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第九章

译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四。吏部尚书汪由敦撰。议。关于郊坛仪式注释的议论。臣等谨慎考察历代郊坛仪注，其中说：“检查祭器，叫作察看坛位；检查牲畜的仪式，在宋、元以前都派遣官员办理。明洪武七年制定制度，大祀时皇帝亲自检查牲畜，这大概是依据《礼记·祭义》中‘君巡视牲畜’的文字。原定在祭祀之日以前一个月的朔日，嘉靖九年定为提前十日，命三名大臣看察牲畜；提前五日，皇帝到牺牲所察看牲畜；提前一日，恭敬地察看坛位；之后又到神厨察看牲畜。”《大清会典》记载太常寺的制度说：“大祀前五日……” 皇上穿常服乘舆，卤簿和大驾全部陈设，奏乐。王以下各级官员都穿补服，在午门前集合，跪着恭送。皇上到牺牲所，在南门下舆；太常寺两名官员在前面引导，来到养牛房。皇上站在香案前，面向北方。太常寺官员跪奏说：“大祭所用的牛，牵牛经过察看完毕；其次是羊，其次是鹿，其次是兔，其次是猪，察看完毕。”太常寺官员在前引导。皇上到下舆处，乘舆奏乐，返回宫中。考察《太常纪要》，这是顺治十四年所制定的制度。至于在某年停止之处，没有可以考查的依据。又记载：皇上在斋宫住宿的那一天。亲自察看。察看坛位和笾豆完毕后回到斋宫。臣等私下思考，检查牲畜的典礼，如今派亲王察看牲畜，由礼部堂官看察牲畜，这符合《周礼》中祭祀大神、祭祀大祇时大宗伯检查牲畜和牲镬，以及唐、宋历代由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光禄检查牲畜、报告牲畜肥腯的制度；应当仍旧派遣官员办理。至于提前五日…… 皇帝前往牺牲所检查牲畜，这一项似乎过于繁琐，没有必要举行；或者在祭祀前一日恭敬察看。察看坛位以后，间或前往神厨；检查牲畜不应作为固定制度，恭敬等候…… 钦定：至于亲自察看笾豆器皿的仪式，宋、元以前都派遣官员办理。明洪武初年制定制度，祭祀前二日检查牲畜和祭器。嘉靖年间才改为前一日恭敬察看坛位，随后又到神库察看笾豆。从乾隆七年起，今制又有所规定。皇帝斋宿斋宫的当天先前往 坛位察看，笾豆应当仍照旧举行。至于检查坛位的仪式，唐代以前没有可考的记载。查《通典》所载唐《开元礼》：前一日，太史令、郊社令分别率领属官，在坛上升设昊天上帝神座，面向南方；在东方设置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面向西方；在坛的第一等设置五方帝、日、月神座；在第二等设置五星、十二神等神座，如此等等。注文说：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的神座设置完毕后，撤收到祭祀日天亮前五刻，再重新设置；其余神座设置后不撤收。《宋史》记载祭祀前二日，太常设置乐位、神位、版位，却没有检查察看仪式。注文说，明代制度虽有恭敬察看坛位的文字，但所察看的也只是空位。我国朝廷在大祀日前五刻，太常寺官员前往 皇穹宇恭敬请出 神位，奉安在坛座上；这是从乾隆七年起确定的制度。皇上斋宿斋宫的当天先前往 坛位察看；如果采用唐代设置 昊天上帝 和列祖配位于坛上的制度，神座察看完毕后又重新收起，实在觉得烦琐而且亵渎。臣等恭敬地思考，圜丘的神主收藏在 皇穹宇 方泽的神主收藏在 皇祇室 祈谷坛的神主收藏在 皇乾殿；其从坛神牌安奉在配殿，设有香案。太常寺堂官每月初一、十五在台阶下行礼。谨拟定如下。皇上前往斋宫的当天，先前往 皇穹宇 皇祇室 皇乾殿正殿上香行礼，分献官前往配殿行礼；行礼完毕才登坛，恭敬察看坛位上笾豆的陈设，这样看来于礼制较为合宜。但这属于创立的新典礼，应请 敕令礼部详细议定。关于颁诏仪式的议案 臣等谨慎查考前代颁布诏书的制度。《唐书》和《宋史·礼志》记载，郊祀前一日，有关官署在宣德门外设置百官、亲王、蕃国、各州朝贡使者以及僧道耆老的班位。当天，刑部登记各囚犯，等候皇帝车驾回来；皇帝到宣德门内的帷帐中改穿常服，登楼入座。群臣行两拜礼后，太常击鼓集合囚犯；少府监在楼东南角竖立鸡竿，楼上用朱丝绳贯穿木鹤，让仙人乘木鹤沿绳而下，奉着诏书到地面，用彩绘台承接木鹤。有关官员取下诏书，宣读赦令完毕后，交还中书门下，再交给刑部侍郎承接，释放囚犯，百官称贺。真宗颁布诏令时，有关官员请使用四千人的仪仗，从承天殿设置细仗，负责导引和护卫；近臣行起居礼完毕，便分列左右在前面导引。又据《明史·礼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制定颁诏仪式：在殿东设置宝案，在承天门上设置宣读案，向西南；百官穿朝服排列在承天门外，公侯排列在午门外，面向东西两方。皇帝穿皮弁服升殿，依仪式行礼。礼部官员捧诏书到案前，用宝完毕，放入云盖中；校尉擎着云盖从殿东门出来，奏大乐，从东陛下行，经奉天门到金水桥南；到午门外奏乐，公侯在前导引，迎至承天门上。文武官员行四拜礼，乐声停止；众官跪下，宣读官宣读完毕，礼部官员捧诏书放入云盖中；奏乐，行四拜礼，乐止；众官舞蹈并呼万岁，再行四拜礼，礼毕。皇帝车驾起行，礼部官员分别把诏书交给使者，百官退下。嘉靖六年又续定：鸿胪官设置诏案，锦衣卫在奉天殿内东侧设置云盖，另在承天门上设置云盘，在午门外设置防舆；鸿胪官在承天门上设置宣读案。皇帝穿冕服升座，礼仪如朝会仪式。翰林院官员捧诏书随行到御座前，站在东边；百官入班行四拜礼，出到承天门外。翰林院官员捧诏书交给礼部官员，礼部官员捧到云盘案上；校尉擎着云盖一同从殿左门出来，到午门外，将诏书捧入防舆，迎到承天门上宣读，赞拜都依照前面的仪式。礼部官员捧诏书交给锦衣卫官员，放入云匣中，用防索系住，以龙竿颁降；礼部官员捧入龙亭，鼓乐迎到礼部，交给使者颁行。由此看来，唐代有鸡竿的装饰，宋代有木鹤的制度，而登楼宣读诏书，宋、明两代相同。谨查《大清会典》所载颁诏仪注：当天在丹墀内设置黄盖、云盘，在午门外设置龙亭、香亭，礼部在天安门外设置宣诏高台。

译皇帝登上太和殿，王以下各级官员上表行礼，礼仪如常。仪式完毕，大学士捧诏书出来到太和殿檐下，交给礼部堂官。礼部堂官跪着接受，从中阶下行，将诏书放入云盘，由中道出行，到午门外，把云盘捧入龙亭。香亭在前，龙亭在后，来到天安门外桥南的高台上宣读，这与前代略有不同。是否应在事前于天安门城楼前正中设置彩凤，让它口衔黄绳？到宣诏之日，诏书从午门出来，迎到天安门城楼前东侧第一间，面向南方宣读。宣读完毕，放入云匣中，系在彩凤口中所衔的黄绳上降下。礼部官员接过云匣，捧入防亭，旗仗、鼓乐迎到礼部，颁行天下。这样仪式文辞完备、典礼详尽，观瞻更加庄严，对于发布诏书来说，确实称得上合宜。恭候 训示遵照执行。关于孝贤皇后升祔的大礼议案 臣谨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后制作神主，并设置几筵。虞祭，是安葬后返回举行的安神祭祀。《礼记》说：“殷代在练祭时祔祭，周代在卒哭时祔祭。”孔子认为殷代卒哭时的礼制很好。士在三个月后下葬，当月举行卒哭；大夫三个月后下葬，五月举行卒哭；诸侯五月后下葬，七月举行卒哭。由此推算，天子七个月后下葬，应当在九月举行卒哭。卒哭后便用吉祭代替丧祭，练服在大祥之后，不再有早晚到寝宫哭祭的礼仪。孔子认为这样合宜。大概在制作神主时，便在宗庙报告祔祭，仍然把神主奉回寝宫的几筵祭祀；到大祥时才进入宗庙。至于皇后在世时，其妻先祔入宗庙，则附祀于祖姑。经书所见的礼制，大体如此。历代设置原庙的制度不足以作为依据。唐代皇后祔庙，礼志也没有明文。只有昭宗时，殷盈孙议论说：“昭成、肃明两位皇后去世时，睿宗在位；元献皇后去世时，玄宗在位；昭德皇后去世时，肃宗在位。这四位皇后在太庙还没有本室，所以创设别庙；她们的神主应当作为太庙合食的神主。因此举行禘祫时，才奉入太庙共同受祭。”而且她们的神主只题作“某谥皇后”，这说明后来太庙有了本室，就应当迁入祔享。皇帝当时还在位，所以只是暂时建立别庙罢了。又据《宋史·礼志》记载：“太宗的孝明、孝惠两位皇后，乾德二年安葬于安陵，都祔入别庙。真宗章穆皇后安葬于永熙陵，奉神主拜谒太庙，在昭宪皇后神位旁共同受祭；祭祀完毕，祔入别庙。”据此，唐、宋两代皇帝在位而皇后先去世的，都祔入别庙。但别庙的制度，史书没有可考的记载。至于几筵殿，只有举行虞祭后到练祭以前才有；大祥之后祔入宗庙，就撤去几筵了。明代《会典》记载：“孝慈马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八月去世，九月葬于孝陵，卒哭时举行祔庙礼，大祥时把神主奉安在奉先殿。”只有世宗的孝洁皇后先入太庙。然而隆庆元年，世宗肃皇帝升祔太庙时，就让孝洁肃皇后随同祔享。孝洁皇后的神主从奉先殿出午门，等候世宗神主从几筵殿出来，一同到太庙。祭祀完毕，世宗神主返回几筵，孝洁神主奉安在庙寝。这样看来，所谓先入太庙，也仍然要返回奉先殿安奉。世宗神主返回几筵，说明升祔也应当在大祥以后。我国朝廷 《圣祖仁皇帝实录》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 孝懿皇后，都在制作神主时祔入 奉先殿。又恭敬查考康熙十三年礼部原来的议案。大行皇后升祔 奉先殿神主，应交给工部，依照 奉先殿皇后神主的惯例，在洁净的地方制造。制作神主的吉日，应交给钦天监，在百日以后择定日期，于沙河恭敬设置。在梓宫前殿制作神主完毕后，将其奉安在舆中。皇后的全套仪仗都设置好，捧着神主返回，暂时恭敬地设置在一座殿内，称为几筵殿。其所有祭祀，都完全依照 奉先殿的礼制，由内务府、礼部举行祭祀，等到大祥以后再升祔。奉先殿神主上的文字，听凭内阁撰写；暂时安奉神主的殿宇，听凭内务府请示修建等事，奉行办理。以上各项便依照议案办理，钦此，钦遵在案。臣等恭敬地思考，议定礼制贵在适中；各种古代制度举行礼仪时都必须依据旧章，增损则要因时制宜，轻重必须恰到好处。谨按唐、宋旧制，皇后先去世，祔于别庙；我国朝廷奉安于 奉先殿。考察礼制，举行虞祭后制作神主，在几筵举行祭祀；练祭时迁移祔祭神主，即进入宗庙，所以有祔于祖姑的礼文。唐、宋设置别庙，在古礼中也没有依据。明代先祔于奉先殿，我朝沿用这一制度。臣等恭敬地思考，太庙尊严，用来表达崇敬。奉先殿亲近，用来表达孝思。地点虽然分开，但礼制是一致的。祔庙大典，应当祔于 太庙，以符合古制；但报告祔庙之后，仍奉安在 几筵殿，直到二十五月后才安奉于 太庙。臣等谨慎议定。孝贤皇后安奉 地宫的当天，在 陵寝前殿恭敬制作 神牌，恭敬捧持 升入舆中。皇后全套仪仗都设置好，迎接 神牌到 太庙举行升祔礼完毕，迎回后就把“观德殿”作为“几筵殿”；每年四时的一切典礼都依照 奉先殿的礼制举行。等到大祥二十五月以后，恭敬奉请 神牌升祔 太庙。圣祖仁皇帝 孝诚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在东侧次间，仍按惯例恭敬谨慎地制作。神牌一份，奉安在 奉先殿。神牌上的字样恭敬镌刻，现任皇上的 谥册题写为 “孝贤皇后神位”，恭敬制作神牌。牌上“神”字加上一道横画；一切仪注交由礼部恭敬详细议定，请 制定礼典。礼典事关重大，臣等愚昧的意见，深恐考核不周、议定不当，恭敬等候 圣上裁决指示。《松泉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五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 表 恭敬进呈《大礼记注表》（代拟） 雍正四年五月某日，臣某等因编纂修订《大礼记注》进呈，谨呈上说：臣等恭敬地认为 皇帝建立天下的准则，光大百行的根源；圣明的君主作为天下人的师表，树立万世遵循的礼制，慎重彰明五常，广泛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译至高的德行于天下，辅佐六经，记载 盛大的名声于史册。这关系到政治教化，应当刻入典章。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奏说：私下想到，承受乾坤所降的中正之性，只有人独自完整地得到它；报答父母无穷的恩德，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做到孝。自从文字产生、简册初立以来，赞美天生资质的神圣灵明，必定推究其根本德行；谈论帝王功业的巍峨光耀，也总是从家庭开始，由近及远推行尧的教化，实在以崇高的德行作为根基。即使身处潜隐之中也必然显耀，舜的心意尤其切实地用在明白人伦上。岐地承受欢乐，体现了文王早晚侍奉父母寝门的礼节；镐京承受天命，制定了春秋在祖庙祭祀的礼仪。无不把这些事刻写在竹帛上以垂示美德，叙述常行的人伦以树立规范。只是居丧期间守亮阴之礼，到周代末年已经无人实行；服丧制度的期限，到汉初又改定。从此以后，多半因袭前代，想恢复古制很难。如今却有幸逢遇当世，光明彰显 圣明的典章，崇尚并笃行天经。这大概是恭逢 皇帝陛下，德行与唐尧、虞舜相合，统绪承接洙泗之学，仰承 上天的眷顾和命令，确实聪明睿智，早已承受 圣祖传授的心法，做到精纯专一。向 宫中问候饮食，必定显出欢愉；在 庭闱侍奉汤药，充分彰显恭敬谨慎。直到 先皇乘龙车升天，悲痛达到极点而远去；圣母乘鸾车远逝，悲哀深重而永远离去；居住在丧庐，睡在苫草上，想来仍如同在世时的 容貌声音；进献酒和牲牢，追念平生的嗜好；在寿皇殿内瞻仰 御容，仿佛先帝仍在；在昌瑞山前，想到墓门长久闭锁，哀思之意确实感动鬼神，号哭之声几乎震动山谷。为列祖再次加上尊谥，善于体察 孝思的隆盛礼仪，上配于 郊坛，大大弘扬 盛大的功业。臣僚入朝觐见，每当谈及旧事便泪流满面；器物陈列在眼前，总使人感伤而凄惨。选拔贤能、培养俊杰，无非是 推恩及人的思念；放宽赋税、减缓刑罚，全都是 推恩的典制。斋戒居处、穿着素服，以服满祥祭、禫祭为期限。仿佛看见先人、听见先人声音，年复一年而思念更加深厚。虞帝终身的追慕，默默地表达了精诚；周王继承先志的谋略，则彰明并施行于政事。考察历代旧典，这是两千年以来所未曾听闻的；考察百姓中的至德，这是十七史中所未曾见到的。神明在冥冥中辅助，陵冈上生出灵草；万物暗中感应，慈鸟飞翔于台阶庭院。祭筵将要设置，飞下白色霰雪，天空阴沉；覆土完成，又现出灿烂的黄云。至于双星会合于营室，这便是宗庙所在的征兆；五星联聚于陬訾，这便称作天门所在的位置。这大概是因为 圣人的德行达到孝道而无以复加，所以乾象所显示的祥瑞，随着时令而有所感应，在久远时代彰显吉祥征兆。既然星辰、日月共同显示吉兆，就迎来景福于 皇帝自身，从而使禄位、寿命、声名都得到。臣等有幸依靠 轩陛，处于切近之地；光辉荣宠正当充分尽职，伦理秩序和礼制的制定，同时兼任记言、记动的职务，怎敢推辞才能浅陋，因而竭尽忠诚，共同在丹铅之间效力，于是编纂成这部书卷。汇辑历年典章实录，并非依据传闻；向后世显示世代相传的法程，使之流传久远。高深文章和宏大笔力，虽然多有逊色于前代贤者；明察天地，确实是亲眼瞻仰 盛世，继承《孝经》的精义，与古代相合；补足《仪礼》的缺文，从今以后大为完备。臣等不胜瞻仰 上天、仰望 圣上，感激迫切而惶恐不安到了极点。恭敬进呈。盛京通志表 臣等奉 敕令编纂

译《盛京通志》，恭敬呈上 钦定缮写完成。臣等谨奉表恭敬进呈：恭敬地认为 皇帝建立天下准则，尊贵的版图成为上天创设的区域；圣明的治理崇尚文教，珍贵的册籍辉映着帝王临御的居所。记载尧帝疆域内的井邑，丹陵孕育秀美；记述汉朝疆域的山川原野，白水聚集祥瑞。万世的大业根基巩固，一时的宏大典籍光明显耀。文人执笔以此为荣，官员垂绅共同庆贺。私下考察，上古泰皇划分天下疆域，制定八方土地以安置居民；颛顼划分疆界，测量九州而确定土地。等到版图和文书日益扩展，侯国、甸服如星罗棋布；于是地方志书纷纷流传，简册日益积累。夏禹治水，广泛搜集山岳河流的奇异之处；伯益担任虞官，远远记载海山的怪异景象。《周官》记载职方氏掌管的职务，《班史》开创了辑录地理的书籍。各道地理志在隋代编成，两京的记载在唐代续修；宋代改称军州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天下；元朝统治中原，记述统一后的疆域。其他如咸阳、三辅的地图，以及东方朔《十洲记》；叙述桂林风土的书，也可作为参照考核；记载荆楚岁时的书，也足以资助考察。无不把它们留在旧府库中，收藏于名山。何况如今国运正盛，更应追溯发祥之地；神圣的土地永远安定，远远追念开创基业的国家。瞻望挺拔的松柏，亳都曾作颂；抚摸历历可见的枌榆，汉代社稷曾以此标名。开启国运的宏篇，胜国已经编成良典；承受天命的大志，赐予美名，称为兴都。历览往昔典籍的遗存，欣然看见 熙盛朝代的盛况。恭敬地想到 皇帝陛下功德与天地相齐，德行符合祥瑞征兆；在河源探寻星辰的影象，教化遍及四方；在海岛观览太阳的光华，光辉普照无边。已经汇聚一统天下的车轨文字，完备了万国的图籍，于是 想到沈阳一带，实在是王气聚集之地。追溯肃慎的分封，以及公孙氏的割据；唐代贞观年间在唐垒耀武，明初在开原设置卫所。沿及本朝，依然巍然成为都城和防地。鸦青之水开启祥瑞，河山开创百代基业；鸭绿江凝聚祥兆，风雨壮大三韩的形势。它可比周都的岐山、毕原，梓树高达千寻；也可比唐室的晋阳，李树开花成林。面对这样秀美灵异的土地，怎能没有记载它的篇章？只是前朝旧志虽然存在，已经嫌它荒疏简略。本朝盛世的成书都已具备，只是又涉及繁杂和讹误，于是 降下圣明诏令，重新修订。要求采用善本，体例简明恰当；记载文字十分严谨简约，部类分区整齐；执笔尤其谨慎，说明体例、创立条例，规范全都禀承于 圣明的裁定。分别分类编排，搜集采录全都合乎 皇帝的裁夺。原文此处承接下文，似为叙述修志体例，文字有脱漏。原文残缺，无法据此完整翻译。钦定首登。圣上撰写的内容，像《尚书》把典、谟列在篇首；其次编列京城，如同《下武》歌咏丰、镐，由宗庙、坛场而 至陵寝，提纲挈领；承接星土之分，与山川辨明方位、端正位置；郡统辖县，京城统辖各郡；先叙人而后叙地，再叙物，先叙人口，又从户役说到兵防，治理谋划极为完备；又由忠孝层层推衍，列女无论显隐都予以彰明；风俗淳厚，并兼采法令使者所搜集的材料；艺文典籍也很珍贵，一并充作石室的收藏；韶乐屡经更定，古籍几乎需要重新续编，记 载龙兴之地这一重地。编纂完成恰逢此年，留下如虎纹般光明灿烂的宏大文章，书稿先已完成。乙览银州、铁岭，真是皇朝全盛的规模；玉轴牙签，确实是不朽的典籍。臣等才惭于不能吐凤，学愧于只能囊萤；想要写成《三都赋》，十年中也只是徒然构思；尚未窥见八索之学，哪里敢把自己的事业寄托于千秋之后，幸而承蒙 训示详尽，得以完成编纂摹写的事务。按图考证，好像游历石纽之乡；执笔铺陈，恍惚看见古代玉瑶的旧制。伏愿 珠囊明亮地开启 金镜高悬。愿想到栉风沐雨的辛劳，不忘继承先业；想到航海梯山的盛况，更加重视留下长远谋略。吟咏《流火》于吹豳之时，剥枣烹羊，怀念旧俗；追溯胥原而登山岭，酌饮匏酒、手持牲豕，继承美好的遗风。将会看见龙负王舟，再次聚集天下各方的玉帛；龟呈神箓，再把五福凝聚于《洪范》九畴之中。臣等无任瞻望上天、仰戴 圣上而激切惶恐之至。

译恭进《平定金川方略表》。伏以：圣上的武功大为彰显，震慑远方而使其安定。皇上的谋略远播，记载伟大的功绩以昭示后世；威势与恩德兼施，永远安定边远荒服之地。言辞因功绩而更加显著，于是打开韬略之匣，恩泽遍及西部边陲。史官已经记载。臣等私下认为，盛世并非没有征伐，建立威势正是为了消除祸乱的萌芽。至高的智慧自然充裕，权谋筹划深远，足以昭示后世。因此周王与尚父姜太公协同谋划，留下了金匮之书；宋廷分赐边臣，也有返还珠宝的要诀。扫清疆域所建立的功业，光明美好，理应流传。到了本朝，控制驾驭天下尤其隆盛，凡属天下之地都受到声教；流沙、蟠木等远方之地，都占候风向，航海而来。乌弋、黄支之国，也多次经过翻译、跋涉而到来。至于这愚蠢的莎罗奔，民俗本属黎、獠，地势依凭峝箐，承担筰马、僰僮的赋役，和冉駹、楪榆一类相近；仗恃自己强盛，诸番于是敢在偏僻境地横行，钻入深险的关卡营垒。那是蚕丛少有到达的地方，山势高峻，碉门险要，鸟道难登的栈道盘曲其间。虽然经过疆吏征讨，却没有立即挫败其锋芒；又加上总戎出征，仍然迟迟不能使其授首。鱼儿因漏网而更加翻腾鼓浪、口出狂言；大雁即使听到弓弦惊响，难道肯在狂风中收敛翅膀吗？他们这样怙恶不改，实在属于不肯悔改，当然不是小小惩罚所能警戒的。钦惟 皇帝陛下奉行三才之道而治理天下，得其一统之道以使天下端正；仁德覆盖天地四方，想把所有人都纳入熙皞太平之境；衡量中外，都将以薰陶教化。于是想到阳光普照、天下清明之时，必定要扫除这些蛮地的瘴气雾霭。帷幄中的谋略独自运筹，不必烦劳借箸代筹。朝廷的谋划神妙，简直可以按图索取。臣统率讨贼的一军，个个声势飞腾；您所派遣的督师诸将，全都如雷如风般奋发。玉垒映照着旌旗的色彩，锦江流淌着鼓角的声响。先诛杀充当乡导的奸谍，不留下管敢那样的贼人潜藏巢穴；一定要探察微小而敢于坐大的敌人。夜郎在风猛雪虐之中鼓起勇气，选拔精锐，抵御冻得手指脱落、皮肤裂开的艰苦环境；将锐士夹持战车，挥动蝥弧登城破峡。神勇的士卒砍断蒺藜，拔除寨栅。丞相渡过泸河深入敌境，将军亲自从天而降；本来就知道风声鹤唳会使敌人全都惊慌，不相信锅中之鱼还能活命。于是敌人哀号乞命，呼喊请求投诚；请求议和的使者频频到来，表示归顺的文书屡屡送达。正准备将其剪除后作为早饭，姑且还想以晨炊来威厉他们。皇帝想到荡平他们并不困难，也怜悯他们愚昧而又防备不足。蜀地自古少见阳光，姑且不要责怪狂犬受到惊扰；氐中长久不见天空，暂且替他们掀开覆住醯鸡的器皿。因其归顺服罪，赐予他们革新自新的诏令。在金鸡处宣读明诏，使他们逃脱铜马所象征的严刑。欢欣起舞的声音传来，六诏的欢呼几乎遍及三巴。当他们请求举行盟会并清扫场地时，环绕行阵设置盟坛；敲击钹、吹奏螺，声音流动如梵乐；鼓噪喉咙、联臂起舞，曲调演奏着蛮地歌曲。他们接受六条明约，愿意世世代代衔恩戴德。计算 王师压境以后，尚且少于格苗七旬；直到捷报传到京城，正好合于擒获小贼的八日。从此远方边陲归向教化，奉诏入朝的越来越多；纳贡的国家以及荒远后裔听闻声威，祭祀时戴冠束带的更加谨慎。叩关来使，使四方融入一气，使万国合为一家。这难道不是震动重叠的宏大法度，使声名与神威光耀于四海之外吗？又难道不是边陲的盛大事件，使疆域广大、幅员绵延至无穷吗？凡此伟大功烈，全都本于 皇帝的内心。边疆事务正处于紧要之时，没有一天不来上奏。军书每次奏报，皇帝都逐条指示机宜，于是能够在蛮疆取胜，应当把这功业发扬光大，载入史册。过去《车攻》《采芑》在周京的诗篇中屡屡著录；柳宗元的《柳雅》、韩愈的碑文，也在唐室留下光辉的记载。何况这件事足以光耀前代功烈，岂可不昭示后世？于是共同请求编纂修订，仰承 皇帝俞允，开设编纂方略的馆局。命令纂修官按照事实撰写文章，直书实录；时日、里程必须清楚，粮草、器械、兵仗必须详尽；稿件多次修改后才完成，历时两年才告成，谨慎加以厘定，缮写进呈。臣等有的曾经身在军旅，有的曾参与谋划，尚且惭愧于奉行未能周全，哪里敢说汗马功劳很高？深深惭愧于未能参与谋赞，只能徒然作跕鸢之想。如今有幸效力，笔墨飞动；把箭石化为笔端，又得以详细考究韬钤之术，仰见皇帝掌握全局。对照简册加以核验，并不是说要创立凡例、说明体例；纂辑勤勉，希望能够避免挂一漏万。伏愿 至诚之心常被感应。长久保有福命更加殷切。停止武备之后继之以修治文教，使四海享有太平的福祉；以义理端正天下，归于仁爱养育，万年开启王道防线的宏图。臣等谨奉此表，恭敬进呈以使圣上知悉。

译恭进《通鉴纲目三编表》。臣等奉 敕命编次。皇帝御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已经编成，谨奉表恭敬进呈。臣等私下认为，缀辑言辞、编排事实的体例，教法起源于《春秋》；按月系年编次，方法沿袭史书的记载。世代延续千年，史籍阅历百家。宋代司马光温国公汇集各类典籍，创立宏大的裁定体例，章程极为完备；朱子概括群言，标立定论，体例更加严密。到了成化年间，诸儒续编《宋元通鉴》，只是前朝兴衰的事迹，虽已由史官负责编述，然而其中义理尚未通过取舍笔削而彰明。要秉持权衡而不失误，功业伟大的事迹往往很难垂为无穷的典则；道理的彰明，也有待于圣上。钦惟 皇帝陛下拥有上天赋予的聪明，又谦逊敏锐，具有日日更新的德性；光明盛大，敦厚志向；考察经典，弘扬稽古尊文的治理；凝神于乙夜，纵览千秋，认为历代编述相承，没有比《纲目》更精善的，而典范制度具备于此，唯独明朝尚未有之，应该遵循前代贤哲遗留下来的规制，用以刊刻前朝的成就，于是 亲自披阅汗青史册，特意亲自裁定宏大的体例，贯通始终以建立常法，参照异同而衡量确定结论。像准绳一样平直，提纲时义理极为谨严；层层剖析、条分缕析，列举纲目时事迹务求精审。以正史作为依据，删去臣僚粉饰美化的言辞；用群书加以考证，删削野史笔记而保存存疑之说。剪除枝叶，综合概括纲要。褒贬诛责确定，褒贬之笔便得以施行；法度与鉴戒明白，图画也显得光彩。以考亭朱子的法则来衡量。圣上的裁定合于贤者，把它登载于《阙里之编》，于是经书尊于史书。过去史书在梁代编成，后来只是夸饰辞藻；《晋书》到唐太宗时才断定编成，与史体要旨并无关系。从未有以本心建立规范的。圣明的裁制与典范，彰明惩恶劝善的方法，阐发守经达权的教义。鉴别文辞的明镜打开，天地便明朗；奉行它而不存私心。玉衡端正，古今得到公平衡量，归于至极。圣人的著述，确实在此达到极盛。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臣等有幸参与编纂，预先列名参与考核。学习史学却未能具备三长，接受经学又惭愧于未曾窥见五体；承受 训言而完成贯通体系，多愧对专门承 受指授，从而领悟深奥微妙之处；私下欣喜于这盛大的际遇。伏愿 天文的光辉广泛照临。深邃的鉴识宏大开展，布置于学校，登载于册府；追随麟史而高步前进，使六经更加光彩；俯视狐史而广泛搜罗，包容百家。天地长存不朽，精华全都贯通于众人心中；日月一同高悬，法度永远垂示于后世。谨将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厘定为二十卷，缮写清本，装成两函，谨奉表恭敬进呈以使圣上知悉。恭进

