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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二 《李文公集》　别集类一【唐】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李文公集》十八卷，为唐代李翺所撰。李翺字习之，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的后裔。贞元十四年中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事迹详见《唐书》本传。《唐艺文志》记载他的文集为十八卷。赵汸《东山存稿》有《书后》一篇，称《李文公集》十八卷，共一百零四篇。江浙行省参政、赵郡人苏公所藏的版本，与《唐艺文志》相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说，蜀本分为二十卷，近来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明景泰年间河东邢让的抄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篇〕 本朝徐养元刻本的讹误最为严重；这个版本是毛晋刊刻的，仍为十八卷，或许就是苏天爵家藏的版本吧？考察阎若璩《潜邱劄记》中有一封写给戴唐器的信说：“特意借来旧《唐书》考察李浙东，不知叫什么名字；或者《李翺习之全集》已经流传出来，还可以找到这个人，但我已经老了，厌倦于寻访了。”如此看来，他似乎仍认为这不是足本，不知他是根据什么。李翺是韩愈的侄女婿，所以他的学问都出自韩愈。他在集中所载的《答皇甫湜书》中自称：“《高愍女传》《杨烈妇传》并不在班固、蔡邕之下。”这自许稍微过分了些。然而看他写给梁载言的信，论说文章十分详尽；至于写给堂弟李正辞的信中说：“世人把文章称为一种技艺，是指当时流行的文章；至于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那就是仁义之言，怎么能仅以一种技艺来命名呢？”所以他的才华和学问虽然都不及韩愈，不能熔铸百家而全都像出自自己，但立言确有根基，大体温厚和平，举止合乎法度，不像李观、刘蜕等人那样有自矜用意的姿态。苏舜钦说他的文辞不及韩愈而义理胜过柳宗元，确实是笃实的评论。郑獬说他崇尚质朴而缺少工巧，这就贬低得太过分了。这部集子不知道是谁编纂的。看其中有《与侯高第二书》而没有第一封信，可知编者在取舍之间特别精审。只是集中《皇祖实录》一篇的篇名颇为僭越。“皇祖”“皇考”这些称谓见于《礼经》，直到明英宗时才明确列为禁令；李翺在禁令之前这样称呼，尚且可以说得通。至于“实录”这个名称，六代以来已经确定为帝王专用的称号，《隋志》所载清楚可考；唐宋以来，臣民没有敢这样称呼的。李翺竟用它来题写其祖先的行状，实在不合典制；编集者也没有加以刊正，便失去了辨别裁定的职责。陈振孙说集中没有诗，只收有《戏赠》一篇，而且很拙劣。叶适也说他不擅长诗，所以集中没有流传的诗作，只有《传灯录》载有他赠给药山僧人的一首，韩退之《远游联句》记有他的一联。陈振孙所说的“有一首诗”，大概指蜀本；叶适所说的“不载诗”，大概就是这个本子。毛晋跋语说：“近来抄本才附入《戏赠》一篇。”大概没有详细考察陈振孙的话。然而《传灯录》中的一首诗，是从郑州石刻上得到的；刘攽《中山诗话》说：“唐代李习之不会作诗，郑州挖掘石刻，发现有郑州刺史李翺的诗。”如此等等。这个李翺是另外一人，并不是李习之。《唐书·李习之传》没有记载他做过郑州刺史，王深甫编《习之集》时却收录这首诗，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苕溪渔隐丛话》的论说也相同，只有王楙《野客丛书》独自依据这一说法。僧录叙述李翺的仕宦经历，断定他曾经任郑州刺史。诸人没有考察清楚：开元寺僧人曾请求李翺撰写钟铭，李翺回信说：“我学习圣人的心法，因此不敢在通晓圣人之道的人面前谦逊。如果我为这口钟作铭，是要阐明圣人之道，那么对佛教没有益处；如果我要顺从佛教的教义来撰述，那就太欺骗下民了。我的先见之明又有什么可贵呢？”看这封信的语气，他哪里肯向药山僧人求问佛道？这首诗没有刻在钟上，也正如韩愈与大颠和尚的三封信一样，是因为韩愈一向不信佛，而僧徒偏要说他归依佛教，以此彰显佛教罢了。王楙于是因为李翺曾任郑州刺史，便相信这首诗是他的，实在只是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至于《金山志》所载李翺的一首五言律诗，完全抄袭五代孙鲂的作品，那更是近人伪托的，不值得争论。宋代叶石林《诗话》说：“人的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都是韩退之的高足弟子，但这两人偏偏没有诗作流传，不应当散佚得一首也没有保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或许诗歌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所以没有创作。两人因为不是所长而不作诗，胜过世上那些不会作诗却勉强创作的人。这话确实正确。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李文公集》卷一 唐　李翺撰 《感知己赋》【并序】贞元九年，我开始参加州府荐举的贡士考试。到了当年九月，我拿着一篇文章，拜访右补阙、安定人梁君。当时梁君的声誉传遍天下，凡是撰写文章求取仕进的人，拿着文章登门拜访梁君的，几乎没有一天空缺。梁君识人的能力超过常人，我们一见面，他就对我有了知己般的了解。他说我得到古人的遗风，认为我的名声将永垂不朽，并答应为我揄扬吹嘘。我起初以为他只是当面勉励我，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幸运。十一月，梁君患病去世。我同朋友和公卿交游时，他们往往都说：“我早已把你的姓名登记在补阙梁君那里了。”我这才知道，他并不是只在当面勉励我。当时我以为，前辈遇到人才而特别加以赏识，都应当有这样的心意；还没有想到知己是多么难得。梁君去世至今五年了，我学习圣人的经籍、教诲和文章义理，写成的文章将近数万字，比当年给梁君看的文章多了不止几倍。虽然不敢说自己的德行同古人一样，但内心也常常不感到惭愧。每年参加礼部考试，却接连因为文章被黜退，声誉光彩在当时世俗中黯淡下来，人人都说这本来就是应当的。到这时我才知道，前辈遇到人才而特别赏识，也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意，这才明白知己是多么难得。看见善人却不能识别，即使是善人又有什么用？认识了却不能称誉，就等于没有认识；称誉了却不能深入了解，就等于没有称誉；深入了解了却不能长久坚持，就等于没有深入了解；长久坚持却不能坚持到底，就等于没有长久坚持。我虽然不才，幸而承蒙梁君知晓；梁君替我向别人称说，难道不是称誉吗？说我有古人的遗风，难道不是深入了解吗？称誉我一直到他终身，难道不是长久吗？可惜梁君短命，突然去世，因此我没能有所成就。谁能继承梁君的志向，来成就我呢？算了吧！上天突然夺走梁君，这是使我的命运长久地困顿、坎坷、穷厄啊。于是我作《感知己赋》来哀伤自己。文辞虽有怨意，却不失条理，大概是《小雅》和骚人的遗风。赋辞说：忧愁苦闷令人不安啊，想要无端地把它排遣掉。那些普通人认为容易的事啊，正是志士所难以做到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人人都在叹息啊，我又何必怨恨这个时代？唯独我困顿穷厄而不能显达啊，哀悼知音永远逝去。我的一生遭遇纷繁多故啊，惭愧世上有谁真正了解我？抚循圣人的教化义理啊，考察它合于古道却违背时俗。确实自信内心所守啊，可叹却同世俗相违。为求取一个名位奔走了五年啊，至今仍没有成就，滞留在这条歧路上。昔日圣贤忙碌不安啊，经历极多屈辱而奔走。选择中庸之道，踏上艰难的道路啊，即使困顿也始终不改变自己的作为。假如天地没有私心啊，为何不让神明鉴察照见？我的心刚劲正直如松柏啊，即使陷于霜雪也不会衰败。了解我的人忽然逝去啊，难道我的道就这样终结了吗？《幽怀赋》【并序】朋友中有为我叹息的人，我作《幽怀赋》来答复他们。赋辞说：众人喧嚣杂处啊，都叹息年老而又地位卑微。看我的内心并不这样啊，却担心践行大道仍然不对。假如内心自得其乐啊，即使终老而死又有什么可悲？昔日孔门有许多贤人啊，只有颜回最接近圣人。超越群体的情感而独自前进啊，指向圣人的境域而高高追求。即使只有箪食瓢饮啊，哪里会羡慕轻裘肥马？看那样的人究竟如何啊，我惭愧自己的德行太微薄。自己不耕田却饱食啊，妻子不织布却穿着丰足。援引圣贤来比较衡量啊，哪里还能希求侥幸？想到自己的抱负还没有施展啊，并不是哀悼自己而陈说私情。自从安禄山开始起兵啊，年岁周转六十而祸乱仍未平定。神明的尧帝所治理的郡县啊，为何竟成了世代传承而各自据守？征收百姓的赋税来养育士卒啊，排列高城彼此维系。这个时代怎能长久存在啊，应当永远加以思考并深远谋虑。古有三苗违抗命令啊，舞动干羽而使他们归服。只要刑罚与德政都已修明啊，无论远近都会归附。当年高祖刚起兵时啊，只带领一支疲弱的军队。能够顺应天意并善于使用众人啊，最终扫除暴乱而平定隋朝。何况当今天子神明啊，又有烈祖留下的先例。革除弊政而恢复根本啊，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假如朝廷的治理得当啊，哪里会有下层州县能够违抗？可悲我生来卑贱而处在偏远之地啊，满怀深沉的抱负又向谁诉说？可叹这些真诚的心意无法通达啊，可惜这条大道无人遗留。只有在半夜独自暗暗叹息啊，这不是我应当忧虑的事情。《释怀赋》【并序】我读《党锢传》，哀叹正直之道多遭祸患，不能容忍，于是作《释怀赋》。赋辞说：“心中怀着郁结啊，经历悔恨和忧患而不能摆脱。我的心正直而没有差错啊，只有上天能够知道。邪曲之人有什么德行却一定受到喜爱啊，忠臣有什么过错却遭到怀疑？那些陈说意见的人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撇开众人而来询问他们？进献忠诚的言论却不被相信啊，退避远去又不能获准。不能验证事实而加以考察啊，本来就是我的道路所遭遇的困厄。昔日师商侍奉圣人啊，德行已经相同而行为却有所变革。只是肝肠各不相同啊，操守不同又有什么可责备？愿意敞开心怀而竭尽所知啊，道路既然堵塞，只能实行自己的志向。道路并不险恶却不能通行啊，是人们嫉恨我而心意不同。王章正直而死于狱中啊，李固忠诚却陷于刑罚。自古以来世人所悲哀的事情啊，何况末世风俗更令人悲哀。实在哀痛贞洁之心如白玉啊，憎恨恶草杂乱生长。让农夫用手去锄除啊，反而剪去了好的禾茎。难道不是指着污秽告诉他吗啊，他却假装瞪眼装聋，不肯听从。叹息着想要放弃却不忍心啊，最终停滞不前又能成就什么？在清晨起来行走站立啊，仰望白日来自我明察。处在一世之间如同流水啊，何必长久地为之伤情？喜爱这些言语而内心受到压抑啊，庄生的宏大见识可以使我振作。毁弃芬芳的茝兰啊，栽种蒿草而罗列满地。” 斥退通行的大道而使它荒芜啊，却留恋中断的荆棘小径。搁置《春秋》的义理而询问内心啊，这同眼前的情形又有什么区别？从前凭借言辞结交而约定啊，期望共同赴死、彼此相伴。可叹所坚守的已经不同啊，于是放纵散漫而丢弃了最初的心愿。洁白高尚而不被容纳啊，并不是在市场上标榜正直以求取利益。忠诚不顾一切却被立即遗忘啊，交情不同便被抛弃。可悲啊，不迎合自己却必然招来仇恨，料想除了水火之外还有什么可畏惧？唯独我的行为不是这样啊，正直得无愧于内心而畏惧义理。赞美山中苍苍的松树啊，严冬苦寒时也同样憔悴。我本来就喜爱它的贞洁刚强啊，又何必责怪这点小小的不同？想要安静沉默而断绝声音啊，难道不悲悼自己当初的志向？但压抑这种情怀又做不到啊，终将在漫漫长夜中叹息。” 《李文公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李文公集》卷二 唐　李翺撰 《复性书上》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有本性；人之所以被自己的本性迷惑，是因为有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绪，都是情感所造成的。情感一旦昏乱，本性就隐藏起来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情循环交替而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水混浊了，水流就不清；火冒烟了，光就不明。这不是水火清澈光明的过错。泥沙不使水混浊，水流就清澈了；烟气不郁积，火光就明亮了。情感不发生，本性就充分显现了。本性与情感并不是彼此不能共存。虽然如此，没有本性，情感也就没有产生的依据。可见情感是由本性产生的，情感不能独立成为情感，是因本性而成为情感；本性也不能独立显现为本性，是通过情感来彰明的。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命；圣人得到它而不受迷惑。情感，是本性的发动；百姓沉溺其中而不知道它的根本。圣人难道没有情感吗？圣人寂静而不妄动，不必前往却能到达，不用言说却神妙，不显耀却有光明。他的制作参合天地，变化符合阴阳。虽然有情感，却从未被情感所牵累。那么百姓难道就是没有本性吗？百姓的本性与圣人的本性没有差别。虽然如此，情感所造成的昏乱彼此攻伐，没有穷尽，所以即使终身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性。江河淮济的水尚未流出而潜藏在山中，也不是没有泉源。石头不敲击，木头不摩擦，就不能燃烧山林、使万物干燥；泉源不疏通，就不能形成江、河、淮、济。它们向东汇入大壑，浩浩荡荡，成为深不可测的水域。情感的发动不停息，就不能恢复本性、照耀天地，达到无穷无尽的光明。所以圣人，是人类中最先觉悟的人。觉悟就明白，否则就迷惑；迷惑就昏暗。明与昏被说成不同。其实明与昏在本性中本来都没有，所以同与不同这两者也就分离了。所谓明，是用来对待昏暗的；昏暗既然消灭，明也就不再单独成立。因此，真实无妄就是圣人，就是本性的真实状态。他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耀天地；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行动、停止、言语、沉默，没有不处于极致的。恢复本性，是贤人不断循行这条道路。不断循行，就能回到本源。《易》说：“圣人同天地的德性相合，同日月的光明相合，同四时的秩序相合，同鬼神的吉凶相合。在天意之前行动而天不违背，在天意之后行动而奉行天时。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这并不是从外界得到的，只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罢了。子思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能够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其次是从某一方面用力，专一用力就能达到真诚；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显著，显著就会明白，明白就会感动，感动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就会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圣人知道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可以不断顺循它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制定礼来节制，制作乐来调和。安于和乐，是乐的根本；行动而合于礼，是礼的根本。所以坐车时听到鸾铃和车铃的声音，行走时听到佩玉的声音。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视、听、言、行都遵循礼而行动，用这些来教人忘却嗜欲，回归性命之道。道就是真诚。真诚不断，就会虚静；虚静不断，就会明；明不断，就能照耀天地而没有遗漏。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充分实现性命之道。可悲啊，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却没有什么阻止他们而不去做；这不也是迷惑吗？从前圣人把它传给颜子，颜子恭敬谨慎地守持而不失去，不远离本心而恢复它，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圣人了，只是常常处于空虚状态。”他之所以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只差一息而已。并不是力量做不到，而是因为短命早死。其余达到堂上境界的人，大概都传承了这种道。一股气所滋养，一场雨所润泽，人们得到它各有深浅，不必相同。子路死时，石乞、壶黡用戈击打他，割断了他的冠缨。子路说：“君子死时，帽子不能掉。”于是系好冠缨而死。子路并不是喜欢勇武而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的心寂然不动。曾子临死时说：“我还求什么呢？我能够守正而死，这就够了。”这是合于正性正命的话。子思是仲尼的孙子，得到了祖父的道，撰述《中庸》四十七篇，把它传给孟轲。孟轲说：“我四十岁时心不动摇。”孟轲门下通达的人，如公孙丑、万章之流，大概已经传承了这种道。遭逢秦朝焚灭书籍，《中庸》没有被焚毁的只剩一篇。于是这条道废缺了，传授它的人只有以节操品行、文章、章句、威仪和击剑技艺相互传习；至于性命的根源，我就不知道它由谁传下来了。道衰极于剥卦之后，必然会复兴。难道现在正是复兴它的时候吗？我从六岁读书以来，只学习词句之学；立志于道，已经四年了。我把这些道理告诉别人，却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对的。向南观看涛江，进入越地，吴郡陆傪还在那里。我把这些话告诉他，陆傪说：“你的话，是尼父的心意。东方如果有圣人，大概也不会超出这些道理；南方如果有圣人，也不会超出这些道理。只在于你不断实行它罢了。”唉，性命之学的书虽然存在，求学的人却不能明白，所以都归入庄子、列子、老子和佛教的学说。不了解的人说，这是因为你的门徒不能穷尽性命之道；相信这种说法的人，都这样说。有人向我询问，我便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他。于是写成这部书，用来开启真实光明的根源，使那种残缺断绝、废弃而不显扬的道，或许可以流传于当世。于是命名为《复性书》，用来治理自己的心，并传给那些有资格承受它的人。呜呼！孔夫子如果复生，也不会废弃我的言论。《复性书》中

译有人问：“人的昏昧已经很久了。要恢复本性，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请问方法是什么？”回答说：“不思虑，不妄想，情感就不会产生。情感既然不产生，才算是正思。所谓正思，就是没有思虑妄想。”《易》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又说：“防止邪念，保存真诚。”《诗》说：“思想不要有邪念。”问：“这样就可以了吗？”答：“还不行。”这只是斋戒自己的内心，仍然没有离开静止状态。既然有静，就必然有动；有动，也必然有静。动静不停息，这就是情感。《易》说：“吉凶、悔恨、忧吝，都是由发动而产生的。”这样怎么能够恢复本性呢？”问：“那应当怎么办？”答：“正当心处于静止时，知道心中没有思虑，这叫斋戒。知道本来就没有思虑，动静都能离开，寂然不动，这就是真诚的最高境界。”《中庸》说：“真诚就能明白。”《易》说：“天下的变动，都以守正归一为准则。”问：“不思虑的时候，外界事物来到，内心产生情感反应，应当怎样才能制止？用情感来制止情感，可以吗？”答：“情感，是本性的邪曲状态。知道它是邪曲，邪曲本来没有实体，心寂然不动，邪念自然就止息了。” 只有本性明亮照察，邪念从哪里产生呢？如果用情感来制止情感，这就是强烈的情感了。情感彼此相互制止，难道会有终止的时候吗？”《易》说：“颜氏的儿子，有不善时从未不知道；知道了以后，从未再去做。”《易》又说：“不远离正道而复归，就不会有大的悔恨，是大吉。”问：“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能离开，那么声音到来时，难道听不见吗？事物有形时，难道看不见吗？”答：“看不见、听不见，就不是人了。视觉和听觉清楚明白，却不因见闻而妄动，这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去做。心寂然不动，光明照耀天地，这就是真诚的明。”《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易》说：“《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然不动，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存在，谁能达到这样呢？”问：“请问‘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是什么意思？”答：“物，就是万物；格，就是来到、到达。万物来到面前时，内心明明白白地辨别它，却不对外物产生妄应，这就是获得知识，也就是知识达到极点。知识达到极点，所以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所以心正；心正，所以修身；修身，所以家庭整齐。” 家庭整齐，所以国家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所以天下太平。这就是能够与天地并列的原因。”《易》说：“同天地相似，所以不会违背；知识周遍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不会有过失；广泛推行而不流失，乐天知命，所以没有忧虑；安于所处之地而敦厚仁德，所以能够爱人；包容天地的化育而不过分，使万物各尽其性而没有遗漏，通晓昼夜变化的道理而有智慧。所以神妙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阴阳相互交替，这就叫道，说的就是这个。”问：“请为我说明。”《中庸》说：“道就在眼前，并不在前面之外。”问：“我还不明白，请问什么叫天命？”答：“天命就是本性。”问：“人出生时处于安静状态，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性就是上天的命。顺循本性就叫道。是什么意思？”答：“率，就是顺循。顺循本源而恢复本性，就是道。道就是真诚的最高境界，至诚就是上天之道。诚，就是安定不动。修明道就叫教。是什么意思？”答：“使自己真诚，是人的道路；使自己真诚，就是选择善而坚定地坚持它。修行这条道而回归根本，就是明。所谓教，就是可以用来教化天下的道。颜子就是这样的人。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 能够离开它的，就不是道。解释者说：这是因为人的心片刻也不能妄动。心一动就远离了道，就不是道了。变化虽然没有固定方式，却从未离开寂然不动的根本。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恐惧。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明显。所以君子慎重对待独处。解释者说：不见之见，没有比它更大的见；不闻之闻，没有比它更深的闻。内心一旦发动，就是不见之见、不闻之闻；这样就离复性很远了。所以君子慎独。慎独，就是守住中道。问：“从前注解《中庸》的人，同先生所说都不同，这是为什么？”答：“他们从事理方面解释，我从内心来贯通。”问：“他们也能贯通于内心吗？”答：“我不知道。”问：“按照先生所说，修行一天，就可以达到圣人境界吗？”答：“扰乱了十年，却只在一天之内停止它而求达到圣人境界，这就是孟子所说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关键在于，一旦停止就不停息，必然达到真诚；真诚不停息，必然达到明。明与真诚终年不相违背，就能终身保持。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困顿时也一定如此，这样才可以希望达到圣人境界。所以《中庸》说：至诚没有止息。” 不止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显著，显著就能悠远，悠远就能博大厚重，博大厚重就能崇高光明。博厚用来承载万物，高明用来覆盖万物，悠久用来成就万物。博厚可以与地相配，高明可以与天相配，悠久无边无际。达到这种境界，不显现却彰明，不发动却产生变化，不作为却能成就万物。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问：“凡人的本性同圣人的本性一样，所以说桀纣的本性也同尧舜的本性一样。他们之所以看不见自己的本性，是被嗜欲、爱憎所昏蔽，这不是本性的罪过。”回答：“做不善之事，不是本性的作用吗？”答：“不是，是情感造成的。情感有善有不善，而本性没有不善。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水受到拍击而飞溅，可以使它越过额头；受到激流推动，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引导它、推动它的力量造成的。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人的不善也同这个道理一样。”问：“尧舜难道没有情感吗？”答：“圣人只是达到了至诚。尧舜任用十六位贤相，并不是出于喜爱；流放共工，放逐驩兜，诛杀鲧，放逐三苗，并不是出于愤怒；只是所作所为合乎节度罢了。他们之所以一切都合乎节度，是因为为天下设置了教化。”

译《易》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妙之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吧？”《中庸》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易》说：“只有深邃，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几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所以不急迫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说的就是圣人。问：“人的本性同圣人的本性一样，那么嗜欲、爱憎之心，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答：“情感是虚妄，是邪曲。既然是邪曲和虚妄，就没有真实的依据。虚妄的情感消灭止息，本性清明，周遍流行于天地四方，所以说能够恢复本性。”《易》说：“乾道发生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论语》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端正自己的性命。问：“情感所造成的昏暗一来，本性就灭失了，为什么还说它同圣人的本性一样？”答：“水的本性清澈，使它混浊的是沙泥。正当它混浊时，本性难道就完全没有了吗？长久不动，沙泥自然沉淀；清明的本性照鉴天地，并不是从外界得来的。” 所以水混浊时，本性并没有失去；等到它恢复清澈时，本性也不是重新产生。人的本性也同水一样。”问：“人的本性本来都是善的，却被邪曲的情感昏蔽。请问圣人的本性还会被嗜欲混浊吗？”答：“不会再混浊了。情感本来就是邪曲和虚妄；邪曲虚妄没有真实依据，人却不能恢复本性。圣人既然已经恢复了本性，就知道情感是邪曲的；邪曲既然已经被光明的本性觉察到，觉察到就没有邪曲，邪曲又从哪里产生呢？”伊尹说：“上天之道，就是用先知觉悟来使后知觉悟，用先觉来使后觉觉悟。我将要用这个道理来觉悟这些百姓；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来做呢？如果还会重新被嗜欲混浊，那就是尚且不能自我觉悟，何况能够使后人觉悟吗？”问：“请问人死后到哪里去？”答：“那是圣人尚未明白、只能写在书册上的事情。”《易》说：“推究开始而反察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物，魂魄游散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就穷尽了。”孔子说：“尚且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既然如此，推究生命的开始而反察生命的终结，就可以穷尽人生之道。生之道既然穷尽，死的道理不用学习也会自然通晓。这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你不断修习这条道，自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我不能再明明白白地把它说出并写下来了。《复性书下》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与劳作之物一同劳作，与休息之物一同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劳作不是我在劳作，劳作自有外物；休息不是我在休息，休息自有外物。是劳作吗？是休息吗？这两者分离而不存在；我所存守的东西，始终不会消亡，并且超越于二者之外。人之所以不努力修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同万物一样，也是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有道德的本性吗？承受同一元气而形成自己的形体，一类成为物，一类成为人。得到人的形体非常困难。生在世上，寿命又不是很长。凭借这并不长久的生命，使用这极难得到的身体，却不专心于大道，任意放纵内心所想做的事，那么人用来区别于禽兽虫鱼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终究不会明白。我的年龄已经二十九岁了，回想十九年的岁月，时间仿佛只是一个早晨；回想九年的岁月，时间也仿佛只是一个早晨。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九十年，达到一百年的很少。到了百年之时，回看九年时光，同我今天回想从前相比，远近难道会相差很大吗？它又能比一个早晨的时间长多少呢？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突然交击一样，像风吹拂而回旋一样，转瞬即可知晓。何况千百个人中还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仍然担心来不及达到。那些任意放纵内心所想做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李文公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李文公集》卷三 唐　李翺撰 《平赋书》【并序】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费用并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百姓。”又说：“如果想要实行而有所依据，那么周公的典章就在这里。”孟子说：“夏后氏以五十亩田征收贡赋，殷人以七十亩田实行助法，周人以百亩田实行彻法，实际上都是什一税。想要比尧舜之道轻的，就成了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之道重的，就成了大桀、小桀。”因此，实行什一税的原则，公家和私人都能富足；百姓富裕以后，才可以接受教化，恢复淳朴。古代圣贤没有不善于治理政事、管理百姓而能使声名光耀后世的。所以善于治理政事，最重要的是治理百姓；治理百姓，最重要的是先使他们富足，再教化他们。凡人的性情，无不希望富足而厌恶贫穷；一年到头不能制作衣服就会寒冷，一天不能得到食物就会饥饿。四种民众中受苦最重的，莫过于农民。麦、粟、布、帛，都是农民生产的。年成大丰收时，农民尚且不能衣食充足；如果遭遇水旱灾害，农民就首先受到伤害。有若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富足？”既然这样，百姓把他们的长官看作仇敌，平安时尚且不能享受利益，危急时又怎么肯尽力呢？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危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人人都知道加重赋税可以取得财物，却不知道减轻赋税反而能取得更多财物。为什么呢？加重赋税，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流亡的人就不回来，天下的人也不来。这样一来，土地虽然广大，却有荒地不能耕种；即使耕种，也会留下土地的力量。百姓日益困苦，财物日益匮乏，这就是丢弃天时、遗漏地利、耗尽人力财力。像这样，即使想做社稷之臣，建立不朽功业，诛讨暴逆而威服四夷，也只能空有这份心愿，难道能够实现吗？所以减轻赋税，百姓就乐于生活；百姓乐于生活，定居者就不流亡，流亡者也会一天天前来。定居者不流亡而流亡者不断到来，土地就没有荒芜，桑树柘树日益繁茂，竭力耕种的土地还有余利，百姓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盛，四邻的百姓像归附父母一样归附，即使想驱逐他们，又怎么做得到呢？因此，同百姓一起安定地居住，他们就富足而且可以接受教化；同百姓一起处于危难而守卫，他们就人人自我巩固。孟轲所说的“带领自己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成功过”，正是这个道理。唉！仁义之道，明明白白如同大道，人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都不能实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得还不够全面，又有嗜欲来损害它；对自己的要求太多，对别人的信任太少。因此，有土地的人都谈仁义，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如此。虽然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它并使功业流传后代，原因就在这条道路。秦朝灭亡古代法制，毁坏井田制，于是夏、殷、周的制度废弃了。历代相承已经很久，不能仓促恢复。因此我选取当时可以实行的办法，写成《平赋书》，其中仍保存什一税的法则，希望或许有人能够实行它罢了。凡是治理天下的人，把方圆千里的都城看作方圆千里的都城，把方圆百里的州看作方圆百里的州，都应从一亩田开始计算。五尺叫作一步【古代六尺为一步。古代的尺较小，折合当时的尺为四尺八寸，所以方一歩相当于古代方一歩多三百零六寸二分五厘】；二百四十步叫作一亩【古代以一百步为一亩，同当时不同；但依从当时的数目就容易实行。一亩相当于古代的三亩田】；三百六十步叫作一里【古代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的田地有九夫三屋，方三百步为一里；方一里的田地有九夫，顷是它的另一个名称】。方一里的田地有五百四十亩【一百亩为一顷，共五顷四十亩。古代的里虽然小，亩也更小，所以古代方一里有九顷田；当时方一里有五顷四十亩，相当于古代十六顷二十亩的田】。十里的田地有五万四千亩【五百四十顷，相当于古代一千六百二十顷的田】；方圆百里的州有五千四百亿亩【五万四千顷，相当于古代十六万二千顷的田】；方圆千里的都城有五千四百亿亩【五百四十万顷，相当于古代一千六百二十万顷的田】。方一里以内，拿出十亩作为房屋、道路以及牛猪休息的地方，种植葱、韭、蔬菜，供一里人家使用【古代方一里为一井，有田九百亩；八家农夫各接受百亩，公田八十亩，八家共同耕种公田。公事完成以后，才治理私田。《诗经》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剩下的二十亩作为闾里的井舍和房屋。当时一亩田已经相当于古代三亩田，十亩田相当于古代三十亩田，比较其多少也大致相当】。凡方圆百里的州，作为方十里的区域有一百个，其中设置州县城郭，修建贯通河流的大路，聚集丘墓乡里，开凿田间水道、沟渠和小渠。大致计算，不过是方十里的区域三十六个，共有田一十九亿四万四千亩【一万九千四百四十顷】；方圆百里的范围足以供养百姓，方圆千里也是如此；高山大河则包围在其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寸〕 把田地的长短截取、丈量，一亩田以强并弱，水旱又没有定时，即使不能完全发挥地力，每年所产粟也不少于一石；公家征取其中十分之一。大凡方圆百里的州，共有田地五十四亿亩，其中十九亿四万四千亩用作州县城郭、通行的河流大道、田间小沟大沟、丘墓乡井、房屋道路、牛猪休息之处以及葱韭菜蔬种植之地；剩下三十四亿五万六千亩【合三万四千五百六十顷】。每亩取粟一石的十分之一，共得粟三十四万五千六百石，用来进贡天子，供给州县各执事官吏的俸禄，供宾客使用，输送四方，抵御水旱灾害，这些用度都足够了。田间还种桑树。凡种桑树，以一个人一天所能休治的面积为一功桑。太少就会缺少丝帛，太多又会侵占田地。因此，十亩田种五功桑；一功桑所养的蚕，不应按每年的常数计算，即使不能完全发挥其功效，每功所得也不少于一匹帛；公家征取其中十分之一。大凡方圆百里的州，共有田地五十四亿亩，其中十九亿四万四千亩用作州县城郭、通行的河流大道、田间小沟大沟、丘墓乡井、房屋道路、牛猪休息之处以及葱韭菜蔬种植之地；剩下三十四亿五万六千亩。

