能远望，羡慕别人的田宅园圃，想尽百般办法谋求占有，刚刚得到却又成为别人的所有物，这样的事比比皆是。从前范文正公将要退休，在洛阳养老，子弟劝他买田作为养老之所，文正公不高兴地说：“人如果有道义的快乐，形体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住宅呢？况且洛阳那些好事人家，哪家没有园池？我时常去游访，他们一定不会拒绝我，看起来和自己居住有什么不同？难道一定要据为己有以后才感到适意吗？”唉，我曾反复诵读范文正公的话，那么凡是沉溺于宴游、斤斤计较住所的人，也应当知道有所警戒了。大体说来，士人处世，如果真能一切无所欲求，那么天下的善事，哪里还怕不聚集到自己身上呢？文正公忠诚贯通日月，功业铭刻鼎彝，百世之后，人们听到他的遗风仍会整肃衣襟，正是因为外物不能动摇他的内心。我因游览这座山而谈到这些，希望使刘氏的山永远不为他人所有，也使我从今以后知道应当努力。同游的有清江谕仁本子引，以及侄孙止。童仆一人，加上我共五人。标山记 绰然亭以西四三里，有两座山，名叫标山；每座约四十亩，山上光秃，没有树林，东西并列耸立。山体都是青石层层堆叠而成，地势起伏，可以步行登上去。查考舆图经，没有它们的名称。大概当地人因为旁边没有别的山，只有它们像标杆一样可以远望，所以这样命名。东边那座山上有一个像屋子一样的洞，可以躲避风雨。至定甲子年三月，我命童仆带酒菜，和馆客清江谕仁本一起登山。起初稍感劳累，登到山顶后，精神超逸，气息舒畅，身体仿佛要羽化飞升。环视群山，伸手好像就能触及。群山连着岩石、接着山峰，东南一带最为盛大，到西北则逐渐低平。各条支流的水相互萦绕，交织成碧色，像白绢横陈、绳索牵引，分开后又重新汇合。大概郊外可以登临眺望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优美的了。我曾想在山上建亭，时常扶杖穿履往来，以开阔心胸和眼界，只是一直没有空闲。后来便坐在洞屋中，拿出酒杯轮流斟饮，吟咏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等古人的闲适诗篇数首。清雅的欢情和高雅的意趣，悠然汇聚而来，好像世俗和形体都忘记了所凭借的东西。加上烟云山岚纷纷涌起，彼此交相融合，幽深得竟不知道是我成为了山，还是山成为了我。这时仁本举杯向我劝饮说：“真快乐啊，您的这次游览！大概不能没有一篇记文。” 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

译李平章还山亭记 辩章秦国公很早就凭借儒学在皇帝潜邸任事，跟随皇帝出入中外将近二十年。他提出正确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用来开启、扩充皇帝的聪明，培植国家根本，暗中辅助治理之道，凡是能够辅佐、引导的，没有不竭尽力量。皇庆改元，皇帝因为他年高望重、通晓旧学，既让他担任中书省宰相，又封他为秦国公。不久又任翰林承旨，不到两年，三次授予一品官职。他受到皇帝的睿智宠信和深厚恩遇，拥有国家儒臣身份的人，很少有能与他匹敌的。公自认为以平民身份达到今天的地位，害怕不能胜任，多次请求退休闲居。皇帝没有答应，于是在上党先祖坟墓相距数百步的某山南面，建亭名为“还山”，以表明自己退居山林。有人说：“士人正处于困厄之时，志向未尝不是想要为世所用。如今秦国公是天子的大臣，两次平定内乱，不能说他的道义没有施行；军国大事上奏，无不获准，也不能说他的言论没有被听取。”臣下急于退处山林，无非是远离谗言、躲避祸患这两件事罢了。谗言未必需要躲避，应当端正自身、率领众人，使谗言没有缝隙可入，才值得效法；祸患未必需要逃避，应当为国家竭尽忠诚，使祸患不由自己造成，才值得后人学习。如果确实能这样，那么身居朝廷高位和退处山林，又有什么不同？我说：“这话固然是臣子约束自身的最高准则。然而我听说，天地没有完全成就的功业，圣人没有无所不能的才能，善于创始的人未必善于完成。所以自古以来明智通达之士，审察兴盛衰微的征兆，在事业将要充盈时便戒慎，不是借此来保全自己。阴阳消长，是万物规律和人事变化的自然情形。”我曾见史籍所载，那些功勋高、地位重的人，国家一旦对他们的顾念稍有不及，便面露不平，言辞怨怼；他们不反省自己在进退取舍上的昏昧，反而横生怨望，最终遭受罪责、遇到危险，使君臣之间彼此失和，不能善终的，哪里数得清？况且一治一乱，本来由人事造成；但追究根本、概括其要旨，其中也有命数存在。圣人不谈这一点，大概是怕国家有所倚仗，便不能努力治理。那些人说：“我留下，天下就能治理；我离开，天下就会混乱。”又说：“或许还可以稍等一等。”这些都是没有看透事理、信道不坚定、自我治理不勇敢，是因为有所牵挂、冒险贪恋而造成的。又有一种人一旦踏上仕途，便只顾求田问舍，闭口不谈他人；有人劝他，他不但极力拒绝，还把这番话衔在口中、记在骨髓。唉！能够快乐地接受并践履这种道理的人，又有几个呢？我曾说，山林的快乐，造物主非常吝惜，不轻易给予别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暂时被山林留住，最终也一定会借助轩车官服把他赶走。” 由此可知，钟山的英灵、草堂的灵气，一定只有福德都很盛大的人才可以镇服。于是有人突然变了脸色说：“原来真是这样！我也要从此反省自身，寻求让我停步归隐的地方了。”辩章公命我为还山亭作记，所以我概括他的话写下来，献给他。济南安氏家传朝服记 我的家乡贵族显赫之家很多，但通常传一代、两代便衰败，有如编氓一样的，处处可见。大体说来，积德深厚的，享有世禄的时间长；积德浅薄的，享有世禄的时间短。说上天不可凭信，难道是这样吗？有人说：盗跖积了什么德，为什么寿命长？颜回为什么遭受困厄而寿命短？这难道不是上天不可凭信吗？唉！他们不知道，行善而得到福庆，是常理；作恶而祸患没有立即降临，只是偶然罢了。因此君子把盗跖长寿看作幸事，把颜回短命看作不幸，那么天地昭明的道理就可以看见了。如今农民种庄稼，只要人力尽到、地利利用充分，收获就一定多；耕作粗疏，除草也粗疏，收获就一定少。即便如此，良农只知道尽力，士君子只知道修养自己；至于丰歉、祥祸，就不必过分计较。人若懂得这个道理，行善的心就坚定了。我邻居中有安氏，曾祖名圭，有三个儿子，名伸、僖、偘。伸的儿子叫惟湛，僖的儿子叫惟洪，偘的儿子叫惟演。惟湛的儿子景良，惟洪的儿子景贤。他们有的在朝中，有的在外任职，都享有俸禄。或穿绯色服，或穿紫色服，或穿青色服，一门之中三等官服都齐备。唉！若不是他们先世一向积有阴德，能够不断光大祖业、累积美德，哪里会有这样的荣盛相继、人才辈出呢？一天，景良来拜访我，说：“我的先祖父曾把绯色朝服传给先伯父，伯父又传给兄长景范，景范如今传给我。一件朝服由父子兄弟三代四次传承，也是如今少见的事情。希望您写几句话记下它，用来勉励我的后人。”我认识安氏的祖先、子孙共三代，于是说：“从前唐代魏郑公的笏传给儿子、孙子，史册记载了这件事，直到如今仍赫赫有名，仿佛前些日子的事情。今天您所传的，或许很像这件事吧？”不过，能够世代传承物品，不如能够世代传承德行。传承物品总有穷尽之时，传承德行却会越来越长久、越来越显著。我听说您的先祖胸襟坦荡宽厚，博学多闻，喜欢结交天下名士。刚过五十岁就退休，居家以琴书自娱。在乡里和善宽容、言语柔和，唯恐伤害别人。即使别人百般辜负他，他也不计较。大凡感到惭愧的行为、超过本分的荣誉、不合义理的财富，他一概没有求取过；平生举荐人才，从未有过不满于其德行而不予酬报的情况。这样看来，他的恩泽流传子孙，冠服荣显绵延多代，接连不断而不止于一两代，是很自然的。景良如果能够因为继承祖先的朝服而努力修养祖先的德行，使后代子孙也能把景良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即使传到十世百世，前人的芳名也一定不会坠落，哪里只是朝服华美而已呢？于是景良惆怅地说：“您的这些话，我一定世世代代遵守。”于是我写下此文，题为《安氏家传朝服记》。范德机寓田记 很多人不能隐居，而德机非常想隐居，只是没有田地作为归宿。天下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难道德机和我最终都会两相失望吗？即便如此，田土这种东西，实在是传给后代而不能靠人力长久占有的东西，或许有时能拥有它；不能守住，勉强守住也不能长久，勉强长久了，又会遭遇旱灾、水涝的困厄，受到螟虫等虫害的侵扰，剧族豪邻又来侵占掠夺，那么它带来的扰累，反而不如没有它好。这样看来，为德机打算，应当怎么办呢？德机何不把博厚作为田地，把高明作为房舍，把仁爱作为山，把智慧作为水，以义理播种，以道德收获；居住在其中、享用其中，没有不达到极致、没有不满足的。即使让子孙世世代代守护它，也没有灾害、虫害和侵夺的忧患，那么这样的产业不是既安稳又长久吗？于是德机惆怅地说：“我不贫穷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以满足他的愿望。

译静斋记 高唐商泽民，我认识他已经三十年了。曾经在济南掌管学校，我们住处相近，一同游玩，相互友善。后来我在京师做官，彼此隔绝，长久没有音信。至治改元，我退居鹊华山中，您从新章来访，命人置酒，叙说旧交作为欢乐，十分融洽。您间或对我说，家中有一间书室，匾额题为“静斋”，过去曾托我作记，还没有动笔便分别了。如今我闲居，敢请我完成这篇记文。我也忘了您当时是否确曾托付，只因为早年相交为友，如今头发已经斑白，便叙述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告诉您。当初我退居这里时，闭门独处，安坐一室，平日一切忧虑都淡漠了；风息而空旷，云散而寂静，树木返回根部，昆虫蛰伏封藏。当时不知道是天地成为我的屋室，还是我的屋室成为天地；是万物成为我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成为万物？它们的静与动，即使我自己也不能测知其端绪。过去我又曾经为俸禄微薄的官职，从仕于京师；四方豪杰像河流汇集、树林挺立一样聚集，相互举酒赋诗，拍掌谈论天下大事；又奉王命北行到燕地，南行到吴越，风中进食，雨中住宿，在舟中经受波浪，骑马翻越高冈陡坡，还经历虎狼的忧患、盗贼的警戒，以及荒僻的驿舍邮亭，不知道总共有多少，经历了许多艰难。在那时，无论是动还是静，即使我自己也不能测知它的征兆。然而从今天说，退处闲居，身体表面像是静止，实际上其中有动；出外做官，身体表面像是在动，实际上其中有静。由此可知，动静的机理，起初不能看作截然不同，也不能当作完全相同。土地好像静止，实际上地气在运行；山好像静止，实际上山气在流通；门轴虽然转动，却不曾改变位置；车轮虽然转动，车子却不曾离开所在之处。由此可知，静是动的根本，动是静的基础。这时您举杯致谢说：“《易》中有这样的话：天下万物的运动，都以守正归一为准则，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您既然已经领会了，还要我作记做什么？一定要作记，没有比这个道理更大的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云庄记 我天性一向喜爱山水，过去被仕途牵累，不能实现志愿。辞官以后来到这里，和山水相处共七年，一点也没有厌倦之意。大概我的家乡名山灵泉很多，尤其多。距历城向西北十多里是祖先坟墓，坟墓以西七十步有一处别业宅院，起初都是茅屋，近年才扩大改建为瓦房。水田、陆田共有将近五百亩。我祖先张养浩，传到我已经三代了。宅院前有一片茂密的树林，都是先祖亲手种植的，至今将近一百多年；树木多是梨、杏、桃、柿，枝条交错相合，即使盛夏也清凉没有暑意。靠着树林建亭，亭前面对激流挖池，池中种荷花、菱角，四周环绕成丛的竹子，又种垂柳、桧树、柏树和各种花卉。所谓名山灵泉，有的把岚气翠色呈现在几案席榻之下，有的分流合派，纵横贯穿在田间沟渠中。王维的辋川，大概可以和这里相提并论。池子取芳香之名，叫云锦；田野取幽静之名，叫云庄；树林取清洁之名，叫云香；亭子取闲适之名，叫绰然。树林中立着一块石头，两峰隆起，山洞凹陷隐蔽，远看好像没有洞，俯身靠近便上下洞彻。只有西边一峰洞窍显露得很明显，因此命名为挂月。它的形状大致像一个巨人弯曲着手臂、坐在岸边。那里曾得到两只鹤，饲养久了，习惯与人相处而不害怕，往来饮水啄食，有时飞翔，有时睡眠，有时站立，有时弯颈整理羽毛，与林泉花石相互映照。即使技艺高超的画工也有无法描绘的时候；当鹤突然长鸣，声音震动辽阔的天空，牧童们模仿着应和它，好像彼此问答，听来令人精神形体都飘逸洒脱，不必亲眼登临昆仑丘、接近蓬莱，已经仿佛羽化成仙了。唉，田园的美景，世上并不是没有，只是人们往往羡慕它却不能实现，实现了却不能完善，完善了却不能享受，享受了却不能快乐，快乐了却不能长久，长久了却不能写成文章，写成文章了却不能充分写尽其中的快乐。如今农夫、渔夫、樵夫、牧人，没有谁不是每天亲近山水的；但问他们其中的趣味，却瞪着眼不能说出。只有有德有才的人住在那里，山涧才欢喜，树林才愉悦，彼此都有光彩并相互增益。那些奔波在尘埃之间、忧虑鞭笞和责任的人，听到清雅的谈论就羡慕，看到高尚的踪迹便背上出汗，这是羡慕却不能实现。解下官印归来，以宅院来说没有房屋，以耕种来说没有土地，以游览观赏来说没有园池，以出入来说没有子孙，这是实现了却不能完善。家中财货充溢，却卑鄙龌龊，只顾自己的需要；对有权势者威胁倾轧，施舍什么都舍不得；有客人经过门前，便缩头躲避，这是完善了却不能享受。宾客喧闹而聚集，像乌合之众一样聚拢；管弦乐震聋耳朵，优伶歌舞扰乱心神，面对景物反而感到惭愧。然而对景物一点也没有参与之意，这是享受了却不能快乐。太阳将落到崦嵫山，衰老和疾病一同到来，才开始营造养老之所，放情于山丘沟壑；笑起来面容不能舒展，歌唱起来声音也不相称，这是快乐了却不能长久。身体康健、年寿高长，胸中积聚着经史典籍，却文辞低劣；偶尔有所述作，这就是快乐长久了却不能形成文章。有时文章写得很有文采，但言语不合尺度，声调不合节拍，得到这一方面却失去另一方面，心与手不能相随，这是写成文章却不能完全写尽其中的快乐。如今我呢，不能实现这一点的，是不到五十岁便辞官闲居；不能完善的，是子孙和田园没有一项缺少；不能享受的，是宴席没有空置，客人也没有空手而归；不能快乐的，是酒樽、琴、书，行动时相伴，坐下时相对；不能长久的，是开始卸下沉重负担，居住山岩、观览川流，至今将近十年；不能作文的，是风云月露、早晨吟咏、晚上歌唱，没有不把奇异和秀美收入囊中；不能完全写尽快乐的，是心中所得、万物触发的感受、眼睛所看到的、笔锋所指向的，也都足以抒发出来，没有剩余的蕴藏。唉！田园、宅第、子孙、名声、年寿、文章，别人求得其中一项便已满足，而这些我全都具备了。由此可知，造物主给我的福分，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享有这些事物却不知道珍惜，君子称之为不祥。如果确实如古人所说，那么我怎么敢不千万次承受、感谢这种恩惠呢？所以写下这篇记。

译翠阴亭记 距历城西北十多里有座山叫标山，仿佛两座山而实际相连，都是乱石丛集耸立，陡峭地立在道路左边。山后有水向西流，百姓在水上架桥；过桥向东走不到一里，我的别墅便在那里。从城中来的人，面对华山、鹊山两峰，背对东南诸山；从村里到城中的人，面对东南诸山，华山、鹊山两峰像前后相随。大体说来，左右前后无论断开还是相连，没有一处不是群山相列。我喜爱这里的胜景，于是在别墅旁建亭，题名翠阴；因为我退居闲暇，没有官职拘守，也没有谏诤责任，所以又名绰然。引前面的水流作池，池中立一块石头，名为玉云峰；四岸环绕荷花、菱角，岸边树木的倒影映入水中，使池水更加碧绿。每当雨后初晴、夕阳西下时，云和山好像彼此嬉戏，在锦绣翠色之间往来出没，越变化越奇妙。客人来到，就在树林中摆放果品，在深潭里捕鱼；有时饮酒，有时进餐，有时游览，各自吟诗歌咏，以穷尽这里的美景。人既欢畅，景物也随之舒适。家里有黑、白两只鹤，在山腰水边一定跟着一同前往；其他鸥、鹭和鱼鳞之类，也都安闲雅静，自由飞翔、游泳。我别墅的情趣，大致就是这样。唉，人处在世上，出仕还是退处，不过山林和朝市两条路；出于朝市，不是只为谋求私利，退处山林，也不是只为保持清高，总之都应各自合乎义理而无所歉疚。何况我从初入仕途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拿我来比作久困笼中的鸟、疲困在车驾中的马，一旦飞上云霄、放牧郊野，那心情的畅快适意会是怎样？可是有人却说我年纪还不老便闲居，是太早作打算。唉，知止知足、栖身物外，古人都是如此，哪里还要计较年龄的衰老或强壮呢？因此记下这座亭子，也谈到这些，希望让经过我别墅的人知道我为什么闲居。处士庵记 我在鹊华山的云庄建好绰然亭后，用多余的材料在亭子东边建了一间庵，盖茅草、筑土墙。在弦歌诵读的闲暇，便在其中休息；时间久了还没有给它命名。有人请命名为“藏拙”，有人请命名为“乐闲”，有人请命名为“休影”，都不合我的心意。于是我亲自题名为“处士”。有人嘲笑说：“您夸耀得太过分了！二十岁出仕，显贵职位的津要、清要显达的仕途，没有不走遍的。做官有成后心中倦怠，带着妻子儿女归来，气息还没有平定，就自命为处士而自高。所谓得陇望蜀、腰缠钱财骑鹤上天，果真如人们所说了。”我说：“从行迹看我，可以说是做过官；如果从内心看我，那么我本来从未做过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性情迂拙、才能笨拙，早已知道自己不能迎合世俗；加上内心没有城府，言语机密不能隐藏，以为人人都心地一样，结果全都把我当作诱饵来欺骗；一听好话我就高兴，一受鼓动我就奋发。和善良的人相处，尚且有时能被他们容纳；一旦遇到奸诈狡猾的人，立即就会失败。因此我心中常对自己的嘴说：‘以后学问充足了，应当超然居于尘世之外，做一代高士，也足以使我的父母欢喜，使乡里增光。’没有料到学业尚未完成，便迫于严厉的命令，谋求进入京师，留下给子公的书信、上呈光范门的奏牍。回头看自己所期望的事情，万分之一也没有实现，只好忍受羞耻和屈辱，随着众人奔走。积累多年的劳苦，才有了今天。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从前毛义做小小的功曹时，喜色显露在脸上；等到母亲去世，屡次征召也不赴任。唉，假如毛义不幸早死，那么终身都会是一个鄙陋猥琐的人。何况我出仕时，年纪刚超过二十岁；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时二十岁的人，还只是童子。过去鲁昭公十九岁时还没有除去童心，如今刚成年的男子，不是儿童又是什么？幸而上天保佑，使我奉命办事，早晚之间没有跌倒失误。我的行迹虽然在朝市，内心却未尝不在山林。所谓在金马门中避世，并不是只有前人才能做到。别人说我在进取，我自己却认为是在退避；别人说我显达，我自己却认为是在隐晦；别人说我取得信任，我自己却认为是在受屈。痛苦到了这种程度，还能说是做官吗？古人出仕，大则匡正时局、辅佐国家，小则尽好一官一职；所以有为天下出仕的，有为贫困出仕的，有为奉养父母出仕的。为天下出仕的人，是才智全面、德行完备的人，形势不容许他不进取。韩愈所说“敬畏天命而为百姓困穷悲伤”，说的是为贫困而出仕的人，他们能力有所不足，形势又使其不能不出仕。孟子所说“辞去尊贵职位而处于卑下职位，以俸禄代替耕作”，终究不是他们能够完全自主选择的。既然是不得已，才能就必然有所不能施展，志向就必然有所不能表明，也必然有不能了解时势的时候。只要希望志向不被堵塞、不浮沉于衣食之中，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即便如此，假使我上无所牵累，真能在当时得到任用，那么我所能作的，即使不能超越一代而与古人并列，至于扩大治理的根本、参与谋划政务、秉持正义、践行忠诚，与当时的人并驾齐驱，也不敢落后于别人。只是我在那里失去了这些，所以在这里得到了；在君主那里失去了，所以在父母亲人那里得到了；在人那里失去了，所以在自己内心中得到了。因此我说：“从内心看我，本来没有做过官”，原因就在这里。而且过去圣人作《春秋》，其中的褒贬，往往不追究外在行迹，而只推原其内心如何。注释家说《春秋》有诛责内心的方法，考察这部书便可以看到。如今您不探究我的内心，却拘泥琐碎，细细地从外在行迹的末节来寻找我的本质，您被责备并受到嘲笑，原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于是那个人低头恭敬惭惧地退下，我便叙述他的话，写成《处士庵记》。《归田类稿》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七 元代张养浩撰写 传

译驿卒佟锁住传 往年，京师编户中尚未成年的男女，因事外出后，大多被奸民抢夺藏匿。有的女子被胁迫做婢女，男孩被压制为奴仆，不然就把他们运到遥远的边疆异域。例如辽海、朔漠一带，用他们交换羊、马、牛、骆驼，以图谋获利。侥幸逃脱的常常很少；不幸的则被转手买卖、互相贩鬻，以致父子兄弟、妻女之间生死隔绝、音信不通的，处处都有。唉！天子脚下，风俗竟然如此，难道不是极其奇异的事情吗？延祐丁巳年春天，我因办理公粮，在兴和待了两个月。驿卒中有个叫佟锁住的人，对我说：他本来是江西防和人，七岁时和一群孩子在乡里玩耍，被经过的骑兵掠走，带到北方。总共渡过三次水，翻越的山岭不知有多少，最后到达兴和。骑兵于是到市上饮酒，便命令我到他家供役。买酒的人一只眼睛失明，姓刘；当时我本来知道他要把我卖给那人，为了希望被留下，便没有分辨。住了几个月，那个独眼人让我跟随几个人奔驰追讨债务，走了两天没有所得，只说所住的地方还很远，到了那里就把你还给我。我猜想独眼人又暗中把我卖掉了。听说当地风俗，逃跑的奴仆被捉回来，一定要给他戴钳、刺字涂黑；因此我假装要离开。事情刚发生时我还很高兴，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红色的山，没有城郭，居民很少；阴天便风雪交加，无法前进。人们以牲畜的多少来判断贫富，穿的全是皮毛，吃的只有酪和肉，没有豆粟、钱币和丝帛。他们把毡子做成屋子的形状居住。主人把“察罕”作为我的名字，又给我一套皮衣、两千多只羊，命我穿着皮衣去放牧，并告诫说：“羊有▯的、有受伤的、有逃失的、有无故死亡的，一定要鞭打你。”这里距离牧草地二十里，每次出去都必须背着干粮约行。其他牧人都这样走，否则就会迷路，不能回来。羊合计有一万多只，其他牲畜也与此相称。我登高远望，只见满川遍野，仿佛云霞四面铺展，羊群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我十分忧虑恐惧，其他牧人说：“你不要害怕，回来后它们自然会彼此亲近。”到了傍晚果然如此，我才又高兴起来。后来听说同来放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贩卖到这里。因此我自己想道：离开乡里，远离父母亲戚，沉沦在异域，给人做奴仆，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一想，才稍稍安定下来。一天，我放的羊在山脚下休息，有一百多头牛从山顶奔下来到溪边饮水，羊来不及躲避，被撞死了十几只。我料想自己免不了受罚，于是把皮衣丢在山上，用来迷惑追赶我的人，决意逃走。当时我十六岁，走路颇为健快，起初每天走一百里，几天后每天走二百里或三百里，只向南方行进。饥饿时就嚼食野葱，渴了就喝水；夜里看见有灯火的穹庐，便前去借宿。有人询问，就用番语回答，所以没有人怀疑惊讶。后来恰好遇到使者，详细追问我的来历，我便跪下说明原委，料想他似乎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停止追究。有一名骑兵带着我，重新来到这里，便跑去向官府禀报。官府按照法律议处那个盲人，把我隶属于驿站。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我听后悲悯地说：“我将把你送回乡里，让你同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他于是叩头哭着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我立即命有关官府发文张榜，给他衣服粮食，护送他回乡。唉！天下像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哪里能够让他们都像这个人一样遇到我呢？我听说古代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各级都设置长、胥、师、正等官，使他们彼此相互劝勉、相互保卫。这大概是为了纠察奸民、防备意外。所以，竭力端正而纠正欺诈的人受到禁止，横行而越过道路界限的人受到禁止，淫荡懒怠、奇异邪僻的行为受到禁止，行为举止不合宜、不合礼法的人受到禁止。何况保息民众的制度有六项，而慈爱幼小便是其中之一。从出生登记起，人人都写在户籍册上，由司民氏掌管，用来使孤儿最终得到保护。这样即使有奸民，也没有可以下手逃窜的地方。所以，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条件，细微而又不止于此。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使百姓得到保护，不失去他们的居所罢了。我又听说古代国家有饥民，君主就不进餐；有受冻的百姓，君主就不穿皮裘。接受计簿报告、听到丰收时，君主亲自拜谢。古人看重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自从秦朝毁坏先王的制度，官吏和百姓便分离开来，互不干预。甚至任凭百姓自己生、自己死，自己强、自己弱，自己仁厚、自己鄙陋，自己长寿、自己早夭。名义上设置侯、牧，实际上却与没有设置一样。又借此作为侵夺百姓、供奉自己的资本，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唉！还想让他们父子相安、兄弟亲戚亲密、乡里彼此相爱，并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做到吗？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京师尚且如此疏远偏僻，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我私下以为，圣明天子开始治理天下以来，像上天一样仁爱万物，慈爱百姓不只是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只是他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旦知道，必定会诏令有关官府严加禁止。因此我写下这个人的事情，并连同古代安定百姓的方法一起记述，希望当权者能够把它上报朝廷，或许对治理政事有万分之一的帮助。