译《皇清文颖表》。奉 敕命编辑。《皇清文颖》编成，恭敬呈请 圣上阅览。臣等谨奉表恭敬进呈。伏以：皇上的谋略承载大道，瑶篇回旋着学海的波澜。皇帝治理天下，使文字同文；锦绣般的卷帙采撷文林的精华，光彩如日月星辰的珠璧，光辉遍及无边；调和六艺的笙簧，使教化成就而有具体形象。汇集众多微小成果的事业刚刚完成，含蓄蕴藉的旨意于是彰明。册府宏大开启，书城永远耸立。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奏说：私下认为，自从结绳记事以来，各代都有篇章；自从折竹为简以来，人们多有著述。演绎《灵书》于八卦，开启三坟的奥妙道理。帝王称为典，臣下称为谟，虞史开创汇编的体例；圣人作经，贤人作传，孔门留下著录的规制。西都编撰辞赋，上自汉武帝、汉宣帝，下至周、枚乘、司马相如；东观校订艺文，大到诏令，小到箴铭，也都涉及。沿着流变追究源流，晋代挚虞首先作诠释叙录，分类分代编次；梁代萧统实际开创了选文之楼，从此四库并称，丁签也随着甲乙次序编排。又如万条河流争相汇聚，海神无不容纳；从江、河到唐、宋、元代，青缥色书囊更加丰富；有精粹之书，有鉴戒之书，有分类之书，浅黄色帙册越来越多。所有这些纷繁的签轴，都是太平盛世的鼓吹。只是文章应当贯通大道，不能仅仅作为藻饰的资具；文辞要能经纬天地，必定要等待圣明神圣的时代。因此简册虽然比古代更加繁多，而精华却唯独在本朝最为盛大。钦惟 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建立天下正道，圣哲之德播布文教；天性本来就安宁宽裕，才能多由天纵；功业崇高而勤于求学，使盛大德行日日更新。奎星文彩汇集三代古典的大成，像金声玉振一样完美。圣上的文章腾跃九霄，具有奇异的光彩；如凤凰飞翔、蛟龙腾跃，光辉照耀四海。观看万国车书汇集的盛况，把淳厚风俗提升到浑厚肃穆的境界，继承 历代谋略功业的遗迹。仰望圣上，只见 圣祖仁皇帝的德行合于钦明，六十一年，足以媲美尧天的广大运行；世宗宪皇帝的道德符合深远明智，在位一十三年，与舜日的重熙相同。君主英明而辅臣贤良，勤勉处理政务，接续施行教化。政令施行而风俗美好，求取贤俊更加迫切，广泛寻求盐梅、舟楫一类的辅政人才；功业成就如霖雨普降，又有棫朴、菁莪培育人才的恩泽，气象如云霞般灿烂，在 祖宗极为显赫，极力承继盛美，递相宣扬成为雅颂。我 皇上善于继承并善于述作，宏大文章远远超过夏、商；如果没有编纂整理，怎能称扬光大？于是颁发 九重宫门的诏令，命令辑录一代的美好篇章。馆舍开设于刘井，柯亭的编纂开始进行。石渠、金匮，以及禹鼎、汤盘那样的制度，都通达教化而穷尽神妙；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都总合规矩而合于法度。记载九官的职掌任命，正好承接虞舜君臣都俞的唱和；记录八伯受任的拜扬，再次歌咏和乐融洽。天下共同传诵常道训典，确实巍峨灿烂，难以言说。钧天的高妙乐声奏起，英、咸之乐岂是言语思想所能比拟？首先登载 御制文章：像乾坤统摄六爻一样，接着排列宗亲，如同藩篱拱卫北辰。三雍的雅乐，使淮王丛桂之篇显得浅陋；七略般的宏文，使曹子建咏浮萍的诗篇相形见绌。于是分成卷帙，下面涉及群臣百官。选择其中灿烂可观的，也收集那些丰富而成集的作品。嘉美的谋略与谋划入朝陈奏，吉祥贤良的人才发表议论。有的如《鱼藻》《鹿苹》，寓意在讽谏劝喻；有的如星云、梧桐、凤凰，志意在于切实应和赞扬。有的像薛氏解《易》、匡氏论《诗》，常常依凭经书来发表论说；有的像董仲舒、贾谊，借对策来提出建议。逐条分析，分门别类，广泛观览而择取精要。仿效刘舍人评论古文，先辨别文体；效法钟记室品评诗歌，特别尊崇雅正。虽然汇合前后群臣的才思，也难以上配 高深之境而汇聚；山川大地的奇异美景，实际上更加彰显。那广大厚重的气象，譬如嘉禾抽穗，各自含有浓厚的湛露；又如祥瑞之木繁茂开花，远远映照着灿烂的庆云。美好啊，完美啊。帝王的制作，谁能与之相比？盛大啊，皇美啊！天地宇宙间的文章，哪有比这更宏大的？臣等才华并非梦鸟之才，技艺不过雕虫小技；粗略知道数墨寻行，哪里敢说承受经义、斟酌雅正？敲着盘子测量太阳，徒然寻求烛火末端的光；拿着竹管窥视天空，终究只是井中之见。幸而侍奉 皇帝垂衣而治的座前，时时得以瞻仰 圣上的文章如雷霆震动、如风行四方，欣喜地随从执笔记事的班列，得以看见群言汇聚、铿锵有声。春日绚丽。伏愿。珠囊明亮地开启 金镜常悬；学问冠绝四海，更加寻求治理的根本，在光明盛大、诚敬自守中求得；文章高出古今，更加追溯心性本源，在专一守中之中求得。不懈怠，不荒废，掌握议礼考文的权柄；有恒心，有实绩，任用那些名实相副、内涵充实的儒者。这样，河水自然出图，洛水自然出书，再次遇见祥瑞符命于 盛世；况且上天不吝惜大道，土地不吝惜宝物，再次看到盛大祥庆于 昌盛之时。臣等无法胜任瞻 望上天、仰戴 圣上而激切惶恐之至。《松泉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六。吏部尚书汪由敦撰。策问。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道。询问经学，是圣人之学的津梁，也是儒林的正轨。自汉代以后，齐、鲁诸贤大多能够辅翼经传，卓然自成一家。像田何、伏胜、申培、辕固、高堂生这一类人，他们学术传授的源流，大概可以陈述一番吗？《汉书·艺文志》所载《周易》十二篇，其次第可以考察。费直、郑康成一类人，为什么要把传附在经后？程子的《易传》为什么还沿用王弼的旧说？邵子的象数之学，是朱子所推重佩服的。《皇极经世》的编次，果真能够得到《大易》的精蕴吗？《尚书》的今文、古文，如今已经合为一体。宋代的传注，被朱子取用的四家，是否也可以辅助蔡传流行？《诗经》有三经、三纬、四始、五际的说法，而五际出于《诗纬》，荒诞不实，难以相信，果真如此吗？《豳》诗一篇而有三种用途，有人把《七月》作为《豳风》，把《楚茨》《大田》作为《豳雅》，把《思文》《良耜》作为《豳颂》；先儒却没有涉及，这是为什么？《春秋》记载“王法”，韩愈的见解很卓越。有时记月，有时记日；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果真都是圣人的笔法吗？还是鲁国史书的文辞呢？《汉书》说“《易》本来隐微而后使之显明”，“《春秋》推究已见之事而达到幽隐之理”，这些话的意义在哪里？唐、宋取士都采用九经，如今《春秋》独尊胡传，而《仪礼》《周礼》不列入学校课程，是否也应当逐步恢复设置呢？圣祖仁皇帝开明天道，彰显群经。《易》《诗》《书》《春秋》都已有成书。世宗宪皇帝颁行全国，士子得以看到圣人经典的集大成。皇上命儒臣纂修三礼，经学的昌明，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诸生把诵习所得逐条分次陈述，不要浮泛，也不要隐瞒。询问史家纪传的体例，本于《尚书》；编年体本于《春秋》。自司马迁、班固以后，都把纪、表、志、传作为正史的体裁，史册相承，历代沿袭其体例。可是范蔚宗独不立表，《三国志》以及梁、陈诸书和《南北史》又缺少表、志，后人将凭什么考察呢？有人说表这种体裁，本于历代谱牒，与纪传相互补充。而班书的《古今人物表》、《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又遵循什么说法呢？古代修史的人，多数继承世业而完成著述；又有多人共同执笔成书的，谁得谁失，可以概括陈述吗？司马温公的《通鉴》上承《春秋》，它编排纂辑的方法，所谓长编、丛目、附注，体例究竟怎样？实录、统纪、杂史、小说、文集，没有不搜采贯通的，本来就不专门以正史为依据。其中异同详略、取舍的道理怎样？诏诰、诗赋、物异、诙谐之事，有的保存，有的删去，其道理在哪里？朱子《纲目》删削取舍的规范，和《通鉴》相互出入之处，能举出其中要点吗？唐人曾设立三史科，从各类史书直到本朝实录，都用来考试士子。朱子提出分年考核士子的主张，也想把《左传》《国语》等史书分为三科，仿照实行，果真有助于实际学问吗？本朝纂修《明史》，纪、表、志、传都已经完成。圣明天子崇尚文教、考察古道，将要进一步讲论编年体例，以继承涑水司马光宏大的裁制，承接紫阳朱子的心法。诸生中若有通晓史法、足以充任著作之选的人，各自陈述你们的见解。询问儒者的操行，是民风的表率，应当胸怀文德而保持质朴，有所操守也有所作为。汉代的选举制度最接近古代，当时经学修明，学术各有家法，崇尚气节，磨砺名节操守，大概不是唐代以后所能相比的。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朱子说：“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张子说：“士人诚笃，然后智慧才能确立立身的根本，什么最为重要？”邹鲁之乡受到圣人恩泽的浸润深远，经学明白、品行修养的人应当不乏其人；那么教化引导、逐渐熏陶，用来端正风尚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呢？书院的设置，与学校相互配合；有人却认为它只是结交声气的凭借，这难道是设教的初衷吗？书院设教的条目，应当怎样使人约束身心、通晓经史？先儒的教法，没有比胡瑗的经义、治事二斋以及朱子《白鹿洞学规》的分年读书法更好的了，如今有能够仿效实行的吗？博学宏词科起于唐而盛于宋，像陆贽、杜黄裳、富弼、真德秀、吕祖谦、王应麟，都考中了这一科，这可以拓宽选拔人才的途径。然而有人崇尚浮华却不能深入研究义理，有人强记诵读却不能熟悉文章体裁，究竟必须怎样精心选择，才能使浮薄之人无法冒进，使涉猎肤浅之人不至于滥被录取，以仰承 圣天子乐于培养人才的盛大心意吗？我 皇上崇尚儒学、尊重大道，造就人才的教化正在更新，将要储备栋梁之材，以充裕国家的任用。众多士人用来立身自立的根本在哪里？请试着陈述它。询问山东一带的疆界，是《禹贡》所说兖、青、徐三州的区域；清济、浊河是著名的河流，潍、淄、沂、泗在经书中列为名川；大野、孟诸、荷泽、雷夏都称为大水汇聚之地，乃是泉湖的要处，只依靠转运来资助，而灌溉的富饶却很少有称述，这是为什么？水利工程中最重要的只有黄河与运河。如今黄河水流顺着河道，运河航道深通，本来没有泛滥决口的忧虑，也没有浅滞阻塞的祸患；至于其他支流分派，有没有可以引水来通舟楫、滋养田亩而应当修治兴办的呢？泉水出于济、兖二州的有二百四十八处，其中五条支流的分流情况可以逐一数清吗？蓄泉以接济运河为急务，若加以疏导、节制、宣泄，是否也可借此兴修水利呢？水柜以五湖为大，靠近湖泊而淤积上涨的土地，难道保证没有人贪图其肥沃宽广，擅自规划侵占、出租耕作吗？湖中的菰、芦苇、鱼、蛤等物产，有没有可以兼以利民的呢？徒骇、马颊二河已经开挖疏浚，运河涨水依靠它们宣泄，这种防护很好；只是没有源头的水，河流容易干涸，水患退去以后，旧河道逐渐湮没。或许应当引导附近泉源，使河流不断，这样才不至于飞沙壅积，使水流有所归宿；这些是否是应当讲求的呢？《周礼》说遂人：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楚国的蒍掩治理政事时，聚集沼泽并计算各处水患，规划蓄水池、田间水沟和原野堤防，讲求水利十分适宜，也十分急迫。

译圣明天子夙兴夜寐、勤劳政事，对于民生安乐的源头，每件事都谋求长远。诸生用心研究实际事务，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定能够辨明各地物产与地势的适宜情况，请详细切实地陈述，作为献给皇上的意见。询问：彰明刑罚、整饬法令，是为了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使百姓日益迁善远罪而自己还未察觉，其用意十分深厚。本朝《大清律》平恕而详明，昭然垂示法守；世宗宪皇帝特意命人修辑，编成《集解附例》。亲自加以裁定，颁行各省，恭谨地昭示章程。我 皇上如同上天一样爱惜生灵，又准许廷臣请求，开馆续修，务必使条分缕析，归于公平允当。律文注释仍旧沿用原有章法；那些应当刊入的条例，附载于某条律文之下，有的删削，有的增补，怎样才能顺应时势、取中折衷而达到完善？三代以前没有“律”的名称，上服下服、大小轻重的比附，就是今天所说的引用条例。汉、唐以来有律、令、格、式、例的名称，起源于何时？萧何制定汉法九篇，日间保持清静，流传于民间歌谣；可是为什么施行不久，董生便因任用刑罚而提出警戒，温舒又因狱吏而发愤？析解律文而产生两种端绪，轻重深浅不平，这在宣帝诏书中已有表现。究竟是附益太多造成的过失，还是虽然设置了法律而执行的人不得其当？先圣曾说德、礼、政、刑应当并举，陈宠说由礼进入刑罚；三千条威仪，本来就和五刑之属相互对应吗？汉、唐审理重大案件，命令都省会集议论，博士、议郎可以引用经义来裁断。韩愈说，经书所阐明的，是用来制约有司的。总而言之，经书是圣人觉醒世人的大法，法律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权。虽然道理本来同源，但施行方式各不相同；如果审理狱讼的人不专门只按律令办事，那么将以什么作为依据呢？至于谨慎衡量深浅是否适宜，斟酌议论轻重的分量，本来就不能托付给小吏。众位士人中若有深明律意的，请全部写在文章中。辛酉科顺天武乡试策问一道。询问：治理文教必须兼备奋发武功，设置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易经》说：“地中有水，是师卦；君子因此容纳百姓、蓄养众人。”解释者认为，师卦六爻关于任用将领、治理军队、安排驻舍、论定功劳的方法，没有不完备的。意思是出师必须有军法，这尤其是治军的根本吗？三代以前，兵农不分。周官的制度规定，平时是比、闾、族、党，出征时则是伍、两、卒、旅；大司马春季搜寻、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把训练寄寓在无战事之时。到了汉、唐以后，军队自成军队，制度也各不相同，源流沿革可以历数其大概吗？国家太平相继，世逢升平，却巩固国家如苞桑，不忘武备。内有八旗、三营，外有将军、督抚、提镇，法制周详，超过千古。我 皇上文武兼备，光大功业 训谕各省武臣，勤加训练，务必使军容整肃、纪律严明。凡是负有统兵责任的人，应当怎样奋勉，才可以仰承圣意？圣天子治理天下，越是寻求治理安定，越是寻求安定，这种心意到了极点吗？还是说，讨核军事实力、准备器械、整饬部伍、勤加校阅，本来是将领专门的责任；而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尤其在高级官员督率实行吗？阵法有风后握奇、武侯八阵，都以六十四为数编成队伍，寓含对待与流行的作用。它的四正四隅，分合进退，变化相生，机变权谋所在，诸生能够全部说明其规制吗？用兵在于将领，古代名将光耀史册的多得数不胜数；有的宽厚，有的严厉，善于谋划、善于作战，能够料敌制胜，所向无前。他们治理军队各不相同，而成功却是一致的，所谓运用的妙处，存乎一心，这些能够逐一陈述吗？诸位士人对于治兵为将的方法，已经有素来讲习，请各自把心得写在文章中。壬戌科策试策问五道。询问：圣贤之学，没有比认识本性更重要的。虞书谈心而不谈性，到了夏、商，才在《汤诰》中见到性。程子说：“承受天地的中正之理就是性。”那么“诚信地把握中正”，就是所说的性吗？孔子说“成就万物的就是性”，又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孟子则说“性善”。《大学》讲修身的全部功夫，却独独一句也不涉及性，这是为什么？荀卿说“性恶”，不必论了。扬雄认为善恶混杂，韩愈认为人性有三等，他们的说法哪一种更好？此外，像贾谊所说上、中、下三等的区分，董仲舒以禾米作比喻，与诸子的说法相比怎样？宋代儒者论性最为详尽，但意义也不一致。程子说“性就是理”，邵子则认为“性是道的形体”。延平李氏论说“善在尚未有恶之前”，朱子则说“性在先，善在后”。这四位的不同，也有相应的解释吗？程子又说“只论性而不论气，便不完备”。张子说“有了形体之后才有气质之性”，朱子称这两个说法出现得很早，可以平息诸家的纷争；但其意义其实本于临川王氏，如今他的文章可以考察。能够对此作出折衷的说明吗？“生就是性”这一说法，曾受到孟子的斥责，而程子也说“生就是性”，果真是告子的意思吗？我 皇上至诚尽性，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以参与辅助天地化育，这些已经在实际政事中显现；又勤勉不间断，对于性命之学洞悉精微。诸生虽然不能仰测圣学的高深，但讲求已有素养，请各自把见解写在文章中。询问：亲近百姓没有比地方长官更直接的，而知府统率所属各县，其职责尤其重大。汉代的治理最接近古代，循吏的政绩都详细载入史册：有的以宽和长厚著称，有的以公正廉洁、明察而得到赞誉，有的把礼让敦厚教化作为急务，有的把兴利富民放在首位。他们的功绩可以详细叙述吗？诉讼公平、政事治理，风俗富足、百姓安宁，是由于选任得到了合适的人吗？还是由于考核能够完全合乎正道？任官选人不宜轻率授予，这个道理似乎已经明确。只是资格沿袭，铨选之法有定制，如果一定要使人与地方相宜，应当用什么办法？六计考察奸吏起自《周官》，汉代刺史以六条察考郡国治理状况，唐贞观年间派遣孙伏伽、褚遂良等人，也用六条黜陟官吏，这些都是考核郡守、州牧的成法。它们的条目相同吗？不同吗？各史所载循吏，谁最为优秀，可以作为师法？其中列传彼此雷同、错误而不可信的，有哪些事情属于虚诈，必定应当删去？哪些人可以列举出来？我 皇上澄清整顿官府，休养百姓，尤其注意地方长官，崇尚诚实恳挚、安静不扰。关于策问的谕旨屡次颁布，到了周详完备的地步，最近又

译命令各省督抚甄别所属郡守，这实在是了解人才、安定百姓、端正根本、清理源头的至深用意。做高级官员的，应当怎样周密谨慎地奉行，来端正表率而取得实际成效？只把簿书文牍、箱箧文卷当作要务，把像鹰击毛鸷一样严酷当作能事，这是吏治的祸害；二千石官员应当怎样自我效力？诸位士人请直率地陈述，以观察你们平日的抱负。询问：虞舜向十二州牧询问说：“粮食啊，只有适时才好。”《洪范》八政把粮食列在首位。谋求安定百姓，确实不能不随着时势预先做好准备。自古以来，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预备仓等各项制度，凡是谈到积蓄储备的，大多一定会涉及。只是古今时势各有不同，民俗贫富各异，土地气候有燥湿之别，储备道路有远近宽狭之异；储蓄多少的适宜，哪一项应缓、哪一项应急，贯通古人的本意而又能长久实行的办法在哪里？耕种九成、留余三成，是古代的善法。但余粮是聚集在官府，还是储藏在百姓家中？听任百姓自行办理，就没有制度；由官府掌管，又会滋生弊病。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每户都有积蓄，而官吏又不加侵扰？想扩大储蓄，不得不资助收购。但有人说，收购会使富民获得提高价格的利益，而贫民还没有享受到平价出售的好处；并且使产米之乡粮价飞涨，强行摊派、勒令赔偿等弊病纷纷产生，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吗？一年有上等丰收、中等丰收、下等丰收，古人有买入三成、二成、一成的分别，并不是一概要求取满获利。那么随时制宜，本来也是有办法的吗？封疆大吏把广泛储粮、分地储藏作为急务，而地方官处理得不恰当，是否也有妥善保全的良策呢？以陈粮换出新粮，这样确实能够收放调节，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吗？” 皇上保育赤子，确实求做到没有微小之处不照察；茅屋百姓的衣食，天天挂念。圣明的思虑希望诸生根据所见所闻，把能够想到的直率陈述，不要隐瞒。询问：学校是教化产生的地方。经书所见的学校制度，没有比《周官》记载得更完备的。《戴记》中大司徒所主管的事务，乡大夫、州长、师氏、保氏所掌管的事务，大司乐所施行的教育，以及《王制》《文王世子》《内则》《明堂位》等篇所记载的内容，能够列举其名称并通晓其意义吗？汉代建立太学，设置博士弟子员，一时称为文质彬彬、文学之士众多；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方法？经师传授讲述，各自以专门学术著名。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直到天子亲临主持裁定；他们所推崇的道理是什么？唐、宋国学的规条得失怎样？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掌管成均教育的师儒，谁最为著名？督学的职责，像陈选在南畿、薛应旂在浙江，都因学术而被诸生尊奉。除此以外，还有可以表彰显著的人吗？我 皇上振兴学校，乐于培养人才，既聚集天下品行优良的生徒，在国学供给廪饩，又 命令各省分别设立书院，赐给匾额，颁发书籍，供给膏火，鼓舞振兴人才的办法可谓周到极了；尤其慎重选择学政。亲自加以考试，又 命令大臣防同有关官员考察甄别教职，这难道不是因为教育有其固定的地域，尤其不能不慎重选择任职之人吗？负有训导士人责任的人，应当用什么来仰承并副合圣意呢？这就是圣上的德意。圣明的谋略广大深远，勉励诸生把成为自己的真实学问。为君上尽忠、修养德行、为百姓谋福，全都要当作自己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反求于自身，并切实实行，难道不应当赶快讲明这个道理吗？诸位士人长期受到教泽的涵养。愿意陈述自己所得的心得来回答。问：律与礼互相表里吗？唐虞时代，把象征刑罚的图像陈列出来，这是否就是法律的起源呢？周代制定《甫刑》，论述刑罚更加详备，其中所说各种刑罚有轻有重而有所权衡，大概与后世所说的比附相似。周官中大司寇掌管三典、五刑，小司寇掌管八辟，士师掌管五禁、五戒，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用来施行上服、下服之罪，这些在律例中属于什么呢？魏国李悝撰作《法经》，萧何依据它制定律令，叔孙通又增加《傍章》十八篇。所谓《傍章》，是律令吗？还是指可以据以定罪判案的成例呢？历代刑法条文互有增损，它们因时而有轻重，见于《刑法志》的情况，可以大略说明其概况吗？《易》说：“君子因此明慎地使用刑罚，不使讼狱滞留。”《立政》的告诫，苏公也说：“当敬慎地处理你的狱讼。”那么，律令虽然有一定的条文，关键本来就在于使用时是否恰当吗？汉代遇有疑难案件便移送廷尉，宋代遇重刑案件便交给两制大臣、台谏官员反复会议，这大概也是因为事实真伪千变万化，不是律例所能完全包括的，所以必须依据情状施行法律，明白法律的本意，以使运用得当吗？世宗宪皇帝钦定的《大清律集解附例》，是万世遵行的法程。我国皇上如上天一样爱惜生灵，本着刑罚最终达到无刑的德意，重刊律例，轻重权衡全都承接圣意。圣明的裁断斟酌权衡，必定期望做到尽善尽美，确实足以彰明统一法度的守则。但是言官的建议，以及外省掌管刑狱的官员，有时却纷纷上奏请求改动，这怎么能每一件事都制定一条例文呢？诸生对于制定法律的本源、使用刑罚的原则，应当用经义来质证，切实恳切地陈述出来。甲子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问：六经，是衡量礼义的尺度，是教化之道的钥匙吗？我国文教广泛融洽，经学昌盛明备，《易》《书》《诗》《春秋》都列为经书。御纂诸书既已刊布，学校中的学士都知道应当遵循、诵读、学习和传授了。其中折中汉学与宋学、采录义疏，以及删削编纂的体例，可以分别举例说明吗？三礼的纂修将要完成。《周官》《戴记》的旧说大多详备，对于《士礼》的研究却稍少，能够兼采旁参的有多少家呢？古代师承有多个门派，传承各不相同；如今各家没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归于一是。然而早年听闻的学说应当广泛，不能只守一家。拘守残缺、因循旧说，尊崇王弼而贬抑郑玄，是否如此？辅嗣王弼的名理果真优于郑玄的义理吗？荀谞、虞翻、干宝、蜀才诸家，与王弼、郑玄的异同如何？这些学说流传到今天，凭借的是什么书呢？程传流行而王弼、郑玄之说受到抑制，那么《程传》《本义》果真一一相合吗？《尚书》今文、古文的辨析始于何时？古文经学的传授源流可以逐一考察吗？传释《洪范》的有几家？哪一家最为精粹？毛传、朱传各有长短，然而“四始”“六义”的大旨本来不可歪曲。吕成公与朱子同时，同学而研读《诗》《礼记》，但持论各不相同，可以概括说明其主要差异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长短，前人已经论述详尽；哪一种正确、哪一种错误，可以备加考究吗？啖助、赵匡、陆淳的学说得失在哪里？

译诸位研究经学已经很久了，姑且举出一个方面来观察你们用心的所在。空泛无根的议论，是前贤所告诫的，请你们切实陈述。问：古代教育出于一端，士人修身与治理百姓，并不是两条道路；他在官府中的功效，就是他在家中修养的体现。《史记》开始撰写《循吏列传》，在春秋时代取孙叔敖、子产、公仪休几人；至于《左氏内传》《外传》所记载的名卿大夫论述治理百姓的道理，以及《孔子家语》《吕氏春秋》《韩婴》《刘向》所撰写的周秦吏治嘉言善绩，遗留下来的实在很多，可以详细叙述吗？《汉书》前汉传记记载六人，《后汉书》后汉传记记载十一人，他们的著名功绩可以分别列举吗？《循吏传》没有记载而治理政绩在两汉显著卓著的，有多少人？魏晋直到唐代，考察古道、爱护百姓，接续两汉而有成就的有多少人？宋代名贤所到之处大多有声誉和政绩，诸生心中仰慕的是谁？程朱的著作，是诸生诵读学习并奉为准则的；他们任官时施政措施的大概，可以让我听闻吗？庸俗的官吏谨慎趋奉、专务粉饰以取悦上官，却使百姓实际受到困苦，应当怎样约束惩治他们？拘泥迂腐、曲意谨慎的人，只熟悉文书簿册，苟且求得没有过错，不能为百姓兴办一项利益、除去一项祸害。罢免他们吧，又找不到可以指责的罪过；容忍他们吧，百姓又无所依赖，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古代刺史、郡守、县令能够自行施展才干，如今却有总督、巡抚、监司临其上，又受考成期限的约束，法令已经很严密了。但这并不是官员能够随意改变的，而且教化与养民本来就是同一个道理。依据今天的法律，又有什么难处不能实行古代的道理，却动不动就说受时势拘束呢？为什么？圣明的天子勤于体恤百姓的隐忧，慎重选任守令，告诫大臣，以敦促崇尚实际政务，把留心教化和养民作为要务。诸生学习古道而将要入仕，承担有司牧民的责任，请各自陈述见解来回答。问：自从太公创立九府圜法，周官设置外府、泉府，使百姓富裕、国家充足，它的利益广泛深远。只是六官的职掌都已完备，却没有说到铸造钱币的官，这是为什么？子母钱轻重的说法、禁止私铸的法令起源，可以完整论述吗？如今物价日益上涨，钱价也日益上涨；从前曾重申禁止铜材的命令，钱价却依然如故。如今放宽禁令而钱价反而更加昂贵，又该怎样解释呢？宝源、宝泉两局都铸钱，用来供应军饷并作搭放之用。以前专门依靠洋铜，所以铜价高涨，而小民得不到铜，于是有了私自销毁铜器的说法。然而制造器物以供使用以及开设店铺居住的人，并没有看出果真比过去增加；况且近年本来已经专门办理滇铜了。洋铜没有可以借此囤积居奇的条件，而价格也不降低，这又该怎样解释呢？二十年前，两局所铸的钱在南方不过长江、淮河一带，称为黄钱；长江以南使用的是青钱。江西、福建、广东之间，则有时使用古钱。即使西北的乡村城镇，分、厘、铢、两也都通用白银，其中不称一钱的情况很多。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钱，只是京城附近使用两局的钱比较方便罢了。如今连穷乡僻壤都通行制钱。以前商人携带资本都使用白银，如今西北各镇集，几十两、上百两以上的交易没有不用钱的，只要百姓觉得便利，禁令又从哪里施行呢？然而，以两局铸造的钱供应天下需要，流通的地域越远，就越显得少，价格日益上涨本来是合理的。这个说法可信吗？各省请求开炉铸钱，相继上报。沿海地区便收买洋铜，而内地无不依靠滇南供应，甚至截留运往京城的铜。各省铸造了多少，足以供应全省使用吗？铜矿的兴衰没有定时，古代六诏尚未与中原交通、防段尚未归属时，铜钱贯朽而无法核计，应当到哪里去取得铜材？内外臣工议论钱法各不相同，得失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诸生根据所知，彻底地说明。问：士人是四民之首，是礼义产生的地方，是众望归属的对象，也是国家等待任用的人才。唐虞时代，工官负责进言，时常宣扬人才；合格的便承用，才庸的便任用，否则就加以威惩。成周选拔士人，有选士、俊士、造士、上贤，尊崇德行的用意多么盛大；对于不遵从教化的人，则迁到郊外，迁到遂地，屏斥到远方，又为什么如此严厉呢？科举之学，前人说不怕它妨碍功业，只怕它夺去志向。然而上面真诚求取人才，下面以实际学问回应，研习经书、考察古道、守持礼义、看重廉耻，而没有苟且求取侥幸的心，可以由此取得科第，也可以由此成为圣贤，哪里会说它夺去志向呢？司马温公提出十科取士的条目，程明道加以订正；《风俗得贤才之奏》，伊川的《看详学制》，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都鉴于科举的弊陋，想用来补偏救弊，让人仿照实行，果真有助于实际任用吗？其中的条目可以完整叙述吗？圣明的天子特别用心于造就人才，训诫勉励众多士人，事事切合实际用途，而不能偏废任何一项。想要得到真正有才、早有学问的人，以备任用，心意实在深厚。诸生难道不应当争相洗濯砥砺自己，审慎弄清所求的正道并努力吗？经义、论、表、判，虽然文体不同，但作文的道理是相同的。经过三年的揣摩，即使鲁钝的人也可以努力赶上。父亲和老师所进行的教导，弟子所从事的学习，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译古书说：“士人首先要立定志向。” 诸生肩负着名教的重任，像席上陈列珍宝一样等待聘用；平日所遵循的治学方法究竟怎样，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让我看看你们的志向。问：上天生成五种材质，水是其中之一；但善于利用它，利益就很广大，放置不用，就得不到它的利益。有人说田间阡陌开通以后，水利的学说才兴起；然而考察《周官》，有蓄水以储水、有筑堤以防水、有沟渠以导水、有遂道以均水、有列田以分水、有浍道以泄水，为什么记载得这样详尽呢？后世开渠疏浚河流以兴修灌溉水利的，无法逐一列举。其中著名的如史起、郑国、李冰、白公、郭昌、召信臣、王景、马臻、杜预、韦丹等人所兴建的水利工程，所在地区都是安定之地，遗迹是否都还有可以考察的呢？国家惠养百姓，兴废举弊，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使大量耗费国库钱财也不吝惜。近来台臣请求修治河间、天津二府的水利，准备依次推广到各郡。皇上深切忧念百姓的疾苦。特意派遣大臣考察衡量时机和办法，为长久之计。诸生应当以古鉴今，详细考察过去的记载，以帮助国家确定正确方针。京畿以内各郡，流经的河流共有多少？支流共有多少？过去水流深通而如今淤塞废弃的有多少？前代经营水利，如斐延儁、何承矩、虞集、徐有贞、汪应蛟等人留下的意旨，还可以仿照实行吗？六种谷物的性质各有所宜。水田秔稻或许不能强行推广到西北，但可以修筑渠堰，使夏秋暴雨时有容纳积水的地方，使行旅不必担心泥泞；雨水稍有不足，田地也有水可资，农夫没有停止耕作的叹息，这难道不是应当赶快研究的事情吗？成周时代竭力修治沟洫，西汉时代用力兴修河渠，都宁愿舍弃空地而不争尺寸之利。后世湖泊、池塘、淀泊，大多被占作肥沃田地而扩大耕种开垦；这与修沟加宽一倍、沟渠曲折交错的道理相比，怎么样呢？胡瑗讲授学业时，谈到治理事务，屡次说到水利。诸生应当把早先研究所得的内容逐条分析陈述出来，不要隐瞒。庚午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问：道源于天，赋予人，便称为性命。性就是道，合起来说是一回事。不过各自有所主宰：以理为主，浑然至善而已；《易》却说“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性与善难道竟有这样的区分吗？既然性就是理，为什么不称为理而称为性？又有所谓气质之性，这种说法从何时开始？五常是人性所秉受的。《易》在《乾卦》中说四德，而孟子向人说明四端，其中的意义在哪里？心只有一个，有时从体来说，有时从用来说，有时从动静来说；而张载直截了当地说：“心统摄性与情。”先儒各家的说法，哪一种正确？诸生对于 御纂《性理精义》一书，已经熟读反复、深入研究很久了。为什么不逐条列举并加以明白辨析呢？问：道学这个名称创始于宋代。史书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看作上承洙泗的源流，传承此道的正统，并作为学术的标准。诸位大儒的著作都在，其中阐明精微奥妙、得到圣道宗传的地方在哪里？他们用来启发后学的内容，哪一项最为切要？能够举出原文而采录其根本旨意吗？从孔子、孟子以来，遥遥千年，五子以前的人并不少；那些立言明道的儒者，谁醇正、谁有瑕疵，可以全部列举吗？五子之中，谁首先开创？谁扩大了事业？谁集大成？他们又怎样使圣道在后世昌明？其学派所繁衍、流风所浸润，以及听闻此道并切实实行于自身的人，有多少呢？诸生诵习效法圣贤，离开这些便无从探究。请把所听闻的内容详尽陈述来回答。问：学习古道，今后将要入仕，治理官府的实际事务平日不可不讲究。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治理之道没有比教化和养民更切要的，其中农桑、学校最为重要。做守令的人，果真能够留心这些吗？还是不能呢？勤于农政而鼓励开垦，督课养蚕织布而广泛种植树木作物，兴办学校而督促士子，考校文章技艺，这似乎已经不错了。然而如果不充实储蓄、充实仓廪、修治水利，使旱灾水灾时有所凭借，只是增加田亩登记、上报种植数目，怎么能算养民呢？如果不端正伦理、激励廉耻、敦厚风俗、树立教化的大本，只是计较词章文艺的长短，怎么能算教化呢？此外，催征赋税的法令、审理诉讼的期限、差役奔走等事务，能够应付自如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方法。这是要观察你们坐而言、起而行的实际成效。问：学术分歧很多，但进学应当有次序；有志于道的人，必先辨明为学的方法。五经和四子书，都是为了阐明至道；它们所指出的进入德行的关键，以及最切近日常实用的地方在哪里？答案是：求知、践行、存养、省察。先儒为此剖析精微，而它们与圣门所说的先后次序相互符合之处，又在哪里？孔子向人指示要为自己求学，《大学》说不要自欺，说要慎独；《中庸》说戒慎恐惧；孟子说人不能没有羞耻心。这些关于防止邪念、保存诚心的防范，难道不能说本末一贯吗？谈论道必须以心得为依据，谈论学习则没有比亲身实践更重要的。凡所谓由下学而上达的道理，要深入体会，才能知道它们旨归相合为一；只从事耳听口说的人做不到。诸生应当把自己的心得写在文章中。问：平息盗贼的方法，没有比实行保甲更好的了。这大概本于周代制度中大司徒五家为比，使他们互相保任；五比为闾，使他们互相收容的遗意。只要切实实行，那么从外面来的奸邪之徒就没有人替他们包藏、接纳，也就无处容身，确实是除掉恶人、安定良民的好办法。但担任保甲长的人，往往是市井中游荡懒惰、强悍出众之流，能保证其中没有放纵奸邪、伤害良民的人吗？谁来督促统率并纠察他们呢？百户之乡，十家之聚，比邻相连、宗族相属，人口容易稽查，出入容易核验。至于混迹在运输车辆、经商、方术、游艺行业中的人，又由谁追溯他们的来历？交通四通的大都市，舟车汇聚，人口繁多而杂乱，忽然离去、忽然到来，又由谁来追问盘查？保甲之法能够一概实行吗？然而悬而未决的缉盗案件日积年增，以捕获盗贼上报的，百件中不过一两件。这样又把政体置于何地呢？应当仔细筹划怎样才能善于运用它。《松泉集》卷六。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七。吏部尚书汪由敦撰。书。

译给徐大司空的信。启禀：沧溪张先生过去起草的书院三篇记文，去年冬天已经准备寄往浙江，因想找书法家书写后按碑文格式寄去，所以拖延到现在。私下看到部务繁忙，不敢贸然请求。想到书院奉有 御书，后来不必担心湮没；但听说世人只知道这是大中丞所建的书院。赐额。赐书是中丞自己请求的。如果始终没有一句话推明它的由来，就与前任中丞修建书院没有区别了。反而像是专门把美名和善举归于自己，那就违背称颂君上的道理了。我住在行在的寓所，想来您那里相当清闲，谨将原稿誊写呈上，或许还可以再加斟酌。请寻找世交中善于书法的人来书写，寄交藩司刻上碑石，或许后来的人能够有所考察，也共同明白这个意思。还有一件请求：张老师对于老夫子，虽然是在晚年才相识，实际上却是道义上的第一知己。山斋主持一事，有始有终；生前防止荐达，死后防止遗孤失所，朋友之道，在守丧期限内已经做到极致。他一生的著述，如《春秋辨义》一书，实在可以不朽。老夫子也一向十分赞许他；其他古文、诗稿和杂著，也都是他一生精力的凝聚。可怜他的遗孤尚在腹中，托付无人；如今若不替他收集记录，恐怕就会像虫蛀壁鱼一样，全部零落殆尽，使《太元五千文》不能等到后世的扬雄了。去年四月间，他的家人来到京城，得知张老师北上时曾嘱咐他的外甥刘生管理家事，如今刘生还在家中。请您同灵皋商量，托人到他家抄录副本。江苏杨藩司与张老师有旧交，大概也是关心此道的人，或许可以嘱咐他供给纸笔，让刘生请人抄写，再转寄到京城。只要得到一份副本，便可以不至于最终散失。至于评定后刊刻，姑且等待日后再说。又听他家人说，灵柩还停放在殡所，大概是师母的意思，想等遗腹子出生后，才选择日期下葬；她内心苦楚而意志坚定，想到这些便哽咽难言。想到张老师一生的品行和义行，我汪由敦这一辈晚入门的弟子，不能全部了解。方、刘两位先生在弱冠之年结交，到老年关系仍无间，我私下认为古塘应当替他写行状，灵皋应当为他撰写墓志并刻石表彰墓门；一定要得到老夫子的一篇文字作为重镇，这就是郭有道的碑文，中郎蔡邕也不会感到惭愧的那种文章。这两件事都是沧溪先生托付于后世的千秋大事，等待后人去完成。我汪由敦承受过门墙教诲，痛恨不能亲自带着炙鸡和絮酒前去祭奠；并不是敢说这些小事足以报答九泉之下的知己，只因义理列在三件大事之中，本来就不敢不尽心罢了。伏望您怜悯察看。答明史馆某人论史事书。两次承蒙您寄来亲笔信，仿佛当面交谈。寄到的书信我都已经了解，应当转送两位相国重新审阅。王本汇集了各家列传数十人的精华，耗费数十年的心力，后人怎么能赶上其万分之一？如果存有轻率诋毁的看法，不是愚蠢就是妄妄。但就其中而言，例如把韩林儿四人合为一传，把张士诚四人合为一传，似乎专门按照卷帙多少来分列，并没有另外的义例。去年冬天高安老师当面告诉我，也说韩林儿、郭子兴不应当同传。退下后思考，太祖确实曾使用龙凤年号，似乎不必为此避讳；而且使用龙凤年号称为宋后，又哪里会损害太祖得天下的正当性？如今议论说不应使用它可以，但如果认为不值得保存而删去，那么事情中凡是不合义理的都应当一概删掉吗？似乎不是传信于后世的办法。昨天因为反复费心商量，错误地拟定了群雄混合的说法，也是因为王本把韩、郭与徐、陈合传，所以认为把他们与张、方等人合传也未尝不可。虽然说是调停，实际仍然沿用旧例。如今如果把韩林儿与群雄列在一起，而让郭子兴独立为一传，或许与高安的意见相合；大概滁阳封王、建立庙宇本来就与韩林儿不同，这也有它的义例，并非我故意含糊其辞。总请年伯裁定。当初开馆时，侄子不自量愚陋，私下有关于此事的浅见数条，其中说到明代文苑人物杂乱而不合体例，濂溪是一个时代的宗师，应当居于首位；遵岩、震川几位先生附列其后，这样才足以增加文苑的分量。后来知道自己的见解狭隘，便放弃了，不敢拿去请教宗师。到了昨天修撰列传时，错误地议论文臣辅佐天命之事，把李、刘并列，于是又把四位先生析为一传，重新采用旧说；这实在是我自己愚见所造成的，不敢把过错推给别人。但我的本意是借此推崇文学，同事却因此轻视濂溪，这样形式相同而用意反而相悖了。杨宪是奸险小人，王本按照官爵把他列在李善长传之后；但两人实际并不相类，是否应当另行附传，都等待裁定。刘宋传当即拟写赞稿呈请删削，或许等看过章、叶两传以后再斟酌。把众人的偏见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是仰赖鸿钧陶铸的力量。王稿比前人所撰各种《明史》底本远远胜过；如今如果没有根据，任意增删，那么它在行文上的瑕疵很少，读到全篇结尾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如果只稍微改动文法，反而更加显出改者的浅陋。只有考证事实，或其中有脱漏、彼此不同以及前后体例混乱的地方，加以补正，才算弥补它的不足，成为王氏的功臣；不能只是照样画葫芦，那样不足以仰承并完成此事。这不是奉诏而故意苟且求异；只是稗官野史、琐碎传说和杂谈丛说，没有足以取信的凭据；而实录按编年系日记载，事迹清楚，即使其中的是非褒贬不足以作为凭证，但一个人的出仕、退处、所提出的言论以及所承担的事情，首尾俱全，明白无疑。因此查考实录来改订原文，比凭空臆断更有把握。也不是不知道实录原本有曲笔，却对它逐字墨守、盲目趋从。外间过分推崇王本，竟说不可增删。如今只从行文来说，《江陵传》本来就是神宗朝第一篇大传，而王稿竟然根据史料中关于首辅的传记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的地方，都是弇州的笔法。弇州恃才任气，在褒贬高下之间，往往超过事实；平心观察自然能够看出。况且私人书信不妨有装饰夸张，却把它作为信史的依据，即使弇州知道了，恐怕也不免失笑。神光以后，这类情况很多，并不是我敢于攻击前辈，只因群起推崇王本而相信传闻的人太多，希望老年伯主持公道罢了。承蒙手谕殷切，我仓促写下这些繁杂的话，总请明察。