译种麦的田，大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土地低洼，不适宜种桑。剩下二十三亿四千亩种桑，共一百一十五万二千功；每功取一匹帛的十分之一，共得帛十一万五千二百匹，用来进贡天子，供给州县各执事官吏的俸禄，供宾客使用，输送四方，抵御水旱灾害，这些用度都足够了。鳏寡孤独以及有疾病而不能自立的人，公家给他们粟和帛；能够自给的，不征税。对种田和种桑，凡十里一个乡，设置公家粮仓。乡里每年缴入公家的粮食，拿出十分之一存入公仓，十年可得粟三千四百五十六石。十里之乡人口多的还不够用，就让一千六百户乡民共同保护公仓，使粮食不被偷盗。饥荒之年，百姓缺粮，便根据各家人口多少，从公仓取粮发给他们，同时勉励他们耕种，以等待麦子成熟。到了大丰收时，乡正告知乡民，把公家以前发给的粮食归还；归还时一定要精纯，不要掺水后送入公仓。穷人不能归还的，就免于征收。这样一来，即使年岁大饥，百姓也不会因缺粮而困苦，不会饿死在沟渠中，也不会流亡到别的地方。人民既富足安乐，就会看重生命而不轻易犯法，也容易向善；教导他们侍奉父母，使父母慈爱；教导子弟，使他们孝顺；教导乡党中的人，使他们恭敬谦让；衰弱年老的人能够安居，幼弱者得到养育，鳏寡孤独以及有疾病而不能自立的人，都能安乐地生活，住有房屋。相邻人家的炊烟和火光在百里之内相互连接；同他们相处，他们就快乐而有礼；同他们守御，人人都坚守自己的产业，即使有强暴的军队，也不敢凌辱他们。从百里之内推行开来，遍及千里；从千里再扩展到四海，其中谁能抵挡呢？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使百姓各自保全产业而亲近君主；即使君主在上面想使国家危亡，也不可能做到。《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树皮，缠紧门窗。如今这些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进士策问第一道。问：刚实行两税法时，钱价低而粟帛贵。一斗粟，价格超过一百钱；一匹帛，价格超过二千钱。纳税户每年应缴纳钱千百，折合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多匹就够了。所以国家的用度都充足，百姓还没有感到困苦。两税法没有改变，到了如今三十年，百姓的土地被有势力的人兼并，已经超过当初的三分之一。所缴钱数仍和从前一样，但钱价日益升高，粟帛价格日益降低。一斗粟，价格不超过二十钱；一匹帛，价格不超过八百钱。纳税户每年应缴纳钱千百，须粟达到二百石、帛达到八十匹才够。这就是钱数没有增加，而税负却由一份变成了四份。百姓日益窘迫，便散去经商游荡，已经有十分之三四了。四年春，天子怜悯他们，下诏让天下守土之臣确定留州使额钱；正额的米仍按旧制，其余各项则按价格高低像上供物资那样征收。百姓依赖这一措施，和两税法初行时相比，轻重仍然相差很远。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国家用度富足，又使百姓不至于空自游荡，人人都回归农业，并且都能安乐？对于被有力者兼并的土地，仍按纳税户征税，使士兵也不怨恨。难道竟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结果吗？先生为什么不把胸中的见解全部说出来告诉我呢？又是第二道。问：吐蕃成为中原的忧患，已经很久了。用和亲、赠送财物来对待它，都不足以招来它的友好。是要停止军队，相信它的甜言蜜语，同它订立盟誓吗？这样一来，它心中深藏奸邪，趁我军撤去之时欺神虐人，拘系俘虏卿士大夫，直到如今成为羞耻。是要准备防御吗？那就要调动天下数十万军队，有的人会因思念父母妻子而悲号，还要劳烦百姓负担粮饷、衣食，百姓会因此空虚。是不防御吗？它一定会窥伺我方的空隙，攻陷城池，掠夺玉帛和子女，杀死老弱，把壮丁拘系回来。自古帝王，难道没有诛讨吐蕃的成功策略吗？为什么边境还没有安定，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诸位，你们难道也有办法可说吗？《李文公集》卷三。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四。唐代李翱撰。《从道论》。中等才智的人拘泥于书本，又被众人的传说迷惑，认为言论违背众人就是不祥。

译《尚书》说：“三个人占问，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 李翱认为，如果这句话出自内心，便可以遵守而奉为常法，那么中等人的迷惑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君子遵从道，并不遵从众人。道是公正的，即使我将要赞成它，难道会知道天下人都成群地非难它吗？道若是偏私的，即使我将要反对它，难道会知道天下人都喧闹地赞成它吗？将要赞成它，难道是图谋赞成它所带来的利益吗？将要反对它，难道是图谋反对它所造成的祸害吗？所以，大道可以保存，是非可以成为常理。小人却不是这样，将要赞成某事，先夺取它的利益；自己将要反对某事，先害怕它的祸害。已经这样做了，想远离祸害的人，内心赞成却口头反对；迷恋利益的人，内心反对却口头赞成。所以大道受到阻塞，是非混乱，人伦败坏，邪说胜出。难道可以让众人的话都必须听从、众人反对的事都必须遵从吗？况且天下人纷纷扰扰，知道道的人有几人呢？假如天下都是贤人，听从众人也可以；假如天下有两个贤人、三个小人，难道还可以听从众人吗？何况贪婪的人因利益而顺从，富人的话就会胜出；怯弱的人因求生而顺从，有威势者的话就会胜出；中等人因求名而顺从，孤高自守者的话就会胜出。君子处在众人中间，总是恳切诚厚，仿佛愚钝；和悦谦下，仿佛卑微。有话应该说却沉默，是因为三个人同游而器识不同，所以沉默；等待亲近者而责备疏远者，所以沉默；事情已经来到而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沉默。小人全都不是这样。因此君子谨慎说话，小人粉饰言辞；君子等待时机，小人追逐时势。这样说来，君子在众人面前沉默，小人在独处时沉默，都是被事势牵制，难道是内心愿意吗？学习并加以遵从的人，就能够有所选择了。唉！太平之世少，乱世多；贤者一旦伸展，邪说便有百种胜出。在上位的人说话看重和谐而不看重正直，在下位的人说话看重顺从而不看重真理。假如一间屋里一个人倡议，十个人应和；一个人笨拙不善言辞，那么他即使想在众人中发言，也会被众人责骂。这样看来，应和者是人们所喜爱的，沉默者是人们所恼怒的。我是宁可遵从道而触怒众人呢，还是宁可违背道而顺从众人呢？这就是所谓辨别难易、权衡是非。有人说：“众人可以违背而不可遵从，这一定对吗？”回答说：“还不一定。君子在名声方面怯弱，在实事方面勇敢；我不是众人的首领，众人也未必一定要听从我。君子保全自己的力量罢了，又何必违背众人？道理不来询问我，言辞也不因我是君子而必须听从我，只是声音而已，又何必违背众人？所谓君子，就是进退周旋、处群处独、说话沉默，都不失其正道而又不遭受祸害，大概就在这里了。” 《去佛斋》【并序】。从前温县令杨垂任京兆府参军时，奉叔父司徒的命令，编撰《丧仪》，其中一篇说：“七七斋，在这一天把死者的衣服送到佛寺，以此追荐福德。”我认为杨氏《丧仪》的其他内容都有出处，很多也可以实行，只有这一件损害礼制，所以论述并删除它，准备保存其余内容。佛法流传并浸染中国，已经六百多年了。它开始于汉代，逐渐盛行于魏、晋、宋之间，到梁代泛滥开来。萧氏遵奉它，一直延续到现在。大概后汉没有人辨析并排斥它，于是使夷狄的术法在中华流行，所以吉凶之礼混乱错谬。没有完全变成戎狄礼俗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况且杨氏撰述《丧仪》，难道不是因为礼法迁移败坏，衣冠士大夫同庶民小巷没有区别，才想用礼来纠正它吗？既然如此，合乎礼的就应保存，违背礼的就应辨析并删除，怎么能只凭自己的想法说呢？难道是害怕当时习俗的愤怒吗？那么杨氏《丧仪》中依据古礼而违背流俗的地方很多。搁置不说还可以，既然已经论述，又把它写成仪式，舍弃圣人的道路，祸患流传到后世就没有穷尽了。佛法所说的内容，《列御寇》《庄周》中已经有详细论述；其余都是戎狄之道。假如佛生在中国，他创作的学说必定不同于此。何况还驱使中国人实行他的术法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活着有所供养，死后有所归宿，生养万物有一定的道理，耗费财物有一定的节制。从伏羲到仲尼，即使百代圣人也不能改变这些。所以，能够使天下人共同实行而没有弊害的，是圣人之道，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并以道德仁义来供养和维系它。只是忧虑力量不足罢了。假使天下人的力量充足，完全实行修身治国的办法，六七十岁以后，即使享年百岁的人也都会死去。天在上面运行，地在下面承载，在天地之间生长繁育的，不过是畜兽、禽鸟、鱼鳖、蛇龙之类罢了。何况有些事情本来就不能让天下人共同实行呢？不能让天下人共同实行的，就不是圣人之道。因此，佛教徒不养蚕却有衣服穿，不耕作却有饮食供给，安居而不生产，役使万物来养活自己，竟达到数百上千万人。由此推想，因受冻挨饿而死的人有多少？就可以知道了。于是他们修筑楼殿宫阁来供奉佛，装饰土木铜铁来塑造佛像，剃去良家男女的头发让他们居住其中。即使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也没有超过它们。这难道不是出自百姓的财力吗？从前大禹治理水患，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他手掌磨出老茧，脚底结成厚茧，凿通九河，疏导济水、洛水，引导汉水、汝水，决开淮水、江水使它们流入大海。人们若不这样做，就会被蛟龙吃掉；大禹确实使人们这样做了。他以德成为圣人，以功劳消除了大灾祸，于是被拥立为天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万人〕 可是史传说他饮食简朴，厌恶华美衣服，宫室低矮，土台阶只有三尺高。他与佛教徒的差异就是这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大端，详细说起来，难道说得尽吗？所以，被佛教迷惑的人沉溺于它的教义，排斥佛教的人却不了解其中的心情。即使辩论正确，也不能使佛教徒不喧哗，也不能劝止来求佛的人。因此佛教的术法才会那样兴盛。有地位的人若相信我的说法并加以诱导，君子可以用道理使其信服，小人可以用命令禁止，改变这种风俗并不困难。既然如此，不了解佛教徒的内心，并不妨碍成为君子；但沉溺于佛教教义，让夷狄风俗改变华夏，这是最大的祸患。没有完全变成戎狄，已经是幸运了。从前司士贲告诉子夏说：“请允许我登上床去袭击他。”子夏说：“好。”县子听见后说：“叔氏太放纵了！只因为别人用礼相请就答应他；人登床袭击别人，是小的失礼，尚且不可以，何况把整个身心投入佛教的术法，扰乱圣人的礼制，还想把它传给后世吗？” 《解惑》。

译王野人，名体静，大概是同州人。起初在浮山观原，那里还没有房屋，他缝纸作衣，取竹子架在树上，覆盖青草，独自住在下面。豺狼、豹子、熊、象经过时都驯服而不伤害他。积累十年后才建起草堂，种茶成园，耕田三十亩，以供衣食，不蓄养妻子儿女。他很少说话，有人询问，便全心诚意地回答。有人拿他的丝绸约定报酬和利息，他不问姓名，都给了；有人欠着不还，他始终不说。总共居住了二十四年，六十二岁。贞元二十五年五月，在观原茶园去世。村人共同凿木做成空棺，盛放他的尸体，埋在园中。观原原本无人居住，因野人而逐渐形成三百户人家。有个喜欢猎奇的人，竟谎称王野人已经死后升仙。处士陈恒打开他的棺材，只看见空衣服。我和陈恒相遇，问他缘故。陈恒说：“撰写记事的人想把浮山说得神奇，所以妄自这样说。”元和四年十一月，我以节度掌书记的身份奉公文掌管循州。元和五年正月，依据诏令祭祀名山大川。我带着牲牢到山上，传达皇帝的命令，于是让人砍木做棺材，命将吏和村民改葬野人，迁葬到佛寺南面的山冈。他的遗骨还保存在那里。于是我在墓东立木牌，记道：“王处士葬在这里，削去荒谬的记载，以解除观原百姓听闻后的疑惑。” 《命解》。有人说：“尊贵和富有只在于自己；用智慧去求就能得到，不去求就得不到。何必要说什么命运呢？”有人说：“不是这样。有求取却得不到的，有不求取却得到的，这些都是命运。人的作为又有什么用呢？”两个人出去后，有人问我：“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我回答说：“它们都是使人陷入不善的说法。靠智谋去求取的人，就像偷种别人的田地；把一切都归于命运的人，就像不耕作却盼望收获。我两种都不取。遵循正确的办法，依照正当的道路，即使把千乘之富赐给我，使我位居卿大夫之上，我接受而不推辞，也不能说是贪婪；因为私利于自己的地方少，而有利于天下的地方多，所以不推辞。这哪里有什么命运呢？如果取得它不遵循正确的办法，使用它不依照正当的道路，即使只是一顿饭这样微小的东西，也不可以接受，何况富贵这样大的东西呢？这不能说是廉洁，因为有利于人的地方少，而损害正道的地方多，所以不去做。这哪里有什么智谋呢？这样看来，君子的处世方法，也就可以知道了。” 《帝王所尚问》。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为什么呢？回答说：帝王的道路，并不是专门崇尚忠，也不是专门崇尚敬和文，而是顺应时代的变化，用来承接并补救前代的弊病罢了。挽救粗野，没有比崇敬更好的；挽救鬼祟，没有比崇文更好的；挽救浅薄，没有比崇忠更好的。这样循环往复，终始相承，轮流互相补救，就像火灾燃烧时，人们知道用水来制服它一样。能够胜过水的是土；水冲决时，阻遏它的流势，就一定要大规模修筑堤防。因此夏禹的政治崇尚忠，殷汤的政治崇尚敬，周武王的政治崇尚文，各自适合当时的需要。假如武王处在夏禹的时代，就会崇尚忠；假如汤处在武王的时代，就会崇尚文。禹和汤互换时代而处之，那么夏代首先崇尚敬，殷代就会崇尚忠。因此顺应时代的需要，补救前代的不足，这就是三王。假如黄帝、尧、舜处在三王所处的天下，也必定会做禹、汤、武王所做的事。由此看来，五帝和夏、商、周，走的是同一道路。假如挽救殷代的鬼祟之弊不用文，而说“我一定要用夏代的忠来教化它”，这就像车辕朝北却想到南方去，永远也到不了。孔子是圣人中最伟大的。假如他称王天下并继承周代，那么他补救文弊，也一定会崇尚夏代的道路。所以，文、忠、敬都不是帝王所专门崇尚的，而是帝王用来适应变化、实行权宜之道的手段。顺应时代的变化来承接并补救它的弊病，是不能停止而必须有所作为的。《正位》。善于治理家庭的人，使父子亲爱，贵贱有别，妻妾男女分明，内外上下的位置明确，只是端正各自的名分罢了。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先整治自己的家庭，说的是把治家的规范推广到国家。想使家庭治理好，先要端正名分，辨明各个位置的等级。名分和位置正确而家庭仍不能治理的，有这种情况；名分和位置不正确而能治理家庭的，从来没有。因此发布命令一定适当，办事一定正当，不合义理的话不说。这三点做到了，即使不加劝勉，下属也会听从。发布命令不适当，办事不正当，说不合义理的话；这三点做不到，即使天天鞭打下属，下属也只是畏惧刑罚而不敢违抗，想让他们内心服从而无所怨言，就很难了。有的人宠爱妻子，有的人偏爱妾，有的人听信儿子，有的人任用其所使唤的人。既然宠爱他们，就一定相信他们的邪说；相信邪说，就会危害别人，对自己并没有多少益处。如果这样，名分和位置必定会僭越。别人加以阻拦，关系就不和；顺从他的过错，就会损害礼制；不纠正他，上下就没有章法；纠正他，又不能得到他的实情。不如自己的人来劝说他，他就认为对方愚蠢；比自己贤能的人来劝说他，他就认为对方在欺骗自己。这就是治理家庭困难的原因。那个人难道会说自己的家庭治理不好吗？纵容自己的心而无所畏惧，希望别人对我都不违逆，所以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知道。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改过而向善吗？答道：耳、眼、鼻、口，四肢百骸，与圣人没有不同。圣人的道能够教化天下，唯独我不能自我教化，也足以感到羞愧。想到不善之处而抛弃它，那么各种善行就会成就；即使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也还是可以做到的。改过有什么困难？如果不加思考，放纵自己的心去行事，那么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学习可以不断进步。人的百骸之中有一颗心，它与圣人的心没有不同。可是昏昧而不能恢复自己的本性，真是糊涂啊！说自己的心不可能达到圣人境界的，是自己抛弃本性的人，最终也会一无所有。他将茫然无措，究竟要走向哪里呢？冉求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自我限制、就此停止；能够不断前进而不停止的，是颜子啊！唉！颜子寿命短促，所以没有达到仲尼的境界。积聚在低洼处的污水，停滞而不流动，终究到不了大海。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水流缓缓前行而不停息，最终汇入大海。我怎么知道它与从深潭中流出的水有什么不同呢？《李文公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五。唐代李翱撰写。《知凤》。有一只小鸟停在别人家里，羽毛是青色的，鸠、鹊之类的鸟都来给它喂食。不久，野外那些长出羽毛、能够飞翔的鸟，也都带着东西来，像是要给它喂食。它们所带的虫子堆积在那里，群鸟的鸣叫声混杂纷乱。这只鸟一鸣叫，万物的声音便全都停止。人们都认为这是妖异之物，我怎么知道它不是凤凰一类呢？古代谈论凤凰的人曾描述过它的形状，有人说像鹤，有人说像山鸡，都与这只鸟不相似。我哪里能够知道它是不是凤凰一类呢？凤凰，是禽鸟中超乎寻常的；正如圣人在人类中超乎寻常一样。我听说，认识贤人圣人的人，是观察他的道；从黄帝、尧、舜、禹、汤、文王直到孔子、颜回，没有听说有记载说他们的形貌彼此相同的，因此形貌是无法据以判断的。假如他们的形貌相同，那么孔子与颜回同时站在当时，鲁国人为什么不说“孔之回”，而说“颜之丘”呢？由此就可以知道了。阳虎的形貌像孔子，所以圣人在匡地受到惊惧；但没有记载说孔子的七十弟子曾服从阳虎。假如有一个人，他的容貌虽然像驩兜、恶来、颜回、子路，而七十二弟子果真都跟随他拜师，那么这个人就是圣人。所以说，认识贤人圣人，要观察他的道。像凤凰却看不见凤凰的灵异特征，如果只是山鸡，那么可以；难道仅仅因为形貌相似，就可以说它是凤凰吗？天下的鸟，即使是凤凰，鹰、鹯、鹍、鸿等鸟难道会承认自己是凤凰吗？这只鸟的形状既然如此，群鸟都敬重而畏惧它，除了凤凰一类，还能是什么呢？这只鸟出现在宋州的郊野，是在贞元十四年。《国马说》。有一个人骑着国马，和骑骏马的人并排同行。骏马咬伤了国马的腿，血流到地上。国马照常行走，神态也和平常一样，不因这件事回头看它，好像根本不知道。后来骏马回去后，不吃草，也不喝水，站着发抖了两天。骑骏马的人告诉骑国马的人说：“那匹骏马大概是以自己咬伤国马为羞耻。我们用国马去劝导它，这样就可以了。”于是就照这样做。国马见到骏马，便用鼻子碰它，随后和它一同奔跑、吃草，不到一整天，骏马的病就自行痊愈了。四条腿、吃草的，是马这一类；两条腿、能说话的，是人这一类。像国马这样，四条腿、吃草，是马；耳、眼、鼻、口也是马，四肢百骸也是马；不能说话而发出声音，也还是马。观察它用来思考的心，才是人。因此，受到侵犯而不计较的，是国马；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的，是骏马。有这样一种人，放纵自己的气势去驾驭别人，别人容忍他而不知道这一点的很多。看他的两条腿和会说话，他是人；耳、眼、鼻、口也是人，四肢百骸也是人；可是寻求他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却找不到。那种人只是把形体当作人；国马只是把形体当作马。用那种人去驾驭国马，人人都以为是人骑马。我从来没有不说这是马在骑人，可悲啊！《截冠雄鸡志》。我到了零口，北面有一群家养的鸡，共二十二只，其中七只是公鸡，十五只是母鸡。它们一边饮水一边啄食，又很亲近人。我非常喜欢它们，于是捧起粟米撒在地上呼唤它们。有一只公鸡，鸡冠被人截去，样子像是统领鸡群。它望着我先跑过来，看见粟米便长声鸣叫，好像在召集同伴。群鸡听到后，一齐奔向粟米。它们到来以后，却都厌恶那只截冠的公鸡，纷纷攻击它，拖拽着把它赶出去。过了一会儿，它们又争相回来啄食粟米。天黑时，另外二十一只鸡成群栖息在楹柱的横梁上。截冠公鸡又来了，像是在思念同伴；它想登上横梁，便一边准备栖息，一边仰头张望，一边回头张望，一边小声鸣叫，一边大声鸣叫，又伸长脖子发出呜咽声，声音十分悲哀，最终离开了。它到了庭院中，径直飞向一棵三十多尺高的树，鼓动翅膀悲鸣，飞上去栖息在树顶。我感到奇怪，说：“鸡，是家养的禽鸟，具备五种德行。其中第一种叫作见到食物便召唤同伴，是义。截冠公鸡就是这样。那些鸡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呼唤而幸运地来到这里吗？可是为什么到来以后，反而一起厌恶呼唤它们的鸡并逼走它呢？难道不是只享受它带来的利益，却背弃它的恩惠吗？难道不是妨害了它‘见食命侣’这一德行吗？而且为什么群鸡一起栖息，却不让它和同伴们相伴呢？” 有人告诉我说：“截冠公鸡是外来的鸡。我东边邻里的鄙野人家陈氏有一只鸡，母鸡死了，陈氏便把它寄养在我这群鸡中。它勇猛而且善于争斗，家里的六只公鸡都不敢单独与它较量，因此群鸡都厌恶它，不让它和自己一起吃食、栖息。它虽然善斗而勇猛，也敌不过众鸡，所以常常独自游走。然而它见到食物，从来没有先啄食过，总是长声鸣叫召唤同伴。那些鸡虽然依靠它的召唤而来，到了以后反而赶走它。以前也总是这样。截冠公鸡虽然得不到回应，但它的行为从未改变。”我听完后，惘然感动，便悲伤地说：“禽鸟是微小的生物，其中也有独自禀受精气、重义而耿介的。外来的鸡在义和勇上超过群鸡，群鸡都嫉妒它，尚且不肯与它为伍。何况在人之中呢？何况在朋友之间呢？何况在亲戚之间呢？何况在乡里同党之间呢？何况在朝廷之中呢？”由此观察天地之间鬼神、禽兽以及万物变化的情状，难道能够逃脱这种规律吗？我的内心既为此悲伤，便把它记述下来，用来警戒自己，也可以作为世人的一面镜鉴。《题〈燕太子丹传〉后》。荆轲感念燕丹的恩义，把匕首装在匣中带入秦国，劫持秦始皇，想以此保全燕国、使诸侯称霸。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也算是一名壮士。可惜他的智谋不足以察知变化、识别时机。秦始皇的处境不同于齐桓公，曹沫能够成功，荆轲却以身死告终，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势不同。等到荆轲想用加速的槛车载着秦王前往燕国时，连儿童和妇人都明白这件事不可能成功，可荆轲却仍然去做；他没有成功，并不是不符合燕丹的心意。假如能够报复秦国，即使把整个燕国都牺牲掉而不顾，又何况一个美人呢？荆轲不明白这一点却承担了这件事，真是浅陋啊！《拜禹言》。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恭敬地两次拜伏在禹的堂下。我从宾客所登的台阶上去，面向北站立，不敢叹息，不敢祝告，也不敢祈求。退下台阶后，又恭敬地拜了两拜，哭着回去，并且歌唱道：天地啊，永无穷尽；可怜世上的人总是辛劳。过去的事情我赶不上，未来的事情我也听不到。算了吧，算了吧。

译《送冯定序》。冯生自负才气，而又能保持中正。向上没有人授予他机会，向下也没有人结交他。他的名声还不大，却已经在京师显耀。冯生确实没有罪过，只是当时见到他的人，有的不能了解他；了解他的人又不敢替他说话，所以他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有人说冯生并不忧愁，大概是拿别人来替自己解脱。我因为连带杂文而被罢黜，不了解我的人也纷纷交相嘲笑我，我的自负反而更加明显。退居后学习经书，感愤而作文，于是遇到了知音，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当我被贬斥受辱时，我没有说他的文章拙劣，难道不是命运吗？等到他已经获得成功，我又没有自夸自己的眼光明智，难道不是命运吗？所以我说冯生并不忧愁。冯生家里非常贫穷，不能在家安居告假，我要到成都游历。成都有岷山、峨眉山，山川之气汇合于江源，往往产生奇异杰出的人才。古代有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这些人死去至今已经千年，却没有听说冯生游历成都。请替我向岷山、峨眉山致意：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人才出现呢？那里的风气奢侈华丽、豪放繁盛，羁旅之人容易在那里留滞。冯生应当想着尽快走出剑门的艰险，不要使我忧虑。《杂说》。日月星辰运行于天空，是天的文理；山川草木罗列于大地，是地的文理；志气和言语从人身上发出，是人的文理。志气不能充塞天地，言语不能成为教化的根本，这是人的文理错乱；山崩川涸、草木枯死，这是地的文理断裂；日月出现晕蚀、星辰运行错乱，这是天的文理乖谬。天文乖谬，天空就不能长久覆盖在上面；地文断裂，大地就不能长久承载在下面；人文错乱，人就不能长久立足于天地之间。因此，作文和立言不可不谨慎。毫厘分寸的长度，必定有其中正的标准；咫尺寻常的长度，必定有其中正的标准；百千万里的长度，也必定有其中正的标准。那么天地这样广大，也必定有其中正的标准。处在中正之中，长短、大小、高下虽然不一样，但它们合乎中正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说话处在中正之中的，是圣人的文章；偏倚于中正而未能完全合乎的，是接近圣人的文章；接近中正的，是贤人的文章；背离中正而远去的，大概就是庸人的文章。自中古以来直到今天，天下作文而不背离中正、远离中正的，实在太少了。难道文章只是背离中正而已？他们在视、听、认识、言说方面，比这还要严重。凡人都有耳、眼、心、口。耳是用来辨察声音大小、清浊的差别；眼是用来辨别青、赤、紫、白、黑等色彩的差别；心是用来辨别是非以及贤能与不肖的差别；口是用来传达耳朵听到的声音，引导眼睛看到的明白之处，表达心中的认识，从而敦厚教化、增厚风俗，希望做到不使天地、人和鬼神感到惭愧。然而耳朵不能听见声音，怎么能称作耳朵呢？眼睛不能辨别颜色，怎么能称作眼睛呢？心不能辨别是非和好恶，怎么能称作心呢？口不能宣达心中的智慧、引导眼睛的明察、传达耳朵的听觉，怎么能称作口呢？这四者如果都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只是空有人的形体而已，那凭什么使自己不同于犬、羊、麋、鹿呢？这些人本来都具备这种能力，却不能自己运用它，就是不相信自己的耳、眼、心、口，而去相信别人的耳、眼、心、口。即使有师旷的聪敏、离娄的明察、臧武仲的智慧、宰我的言辞，他们又不能在自己身上信任这些能力。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悠然自得而先知先觉，一定会说那个人既狂妄又愚蠢。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排斥荆蛮而尊奉周王室，多次会合诸侯，功业崇高盛大，也感化天下，流传后世。可是曾西不肯以管仲为榜样，孟轲又不肯以曾西为榜样。假使孟轲、曾西出生在这个时代，坚持他们的道直到最后而不改变，坚守他们的道直到最后而不动摇，我知道天下人一定会跟着嘲笑他们，又跟着辱骂他们，说：“不过是狂妄的人罢了，不过是顽固的人罢了。” 这样的人心中难道还会有真正的知见吗？曾西、孟轲即使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诽谤，也一定固守穷困，不可改变自己，等待后世圣人出现。难道他们肯因为畏惧天下人而动摇自己的心志吗？世俗是如此鄙陋、狭隘啊！我还敢再说什么呢？哪里才能得到曾西、孟轲，同他们畅所欲言呢？又。龙和蛇都靠凤凰供养。龙聪明而神异，它的德性没有固定的范围。凤凰知道它可以相与，于是认为它们都具有灵性，以礼相待并亲近它。蛇有毒而险恶，凡是它所忌恨的必定伤害，而且厌恶那些能够得到凤凰供养的生物。不仅要咬龙，即使遇到麒麟、龟，也一定要吞噬并使它们灭亡。凤凰知道蛇无法达到自己的欲望，就将联合豺狗前来吠叫咆哮。凤凰分给它的食物，又加给龙，使龙凭借凤凰的神异而获得超过食物本身的待遇；它想使龙吃饱，但最终又害怕蛇而不敢这样做。麒麟和龟瞪着眼唱道：“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什么衰微了？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补。算了吧，算了吧！”不久，麒麟被毒伤，伏在洞窟里；龟屏住气息，潜藏在甲壳中。蛇窥探到龙睡着了，便用毒攻向它的喉咙，龙于是逃走。凤凰害怕帮助龙，于是收下翅膀而不敢行动。它还算有灵性吗？《李文公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六。唐代李翱撰写。