译节妇柳氏传 节妇柳氏，从前是户部主事赵君子开的继室。她家世代是蘓郡人，父亲賔叔曾任博平县令，在京师寄居多年。当时翰林侍读学士西皋赵公的儿子赵子野任户部主事，丧偶已久，一直没有续娶。有人说柳氏的女儿可以婚配，他的父亲认为西皋是年高的儒者，又是朝廷知名人士，媒人一提到这件事，他便答应了，不推辞纳采。事情定下后，西皋卧病不起，他的父亲命柳氏照看汤药。不久西皋去世，他的孤儿赵子野▯▯地回长清安葬父亲。安葬完毕，赵子开也卧病不起，急忙派人到京师迎接柳氏回来。行到半路，讣告传来，柳氏穿丧服哭泣，尽情哀痛，想在墓旁搭庐守墓，亲族不同意，于是回到家中居住。不久，她的哥哥从京师来，想召她回去让她再嫁；她的族人担心哥哥会强行带走她。柳氏说：“这件事在我自己，怕什么？”于是哥哥见她说：“我不忍心看你守寡，是想为你的安稳作打算。你如果违背我的意思，将来冻饿，便是你自己造成的。”柳氏说：“我既已归于赵氏，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夫妇合▯之礼，但婚姻关系已经确定；况且是否冻饿，这是命运所决定的，难道再嫁改嫁就能避免吗？”哥哥看出无法强行带走她，便离去了。过了几个月，他和弟弟一同再来，柳氏推辞得更加严厉，直到关门同他们说话，仍过了一年。她的父亲去世，继母随后也去世了，她的哥哥便设法召柳氏回来参加丧葬，想趁机把她留下，不让她回去。柳氏悲伤地哭着说：“世上没有比父母更亲的人。我既然不幸，刚要过门丈夫便去世了，万一因此不能回去，那就使我的不幸更加严重了。况且我是妇人，又是寡妇，礼制不允许妇女参与外事，难道不可以只设灵位哭祭，而一定要去吗？”她每天带领童仆婢女经营生计，即使邻妇里妪也不与她交往。她早年感受气疾，每次发作便呻吟数日，全家都不忍听见，想请医生为她治疗。柳氏说：“我听说妇人守寡的称为未亡人。我二十六岁嫁入赵氏，如今将近五十岁，上天如果怜悯我，让我死于这种疾病，实在是最大的幸运，为什么还要为此请医呢？”这些话是赵子开前妻的兄长陈公约告诉我的。唉！从道义湮没、习俗浸染开始，伦理一天天衰微，臣不知道该怎样做，臣的妻子也不知道该怎样做；夫妻表面结合而内心分离，活着时跟随、死后背弃的人比比皆是。一旦有人毅然坚持忠贞、执守道义，刚强坚定而不可动摇，他对于劝导薄俗，难道还不够多吗？臣下之所以以死相随君主，是因为曾经侍奉过他的事业；妻子之所以以死相随丈夫，是因为曾经同他结为夫妻。如今柳氏与她的丈夫从未说过话，从未见过面，没有共同经历患难，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那么，她追随丈夫的志向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天地之间能够洞穿金石、感动鬼神的，没有别的，只有信义罢了。知道信义最为重要，那么天下所有事物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否则，即使是一句甜言、一点利益，也一定会随之倒下。唉！这种道理，聪慧的男子尚且有做不到的，难道一个妇人反而能够做到吗？大抵收受了他的聘礼，就不敢再把自己看作自己的所有，不必等到丈夫施加恩惠；进了他的家门，就不敢推辞他的祸难，不必等到有言语相托。自古以来以忠义著称于世的人，存心大都如此。所以经历的年代越久，人们越加仰望他们：像北斗那样高，像泰山那样峻；像银河没有尽头，像太阳星辰永远发光。那些剖心裂肝、发誓生死不改、绝不另嫁的人，一旦遇到意外，便带着丈夫留下的一切，冒受侮辱和诋毁，只求达到自己的愿望；拿柳氏来衡量，这又怎么样呢？我任职太史氏，负责记述人的善行，所以传述她的事迹，把它作为天下妇人的典范。哀词 唐承▯哀词 过去我曾游历故平章静徳康公的门下，听说翰林承▯学士唐公徳若的名声很盛。原来二位公道义相合、气质相同，成为当代杰出人物。士人受到他们接纳，就有不亚于登龙门、封万户侯的荣耀。我当时二十四岁，初次见面时，他略按年齿爵位之礼相待，却把宾主之礼平等看待，并且特别推重后学；这种态度并不只是对我如此。大徳四年夏四月，静徳公去世；第二年秋八月，唐公也去世。唉！为什么上天不保佑斯文，使两位贤人接连很快离世呢？唐公姿态气宇魁伟俊秀，胸襟器量开阔，刚开始做官时，人们就预期他将成为宰辅。他历任右司郎中、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政绩声誉和气节风范，在当时都十分突出。他居家时琴书环绕，淡泊得同贫寒士人一样。他侍奉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义气；即使在众人广聚的场合从容应酬，也没有不使人心中感到滋润的。他尤其淡泊权势。有些人年轻时同他友好，长大后做到台鼎高官，即使多次经过他家，他也不曾登门拜访；在闲处稍作应答，过了几年，始终不把求取进用放在心上。然而议论者常常遗憾他没有受到重用。我曾听说，唐公任右司长官时，有人报告中书省误放了一名囚犯，世祖震怒，催促宰属追究此事。官吏抱着案卷，不知道如何处理，于是急忙报告。当初公因病请假，没有在那份案卷上署名，唐公立即提笔补署，一边走一边说：“没有错，不要害怕。”他入朝见帝，把事情的始末详细陈奏，皇帝的威怒于是消解。后来官吏在朝廷上报告此事，朝廷内外都惊叹称异，直到今天还把它当作盛事传说。唉！人固然有凭一句话便可以看出一生大节的人，也有因为坐在一件事上受到褒贬，终身不能伸展志向的人，这大概难以只用幸运或不幸来判断。如今人们痛恨官吏奸猾欺诈，如同痛恨鬼神仇敌；案卷已经完备，却索要署名，吝惜不肯落笔；驳回两次、三次，担心日后牵连自己，便用淡墨在纸边细细书写，希望时间久了字迹漫灭，再也无法辨认。又有人遇到案件败露，便抓挠自己的批语，即使原案没有错误，也还要迎合附会，曲意为它寻找证据，何况肯替人澄清诬陷、代为辩白，又重新补署官衔吗？我曾经根据这些事情推论唐公：假如他后来升入朝廷中枢，他一定不会像公孙▯那样阿谀逢迎、诡诈随顺，也不会像蘓味道那样模棱两可、左右两端，这是可以确定的。古人说小事也能体现大节，确实如此。可惜上天不让我的话在世上得到验证。唐公名仁祖，字寿乡，是畏吾人；他的详细履历见于叅议瓠山王公的墓志。词曰：在穷僻之地，正大之气产生；才华从德行中发出，若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巧妙求取、承袭摹仿，也不能达到光明盛大的境地。我的公器量宏大、学问广博，德行崇高，积累深厚，刚开始做官时，人们就卓然认为他将来必定执掌权衡，历任三种显要官职。他自身同寒士一样，看见清廉刚正的人便下交而不以为辱；应酬从容，仪态没有失误。那些富贵而又稍有门第的人，他一看见便躲开，何况对升降、出仕或闲居、显达或庸常，完全不放在心上，只求自己心安自得。从前他任西曹长官，代替下属辨明诬陷，正义显露在神色之间，冒着触怒雷霆，一句话便使天意回转。如此美好的人治理郡县，为什么不让他享年达到半百，使他的施政更加广大，淳厚的风俗可以恢复，今日的弊政可以革除？有人说上天昏暗得像倒置的粮囷，给予人才却一点也不吝惜；有人说上天明察如常，为什么偏偏对贤者如此吝啬？其中的道理谁能究察？这并不是始于今日，而是从古以来便如此。我用这首词挽悼他，愿稍稍解除九泉之下的遗憾。吴道源哀词

译上天对于人，有时过分赋予才华，却使他的寿命短促，这是难以明白的道理。唉，古来如此！我任职京师时，后学中才华颖异的人也屡屡见到，然而不久便相继夭亡。难道是上天嫉妒他们吗？如果是这样，本来就不该让他们出生。既让他们出生，又赋予才华，这是上天有意成就他们；然而最终又不让他们长寿，难道是因为他们所禀受的气质过于清纯灵秀，按情势本来就不能长久存在吗？唉！这就是我对于吴生道源去世，格外悲哀的原因。吴生是济南人，名濬，字道源，这个字是我为他取的。他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居住，性情庄重，少言少笑，立身严正，有风骨气节，常想凭道德文章在世上显扬自己。他曾在京师游学四年，回来后学问大有长进，因为读书忘记劳苦，得了痰疾。有人劝他停止学习，他表面答应，退下来后却更加用力；但他的病有时减轻，有时加重。我辞官居住在鹊华山间后，他来跟随我游学，我时常同他讨论经书、谈论道理，以及商议历代的治乱、人物的善恶、文章的构思、工拙和体裁高下，没有什么不能周详贯通。间或把所得所见写成文字给我看，他所订正的地方，往往新奇高远，远远超过常人，我内心独自惊异。然而因为他身体虚弱，我常让他静心端坐；有时案前摆着书籍笔砚，也总要替他拿走。从此我便专门把守护身体、侍奉亲人的道理告诉他。我曾说：这个人如果上天假给他寿命，将来一定能够凭自己的学问闻名于世。因为我近来常看到他立志高远、用心专一，一切都非同寻常。唉！哪里料到他竟因此得病，终于使我的期望落空呢？吴生自号方斋，起初因为亲友的缘故想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因有司稍微违逆他的心意，便生气不再应试。后来他带着纸张经过绰然亭，说要让我记述“方斋”二字的含义，切望借此有所开拓，我还没有来得及写成，他便去世了。他因疾病没有娶妻，享年二十七岁，实为泰定丁卯年二月二十四日。惋惜他的学业未能实现志愿，才华优异而寿命短促，所以作词哀悼他，并刻在墓碑上表彰他，希望稍稍慰藉他的不幸。词曰：上天生养万物，种类何其繁多；但特别杰出者却很少，谁能明白其中的缘故？甘露和庆云，竟不能天天出现；祥麟和威凤，隔着漫长时代也难以遇见。啊，这样的人啊，清纯美善之气都聚集在他身上；超越那些凡俗浅近之人，专心追求高明清朗。他包容天地元气，劈开云雾；雕琢风月，把彩虹当作驾驭的车马。天吴在前面开路，祝融在左边防卫；望舒环绕侍奉，灵氛呵斥并驱逐邪祟。正当你奔驰翱翔之时，为什么在半路被阻止？难道是鬼神嫉妒你的美好容貌吗？你的身体虽然化为尘土，精神必定归附上天；想来你的神魂仍像从前一样，在八方之外安闲遨游。母亲悲痛欲绝，弟弟号哭哀慕；乡里人不相互推辞劳作，朋友们哭泣着送来赙仪。何况我有幸做你的老师，按道义本来就与你有深厚情分；一听说你已经化去，眼泪鼻涕便交相流下。文章中谁来同我汇聚？道义上谁来辅助我？心意上谁来理解我？言语上谁来帮助我？遥想有生之物，没有不是朝露；一气的屈伸变化，随着它来去。通达之人从大处观察，天地都不过是寄居之所；长寿有什么值得高兴，早夭又有什么值得厌恶？一时即使有所郁结，百世之后也会因此显著。写下这篇墓表，尚可稍稍慰藉九泉之下的你。祭文 祭姚牧庵先生文 唉！他是这篇文章的宗伯，百代以来难得一见的人物。正当天地元气孕育英才之时，山川之精气也为之黯然失色。既然深厚地培育他，又仁慈地滋润他；等到他光彩显赫、以祥瑞显现于世，众人都啧啧称叹，说他是凤麟。造就人才为什么如此艰难，却又在一旦之间失去他呢？唉！您的文章是从天性中得到的，不沿袭旧路，纵横取舍，全都由自己决定。笔还没有落下，气势已经驰骋开来。当他在宾客宴席间、酒尚未冷时，人们只看见他昂然居中、长啸傲视，却不知道那如日光玉洁般的构思，已经隐约流露在眉睫之间。由于精神变化不可测，所以越写越奇。小文章能够使气势磅礴，大文章有时又能收纳于毫厘之间。深奥时潜伏在未显之处，明白时光耀无边。即使江汉滔滔、嵩山华山巍巍，交错阻塞在前路，脚步所到之处，也没有不豁然自行开辟的。若说它深奥险峻而难写，就没有樊宗师文章的深涩；若说它浅易，就能与坡老的豪放抗衡，与昌黎的正大并驾齐驱。那些一步一顾、弯腰作态、柔筋软骨、细腻娇弱的人见到它，当然应该在坐井观天者面前发笑，在井底之蛙面前兴叹。那些当面赞誉它削木般精工，背后却非议它覆瓿无用的人，最终只能望着他的后尘，却没有谁能追上他。唉！其中尤其可称伟大的，是他不因权势而阿谀，不因遭遇而改变；凡遇到有所论著的事情，始终坚定不诡随。有的著在竹帛上流传，有的刻在金石上垂世。褒扬贤者，便使卑贱者尊贵，使死者在后世显明；诛斥奸佞，便使显贵者受辱，使生者当时蒙昧。古人所说的贤良董狐、司马迁，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观看他的心灵境界，清澄而不起波澜；他的胸襟宏大开阔，没有藩篱。风节高隆，伦理纯粹。他把功名看得如草芥，对琐碎的事毫不在意；把富贵视如尘土，只以道义为快乐。他回答询问如回声应声，乐于施舍如同遗弃无用之物。即使牛童马夫，也没有不知道他的姓名、认不出他的容貌仪态的。穿着紫云般浓郁的衣服，佩带明月般光彩陆离的玉饰；驾着鸾鹤周游，遨游于云汉之间。封君持节拥随在前面引导，列侯在庭院中拿着扫帚等候。他多次入席宣室，常在瑶池陪侍宴饮。只是他的名声太盛，终于招来巧言者从中离间，以邪说混乱正雅，制造能够漂山的诽谤，磨平了平淮碑。唉！我当初听到这些，既惊讶又嘲笑，想替他在朝廷上申辩，却没有机会施行，最终默默坐视，确实辜负了公平从前把我当作国士的知遇。即便如此，文章是天下共同的公器，难道那些只会巧言的人能够私自占有吗？如今尚且不能逃脱月旦评议，何况又怎能欺骗千年之后的人呢？

译这对他的磊落又有什么损害呢？不过是自己招来愚昧罢了。唉！我曾考察士君子的贤与不肖，只有看他们在仕进和退处上的态度才可以窥见。假如在这方面有可惭愧的德行，即使文章只是虚文，又有什么益处呢？当今皇上如深渊之龙，授予公太子少傅的官职，他却不肯接受。在别人那里，早就骄傲欢喜、顾不得别的了，而公却悲痛地增加感慨说：“我世父尚且退让回避，我凭什么行为竟能达到这个地步？”皇帝听说后称异，百官见了也感叹。假使那些微不足道、毁坏品格以求进身的人，脸皮岂不是比十层铠甲还厚吗？公岂止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也是当世人的老师啊！像我这样的人，道路昏暗不明，辞章又不善铺陈，哪里有能力独自得到推举？我不过传播光华、宣扬文彩，掩盖同类的隐弊，反复上奏章，必定希望因此得到任用。可是公难道会像这样看待和评价我们这些人吗？他推举后进的高雅器量，又岂是今世士人所能相比的？起初听到讣告时，我恍惚疑惑：难道那面色如渥丹、德行美好的公，竟会同蒲柳一样先行衰败吗？我料想一定是众口误传，因而又为士风日益浇薄而悲伤。不久从门客那里得到确切消息。唉！为什么上天不赐福于斯文，竟使哲人凋谢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寿数已到；那么世间牙齿脱落、背部隆起而仍然精神矍铄的老人难道还少吗？为什么独独对大贤吝惜长寿呢？唉！天门幽深遥远，我徒然反袖拭泪，泪流不止。唉！从前公健在，是世间珍宝；如今公已如云消逝，谁来掌持文章呢？自从在京师分别，已经过了三个春天；今天是什么日子，竟突然成为永别？谁来启发我，谁来振作我的懦弱？幽深的玄宫之中，再也没有清晨了吗？如果生命可以赎回，我愿以百身去求；但求之不得，号哭也无人听见。我的词虽荒芜，仍请鉴察其中真实的感情。唉，悲哉！请享用祭品。祭李宣使文 天歴二年六月丁亥朔，过了七日癸巳，资善大夫、陜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希孟，谨派令史贾仲干等，带着清酒和祭品，前来祭奠已故西台宣使李生的灵魂。唉！人的长寿和夭折，都是平素命运所定的。但只要行为无愧于心，顺从天命守住正道，年寿即使不长，他流传在人们中的声名也会无穷。今年二月，我从歴下赴西台任职，船停在安山时，李生乘驿车来迎接我，一边拜见一边说明情况，奔驰到长清。我听说您要沿水路向西，所以追赶到这里，才得以瞻仰拜见。我见他端正谨慎、谦卑自持，慰劳了他很久。当时询问西部事务，他应答十分详尽。凡是所经过的地方，传送物资、供应帐幕，他总是预先告知并安排妥当。我只管接受鞭策奔驰，放下马鞭休息，安然不觉自己是客人，也不觉得道路遥远艰难。道路经过河南，流亡百姓日益增多；到达新安硖石时，只见他们纵横散处山谷，形容如鹄，面色如菜，完全不像活人；死者枕藉，臭气传到数里之外。我立即命李生亲自督促主管者，挖坑掩埋死者。我年已六十，生长在齐鲁富庶之乡，从未见过饿死的流民；一旦遇到这种情形，心酸鼻痛，不觉泪流满面。李生见我悲伤，常常走在前面，挥斥使者让他们避开道路；百姓不沿道路行走，多有跌倒颠沛。从此以后，我虽然悲痛，却不让李生看见，而李生也不知道我的内心更加悲哀。行到华阴，住在岳祠。当时旱灾已持续很久，于是写文祈祷，文辞十分悲切。祈祷那天晚上，我亲自诵读祭文，读到悲痛之处，不觉失声。李生和一两个道士也都哽咽。我想把车停在祠下，等下雨后再走。李生跪着哭着说：“您为百姓祈祷的心，神明已经洞察，必须下雨才离去，难道不是逼迫神明太过了吗？何况您家中还有老母，万一因此得病，那就是您只为百姓而不为母亲了。”我猛然停止悲哀，向他道谢，立即催促继续赶路。到了华州，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我命李生买一只羊、一头猪，回来向神谢恩。等我们回来时，我已经查看过御史台的印信了。每次出门，李生必定骑马跟随；看见流民同先前经过时一样，我又悲伤起来，想命有关官府煮粥赈济他们，众人都说：“粥一旦设置，饥民必定从四面八方赶来；以后如果供应不上，面对那么多人怎么办？”我说：“如果这样，难道就任凭他们死去吗？”于是我拿出一些私钱，假装成卖粥的人，在三个地方煮粥，让李生往来巡视，百姓才稍稍安定。后来又担心库钱零碎，百姓交易困难，便再次命李生监督办理，几乎每当发现有人作弊、不能按时发放时，便打开一间库房。患病的百姓聚集而来。李生平素身体虚弱，恶毒的疫气乘机侵入，终于染病成疾，先后换了几位医生，仍然不能起身。唉，悲痛啊！李生有父亲，如今任河南省都事。我在都事右司任职时，常同他共事；他是个直爽和易的人。不久前我写信到安西，恳请他的父亲指点教诲我。如今事情竟成这样，将来我拿什么话去答复他的父亲呢？李生所以得病，实在是由于我救济百姓的心情急切，认为他勤劳而不怕辛苦，所以每件事开始时都命他办理；没有想到李生竟因此不能长寿。那么，李生的死难道只是命运如此吗？还是因为我屡次责令他承担过多事务才造成的呢？唉！听说李生有一个弟弟，年龄已经超过二十岁。我悲悼李生死于公务，准备让他的弟弟继任宣使，以慰藉李生的不幸，弥补我的过失，完成李生未能完成的心愿，也实现他父亲与他彼此依托的愿望。如果这样，又不知道李生是否能够知道呢？他会有遗憾吗？还是没有遗憾呢？唉，悲哉！请享用祭品。《归田类稿》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八 元代张养浩撰 杂著 家训 人的一生，有的在孩童时便夭折，有的刚成年便早死，有的壮年便因疾病而残废。幸运地没有夭折、早死和因病残废，却又出生在偏僻的国家、遥远的地方，而不是中原；幸运地出生在中原，却又出身屠夫、酒贩等贫贱之家，而不是富贵而崇尚礼义的人家。唉！一个人幼年没有夭折，成年没有早死，壮年没有因病残废，又出生在中原崇尚礼义的人家，上天既然这样使他获得完整的人生，那么人为了配得上这种完整，难道可以苟且简慢而不努力吗？学习如果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都是辜负造物主恩德的人。走一万里不认为遥远，登上千仞高山不认为高，洞穿金石不认为艰难，踏入水火不认为危险，只在于有志向罢了。志向一旦确立，天下就没有不能做成的事，何况读书呢？志向如果没有确立，眼前看见的东西尚且不能得到，何况成为圣贤呢？唉！士人如果没有志向，可以同他一起有所作为吗？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不知道已有几千年，而你如今才出生；自从祖宗以来，不知道传了几百代，而你如今才承继下来。唉！自开辟以来才有的这个身体、祖宗以来传承的事业，如今都寄托在你身上，那么你勤勉谨慎地增长学问、修养自身，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应当是什么样子呢？你要静心凝神，思考古代的学者无不各有志向。志向，就是内心所趋向的方向。志向高远却后来降低的，有这样的人；志向低下却能够提高的，从来没有。因此古人说：“取法于上，只能得到中等；取法于中，便不免落到下等。”确实如此。堂邑祈雨文 某年某月某日，承务郎、堂邑县尹兼本县诸军鄂啰劝农事张某，谨用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祭告某神的神灵。我恭敬接受天子的命令，出来任堂邑县令。还没有到达县境，便早晚思考：假如我能读书修身，长久治理这百里之地，这正是无为而治；如果有所作为，又有什么政事不能推行，有什么德泽不能积累，有什么人不能受到恩惠？对上不辜负国家，对中不辜负父母，对下不辜负自己的学问。自从奉职以来，我便洁身斋戒居处，屏绝声色，内心希望同古代那些能够使火灾止息、使风向回转、使蝗虫不入境、施政如神明的人并驾齐驱、争先效法；这是我的本心，也是天地鬼神所照察的。还不到几个月，便遇到旱灾不下雨，百姓十分忧急。我自以为凭我的诚心，甘霖必定在早晚之间降下；如今已经十多天，烈日仍旧如常，难道是想以恩惠施给百姓而神明不相助，想以此报效国家而神明不相与，还是不知道我凭什么得罪了神明，竟然像这样完全没有感应呢？况且如今的制度，明面上的事情由官吏负责，幽冥中的事情托付给神明，所以诏书每次下达，自古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是在郡国享受血食祭祀的神灵，没有不恳切地祷告到的。这并不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让人听听而写的空文，大概是因为对于辅助治道、造福民生、成就年成，确实寄希望于诸位神灵。神明如果不予回答，难道只是辜负国家吗？难道也辜负百姓吗？难道不只辜负百姓，也辜负我吗？我这次为国为民的心，如果县尹是贪婪庸碌、鄙陋猥琐之人，神明不肯明察，固然是应该的；假如并不是这样，神明一定会有所处置。请享用祭品。谢雨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用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向某神的神灵致谢。我性情愚昧，沉溺于古法而不能通达时务，能够取信于百姓，却不能取信于神明。先前因为旱灾，便以狂直的文章在祠下祷告，本以为神明一定会发怒，接连降下灾祸。没有想到祭奠拜谢的第二天，刚过三更，阴云便四面聚集。从天将亮直到午后，既没有风也没有雷，却已经下得湿润丰足。全县的老人都把功劳归给县尹。县尹本来是依靠神明来补救自己的不足，怎么敢贪取成功来抬高自己，反而犯下旷职的罪呢？谨亲自到祠下拜谢神明降雨的恩惠，请神明享用祭品。西华岳庙祈雨文 天歴二年三月戊午朔，过了二十九日乙酉，陜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某，谨用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明白地告祭金天大利顺圣帝的神灵：我年少时曾读古人书，敬闻明神独自尊崇西土，历代祈祷都灵验显著；这样看来，神明在世上的声名由来已久。没想到我年老将暮，因出任外官，才得以仰望神明的风范。然而不幸当地百姓多灾多难，流亡者过半，饿死的人相互枕藉于道路。如今将进入初夏，仍然像以前一样大旱。虽然我蒙受恩荣任职御史台，实际上却悲痛而恐惧。假如我平素根本没有为民为国的心，又加上贪婪残暴、邪僻不正，神明不肯怜悯我，当然是应该的。万一我稍有可取之处，那么神明又怎么能够冷漠地坐视，不被内心触动呢？伏望神明垂察我的愚诚，稍稍降下甘霖，使百姓恢复生机，使秋收有望；这样，神明古今享受血食祭祀的声名才不是虚妄的。倘若神明仍不肯相助，我只有反省过失、等待治罪，每日拜伏在神前，必定等到神明显示不肯回答的缘故，然后才退下。请享用祭品。西华岳庙催雨文 天歴二年三月戊午朔，过了三十日丁亥，西台御史中丞张某因为年成旱灾、百姓逃亡，家家染病，谨于二十九日早晨斋戒沐浴，在金天帝君面前哀切祈求雨泽。黎明时云气四面聚集，山川的形貌全都昏暗不明，我私下十分欢喜，以为神明已经怜悯，甘霖即将到来，可以跷足等待。没想到被风阻挡，转眼又感到失望。我想到自己是西台的官员，帝君是西土的神明，如今灾荒如此，百姓的疾苦如此，臣虽然还没有上报，怎么能忘记呢？如果不向神明祈祷，还能向谁祈祷？何况神明一声令下，整个境内还有什么神灵不随之响应？不是形势困窘、事情紧迫，我又怎么敢不知忌讳而连续冒犯？连日来多次亵渎神明，只希望神明能够怜悯我的愚昧，最终施加恩惠；那么即使我困顿地漂泊在路上，怎敢不加倍报答呢？请享用祭品。为民病疫告斗 天歴二年六月某日，资善大夫、陜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某等，谨用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明白地告祭北极玄武之神：神明您斟酌元气，标定众星，运行四时，赞助完成天道。凡是疫病等不正之气，上冲而干扰阴阳和谐的，都是您应当屏除驱逐的。如今三辅的百姓，从春天到夏天，因疫病而死亡的将近数万人，街巷哭声、乡里悲哀，没有一个月有空闲的一天。假使他们有罪，惩罚已经足够，伏望明神从今以后都加以宽宥，堵塞祸患的源头，开辟生存的道路，用甘雨洗涤他们，用祥风荡除疫气，使人们得到安宁吉庆，使万物得以生长繁息。我们虽然充任西台官员，也或许可以稍稍减轻责任。这一切无非都是神明的恩惠。请享用祭品。绰然亭上梁文