译给刘古塘的信。违离您的教诲，忽忽之间已经过了四个年头，私下仰慕思念之情实在无法言说；但不敢用一封书信轻易打扰您，想来长者不会把我的疏略当作罪过吧。会见孔起翁，敬闻您的起居康泰，足以慰藉我的仰望驰念。回忆在钱塘官署，曾有几次接受您的教诲，虽然受教的日子很短，却因沧溪老师而了解到先生的人品和学问，私下深深向往。先生凭借宏富的文学才华，与同乡四五位君子特立于江左；即使困顿屈抑、遭遇患难、颠沛失意，文章的声名却更加显著而不可遮掩，海内知名人士都不能不把您推为第一流。朋友之间声气相通的盛况，数十年来没有能够继承其后的；如今诸位君子相继凋零，有的困厄而失去志向，而先生却像鲁灵光殿一样巍然独存。我只恨自己出生太晚，四五位君子大多来不及见到。我侍奉沧溪老师两年，老师去世已经两周年了。像先生这样负有众望、作为后进表率的人，却又被馆务牵累，不能相从来完全了解您议论的大旨、学问的源流，我引颈向南遥望，实在深感歉然。先师的安葬还没有日期，但我私下想到人事不可预知，若要等待遗孤长大成人，哪里是几年之间的事情？这并不是安妥先师魂灵的办法。近来我写信给同学，嘱咐他们相约到沧溪去，筹集先师母亲安葬的费用；估计遗田的收入，应该还容易筹办。办理丧事、出力服劳，是弟子的职责，只是大家都贫寒，又被授徒的事务牵制，不知能否完成这件事。想到先师一生的学问和品行，有许多值得称述的地方，我汪由敦等晚年列于门下的弟子知道这些；至于先生与先师成为性命相交、交谊深厚的朋友，时间又最久，我不顾冒昧，希望先生编排先师的遗言遗事，撰写一篇行状，再作铭文记录于墓中，请托灵皋先生撰文并刻石表彰墓门；这样司空公知己之言才足以信实，流传后世，先师能够不亡，全仗三位先生始终相助，这些事我们都不会推辞。《春秋辨义》已经从其他门生处抄录完毕；至于遗留下来的诗歌、古文，听说前年丧事经过金陵时，先生检阅并收藏了，敢请抄一份寄给我。编辑刊刻固然不敢轻易议定，但我们同道三五人自然应各自保存一份手稿，以防意外，只希望它能不朽于后世。时文刻板存放在光裕堂书坊；昨天看见师侄九成给司空公的信，想取来收藏在家庙。司空公地位太高而尊贵，若直接给书商写信，有失体统；转托主管此事的人又显得张扬。我的意思是，只要得到先生几句话，书坊主人没有不奉命的。我汪由敦蒙受先师的知遇最为深厚，而且按亲亲和朋友之义，在三件大事中都关系最切，却百事中没有做到一件。接到灵柩归葬南方的消息时，没能亲临丧所。去年遭逢先母去世，我匍匐奔走星夜赶路，经过淳湖，却没能绕道到殡所哭吊。如今进京，取道浙江，想在白门拜访先生，亲手接受遗书带回去；迫于时日，又一次没有成功。每当读史传，看见古人笃实行义，有辞官服丧、亲自背土、结庐墓旁直到丧期终了的，我惭愧警惕而又痛切逼迫自己，不敢把自己同他们相比。何况我正处于衰老服丧之中，悲哀的思绪千头万绪，内心这份耿耿之情，又哪里说得尽呢？遇到方便的人便附带问候，不知不觉写得过于琐细。伏望明察并宽宥。不再详述。

译给族父老的信。我汪由敦依赖祖先的福荫而得以遭逢 圣明，私下有了俸禄官秩，近来又蒙受 皇恩体恤，准许休假回乡，瞻仰扫除祖坟，因此得以同各位尊长、伯叔兄弟握手叙旧。迫于行程期限，匆忙踏上归途。环顾少年时游玩居住的地方，年龄相仿的人、曾经并肩同行的人，全都成了老翁，而且像晨星一样稀少了。想到自己年近暮年，今后还能不能扶杖再次走进乡里的门，实在不敢自信。回忆年幼求学时，读宋代钱君倚的《义田记》，慨然生出仰慕之情，认为士大夫身处那种境地，必定应当以祖宗的心为自己的心，存恤族众。然而自从取得仕籍以来，转眼三十多年，过去的志愿没有实现，并不是敢于忘记，也不是敢于吝惜。感慨自先太仆公以下，枝叶逐渐凋零。先府君幼年丧父，凭借辛苦奔波之余，督促教导不肖的我。我十岁背着书箱，寄身在外祖父一族的家塾中。十三岁，粗略知道握笔作文，穿布衣、吃粗粮，仅仅免于受冻挨饿。十九岁入县学，靠砚田自行谋生。二十六岁来到京师，束脩收入还不够供养父母。过了壮年，幸而忝列科第，在翰林院供职，也只有史馆的餐钱，供给早晚生活。此后接连得到 知遇，被提拔安置为卿贰，俸禄收入才丰厚起来；但在内廷值班，出入随从扈驾，车舆马匹、仆役、行装帐幕、柴薪草料以及公私应酬，每年花费不可计算。每当家乡人来京，谈到乡里的近况，日益困窘，我没有一次不忧伤惭愧，想着要尽绵薄之力相助，却受限于力量不足。这是此次来到京城的人共同知道的。近年来承受的恩遇更加深厚。皇上赏赐优厚，儿子也承恩列为曹郎，享用太仓的粮食。但衣服饮食和日常用度，我为自己打算，从不求精美。家中料理米盐、腌菜肉酱等细务，内子还亲自操持；从未置田买房，希望自行积聚产业为后人留下根基。对子弟尤其以穿华服骑骏马、饮酒赌博、声伎歌舞为戒，这也是京城相聚的人共同看见的。如今承蒙宠命，能够带着诸子携带 诰命文书，捧着御书，穿着章服，到祠堂下祭奠馈献，劳烦各位父老在里巷迎接慰劳，远近亲友纷纷聚集；大家欢庆安慰我所蒙受的荣耀，反而使我更加惶恐警惕。亲戚党族中贫困的人，已经根据贫富程度分别周济；但焦锅中浇入油脂，油很快就会干涸；用水瓮浇灌一次，又怎么能救济长期干旱？想到人生每天所需的百般物品，一样也不能缺少，而丧葬是大事，应当先办理其中重要而急迫的。于是解开行囊中的装物，拿出历年剩余的俸禄。加上皇上赏赐以及亲友赠送的财物，恰好得到千金，我恭敬地把它捐入祠堂基金。嘱咐家中季宇秀经营每年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用来预备丧葬之用。以恩义增加族产，本来是依靠君恩来敦厚族谊，也是分内应当做的事。至于逐年增长、扩大规模，等待将来或许能够扩充增益，养老抚幼，给孤儿寡妇发放粮食，给贫寒士人提供膏火费用；眼下实在还来不及做到，但姑且保存这个意愿，把这当作平地上堆起的一筐土，难道就不可以了吗？冒昧将平素的心愿以及拖延到今天的原因、还有对将来的打算，陈述给各位尊长、伯叔、兄弟、子侄，共同鉴察我的心意。答赵秋谷先生启。恭敬地想着：太老夫子是本朝的彭祖、黄帝时代的老聃史官，历经七十年；您早年便享有盛望，领袖蓬莱、瀛洲的群贤；作有三千首清丽诗篇，像太傅一样裁量风月；在文坛如山岳北斗，声名压倒崔颢、王维；追溯您在河汾讲席上的事业，传承房玄龄、杜如晦的遗风。【我的座师是阳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年在山西选拔的士人。】沧浪如杜甫纵情于名胜之地，安乐如邵雍在平地上作神仙。【某。】我这个山僻之地的末学小生，孤陋如面墙，从童年开始就有仰慕如天人的惊叹；读您的著作，仿佛鼓枻泛舟，不觉心志为之改变；听到几则谈龙的妙论，怎能不眼花心动？哪里料到我所敬奉的一瓣心香，最终归入您陶铸教化的余泽之中，岂敢说衣钵相承而不辱没其渊源？像手持斧头进入邓林，很高兴得到豫章；如冀野群马空尽，回头看骏驹，只是征车催促上路，来不及在广座前执弟子礼。三次投刺【翰林后辈初次拜谒前辈，按例投递三张名刺。】尚未完成，一封短笺也没有呈上，未能考察翰林掌故，内心惶恐更加深重；询问记室典签的事务，仰望依依更加迫切。承蒙您寄下华美书札，使我得到慰藉，弥补多年驰念之情。世叔学问本于家传，才华高于黄绢，三年唱名登第，直取上苑之花；今日归来奉养父母，哪里还羡慕庭阶前的灵药？【丙辰年您主持山东乡试，您的二公子庆登贤书；近来赴京参加内阁中书考试而未被录取，所以这样说。】谨因归乡侍奉父母，附带问候您的起居。云白山青，遥望龙门还很远；松树坚贞、仙鹤强健，何时才能听到鸾鸟的鸣声呢？借纸笔申述心怀，面对池水书写时，仍然仰望而惶恐。《松泉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八。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序一。《大驾卤簿图记》序。从前轩辕氏开始创制车辆和旗帜，后来虞、周两代的典章制度也完备了。卤簿这个名称，沿用西汉所说的千乘万骑、属车九九。那种车辆曲折、旌旗飘扬、仪容盛大的情状，实在可以想见。从此以后，各代都有增减损益。这样做是为了隆重典礼祭祀、重视朝廷仪章、彰明等级威仪、显示器物文采，并不只是为了供人观看的美观而已。我国皇上亲具圣明资质，处在制定礼制的时代，恭敬地 敬天尊祖，谨慎地使祭祀明洁而盛大。使郊祀坛场整饬确定，祭器得到整治，考察古代成法，礼制完备、乐制彰明，更 又想到礼制器物和车驾，我朝参照采用前代旧式，与往昔相比特别简省。于是制诏命令有关官员广泛考察成规，大力彰明盛大典章。每一件器物、每一个名称，必定以经书为依据，以史书参证，以物象验证，以度数考核，综合古代丰盛的仪仪，斟酌取舍而折中于皇朝隆盛的法度。品级、章服、仪仗都具备，文采与质朴适中；重新规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卤簿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将三者合称为大驾卤簿。在南郊使用它，始于乾隆十有三年冬至。大祀南郊乘御伊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命令内苑供奉诸臣绘图、书写并装裱，各自成册，又合在一起绘制。南郊大驾卤簿横卷，其中车舆、銮和、旗帜、戈矛、旌幢、麾盖的设置，羽仪导从，御前环卫人员的章服、车骑的仪容，没有不陈列在绢帛上、施以丹青的。我奉命为它作记。我私下考察，蔚宗范晔最初为江左记载车服，并备录卤簿图。到了宋代，景德、天圣年间屡次绘制仪仗卫队，延祐年间的一图还收藏在秘府。我值班之余，得以蒙受 赐予观看。然而开宝年间的大驾人数多到一万一千余人，后来又增加到二万余人，过于繁缛；于是撰成《大观》来显示尊贵极盛，确实没有比今日更盛大的了。谨在卷首叩首陈言，并把各种名物和人数列附如下。丙辰山东乡试录序。

译国家重重光明、累世和洽，声教广泛传播，德泽深厚涵养，人文灿烂兴盛。我国皇上承乾道而建立极则，协调和睦万邦，日夜勤劳，努力思考继承先世事业。想到治理天下以得到贤才为根本要务，应当 世宗宪皇帝改元之初，特意开设乡试，思考以科举乐育贤才，德意优厚，于是考察旧有成法，广泛颁布。新的恩典于是于乾隆元年秋八月举行直省乡试，礼部大臣依次列名上奏请求。【臣】汪由敦奉 命与中允【臣】彭启丰共同主持山东试事。伏念【臣】资质庸劣，承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八月〕 世宗宪皇帝提拔安置在翰林院，充任讲幄官员，又两次参与分校，都是出于特别恩典；恭逢 皇上登基治理天下，提拔授予京卿之职。今年春天参与礼闱分校，又屡次承受 特殊施恩，微薄的力量无从报答；如今又把选拔人才的重任交给我，拜受 诏命时惶恐、感激、畏惧交集，只有洗涤身心、竭尽精力，仰承皇上求取英才、造就人才的至诚心意，以免辜负任用。既然星夜奔驰抵达考区，关闭加锁棘闱，我汪由敦偕同【臣】彭启丰，率领同考官知县【臣】毛邑等斋戒洁身，向神明发誓，共同表明纯洁无私。将督学【臣】李光墺所录取的士子一万零三百余人，经过三场考试，昼夜搜求采择、商议校定甲乙等次，取中士子九十六人，贡入成均的十七人。谨录文章二十二篇，恭呈 御览。【臣】得以在卷首陈言。【臣】私下认为，教化方法的兴盛，在于把天下英才聚集到学校中；三年一次的大比，甄选其中最优秀奇异的，登上贤书。士人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学问有根基的，可以因此升入朝廷，列入将来储备为公卿大夫的人选；其次也可以分派到各个官署，担任百官事务。国家礼乐、兵刑、田赋、学校等政务，百姓生活的安危，政治的张弛，都将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开始时由师儒督导，以考试期限约束，教育安排得如此详细；乡试取中后，在春官部门临轩策问，选取安排得如此周密；授予他们政务，托付国家和百姓，任用看得如此重大。士人入选，便歌唱《鹿鸣》并以嘉宾礼荐举；没有入选的，便修习学业等待时机以求取功名；最终仍不能入选的，只能枯瘦憔悴，老死在窗下。因此，上面所做的兴贤育才、共同谋求治理，以及下面士人怀抱文章和才质，希望贡献一尺一寸的力量，在当世显露自己，都取决于某一天的机遇；而掌握衡量鉴别之权的人，实际上执掌着这个关键，难道能不说责任重大而困难吗？仰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六人、十七人、二十二篇〕 皇上聪慧明达，天性圣明，学问高深；德泽如银河光辉照耀，恩惠广大深厚。开始举行盛大的辟门求贤之典，扩大旧有名额并加以增益。教育的方法、衡量文章的原则，以及学术所尊崇的内容、文章所取法的标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一日〕 都在其中。训谕反复申说至两次、三次，恳切地想着选拔真正的人才来补益实际政务。大概在汇集进士之初，就以长远而重大的事业期待他们。我恭敬地奉行诏书，反复体会圣上训示，日夜铭记在心，和衷共济、详慎审察，希望得到端正善良、品行纯洁、宏伟博达的人才，以便将来取得实际成效；在取舍之间，始终战战兢兢。山东原是邹鲁之地，先圣先贤的宅第乡里相望，遗留下来的德泽无穷无尽地滋润着这里。泰山高耸，东海辽远，清济河经行其间，黄河环绕其外，山河之气蜿蜒汇聚，灵秀之气集中于此；这里的风俗又处在南北之间。加之近年来屡获丰收，民气和乐，士人能够从容地在诗书研席之间诵读、游息，又恰逢千载难遇的盛会，因此受到鼓舞而奋发振作，争相自我磨炼，以承受《棫朴》《菁莪》所象征的雅正教化。他们的文章大多疏朗通达而安详舒展，文辞之间文质彬彬，吐露出光彩英气；其中那些卓然出众的人，也差不多能够和应雅乐之声，来彰显国家的盛德。我虽然才识有限，面对衡量鉴别人才这一重大而艰难的职责，唯恐失误，恭逢 这一盛典，幸而得以协助办理；在这著名之地看到众多人才奋发向上的情形，希望他们将来或能贡献一己之力来补益政治，以此仰报圣上。圣天子广泛求取人才的真诚心意，也使微臣得以借此机会报答万分之一。在惶恐之中又感到无上荣幸，谨作此序。

译辛酉顺天武乡试录序 伏惟 皇上的文德光明昭著，武威显赫，光辉遍及四方，俊秀之民因此显达。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从学校中选拔士人，振兴其中贤能者，把姓名荐于天府。学习韬略、弓弩和射箭技艺的人，和儒生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凡此都是为了 更加重视造就人才，表明并没有偏重任何一方，这是极为重大而典重的制度。乾隆六年，顺天武乡试到了举行的日期。特命领侍卫内大臣、工部尚书、信勇公哈达哈，协办内阁大学士事务；礼部尚书三泰，都统瑚琳、永兴，分别考察弓马技艺和武勇，选出其中最优秀者，列入优等字号，连同其他合格者，共一千八百余人，进而以论策试问他们。特意命令微臣由敦与编修秦蕙田主管此事。伏念微臣平庸浅陋，承蒙 圣恩选入内廷侍奉，受到教诲和成全，多次得到优厚擢升，得以忝列中枢，仰承圣恩。对于圣恩的高厚，唯恐自己失职，恭敬地接受 恩命，越发惶恐，于是当天便进入考场，谨慎恭敬地办理事务。当时监临官是府尹蒋丙等，各自督理职务；微臣与微臣蕙田以及同考官员外郎邹士随等，发誓秉公而谨慎，尽心甄别评阅。发榜取士，按照名额和惯例录取文章三篇，恭敬呈上。供御览。微臣按职责应当在篇首发表意见，私下认为，广泛招求俊杰的典制，到本朝已经十分完备。即使从武途来说，内有丰沛一带的贵族后裔，入宫充任宿卫，出外统领军队；外有营伍中的校官弁员，平时固守封疆，出征时等待征发，往往在军旅中奋发建功，建立军府、分守藩镇，承担镇守疆域的重任。乃至各郡国的秀异之士，列名学校，又能够享有科举的荣耀，从草野疏贱之地起身，进而参加鹖冠豹尾的行列，成为储备将佐中的上选，可见 圣朝乐于培养人才，培育得深厚无比，扩大罗致人才的范围来招徕俊士。道路这样宽广，待遇这样优厚，正是如此。圣天子神明英武，处在太平盛世、恩泽屡洽的昌运之中，筹划着长远的治国保邦大计。在南苑举行大阅，以演习军队法令。在塞外举行大规模围猎，以检阅军队实力。微臣忝列扈从的末位，伏见我皇上亲自佩带弓箭，和士卒同样劳苦；环卫、御前侍卫、羽林、佽飞等军队，心腹之臣彼此信任，如臂使指。皇上车驾所经过之处，士卒战马精良娴熟，边疆安宁，名藩属部也都输诚戴德，踊跃效命；其声势显赫，超过三代盛王，岐阳之会几乎不足以相比。这正是大力彰明慎重应对战争、军备万全的极好策略。至于枢密政务所掌管的事务，选拔将领武官，自列校以上，全都引领 到殿阶之前。皇上亲自临见，授予他们职任，每天多至数十人；无论盛暑严寒，从未稍有间断，有的人因为劳绩，有的人因为勇武，便立即记下姓名，以表示优异。正当武备修明之时，又从各处招求俊杰，大材小材都不遗漏，难怪众多士人纷纷自我磨炼，以响应广开贤路的盛典。何况京畿三辅靠近 日月的光辉，受到德泽滋润，比各省更早承受恩泽；幽蓟燕赵之地，刚健雄劲本是天性，能够成为国家屏障和心腹的英才，大概就在这里。这次录取的人中，骑射技勇优秀者，大约占十分之九。《礼记》说：“可贵的勇敢强健有力之人，用在战争中就无敌，用在礼义上就能使天下顺治。对外无敌，对内顺治，这就叫盛德。圣王看重勇敢强健有力的人，正是如此。”诸生既然以勇敢强健有力显露自己，又能在文艺上争胜，正逢昌盛时代，将来或能奔走效力、建立功勋，以仰副选拔人才的美意。微臣得以借助鉴别人才的职务，吟咏《兔罝》，歌唱《棫朴》，实在非常幸运。谨作此序。壬戌会试录后序 圣天子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兴起贤才、培养人才，声教遍及四方，招求俊杰、宾兴贤士的典制按时举行。乾隆七年，岁在壬戌，聚集到礼部参加会试的贡士有五千余人。皇上特命大学士伯鄂尔泰、尚书刘吴龙主持考试，命臣由敦与副都御史仲永檀任副考官。事情办完，按钦定名额录取士人，依照惯例录下文章二十二篇，恭敬进呈。供御览。微臣私下认为，国家广泛招求俊杰，安排在各类职位上，进士确实是最优等的选择。因此先在学校中甄选，由乡里贡举，到礼部会试，再用三场考试考核，以糊名制度严格对待。经书、史书中能被选取的人，还要到殿前接受皇上亲自策问，评定甲乙等次后授予官职。凡是这样曲折繁复、严格周密来肃清入仕途径，并不是故意刁难。看重选拔，就不得不严格取士；取士严格，就不得不审慎辨别。将要使草野之士起身而荣获爵禄，把政事寄托给他，把百姓的祸福寄托给他，怎么能不难？怎么能不慎？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对上要想到 圣朝造就人才的德化如此深厚，求取人才如此真诚，将来任用人才又如此优厚；对下要想到众多士人踊跃追求功名，想着拿出自己的才学来效力，又是如此迫切。在取舍之间一丝一毫不能令人满意，就上无以副圣意，下无以面对众多士人。况且我听说，文章关系着时代气运，在盛世保持文风，尤其难于挽救衰败。山河之气完足，人才成批涌现，才智奇异之士层出不穷，各自用心思和才力争取一日之长；有的才气横溢却不合规矩，有的追逐空虚细微之处而不合义理。他们的新奇令人喜爱，怪异令人惊愕，使人被迷惑而不知察觉；仰慕效法的人便把它当成投机取巧的捷径，旁骛不止。虚伪的文体流传，是经术的蛀虫。文风所趋如果归罪于鉴别人才不够审慎，又怎能推辞责任？我 列祖的教化和恩泽长期浸润，太平盛世相继而来，圣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如金声玉振般使之完备；庆云出现于天空，万物呈现五彩，郁郁然是文明全盛的时代。那高远的银河，光明回旋于天际，是周文公所作《棫朴》的歌辞。和乐盛美，王朝有许多吉士，君子使自己美好而归附天子，是召康公所作《卷阿》的颂辞。求取贤才、任用吉士，用来勉励辅佐国家，关键只在于谨慎地持守这些原则罢了。微臣有幸跟随诸位大臣之后，勉力办理所谓最难之事、最慎之事，私下战战兢兢地录成此篇，恭敬地缀在篇末。

译甲子顺天乡试录序 皇上登极第九年的秋季八月，乡试到了举行的日期。特命微臣由敦与祭酒崔纪主持顺天乡试事务。当时提督学政赵大鲸所录取的士人以及太学中等待考试的诸生，共有一万人。圣天子慎重对待科举，务求得到真正的人才，反复谆谆告诫，派遣近侍大臣监视搜检，把外场积存的弊端彻底清除，于是关闭考院而举行三场考试。糊名易书，送入内帘的试卷有七千余卷。微臣等率领同考官观保等十八人，尽心披阅，确定正榜二百四十七人、副榜五十四人。撤去棘闱后，选取文章合乎义理和法度的二十二篇，遵照惯例刊录，恭敬呈上。供御览。微臣按职责应当在篇首发表意见，私下认为，国家广泛求取俊秀之士，以备公卿、各部门官员和百官的选择；取士所凭借的是文章，而实际所取的是人才。宋代苏轼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唐虞时代，通过言论广泛采纳人才；成周选士，使士人掌握四种学术、接受四种教育，宾兴时还兼通六艺。如今科举制度，把范围约束在五经、四子书上，使人探求圣贤的精微；又用制艺约束他们，使他们遵循先儒的规矩准绳；再通过历次考试的论、表、判、策，使他们用心探究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以及文章体制的不同。它的立法详细而严密，对待士人又尊重而周全。如果真能沉潜于五经、四子书的微言奥义，义理就没有不明白的；如果能通晓先儒大家立言的法则，文章就没有不端正的。考察古代，验证当今，凡是礼乐、兵农以及制度沿革、增损的适宜与否，都逐一探求其中得失的关键，那么见识就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研习声律，涵泳精华，以储备治理国家、修饰典章的才具，岂不是所谓探究根本、博雅通达的人才，可以响应广泛求才的典制而无所惭愧吗？这就是科举制度最初的用意，由此人才成批出现，文风也蒸蒸日上，与唐虞、成周培养贤才、造就士人的方法，古今是一致的。然而像这样的成就，并不是靠浅陋的见闻和剽窃的说法便能侥幸取得的，必须以实心体察，以实学充实，并把所得的真实义理发为明白正大的文章，将来列于各类职位，才能有实际政绩，使国家收到得到人才的实际效果。欧阳修说：“古代取士，上下相互期待，共同成就其美。”立法详细而严密，本来就是为了深切惩戒浮泛无根、靠抄袭猎取功名的人，防止他们妨碍正士进身，而士人的风气也因此日渐败坏。抄袭投机的道路被堵塞，宏伟宽通之士才能卓然显露自己平日修身立业的功夫和经世之学，到这时才得以抒发胸中的积蓄，等待有关官员衡量。否则，想求嘉谷却割取稊稗，想得璠璵珍宝却收取燕石；国家待遇越厚，士人自待反而越轻，怎么能不成为科举制度的累赘呢？惩戒并革新，正是为了重视这项劳作。奉命主持考试。微臣身逢盛世，多次主持文衡，日夜战战兢兢，思考如何仰承圣意。圣主乐于培养、甄别和陶铸人才的深厚心意，也只是要实行考察实际的原则，通过文章窥察其为人，希望能够十人中选得五人，选出真正的人才来胜任将来的任用。只是微臣学问浅薄、见识鄙陋，虽然恭敬谨慎地搜求选择，所录取的人或许未必全都恰当，所黜落的人也未必全无遗漏；这正是微臣深感惭愧之处，也正是微臣深深恐惧之处。谨作此序。庚午顺天乡试录序 皇上登极第十五年的秋季，京畿举行宾兴。特命微臣由敦与臣嵩寿主持此事，参加考试的有提督学政吕炽所录取的士人以及太学诸生，共八千余人。微臣等率领同考官侍讲学士蔡扬宗等十七人，专心审阅。事情办完，按名额录取士人，选择文章合乎义理和法度的二十篇，刊刻录入，恭敬呈上。供御览。微臣按职责应当在篇首发表意见，私下认为，文章的道理，是用来阐发六经的义理，继承圣贤过去的传统，开启天地日新之运的。文章从内心获得、由手写出，其中人品的邪正、操行的高下，就像从镜子中显现形体一样，无不暴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内心的端正或邪曲，会流露在纸墨之间，无法掩盖。自唐、宋、元、明以来，最重视制举。本朝沿袭这一制度，而防范尤其周密谨慎。我 皇上具备至高圣明的资质，陶铸并规范天下如唐虞，文思光辉遍及四方。下诏举荐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人，以备 顾问之用。乡试到了举行的日期，特意颁布谕令，防止奔走竞争，告诫不得借助夤缘关系混入考场。专门命近臣严格谨慎地搜检。凡是立法详细，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起初入仕的人端正，科举功名才值得看重。至于文章和心术的源流，去除浮华而保存实际，革除浅薄而归于忠厚，最终都归结于清正真实、典雅端正。微臣出入 禁宫，恭敬地接受 圣明训示，至两次、三次，错误地蒙受 恩荣，多次主持文柄，哪里敢不虚心甄别，以仰报 圣心于万一？在糊名易书的试卷中求取真正的人才，如果不是平心静气，严格依照准绳取舍，那么浮华诡异、偏激的文章都会混入，侥幸获得一时功名；燕石与楮叶的辨别，关系极为重大。肥厚污浊的文章不是清正，浅薄的文章也不是清正；浮艳的文章会扰乱真实，但枯槁寂寞、庸碌迟钝的文章也不是真实。山泉刚刚流出，虽然只是涓涓细流，却清澈得可以照见，没有一丝尘埃遮蔽，因为它的源头清洁。阳和之气蒸腾，百花竞相开放，林木药草散发真香、呈现鲜明色彩，自然可爱，因为它的气韵真实。人的精神清明，就能穷究义理而不被物欲遮蔽；气质真实，就能通达事变而不被私意扰乱。追究根本，清明是治心的功夫，真实是立诚的效果。文章体现本心而形成声辞，考察人的人因此可以从文章辨别他的志向。取舍的准绳始终必须极其谨慎；舍弃这一点，就会无法辨别虚伪文体，也无法阻止矜夸喧嚣、驽钝衰弱之作混杂进来。这次所录的文章，虽不敢说全都符合雅正的标准，但一定要光明通达、文辞简约而义理完备，希望能够得到清明笃实、纯粹的人才，来响应广泛求才的大典，准备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风声教化传播出去，海内都会随之响应。众多士人怀抱文章、保持质朴，各自端正心术，等待圣天子特别知遇；受到知遇的人便会像车轮辐条聚拢一样一同进用，人才多得不可胜数。以微臣的愚见，能够借此机会报答圣朝造就人才的盛德，只有铭记并恪守 圣训作为准则。只是微臣学识浅陋，心有余而力不足，恐怕所录取的人未必全都优秀，所遗漏的人也未必全都不合格；这正是微臣日夜不得安宁的原因。谨作此序。《松泉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九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写。序二

译《榕村文粹序》我在丁酉年春天跟随蝶园徐公来到京师，奉行徐公的教诲，闭门不出，只结交了一人，就是安溪李文贞公。当时他用文章和经学倡导后进，登门求教的人即使是贫寒不得志者也不拒绝。他又与蝶园公是旧交，但我也没有前去拜见。庚子年夏天，文贞公去世，我才逐渐从朋友那里得到他的古文杂著若干篇，亲手抄录成三册。曾经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全集而引以为憾。四年以后，甲辰年，我与文贞公的孙子立侯一同考中进士。又过了四年，文贞公全集刻成，立侯把它送给我。原来全集中有许多文章是我所抄录的，数量几乎是原来的两倍。我接受后读它，又查检自己抄录的文章，发现其中端正宏大、典雅纯正、对经学有贡献的文章全都在内，这才知道我所抄录的本来并不少。文章流传不在于多，本来就有流传较多反而不如流传较少的。爱惜文章而抄录它的人，往往只抄取少数；而孝子慈孙汇集先人的文章，只担心不够多。孝子慈孙爱自己的亲人，难道会比爱文章的人爱得不深吗？然而孝子慈孙广泛汇集，与爱文章者只选少数，究竟谁得谁失？一定有人能够辨明。我虽然不足以评定文贞公的文章，但既得到他的全集，消除了从前的遗憾，又高兴自己所抄录的虽不多，而文贞公文章中的精粹本来没有遗漏。我给它题名为《榕村文粹》，收藏在家中。《香树轩诗集序》少司寇柘南钱先生把自己所著的《香树轩诗初集》若干卷交给刻工刊刻。由敦接受教诲已有很久，他曾嘱托我为诗集作序。刻印将要完成时，催促作序更加急切。我于是历数先世遗集的序文，那些作者都是当代名人。由敦更加惶恐推辞，但先生敦促索要不止。康熙丁酉年，由敦初到京师时，先生以五经闻名而中孝廉，在京城名声很盛，议论如疾风骤起，神采奕奕像神仙中人。雍正甲辰年，由敦选为庶吉士，先生在此前三年已经入馆，参与修纂《后进礼》。等到租住相邻房舍，往来更加密切，后来一同在春坊任官，一同侍奉。起居注，微臣由敦承蒙 今皇帝选拔入直 内廷。先生也早已先入内廷当值，至今十余年，早晚一同出入；又一同在秋官任职六年，得以叩问并了解先生创作的端绪。先生年轻时以诗著称，海内几位大名家以唐音宋调建立诗坛、树立旗帜。先生天才卓绝，诗歌构思不拘于一家；但选词造句，往往凌驾于三谢、江鲍之上，吐辞俊美，气势劲健，没有一句沿袭当时的旧路。中年遭遇盛大的机遇，历任内外官职，持节所到之处，如宣谕陕右，越过关陇，直至荒远边塞；又巡视湖沅，视察畿辅学政，两次主持江右乡试。公务之余游览山川，记叙行踪、抒发情怀，赠答诗篇更加丰富，浩荡浑厚，难以测度。好像久经战阵的将军统率百万军队，阵势纵横变化，奇正莫测，不拘泥于古代兵法而自然暗合其精髓；又像长江的波涛、乔岳的云雨，起伏变幻，观看的人眼花心惊。每当在直庐聚集，公事私事的题咏多在谈笑之间写成，草稿尚未完成，便有人争相拿去观看；造语必有创新，常常出人意料。宫禁中的曲水宴会，分发纸笔联句，每人所占不过二三韵；由敦曾与先生同案，见先生铺纸后预先拈取险韵，安排警策句，比别人写完时，未写出的篇幅往往已经是数倍。今年春天随从皇帝出行。南巡回銮，登上金山，恭敬奉 命与节相高公详细评定试卷，直到半夜才办完。由敦急忙找船渡江，而先生赴高公之约，当即用苏东坡《潭》字韵写成一首长诗。第二天早晨写在白绢上给我看。平日酬答之作纷纷而来，绢帛纸张堆满几案床榻。半夜里冒着灯烛呵气防冻，雨水和汗水不断流下，其他嗜好也不能全部摒弃。先生处置这些事务却从容自如，曾自夸连续几个晚上通宵达旦，也从未有疲倦之意。评论者也因此推许先生的天才，但先生真正异于常人之处，却不在这里。等到编定诗集，门生中有人出于忠诚，作为诤友提出删削意见，删去的篇目甚至达到十分之二三还不止。先生最终割舍爱惜而听从他们，胸怀通达、善于采纳意见，也正是这样。我私下评论先生作诗，兴致和风采都很好，师法古人；仿效他的人即使竭尽全力追赶，也不能得到一二分。我像由敦这样懒惰，每天都把先生当作箴砭自己的对象，到头来仍如劣马追赶天马。谨把一生仰慕而未能达到的情形写在卷首，希望读者由此认识先生的真实面貌。《王绍曾遗诗序》文登县令王君虞音将要刊刻他亡弟王绍曾的诗，张君龙云请方先生作序。灵皋先生推辞不得，便拿着他的诗来告诉我说：“我过去不替人作序，那个人如果一定请求，我就把事情托给我的朋友。比如青浦刘氏大山、上元刘氏月三子的老师高淳张氏彝叹，都曾因我的意思替别人的诗作序，你不要推辞。”我听了说：“序，就是叙述作者作诗的用意。我没有和绍曾交游过，不知道他作诗的用意；就是他的诗，我也没有看到全部。先生顺从龙云的意思把事情托付给我，我又顺从先生的意思作了这篇序，难道不会违背古法吗？虽说如此，兄长不忍让弟弟死后湮没，希望他的诗流传后世；作为朋友的人也不忍让朋友死后湮没，急忙替他请求作序，这种心意在古人那里是相近的。先生最终答应此事，或许是想借此震耀先生的名声，使诗集更加贵重；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和前面几位君子并列作序了，也就作罢吧。”