译《答韩侍郎书》。您回信说，对于贤者，急切求取的只有您和我这个无能之人罢了。这话用来取士，难道不是太宽泛了吗？确实太宽泛了；那么对于这件事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像嗜欲未能满足那样急切，以为自己胜过别人。假如在您的耳目所及、文书记载之中，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人，怎么会忽然在同一时代又有别人出现呢？所以我把情况详细列在后面，权当讨论学问，同时也说明自己问心无愧，兼且当作玩笑罢了。像我这样对待人才，只担心自己见识昏昧、智慧不足以察知人才，因而误事罢了。假如认为某人贤能，就不必等前人先与他相知相识；一遇机会便能看出机巧，具有聪明的辨析能力，所以即使自身困顿不通，所推荐、提拔的人也不少。我起初并不很相信自己鉴赏、称颂人物的话，后来终于享有盛名、成为贤士的，陆歙州、韦简州就是这样。喜爱善人太过急切，见识又不够精细；这个人胜过那个人，便因此提拔他，有时取其文章辞采，有时取其言论，有时取其才能品行，有时取其风度气概，有时取其施政才干，往往也有与先前评价不相称的，不能说出他的名声来，但也从未因此感到后悔。其中也有竭尽力量帮助、后来却因为礼节不足，或者因为把话全都说尽而责问他，前面所看重的人本来并不贤良，于是反过来诋毁损害我的，也有这样的人。况且庞士元说过：“提拔十个人，即使有五个人错了，仍然得到了一半。”这真是大贤者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在朝廷没有职位，受到时势的困厄摧折，忧惧不安，奔走于耻辱之中，连求食都没有空闲；从一千年以来，贤士受困窘迫，还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然而我仍然急切勤勉地引荐贤能俊杰，就像早晨饥饿时寻找食物，像久旷之后渴望交合，像看见妖艳美人却不能亲近。可是如果让我在朝廷有职位，或者像兄长您这样在当时得志，那么天下就不应再有受困屈的人。假如万一还有一个，就像陆歙州、韦简州这一类人，仍然奔走在泥土之中，那么我就应当把罪过归到自己身上，像发狂、像癫倒一样；即使早晨饥饿也不敢求食，旷久也不敢求交合，见到妖艳美人而有闲暇也不敢观看；升迁荣耀就像鞭打、宫刑、割身施加于自身，那又有什么荣耀快乐可以使人安然呢？不知道自古以来是否曾有人有这样的心情？不知道历代是否有圣人肩并肩地出生，是否曾有一个贤人用心接近这种程度？如果古代曾有这样的人，请您告诉我他是谁；如果没有，为什么竟说只有您和我这个无能之人呢？像您这样的人也很喜爱贤才，但必须是文辞非常出众、又能附和自己、顺从自己的欲望，才会急切勤勉、不顾忧惜地引荐提拔他。如果力量不足，就分出自己的食物给他吃，没有做不到的。若有一个贤人，或者不能这样做，那么他将连乞讨都没有空闲，哪里肯勤勤恳恳地替他奔走先后呢？这只是秦汉之间崇尚侠义、践行义气的豪杰罢了，表面上似乎与我相同，实际上却不同。三五日前，京尹的从叔说：“某位大官非常赏识陆洿。”当时我回答说：“士人所看重的，是别人了解他；没有显达时就替他宣扬道义，家贫时就周济他，身份卑贱时就提拔他，原因就在这里。”像陆洿这样的贤能，已经十分明显了。某官既然非常了解他；某官的职位每天都能面见天子，足以提拔人才；又开设幕府、招纳士人，足以招揽贤者；可是这些都没有涉及陆洿。像这样所谓的了解，了解与不了解果真相同吗？如果确实了解，反而还不如不了解。京尹无法回答。大凡身居职位、在当时得志的人，应该谨慎闭口，不可以说自己了解人才。如果了解人才却不能提拔他，志向没有实现却神色安闲、身体舒适，不把罪过归于自己，像发狂、像癫倒一样，那么他与不了解人才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就像离娄和瞽者一同走路，结果一起跌进沟里：一个是因为没有眼睛，看不见坑而跌落；一个是因为心思不在行走上，忧虑思索成病而跌落。所以，跌落的原因虽有不同，但导致跌落的根本原因却相同。天下像瞽者那样的人很少，那么跌落的就全都是离娄了；这是因为心思不在这里。我反复说这些，大概是用来激励自己，并不是想讥刺富贵之人。应当把它读上两三遍，用它代替拍打大腿而歌唱。某恭敬拜上。《答独孤舍人书》。您信中说我因此有所怨恨，以至于疏远不来往，大概是戏言，但也似乎还没有真正了解我。荐举贤能，本来就是您的公事；如果不这样做，也是您自己的缺失，与我有什么关系，何苦竟至于怨恨呢？我曾经奇怪董生是大贤，却写了《仕不遇赋》，只可惜他对自己的期望不够厚重。凡人把道德才智蓄积在自己身上，以等待时机施用，大概是要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并不是为了衣服饮食的精美肥美。董生的道德完备，汉武帝却不用他为相，所以汉朝的德政不如三代，而百姓因此困苦憔悴；这对董生来说，何苦写下《仕不遇》这样的辞章呢？我的心意中自认为对自己期望很高，我这一生的困穷或显达，难道关系到我的贵贱吗？即使终身如此，本来就没有遗憾，何况年纪还不算很老呢？去年您有意引荐我，当时我怕给您带来牵累，还奉劝您不要这样做，为什么竟然说彼此不了解呢？我之所以不多次寄信，是因为一两年来往来的朋友中，做官在京师的很多，既不能一一周到，又没有什么事情；加上我性情颇为懒散，便一概划定界限，只作答信。又认为如果彼此相知，本来不在书信往来的疏密；如果彼此不相知，又何必要求频繁写信呢？除非来往的人中有贫贱处境比我更差的，我才会屡屡寄信给他。近来屡次收到别人的信，都责怪我疏于往来，所以在这里详细说明；那些因此责怪我的人，应当替我说几句解释的话了。

译答皇甫湜书 承蒙您来信，读到您寄来的文章，文辞高妙，义理正直，我欢喜无比，其中很有足以启发我的地方。自从同您分别以后，我从未开口谈文章，并不是不喜欢文章，而是说了也没有益处，众人也未必相信，只足以招来诽谤、触犯他人，对道理又没有明益，所以不说。我到了越中，任得一官已经三年了，才能很薄，恩泽没有施及百姓，每月领取官钱，自己估量终究没有什么补益，多次请求罢官离去，至今还没有得到许可，因此感到惭愧。我性情不懂得谄媚奉承，只因不能曲意侍奉权贵，所以不能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您也抱负不伸而居于外地，因此略微说几句。凡是古代贤人圣人得到时运而居于职位，使道行于天下的，都不著书，因为他们的事业保存在制度中，足以自行显明，所以如此。那些著书的人，大概是道德充积，却在时势中受困受挫，身份卑下，居处低微，恩泽不能润泽万物，又耻于自身湮灭而无闻，同时没有圣人为他们发明显扬，所以借助空言评判是非，使一代的思想流传无穷，并使自己在后世光耀，因此往往有著书的人。我近来写成《唐书》，史官才力浅薄，言辞鄙陋浅显，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及历代圣人的明德，使后世阅读的人觉得文采比不上周、汉的史书。我认为西汉十一帝中，高祖出身布衣，平定天下，胸怀豁达，气度宏大，这是东汉所不能比的；其余各帝中，只有文帝、宣帝二帝较为优秀；从惠帝、景帝以下，也并非都比东汉明帝、章帝更明智。而前汉的事迹之所以清楚地流传在人们口中，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事简明高妙，所以学者喜欢阅读并熟习它。您读范晔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王隐的《晋书》，熟悉和生疏的程度怎么样？能像温习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书那样熟习吗？因此，熟习的书，事迹就显著；很少阅读的书，事迹就晦暗。阅读次数多少取决于文辞的高下，这是必然的道理。唐朝拥有天下，圣明相继于周、汉之后，可是史官叙事竟然还不如范晔、陈寿所写的，何况哪里足以比拟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文章呢？这正是我感到惭愧的地方。如今得到时运、身居其位的人，即使具有作者的才能，只要他的道已经能够施及万物，就不会肯著书了。我私下不自量，没有职位在朝廷，幸而还有闲暇，而文辞句法足以称颂圣明盛世，记载一代功臣贤士的行迹，清楚地传给后世；自己认为有能力使这些事迹不至湮灭，便不敢推辞，所以想删定国史，写成不可磨灭的著作，以仲尼褒贬的心意为准则，以天下公认的是非为根本。众人党同伐异所说的对，我未必认为对；众人所说的错，我未必认为错。如果我的书写成并流传，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著的人，未必还能有声名。而后来贫贱却保全道德的人，未必不能在无穷后世显赫。韩退之所说的“在奸人死后诛斥他们，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正是我的心意。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比肩左丘明、司马子长，但您看看我叙述《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难道全都出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吗？仲尼说过：“难道没有博弈一类的事吗？即使去做它，也还胜过什么都不做。”我所作的事情虽然对人没有什么益处，比起博弈来，仍然要好一些。您认为怎么样呢？古代贤人圣人遇到合乎仁义的事，对老师也不谦让。仲尼说：“文王已经死了，文化不在我这里吗？”又说：“我想不说话，上天又说了什么呢？”孟轲说：“我不能遇到鲁侯，是天意。臧氏之子，怎么能使我不能遇到鲁侯呢？”司马迁说：“成就一家之言，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我不作谦让，也不算大的过错。幸望不要责怪。某再拜。答朱载言书【一本作《梁载言》】某叩头。您不因为我卑微低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反而陈述自己的文辞和思虑，先给我写信，并且说：“我的技艺和心志，不能被时代抛弃，将要寻求知己；问谁可以求教，大家都说：‘大概是李君吧。’”那些告诉您这件事的人说得过分了，您因此相信他们，也错了。如果果真来向我陈述，即使您的道理完备，也还不值得屈尊劳烦您厚重的托付，何况像我这样多病少学的人，哪里能承担您所期待的广大深厚之事呢？虽然如此，您的盛意不能不回答，所以冒昧略述我所听闻的道理。大概约束自身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自我责备没有比严厉更重要，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宏更重要，用心没有比正直更重要，进修道义没有比勇敢更重要，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重要，好学没有比改正过错更重要；这些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考察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以考察他的邪正；设置事情给他做，以观察他的厚道或刻薄；用谋略询问他，以观察他的智慧和才能。贤与不肖就此分明了。排列天地，确立君臣，亲爱父子，区别夫妇，明辨长幼，和洽朋友，是六经所讲的法则。它浩大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如日火，包容如天地；摘取文章，加以称述歌咏，滋润而奇丽，是六经的文辞。六经创立意旨、造成文辞，都不互相仿效，所以读《春秋》，就像从未有过《诗》一样；读《诗》，就像从未有过《易》一样；读《易》，就像从未有过《书》一样；读屈原、庄周，就像从未有过六经一样。因此，义理深，意旨就深远；意旨深远，义理就清楚；义理清楚，气势就正直；气势正直，辞采就盛美；辞采盛美，文章就工巧。好比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相同的是高大，但草木的繁盛不必相同；好比水道有淮水、济水、黄河、长江，它们相同的是发源并流到海里，但曲直、浅深、颜色的黄白不必相同；好比各种物品混杂，它们相同的是能使腹中饱足，但味道的咸、酸、苦、辛不必相同。这是通过学习而懂得的道理，也是创作立意的根本。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说：“文章不过是辞句奇险罢了。”喜好义理的说：“文章不过是叙述意思通顺罢了。”沉溺于时俗的说：“文章一定应当使用对偶。”为时俗弊病所困的说：“文章不应当使用对偶。”喜欢艰深的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当浅易。”喜欢浅易的说：“文章应当通顺，不应当艰深。”

译这些都因为感情有所偏执阻滞而不能流通，还没有认识到文章的根本。义理不深，达不到真理；言辞不真实，就不能施行教化劝勉；但辞句奇异华丽的文章也有，例如《剧秦美新》《王褒僮约》就是。义理往往正确而辞章不能工巧的文章也有，例如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以及俗传《太公家教》就是。古人只求把文章做到极工，并不计较辞句是否对偶、浅易或艰深。《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不是对偶。又说：“遭遇忧患已经很多，受到侮辱也不少。”这并不是不对偶。《尚书》说：“我这个圣明君主被谗言断绝了德行，使我的众人震惊。” 《诗经》说：“那茂盛的桑树，树下荫蔽广大，采摘桑叶使它受到损伤，这就是树下的百姓。”这并不是浅易。《尚书》说：“确实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照临四方，通达于天地上下。” 《诗经》说：“在十亩田地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得啊，走着同你一起回旋啊。”这并不是艰深。学者不知道文章的门径，却如此这般地议论，像前面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敢听从的。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都足以自成一家文章，是学者所应师法归依的。因此，义理即使深，理法即使正确，辞句不工巧，也不能称为文章，理应不能流传。文、理、义三者兼备，才能在一时独立而不在后代消失，必定能够流传。仲尼说：“言语没有文采，实行就不能远行。”子贡说：“文采就像实质，实质就像文采；虎豹的皮革去掉毛色，和犬羊的皮革就没有区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机说：“怕别人的文章先于我。”韩退之说：“只是务必去掉陈旧的言辞。”假如要叙述笑的样子：说“莞尔”，是《论语》说过的；说“哑哑”，是《易》说过的；说“粲然”，是谷梁子说过的；说“攸尔”，是班固说过的；说“冁然”，是左思说过的。我再这样说，与前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造作新辞的大旨，也是我不合于时俗而学习古文的原因：我喜爱古人的行为。喜爱古人的行为，就是爱古人的道。所以学习他们的言辞，就不能不实行他们的行为；实行他们的行为，就不能不尊重他们的道；尊重他们的道，就不能不遵循他们的礼。古人相互交往，有等级、轻重和仪礼，这些都列在经传中，可以详细引证。老师对门人，便直呼其名；朋友之间，则称字而不称名；向老师称述某人时，即使是朋友也称名。孔子说：“我同回说话。”又说：“参啊，我的道一以贯之。”又说：“像由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善终。”这些都是老师直呼弟子之名的证明。孔子在郑国，以兄长之礼对待子产；在齐国，以兄长之礼对待晏婴平仲。《左传》说：“孔子认为子产有四种君子的道德。” 又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子夏说：“言语已经超过礼法了。”子张说：“子夏说了些什么？”曾子说：“子张仪表堂堂。”这些是朋友之间称字而不称名的证明。子贡说：“赐我哪里敢指望颜回？”又说：“颛孙师和卜商，谁更贤？”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路不走小道。”这些是在老师面前称朋友之名的证明。孟子说：“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种：德行、爵位、年龄。怎么能因为自己有其中一种，就怠慢另外两种呢？”您信中提到韦君、杨词君潜。您的德行与这两位相比，谁先谁后，我还不知道；但您年长而地位低，却都直呼他们的名。《左传》说：“我看见他同先生并肩而行，他不是来求取益处的人，而是想速成；我私下担心您没有思考，竟陷入这种错误。”韦践之给我写信，多次称述您的长处，所以我才敢把话全部说尽，以答复您的厚意。我想您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李某叩头。《李文公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李文公集》卷七 唐李翱撰 论事于宰相书 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勇于进取而怯于退让，只看见自己的道能够施行，看不见自己的道受到阻塞，日复一日，直到贬黜退职突然来到，最终也不能预先替自己谋划；前后都是如此。阁下居相位已经三年了，其中合乎人情的地方不少，违背众议的地方也已经很多。奸邪之人被任用而不知道，知道了又不能罢黜；柳泌任刺史，上疏请求罢免却没有停止；韩潮州因直谏而被贬斥，进谏也没有结果，路上的人都说：“还任用这个宰相做什么！”阁下还自己宽恕自己，认为仍然可以辅佐政务使天下太平，即使暂时弯曲一尺，也还能伸直八尺；比较我所得的，不止可以补偿我的损失，何必急忙为自己的进退作打算呢？我实在奇怪阁下竟能容忍到这种地步。昨天我来到这里，高枕而不能入睡，静静替阁下思考：哪有宰相上了三道奏疏，才制止一个奸人，却始终不被相信的呢？阁下天性畏惧谨慎，别人不能明白辨析事情，您忍受羞耻署签诏令，内心惭愧而私下叹息，却又会自我宽解说：“我的道还在施行，我的话还被相信，我果然是贤相了；如果我引退，那么谁还能辅佐太平呢？”这又是极其不对的。当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任宰相时，人们以为没有房、杜就不行。开元初年，姚崇、宋璟任宰相时，人们以为没有姚、宋就不行。房、杜、姚、宋不任宰相已经很久了，中书省也从来没有没有宰相的时候，那么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依赖房、杜、姚、宋呢？何况道不能施行，即使是皋陶、伊尹又能做什么呢？房、杜、姚、宋确实贤能；如果道不能施行、言语不被信任，他们心中认为贤能的人终究不敢不推荐，心中认为奸邪的人终究不敢不辨明。假如许敬宗、李义府与他们同列而掌权，言语得到信任，道路能够施行，他们又估量自己的智力一定不足以排斥二人，那么是要自行引退而停止作为呢？还是坐等贬黜退职呢？或者仍然自我宽解，苟且安居相位呢？以阁下的明达来推想，本来可以知道答案。凡是考虑自己的事情就不明白，观察别人的事情就明白；涉及自己便是私情，涉及别人便是公事，勇敢和容易退缩也因此不同。我承蒙阁下厚爱和知遇，受到奖励提拔的人不少，但能够承受阁下恩德而把所有意见献上的人，未必很多。幸而阁下把我当作国士看待，已经十五年多了，我只是想竭尽自己的本分罢了。听取还是怪罪，都由阁下裁决。

译劝裴相不自出征书 这两三天来，大家都传说阁下因为淄青尚未平定，又请求向东出征。虽然未必确有其事，或者担忧并不真实，但万一确有此意，也只能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怎么能等到事后再后悔呢？例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当时政绩极为显著，却没有武功；郭汾阳、二李太尉建立了大功，却没有主持国政。阁下以舍人的身份出使魏博，六州土地就归顺了。自从掌握大政，出兵讨伐蔡州，久而不能攻克；奉命前往宣慰，不到一个时辰，吴元济就被擒获了。又曾让一个布衣拿着书信渡过黄河，王承宗便恐惧而接受命令，割让土地来献上。自武德以来，宰相居于朝廷而成就这样的功业，从来没有能够相比的。现在正应当功成身退，把修养德行、谨慎守成作为心愿。为什么却像刚刚入仕的士人一样，急切追求功名，又想亲自出征，把迅速平定寇贼作为自己的事业呢？自秦、汉以来，也从未有建立大功却不知道停止，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人。即使韩侍郎亲自率领重兵压到边境，田司空深入贼地建立功劳，人的情感也各自希望功劳归于自己，只怕功劳落在别人之下。难道宰相奉诏，带领几个书生，指挥军队前来，坐享其功名吗？夺取别人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以；功劳很高却得不到赏赐，这是第二件不可以；用兵是危险的道路，万一十天半月不能立即如愿，就等于白白丢弃先前的功劳，这是第三件不可以。以上三件事都明白易见，难道事情关系到自己，反而说还没有成熟吗？希望您姑且试着听听我的狂言，再向那些深知您的人询问。我的心意迫切，话已经说尽，没有时间修饰文辞。恭敬地希望您稍加省察。翱再拜。荐士于中书舍人书 前岭南节度判官、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韦词，处士石洪【明经出身，十五年前曾任冀州纠】；前宣歙来石军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路随；江西观察推官、试秘书郎独孤朗。以上三人，我先前已经论述荐举过一人，接下来再陈说一人。像韦词这样的才能没有边际，忠诚厚道可以保证，我和南方军中共同经历外患时，他始终如一。这人先前被一两个守门小人排斥诋毁，听说宰相被流言迷惑，完全没有提拔任用他的意思。这样的才干，难道可以不使他通达吗？那样反而只会加重他的资历。石洪的贤能胜过李渤，隐遁而道德光明，才干高长而器量厚重。如果位列朝班，一定会有非凡的事迹。路随因为父亲在藩镇之中，至今不敢结婚，已经六年了。他不蓄养仆妾，居处常常像身在丧中。即使曾参、闵损复生，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他的见识高明，所做的事都与此相类。独孤朗的人品和才能，不在韩愈、林之下。他近来因为伯父年老，停止应举回去侍奉，竟使伯父终其一生得到奉养。这难道不是厚重于孝道而轻视功名吗？这四个人，才能和德行都超过同辈。近两年来，我看到任命诏书中提拔后进的人很多，却没有见过胜过他们的。有的人被浮言阻隔，有的人被资历次序限制。贤者自己谨慎而不求苟且进用，在上位的人又没有破格任用的心意，只因循旧例而不使用他们。这样一来，冯唐白首，董生不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认为，治理万物的人的心意，所担忧的是当时没有贤能可以推举引荐，从没有听说会因为资历次序或流言而把贤能者遮蔽。天下极其广大，不是一个人的才干所能支撑；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也不是追随谗言、怀有狠毒之心的人所能使它明白的。唉，我的话未必果真能被兄长相信，兄长的话也未必全能在当时实行。即使殷勤地阐明，又有什么成效和益处呢？只是如果明明知道却不告诉您，便对不起自己的内心。谢杨郎中书 某月某日，乡贡进士李翱再拜。以前我把所作的文章献给阁下，多次得到您的赞叹，您殷切地记在心上而不忘。我的性情容易感动，每次读古代贤人的书，看到其中称誉、荐举后学之士的地方，就没有不遥想那个人，仿佛同他在精神上交往，叹息悲歌，直到夜深仍不能入睡；难道只是为了喜爱已经过去的事情吗？实在是私下为自己悲哀。面对空文尚且感慨仰慕而觉得不够，何况亲自遇到那件事、亲眼见到那个人呢？真是幸运，真是幸运！我从撰写文章、求取科举功名以来，三次被主管部门拒绝，漂泊往来，困苦饥寒，跌倒而不能奋飞，确实是有原因的。我私下想，当今之士能够立身光明，成为后生所依归的，不过十人罢了。其中五六人本来就没有劝诱、荐举别人的心意，即使有卓越奇异的贤才，也固然不能被他们知晓。其余的人即使有时知道贤才，想替他向别人荐举，又怕别人不相信自己；因为别人不相信，又反过来产生疑惑而不能自信；连自信都还不坚定，何况说能够坚定地知人呢？所以第二次去见他们，有时还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去见，又不如第二次。像张燕公对房太尉、独孤常州对梁补阙那样，始终没有真正看见并荐举这两个人。这样看来，后进之士学问浅薄、文辞鄙陋固然有罪，但先达称誉、荐举后进的方法，也未必完全做到。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古代君子对于别人的善处，怕的是不能知晓；已经知道了，又以不能称誉为耻；能够称誉了，又以不能成就他为耻。像我这样的人，困穷低贱，质朴木讷，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既然已经被阁下所知，我岂敢不依照古代君子的道理，对阁下有所期待呢？不再详说。翱再拜。与陆傪书 李观的文章就是这样，可他的官职只做到太子校书郎，寿命只到二十九岁。虽然在当时世俗中有名声，但最终真正深知他的才华达到何等程度的，究竟是谁呢？天地鬼神对于善人如此无情，却不惩罚罪人，确实太过分了！行善的人将归向哪里呢？我把这个人的事迹写下来，赠给兄长；赠给兄长，是因为想到君子能够了解我。我平生没有同李观来往，直到他死后才见到他的文章。曾经说过，假使李观能够长寿，那么他就离扬子云不远了。我写自己的文章时，次序忽然像写李观的文章一样，也被您所知晓。因此把《苦雨赋》写在前面。当我落笔时，又得到吟咏他的文章的乐趣，这就是李观。即使不能长寿，也不很远离扬子云了。写完《苦雨》的辞章后，又想起我的朋友韩愈。他的文章不是当世的文章，而是古代的文章；他也不是当世的人，而是古代的人。他的辞采和意旨，恰好是孟轲去世以后，也没有见过超过他的。当他落笔时，好像有人替他迅速书写一样；诵读他的文章，不能再超过它了。他的辞采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曾经抄录他的一篇文章，题为《获麟解》，其他文章也可以由此类推而知。他困穷忧愁，不能不有所述说，恰好有一封书信寄给弟弟正辞。到他临终时，也自己觉得所作的文章并不很低于平常人的作品，于是也抄录下来赠给您。还请您只读一读李观、韩愈的文章，再仔细看一遍。翱再拜。

译答侯高第二书 您的回信来了，说正同一两个朋友饮酒，十分快乐，所以没能及时答复。我把您的信读了三遍，感叹不止。如果不是您非常爱护我，并且希望我本人能够存在、我的道能够光明，那么怎么会这样不顾惜地写出如此难以启齿的话呢？前一封信之所以不接受您的意见而加以驳斥，是为了阐明我的道。我的道不是一家一派的道，而是古代圣人所遵循的道。我的道受到阻塞，君子的道就消亡了；我的道得到彰明，尧、舜、文王、武王、孔子的道就没有在世上断绝。前一封信如果同您混合成相同的言辞，就像宫商合成一个声音，道又凭什么得到彰明呢？所以我故意拒绝您的说法，知道您一定会因我而愤怒，并再写信来申说自己的意见。您再三教导我顺应时势来实行道。您所说的时势，是仁义的时势呢，还是沉浮升降的时势呢？如果时势合乎仁义，那么我的道有什么需要屈服的呢？如果您所说的是顺应沉浮的时势，那么就一定会乘着波浪随流而动，看风向高低进退。假如这样，即使您亲自见到我，恐怕也认不出我，何况天下人呢？不修养自己的道而求得世俗容纳，这种志向也不远大。所以君子若不是仁义，就无所作为。即使有一时的祸患，古代君子也不以此为忧。我的道，是学习孔子的道。孔子尚且在匡地受困，在蒲地被围，被桓魋伐树，在鲁国被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断粮。孔子难道不知道屈伸进退的道理吗？所以贤与不肖，取决于自身；富贵与贫贱、道能否施行，则有命运。君子端正自己而等待命运罢了，即使圣人也不能取得世俗的容悦。因此孔子对仲由、端木赐说：“《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沿着那旷野行走。’难道我的道不对吗？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子路回答说：“莫非是我们还不够仁，也不够智，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也不施行我们的道吗？”孔子说：“有这种道理吗？假使仁者一定得到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假使智者一定能够施行其道，怎么会有王子比干？”子贡回答说：“老师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为什么不稍微降低老师的道呢？”孔子说：“好的农夫能够播种，却不能保证收成；好的工匠能够制作精巧，却不能使所有事物都顺利；君子能够修养自己的道，纲举目张地加以治理，却不能以迎合世俗来求容纳罢了。不修养道而求得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了。”这话是对颜渊说的，就如同对仲由、端木赐所说一样。颜渊回答说：“老师的道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即使如此，老师仍然推广并实行它；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呢？道不能修明，是我们的耻辱；道已经大为修明而世上不用，是拥有国家者的耻辱。老师为什么要忧虑不被容纳呢？这样以后才看得出来。”君子，孔子大概就是在赞叹颜回。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他的圣德像那样广大，而真正了解孔子的只有颜回一人。其他人都学习孔子，却不能达到他的境界。既然如此，我的道，天下人怎么能够相信并实行呢？您的话说：“西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都用柔弱的气势和谦卑的言辞，共同采取明夷的做法，以躲避祸患；这些人难道是浮世中的邪人吗？”西伯是圣人，拘禁在羑里，也仅仅得以免死。孔子是圣人中最伟大的，他所受的屈辱困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哪里能说他能够取得世俗的容悦呢？所以说：“行为要高危，言语要谦逊，因此可以远离祸害。”但他的道并不是这样。至于能否远离祸害、是否一定能被世俗容纳，我不敢知道。并不是只有我不知道，孔子也不知道。我的道，是处境困穷时以仁义为乐并安处其中；如果被任用，就把它推行到天下。哪里只是天下呢？还将使后世有人从我的功业中有所获得。上天生我，也一定是有意图的。难道上天将要使百姓的视听蒙昧吗？如果这样，我将忧病而死，还怎么能伸张我的道呢？如果上天想使百姓有所听闻，我又怎么敢推辞呢？那么我的道能否施行，都是命运。我自己不能知道。天下人又怎么能伤害我呢？您又说：“您走的是伯夷、叔齐的道。按照我先前所说的做法，也足以免祸，所以不再多说。”如果韩愈、孟郊和您对我的内心确实如此，那才算真正了解我的人。假如心意不同而说法相同，完全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天下众多人中，我还没有一个知己。这样的话，怎么能动摇我的心呢？我不是不相信您所说的种种话；如果相信您，那么我的道就不能发扬光明。想要默默不说，道就没有传承罢了。您的道，您应当自己去实行，不要拿来教导我。《李文公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李文公集》卷八 唐李翱撰

译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翱再拜。齐桓公不怀疑自己的臣子，信任管夷吾，于是称霸天下，攘除夷狄，匡扶周室，使亡国复存，使荆楚归顺，使诸侯臣服，没有什么功业做不到。可是信任竖刁、易牙，国家就混乱，自己死后不能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兄弟相继相攻，延续了好几代。齐桓公信任臣子，原则只有一个：所信任的是贤人，德行就能感通天地，功业能及后代；用非其人，则连自身也不能保全。知人并不容易，哪里只是霸主如此呢？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帝尧时代，贤者和不肖者都在朝廷任职，尧能知舜，于是放逐驩兜，流放共工，诛杀鲧，放逐三苗，举用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把他们提升到高位。因此尧死后三年，四海之内停止喧哗，八音和谐。后代的人都称他为帝尧。假使尧不能识别舜，反而在朝廷中尊用驩兜、共工一党，使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人不能任用，那么尧将不能成为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哪里还能够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呢？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他。《春秋》说：“夏灭亡了项，是谁灭了它？大概是齐灭了它。” 为什么不说“齐灭了它”呢？是为了替桓公隐讳。《春秋》替贤者隐讳，这次灭掉别人的国家，桓公有什么贤德呢？君子憎恶恶行，从恶行的开始就憎恶；喜爱善行，到善行的结果就欣喜。桓公曾有继承绝嗣、使亡国复存的功劳，所以君子替他隐讳。继承绝嗣、使亡国复存，是贤者的事业。管夷吾得到任用，所以能够使绝嗣延续、亡国保存。竖刁、易牙却不能做到。假使桓公起初不任用管夷吾，后来又让竖刁、易牙争权，自己不能安葬而使齐国混乱，那么他就是幽王、厉王一类的诸侯了。开始任用贤人，最终却替他隐讳过恶，君子喜爱任用贤人就是这样。如果开始不任用贤人，一直到最后，只希望后世替自己掩盖过错，那就微不足道了。那么身居上位、把德泽流布百姓的人，究竟要劳心于什么呢？只需劳心于选择贤人，得到合适的人，把他安置在高位，使天下人都受到教化罢了。如今作为天子的大臣、拥有千里土地的人，哪里有像执事这样喜爱贤人而不知疲倦的呢？大概您得到并识别的贤人也很多。只是那些可以寻求却没有得到任用的人，还有一些。陇西李观，是奇异之士。我听说执事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有来得及，李观就病死了。昌黎韩愈，具有古文遗风，明白治乱根本的由来。又听说执事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有来得及，韩愈就被宣武军节度使任用了。李观、韩愈都是豪杰之士。这样的人如果不时时出现，古往今天下也有几百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们。执事都能识别他们，却都没能任用他们。我实在替执事惋惜。难道只是我一个人如此吗？后世读到前代记载的人，也一定有很多替执事惋惜的。如今有平昌孟郊，是守贞之士。我听说执事过去就认识他。孟郊写五言诗，从前汉李都尉、苏属国以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以来的体格，他都兼有。李观在荐孟郊给梁肃补阙的信中说：“孟郊的五言诗，其中高妙的地方，在古人中无与伦比；其中平稳的地方，向下也能顾及二谢。”韩愈送给孟郊的诗说：“作诗三百首，幽微沉静如同咸池之乐。”那两个人都是懂得评价诗文的人，难道会欺骗天下人吗？孟郊贫穷饥饿，不能安适地奉养父母，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知己。他作诗说：“吃荠菜连肠胃也觉得苦，勉强歌唱声音也没有欢乐。出门就有阻碍，谁说天地宽广？”他的困穷实在太厉害了。又有张籍、李景俭，都是奇才，没有听说阁下知道他们。凡是贤人奇士，都各自有所坚持，不肯苟且迎合世俗，所以即使见到他们，也很难真正了解他们。见到了贤人却不能知道他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不知道他的贤能；任用了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就等于没有任用；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却容忍谗人从中离间，就等于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所以，见到贤人而能认识，认识后而能任用，任用后而能尽其才，并且不容谗人从中离间，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如今有两个人一同来：一个是贤士，一个是普通人。如果接待他们的礼貌没有更加隆重，那么贤者就会离去，而普通人会天天来。何况如果对普通人的待遇更加优厚，善人还会求什么而来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道德的人。”圣人是不喜爱美色而喜爱道德的。虽喜爱美色但不如喜爱道德，这是次一等；喜爱道德和美色同样强烈，又次一等；虽喜爱道德却不如喜爱美色，是下等；最严重的是不喜爱道德而喜爱美色，那就无可救药了。有人告诉说：“某人家有一个女儿，是全国最美的。”天下人一定会竭尽力量去求取她，不会因任何困难而改变。有人告诉说：“某人家有一个人，是国士。”天下人却不能亲自去拜访一次。这难道不是不喜爱道德而喜爱美色吗？贤者本来应当有别于天下一般人。孔子阐述《易》，制定礼乐，删定《诗》、编次《书》，作《春秋》，是圣人。他在百世以前振作奋发，受他教化的人，如果不接受他的道，就会成为夷狄之人；然而孔子的庙还保存着。即使贤者也不能每天前往拜谒，因为它对人的益处很少。所以没有益处，即使是孔子的庙，尚且不能早晚奉事，何况天下的其他人呢？寄希望于人，却不能得到善人良士，不如不寄希望。唉！人的寿命不能预先约定。孟郊将来会被别人所得而在世上大有作为，还是短命而死，这些都无法知道。两种结果中的一种最终发生在孟郊身上，将来替执事惋惜，就不可停止了。执事终究不能任用他，即使后悔，也没有办法了。我是困穷低贱的人，说话直率而不谦让，本来不应该这样；之所以说到这里，也是为了使道得以保存。不直说，就不足以伸张道。并不是我喜欢多说话。翱再拜。