译我常常羡慕闲适生活，却一直未能实现，早已怀有清泉白石之间的幽思。不等到年老便匆忙归去，也已经消除了身披皂盖、手执朱幡做官的忧虑。本想等功业成就才离开，又担心时机错过便无法追回。听说有人健康时便辞官，希望借此少犯过错。我私下想到，自己早年并非出身显贵门第，平素却郁积着经邦济世的志向；黑色礼服哪里是我愿意乘轩车去穿的，红尾之鱼本来只希望纵游深壑。偶然在外县执掌政事，不久又在中台执掌法度。直言进谏，几乎触犯虎牙般的威严；执笔奏事，又曾在螭首之前蒙受尘劳。在棘闱中两次承蒙贡举之恩，进入兰省后又三次参与赞襄政事。文书劳碌使身体疲于奔走，期限催促又使耳朵厌烦呵斥。五更等待宫门报晓，远远望见璇霄中的月亮；一盏灯下议论文章，误以为在沧海中获得了骊龙颔下的明珠。众人都过分赞誉我的忠勤，我自己却已经后悔自己的狂妄愚昧。虽蒙斧钺宽宥，实在是出于神明的保佑。如今幸而保全自身，按理应当回车归去。王夷甫做官没有笑容，却多说清谈空话；钱若水在急流中退身，真是奇节少有匹敌。我并非有心敢同名贤相比，本来就没有才能在治理天下时施展。过去奉诏出仕并不是屈服，如今收车归隐又有什么可疑的？人们说欧阳公践行归隐诺言太迟，我却喜爱陶▯景早早挂冠。于是我在别墅建造了这座亭子，正处在华山、鹊山的要冲，又兼有泉石之美。芳香花丛交错争奇，我绕着花丛、乘着风烟移动坐榻观赏；老瓦盆中水光如银，我捧起水中的月影洗涤酒杯来饮。内心已经满足，还有什么福分能超过这个呢？让晚年像桑榆一样发出光彩，在岁寒中以松柏自傲。一领蓑衣置身烟雨之中，绝没有庾亮那样的尘俗；四面云山，尽像王维笔下的画。时而在天地间任意遨游，时而卧在荒凉寒冷之处；时而披散头发驾一叶扁舟，时而敞开衣襟坐在茂树下；时而投辖留客饮酒，时而临池学习书法；时而倚着竹杖听猿啼，时而投芥草来命令仙鹤起舞；时而弦歌诵读教导孩子，时而吐纳气息学习成仙；时而在宾客面前纵情高歌，时而在烟霞之外放声长啸。只恨一天的时间不够，欢乐却没有边际。一丘一壑，姑且用来补偿半生的劳苦；五年间五次奉诏，又将拿什么报答九重天子的知遇呢？仰面搭起修长的栋梁，俯身陈述美好的祈祷。东面环绕房屋，烟霞映着万座玉峰。不要说归来以后没有用处，我也能作善颂，效法华封人祝尧。南面是林影，山光倒映在水中；自从头戴角巾回到宅第以后，懒得再把心事向别人谈说。西面竹林小坞同莲塘连接着稻田，从今以后荣辱都看透了，不必再拿鹏与鷃比较高低。北面的郊原处处都是春色，牧童也知道太平的欢乐。夕阳下，牛背上传来一声笛响。上面写着早晚云烟变化出千万种形态。红尘无法到达这里，笑谈之间还要到哪里去寻找？人间自有蓬莱仙境。下面写世俗的牵累，如今全都不再挂怀。闲暇时到哪里去？用我的心观看水，观看山，也仍然观看庄稼。伏愿上梁之后，神明和人都喜悦，万物与我都处在春天。书籍添满架上的芸香，酒水溢出床头的松乳。佳客常常坐满座榻，美丽的山峰长久映对轩楹。居住在田野而遗忘安危，幽静得像襄阳的隐士；身处岩穴却索取身价，不做少室山中的山人。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破黄巢露布》臣听说，君王的军队如同及时雨，所向之处都得到复苏；君主的威势如同雷霆，凡是遭受打击的无不崩溃。何况这些逆贼，竟敢侵犯帝王之廷？果真出兵而师出有名，贼人灭亡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恭敬地说，尊号陛下大大彰显圣明武德，承受上天厚重的休祥，使群臣在殿陛之间屈服，使天下四方在股肱之臣的治理下运转。对有不顺从者，必定诛杀；即使日月照不到的地方，也会有梯山航海而来的使者相继归顺。贼臣黄巢，不过是麻沸草一类的小小竖子，却是唐室的大奸。他依仗吞噬一切的凶猛势力，放纵飞扬跋扈的野心，横行各郡各国，玷污我朝衣冠。他的毒焰蔓延灼烧百姓，丑恶的德行上达天帝。他原本没有挈瓶般的小智，却常怀问鼎之心。不是朝廷驾驭失当，实在是鬼神驱使他到如此地步。他的罪恶如果不满盈，怎么会使他的身躯毁灭呢？臣李克用等指着他的凶残，奋发施展武烈；挟带长风冲破巨鲸般的恶浪，还不足以比喻我军发动之迅疾；鼓动烈火焚烧鸿毛，也不足以比拟我军乘势进攻。四岳因此震荡，日月星辰也为之昏暗。我们期望一举平定，发誓同他势不两立。车辙散乱、旗帜倒伏，贼军争相拖着兵器、丢弃铠甲逃奔；弓弦松脱、箭头弯曲，他们全都撕裂衣帛包裹伤口逃走。尸体横陈遮蔽原野，流血染红沟渠。破竹般的攻势已经形成，抵抗车轮的心志仍然炽烈。他们以为可以乘隙抵攻，伺机袭击而取得成功，哪里知道从午时到晡时，反而狼狈不堪地遭到惨败。那黄巢孤零零地独自逃窜，颠沛跌倒而无处归依，含泪仰天，其窘迫甚于项羽在乌江的困境；弃身失地，比曹暪在赤壁所处的危急还要严重。计策无从施展，最终自刎而死。臣等忝居掌管军法之职，阻遏敌军、守卫雄藩，回顾这些微小的功勋，实在都是圣明之力所成。将俘虏献于太室，拓展疆土以彰明圣时；三箭平定天山的功业已经恢复，禹州的疆域也一鼓而全部收复。丑类见此，无不仰望唐德的光辉。臣等欢庆激切、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谨奉上露布奏闻。

译《序菊》我在各种花中唯独喜爱菊花，并不是故意矫情，袭取陶渊明所推重的高洁品格才这样。菊花的种类很多，花朵的形状和颜色也不相同；叶子虽然大体相似，但随着花朵不同，形状也各不一样。味道似苦而甘，吃它可以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这一点不分黄、白、红、紫，朱红色的也是一样。大体说来，黄色是菊花的正色，但黄色中也有不同：有浅黄的，有深黄的，有先黄后白的，有黄白相杂的。其他或白、或红、或紫、或朱红的，也都是如此。近来听说京师流传有黑色的菊花，因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这里不予记载。颜色各不相同，其他花也有这种情况；至于花形各不相同，我所见的却只有菊花。况且五行之气播散而生成万物，其中精华的余气成为奇花异草。阴阳之气一呼，万物便滋长繁荣；阴阳之气一吸，万物便收敛凋零。而菊花独能在收敛凋零之时散发芳香、吐露秀色，又能呈现出其他花的形态。这大概就是它尤其奇异的地方吧！牡丹是花中的极品，但它的花形只像自己的名称所说的那样。菊花却有像桃花的，像蔷薇的，像垂丝海棠的，像芙蓉的，像枇杷、荔枝、牡丹的，像木香、茶花、棣棠的，凡是类似这些的，形态也各不相同。至于它的生长，虽然有疏密、长短、大小、肥瘦等不同，大体都成丛而不成树。我平生所见的，大多不超过二三尺。萧颖士说：‘既然使它的枝条低垂，又使它的茎干柔弱，它成为丛生植物，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近几年我才偶然见到把菊花培育成树的。曾听园丁说：‘一丛菊花可以分折出几十株，每株都去掉横生的枝条，摘除旁边的花蕾，只留下几个花萼。’如果这样，那么花朵开放时，直径可达三寸左右；它孤高的植株可以长到一丈多高。这是因为没有过多的旁枝分蘖来分夺它的气力。我听后笑着责问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把焦侥人的手臂去掉，是否也能使他长成古代防风氏那样高大呢？’园丁也笑而不答。后来我在京师做官，在宗仁、张仪家见到盆栽的菊花，强壮高达六七尺，名叫胜金黄。我惊讶地询问，得到的回答与园丁所说相同。他家又说：‘这还不是最高的。如果善于摘除枝芽，精于矫正揉治，勤于施肥浇灌，专心防护管理，有超过寻丈的。’我虽然因先前责问的错误而有所警戒，但考察古人的话，再参照平日的见闻，心里终究不十分相信。等到我退休居家，在张智甫家见到一株一丈五尺多高的菊花，花色浅红，名叫醉杨妃。我认为菊花是高人胜士，受到重视，是因为它耿介而特立，不与普通花卉为伍。怎么可以把它看作亡国的宠妾和妖孽呢？因此我改作一句话说：‘傲霜春主人甚伟。’我的话说完后，后来在姻亲吴彦清家又见到一株仿佛有二丈高的菊花，名叫御爱，开着两朵黄色的花，都栽在陶器中。它确实很高，但花只有五六朵，而且都长在顶端。我又笑说：‘假如陶渊明看见它，一定会抬头伸颈，脚跟因此空起，脊背也因此仰起了。即使想采摘落英放在杯中饮用，恐怕也办不到。’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于是我想到，草木并没有古今的差别。然而从前的菊花低矮，如今却高大；从前成丛，如今却成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万物都生活在天地大化之中，气息升降，万物也随之变化，这是理势所必然。何况古人厚重，而今人浅薄；古人简约，而今人奢侈；古人质朴，而今人机巧。作为那种草木，怎么能不随着时代一起变化呢？唉！我曾听申包胥说‘人能够胜过天’，认为这话太过分。如今从这种花来看，申公的话却得到了验证。即使如此，菊花禀受秋天肃杀之气而生，大概它的本性原本正贞。我曾私下借它来比喻长寿之人：正因为本性贞正，所以密的可以使它疏开，短的可以使它长高，小的可以使它长大，瘦的可以使它肥壮。至于经霜受风而不改变、不被摧折凋落，这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大概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末节，人所不能做到的才是根本。根本取决于天性而保持贞正，人再顺势加以修治，它就会更加茂盛、更加高长，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我由此领悟了养生之道，所以写下这篇序，给与我有同好的人看。《致乐堂铭》唉，子女亲近父母，根本在于一片真心；亲近父母的真心，就是子女的职责。父母如果见到不好的地方，子女就更加恭敬，丝毫不生怨恨，这样才能显明他是古往今来真正的孝子。哪里能说舜独独受到称誉，不正是因为他在遭遇变故时自始至终都能做到至善吗？如今所谓孝，不过是使父母感到安适，所以要使父母快乐并没有多么艰难。可以在闲居时试察自己：内心这样想，口中也这样说；如果不像子女，就应当怨恨自己、否定自己。万一还没有达到，就更加努力吧。早晚治理修养自己，一定能恢复我本有的天性。啊，周君侍奉父母，这正是把古代的旧道理反复实践于自身，顺从的德行一天天增长。所有珍贵的奉养，不过是这种孝心的余绪。希望你以此为鉴，圣人之道是有路可循的。《归田类稿》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九 元，张养浩撰 碑 《敕赐极真万寿宫碑》极真万寿宫，是发冠仙姑、封号悟玄参化妙靖真人寄居过的地方。然而真人寄居的地方不止一处：起初寄居在肥城的婆家，后来离开家寄居在东张村涧边槐树上；不久又寄居在西郊丛祠之中；又不久寄居在东原门孙防家的灶前；又不久寄居在滕县峄山，积累功德满千，才寄居到这里，最终在此去世。真人本是济宁肥城农家的女子，俗姓田，后来嫁给同村孙氏。自从嫁入孙家后，家中多次发生怪异而不得安宁，家人认为新妇不吉利，便把她赶走，使她无处可去。离村十多里，有一棵槐树像帷帐一样横生在山涧旁，山涧深不可测。真人泰然处在树上几个月，风雨都不能侵及她，虎狼蝮蛇远远望见也不敢逼近。她寄居在古祠时，年轻人见到她便加以亵渎，不久亵渎她的人就像凭空被悬空带走一样，地上只听见呻吟，好像遭受杖责。她隐藏在百姓家灶前时，前后共八年，那家人对她礼敬至极。她有不食五谷的术法，每天只吃几枚枣子，不说话也不笑；有时替人汲水，有时漂洗丝絮，有时掌管炊事，全都不推辞。她归依道门二十多年，头部从未梳洗，头发全都向上生长，盘结成一团，高一尺多，发梢旋绕如云，乡里人对此感到奇异，因而称她为发冠仙师。至元己巳年，世祖皇帝召她到京师。有一天在便殿召见，问她是谁、有什么法术、头发为什么向上直指。真人说：‘我只是农家妇女，因为不得已才出家；正如您所问的那些事，我也不知道原因。’世祖认为她说的是真话，厚厚赏赐后送她离去。后来她为人预言吉凶，仿佛随口说出，往往奇异地应验。江浙省平章彻里素来嗜饮，因入朝朝见，请求见真人。真人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酒更毒，不戒酒，最终必将遭祸，后来果然因饮酒而不得长寿。’监察御史郑某长期患羸弱之病，却不服药，真人让他吃自己所吃的枣子，病便痊愈了，他终身执弟子礼侍奉真人。彭城的展某、田某都已罢官，恭敬地拜真人为师。其他公卿大夫经过时都来拜访，有人从远方馈赠礼物，奔走趋附，只愿听到她的声音，在门前接踵而至，甚至有人画下她的像带回去祭祀。维扬富民刘伯渊全家敬信尤其虔诚，出资为她建造房舍，在任城西南命名为极真观。我从前出使江左，路过那里时，真人已经七十多岁，身形瘦削而面色黄亮，脉络都清晰可见，头骨像婴儿一样柔软而凹陷，平素不吃熟食。她睡觉的地方常有奇异的光怪出没；严寒时便用盆中的冰水洗浴，每天都以此为常。她的高徒陈志海也是女道士，曾对我说，真人得道大概是神灵授予的。她起初还是妇女时，梦见游历大河，遇到一位穿白衣的女仙，乘船招呼她说：‘你愿意跟我去拜师吗？’她欣然答应。女仙随即拔下簪子在水面一划，忽然化成一座桥。真人于是登船，船刚移动便醒了，便把梦告诉亲友；亲友们互相询问，女仙说：‘我是宝华城的主人。’有人问她养生的方法，她说：‘少吃。’问修身的方法，她说：‘谦退。’她平素不识字，有一天忽然拿起笔写道：‘防止心猿意马，消除过多言说；功德修满昆仑，才显现孤月。’像这样的歌诗还有不少。陈志海曾与几名女弟子游览峄山牛口岭，一人偶然丢失了东西，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回去后，真人笑着把东西从怀中取出。乡人御史中丞兾德将要远行，来向真人辞别，把自己所穿的半臂送给她。兾德坚决推辞，真人说：‘只管拿去，有一天一定用得上。’后来他住在古驿站，刚闭眼，仿佛有许多穿五色衣服的童男童女成群走来，使他惊恐得不能入睡，连续几夜都是这样。兾德于是取出真人所赠的衣服枕着睡，那些人互相拉扯着惊惶逃去，并且说：‘真人在这里，真人在这里。’ 兾德平时很不相信这些事，到这时才开始认为真人神异。晚年他常常闭门端坐，有时神游于尘世之外，经过整整一天一夜才起来。自号洞春。有司上奏她的道行，朝廷把她的观改名为极真万寿宫，封她为悟玄参化妙靖真人。诏命下达时，真人已经厌弃尘世，享年八十五岁，实为延祐某年某月某日。七年后，到了致和改元那年秋天，她的弟子宋志诚带着掌德元所持的翰林侍讲学士曹元用所撰事状，并带来新州尹李防的书信，请求我为所谓万寿宫作记。我说：‘先前经过时，她所居之处非常狭小；如今扩建得这样宏大，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出自什么人？’志诚说：‘按照老师的心意，哪里会想建造这种宫殿？她曾说：“心诚意敬地奉事神灵，一间茅屋就够了，何必建造殿堂？”’真人去世以后，两个仆人倡议，同门道众共同捐钱建造，三清殿共三楹，神门在前，左右斋房、廊庑、厨房、仓库一应俱全。公所经过的地方如今已经缩小成方丈室了。我因此感叹，人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必定有真实的根基。像真人这样几十年刻苦精炼，一旦超然进入仙境，冥冥中与道相合，不曾刻意作为而人们自然跟从，不曾陈说什么而人们自然相信。这不就是所谓‘不违逆少数，不自以功成而逞强，不谋求士众，像尸体一样居处而像龙一样显现，像深渊一样沉默而如雷声般震动’吗？唉！假使弘扬我道的人也能这样，还担心儒学风气不能振兴吗？于是作铭赠给他们，用来表明真人感化、使其弟子归服的原因，以及弟子报答老师恩德的原因，彼此都没有亏负。铭辞说：至高之人啊，淡泊而无为；与鸿蒙混沌相合，处于恍惚无形之境。把宇宙当作深奥的内室，把云和月当作藩篱；以霞光作佩饰，以风作衣裳；驾驭龙而以螭龙为骖乘；翠色旌旗若隐若现，玉佩耳饰光彩纷呈。命令麻姑在前引导，使双成在后相随；邀约飞琼前往特殊的仙庭，拜谒西王母于瑶池。排开虚空而触及乾天，扶助阴气而使坤地移动；俯视万山，如同层层土块；阅尽千古，却觉得不比一瞬更久。意气扬扬而有所获得，胸襟广大而没有边际；鄙视土木屋舍作为居处，轻视锦绣服饰作为仪容。唉，仙师就是这样的心志，浊世之人哪里能够知晓？只是她的弟子失去了依靠，内心失意而无所归依，于是四处周游拜访，募集资财，举乐助施，逐渐积少成多；又请灵巫占卜，众人的谋议确实相合，群力便以此为基础。栋梁屋宇坚实明白，丹青色彩错落有致；像箭一样竖立，又像鸟翰一样飞扬；奇美瑰异，轮奂高大。哪里只是一个州县的香火之地，实在是九域共同占卜吉凶、祈求福祉的所在；不是仙人降下安康，实在是替国家祈求福祥。虽然真人未能亲眼看见，一定会神游天上经过这里，带领众仙停下车驾，也会留恋此处而暂时栖止；只是想起她的形神，渺然不知她所踏足的地方。只是风声萧萧而悲鸣，我将上天入地去追寻，却又不能向我显示她所遗留的踪迹；北面是严寒，西面有漫长的崦嵫阻隔，东面是洪涛，南面被炎热的阳光阻挡。

译心志纷乱而无从通达，徘徊犹疑，遥远地倚望；在天门之外久久伫立，踮脚仰望阆风山而叹息。蕙草做的肴馔由谁来蒸煮？桂花酿的美酒由谁来过滤？天界遥远，难以抵达；芳香已经消歇，琼树枝叶也已凋零。长江悠远，使我满怀愁思；不能相见，正是我所思念的。竭力倾听而四周已经寂静，声音完全消失；极目远望，又是一片幽深朦胧，惘然恍惚而无法窥见。我的心质朴厚重，却艰难得没有阶梯可以攀附；姑且在这里迟留，也许还能依稀看见她。她如果真的来到这里，必定怜悯我昏昧困顿而伸手援助；如果她看见贾尤这个媒介带来祸患，那么轩冕爵禄又哪里比得上被丢弃的土渣瓦砾呢？《归信县尹史君去思碑》使人获利、使万物蒙受恩泽，是士君子的共同愿望。然而受困于贫穷而不能施展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假如能够施展，即使官职有大小，都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何况县令作为百姓的长官，一县的政务没有一件不仰赖他办成。虽然所能惠及的范围有限，但日后加以扩展充实，用来辅助天下、造福百姓，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唉！谁说州县官职只是徒然劳苦呢？归信县是雄州的属县，县令姓史。刚到任时，他不设圈套，不用机诈，而以简约之道教导百姓；用法令约束吏员，明察听讼，谨慎刑罚，以此治理属下，大概真是有志于使人获利、使万物蒙泽的人吧？延祐改元年夏四月，县中几位老人赵某等赶到京师，拜见我说：‘我们的史君离任已经一年了。他治理政务时从容不迫，没有急躁的神色，有人以为他办事迟缓。后来百姓信服，吏员改过，全境肃然，百姓爱戴而又敬畏他。老人和孩子没有不如此的；等他离去，大家茫然若失去父母，即使我们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们将立碑彰显此事，冒昧请您作文。’我询问他的政绩，他们都面面相觑，好像不能说出具体名目。于是我问：‘世上做县令的，有听说凭借权势经商，遍征辖区赋税，加倍索取赢余，名义上说是义取，实际上却是豪强掠夺的吗？史君有这些事吗？’ 他们说：‘没有。’我问：‘听说有人大肆装饰厨传，夸耀接待过往使者，以此买取声誉。史君有这些事吗？’他们说：‘没有。’我问：‘听说有人舞弄才智、曲解法令，搜刮财物、树立威势，对内厌恶同僚，对外只知道剥削百姓。史君有这些事吗？’他们说：‘没有。’我问：‘听说有人乘灾荒、疫病之机，闭口不让上报，把百姓当奴隶，把百姓的妻女据为己有。史君有这些事吗？’他们说：‘没有。’我问：‘听说有人每年搜括工匠，征取金工木工的劳作，却不给他们工价，只催促他们制作器物服饰，以此显耀荣耀、宣示富足。史君有这些事吗？’他们说：‘没有。’我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史君的贤能，比起古代优秀的二千石官员也毫不惭愧，哪里只是超过世上一般县令一倍五倍呢？那些人不能免除这些弊端，却每天忙于簿书，勤于催办期限，苛刻地督责下属。唉，这能算善政吗？’然而若说史君无能，也不能这样说；如果一定要借这些事来托付金石、作为当今的规范和后世的告诫，那就不是我所敢断定的了。唉，后世读到我这篇文章的人，一定会轮番指出而议论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样也将使人有所警醒。所以又以诗来加以强调，并使县中百姓知道，贤能县令的政绩在这里，不在那些事情上。史君名郁，字文卿，是景州东光人，如今改任河间宁津县县尹，官阶承事郎。诗辞说：做县令如果刚愎自用，百姓就会全都受尽苦难；不要说能够树立威势，最终只会造成差错。做县令如果懈怠疲沓，百姓就不能整齐安定；不要说能够施惠，最终只会衰败而不能振作。不疲沓也不刚愎，只有我们的县尹才是这样。你把我们引向平坦大道，在迷惘时为我们指路。我们的田地肥沃广大，有饭食供给过路人；有人如果侵扰田间小路，县令就会责罚。您刚开始任职时，似乎没有施加什么，后来百姓私下查看收获，才发现收获多得无法估量。让幼童进入学校，使老人得到奉养；居住的人安宁，路上的人彼此礼让。县令如今要回去了，我们将依靠谁呢？追赶着挽留您，想到此事多么悲伤。有人把苛察当作明察，把严酷当作能干；虽然一时声名显赫，日子久了便会黯然无闻。古人说：优秀的官吏，其功利可以逐年计算；诚恳质朴而不事浮华，这话对吗，还是不对呢？百姓想立碑作文来表彰您，长久思念之情口头不能尽述，心中却独自感念您的恩德。凡是这些事情，哪里是单凭力量就能做到的？把诗刻在坚石上，愿以此劝勉后来的继任者。

译《朝请大夫、同知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事恭古行司惠政碑有序》古代盐业由国家与百姓共同经营，周朝虽然设置官员掌管盐务，起初并不是依靠它来资助国用。到了管敬仲辅佐齐国，以富国之道游说君主，才开始把盐利全部收归国家。此后相沿成习，便逐渐实行专卖制度来限制百姓使用，防禁日益严密，奸邪之事也随之更加猖獗。其间有时放松，有时禁止，各代不尽相同，但总的都把盐当作货财看待，重视它的收入。大元拥有天下后，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官制，只以体恤百姓为务。因为山东濒临大海，向来物产富饶，于是设置都转运司；济南司设使二人，同知、副使、判官各一人。使负责监督掌管，其余官员分行各地，在辖境内督促盐业办成。今上即位初年，大都路南兵马司都指挥使恭古出任山东转运司同知。公是西域人，才智敏捷，明断果决，历任之处都有声誉，尤其精通文书法令，他所增删裁决的事务，连老吏也有赶不上的。每次到分司办公，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钱袋，与所属官员没有丝毫牵涉，说：‘我不侵占他们，他们哪里敢侵占我？’灶户每年都减少煎盐数量，是因为百姓贫困而赋税沉重；百姓贫困，是因为官府发给的工价被吏员从中阻隔，而且还把真的换成假的，使人无处申诉。赋税沉重，是因为逃亡者的缺额没有补上，甚至把原本应由煎盐户承担的工役也加到现有灶户身上；凡是应当生火煎盐的百姓，全家父子兄弟妻女都要出动，一个个形如鹄鸟、面带菜色，弯腰抱柴，身处烟火之中，仁人君子看见都为之心酸。如果再从中加以扰害，那么课税会减少，煎盐之业会毁坏，罪责将由谁来承担？他又说：‘每二百斤盐编成一席或一袋，国家自有定制。近来听说，送了贿赂就多装一些，否则就少装一些。盐场的官吏、卒徒总是不下二十多人，其中一人不满意，就勒令不予发放。’盐是灶户的膏血，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操持盐业、肥润自己的家庭呢？那些每年出售官帖而成为转运商的人，按资格分上、中、下等；贿赂丰厚的，就发给上等盐帖，称为答首钱，往往达到数万。各种长期积累的弊端和奸诈大都如此。恭古与他的使臣湛穆直权宜创立办法，把这些弊端全部屏绝；将宁海、新镇、永利、固堤等十二盐场划归自己分管，其他官员所分管的盐场如有故障，也一并代为管理。他把工价装在纸钞中，亲自到各地，召集灶户当面核对，亲手发放，丝毫不少，使吏员无法施展奸计。从此恩德与威严都显著树立，远近没有不敬畏服从的。煎盐有了剩余，盐课又超过从前数倍；事情办成后，甚至有人以斗装满盐，焚香奏乐来庆祝。分司中前来拜谢恩德的人络绎不绝；宪司听说他的才能，凡有诉讼不法之事，便动辄发文书命他查问，他从未阿附隐瞒、希求荐举。有人对他有所怨言。泰定二年夏天，附近各县发生火灾，朝廷派使者赈济灾民，却遗漏了灶户。公说：‘同样是在灾荒中受饥饿，为什么唯独让这些人积存他们的膏血而不得救济呢？’于是多次派吏员请求，朝廷才改为普遍施及灶户以及原先逃亡、听到消息后回来的人。救济之事没有一天停止。唉，世人常常把掌管财赋看作扰害百姓的职位，又说这种职位不足以施展志向而轻视它。为什么不看看公所取得的成就呢？大抵事情微小而艰难，就无法显现人的才能；清浊不分，也无法表现人的节操。处在闲冷的职位上却说‘我清廉而能干’，这确实就是清廉能干吗？古语说：‘不是说坚硬吗？磨它却磨不薄；不是说洁白吗？染黑它也不能使它变黑。’这大概就是说公吧。今年某月，宁海场盐司令李良佐率领几位年长者赶到济南，请求我作文，将公的美好功绩刻在石上，立在利津行司门口。从前我任礼部官员时，听说公出使泉南，恰逢盗乱，掌兵的官员都观望不前，公愤怒之下夺取他们的兵权，进军讨伐并平定了乱事。可见他为国为民的心意并不只是今天才有。我惋惜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也赞美李良佐鞭策众人，使人如此感戴而永不忘记。因此不推辞而作此文，用来砥砺那些拥有土地却不能得到百姓拥戴的人。铭辞说：凡是做官，祈求治理好政务，哪里需要选择职位呢？身处浊流之中而保持清廉，能清正才是贞节中的最高境界。哪一件不是百姓的事情？全都是君王的事情；百姓安定，政事便凝聚成效，任职便无愧于心。如今掌管财计的官员，有几个人像公这样？追查奸弊的根源，凡是能够革除的都没有遗漏。是谁在剥削我们的百姓？有我宪司在，有我来治理。是谁使政事败坏？我将这块石碑立成，让它年年巡视各地；德行功绩非常显著，众族相信，群体归服，朝廷诏命一到，一切都走在前面。灶户唱道：‘为什么现在才来？从前逃亡而离散，如今家室完整而富足。’属下丞官也说：‘公是我们的父亲和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教诲命令，我们几乎就要败坏于私欲了。’有人说治理财赋容易，这是他平素的志愿和经历；他使远近都兴盛起来。公对人事中的一个职位尚且不能充分发扬，何况兼任其他职务而得到更大的成效呢？从前出使南方，恰好遇到盗乱虐害；春秋时期以及后来专门掌管征讨的官员，都应当像这位司官一样。百姓土地虽小，却没有一件善行值得称道，若让你听见这些话，岂不惭愧？全境百姓惶惶然，却找不到可以报答的地方。把这些话说在石碑上，使它永远流传。《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约约惠政碑》三代以前，盐业由国家与百姓共同经营，没有专卖制度。以盐利资助国用的做法，萌芽于齐国，在秦汉时发展，到魏、陈、唐、宋之间蔓延开来；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来掌管，才能财物丰足、百姓安康，国家用度不至于匮乏；如果用人不当，往往凭借权势、曲解法令，增殖私利而残害百姓，不到夺取爵位、危害生命是不会停止的。唉！自古以来掌管财赋而不被财赋祸害的人，难道不是确实极其难得吗？泰定丁卯年夏五月，太常礼仪院同佥、致政李君惟肃对我说：大都河间都转运盐使约约，刚到任时，首先公正无私，以身作则，处理各种事务都只遵循正道。各转运司中，设在江左的，以河间司最为重要而且事务繁重。即使向来以智谋著称、善于经商而有能力的人，也往往不能胜任。公凭借国人的身份整顿其中的纲纪，不到几个月，长期的弊病和积久的奸恶几乎全被铲除。又有同使郝君托欢协心辅佐治理，意见相合、谋划协调，两人彼此信任深厚，即使善于使用离间计的人也无法从中挑拨。在此以前，历任转运使所积余盐，盐引共有一十万五千二百五十张，长期滞销而不能卖出，历任官员都坐视不管，想不出办法。公于是奔走省部，说明情况，终于获准按实际情形办理。第二年的成绩公布后，朝廷内外没有不踊跃称快的。