译《唐衢尊集序》今年春天奉 命分校礼部会试，得到唐衢尊的试卷。他的制义文章老练洁净，不写冗长浮艳的辞藻；表、判、论等文章，合乎声律和格式，音调和谐、节奏协调。我赶紧向总裁推荐说：“这是湖南杰出的才子。”总裁们彼此相顾，认为我的话有道理。等到撤去棘闱后，我才知道他果然是辰州、沅州一带的老儒陈谦季先生在晋江主持考试时录取的士人；他的谢表曾经刊刻进呈。陈谦季先生与我相遇时也屡次称赞他。不久 诏令把进士分别派往邻近各省，担任布政使、按察使的学习政事。衢尊被派到陕西，临行拿出自己所作的诗和古文，都是经晋江先生评定编次的，请我作序。先生赞许他的才气卓越、功力深厚。我从考试制义中知道衢尊一定精于诗文，如今得以看到他的全部作品，更为自己没有误判而高兴，也感叹先生的赞许确实是知人之言。不过衢尊不因学问老成、文章丰富而自满，反而谦逊自处。他认为自己生长在偏远之地，不能早早跟随先生和长者交游，扩大见闻、发挥才力，深以为不满足。凭衢尊的才华，如果能得到燕、函、粤、镈等地文化和风物的助益，枕藉风骚，驰骋于大雅之域，或者进入承明著作之廷，充分发挥文采辞藻，所成就的应当不止于此。然而身处黔地、卢左这样的偏僻地方，和猺黎杂处，却奋发地想向古人求道，这样的才华本来就很奇异了。年老才中一次进士，已经足以自慰，而请求教益的心意仍然殷切不止，这正是他成为杰出才子的地方。关中是名胜众多之地，汉唐古迹和名人学士的题咏都在这里。衢尊因此能够开拓见闻、发挥才力，我无法估量他将达到什么程度。即使把他殷切求教的心意施用于文书政务之间，也一定能够证明，授予他政务职位，他仍有广阔而充裕的发挥余地。各位大吏都称许衢尊为杰出才子，不仅是我和晋江先生这样认为。《姚侍御新体诗序》姚侍御先生的乐府诗和古今体诗有若干卷，所征引使用的都是元明以来的事实，因此自己题名为《新体诗》。先生曾经编纂元明事类的一部书，从纪传志集、野史杂录到诗文小说，无不搜罗汇集。后来被推荐参与纂修《明史》，更加能够纵览明代十四朝实录。对于有明一代的朝章国故，他精熟贯通，源流清楚；旁及各家志乘以及名贤奇士的往事、丛编杂录，全都见闻广博。于是把所得发抒在诗中，每篇写成，援引依据有时达数十条，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即使是前代旧事，也一定采用元明人的用例，不愿用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欺骗别人，稍有假借也仅止于此。我接受诗稿读它，私下感叹：学问因旧事而获得新意，时代经历新事又使新事成为旧事。今天所见为旧的，本来就是从前曾被视为新的；再经过数千百年，今天的新事又会成为旧事。我由从前所谓的旧事知道，旧事必定产生于新事，那么还有什么新事不能成为旧事呢？可是有人偏偏执着于从前所谓的旧事，说“这是秦代的，那是汉代的”，不是秦汉之事就不肯谈。这哪里知道秦汉人在今天看来，元明不也如同周秦一样遥远吗？而且先生不自己创造所谓新事，偏偏一定要采用元明旧事，这和秦汉人一定要凭借周秦旧事一样。所谓因旧得新，而新事终将成为旧事罢了。由此经过千百年，旧与新日益无穷地繁衍，诗也随之无穷。这就是先生取“新”字的意义，形成自己的一种诗体。先生作诗本来长于叙述史事，从前所作《类林新咏》一百多篇，在 圣祖仁皇帝时期曾经奏进 御览，作为 乙夜的阅读材料。南阳、西河诸位前辈屡次称赞他学识深广，足以鼓吹艺苑，滋润文坛，直到今天仍受其影响。如今自入仕登记以来，编纂著述日益增多，见闻也日益广博。因此所作诗歌写出时仿佛毫不经意，但反复查考旧籍，即使博学极深的人，也不能把它所取材料和事迹的出处全部列举出来。然而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没有长期勤奋地用心用力，自然流露在声韵之间，即使想勉强搜集仿效，也无法做到。由此可见，先生所谓的新，确实是自己有所心得，并不是依靠辞藻和事迹的新奇来充当新。读者不要被诗体迷惑，只在辞事上求新；如此对于学习作诗的道路，自然会悠然有所领会。《李鲁膏补云堂集序》嘉鱼是楚地的名县。长江向东流去，白云高高升起，清明秀美之气所集中之处，世代都产生博学通达的人才。唐宋以来，无法全部列举。明代一朝，如荆湖太清、正希、鱼山诸位先生，节操文章在天下显赫。近来风俗教化逐渐融洽，赴礼部会试的人接踵而来。壬戌年春闱，尹生南峰考中进士，来拜见我，向我说起他的老师李鲁膏先生，说先生博学多才，擅长著述；又拿出先生所著《补云堂集》，请求我为它作序。自从有文字以来直到今天，历代都不乏作者。他们铺纸奋笔，文章洋洋洒洒，意气凌厉，自以为前无古人；但经过淘汰，姓名全都归于泯灭。欧阳公所说的“草木荣华被风吹落，鸟兽美好的声音从耳边经过”，大概不知有多少人如此吧？何况那些竭尽雕琢编织之工、用尽一生才能，只求一日流传却始终不能如愿的人；又怎能与那些抄袭搜剽、把陈旧说法夸为新创，以及偏僻艰涩、纤琐怪诞如牛鬼蛇神之流相比呢？圣天子的文思光辉遍及四方，开设博学鸿词科，海内的雅正才士汇集馆阁，蔚然如麒麟凤凰相聚，文章铿锵如韶濩之乐竞相演奏。凭李君的才华，如果能进入承明著作之廷，铺陈文采、发挥辞藻，成就应当不止如此；然而他却老于孝廉之位，掌管学校教职。由此看来，草野之士有幸生在崇尚文治的极盛时代，却因际遇不佳而没有被网罗选取的人，哪里能够说尽呢？不过有像尹生这样的人，恭敬奉行老师的话，急切地表彰老师，唯恐落后。那么士人有才，忧虑的是不能用学问充实自己；有学问，忧虑的是不能把文章写好；文章又忧虑不足以传世而流传久远。如果确实学问深厚、文章精工，足以自然流传后世，那么即使当世不被知遇，也有不借助名位而显扬的地方；是否遇合，根本不值得计较。我这区区篇首之言，又哪里能够决定作者文章的轻重呢？我看重尹生的心意，所以勉强作序。文章本身的成就，读者自然应当自己体会，本来不必等待我的铺陈。

译《樗亭诗集序》诗歌这门道理，贵在精工，但有时正因为追求精工而失去诗歌本色。古代作者内心具有忠孝的真实情感，又因触及事物而自然抒写缠绵恺恻、不能自已的情怀；他们不写绮丽淫靡，不写险怪偏僻，意味真实，旨趣深远，使读者读来恰好如同作者想表达的那样；即使极力模仿，终究也无法达到他的境界，这才是所谓精工。炫耀才华、夸示博学的人，不知道精工的根由，却过分追求它，于是专意雕琢修饰，费尽心思，仿佛包罗天地、孕育古今，把昆虫草木的细小琐屑，以及道释仙鬼的迂远幻怪，一概装入笔端，写得令人惊骇，以为足以穷尽宇宙的精工；但诗歌的根本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精工只是荒诞、浮薄。叶河萨君鲁望以内府郎官掌管启事，我在禁廷当值，每天早晚都在金门玉阶之间相见，只因职守限制，未能互通深情。今年夏天，在西郊值班时，他拿出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并且请求我作序，多次请求不止。我接受诗稿读它，风神音节宛然是名家，善于步趋唐音的人没有谁超过他。至于感慨遭遇、阅历世故、升沉聚散、悲欢万端，能够使人可歌可泣，句句都从至性中流出；如果不是忠孝积郁于心而又善于写成文章的人，能够这样吗？君在给事职务的空闲时间从事吟咏，一年便积成厚厚一册，渐渐接近古人，前途实在不可估量。现在就拿眼前的作品，和那些炫耀才华、夸示博学、荒诞浮薄的文章相比，究竟谁更精工呢？不在诗歌表面追求精工，正是这位君子所以精工的原因。《陈月溪制义序》人禀受天地的清气而生，又把其中的精华发抒为文章，因此最清纯的品质才最值得珍贵。遨游于诗书的本源，是用来涵养清气的；专心去除陈旧说法，是用来保卫清气的。古人作文的大原则，不过如此。制义只是文章的一种体裁，但那些驰骋言说的人炫耀浮躁繁靡的声调，自夸学问深厚；纠正这种弊病的人又专意写幽深诡奇、艰涩迷离的辞句。它的弊端有时流于俚俗浅薄、低劣，有时成为没有根基的空谈；有的使清气混浊，有的使清气流失，能够完整保持清气的人实在很少。同年陈子所作制义，深思独运而不流于空疏，辞藻丰富而不流于混浊。读来令人洒然，这大概就是所谓能够保持清气。我的看法是：金和玉，是质地最清纯的东西；但金须冶炼才精纯，玉璞须雕琢才晶莹。至于太虚没有尘滓，光色常新；澄澈的溪水如白绢，空明而能见底。这固然是造物所赋予的最清纯之气。但仰望它的人会说它有根本，汲取它的人会说它有源头。因此读陈子的文章，本来就应进一步观察它根本和源头所在，也由此得到熔炼的方法、切磋的作用，那么古人作文的道理，也就差不多可以领会了吧。《徐亭玉制义序》宛平徐生在丙辰年考中京兆乡试，文章声名很大。丁巳年会试，几乎考中却又落第，蒙受 诏令，特别选择文理明通之士，不按年龄资历，一律授予学校官职。徐生的姓名在选中之列，于是得到新城教谕的职位离去。今年春天，徐生汇集自己的文章，准备付梓刊刻。因为我曾参与这次选拔，对徐生特别激赏，他便来请求指教；我于是得以全部看到他平日所作的文章，也知道他的学问日益丰富、文章日益精工，实在可喜。我曾说，文章与时运命运交替决定胜负，却从来各自都能发挥作用。开始时遇合或不遇合，是命数，是命运造成的；但文章的精华终究不能掩盖，即使一时不遇，也自然有可遇之处，时运命运也不能永远困厄它。因此可知，对于义理和命运应当安然接受，而积累学问、精练文章却不能停止。师儒的职责，是每天和学生讲习切磋义理，以文字为职业；自己尚且没有修养好，却想端正别人，是不可能的。徐生年纪刚到壮年，正如新刀出炉，苦心研磨锻炼，在学校讲习，不过是借此作为润泽文思、磨砺笔锋的资助。然而他将自己已经获得的力量，用来给诸生讲授指点，又把自己已经验证过的得失，使诸生更加相信安于命运、等待时机的道理；这样将使后来者奋发兴起，写文章有法度可观，而不被奇邪诡异、投机取巧的文章所动摇。看见他的人都会知道是徐君的弟子；徐生能够如此履行自己的职责，难道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黄涪翁说：“文章如同精金美玉，本来就在人自身。”俗语说：“人心安定就能取胜。”徐生如今参加礼部会试，文章发挥作用而时运恰好相合，成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凭证。

译《宝坻县志序》《宝坻县志》已经七十多年没有修订了。我乡的洪君以名进士身份出任此县县令，访求地方掌故，只担心有所缺失散佚，于是搜集考订、综合核实，依据前志加以删改，参以自己的见解，订正讹误，补充疏漏，义例详细整齐，条理清楚分明。书成之后，派人来请我作序。我认为，郡国都有志书，上呈朝廷，可以供修史时采择；收藏在官府，则可以作为处理政务的借鉴。周官中，小史掌管诸侯国的志书，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郑司农说，诸侯国的志书，就是《春秋传》所说的《郑志》、国语所说的《周书》；郑康成说，四方的志书，就像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大概先王治理天下，考察各地土性，因地制宜施布利益；通达百姓的意愿，使他们的要求相互沟通，所记之事极其细微详尽。土均掌管土地政令，土训掌管引导阅读地图，诵训掌管引导阅读各地志书，保章氏根据星象所属的土地辨别九州的地域和风俗美恶，这些就由大师、大行人记录；户口的增减，由闾师、闾胥记录；百姓中有德行、道艺的人，由族师、党正一类的官员记录。按当时情形推想，大概各自编成一部书，每月汇总、每年考核，由小史、外史统一掌管。把它们收藏在柱下史那里，就称为“宝书”。夏、商、周三代兴盛时，道德统一，风俗教化整齐，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后世疆域辽阔，各地风气和适宜之事不同，尤其急需从书中考察。西汉的计书先上呈太史令，如今则把副本报给丞相；东汉的郡国志上呈兰台。至于学士大夫所编纂的书，如《关中记》《华阳志》《襄阳传》，以及《三辅》《九域》《十道》的地图，和一方一邑的事迹，列在经籍、艺文目录中的，前后相承，体例各不相同，总不是无缘无故地铺陈编造出来的。它们可以描画疆界，考察沿革，分条记录物产，察看民风，表彰贤良，采录旧事；可以用来谈论和讲述古代，可以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可以筹划教化养民的实际办法，守土的良将可以用它作为准绳。譬如深夜在暗室中有所求取，没有蜡烛又能看见什么？如同在山林中追逐鹿，没有虞人引导又凭什么追捕禽兽？如果掌管牧守千里百里的地域，却只把属吏当老师，那么所经营的不过是文书案牍、箱笥簿册的末节罢了。洪君急切地做这件事，难道只是把著述当作本领，想胜过前人吗？这是因为他勤于职守，并且看到了三代盛世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原因。大概贤良官吏的谋划，眼光是很长远的。洪君处理政务敏捷而通达，制府称赞他的政绩，推荐提拔他出任磁州牧。他临行前还迅速完成这项工程才离开，用心就是如此。因此我不推辞，为这部书作序。《二十一史四谱序》。古代编写谱牒，记录年代，分别排列世系，详细列出世代谥号，与记言记事的史书相辅相成。太史公读谱牒和史记，说黄帝以来都有年代，于是采入《五帝本纪》，又据此编成《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桓君山说，谱表横向书写、斜向上列，大概仿效周代谱牒。这样看来，古代谱牒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史记》的表中仍可以考见。自从《尚书》《春秋》撰成，世系年代便隐晦不明；史书兴盛之后，谱牒之学几乎要断绝了。后世只有氏族书承袭这种方法，专门用来区分宗支、联络子姓；至于名公巨人，有时为他们编年谱，以概略记载其一生的经历和出处。好事之人甚至把花卉、果实种类的异同，器物、玩好的细微之处，也一一编成谱，但与正史相互表里的谱牒，反而无人推重。史书的纪传文字丰富，事情周详；书志语言简核，意义广博。作者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见解，虽然工拙各有不同，却没有不震动人的耳目、启发人的心思的。至于谱牒，只是逐条罗列、逐件系联，不能纵情驰说，写成奇异瑰丽的景观；它幽暗而不显著，甚至被讥笑为无用，那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上下千百年间，把人物和事情逐一列举，首尾相承，有条不紊；即使旁支庶子分出宗族，支派繁衍而末流越来越分散，直到相隔遥远而不可知的程度，也能寻流溯源，一看便可明白。一个人得姓受氏的起始，衣冠、族属的详细情况，这本来就是著作家不可废弃的内容；但如果不是笃实好古，用心专一、勤奋用力，原本不足以了解这些，更谈不上进一步喜爱它们。归安沈寅驭来到京师，给我看他所著的《廿一史四谱》，分别是《纪元》《封爵》《宰执》《谥法》。它的体例大概出自年表一类，只是把横书斜上的形式改成标题，提取帝纪的要点，概括世家、列传和纪载的纲要，再分类区分，这就合乎书志汇集群言的方法。《纪元》以大一统为正统，附列割据、僭乱的政权，得到了洓水、紫阳一派贯通的义理。《谥法》广泛考察纪传，又补足了夹漈、鄱阳未能涉及的地方，简约却不遗漏，简明而完备，各史的义例大略齐全了。史书是用来记载成败、考察得失的，但儒者往往只阐发其中义理，不致力于贯通始终；词人学士又只取奇丽可喜的文章，作为诵习材料。能够条理贯通、融会博洽的人虽有成百上千，却没有一个人能网罗并合这些内容，自己编成一部书，往往数十百年才见一人。何况谱牒之学荒废断绝，更没有人喜爱它呢？沈君知道我暂时任职史局，来请我作序，并且拿出他所编的《新旧唐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这些书合在一起抄录，沈君为此用力大约二十多年，又利用余暇编成了四谱。他这样用心勤奋，必定领会了古代作者的精微本意。我将向他请教，以求不违背前代史书的旨趣。他难道不会吝惜教诲我吗？

译《五代诗话序》。本朝诗人以新城王先生为大家。他审定的《唐人选唐诗》《古诗选》《万首绝句选》等，以及他所著的诸种说部，如《居易录》《池北偶谈》《分甘余话》，凡是论诗的书很多，都流行于世。他尚有一部亲手辑录、未刻而收藏在家中的《五代诗话》，从唐天祐以后到宋朝兴起，凡是可以搜集采录的内容都在其中。他的族侄某担心此书久后湮没，谋划刊刻传世，来向我请序。我入朝较晚，没有来得及见到先生，但喜欢读先生的书，因此不敢推辞。唐人重视声韵之学，二百多年间，士人的心力全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耳濡目染，流传绵长而宏大。即使处在风云扰攘、世势倾靡的时代，片言只语也可以供人吟咏讽诵，仍有太平盛世遗留下来的风气。如今太阳向西隐没，必然还有余晖；大树将要倾颓，必然会从旁边萌发新枝。虽然这种诗文苍凉萧瑟，不足以振作自己，但本来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也是五代六姓各个僭伪国家在文学方面遗留下来的东西。然而，如果不是先生心怀高尚、仰慕古人，广泛阅览、博闻明辨，博采多识而择取精要，又怎么能使它们流传下来？从前欧阳修编《五代史》，说当时的贤才都隐藏不出，几十年间茫然没有一个人能进入一行传，他的话真令人痛心！如今看这部书所采录的内容，如罗隐的节操、潘佑的忠诚、徐铉的博学雅正，以及桑维翰、王朴的智慧谋略，如果让他们生逢隆盛时代，从事文章、怀抱才质，也完全足以在当时光耀显扬。士人是否得遇，可以从中观察世道的变化；那么先生所推重的，难道只是供谈论文学技艺的材料吗？《斵窗汇编序》。古代求学的人讲求实际功用，重视专一精深；他们面对文章，只求表达自己的意思，足以说明事物的道理便停止，从没有把众说笼络汇集起来，作为铺陈排比的材料。到了晋、宋以后，文章逐渐走向枝蔓，如果不广泛征引来张大声势，不用繁缛辞藻来装饰，就不足以自我振作；但人的才力又不能把众说全部收罗并撷取其中精华，于是类书便由此产生。如今流传的，如杜公瞻编的《编珠》、虞世南的《书钞》、徐坚的《初学记》，确实是类书泛滥的源头，后来仿效编纂的多得不可胜数。它们虽然也搜罗经史诸子百家，却只是摘取篇章、句子，既不精当也不详备；后学之人专注于末节而忘记根本，精神日益纷乱，根基日益浅薄。用古人的说法来衡量，正如眉山氏所说：“文章日益工巧，而道将要散失了。”兴国周履旋所辑《斵窗汇编》，也沿用类书体例，但独独详细记述人事。人出生以后才有形体，有形体以后才有伦常；万物有伦类，就有善恶、显隐的区别，有应酬交际、发挥施展的活动，其中又有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和不经有意作为却自然成就的分别，这就是人生的大概情形。这部书都摘录往事，按类别归并。我仔细读了两遍，知道它的用意十分深远。《易》说：“君子通过多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行来积蓄自己的德行。”《诗经》毛传也说：“君子有九种才能，可以担任卿大夫。”这样看来，古人探究古今，并不是只供人猎取琐闻、制作衣饰之用，而是将要拿来实际运用的。周君编纂这部书，体例精当，篇帙丰富，凡是可以作为效法或警戒的事情都齐备了。面对文章时可以从中取资，又可以就这些事情反观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彼此相互补益。我想，即使把古代那些专门研究一门学问的名家请来观看，也不会抛弃它。因此作序来说明这一点。《类书谷玉序》。康熙丁亥年，我在族叔父、当时的魏先生门下受业，看见先生亲手编的类书《谷玉》一部，按州排列、按部分类，已经厚厚地编成几十帙。后来先生客居在藏书家授课，更加广泛搜集，燃膏继晷，寒暑不停，经过几十年，书编成而先生去世。先生的儿子朴园将要把它刊刻，写信请我作序。类书自唐代《初学记》《白帖》等书以后，沿袭体例编次的，不下几十种上百种。但汇辑的困难，大约有两端：一是见闻不广、搜罗不丰富，只取残缺琐碎的材料，如同只尝一小片肉，不能使已经饱足的口腔增加滋味；一升米，怎么能填饱极其饥饿的肚子？这是内容浅陋，不能作为备用。二是夸耀繁多、争奇斗艳，诡异事物杂然出现，罗列猩唇、獾炙之类，与日常所需无关；又像把泥土当饭、尘土作羹，连饮食的正常标准也丧失了，这是内容驳杂，不能作为准则。先生这部书，综合古今，包罗宇宙；七略所叙、四库所标的内容，无不广泛征引远古材料，取材丰富而用途宏大。等到看它的大旨，选择言语一定雅正，取用材料一定端正：以经史为根本，以子书、集部为枝条，以人事为经纬，以物象为绘饰；这样又在编纂之中寓有别具裁断的意味，确实具有精深义理。贫寒俭约的人得到它，本来就不只是得到可以疗饥的豆粟；即使博学多闻的人，也将把它看作陈列珠盘玉敦的丰盛筵席，不会和瓦罐一起摆上来。俗语说：“丰年吃玉，歉年吃谷。”看看先生给这部书命名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唉！古学荒废已经很久了，执笔作文的人只拿着咿唔诵读、占记抄录的工具，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猎取一点成果，把读书、继承古人言论看作不切实际；有才智的人又大多沉溺于丛书杂编、琐史稗官、小说，以炫耀自己偶然得到的奇闻，对于源流、正变以及雅乐郑声的区别，却没有听闻。先生作为年老的生员，终年勤勉不懈，从未因为储备已经丰富就停止搜讨，始终坚持而不稍有懈怠。推究先生的用意，是认为学问积累不可不充实，学问的归宿不可不端正，而拘守偏见与横向驰骛都是错误。有人说类书出现后，学者便不再读全书；这却不能让先生承担责任。拥有肥美膏粱的人，并不禁止别人从事渔猎；用珍珠和桂木烧饭的人，又怎么会妨碍别人勤于种植耕作？关键只在于求学的人善于辨别罢了。我记得过去跟随先生时，先生年纪已经超过五十岁，仍亲自督课《六经》《四子书》以及秦汉八大家的文章，每年背诵一遍。他一生的著述还没有来得及问世，而这部书确实足以嘉惠后来的学者。因此应朴园的请求，推演阐明先生给这部书命名的用意，告诉世人，使他们知道求学的根本在于广博而能够精深，也借此勉励自己。

译《古淳禅师语录序》。古公与我的老师昆明王永斋先生是同乡，曾经跟随先生交游。雍正甲辰年春天，我在先生座上见到古公，他风采神情刚健高远，没有尘俗气息，知道先生所交往的不是凡俗之辈。第二年，先生修葺景忠庵，让古师在那里驻锡。景忠庵在法源寺西面，先前侍御赵公遇到国变而殉难，葬在这里，于是开辟小庵守护他的墓地。云南人在京师做官的，每年来祭扫一两次；小庵只有几间旧屋，年代久了又将倾圮，先生稍加增修。古师带着一个童子、一个老人，支着折脚的锅，关门而居；整天除了一点时间敲门相见交谈，便是药炉经卷相伴。小室寂静，深树间的鸟声与邻寺的粥鼓声相互应和，悠然有超脱尘世之想。丁未年秋天，先生去世，古师料理他的丧事，有始有终。从此古师隐居庵中将近十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我因此更加敬重他。乙卯年，和硕庄亲王奉 皇帝之命，推选德高望重的老僧进入万善殿教授修习，内府沙弥师首先接受教诲，出入于露寒的鳷鹊门一带，这是佛门中荣耀的选任。古师处之安然，过了三年，庄亲王怜悯他的劳苦，命令他住持南海子万寿寺。世祖章皇帝所建的宝鼎就在这里。天子春秋两季来搜寻、狩猎，多次经过这个地方，住持僧人能够瞻仰天子。天子出行时，古师随驾护从，公卿大多到他那里叩问。大司成鄂公兄弟尤其与他契合，间或相互唱和。我看古师的意气神情，与居住景忠庵时没有丝毫不同，因此更加从心底敬重他。又过了三年，他以年老力衰为由辞去庄亲王的命令，居住在静室自行保养。不久，广通寺缺少住持，庄亲王慎重选择人选，认为古师年纪和德行相称，奏请获准入院。古师本来就深有禅悟，到这时便以自己的所得向来学者提唱，开堂说法，打七修行，传授演说毗尼之法，宏扬宗门风尚。他一出言便是本色本真，众人无不叹服。我入直西苑时道路必经那里，但被职务牵累，只去过一两次。今年三月我到他的方丈室时，古师正披着破旧僧衣枯坐，大概那时已经显出轻微疾病了。过去我取得通籍后，很久没有生儿子。戊申年夏天，长子已经怀孕，古师说：“一定是男孩，将来应当做我的弟子。”第二年正月果然生下沆，于是兑现了他的诺言。古师示寂后，他的弟子拿语录来请求作序。我没有研究宗门学问，却与古师交游最久，平素敬重他，前后已有二十多年。他所处的境遇有富裕有困约，却从未有丝毫因此动心，这是贤士大夫很难做到的。古师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丝毫没有矜持自得的神情；由此便可知道他的修养所得。想要了解古师的人，应当从我的话中细细体会。《赵云崧〈瓯北初集〉序》。我主持庚午年的京城乡试，得到一份五经试卷，才气超群，兼有数人的长处。第二场拟写的诏诰，又极其典雅，我心知是才士，立即取中，列入举人名额。等到榜单发布，才知道是阳湖赵生云崧。拜见时，他穿着布衣徒步而来，英气逼人，目光闪闪，如岩石下的电光。我询问他所学，秦汉以来诗歌古文的源流，他都已经探究到精深处，于是请他来教授我的两个儿子。我自己的文书堆积如山，时间也只能草拟成稿。赵生起初还炫耀纵横的才华，不肯受规矩约束，后来便更加努力学习古文。我曾见他阅读前人的文集，浏览一遍便不再回看，但其中真正的气息、真正的境界，他没有不能洞察本质的。偶尔说出一句评论，便像铁铸成、覆按下来一样，最终无人能够改变。因为这样，他的见识越来越广，每隔几天便获得一个新的境界。古人所说的‘三日刮目相看’，大概也没有超过他。后来他任中书舍人，入直枢要之地，诏命奏札一经提笔便能写成，没有不符合关键要领的。我十分倚重他的辅助，但赵生并不以此自认为有才能，退值以后，反而更加沉思旁求，以古代作者自我期许。他曾一个月写古文三十多篇，每篇各自仿效一家，拿给我看。我替他指出各篇派系的来源，他往往都认为说得没有错误，我们常常相视而笑。从庚午年冬天他寄居我府上到现在，计算已有七八年；他的进步，有别人几十年功力也达不到的地方。我所阅览的天下士人多了，若论心领神会、领悟通透，能够舍弃渡河之筏而登上彼岸，便没有像赵生这样迅速而容易的。如今他汇辑数年来所作的诗，编成《瓯北初集》，请我题写卷首。过去欧阳公一见苏子瞻，便许他将来出人头地。想来当时苏轼所拥有的，不过是如今流传的《初发嘉州》等几篇诗作，并没有后来那种奇姿横绝的气象；可是欧阳公已经倾倒到如此地步，大概珠玉的光彩、宝剑的锋气，一见面自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赵生几年间的成就便足以胜过别人几十年的功力，正值英年，前途长远；不要停止勤奋，不要满足志业，我哪里能估量他将来达到的境界呢？我才能浅陋，哪里敢以庐陵欧阳修自居；但赵生从多位老师那里取得益处，层层进步而境界更高，那么他的前途正不可限量。将来他的才华日益老成，学问日益深厚，像万斛泉水一样不择地涌出，必将卓然建立不朽功业，正如陈后山所说‘一代苏长公，四海名不已’；那时，这部集子还只相当于他作《初发嘉州》的阶段。

译《丁茜园集序》。芝栭广阔敞亮，是书生梦见飞鸟的楼阁；藻井幽深高峻，是高士听黄鹂的馆舍。我闲来倚栏吟咏，四面山色扑入砚中，排成一片青翠；清啸声直上云天，万家屋瓦浮着烟气，蒸腾成一片白色。我曾在这里立雪求教，承受过分藜之光的余辉；近来又在饯送春天时，和诸位一起参加樱厨的雅集。于是有丁先生茜园，横陈绛色帷帐，在戴圣斋中讲授经传；高居元亭，在汪伦潭上题赠诗句；又探取幽秘、推衍深意，满满收藏雕琢的文章。他时而散开丝绳般的篇章，纷纷披露琐碎记录，如同打开武库，森然排列着鸊鹈刀；恍惚进入郇国厨房，看到片片麟龙般的肉脯。饕餮纹与白龟同样被摩挲，玩赏百斛龙文；天吴和紫凤一同聚集，织成千重鸟绶。真可以说是艺苑中的笙簧、词林中的藻饰了。适逢陪伴挥麈清谈之后，独自畅谈我洞察事理的见解。我说，时运开启东壁，家中藏书丰富；宾客来到西泠，众人都推重诗文雅士。两座山峰的烟霭，勉强可以供学士作砚山；三浙水势浩荡，却还不足以比喻文人的墨海。然而小巫已经气馁，大雅之风也在衰落，试为之详细陈说，推究它的流弊。大体说来，玉徽金铣，不合于田夫的歌唱；雾罗冰绢，也没有进入裸民的眼界。客人惭愧于织室的华丽，常常遇到粗衣乱发的人；人们不同于柳津的风雅，却反而想上书驱逐鬼怪。这就是耳朵熟悉钟嵘的三品诗论，眼睛却被惠子的五车之学弄得昏眩。文章若不是水，哪里来的波澜？笔下若没有花，怎么会灿烂？即使让易牙背着鼎来，也难以调和明水做成羹；即使师旷奏响玉磬，也只能敲击破败的陶土而没有音韵。有人拾取别人的牙慧，来掩盖自己腹中空虚。李记室的襕襦，惨遭同馆之人摹仿；沈隐侯的文体，也常常碰到偷窃者。不知道阆苑千枝，不会缀上前春的花瓣；赤城十丈，哪里能烘托昨日的霞光？如今即使让农夫穿鹑衣，勉强得到兴公的白地；秃头妇人剪下蝉鬓，截取李妹的青丝，也不合体裁，只能供人发笑。又有人只是工于獭祭，哪里懂得蛟龙腾跃？略像患疥的骆驼，身体虽然伏地却没有媚态；聚来白雀，用朽木串起，既难携带又无用。邢子才思路，读了错误的书，本来没有深奥意义；莽大夫远搜奇字，不过是方言，自以为艰深，最终仍归于平庸。况且史公因愤激而发文，遇到壮烈节义便写得淋漓尽致；防叟以诙谐寄托寓言，任意挥洒。泛舟渤海，有粘天荡日的壮观；登临天台，有俯看倒影、隐藏群峰的胜景。若只是雕冰镂雪，夸耀骚客婉转的声调；玩月吟风，寄托达人的高雅情致，那么只能像候虫轧轧，只应伏在衰草中哀鸣。儿女们低声喁喁私语，最多只适合面对小窗细细说话。洗掉这些鄙陋习气，才可以称为名家。问创作者是谁？可惜古人看不见，我就是那个仆从。面对雄伟文章而惊骇注目，听到高明议论而心神舒畅，我忽然产生狐疑，不敢推辞；但以蠡测海，又能怎样呢？铜龙门幽深，正是声华汇聚的地方；金马门曲折绵延，也是文翰才思飞驰之地。宫殿临近碣石，弹瑟者有千人；阁门为平津侯府而开，佩缨入仕者有百人。凭这样的宏伟制作，恰逢这隆盛时代，足以跻身枚乘、司马相如一流，向应玚、刘桢等人作揖谦让。享用金玉般的饮食，必定有辅弼朝廷的谋略；文章绘日掞天，更会使人感到文章的尊贵。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却反而如此呢？何况还有侯芭，想要加入逢掖儒生的行列；仰慕杨意，想在承明殿推荐著作。这正应当带着雕饰的笔管奋力前进，希望能够面对宫殿的棱角而感到适意。先生却推辞辞藻华美，鄙笑文饰虚华，向桓公称道贤者，不肯推荐巴西的谯秀；希望追随嵇康的踪迹，与颍水之滨的山涛断绝交往。隐居墙东，宁愿和东方朔一样执掌小官；栖迟砚北，不必仰望北阙上书求进。甘愿琐琐屑屑地研究虫鱼，辞谢高飞的鹓鹭。唉！有人刚上车还未坐稳，便争着献上凌云之赋；刚入座还未受到惊异，便急忙奔向望火之地。谁说怀有美玉，怎么能穿着粗布衣服默然无言？难道能和垂钓的老者相比，披着皮衣而神色自若吗？这才是通达的人，对得起杰出之士。因此记下他胸中的冲淡襟怀，写成这些对偶的文句。绮丽的言辞郁郁繁盛，已经使人畅快地读到潘岳的文章；玉屑般的辞采纷纷飘落，又使我想起乐府中备受传闻的佳句。岂敢说自己像士安为太冲作序，夸耀他的杰作；但愿能像曹子建评定文章一样，把关于敬礼的美谈记述下来罢了。《悟斋无题诗序》。悟斋的《天上石麟风前玉树篇》充满芍药般的芬芳，早已富有清丽才华；笔架上的珊瑚偶尔拈出绮丽的言语，有情时独自微笑，庭院开着称心如意的花；无事时常常啼鸣，树木环绕着相思的鸟。于是寄托自己的情思，题名为《无题》，用乌丝栏隔开，真是美好啊。我是西湖的游子，冒充东阁的门生，柳絮飘飞时，随侍在扶风的帷帐旁；槐树浓荫合拢处，停下海淀的行装，得到这部诗编，于是反复诵读。它才情俊逸，思绪情致缠绵，既有玉管般调动心弦的力量，也有铜丸脱手般圆转流利的笔势，确实已经达到了雅士深厚的情致，尽显名士的风流。然而环境不同于楚湘，感情也不同于洛浦；隐囊坐褥，俨然如神仙；金雀翠翘，俨然是佳丽。假如帘前能够消除忿恨，定能押合灵犀；如果杯中能够合欢，也不必劳烦鹊脑香。可是绿窗白日寂静，仿效贞女怀春；翠袖面对寒天，又感叹美人迟暮。也许是乘车经过金市，人们说他有洗马那样善于忧愁的才情；却不同于阳台荐枕，人们讥笑大夫好色。参究其中细微的讽意，另外还有寄托在心中的意思。《梅花百咏题词》。沧亭观察是黄海人，豪文穆的后裔。他卓异出众，便是高拔于地的名材，如豫章之树高达千寻；他奇伟非凡，便是凌云的高干，如建木的树梢高达十丈。根盘节错，早年历经试用而无不适宜；才华初露、文采铺陈，即使闲来吟咏也能达到精妙境界。锦囊随身携带，绚丽如千林锦绮；瑶简传来，便有《梅花百咏》。至于他的神思，蓬勃郁积，寄托遥远而深厚。邓尉的烟霞横飞在纸上；罗浮的风雨交汇于笔端。描摹梅花轻柔美好的精神，远远超过何郎东阁所咏；写出清轻明丽的格调韵味，又如和靖西湖的诗篇。缥缈的寒香，在众香国中片片玲珑；洁白如玉的枝条，在群玉山头使笔下神韵突然生发。极尽歌舞淋漓的情致，转丸般圆转精绝；又尽显森疏潇洒的奇趣。宋广平有铁心石肠，却反而研磨绮丽辞语；苏和仲具有冰肌玉骨，向来擅长妍美的诗词。洗净铅华，已经把风情全部占尽；闲适而显得冷淡，使神情影态一同清幽。由此才知道，傲然不屈、凌霜冒寒，远远超出尘俗之外；哪里会有娉婷弄月，最终沉沦在寂寞之境呢？这正是涧边的冰霜，要壮大天地间的气节；而枝头的雨露，能够使宇宙回转到春日的和暖。不只是描写事物而称得上工巧，这其实也是抒发情感最贴切的方式。我高声吟诵多遍，仿佛接受赠送的一枝梅花，把我的梦牵引到江南水边；在林下想象您在蓟北屏风之内、酒尊之前的情怀。不只是采芷拔兰，以香草补足左徒屈原文章的缺略；也一定懂得调和羹汤、进献果实，以芳香美德彰扬先祖清正的芬芳。《松泉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序三。