译与淮南节度使书 李翱自十五岁以后，就立志于仁义。读到孔子评论高足弟子的言论，没有一次不以推及他人为首要。不能克制自夸、攻伐、怨恨、贪欲，便不能算仁。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后来又辅佐齐桓公，成为子纠的仇敌，但他的功业惠及天下，孔子却说“这也算仁”。孔子说“由办事果断，赐通达，求多才艺”，这样的人对于从政又有什么用呢？由此可见，圣贤对于百姓，都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教导他们行仁、孝敬父母，所以从来没有不推及众人的。近代以来，世俗崇尚文章，求学的人把抄集文字作为求取科第的资本，哪里曾知道“不迁怒”“不贰过”才是兴学的根本呢？做官的人把和颜悦色当作取得富贵的途径，哪里曾把广施仁义作为根本呢？因此，经书所防范的事情被抛弃而不求，圣人的心意被置于身外而不讲，能办事的人被称为良吏，迎合时势的人被称为通达贤者，仁义教化的风气于是扫地而尽了。百姓困苦贫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州郡发生动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私下常为此忧虑，所以做官时不敢苟且沿用旧例，一定探究考察根本，把抚恤养育百姓放在心上，把收敛豪强官吏作为要务，以法令约束自己，以知足自守。凡是有利于公物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凡是有利于私人的事情，没有不斥责的。和当时的人相比，也知道自己颇为不同；想要齐同古人，却连古人的十分之一二都还没有达到，这是我所遗憾的。自从我到任以来，有些事情已经改易并上报了，也有些细小琐碎、侵害公物的事情，充分显明了从前过失之深；即使没有上报的还未全部查清，也已经去掉十分之九了。只有两三件事必须交由使司处置，已经申报上去但还没有等到裁决下达，谨此具状陈报。如果能够一并赐予处分，那么本州境内就没有弊端了。古人说，屈身于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却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伸展；我李翱不肖，既然已经错误地承蒙十一叔知遇和奖掖，这样的事情，我又怎么敢不说呢？李翱再拜。《贺行军陆大夫书》某月某日，布衣李翱寄上贺书，谨再拜大夫阁下。私下听说阁下向宰相请求，把汴州人邓惟恭押送到京师，奏请天子裁定他的轻重、生死和罪责。恭读诏书，免去邓惟恭的死罪，使他永远在汴州做百姓。李翱在九月时曾上书宰相，谈到政刑时有这样的话：“亲戚怀有二心，杀掉他还可以，何况怀有二心而且不是亲戚呢？”当时邓惟恭正任职，所以没有直写他的名字，而含蓄地说。这样看来，邓惟恭的罪行，四方都已听闻，实在严重极了。唉！祸乱的根源既已除去，从今天以后，汴、宋、颍、亳四州的人难道可以无事了吗？难道只限于汴、宋、颍、亳四州的人吗？实际上天下人都将受到好处。从前阁下任建州刺史时，百姓丰衣足食，并且懂得知耻守礼义，治理得太平，天下第一。阁下任信州刺史时，情形如同建州；任汝州刺史时，情形又如同信州。汴州百姓苦于原来的政令，失去人心已经十五年了。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了；也只有阁下勤勉不懈，使汴州重新像汝州一样。天下没有谁不感到万分幸运，而李翱则万分喜悦！世间百姓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住在陋巷、穿着粗布短衣、亲身学习古道的人，与朝廷的藩翰大臣、王公卿士相比，不过是：嘴里从未厌弃肥美甘甜的食物，身体从未穿过华丽的绮罗，眼睛从未因五彩而愉悦，耳朵从未享受音乐，居处从未住过华屋，出游从未乘坐乘黄，俸禄利益从未进入家中，姓名从未得以进呈天王而已。不过如此罢了。至于忧虑天下的艰难，庆幸天下的和平，以天下百姓的安乐为乐，希望天下人都能亲身达到仁寿，想到九夷八蛮都解开辫发、改梳椎髻，与中原同车同书同文同轨，那么即使是朝廷的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也未必都比住陋巷、穿短衣、亲自学习古道的人高明多少。如果一定都能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就会日日变化，能够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实现。所以，天地山川草木鳞羽的祥瑞，只要有一种可以作为升平的征兆；时政中只要有一项可以教导百姓；藩屏之臣只要有一人能够使人长久受到教化，我就没有不私下喜悦的。万物孕育之中，只要有一件伤害和平之气的事；夷狄蛮戎的风俗中，只要有一处违背道义；时政中只要有一项不能惠及下民，我就没有不私下忧虑恐惧的。何况是更远、更大的事情呢？天下的一件善事，本来不足以使人喜乐；但如果善事积累得多了，太平的根基就可以希望形成。天下的一件不善之事，本来不足以使人忧惧；但如果不善之事累积起来，颠覆的形势就将临近。太平的根基和颠覆的形势，正是从政者所应当喜乐和忧惧的。至于作为布衣而守道的人，并不是只承担一种职任，就像耳朵不能辨别彩色和文章一样。至于与那些知晓此理的人相交，亲身学习古道的士人，本来就和天下百姓共同忧乐，不敢独自把自己的心情藏起来。李翱虽然不肖，却从未有一刻动心而不仰望、践行这些道理。因此我对世间百姓的忧乐万分关切，也只是希望阁下稍加留意罢了。李翱再拜。

译《劝河南尹复故事书》我没有什么值得看重的才能，却常常被阁下引见接纳；您又不因我的卑贱而疏远，有时还询问我的住所，所以我私下猜想，阁下或许认为李翱是有所知晓的人。内心如果有不安之处，不应默不作声，所以详细地用言辞说明。河南府把木板告示悬在食堂北面的梁上，每年用黄纸书写，称作黄卷。其中一条说：“司录进入院中，各位官员在堂上依次站立，司录作揖，然后就座。”这是河南大府自入圣唐以来二百年前人制定的条文，流传已久；如果没有严重弊端，轻易改动它，不如遵守旧例妥当。近八九年来，司录让判司站在东廊下，司录自己站在西廊下，行揖之后才进去用餐，而木板条文和黄卷却仍照旧文书写。大凡庸俗之人居于上位，凭借权力命令欺凌下属；下属则以姑息迁就来求得容身，形势使然罢了。前年我任户曹，恐怕不知道旧例，触犯规定而受罚，于是取来黄卷详细查阅，才发现相见的礼仪和旧例完全不同。到东边知厨处，黄卷写明了情形；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前任河南尹，请求判定食堂礼仪。当时林司录进入谗言，用极力诋毁的话毁谤我，前任河南尹拒绝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我认为事情本来就不该制定；既然制定了，就不要停止，而且据守旧例争辩却没有成功；这对本道没有什么损害，于是便进去申辩。我对前任河南尹说：“中丞为什么轻易改动黄卷二百年的旧礼，却重视违背旧礼、迁就一名司录的任性行为呢？”前任河南尹说：“这件事写在黄卷上吗？”我回答：“如果我所呈的状文不引用黄卷旧例，就是欺骗中丞，我怎么敢这样做呢？”前任河南尹于是取来黄卷，省察其中的条文，让人拿黄卷给司录看，说：“黄卷记载的是旧例，怎么能责怪别人坚持遵守呢？”当时司录所呈状文下的判语写道：“黄卷有条文，就是旧例。”依照榜文，当时议论这件事的人都称赞前任河南尹能够恢复旧例。此后我被司录毁谤，他什么话都说。前任河南尹告诉我：“您因为守官职、行正道，纠正曹司的过失，以至于在某处让朝官向您作揖；您见到公事便公正处理，又知道毁谤从哪里来，所以我只好堵住耳朵不听。”我担心前任河南尹调任之后，后来的人不知道事情原委，最终获罪，所以过了几十天便以“软脚”请求离职；不到五六天，幸好又有诏令任命了替代者，于是我得以罢免离去。前些日子阁下偶然谈到此事，说近来因为陆司录的缘故，又让两廊恢复相见的礼仪。这一说法大概是被阁下听到的人的话所迷惑了；他们一定说京兆府的礼仪就是这样，而阁下曾在京兆府任职，熟悉其旧例，所以相信了。有些事情虽然相同，适宜采取的做法却不同。京兆府司录上堂时从东门向北进入，所以在东西两廊相见才合宜。河南司录上堂时从侧门向东进入，直达食堂西门，所以旧礼规定在堂上按位站立才合宜。如果却折向南边，就是司录想抬高自己而贬低众官，并不合宜。这正是事情相同而适宜的做法不同。假如司录上堂从南门向北进入，河南府二百年的旧礼自然可以遵守，也不应援引京兆府的礼仪来改动它，何况实际上是从侧门向东进入呢？河南尹是高位大官，长久任职于此并不算滞留。比如从前门下省郑相公在此任职六年，阁下任河南尹也已接近这个时间；谁知道在您回朝之前，是否还有贤者没有得到合适的位置，或许会来任曹掾呢？怎么可以废弃旧礼，让他们站在东廊下，夏天被烈日炙晒，冬天被风雪飘洒？这样岂不是会使议论者认为阁下对一个司录过分优厚，却没有替将来的贤者打算吗？况且这件事我前年曾据理争辩并获胜，阁下前些日子也亲口说，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有侧门。并且阁下的曹掾并不少，却没有一个人坚持旧礼进行力争，这也实在可叹。圣人尚且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小过失，我私下担心阁下对这件事的思虑或许还没有周全，而属官们只是唯唯诺诺地退下，没有人能够进言，那么谁来替阁下调和水火、酸咸，使事情略有补益呢？以大府的身份如果姑且凭借此事自我尊大，是见识短浅的表现，也是小人的行径。卢司录性情十分公正刚直，未必愿意这样做，阁下可以召来询问他。伏望不要轻易改动二百年的旧礼，慎重对待一时尚未通达的事情。我只是把意思说尽，言辞直率，并没有越职越位；如此进言若能免罪，便十分幸运了。某再拜。《寄从弟正辞书》知道你在京兆府参加解试，不能如愿以偿，希望不要放在心上。凡人的困厄和显达，也各有时运。你难道偏偏是贤明丈夫，反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时运吗？这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应忧虑的。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呢？只是担心自己的道行还没有达到古人的境界罢了。如果内心已经自认为达到了，而且没有错误，那么我到哪里会没有可享受的快乐呢？何必和世俗之人一样，因得失忧喜而动心呢？假如把你的才智分成十份，用其中九份学习圣人的道理，并且使自己的内心有所余裕，用这一点余裕与时世一同进退俯仰，仿佛可以求取功名，那么也不只是富贵而已。如果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即使用尽十份才智，也只会更加劳累自己的心，怎么能有所收获呢？你不要相信人们把文章称为一种技艺。所谓一种技艺，不过是当时世俗所喜好的文章，或者是近代享有盛名的文章罢了。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是仁义之言，怎么能只称为一种技艺呢？仲尼、孟轲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了，我没有能够见到他们本人；我能够知道他们圣明贤德，是因为读他们的言辞而得到的。后世的人不可预期，谁知道他们读我的言辞时，不会知道我内心所存的志向呢？也未必能这样诬蔑后世的人。天性属于仁义的人，我没有见过他没有文章。有文章而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不努力实践仁义。由仁义而后形成文章，是天性；由文章而后达到仁义，是学习。正如诚与明必然相互依存一样。富贵在外物，我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也不是我追求就能得到的；我何必爱惜它们而在其中琐屑计较呢？仁义和文章产生于内心，我知道自己本来具有，也能够求取并充实它们；我又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呢？你的天性虽然超过常人，然而还不能使胸怀广大，所以我写下我心中所想来激励你，也借此乐于谈论我的道理罢了。

译《与翰林李舍人书》李翱想逃避后来的祸患，希望保全自身，只要能够罢官休息，就是最合乎我私愿的事。从此永远如此，再没有争强羡慕的心情。何况如果求得余年，退居修习最高的道理，对上可以追慕赤松、子房的风范，哪里只是相比二疏、尚平子而已？只是世人全都喜好爵禄权柄，我把这番心意详细写出来告诉别人，却没有人稍稍相信，都认为是不诚实的话。王拾遗是我在桂州时的旧同僚，很了解这个志向；如果您与他往来，希望您询问他，就可以知道我的底细。只是若按常情看待我，哪里知道失意之后还有偏好高尚之士呢？近来又大致领会了两施子的学说，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请教订正；在此时如果能够获得长久的往来，也足以不愧对宗门，不辜负朋友。我曾经仰慕张公，因为不能容身于当世，所以终身不仕。何况我此前做官也已经够多了，幸而免于刑戮，正要退居修道，以求成就美名。我年已六十一岁，比起各位叔父和兄弟，已经算得享年较长了。只是还不知道余年有多少，心愿是求取残余的岁月，来修习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如果有所成就，这是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即使没有成就，也能早早知道止足，清高宁静地和三老死在山林草野之下，比起终日勤苦奔忙、沉溺于富贵享乐，却没有大功德惠及海内，最后死在职位上的人，得失如何，舍人您一定会替我辨明。因为舍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我，所以我把心意全都告诉您。如果不是出于至诚，我又何苦勉强说出这些话呢？《李文公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九 唐李翱撰 《论事疏表》臣李翱上言：臣向来浅陋，有幸担任史官，职掌是记录是非。通晓前代治乱安危的根本，实在是史臣的职责。臣虽然愚昧，怎敢怀着害怕获罪的心而不尽职呢？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招抚不在朝廷的臣子，诛灭盗贼十多起，洗雪五位圣人的愤恨和耻辱，为后代奠定根本。自古以来中兴的盛况，有谁能比得上呢？自从臣奉诏入朝谒见以来，亲眼见到圣德不可企及之处，也已经很多了。至于淄青俘获的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都是应当诛斩的人。陛下知道他们是被逆贼逼迫胁持，逆贼又以他们的父母妻子为人质，驱使他们作战；他们陷入恶逆，并非本心，所以赦免而不杀，因而诏令田弘正根据才能任用他们；他们想回到妻子父母身边的，就放任他们回去而不加禁止。臣私下听说，夏侯澄等既然得以活着归来，淄青贼兵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感念陛下好生宽惠的恩德，于是都没有抵抗官军的心了。刘悟之所以能够一夜之间擒获并斩杀李师道，是因为三军将士都苦于李师道而思念陛下的恩德，所以不费时日便成就大功。这是圣德不可企及的第一件事。今年关中夏麦长得极好，陛下怜悯百姓穷困，及时下明诏免除夏税约十万石，朝臣相互顾视，都面有喜色，百姓的歌声和欢乐遍布田野。这就是圣德不可企及的第二件事。韩弘进献女乐，陛下却不接受，反而赐还给他。从前鲁国任用孔子，齐国人恐惧，送来女乐；季桓子接受了，君臣共同观看，三天不上朝，所以孔子离开鲁国。陛下独具卓见，超然于众人之上，于是把女乐退还了。这是圣德不可企及的第三件事。把李宗奭的妻女放出掖廷，又把庄宅退还给沈遵师。圣明宽恕，亿兆百姓欣喜感激，无法一一记载。如果下诏施行的政令件件都像这样，那么武德、贞观的盛治并不难达到，太平也可以反掌之间实现。臣认为，平定祸乱靠的是武功；恢复制度、振兴太平靠的是文德。没有武功不能平定祸乱，没有文德不能达到太平。如今陛下已经凭武功平定祸乱，安定海内，能够完成困难的事情了。如果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度，任用忠正之人而不疑惑，屏退邪佞而不亲近，改革税法，不督收钱而改纳布帛，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负担，多给边兵以平息蕃戎侵掠的祸患，多次召见待制官，向他们询问时事，以打通上下壅塞的道路；这样任用忠正而不疑，那么功德就会成就；屏退邪佞而不亲近，那么听见和看见的就会明察；改革税法，不督收钱而改纳布帛，那么百姓就会富足；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沉重负担，那么下民就不会困苦；厚待边兵，以平息蕃戎侵掠的祸患，那么天下就会安定；多次召见待制官，向他们询问时事，以打通上下壅塞的道路，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这六件事都是政治的根本，也是太平兴起的原因。陛下既然已经能够完成困难的事情，又为什么吝惜不赶快做这些容易的事情呢？臣私下见陛下具有至高圣明的资质，如果不被近习之人讨好逢迎的话所迷惑，选拔任用刚直正直的大臣，和他们一起恢复旧制并加以施行，以兴起太平，完全可以不劳而功成。如果一天不把这些当作要务，臣恐怕大功之后容易产生安逸享乐之心，群臣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下既然已经太平了，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地宴饮享乐了。”如果这样，那么高祖、太宗的制度就无法恢复；制度不能恢复，太平也不能很快到来。臣私下痛惜陛下的圣明资质正处于可以兴盛国家的时候，却还谦让不肯施行。臣谨将兴复太平的大略分列为六件事，在后面分别说明。如果施行这六件事，五年不改变，臣一定知道百姓安乐康宁，蕃人入朝侍奉，上天降下景星，大地涌出醴泉，凤凰在山林鸣叫，麒麟在苑囿游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和气感应所致。《诗经》说：“古人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伏望陛下圣明，思考广泛听取天下的事情，以辅助政务治理，所以臣才敢忘却自己的懦弱愚昧而竭尽忠心。臣感恩激切到了极点，恭谨奉上此表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此上言。《疏用忠正》臣听说，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君主能够信任任用大臣，大臣能够以忠正辅佐君主。所以忠正，是各种德行的根本。大臣忠正，小臣就没有谁敢不正；小臣没有谁敢不正，天下后进之士就都乐于走忠正的道路；后进之士都乐于实行忠正之道，这就是王化的根本、太平的事业。如今谈论政事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正邪，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怎么能够知道谁是忠正之人并任用他呢？臣认为，考察忠正之人，大概是有方法的。能够把忧国之事全部说出，却不希求恩宠和容纳，这就是忠正之人的一类。忠正之人也各自有同道。邪臣嫉妒并诬陷他们，是必然的；还要诬称他们结成朋党。舜、禹、稷、契相互称赞，并不是结党；颜回、闵子骞相互交往，也不是结党。他们都只是在讲求道德仁义罢了。邪人嫉妒并诬陷他们，还说他们是朋党，借此迷惑当时君主的听闻。从古以来一直如此。所以萧望之、周堪、刘向谋划使许氏、史氏退位，最终被邪臣压倒；汉元帝不能辨明，最终任用邪臣。汉室的衰败，便从汉元帝开始。这是不可不察的。因此，听取一个人的言论，如果他的言论常常违逆耳朵，那就是忠正之臣。即使任用忠正之人而又夹杂着邪佞之臣，太平也一定不能实现。文宣王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所以忠信之人并不难得到，关键在于陛下辨别并任用他们，使各类贤才依次进用罢了。因此臣说：任用忠正之人而不疑惑，功德就会成就。《疏屏奸佞》

译臣听说孔子要远离佞人，说不能和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大凡自古以来的奸佞之人都是可以辨别的：他们都不知道大体，不怀长远的考虑，只致力于谋求私利，贪图富贵，固守荣宠罢了。他们一定喜欢甜言谄辞，以迎合君主的欲望；君主所看重的，他们就因而称为贤能；君主所恼怒的，他们就因而定罪。君主喜欢财利，他们就献上储积聚敛、剥削百姓的计策；君主喜欢声色，他们就打开妖艳郑卫之乐的道路；君主喜欢神仙，他们就传授烧炼变化之术。他们观察君主的脸色，揣摩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话而奉承，君主喜欢他们不违背自己，于是亲近他们，以至于事情失败、怨恨产生了也听不到。事情失败、怨恨产生而仍听不到，危险就深了。自古以来的奸邪之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既然如此，即使以尧舜为君、稷契为臣，而夹杂着奸邪之人，太平也一定不能兴起，危险的事情反而会暗中产生。所谓奸邪之臣，就是荣夷公、费无极、太宰嚭、王子兰、王凤、张禹、许敬宗、杨再思、李义府、林甫、卢杞、裴延龄这一类人。奸佞之臣，如果信用太过，大则亡国，小则败坏法度而导致祸乱。如今谈论政事的人一定说，辨别人的正邪，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怎么能够知道谁是奸邪佞臣而把他除去呢？臣认为，考察奸佞之人也有方法：君主所想要的事情，他们都顺从而不违背，又在旁边承奉迎合，处处抢先迎合君主的，就是奸佞之臣。不除去他们，即使用稷、契这样的贤臣为相，也不能实现太平。所以君主任用奸佞之臣，耳目就会被堵塞；耳目被堵塞，过失就听不到，忠正之人也不能进用。因此臣说：屏退奸佞而不亲近，听见和看见的就会明察。《疏改税法》臣认为，自建中元年开始制定两税法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当时一匹绢值钱四千，米一斗值钱二百，纳税户应缴一万钱，只需交绢二匹半就够了。如今税额不变，而粟帛一天比一天便宜，钱却越来越贵；一匹绢的价格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纳税户缴纳一万钱，就要交绢十二匹才可以，何况官府还督促他们把钱贱卖出去呢？假如官府以掺杂虚高估价的方式收取，尚且还要绢八匹，才仅仅能够补足一万钱的数目；这样与建中初年相比，就是税负增加了三倍。即使明诏屡次下达，怜悯救济百姓，如果不改变税法，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然而物极必变，正是应当改变的时候；推究弊病的根源，就在于钱贵，却向百姓生产的东西征收钱。钱是官府铸造的，粟帛是农民生产的；如今却使农民贱卖粟帛换成钱交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次序，向百姓索取他们没有的吗？因此豪强富家和大商人都大量积存钱财，来追逐物价涨落；农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工商业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遇到水旱灾害，百姓便面有菜色，家中没有吃满一年的粮食，更何况有三年的储蓄呢？百姓没有三年的积蓄，却希望太平兴起，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如果诏告天下，不论远近，一律命令不督收现钱，都缴纳布帛；凡是官府收支都以布帛为准，布幅宽不得超过一尺九寸，长度不过四十尺。这比两税法初行时仍加重一尺，但百姓缴纳的实物价值较重而负担却较轻，一定会乐于缴纳，也不敢再希望恢复到建中初年的标准了。施行三五年，臣一定知道农民渐渐有了积蓄，即使遇到一年水旱灾害，也不会面有菜色，父母和夫妻能够彼此保全。如果税法仍旧，不迅速更改，即使神农、后稷重新出生，教人耕种纺织，农民勤劳而不误农时，也不能达到富足。因此臣说：改革税法，不督收钱而改纳布帛，百姓就会富足。《疏绝进献》臣认为，自建中以来税法没有改变，百姓的困苦已经在前篇说尽了。如今节度使、观察使进献财物，一定说是军府的盈余，不取自百姓，而且供军钱和留州钱各有定额。如果不是兵士缺额却没有补足，或者削减克扣了应发的给养，那么钱帛不是上天降下来的，也不是像泉水一样自己涌出来的；说不取自百姓，那又从哪里取得呢？所以有人开设官店让商人居住，有人酿酒由官府出售，其他还有各种杂项摊派和巧立名目的办法，这些都是夺取百姓的利益，损害三代的法度。借公事之名进献，因而得以成全自己的私利，实在不是太平之事。近年来天下都多留度支钱来蓄养兵士，是因为中原有盗贼。如今吴元济、李师道都已斩首，中原没有忧患，却仍像从前一样蓄养兵士，因而耗损百姓，臣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选派三五名通达吏事的大臣，前往各道同节度使、团练使商议：每道规定必须留守的兵数以备镇守，责令他们查明现有兵士的实际数目，并规定逃亡的兵士不再补充，这样每年自然可以减少十分之一。告诉他们中原已经无事，而蕃夷仍值得忧虑；每道应当配备若干兵员，把原来取用的衣粮拿来赏给边兵，再召集战士使边兵充实，那么蕃夷就不值得忧虑了。钱帛都是国家的钱帛，应当制定明确的法令来取得，这是正确的。如果派遣通达吏事的大臣前往办理，即使那些将帅中不忠诚的人，也不敢有所隐瞒。如今接受进献，节度使、团练使便用各种办法削减下属，以积聚财物；他们自己作为私有的占三分，进献的只占一分。这难道不是在两税之外又加了一重税吗？百姓因此不乐于从事本业，父子夫妻甚至有不能互相养活的。父子夫妻不能相养，却希望太平兴起，即使妇人女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臣说：断绝进献，以减轻百姓租税的沉重负担，那么下民就不会困苦。《疏厚边兵》臣认为，如今中原无事，所需要忧虑的只是蕃戎和北方敌人。议论的人认为边防兵力还很空虚，处处都令人忧虑。兵法说：“不要依赖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具备不可战胜的力量。”如今国家的威武已经传达到四夷，他们不敢侵犯边境为盗，虽已十分明白；然而蕃戎如同犬羊，哪里懂得礼义，怎么能断定他们一定不来为盗呢？况且去年侵犯边境的事情，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臣认为，如果让沿边各节度使共同召募战士十万人，每年不过耗费钱一百万贯，那么边防就充实了。边境上有召募战士的声势传到四夷，四夷心中就会畏服，不敢作盗。四夷不敢作盗，边境百姓便可以免受兵战之苦，那么京师就可以高枕而卧了。《李文公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 唐李翱撰 《百官行状奏》臣等无能，错误地得到执笔史馆的职位，以记注为职责。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把它们流传无穷，是史官的职责。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了：元和元年平定夏州，二年平定蜀地，斩杀刘辟；三年平定江东，斩杀李锜，张茂昭于是归顺易定；五年擒获史宪诚，得到泽、潞、邢三州；七年田弘正率魏博六州前来接受常贡；十二年平定淮西，斩杀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出德、棣二州，纳入管内租税，并任命官吏；十四年平定淄青，斩杀李师道，得到十二州。神明般的武功，自古中兴的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然而自元和以来，还没有编成记载盛德大功的实录，史官没有记录；忠臣贤士的名声德行中有很多可供效法的，逆臣贼人的丑行中也有很多可供警戒的，史官却都缺失而没有书写，臣实在害怕。因此不自量力，想勉强修撰此事。凡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众人就无法知道，所以旧例都要向他人访问，又取行状、谥议作为依据。如今撰写行状的人，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属，没有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说忠肃惠和的；有的说其盛德大业，越传越光耀；有的说其直道正言，死后仍不朽，却从来不直接叙述事实，所以善恶混杂而无法辨明。至于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都是国朝的奸臣；假使让他们的门生故吏撰写行状，既不指明事实，又虚称他们忠信并加以美饰，那么这些话简直可以移到房玄龄、魏征、裴炎、徐有功身上了。这不只是他们存心不实、只想在受过恩惠的人身上虚加美名，也因为撰文的人又不像班固、司马迁那样，专务华丽而忘掉事实，沉溺辞藻而抛弃义理，所以写文章就失去了六经的古朴风气，记事也不像史迁的实录。若不这样写，文字就显得鄙陋，不能自成文章。于是事实失去根本，文章妨害义理，行状也不足以取信。如果能够指明事实、记录实情，不粉饰虚言，那么一定有人能辨知真伪；否则，即使由门生故吏撰写，也不能错误地虚构德善之事加在死者身上。臣现在请求，撰写行状的人不要虚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使简册芜杂污秽而不足取信；只须指明事实、叙说实情，直接记载他的言语，那么善恶、功绩都可以依据事实自行显现。假如为魏征作传，只记录他的谏诤言辞，就足以说明他正直。比如为段秀实作传，只记录他倒用司农寺印追赶叛军，又用象笏击打朱泚，就足以说明他的忠烈。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完全不指明事实，一概用空泛的言辞称颂。所以没有魏征的谏诤，却给他加上正直之名；没有段秀实的义勇，却给他加上忠烈之名，都是这样。这些话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如果考功司看到行状不依照这个原则，就不应接受；依照这个原则撰写的，才交给太常，并移文史馆。太常确定谥号，再移送史馆，那么行状中的话即使不能一一相信，也比虚加妄言、完全没有事实，仍然有山泽高下之别。史官记录事情，必须得到事情的本末。如果一味依凭旧例，所有内容都是空话，那么史馆拿什么作为依据呢？伏乞将臣这篇奏表下发，使考功司遵守记载善恶的原则；即使是旧属、门生，也不能虚构事实加以美饰。臣等希望了解事实，所以冒昧陈述，轻慢触犯天威，惶恐战栗之至，谨此奏闻。《陵庙日时朔祭议》徴事郎守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臣李翱等谨献议说：《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礼记》说：“天子建立七庙，都每月祭祀。”《周礼》没有记载日祭、月祭，只记载四时的祭祀，即禴、祠、蒸、尝。汉朝把这些做法混杂采用。大概是遭逢秦火，诗书礼经焚毁，篇章残缺、简册不全，汉代于是向先儒搜求；先儒各自穿凿附会，申说自己的见解，都托称古代圣贤之名来使自己的话可信，所以所记载的内容各不相同。古代宗庙有寝殿，却不在墓地祭祀；秦、汉才开始在园陵建立寝庙，并在那里进献食物，国家沿袭这种做法而没有改变。贞观、开元礼都没有宗庙日祭、月祭的礼仪，大概因为日祭、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所以太庙之中每年只举行五次时享、六次告祭。否则，房玄龄、魏征这些人都是一代名臣，穷尽经史，难道会看不到《国语》《礼记》中关于日祭、月祭的言辞吗？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伏以太庙举行时享所用的笾豆、牲牢，是三代通行的礼制，体现的是重视诚敬的意义；园寝的奠祭改用日常饭食，是秦汉的制度，体现的是进献食味的做法。如今每逢朔日、望日向陵寝进食，遵循秦汉旧事，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每逢朔日、望日也向太庙进献日常饭食，难道不是使用平常的饮食，却反而以品种多为贵吗？而且这也不是礼书所说的“极致的敬意不在享用滋味，而在重视气味”的意义。