译他平时常说：‘天下的事情，困难时自然困难，容易时自然容易，不只是治理财赋如此。’他自身如玉如雪般清白，灶户自然安定，商货自然均衡，赋税自然征集，所辖之地自然肃然，功效由一二件而扩展到千百件。至于外表关闭严密，内心却贪如溪壑，一旦中了他的诱饵，便屈伸操纵，完全随他摆布；稍有一点改变，就跟着传播他的罪恶，即使力量很大，功效也不能增加一丝一毫。唉！由这些话来看，就可以知道公平日治理政务的情形了。过了不久，朝廷听说他的才能，赐给他金币和不同等级的彩帛。于是长芦的百姓无论老幼异口同声地说：‘国家尚且如此表示旌表和劝勉，我们难道可以把他的恩惠隐藏起来而不在显著处表彰吗？’于是他们和滑州尹韩严以及乡士李梓、崔惟谦等人商议伐石，歌颂他的善政，作为后来者的典范。听说子雅与我们的使君友善，又曾同朝为官，何不赐下一句话，来劝勉后来的继任者呢？我从前任礼部官员时，公任工部侍郎，我曾惊异于他分析事务明敏果断；他出身世族，却研习儒学。后来我辞去参议回到济南，公也由工部尚书出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有客人从南方来，连声称道他的政绩。后来听说他有这样的调任，我惊愕了很久。内外官员虽然很多，但足以施展志向、推行大道的职位，没有比廉访使更合适的了。名义上是三品官，权力的重要，有些宰相还比不上转运使。如今却只能望其项背了。从前清廉而重要，如今却列在普通官员之中；从前考察、弹劾别人，如今却要受别人考察、弹劾。换作其他人，一定会感到职位降低而不高兴，惭愧而面露难色。公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不愿为人所知的情绪，命令一到，便欣然驾车前往。若不是把心放在义上而不放在利上，把国家放在自身之上，把长远大计放在眼前小利之上，能够这样吗？由此我知道，公将来是辅佐公卿的材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这样叙述他在百姓中的德行，又系以诗说：从前盐利大体与百姓共同承担，齐国直到两汉，到了唐宋，盐法逐渐完备，国家因此得到滋润。官员如果能够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广泛施行而消除官府弊病；奸弊纷然杂出，确实说明治理政务在于任用贤能。为什么有人污浊，有人却如此清白分明？所以掌管财货之处堆积如山，想要内外都清明，没有比公更适合的。公说：‘唉，这同我有什么关系？真正坚硬洁白的品格，即使经历染污和磨砺也不会改变。我承受宪司南方的任命，专心增加清慎之政；各种事务纷至沓来，我不急不躁，条理地处理，堵塞道路的弊害全都铲除，优良政令下达而百姓信服，公家财用也更加充裕。’从前商人以贿赂为先，如今秩序井然，没有人敢违犯；从前灶户早晚都忧虑性命，如今生活欢乐，仿佛春天养育万物。他所受到的赏赐，难道只在这一次吗？重要的话由此也可以知道：有人说管理经费容易，有人说把重任交给他很难，谁能像这样把政绩凝聚起来？我们的公应当承受上天的宠命和监察。既然先前众人都努力奋发，旧日同僚又推举他，凡是居有职位而能如此举措，哪一件事的功业不能万全？我摘录事实作诗记载，使你们百姓歌咏不止。《归田类稿》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十 元，张养浩撰 神道碑 《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陈公神道碑铭》九条河流可以筑堤阻挡，欲望却难以堵塞；三军可以击败，正直之人的气节却不可动摇。唉！像缑山先生陈文靖公陈刚这样，不向欲望屈服，面对邪恶也不动摇，他立身入朝的大节巍然高峻，即使与古代的社稷之臣相比也毫无惭愧。这是天下共同的公论，并不是我个人的小见解。公名天祥，字吉甫，祖先是赵州宁晋人，因为兄长祐任河南总管，便迁居河南。中统初年，李璮盗据济南，暗中与宋朝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奉命任命公为千夫长，和诸将一起向东防备宋军。李璮被诛后，公回到乡里。家中原来贫困，他在偃师山中努力耕田，闲暇时便讲经授徒，声名日益显著。因为住处靠近缑氏山，所以世人称他为缑山先生。至元十一年，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巴延率兵攻宋，在江边设立招讨司，并征集民间兵器；兴国军于是发生动摇。郢复州招讨司因为公世代隶属兵籍，征召他为经历。鄂州行省调公代理兴国知州，公到任后洞察当地的混乱，因此上书行省参政贾居贞说：‘宁可用暴力迅速平定奸邪，也像医治疾病一样先砍除病根；首先充实元气，邪气自然会自行消散。’当初，奸人乘隙相互勾结，进行抢劫掠夺，所到之处土崩瓦解，公私之间没有一个人敢与他们抗衡；内部如此虚弱，要图谋对外作战实在困难。如今祸患还没有平定，如果再使人彼此猜疑离心，拘束军队更加严厉，恐怕他们也会产生异心，百姓安定团结就没有日期了。只应当慢慢驱导、安抚他们受到伤害的地方，这样百姓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军队也正好可以为我所用。’行省认为他说得对，并答应让他相机治理。于是顺应百姓所希望、所需要的事情来兴办，违逆民意的事情便加以除去。不到一年，就把那里变成了安乐之地。吏员报告说市场上有奸细，请求逮捕。公说：‘他看到我们的政令如此，回去一定会告诉他的同党，这正是招回流亡百姓的办法，为什么要逮捕呢？’从此远近百姓听闻风声，接踵而来，生怕落在后面。至元十三年，鄂州行省改为宣慰司，参政贾公、郑万户都任宣慰使；由于行省的檄文尚未下达，不知道由谁主持事务。贾公称病不出，贾公素来得到江湖百姓的拥戴，公赶去对他说：‘宰相不出面，众人一定惊慌动摇；班次职位是小事，一方军民的大事才重要。’公的意思是说，郑公如果等待行省檄文，就可以推脱不让公主持事务；这不是自己在上面把自己置于下位吗？贾公醒悟，立即出来处理政务。正逢寿昌、黄州盗贼兴起，宣慰使郑公率兵攻打，到了樊口战败身亡。士卒回来报告说，贼势强盛而且锐利，将要攻打阳逻堡；鄂州城门白天也关闭，百姓惶惶不安，不能出市。此时各路军队都隶属于参政呼都克特穆尔麾下，公见他犹豫不决、没有出兵意图，便对参政贾公说：‘阳逻堡依山筑垒，盗贼不能攻下，他们来攻正好。’ 让他们把首级送到我们这里，何况盗贼轻捷妄动是南方盗寇的常态；用我们的精锐骑兵对付他们，他们的失败指日可待，胜利完全可以预期。这样一来，江南各郡自然就会瓦解。’贾公把这些话告诉呼都克特穆尔，又用义理激励他，于是率兵出城。盗贼像水波受到惊吓一样溃散，死伤者十之六七。起初将士听说盗贼到来，都说盗贼表面上要攻阳逻堡，实际上是要攻打鄂州城，而且城中必有内应，应当把全城百姓尽数逮捕，以防患于未然。贾公不同意，众人的坚持却更加坚决。公说：‘此州驻扎的重兵不少，即使盗贼能够飞来，也无从进入。主张这个计策的人，不过是想趁机夺取百姓的财物罢了。’于是众人的议论才被制止。宣慰司认为公有文武才能，让他代理寿昌府事，又发兵护送他到边境。公说：‘治理盗贼，最重要的是平定、安集；否则彼此对抗，就会造成动乱，流毒善良百姓。’于是下令让盗贼彼此招诱，悔悟的人准许回归原来的产业，没有产业的人随意选择居住之处。只擒获一两个首恶，呈报宣慰司定罪，其余被拘押的罪犯以及其他囚徒共五十六人。到了行刑之日，公召集他们说：‘你们难道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和祖坟吗？’于是全都解开枷锁放回，并约定三日后回到监狱。期限到了，果然全部回来，没有一人逃走。宣慰司认为这一举措值得推广，便全部赦免了他们。四十年后，百姓仍然不断追思他，为他建立生祠。至元二十一年，授任监察御史。在此以前，中书右丞卢世荣凭借搜刮聚敛掌握政权，朝廷内外都以为患。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弹劾，世祖发怒，将崔彧交给司法官审问，几乎使他获罪。左司郎中周戭稍稍顶撞，也因被认为阻格奏章而获罪，杖责一百，满朝官员都战栗戒惧，互相告诫。公上奏说：‘卢世荣先前任江西运使时，收受贿赂以及私自盗取钞币，分别以锭计算若干；金银以斤计算若干；茶以引计算若干。他又说国家和百姓是一体，百姓有病就是国家有病，百姓安定就是国家安定。如今却想在一年之内营求数十年的积蓄，若不白白取自下面，根本无从做到。如果实行他的主张，一定会招致天下怨恨。何况宰相是重任，并非他所能胜任。臣不是不知道发言会带来灾祸，只因事情关系国家，所以有所不避。’奏章共有数千字，大义大致如此。皇帝看了他的奏章，派近臣传话说：‘你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我效劳；我难道会忍心因为你进言而治你的罪吗？你说言出祸随，哪里一定会这样呢？’后来卢世荣被诛杀，天下都思慕公的风采。这年五月，升任奉训大夫、吏部郎中。至元二十三年四月，授治书侍御史，出京查核湖广省的财政出纳事务。听说行省臣约苏穆尔倚仗中书有援助，横行无所顾忌，公于是揭发他的奸邪和谋利之事十多件，上奏却迟迟没有下达；约苏穆尔把公私自拘禁在狱中，百般摧残威胁，但公安然不为所动。被幽禁四百多天，只取《四书》来读，反复披阅、全面考察，用心钻研并亲身践行；遇到有疑惑的地方，就写文章辨析，丝毫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后来恰逢赦免，才得以出狱。至元二十八年，改任朝请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第二年因病离职，后又授中顺大夫、燕南廉访使。刚到任，便改任山东廉访使。当时朝廷派使臣到各郡国商议平息盗贼，公说：‘盗贼中有值得怜悯的，也有不可怜悯的。因为年成不好、时局困顿而成为盗贼的，可以怜悯；处在太平时期却屡次犯法、执迷不悟的，不可怜悯。若不用严刑就无法使他们受到警戒，而且频繁赦免不足以教化盗贼，反而会资助盗贼。’不久，济南属县捕获了几个大盗，公命令市曹官在众人面前用杖打死他们，同僚不同意。公说：‘近年来盗贼兴起，是因为主管地方的二千石官员姑息养奸；我现在只是权宜行事。如果朝廷怪罪擅自杀人，老夫自己承担，绝不会牵连你们。’后来朝廷颁布治理盗贼的诏令，内容果然与公先前的主张相同。他所辖地区有一个妖妇，自称是男子，声称自己含冤未雪，到各郡遍地控诉，人人都把她当神，不敢追问。

译公担心她迷惑众人、酿成祸乱，便杖责她后遣走。有人说：‘她如果真是鬼神，陈公尚且要惩治她，何况是假冒鬼神的人呢？’大德三年，调任河北廉访使，他以疾病为由辞职居家。远近因诉讼求公正的人像云一样聚集在他门前，以至于他只好迁到别处躲避。大德六年，授嘉议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当时朝廷正处理西南夷事务，公上疏说：‘没有什么器物比兵器凶险，没有什么事情比战争危险。圣人迫不得已才使用它。去年行省右丞刘深不估量事情的难易，请求出兵远征多妇国。军队行进还不到一半，八番旁边的变乱之地便发生了变化，征讨军队覆灭，奉着首级逃窜；后来又征发陕西、河南诸道百姓数万人充军，命平章刘国杰统领，约定一定攻取。转运粮饷更加急迫，各地都不堪承受。况且听说所经过的道路极为险狭，多是崇山深谷、恶林毒草；群獠安处于瘴疠之地，出入如同野兽。那里不适合设置郡县，不能把当地百姓编入衣冠之民，所以历代都把他们视为外族，不列入中国之民。假使他们听说大军将至，或许凭借险隘据守，拖疲我们的军队；进退两难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自从朝廷征讨倭国、占城、交趾等蛮族以来，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听说取得一尺土地、一个百姓，所耗费的财物却不知多少万亿。难道还不足以把这些作为鉴戒吗？事情不是已经近在眼前而且明白吗？现在应先杀掉刘深市，传送他的首级来晓谕远方之人；接着派遣使者奉持玺书，向他们说明福祸，以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如果他们仍然为害，再出兵征讨也还不晚。从前大舜出兵征伐有苗而使其归服，汉代赵充国暂缓用兵而使羌人投降，经史都记载了这些事，确定为后世的鉴戒。第二年四月，他赴召入中书省，授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务。八月发生地震，河东尤其严重，百姓死去数十万人。皇帝命令丞相、御史议论此事，公援引古事来说明今日，推究天人关系，上奏数十条意见，奏章都得到皇帝答允。因为他的言论属于机密，所以外间不能知道。等到他还乡，皇帝派使者在通州追上他，赐给楮币五千缗，他以没有功劳为由推辞。有人说：“从前二疏离开汉朝，没有听说他们推辞赏赐。”公说：“接受或推辞，在于个人，怎么能拿前辈来约束我呢？”至大九年五月，授予现在的官职，当时年七十六岁。他一共五次被召，最终都没有起行。仁宗皇帝居于藩邸时，向来熟知公的名声；等到他前往封国，怀孟便派使者赐给公酒和财物，并命令长吏按时问候他的存亡。他受到历代朝廷器重，就是这样。他起初任招讨司经历，各位将领因为长期驻守此地而没有家室，担心无法稳固众人的心志，便命令各自置办侍妾，唯独为难公。有一天，命令送来良家子弟中容貌极美的人，公说：“诸位只管安心，我不需要这个。” 最终还是拒绝了。权寿昌得到盗贼所盗的戴姓人家的四锭金子，召来公，把金子交给他。那人推辞说：“盗贼刚抓住我时，自以为必死。公既然擒获了他们，这条性命就是公救活的，愿意奉上其中一半为公祝寿。”公最终把金子全部交还给他。公一生喜爱淡泊，世俗所嗜好之物没有一样能动摇他的心。居家时便阅读经史，出门时只有一个仆人跟随。他身居显要，家产没有增加丝毫，朝服也是哥哥遗留下来的。到了面临重大节义关头时，他刚毅不屈、不可夺志，所以有人说公刚强而不向欲望屈服，正直而不被邪恶动摇，正是因为如此。他曾撰写《四书集注辨疑》十五卷、《四书选注》二十六卷，杂文和诗歌题为《田居集》八卷。有人说《四书辨疑》虽不是公所作，但也可以私下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谁能没有疑问？有疑问而加以辨析，正是讲学之事。从前司马温公曾怀疑《孟子》，欧阳文忠公曾怀疑《系辞》，本来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贤。上天不肯留下他，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得病去世，死于正寝，享年八十七岁。葬在本乡嘉禾乡蒋氏村，追赠资德大夫、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颍川郡公，谥号文靖。曾祖父怀，曾祖母范氏。祖父忠，追赠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河南郡公，谥号昭懿。祖母张氏，随同追封为河南郡夫人。父亲子安，追赠与公相同的谥号文康。母亲赵氏、张氏，一并封为河南郡夫人，谥号文康。共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祐，字庆甫，号节斋，学问和品行与公不相上下，侍奉世祖庙，官做到浙东宣慰使，死于南方的战乱。次子就是公，当时人把兄弟二人称为“二难”。夫人张氏，以贤良淑德闻名，先于公去世，享年八十岁；死后七年，启开她的墓藏与公合葬，容貌还像活着一样。三个儿子，长子孟温，官至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子叔良，任将仕郎、登封县主簿；三子季恭，四十八岁去世。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翟氏，次女嫁给张氏。孙子六人，孙女十一人。曾孙五人。公去世五年，即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大夫孟温从泰安派他的儿子允中带着礼物和事状来到济南，请我撰写碑铭。我想公是一代伟人，应当请一代名家来彰显他。可是我是何等人，竟敢接受这样的重托？我推辞而不答应，于是退还了礼物。根据事状，谨作铭文如下：像从前那些正直之人，隔世也不过一两个，百姓都仰望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元气。汉代有汲黯，吴国有张昭，魏国有狄闻，唐代有韩愈为冠首；到了宋朝以及我大元，光辉超过前代。将相大臣，无论朝廷内外，前后相继；国人尤其认为公不凡，起初并不借助著述来称扬他。凡是他的言论，都随身记录下来。他在儒者之中，许衡、王恂最为杰出；后来卓然出众的公，大概就是他们的匹敌。公早年进入军幕，恰逢盗寇纷乱，委婉进言而出奇制胜，功劳可以抵得上百战。各部众无不震慑，一省之人都惊叹。把他的言论用于百姓，所到之处，百姓都觉得他仿佛神明在帮助他们判断善恶；随着时势的通达或困厄，他刚正如金石，令人感到寒冽；又温暖如春风，使人如沐春天。等到他登上朝廷，气势盛大，对重大罪犯接连抗争，对大奸之人即使处以斧钺之刑也毫不畏惧。他的忠诚如金，而外物如火；千百次熔炼之后，金的色泽也不会改变。他的学问固然有所凭借、有所资取，也由于他的德行得到神明暗中帮助。古人说：“正直之人像老虎，在原野上昂首阔步；不正之人全都沮丧。”从前听说过，如今亲眼见到，上天为什么忍心夺走他？难道只是百姓失去福分，也薄待了让他掌握国家政务的机会吗？如果让他宏大而长久地施展才干，使时世达到太平，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然而这些愿望尚未实现，他留下的事业已经很大，足以使懦弱者立志、贪婪者廉洁，百世都将依赖他。没有什么比磐石更坚固，也没有什么能改变公的公论。我作诗来彰显他，距离越久，声名越可信。追赠中顺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骑都尉、颍川郡伯陈公神道碑铭，有序。

译公姓陈，名安，字良佐，世代居住在覃怀修武县的六真乡。祖父铣，任金朝河南宜阳县尹。父亲庆，属于金朝将亡时隐居守德、躬耕田里的那一代。公幼年时就聪颖异常，记忆力强而有远见，器量气度宽宏。与人交往，情意周到融洽；对方有不足，便诚恳地劝告；有长处，便啧啧称赞，又唯恐不能替他彰显。读书以践行作为根本，不凭口头学问胜过别人。遇到蛮横无理的事，反而更加努力修养反省；即便受到严重冒犯，也不再与对方计较。了解他的人说他有受犯而不计较、受扰而不被污浊的风范。儿子惟德早年在外做官，每次回来省亲，公必定以安于义理、以母亲为命，切戒急于求进、受到当时贤者讥评以及获罪于公论之事。公曾任汴梁酒税副使，最初任命下达时，许多人都以为他不屑于此。公说：“做官所忧虑的是不忠，职位卑下并不是忧患。圣人尚且做过委吏，我是什么人呢？”不久，改任进义副尉、河间盐司厚财场管勾，他洁身自持并率领下属，赋税申报没有一点隐瞒，百姓非常称赞他。不久因为年老而回到乡里。当时惟德任尚书省检校官，官阶为奉议大夫。国家制度规定，父亲和儿子的封赠相同，儿子升迁父亲也随之升迁，于是公被封为奉议大夫、骁骑尉、河内县子。后来惟德升为中顺大夫、户部员外郎，于是公又加封为现在的封号。享年八十二岁，死于延祐四年夏四月，某甲葬在某处祖先坟茔。妻子薛氏，协助丈夫成德，善于治理家庭。她先于公若干年去世，第二年四月与公合葬，追封颍川郡君。曾祖母赵氏晚年患风疾，多年不能痊愈。郡君侍奉汤药极其谨慎，常常教导几个儿子要把救济人、惠及万物作为心愿。五个儿子中惟德为长，其次惟善、惟恭、惟刚、惟谦，都做了官。惟德最为显达，从丞相府掾转任秘书著作郎、中书架阁管勾、尚书省检校官，出任陕西省左右司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刚任御史时，上奏了许多建议，还未来得及施行，便收到颍川君去世的讣告。第二年夏五月，我写信给友人张养浩说：“我惟德，实在有罪：父亲去世时，我被公务羁留在官署，入殓、安葬和祭奠等事都没能赶上。再想到先父平日的地位不足以完全体现他的德行，而我惟德又因为出仕而不能尽到奉养之责，如果父亲去世后不能把他的平生品行刻在金石上，那么我惟德大概就无法立身于天地之间了。”于是他拜了百拜，把撰写神道碑铭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与御史君交往将近三十年，是故友，年轻时又一起任礼部属官，像这样同仕而交情深厚；我又怎敢以文才不足为由推辞呢？惟德字子新，正当在当时施展才能。铭曰：大阿、龙泉这样的宝剑，不必砍击巨物，开始使用便能知道它的锋利。所以古代贤者有的埋没在草野之间，有的长期成为全国仰望的人物。啊，美好的颍川君，严肃而诚厚，又谦逊。有人或许愤怒，他却胸怀如海，极少留下悔恨和嫌怨，因此能够成就他的善德。他不忍闭口不言，必定把众人的事情传播开来。教导儿子以义为先，自己安守本分，终身甘愿。难道人不能像母亲那样贪求私利，为什么不懂得权衡呢？他卑居闾巷，专心料理米盐等家务。才能如果已经具备，即使官位不能令人满足，又何妨安然自得？若不是儿子惟德在朝廷任职，皇恩广泛施及，谁来发扬他的潜德？惟德出仕才到年岁，便忽然去世。多么清白廉洁的操守，世代相传，长寿而且多子，正是上天对至诚的报答。那些损害道义却获得显赫荣华的人，反而不能遮盖自己的惭愧。在墓道上树立碑石，征验他的平生大概；请看这高峻的碑石。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追赠某官，谥文敏元公神道碑铭。唉！我与友人吾复初相交，差不多三十多年了。我们共同任官的地方有八处：我在朝廷任属官时，君在江南任属官。每次为商议事务来到京师，必定畅谈尽兴后才离去。所在之地虽不同，却同为台官属吏。后来在中书省又同为丞相府属官。仁宗居于藩邸时，我们又一同任太子文学。进入翰林院后，我任待制，君任直学士。后来君转任侍讲，我又以直学士代替君在礼部任职。到尚书省时，君任侍郎，我任尚书，不久又一同做宾幕，并且一同主持延祐六年的贡举。唉！世上同官的人，本来有相同一两处的，也有相同四五处的。像我们两人这样在台阁中并肩任职将近三十年，恐怕古代也没有，如今更少有。我们能这样，难道只是偶然吗？这也是交游中的一件大奇事。尤其奇异的，还有两件。至治元年六月，我辞去参议回到济南；第二年二月七日，君突然在京师病逝。我们离开朝廷又恰好相同。君有两个儿子，我也有两个儿子；我的长子先去世，君的长子在一年后去世。我们在继嗣方面感到失望，又相同。过去所共同经历的，说是偶然或许可以；如今共同遭遇的，难道还能用偶然来解释吗？唉！从前君还健在时，曾与我一同到前修撰贡奎仲章家饮酒，饮到一半，君慨然对我说：“从前司马公和范景仁交好，两人约定，后来死的人应当为先死的人铭刻墓穴。我的官职与你希孟相同，气质相同，出仕和退居也相同。若我们之中有人先死，就应当像两位前贤那样遵守约定。你要记住我这句话。”我听后暗自估量自己如蒲柳般的体质，君将来一定会先为我作铭。唉！哪里料到如今竟是我先为君作铭呢？假使君先为我作铭，虽说是不幸，但托君的文章流传不朽，恰恰又是大幸。如今却由我为君作铭，这是君的不幸中又加重一层不幸。虽然如此，当初公去世时，我正在侍奉先父于家庭，虽曾设位哭吊，临吊、赙赠等事都没有赶上。现在若不为他作铭，冥冥之中负罪就更加深重。然而算来君去世如今已经过了三个寒暑，我才开始动笔，并不是我敢于拖延或违背当初的诺言。每次一抒发思念，便悲伤哽咽而不能自禁。如今因为岁月稍远，又不忍违背约定，于是压抑哀痛，编次撰写这篇文章。考察元氏君曾亲口说过：魏国拓跋氏的后裔，他们的上世无法远溯，高祖、曾祖以下全都德行隐晦而没有显达之人。

译到了他的父亲某人，才开始任江南某路经历，于是学习江南的历法数术，像元廷芳、王景初、吴幼清这些人，都曾拜他为师。君为人英俊爽朗，把功名看得没有什么困难，从小就已聪颖出众。他很早便有杰出的声誉，读书作文总是努力超过别人，尤其用心于《春秋》之学。而且他的性情不藏不露，能够暗中察知人的情况；有人请教，他便张髯昂首、整肃头巾，滔滔不绝地竭尽自己的学问来回答。起初，慎斋董公某任佥行枢密院，听说他的贤能，专程来与他交谈；两人的年龄和爵位虽略有差别，却把他当作朋友，交情极深。后来君任行台行院属官，以及入朝任枢密院照磨，都是董公推荐提拔的。君出任山东各县赈济饥民的使者，我拨给他楮币四万缗，同去的使者想把钱带回去。君看到驿站百姓非常困乏，准备发给他们；那使者却说这是流民的钱，不是驿站的钱。君说：“驿站的百姓难道与其他百姓有区别吗？况且大夫出使在外，依《春秋》的义例，是可以专断处理事务的。”我虽没有什么才德，幸而忝列大夫之中，最终还是赈济百姓后回来了。复命时，执政者都称赞他的明断果决。至大四年，仁宗皇帝登上帝位，多次召见他。各寺观碑文，以及为近侍先世功德撰写的铭文，非常多。适逢牧庵姚先生燧以承旨身份居于翰林，修成武二宗实录，便命君总领其事。君尽心辅佐赞助，直到完成两朝的盛典。君所撰写的部分，姚公只略加删改；其他人的作品则所保留很少。君平日曾说：“有题目的文章，我能够写；没有题目的文章，复初也能够写。”他受到推重激励，就是如此。古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后，继承者便没有听说了。到宋代欧阳公出现，才开始振兴衰微的古文；曾巩、苏轼等诸公共同辅佐推进它，但距离韩愈、柳宗元仍有差距。金朝以来，古文便荡然无存，再没有古意。上天开创大元，因为没有科举，士人多专心于古文；牧庵姚公倡导古文，于是渐渐可以与韩愈、柳宗元抗衡。继承牧庵而奋发的，只有君一人。他天分本来就高，又以经学来充实自己，凡是所写文章，仿佛不是经过人力而成；字字都有根据，像战阵排列而戈矛森然，像乐悬陈列而钟磬齐备，像山峰拔地而起、形势峻峭，像北斗高悬而光芒寒冷。正因为有这样的才能，他看待别人所作的文章，总是不肯轻易认可，因此诽谤议论纷纷，大概是由于才高而不肯稍稍谦抑掩藏所造成的。他起初并没有对别人怀有多少恶意。君每次作文必定拿给我看，我有一点见解，从来不敢不为他尽力；君对我也是这样。我曾称许他的文辞精工，君也说我的文章气势盛大。唉，君如今已经去了，今后还能与我互相辅翼、互相劝诫、互相策励而共同趋向善道的，又有谁呢？从前子产听说罕虎去世，哭着说：“没有人和我一起行善了。”我悲悼复初，难道不正与此相同吗？君去世的第二年，朝廷因为他长期辛劳侍从，追赠他完整的官职，谥号文敏。祖父名某，追赠某官；祖母某氏，追赠某夫人；父亲追赠某官，母亲某氏，追赠夫人。君娶李氏，屡次受封为清河郡夫人。两个儿子：长子晦，由典瑞院判出任某州州尹；所谓一年后去世的，是次子，年纪还小。一个女儿，早年患挛疾，招赘某人为婿。君由省参议参与湖广行省政务，召入任集贤侍读学士。考察他的仕历，只有在翰林院任职最久；然而因为台院事务常常不足以充分施展才干，可知他平日锐意兼善天下。享年五十三岁，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家乡清河某村某原的祖坟。铭曰：官位不一定重要，要看他施行了什么；寿命不一定长久，要看他留下了什么。如今君能够凭自己的长处在世上显扬自己，像这样又有什么遗憾呢？又有什么遗憾呢？山东都转运盐使刘公神道碑铭，有序。至治初年，我由参议中书省事请假省亲，来到济南。当时刘君润甫任山东运盐使，因为曾经同为丞相府属官，一向相交友好。后来听说他卧病，我去探望他。他躺着和我说话，面色丰润有光泽，像没有生病一样。医生说：“形体强壮而脉象不相称，不是吉祥的征兆。”不久，他果然在这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因病去世。我前去吊唁，他的孤儿光祖伏地哭泣请求说：“先君过去与您同僚，又彼此友好。如今不幸去世，又死在您的乡里。他遗留下的一两件善行，如果刻在墓道碑上，能够凭借您而不泯灭，除了先生还能托付给谁呢？”于是我也哭了。谨按，君姓刘，名防，字润甫。身材才不过中等，胡须很美，目光威严。性情开朗爽快，议论事情能分明辨别正误曲直，使人容易看清。他起初由吏部掾转任宣徽院等省属官，号称办事敏捷。大德九年遭遇母亲丧事，不久又遭遇父亲丧事，哀伤憔悴，结庐守墓。武宗在中都筑城，起用他主持工部事务，工程完成后，赐银五十两。君说：“这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不能接受赏赐。”于是升为奉训大夫、工部员外郎。至大三年，改任奉议大夫、同提举万亿广源库。这个职务负责钱物出纳，事务繁杂，许多人都害怕担任。君说：“世人说掌管仓库的职务容易使人受到污染，如果自己没有私心，恰好足以彰明我的清白。”于是端正自身并率领下属，所以从上任到交接，始终没有丝毫玷污。当时铨曹中申诉不平的人很多，官吏出行有时甚至不敢在夜间行走，严重的还有被仇人驾车践踏的。中书省以此为忧，奏请君主持吏部事务。他所提拔和黜退的人，众人都佩服他的公正。延祐二年，升任朝列大夫、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在此以前，惠州百姓孙让杀人，行贿长吏，诬称是误杀，因此因赦免而出狱。君暗中查访得知实情，调任官员重新审讯，最终判定应按原案办罪；当时正值旱灾而下了雨，人们说是审决案件所感动的。延祐五年，入朝任大都路同知，官阶中顺大夫。不久拜监察御史，还未及有所弹劾论列，便改任工部侍郎。第二年拜左司郎中，适逢朝廷改革，财政收入不足，于是授山东都转运盐使，官阶中议大夫。他任职共十五个月便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世代是河南盐山人。他的远祖有一位刘千户，在宋英宗朝任职，享年八十岁，于治平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世。高祖名文，曾祖名逸；他的名次，邻人按照族中排行称为六郎。祖父名金，祖父的五个儿子中某、某、瑄，瑄就是君的父亲。父亲居家严谨，享年六十岁，去世后追赠朝列大夫、秘书少监、骑都尉，追封彭城县伯。母亲张氏随同追封为彭城县君。公娶魏氏，封为彭城县君。魏氏后来于某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两个儿子，长子名荣祖，官至保定路总管府判官；次子光祖，当时任枢密院属官，听说父亲病重，立即放下职事，兼程赶回济南，侍奉汤药，人们都称赞他的贤孝。铭曰：