译《查氏族谱序》。查氏的世系由来已久。他们迁到新安，始于安阳令义祖公；迁到休宁，始于长史昌公；在县城一带择地居住，始于道公的次子、大理评事循公。到了宋朝末年，支裔没有延续，有一支从夏地迁来，始祖名顺公，以外甥称舅舅为父，后代日渐繁衍，奉他为另一始祖。如今城西的查氏，就是从顺公开始的。查氏凭科举功名兴家，始于元岳公。尊奉先人、收合族人、建立祠堂、开始祭祀，是灵川公的志愿，而完成这些的是元岳公。顺公到元岳公，经历了十一代；向上追溯以说明来源，向下延续以详明所属，昭穆有图，支派有系，葬制有记，礼仪有书，谱牒井然有序，从元岳公开始。自明神宗丙午到现在，经历两个甲子、一百三十多年，子孙守护谱牒从未废弃，并且加以修补。写信来请我记述这件事的，是我岳父渐陆公的弟弟西圃翁。元岳公凭秀才名次为孝廉，居家奉养父母、修养志趣，传到第二代便家道中落；我的岳父奋发自强，振兴家业，西圃翁继承其志，于是更加振兴。西圃翁的弟弟南浦公以县学生员身份隐居守古、收敛光芒，把学问传给他的儿子奕梁；奕梁少年中进士，成为著名庶常，查氏的声望日益提高，而西圃翁的儿子和侄辈也都才华出众、争相发达。大概从元岳公以下六七代，家族会更加昌盛兴旺，前途正不可估量。千寻高树，经历岁月长久而枝叶茂盛，是因为根扎得深；千里长流，分支源远而波涛壮阔，是因为疏浚源头长久。根没有扎好而又不断受到摧残，即使是盘曲的大树也必然枯死；源头没有疏浚而且日益阻塞，即使是巨大的河流也必然干涸。宗族壮大，支派繁衍而越来越多，人心也会日益涣散。若有人把涣散的人心聚集起来，作为重新振兴的开端，希望后来的人守护先人留下的事业，使它相传无穷。此后或许几十、上百人中能有一个人，或许几代中能有一个人，或许几十代中能有一个人，念及祖宗留下的事业，推而广大发展它，以荫庇宗族；这样，几代、几十代以来涣散的人心又重新聚合，彼此亲爱，如同祖先在世时。《诗经》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而使它延续下去。”这就是所谓没有人不承继祖业。又说：“使后代继承，使传统延续，继续古人的事业。”这就是所谓不辱没你的祖先。西圃翁侨居广东时，族人来投奔、谋求生计，翁一定周密筹划，说：“先人的后裔不能区别对待。”亲戚同党来投奔他的，他筹划安排也和本族一样，说：“我祖先的姻亲不能冷漠对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从我成为查家女婿到现在将近四十年，西圃翁由壮年到老年，用心周到而真挚，用力广泛而持久。他很有古代长者的风范，所以编纂宗谱，并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想让后来的人共同明白他的心意。这篇序不能不写。我的家乡聚族而居，祠堂建筑宏伟华丽，村落彼此相望。我认为，厚待宗族不只是崇尚土木装饰，而是能像西圃翁这样真挚而长久地实在使用自己的心力；这样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年长者，使老人寿终并得到奉养，使利益惠及无依无靠的人，敬奉先祖、收合族人，关键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因此记述查氏族谱时，不禁有所感慨。说到这里，凭我由敦不肖，承借祖先余荫才到今天，却始终没能把这份事业推大，以庇护我的族人，这实在是说出来便感到惭愧汗颜的事。归根结底，也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志向。《徐氏族谱序》。徐氏居住在会稽太末一带，大都以偃王为始祖，是柏翳的后裔。昌黎韩子的文章中有碑文可以考证。于潜县西面的景村徐氏，是从越地马堰迁来的，聚族居住在这里，已经有几百年了。最初迁来的人叫敬初公，到现在总共有十多代。族人世代以耕田读书维持家业，穿戴儒者的朴素服饰，在学校求学的人前后相接。郡县举行乡饮酒礼，选择宾客和介宾，大多从徐氏中寻求。因此景村徐氏虽然从未有人取得高科、做显官，却已经成为一县的望族。族中有位潜昭翁，名叫万儒，曾与我在京师相见。老人是淳厚谨慎、笃实守行的人。他拿出所收藏的续修家谱，请我作序。我认为编写谱牒，不只是辨别宗族、区分世系、说明来源而已；还要发掘潜藏、显扬幽微，光大前人的美好传统，给子孙看，使他们不断培育、巩固这份事业，让宗族昌盛繁衍而不废。爱护树木的人不会只礼拜枝条，保护根本的人必然使叶子繁茂。因此编写谱牒，是为了表达对祖宗的敬意，实际上也是为了扩大对后代的爱。那些显赫之家，富贵盛大，钟鸣鼎食，建麾拥节，七代都佩金貂，权势炙手可热；然而宗族离散，家庭隔阂，明白事理的人为之忧虑，认为这是根本实际上已经先行败坏了。至于农民努力耕田，商人勤勉经营，读书人积累学问等待时机；彼此以仁相劝，以谦让相先，以礼相规，以义相勉；父亲安爱儿子，兄长友爱弟弟，丈夫整治家庭；甥舅亲戚、师长儒者、朋友，各自遵守应有的秩序，保持淳厚、导引和气，止息喧嚣和争斗，沐浴皇帝的恩泽，歌咏太平；又有老成高寿的人，共同修明高祖、曾祖以来的家法，联结涣散的人心。这就好比树根已经深厚，又不断灌溉，它的发荣滋长，难道会和一般树木有所不同吗？高山深谷之间的大树名材，经历霜雪寒暑而无人顾惜，一旦要建造章馺娑、神明一类的宫观，般、倕、匠石这样的名匠都不能舍弃它而另寻材料；不要说景村徐氏长期闭塞而未能显达。愿借潜昭翁告诫你们族中诸人。

译《盛氏族谱序》。自隋唐以来，官府没有簿状，民家没有谱系，世上的人作为子孙，能够像郯子那样知道先祖的，十人中没有五六个。因此探究盛氏源流的人，都从周穆王的盛姬开始；如果真是这样说，那就像司马迁叙述自己的祖先从晋国逃到魏国，扬子云叙述自己的祖先在晋阳食采、成为扬侯，却被张平子斥责一样。古代按照同姓之生、支派之别来编类，汨作《夏书》说“赐给土地和姓氏”，《周官》命小史掌管确定世系、辨明昭穆。《春秋传》说：“天子建立德业，因出生赐姓，分封土地、命定氏。”郑渔仲扩充众仲的说法，说记载氏族的类别共有三十二类，却没有听说把天子的姬姓作为得姓受氏的先祖。因此说盛氏始于盛姬，这种说法荒诞，不足以相信。周代富辰劝谏襄王时，列举文王、昭王的十六族，郕族位列其中第三。郕叔武是文王的第五子，后来去掉“邑”旁成为“成”；楚国的成得臣、得大心，齐景公时的成覸，魏国著作郎成淹，都是他的后代。这样看来，郕后来成为成氏。可是《公羊传》记鲁庄公八年齐国灭郕，何休注说：“郕去掉邑旁、加上皿字就是盛，盛是郕叔的后裔。”这正是夹漈《氏族志》所说的以国名为氏。此后，如汉代廷尉盛吉、吴郡太守盛孝章、晋代孝子盛子翁、唐代总管盛彦师，德行显著，声名、才华卓越，功勋事业灿然可观。宋代同平章事文肃公世代居住在广陵，所以广陵的盛氏尤其著名。隶籍广陵的江都、海门两支，以及从广陵迁到皖地桐城、苏地昆山、浙地秀水的各支，如盛治、盛于亮、盛华二的后裔，又如盛符升、盛民誉，他们的科举功名、官爵秩次和乡居情况，都已载入濑阳、任太宗伯所作的《盛氏同宗录》中。至于毗陵一支，明代都督盛公庸从广陵迁到金陵，他的儿子盛延三又迁到武进城南的花墅，这就是盛氏在常州的始迁祖。此外，像梁溪的盛家巷、宜兴的防亭，以及靖江聚族而居的各支，其科名甲第都与桐城、秀水、昆山相当；如姚亮、大圩荡、马公桥诸支，他们的先祖幼清公在万历年间中举，任州别驾，则又是花墅的分支。花墅一支从延三以下单传五代，到防溪才生了四个男孩，于是形成四大分支。防溪的儿子南泉尤其杰出，他的子孙繁衍，文学代代兴盛。郡人孙文介公为他撰写墓表。直到今天读到那篇文章，还能知道盛氏的兴盛有其根源；南泉的孙子铁岩光明磊落、刚劲正直、不阿谀逢迎，他和族兄绍先、族侄采儒共同创立兴祠。盛宇辑录族谱，规模大体确定。如今他的子孙某等继承先人的志愿，联合族人，召集工匠、置办材料，建造门堂，制作神龛和神主，使建筑焕然一新；尚未完成的谱系，则像丝线牵连、绳索贯串，派别支分清楚，昭穆次序井然，嫡庶分别明确，祠堂和墓地都有图，家训都有准则，艺文都有记载；祭田若干亩，开列在谱的左方，让子孙世代守护，告诫他们不得卖掉。与花墅塘田相连的地方，如圣庙村、纪墅，周围大约四里；朴实的人努力务农，优秀的人靠学田供给求学，而铁岩的孙子、曾孙都以文章声名显著，相继考中甲乙科。并且族内品行醇厚美善，内室整肃，以贞节受到朝廷表彰的，牌坊林立。唉，这足以成为乡邦的典范了。乙丑年秋天，盛氏族谱编成，通家子纲请我作序。我认为古代确定世系，记载坟墓，区别昭穆；贤者表彰他的德行，不肖者隐没他的姓名，使阅读的人忠厚悱恻之情油然而生。如今看这部族谱，大概也仍然是在实行古代的道路吧。《黄氏族谱序》。我们徽州黄氏，从晋代新安太守黄元集开始在本郡定居。传到第四代黄碧璇，迁居郡中的黄墩。又传十代到黄益谦，迁到我们县的西涌。益谦的孙子黄文昶，又从西涌迁到古林。古林黄氏，便由此开始。他们的族谱，是文昶的第十六世孙叔宗创修的，又由叔宗的从孙世瑞续修。详细情况，都在乡中前辈程篁墩先生所作的序里。到今天又过了两三百年，黄氏的世系日益繁多，子孙也日益增多。观察使黄凝道，又召集族人修订族谱，完成后前来请我为它作序。我们徽州的显姓大族，比其他郡尤其兴盛。传承久远的有两三千年，近的也有几百年。族人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以万人计。其中显贵、兴盛、富裕的人家，又有宅第相望，古林黄氏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世人称为甲族的地方很多，但往往不如我们徽州兴盛。我曾私下推究其中的原因：我们徽州山川聚合，风气独自接近古代。这里的人大多诚愿朴实，读书人勉力修文行，农民珍惜物力，商人勤于贸易迁徙；不这样做的，就把他们当作戒鉴。族人又多聚居一处而亲爱和睦，生病时相互救急，死时相互助葬，婚嫁时相互馈赠，有无相通、彼此周济；不这样做的，就认为不是本族之人。所以，诚愿朴实，人的本质就厚重；亲爱和睦，气氛就平和。气氛平和，就没有衰败、憔悴和天灾疫病的消耗，人口便繁衍；本质厚重，就没有轻佻机巧、浮薄自伤的祸患，世代传承便长久。正是由于风气淳厚而兴盛，福泽能够保佑家族世代不断扩大，使其显耀而光明，族姓也胜过其他郡县。程篁墩的序中说，黄氏的先人有伯固、后圃诸公，有的以礼学倡导乡里，有的以品行义行著称；他们培植深厚、涵养和气，已经由来很远了。如今椒树繁衍、瓜瓞绵延，都是他们播种德行所产生的结果；子孙享有富贵、功名相继，都是他们遗留福庆不断传下来的结果。火焰燃烧得旺，添上油就更加明亮；水势浩大，疏浚它就更加充盈。黄氏子孙若更加传续祖先的薪火，更加疏导祖先的源流，那么光辉远播、流泽长久，哪里能够估量呢？在刚刚兴起时创立事业很难，在已经兴盛之后使它繁衍似乎容易。然而，创立虽难，若能顺着刚兴起的势头发展到兴盛，反而容易；繁衍虽易，但已兴盛的势头若趋于衰落，也并不难发生。黄氏子孙只须共同勉励罢了。观察使黄君举行这件事，不只是为了夸耀门第，而是要让后人追溯伯固诸公遗留的福泽，彼此勉励，使风气更加厚重，共同昌盛宗族事业。因此我特意说明我们徽州族姓所以兴盛的原因，告诫他们的后人，也借此勉励我们徽州所有的名门大族。

译送秦树峯南还序 我来到京师五六年，一向迂拙自守，从未出去结交当代的名公巨卿。只有给事中南沙秦先生时时到我的寓所和塾馆来，因此我得以同他的公子树峯交游。秦氏自明代兴盛以来直到今天，名望、德行和显贵仕途相互辉映于中吴一带。给事父子先后在翰林院任职，以博学雅正享有海内声望。树峯浸染家学，穿戴儒者服饰，恭谨谦下，不自以为多有才学，却仰慕喜爱端正之士，同他们切磋琢磨，勤勉诚恳，仿佛唯恐赶不上。大概他的志向正锐意进取，治学又非常勤苦，确实能够称得上继承家法，在朋友中是令人敬畏的良友。过了很久，他奉给事中的命令，回梁溪迎娶妻子，路过我这里，索要诗作作为赠礼。我看古代写新婚的诗，没有比《小雅·车舝》更好的了。其中说：“美好的德声来归，愿有美德来教导。”意思是说，她的德行足以配得上君子，并且还能够帮助成就君子的德行；这样看来，她当然应该享有宴饮、赞誉和歌舞的欢乐。然而淑女不敢自称自己的德行足以帮助君子，又希望君子寻求贤人来帮助自己，所以诗的末章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使人遵行。”孔子为此感叹，认为这是喜好仁德到了极点；就是说，内有贤能的妻子相助，外有贤能的朋友相友，因此德行由此更加亲近完美。只有淑女在内相助、良友在外相助，君子的德行才能成就，所以诗说：“遇到你的新婚，来安慰我的心；这是喜爱贤者、得到帮助的快乐。”郑国的《鸡鸣》也说：“知道你要来，便把杂佩送给你；知道你顺从正道，便把杂佩赠问你；知道你喜爱贤者，便把杂佩报答你。”贤德的妇人辅助她的君子，没有不希望他亲近贤人、结交善友并善于博取他们欢心的；这样便不会流于宴饮亲昵的私情，而可以同《卜氏》所说尊重贤人的意义相通了。树峯能够自己选择朋友，又得到贤良的配偶来帮助他，德行的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古人作诗，不一定非要自己创作新篇。我不擅长写绮丽曼妙的辞句，而且承蒙树峯厚意相知，也不能默然不说；所以把他平日所做的事业写出来同他相质正，或许也可以达到诗人劝戒的作用。

译送杨恬庵广文序 圣明的天子亲自奉行尧舜的德政，希望使整个时代进入和谐敦厚的风俗。于是下诏天下各级官府推举孝廉方正之士，以此显示并激励风俗。安徽巡抚便推荐我的姻亲杨恬庵君。天子召见他，授予他儒学教谕之职，使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学问德行推广出去，以教化众人。杨君接受任命后，奉命准备行装，南归。各位同人作歌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作序。自从乡里推举、地方选拔的制度不再实行以后，乡党之间便没有固定的评价标准。那些品行敦厚、操守清洁的人，不求在世上自我表露，世人也不了解他们。士君子于是推重他们，说：“某人孝顺，某人廉洁，某人方正。”流俗之人有时反而讥笑、嫉妒他们，甚至诋毁他们。所谓喜欢议论、却不乐意成全他人好事的人，到处都是。然而，假使古代君子处在这种情形下，大概并不会以此为恨。为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修养自己的实际德行，用它来胜过这些非议罢了。”杨君的品行在乡党中得到信服，郡县官吏直到封疆大臣，都考察他的实际情况并上报朝廷。朝廷又召集九卿、侍从诸臣到宫门复核，没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他获得了荐举。在清穆庄严的地方得到天子召见，接受品秩后赴任，他所遇到的机遇，真是荣耀啊。世上的读书人，怎能不要求自己有真实的德行呢？没有实际德行却冒充占据这个名位，是欺骗；名声已经形成却毁掉自己的实际德行，是虚伪。君子致力于以实际德行取胜，总是急切努力，不敢因此自我松懈。教书育人的职责，就是推广自己的实际德行，作为众多士人的表率。扬子云说：“老师，是人的模范。”实际德行难道可以不去修养吗？杨君说：“更加修养自己的实际德行来教育众多士人，难道只是让求学者得到老师吗？乡党中的人看到我的行为而心悦诚服，进而仿效倾慕，浮薄的风俗或许可以挽救吧？”这正是明诏所深切期望的。杨君，请努力吧。这正是明诏所深切期望的。杨君，请努力吧。恩益防引 我不肖，年轻时就仰慕范文正公所设的义田，认为士君子应当奉为师法；只是我取得官籍三十多年，力量一直没有达到。丁丑年春天，我随从皇帝南巡，蒙恩获准请假回乡，前往瞻仰并洒扫先人坟茔。从己酉年到今天，匆匆已经二十九年了。我警醒地担心岁月不肯等待我，于是查点多年俸禄 赏赐的收入以及亲友赠送路费后的余款，得到一千金，交给祠堂，立下[疑误：“防”]，说：“恩益每年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以备使用。”族人遇到婚嫁、丧葬等事情，由门长、房长具帖，向本家支取，满二年后开始偿还；并谨慎记录支出的数目，登记在册。每到结算之日，发帖对册，不敢有一笔私下登记。其余归还的钱用于每年的开支，累计五年的盈余，便购置生息优厚的良田；田价平稳时就用来买田，并征收田租。凡此都出自 君主的恩典，使族人共同沐浴余泽，得到公平而广泛的好处。《易经》说：“上天施予，地上生长，它的益处没有止境。”凡是增益之道，关键在于能够长久，并不是像沟渠一时涨满那样，只求眼前痛快罢了。如果力量充沛有余，使恩泽惠及三族，本来是古人最擅长做的事。任我取用，何愁不能满足？但在清明时代做官，生活节俭艰辛，仅仅能够有这些财物。我们宗族支派繁多，大半生活贫困，回顾自己的力量微薄，实在不足以普遍供给，只得节制款项，确定数额。虽只是涓涓细流，也希望它能够持续下去；这种共同维持、培护义举，永远不要废止，是我对族中贤能者、志同道合而有力量的人以及后人的深切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推广阐明我的志愿，像高义园的故事一样，即使历经千年，也一定要有所托始，请不要因为数目少就轻视它。假如有人不合规矩，生出觊觎之念，族人应共同纠察；钱既然已经交给公家，我的子孙也不得过问。即使到了不能自存的地步，想借此肥己的人，也不是我的子孙。我已在条例中详加说明，现作此引。徐封翁寿序【代作】编修徐晋叔君于雍正二年考中进士，我当时有幸主管考试事务，同编修有世交关系，因此得以认识他的父亲先生。今年秋八月，先生到了六十岁生日，同编修交游的人请我写几句话寄回去，为先生祝寿。我曾经说过：穿着章服便显得华贵，享有俸禄便显得富裕，在四海之内仰慕盛名、期待德泽，这是做官之人的荣耀；但山林泉石之间的乐趣却因此减少。官职事务不能扰乱他的心，职责操守不能牵系他的心念，悠闲自在地俯仰天地，倚靠美树、洗濯于清泉，这是隐居之人的适意；但车服显贵的供奉又有所欠缺。这两种生活彼此羡慕，却不能兼得；能够兼得的，只有退休的老人和封君。可是退休的人必须等到年岁符合，年岁到了而责任重大的人不能离职，力量还未衰竭的人又不忍离职。能够实现请求而退休的，像汉代二疏、唐代贺监、杨少尹这一类，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只有封君，把事业功名交给子孙，自己超然于事务之外，享有俸禄品秩的荣耀；都已经通达显贵，却不用承担劳苦，承受恩宠的任命，却不专门承担责任。上等的封君，能使自己的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那样，又把自己的所有施予天下后世，不一定亲自出手，却如同亲自做成的一样。君主、百姓以及天下后世把美名归给这个人，他必定先把美名归给他们。名声和实际都一同隆盛，事业和志愿也同时实现，这种快乐，是退休之人所不敢奢望的。只是封君得时有早有晚，所遇到的丰厚与薄弱也不同；一定要任职的时间长久而获得的回报丰厚，才足以满足做儿子的最大愿望。封君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快乐，而头发牙齿还未衰老的人尤其快乐。先生年轻时凭经学有名，诸生中尤其擅长诗歌，长篇和小律常常流传人口。他性情潇洒，不经营产业，把世俗的荣华利禄看得很淡。不到五十岁，编修便在乡试中中举，于是辞去经生的事业，所作诗歌更加丰富。贤淑的配偶某夫人，与他德行相同、白头偕老，享尽家庭之乐。二儿书年也在乡试中举，编修又主持江右考试，衡量选拔文士于大藩，声誉日益增长。如今因才品被推选出来治理事务，所到之处的成就正未可限量。先生含蓄淳厚、涵养本性，享受编修的俸禄供养，在丘园林壑之间长啸歌唱、自得其乐，至今已经十多年；精神意气比过去更加旺盛，将来进至耄耋、期颐，还有遥遥数十年。因此，所谓为时长久而获得丰厚回报、满足做儿子的最大愿望，应当在先生身上得到验证。至于把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使美名归于先生，就在编修及其兄弟努力而已。

译陈九龄尊人寿序 福清陈生于丙辰年在南宫考试中出自我的门下，取得进士资格后，适逢 诏令选拔学问品行修洁的士人，充任咸安宫教习，陈生首先入选，于是留在京师。但陈生的父亲海鹤先生年事渐高，他思念每日早晚省视父母，越来越迫切，准备请假回去。老人亲笔写信急忙阻止他，于是没有成行。今年秋天，陈生拜见我说：“九龄奉家父大人的教诲督责，切实恭敬地早晚侍奉，只求谨慎，不敢说自己的私事。只是家父大人的生日，九龄不能亲自洗手进食、在堂上奉酒祝寿，内心切切思念，不能自已。家父平生没有什么嗜好，所爱好的只是文章。若能得到大人先生一篇文字，寄回去张挂在庭院厅堂之间，早晚看它。即使九龄每天侍奉膝下，也不过如此，所以斗胆来请求。”我听说君子侍奉父母，是使他们心情快乐，不违背他们的意愿。陈生恪尽职守而不因私事回乡，就是不违背父亲的意愿。老人心中所喜爱的是文章，陈生请求文章来使他娱乐，就是使老人心情快乐。可是老人所快乐的，难道仅仅在于文章吗？我听说老人侍奉母亲太孺人，早晚不忍离开她身边。老人年少丧父，太孺人抚养他使他能够立身，母子相依为命。老人每次乡试中举，太孺人便举手祝愿说：“一定不要中进士；若是做官奔走王事，就没有老身了。” 老人终其母亲太孺人在世的一生，从未远离她，他的天性纯厚笃实就是如此。至于他教育儿子，期待却又深远而宏大。当时仪封张清恪公出任福建巡抚，以正学教导后进。陈生刚刚换牙，父亲便带他到张公门下游学。清恪公看待他如同成年人。后来清恪公调任吴下，老人因为要侍奉太孺人而留下没有同行，便命陈生跟随清恪公到紫阳书院游学。因此陈生对于儒学先贤的学问，很早就有了端正的根基。这样看来，老人所爱好的难道只是文章吗？一个孩子在幼年时顾恋父母，是常情所难免；可是老人并不把他拘束在凡俗浅近之中，而是让他攀登峻岭、渡过曲江，不远千里，跟随宗师巨儒受业，他对陈生的厚望是多么深啊！何况如今陈生已考中进士，列名于吏部，在咸安宫以德行和学艺教育贵游子弟中最优秀的人，接受供给、连续进食，获给房屋居住，每天出入金铺玉砌之间，从容施展自己的才能，同国子监诸生互相辅导勉励。老人对陈生的期望，不是已经稍稍得到安慰了吗？老人所以感到快乐的，难道不正在这里吗？这样看来，陈生思念父亲，同父亲孝养太孺人一样，根源都是天性。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愿上天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陈生在这方面确实能够继承父亲了。陈生勤勉办事而不忍因私请假，又想着凭微小的功业显扬自己，把功劳归给父母，以慰藉祖母的辛勤，这正是老人一向善于教育的结果。“教诲你的儿子，使他继承美善。”如果不是老人的教诲，陈生又怎能有这样的继承呢？如今老人六十岁又一岁，陈生的年纪也将近四十岁；但他奉行父亲的教诲，仍同童年在清恪公门下游学时没有不同。因此，能够使父亲心情快乐、不违背父亲志愿的，是陈生体察父亲的心意并付诸实行，而不只是用文章让父亲娱乐罢了。我比陈生年长一天，承蒙他的话，得以了解老人的心意。世俗所说的长寿祝愿、显贵荣耀之事，大概都不足以向老人陈说了。老人对此会怎么说呢？查西圃先生七十寿序 圣天子享有四十万寿之年的时候，天地元气融和充沛，滋润的水液遍布流行，海内海外都呈现太平和乐的气象。这年八月，我岳父的弟弟西圃翁寿数达到七十岁，族中同辈、族人以及姻亲朋友，都肃敬地捧着酒杯在堂下祝寿。由于我由敦在朝廷任职，不能列在宾客随从之中，但因为是近亲，便代为祝颂高寿、歌颂德行，感情上实在不能不如此。由敦是岳父家的女婿，至今四十多年了。还未议婚以前，我曾见过老人一面；等到成为馆甥时，老人已经游历岭南。丁酉年以后，由敦往来京师，取得官籍做官；除奉使外不能远游，因此没有机会同老人交谈欢聚，互通殷勤之情。每年按时问候，又有时因岭海阻隔，书信不能及时到达。然而老人重视姻亲旧情，看待几个女儿如同自己的女儿，虽相隔数千里，仍如同住在同一闾巷。由敦看待老人，也不只是每天听到他的咳嗽声。老人性情快乐平易、敦厚亲切，周济族人亲党，心意诚恳而且总是有余；同朋友交往，一定善始善终。粤地士大夫无不称他为厚德长者，因此身体健康强健，精神面貌如同少壮之人。几个儿子成行成列，孙辈茂盛，大家都说这是老人盛德所致。自雍正庚戌年老人五十岁生日时，由敦请当今告老的太保相国张公作文祝寿。到了乾隆庚申年，老人六十岁，由敦亲自作文祝寿。转眼又过了十年，我再次写文章作祝酒之辞，私下以此为幸；但想到自己将近六十岁，同前十年相比又怎么样呢？从前震川归有光多次谈到祝寿文章，斥责它们没有真实感情而只写浮艳辞藻，我家钝翁也这样说。由敦则认为，有德之人应当举述他的德行，以达到劝勉作用；有感情之人应当叙述亲属姻亲的深厚情谊，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越亲切越有意味，关键只在感情如何罢了。又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触：古人七十岁便悬车告老，《礼记》说“七十曰老而传”，大概是壮年出仕游走，老年退休休息，这是造物自然的规律。但肩负重任的人常常不能像古人所说那样；即使想淡然置之，情势也不允许。松萝白岳，云山万里，我没有不在梦中牵挂它们的。回想我同老人相见时，俯仰之间已经五十多年；将来假如能够等到悬车之年，悠闲游览故乡，登上来茹之堂，为老人祝八十寿，老人或许也愿意吧？以前楚地百姓汤大云活到一百四十岁，带着儿子来到京师。天子嘉奖他，命由敦书写此事；又过了古稀之年，便为他题写匾额，建立牌坊。今年我随从皇帝巡游。巡幸五台山，经过唐寿民刘永寿家时，刘永寿已经一百零五岁，扶着拐杖出来迎接。皇帝赏赐他金钱，让他用来生活，又 亲自作诗来记载此事，并命令我和诗，传称 “华胥国的百姓多长寿”，大概是遇逢盛世，有些事不期然而自然如此。老人调养身心、涵养德行，迎接并引导祥和之气，达到大耋、期颐之年，都是意料中的事。诗说“申重赐福无穷，直到你这里”，这又岂是亲人祝寿时通常的言辞所能完全表达的吗？

译外姑胡太孺人七十寿序 传说仁德之人一定长寿，而母亲的德行没有比慈爱更大的。慈爱，是仁德的实际内容和爱的原则，是在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行为。孩子幼小时，抚养他、顾念他；长大后，教诲他，依据他的才能使他成就。天天以厚待自己的子女为心愿，而天性又不能自已，于是慈爱的道理便显现出来了。把这种慈爱的道理推广开来，充满并周遍家庭，凡是有为人父母之道的人，无不受到这种慈爱，仁德的道理也因此更加广大。和气充满家庭，恩惠慈爱内外都信服，敦厚丰足安乐、长眉长寿而快乐的景象于是形成。仁德之人的长寿，难道不是这样就可以预期吗？由敦十七岁时，和查家缔结婚姻；岳父渐陆先生客居羊城，岳母胡太孺人主持家政，内外事务井然有序。我的妻子是太孺人的长女，同胞弟弟禹书当时还年幼；太孺人早晚教导子女的起居饮食，都有规矩，出入时加以看护，珍爱超过常情。我原以为慈爱自己的子女，本来就是人情罢了。等到遭逢岳父大丧，太孺人亲自率领禹书奔赴羊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在孩提，一个在襁褓中，溯江登岭，跋涉数千里回乡。她温和细心地抚养照料，完全如同禹书幼年时一样。等到孩子们成人，有的成婚娶妻，有的抱上孙子，于是宗族、姻亲和亲友内外一致把这种慈爱归于太孺人。由敦每年按时登堂拜见禹书及同族兄弟，长幼数辈在家庭之间来往，和乐愉快，和气浸润周遍，完全受到太孺人慈爱的感化。即使由敦愚钝无能，有人讥笑他贫穷，有人责备他傲慢，太孺人反而更加关怀照顾，二十多年一点也没有减少。太孺人的慈仁笃厚，大概本来就是天性，难道是勉强做出来的吗？禹书继承岳父的事业，把太孺人迎到羊城奉养；十多年来，由敦未能登堂问候太孺人的起居，但从往来书信和家中问候里，对情况都十分了解。太孺人的精神、视力和听力比过去更加健旺，含饴弄孙，心情愉快。今年寿数达到七十岁，福禄日益安宁，永远享有难老之福。禹书和他的弟弟溥公、兰陔，面色喜悦、笑容灿烂；每天早晨太孺人看着他们，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由敦承乏在中书任职，见各省封疆大臣上奏百岁以上贞寿者建立牌坊、表彰门第，几乎每月都有。圣明天子常常赏赐金帛，以表示优待。太孺人举行设帨礼时，由敦虽然不能亲自肃敬捧杯祝她长寿，但领受引见海南的使命，将来一定会有机会使德门中的寿母受到 皇帝诏书的褒扬并建立牌坊，所以谨先写下这篇文字；考察母亲的德行，追本溯源归结于慈爱，认为慈爱正是获得长寿的凭证。查母徐太孺人七十寿序 岳父渐陆公于康熙癸巳年去世时，正客居岭南；内弟仲君浦公刚满两岁，他的弟弟还未满周岁。两位母亲都还年轻，岳母胡太君率长子禹书，带着他们跋涉数千里回乡。甲午年，由敦从浙江回来时，见到溥公才刚能穿衣。庚子年从京师回来，再次相见时，他已经执笔学习诸生的功业。后来又听说他同侨居吴江的我族女子结婚，成年后到粤地跟随长兄，又分赴福建长汀经营盐业；才华充足，令同辈佩服，即使年长的老者也甘居其下。交游多是长者，事业日益兴起。大概从雍正甲辰、乙巳年起，禹书已经把岳母胡太君迎到潮阳的寓所奉养；过了几年，溥公也把生母徐孺人迎来，同妻子一起在长汀侍奉。甘美精细的供养、适宜的起居、家庭团聚和顺的快乐，捧杯侍奉膝下，一堂之内和乐融融。而孺人在这一年正好七十岁。由敦作为馆甥，至今四十多年，对岳家内外事务都熟悉，按情义不能用浮夸辞藻来祝寿。况且孺人的贤德，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癸巳、甲午年间，突然遭遇大丧，年轻寡妇和年幼孤儿，形势危急，几乎不是力量所能承受的，但很快又自行振作起来。岳母以整齐严明、慈爱惠和治理家庭，几位母亲接受教训而恭敬谨慎。由敦每年按时登堂，走进她们的庭院，声音气息不传出门限之外；家具案几、匜帨以及扫帚之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小弟的母亲早已去世，孺人把小弟看作自己的儿子，无论寒暑早晚，他的疾病痛痒、行动休息都牵挂在心。岳母已经去了粤地，孺人独自留在故乡数年，率领儿媳妇侍奉几位太君，同岳母在家时没有不同。我的妻子回娘家，有时一住数月，孺人情意和道理都十分真挚，妻子深深赞叹她。家庭日常生活的气机相互感应，和顺就带来祥瑞，乖戾就招来灾祸；懒散杂乱就会衰败，不能自立。看岳母这样治理家庭、孺人又善于承接并使家庭安定，这对家道兴衰关系多么重大啊！到了今天，孺人享受丰厚供养、含饴弄孙，人们只知道她早年遭遇困顿、后来转为安泰，却有谁知道这一切并非偶然呢？艳阳来到时令，百花向荣；回想冰雪严寒凝结之时，贞松茂柏的节操反而更加显著。风平潮稳，长江如白练，长期航行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地处在江心；回想风波震荡、帆樯倾折、惊心骇目的时候，也未尝不为今日举杯相贺。那么孺人登上高寿之年、看着子孙成长，把福庆延续到无穷尽的将来，这种快乐又是怎样的呢？溥公喜欢临池学书，一下笔就有欧阳询、褚遂良的法度；书信应答，工整而不苟且。他写五言、七言诗，名篇佳句不断从笔下流出，同他往来唱和的人无不推重佩服。如今正值为母亲祝寿的日子，各位同溥公交游的人，观察溥公的才华，便知道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但终究不如由敦了解得深切，所以写下真实的话来彰扬她，并没有过分赞美。要想知道孺人的贤德，就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