译传记说，屈到喜爱菱角，病重时召来宗族长老，嘱咐他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 到祭祀时，进献了菱角，屈建命令撤去菱角，改用羊肉以及笾豆中的脯醢，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意思是侍奉祖先，应当以礼为重，不应把祖先生前所爱吃的东西作为祭品；这说明祭祀并不是为了食味。既然如此，把日常饭食进献到太庙，岂不是和进献菱角相类似吗？而且这也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何况祭器中没有设置俎豆，祭官也没有命三公执事，只有宫闱令、宗正卿而已；称为进食可以，怎么能称作祭祀呢？况且太庙举行时享时，由有司代理行事，祝文说：“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值孟春，永远怀念而无穷尽，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鬛、明粢香萁、嘉蔬醴齐，恭敬地修举时享，以表达追念仰慕之情，尚飨。”这就是祭祀的祝词。时享前七日，天刚亮，太尉在尚书省向百官宣誓说：“某日将在太庙举行时享，各自尽到职责；不供职办事，国家有常刑。”凡是陪同祭享的官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才可以举行祭祀。宗庙的礼仪，不敢擅自议论；即使有人知道，又有谁敢说呢？所以六十多年一直施行而没有废止。如今圣朝弓矢已经入库，礼乐成为大事，因此下令百官，使他们能够详细议论。臣等认为，《贞观礼》《开元礼》都没有太庙进食的文字，按照礼制节制情感，把它废止是可以的。至于陵寝进食，采用《国语》《礼记》中关于日祭、月祭的言辞，沿袭秦汉制度加以修整并保存，用来推广孝道，是可以的。这样经义有依据，旧事也不被遗弃。大礼既已明确，便可以永远停止异议，继承二帝三王，成为万代的法则。与其亵渎礼制、违背古制，重视因循而害怕改革，还不如改变；两者的差别就如天地相距一样远。谨此议奏。《与本使李中丞论陆巡官状》古人有话说：“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上级以厚礼待我，我报答上级就会更加重。豫让以普通人的待遇报答范中行，却漆身吞炭来为赵襄子报仇，因为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各不相同。阁下既已经处罚推官直，又将请求陆巡官的状文。我不知道阁下是想做能干的官吏，还是想成就盛大的德行。如果想做能吏，那么就像从前江西李尚书任江西长官时那样做；阁下这样行事，并不过分。如果想成就盛德，也只希望不要吝惜听取我九九之一的说法，或许能够稍微补益万分之一。阁下既处罚推官直，又请求陆巡官的状文，难道不担心判官们中有像穆生那样的人，见到醴酒没有设置，便相互顾视而离去吗？陆巡官应受处分的缘由，不应在使院责问取状、科决处罚，却在宅中判决地界和虞候之事，这是他初次任职而处理不当。阁下既已经把他视为知己，召来教导他就是了；他不听从，就让他退职也可以。如果判令他通报状文，只恐怕阁下所失去的东西，难道不会比陆巡官所失去的更大吗？李翱蒙受阁下的恩德很深，而和陆巡官的交情还浅。我之所以反复深说，实在是希望阁下成为德行完备的人。如果您相信我所说的话，就请立即派人收回原判，召来那人向他说明。全府僚属，谁不感到万幸呢？如果认为我这个小人物的话不值得听取，那么我也是富贵之人，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即使这样，我也岂敢不遵从您的命令？李翺再拜。写给本使杨尚书，请求停止修建寺观、征收钱财的奏状。我恭敬地看到关于修建寺院的文书，阁下出钱十万，又命使院共同出钱十万，用来建造石门大雪寺的佛殿。我本性愚钝，闻道又晚，私下不明白阁下认为征钱造寺一定是正确的吗？我虽然贫穷，也愿意竭尽家财来帮助阁下完成此事。如果认为未必正确，那么阁下官位尊贵、声望很高，凡是所作所为，都应当成为后辈的规范，怎么可以做一件不合圣贤之道的事，却认为它无碍于理呢？天下人中，能用佛理来端正内心的很少；至于土木铜铁，却遍布四海，残害百姓，成为逃亡者藏身之处。阁下认为，如果周公、仲尼兴起，制定一个王朝的制度，他们会让天下的寺观僧道兴盛起来吗，还是会废除它们呢？如果会使它们兴盛，那么符融、梁武帝都可以算作仲尼、周公了；如果会废除它们，阁下又何必担心寺观还少，反而率领属下合力建造呢？使院中的判官虽然是为了副使您的命令而办事，但他们也不是因为贪图利禄才远赴任职。难道他们没有羁旅孤苦的亲友，尚且无力救济吗？哪里还有闲钱去兴办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大家心里并不赞成，只是奉行阁下的命令罢了。这些肺腑之言，是我深感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您怜悯我的浅陋，不吝赐教。如果阁下所做的事最终确实正确，我又怎敢固守最初的看法，随从您却不去做呢？如果他们所说的有合于道理，还请不要因为已经改变的事情，又轻易让后辈议论。我的意思已经说尽，言辞也很直率，惶恐战栗之至。再次请求停止摊派修建寺观钱财的奏状。关于摊派修建寺观钱财的事，前后已经两次陈说，请求停止。先前奉到的处分说，要用这笔钱更换寺观家人院的蒲草、藿草屋顶，以作防火之备。此后任其停止，因为所需物料已经计算并支给完毕。后来奉到的处分又说，暂且再等一两个月。我认为，前项钱财对公家没有补益，实际上只是增设税名，为公议所非难。此事拖延已久，固然不能只满足于表面，还应思考：如果只求壮丽，城池开辟教化，还有什么源头比这件事更大呢？如果阁下仍不改变，弊端终究没有止境。为什么偏偏要珍惜这种因循不改的做法呢？自从仲尼去世，异端学说堵塞道路，孟子作辞加以排斥，之后道路才重新开阔。佛法对人的危害，比杨朱、墨翟更严重。若论心术，虽不与中原之道完全不同，但考察实际行为，它损害生灵、沉溺人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处在上位的人，本来就应当抑制它。阁下去年考策时，论述释氏危害于人的文章，还被列为高等，希望能够感悟圣明，难道不是想阐明教化的源头、抑制断绝小道吗？为什么事情一旦由自己办理，所坚持的就竟然不同了？懂得它并不难，能够实行才可贵。况且使司的税额，全部是借正当名义征取的，既然有幸任职掌管此事，怎敢不把情况全部陈明？我恭敬地看到朝廷旧例，一个人的见解有时不足以决定是非，就交给都省让众人议论，这样民情便能得到申明，各项事务也都能得到治理。倘若我的见解凡庸浅陋，或许不能得到采纳，使院中的诸位公卿都是贤能之士，恳请命令使院详细议论，只要正确的意见就加以采纳。若道理确实不通，我也不敢固执己见；这正是我内心的期望。屡次冒昧烦扰，惶恐战栗之至。李翺再拜。

译论故度支李尚书之事的奏状。已故度支李尚书休弃妻子时，接连有诏令停止他的官职；到他去世，也没有追赠官爵。当时大概是认为他休妻的情况不合情理，明白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所以才有这些处分。近来我听当使采石副使刘侍御说，朝廷公议都认为李尚书性情猜忌，比李益还严重；他休弃妻子，如果不是因为自身患病，就应当降职。我曾在滑州任职一年多，对李尚书的情况很熟悉。李尚书在滑州时，收纳了一个善于歌唱的女子陶芳，把她安置在中门外的后院。陶芳与掌管主钥匙的防子发生私通，事情败露后，李尚书召来防子询问。防子如实告诉他，李尚书说：“我是跟随你父亲把你带来的，所以不能杖打你。我不是因为愤怒才不留你，而是你既然犯了这种事，在军中自然不便再留。你远远回到父亲那里去，千万不要再到别处。”于是把陶芳斥逐出家，却没有治防子的罪。当时我任观察判官，卢侍御宪对我说：“这件事若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一定会因愤怒而治罪；若发生在中等人物身上，则会治罪但不动怒。大夫虽然还不足以作为教化典范，但也可以说是难得做到。”由此推断，李尚书的猜忌性情显然不比河南李少尹严重。刘侍御又说，朝廷公议认为李尚书在滑州时，过去多蓄养妾媵，于是防送他的妻子入京，以便遂行自己的欲望。我又能够说明事情并非如此。李尚书有两个儿子，在京师任职，他们上奏请求到滑州迎娶妻子。德宗皇帝下诏给奏事军将张璀说：“你和本使不要到外面去，把我的意思告诉本使，可以让妻子和新妇的家人到上都来办理婚事。”又有亲笔诏书。李尚书于是送两个新妇和妻子入京，以奉行诏令。两个儿子成婚后，他的妻子便回到滑州。除陶芳以外，再没有妾媵。况且李尚书如果要蓄养妾媵，也不必借口让妻子入京。由此看来，这与朝廷公议不同。像这样，我认为古人驱逐臣下，一定会使他日后还能重新侍奉君主；休弃妻子，也一定会使她能够再嫁。即使有重大过错，仍然不忍把它公开说明，必定要找一个可以对外说明的理由来休弃她。所以曾参休妻，是因为蒸梨没有蒸熟；孟轲休妻，是因为她的行为不合礼法；鲍永休妻，是因为她呵斥狗。这些事情全都是借事为由而休弃妻子的。李尚书除了这两件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过失，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公议所责备的，只像刘侍御所传述的那样，那么我只是根据亲眼所见来为他辨明。事情已经清楚如我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凡是人家中门以内的事情，外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如果偏听一方亲族的话便称为公议，又怎么知道这种议论果真是公正的呢？还是私人的呢？这是不能确定的。根据阁下所听到的情况，如果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请不要吝惜把情况告诉我。如果只是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恳请不要重申过去的议论，而应在朝廷上说明，使不真实的诽谤停止在人间流传，也使已经去世的魂魄不在黄泉之下含冤，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我对于李尚书，起初曾受到他的照顾；到他离开选部以后，宾主之义也已经不能像最初那样亲密了。我现在陈述这些，只是乐于看到贤明之人受到的冤屈得到昭雪和纠正罢了。料想您不会认为我是结党，谨此陈状。《李文公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一。唐代李翺撰。已故正议大夫、代理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获赐紫金鱼袋、追赠礼部尚书韩公的生平事迹状。曾祖父韩泰，皇帝时任曹州司马；祖父韩濬素，皇帝时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皇帝时任秘书郎，追赠尚书左仆射。韩公名愈，字退之，是昌黎人。三岁时父亲去世，寄养在哥哥韩防的家中。长大后读书，能够记住别人一生所学习的东西。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汴州发生叛乱，诏令以旧相董晋任东都留守、平章事和宣武军节度使，平定汴州。董晋征召韩公同行，于是进入汴州，得以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任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公随灵柩离开。四天后汴州发生叛乱，凡是留居任职的人都被杀死。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奏请任命他为节度推官，试任太常寺协律郎，选授四门博士，升任监察御史。因被宠臣厌恶，出任连州阳山县令，施政对百姓有恩惠。韩公离任时，百姓多以他的姓氏给孩子取名。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入朝任权知国子博士。宰相中有人喜爱韩公的文章，想把文学职务授给他，有人争先，便捏造韩公的话来诬陷他。韩公担心遭祸，于是请求分司东都，权知三年，改任正式的国子博士。入省任分司都官员外郎，改任河南县令，每天依据职分同留守和尹辨明事务，因此军士没有人敢触犯禁令。入朝任职方员外郎。华州刺史上奏说华阴县令柳涧有罪，于是准备贬黜他。韩公上疏请求派御史辨明曲直，然后才可以治罪，这样下级就不会受到冤屈。柳涧确实有过失，韩公因此又任国子博士，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功郎中，仍任修撰。几个月后，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皇上将要平定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出使各军，察看军情。裴公度回来后上奏说军队可以使用，贼势可以消灭，这与宰相的意见很不相同。几个月后，叛军杀死宰相，又攻击御史中丞但没有成功；中丞因防备受伤，骑马逃脱，于是任宰相，主持东部军务。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攻陷两京以来，河南、河北七镇的节度使死后，便立他的儿子，制作军士的表章请求朝廷，朝廷因而答应了他们。到贞元末年，即使归顺的节度使将要死去，也多半立即在军中选取行军副使、将校来接任，节度使世袭已经成为惯例。朝廷中的贤臣安于这种现状，把苟且不动兵视为可贵，议论多与裴丞相不同。只有韩公认为，叛军杀死宰相后朝廷便停止用兵，这是极其懦弱的表现；大军不可以停息，凭天下之力夺取三州，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意见与裴丞相相合，所以终于出兵，但宰相中有人对此感到不便。满一个月后升任中书舍人，之后赐绯衣鱼袋。最终因其他事情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因军队长期疲敝、久驻而贼势尚未消灭，皇上命裴丞相任淮西节度使，前往招讨。裴丞相请韩公同行，于是韩公兼任御史中丞，赐三品衣鱼，任行军司马，随丞相驻在郾城。韩公知道蔡州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边界上抵抗官军，守城的多是老弱，不过一千人，便赶紧告诉丞相，请求派三千人从小路进入，一定可以擒获吴元济。丞相还没来得及行动，李愬已经从唐州文城垒带兵连夜进入蔡州，果然擒获了吴元济。蔡州平定后，平民柏耆以计谋来拜见韩公，韩公与他交谈，认为他很奇异，于是告诉丞相说：“淮西已经平定，王承宗胆气已破，不必劳师动众，应当派能言善辩的人带着相公的书信，向他说明祸福来招降他，他一定会服从。”丞相认为有理，韩公让柏耆口述写成丞相的书信，说明祸福，让柏耆把信藏在袖中送到镇州，王承宗果然非常恐惧，上表请求割让德州、棣州献给朝廷。丞相回到京师，韩公升任刑部侍郎。一年多后，佛骨从凤翔送来，传送到京城各寺，当时百姓有烧灼手指和头顶来祈福的。韩公上奏说：“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时，都还没有佛，但长寿达到百岁甚至超过百岁的人很多。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帝王奉事佛法，寿命并没有因此延长；梁武帝奉事佛法最为恭谨，但国家却大乱。请把佛骨烧掉丢弃。”奏疏送入后，韩公被贬为潮州刺史，改任袁州刺史。百姓中有把男女作为奴隶的人，韩公都计算佣价，替他们偿还身价，使他们回归自由。入朝升任国子祭酒。国子监有一位直讲，能讲解礼义，但相貌丑陋；学生中多是豪族子弟，他们排斥他，不让他同席吃饭。韩公命令属吏说：“把直讲召来，与祭酒一同吃饭。”从此学官不敢再轻视直讲。上奏推荐儒生担任学官，每天让他们讲学，学生们纷纷前来听讲，都高兴地说：“韩公来任祭酒，国子监不寂寞了。”改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征讨不能取胜，于是任王庭凑为节度使，诏令韩公前往宣抚。韩公出发后，众人都替他担忧。元稹上奏说：“韩愈可惜。”穆宗也后悔了，下诏让他到边境察看形势，不一定要进入镇州。韩公说：“哪有接受君主命令，却停留不进而只顾自己安全的道理？”于是快马进入。王庭凑严密布置军队，拔刀张弓持箭来迎接；到达馆舍时，披甲士兵排列在庭院中，韩公与王庭凑、监军使三人就座。坐定后，王庭凑说：“之所以纷纷扰扰，都是这些士卒所作，并不是庭凑的本意。” 韩公大声说：“天子认为尚书具有将帅之才，所以把节度使的旌节赐给他；哪里知道你们这些健儿，谈话从未提到过这一点。”话还没有说完，一名披甲士兵上前说道：“先太史替国家攻打朱滔，最终败退逃走，血衣都还在这里。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竟把我们当作贼吗？”韩公告诫说：“儿郎们暂且不要说话！听我韩愈说：韩愈当时做儿郎时，已经不记得先太史的功劳和忠诚了。你们如果还记得，那是非常好的。至于叛逆和顺从，利害关系不能牵引太远去讲古事，只把天宝以来的祸福说给你们听。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他们还有子孙在世吗？还有人在做官吗？”众人都说：“没有。”韩公又说：“令公以魏博六州归附朝廷，任节度使，后来做到中书令；他的父子都被授予旌节。他的儿子和孙子，即使还是未成年的孩子，也都做了很好的官，富贵到了极点，恩宠荣耀遍及天下。刘悟、李佑都任大镇节度使，王承宗年仅十七岁，也执掌旌节。这些都是三军亲耳听到的。”众人于是说：“田弘正刻薄对待这支军队，所以军队不得安宁。”韩公说：“是这样，但你们三军也杀害了田令公本人，又残害了他的家人，还能再说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译众人于是喧哗说：“侍郎说得对。”王庭凑担心众人的心意动摇，立即挥手让众人散去，于是哭着对韩公说：“侍郎前来，是想让庭凑做什么呢？”韩公说：“神策六军的将领中，像牛元翼这样的人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尚书长期围困他，为什么呢？”王庭凑说：“立即放他出来。”韩公说：“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没有事情了。”于是设宴款待韩公，他才返回；牛元翼果然被放出。韩公回到皇上面前，把同王庭凑的谈话和三军的话全部奏报。皇上非常高兴，说：“你竟然直接这样对他说，因此他已经有意想重用你了。”王武俊被追赠太师。“太史”是燕、赵一带人的称呼。转任吏部侍郎，所有令史都不加锁禁闭，听任他们出入。有人问韩公缘故，韩公说：“人之所以害怕鬼，是因为看不见它；鬼如果可以看见，人就不会害怕了。选人见不到令史，所以令史的势力很大；允许他们出入，势力就会减轻。”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下诏不必到御史台拜谒，后来不得援此为例。六军将士都不敢犯法，私下相互告诫说：“这就是曾经想烧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违抗！”因此盗贼停止，遇到旱灾米价也不敢上涨。李绅任御史中丞时，把囚犯戴着刑具送到府中，命令府吏用京兆尹的杖刑打他们。韩公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命人把囚犯放回去。当时李绅正受到宰相宠信，想排挤韩公，便以御史台和京兆府不协调为由请求处置，朝廷调李绅出任江西观察使，任韩公为兵部侍郎。李绅后来又被留任，韩公入朝谢恩，皇上说：“你同李绅争的是什么事？”韩公于是为自己辩解了几天，又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公得病，任期已满。休假期满后，于十二月二日死在靖安里的宅第。韩公气度深厚、性情通达，议论多能把握大体，同人交往始终不变。他嫁出内外亲属及朋友家中没有主婚人的女子，共十人；他把她们交给嫂子郑氏抚养，嫂子去世后，他为嫂子服齐衰一年，以报答她。韩公深于文章，常常认为自扬雄以后，作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所写的文章从不模仿前人的语言，却坚定地可以同前人并列。自贞元末年至今，后进士人凡是有志于古文的，没有不以韩公为法式的。他有文集四十卷，小集十卷。病重后请求告假退休，每次同朋友谈话，都已经说到死后安置妻子儿女的话，并且说：“我的大哥德行高尚，通晓医方药物，吃饭一定查阅《本草》，寿命却只到四十二岁。我疏懒愚钝，饮食不避禁忌，官做到侍郎，年纪已经超过大哥十五岁了。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又能够安然死在窗下，幸而没有失去大节，死后可以凭此去见先人，也可以说是荣耀了。”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谨将任官事迹如上陈述，请发牒给考功，交太常寺议定谥号，并发牒给史馆。谨此陈状。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本管经略等使、东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徐公行状。曾祖父仁彻，隋代任吉州太和县丞；祖父玄之，皇帝时任考功员外郎，追赠吏部郎中、谏议大夫；父亲义，皇帝时任汾州司户参军，追赠信州刺史。京兆府万年县青盖乡交原里有东海徐公。徐公享年七十一，名申，字维降，是东海剡县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正字。起初在江西任巡官，后来在岭南行营掌书记。哥舒氏之乱平定后，奏请授任大理评事，转任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又在朔方任节度判官，改任太子司议郎兼殿中侍御史，选授洪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刺史嗣曹王起兵江西讨伐李希烈，所以让他以长史身份行使刺史职权，任职有成。曹王推荐他，升任韶州刺史。四十多年间，历任刺史相继居住在县城，州城和公田三百顷都成为废墟。县令、县丞、县尉混杂居住在民房中。徐公于是招募百姓中能够出力耕种公田的人，借给他们牛、犁、粟种和粮食，收获的一半分给他们；没有借用牛犁的，收获三分之二分给他们。田地长期荒废，草根腐烂使土地肥沃，又连续遇到好年景，所得粟米比其他田地每亩多出若干。总共积存粟米三万斛，准备重新在州的旧城修建房屋，并规定各类工匠凡是凭技艺前来做工的，都按等级发给粟米。刺史亲自巡视，发给官吏的物资不让他们有机会营私，因此人人便利而信服，应募者达到数千人。陶工不懂抹墙，却有多余的泥土；泥瓦工不负责夯筑，却有多余的墙料；筑城工不拿斧斤，却有多余的工程；各种工匠都用自己所能做的东西相互交换。不到一百天，城郭、房屋便恢复如初。刺史带着属官迁入新城，县令以下各自回到原来的住所；又创建六所驿站，开辟新的大市两道，建造四所馆舍，器用一应俱全。曲江县五百人拿着状文到观察使那里，请求为徐公立碑、建立生祠。徐公自己陈说所做之事不足以记述，即使如百姓所说，也只是刺史职分本来应当如此，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不愿用小事来求取名声。观察使赞许他的谦让，秘密地把状文上报，徐公升任合州刺史。他刚到韶州时，韶州人口只有七千户；六年后调任合州，离开时户数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又多出四千户。当初，他的先夫人在江西去世，因遭遇贼乱未能运回安葬，只能寄葬在西原。徐公没有赴合州任职，上表请求护送灵柩回去，合葬于河南府偃师县。后来沧景观察使上奏请求补任景州刺史，但景州主帅擅自任用属官、将校充任刺史，多年没有请示朝廷。

译宰相多次把刺史人选上报，都没有被召出任。召徐公入朝议论合适的人选，于是下诏升任朝散郎，使持节景州诸军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又加任节度副使。第二年，沧景节度使开始入朝；第二年又入朝，朝廷于是将他留在京师，诏令由他的堂兄弟代任。沧景节度使奏请徐公任行军司马。徐公因信州府君的墓地靠近漕河，上表请求改葬到重山，诏令准许。后来被征召入京，升任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代理邕州刺史、本管经略招讨使、御史中丞，仍赐紫服。这一年是贞元十七年。他诛责里中盗贼，除去他们的暴行劫掠；善良百姓聚集起来攻打禁令之下的盗贼，如此使蛮夷道路畅通，并责令他们缴纳土贡。大首领黄氏率领部属献纳人质、供给赋税。黄氏、周氏、韦氏、侬氏原都是群盗。黄氏一族最强盛，盘踞十多个州。周氏、韦氏不服从黄氏，率领黄氏的军队攻打他们，把他们赶到海边。黄氏到来后，群盗全都服从。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的蛮人安定下来，不再有盗寇祸害。第二年，诏令升任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代理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观察处置本管经略等使，散官官阶不变。前任节度使死后，掌印的官吏盗用印信，授予一百多个官职，并谋划在夜间发动军队作乱，事情败露后逃走。徐公到任，暗中用计擒获首恶，将其杀死而不追究其余人员，军中因此安定。蛮夷习惯相互攻劫，常常成群沿道路发动袭击，徐公立即捕杀，从此再没有人敢侵犯。蕃国每年都来互市，珍珠、玳瑁、异香、纹犀等都由海船运来；常规贡物照数供应，不敢额外增加，船户因此安宁，商人也富足。二十一年，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元和元年，诏令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封东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其余官职如旧。诏书尚未送到，徐公便因病死在任上。他总共三次辅佐藩镇，五次任刺史，一次任经略使，一次任节度观察使，官阶累升至金紫光禄大夫，爵位越级进为开国公，官职很快升至礼部尚书。他的事业都足以传给后代，作为子孙的榜样。享年七十岁，虽然没有达到上寿，儒者仍以他为荣。前夫人为渤海高氏；其子都是后夫人扶风窦氏所生，后夫人封国夫人。有儿子元弼，曾任右卫仓曹参军，以读书作文为业。谨将历任官职和事迹如上陈述，恭请发牒太常寺编录。谨此陈状。皇祖实录。公名楚金，是谘议大夫诏的第二个儿子，以明经科出身，起初授任卫州参军，后来又授任贝州司法参军。夫人为清河崔氏，父亲崔球，曾任兖、郓、怀三州刺史。公的哥哥惟慎，任太原府寿阳县丞，性情旷达，喜欢饮酒，不料理家产，每天带着一千钱出门，遇到求他请饮酒的人，必定把所带的钱全部花完，然后回家。和他一起饮酒的人中，有一个擅长草书隶书的人，张旭就是其中之一。公在寿阳任职时，把哥哥当作父亲，凡事都一定先向寿阳请示。寿阳说：“你年纪也大了，难道一点都不能自己处理事务吗？每件事都来烦扰我，为什么呢？”公说：“我来请示并不是不能做这些事，只是不能使人心满意；所以仍然像从前一样请示。”等到他在贝州任职，刺史严正晦严禁官吏在辖境内进行买卖，什么都不许。公到任当天，把生活用具都从卫州用车运来，又带入二千万钱，说：“我只吃贝州的水。”严正晦被罢官后，百姓一向不喜欢他的政令，等他出城时，便聚集呼喊，用瓦石把他打死，还扬言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录事参军不敢制止，害怕地问公：“怎么办？”公说：“录事参军一定不能担当此事，请让我暂代录事参军，这样就可以了。” 于是照此办理。公对严正晦说：“您用威势强制施政，使百姓感到不便；百姓等您出任之后，可能会加害于您。您不如另定日期出城，我替您承担这个祸患。”于是召集州县小吏一百多人，全都拿着兵器；没有兵器的拿着木棒，又把长木埋在道路中，命令说：“使君出城时，百姓胆敢出来观看的，就在大木下杖打处死。”等严正晦出城，百姓没有人敢动。有的人说：“刺史出城，可以行动了；但李司法怎么办？”贝州因此震惊恐惧。后来刺史到任，把政务交给公处理，奸吏全都争着把实情报告上来，不敢隐瞒。贝州于是得到大治。寿阳的妻子郑氏，在族人中贤明有见识，曾对寿阳说：“我看小叔比您贤能，我的资质不敢同弟媳争高下。您的家庭和睦，子孙一定会有兴盛的。”寿阳的长子任户部侍郎。起初户部侍郎兄弟五人、妹妹一人，母亲去世时，都依靠公，每天一定把他们抱放在膝上，有时还因悲伤而哭泣。几个侄子依恋叔母，就像没有失去母亲时一样。公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某某等，只承继父亲的事业，不敢不赶上父亲。夫人清河崔氏，能够以柔顺的态度对待亲族；她嫁来以后，亲族都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没有机会详细听闻他的美好德行；他在贝州的事迹，是先父亲口传授给我的，其余事情都是从户部叔父那里听来的。恭敬地认为，皇祖在做子弟时，仿佛不能独立担当事务；等到任官办事，他的刚强勇敢却完全不同，他的行事就是如此。这些都可以传给后世，作为子孙的榜样。我听说，祖先原有善行却不知道、不说明它，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传下去，是不仁。我想把它传下去，又担心文章不足以称颂他的道德、光耀后世，因此叩首，希望借助执事者的文辞。也希望您不要嫌弃我的愚昧，为他写下这篇传记。《李文公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二。唐代李翺撰。《高愍女碑》。愍女姓高，“妹妹”是她的名字。她生于七岁那年，正是建中二年。她的父亲彦昭把濮阳城归还给天子。在此之前，叛贼把妹妹和她的母亲、哥哥作为人质，同时让彦昭守卫濮阳。等彦昭献城归顺后，妹妹和她的母亲、哥哥都被杀死。她的母亲李氏临死时，怜悯妹妹年幼无罪，请求只免除她的死刑，把她作为官府的婢女，众人都答应了。妹妹不愿意，说：“活着而受到侮辱，不如死去。母亲和哥哥都不能免死，我为什么独自活着？”当她的母亲和哥哥将要受刑时，众人都向四方跪拜。妹妹独自说道：“我家因为忠于宗室而被诛灭，四方神祇难道还知道、还会追问我父亲所在的方向吗？”她面向西方哭泣拜了两拜，于是走向死亡。第二年，太常为她定谥号为“愍”。在这个时候，天下做父母的，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像愍女一样；天下做丈夫的，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像愍女一样；天下做女儿和妻子的，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像愍女一样。从前曹娥思念父亲，投江自沉；狱吏呼喊囚犯，章女悲号思念并慰问哥哥；《诗经·载驰》歌咏许穆夫人；缇萦上书，于是废除了肉刑。这四位女子，有的孝，有的智慧，有的兼有义或仁。唉！这位愍女，出生才七岁，上天却赋予她这样的智慧。这四位女子彼此不同，我还要把她们的事迹推而广之，传播到天下。谁不会因此受到感化呢？即使有忤逆的儿子，也一定会改变行为；即使有凶悍的妻子，也一定会改变心意。奖赏一个女子而使天下受到劝勉，也是王道教化的重要开端。奇怪的是，愍女的事迹竟没有传遍家家户户。贞元十三年，我在汴州，当时彦昭任颍州刺史。昌黎韩愈开始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既为她悲伤，又赞美她，于是写作《高愍女碑》。《杨烈妇传》。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汴州。随后又将要进攻陈州，分派几千士兵抵达项城县，大概是要掠夺那里的财帛，俘虏男女，把他们送到陈州。县令李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县令，敌兵到了，就应当守城。力量不足而战死，是职责所在。您如果逃走，那么谁来守城？”李侃说：“兵力和财物都没有，将怎么办呢？”杨氏说：“如果不守，县城就会被贼军得到。仓廪都是他们的粮食，府库都是他们的财物，百姓都是他们可以征用的战士。国家还剩下什么？夺取贼军的财物，拿他们的粮食来供给军队，重赏来命令敢死之士，事情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召集胥吏和百姓到庭院中，杨氏说：“县令确实是这里的主官，然而任期满了就会离去，不像吏人和百姓这样世代居住在这里。吏人和百姓是本邑之人，祖坟都在这里，应当共同拼死守护自己的乡邑，难道忍心丧失自身，成为贼人的奴隶吗？”众人都哭泣着答应了。于是发布赏令说：“用瓦石击中贼人的，赏钱一千；用刀、箭和兵刃等物击中贼人的，赏钱一万。”招得数百人，李侃率领他们登城。杨氏亲自替他们烧火做饭，无论年长年幼都周到而公平地供给。她让李侃对贼军说：“项城父老，出于义理，不肯做贼，已经全力守城，决心死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千钱、万钱〕 即使得到我们的城池，也不足以建立威势，不如赶快离去，白白损失兵力而没有益处。”贼军都讥笑他。有一支飞箭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回城。杨氏责备他说：“您不在城上，别人谁肯坚守？与其死在城上，难道不还是胜过死在家里吗？”李侃于是忍痛，又登上城墙。项城是小城，没有高大的城墙和强劲的弩，也没有高城深沟的坚固防御。贼军气势汹汹，率领部下将要越城而下时，有人用弱弓射击贼军，射中了贼军首领，首领坠马而死；这个首领是李希烈的女婿。贼军失去势头，于是相互散逃。项城百姓没有受到伤害。刺史上奏李侃的功劳，李侃升任绛州太平县令。杨氏至今仍在世。妇人女子能够奉养父母、公婆，尽心恭敬和顺地对待兄嫂弟妇，对卑幼者有慈爱之心，并且不失贞节，就算贤德了。至于辨明行军布阵，通晓进攻防守，具有勇烈的操守，这是公卿大臣都难以做到的。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朝廷宠信表彰那些守卫城池的人；他们凭借坚城深池的险固，储存的粮食财物堆积如山，仍然安然自若，头戴盔帽身披铠甲，背着弓箭奔驰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的勇气不能作战，智慧不能守城，忠诚不能赴死，抛弃城池逃走的人也有。那些是什么人呢？杨氏只是一个妇人。孔子说：“仁者一定勇敢。”杨氏正符合这句话。赞曰：一般人的情感，都认为后世之人比不上古代之人。贤能的人自古以来也很少，难道只有后世才少吗？等到后世真有贤者，他们与古人并没有不同。像高愍女、杨烈妇这样的人，即使古代的烈女，又有谁能超过她们呢？我担心她们的事迹湮没而不能流传，所以都把它们叙述下来，将要把它们告诉史官。