译如今所有从事吏学的人，大多钻营得深入骨髓，谁能遗弃这种风气而独自保持坦荡正直呢？像这样的人不被污浊言论所改变，内心没有隐曲，胸怀开阔坦荡；听说选曹贿赂聚集如车轮辐辏，君身在其中，却丝毫没有受到玷污。历任院、省官职，更加努力自勉，美好的声誉极为显著，众多士人都为之折服。不久遭逢父母丧事，连粥都不入口；用什么来惩罚自己呢？便在墓旁住宿守墓。天子称赞他的孝行，给他俸禄，又使他返回中都城。他亲自审理文牍并完成工程，按照围墙上的规定领取赏赐，并不是想让天子因此称他忠诚，于是给他升为紫服官。听到有人含冤，如同自己陷在牢狱；看见事物失去安置之所，如同自己掉入沟渠。啊，这样的心志，即使古代贤人也不会感到惭愧。正因为如此治理事务，他屡次承受大福。进入幕府便使风气改变，走下车来便有雨随之而至；若不是上天辅助他的诚心，怎么会这样迅速？可惜尚未及任御史，便被邪恶势力牵累，长期困在司法官署，怎能保证朝廷不会肃清？任工部副职不久，又辅佐丞相，众事都公正处理，正如鼎将倾覆时忽然得以扶正。后来转任运盐使，入不敷出、课税都已调平，正盼望得到皇帝召还，谁知突然含玉而终。甲子年将满，谁能说他寿命短促？有儿子承继事业，谁能说无人继续？况且死生之际都蒙受荣宠光耀，始终受到追念，又有什么积存的遗憾呢？遥望那盐山，有高耸如云的石碑；刻下这篇铭诗，永远留给后人知晓。《归田类稿》卷十。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十一。元代张养浩撰。碑文一。济南刘氏先茔碑铭。中奉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刘君事义，于泰定丙寅八月四日在任所去世。安葬之后，历下县他的堂弟、归德府治中居仁来见我，悲痛地说：“先兄参政公仕宦三十年，清苦如一日，年近七十，最终因劳于国事而去世。家兄健在时，常请故翰林学士损斋杨先生文郁为父亲撰铭，请故御史中丞王公博文为祖父撰铭。如今两位先生的笔墨仍然宛然可见，只因仕宦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刻在墓道上。这正是先兄死不瞑目的原因，也是居仁早晚痛心疾首、不能自已的原因。现在先兄凭品级和官阶，又应当有神道碑。只是三代数十年来一直缺少而未办的典礼，幸亏先生能够哀怜我们而完成它，那么死者和生者在幽明两界都没有遗憾了。”于是居仁哭泣，我也哭泣。我与参政公同乡近十年，年长后又曾共同做官，于是答应下来，不再推辞。因此首先载录杨、王二位先生的文章，最后以参政公的行实作结。西溪王公博文叙述其祖父说：“君名震，字晋臣。上世有在青州做官的人，到了曾祖洪，迁居济南邹平。祖父名清，有四个儿子，幼子信是君的父亲，以精通吏学最终任益都总管府掾。” 他性情孝顺友爱，三个兄长远游，长久不归，母亲忧思成病；明每日汲取井水，清洗并浸润母亲的舌头，一个多月后母亲便清醒如常。人们说这是孝心感动所致。他曾告诫君说：‘我起初不能选择正当的道路，凭借狱吏的文书出身，虽然家境温暖、身体安逸，却不愿你这样做。’君恭敬地接受教诲，于是学习儒业。成年后，在乡学中有了声誉，入贡春官。恰逢河朔、山东发生饥荒和战乱，各处都是盗贼聚集之地，君带着两个弟弟躲藏在山岩洞穴中，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把获得的食物给弟弟们吃，天天如此。他平日说：‘在艰难动荡的时代，弱者不能立足，必须强大起来。’于是立即拄杖带剑，拜访军营，求见统帅，以言辞打动他，统帅很高兴，留下他在麾下，凡事都先征询他的意见再行动。有一天，齐河县令骑着良马经过统帅处，统帅喜欢他的坐骑；县令离去后，统帅想派人追杀他，夺取那匹马。君听说后忧惧地说：‘所需要的只是马，以其他东西交换，县令一定不会吝惜，何至于杀人？’君立即召来县令，给他马价，于是让县令把马带走。统帅骑乘的管定多次犯小过，统帅发怒想杀他。君说：‘如今虽然饥荒战乱，行台近

译在附近；如果被责问擅自杀人，将用什么话来答复？’管定的罪果然被查清，完整的案卷已经上报，杀他又何必急在一时？统帅的怒气稍稍平息，君便暗中教导管定的母亲，带领一百多名乡邻中与统帅友善的人前去谢罪，事情终于得到宽解。君存心救助万物，就是这样。壬辰年授行台令，济南公发檄任命他为邹平详议，兼任提领；不久改任监军需库，又监管本府税务。己酉年某月某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娶同邑张氏，生四个儿子：鉴、铎、锷、锡，有的做官，有的务农，有的经商，都以谨慎厚道著称。一个女儿，嫁给邹平县尉之子张某。素庵杨先生弘道，是山东有名的德高之士，与君交情很深。听说君去世，赠送铭诗说：从前我和您同居一乡，经历困厄和通达，延续了八年。说有不同，也说有相同；以德相交，以礼相待，只是来不及当面相聚，凝滞的情意才得以开启。我迁往青州，您留下；最近听说您去世，却未能前来祭奠。幸有儿子继承孝道，能够在邹平守护您的墓地，便把这些写在碑上。您的行实已经陈述出来，但我年老多病，思绪艰涩，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情意，姑且撰写这篇铭文，刻在您的墓上。损斋杨先生文郁叙述其父亲说：君名璧，字君用，是齐地邹平人。曾大父清，大父信，都以孝行著称，在金朝任益都掾史。长考震以词赋中进士，行台济南公聘请他进入宾幕，最终任详议官。山东诸儒之间称他为伟人长者，所以素庵先生杨弘道为他的墓作铭。御史中丞王公博文为他作序并立碑，记载他的世代德行很详细。君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过了二十岁便能用儒学来整治吏治，被选任京畿都漕运司知事，不久升经历。当时权臣擅自施行威福，漕运司的法令几乎全被废弃，侵吞财物的人与他们同恶相济，贪赃污秽遍地，甚至有人把空钥匙交给别人。自从君任职后，同僚故意以旧习对待他，想分送侵吞的财物。君肃然说：“这种话怎么能说到我这里来！”那人惭愧服气。君于是彻底革除旧弊，筹划周密，贪冒滥取无从施行。因为他使漕粮运输顺利，不久仓廪就充实了，京师得以仰赖供给。当时舆论称赞他的廉洁敏干，升任利用监丞来勉励他的功劳。任期满后，调任深州静安县尹，恰逢卢世荣以聚敛财利窃取政权，制定剥削百姓的法规，使郡县官员同商贩一样逐利，百般搜取赢余，甚至计算蔬菜、水果、螃蟹、虾的税利。官吏急于奉承，人人惶惑，争讼喧然。君看出这种势态不可能长久，每天亲自劝谕众人，暂且勉强顺应，务必防止酿成怨恨、产生事变，以求渡过难关。狡猾贪婪的官吏忙着安排，他便观察民力的强弱，命令他们互相帮助借贷。百姓感受到他的诚恳，听从命令，直到卢世荣失败，才把一切措施停止，使地方恢复安宁。百姓安于他的治理；静安是深州靠近州治的县。担任监州的人轻视同僚，每逢办理事务的日子，属官早晚都要到他的宅第迎送。君独不这样做，有人劝他随从众人。君说：“县尹是我的职务，并不是替监州服役的。我治理县务，如果有五件事没有办好，或者贪婪残暴而获罪，因而召来羞辱，本来就是我甘愿承受的。两种情形我都没有，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最终不肯屈服。后来升承务郎、建德路推官，专门审讯在庭的原被告双方。君平心静气地审问，从不疾声厉色，因此人们都吐露实情。察知案情有可以宽恕的，多数从轻发落，不因上官的喜怒来决定轻重。案件审理到属县时，囚犯听说：“刘公来了，我们这些人就不会有冤屈了。”经过他判决处理的案件，使人们久久思念他。第二年，朝廷更新大政，改用人员；京城各司都争相征辟他。不幸君在建德任上已传来讣告，享年五十九岁。时为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孤子事义奔赴丧事，扶柩北还，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乡中某原的祖坟。【阙】妻冯氏，有一子，就是事义，任禹城县尹。君天性中正平和，内心方正，外表圆融，平居温厚谦恭，不与外物抵牾。然而遇到一件事，询问【阙】怎样处理，他从不因徇私隐瞒而迁就。

译正要赴任调动时，有人以行贿引诱君，说可以得到好地方，否则将会被调往远方。君说：“我做官多年了，回头看如果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如今却开始行贿，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惭愧呢？”后来果然授任建德，离京大约数千里。事义请求以有病为由辞免，君说：“没有病，我将欺骗谁呢？”便赶快整理行装出发。到任以后，更加勤勉于吏治；退职后住在书楼，起居生活全无身处远方的忧愁。不是用义理战胜自己的人，不能做到这样。他历任官职所到之处，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亲近百姓，以清廉自守来履行职务，以谦恭态度接待士大夫，人们共同赞叹他的详议。公有这样的儿子，古代也有先例。即使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尚且有典范可循，大概就在这里。何况他又凭借家学成就了自己的儿子，入仕后已经有良好的政绩。刘氏宗族的昌盛，还没有止境。铭曰：荣华如同利益，是世人共同追逐的东西；有台阶可以上升，谁能安于义理？美好的刘君，聪明敏锐，宽厚舒展，从长厚本性的余泽中秀出，遵循平易的道路前行。诱惑他而不能使他前进，威胁他而不能使他改变。别人以为困难的事，他自己做起来却容易。称说他治理百姓，清廉而通达；审理案件，仁爱而忠诚。难道没有神明降福给这样安宁恭敬的人吗？然而他的寿命没有满一个甲子，才干也没有在朝廷士大夫中充分施展。上天大概是要开启他的后代，使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先业，以成就更加美好的功德。有高大的坟丘，有环绕墓道的碑石；歌咏这篇铭诗，使他的声名利于春秋而长存。我考察参政公名事义，字伯宜，刚直明亮而有风采气概，聪敏好学，能作诗。他所题写吟咏的诗文，人们多能背诵传诵。起初由礼部掾被征辟为詹事院掾，又被征辟为丞相府掾。当时执掌国政的人对待下属如同捆扎湿物，诸位属官动辄遭受刑罚羞辱。君因为谨慎敏捷而不愿受此牵连，自认为长期处在这里不是福，于是请求任副大都酒课提举。有人用财物想使他留任，君说：“幸而能够保全自身出仕；如果确实能自我清洁，职务中有财货又有什么妨害？”不久授承务郎、禹城县尹。上任后，与同僚意见不合；想有所作为，对方总是阻挠破坏。君向上官说明情况，使那人停止职务，专门奔走外地办事；又条列利弊，观察时机兴革。凡有讼案在法庭判决，吏役便无法从中玩弄，百姓深深感激他，只怕同僚重新任职，使贤能的县尹放松施政。后来百姓进献一茎九穗的嘉禾，都说是治理有感的结果。瓜代之际，地方耆老为他的政绩立碑于县治。部使者上报他的实际政绩，授辽阳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不久选任吏部、工部主事，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因而拜监察御史。在此以前，奸臣法乐实以宣慰使的身份横行山东；君任禹城县尹时，耳熟其恶行。到了这时，便揭发他的奸邪罪状上报朝廷。不久转任中书右司都事。服满丧制后，授秘书少监。执政者认为秘书省事务清闲，不适合君，于是又奏请授兵部郎中，官阶中顺大夫。省臣认为大都宣课提举司收入多有不实，命君监督征榷，果然增加了数倍，便把具体数目全部上报。赏赐白金五十两、异币各二端。台臣考察他的廉洁，奏请授浙西廉访副使，官阶太中大夫。浙西百姓和物产极为富庶，行省各司一向号称难治，君一概务求完全公正，此外不顾虑什么。后来改任两浙盐运使，收入和支出、课税都调理均平，没有屈曲。任职一年因病离开。陕西发生动乱，御史台征召并奏请他任治书侍御史。动乱平息后，改任嘉议大夫、湖南廉访使。至治三年，拜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中执法阿尔哈雅一向有声望，在台阁中以明敏著称，而且威势凌驾当世，视众人如无物，唯独对君特别看重并提高礼遇。今上登基后，拜中奉大夫、陕西行台侍御史。第二年，拜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去世时，年六十七岁。祖父震，先封亚中大夫、东平路总管、轻车都尉、彭城郡侯，今追赠嘉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彭城郡侯。祖母张氏，追赠彭城郡夫人。父亲璧，先追赠中顺大夫、户部侍郎，今追赠中奉大夫、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彭城郡公。母亲冯氏，彭城郡夫人。君的配偶成氏、盖氏、韩氏，都先于君去世。现在的妻子为齐氏。皇庆元年，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刘氏到参政公，已经三代了。素庵杨先生和西溪王中丞，都是一代伟人，却都与他的祖父有这样的交往。损斋杨先生凭年资和德望成为国家老成之臣，又与他的父亲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对君寄予厚望。如今一切都如他们所说；我生得较晚，来不及认识他的祖父和父亲，只与参政公相交友好。唉！看三位先生的文章，便知道刘氏之所以成就伯宜，大概是有原因的。古人说德行传之久远，后来才会兴盛，确实如此！铭曰：河水从太阳般的源头倾泻而下，昆仑山高耸如岳，根基平夷而厚重如大地。刘氏先人的德行，世世累积，前代未能施展，后来终于开启光明。起初任职于民事，功绩便显著。对骄横强暴者加以铲除，对循良弱者加以扶植；等到乡里有人作奸，便以雷霆般的威势整治，以疾风般的力量折服。后来任宾省幕僚，耻于因循敷衍，始终直言不讳。出任浙西宪司访察使，更加公开宣布政令，出手如箭射中目标。于是任盐司副职，想挫败他的锋芒，对方却多有过错，我有什么过失呢？不久有命令让他兼任陕西行台副职，把已经倾颓的政局重新扶起。又过一年，从西河调往南方，离去之处都思念他，到任之处都得到治理。晋升台官本可纠正庸碌，勉励忠贞，上天为何如此，竟使他突然陨落？寿命达到七十，品秩升到二品，恩典接连惠及华族。儿子孝顺，臣子忠诚；生前有事迹可述，死后有声名流传。我作这篇铭文，只记录事实，不是为了炫耀今人或赞美而已，实在是不能停止。济南阳丘许氏先茔碑铭。

译我刚七岁时，外家许氏全家从历下迁居江南，至今还记得先母带着某祖在西城门外一起放声哭泣而分别。当时我茫然不知为什么悲伤。到了十三岁，先母去世；不久又听说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那时我已经略有知觉，暗自哀叹自己受了什么天地间的罪过？既早早失去母亲，又失去外祖父，虽有一两个舅父，却相隔数千里之遥，死者和生者都不敢确定还能相见。至大改元，我由太子文学拜监察御史；表兄伯时从江南来，如果他不说话，彼此都无法相认。表兄说起他的旧事，于是我哭，表兄也哭。今年夏天，我又以尚书身份主持礼部贡举事务，表兄因听候调任来到京师，并带来舅父的嘱托，请求我为先茔撰写碑铭。我私下想，我自幼年与外家分别，至今四十多年，一直想前往省视却不能实现。如今竟承蒙他把我不丰厚的文章托付给墓地，那么我平日悬念不安的心或许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所以不再推辞，提笔撰写。考察许氏以国为姓，出自炎帝姜姓，世代居住在济南章丘的延安里。高祖、曾祖以上，他们的仕宦和世系属于金源氏；在改朝换代之际，谱牒散失，无法考证。祖父侯全，性情和厚而敏达，曾任生植典狱，有阴德，享年七十三岁。祖母马氏，享年七十八岁，二人去世后都权且安葬在武昌。我父亲原有两个儿子，长子克修，次子为我；有一个女儿，嫁给先母的兄长，被封赠为济南郡夫人。我的舅父字仲德，克修是他的名字，精通法律之学，参加吏员考试后任总府属官，才干声誉很高。后来由云南行省掾调任廉州合浦县尹，又调任象州路总管府经历，这两个地方都是炎热荒远的边地，百姓如鸟兽般难以安定，官政废弛已久，胥吏到处横暴不法。我的舅父不因内外远近而改变态度，按照职责应当做的去做，直往前行而毫不顾虑。不到两年，乡里的学校兴办起来，农民在田野里勤力耕作，盗贼不再侵扰毁坏，连多年来逃亡的百姓也扶老携幼回来复业，獠人的风俗因此大为改变。宪司和宣慰司争相上奏称颂他的才能，所以他再次出任静江的县尹，政绩声名更加显著。在这以前，两江广西宣慰司的幕官多次因贪墨败露，那些清廉的人往往又不能胜任职务，使者对此很忧虑。听说了他的先前政绩，便征召他任都事，辅助上级、勉励下属，裁决处理事务从容有余，所管辖的地方因此得以安宁。宪府有诉讼案件，总是移文让他裁决；他平心依理审断，被判罪的人自己也认为没有冤屈。他在幕府任职三年，做官的意趣渐渐衰减，于是以阳朔县尹的身份退休。有人因为他年纪还未衰老，劝他不要停止仕途，公说：“我早年离弃乡里的坟墓，奔波劳顿而没有固定居所，对故乡的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如果不趁这个时候回到故乡，来完成我父母的丧葬之事，那么我将来就不能瞑目于地下了。”那人听了，认为他很贤能。如今他已经七十七岁，精神还没有衰弱。由此看来，我和他相见的日子，大概可以确定了。他娶高氏为妻，贤能而且善于持家。三个儿子：长子可道，就是我的表兄，如今授任承直郎、湖州路推官；次子可权，任湖广监税；次子畊道，早年去世。他们都是我的表弟。于是作铭文说。世人所说的君子，大概有两种标准：有官位的叫尊贵，有德行的叫贤能。官位如果显赫，而德行不相称，那只是外表华美，是有见识的人所忧虑的。德行确实优长，官位却没有相应回报，我自当安然自处；反过来说，那些只重官位的人就应当感到羞惭。啊，我的外祖父，世代培植德行，所得的报偿虽然还不宏大，但他的行为已经十分完备。何况治理百里之地，本来就是古代诸侯的封地，名位仅次于公爵，他所获得的已经很丰厚了。谁说荒远边服永远远离王化？公一到那里，就与中原没有不同。公没有来时，人们想起那里的暴民如虎狼；公一到任，他们便驯服得像羊一样。风纪诉讼事务，每天忙得无暇应付，移檄请公代为推断，细微之处也一定剖析清楚。公两次任县尹，政绩非常良好；幕府把他当作宾客礼遇，他的美好声名更加传播。别人有了这样的成就，一定会巧于经营仕途，谁肯在前途正隆盛时停步一半？知足就不会受辱。老氏有这样的话，用来概括公的事迹，确实证明了所听闻的道理。绵延的绣泉啊，四周有山环绕耸立；在这里立下这篇铭诗，愿永远传给山谷中后世的继承者。济南历城县侯氏先茔碑铭。侯氏这一姓，是晋国绵延下来的子孙。历代诸侯国中都有人佩带簪组做官，后来有一支居住在大梁夷门市。有个人穿着粗布衣服，却唯独以气概高出世人，对列侯封君都视若无物，傲然坐在那里。魏无忌以后到了汉代，只有以霸为号的循吏担任郡守，前后两次以威严和恩惠治理，从此便衰微了。历代虽有做官的人，谱牒却漫无头绪，无法相互接续。高祖在金朝做官，名讳失传，官至明威阃外，制度规定世代居住在考县。后来遇到兵乱，为躲避战祸向东迁徙，也是形势所迫。三个儿子中，孟、季、仲的次序如此。其曾祖名聂，曾祖母生有三个儿子，只记载了其中两个，名元、名兴。祖父威没有做官，原配聂氏、冯氏，生四个儿子：林杰、全、三、鼎足似。光祖这一支出自冯氏；他的父亲林氏家业逐渐兴盛，仿效白圭经营货物以获取利益，母亲李氏如邹氏般善于内助，抚养五个儿子：长子亮，幼子安，次子礼，再次为仁、斌。弟弟们各自继承家业，使之不废。几个女儿温婉听从，嫁入名门后，都能胜任主妇。亮任盐管勾当防计，后来升任德州税司使。他不只通晓儒学和吏务，而且所承担的防务还有许多宏大的才能没有机会施展。克敬是他的后嗣，任麪局提举，官阶弘州涖阶承务郎，身佩绯色绶带，职位却不足以施展才能，犹如箱中困着骏马。季安乐于施舍，性情温和纯厚，挥金如土，倾心结交当世士人；不把货财积聚在自身，而以情义感动交游之人，停止车马接济贫者，像小孟尝一样。当时有人评论说，考察名声、核验实际，大概不会有差错；那个人即使拥有巨万家财，也会畏缩得像刺猬一样。唉，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后来授任和州同知，因亲人而有喜惧之情，便随即辞去职务。他享年五十六岁，上天没有保全他，众人都叹息他在中途夭折，正如船行到一半、徒劳于水陆而最终没有成功。说他老并不算老，说他幼也并不算幼；假如再给他一些年岁，又有什么不可期望的呢？他的弟弟就是仁，字仲贤，平常就有老成的气度。他常常为先茔缺少记述而悲伤，曾说：“万物以天地为祖，人以先祖为本；豺狼獭鱼等禽兽尚且知道祭祀，难道我们昧于此理，不惭愧于禽兽吗？”于是便在墓地营建墓园，设置屏障和墙垣，种植松柏，每逢岁时祭祀，祭品一定亲自送到；手脚冻裂生疮，也不顾劳苦。他正准备刻石来标明墓道，却突然先于朝露而死，命运竟不是这样安排的。兄弟之情赖斌能够继承他的遗志；我也是因为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这些不同寻常的事，向我说明时不禁哽咽流泪。父兄幸而把后事托付给世交，我怎敢用铭文来劳累子孙？我从农圃回来，文思已经衰竭，坚决推辞了两次；后来更加慎重地选择、郑重地撰写，略去细节，又借树木和泉水作比喻：要使泉水通达，必须疏通阻塞；要使树木繁茂，根基和水源必须牢固。若不疏浚源流，水道终将枯竭；不从根本培育，枝叶就会枯萎。《易》说积善与积不善会显现出来，福庆和灾殃无不各以同类相应；到了这里，这个道理必然如此，并不是有人虚假地披着善行外衣来欺骗上天。