译族嫂金孺人六十寿序 我们宗族亲友中侨居武林的人很多。我从康熙丁亥、戊子年间往来其间，丁酉年进入都城，后来又一两次前往，直到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关于各位族人荣枯盛衰的情况，听说得已经很多了。能够守住祖传事业，使它延续不废的，族子岳宗云上和干日诸位兄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家从我的伯父别驾渭丝公以及伯兄州司马萃升君起，凭勤俭善于经营生计，家业日益兴隆。伯母戴太安人、嫂子金孺人能够辅佐他们，因而有所成就。伯兄筹划计算，即使太史公所传的计然、白圭一类人，大概也不能超过他；而两代的内助尤其节俭自励，不怕劳苦。宗族亲党之间都说，伯兄父子若不是得到太安人和婆媳的贤能辅佐，哪里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曾经说，世俗评论烈女的品行，往往多称说她们异乎寻常的节操，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守持操行、管理家庭、奉养老人、抚育幼儿、总理内政，却认为只是平常行为，不值得称道。这样的弊端发展到最后，甚至连日常饮食都不能安排妥当；有的人享受富贵却保不住家庭，毁坏子孙，这种情形比比皆是。人在困厄时，只为自身打算，援引名节来约束自己，守住早晚所知的大义，这些事情大多还能做到。等到生活安定顺遂，衣食都得到满足，侍奉起居使老人适意，自己却节制检束，担忧安逸会使人懈怠，害怕依仗富贵而放纵，勤勉不止直到老年，这对于中等以下资质的人尚且难以要求，何况闺门之内的妇人呢？从前我对家弟凝之说：“妇人在贫困家庭中生活容易，在富裕家庭中生活困难；持家就像治理繁杂的县邑，不精明坚强、才力周备的人不能胜任。”凝之拍掌认为说得对。我记得幼年经过伯父家，宾客总是满堂，饮食丰盛洁净，都是伯母和嫂孺人亲手准备的。戊申年冬天，我带着丧服回到伯母家服丧时，伯兄已经去世，伯父母也已年老；嫂孺人抚养众子，处理家务，内外都井然有序。十多年来婚嫁等事务很多，问候、馈赠、庆贺和抚恤没有一年中断。岳宗兄弟承受父母既定的教诲，孙辈成行成列，男女有数百人；他们性情的刚柔、力量的强弱，以及劳逸、饥饱、寒暖的节度，事情轻重缓急先后的安排，嫂孺人以明慧精神运筹处理，各自都得到适当安排。我在京师做官，历数仕宦人家贤能的内助，越发感叹没有人能比得上孺人。人若真能得到贤能的内助，家业昌盛就可以等待了。今年夏四月某日，嫂孺人六十岁生日，族人亲党前来祝寿，事先请我作文。我听说伯母戴太安人至今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强健如昔；嫂孺人同她在一堂之中德行相配，因此超过七十而接近八十，进而可以达到期颐之寿。接受岳宗兄弟丰厚的奉养，自然不必多说。我只表彰她善于持家，用来勉励亲友宗族。有心于世道人教化的人，大概会认为我的话是正确的吧。《松泉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一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 记一

译大阅图记 幸营第一 乾隆四年，岁在己未，冬十一月，甲辰日初一，月初生明，丙午日，时在巳时。皇帝在南苑大规模检阅八旗将士，提前三天开始准备。皇上穿着吉服，出正阳门，卤簿大驾全部陈设。銮仪卫官把鼓角、象辂陈列在南苑北红门以北，依次向南排列。大致如下：御杖二，黄旗二，红灯二，金二，大号八，小号八，金钲四，画角、鼓各二十四，金二，横笛十二，板四，杖鼓四，鼓二十四，红灯二，静鞭八；朝象四，宝象五；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陈列在御道东西两侧。銮仪卫官夹在车辕两旁站立，各二人。陈列在御前的有箆头八、御杖八、立瓜、卧瓜、星金斧各六、门旗八、白泽旗二；五色小旗各四，饰以金色龙纹，黑、青、白、赤、黄五色依次向南。肃静旗二、金鼓旗二、白泽旗二、门旗四、日旗月旗各一、风旗云旗雷旗雨旗各一，均为蓝色旗面；云旗绘云气，雷旗绘雷纹，风旗绘箕星，雨旗绘毕星；云旗、雨旗在东，风旗、雷旗在西。五星旗五，分别用五行颜色，金色绘五星；火、木、金在东，水、土在西。招摇旗一，黑色旗面、白色图案，作北斗斗柄的形象。五岳旗五，分别用各方颜色，以销金绘成山形；中岳、东岳、南岳在东，西岳、北岳在西。四渎旗四，都以销金绘水纹；江为赤色，河为白色，淮为青色，济为黑色；淮、江在东，济、河在西。青龙、白虎、朱雀、神武旗各一，分别用相应颜色，以金色绘龙虎朱雀以及龟蛇的形象；青龙、朱雀在东，白虎、神武在西。天鹿旗一、天马旗一、鸾旗、麟旗、熊旗、罴旗各一，均为赤色旗面，以金色绘图；鸾、熊在东，麟、罴在西。金龙纛二十，黄、赤、白、青、黑五色各四，依次向南排列。仪锽氅八，政平讼理旛二，绛引旛、信旛、传教旛、告止旛各四，黄麾二，龙头竿旛四，豹尾幢、羽葆幢各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各一，金节四，御杖二，绛罗鸾凤扇八，绛罗龙扇四，绛罗双龙扇八，黄龙扇八，黄双龙扇十二，御杖二；紫方伞、红方伞各四，黑四季花伞、黑九龙伞、青瑞草伞、青九龙伞、白四季花伞、白九龙伞、朱瑞草伞、朱九龙伞、黄四季花伞、黄瑞草伞各二，黄九龙伞八，黄九龙曲柄伞四。以上都由校尉步行擎执；骑马执方天戟的四人，执豹尾枪的二十人，佩弓袋箭囊和大刀的各二十人，枪、弓箭囊、大刀间隔排列。又列置金方杌、金交椅、小金瓶、大金瓶、金盆、金唾盂各一，金香盒二，金提炉二，由校尉执持，且都骑马。校尉步行吹大号、小号的各六人；戏竹二人；和声署官四人，穿朝服率领导引乐队一部；步行奏乐者二十八人。御马十二匹，由上驷院执事人员骑马掌御。九龙曲柄伞一把，由武备院执事一人骑马执持，另一人骑马牵引，走在中间。前导大臣十人，都穿礼服、佩刀，骑马在前引导。皇上骑万吉骦，按着缰绳前行。后护大臣二人，御前大臣、侍卫都骑马跟随。领侍卫内大臣二人，率领侍卫中执豹尾枪的十人、佩大刀的十人、佩弓箭囊的十人，排成队列，分列两翼担任护卫。前面的内侍中有职事者，各自拿着所掌管的物件跟随在后。黄轿一乘，由校尉十六人抬舁，十二人在两旁护卫跟随；銮仪卫官骑马护卫，左右各一人。侍卫中佩弓箭囊的二十人列为一队，接着佩刀的二十人列为一队，步行跟随；每队的长官各二人，骑马率领。侍卫中当值的人员各自归入所属队伍，步行跟随。队伍最后是黄金龙大纛二面，由二人执掌。佩弓箭囊的人员左右各九人，又列为一队，全部骑马；两名长官骑马率领跟随。皇帝的王公、文武大臣列在大纛之后，最后一列骑马佩刀的二十人，加上前面的豹尾和各队侍卫，共五列，都像雁行一样依次排列。凡群臣中担任职事、随从的人，都穿礼服。图中能够数清的有：仪物旗帜一类一百四十五件，旛幢麾节一类四十六件，伞扇各四十件，戈杖一类一百二十二件，金鼓乐器一类一百一十四件，器具一类十四件。一人执掌一件，便另有一人作为副手。考察前代记载，甘泉宫卤簿繁复华丽，汉代官属车千乘、骑兵万骑。本朝建立制度，省去繁杂奢靡而整肃羽卫，彰明典制而完备仪章；威严盛大的仪容，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了。列阵第二 列阵的制度是：左翼四旗，称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依次由东向西排列，以东为上。右翼四旗，称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依次由西向东排列，以西为上。各按旗分编为队。图中最前面的是汉军火器营、满洲防军火器营、满洲骁骑火器营，三营并列，各自区别编队。汉军火器营前面设置鹿角二十具，鸟枪步军依鹿角站立。抬鹿角的八十人，牵绳的四人。神威炮十门，各装载在车上；掌管炮车的甲兵一百一十人，炮手三十人，护炮甲兵十人。大纛十面，由甲兵三十人执掌。小旗二十面，由领催二十人背负。红旗二面，由领催二人护卫。金五面，鸣金的甲兵十人。鼓一面，四人抬，甲兵二人击鼓。海螺五个，甲兵五人吹鸣。由参领二人统领，散秩官十人、骁骑十人随行。鸟枪营大纛一面，由领催一人、甲兵三人执掌；随纛有散秩官一人、领催二人、甲兵二十人。参领纛五面，由甲兵十五人执掌。

译鸟枪领催二十人，甲兵二百人。红旗二面，守旗的领催二人。金五面，鸣金的甲兵十人。鼓一面，抬鼓的四人，击鼓的甲兵二人。海螺十三个，鸣螺的甲兵与海螺数目相同。由参领二人、散秩官五人、给使官五人、骁骑校十人统领。每旗由副都统一人统领，每翼由都统二人统领。满洲防军火器营大纛二面，执纛的防军四人。小旗十二面，负旗的鸟枪头目与旗数相同。海螺十个，鸣螺的防军与海螺数目相同。鸟枪防军一百二十人，由防军参领二人、防军校十四人统领。骁骑营大纛一面，执纛的甲兵二人。子母炮六门，行进时用马驾载，发射时在地上用木架支起，根据远近调节左右高低。每炮配小旗一面，负旗的领催一人，另配甲兵九人。由参领一人、散秩官五人、骁骑校五人统领。鸟枪营大纛二面，执纛的甲兵四人。红旗二面，守旗的甲兵四人。小旗十二面，负旗的领催与旗数相同。海螺十个，鸣螺的甲兵与海螺数目相同。鸟枪甲兵一百二十人，由参领二人、散秩官七人、骁骑校十四人统领。总由火器营大臣五人统辖。八旗合计大臣十七人，官校七百一十二人，步骑甲兵八千三百七十六人。图中有一列称为前锋营、防军营、骁骑营，彼此并列而各自区分队伍。前锋营每佐领有前锋一人，担任前锋校的八人，鸣海螺的四人，鸟枪人数视所出前锋人数而定。每二名前锋配用鸟枪；每名前锋各树八面与八旗颜色相同的小旗，合为一队，列在各旗汉军火器营之后。由前锋参领一人、前锋侍卫二人统领，每翼由前锋统领一人统领。防军营每佐领有防军二人，四人合建一面小旗。每旗各树防军统领大纛一面，配防军参领五人防守，每翼由防军统领一人统领。骁骑营每佐领有甲兵或领催二人，四人合建一面小旗。每旗海螺七个、参领纛七面，配防军参领二人、散秩官二人、骁骑校二人，由副都统统领；一名都统则每翼二人。八旗合计大臣十六人，官校二百七十六人，兵四千四百一十人。大臣取四分之一，官校取五分之一，兵则多出四分之一，留下作为殿后部队。图的最后一列称为防军营、骁骑营，彼此并列而各自区分队伍。防军营每佐领有防军三人，每六人树一面小旗。每旗各树防军统领大纛一面，海螺六个，由防军参领三人统领。长枪防军五百零五人，由防军参领三人、防军校三十一人统领，每翼由防军统领一人统领。骁骑营每佐领有甲兵一人，每四人树一面小旗。每旗各树参领纛四面、海螺四个；每名参领配散秩官一人、骁骑校一人，由骁骑参领一人统领。长枪甲兵和领催共二百二十三人，由骁骑参领二人、散秩官二人、骁骑校四人、参领一人统领；每翼由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统领。图的前后两端张开两翼，连接在左右四旗大营末尾的，称为防军营、骁骑营，按旗相连而斜列。防军营每佐领有防军一人，每四人树一面小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四百十人〕 每旗各树防军统领大纛一面，由防军参领二人防守。长枪防军三百七十七人，由防军参领五人、防军校二十五人统领，每翼由防军统领一人统领。骁骑营每佐领有甲兵一人，每四人树一面小旗；每旗各树参领纛三面、海螺三个；每名参领配散秩官一人、骁骑校一人，由骁骑参领一人统领。长枪甲兵和领催二百一十八人，由骁骑参领一人、散秩官二人、骁骑校四人统领；每翼由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统领。八旗大臣、将校、兵丁中，按例行阵者、统率者、执事给使者，共计大臣四十九人，将校一千四百九十人，兵二万九十四人。列入图中的，大臣官校九百四十四人，占六成有余；兵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人，占八成有余。图中八旗合计：鹿角一百二十具，长枪二百四十支，鸟枪四千支，车载神威炮八十门，马载子母炮四十八门，蒙古铜角十六个，金十六面，鼓八面，海螺五百五十二个，大纛六十四面，参领旗二百二十四面，领催旗一千三百二十面，领队小红旗八十面，前锋旗六十四面。八旗的区别是：四面正旗各用本色；镶黄、镶白、镶蓝旗用朱色镶边，镶红旗用白色镶边。旗帜形制方面，四面正旗都是正方形，四面镶旗为方形而旗末尖削，防军旗斜出而末端尖削。大纛中绘金龙，剪裁朱色丝帛制成火焰形边饰。旗面上部缀朱缨的，是汉军火器营；旗制相同而飘有与旗色相同长带的，是满洲火器营、骁骑营；旗制相同而飘白色长带的，是防军火器营及防军营；旗制相同但大小只及一半、上面绘金色飞虎的，是汉军火器营参领旗；绘金龙、以朱色丝帛作火焰边饰并缀朱缨、飘白带而上面饰豹尾的，是防军火器营参领及防军校旗。

译旗制相同而飘带各与旗色相同的，是满洲火器营参领及领催旗；方旗各与本旗同色而上面饰豹尾的，是前锋、防军旗；绘金龙、以朱色丝帛作边饰但不制成火焰形、上部缀朱缨的，是防军参领、防军校以及骁骑参领、领催所用的小旗。凡旗和纛都缀朱缨，只有两面红旗缀黑缨，以表示区别。铠胄的区别是：汉军火器营抬鹿角的人，穿有裲裆而无袖；下列炮手不穿铠胄，穿毡袍短褂，以便防护。穿蓝甲而以本旗颜色装饰边缘的，是防军；穿白甲而以本旗颜色装饰边缘的，是防军校；铠甲与本旗同色的，是骁骑校及领催兵丁。防军、防军校的胄都饰朱缨，其将领的胄则饰黑缨。骁骑校、领催兵丁的胄都饰黑缨，将领的胄则饰朱缨。大臣的胄上饰貂尾和雁翎，用来表示等级威仪。阅阵第三 大阅当天，八旗营伍已经列队。到时候兵部堂官奏请皇上驾临帐殿；武备院预先在晾鹰台上设置黄色帐幕和帐殿。皇上从行宫出发，穿吉服，驾御万吉骦；武备院执事人员骑马执曲柄黄伞在前开路，兵部堂官二人前导，大臣十人分左右骑马引导，内大臣二人殿后防护。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执豹尾、佩大刀，带着弓箭骑马列队，黄轿随后。扈从銮驾、如雁行般排列的前后共五队，全部骑马，唯独不设置卤簿，其余都和大驾临营的仪式相同。大驾临营的仪式。皇上到达帐殿，豹尾枪及三旗侍卫分别列在两翼侍立。两面龙纛立在帐殿后面，侍卫环绕排列侍立。防部院大臣穿礼服，分两翼依次站在黄色帐幕前。八旗给使官校分左右两翼骑马列在台下，各按次序排列。乾清门侍卫每翼各六人，骑马列在各给使官校前面。新满洲、索伦、厄鲁特侍卫中善于驾驭马匹的三十人，不穿铠胄，列在侍卫后面，用来防止马匹奔逸。皇上到达帐殿穿上铠胄，随侍王公、大臣、侍卫中扈从的人，也都穿铠胄。皇上驾御万吉骦，亲自检阅营阵。兵部堂官二人穿铠胄骑马，在前导引；诸大臣在前引导、在后防护，以及各扈从人员，都与来时的仪仗相同。皇上从左翼进入，从右翼出去，沿着列阵中央道路行进。经过骁骑、防军、前锋各队以及南面的火器、鹿角各队时，北面而在南边的将校军士各自回身面向北方，等待。銮驾经过后，才恢复原来的姿势。皇上已经遍阅营阵，又回到晾鹰台。进入黄色帐幕，登上 宝座。大臣、侍卫及各执事人员像先前一样列队侍立，于是吹响海螺，开始行阵。行阵第四 皇上御坐黄色帐幕中的宝座，兵部大臣奏请吹响海螺。黄色帐幕前设置的蒙古海螺先在台下吹响；各旗分列的海螺远近相接，依次传递吹响，直到鹿角，于是击鼓。营中海螺全部吹响后，分列各处的海螺依次退列到台下，于是开始行阵。击鼓吹螺，抬着鹿角整队前进，每次前进以十丈为一节；鸣金便停止，以防小红旗为号。最前面的防军先停止，营中全军也都停止；大小炮、鸟枪一齐发射，鸣金便停止。再次整队前进，海螺、鹿角、金鼓、防旗的节奏都像开始时一样。这样进行九次；到第十次前进时，大小炮、鸟枪连续齐发，中间不停，鸣金三次才停止。鹿角打开八门，第一队的前锋、防军、骁骑各自结队依次出阵，炮位、鸟枪也依次出到鹿角外，分布列阵。第二队也跟随出阵，火器列在其后。第一队已经列成阵势后，八旗同时吹螺，呐喊助威向前进。两翼协同部队斜行列阵，也都前进。营中吹螺，于是振作军队撤退。作为殿后的八旗满洲火器营，其炮位、鸟枪、防军、骁骑以及第一队的前锋、防军、骁骑，各自立在本旗大纛下。八旗把鹿角分成八行，火器军结队撤退，列在最初列阵的地方。第一队士兵依次结队撤退，殿后的部队也依次吹螺结队撤退，各自列在最初列阵的地方。兵部堂官奏报大阅礼成。皇上到达帐殿，脱下铠胄；随从的大臣、侍卫也都脱下铠胄，穿上吉服，随行。銮驾返回。返回行宫的扈从仪仗，全都和出发时一样。这一天，天气晴朗，虽寒冷却不使人战栗。军威整齐肃穆，士气振奋锐利，都在诸臣的赋颂中充分表现出来。皇上的恩赐赏赉，周遍而丰厚，都登记在有关官署的簿籍中，这里不再一一记载。大驾卤簿图记。大驾卤簿中，仪仗、旗帜、御马分左右行进。五辂、金辇、玉辇、曲柄伞、前部大乐、导迎乐、礼轿都在中道行进。仪仗旗盖一类，由旗尉、民尉执掌；较轻的每件一人，稍重的二人，或三人共同执持其中二人；最重的三人执掌，均戴黄翎、朱缨、黑毡帽，穿饰朱色丝边的圆花袍，系绿色绨带。枪、盾、弓箭一类，由防军、亲军执掌，穿蓝色云纹纻丝织金寿字袍、鞓带，帽子依通常制度。乐器由署史执掌，衣冠同校尉。抬辇校尉戴黄翎朱缨豹皮帽，均由銮仪卫官统领，不足时由侍卫充任。现在叙述其行列，以先后为次序。静鞭四名官员，二名民尉，十六人。朝象四，宝物四，象五官二人，字旗二人。民尉一百零八人。乐器一类：金二面，金钲四面，钹、鼓、铙子各二件，笛四管，云璈、管、笙各二件，金口角八个，大铜角、小铜角各十六个。又有金钲四面、红灯二盏、画角和大鼓各二十四件。又有红灯二盏、横笛十二管、板四件、板鼓四面。又有金二面、鼓二十四面、红灯二盏。官八人，头尉六人，署史四十八人，字旗二人，民尉一百六十六人。仪仗一类，有引杖六根、御杖十六根、吾杖十六根，立瓜、卧瓜、星、金钺各十六件。官四人，头尉四人，旗尉八十四人，民尉五十八人。

译旗帜有出警旗、入跸旗各一面，五色销金小旗各四面，翠华旗二面，金鼓旗二面，门旗八面，日旗、月旗各一面，云旗、雷旗各五面，风旗八面，雨旗四面，二十八宿旗各一面，五行旗五面，五岳旗五面，四渎旗四面，以及朱雀、神武、青龙、白虎、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罴、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鸢、赤乌、华虫、黄鸽、白雉、仙鹤、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面。官二人，头尉四人，字旗二人，旗尉三十人，民尉二百四十六人。大纛有五色销金龙纛各四面；前锋大纛、羽林大纛、八旗大纛，分为黄、白、红、蓝各色，均有一正一镶。前锋、羽林各一面，八旗各三面。官二人，头尉二人，字旗二人，旗尉四十人，民尉一百二十人。麾、氅一类，黄麾、仪锽氅、金节各四件。官二人，民尉二十四人。旌旗有进善、纳言、敷文、振武、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等旌，各二面；头尉二人，民尉三十二人。幡有龙头幡、竿幡、豹尾幡、绛引幡、信幡各四面。官二人，民尉三十二人。幢有羽葆幢、霓幢、紫幢、长寿幢，各四面；字旗二面。人民尉三十二人。扇有红鸾凤扇、方扇、雉尾扇、孔雀扇、红单龙扇、黄单龙扇、红双龙扇各八面；黄双龙扇二十面；寿字扇八面。官四人，头尉二人，旗尉二十四人，民尉一百二十八人。伞有红素、紫素方伞各四柄，黑、白、黄、红、青五色四季花伞各四柄，九龙伞各二柄，每种瑞草伞中间配九龙伞；另有黄九龙伞二十柄，紫芝盖、翠华盖各二具，黄九龙曲柄伞四柄。官六人，头尉六人，字旗二人，旗尉六十人，民尉一百三十八人。枪、盾一类，有方天戟、殳各四件，豹尾枪、弓箭、大刀各三十件；每两枝豹尾枪之间夹一副弓箭和一把大刀。官十八人，防军六十人，亲军一百三十六人。器物一类，有金马杌、金交椅、大金瓶、小金瓶、金盆、金唾盂各一件，金香盒、金提炉、拂尘各二件。官二人，旗尉二十六人。御马十匹，官二人，防军二十人。木辂驾马六匹，服马四匹，骖马官二人，头尉二人，民尉三十人；革辂驾马四匹，服马三匹，骖马官二人，字旗二人，民尉三十四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两〕 象辂三辕，驾马八匹，服马六匹，骖马，官二人，字旗二人，民尉三十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两〕 金辂驾驯象，一辆，官二人，头尉二人，民尉四十八人。玉辂驾驯象，一辆，官二人，头尉二人，民尉四十八人。五辂都有抬旗四人、抬丹梯四人，均计入上述人数。金辇，官二人，字旗二人，旗尉六十二人。玉辇，旗尉三十六人，抬丹梯四人。玉辇前面是前部大乐：大铜角四个，小铜角与金口角相间，各四个；署史十四人。黄龙曲柄伞，一名官员执掌，一名执事，共四人。导迎乐有戏竹、云璈、管、笙各二件，管与笛相间各四管，鼓、板各二件，抬鼓二人，署史二十四人。前引官二人，执提炉官二人，对引大臣十人；翼辇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行走大臣都随行。乾清门侍卫左右各二十人。后防大臣二人，领侍卫内大臣一人，侍卫班领二人，豹尾枪十人，大刀十人，弓箭二十人，侍卫四十人。礼轿官二人，民尉十六人，副手人数为其两倍。总管四人，首领十七人，执事太监人数没有定额。内库郎中一人，库使十人。粘杆、弓箭、侍卫都随行。后管王一人，公一人，散秩大臣一人，防军统领一人，侍卫班领二人，侍卫什长二人，御史二人，部院司员四人；黄龙大纛二面，执纛的亲军校二人，亲军十人，侍卫一百六十人。后队八旗大纛各一面，每旗执纛的防军二人，防军参领二人，防军校六人，防军五十四人。仪仗以外，八旗防军依左右两翼分列。每名防军参领统领防军校二人，每名防军校统领防军九人。每旗防军参领五人，防军校十人，防军九十人。合计王公、大臣、官员、侍卫、亲军校、防军校共五百六十二人，无定员者不计在内。亲军、防军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字旗、头尉、旗尉、民尉一千七百五十六人，署史八十六人，执事四人。奉

译奉敕撰写《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瓮山的【缺字】有元朝大臣耶律楚材的一座墓。年代久远而无人修治，渐渐荒芜湮没。因为它的地近于【缺字】。别苑主管官署将要在这里营建某项工程。皇上特意命令在墓上覆盖三间屋宇，使它不至毁坏，并 命令臣由敦撰记此事。臣谨按《元史》：耶律楚材侍奉元太祖、太宗，历经三十多年。当时天下正处于草创混乱之中，他制定赋税，划分郡县，登记户口，区别军民，都是由他经办的。他曾说：“治理弓尚且需要使用弓匠，治理天下怎么能不用天下的工匠呢？”遇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必定极力争辩，丝毫不屈服。甚至有人厌恶他替百姓哭诉。最终依赖他的筹划，法制大致建立，百姓得以安宁休息。所以评论元朝一代的贤相，必定把耶律楚材列为首位。然而历经久远岁月，遗迹渐渐湮没。当年的丰碑高坟，已经被荆棘遮蔽，几乎没有经过的人还会问访。王士正《裂帛湖诗》已经有“谁吊湖边邪律坟”的感慨；而赵吉士《寄园》所记，也说墓曾遭到盗墓者挖掘。这样一座荒墓能够仅仅保存下来，不至于荡然磨灭，实在太难了。如今忽然沐浴 圣明天子的表彰和培护，不仅不因墓地靠近苑囿而认为不妥，反而还为它划定墙垣界限。这是因为与屋宇相比，贞石和楔表更能长久流传不朽。这样的恩遇，难道是耶律楚材当日所敢预料的吗？从前唐元和年间，因为白居易一句话，朝廷赎回并赏赐魏征子孙的宅第，史册把这件事记为盛事。然而那还只是对本朝功臣旧族加恩，与前代没有关系。我们 皇上却把恩惠施及异代之臣，即使相隔四五百年，仍然为他表彰遗墟、保存旧迹，褒奖功劳、崇尚德行。圣心确实远远超越前古万万，不只是恩泽及于枯骨、广泛施行抚恤之仁而已。史书说耶律楚材精通术数，难道他当时曾占卜到墓地，便预知死后必定受到这样的荣遇吗？还是说他的功业留存于世，不容终于湮没？但假如不是遇到我 皇上眷念贤哲，怎么能指望在年代久远、遗迹湮没之后，它不坠落反而更加流传呢？那么这次举措，本来就是耶律楚材的幸运。圣明天子借此教导忠诚、劝勉功业，充分彰明褒贬，树立风范，使百世之后的人都知道感动奋发，尤其应当大书特书，永远垂示无穷。臣有幸奉命记载这一盛举，实在不胜欣喜，谨拜手稽首，把它刻写在石上。《松泉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二。吏部尚书汪由敦撰。记二。奉敕重修龙福寺碑记。龙福寺在蓟州东面，距离 孝陵一舍之近，依山建基，堂屋廊庑略具，山僧只有三五人，香火灯烛勉强延续，很少有人经过这里。天子因朝 拜陵墓多次经过此地，便在寺西建造行殿。于是命令扩建并修葺一新。山门高耸如鸟张翼，石阶层层直入云间，殿宇明丽，台阶庭院周围洁净，刹竿和幢旗的影子掩映在山林之间。乾隆十年春二月。皇帝在 孝陵举行祭礼完毕，到达行宫。驻跸后进入寺中，礼佛将要开始，又因寺院工程落成，寺方磨制石碑，请求记载重修的时间。臣承 命恭敬地撰写了这篇记。按旧碑记载，寺中原有金皇统和三年文林郎、守左拾遗兼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云骑尉、赐绯鱼袋吕卿云所撰碑记，说此山名葛山，寺创建于唐初。有一位名叫智嘉禅师的人，常诵持《妙法莲华经》，寻访胜地来到这里，凿岩穴居住。半夜听到钟声，心中觉得奇异，便寻声来到山腹，看见废寺旧址，墙壁间有“龙福院”的匾额，于是就在这里结茅修行，持诵经文不曾中断。台阶前有毒蛇盘伏，每天都听到经声；忽然毒蛇得到解脱，半夜化作女子，向禅师行礼致谢，详细说她使四周五里之内永远断绝蛇毒，以报答禅师的恩德。不久果然应验了。从此远近的人都信仰归向，珍宝布施云集，这就是建寺的由来。历经辽代至金代天庆、正隆年间，多次增修，这些情况见于碑刻，记载就是如此。臣恭敬地认为 昌瑞山安奉 祖陵，祥瑞之气郁郁葱葱，灵秀之气聚集，群峰相连，有的拱卫，有的环抱，有的作屏障，有的如翼辅佐，山势蜿蜒起伏，都是扶舆清淑之气形成的，深厚积聚，用来藩卫福地。这座山又是它的余脉。山名叫葛山，却没有列入图经、方志，大概是前人疏略而没有记载。京畿各处佛寺道宫相望，名山灵刹荒废在荆棘瓦砾中的，不知有多少。龙福寺本来不足以列入其中，独因靠近离宫，得以迎接 翠华临幸，降临宝刹，佛寺金界焕然一新，比过去更加兴盛，这难道不是山灵极大的幸运吗？智嘉在这里卓锡，也难道曾有樗里子的智慧，而事情竟有相似之处吗？难道是他的功行卓越，不容默默历经数百年而终于湮没，所以遗迹才大为显著吗？还是山川的显隐，本来各有时运呢？国家正在兴隆万亿年无疆的根基，那么这座寺院也应当得到修葺而不毁坏。臣有幸随从圣驾，得以承担撰文之事，把姓名题写在御书之下。他日记载京畿、记录寺院的人，希望能够从这篇文字中得到考察。

译婺源县重建明伦堂碑记。国家建立学校来培育贤能之才，要把俊杰英才都教育陶冶，使他们的德行没有不成就的，行为没有不修养的，技艺没有不完备的，体与用都周全，本与末都贯通，以便施行于各家各国，推及天下。然而特意把这座堂命名为“明伦”，为什么呢？天地之所以各得其位，只因为有了人；人在万物中最可贵，只因为有伦常。伦常之所以能够显明，从古到今不因时世变化而湮没，靠的就是“明”。自从放勋任命司徒，因而敬重、宽厚、敦实、任用，开始整治应有的秩序；千百年来，几位大圣人无不把这看作治理的根本。所以孟子考察教化兴起的地方，概括乡国设教的要旨说：“都是为了明白人伦。”这句话意义深远！所谓伦常，是天命所赋，是上天制定的秩序；具备于人的本性，就是不变的常道；依循它成为天下古今共同遵行的道路，就叫达道。它本来不因贵贱而有偏全，也不因士人百姓而有增损。然而下位者亲近伦常，必定由于上位者能够阐明它。人的本性和天道虽然相同，但禀赋各有不同，所以从君公以下，直到百官众吏，没有谁不负有明伦的责任。而要先在家庭中修养，等待日后施行推广，则从约束自身、进入学校学习的那一天开始。这就是三代圣人在学校中培养人才、谨慎施教并反复申明道义的原因：道没有不同的途径，士人没有歧异的趋向。于是用礼来节制，用乐来调和，用《诗》《书》来讽诵歌咏，以乐正官的崇高职责来彰明这种伦常。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忠实履行并择取善行，也都是为了彰明这种伦常。通过格物致知来探究精微，通过诚意正心来践履实际。用它修身，伦常就在自身明白了；用它齐家，伦常就在家庭明白了；用它治国平天下，成就亲爱谦逊的美德，也没有不是由此推行开来的。这就是学校施教的根本，也是孟子概括其要旨来示人的道理。三代以后，这个道理不再明白；即使汉唐盛世各自都有学校，上层施教所做的，也不过是袒割、馈酳一类的虚文；下层求学所做的，也止于训诂辞章这些末务。到了宋代，文治大为振兴，真正的儒者相继出现；庆历年间，学校大兴，晦翁诸子上承孟子的心传，于是在星源学宫讲堂上大书“明伦”二字，以标明古代圣人设立学校的深意，使求学者都知道用力之处。从此各地都仿照星源学宫作为式样。乾隆甲子年，王君晋三到京城参加铨选，告诉我县学在城西角，国朝曾经一两次修葺，近来又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已经拿出自己的钱财修缮，却还没有碑记，便请我撰写。学校既然以明伦为宗旨，虞、夏、殷、周的文教已经可以看到了；但一定要施教者具有二帝三王的心志，才能真正实行这些道理。大圣人的法则，也一定要学习者能够契合孟子、朱子留下训诫的深意，然后才不辜负国家培养士人的恩德。我们的皇上以明哲作出法则，建立纲常、安定治道，凡是典礼、敦厚、任用等方面作为诸多士人表率的，无不日夜勤勉。学习者若真能体察这些道理而反求自身，难道会白费吗？一定要游心于《诗》《书》《礼》《乐》，以通晓各种技艺；在学、问、思、辨、笃行上下功夫，以成就德行、勉励操行。将来完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功夫，在家则成为真儒，出仕则成为名世之才，用来引导常道教化、成就亲爱谦逊的美德，都以此为基础。这样才不愧于这座堂的名称，不辜负 圣明天子在这座堂中造就士人的实际用意。这也是朱子特意题榜示人的深意。因此，晋三为此所做的努力，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记，特意用来劝勉在这座堂中求学的人。婺源县重建尊经阁碑记。婺源的学校在宋代以前一共迁移六次，朱子所记的藏书阁是第四次迁建，在县治东面；后来又迁到现在的地方，实际是三次迁建的旧址。旧有尊经阁，按县志说在明伦堂后山，已经半废很久了。我私下认为，道源自上天，而通过文字显明；自从一画开天、文明启发幽秘以来，圣帝贤王承接天意建立纲常，没有不留下经典训诫，把它作为施教治政的根本。所以伏羲以来，历代圣人相承，《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灿然完备，好像日月高悬于天，照耀万象；芸芸众生、各种万物都承受它的光明，并由此破除蒙蔽。所谓把纲常宣示出来，成为常道、成为训诫，正是上帝的训示；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其中一种是敬畏圣人的言语。”圣人的言语就是经典，所谓畏惧，就是尊敬它。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立师；敬畏圣言，实际上与敬畏天命、敬重大人相互表里。然而，道在天下长久光明，取决于经典；经典在天下长久受尊，取决于人。因此，有创作经典的圣人，也有阐述经典的贤者；而阐述者的明达，如果没有真正胜任作者圣人之道的才德，就不能完成阐述经典的功业，而且其阐发还应超过作者圣人的原意，使道理更加深远。于是前一千五百多年，历代圣人的经典经过删定编纂，在至圣孔子手中汇集而大成；后一千五百多年，四子的经学渊源于伊洛，在紫阳朱子手中再次汇集而大成。这固然是大道盛明，也是昌盛时代的征兆。如今光明重新出现，盛运再次开启，我 圣祖仁皇帝德行符合圣明，功业与创作、述作相应，编纂汇集六经的精深奥义，深刻鉴察并汇集朱子的全书，大概要再次汇集四千多年文化的大成，以彰明历代帝王经世治国的大训，而承继事业正在更加笃实地归于 宪皇帝继承先帝事业，又适逢我 今皇帝远承洙泗的心传，近继考亭的学问。凡是 钦定的经史典籍。颁赐并储藏在学校中，用来陶冶善化真正的儒者，成就天下人才，从而收到得人的功效，根本就在这里。于是上有所作，下有所应，想要追随风教而行动。偏僻的乡土山角、海隅日出之地，没有一家不敦厚礼乐，没有一户不浸润诗书。何况婺源是朱子的桑梓故乡，号称邹鲁，受到教化浸润，宋元以来真正的儒者相继出现，无不以学习古道而有所获得为根本。然而如今尊经阁长久弃置在荆棘荒草中，该怎么办呢？王君晋三对我说：“我县已经完成明伦堂的工程，又在官道上建了两座牌坊，私下希望寻找尊经阁的遗址，增加工程来营建它。”于是垒石为台，高约二仞。台上建阁，横向六仞，纵向七仞有余。阁高为纵向的一半，对面望见屏山文峰高耸。工程开始于甲子三月，落成于乙丑正月，刚刚完工，便 颁赐各部经典；之后不久，魏中丞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特意给晋三增加官阶，他更加感激欢欣、手舞足蹈，于是又请我撰写碑记，我略作铺陈。经典用来承载大道，根本源自上天；这里只恭敬记述四千年来历代圣人的经典，继承孔子、朱子而三次汇集大成，正是在今日。至于求学的方法和切实的劝诫，朱子《藏书阁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译《热河寓斋记》。热河距离京师四百多里，万山环绕，是塞外的幽深地区。十多年来，天子每年在孟夏时节到这里避暑，直到白露降下，举行围猎、讲习武事，然后回銮。大司空徐公作为近臣随从圣驾，每年必定来到这里。他从浙江被征召来的第二年，便购买了一块地，向东距离行宫不到一里，得到几间旧屋，作为寓斋。此地俯临街市，又依山建屋，有高敞明亮、爽朗干燥的风致。徐公看了很喜欢，便把这里命名为“城市山林”，又给所居之堂题名“半山堂”。堂的东面有卧室，仿照康节安乐窝的旧例，题名“寄窝”。人生本来都是寄居，旅途中的住所更是寄居中的寄居。堂后连接回廊，沿着台阶登上三间轩，架上排列着书册图史，几案上放着笔砚；徐公公务之余，从容舒缓地在其中休息，于是命名为“退食轩”，又在座右题写“惺惺”二字，用来自我警戒。堂西与半山堂相邻并列的屋子，名为“芝兰室”，宾客到来便在这里接待。又折向北面作为游息之处，将居室命名为“敦艮居”，右边名“致虚”，左边名“守静”，大概取自老氏的话，又与养心定性的道理相合，希望能够安止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没有过失。沿着曲折的石阶向西走三十多步，地势更高，环境更幽静，四周环绕着围墙，作为教导孙辈的地方，题名“韫山居”。古语说：“石中藏玉，山便增辉。”如果不是蕴藏得深厚而长久，就不能保存玉的真实光彩，哪里会有光辉呢？所以用“惜阴”给书斋命名，用“尚友”题写居室名称，以表明自我勉励之意。在敦艮居西南角，有一座翼然高起、仿佛浮出的亭子，名为“遐观亭”。亭子正对东面的弥勒峰，山峰向南延伸，便豁然开阔；从西南而来的群山也郁然伏卧，河水沿山脚向南流，曲折转向东面，从群山之间流出；层层山峦横在外面，远处山峰历历可数。亭址在居所中最高，视线所及也最远，这就是它命名为“遐观”的原因。前后总共有若干间屋子，比旧居略有增加扩展，厨房、马厩、厕所等处所也大致齐备。辛丑年，徐公带着孙子出行，我因负责课读也一同前来，留居数月，于是请我为它撰写记。劳役纷扰，追逐利益匆忙，城市的尘嚣，人们都认为是困扰。至于茂密的树林、幽深的山谷，与木石相伴，与麋鹿同游，逸人奇士那种遥远地遗世独立的气概，古代贤达也往往羡慕他们的踪迹而推崇他们。依我看来，城市使人困顿的原因很容易知道。那些沉沦枯槁、决意忘世的人，大多都是内心不能自得，只是有所寄托，借此逃避现实；那么他们纵情徜徉、自以为快乐，难道就没有内心郁塞沉溺、反而成为心灵负累的情况吗？徐公退朝后居住在这里，轩窗清雅，时令花卉芳香，禽鸟欢鸣。他吟诗读书，扶杖游走，倚枕休息，不出门户，而山岩峰峦参差、林间雾气明暗变化的景色，全都呈现在眼前。至于俯视民居的繁盛、物力的充足，又由此看见盛世休养生息所达到的丰盛利益，使百姓生活富足、各得其性。这样，城市和山林的乐趣全都具备了；所谓使形体困苦、使心灵劳累的情形，一点也没有。所以叙述并记录下来，使阅览者知道徐公一生遭逢的情形。圣明时代扈从圣驾的大臣，也能够实现这种乐趣。如此一来，他一定会流连感叹、羡慕不已而不能自止了。《邻松草堂记》。芳溪的杨士千在住宅右侧建了一座堂，以山为基，地势高爽、深邃、幽静，命名为“邻松”，请我为它作记。我曾说，松这种植物，质地正直，挺拔健壮，拔出于尘埃之上，具有君子的德性；历经严寒，傲对霜雪，贯穿四季而不改变本色，具有君子的操守；枝干盘曲多节，高耸山谷，凌越云霄，具有栋梁之材，工匠和石工得到它就会以为可喜，具有君子的功用。因此君子总是拿松来比拟自己的德行。杨先生的先人中有名为“友松”“听松”的，并不只是因产地而取名，确实是有所取法于松。东里先生说过：“君子所崇尚的事物，有的不是因耳目误导、意趣趋向而喜爱，而是因为它的德性，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我多次经过芳溪，春日景色明丽，园中桃李鲜艳盛开，红紫灿烂，香气浓郁，繁茂的树木交相掩映，沿溪芳草，翠绿可爱，使人心情畅快、精神愉悦。到了大雪初晴之时，山头像堆积的白玉，群松挺立在重峦叠嶂之间；长风振荡，朝阳初出，凝结的冰凌坠落空中，撞击山石，发出琤琮之声，肃然仿佛看见伟岸的长者：苍老的面容，古朴的相貌，戴着高冠，佩着宝剑，俯仰揖让，仪容庄重，使人不由得收敛神色，起敬肃立。杨先生积蓄德性、秉持操守，希望能为当世所用，感慨美德不会孤立；他寄托在名号中的意旨，不在于松而在于此堂，那么他所崇尚的东西也就可知了。堂后有泉水从山石间流出，深度和宽度都不过一尺，但四时不竭，水声清越，味道甘甜。杨先生饮泉而观松，屏除远离尘世的遮蔽，使自己的德性日益深厚，我也将产生迁来做邻居的想法，杨先生愿意答应我吗？