译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卢坦字保衡，河南人。父亲卢峦，追赠郑州刺史。卢坦年幼丧父，起初任韩城县尉，历任宣城、巩、河南三县县尉。调任河南县尉时，杜黄裳任河南尹，知道卢坦善于捕盗，便对他说：“我家的儿子同恶人一起败坏了旧有产业，您负责捕盗，何不派人察访他？”卢坦回答说：“凡是任官始终清白，只领取俸禄的人，即使历任高官，也不会积下丰厚财产传给后代。积聚很多财产的人，一定是剥削下属百姓才得到的；如果他的子孙还能守住这些财产，那就是上天让不仁义的人家富足。不如放任他们不义，使财产归还给众人。”卢坦认为这样才合适，所以没有派人察访。杜黄裳惊讶地看着他，于是让他登堂入座，从此一天比一天器重他。杜黄裳任吏部侍郎时，准备授卢坦为太常博士，恰逢郑滑节度使李复上表请他任判官，于是得到监察御史的官职。薛盈珍任监军使，多次侵犯军政，卢坦总是据理拒绝。薛盈珍曾说：“卢侍御所说的都公正，所以我不违背他。”有一个擅长吹笛的人，十多位大将共同启奏，再三请求授给他重要职务。卢坦正好在李复那里，李复问：“众人请求的事可以答应吗？”卢坦笑着说：“大将们都长期在军中，积累功劳，急于升迁而获得重要职位，怎么能自轻身份，想同一个吹笛的少年并列呢？” 李复把这话告诉众将，说：“卢侍御说得对。”大将们惭愧地急忙退出，向卢坦道谢，并说：“刚才听到侍御的话，我们羞愧得汗流出来，只恨没有地洞可以钻进去。”李复病重时，薛盈珍带五百甲士进入州城，人人都惊恐害怕，卢坦立即制止他，薛盈珍不敢违抗。李复去世，薛盈珍掌管军务，朝廷命姚南仲代替薛盈珍。当时宾客说：“姚大夫是书生，哪里是将帅之才？”卢坦私下对人说：“姚大夫外表虽然柔弱，内心却非常刚强，又能防备监军；如果薛盈珍侵犯他，一定不会任其加害。”从这时起，姚南仲的祸端就萌发了。如果我跟随公从东面向西行，一定会遇到姚大夫，我担心会被他留下而受到牵连，所以悄悄离开。姚南仲果然发牒来请，最终因为没有遇见而得以解除。等到薛盈珍与姚南仲发生嫌隙，属官中有很多被贬黜处死的人。王纬任浙西观察使兼盐铁使，请卢坦任转运判官。等到李锜代替王纬，也像原来一样请求卢坦任职，卢坦转任殿中侍御史。李锜所做的许多事不遵循法令，卢坦总是同他争辩，言辞尖锐深切，听到的人都替他害怕。他多次请求离职而未获准，在李锜府中共七年，官职没有改变。李锜的恶行越来越严重，卢坦担心遭祸，又认为不能靠力量争辩，于是同裴度、李约、李陵相继以罢职离开。几年以后，诏令征召李锜入朝，李锜于是煽动士兵杀死留后，以便自己继续留任；接着又发兵夺取宣州，被他的部将擒获，押送后斩首处死。顺宗皇帝卧病，王叔文在翰林院主持决定大政，天下人都惶惶不安。卢坦劝说宰相韦执谊迅速上奏，请立皇太子以确立国家根本。韦执谊十分采纳他的意见，准备任命他为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中丞也为此请奏，王叔文派人请卢坦，准备任命他为员外郎，主管杨子留后。卢坦借口推辞不接受，王叔文不高兴，原来答应的事情都没有实行。等王叔文被贬出京，卢坦于是任殿中侍御史。权德舆任户部侍郎，请他任本司员外郎，转任库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不久升任刑部郎中，仍知杂事。京畿县尉中有人被御史台审查，京兆尹暗中替他向皇上求情，请求让品官释放他。卢坦当时在宅中，御史台的官吏把这件事告诉他；卢坦禀告御史中丞，请求重新奏报，然后才奉行诏令，品官于是将此事上报。皇上说：“我本来应当先命有关部门办理，却竟然直接下诏释放了他。”几个月后，升任御史中丞，赐紫衣，分司东都。不久回到西台。起初，皇上禁止罢任的节度使等进献财货，并把这一条写入赦书。”}], 当时，山南节度使柳晟、浙东观察使阎济美，都在罢镇之后有所进献，李坦上奏弹劾他们。柳晟、阎济美都穿白衣等待治罪。皇上召见李坦，对他说：“柳晟、阎济美所献的都是自己的家财，并非从百姓那里刻剥来的，你不要弹劾。”李坦回答说：“陛下之所以向天下广布大信，是因为有赦令。况且这两位大臣首先违背诏令，臣的职责本来就应当举奏，陛下不可以因此失去对天下的大信。”皇上说：“朕已经接受了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李坦说：“请交还给主管官署，以此彰明陛下的恩德。”皇上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被宰相压下没有实行。李锜被诛杀时，主管官署准备把从淮安王以下的坟墓全都毁掉，宰相不敢进言。李坦上奏说：“李锜与国同族，他反叛无道，本人既已斩死，又杀了他的儿子，罪责已经抵偿完了。如果还要追究并毁掉他祖父的坟墓，臣认为不可以。淮安王有辅佐先帝建立功业的功劳，而且国贞又死于王事。汉朝诛杀霍禹，并没有毁掉霍光的坟墓；房遗爱伏法，罪责也没有追及房玄龄。这些都是前代和圣朝的旧例。《康诰》说：‘父子兄弟的罪，不相互牵连。’如果要改变这一原则，岂不是会牵连无罪的良臣，而且伤害国家的大体吗？”皇上改变脸色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于是下令停止毁墓，并且禁止砍柴放牧，给五户人家守护淮安王的坟墓，以表示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皇上策试贤良方正之士，有人带着策书入场，准备重重治罪。李坦上奏说：“四方士人并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必定会认为只是策文中的言辞有所抵触忤逆，应该从轻处罚。”皇上听从了他。江宁节度使裴垍入朝任仆射，举行行香礼时，准备位列防谏议大夫、常侍之上，李坦援引旧例以及姚南仲最近的事例作为证据。裴垍发怒说：“姚南仲哪里够资格作为先例呢？”李坦回答说：“姚仆射只是没有担任敕使罢了，为什么不能作为先例呢？”于是被裴垍排挤，改任左庶子。李坦起初任殿中侍御史时，杜黄裳正任宰相，因此屡次升迁，二十三个月便升到御史中丞。他任官后遵守道义，正直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但人们嫉妒他升迁太快。几个月后，宰相裴垍奏称：“宣州、歙州、池州等州都团练观察防御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刘辟反叛，他的女婿苏强因参与刘辟的叛乱而被诛死。苏强的哥哥苏弘原任晋州从事，自己免职回家，没有人敢任用他。”李坦上奏说：“苏弘有才干和品行，他的弟弟苏强因参与刘辟叛乱而被诛杀；苏弘与苏强相隔三千里，一定不会共同谋反。因为苏强而废弃苏弘，不符合陛下爱惜人才的志向。”

译于是请求任用苏弘为判官。皇上说：“假使苏强当时没有被诛杀，尚且应该按照才能任用他，何况是他的哥哥呢？”于是批准了这一请求。苏弘到了宣州时，江淮一带大旱，米价每天上涨，有人劝说限制米价来救济百姓。李坦说：“宣州土地狭小，粮食不足，米都是从其他州运来的；如果限制米价，商人就不会来了。米价即使低廉，如果没有粮食又怎么办呢？”后来米价涨到每斗二百钱，商人运米而来的船只接连不断。李坦于是借用军粮，多拿到市场上出售，以平抑米价，百姓因此得以活命。当涂县有一片洲田长期荒废，李坦认为年成旱歉时，只要贫苦百姓有饭吃，让他们领取工钱，就可以把荒田开垦起来。于是洲田全部得到开垦，靠领取工钱活命的有几千人。他又拿出多余的钱四十万，代替贫困户缴纳赋税，所以旱灾虽然严重，百姓却忘记了灾害。五年冬，升任刑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裁减冗余官职八十名。江南各地补设官职的事，都交给院监使办理，不许其他人干预。几个月后，转任户部侍郎，主持度支事务。李坦历任重要职位，把朝廷的是非和国家大体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提出了许多奏请。有人上密封奏章，告发泗州刺史薛謇任代北水运使时蓄养马四百匹，有良马却没有进献。事情交给度支处理，于是派巡官前往查验，巡官还没有回来，皇上嫌迟缓，派品官刘泰昕查办此事。李坦上奏陈述道：“陛下既然已经派主管官署查验，又派品官前往，难道大臣还不足以被品官信任吗？”臣请求先行免除职务。他连续三次上疏，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追征刘泰昕从前向州郡征收的赋税；有些地方并不出产这些物品，便用高价买来。他又把其他地区的情况全部分条奏报，各自革除当地没有的征收项目；停止征收宣州、歙州的度支米，把米价收回，转而用于湖南；免除江南各地向鄜州、汝州摊派鹿脯。他任用韩重华为代北水运使，开垦荒田，设置栅堡二十座，增加士兵三千人，每年收获粮食二十万石。八年，西受降城被河水冲坏，城使是周怀义。皇上说宰相们商议迁往天德旧城。李坦认为，受降城是张仁亶所筑，城址临近碛石，是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要地；如果为了避开河水，应当退后三四里，费用不会太多。天德旧城北面靠山，离河很远，却失去了控制敌人的要地，并不便利。于是让水运使察看远近的利弊，绘图进呈。皇上又派品官强文采复查，强文采的意见与李坦相同。皇上召见李坦，让他分条陈述即将实行的方案，最终却被宰相夺去权力，于是调任李坦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周怀义几个月后忧愁而死，燕重旴接替他的职位，最终迁移到天德旧城。军士心怀怨恨，于是杀死燕重旴，夺取了他的家产。起初，李坦与宰相李绛的意见多有相合，李绛借此把他当作自己的助力。李坦出任外官半年后，李绛被罢免。李坦到东川后，上奏请求取消两税以及山泽盐井榷率的簿籍，夷人歌颂他。锦州、剑州有通文，成州道路每年上奏征发二千兵防守西蕃，实际上不过一二百人。李坦于是上奏，请在要冲之地设置戍镇。蔡州被诛讨时，诏令从安州发兵二千人，规定每月朔日、望日派人问候他们的父母妻子；有人生病，就给他药，因此士兵都感恩，没有逃亡的。李坦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李文公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三 唐代李翱撰写 这是为唐朝已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柏公所立的神道碑；柏公死后获赠司空之职。柏氏的祖先出自周代叔虞受封于晋国一支；他的支子有人受封采邑于伯，于是以伯为姓。后世生有柏宗，柏宗因正直而显名。景公、厉公时，三郤厌恶柏宗，共同进谗将他杀死。他的门客毕阳带着他的儿子州黎逃奔楚国，于是改伯姓为柏姓。到了汉代，有柏鸿从议郎任魏郡太守，子孙在那里安家，因此成为魏郡人。有柏季纂，入唐后任工部尚书；生柏敬仁，任蕲州长史；生柏謇，任河南永宁县令，追赠大理少卿；生柏造，任怀州获嘉县令，就是柏公的父亲。柏公名良器，字公亮。十二岁时，安禄山攻陷东郡，获嘉县令不肯离开县印，被贼将杀害。柏公免于灾难后，胸怀平定乱世的志向，于是学习击剑，依附父亲的朋友王奂。王奂曾说：“你的额头纹理像李临淮，脸黑而有痣像颜平原，你一定能建立像临淮那样的功业。”李临淮就是太尉李光弼。十七岁时，柏公任汝州龙兴县尉；王奂在太尉府任职，便推荐他。太尉召见他交谈，随后授给他兵力，让他平定安越的盗贼。多次升任左武卫中郎将，所统率的军队隶属浙西广德。年内，盗贼攻陷江东十州，柏公率领所部来到婺州，战功很多，升任左武卫将军；平定洞中的方清后，赐钱五百万；又在海上击败张三霸，改任左金吾卫将军，担任都知兵马使。大历初年，潘狞虎占据小伤，胡参占据蒸里，江东大乱。柏公率领士卒三千人、骑兵五百人，与他们交战，全都击败，斩首三千级，俘获一千人。诏令加授检校光禄大夫，兼任苏州别驾；又加授左羽林大将军，试任殿中监察御史。李栖筠问柏公年龄，他回答：“二十四岁。”又问作战多少次，他回答：“六十二次。”李栖筠叹息说：“相识虽然很近，却深深了解你的才能，努力吧！”柏公流着眼泪谢道：“我遭逢乱世，父亲死了，家业毁了，发誓舍弃性命来报父仇；私人的志愿尚未实现，哪里敢希望成为明公所知的人呢！”建中初年，柏公曾到京师，宰相杨炎召见他，对他说：“两河有事，赋税所能供给的只在江东；李道昌治理无方，应当赶快找到人来代替他。”杨炎答应了这件事。这年冬天，于是把宣州、越州与浙西合并为一处，任命晋州刺史韩滉代替李道昌。德宗前往梁州时，李希烈攻陷汴州，驱逐李勉，随后僭称帝号，进攻陈州，包围宋州宁陵。韩滉派柏公率领一万人救援陈州，并援救宁陵。当时刘玄佐在白塔战败，收拢残兵守卫宋州，派将领王彦昭守宁陵。李希烈引水灌城南，修筑堤道，亲自来到城北，并对军中下令说：“明日日中攻陷城池。”柏公听闻后，督促所部列阵进军；担心城池陷落来不及救援，便派五百名善于射弩的士兵沿汴渠连夜潜入，进入城内数里，士兵都没入水中，最终得以入城。到了早晨，贼军驱赶勇猛的士卒登城，城中埋伏的弩箭全部发射，箭矢贯穿敌人，敌人纷纷毙命。李希烈才知道救兵已经入城，杀死守将，于是撤军离去。将士们聚集后，城中百姓哭着说：“如果不是浙西的救兵到来，这座城已经被屠杀了！”于是柏公防守襄邑，收复漳口，宋州因此得以保全。李希烈于是失去汴州，逃奔蔡州。诏令封柏公为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户，特进兼御史中丞。贞元二年，淮西平定，诏书说：“功勋盛大，应该书写在竹帛上。如今在军籍中只是裨将副将，不足以褒奖功劳、尊宠德行。应任命他为左神策军将军，主持军务，其他官职照旧。”贞元五年，诏令柏公与太尉晟、侍中瑊等三十六人画像于凌烟阁，皇上亲临画像前为他们题赞。贞元八年，升任大将军；把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士卒全部斥退，招募勇士替代他们，因此受到监军的人都不高兴。第二年，柏公的旧友有人违反禁令，夜宿望仙门，卫使上奏此事，于是柏公调任右领军卫大将军；监军的人便任用衙将魏循代替他担任将军，从此军中的政事不再掌握在将军手中。贞元十五年，兼任英武将军使。贞元十八年，升任左领军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闰十月，柏公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天子为他停止朝会，追赠陕州大都督。第二年，葬在万年县毕原；夫人康氏先已去世，后来才附葬。儿子有元封，任蔡州刺史；有耆，任谏议大夫；有元凤，任澄城县主簿；有夔，任襄州参军。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因元封和耆的官位，屡次追赠康氏为司空夫人，追封魏国太夫人。起初，柏公与王栖曜、李长荣都在韩晋公麾下任职；王栖曜后来任鄜坊节度使，李长荣后来任河阳、泽潞节度使，都拥有节制一方的土地。柏公从年轻时就竭力击破贼军，成年后又解除了宁陵、猗杖的包围。李希烈的军队之所以没有攻到宋州，而江东能够保全，实在都是柏公的功劳。他功劳很大、官位很高，唯一不足的是没有留下与功业相称的后代，后来却生下贤良的儿子，使家族得以光大。大和元年，李翱从庐州被征召为谏议大夫，途中经过蔡州，元封哭着拜见他说：“先父的碑还没有树立，教导后代的事业难道果真要等到有文字才行吗？”李翱不能推辞，于是写下铭文：公十二岁时，尚未成年，家族便毁败；发誓消灭父仇，毫不吝惜性命；勇于赴死，舍弃文官而投身军旅，功勋卓著；擒获凶盗，平定祸乱，威名显赫，世人谁不尊贵他？谁能超过他的官位？由卑微升至显贵，没有一样不是亲身取得；理当分封土地，然而报答未竟，正应当由后人继承这份荣耀，永远不忘。唐故横海军节度、齐州、棣州、沧州、景州等州观察处置防御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持节齐州诸军事兼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贝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左仆射傅公神道碑

译傅是古老的姓氏。傅介子诛杀楼兰王，封为义阳侯；傅俊是二十八将之一，功劳显赫，名声传于两汉；傅毅则以文章显名。自汉代以来，世世代代都有名人。曾祖傅谏，任易州长史；生祖父傅韶，任定州司马，追赠邓州长史；父亲傅荣，追赠刑部尚书。公名良弼，字安道，是清河人。因善于弓箭而显名，在成德军任职。同辈都称赞他朴实厚道。博野、乐寿本来隶属瀛州，处在范阳、成德之间，是战略要地，双方常常互相攻打以夺取这两城。王武俊击败并赶走朱滔后，诏令把博野、乐寿划归成德军。后来选拔公为将领，镇守乐寿。公善于抚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得到士卒拼死效力。长庆初年，幽州接连发生叛乱，范阳军擒住主帅刘弘靖，拥立朱克融；成德军杀死主帅王承宗，王廷凑乘机占据其地。公激愤地说：“我难道可以做贼吗？”于是向众人发誓，说明逆顺之理，关闭城门拒绝贼军，并暗中上奏朝廷。诏令以乐寿为神策行营，任命公为都知兵马使；他与深州将领牛元翼、博野将领李寰相互呼应。贼军多次攻打，都不能攻克。后来防御诏令下达，任命朱克融、王廷凑都为节度使。公于是率领乐寿的军队及其妻子儿女出城，向东转战并撤退，最终遇到官军，得以脱离灾难。因功升任沂州刺史，还未到任，便突然任命为左神策军将军。几个月后，授任郑州刺史。公本来凭武力进身，从未治理过百姓，于是痛下决心自我砥砺，清正自身，率领部下。凡是跟随公的将士，原来与公一同在乐寿建功的，都戒惧谨慎，不敢越过法令侵扰百姓。因此郑州以治理有方著称，即使在其他时候，文官也很少有能超过他的。第二年，改任盐州刺史。闵帝初年，任命公为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等州节度使，驻在河阳。当时边地百姓不耕田、不织布，党项有一千多个部落，以饲养牛羊马匹代替耕田。此前的将帅大多贪婪，甚至有人盗取他们的良马，蕃部都怨恨，逃到其他境外。公到任后，蕃人前来拜见，有人献马，公拒绝不接受。蕃人很高兴，把这件事相互传告。不到一个月，各部落互相劝说，都归附而来。蕃人中有犯罪的，害怕而来投奔。按照旧例，都让蕃人拿马赎罪，公说：“我担任此职，应当禁止他们逃亡；有罪为什么要等着赎免呢？”于是把罪犯都捉住，交给他们所属的部落。蕃人更加高兴。大和二年九月，任命公为横海军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让他治理齐州，以图谋讨伐沧州、景州的叛寇。懂得军事的人都认为，这样任命将领十分恰当，一定会有所成就。军旗行进到陕州时，公得了病。病愈后立即上路，十月月底，在硖石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天子哀悼悲痛，为他停止朝会，追赠尚书左仆射。第二年七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伯乐里。夫人南阳张氏名柔，曾经树立善行，保护公在乐寿拒敌，并随公转战出城。夫人穿粗衣、吃粗食，与士兵的妻女同甘共苦，帮助公处理事务。再次封为南阳郡夫人。三个儿子守常、守中、守章等，都孝顺谨慎，少有过失。公正准备建立大功，以报效国家，却不把男子做官当作自己的追求，所以官位很低，甚至有人还没有做官。铭文说：大夫献身国家，不凭借祖上的功业；遭逢变乱，竭尽忠诚，奇异的节操光耀夺目。于是做刺史，做将军，统率边疆军队，事迹显著，声名远播。防守时检点自身，治军时严厉督责部下；藩落完整安定，牛马放牧在野外。彻底改变过去的做法，从我开始创立；后来来到这里的人，都应看着这些规矩，不要改变。《陆歙州述》吴郡陆傪，字公佐，活到五十七岁。他明白仁义之道，能够教化人伦、敦厚风俗；我与他相识已有三十年。他连续侍奉观察使，观察使却不能了解他，退居乡田六七年。后来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过了两年出任歙州刺史，死在赴任途中，时间是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凡是人力不能穷尽探究的事，必定把它推说给上天。上天降下滋润的雨，人心里便把它看作使干旱禾苗获得生机的雨水。然而雨水与禾苗的命运不相遇：有时雨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中，干旱的禾苗不能承受它的恩泽。人也是如此。上天生出俊杰贤能，人心里便把他们看作拯救困苦之人的人。然而贤者与困苦之人的时运有时不相合：有的死在荒野，有的虽得到职位却不能推行自己的道，困苦之人不能受到他们的恩惠。滋润的雨降下，是偶然遇合；贤者生逢其时，也同样是偶然遇合。时运相合，干旱的禾苗便承受雨泽，困苦的人便依赖贤者的力量。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时运不相合，即使滋润的雨整日降下，即使贤哲肩挨肩地出现，干旱的禾苗仍得不到救助，百姓也不能依赖他们。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所以贤哲的出生，自有其时；百姓能否依赖他的力量，是上天决定的；不能依赖他的力量，也同样是上天决定的。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升到了朝廷，虽然出任州刺史，但他出仕和入朝总共才两年，道义不能推行，与居住乡间时没有区别。公佐的贤能，虽然可以说已经为人所知，但他的德行未必明白显著到让天子知晓。公佐因此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又短命，赴任途中因病而死。天下尚未彰明他的德行，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如此，上天生下您，授予您救人的道术，却没有授予您救人的职位，就像雨水有时下在海上，有时下在山中，使干旱的禾苗都不能沾受它的恩泽一样。因此，君子不能得到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乃是命运；难道他心中就没有遗憾吗？有道之人困居乡野，不是所谓放下冠冕而治理天下，也不是所谓伸展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心中就没有不足吗？《李文公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四 唐代李翱撰写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 杨喜追杀项羽，凭功劳封侯；几代以后生杨敞，官至丞相。杨敞的曾孙杨宝不接受王莽的征召，光武帝特意征召他，但他年老多病，没有到任。杨宝生杨震，诸位儒者称他为“关西孔子”，官至大司徒、太尉，最终因忠诚而死。杨氏从此更加显盛，事迹载入史传，世代不断。公的曾祖杨珪，任辰州司户，追赠膳部员外郎；祖父杨冠俗，任奉先县尉，追赠吏部郎中；父亲杨太清，任宋州单父县尉，屡次追赠至太保。公名于陵，字达夫。十八岁考中进士，选补润州句容县主簿。鄂岳观察使上奏任他为判官，转任左骁卫兵曹，多次改任评事、监察御史，历任殿中侍御史后，获得绯衣银鱼袋。迁任江西时，公随同前往，又加授侍御史、著作郎。观察府撤除后，他退居建昌，不到京师。贞元八年，被征召授任膳部员外郎，转任考功员外郎，主持别头考试；又转任吏部员外郎。主持南曹时，宰相的亲属有人因文书不足而被驳回，宰相召来吏员责问，公坚持原则不改，于是宰相把公派为宣武吊祭使。按照旧例，南曹郎从来没有出使的，公出使以后，宰相的亲属因此判定合格了。所以公最终不能进入诏诰馆的清要选任，便任右司郎中。郎官懒于值宿，临到值宿时常常以请假免除。公把这件事报告右丞，右丞制定条例，郎官们不高兴，便编造俗语讥讽他。宰相中有人知道此事，立即任命公为吏部郎中，改任京兆少尹，出任绛州刺史。有人说公不应当任外官，德宗召见他，于是任为中书舍人。这年主持吏部选官事务。当时京兆尹李实受到宠信，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因此给事中许孟容被任为太常少卿，而公改任秘书少监。德宗驾崩，公任太原、幽镇等十道告哀使，各地节度将领赠送的财物，他都推辞不接受。回朝复命后，被任为华州刺史，赐三品官服和鱼袋；他选取的幕僚都是当时的名士，后来都显达为官，其中有人做到宰相。这年冬天，升任浙江东道团练观察使。越中发生大饥荒，百姓甚至互相吞食，公上奏请求度支拨米三十万斛，又请求从其他道买粮赈济，百姓得以存活。入朝任户部侍郎，还未到任，改任京兆尹。他上奏请求各军、各使所属人员犯罪时，都拘禁起来审讯定罪，依罪状文书送交本军；又请求各军、各使所属人员中，凡持有名字列入敕令、上列五丁者，审查其中两丁归属军队，轮流确定期限，以便治理。诏令都认可了他的奏请，京师称赞他。后来又任户部侍郎，声望更加受到重视，众人都认为公将要出任宰相。他主持考核制举人时，直言策取得第一名，中贵人非常愤怒，宰相中有人想借此把他排挤出朝廷，因此他被任为岭南节度使。当时获得策试名次的共有四人，公既然出任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又被贬为巴州刺史，李益、郑敬也都遭受祸患。公在广州任职时，任用韦词为节度判官，把政务交给他办理，革除侵害百姓的事情共十七项。岭外之人到来，都把这些事传说开来。节度使徐申认为自己的俸禄微薄，每月增加三十万钱，并说：“以后所期待的，就共同守住它。”公援引常衮所奏的敕令，全部加以废止；撤掉用蒲葵和陶瓦覆盖屋顶的做法，于是再没有发生火灾，百姓因此安定。监军许遂振喜好财货，性情暴戾强横，而小人中有人暗中依附他，因此许遂振秘密上表诬陷公，说直言韦词、李翱扰乱军政，于是公被罢职归还。许遂振接管后续事务，鞭打官吏，寻找公的过失，官吏们大声喊道：“杨尚书在其他地方遗留下来的财物尚且没有收走，难道会侵吞使用官钱吗？”许遂振立即命人取来其他地方的遗留物，等东西送到后，却封存起来不打开，许遂振惭愧而停止追查。宰相裴垍一向不了解公，也不知道许遂振的诬陷，于是任命公为吏部侍郎。公重新修订甲敕，防备奸邪的源头；又在南曹另设考历，互相校验复核；上奏请令选人缴纳实价，作为出籖凭证发给他们。吏员停止了奸欺，官府收到了多余的钱。公的饮食丰足而洁净，官署也得到修缮，直到现在仍遵行，遂成为成例。公任此职共四年，补授内外官员三千多人，都与其才分相称，没有人怨恨申诉。转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主持度支事务。淮西用兵时，漕运转输供应军粮，盐铁部门积欠官钱，公与他们在朝廷上辩论。高霞寓率唐州、邓州军队攻打蔡州，怯懦不敢直进，想向南到申州，从空虚而没有守备的地方出兵；道路险窄，粮运难以接续。公在皇上面前多次陈说利害，并上疏陈述高霞寓逗留不进的情状，请求从北道直进，足以援助许州、汝州的军队，贼军势力自然会窘迫。皇上答应了，高霞寓深深怨恨公，于是内外勾结，公被出任彬州刺史。高霞寓果然战败，由此议论此事的人才知道公所受的冤屈。公任彬州刺史时，亲自勤勉治理，不因职位卑微、地方偏远而有所懈怠。第二年，召回授任原王傅，几天后又任户部侍郎，重新主持吏部选官事务。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定，兼任御史大夫，以本官充任东平宣慰处置使。当时刚刚诛灭李师道，取得兖州、郓州等十二州，分列为三道。刘悟已经被任命为滑州节度使，却还没有离开郓州；公到达后，刘悟出城迎接，公催促他，他当天就出发了。颁发赏赐时，全部按照实际功劳办理，皇上非常高兴，对宰臣说：“杨某这样的人实在难得。”浙西观察使李脩去世后，皇上问宰臣崔群、皇甫镈：“为什么不推荐浙西的人选？”皇甫镈知道公刚受到皇上的恩宠，害怕公做宰相，于是说公所到之处都有治理成绩，依臣所见，没有人比得上杨某；前后说了几百句话。皇上只用一个字回答：“可惜。”听到这话的人，都以为公一定会做宰相。当时裴垍已经出任外官，太原崔中书又被皇甫镈称赞；皇甫镈后来又改定尊号，中间得到皇上的批准，所以皇甫镈的谋划终于实现，而公没有做成宰相。第二年，升任户部尚书；又过一年，改任太常卿；再过一年，改任东都留守兼兵部尚书、御史大夫，充任畿汝都防御使。任职三年后，正准备请求退休，却因生病而罢职，于是叹息说：“年老退休，本来是我早年的志愿；如今这样，却辜负了我一生的心愿。”病愈后，升任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傅。有人劝他请求分司以便安逸，公说：“年纪到了，精力衰竭，正应当向朝廷请求退休，为什么还要分司呢？”