译如今您追念远祖，如同刚刚安葬他们一样，使贤者受到激励，使愚者受到警醒，顾念这些，我怎敢歪曲文辞而躲避呢？于是改写这篇文章，使之为泉壤增光。古人作碑、作志，本来只是为了题名和记载祭牲等事，后来又附带记述履历，往往铺张辞藻，坐使文辞冗费，甚至把过分端丽谄佞当作才智。文章如果华美超过实际，便不能掩盖事实。作者因为贪图所得的酬谢，便借机施展全部文才，哪里还顾得上深思是否失去最初的本意？历城县西有山，青翠高耸；茂密的墓地树林形成荫蔽。齐东的乡野之人揭示其中的幽微，字字都有凭据，并不是对死者徒然献媚。愿千万年后永远昭示世人。济南姚氏先德碑铭。姚氏是虞舜的后裔。舜出生在姚墟，子孙便因地名而以姚为姓。春秋时有郑国大夫勾耳，汉代有谏大夫平，唐代有梁国公崇，宋代有太尉麟，都是姚氏中最著名的人。元朝初年有名成的人，勇武有力，熟悉骑射；因为躲避金朝末年的战乱，从宁海来到亳地。起初他随俗混居，别人并不认为他奇异。有一天众人一起到郊外，一人拿着弓箭向众人夸耀，公却缩手缩脚，像是没有能力。不一会儿，三只兔子突然从草丛中跃出，持弓的人弯弓却一只也射不中，公取过他的弓，连续射出三箭，三箭都射中，众人才惊讶于他的武艺。后来到了济南，两州百姓把他看作屏障和援助，聚集跟随他的有几千人，公无法阻止。于是晓谕众人说：“我是汉人，才能微薄、势力孤单，将不能庇护你们；万一被人怀疑是你们反叛，灾祸也会连累我。听说如今雅克国王是中朝贵胄，德行很高，而且估计可以前去归附他。”于是率领众人去拜见雅克国王，国王非常高兴，奉皇帝的制命署任他为军民元帅。不久这件事被皇帝听闻，赐给他金符，以表彰他的忠诚。没有过多久，朝廷裁减诸侯王的官属，他便交还符节，全族退居邹平的厓镇。有人为他失意而悲伤，公却处之泰然。后来因登记户籍而迁居济南，享尽天年而死。他娶赵氏为妻，生三个儿子：名贵的，是长子；名德的，是次子；名乂的，是幼子。贵侍奉东方诸侯张宏，任郎君；“郎君”是当时对亲近之人的称呼。侯王喜爱他沉默淳厚诚实，所信任的人没有谁能离间他们。平时他远离货利，和两个弟弟极为和睦亲爱；周济亲属中的贫困者以及他人的急难，拿出自己的所有而不计较。因此乡里众口一词地说：“姚郎君是善人，是义人。”他曾遇到一位道士，传给他治疗疮疡的秘方，无论年老年壮，都可以保证治愈。于是他掌握这种药方，四方前来求药的人不远千里，络绎不绝地来到门前，即使徒手而来，也没有不满足其要求的。他享年八十岁，死于乡里的住宅正寝，时间是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娶张氏为妻，生三个儿子：长子允中，字彦德，任山东永阜盐场管勾，为了奉养年老的亲人而任此方便的职务；次子用中，字彦德；幼子行中。用中与全交游友善。他由江浙行省属官入朝，任群牧司照磨、内宰司典簿、徽政院都事、经历、内宰丞，这些都是出入宫禁近侍之职，有的还兼管内库，是人们所畏惧任职的地方。他恭敬谨慎、周详缜密，不大声疾色，所任职务都能胜任，似乎不知道那些职务既艰难又繁重。他在徽政院任职时，权臣特们德尔的声势极其张扬，依附他的人很快就能得到显要职位；特们德尔多次秘密召见他，他料定此人必败，不屑于依附。不久，他出任龙兴路富州尹，官阶为中议大夫。富州是江西的重要郡县。此前任州官的人往往因贪墨败露，他任职后，从上级馈赠到下属私谒，都没有一丝进入自己手中；百姓的诉讼随到随决，不用威势压制，只善于以道义引导，晓谕他们以安静为期。不是顽固不化的人都能服从，罪过太重的人也不曾轻易交付刑法。满一年，全境都受到教化而归服，大概是因为他存心仁厚宽恕，循良的政教深入人心的缘故。起初，庙学年久日渐废弛，他担心无法达到瞻仰礼敬的要求，便修葺而使之焕然一新，又刻梧桐木制作七十二贤和从事诸儒的塑像，两庑共有七十多间。工程和役夫很多，不到半年便落成，众人都不认为劳苦。任期将满时，不幸得病，百姓拿着香奔走祈望，甚至有人祈求以自身代替他的疾病；即使儿子为父母祈祷，也未必有这样恳切。病势稍缓，他立即移文辞职归乡，士人和百姓书写颂德的文辞，拦在车前拜送，边哭边挽留；有些人带着壶装的饭食，从百余里外前来为他饯行，一路不肯离去。公也悲伤得不能自胜，临别时安慰他们说：“父老们实在辛苦了！如果不是我的病，我怎么忍心舍弃你们而离去？上天如果怜悯我，将来或许还能再来到这里，也未可知。”到了故乡一个多月，他仍然居家休养，没有停止服药。于是命表侄潘遹和他的朋友蔡君珦来对我说：“用中有百般不如别人之处，然而能够达到今天这样通达显贵的地位，实在是依赖祖宗的福德。我由转任南北各地，先世坟墓的营建拖延已久而尚未办成，并不是我敢于怠慢报答根本之事，大概是将有所等待。如今命堪舆家相看地势，在历城西南十余里洪山的南面找到一处地方，依照吉卜行事。倘蒙公顾念从前的交情，屈尊赐文刻在金石上，不只是活着的人拜谢您的显赫恩德，死去的人也将铭刻在骨髓之中。”我与中议君都是济南人；他在京师做官时，我任吏部官员，他任参议徽政，而且同时在职。何况他的志向在于显扬亲人，又有蔡君的请求，这些都是我不敢推辞的。因此作铭说。士人求取功名，用来摆脱寒微处境，不只是依靠自己奇异的才华，也还要由于际遇适逢其时。遇到时机，即使平民也可以登上通达天子的道路；否则，即使有豪杰的资质，也可能连在荆棘中栖身都做不到。凭宁海公的雄武，如果让他率领勇猛的军队保卫边疆，难道不足以抵御君王所痛恨的敌人，击鼓进军而不停止，与英、卫、褒、鄂一类的名将并驾齐驱吗？只是他的才能刚刚得到施展，便在中途受到拘束，所以不能完全施展作为、发挥才干。虽然如此，官位与德行不相称的人，后世终究会实现前人所说的话；这个道理有迹可考，毫无疑问。子孙世世代代承袭美誉，以神奇的才术和仁惠的政绩，为百姓带来无穷的福祉，实在是应当的。唉，后来观看这篇碑铭的人，应当只是一心勤勉行善，不要说上天和人事相违，漠然不知我吧。章丘杨氏先茔碑铭。

译凡是在长江以南游宦的人，不管任职时间长短，往往贪恋那里物产丰饶，便留恋不肯归乡。唉，狐狸死了还把头朝向山丘，意思是不能忘记自己生长的地方；人如果忘记桑梓，难道可以吗？至治癸亥年冬，如今任镇江路总管府同知、已经退休的杨君允来见我，说：“我成年以后，跟随故参知政事绣江张公在南方任职，差不多四十年了。当时一同前往的人都在那边安家，唯独我心中不能安定，一定要回到乡里养老，然后才没有遗憾。况且我杨氏的祖先，是冀州枣强人，因为躲避金朝末年的战乱迁到泰安；从高祖起又迁到齐地阳丘，因登记户籍而归入济南。曾祖名讳失传，字素，孝友有德，因为怜悯他的兄弟没有后嗣，把大祖墓和父亲合葬在东顿丘唐业村。如今那里有两座坟墓，却不知道哪一座是始祖的长兄、叔父、兄长还是弟弟。曾祖有五个儿子，都务农而不做官，名宝、聚、福、友、善。名友的，是我的祖父；名善的，是他的义弟。这个家族非常繁衍和睦，共同居住了好几代，人们称为义门杨氏。祖父有三个儿子，长子琦，次子就是先父，幼子甫。先父名良，字君佐。先母王氏，二人都活到七十岁左右才去世。从高祖到我，已经五代了。他的子孙中没有做官的，只有我蒙受通达显贵的恩宠，这大概是祖宗积德开始在我身上萌芽。现在将要把这些刻在先茔的石碑上，用来教导我们的后人，所以再拜请您为我作铭。”我听说后，认为他不忘根本而且重视乡里，于是答应下来，没有推辞。高祖、曾祖以下的情况，见于杨君自己列出的材料。考察杨氏的先祖，实在是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的后裔；到了晋出公逃奔齐国，生伯侨，伯侨回到周地，被封为杨侯，因而以国名为姓。周朝末年有杨朱以善辩闻名，列国以及秦、汉、隋、唐时期名扬一代的人也不乏其人。进入本朝，做到公卿的人也时常有。杨君性情文采清洁，办事无论大小，都一定合乎规矩。早年学习吏务，把符、刺、檄、牍看作平日熟习的事务。由江浙行省属官任满后，出任慈溪县尹，不忍用法律苛绳百姓，治理崇尚宽恕，人们把他比作佛。曾经遇到大饥荒，饿死者遍布道路，明州、越州一带都是如此。杨君向帅府申报，迅速传闻于行省，获准开仓赈济，但仍恐怕不够，又劝富豪之家捐钱若干，灾患才稍稍平息。县里失火蔓延到庙学，杨君亲自率先冲向众人，将要奔入烈焰之中，火却自行熄灭，人们说这是至诚感动了天。又调任台州路总管府经历。当时朝廷派使者巡察各道，所到之处按察罢免官员，没有谁能留任；台州受害尤其严重，唯独杨君没有受到丝毫牵连。后来他代任平江路推官。吴地风俗轻生而多诡诈，因此审理狱讼尤其困难。杨君一概以诚心求取实情，所以常常能够查明真伪；任期结束，未曾听说有一件冤案。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年纪已经到了，慨然产生恢复平民服色、怀念故乡的想法，便移文公府，携带家人向东而去；朝廷制授他为朝列大夫、镇江路同知，准予退休。他娶李氏，李氏在十年前去世；有一个儿子名庭显，任绍兴路诸暨州儒学正；有四个女儿，都嫁给名门。杨君今年七十三岁，神采容貌却像五六十岁的人，况且年纪尚不衰老，国家制度也允许退休。那么，他为什么仍然径直归乡而毫不顾虑？他的心意大概是说：人对于富贵利达，知道满足的很少；只要不被巨大的祸患牵累，内心就不会灰败。如今我经历艰难险阻四十年，幸而没有灾祸，又能保全桑梓故乡，上天给我的福分已经很多了，难道还要贪恋荣华、冒受羞耻，去讨好那些自矜强健的人吗？我说，年老而不忘故乡，是仁；退居而不向人献媚，是义；长久安乐于故土而不流徙，是勇；表彰先祖德行以告诫后代，是孝。一举而具备四种美德，应该刻铭。铭曰：狐狸死了尚且头朝故丘，还不忘根本；人轻易违背自己的生存之地，又怎么忍心？所得能有多少，失去的却很多。谁有杨君这样贤能？他发誓专心不改。起初在南方做官，是形势所迫而不能避免；浮华的潮流如高山耸立，他却不肯转身停留片刻。心中只想着故乡的坟墓和白发乡里，最终又回到上天赐给我的故土。从他的上世起，都是以务农隐居为业；积累既深，才发扬出蕴藏的德行。他发扬的是什么？不只是官位。官位高而人品卑下，正好促成倾覆。做官能有多少？能够获得循良的美名，用这个来衡量，优劣十分分明。如今已到桑榆晚年，体力没有衰减旧日，难道不值得明察吗？苍天只以德行相助，纯厚地保佑巍峨的顿丘啊，山上有树林；先世所经历的一切啊，都在树林的荫影之中。刻下铭文于乐石啊，昭示美好的德音。永远不要废弃，使后世有所承继；子孙从今以后都要如此。《归田类稿》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十二。元，张养浩撰。碑二。阳丘张氏先茔碣铭。延祐戊午年，舞阳县尹张君如砥因听候调任来到京师。我曾到他的寓所拜访，屋舍宽敞，却没有宴席，只能答应他索取柴薪做饭。张君端正地坐着读书，神色自若；我赞赏他做官而能安于贫困，既替他高兴，又为自己惭愧。过了很久，我向别人询问，都说：“张君先前任舞阳县尹，清廉如冰蘖，声名非常显著；所以他孤身旅居、靠旅食度日，也不会忧愁。”不久，他和阳丘的彭敬叔一同来见我，请我为先茔作铭。我私下想，以张君这样的贤能，只要能写文章的人，谁不愿意为他作铭？为什么反而来征求像我这样浅薄的人呢？但因为我们同宗同里，于是就根据他的事状加以编次。张氏居住在阳丘锦川里，不知已有多少世。曾祖父的名讳失传，按族中排行称为三官人。娶王氏，生子林，就是张君的祖父。王父性情和易，善于置业；遇到贫困者便赈济并帮助其谋生，从不吝惜。乡里有诉讼，便要求双方当面陈述曲直，常常当面斥责而毫不隐瞒，双方退下后都心悦诚服。他侍奉母亲很孝顺，母亲稍不高兴，便上前叩头谢罪不停，希望她平息威怒。曾经背负重物，重得像泰山一样；母亲担心他疲惫，便减少饮食。张君忧伤地说：“我这样做，本来是想让她安适，如今反而使她忧病，怎么办呢？”于是亲自拉车前行，又担心颠簸震动，便给车轮包上蒲草。乡里人都把他看作孝子。他居住的地方靠近沟渠，每逢夏秋淫雨，洪水冲断道路，于是买来石头架桥，行人至今都感念他的恩德。母亲王氏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在本里八盘庄西北的先茔。祖母刘氏生四个儿子，名信、毅、宽、德，都务农隐居，彼此敬爱。宽就是张君的父亲，性情纯厚诚笃，与人交往真挚而没有争胜之心。每逢岁时，他在路旁准备食物，等待饥饿的人来取，人们说他有父亲的遗风。他享年六十岁，于至大二年八月二日去世。娶樊氏，生四个儿子：如砥、如璧、如松、如衡；两个女儿，都嫁给贤良家族。如砥就是张君，字周道。他从有关国事的言论中受到启发，早年任湖广省掾，任满后调任固安州判官，辅佐长官完全尽职。又调任舞阳县尹，才开始获得专掌印信的权力；他清除弊病、抚恤困乏，扶助善良的人，对应当做的事勇于向前，毫不退避，所以所到之处，废弛的政务全都得到振兴。考核诸县时，御史中丞缑山陈先生天祥的德业冠绝一世，至于推荐张君时说：“自从他上任以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由此可见张君的治理。张君离任后，百姓为他立碑颂扬爱戴。如今授任承务郎、松江上海县尹，尚未赴任。铭曰：世人说，泽被万物一定要凭借官位；既然做了官却没有声名，便又叹息官位卑微。这种人的心术，是因为没有明白道理。道理如果明白，万种善行就会聚集而光耀。贤良的宗族承袭先世，务农而不依靠官位，却使众人受到风气感化。人的德行没有比孝义更大的；在这方面不感到惭愧，便足以掩盖官位的微小。他的孝行是什么？只是害怕有所违背，始终愉快恭敬地奉养父母。他的义行是什么？飞快奔赴他人的急难，凡是没有安定的事情，都像自己的责任一样承担。上天保佑善人，他的后代应当非常昌盛。家世相传不止一代，越传越远，越发光耀。说他的官位微小吗？他在百姓和社稷之间都留下了恩惠。说他的官位显赫吗？他守护的不过是百里之地。曾听说利器陆离剸割，虽然象牙犀角尚未拿来试用，它又有什么可惭愧？从割鸡这样的小事就能看出本领；人的才能本来不由官位决定，才能确实优良，官位微小难道能成为我的累赘吗？何况他所到达的地方，前途还未可限量。梗楠豫章这样的良材，也要从嫩芽开始成长。看那锦川，水流绵延不绝；在这里刻下这篇铭诗，愿与它永远相伴。有莘王氏先德碑铭。承事郎、山东宪使知事王君德新，从高祖、曾祖以下数代先人的坟墓，都因故未能兴建完成；他悲伤而不食荤已经十七年。泰定丁卯年，他才开始请假，把先人改葬在家乡莘县西南四里左右乐祖乡的原野上，这是合乎礼的。第二年，因为御史推荐，授承务郎，改任河南宪司副职，将要赴任时，带着翰林待制李泂所写的先世族次、官职治理以及出仕退隐大略的材料来到我这里，拜谢并请求说：“先生在世代都有文名，是正直之人，写文章不夸大赞美；如果超过事实，哪怕极细小的地方也不肯借此虚饰。在今天的文辞中，值得后世信任的，只有您。我祖父、父亲几十年来未能安葬，如今幸而得以安妥，倘若先生宽恕我拖延之罪，屈尊赐下铭文，那么不但德新自己的罪过可以稍稍赎偿，我家世世代代的德行和恩泽，也将像日月星辰一样在今日显明，像江汉一样流传后世。”我早就很赞赏王君的孝行，想为他叙述却一直无暇；如今因这次请求，便不再推辞。考察王氏，出自金源近族，最初姓完颜。五世祖荣，任侍卫亲军万户、上京留守，他的事功没有可考的记载；但看他所受的官职，便知道他的才干雄视一代。高祖相，按制度本应承袭父职，却把它让给弟弟中都玛国主；朝廷认为他有义，于是另授总帅，镇守关陕。当时金朝的乱象已经萌发，凡是像狐鼠一样侵扰其境的人，都望风逃匿，百姓因此得以安定。次传到曾祖宽，镇守淮南；不久金宣宗迁都汴京，我元朝进取河北，各地纷纷溃乱，于是他逃避到南方，因而改姓王。完颜用汉语说就是王姓。两代人都葬在东平阳谷。祖父铎，朴实厚重而少言，气度安定、精神沉静，学问广博；但务求韬光养晦，不因自己的长处而使别人难堪。有人来跟随他学习，他便谆谆不倦地把自己所知全部告诉对方；他隐居在莘县。有人劝他出仕，他只说：“好。”最终却没有出仕，当时人把他看作处士。祖母董氏，内在德行完全与他相称。父亲士美，字彦徽，笃信古道并努力实行，文采丰富而质朴厚重，喜欢结交天下知名人士。凡是平庸之人，即使声势正盛，他也不与之交游；有人仰慕他的德行而来，他也从不深拒，必定开导其心，使之归于善。乡里人无论老幼、贤良或暴戾，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敬仰他的，以至于不敢直呼他的姓名，只尊称为“居士、居士”。他曾南游，寄居在安丰。母亲张氏，是崇惠先生安民的女儿，渐渐受到经典教诲的熏陶，和睦宗族、善于持家，侍奉公婆有超过常人的行为。公婆患背痈，久不服药，她亲自吮吸脓血，因而痊愈。

译祖姑年九十多岁，牙齿全都脱落了，她每次都咀嚼食物后喂给祖姑；凡是祖姑所喜欢的东西，不等她开口，便先想到并在乡里搜集。乡里那些争吵辱骂的人，听到她的德行，往往互相告诫而改过。她的叔祖父父子名用，崇尚义气，有志向和气概，勤于周济别人。遇到荒年饥馑时，曾开仓把粮食送给流离在道路上的百姓，所用粮食大约有几千车；周济宗族中的贫困者，更是不计其数。一家之内，仁爱孝顺的风气浓厚得可以捧取。德新之所以在当时卓然出众，大概是有根源的。德新字君实，父母去世后守丧，不饮一勺酒水，连续多日悲哀过度，几乎丧失生命。守墓共三年，每次祭祀都有一千多只乌鸦飞来聚集，人们说这是至孝感动了它们。他由霍邱教谕被征召到淮西，后来任山东宪史，又被征召为刑部、集贤院掾史。任满后出任现在的职务。此前，有司上奏他的孝行，朝廷表彰他的家门为“孝子”，又把他所居的里署名为“孝廉”。直到今天，乡人不称他的官职，只称他为“王孝子”。唉，一个人能获得这样的名声，也算是极大的荣耀了！士人本来有能在绝域建立功业的，却不能得到乡里的敬重；有能威慑千万人，却不能得到一位士君子的首肯。像君这样的人，乡人信服他，朝廷表彰他，名公贤士也都称颂他。即使三公那样尊贵的人，能够使人信服到这种程度，也未必多见。至于请求出兵追捕逃亡者，置办器具救济饥民，审理案件而存留宽恕，著书记录见闻，汇集先朝政事以备实录，这些只是因事发挥才能，表现于一时刀笔文书等微末事务中的作为，并不是孝子平日推及同类、兼善天下的志向。不过，观察他的细小事情，就可以推知他更大的德行，所以我一并叙述这些，作为他将来显著功业的凭据。起本祖处士君，享年九十六岁。祖妣吕氏，享年九十五岁。父亲居士君，享年五十七岁，于延祐乙卯五月十八日去世，赠承事郎、东昌路莘县尹。母亲张氏，赠宜人，享年五十五岁，于至大辛亥九月十四日去世。德新之所以享有这美好的声名并完成祖先安葬之事，大概是因为他的族叔父湘宁王司马说“公直者”多方帮助了他。铭曰：谁说世代享受禄位，家族就少有不遵礼义的？孝与义聚集在一家之中，历代相承而几乎没有间断；没有贵族子弟的习气，摒弃华靡，行动必定合乎法度、遵循礼仪。兄弟们都是统军之才，一门之内有金紫官服；幼弟的恩遇尚未及身，却已经自己辞让，不肯承袭。年少者以平民自处，不把未能积累年资、各自成名看作羞耻。两代退居园林，激励贪鄙之人，讲学来自我娱乐。爵位即使沾染尘滓，道德却会长久而更加芬芳。居室中有兰芷，井水清洁却无人取食，又有谁能毁谤它？他可以和汉代贤彦、方正儒者相抗衡；自身虽然隐晦，道却因此彰明。坚守退隐之道，举世都推重他的风操，没有人能企及。此德行不只是能善于整治家庭、规范乡里，就像玉藏在山中而使山林显丽，水中有珠而使洲渚生辉。河水润泽九里有余，确实就像这样。假使他出仕为世所用，也未必止于此。事物既有收敛，就必然有舒张，这是事理。后代继承孝廉，大概是上天开始启用他，使他的才能得到一点施展。他担任风纪官属，开始用儒术改变地方风气；直到纷乱平息、众人脱离危难，往往请求他亲自出行处理。多么伟大！他投鞭渡过鲸涛，仿佛走路、拾取一样容易；探入虎穴也不依靠凶悍狡黠之人，最终没有一个逃脱，全部被擒获。诸公因此惊愕，称誉他像金石般坚贞，又惋惜他所任职位太微小，使凤凰栖息于枳棘，不能充分施展谋略，难道应当止步于此吗？他一定能够使风气遍及四方，使雨泽惠及远近，让人人都明显感受到他的恩泽。那些不明白名教为何兴盛的人，应当知道，能做孝子的人才能做能臣，一切都从亲人开始。善行无穷无尽，孝是根基，根本既然牢固，其他方面自然都能具备。因此思考其中的缘由，把世代的美德写入我的铭文，使新墓道永远增光。析津陈氏先茔碑铭。延祐丙辰年夏天，我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奉召出使泉南，回来时在京师遇见资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左丞陈公。我闲暇时到他的寓所拜访，他说：“我本出身寒微，蒙恩在内外任职；担任风纪官的职务，内任监察御史九次，外任佥按察司事、河东副廉访使、山东陕西河北使；任行中书左丞是在云南，任山南浙西行台侍御史是在江南。管理百姓的职务有六次：在沅州任判官，在泉州任治中，任雄州、孟州刺史，任平阳、潭州尹。掌管簿书的职务，则入省任都事，在右司任大都路知事，在兵马都指挥司任都目。奉使宣抚则到江右、闽中，恭行省政则在甘肃、河南。自从开始脱去布衣任官，总共三十次升转才到今天。若不是我的先世有积累的德行，哪里能够显达经历到如此地步？从前曾托请您为先茔作铭，因为追封的诏令尚未下来，所以耽搁了。如今我的祖父某，曾在金朝任怀远大将军、知河南路【阙】阳县，追封正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谥忠敏。我的父亲某，追封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谥节孝。二人都封为侯，属蓟郡；祖母时氏、母亲赫舍哩氏，也随夫人封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两〕 这两代人百余年来隐藏而未显的德行，如今一下子显明了。我又听说中书省拟议把我调任近地；即使生死骨肉也难以报答，您就为我写文刻在石上，以显示国恩的特别、先德的美好，以及臣子千百年难得一遇的盛事。我私下想，如今文词之臣很多，为什么舍弃他们，反而来请教我这个末学呢？大概是因为我在您任山东副宪时，已经深知您的为人吧？而且我最初任仪曹属官时，确实因为您的推荐才有今日，所以不敢推辞。”谨按陈氏以国为姓，望族不止一支，只有河东一支最为显著。由于兵乱，族谱散失，无法追溯久远世系。曾祖孝矜，字嘉善，葬在太原阳曲李家山；虽无从考察他的言行，但从他的字也可以知道他是仁慈祥和的人。祖父就是正奉公，名聚，字钟秀；金朝南迁时迁居析津，享年九十三岁，死后改葬于宛平漆园樊村。父亲就是资善公，名公济，字济民，志向高远，乐于施舍，对名位仕宦看得很淡，乡里仰慕他的高尚，把他看作处士。生四个儿子：泰、时中、鹏、英，都是学习儒业的人。有人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各自从事不同的职业，却都归于儒学？一旦有急事，恐怕就无所依靠。”母亲夫人听到后说：“我不是不知道时势正艰难，只是我家世代是诗礼之家；如果改从别业而失去儒业，那就是先世清白的声望从我这里坠落，人们会怎么说呢？”

译他们开始出仕时，父亲勉励他们以公正忠诚为本。泰任清泰制国用使司掾，早年去世；时中官至中大夫，任真定、中山府知府；鹏任邓新万户府经历。他们都按照父亲的教诲奉行循谨整饬之道。女儿一人，嫁给太原王氏。英就是陈公，字彦卿，沉着坚毅而有才略，早年受到御史大夫、太师、忠武王伊啰勒诺延的知遇。曾经随他拜见世祖皇帝，仪表气度像久任官职的人一样，皇帝长期注视他。任沅州判官时，思播洞的盗寇相互煽动构成叛乱，长官无人敢与之抗衡。陈公在险要处设下埋伏，出动精锐攻击他们，叛军于是溃败。他任河东佥宪时，宪长玛哈玛勒凭恃权势，贪冒兼并储防之地，放纵地谋取不法利益；三路粮食计五万石，钞计二万余锭，陈公告发其罪于朝廷，最终依法论处。他任山东副宪时，曲阜林庙的洒扫户被县官强行占有，陈公说：“这些户籍从汉唐以来就设置，堂堂圣元难道反而没有这个资格吗？”最终上章奏请恢复。宣慰使乐实倚仗朝中有援助，横行山东；陈公弹劾罢免他，不久他又复职，陈公便再次弹劾，直到调任陕西才停止。陕西监宪某因事情杖责西王的鹰师，鹰师奔驰向皇帝诉告，皇帝命令以杖还击。陈公说：“臬司的职责在于监察奸邪，岂能因为一个小吏的话就自己堵塞耳目？以后有奸邪之事，谁还肯依法惩治？” 皇帝这才释然。他任云南行台时上奏说，獠民像鸟兽一样，既容易驯服，也容易违逆，应该颁布文书给州县，逐渐深入他们的心中。他任江右、闽中宣抚使时，因贪墨被罢免的官吏有数千人，没收贿赂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凡是便利百姓的事务，就在附近揭示出来，作为条例施行。他任甘肃参政时，邠王穆巴统率军队守卫西部边疆，将要抽调一万名戍卒在那里炫耀武力，要求供应急如星火。陈公说，边疆事务贵在不扰民；没有衅端而发动兵力，正好会激起戎人的反抗，何况当时水草尚未丰足，必然使人畜都困乏。朝廷认为他的计策正确，于是停止了行动。总的说来，陈公行事果断，料事明敏，以诚信对待朋友交游，任官忠诚坚定，从不计较丝毫利害。如今他七十岁，精神和志意反而更加坚强健壮。唉，世上积善的人如果以他为镜，那么勤勉自我效力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继室为郜氏、何氏；有一个儿子直方，一个女儿嫁给故游平章孙僎。铭曰：陈氏以国为姓，世代以才艺德行闻名；前代德行隐晦而未显，凭借后代而显赫。这样的显赫是什么？屡次担任风纪官，查办奸邪，奸邪的势力因此灭亡崩溃。有人说掌管宪司而没有才能；百姓却称颂他，四次升任郡府长官，只需颐指便能治理。有人说治理近处容易、安靖远方极难；他深入瘴疠之地，使众人安定，谁能说他遗弃了山林野地？陈公却接连做到这些，还有什么地方不能使之复苏？陈公如及时的霖雨，具有经世致用的才能；文武两方面，一个人具备其中一项都很难，而他自身两者兼备。何况他的兄弟们全都走完仕途，一门之中都有青紫官服，这又是世间少有的异事。推究他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并非从今天才开始，而是世代承受荣宠。君恩深如大海，树木之所以能成林，是因为根本牢固；他的官位也是由于根基深厚。绵延的泉水啊，是因为源头疏浚；西面有山，护卫着他的斧封之墓。在这里为他立碑，愿始终相伴。晋宁张氏先茔碑铭。延祐丁巳年春天，我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监管兴和籴买事务，当时总府治中张君敬甫正主管收入事务。我看到他遇到事情，从不怕繁难和紧急，亲自率先众人，风雨也不躲避，我非常倚重他。一天，他到我的寓所说：“德聚不才，凭着浅薄的资质，从詹事院掾开始侍奉皇帝的潜邸；后来任承务郎、都总管府知事，再任承直郎、御带库使；等到皇帝登上帝位，改任隆兴路判官。隆兴是世祖皇帝的汤沐邑，那里从长官以下都由皇帝亲自选定，有司只负责奉行诏敕。刚满任期，又升任现在的职务，官阶为奉议大夫。只是这四次升迁都是出于特别任命；近来又因为抚恤典礼，追封先父为奉议大夫、冀宁路汾州尹，母亲刘氏随封永和郡君。如果不是承受国家巨大的恩典和祖宗遗留的福泽，怎么能够达到这里？如今将要在先茔树碑，来彰显这份特殊恩典，也使我的后人永远承继不废，所以百拜请您为我作铭文。”我私下考虑，张氏家族世代繁衍，而我实在也是与他同出一族。根据事状，张氏的先祖是关中人，高王父在金朝任镇西副元帅；曾大父名讳失传；王父大亨，任皇元冀宁石楼县尹，敦厚重情、乐于施舍，沉毅而有才干，能够判断利害，敢于亲自承担责任。岁逢旃蒙，玄枵之年，他便免除百姓的租税和调役，并且防止已经得到救济的人到别处求食；恢复之后，又具文把剩余的粮食发给遗民，直到今天人们仍感念他的恩德。于是他定居石楼，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在本县南五里的某村祖坟，祖妣晋氏、刘氏也附葬在那里。他有三个儿子：福、禄、惠。禄因精通法律，被征召为晋宁路吏，早逝。惠善于经营生计，向来不喜欢做官。福就是您的父亲，字仁甫，为人和厚而重义，很有父亲的风范；早年因时局艰难失去求学机会，但他的行为却像素来读书的人一样。他享年五十二岁。临终时，他遗言告诫子侄们说：‘想要巩固根本，就应使枝叶茂盛；想要扩大宗族，就应当使兄弟和睦。’祖先与我们相距虽然遥远，但本来都是同一血气分化而来。后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兄弟之间的恩义逐渐淡薄，有的彼此防备如同墙壁，有的分灶另居，有的形同路人，有的甚至相互仇杀。这就是不知道伤害枝叶也等于伤害根本。你们切不可走这条路，以免被世人耻笑。福有四个儿子：德聚就是您，德元、世用、德舆。母亲永和郡君如今已八十岁，精神明朗而不衰，仍然勤做女工不止；由此可以知道，她在年老时治理家务的情形。禄有三个儿子：德兴、志得、给事，都在皇太后宫中任职，全都能够遵守先人的教训；全族合居，和睦亲爱到了这种程度，前后数代从未有过离间之言。您先娶郭氏，十年前去世，追赠永和郡君，生有一子。后来又娶倪氏，她是中奉大夫、淮西宣慰使凤山公的女儿，生子后不久夭折，封赠与郭氏相同。我与奉议君交游数月，因此熟悉他的为人；他大概是精明敏捷而有才干谋略的人。他曾说：‘十六七岁时，我跟随汾州君到京师去，早晨经过保定山中，因在路旁休息，几个盗贼便偷走了他的行囊逃去。我取弓跃马追赶射击，连续发箭，连续射死两个盗贼，其余人都逃进树林草丛中。我大声叫他们互相防守擒拿，终于没有一个逃脱。当时如果不是我陪侍同行，汾州君几乎就危险了。’人们因此把他看作孝童。今年将近七十岁，胆气和体力还没有减损旧日，可以预料他的前途还很长远。铭文说：