译休宁防馆碑记 京师是四方辐辏汇集之地，风调雨顺，车马书信纷纷而来，佩缨束组的士人云集而至。遇到乡试、会试的时期，士子背着书箱来到桥门，计偕赴南省，常常以数千人计。投递文书到吏部，等待次序授官的人，按月累年增加。于是寄居廊庑、借宿旅舍，迁徙没有常处，烧柴如桂、煮饭如珠的叹息，过去就已经如此了。当时也有人建置房屋来招待同乡，规模大的合一省之人，小的合一郡一邑之人，划定名为防馆。人的情感聚合，关系就亲密；离散，势力就涣散。古代人在本国任官，没有事情便离开亲戚、离开乡里。中世士大夫游宦四方，远至万里，近则千百里；当他们跋涉道路、寄身京畿时，久住还是暂留、最终去往何处，都无法预知。列名于防馆仕籍的人，仰赖俸禄生活，能够列名其中而安居旁观；同乡里巷中的英俊之士纷纷来往，惶惶然没有依托休息之处，难道心中不会忧伤吗？然而要分宅让他们居住，指囷给他们粮食，概括说来很难人人做到；因此设置防馆，使他们得以入住馆舍，卸下负担，用来联结离散的情谊、聚合涣散的人心，这也是厚重乡俗、扩大敦睦之风的一种办法。新安郡从前已有防馆，但低洼狭小不能居住；歙县于是另建防馆，我也想为本邑建一所，却尚未找到好地方。壬申年秋天，有人要出售自己的住宅。追溯它的起源，原来是前代达官名公的旧宅。近来京城建造房屋，大都拆毁大宅，取用旧材料，以低价买入而图厚利。我惋惜它落入商人之手，而且不能得到保全，于是同太常金公、给事中两位程公、御史戴公、王公、前观察毕公以及族人仪部文麓商议，大家都认为应当购置，便率先捐资倡导，并给故乡的姻亲朋友写信，希望共同完成此事。不到几个月，远近乐于捐输的人纷纷来到，终于办成了。共建房屋若干楹，略加修缮；堂、庭、廊、庑，以及厨房、浴室、马厩、仓库等处，还有几案、床榻、簸箕、扫帚和锅釜、筐筥等用品，没有一样不是依次备办齐全的；并把剩余置产登记记录，利用闲房收取利息，以备每年修缮；又刊列规条，流传后世。此次工程，全都出自我乡望族巨宗和缙绅儒士之辈，不依靠市场商贾，也不借助游说宣传；一言发出，众人响应，如同赶赴乡试。由此可见，向慕正道、乐于行善的人有共同心志；也可见我乡风气淳厚美善，敦实笃厚，勇于行义，不因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听闻此事的人，理当啧啧称羡，认为难以企及。我和同朝诸公有幸遇到防馆建成，欣喜相庆，因此记下事情的缘起，刻在坚石上，以告后来者。将来人才文风日益兴盛，在这里相互揖让，在这里弦歌诵读，在这里砥砺奋发；名臣和魁伟大儒如群星聚集、如树林挺立，也差不多可以实现；吉祥的人、贤良的士人作为 天子的使者，今日在这座防馆中办事的人，也将同享荣耀。将来长久遵守旧有规章，使它不致废弃失坠，这是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殷切期望的，也正是本邑人的愿望。这就是记。《黄山九松图记》泰山之巅有五大夫松，是古来传说中最著名的松树。除此之外，还要推黄山；黄山本来就多奇松，游人喜爱其中尤其奇特的，各依形状为它命名，并且绘图赏玩，大概就是所谓奇松中最奇的了。松的奇特，有的像龙卧着，有的像龙盘绕，有的像龙受困；有的倒挂在绝壁上；有的像蒲团，可以承受盘腿而坐；有的像首尾相接在两峰之间，仿佛在接引；有的像棋盘；有的像山灵，仿佛在迎接，又仿佛在送行。其中更加奇特的是“一线天”：长松从崖壁中直直矗立到峰顶，像虬龙破石而出。于是各种松树便各自以奇特的形态命名，打开这幅图就可以指着辨认。虽然如此，松树生长在穷山绝壑中，被樵夫、牧人摧残的比比皆是；即使幸运地保持了奇姿，也未必有人爱惜它，为它命名并绘图。为什么这幅图偏偏以松树著称呢？而且我听说莲华诸峰的奇松数不胜数，这幅图却只传绘九株，难道是因为这九株是奇松中最奇的吗？晴日窗前展开画卷，仿佛置身黄山之间，奇异的形状惊动人的耳目，并不是只有登上泰山才能欣赏奇松；那么这幅图和其中的松树，都有奇绝之处存在，怎么可以不记下来呢？

译《澄怀八友图记》澄怀园在圆明园东南角，约半里，馆舍有数十楹。岩石山谷若隐若现，池塘曲折延展，杂有桧、柏、榆、柳等树木，清凉树荫袭人，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世宗宪皇帝恩赐内廷侍直的诸位大臣分别居住其中。我因为在南书房当值，来此居住一直到庚午年。皇上赐我居住在丽景轩，前后左右都是诸公当值居住的地方。在上书房当值的有八人，住在这里的占其中六人。丙子年仲夏，善于绘画的常生来到，于是就把园中的景色绘成《八友图》。走向板桥的人，是少詹事、介休人梁确轩；一个站在桥左等待的人，是学士、仁和人周药栏。药栏一向善于弹琴，有一个童子捧着古锦囊，里面装着一张素琴，正是他平常弹奏的琴。沿着山路稍稍转弯，山麓收束而山顶嵌入其中，几株苍松疏落地独立。相对而坐的两位长髯老人，下面一位是少司马、武进人程莘田；髯多而半白的，是学士、会稽人周兰坡；两人各自拈取诗韵，像在联句。旁边有一人独坐梧桐树荫下，手执纸笔准备写字，是副都御史、安州人陈月溪。云凉亭前，几个童仆展开画卷，一位白须老人从旁指点，是编修、金匮人张酉堂。另有一人挺立凝神观看，是少司马、长白人观补亭。补亭与确轩都不住在园中，但退值后总是频频到来，和住在邻近地方没有不同。最后一人挥着羽扇，飘然走来，蓬头童子提着茶具跟在后面，是少司寇、漳浦人蔡葛山。这八位朋友，不一定住在同一个地方，官职也不一定同阶，年龄也不一定相仿，只是因为遭逢盛世，一同在禁近之地当值，寅时一同入内，申时一同出宫，风雨寒暑从未使他们间隔。他们退食后的闲暇时光，举止雍容，情趣和畅，有羔羊委蛇般的风度，有金兰同气般的雅致，情意亲密融洽，八个人仿佛没有区别于一人。这确实是仕宦生涯中难得的境遇，把它绘出并流传下来，本来就是合宜的。图画完成后，因为我同他们一起居住在园中，他们嘱托我记述往昔居住此园的人。南书房诸公之外，还有太傅、高安人朱文端公，相国、桐城人张文和公，少宗伯、漳浦人蔡文勤公，大中丞、鄞人邵公，宗丞、荆溪人任公，他们都以魁伟高尚的老成之士身份，在东序劝讲。我曾经听到他们的言论，清正的风采、高雅的气度，直到今天还仿佛能看见他们的眉宇。可惜当时没有人把他们绘成图，八位先生继承先贤，后来绘制这幅图，大概正有这样的用意。将来翻阅这幅图，屈指数来，他们的道德、声望和才名卓然辉映，难道只是为了优游于清闲之时，夸耀山林泉石的游赏，成为文坛美谈而已吗？我虽同诸公分属不同部门、当值不同，但在清溪秀石之间灯火相照，很高兴诸公没有弃我，因此不推辞，在卷首写下这些话，并为它题篆。《松泉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三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写 赞、箴、铭 《盛京赋赞》丹陵苍苍，京城辉煌，我 皇帝来到这里，龙旗飘扬，接受朝觐 桥山的祭祀之事极其完备，承载着 来到酆宫，仪容有秩序；在这里朝会，在这里宴饮，在这里询问军务，仪式隆重，礼制完备，恩泽如风传播而盛大降临，于是挥洒而下。皇帝的翰墨纵横交织，文辞如宫商般和谐铺陈；笔墨如云汉滋润，气势包容四海；东马、陶铸，班固、扬雄般的文才，笔不停缀，蔚然成为 天子的文章，昭示天下。万古以来，哪里有这样的天子龙章可以流传？观看者惊骇出汗，盥手诵读，情绪激昂；恭敬地用籀文篆刻，希望寄托于无穷后世。

译《三希堂图赞》皇上得到王羲之、王献之和王珣三人的真迹，因而按照所藏之物为堂取名“ 三希”。皇上亲自制文作记，又命【臣】董邦达合绘成图，【臣】由敦恭敬地为它作赞说：古人说：“文章是小技，区区翰墨，更是余事。”然而书法竟卓然成为千古的最高准则，穷尽神妙，精巧得无法攀比，力量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献之能够继承父业。书法法度光明朗彻，才华又非同寻常。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而这些真迹虽只如鳞片甲片，仿佛有神物护卫，虹光宝气，仍然高照着 天门，迎接 皇上的睿智赏鉴，与神意相契合。大概是因为不遗漏任何长处，所以感慨仰慕，流连不已；既已 挥笔为堂题铭，又把它们绘制在清秘之处。听说通达的人对事物寄托意旨，却不拘泥于事物本身；我私下独自认为，皇上的天纵之才和深厚心意，本末贯通，起初就不把道与器分开。艺术尚且如此，何况更高于艺术的道理，在墙上、在羹汤之间，谁能够测知呢？神明心灵的精微，打开这幅图来观看，必将有所寄托遥远的怀想，而不只是醒着追想晋人的高雅情致吧？《如意骢图赞》【谨序】【臣】听说，上天所用的没有比龙更好的，大地所用的没有比马更好的。自古以来德性所孕育的雄骏，矫健、调驯、良善，来自远方的，没有不被歌颂、绘入丹青的。不只是取其奔驰腾跃、强健有力、驰骋旷野，更是因为它能宣扬威灵，彰显盛德。乾隆八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派使臣图尔都进贡名马。其中一匹，玉质般纯白，隐约有青色纹理。按今尺量，高五尺一寸，长七尺四寸；按准周尺量，高八尺有余，长一丈二尺。它性情温和柔顺，奔驰迅疾，因而 命名为“如意骢”。“骢”说的是它的毛色，“如意”说的是它的德性。恭敬地想到皇上仁慈明达、恭敬节俭，不以奇异物品为贵；即使古人所称“却走马以粪”的境界，也没有超过这里，而牧地的马匹繁育兴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才能和美质。属国前来修贡，奇异的毛色年年进献；天闲中供皇上御用的良马，曾经挑选十匹骏马，各自 赐予美好的名称，绘图并作赞，收藏在秘府。如今 皇帝的德威所及，远远照耀瀚海之外；在悬度之外的地方，也都各自履行职责前来进贡，经过西方极远之地。若论它在外厩中的地位，这匹马的骨相气势安稳而奇异，十骏之外，善于相马的伯乐们也无不为之动容。海西【臣】郎世宁已经绘成巨幅画轴，【臣】等各自题赞；又 奉诏仿照元代臣子周朗的《拂朗贡马图》绘成长卷，描写如意骢入贡时，天子亲临观看，侍卫执缰引马前进，夷使匍匐叩首、跪地献马的情状。【臣】等恭敬拜手，再次为它作赞，以昭示声教所及、远方臣服者的恭顺，以及天马的奇异，留给后世观看。赞曰：皇帝的圣德广泛惠及四方，太阳所照、月亮所临之地，没有不来朝见称臣的。只有准噶尔距离中国一万五千里，道路艰险而且遥远。那里产有名马，凤凰般的脊梁，豹纹般的斑章，削竹般的耳朵高高竖起，两眼如夹镜般闪耀；奇异的毛色洁白如玉，腾跃时仿佛踏云凌霜。戎王拜手叩首说：“这不是臣下所有的，实在是太乙神赐予的吉祥疆土所产。” 圣明的皇帝敬慎地选择吉日，奔驰进献到天门 皇帝不愿违背他的心意，而且这是藩属进贡的常例，于是让它收入闲厩，配列八坊；给它装饰雕花马勒，饰以金鋄玉镶。马低头喷气，神情仿佛激昂；振动鬃毛奋力一跃，像龙腾骧。不只是善于腾骧，而且能理解人的心意；所向盘旋，能在蚁封小路上驰骋，在康庄大道上快慢合度；鸾铃铿锵作响。命名“如意”，取的是调驯良善之义；秉持大地般柔顺，奉行上天般刚健运行。我皇帝承受天命，福寿如大地无疆。汉代寻求宝马，使者前后相望，尚且不能得到；汉武帝曾驰骋疆场，光武帝关闭关塞，边防形势凛然。即使驾着鼓车，内政也来不及治理；只有皇上敬重德行，谨慎明察。贤才就是祥瑞，哪里还需要骕骦？庄稼是宝物，哪里还需要飞黄？彰明圣德所致，绘图以示，不可忘记。【臣】拜手作歌，发誓以声音唱和，光耀万年。圣治隆盛昌明 《大宛骝图赞》大宛骝，是天马的种类，骨相与图中相合，卓然腾跃高耸；早晨踏过流沙，晚上抵达关陇。天马的种类，大宛骝，胸膺如凤凰，脊背如虎，披着珍贵的鞍具，霜白的蹄子高高踏过浮云。浮世间的天马，如今还有谁能匹敌？吉祥疆土所产的飞黄，太乙神赐予的骏马，心性柔婉，奉 清道而行，只因有德，使四海安宁；光耀千秋。【臣】谨记载此事。《汉玉屏风赞》正面因为笔直而不偏斜，侧面因为纯白而没有雕刻；质地坚硬而润泽，埋在土中也不会被侵蚀。把它放在座位右侧，并不是把珍宝当作宝物，而是看重它承载的古代美德。《奎星赞》有一颗明亮的星列在星宿之间，是东璧、斗魁，犹如掌管图书的府库。它的光辉明亮回旋；泰阶有六颗星，帝座有三台星。它降下神灵，便生出贤哲；孕育精华，便产生才士。他们辅佐皇帝的谋略，经天纬地，铺陈典章谋略，启发百姓，觉悟世人。仿佛有人辅佐他们，便有聪明智慧；仿佛有人主管他们，便有科举功名、甲第荣誉，用来酬答苦心，用来勉励纯正修养。根基深厚，果实茂盛；勤力耕作，必有秋收。学习古道才有收获，修养德行每日增进。文采繁盛，百般福禄由此汇聚。

译《三星赞》上天暗中保佑下民，赐予众多福分；《书》说：“我所喜好的德行。”《诗》说：“使你获得大福。”《诗》说：“我有美好的爵位。”《诗》说：“朱绂多么辉煌。”《诗》说：“于是使你的福庆厚重。”《书》说：“使你接近天子的光辉。”《诗》说：“快乐的君子。”《易》说：“没有什么比富贵更崇高。”《诗》说：“敬慎地处理你的公务。”《诗》说：“安静地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易》说：“上天会保佑他。”《诗》说：“以众多福祉辅助他。”《诗》说：“像河水正要到来。”《诗》说：“施及你的子孙。” 右边所赞的是福。《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诗》说：“从上天接受俸禄。”《易》说：“富裕家庭大为吉祥。”《诗》说：“赐给山地和田土。”《诗》说：“扶助并辅翼他。”《诗》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书》说：“俸禄不求过度奢侈。”《书》说：“恭敬节俭就是德。”《诗》说：“用来赐给你福祉。”《诗》说：“适宜于你的子孙。”《书》说：“凭借富裕而能施教。”《诗》说：“自己求得那福禄。”《易》说：“履行诚信，思考顺理。” 右边所赞的是禄。《书》说：“上天专一地保佑天命。”《诗》说：“使君主长寿。”《书》说：“身体康健强盛。”《诗》说：“永远赐予不衰老的寿命。”《诗》说：“酿造这春酒。”《诗》说：“用来祈求长寿。”《诗》说：“斟酌那安乐酒。”《诗》说：“从今开始，年年都有收成。”《诗》说：“像山一样根基深厚。”《诗》说：“像松柏一样茂盛。”《易》说：“刚健笃实而光辉。”《书》说：“人只推求旧人。”《诗》说：“黄发长寿，背有鲐纹。”《易》说：“德性与天地无疆相合。”《书》说：“于是审察这些形象。”《诗》说：“明星光辉灿烂。” 右边所赞的是寿。《杨松溪像赞》【并序】松溪翁姓杨，名楷，字公式，世代居住在休宁的芳溪。芳溪距离我村将近二十里，我的族人与杨家世代通婚，我的妹妹嫁给翁的幼子，因此得以了解翁平日的品行。翁性情孝顺友爱，过继给叔父为后，却又孝敬侍奉亲生父亲，到老也没有衰减。先世曾在溪上架桥，并在桥上建亭，名为“爱日”。翁加以增修，用来为亲生父亲祝寿。吴祭酒苑颜为它题名“象贤”，用以记载此事。翁的弟弟某人是诸生，甲子年秋天参加乡试时突然得了重病，翁冒着酷暑骑马赶去探视，昼夜不停，因此鬓发全都变白了，他笃厚的品行就是如此。按照图志考察，芳溪旧名板桥，四面山峦回环环抱，一条溪水潺潺流淌，沿着山麓绕过居民的门巷向东流去，溪中多芳草，四时青翠茂盛不断，所以当地人称它为芳溪。附近山中多高大的松树，因此翁又取别号松溪。翁小时候掉进溪水，家人没有人知道；有个牧童渡水后丢下鞋子，翁的母亲到水边寻找孩子没有找到，却发现了那只遗落的鞋，远远看见翁在水中浮沉，以为那就是自己的孩子，急忙把他救起，因此得以不死。人们都认为这是神异之事。翁七十多岁时以高寿去世。我曾经过翁家，登上所谓“爱日亭”，远望四周，悲伤地感到老成之人正在凋谢。翁的幼子俊祖带着遗像，请我题写文字。翁去世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我为此作序并作赞。赞曰：“东京的杨氏，盛大到如伯起；来到芳溪，自同州开始，南康、浔州，世代相继发扬美德。啊，我翁，真称得上能继承家业的儿子；父亲深厚地疼爱他，翁顺从父亲的意旨，停止承继长房，过继给叔父，善于侍奉亲生父亲，承受父亲晚年的慈颜。爱日亭，便扩建它的基址；以孝以慈，到了老年仍不毁弃。喜爱施行自己的德行，恩惠遍及乡里；把肥沃之地推让给别人，自己处在贫瘠之处，巨大的财富视同糠粃；和睦姻亲，承担乡里事务，乐于行善从不停止。翁是我的侄女婿，我又是他的妻妹；虽是美好的亲戚，我却没有侍奉过他的手杖几案。如今拜看遗像，只见服饰华美，容貌温润，仪体凝重；修长的胡须已经斑白，仿佛看见园绮。翁的儿子告诉我，仔细看翁的画像，北面那位白胡子老人，原来是由叔氏，因为还有叔父。文不久在旅途中患病，翁急于救助他的危难，赶去看视并送药；暑雨道路漫长，身体因此劳瘁，但当时只有五十岁而已。如此美善淳厚的品行，可以激励懒惰轻薄之人；像万石君那样孝谨，像陈太丘那样深厚有轨范。翁与古人相比，不知道可以比拟谁。我恭敬地缀辑颂辞，不敢过分夸饰老成之人的典范，希望它大概就在这里。” 《瑞芝图赞》【并序】雍正四年春天，有灵芝生长在长洲彭氏庭院中，紫色的伞盖、丹红的花柄，三茎并秀。这年秋天，殿撰翰文先生在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殿试都取得第一。他能够继承祖父侍讲公的事业，人们都惊异赞叹，众人说：“灵芝的祥瑞应验了。”殿撰先生查考文书典籍，找到《瑞应图》《孝经援神契》《抱朴子》等书，其中多把灵芝作为长寿的征兆。当时封公和太夫人年纪已到艾老之年，但精神气力强健坚固。于是殿撰先生高兴地说：“灵芝的祥瑞确实在这里。”过了很久，灵芝更加鲜润，色彩灿烂。殿撰先生请同年张太史绘图，献给父母，并征求诗作来记载此事。我认为，天地清和纯粹的气息聚集到人身上，又有余气及于万物。人的性情和事业淳厚美善，道义充沛，足以感召美好祥瑞。到了这种气息郁积充满、和气交会的时候，附近的大地先得到这种气息，于是出现祥瑞。不是草木自身能够造成祥瑞，而是有德之人确实有招致祥瑞的原因。不过，这种灵物感受了积累的和气，预先出现以示征兆，使祥瑞在人的身上显著可见；人们欣喜爱重它，为它描绘形状、歌咏事迹，本来是合宜的。侍讲公中年时远离尘俗、高蹈自守，官位没有达到其德行的程度，却把福庆留给了后人。殿撰先生具有金钟玉衡般的资质，振发出归昌共命般的声响，继承并传扬前代贤者的事业，蔚然成为国家的珍宝。封公巍然处在名父贤子之间，汇聚精英，修养美善却不炫耀；承受大福，享有福祐，长寿延年；元和之气在庭院间充盈，光华辉映于朝廷。圣朝的美好祥瑞，有什么能比这更大呢？灵草应期而生，铺展荣华、挺拔秀美；福祉相承，恩赐相随，长久以来更加繁盛昌明。《诗经》说：“使你福厚专一，什么福不能除授？使你得到更多增益，没有什么不能众多。”科举功名和长寿，只是姑且从已经发生的事情说起，还不足以独占它的美好。因此作赞，附在众位君子之后。赞曰：太和之气氤氲充盈，聚集于人而完全显现；以和气招来和气，光辉日益更新。有星便有光彩，有云便有卿才；恩泽遍及各种草木，屈轶、华平也一同生长。沿着南陔而行，有挺拔的灵草在这里萌发；仰望繁密枝条，绚丽的色彩凝成形质；丹红的花朵、朱色的花蒂、金色的花盖、玉质的花朵。夜里滋润于膏露，早晨映照着日光，色彩鲜明而盘曲，经过一年更加茂盛；用来迎接天子的光辉，用来助益长寿。扎根在庭阶之间，丹青绘饰，光辉灿烂。我敬仰这样的人，颂扬之声远播。《听松图赞》【有序】古淳大师是滇南太和人，从弁山浴公处得传佛法。又能跟随我的老师、昆明永斋王先生游历，曾一同登匡庐山，泛舟彭蠡湖，又一同来到京师。我认识他。王先生斋中有烟霞般的气息，正如惠勤、参寥一类高僧。他近来栖居在城南精舍，焚香静坐，草木自然散发香气，淡泊宁静。且园高公为他绘制《听松图》，我作赞说：

译画中有松，请大师仔细听。这是松，这是画，心中以为如何？没有画，也没有松；没有松，也没有听。用手抚摸纸面，松在哪里？从哪里能够听见？大师说，这种法不是画，不是松，也不是“非松”。听进入无听，无听也没有松和画；却具足显现一切松，遍摄一切画，具足一切听，种种圆满微妙，不可思议。在松之间、画之间，哪里有可听之处？在画松图之间，哪里有大师存在？这松即是画，也就是听，也就是大师。若说这是大师，那么听也没有听，松也没有松，画也没有画；种种圆满微妙，不可思议。大师于是点头认可，作成《听松图》。《建福宫箴》【谨序】圣明的天子恭敬地继承大业，做到居处不求安逸，遵循夏后氏卑宫的意义，爱惜汉文帝修建云台的费用；宫室苑囿都保持旧日的样子，不从事过度的崇饰。潜邸所居之处名为重华，它的西面有一块空地。紫禁城高而清幽，宫墙曲折深远；喜爱这里地势高爽，于是修葺新宫，适宜夏日避暑，适宜冬日迎暖；有的地方开阔，有的地方幽深，秋月春风，嘉美的花卉姿态婀娜，珍贵的树木枝叶疏朗，顺应时令而养育万物。皇上的心情十分愉悦，于是赐下美名，题名为“建福”。皇上亲自御笔书写，铺陈为赋，意义宏大深远，更使人知道 圣上的心意所在。【臣】私下考察六经，论说福德，没有比《诗经》《尚书》更完备的。《诗经·天保》说：“使你福厚，使你增益。”解释的人说：“文王、武王不自求厚，而使下民厚，所以天下厚待他们；不自求增益，而使下民增益，所以天下增益他们。群黎百姓遍遍施行你的德行，这就是受福的根基。”《尚书·洪范》说：“收聚这五种福，用来普遍赐给众庶。”接着又说：“使他们各有常法，归于各自的常法，这就是赐福应验的结果。”所以，视力明、听力聪，深沉明哲而温和恭敬；百姓勤勉辅翼，保卫治理皇帝本人；六府修治，九州同受教化；福禄降临，国统开启，恩泽垂及无穷，这是一人之福。风雨应时，百谷适宜；老人安乐，儿童成长；天下安宁和乐，兵器销毁、烽燧熄灭，犬类都能生长毛发，这是亿兆百姓之福。亿兆百姓依靠一人之福来作为自己的福，而 一人又确实汇合亿兆百姓的福来作为自己的福，上下成为一体，神人与人相互协调，和乐的恩泽流布，深厚的恩惠遍及海边。太阳升起时，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然后福祉才会聚集。乾坤储藏祥瑞，社稷和苍生笃实地享有福祐，难道只是说讨好这 一人，表现在赞美之辞中而已吗？因此居住在宽广的大厦，就会想到茅檐草屋的狭小低陋；处在重重宫闱，就会想到严寒暑雨中的怨叹。庭院虽整齐，想到百姓陷于昏乱水患，就不敢安宁；园囿虽深广，想到高处的危险，就不敢习以为常。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这是盛大的德行，应当大力彰扬。圣人的事业宏大伟烈，任用贤能、采纳谏言，是美好的功绩。斟酌道德的渊源，正要在丹扆前作箴以警戒内心，在门窗上作铭以时时自省。哪里只是陈述六经的义理来自我欺误，更何况会有夸耀土木华美奢侈的事呢？谨慎地思考这些道理。圣上的心意为此作箴说：从前称为建极，诰文说：“建立中道，树立表率；制定准则，端正自己。” 皇帝内心的福禄使他安定，这难道不是吗？否则就是私下把自己当作百姓的父母，于是说：天子一息尚存，万年之久，心系天下九州。时令若有失常便成为灾祥，也总是承担其中的过错。可怜的百姓啊，没有 天子还能依靠谁？百姓饥饿，我就给他们食物；百姓寒冷，我就温暖安抚他们。有些人愚钝而迷失，就使他们觉醒、使他们明白，不要对他们发怒。贤能的人，就任用他；明哲的人，就听从他。有质朴而愚直的人，就反复思考，宽容接纳他。奉行三种无私，用来建立自己的德行。上至下至草木鸟兽，都受到恩泽，遍及四方。福从上天降下，实在是由我而来。大君 大君的恩赐，惠及这些下民。下民深深怀念他，百般福禄都归于他。快乐的君子，求福而不违背正道。所以说：接受福不在于上天，而在于百姓；赐予福不在于百姓，而在于自身。只要自身安康，百姓就不会得到善治。居安思危，就能使福庆更加深厚；说到恭敬，说到节俭，足以成为万世的范本。光明盛大的新宫，万种福禄一同到来。回望并畏惧百姓的险恶，昭明地感通苍天。居处既然节俭，福祉也因此丰厚。侍臣进献箴言，谨敢告知尚宫。《恪思堂铭》【并序】吴公山在青阳老田的西南面。山麓有一所茅屋，同年吴子和叔买下并加以修葺。文简公听说后，高兴地说：“这就是从前的墨庄。我十二三岁时，曾经在这里练习书法、学习文章。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将来归老之后，难道不可以到这里游览休息吗？”于是作四首诗来抒发感慨，其中有“只嘱咐儿孙思念旧业墨庄，应当改称读书庄”之句。和叔因此把堂命名为“格思”，我为它作铭。时在雍正乙卯年闰夏。铭曰：西山的山麓，是读书的庄园；九位秀美杰出的子弟，聚集在这座堂中。树林泉石寄托旧日的梦，借新诗寄托兴致。经书和书箱是平素的事业，世代都笃实地思念它。要思考啊！仪容严肃，恭敬谨慎；自身首先承载德行。早晚都恭敬勤勉，使美名永不朽坏。山堂与此事一同流传，刻下本来事实作为铭文，以赞美后代子孙。《铜雀台瓦砚铭》神雀轩高高耸立，收藏歌唱、蓄养舞伎；高台已经倾覆，惊沙之中长满荒草，万片瓦鳞次栉比，只留下这一片。质地晶莹而润泽，用十重匣子珍藏。难道没有良材吗？龙尾石、凤咮石经历千年以上，哪里比得上你的长寿？【其一】从前的宏伟华丽，连瓦也觉得有余而惭愧；如今的遭逢，却登上几案席面，从容安适。陈列在秘殿中，松花石泛着光，铜雀台在哪里呢？瓦片制成砚台，这可以作为鉴戒。【其二】《未央宫瓦砚铭》汉朝的基业开启，紫宫新烧制了砖瓦；实在可以流传千春，适宜承受笔墨，是宫中珍宝。《琴铭》海上明月，清辉照耀。波涛涌起如银盘，清凉之气生于玉宇。水洗冰台，寒意刺骨；引得潜藏的蛟龙起舞。素娥本来就是古代知音，为此弹奏一次，又再次击节鼓琴。峨眉松 峨眉松高达百尺，树皮如老龙鳞，树干如冻蛟脊；摇荡云海，滋润膏泽。天风吹来，松树两侧仿佛生出翅膀；声音淙淙，合于音节；撞击山石而鸣，山中月色一片洁白。山水趣 山林幽深昏暗，水势浩荡；清越的声音潇洒流淌，天风将它送来。不是弦乐，也不是手指弹奏，却一发声就都合于音律。清籁 空山中没有人，声音从哪里来？是谁拿着风轮，一开一合？梅雪 泉声在空山中回响啊，清白的月光流淌而娟秀；疏朗的梅枝横斜，点缀着冰玉；清冷的香气沁入人心，远离尘世的烦杂；至人安静和悦，幽深地到达密林；酝酿元和之气，发出太古的声音；充满最初的春意，显现天地的本心。《诗筒铭》外形圆满，面貌浑朴；中间空虚，可以容纳卷轴；赠给我的朋友，来往往复。【其一】空虚它的腹中，可以容纳诗书；把它们收藏其中，卷起又展开；殷勤地寄往远方，比烹煮两条鲤鱼传信更好。【其二】《松泉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四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写