译于是向西到京师，入朝谢恩完毕，没有到中书省，便回到私宅，不主持上奏案件。三次上表请求退职，诏令升任左仆射致仕，全部发给俸料。几个月后，上表坚决辞让，请求只领取一半俸禄，皇上答应了。除了参加宗庙祭享外，不再到别人家中。每逢佳节身体安康，便让子弟、孙辈和童仆陪侍在园林池沼之间，以此自得。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因病死于新昌宅第，享年七十八岁。天子为他停止朝会，朝廷中贤能之士设位哭悼的，不知有多少人。册赠司空。第二年四月庚午，归葬郑州荥泽县先太保的墓地，附葬于夫人颍川韩氏、追赠华阴郡太夫人的墓旁。夫人是丞相少师休的孙女、丞相晋国公滉的女儿，她柔顺的品德已记载在前一篇铭文中，跟随公的父母四十三年。儿子景复，任卫尉卿；嗣复，任户部侍郎；绍复，考中进士，登上宠词科；师复，未入仕，以文章为业。女儿嫁给右司郎中韦公素。孙子承涣，试任大理评事、鄜坊节度巡官。承涣以下以及仍在童年的人共有十一人。大卿、侍郎因为我李翱曾受公恩，长期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于是铭曰：公六岁时，太保去世；还未成年，虢国公又去世。漂泊江湖之间，谁来供给他的食物？谁来供给他的衣服？他学习文学，不劳烦老师指点，从此开始有了名声。后来归葬故乡，六十一年间，只谨慎修养德行；因为正直而多次被贬，升迁时没有一句怨言。凡是他任职过的地方，离开后都令人思念；与他交厚的人，没有不是杰出人才的。凡是经我推荐而进用的人，大多遇到贤能；他把恩情施及亲族，用财物使他们得到周济；即使是疏远的亲属，也都尽力慰问。懂得知足而告老还乡，在山林园圃中安闲休息。子孙童仆共有十五人，有的列于卿曹，有的贵为侍郎；俸禄丰厚，饮食芬芳；门下属吏和学生，使内外都显赫荣耀，车马盈门。每年佳节，既长寿又尊贵，以平常之道终其一生；如此福分，归于何处，又有谁能与他相比？建庙祭祀太祖，百代享受蒸尝。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赠右散骑常侍独孤公墓志铭。公名朗，字用晦，是当州刺史、追赠太子少保的独孤宪公的长子。宪公有文章才华，在大历年间以文章著名，每次写成文章，总被后辈传抄。公生下几年后宪公去世，他与弟弟郁都由伯父伯母抚养。稍长以后，喜欢读书，不烦劳老师教导。二十一岁时，与弟弟郁一同来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两人都考中了。恰逢主管官署公布赋题，德宗不高兴，宰相晓谕减少录取人数，因此公和十多人都被黜落。公因为伯父伯母没有子女，当天便回苏州奉养他们，让弟弟留下完成学业。由此，他孝顺慈爱的名声在朋友之间传扬。以处士身份起用，任江西、宣歙、浙东三府的佐官，得以试任校书郎、协律郎。元和九年，授任右拾遗，上疏请求各地观察使分别兼任本道盐铁使场监，把相关事务全部归还州县，罢免管理榷利的官吏，以消除百姓的祸患。元和十年，盗贼杀害宰相和御史中丞，公受伤而幸免。他上疏请求贬黜京兆尹，诛杀捕盗的官吏，但事情都没有实行。君子们认为这很有气节。他多次上奏，因时政意见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地方，被贬为兴元府仓曹。任职三年后，又被征召入朝任监察御史，改任京兆府司录；随后升任殿中侍御史，不久加任史馆修撰。入省任都官员外郎，仍像以前一样修史。出任韶州刺史，后又入朝任虞部、左司两员外郎，升为郎中。几个月后，暂代谏议大夫。敬宗登丹凤门大赦，改年号。宦官在鸡竿下殴打并打伤鄂县令崔发，公上疏请求逮捕为首者，取其首级处死，以整肃法令。宝历元年，改任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被贬为韶州司马，公当面进谏，说明他受到的冤屈，没有获准；于是连续五次上疏，自己请求罢职离开。敬宗不答应。文宗即位后，公升任两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任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公背上疮发，不能入朝谢恩，病了二十天。九月壬子，因疮病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天子为他停止朝会，赠右散骑常侍。有一个儿子孟常，已经九岁。夫人京兆韦氏，是给事中韦贞伯的女儿，尚未出仕便去世。十月壬午，公的侄子庠扶柩归葬，把公附葬在河南寿安甘泉乡先公墓旁；十月己酉下葬。铭曰：人一旦出生，没有不死的。有的长寿，有的短命，两者相差能有多少？短命不值得悲伤，长寿也不值得依靠，最终都归于死亡。哪里有什么彼此之分？公的寿命为什么这样短促？百年人生中途停止，灵车向东而去，把尸骨寄托在山脚。家中没有妻子哭泣，祭祀时只有年幼的儿子；如今名声仍不会被忘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呢？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任君墓志铭。公名佶，字叔正，是乐安人。祖父是殿中侍御史任玄植，父亲是灵府功曹任日新。公年少时遭逢父亲去世，奉养母亲，以孝顺著称。京兆尹崔光远上表推荐他，试任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奉敕代理富平县尉，掌管县政。收复京师后，因功授任成都府犀浦县丞，又因政绩优异授任泾阳县尉。吐蕃侵犯京城时，代宗前往陕州，公召募吏员百姓守护佛寺，吐蕃军不敢逼近，于是提拔他为本县县令，充任渭北十县团练使。皇帝车驾回京后，他被同僚暗中构陷，功劳不能评定；仆射裴冕认为他冤屈，上奏申辩，于是授任长安县尉，转任本县县丞，历任太府寺丞。不久升任监察御史，任京畿馆驿使判官。中书侍郎元载任潭州漕运使，请他担任判官；他转任殿中侍御史，又检校工部员外郎，仍兼任侍御史判官。元载获罪后，公被降为建州建安县尉。杨炎入朝任宰相后，公写信告诫他，因此杨炎发怒而不任用他。又调任虔州司户，再任信州司马。观察使鲍防任他为判官，代理饶州事务；后来患病，回到信州去世，暂时葬在州西原。有诗两卷。公先娶宗氏王姓，生一子任冀，为邠州司法参军；三个女儿都嫁给士人。后来娶杜氏，生三子，名溆、羡、并；生女五人。长女嫁给长洲县尉源咸季，次女嫁给权颖，三女早逝，两个小女儿尚未许配。溆历任大府佐官，以办事才能著称，任度支振武营田使，试任协律郎，代理监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去世，溆便从信州护送父亲的灵柩，与母亲合葬于万年县杨村，随葬在先人的旧墓地。溆曾与我李翱一同在岭南府任职，我了解他的才干，多次向当时的人推荐他，因此溆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于是铭曰：士人生逢其时啊，最可贵的是才华；有才华却没有命运啊，是古今都悲哀的事。唉！

译故处士侯君墓志 侯高，字玄览，是上谷人。年轻时做道士，学习黄老之学以及炼气保形的方法，居住在庐山，自号华阳居士。每当有所激发，便写文章表达心意；他文章的高妙之处，渐渐有汉魏文章的风格。他性情刚强有力，怀有救济世物的谋略，自比周昌、王陵；但所到之处本来就与人不合，把那些以富贵善于做官的人看得如同粪尿。他与平昌孟郊、字东野的昌黎韩愈、字退之的陇西李渤、字濬之的河南独孤朗、字用晦的陇西李翱、字习之相互往来。汴州发生叛乱，士兵杀死留后陆长源，向东攻取刘逸淮；侯高于是写《吊汴州文》，投入大河以申诉。贞元十五年，李翱在苏州遇到玄览，玄览拿出这篇文章给李翱看。李翱对孟东野说：“真诚到了极点，必定能够上达上帝。”听到这话后，刘逸淮恐怕活不了多久；几个月后，刘逸淮果然死了。文章开头说：“苍天啊，大地啊，为什么愤怒于我而不让我申诉？”李翱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与屈原、宋玉、景差相提并论，即使东方朔、严忌也都比不上它。达奚抚在楚州起用他，代理盱眙县儒学祭酒；李逊任衢州刺史时，请他治理信安；他又任浙东观察使的属官，并在剡县三县任县令，都有政绩。不幸患心病，把儿子狗儿留在李翱家中，自己回庐山，未到便在江西去世。他的女婿王适派佣工吉勉去寻找侯君的去向，恰好遇到侯君去世，吉勉把侯君的灵柩停放在袁州郊野，然后回去告诉王适。王适又去世，王适的妻子派吉勉来告诉李翱。李翱把狗儿送回王适妻子那里居住了两年，王适的妻子又去世，狗儿还年幼。李翱担心吉勉的寿命和能力难以预料，那么侯君的灵柩最终就不能入土成坟，所以让吉勉前往安葬，并在墓上作标记，以便让狗儿知道。叔氏墓志铭 元和九年，岁次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代理监察御史李翱，奉送他的叔父灵柩，在这里安葬。叔父名术，生有一个儿子叫王老远，正在京师。李翱实际主持这件事，铭曰：李翺起初说：叔父去世后，便暂且安葬在郊野。如今已过四个甲子，难道没有亲属吗？只是我当时或许被事情逼迫，也有儿子需要奉养。我客居京城，谁来封护他的坟墓？松树、楸树尚未栽列，墓屋已经残破毁坏，成了狐狸打洞之处。半夜遥想此事，心中悲酸，深入骨髓。因此向公府请假，说要前来占卜选择墓地。追念延陵季子，防子葬在嬴博，死后不归吴国，按礼看来也是合宜的。叔父一生居住在这里，死于此地，魂灵幽冥之所寄托，和女侄坟墓的西边、仲兄坟墓的北边，又有什么不同？哪里不能作为安息之处，哪里才算故乡？于是栽下松柏。《李文公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五 唐代李翺撰写 兵部侍郎、赠工部尚书武公墓志铭。武公名儒衡，字庭硕。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历任四门助教。已故宰相郑余庆任河南尹时，上奏授任他为伊阙县尉，充任水陆运判官。郑公镇守东都时，又请他任自己的佐吏，于是任监察御史，转殿中御史。御史台上奏称赞他的才干，诏令立即实授，历任侍御史、司封员外郎、户部郎中，升任谏议大夫。三月，以本官兼知制诰；一年期满，转任中书舍人。元和二年，升任礼部侍郎。入朝谢恩时，赐给三品官服和鱼袋。几个月后，遭逢尊夫人丧服之忧；服丧两周年期满除服，暂代兵部侍郎。一个多月后，母夫人突然去世，武公大声号哭，气息断绝，过了很久才苏醒，遂患重病，不能接见亲友。服祥祭之后病情更加严重。长庆四年四月壬辰，终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武公气度温和而容貌严肃，望见他如同神明；言语不轻易出口，与人交往真诚，一旦彼此信任，不用订立约束。他常把时局的安危、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职责。从父兄武元衡两次担任宰相，始终以厚重著称，武公实际上暗中多有辅助。他任谏议舍人时，每逢政事不合宜，必定上疏极尽言辞。皇甫镈担任宰相时，剥削下民以取悦天子，给边兵发放不能使用的衣物和粮食，士兵有时把它们烧掉；边军统帅大声痛哭，甚至想要自杀，边境几乎发生动乱。武公多次上疏陈说此事，宪宗召见询问，大为欣悦。一个多月后，皇甫镈终于被罢免。度支事务以及大行皇帝即位后，皇甫镈最终被贬斥，死于崖州。武公任兵部侍郎才几十天，凡是议论此事的人都私下说：“武兵部一定会做宰相。”大概皇上已经选定日期准备任命他为宰相，却因武公去世而作罢。他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祖武载，封德颍川郡王，官左羽林将军。祖父武平一，鉴于后族之祸，逃离官场隐居崧山。中宗初年，被征召授任起居舍人、考功员外郎，有文章流传于当时。父亲武登，任常州江阴县令，赠礼部侍郎。夫人是陇西李氏，先于武公去世。长子名筹，十五岁；次子十三岁。女儿二人：长女许配卢立，卢立是贤良之士，任兴元节度使、司空晋公的从事；次女嫁给前进士崔搏，崔搏有学问和德行。武公的从父子武浑在五月丙子奉送武公的灵柩，回到河南缑氏，附葬于礼部先公的墓旁。武公将要去世时，召来他的朋友礼部郎中李翺，握着他的手臂告别，并且说：“我将要死去，家中大小事务都已经有条理地写在文书上了；平生的志向事业至此也就完结了。武公待我深厚，我死后，请您为我铭刻墓碑，使我的名声流传。” 过了十二天，武公果然去世，君子都认为他知晓天命。去世后，在位的朋友都请求休假，哭泣相吊；不认识他的人，也听到声名后叹息。天子停止朝会一天，追赠工部尚书。武公的长子武筹捧着灵柩哭泣，灵柩断绝亲戚，不忍听见他的哭声；他能够奉行遗命直到最后，完成武公的心愿。铭文说：武宗的后裔出自周圣人的苗裔；他的孙子聘于鲁，于是列入《春秋》。秦汉之交，有人说：“臣下王赵，确实使他的家族壮大；亭侯承继了他的支系。”十七代到了晋阳，便封赐子孙，因而建立家业，延续到唐朝。神尧皇帝顺应天命，封为鄼侯；辅佐武烈，劝谏严酷的刑法五木；成就卢考公，逃避富贵于嵩山之下。江阴令清白廉正，世代继承这种高雅德行，积聚的官位和福庆都集中到武公身上。武公的兴盛，没有一样不是依靠自身；言语不随便出口，与人交往真诚；声誉传播四方，名声震动远近。他两次遭遇大丧，不能承受因病而死，提前结束生命，却安然顺从天命。刚毅坚贞的武公，是这样的大丈夫。我悲痛地刻下这篇铭识，使他的名声或许可以流传。故歙州长史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府君名则，字某，是凉武昭王的第十三世孙。祖父李献，任眉州别驾。当时宰相有人请求与他家结亲，势力强大而无法阻止，于是辞去官职居家。府君的弟弟遇病突然去世，别驾烧掉一根手指向神祈祷。随后弟弟复生，自称正要被上帝拘捕，天帝有命，说兄长烧掉手指，应当让他复生。别驾生前，令一位侍中源乾曜以儿子来求婚，府君拒绝了他，并且坚持用言辞斥责，因此被贬为黔州彭水尉，最终寿终正寝。府君十多岁时，先夫人带着他随灵柩而行，回汝州安葬，因此依靠舅族生活。年轻时喜爱老子、庄周的学说，和群童相处时，竟能把别的孩子所学的东西全都记住。先夫人学习《左氏春秋》，广泛通晓百家之书，因此府君受到经史浸润，努力耕作供养母亲，从此年少时便不肯求取仕进。擅长草书、隶书，弓箭、博弈也都掌握其中妙处。成年后，任濠州定远尉。因代理其他县的事务，县令严厉，属吏办事急迫；百姓却宽厚。对于豪强兼并贫民财产而不纳税的，都依法惩治，贫民因此得以安定。罢职后又回到原职，任岭南从事，得以试任左武卫兵曹；在福建又试任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任歙州长史。宣歙观察使请他担任判官，奏章尚未下达，他便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夫人是河南元氏，寿州刺史元从之女，六十八岁，先于府君去世。生有儿子某、某，都没有做官。女儿五人：长女婿是礼部员外郎郑锡；次女婿是桂州观察使杜式方；次女婿是京兆韦放；次女婿是荥阳郑循礼；小女婿是密县尉郑公瑜。孙子克恭年少时读书学文，因为哥哥参加进士考试，便整治家务，未能求取功名，所以到四十六岁，才上奏授任睦州司兵；屡次升迁，试任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任盐铁推官。宝历三年三月，克恭恭敬地奉送府君和夫人的灵柩，归葬于郑州某县冈原。李翺了解克恭的才能，已经十二年了，所以克恭因府君下葬前来请求，并且说：“将于六月庚申下葬。”了解克恭的人，谁能像我这个季叔一样？又怎么可以推辞呢？铭文说：德行不能与俸禄相称，是鬼神的责罚；才能优异却地位卑下，古人并不因此忧戚。不合乎正道的事不去求取，又何必计较世俗的爵位？福庆积蓄下来而传给后代，必定是祖先有积德。为谁由孝子来卜选墓地？显然蔡氏占卜说吉，于是选择这块美好的原野，在这里合葬，使他们永远有所寄托。凭什么辨认这座墓呢？有封土，也有柏树。故河南府司录参军卢君墓志铭。

译卢君名士琼，字德卿，范阳人。家世属于大姓，是祠部郎中卢融的长子。明经科及第，历任宁陵、华阴二县主簿，主持泗州院事，授协律郎。郑少师留守东都时，奏请任他为推官，授大理评事。韩尚书接任留守，也像从前一样请他任职。韩尚书任陈许节度使时，奏请他充任观察判官，授监察御史。府任罢免一年多后，授河南府户曹，因病免职。河南尹看重他的才能，奏请任司录。参军在八月癸酉发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卢君年轻时喜好写文章，精通熟悉吏事。年少时曾在故丞相杨炎、张延赏门下游学，杨炎赞美他的文辞，张延赏常叹服他的吏才超过常人。他曾任同州职务，应当征收官府税钱；当时百姓争相拿粮食换钱交给官府，一斗粮食只能换十八九钱。卢君把情况禀告刺史，请求提高估价收纳粮食；这样对下可以惠及百姓，对上可以让官府获得利益。刺史询问理由，卢君辨明这样做势在必然。刺史实行了他的建议，百姓因此富足。不到一天，果然收到有关官府公文，准许收购官粮，一斗的价格提高到六十钱。后来刺史到任，想把全部余利收入官府。卢君已经离职，仍然劝阻他说：“圣上的恩泽本来就是为了使百姓获利，百姓家家都知道这件事，不能让官府独自享有。” 刺史于是张榜晓谕百姓，让他们来领取余下的价格，又用绢布按高价收购，百姓也高兴地接受。州里获得余钱六百万。卢君任户曹时，处理诉讼精明迅速，部门没有积压事务。到任司录时，刚开始到官署，承符吏请求说：“按照以前的惯例，某人等十五人合计二千钱，租人并替司录养马，冒昧请求批准。”卢君命令他拿出文状，呵斥说：“你是在试探我吗？”让人把他拖出去将要杖打。承符吏们一齐进来仰头说道：“以前的司录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敢请求。”卢君告诉他们：“司录难道没有自己的手力钱吗？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赃物？”于是斥退了他们。他召来掌管宴馔的吏员，约束他说：“司录、判官、文学、参军都在同一官署环坐进食，饭食的精粗应当相同，不得另立差别、沿袭旧例；谁触犯我，我绝不宽恕。”到月底，参军吏员把余下的钱拿来分配，文学、参军所得只有司录的三分之一。卢君晓谕他们说：“俸钱、职田、手力钱的数目，已经按照官品区别开了；这里的食钱余数，不应再计算官位高低。”从此以后，从司录到参军平均分配。旧例规定，掾曹以下各自请求一个家僮的食钱，帮助本部门府吏附带供食；司录家的家僮有时三人，有时四人，到公堂吃余食，侵扰弊端日益增长。卢君让司录请求给两个家僮的食钱，府吏和参军附带供食，家僮始终不进入官署。他召集各县府中负责望事的吏员告诫说：“我在这里居官多年，官吏清廉或贪浊、侵害百姓的事，每当听见，都会报告给司录。司录的职责是举发违法之事，你们回去各自告诉长官，应当谨慎遵守法令。”他以渑池令为戒，凡是他改革更易的地方，都能克制自己而使百姓便利，足以成为后世的成例。卢君去世后，士君子相互吊唁哭泣，都认为他才能高而官位低，不能相称。有儿子三人：孺方、嗣宗、嗣业。他们哀号思慕，只守家法而不失。女儿二人：前妻所生女儿嫁清河崔敏之女系，无子；后妻所生女儿嫁荥阳郑虬法之女系，有子。因此都附葬于祠部墓地的东北方。孺方叩头哭泣说：“您曾经和先父同官，而您的住宅与我们南北相邻，冒昧请求您为他撰写墓志。”李翺不能推辞，于是依据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刻写事实；由此可以类推，了解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贤善之事。铭文说：唉！卢君性情正直而才能优异，约束自己来便利别人，本应长寿而显贵，用来拯救时世的艰难。他闭藏锋芒而不伸展，以防损伤自己的精神，难道是上天要夺去他给东部百姓的恩惠吗？悲痛啊！故怀州录事参军武氏之妻傅氏墓志。某年某月某日，已故怀州录事参军武氏之妻傅氏，在她兄弟家中去世。过了若干日，暂时安葬于汴州某县某乡。此前，武氏任官时去世。傅氏有个儿子叫俱儿，俱儿奔赴父亲的丧事，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傅氏又去世了；俱儿又奔赴父亲的丧事，这是孝道。傅氏死在兄弟家，是因为依恋母亲。傅氏依恋母亲，这种教化又施加在儿子身上。傅氏去世，也不会因此朽没无闻了。京兆韦氏墓志铭：她是已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的夫人。夫人姓京兆韦氏，是尚舍奉御韦说的次女。十三岁时，便在昌黎韩氏家中奉行妇道。府君名弇，是后魏尚书令、安定桓王的第六世孙。安定桓王生礼部郎中韩云卿，礼部郎中又生府君。府君进士及第，朔方节度使请他任掌书记，授秘书省校书郎，屡次升迁为殿中侍御史。贞元三年，吐蕃请求结盟，诏令朔方节度使立即到塞上与吐蕃会盟，宾客都随同前往。五月，吐蕃不肯结盟，殿中君于是遇害，当时三十五岁。夫人当时才十七岁。有一个女儿，出生七个月便成了孤儿。夫人的母亲此前已经去世，夫人便把女儿送回父亲家中；没过几年，她的父亲又去世。夫人泣血般悲痛，生活贫苦，却有方法养育女儿；又谨慎自持，避免嫌疑，节操品行更加高尚，即使刚烈的男子也比不上她。幸而还有董氏大姐接济她的衣食，怜悯她；没过几年，董氏大姐又去世。夫人于是天下没有可以归依托付的地方了。殿中君的从父弟韩愈，孝顺友爱而慈祥。贞元十六年，把他的女儿嫁给陇西李翺。夫人便跟随女儿依靠李氏生活。由于寿命短促，三十二岁便去世。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夫人在汴州开封新里乡的某村去世。第二年正月辛酉，陇西李氏把她的灵柩葬在陈留县安丰乡的冈原。殿中君的祖先葬在河阳，只是殿中君去世时没有找到他的灵柩，所以夫人不能葬在河阳，只能独自葬在陈留；也不能附葬于殿中君的族墓，而依靠女儿的亲族，随着女儿的心愿，这是权宜之计，而且将来还要有所等待。殿中君文才品行都很高尚，官位却很低下，死于国事。当初，礼部君喜好树立节义，在昭陵有很大功劳；他的文章出众于当时，官位却不很高。殿中君又没有子嗣，曾听君子说：“德行与官位不相称的人都有后代，礼部君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叙述这位孤女的悲惨遭遇，记在墓门上。铭文说：女儿出生啊，七个月便成了孤儿。所依靠的只有母亲啊，她有什么罪过？苍苍上天啊，从不回转。活着才有多久啊，却终日悲哀。《李文公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六 唐代李翺撰写 《祭吏部韩侍郎文》呜呼！孔氏离世已久，杨朱放纵其说，孟轲拒绝他，后来却在成戎时败坏了；文风混乱，华夏与异域混杂，学术魁首横行。兄长曾经辨明这些问题，孔子的道理更加彰明。建武以来，文章卑下而内容浅薄，气势衰萎，体制败坏，剽窃剥取而互不相让；像排列花朵、争斗叶片一样，颠倒相互争胜。等到兄长作文章，感动鬼神，剥去浮华而取得根本；开合奇异惊骇，驱使波涛涌起、云气翻腾。包容刘向、越王、嬴秦，并同武王、殷商相比，使六经的文风断绝之后重新振兴，学者有了归依。文章发生大变，兄长出仕后，不逃避艰难；上疏屡屡被斥退，离去后又被召回；升降进退都不改变正道，正直言论屡次传闻。贞元十二年，兄长在汴州，我从徐州来，才得以与兄长交往。兄长看不起我无能，却以朋友相待；讲论文章，分析道理，给我的益处非常深厚。二十九年间，不知不觉竟如此长久。兄长因病休息，我卧病在室中，兄长三次来看望我，整日谈笑，说日子何其荒疏；不耕作而依靠一人之心，享受生活却都说凶险。兄长病重时，便整齐安顿好一生，顺从变化而终其生命，内心没有遗憾。与我分别千万里，情意却仿佛没有穷尽。临到下葬时放声大哭，肝肠仿佛裂开。老聃说长寿和死亡都不足以使人遗忘，兄长的名声流传下去，如同星斗的光辉。我撰写兄长的事迹，送交太常，使声名充满天地，谁说它不能长久？灵车向东而来时，我正刺史庐江；君命有严格规定，不能到兄长的灵柩前相见，只能派使者带着尊爵祭酒前去，百般酸楚搅动肝肠。兄长的声音容貌仿佛仍在眼前，哪一天能够忘记？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故福建独孤中丞文》大和元年，岁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散大夫、守右谏议大夫、知制诰李翺，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的祭品，恭敬祭奠亡友、故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独孤君侍郎的灵魂。呜呼！从前我和您年轻时便相互欢洽，中间一度离散阻隔；在周、荆、鄂、宣城、越中二府，辗转共同任职，以相连子常常推让于后，我总是唱和在先；像叔向与叔齐一样，不缝合却坚固，兰花的香气远播。后来在中书省，您让我代替自己，真正认为我是贤能之人；我们一同升入朝廷，又过了多年，无论在外还是在内，您从未舍弃我。您的年龄比我小，而我的鬓发全都乌黑；您额角丰隆、鼻梁高挺，气势旺盛、精神完足，本应达到高寿，福禄昌盛延续。为什么突然生疮，针灸药物都不能治愈？已有妻子去世，又有年幼的孩子，丧祭由谁主持？铭旌在风中飘动。呜呼悲哉！无论寿命长短，最终都归于死亡；为了保存对逝者的悲痛，前后都是如此。哭您的悲痛，使手指和肢体都痛苦折断；想要压抑却不能，任它宣泄又何时停止？呜呼悲哉！走进您的家门，只有帷帐；想和您说话，却看不见您的容貌；献上肉您不能吃，斟上酒您不能持。唉，唉！为什么暗中离去得如此匆促，竟至于此？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中书韦相公文》呜呼！德行积聚于自身的人，必定会遇到福庆；给万物带来利益到了极点，理应获得执掌政权的地位。您居于翰林时，正逢国家遭受祸患，起草建立诏令制度；诏令尚未颁定，您凭一句话决断危疑；讨伐篡逆，使事情归于正道；陈列横置的兵刃，气势森严；表述君王的心意，完成改命革新的大事；顷刻之间使群情归服，众人都注目敬仰。事情既已成就，众人安定，您于是被任用辅佐圣主；堵塞因循依附的其他途径，收拢爵位赏赐的全部权柄；提升被滞留埋没的俊杰，摧毁炽盛的奸凶。为什么外表柔和而内心刚毅，功劳贤能却被蒙蔽而不为朝廷所见？只见朝廷宰相雍容和睦，近世还有谁能与您相比？正要协助君王成就治理，事情已有开端却尚未完成，正要在皇帝面前陈述谋略，忽然跌倒而结束生命。虽然说人的禀赋寿命各有定数，却也是百姓的不幸。呜呼悲哉！遥想往年，我在南宫陪随您的行迹，反省自己有什么值得称道，竟蒙受您与我交往。您正当贤能得时之际，我却像飞鸿一样被斥逐到外地，困顿而无法通达。您成为宰相不久，我便从东司谏之职归来，在左垣于禁中起草诏书；您提拔扶持的恩惠，如同帆船遇到顺风。我漂泊沉沦八年，头发全白，已经成为老翁；幽闭蛰伏之人忽然得到发用，顿时豁然开悟。烈士尚且感激知己，更何况我这样卑微的人呢？想到您的生死，心中的悲痛哪里有穷尽？捧着酒爵拜祭，愿您明察我的内心。呜呼！请享用祭品。《祭故东川卢大夫文》八年前，您在宣州。我从南方沿长江水道归来，您发出征召文书，使者前来召唤，说礼数隆重，实际把我当作上宾中的首位。我内心害怕不能相称，又怎么敢推辞？仰慕您的德行，便把自己托付给您，如同回到家中。既然已经到了您门下，您说的话我必定信从，我也不会三心二意。您知道贤能便加以进用，您说：“你的话我采用起来毫不怀疑。”您常常忧虑不能识别贤者；您正直，而您和我的气性相合，有所怀抱都可以陈说，不必担心您不采纳。您升任侍郎，我赴浙东，仕途遇到阻碍，困顿而不能通达。您在皇帝面前陈说，出面向丞相说明并为我担保，证明我没有过错且事实昭然，事情于是得到解释。奏章刚刚使我复官，并不是没有您的力量。您退居田园时，您镇守剑州，我任东川属官，您屡次对宰相说：“为什么不推荐他复官？”我在家卧病、因贫困只能饮食度日时，只有您挂念我，又召我做宾客。您亲自修订征辟文书，以恢复从前的交情；我接受命令前往，不怕路途遥远。我走到陕郊，听到您的死讯，失声痛哭，仿佛烈火煎熬肠胃。您身为大臣，一心正直，发言能够触动听者，正义显露在脸色上。您若出仕于外，众人的议论每天都会归向您；辅相的职位，实在是您所应当担任的。如今您去世，正直刚强之道衰落，天下失望，贤人共同悲痛。人活着必有终尽，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死后声名更加光明，谁能和您相比？灵车向东而去，回去附葬于祖先墓地；临上道路放声一哭，就在这里永远诀别。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杨仆射文》

译呜呼！贞元年间，您已经任郎官，我才开始到您门下，仰望您的光辉，于是借助您的荐举之言，使幽闭蛰伏的人得以显达。您的德惠深厚，我即使死了也敢忘记吗？您凭正道出任南方藩镇，我错误地掌管记室，每天陪您讨论；旧有政务多有弊病，像乱丝一样纷杂。我与贤者共同谋划，洗涤污秽，清除丛生的弊端；监军凶暴强横，暗中依附、包庇奸人，偷偷进谗，使人疑惧危乱；您处理这些事却安闲自若，兼容百流，最终分清清浊，使宾主之义由此更加深厚。您从入朝到辞去政务，善于接待朋友，居官谨慎恭敬，温和如春；柔和自立而不谄媚，因正直坐官而屡遭退抑，升进不是靠争竞；历任内外职务，声誉声望日益盛大，众人都期望您做宰相，作为国家的福庆。您适可而止，不肯居功，这可以说是知足知命，于是告老休息，在家颐养。儿子任侍郎，光彩芬芳，也列于卿曹，俸禄品秩都很丰厚；孙儿满堂，园林池沼可供游赏，门吏满朝，宴饮赏赐更加丰厚；本应万寿无疆、吉庆不断，您却抛弃这些而不顾，悲哉，怎么办呢？呜呼悲哉！谁的自身不显贵，有后代才算荣耀；只有您的后嗣，确实承载着大家族的声望。您虽去世却并未消亡，您的名声显赫。呜呼悲哉！卜筮选定吉日，灵柩返回荥阳；我又任守郡之职，不敢安居，追怀旧日恩情，亲自来到郊外。承受您的教诲而铭刻您的功绩，刻石彰扬您的美德；穿着丧服走在前面，在墓庭竭尽哀痛，您或许还能监察到这一切吗？若有灵魂，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李宾客文》呜呼！天地的精粹之气降生为贤哲之人，忠诚传播出大恩惠，施济于百姓。命运与时势相违，使您有才能却不能伸展，这责任归到哪里？只能归于鬼神。呜呼悲哉！兄长起初患病，奴仆来告诉我，我乘快马赶去探视；连声呼唤您也没有知觉，痛苦搅乱我的肠胃。谁能医治您？嫂嫂和侄子来了，病情也渐渐痊愈。我当时多次前往探望，您笑语如常，实在希望您恢复如初。后来我到了高年，您被贬谪分任别处；我拜受恩命急速出发，身负罪责立即上路，来不及告别。我以为您德行完备，功业应当惠及他人，还希望再次见面，重新共同欢聚。哪里料到一次分别，生死突然分开？呜呼悲哉！难道深谋远虑的您竟到了这种地步，舍弃我离去，将到哪里取得归宿？只有后死与先死，能够相隔多少时间？是长寿还是短命？最终都一同归于永恒。死亡就是终尽吗？还是将要有所归往？这些终极道理，兄长已经知道了。呜呼悲哉！兄长病重后，把遗言告诉妻子儿女；自古以来的神圣之人，没有不这样做的。声名流传不灭，能够光照万世。平生的交游故旧，死后谁还是我的朋友？您在东面，可以托付后事；而且我过去曾说要编写记录，记下我的姓名，或许可以保存您的贤德；在史书临终之际，您又郑重告诫我。我把这些记在心耳之中，如今读到这里悲酸惨痛；打开书信反复寻找，泪水漫流，沾满衣襟。活着时我们虽然相互友爱，死后更有未尽的情谊，哪里敢推辞您厚重的嘱托？只是厌恶空虚无凭。我要写下兄长的德行，刻在幽暗的墓地，使它流传万世，彰显您的名誉。呜呼悲哉！兄长的灵柩从东面来，我被郡中事务拘束，□□□□，不能到灵柩前瞻视；形体虽在此处，心神却游荡，魂魄悲伤，气息为之屏绝。斟一杯酒抒写情意，四面望去，抽泣悲叹。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硖州李使君文》唉！才能不如您的富贵之人很多；您身处偏远郡县，未能遇到被世所用的机会。像您这样的年龄，活着的人还很多，您却突然辞世，悲伤啊！为什么官位不能施展您的抱负，寿命又没有达到老年？留下老妻和年幼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早就抛弃他们而离去？我认识您已经十八年，您的力量终究没有达到这里就停止了。面对您的灵柩，我洒酒诀别；墓中刻石，您的名声怎么会灭亡？向下追随先人埋藏万古的墓穴，最终都归于终尽，又何必追问寿命长短！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从祖弟秘书少监文》秘书少监、十弟谅之的灵魂：您文才品行修洁，早年便负有美好声名。屡次考中科举，士人朋友都乐于与您交往。于是升任谏省官员，以正直著称。历任南宫官职，连续出任三郡刺史。因得到风疾而告老，入朝兼任秘书省官职。辞官居家，安心养病。沉重的病情突然缓解，每天都盼望您痊愈。却没有听到您的消息，凶信迅速传来。唉，悲哉！年纪还不到五十，儿子又早早去世。年轻的妻子主持丧事，虽有儿子却不是嫡嗣。因果报应的道理，茫然不明，谁能知晓？唉，悲哉！我负责刺守远州，道路遥远，因病不能见您，也不能亲临丧事。痛惜哀悼，摧折伤心，凄楚贯穿心骨。有酒在杯中，有肉在盘里。魂啊，请您前来享用这些微薄祭品。洒泪遣送祭奠，悲哀而没有文饰。谁料想谅之您已经离去，永远诀别！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刘巡官文》元和七年，岁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李翺等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的祭品，祭奠刘君的灵魂。我们和您同列宾席，一同进食，一同出行；年岁两次更替，公务多有空闲，尽情游乐。柳树垂在池塘边，荷花盛开在水面；有时在水上泛舟，有时登临山冈；饮酒直到深夜，酒杯相互往来；谈笑没有恶意，全都尽兴欢乐。您正当强健，正是壮年，应当长寿而福禄来到。为什么遭逢疾病，针灸药物都不能痊愈？每天都希望恢复如初，却突然传来危重的消息；长路还未走到尽头，琴书忽然被弃置。呜呼悲哉！堂上有年老的母亲，室内有年轻的妻子；灵柩旁有男孩女孩，有的还是儿童，有的还是幼儿；他们发声哀怨凄切，吊唁的人听来都酸楚悲凉。灵柩附葬于旧墓地，随同灵柩归去。算了，刘君，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有肉一豆，有酒一卮；我来此一别，便要永远辞去。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钱巡官文》呜呼！钱君品行高洁而有文才，在有司主持的考试中名列前茅，名声显著于京城，后来退居湖边。遭逢疾病而且贫困，于是写下才华横溢而篇幅简短的文章，派人送给中丞。中丞阅读后感叹了很久，于是迅速发出官府文书，请他列席宾筵。钱君翩然而来，声名灼然显著。实际掌管表章奏议，文章句法出类拔萃。有时来拜访我，胸中积蓄的见识都尽情陈述；没有一句话不契合，凡有深奥之处必定说明。我每天仰望钱公，心中知道这就是古人。古人有谁能知晓？幸而我们结为宾客，与我相交三十多旬，没有看见他有过错，却暗中每天都有新的进益。我将要到□□郑之间任职，书信每天寄来；道路虽远，情意却亲切，他反复嘱咐告诫我，事情办完赶快回来，正要握手再展欢欣，为什么中途忽然传来哀悼的讣告？我惊呼失声，眼泪迸出沾湿头巾。难道还能相逢，只能见丹旐飘动；年轻的妻子恸哭，听者也感到酸楚辛苦。苍苍上天广大无边，曲直之间谁算贤能？梁冀、张让富贵在身；童乌、项槖却天亡其年。王凤为何得志，贾谊又有什么罪过？难道贵贱早已注定，寿命长短只是偶然，究竟由谁掌管？施予为何如此不均？上天不肯告诉人，使人困惑。面对灵柩写下悲哀，全部都在这些话中。万事都已结束，面前只有一杯酒。死去又能怎么办？悲哉，钱君。《淮制祭伏波神文》