译我们张氏的祖先，最初由弓氏青阳的遗脉而来，世代都有优秀的人才；宗族极为兴盛，能够继承并发扬先业，支派分布四方，其中西方一支尤其兴旺。光彩啊，石楼君！治理百里之地。谁受寒而哭诉，便把衣服赐给谁？谁饥饿而逃避赋税，便把粮食给谁？救济到来并广泛施布，宽厚而充裕；持守政事，始终谨慎不懈；施惠于民，广大而连续；任职立事，坚定而有力量。如今凡是您治理的百姓，很少有不把您看作父母的。谁肯捐出金钱，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您遗留下来的恩泽，难道会止息吗？如今您位居棘卿之列，鸾鸟以车服相配，骏马云集，却不能再有所施展；回顾自己余下的罪责，职位仍未完全充实。您出行时，仪仗云集，既盛大又茂盛，哪里还会有那些令人惭愧的话呢？愿后世子孙世世代代保持美德而不衰替：有的统领百夫，有的任中书给事，有的辅佐大藩，有的在家中守志养德。孝行能够成就忠诚，忠诚便能够成就义。兄弟一门如埙箎相和，成为当世的祥瑞。唉，那些同居一族却忍心把亲人当作异姓之人、当作不受上天庇佑者，最终必定会被远远抛弃。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宗族的根本呢？同一元气所生，本应彼此相爱，怎么会有终极的分别？特别优厚的恩宠接连降临，不是有德之人，怎能得到这些？近处远处都共同荣耀，活着和死去都蒙受恩泽。我把这些铭刻在坚石上，永远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真定栢乡董氏先茔碑铭 岁在旃蒙赤奋若之年，冬至这一天，吏部尚书董君仁甫讷从京师寄信到历下，对友人张某肇公说：‘我在乡野开始读书立身，忽然已经五十岁了。仰慕先贤的风采和功业，几乎没有一天懈怠。乘车东行以后，承受荣耀和恩宠，官职共升迁了四次。起初由江西宪副召拜为吏部侍郎，不久又拜为左司郎中。如今在吏部任职，回头看自己怎能担当起荐举人才、负担官职这样的重任呢？按照我的资历和分限来看，惭愧更加深重。’近来，我的祖父、父亲经过有关官府考定仪制，光荣地启封郡爵，并追封三代。上天的恩宠施予，生者死者一律相同。若不是祖宗暗中积德、为后代开创基础，怎么能得到今天的荣耀？现在将为先茔立碑，用来表明福德的来源。众多士人都说：‘撰写这篇碑文，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于是我冒昧依照过去奉事公的行状，又备币帛，熏沐九次，恭敬地请使者转达请求。我过去曾与公同官，于是反而接受币帛和行状，为他编次撰写。按董氏的世系，出自轩辕氏；到虞舜时，有一位叫某的人，性喜龙，常与龙相习，于是因饲养龙而侍奉舜帝。春秋时，狐氏以良史著称；孔子以后，董氏后裔继续出仕，历代都有贤人。曾大父名增，笃志好学，谨慎自修。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贞，次子名成，幼子名元，就是尚书君的祖父，赠亚中大夫、顺德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赵郡侯。他沉毅勇猛而有力量，凭仁爱孝顺赢得乡里的拥护。金朝末年战乱时，他的两个兄长逃往外地，只有他留在家中奉养父母。虽然身处战乱之间，仍竭力准备珍美食物来使父母满意。盗贼到来，他立即将其擒住殴打；盗贼将死时，悲悯地请求他改过，才把他们释放。远近的人都害怕他，村落依靠他而没有骚扰。事情平定后，他把田宅全部推让给兄弟和族人。他在伦理方面如此厚道，大概是天性如此。至元二十一年，云州设置银场官，征发数百百姓做工，命公负责押送。等到任务结束，没有一个工人逃失。银场停止后，朝廷因看见百姓归附皇后，便让他们每年输送绵花到宫中，仍由公主持此事。一年多后，他便辞职回乡。他督促几个儿子努力求学，闲暇时又教他们耕作之事，让他们一边耕田一边诵读，重视根本实际而摒弃浮华。乡里偶有诉讼，通常不告到县里裁决，而是平息双方的争执：有理来诉的人，使他满意地回去；理亏来诉的人，使他赔偿后回去；情形严重的，甚至有人望见他的门便在半路返回。他曾对人说：‘我早年正逢多难的时世，劳苦不堪；到了百岁之后才开始能够休息。然而我一生从未对人食言，在自身行为上也没有失德，对上天没有可惭愧之处。我的子孙中或许将来会有奋发有为的人。’享年七十五岁，于至元二十九年某月某日死于正寝。邻郡听到消息后，前来吊唁，出葬时执绋哭送的有二千多人，在路旁设祭的竟有几百个帐幕。近代公侯的丧葬，还没有像这样隆重的。从前李广死时，太史公说天下听到消息的人都悲伤，我曾认为这话过分；如今以此事验证，才知道确实如此。唉，这难道就是所谓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形成小路吗？葬在某村祖茔，母亲夏氏追封赵郡夫人，内在德行很受称誉，享年九十六岁。去世前一天，她对儿子和儿媳们说：‘妇人的德行以顺从为根本，在家中能够顺从丈夫，对外能够顺从宗族，行事以不欺骗为原则，以不嫉妒来辅助它，寿命自然会延长。我之所以活到期颐之年，正是因为这个。如今寿命已到尽头，我没有遗憾了。’不久便去世，于某年某月某日附葬在顺德君的墓穴中。她有四个儿子：进、和、福、祐。进因儿子显贵，被封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赵郡侯。他内心深沉而敏达，外表却诚实朴拙，像没有能力一样；即使有人冒犯并辜负他，也从不计较。因为他的儿子讷而屡任台阁，便更加努力地自我谦抑，别人反而不知道他的才能。为官时，他与门中三个兄弟都恭谨友爱。母亲赵氏，深沉贤淑、柔和慈惠，能够遵守家训。如今两位老人都将近八十岁，精神仪容没有丝毫衰退。那么董氏先人的福庆和美德深厚，根源深远、流传长久，已经在这里显现了。何况尚书君忠诚正直而有才干，近来奉命出使山北，考核成绩在各道中最优，正当受到时世任用，他的前程大概还远未到尽头。因儿子显贵，按制度应当刻铭。铭文说：福与德，两者都极为艰难。德高，是人的作为；福厚，是上天所关照的。德如果确实崇高，福也就会聚集。若说天与人各不相干，那么影子和回声却会随之而来。美好啊董氏，世代都有阴德。先前未能显明的，后来便显赫发扬。金朝末年突然动乱，盗贼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百姓的性命危在毫厘，哪里还顾得上房屋家室？只有公屹然不动，像砥柱中流。有盗贼闯入他的疆界，他随意擒拿或释放。凭此使百里之地都安睡无忧。若不是公的英勇，百姓有多少不会遭到残害？计算他所救活的人，岂止千亿。这样的报应必有归宿，也是势所必至。譬如农夫，勤于除草培土，必定每年都有收获；用力若不周全，收成也不坚实。应当让您的子孙由儒学而奋发，声名隆隆，台阁更加高峻。任左司之职，士人常常以为重任；若不是才干精强，就容易败坏。在这里能够宽裕施展，其他事务也可以坐镇治理。想要观察一个人的能力，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何况他的进步如河水奔流，还没有尽头。台衮之位即将加于身上，已经很近而不是遥远。国家的常法，是用爵位酬报功劳。三代同受封爵，可以说是特别优厚的恩典。作为儿子能够孝顺，作为臣子能够忠诚。应当让先人的神灵覆盖庇佑他的身躯。在滹水北岸，墓地占地很广。用什么来装饰它呢？就把这些铭辞刻在石上。先茔碑铭

译我们张氏居住在济南的，宗族分为两支：一支居住在阳邱，一支居住在历城。居住阳邱的是伯祖父，居住历城的是祖父。伯祖父名万，享年九十三岁；祖父名某，享年九十一岁。他们的世系和事迹，详细见于翰林学士承旨姚先生燧所撰《阳邱先茔碑》。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兴，早年在战乱中失踪，三十年后从泰安回来。他的相貌、举止、言语和笑容，都与祖父十分相像。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葬在泰安梁氏村。次子就是先父，名郁，字威卿，享年八十岁，于至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去世。起初卧病时，他谆谆教诲孤儿养浩说：‘你的祖父早年从事军旅，性情正直，喜欢施舍；有了所得，不计多少，总是救济急难之人，对于家务却一点也不在意。我十六岁时，就亲自承担了家务。家里很贫困，向别人借贷，勉强供给公私所需。后来天兵攻克宋朝，人心还没有安定，万死之中求一生，便在贾售于江淮之间，以节俭度日，才有了今天。我吃尽了苦，把甘美留给你们；我承担了劳苦，把安逸留给你们。你们不可不想到父亲成家立业的艰难。骄傲和奢侈会败坏我的事业。骄傲是尊贵的盗贼，奢侈是富有的蛀虫。富有而不奢侈，家业必定富裕；有地位而不骄傲，尊贵就必定长久。如今我承受祖宗遗留的福庆，既富且贵，我担心你们不能守成，所以这样告诫你们。从前柳玭说，建立事业的艰难如同登天，覆败坠落的容易如同燎烧毛发。我每次反复诵读他的话，都一定引以为戒。由此可知，创业固然艰难，守成尤其艰难。你们若把这些话铭记在心，我死也没有遗憾了。’他命孤儿养浩用笔记下这些话。记完便去世了。唉，悲痛啊！孤儿养浩又曾记述先父的话：‘曾经赶着驴走去京师，疲困到了极点，才骑上一个坡；接着又下到水里，再涉水而行。被遗弃的骨刺扎伤了脚趾，流出了血。想骑驴，又怕半途疲乏；想步行，伤口的疼痛又无法忍受。’养浩听到这里，不觉低头流泪；先父也因此哽咽。唉！大体说来，先父凭艰难勤俭建立家业，担心养浩等不能谨慎守护已有的富足，所以如此详细而深切地教诲。他为子孙谋划安宁、保全福寿，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先父有三个儿子：长子英，次子塞，都早逝；幼子是养浩，奉命做官三十多年，幸而没有辱没使命。历来曾任清要之职，并经有关官府考定仪制，追赠祖父某为安远大将军、益都路淄莱万户府中万户、轻车都尉，追封济南郡侯。祖母苗氏、杨氏，都追封为济南郡夫人。先父封为通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济南郡侯。先母许氏追封济南郡夫人，如今尚氏封为济南郡太夫人。先兄有两个儿子：长子居简，素有才干；次子安，任山东转运司益昌库副使，三十八岁去世。养浩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强，二十二岁去世；集贤侍讲学士元君明善为他撰写埋铭，现已刻在墓道碑上。次子引说：‘唉，保全家业的道理，先父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这个孤儿不敢再另作陈述，只谨慎地拾取其中余绪，拜手泣血写下铭文：房屋要建得完整而高大，必定要积累多年；想使它毁坏，却不用一整天就会变成瓦砾。尊长留下的遗训，切不可纵情奢侈、抛弃名声而违背天道。可叹你们这些后人，长久处在世间，千万不要违背先人的教诲。’ 《归田类稿》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卷十三 元代张养浩撰

译表志 袁士常墓表铭 处士姓袁，名度，字士常，是齐地历下人。早年丧父，侍奉母亲很孝顺；性情耿直，自信自守。家里本来贫穷，只靠授徒所得的束脩奉养母亲。他的姓名又被编入军籍，每到期限，征发的差役便纷至沓来。大姓人家有不能承受的，先生便在内安顿母亲，在外借钱雇人代自己出征；如果钱还不够，就亲自前往。他早年长期患虚弱之病，怕使母亲忧虑，常常强作精神矍铄的样子给她看。掌兵的人听说后，认为他很孝，便替他停止戍役，优厚安置，让他专门在营中教授。军营邻近京师，他在那里留了五年。有人想拉拢他去拜见权要，他假意答应择日，最终却以有病推辞。部使者上报他的贤能，授任他为河中教授。命令下达后，他自己谋划说：‘河中距济南有二千里，路又险峻。我能去，母亲能去吗？那里的学校没有固定期限，或许还可以；但我的母亲没有期限，便不可以。’于是没有赴任，辞职回乡。母亲夫人去世后，他因哀伤毁损身体，几乎不能活下来。服丧三年，早晚定省，出入必告，始终谨慎。在此以前，妻子孙氏去世，续娶宋氏，宋氏又去世。他的母亲因他年老，后来想让他娶一个曾被人侮辱过的女子为妻，他跪下辞谢说：‘母亲的命令，我怎敢违抗？但是前辈说，娶失节的女子，就如同自己已经失节，怎么可以呢？’母亲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后来母亲又说：‘这里有一位贤良女子，只是相貌有缺陷，恐怕你难以接受。’他回答说：‘我听说古人娶妻看重德行而不看重容貌。葛亮氏曾聘娶阿承的女儿，当时的人就认识到这一点，后世还称美他。儿子我虽没有什么才能，志向也常常想追踪古人，娶她又有什么妨碍呢？’女子嫁给张氏以后，果然以贤淑闻名。先生曾跟随先师舟轩李公学习，老师去世后，他列举老师的德行事实，请求谥号；又倡议乡士在闵子庙旁建祠奉像。建祠所余的钱，便买田八亩，命他的孙子山衣食其间。平日喜欢性理之学，自号约斋，务求实践，摒弃世俗儒者的记诵辞章和时文科举。开始考察诸生中有意学习文章的人，便邀请他们跟随别的老师，说：‘难道因为我而耽误别人家的孩子吗？’他尤其擅长讲解，仪容端正，声音洪亮，细微隐晦之处必定剖析清楚；听他讲的人肃然起敬，好像正在和圣贤相接。我曾经向当权者称赞他。有一天，学宫聚集众人，请他讲学，他以眼疾再三推辞；后来又请，他仍然推辞。我怀疑而询问他，他说：‘世俗供养僧人，尚且要让座于上座，何况传授圣贤之道，难道要让我在他们面前北面而立吗？’他守正不屈，只以道义自任，就是这样。他平日曾说：‘士人即使身处草野，对于国家的心意也绝不能有一天忘记。’初次听到盗贼杀害右丞相拜住的消息，他哭泣了一整天，默默叹息，不肯进食，好像遗憾不能得到那个人，把他剁成肉酱来快慰天下。士人中若有可以任用的，他一定写信给身居要职的人加以推荐；即使这样，也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泰定 四年，他已经七十岁，才再次授任将仕佐郎、大都儒学提举。不久卧病不起，终于去世。确切日期是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父亲名惟忠，字汉卿，有学问，曾任监酒于济阳，后来便不再做官。母亲姓张，夫妻二人都葬在历城西面的药山祖茔。兄弟二人，幼弟名某，早逝；长子就是先生，因为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的儿子为后，取名虎头。两个女儿，一人嫁给千夫长某，一人嫁给某氏。孙子有一个，名童童，年幼，是张氏所生。当初先生去世时，穿戴整齐，拱手而坐，身体一点也没有散乱，这大概就是他用学道之力达到的境界。当时我闲居山中，一天讣告刚到，便奔去哭吊。门人李至备办丧事，流着泪对我说：‘先生的志向和行为，许多人不能了解；即使了解，也没有像您这样详细的人。墓道上的铭文，您不来写，还能托付给谁呢？’我擦着眼泪说：‘先生与我实为同门，写铭我怎敢推辞！’于是为他写下铭文：富裕时行善容易而人们却不去实践，这与贫穷有什么不同？贫穷时行善困难，更要努力践履自己的言语。显贵却不如廉洁自守、孝顺奉养母亲，应当与这样的人相交并信赖他。带病努力从军，梳洗沐浴于风雨之中，哪里有辱于儒者？主帅怜悯他的贫困，于是优厚安置他。替那些人作榜样，抚恤百姓；看见他们柔弱，我却看见他的勇武。像豹子变色一样使万夫敬畏，对征召任用却不屑一顾。担心奉养母亲或有缺失，并不是做官改变了他的志向。娶妻不看姜氏般的容貌，而看品行善德，正符合先哲的教诲。等到父母离弃人世，仍把父母当面告知，仿佛他们还在；早晚恭敬侍奉，宁愿吃苦如食苦檗、饮冰水，也不肯甘心追逐世俗甜美，岂只是用来警戒谄媚之人吗？因老师去世而内心服丧，请求谥号并择地建祠。又在国家中安置、抚养老师的遗孤，世世代代诚心不懈；把这些事全部写下来，使后来有机会的人能够发扬他的事业。功德必将世世普遍沾润；即使当时未能完成，又何必担忧后世无人？我所能做的，是使它舒展开来；将来或许有文臣为他传述隐逸之事，这些都可以考证。监察御史韩君墓碣铭 韩君姓韩，名克昌，字励夫，是汴州太康人。他的远祖年代久远，世系已经无法考定。祖父赟，隐居而有德，却不求显耀；父亲椿，官做到淇水巡检。韩君刚满二十岁，便以孝廉身份被征召为河南、陕西两宪司的属吏。不久升任刑部属官，历任御史台和中书省官职；议论政事坚持正道而不屈，所到之处都声名显著。后来刑部缺少主事，众人都推举他。有人说他资历尚浅，执政者说：‘任用人才罢了。’于是授予他主事之职。他的操守行为更加坚定。曾有五兄弟共同为盗，按法律有人主张以强盗罪论处，全部处死。韩君审阅案卷，忧伤地说：‘弟弟是跟随兄长的，如今这样处理，岂不是几乎灭族吗？’于是议定对其中罪行最重者，兄弟中从犯减免死罪，上报尚书省，获准了这个判决，刑部上下都叹服。他还纠正疑惑、放宽不当的刑罚，稽考旧案、弥补新弊，凡是应当做的事，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当时长官有嫉妒他专断的人，韩君说：‘上级总领大概，下属承担繁琐事务，这是自然的通制，我有什么专断呢？’他因病多次请假，众属吏怜悯他的疲惫，不用琐事烦扰他，只有重大案件才请他裁正。时间久了，他担心事务积压、职守松弛，便举荐浙西廉访司经历丁某代替自己，因此改任承务郎、太常大乐署令。刚上任，便拜监察御史，进阶儒林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他虽然勉强带病任职，却从未推辞繁重事务、躲避艰难。他上书建言，如皇子师友不是合适的人选，起居注官没有履行职责，核查徽政院旧案，陈述国子监学规，裁省官员、节约财用，审慎发布命令、谨慎刑罚等几件事，全都切中时务，考虑深远。不久，河东宪司有下属诋毁上司的事情，台臣认为这有损御史台的风纪体统，便上奏请韩君立即审讯处理，他慨然前往。有人以他的疾病劝阻他，韩君说：‘御史与普通散官不同，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同于常人；况且死生有命，难道可以因为一点小病便使我犯不任职的罪吗？’于是决定前往。走到半途返回时，病情果然加重，于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威州陉山驿任所去世，享年四十三岁。讣告传来，公卿大夫士人没有不悲悼惋惜的。他娶董氏，生一子元善，任从仕郎、济州判官。韩君性情端正耿介，仪容严峻；读书务求落实到实际运用，议论激切有力，临政严正，具有声望。外表似乎固执己见，但遇到合乎事理的裁断，便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好像唯恐赶不上。因此不了解他的人，颇以为他过于狷介。我任右司都事时，韩君任省中属官，因为曾共同办事，所以对他了解很深。唉！可惜他的寿命和官位都未能充分发挥，事业便止于此处。即便如此，湛卢、豪曹这样的宝剑，不必等到削断象和犀牛之后，才知道它们锋利；

译骕骦、騕褭这样的良马，也不必等到跑遍九州之后，才知道它们优良。古人怀有奇才异能，却被困在小官之中而不能施展的，哪里数得完？怎么能仓促地说‘他的才能已经止于此’呢？这就是我既器重韩君的贤能，又为他的才能施展不广而悲痛的原因。大的功勋未必都能载入史册。然而有才具却没有完全得到任用，其中自有不是我能够预料的事情。这又有什么妨碍呢？这又有什么妨碍呢？这是铭文。【铭辞原缺】孙府君墓碣铭 君名得成，字君美。他的祖先是安次人，后来有人迁居新城巨水北岸东马里，这正是君的高祖、曾祖两代；族谱散失，无法考定。在金朝末年，父亲义从新城逃避战乱到信安。君三岁时父亲去世。天朝统一天下，夏朝革除、兵事平息，百姓安居本土。君跟随母亲王氏又回到东马里。家里一向贫穷，他曾靠给人帮工、放牧来奉养母亲。稍稍长大后，入赘舅家，但过一段时间一定回来探望母亲。遇到四时鲜果，便送给母亲，自己绝不先入口。由于母亲的教诲，直到成年，他常常悲痛地说：‘我不幸早年失去父亲，若不是母亲，哪里会有今天？起初我还没有成人，是让母亲忧虑；成年后不能早晚侍奉膝下，难道只是我自己快乐吗？’说着总是泪流数行。舅家听到这些话，便把他送回去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他服丧哀慕，感动了众人。他性情笃实忠厚，侍奉亲人、和睦宗族、交接朋友、对待下人，表面看似缺少繁文礼节，实际上暗中都合于事理，几乎像是学道有成后从容自然地行事，这大概是天性如此。中年时隐居经商，他使用秤、尺、斗、斛等度量衡，每次都用诚信取信于乡里和各地。于是生计渐渐宽裕，家产又在四通八达的道路旁。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他都为来往者准备饭食和浆水，二十年没有改变。尤其谦逊而能容人，即使外物来到，也不与人争较，总是以安静忍让取胜。所以即使与他有嫌隙的人，时间久了也会服从感化。娶张氏，生二子：荣、楫；三个女儿，长女嫁李道，早年守寡，以贞节为家门增光；次女嫁王甫全，幼女嫁于珪。荣没有做官，以孝顺谨慎闻名。楫字济川，廉洁正直，有古代良吏的风范，侍奉母亲尤其尽孝。他从宣慰司属官出任襄阳录事，百姓歌颂他的政绩。宪司考察后，推荐他授任宣德尹。到县不到一个月，听说母亲生病，便弃官回家奉养；刚到四十岁便淡泊仕进。母亲去世时，他哀伤过度，超过礼制，朝廷表彰他的家门，题为‘孝子孙’。楫的家门，当时贤士都听闻他的声名而愿意交往。看见几个儿子都如此贤良，更加相信积善会带来福庆。君享年七十七岁，大德二年二月十一日因病去世，葬在新城县归义乡东马原。铭文说：人的一生，难道一定要崇高显贵吗？即使显贵而没有声名，也不过像梦中醉中。美好啊这样的人，和睦宗族、孝顺父母；官位虽然不高，上天赋予的爵位却同样尊贵。儿子做官而循良，女儿为妇而贞洁；一门成为世代的典范，谁还会遗憾它有什么缺失？巨水北岸，有高大的坟墓。太史为之作铭，年代越久，声名越加彰明。这是为已故中议大夫、平江海道都运万戸赵公撰写的墓志铭。公姓赵，名璧，字国宝。他的先祖是北京人，高祖、曾祖年代久远，已不能考知姓名。祖父某在国初任大帅、国王军朔方，为先驱骑兵；这件事见于译文。父亲某务农而有积蓄，因东平被分给国王作封地，后来迁居阳谷，所以又成为东平阳谷人。兄弟三人，君排行第二。他性情刚强，有才辩，不能随意屈从他人。年幼入学，只有老师能纠正他的疑惑，他不敢因舍弃正道而自欺。后来因伪署王府吏并非他的志向，便跟随国王孙相威巡行御史台于江南，被征召为属官。当时宋朝刚刚平定，治理还沿袭旧俗，法制规矩逐渐崩坏；一天听到宪章颁布，众人举足而立，君高兴地说：‘朝廷内外各部门，只有风纪部门最能有所作为。’不久任浙东提刑按察司事，辅佐上级、督察下属，议论不违背公理，必定做到公平才停止。因而又任属官，剖析案情的能力更加熟练。凡是难明的诉讼、要紧的囚犯，移交他审理，他一经引问便能洞察案件始末；奸吏受到震慑。两任浙东经历后，威名隆盛，所辖官吏都私下说：‘这是曾经临察过我们的官员，应当自己谨慎，不要因小事酿成大祸，触犯国家法制。’凡是宪司举行听讼、弹劾之事，因而一道安定。当尚书省废罢、他入朝拜监察御史时，省台正在皇帝面前讨论宰相人选，省臣说此事难以口头决定，没有案牍可以验证。君质问道：‘案牍只是文饰奸诈的工具，难道这就足以作为证据吗？’皇帝深以为然，事情于是搁置。他又弹劾东昌监郡不是合适的人，倚仗中有援助而枉法包庇奸人，案件查实后立即审讯定罪，下诏剥夺他的爵位，整个郡都欢欣称快。因功升任御史台都事，守法而敢于争辩，棘手的事情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因此为同列所忌惮，出任山东廉访司事。山东曾有警报，诏令征召宣慰司镇守；使者颇为宠幸，借亲近关系作威作福。君说：‘朝廷设置这个机构，难道本来就是让你这样做的吗？’于是上疏列举其违法之事十多条。皇帝下诏让双方共同辨明，首相原来与使者交好，当面数说他的罪恶，却没有为他减轻罪责；左右亲信也因此受到牵连，那个使者几乎获罪。很快改任燕南宪司官。某官骄横刚愎，早有‘乳虎’之称，公多次挫折他的锋芒。后来入朝任户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省右司员外郎。他的风节光明正大，从未因事务简繁而改变平素操守。在右司任职时，因口头言语获罪，回到乡里，倡议附近的秀才百姓建孔子庙，招集生徒，请有学问的宿儒主持，在田野之间置办善田，弦歌诵读声相互可闻。不久起任礼部郎中，阶为奉议大夫。当今皇帝即位后，执政者因漕运不能按时输送，便加授他中议大夫、虎符，任平江等处都运万户，赴任一个多月便卧病，于至大元年四月十日死于任所，享年五十九岁。夫人王氏，三个儿子是文彬、文弼、文林。公去世后，过了十四日，夫人也在家中去世。文彬任虞城县主簿，文弼没有做官。三个女儿都嫁给名门。孙子一人，孙女二人，都还年幼。择定这一年六月十五日，奉灵柩葬于灵泉祖茔西南七十里的洪德镇另墓。将要下葬时，他的朋友监察御史吴彦升来见我说：‘先前您任堂邑中议大夫时，赵君正退居家中，和您相距不过几舍；我听说他的政绩，口中一直称道。等到他起任佐理礼部，又在朝廷上获得更大的声誉。对您来说，不能说他不是知己。如今不幸去世，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来表彰他幽冥中的事业，以报答他于泉下的万分之一吗？’公历任官职，所作所为磊落出众，又不是一生贪恋荣宠的人；他死后没有一项微小的长处可供借写。因为我认为吴君的话合乎义理，于是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铭文说：有德又有言论，刚毅而接近仁爱。声名传闻长久，到了君才得到验证。年纪尚轻，气势已经如山般峻拔。长期辅佐风纪，官吏革面，百姓安宁。在大河中阻挡汹涌波涛，在余烬中鼓动火焰。历经艰难而不回头，道路越远，前进越快。官位虽只是末僚，却隐然有镇守一方的巨大力量。等到戴上獬豸冠，便舍生而追随义理。谁是虎，谁是狼，谁在为国家制造祸患？谁是螟虫，谁是蛀虫，谁在成为百姓的灾害？就要牵制他们、夹击他们，使他们不能施展；坑杀他们、焚毁他们，务求断绝后代。那些权贵听到风声，胆魄震裂。户部、刑部，都能直入关键，像仪制、漕运之事一样。刚刚扬帆而行，灵柩便已归来；说他的俸禄大概很多，却从未润泽自己的屋舍。说他的年寿大概太少，但后世将长久记载他的声名。他所得的成就，造物主并非吝惜。我把这些铭章刻下，使昧于此道的人得到教训。大都路学录刘生墓志铭

译丞相属官刘君仲宪有个儿子，名时豫。生来聪慧颖悟，入学以后，老师不必反复教诵。他读五经如同奔腾的急流，没有一句停滞。诗歌和文章清丽婉约，能够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父亲非常惊异，曾说：‘将来光大我宗族的，必定是这个孩子。’孩子十六岁时，父亲带他游学京师，白天供给柴薪和饮水，夜里读诗书直到天亮。凡是父亲喜欢的、需要的，他总能体察心意，提前准备齐全。仲宪平素清介孤峭，即使穷困到极点也不取一丝不义之财；时豫暗中体察父亲的心意，别人送来东西，他便迎到门口坚决谢绝，好像对方来玷污自己一样。人们都称赞他是能干的儿子。仲宪曾借机教诲他说：‘你求学不要追求空洞文辞；你做官不要只图眼前的功效。求学就必须成为圣贤，治理天下就必须重视农桑和学校；舍弃这些而另作打算，只会误害自身和世道，祸根就在这里。’从此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同，渐渐进入成就德行、通达才具的境界。某年，有司因他才智优异，授任大都路儒学学录；尚未上任，便因父亲有事而回家。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染病，死于卫辉的里第，享年二十七岁。他的父亲仲宪得到讣告，奔来哭着对我说：‘我一生的困厄穷苦接连不断，到了晚年才有了这个儿子；他又聪敏好学、品行端正，我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得罪了上天，竟使我突然遭受这样的孤苦。您如果不为我的儿子写铭文，那么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会抱有无穷的遗恨。’我一向很赞赏仲宪的廉洁，又和他交情深厚，于是为他写下铭文：幼小而早慧，常人认为是祥瑞，上天却把它看作灾殃；长大而才俊，常人认为是福庆，上天却把它看作病患。即便如此，对于我们自己所能做的，必定要努力求其完备；对于上天所安排的，却不敢要求它一定圆满。唉！所谓禾苗长出却不能抽穗，抽穗却不能结实，如今我亲眼得到了验证。这正是圣人的话啊。元代故国子博士潘君墓志铭 潘君名宗佑，字仲德，是济南阳邱人。他的祖先遭逢兵火，族谱散失，无法追溯远世。父亲彬，由承务郎任卫辉路总管府经历。任满后调任淳安知县，刚到任便去世；当时潘君十二岁，服丧如同成年人。长大以后，他痛惜早年失去父亲，刻意求学，希望以学业在世家中显露名声。家境贫困，但他的志气始终振作，不因此苟取一分一毫。遇到别人有急难，便倾尽所有相助，好像自己一向富裕。他性情孤高耿直，不能容忍恶言；即使对地位高明的人，也必定据理反驳。在乡里少出门、少交游，有官吏不能容忍他，便搜罗细小过错，在众人面前召来羞辱。潘君当庭为自己申辩，丝毫不屈，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伟岸。不久，他带着所著《见闻纪义》十卷来到京师，震动了权贵和名士，于是破格授任翰林国史院检阅。任期届满，升为编修。他做官时对国家的忧患尤其深切，曾想越出职分议论天下大事，几次被亲厚之人拉住劝止。于是又著《辽金鉴略》十卷，抒发心中所怀。至大辛亥年，朝廷改制，下诏选任成均官属，授任从仕郎、国子博士。他与同僚互不相合，最终因狷介而致病。皇庆元年某月初四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日〕 起初卧病时，他与翰林直学士元明善一同来探望，回头对我们二人说：‘宁可正直而困塞，不可不正直而通达。’好像在互相勉励作最后诀别。从这句话看来，就知道他平日如何自我操守了。临终时，他遗言给儿子桂说：‘你的祖父四十四岁去世，如今我又没有活到你父亲的寿数。你应当去请我的朋友希孟为我写铭，他一定能说出我平日的志向。即使早夭，也可以算长寿了。’养浩听到后哭着说：‘受到这样的托付，我怎敢以文才不足推辞！’铭文说：从前我戴獬豸冠任职，曾触忤权贵；等到调入禁林之中，那些流言飞语传来，整个院署的人都噤若寒蝉、闭口不言，旁观之中只有您独自为我辩白。赤手空拳与猛虎相搏，刚烈之士把这看作义举；懦弱之人汗流如雨。朋友之道因此发扬，士人的气节由此受到鼓舞。正当您的声名将远播四方时，为什么突然归于黄泉？唉！如今世上的正直之人很少，而有一个刚直的人，群小便群起讥笑欺侮，为什么上天也这样对待他？质问上天没有答复，我把事实刻在铭文中，希望后世永远相信。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君名谦，字自牧，姓柯，是吴仲雍的后裔。因有柯相、柯庐，便以柯为姓。吴国灭亡后，族人分仕南北，连续几代都有人出仕。宋熙宁年间，漳州通守仲常因赈济灾荒而获得民心，曾有两只喜鹊栖息在他的官署，等他离任时，百姓跟随送行数里。苏长公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说是仁惠政绩所致。高祖某，号行二，居士，隐居在台山山水之间，多次受聘而不出仕，世人仰慕他的高尚。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就是君的父亲。他爱好学问，任侠尚义，成为宋朝国学进士。君是长子，幼年精明敏捷，书看一遍便能复述，背诵时没有一个字遗漏。长大后，英俊爽朗而有辩才，著述严整，显然有前辈风范。等到游学京师，各位名士争相推重引荐他。至元年间，江浙行省征召他为昌国州文学掾，他没有赴任。元贞初年，以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身份参与修撰《世祖实录》，书成将进呈时，因为太夫人吴氏年老，便辞职，于是改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国家制度规定，凡是从事儒业的人不与民籍混杂，另立儒籍，并免除其更番徭役，以表示优待和尊崇。当时南方多有变故，防范尚不周密，征役蔓延，学者渐渐荒废学业。君奉诏负责此事，向行省申明，终于恢复旧制。任期届满时，因太夫人寄居钱塘，年老而思念故土十分深切，便回去侍奉母亲。不久授任温台检校所大使，以便奉养母亲。此前任职的人只求增加收入，把商旅榨取得厉害；君到任后，全部革除苛刻措施，因此蒙受恩德的人很多。至大改元，升为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明察法典，慎重刑罚，以仁厚率领下属。初到州时，对属吏说：‘如今疲惫困顿的百姓很多，不要滥施刑罚，加重他们的困苦。’属吏说没有这种事，君便亲自到狱中验看案情，果然为多人平反，上下官吏都惭愧服气，请求治罪。这一年发生蝗灾，僚属分地捕蝗，君所分管的地方特别严重；估计不是民力所能控制，便到后土祠祈祷说：‘我和你这位神共同享用此地的祭祀。如今蝗虫毁害庄稼，百姓将要饥荒，你这位神也将不得利。若是由于我的召致，就应当把罪责加在我一人身上，不可逃避惩罚；若众人有罪而并非出于我，那就是神不能护卫灾害、抵御祸患，占着这里苟且享用祭祀。若神灵果真如此，便是淫祠，按礼应当毁掉。’第二天早晨，蝗虫便飞出了他的辖境。延祐初年，升为承事郎、饶州路余干州判官。尚未赴任，朝廷改授他为江浙儒学提举。起初，学田的收入由有关官府控制，掌教者不敢触动一丝一毫；有时廊屋损坏，日常膳食也不能充足，大家都坐视不理，士人对此十分困苦。

译您的声望传到朝廷，有司起初还不能与您相比。又有处州路的学田被僧人侵占了几十年，历任几位校官，没有一个敢于揭明此事；您听说后，便将学田收回。您说：“圣明天子开始举行宾兴之礼，嘉惠文教，甚至要求主管部门不要辜负这个称号、做到称职，所以各地的教化政务都应当有所成就。”过了两年，江浙发生饥荒，台州、越地尤其严重。行省奉诏分派使者赈济，便派您到台州赈灾。公帑不足，您劝告富户，不要把往年积蓄藏着不用；那些富户平素听闻您的名声，没有不竭尽所有施舍的，唯恐落在后面。邻近各郡有些孤立无援的流民来到台州，都说这是超出本分、无法救济的人。您说：“同样都是在苦难中呻吟的百姓，难道一定要到了我的辖区才开始救济吗？”于是对他们一概赈济抚恤，没有区别。当时江浙的两位元帅某，借着灾年，假借救济之名图谋利益，想发檄文强行向台州路富户借取数以巨万的钱财；其他郡县大多畏惧逼迫而逃亡，官吏又乘机逞威，百姓荡尽产业也无法应付。您竭力揭发他们的奸谋，夺回钱财，台州百姓因此得以安宁。那两人最终因罪败露而失败。您的祖坟在台州临海，砍柴割草的人经过那里，都互相告诫说：“不要在这座山上放牛羊。”他的儿子曾经救活过我台州百姓，您曾对士人说：自一命之官以上的人，都足以施展自己的志向，只是忧虑自保之心太重罢了。所以您历任之处，声誉都很显著。您平日不做无益之事；见到后进之人，便勉励他们学习，稍有成就，就替他们宣扬声誉，希望他们能够进步。起初，进士公离开台州时，把田地房屋推让给族人兄弟，而以清廉俭约自守，却从来没有一天感到不足。您娶古汴张氏为妻，有三个儿子：九龄、九域、九思。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您在杭州租住的房舍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您的遗孤九思因为女婿的缘故，经过参知政事姚天福家，来见我哭着说：“先君平日承蒙您把他当作知己，我这个不肖孤儿又承蒙您的爱护，这是两代人的交谊。先君遗留下的一两件善行，如果不是您为他写下记述，还能托付给谁呢？”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作铭说：幼年时就聪慧多知，长大后更是多有奇才。居家以孝顺谦让著称，任官时以忠义自期。可惜长期沉滞于外，未能大展宏图；他在世上所留下的事迹，只有这些。我作此铭诗，来彰明他尚未施展的才华，希望千百年后经过这里的人都以此为法。故甄城县尹张君墓志铭 张君姓张，名郁，字景文，是覃怀人。幼年便多学《易》，专心笃实。刚满二十岁，因才智出众被征召为河南宪史。按国家制度，凡任宪职的官吏，每年向掾部推荐两人。张君凭借资历较先应当被推荐，到了那里，发现次序还相差很远，于是又被征召为检校书吏。过了不久，中书省有位大臣将要前往和林，他的随行掾属以路途遥远为难。张君说：“能够超越掾属的职位，我愿意去哪里都听从命令。”于是登记了他的姓名，派他随行。即在掾省任职，共七年，授任甄城县尹，官阶承务郎。他明察听断，重视政务改革，全境安宁。皇上继承帝位的第二年，他任期届满入京。正准备调任时，于至大二年五月庚子日患病，死于旅舍，享年四十五岁。省中官员陈惟德按乡里之礼，率领曾与他交游的六七人，送来赙仪，前往吊唁、祭奠并办理安葬。在顺承门以西五里，有一处某乡某原，他的朋友张某哀悼他客死异乡、不能归葬故里，于是刻石作铭，将他安葬在这里。铭说：真是如此啊，人是不可预测的。早晨还生气勃勃，到了晚上便说亡故。欢乐有时与忧患相邻，福中也隐藏着祸。迟缓并不一定是困厄，迅速也不一定就是吉善。看您正当盛年、锐意进取，哪里会想到竟会这样？诗书和戈矛，舌头就是干将这样的利剑。您在阵前奋勇，触犯您的人便会倒下。风云腾起，直冲九万里。超越资历而升迁，以循常规为可耻。请求前往边远之地，仍如同迈步登堂。吃雪、穿毡，历尽艰难险阻。越经磨砺越坚强，志气反而更加昂扬。像季孟、文渊那样，远行建立功业。功业凝成，凯旋归来，重新成为您的郎官。才华颖脱，名声在朝廷中传播。很快担任承宣之职，成为万人仰望的人。琴弦不必更换，锦绣也不会受损。别人吹毛求疵，我掌握纲纪。别人炫耀权势，我却如冰霜般清正。因此百姓把我视为先导，并不是没有善处。为什么命运不肯延长我的寿命，竟死在异乡？乡里不能容纳千里骏马，正如骏马被困在车厢之中。究察他的根本，究竟是谁在主宰？难道是禀赋有所偏颇，使他过于刚毅？莫非名位的权势使他过早显达？也许举荐并不合宜，才成为命运的祸患。遥想天地长久，寿命本应无穷。前途遥远，后世绵延，哪里会有尽头？人的一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米。即使活到彭祖那样长寿，也仍然可以说是夭亡。何况您熟读《韦编》，早已以明达著称。这些道理，您本来就应当明白。临终更换竹席，虽寿命短促，却仍可说长久。不在家中归葬，又有什么妨碍？您的魂魄所依恋的地方，一定在亲人身旁。若您在九泉之下有知，这些遗憾也可以消除。我在您的墓道上记下这些话，愿您长远不要忘记。濮州儒学正王友开墓志铭 我过去听说，京师有个王友开，放达不羁，嗜好诗酒；吟诗一定饮酒，饮酒一定喝醉，醉后便脱口谈论时政的得失，即使有权势的官员和显要人物在旁，也毫不畏惧。至元二十四年，奸臣掌握国政，依仗威势而嗜好杀戮，朝廷内外都战栗不安。王君当时醉酒进入省中，挽起衣袖大声呼喊，有时在庭中来回转走，有时伸开两腿坐在路中，经过的人全都捂着耳朵逃避，把他看作狂人，不加理会。后来主持文翰事务的人，担心他长此以往必然招祸，便推荐他担任濮州儒学正，想借此约束他的放纵。有人说他一定不屑接受，王君笑道：“诸位在台阁任职，我是什么人，哪里敢挑选官职？”于是怀着檄文在市中饮酒，天将黑时醉醺醺地回去，把檄文遗失了。后来朋友来为他饯行，他才说明缘故，众人惊讶叹息了很久，王君只说：“这是命啊！”神色安然，没有丝毫动摇。至元二十九年，我和他一起到京师参加计吏考核，核实所听说的情况，果然如此。一天有客人来访，只见一个面色黝黑、张嘴露齿、胡须奋张的人，起初以武人相称并轻视他；询问之后，才知道就是王君。于是我们握手相见，像平生旧友一样欢喜。没过多久，我被征召为礼曹掾，王君在案牍之间，有时醉着，有时清醒，却总要谈论文辞以及古今人物，见解多与我相合，我私下十分敬佩他。然而他沉溺于酒，即使规劝他一百次，也像水冲击石头一样，丝毫不能被他接受。他常向我索要酒喝；我当时刚任掾官，没有公事不敢外出，有空便在部中斟酒，事务繁冗时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到市中饮酒，他也欣然接受，从不推辞。他为人真正坦率，不矫饰，大概就是如此。他的诗文超迈峻拔、宏阔飘逸，一定要喝醉才能写成；酒喝得越多，言辞越奇特，没有酒时几乎连一句寻常话也写不出来。元贞初年，元年夏四月七日，他因暴病死于京师寓舍，暂葬在文明门外某地，享年四十七岁。他名兴宗，字友开，世代是恩州人；妻子姓张，有一个尚且年幼的儿子。铭说：论刺杀戈矛，不如锥子；论捕捉骏马，不如狸猫。只是因为性情落拓不羁，百事都不合宜，最终带着未实现的志愿死去。唉，还能责怪谁呢？子雁奴圹铭

译我来到京师十多年，共生了四个孩子，全都没有免于夭折，往往出生后不久便失去了。唯独名叫雁奴的孩子，活到六岁，且秀美聪慧，惹人喜爱。客人来时，他能通报姓名、字、籍贯和里巷；遇见长者，不用教就知道作揖下拜。别人假装给他脸色看，他立即警觉地走开；稍微露出怠慢的神色，即使呼唤他并有所赏赐，他也不屑一顾。他有个弟弟刚满三岁，每次吃东西一定推让给弟弟。他的朋友惠殆，生来便有天性，尤其记忆力很强，隔年的事情也能说得如同就在眼前。他母亲曾对我说：“上天如果怜悯我，我愿意减去十年寿命来保全这个孩子，也没有遗憾。”我虽然听了很不喜欢，但因为他确实不同于普通孩子，也不敢有所依仗。唉，哪里想到他果然不能长寿呢？他刚开始生病时，我正被官事牵累在外，回来稍微迟一些，他一定哭泣着向值班的人诉说思念，使我整夜不得安宁。听说我要回来，他便嬉笑起来，像是病已经离开身体；大概是怕我看见他呻吟的样子而悲伤，所以强作笑容、忍住疾病来安慰我。这难道是孩子愿意这样做的吗？大概人到了困穷危急时就会呼喊父母，孩子虽然年幼，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从早到晚只想让亲人在身边，希望万一能救治他的危难、使他重新站起来；只是被疾病困住，不能明白说出来以诱使父亲救他。唉，实在令人悲痛！况且我年少时就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兄长，他们都不幸早早去世。如今父亲年过六十，所能依靠来继承后代的，孤零零只有我一个人，而我又与他相隔千里。我所依靠来宽慰父亲心情的，也孤零零只有这一个孩子。可是上天又不肯给他寿命，使他夭亡。唉，我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天为什么要这样使我困苦而残酷地对待我？从前孩子没有生病时，我曾和他母亲商议：“明年我的掾职任期届满，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回去，就早晚抱着这个孩子侍奉在父亲身边，使父亲能够把延续千万世无穷的寄托交给我们；也使我和这个孩子能够把延续千万世无穷的传承之心寄托给子孙后代，这样就足够了。”谁想到这件事又不能实现呢？今年我三十三岁，众人所追逐的东西我一天比一天疏远，世俗所嗜好的东西我一天比一天淡薄，和过去相比，已经像五六十岁的人了，可继承人还没有确立。孩子虽然还有一个弟弟，但所谓年幼而强健也未必可靠；像这样的孩童，又怎么能够指望呢？这就是我在孩子死时不觉放声痛哭的原因：恐怕我祖宗的德泽不能充分延续下去，反而因我不孝的罪过在中途断绝，使我无处逃避。难道我是过分溺爱儿女，不能以义理自我裁断的人吗？孩子死于大德壬寅年立秋前三日，暂时安葬在文明门外广度寺南面的原野上。为他的墓穴作铭的，是他的父亲、中书省掾张某。铭说：生下你的是父亲，使你早夭的是寿命。唉！又能怎么办呢？愿你安息在这条墓道上吧。《归田类稿》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归田类稿》卷十四 元·张养浩撰 赋 《白云楼赋》【用滕先生泰山韵，时年十九】啊！这座楼是多么高啊！它开阔宏大，包罗万象，四面屋檐飞举，直入鸿蒙。起初我疑心是阳侯在海底挥鞭而出，有一条老蜃喷吐云雾，把五色之气托举起来，凝结成了形体；又疑心是大鹏飞行九万里时失去了羊角，盘踞在这处胜境而不肯离去，双翼截断华鹊山的烟雨，脊背摩擦着霄汉间的日月星辰。我来到这里排遣郁闷，一登楼远眺，群山故意呈现出奇异秀美的姿态。恍惚间仿佛身在仙庭，凭栏俯视，魂魄几乎四散。耳边只听见风吹铁马的泠泠声；上面浮云自在舒卷，像卧着的苍狗；下面惊涛急湍澎湃，奔流如雷霆。想起从前我公分掌符节，治理东土，声名远近传播，流芳吐馨。那时群贤正在此地举行盛宴，吃麟肉、凤肉，没想到有奸人闯入境内，使全城万户没有一家安宁。您乘坐快马传令出征，宣告乱臣一定要讨伐，使他们存于经籍。雄兵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即使剩下的渠帅也都依法处刑。皇帝赐给您金券，又与您盟誓，约定功劳如山河长存，宠荣之光照耀堂庭。可惜我才疏学晚，出生得迟，来不及亲自奋笔拟写燕然铭。您的雄心霸气、龙韬虎略，如今已不再只是空听燕雀在幽闭的门窗间鸣叫。当时的风景如今全都改变了，只有山色风光不随岁月衰老。朱帘上的香气已经消歇，桂花也已衰老；金色铺首的光泽暗淡，苔藓呈现青色。我放声高歌，慷慨凭吊陈迹，风吹来时，仿佛英灵也随之降临。忽然暮色从远处来到，斜照中的断霞忽明忽暗。诗写成后，想把它扫入云间屏障，又贪恋这兴废之感，玩赏眼前的余景。不一会儿，不知不觉一轮古月已从东方升起。《鹦鹉赋》【并序】亳州人来告诉我：“张庭美写鹦鹉赋有三篇，我私下想，祢衡之后，能有一篇继承他已经很难，何况是三篇呢？”近来我得到他的文章，读了以后，发现他组织文辞、铺陈事物、摹写形态，几乎没有遗漏。华丽固然华丽，但还没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用来补益世间教化、淳厚民间风俗、规劝那些多嘴多舌的人。所以我又作了这篇赋，用来完成它的意义。鸟类有三百种名目，各不相同；其中最会说话的，大家都推举鹦鹉为第一。雄鸟在口舌间发出笙簧般的声韵，文彩如锦绣、薄绸覆盖全身。形体虽然同属禽鸟，实际上兼有人的聪慧。缓缓呼唤它，它立即答应；假意斥责它，它便收敛踪迹。听到市井众人的喧闹，各种声音没有一种不懂。它时时模仿声音，切实仿效，常常惊吓儿童，也使老人害怕。推究天地创造万物，都是同一元气所赋予。只有人最为灵异，所以亲爱父母而以忠为主。可叹其他禽兽愚蠢，是因为禀受的元气不均。有的根本低下而末梢高举，有的脚横着而头部纵立；有的发声却得不到回答，有的牵引它却不肯跟从。为什么唯独鹦鹉如此奇异？只是因为能说话而自夸其功【“防功”字样疑有讹误】。它前身难道是秦仪，必定跟随随、陆两位先生吗？世人因此珍爱豢养它，于是用食物诱捕，把它关进金笼。它想求得出路却毫无办法，只能把幽怨塞满胸中。它尚且不明白这正是招祸的阶梯，还在说自己言语巧妙、说话工整。我曾听说，善于游水的人一定会溺死在水中，善于射箭的人一定会被弓箭所伤，善于饮酒的人一定会中酒毒，善于辩说的人一定会遭受辩说的祸患。唉！我起初把你看作仅次于人的存在，如今才知道你原来是最痴愚、最笨拙而又自夸的东西。谨慎你的言语，这是《诗经》赞美武公的原因；仁厚而不巧言令色，是圣门赞美冉雍的原因。即使有四匹马也追不回说出的话，这是子成受到子贡惋惜的原因。祸患往往由口舌引起，这是傅说劝谏高宗的原因。至于《论语》说话要迟钝谨慎，《尚书》记载言语会兴起战争，《礼记》垂示说出口便难以悔改，《易经》说明言语不慎便会困穷。汉代史书有啬夫在上林苑的鉴戒，周庙有铸成闭口形象的铜人。上天至慈而好生，尚且在玄壤设置割舌之狱。天高不可冒犯，太空中尚且有翕箕这样的星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谨慎沉默会带来更多福分，而向人逞口舌、无所顾忌则是极大的凶祸。况且白圭有了瑕疵，还可以磨砺修治；一句话说错，耻辱就会充满四方。所以伤害别人，超过戈矛的锋刃；害及自己，足以成为祸患的根源。自古以来坐视败亡的人，哪里数得清？而你竟然从未听说过这些，你是何等聋啊？韩非因《说难》而自毙，蔡泽最终也在言谈锋芒中受挫。知伯氏凭借才智和巧言，家中竟无炊烟；国武子因为刚直高亢，身体都不得容于世。侯生因说沐猴而激怒项羽，王堕因谈鸡犬而触犯董龙。张敞因私下言语而被诛杀絮舜，曹操因诋毁而杀害孔融。伯宗受到家室责让，贺敦给儿童留下戒言。其他如太史公司马迁、中郎蔡邕、祢衡、许攸、嵇康、韩博等人，对事情没有益处，全都遭逢言语带来的灾祸。你如果任性放纵而不知戒惧，早晚必将再次被武氏【“防贵”二字疑有讹误】的毒虫所吞噬。于是笼中的鸟听到这些话，仿佛忧惧起来；过了很久仍不能解除恐惧，我也回去假寐。有个客人在朦胧的绿色光影中出现：他的衣服是金色的，眼瞳和脚趾呈玉色而带深青，嘴唇弯曲而鲜红；他一边跳跃一边舞蹈，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我不是不知道说话的机密不能泄露，也不是不知道不能有善始而不能善终。然而造物主赋予我这样的性情，我怎么能废弃它而不用呢？感谢您的深厚言辞，我承受了您隆重的恩惠。您还是回去自我约束吧，我与民间风俗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猛然起身，恍然醒悟，悄悄环顾四周，发现没有别人，但耳边仿佛还回荡着余音。《萱草花赋》自从我客居燕地，已经过了六个寒暑。我住在柴门小屋里，地方不过方尺大小，屋外没有墙来遮蔽荒陋之处，只有缺损的篱笆勉强支撑。家僮嫌它荒凉，便从别的园圃分来一点春色，曾经培植【原文“防之防”字样疑有讹误】。忽然有柔黄色的花微微吐蕊，起初我以为是列仙乘风将要起舞；它的花冠黄色，花瓣间有蓝色，又令人惊疑仿佛是栖息的凤凰之色。它不抬头，仰向朝阳，羽翎洗濯着稀疏的春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于是大力查找花谱。不久，童子对我说：“您难道唯独没有听过伯兮的诗吗？所谓‘哪里得到萱草，种在北堂’，解释的人认为这种植物能使人忘忧，说的就是它吧？”我说：“有这样的事吗？我私下有几种忧愁，仿佛背负着尚未偿还的债务，请让我略述一番。花啊，请和我一起忘掉它们。”我两鬓初白时便学习圣道，立志十分专一，早晨研读、夜晚钻研，暗自探究义理的深处，像河流容纳、山岳收藏一样，大小知识全都积蓄。希望使斯文【原文“▯防斯文”字样疑有讹误】日益彰显、光明。可是志向尚未完成，事务和外物交相束缚，向往道义却希望以文章成名，志气日渐消瘦，岁月日渐削减，壮心像微弱的火焰一样灰暗，再也没有不测风云之前的意气。云气飞翔最终变成深渊覆压，一想到这些，就足以痛哭。这是我担忧自己求学不足。等到年龄超过二十岁，又迫于奉养亲人，奉檄来到燕地，连南北方向都辨认不清，只希望能得到三釜俸禄以报答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