译呜呼！伏波将军生来喜爱兵事，自幼便有壮烈节操；声名腾达而出仕，制定册书使其归于汉室；谋略符合皇帝心意，筹划没有失误；所设计的功业可以记载；攻破并斩杀征侧，确实平定了交趾；往来于蛮溪之间，未及完成事业便去世。小人的恶毒言辞，难道有理可据吗？薏苡从南方运回，谗言因明珠而兴起，于是收回侯印，爵位没有传给儿子；但遗留下来的德行不会被遗忘，人民爱戴他，留在杜里，修筑庙宇祭祀。人们敬畏他的鬼神之灵，久而弥新，千年不毁。昏昏愚愚的人，把白的说成黑的；孔子也曾为义理失落而悲伤，勋华之人却没有慈爱。曾氏杀死别人的母亲，将她投入机关；又偷取嫂嫂，陈平却没有疑心；申生被置于毒物之中，晋国有骊姬；无极以巧舌进谗，伍奢一族被灭。孟子痛惜谗言，写下‘萋兮’的诗篇，伏波将军却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梁松究竟做了什么？难道独有将军自古以来遭遇如此吗？所以有些士人经历万代而不灭，往往在当时受到诽谤；只要反省内心而无愧，即使被弃置，又有什么可悲？赫赫圣帝，嘉许贤者而命我撰写祭文。酒爵已经陈设，神灵啊，请降临察看。请享用祭品。《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郑尹撰作 从春天开始，久旱而阳气过盛，将要损害好庄稼，因此我斋戒内心，命令使者向中天王祈祷。愿神灵降临享用祭品，显示明确的感应：如同回应一般，阴云遍布，甘霖四处降下；旱中的禾苗得以复生，越冬麦子重新抽穗；臣民欢悦，草木鲜明茂盛。这都是中天王的功劳，拯救并保佑了下民。我忝居京邑之尹，忧虑群情，实在承受中天王的教化，蒙受嘉祥。正逢本月禁忌不杀羊牛，来感谢中天王的美好赐予，哪里敢拖延？而且这里所献的祭品向来不是正式陈列的牲俎，请等过一个月再陈列牲牢。《别灊山神文》长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议郎、守尚书礼部郎中、上轻车都尉李翺，谨派舒州摄要籍司衙前军虞候吴潭，带着清酒和鹿脯，向灊山大神的神灵告别。李翺自去年到任此州，遭遇炎热旱灾，淮水以东全都相同；邻近郡县百姓逃亡，十家中有六家空无一人，只有舒州百姓能够安居务农。我治理无能，又遇到这一年的凶灾；同样遭遇灾害而这里不同，实在是神明聪察，幸而没有使我的声誉败坏。后来事情有所融通，我又承蒙皇帝诏命，恢复南宫官职，都是神灵的保佑。我又有什么功劳？将要前往京城，沿大江水路而行，特派使者来告别，愿神明鉴察我的内心。《于湖州别女足墓文》长庆元年，岁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亲舒州刺史李翺，带着酒果祭品，恭敬地向第七女足娘子的灵魂告别。我在上个月二十八日承蒙恩命改任舒州刺史，明天将带领你的母亲等人沿水路赴任，所以带着酒果来和你告别。呜呼！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君王的命令有期限，不能安居此处。延陵季子的侄子葬在嬴博，死后不归吴国，考察礼制，是合乎礼的。你的形骸骨骼，最终寄托在这片土地；你的精神，深远迷茫而不可见。上至天空，下至黄泉鬼神；若神灵有知，愿你的骨骸平安，永远直到万古，不再有后来的艰难。我来与你诀别，眼泪不断流淌。呜呼！请享用祭品。《李文公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七 唐代李翺撰写 《行己箴》别人喜爱我，我要依据义来衡量；合乎义的，就把他当作朋友，否则只是为了利益。别人厌恶我，我要思考其中原因；即使是过错，难道不应改正吗？又有什么可仇恨的？仇恨实际会产生怨恨，利益实际会损害德行。我如果不思考，就会陷入迷惑。内心反省而感到不足，惭愧便显现在脸上。内心没有其他亏心之处，又何必害怕众人的议论？只因过错在自己身上，便如同置身市场等待受戮。别人轻慢戏谑，那不是你的耻辱。从前的君子，只坚持礼；从小到大，哪里有不遵从这一点的？如果远离这个原则，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事情发生在人身上，昏昧的人也知道改变；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却没有人思考。仓促之间不加戒备，灾祸怎么可以预料？把这篇文字放在身边，作为我的老师。《陆傪槛铭》白天就在这里居处，在这里穷究性命之理，在这里接待宾客；与贤者交往，也在这里。有一位客人名叫李翺，为此作铭。《舒州新堂铭》从前的寝室已经毁坏，房屋又狭窄，于是建造这座堂。高大严整而又宽敞，六根椽、四根楹柱。重重架设而使屋架空敞，不设置栾拱和飞檐。屋翼翘起，华美却不逾越法度，俭朴而又有余裕。左边建起嘉亭，用回廊环绕台阶。深远绵延，舒展宽广。公务结束后，专心居处于此；思考百姓的疾苦，选择弊病而加以铲除；不放纵，不懈怠，谨慎地结束事务，如同最初一样。大旱之后，邻近州县都成了废墟，唯独我州的百姓安乐和悦。是鬼神所赐的福，事情并不在于我。丞相替我进言，于是下达征召文书，使我恢复朝廷官职，以解除先前的困厄。把铭文刻在这里，永远昭示给舒州众人。《泗州开元寺钟铭》并序 泗州开元寺遭遇水灾、火灾，经过漂毁焚烧之后，僧人澄观和他的若干弟子重新居住在旧屋，铸造了一口大钟。贞元十五年，工程完成，于是陇西李翺撰写文辞来记载此事。八月，木工的工程已经完毕。戊寅日，大钟铸成。从前，寺院最初遭受天灾，水波使它沉没，大火把它焚烧；既已漂浮，便成为柴薪；既已飞散，便成为尘土。澄观的功劳，是使寺院恢复居处。革除旧制而更新，环绕的墙垣像山陵一样。台殿庄严，于是设置三重门，使后人不能逾越。弟子们不喧哗，全都佩服他的勤劳，比原来更加完善。屋舍已经修好，于是制范熔铸，铸成大钟，悬挂在楼上，用来按时击鼓，也用来警戒淮夷。钟声不是雷霆，却铿锵震响。淮夷听了惊惧，上天下地都被震动，却不崩塌不坠落。宏大的声音永不厌倦，千名僧人共同出力，希望彰明这项功绩，于是把它铭刻在石上。《江州南湖堤铭》并序 长庆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浚开挖南陂，修筑堤坝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宽若干尺，用来贯通四乡的道路，蓄水形成湖泊，百姓得到其中的收益。正月事务完成后，舒州刺史李翺作歌记载此事，歌词说：“天地创造万物，功效尚且不能周全；贤人加以辅助，智慧可以与神明相等。浩浩荡荡的南陂，冬天干涸，夏天水流湍急；九江涨潮，潜流逆行，是东南百姓往来城市的通道。水积得深了，大浪又涌起，也有舟船倾覆沉没的忧患；挑担的人拥挤在道路上，车轮阻碍舟行；儿童婴孩流泪，老妇人号哭忧愁。历代以来在这里建造工程，谁曾替百姓筹划？李浚到来后，把养育百姓看得如同养育自身，于是修筑长堤，抵达江岸；提高雇工的工钱，使饥饿的人得到饱食。南北东西，方圆百里的人都赶来，没有不用力的；千锤齐响，众人呼喊互相勉励，不用督促便勤劳工作。堤坝建成后，只见山冈连绵突起，坚固如石城；筑成水塘，蒲草、莞草、菰草、芡实，鸿雁、鸧鹒、鲤鱼，都任人取用，有的用来食用，有的用来祭祀。长堤平坦宽广，种上杨树槐树；架设空中的桥梁，便利往来；消除危险，创造利益，不是贤能之人不能做到。作歌示给江州百姓，希望能使你们心中喜悦。” 《赵州石桥铭》九条渡口如同九颗星，横跨在河流中央。天下有道，渡口桥梁便畅通。石桥高高拱起啊，与天地长存。《解江灵》元和六年八月，我从京城返回东部，傍晚住宿在江边。江涛已经平息，月亮高悬，光明至极，万物都悄然休息，远处连一点细微的声音也没有。我坐到夜深，眼睛也将要闭上时，听见江中仿佛有两个商人在交谈，说：“我和您交游十多年，不知您愚昧，把我托付给您如同亲人，彼此相得之欢，天下商人中有谁比得上我们？自从泰山归来以后，过去的盟约突然改变了，我实在不明白。您将用什么话来解释？”对方回答说：“唉！承蒙您的召唤，您想代替我。我的力量虽然做不到，志向却和当初一样。从过去到现在，我从未轻视过您。得到利益一定告诉您，有了祸害就共同承担；发誓应当结交牢固，永远守住最终的欢乐。您责备人时，惨酷得如同五刑。稍有不顺从您，又有什么值得听从的？您的喜怒好恶，明亮得如天上的星辰。行动常常比拟孔丘，精神又似乎十分明察。与您不同的人就遭排斥，谄媚您的人就受尊荣。如果不随顺您，便像违背诅盟一样彻底断绝。人实在难以了解，连尧也未必容易做到。我虽然受到责备，哪里敢改变从前的志向？推荐您、使您获利，我常常担心来不及。最终又能成就什么呢？只是尽我所能罢了，难道我不怨恨您吗？我的原则没有两样。”那人说：“我从前说的都是空话，鬼神都会弃绝我；您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从前。您突然改变了作风，心里生出疮疣，洗刮也除不掉；巧妙地躲避我的长处和善行，专门探察我的恶处和短处。我若坠落，您却称誉我，反而像把我捆缚起来；别人有时赞美我，您就遮住他们的眼睛；别人有时诋毁我，您却满足他们的欲望。填满您的心，吃饱您的肚子，即使是您的子孙，也仍然不够。我确实是在防止顽劣，却反而成了您的耻辱，动不动就招来过失和悔恨。不论输赢都不积存，您已经富裕丰厚，享尽上天赐予的百般福气，筋骨强健，婢妾美好，财货堆积，屋舍丰盛。从今以后我离开您，并不是说我的道义浅薄，只愿您和我彼此忘却，不要把毒害扩大。”话还没有说完，我斥责他说：“人的一生如同流水，怎么能够长久？应当防备臭腐而死，短暂得像闪电一样。用心平和虚静，是上天所收藏的；得失是非，细小得如毫芒，为什么要彼此争斗？这实在是不祥。彼此的欢爱还没有满足，那股气已经僵滞了。您如果照我的话去做，就可以停止争斗。”于是说话的人叹息吐气，忧郁不语。我打开门看它们，却不见它们所在之处。《数奇篇》

译禽滑厘问墨子说：“鲁国有叔侄二人共同居住，叔叔叫无恒，侄子叫数奇。数奇力气强健，能够施行节俭来厚待别人。凡是鲁氏家族有大事，父亲、叔叔、兄弟不能办成的，数奇都尽力完成。亲戚中死在野外的，数奇都前往安葬。姑母、姐姐、妹妹中没有丈夫而错过婚期的，数奇都接来替她们出嫁。有的人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数奇就买田地房屋供养他们。凡是数奇的俸禄，对朋友、故旧以及缌麻、小功亲属，没有不周济的。他在齐国做官，功劳累积到应当升迁时，推辞不接受，请求把这个职位给他的叔叔无恒。无恒因此得到官职，远近亲戚没有不欢喜并依赖他的。只有无恒认为这对自己还不够。无恒有个妾叫善佞，私下蓄养男子并生了孩子，名叫不类。数奇疼爱不类，像疼爱自己的儿子一样。过了很久，无恒才告诉数奇说：‘不类不是我的儿子，是别人的儿子，你不要把他当作弟弟。’数奇惊讶地说：‘叔父莫非弄错了吗？’无恒说：‘我已经详细查验过了，证据还在。’数奇的堂妹笑着说：‘谁不知道这件事呢？不过，叔父为人没有恒定的心志，以后一定会后悔。后悔以后，兄长就会受到“没有仁德”的诋毁，而抛弃弟弟。为什么不请他立下契约呢？”数奇认为有道理，于是向无恒求证。无恒便撕下一幅帛，写明事情原委，交给数奇作为凭证。后来数奇在蜀地做官，无恒果然又把不类当作儿子，爱他胜过从前。数奇回来后坚决争辩，无恒大怒，告诉别人说：“帛书不是我的意思，是数奇强迫我写的。”无恒憎恨数奇不顺从自己，便诋毁他、败坏他，希望让他在当时获得恶名。数奇始终不怨恨，自己的行为仍然和从前一样。我冒昧请问，像数奇这样的人应当怎样做才对？”墨子说：“数奇带着自身离开就可以了。”禽滑厘问：“侄子舍弃叔叔而离开，合乎义吗？”墨子说：“遇到重大变故，即使儿子离开父亲也可以，何况是叔侄呢？古公想立王季为继承人，太伯、仲雍了解他的心意，于是前往吴地而不回来，避开嫡长子的身份以成全父亲的意志。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将要立奚齐为太子，太子申生不离开，最终蒙受恶名，吊颈而死，并且使他的父亲陷入恶名。公子重耳逃往翟国以躲避祸患，最终取得晋国，称霸天下，所以重耳被认为孝，申生被认为恭。无恒对数奇的恶意已经很深，如果不离开，以后必然互相残害，使无恒陷入大恶；哪里比得上离开而使双方都保全，追随太伯、仲雍和重耳的行迹去做呢？即使儿子逃离父亲也是可以的。”禽滑厘问：“数奇可以不离开，而完全跟随无恒的行为吗？”墨子说：“不可以。应当跟随道而不跟随父亲，跟随义而不跟随君主，何况只是叔父呢？无恒所做的事，正是无恒自己的行为。若全都跟随他，便是把无恒陷入恶行。数奇将凭什么立身呢？”禽滑厘把墨子的话告诉数奇，数奇于是前往东夷。东夷的风俗因此得到大幅度教化。《李文公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十八 唐代李翱撰 《来南录》元和三年十月，李翱已经接受岭南尚书公的任命。元和四年正月己丑日，从旌善坊带着妻子儿女登船，进入漕河。乙未日，离开东都。韩退之、石濬川借船为我送行。第二天，到达旧洛阳城东，凭吊孟东野，于是按照东野的行程前进。濬川因妻子生病，从漕口先回去了。黄昏时，到达景云山居。第二天早晨登上方山，向南眺望嵩山，题写姓名以记别。吃过饭后，韩愈、孟郊告别，我向西归去。戊戌日，我患寒病，饮葱酒来解表，傍晚住宿在巩县。庚子日，从洛阳下游出发，停在汴梁口，便沿汴水通河进入淮水。辛丑日，到达河阴。乙巳日，停宿汴州，病情又加重，召来医生察看脉象，派人进卢县。又过两个月，丁未月初一，住宿陈留。戊申日，庄上的人从卢县又来，住宿雍丘。乙酉日，停宿宋州，病渐渐痊愈。壬子日，到达永城。甲寅日，到达埇口。丙辰日，停宿泗州，拜见刺史，借船转入淮河上游，前往扬州。庚申日，沿汴渠下行进入淮水，借风帆到达旴▯。风向相逆，天空变黑，水波激荡，便顺着潮水进入新浦。壬戌日，到达楚州。丁卯日，到达扬州。戊辰日，登上栖灵浮图。辛未日，渡过大江到达润州。戊辰日，到达常州。壬午日，到达苏州。癸未日，前往虎丘山，在千人石歇脚，窥看剑池，住宿望梅楼，观赏走砌石。将要出发时，得知报恩寺的水已经干涸，船不能通行，又没有马道，最终没有成行。乙酉日，渡过松江。丁亥日，官船漏水，船沉毁坏。戊子日，到达杭州。己丑日，前往武林山【即灵隐、天竺寺】，临近曲折的水波，观看轮▯，登上石桥，住宿高亭。清晨眺望平湖、孤山和江涛，走尽竹道到达新堂，环视群峰，聆听松风，召来灵山永吟，让叫猿山的童子学习反舌鸟的声音。癸巳日，驾船逆着波涛江水到达富春。丙申日，从七里滩到达睦州。庚子日，登上杨盈川亭。辛丑日，到达衢州，因为妻子生病停止行程，住在开元佛寺临江亭后面。三月丁未朔日，李翱在衢州。甲子日，女儿某某出生。四月丙子朔日，李翱在衢州，与侯高住宿石桥。丙戌日，离开衢州。戊子日，从常山登岭到达玉山。庚寅日，到达信州。甲午日，远望君阳山，只见奇峰直耸，像华山一样。丙申日，登上于越亭。己亥日，直渡担石湖。辛丑日，到达洪州，遇到岭南使防，在徐孺亭观看荷花。五月壬子日，到达吉州。壬戌日，到达虔州。己丑日，与韩泰、安平渡过江，游览灵应山居。辛未日，登上大庾岭。第二天到达浈昌。癸酉日，登上灵屯西岭，看见韶石。甲戌日，住宿灵鹫山居。六月乙亥朔日，到达韶州。丙子日，到达始兴公室。戊寅日，进入东防。山中竹笋大得像婴儿；经过浈阳峡，己卯日住宿清远峡。山癸未日到达广州。从东京到广州的水路，经过衢州、信州一线七千六百里，经过上元、西江一线七千一百三十余里。从洛水下黄河，经汴梁过淮水到淮阴，一千八百三十余里；顺流从淮阴到邵伯，三百五十余里；逆流从邵伯到长江，九十里；从润州到杭州，八百里，沟渠有高低，水都不能流通；从杭州到常山，六百九十五里，逆流而行，多有惊险的滩头，必须用竹索牵引船只才能上行；从常山到玉山，陆路八十里，称为玉山岭；从玉山到湖，七百一十余里，顺流而行，称为高溪；从湖到洪州，一百一十八里；逆流从洪州到大庾岭，一千八百里，逆流所行的水道称为漳江。从大庾岭到浈昌，一百一十里，陆路称为大庾岭。从浈昌到广州，九百四十里，顺流而行称为浈江；流出韶州后称为韶江。题写在桄榔亭 我和监察御史韦君词都从东京沿岭南水道前往，路程仅八千里。我在正月十八日从漕河登船出发。韦君约定在二月骑马快速赶路，在汴州、宋州一带追上我，也可能赶不上；又约定从宣城来常州接我，一同前行。后来我停船住宿，天天等待韦君离开洛阳。我们改了约期，他又从宣城计划快速赶来，逆江向南行驶。我因妻子生病在信安住了四十多天，等到达江西时，韦君也已经先走了。登上桄榔亭遇见韦君，他题写姓名，并且留下了思念我的话。唉，我们都要走八千里，先后却不能一致，不过十天，最初的计划最终就完全破灭了。人事往往不能实现，不能把预先的约定当作必然。题写在峡山寺 我小时候听山中居民说，峡山寺难以找到可以匹敌的地方；它在遥远之地，我曾经以为没有机会前来。如今得以游览，周游五座山峰之后，才知道峡山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声是有原因的。我在灵鹫寺时，叙述各处山居的长处，却没有说它们的不足：比如虎丘的剑池不流动，天竺的石桥下没有泉水，麓山的景力不能与天然奇景相称，灵鹫寺前面被山峰遮挡，不能远望；峡山也缺少平地，泉水从山中流出却没有可以汇成潭的地方。由此才知道，一件事物要样样完美是很难的。何况寻求朋友、选择人才，却想要求他们样样齐全呢？去掉他们的缺点，任用他们的长处，那么大小各种人才都不会被遗漏，使天下达到安定太平，也就不难了。题写在灵鹫寺 凡是山中居处，以奇怪的石头、奇异的山峰、奔流的泉水、幽深的水潭、古老的树木、美好的草木、新开的花朵以及可以远眺为幽胜。从长江以南有许多美好的山居之处，我所亲自面对的有七处，都是天下山居中最好的地方。苏州有虎丘山，山外只是平地，进入山中后才逐渐登高，山石足以容纳数百人。剑池上方峭壁耸立，可以凭靠楼阁栏杆远望。《五木经》【元革注】樗蒲用五枚木骰子，分为玄、白两类【樗蒲是古代游戏，投掷五枚，所以称为五木；因用木制成，便称为木，如今则多用牙角并加以装饰。判，是半的意思；五枚投掷物合在一起，上面为玄色、下面为白色，所以叫玄白判】。其中两枚组成雉【雉是鸟，取两枚，在白色一面刻成鸟形】；背雉组成牛【在刻有鸟的两枚背面都刻牛，所以称为背。用雉、犊作为彩，是说它们性情强悍暴烈，遇到敌人必定争斗，以求取胜；即使是矢、马、关，也都有角逐、防遏的意思】。王彩为四卢、白、雉、牛【王，贵的意思】；甿彩为六、开、塞、塔、秃、撅、▯【甿，贱的意思；这些彩的含义未详】。全属于王，杂色属于甿【全，是说颜色不杂】。五枚全为玄色叫卢，得分十六【卢是黑白色；《尚书》说“玈弓玈矢”，这里指所投五枚全黑。

译十六分的规则是：行马时便用这些数目的矢来阻隔，其他得分也仿照此例。五枚全为白色叫白，得分八；两枚雉、两枚玄、一枚白叫雉，得分十四；三枚白叫犊，得分十；一枚雉、两枚牛、三枚白叫开，得分十二；雉如开【每种各一枚】；其余全为玄色叫塞，得分十一；两枚雉、两枚白、一枚玄叫塔，得分五；两枚牛、两枚玄、一枚白叫秃，得分四；三枚白、两枚玄叫撅，得分三；两枚白、三枚玄叫▯，得分二。共有矢一百二十支，设置两道关口，矢分为三份【间，是分别的意思；刻木制成关口并加以雕饰，每一组四十支】。马有二十分，颜色有五种【大体上游戏时不超过五个人，五种颜色分别标明各人所执】。凡是击打马以及得到王彩，都还可以再次投掷【击马，是指打击敌人的棋子；击中棋子而获胜，王彩又可以自行决定，所以都允许重复投掷；王彩连续得彩就连续投掷，变了彩便停止】。马从第一道关口出来后可以叠行【是说遇到可以叠马的情形就允许叠马；如果不叠，也可以再次走马；被击中尤其痛苦】。不是王彩，不能出关，也不能越过坑【马出关也是自行决定的意思；名为落坑，意思是难以出来，所以要用王彩才能出去】。进入坑中要受惩罚【惩罚根据约定执行，输给合坐的人】。行走时不选择得分，马一支矢便成为坑【是说矢行进而使马落入坑中；也有马都不能平均分配，因数奇而进入坑中的情形，所见情形按当时约定处理；就像刘毅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储备，却一掷百万。《韦氏月录序》人所看重的，是义和生命。成就义德没有比实行更好的，保全生命在于调养。调养所凭借的，是日常用度。用度充足却不能调养生命的人很多，用度不足却能够调养生命的人，天下没有。养生的物品和禁忌的方法，散见于各种杂方之中，即使有力量的人想要实行，也担心不能全部了解。杜陵人韦行防博学多艺，能够通晓《易传》《论语》《老聃》《庄周》等书，都深入领会其中的师法；又广泛阅览百家养生之方，撮取汇集，编成两卷，分别附在相应月份之后。阅读这部书，内容简约而详备。他把书交给我，并且说：“齐人的养生要术【唐代避讳‘民’字，所以称为‘人’】，流传实行后很少有验证。行防编集此书，都是经过试验的，然后择取，确实可以有益于养生。”如果您替这部书作序并为它命名，那么所谓不生翅膀也能飞翔的东西，一定会传遍天下。我因此把它命名为《月录》。《何首乌录》僧人文象喜好养生之术。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早晨，他在茅山华阳洞口遇见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说：“你有成仙的相貌，我传授给你秘方。”有一种何首乌：顺州南河县人，祖名能嗣，原名田儿，天生无阴，嗜好饮酒，五十八岁时因醉酒夜归，躺在野外。醒来后，看见田里有两株藤本，相距三尺，藤蔓互相交缠，过了很久才分开，分开后又合拢，如此三四次；他心中觉得奇异，便挖出根来，拿去询问乡村野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名称。有乡人夌良开玩笑说：“你是阉人，年老又没有儿子，这种藤很奇异，后来能够交合，或许是神药，你为什么不服食它呢？”田儿便把它筛成末，用酒送服。过了七个夜晚，忽然产生了行房的念头；又过了几十天，精力强健，欲望无法抑制，于是娶了寡妇曾氏。田儿因此经常服食，每次增加饭食二钱；七百多天后，旧病全都痊愈，面容反而年轻，终于生了儿子，乡人都觉得奇异。十年间又生了几个儿子，都称作药。田儿告诉他说：“这就是交藤，服食它可以活到一百六十岁；可是古代方书、本草都没有记载。我从老师那里传得此方，也是在南河得到的。我服食它于是有了儿子；我本来喜好清静，因为这种药妨害清静，所以后来完全不再服用。女子偶然服食它，也是上天的幸运。”于是把田儿的功劳全部记下，并把田儿改名为能嗣。能嗣活到一百六十岁才去世，有男女十九人；他的儿子庭服也活到一百六十岁，有男女三十人；他的儿子首乌服食此药，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述交藤说：“交藤味甘、性温，无毒，主治五痔、腰腹中的宿疾和寒气，能使筋脉舒长、补益精气，使人多子、能食，增强气力，滋长肌肤，延年益寿。又名野苗、交茎、夜合、地精、桃柳藤，生长在顺州南河县的田中，岭南各州往往都有。它的幼苗大如木藁，光泽，形状像桃树、柳树的叶子；叶背偏斜而独生，叶片都不相对。有雌雄两种：雄株的苗色黄白，雌株的苗色黄赤；两株生长时相隔较远，夜间藤蔓交缠，有时隐没不见。春末、夏中、初秋三个时节，等到晴朗的日子，雌雄一同采收；在烈日下晒干，研末服用，以酒送下最好。采收时要把根全部挖出，不要洗，趁湿润时用布帛拭去泥土，不要损伤外皮，放入密闭器物中保存，每月再晒两次。凡服食宜选偶数日，即二、四、六、八日。服药完毕后用衣服覆盖，等出汗，再进行导引；尤其忌食猪肉、羊肉和血。”}], 老人说完，便告别离去，走得像疾风一样快。浙东知院、殿中孟侍御识。何首乌曾服食这种药，说它的功效正如传说所说。它出产于宾州牛头山，幼苗像萆薢，蔓生，根像杯子或拳头；削去外侧的皮，生吃它，南方人于是称它为“何首乌”。元和八年八月记录并熟习此事。他是凉武昭王的后裔。贞元年间考中进士，调任校书郎，任知制诰，最终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他性情鲠直耿介，喜欢发表激切的言论，做官却始终未能显达。昌黎公韩愈与他交游，又和皇甫持正一起推重他为当时的人才。叶石林评论他的文章辞采高古，可以追配韩愈、苏轼。舜钦评论说，他的义理胜过柳宗元。总集共十八卷，合计一百零三篇，都是杂著，没有歌诗。如今散失了其中的奏疏，以及《见待制官》和《欧阳詹传》两篇，可惜没有办法考察。近来抄本末尾附有一首戏赠诗，说：“县君喜爱砌砖渠，绕着水边任意游览。我性情鄙朴，喜欢疏放荒野，凿个池子便成了一条沟。两旁种植芳草，中间荡漾着清流。所崇尚的既然不同，砌砖和开凿便各自修治。任凭后人来看，这里的境界情趣，谁认为它幽静呢？”实在鄙陋拙劣得很。又据《传灯录》记载，他赠给药山僧人一首诗说：“炼成身形像鶮形，千秋松树下有两函经。” “我来是想问西来之意，云在青天，水在瓶中。”诗的风致也完全不相同。又《韩文公远游联句》中也载有一联：“前方怎么会灼灼明亮，此去确实路途悠长。”他的诗句只见到这些罢了。有人或许批评他不擅长作诗，确实如此！湖南毛晋识。《李文公集》第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