译跋一 恭敬地题跋于雍正十三年 起居注 恭敬地想到 世宗宪皇帝凭借圣明神武的资质，承受重重光明、累世和洽的时运，建立中道、树立准则，大力登上至高的治道。临朝统治十三年，仁德浸润、义理磨砺，德泽广大，恩惠深厚，教化大为流行，六服安定；而 即使晚餐很迟、早起穿衣，仍然像天道运行一样更加健行。从大经大法昭然垂示，到每日一日二日之间、万般政务纷繁深奥，皇上的内心默默运转 睿智的思虑周密详尽，对于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善恶相互感召的机理，每日都在朝廷上加以申明警戒，讲解明白而切实；至于治理国家、保卫邦本的关键，更是战战兢兢。贤能之士已经任职了，又 命令三品以上的大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以储备道府任用，这正是慎重对待官员选任。每年下令免除租税，恩泽遍及京城，又 想到甘省运输粮饷的劳苦，如今正赋已经通行，予以豁免，用来舒缓百姓的负担。刑法条文清简，监狱中也没有冤屈滞留的案件了。尤其把秋审看作审理囚犯的大典，应当怜悯谨慎；并且严禁置酒高会之类的非礼行为，这是为了更加重视百姓的生命。优待防守边疆的军队，士卒都能按时吃饱了。尤其体恤西部边疆归来的士卒的劳苦。下令立即补给额定粮饷，对召募编入队伍的人斟酌增加供养，这是为了厚待军士。吕宋地处海外偏远之地，向内地请求买粮。特地加以防备而准许此事，是为了安抚远方之人。至于督抚进献地方物产，已经减免之后还要再减；仍担心哪怕丝毫会给官吏和百姓造成负担，于是再减去一半。谨慎小心，防微杜渐，彰显节俭的德行。其他如湖泊水泽关系漕运，钱法关系百姓日用，苗疆的安抚整治，海塘的防护抵御，没有一天不挂念在心。圣心大概正如《尚书》所说“帝尧能够克服艰难”，又如《尚书》所说“君王不可贪图安逸”：至诚之心永不停息，纯粹而始终不懈；我世宗宪皇帝确实完全做到了这些。【臣】在执笔记录之际，仰面看见…… 亲临郊坛举行禋祀，斋戒沐浴。亲自办理时，天空澄澈明净，神灵来享受祭祀并降临；甘霖应祈祷而来，瑞雪按时降下，神人与天地和谐，神祇喜悦，而旦明宥密，越发使人敬畏严肃，共同恭敬奉行。这是上天之心，十三年如同一日。春夏秋冬四时祭祀，都洁净而虔诚地奉行孝享。时时瞻仰影殿，屡次前往拜谒。直到山陵之事，以及任用人才、施行政务，都以祖宗的成法为鉴；遵行先祖的德言善行，继承善政，述守法度，诚心奉祀祖先。对先祖的孝心，十三年如同一日。亲自裁定章奏，指示机要事务，整肃纲纪，修明各项政务。即使相距万里，也能坐在朝廷中洞察一切而无所遗漏。延请访问、咨询意见，每天直到太阳偏西都没有闲暇。治理政事的勤劳，十三年如同一日。广开耳目，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设置木铎、悬挂鼗鼓，几乎没有比这更广的了。听取言论的广博，十三年如同一日。甄别选拔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一定记录任用，从各处招致俊杰，众多人才蓬勃兴起。求贤的急切，十三年如同一日。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使人的才器都得到适当使用；兼听并观，举措任用必定恰当。知人善任的明哲，十三年如同一日。爱护安养百姓，把百姓的疾苦视为一体；减轻赋税、免除租税，数额达到亿万。发放国库钱粮赈济，事先周密筹划；兴修水利，督促农桑，教导节俭，使百姓生活富足、德行端正。爱民的心意，十三年如同一日。整治厘定法律条文，怜悯审慎地断狱，稍有可怜悯或疑惑之处，必定…… 命令九卿详细议论，反复奏报审议判决。亲自加以裁决，寻求可以使其生存的办法，酌情减轻或缓期执行；禁止严酷刑罚，减少案件长期羁押。这种好生之德，十三年如同一日。整顿军队，慎重选拔将领，提拔勇猛强劲者，淘汰冒滥之人；储备生息钱粮，以周济军人的急需；免除扣除俸饷、令其补缴等事，以供养他们本人和家室。优厚体恤士兵，十三年如同一日。至于尊师重道，褒奖贤良，表彰忠节，建立宗学，眷顾老臣，敦厚叙睦九族，怀柔百神，官场日益清明，百姓生活日益安康富足，风俗日益淳厚，普天之下都沐浴在恩泽之中。德泽遍及翻山渡海而来、希望亲近圣人的人。圣人所出的祥瑞全都到来，符瑞和嘉祥一并聚集；把全盛时代的宏伟基业，交付给后人。圣上的谋略，建立制度而流传给万年。过去曾巩说：“宋仁宗平易仁厚的行为，以诚心长期积累，使天下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母亲一样亲爱，所以在他弃世之日，人人感动抽泣，路旁设祭，街巷哭泣。却没有人知道这种感情究竟由何而来。”啊！盛大啊！帝王盛美的法则，上下都与天地同流。十三年来恩泽深入骨髓、浸润肌肤，本来就有一种无人知道其所以然却自然如此的力量。成功的伟业，全都具备在方策记载之中。勉强写下这些简略的话，禁不住长久追慕皇帝、如攀龙髯般的哀思。恭敬地题跋。《御制诗初集》。恭敬地思念我。皇上确实具有上天赋予的多才多能之至德，显现出日日更新、永不停息的神功。圣人的学问精粹而精深。皇帝的文章光彩灿烂、文采繁盛。《乐善堂全集》的刊刻，已经陶铸风雅、孕育《典谟》，光照天下，人人争先恐后地想要观看了。自从。登上帝位以来，顺应时序而成就功业，广泛咨询群臣；一天之中有万般政务，全都等待圣心深密的裁决。仰想。皇上披衣早起、勤于政务，早朝到太阳偏西，劳苦已经极其深重了；然而仍然执笔作诗、拈取韵脚，动辄写成千百言，而且每天都以此为功课，如同上天运行，从未有片刻停息。十多年来，留存稿件积累起来，装满了文书箱，共有四千余篇。【臣】等以及在朝群臣，将它们校刻。《御制文集》；凡有人请求刊行，概不答应，不予施行。直到己巳年初夏，才奉。命令从词臣中选取善于书写的人，抄写成巨册，收藏在内廷。并且说：“朕不是想同文士争高下，只是担心日久以后越来越多，不能散失而不收集。略加编次，也可以借此观览翰苑诸臣的书法罢了。”【臣】等曾恭敬地听到圣谕说：“旧日的习惯难以忘掉，如果三天不吟诗，便恍恍惚惚，仿佛有所失去。”又谕示说：“遇到时局清平安宁，姑且用来怡悦自己，正是乐此不疲。”大概。圣意就是这样谦逊冲和。【臣】等每日在值班房侍奉，屡次承蒙。宣示诗文，让我们恭敬诵读、玩味探索。有的鸿篇巨制，气力刚健而绰有余裕；有的寄托兴致于短章，情致悠扬而余味无穷；有的仿拟古人而效法其体制，有的俯身唱和而采用原诗韵脚。无不文辞和义理深远精妙，光辉美丽如日月，包罗天地，远远超出言语和思虑所能达到的境界，同时又清楚地切合人心。每当兴致所至，文思如风发、泉涌，笔不停顿，落纸飞快。犹如应龙腾空，卷舒变化不可测量，乃至。清道仪仗经过，六龙车驾刚刚停驻，才拂去旅途尘土，随即又拿起纸笔作文。古人说：“即使熟记在心、借助书本来表达，也仍不足以形容其中万分之一。”至于发掘难以显现的情意，周详揭示难以穷尽的隐微之处，都是【臣】等百般思索也不能达到的。皇上神妙的机谋秘密运转，表里洞彻通达而没有遗漏；【臣】等即使写数百句话，也不能全部说明。皇上下笔所到之处，情感和义理都充分表达，曲折详尽到【臣】等私下揣摩议论也难以企及。

译《尚书》说：“思考就会明智，明智就成就圣人。” 《礼记》说：“不经思考便能领会，不用勉强便能合乎正道，从容地合乎中道，这就是圣人。”圣明睿智所照临之处，不必经过思考和勉强，便从容自然地达到至高的道理；圣人的整体修养和广大作用，随处显现，形诸文字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而精妙才能达到极点、进入神奇境界的地方，有些不是钻研仰观所能窥见、名言所能尽数陈述的。【臣】等有幸参与校字，能够把名字列在书末，荣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恭敬地题跋。《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臣】等恭敬地作注。《御制圆明园诗》中，仰面看见。皇上圣明的性情深沉博大，陶铸万物，开合天地的变化，运转造物主宰万物的机括。星河明亮回旋，日月交错灿烂。【臣】等在注释编纂之际，如同登上泰山、华山看见云霞和峰峦的奇异秀美，又如漂浮在大海上观赏巨浪和珍宝的瑰丽奇伟，眼花心震，无法用语言命名。【臣】等私下认为，《周书·无逸》说：“文王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没有空闲暇食，来使万民和谐。”而《大雅·灵台》一篇，有的地方称述他享有台、沼、苑、囿，以及鸟兽鱼类驯养之乐。大概只有具备文王那样的勤劳，才会有文王那样的安逸。文王的快乐，原本就是文王光明盛大的德行，庄敬不止于敬慎正道，正如天道刚健运行不停，于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鹰飞鱼跃，整个化育万物的生机浩荡鼓舞而自然流行，自己却并不知道。我 世宗宪皇帝修葺。圣祖仁皇帝赐予园林，作为。游乐、临御的场所，曾经。御制文章作记，详细叙述缘起。皇上因循旧有园林而居住，亲自挥洒。天子的文章，恭敬地作为后记。继承先志，叙述先业；以天下人为先而以享乐为后。圣心所存的意思，向天下和后世昭示的内容，已经说得十分详尽了。在慈闱前侍奉膳食之余。在处理万机、听取政务之余，仰观俯察，心情畅快融洽。圣上的胸襟触景生情，产生感怀，形诸篇章，于是仿照。《避暑山庄诗》的体例，标举胜景，分别命题，绘图作序而吟咏，共四十篇。【臣】等恭敬地拜读。《御制后记》中说：“宫室和服饰器用，得到适宜，正好可以修养性情、陶冶情怀；失去适宜，正好会玩物丧志。意义多么重大啊！” 王者的言语，难道只是宫室服饰器用如此吗？钻研声律，致力于广泛阅读先儒著作，也同样可能成为讥讽的对象。只有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上，却不被事物役使，这样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皇上恭敬地。尊奉大法。祖宗勤于政务、爱护百姓，自。登上帝位直到今天，早起晚食、勤于政务，把这些时时放在心上，从未稍稍放下。偶尔有所寄托，便发为诗歌。和风晨露之歌，天然生机充沛，并不是有意雕琢而写成的。然而即使是这些诗，恭敬地读它们，来到殿宇便会想到。能够继承伟大的功业；登临亭榭便会想到。祖宗留下的俭德谋略；看到农田园圃便会想到。教导农业的遗法；观看动植物便会想到。栽培、豢养的深厚恩泽；登高远眺、抒发胸怀、铺陈文采、彰显才华，无论到哪里，哪不是继承先庭遗德的孝思、顺应时令而养育万物的。圣意呢？【臣】等见识浅陋、学问肤浅，遗漏实在很多，幸而能够把名字列在篇末，斗胆推究圣天子光明盛大、敬慎自守、庄敬不止的德行自然流露于诗中的深意，竭力说明它，以记下我们管窥蠡测所得的万分之一罢了。恭敬地题跋。《御书豳风图》。我。皇上治理政务，几乎把各种功绩都办成了，使天下安康清宁，有很多闲暇游赏和吟咏翰墨。既已用多年积累的功力绘成《诗经》全图，又。想到《豳风·七月》陈述王业的艰难，其中所说农夫和织布的妇女奔走做事、顺应时令，歌咏劳作的辛苦，尤其亲切有意味，于是。亲自用纸笔分章绘成图画，把诗句系写在图的左方，装订成大册。【臣】等在禁廷值班，有幸一同。获赐观看，并且承受。命令恭敬地在后面题跋。恭敬地思念我。圣祖仁皇帝绘制《耕织图》，作诗并付梓刊行，传播于天下。世宗宪皇帝以及我。皇上的三朝睿智文章，光照史册；男女耕织的景象，纤细详尽，无不具备。有老年的农村妇女，亲自承担劳作，其中自己不能说出的事情，一经。天子的笔墨曲折地描绘出她的情状，仰面看见。圣心所存，周遍深入于民间乡里的幽隐之处，并不只是文辞技艺精妙、夺取造化之工而已。从古代考察，只有周朝凭借农事开创基业；《豳风》所陈述的后稷、公刘、太王、文王、武王的遗风，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的心意和作为是一致的。圣天子继承先王的见闻和德行，殷切关怀百姓依靠耕作生活，亲自举行蚕桑典礼，制度明备；教化所到之处，无论海边还是山角，没有一块土地不被开辟；田野中的妇女儿童，直到賨、僰、羗、戎等族，无不懂得耕种纺织是应当从事的事业，安乐地吃饱喝足、拍着肚子，王道教化成功的效果，经过百年休养，逐渐达到今天，称得上极盛了；而且。九重宫阙深密之中，无时无刻不以引导百姓得到养育、安享为心。对于雨晴霜雪的早晚时节，黍、稌、菽、麦生长所宜的高下燥湿，浸麻、治丝以及钩、筐、曲、簿等器具的用途，都广泛咨询、博采意见，考察古代、验证当今，施行于政务并传授给百姓。它在实际事务中已经如此，甚至到了。在文艺中自娱，心中所想也从未放下。他殷切地追溯古代圣贤的心意，仿佛相隔千载以上，指明事迹、描摹形貌，如同亲眼见到他们一样。衮衣绣裳的人从容地在黼座左右讽咏劝谕。圣意深沉微妙，有些在笔墨之外所得的意义，【臣】等有幸得以看见并有所体会；只是惭愧自己浅陋无文，不能发扬其万分之一罢了。

译恭敬地题跋。《御制恭和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臣】等恭敬地作注。《御制恭和》。皇祖圣祖仁皇帝《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已经编成卷册，臣等恭敬地拜手稽首，称颂说：“光明啊，灿烂啊！自古以来，历代圣王相承，善于继承、善于述作；治理功业的巍峨辉煌、文德的光彩华美，大概从来没有比我朝更盛大的了。”恭敬地思念。圣祖仁皇帝文武兼备、圣明神武，像天空一样广泛运行，九垓八埏、日月照耀的地方，没有不遵从他的。皇帝的车驾按时巡行，从郊外京畿直到边塞，所到之处的山川草木，都沐浴雨露的恩泽，承受银河般的光辉。热河地处北方边疆，山势雄伟，峡谷幽深，泉水甘美，土地肥沃。每年消暑时驻跸在那里，依着山峰构筑奇景，疏导山涧而显出秀色。灵台文囿之景，扬播于雅正的乐音，铺陈。天子的文章，标举名胜；抚临疆域的清平安宁，书写。圣上的胸襟浩荡，这就是三十六景诗创作的缘由。当时。世宗宪皇帝孝敬奉养没有止境，侍从在左右，而我。皇上作为文孙随侍。承受的眷顾爱护格外深厚，随从游览行宫胜景，已经有多年了。登上帝位以来，彰明祖宗的谋略，承继祖宗的功业，恩泽广布、德行滋润，海内海外都歌颂我皇上文武兼备，与祖宗相合。圣祖的天和已经融洽，年年接连丰收，于是考察法令制度，修订施行美好的典章。到了乾隆六年秋七月，奉。皇太后的命令，车驾向北巡行，在塞外举行围猎，用来检阅军事实力，安抚远方藩属，以此彰明继承。先祖事业，拜见。光大功业。返回车驾，曲折行进，亲临停驻山庄，面对景物而兴发感怀。继承先志、遵循先德的念头十分迫切，真挚感情洋溢而出，文思如泉涌云蒸，仰面继承。尧帝的文章，全部和韵，原有的韵脚铿锵有声，仿佛咸池、韶乐竞相演奏，灿烂如景星经纬交相辉映。从前晨露、薰风的诗篇，没有听到继承它们的声响；卿云之歌由君王创作、群臣续和，仰承日光重华，实在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又且扶。扶持车辇、承奉欢娱，全部遵循。家法。行军帷幕中披读奏章，恭敬地继承。前代的美好功业；以至于观览时令景物，便想到天下八方都在宽宥之中；考察气候征候，便想到六合之内亲如一家。看到随驾游行的将士同心同德，便想到。圣祖教育军民的深厚仁德；看到前来朝见的藩部进献贡物、输诚归附，便想到圣祖怀柔远方的长远谋略。《诗经》歌颂文王，说“把谋略留给他的子孙”。圣祖正是如此。歌颂成王则说：“继承祖先的足迹，直到万年；承受上天的福佑。” 皇上也正是如此。【臣】等编纂注释时，仰面看见。圣上的文章光明盛大，陶铸万物，精华融会，广泛达到群言。【臣】等是末学浅陋之人，如同登临群玉之府，眼花心惊；面对聚集的众多缥缃典籍，实在担心有所遗漏。能够把名字列在篇末，私下觉得已经获得额外的荣耀了。恭敬地题跋。《御制盛京赋》。臣等恭敬地拜读。皇上宣示。皇上御制《盛京赋》三千三百余言。【臣】等依照原文编纂注释，共有若干万言，仰面看见。圣上的文章光明盛大，光彩美丽如云汉，包容宇宙，综合古今，彰显典谟，熔铸图籍。自从有文字契刻以来，著作的府库中，鸿篇巨制从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广大地说，我大清凝聚承受天命，奠定亿万年宏伟的基业，发祥于神州，抚临中原，祥瑞福庆的开端，实在始于。盛京。【臣】等私下曾诵读《诗经》，周文公、召康公推述先王先公开创基业的起始，安定百姓，从有邰、漆沮、皇涧、过涧，到登临原野和低湿之地；又说到营建丰邑、迁都镐京、筑城、规划宫室的事，臯门、应门、灵台、辟雝的宏伟规模；以及扶犁耕作、筑场打谷、搓绳、祭祀韭菜、牵猪、斟匏爵等古老习俗；细微如松柏、冶炼、周原、堇荼、苑中之鹿、深水之鱼，也都在《雅》《颂》中完整描绘。凡此都是为了明白彰显祖德，远播皇帝的教化，荐致大地所生的嘉祥，巩固世代相继的长远谋略，难道只是为了夸耀都邑的深广曲折、夸张陆地海洋的肥沃富饶，铺陈炫耀、文饰篇章罢了？恭敬地思念我皇上继承。列代圣王的宏大事业，正逢连年丰收的盛运，于是修治美好的典章，按时巡行旧京，备具法驾，奉。乘坐金舆，带着历年积累的诚心，拜谒。桥山而举行展礼，孝敬的礼仪完成；于是接受诸方朝觐，普遍会同，有条不紊地宴饮、赏赐，内外都获得安福。盼望皇帝临幸的百姓听到。和鸾车铃声便欢呼起来，扶杖的老人瞻望。皇帝的翠华仪仗而相互庆贺。祖宗的神灵于是降临享受祭祀，臣民的和谐确实融洽，于是以朝觐为根本。光扬。功烈的赤诚，追溯。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根本命脉；总览形势的浑厚雄伟，仰望宫阙的质朴，追念英明贤能者的功勋，怀想德化的忠厚；物产丰盛充足，恩泽广大厚重，气象庄严肃穆。安抚润泽的恩惠广大深厚，气象庄严肃穆。远远想到，知道上天造就帝王而省察其勤劳，所以孕育虞、夏，甄别殷、陶成周，这些自有其根由，于是抒发 宝贵的墨迹，光彩焕发，如 奎章思绪如泉水涌出，笔不停顿，写成这篇赋，流传示人于无穷。天地的形容、日月的光辉、云霞的色彩、山海的宝藏；看见造化神工的雕饰，织锦组绣也不足以比拟它的色彩；听到《韶》《濩》的铿锵声，钟磬击奏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声音。那些苦读十年、研习都城文学十二年的人，哪里足以仰望企及万分之一呢？臣等征考金匮中的秘藏，查核延阁的收藏，旁搜四库，联缀二酉之藏，疏列征引，多惭愧有所遗漏，因而把名字附在简末，反以此为荣耀而感到惭愧。臣某等恭敬题跋。恭敬题跋。御书《大宝箴》卷。恭敬地想：皇上敬修经典学问，性情深厚纯粹，已成为天性。皇上谕道：处理政务之余，游心于艺术园地；经籍、诸子、史书，从不离开御笔。笔墨所寄托的，都与道法有关。论治国体要的文章，便是唐臣张蕴古的《大宝箴》。天子亲笔所书，大小字体不止超过此卷数倍。特意用小楷结体，大概是因为宋笺精致，最适宜运墨，于是就依照纸幅的大小安排而写成。唐文皇是创建唐代法令的贤明君主，又擅长辞藻；张蕴古献上这篇箴文，因以记室之职升为大理丞，又得到束帛赏赐，可以说是一时的荣宠。然而考察它施用于政事，不过只是用文章加以奖赏罢了。我 皇上效法上天勤劳抚民，没有片刻闲逸，尤其时时取用前代的箴规，借以考察借鉴，来 养成安定天下的圣德，不拒绝群臣众说。体会玩味之余，临池挥毫寄托心意。字行之间的墨彩，端庄而精美，同时具有钟繇《力命》、王羲之《黄庭》以及《乐毅论》等帖的笔法，而兢兢业业、乾惕自警的精神义理，充沛地流露其中。这正是柳公权所说的“用笔在心”。臣等早晚供职宫禁，有幸得以瞻仰锦匣中的秘宝；精神为之振动，天意随笔而行，龙跃凤舞的妙处，不是赞叹所能穷尽的。至于圣学健行不息，一日二日始终念念不忘，无论何时都以此调适心意、修治心性，臣等私下庆幸能够管窥一斑。恭敬地拜手叩首，真诚写在卷末。

译恭敬题跋。御书宋笺。仰敬地想：皇上具有上天纵赋的圣明，勤勉于日益更新的功业，虽然 政务之余游心艺事，也由此可以看见自强不息的作用。自古以来临池书法的名迹，已经汇集其大成。奎章宝墨的卷轴堆满栋宇，而皇上好古敏求，仍然孜孜不息。恭敬解读圣制诗，其中有感于米芾“十万纸”的话，因而更加取法他用力勤奋的精神，正如大海不拒绝细流、泰山不嫌弃土壤那样有宏大的气量。宋笺质地精纯，与古人的笔墨相互发明，于是洗去旧迹重新书写，这是艺林从前未曾听闻的事情，也正汇集了御笔再次洗涤书写的盛德。张恺以执掌技艺的小臣身份，凭微薄才能承蒙鉴赏，也得以依附日月而不朽，这正是因材器使、连微小才用也不遗弃的大作用。多年来御笔都达到神妙境界，却不把已经达到的境界视为难以超越，反而精益求精，进入自然合道的境界，独自抒发心得。这 就是圣学的纯粹，也没有止境，因此能够日益进步而无边无际。即使只从书法这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圣学的整体。在勤于政事、使百姓和睦的闲暇，涵养性情，从容不迫，继续不断地精进，竟达到这样的境界。臣等有幸侍从 清秘之所，内心殷切仰慕，只惭愧自己如无用的樗木、浅陋的才智，不能警醒奋发，以仰报皇恩万分之一。恭敬题跋。御题董华亭临写《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卷。唐人的《月仪书》有两种：一种采用章草体，另一种结字纯是唐人风格，圆润婉丽而严密，在卫瓘、王羲之、张旭、怀素之外，另成一家。思翁按照本家书法临写它，运笔有顿挫，奇健苍秀的风采浮动在纸面上。跋语说：“从《淳熙续帖》中得到它。” 董公对于晋唐名家作品，无论刻本、墨迹还是亲手临写的，不下数百种，到老也不厌倦。董公的书法似乎以天资取胜，但功力的勤奋，却不是常人所能比及的。用力最深的，最终获得名声，确实深远可信啊！静海衣园少司空收藏的文敏墨迹颇为丰富，其中草书以此卷为第一。今年六月。皇上遍临董书，少司空燕见时 皇上亲自垂问，于是进呈 供御览，皇上亲自临写一通，仍将原卷交还少司空。皇上在卷首御笔题写“香光契妙”四字，以记载这件事。皇上以天赋的神妙姿态寄情于笔墨；秘府所收藏的名贤翰墨，远远超过宣和年间。政务之余临池摹仿，几乎遍及各家，此卷偶然经过 皇上御览，立即得到 赏赐，又加以 宝墨留题，没有美好之物不加收录；与人为善的心意，随时流露出来。这样一来，此卷不只是少司空的珍藏，也是世世代代的瑰宝，实在是艺苑千古的盛事。卷后有思翁两篇跋语，一篇是此卷原有的题跋，另一篇也采用章草体；疑心董公另有临写章草的本子，不知什么时候散失了，于是便取跋语和卷首“唐人月仪帖”五字附益到此卷上。近代吴门的古董，真伪杂陈，常常如此。高文恪号称最精于鉴定，或许偶然没有察觉罢了。此卷本是唐代无名人的书法，思翁也认为出自元和以后，却不详知其人。张文敏的题签说是仿效吴通元，不知依据是什么。直庐借来观看，恭敬题写。恭敬和应。恭和御题《梅花三昧甲观》诗后，恭敬记述。《梅花三昧甲观》一卷：第一幅是徐禹功的《雪梅》，晁无咎题写《柳梢青》十首；其后有赵子固两篇跋语，又有张雨一首词，也附在下面。第二幅是吴瓘的《蓓蕾梅》，梅花只有一枝，旁边配置几片竹叶，大概取苏轼诗中“竹外一枝”的意思，简洁而有韵致。前面有吴瓘自题一首词。吴瓘字莹之，号竹庄。后面有高仪甫一首绝句，并书写《江山月》七律。第三幅是吴仲圭的《老干梅》，为竹庄所作，后面有长跋，书法苍劲，粗服乱头，姿态横逸而出。吴匏庵、杨循吉、黄云三人在后面题写，最后题写的是徐守和，并和补之十首词，又题一首词；书法不算很好，但还没有俗气。徐守和的为人没有可考，名款下面有“虚朗斋”小款，推想他是句曲外史一派的人。前面的题签写着《梅花三昧甲观》。题签标明各位书画家的姓名，却没有提到徐守和，应当在徐守和之前或之后。署名“清秘阁”而不署姓名，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此卷于丙寅年冬天进入秘府，很快得到珍重赏玩，各有 御题，并作长歌书写在卷首，又命臣诗正和臣由敦恭敬和作。我谨按《宣和画谱》所载：米芾《画史》说，宋代以前没有墨梅，墨梅自释仲仁才开始出现。黄山谷说他把黑色变成白色，赞叹为超凡入圣，于是独擅千古。这就是补之师法的来源，徐禹功又是补之的高弟，所以精妙达到如此程度。其后吴仲圭、王元章等人，都以墨梅著名。竹庄名声不很显著，但吴仲圭对他的推许格外深厚，大概并不是虚妄的奖誉。山林中寂寞的士人，任意挥洒作墨戏，好古的人把它们联缀成卷。数百年后还能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确实是艺苑中的佳话。臣等值宿清燕之所，得以纵览这些妙迹，欣喜庆幸实在出乎意料。只是接续和应天章，跑得脸色僵硬、汗流满面，欣喜与惭愧交集，于是在和章末尾私下记述其大概。恭敬阅读 御制《雨猎篇》。御制诗《雨猎篇》中有“儒冠着制”“候和门”等句，知道“制”是雨衣，却忘了出处，于是查检《康熙字典》，字典注释引用《六书正讹》；又查检《六书正讹》，才知道出自《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杜预注说：“制，是雨衣。”《韵府小补》也在“制”字韵部下详细载录《左传》，不知道字典为什么依据《正讹》，却不明白征引《正讹》所引用的《左传》。至于邵长蘅《韵略》，连杜预的这一解释也没有收录，只说“衣服”；《北山移文》说“焚蕙制而裂荷衣”，就更加显得简陋疏略了。刘司寇延清主持丙子京兆试的朱卷中有“变本加厉”和“少双寡二”的话，询问各位同考官，他们都不能回答，只有人说曾在方朴山的时文中见过这些用语；后来才知道“变本加厉”出自李善《文选》序，“少双寡二”则见于汉武帝赐吾丘寿王的玺书，载在《汉书·本传》。凡遇到这类情况，不可不广泛考察出处；生吞活剥地接受俚俗传闻、抄袭说法并积存疑惑，只会自己造成错误。恭敬阅读 御制《新正试笔七律》。乾隆乙亥元日入值，恭敬阅读 御制《新正试笔七律》二首，其中有“底借新诗纪顾清”一句，拿它询问同人，大家都不知道出处。后来查检《东江集》，才有乙亥元日十峰饮师邵东斋，师邵拿出我家的桂饼，师邵有诗从墙上递来，我作诗奉答，于是才安下心来。圣上的诗作运用典故精确贴切，留意广博周详，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以浅陋空疏之才执掌笔墨，错误地充任 顾问，哪里能不惶恐惭愧？恭敬记下此事以示子孙。

译时晴斋跋。右军《快雪帖》显赫于千古。三希堂的御笔曾多次得到拜观。近来在长至前一日于斋中蒙赐 展开临写金粟笺一幅。御题绝句，其中有“时晴”“快雪对时晴”的句子，因此取前两个字给书斋命名。仰望天空清明，以此验证时令调和的吉祥征兆。银河灿烂回旋。荣光永远照临，恭敬记下命名的由来，流传示于无穷。《松泉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五。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写。跋二。跋《周易本义》。《汉书·艺文志》说《易经》有十二篇，颜师古认为上下经和十翼合为十二篇，这是东汉以前的旧本。把《文言》《八卦》中有关内容列入经文，是从费直开始的；到了郑康成、王辅嗣，便把《彖》《象》《文言》合并到经文中，《程传》所依据的就是这种本子。吕成公得到嵩山晁氏编纂的古《周易》，重新定为十二篇，朱子的《本义》沿用了这种编排。明初《传义》并行，于是析分《本义》而与《程传》合并；如今监本专行《本义》，但篇次仍依照《程传》，已不是朱子的旧本了。这次刻本仿照宋版，一依《本义》编成，高曾以来的规矩法式由此足以考见，实在值得珍重。于潜徐君潜昭得到此书，请晋江陈先生、国子司业为它审定音读句读，我又加以审校，因此写下这些话以记载时间：壬子三月既望。跋手抄《春秋名号归一图》。当初学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苦于其中氏、名、字、谥号、官爵、国名、地名错杂列举，彼此互见，有时在同一篇简册中，有时相隔数十年；学习时常常因此读熟了却又遗忘。想逐条列举异称，汇编成一册，以备遗忘，但因事务繁多没有闲暇。恰好读到纳兰成氏所刻的经解，得到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与我的想法很相合，只是其中偶有错漏。因此抄录下来放在箱笥中，作为日后编纂的基础。跋手抄《诗所》。《诗所》四卷，是安溪李文贞公所著。它阐明《诗经》中郑风、卫风不删的宗旨，精密确切，即使吕成公复生，群疑也应当都能消释。豳雅、豳颂，朱子虽然曾经引用其端绪，却不敢自信；李公毅然主张这一说，并为之畅述道理，确实是不可轻易改变的论断。至于遣词典雅洁净、训释义理深厚美善，则除朱子之外，解说经书的人都没有能够赶上的。庚子夏天，蜨园徐公从公孙立侯那里传抄经籍并进呈诸多遗书，我因此得以伏案阅读，便亲手抄录带回。丁未夏天，立侯把刻本给我看，大概到这时海内各家才都有了这部书。我既因最先见到它而快意，又曾经耗费笔墨和日力，不忍心丢弃，于是题跋后收藏在家。立侯继承李公的意思，用顾宁人《诗本音》作训释，这是我所抄的本子没有完备的地方。跋《韦昭国语解》。近年来我在京师书肆寻找韦昭的《国语》解说，一直没有找到。今年秋天，衍圣公广棨进京入觐，送给我家刻本《国语》，打开阅读后，韦氏的姓名已经被删没了，但注释却完整地编排在书中。恰好有任知武举的 任命，于是我把书带到棘闱，利用公务之余为它分句读。其中讹字以及篇段本来不应相属却误相连接的地方，错乱不少。可惜没有善本可以校正，只能大体按照自己的意思改正。经过十天才完成，庆幸上天借给我时间，也满足了自己的愿望。把这些话写在末页，以记此幸。读《荀子》书后。荀子立言根本在道，而行文曲折舒缓，用来畅达他的宗旨。除孟子之外，他卓然居于诸家之首。老子谨严，庄子、列子纵恣，只有荀子的义理接近正道而文辞最为醇厚。不只是唐宋名家多从这里产生，即使汉代京师的贾谊、董仲舒，也多仿效他的文辞。我认为学习文章的人，读六经、《论语》之外，应当读《荀子》。《荀子》读熟了，秦汉文章以及唐宋八大家，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校《后汉书》书后。雍正十年壬子夏天，吴郡沈君颍谷来到京师，参加京兆试，箱中带着班固、范晔的两部书，是前辈何义门先生校阅过的本子，我很喜欢，便向他借来临摹。沈君对这些书很珍重，但因为我求借得十分恳切，终于拿出来给我看。我在馆职之余，总是研读朱批和校勘事项，随着日子推移，有时开始，有时停下。读完《志》后，颍谷落第南归，于是留下《列传》六册，让我完成校读。从壬子五月到现在，历时十个月，才得以完成。何义门的校本都依据汲古阁本，而我所校的《后汉书》却是钟人杰刻本，注文删削了十分之五，颇以为遗憾。恰好同门陈紫澜买到这个本子，校过毛刻本，精审得多，还兼录刘氏刊误，与监本大致相同。我一见便十分欣赏，紫澜慨然答应与我交换，于是又加以复校。良友的帮助，使我获益很多。一起写在卷末，以记明这些校本的来源。评《文选》书后三则。我临摹这部书，始于夏四月望日，至七月望日后三天完成。幸而侍奉清严之地，能够从容游心于典籍，实在是词臣的美好际遇。因此恭敬记下岁月，以志圣恩。其一。西苑值庐距离住所很近，通常日出后入值，阅读此书总在辰时、巳时之间，从未超过午时。中间只有长至日斋戒，暂时停了几天，其余时间没有被其他事情夺去，所以能够完成此书。我当初入馆阅读《三国志》时，反而不能这样专心一致，这才知道人事应酬最足以妨碍功业。而参加科举的士子，却每天把应酬当作事情，学业日渐荒废也就不奇怪了。同日又记。其二。这是毛氏初刻本，后来康熙丙寅钱士谧重新校订，已经改补讹字，如《七发》脱简以及《雪赋》空行，都已补正。然而何义门校本仍然刊改得这样多，可见校书实在是很难的事。其三。书《韩文考异》书后。康熙壬寅年，我在大司空蜨园先生家中供馆，得到李文贞公重刻的浙西人所藏宋本《韩文考异》，用朱笔校正，并随手圈点批注了一遍。那些紫笔批语，是灵皋方君的评本。雍正戊申年，我服丧回到南方，又读了一遍，当时用的是蓝笔。最后在同门李玉洲处，见到何义门前辈的评本，便用墨笔把他的评语全部抄录下来。何义门对各种书互相参照考订，广泛搜罗、剔抉隐微，不遗余力，虽然有时繁琐过当，但他实在是第一等细心读书人，可以作为粗疏浅略、苟且读书者的良药。我所临摹的两汉史、《三国志》、《文心雕龙》、《史通》、《文选》以及此书，都时时放在案头，并且喜欢借给别人转相临摹，以扩大它们的流传。

译书朱子与长子书。右边是朱子写给长子的信，前一段分条列举求学的方法，把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作为首要事务。日常应事接物的道理，不外乎勤勉和谨慎二字。这是终身都可以实行的，不只是初学者应当牢牢记住而不丢失罢了。后一段说明让儿子外出从师学习的原因，委婉曲折地成全他，用意周详；其中激励训诫的话深厚恳切，听到的人都应当为之警惧。信中说，在家被俗务所淹没，又没有师友的见闻，人往往因此因循懈怠，而且事事只求顺遂自己的心意，无从知道人情事理。即使天资聪颖，最终也会因阅历不足而不能成事。所以男子生来就应当有志于四方，如果坐在井里看天，即使每天诵读万言，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呢？我十岁以后，就奉先父之命，到数百里外从师学习，每年按时回来一次省视父母。虽然年幼，知道的事情很少，却尤其记得自己曾经悔过改错，遭遇横逆、受到拂乱，这些经历一件件都数得出来。闲暇时追忆所经历的事情，大概已经很多了。我的收获正是在这里，由此知道父母的用心与圣贤完全相同。你们所处的情势不能远行，那么也应当致力于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应事接物时审慎选择用力之处，不流入不肖之人的道路，也就可以了。跋所抄归太仆《史记》评本二则。从前听说有归太仆批点的《史记》最为精善，有人拿临本给我看，跋语浅俗可笑，毫无疑问是后人伪托的。癸卯年秋末，我从蒋民部子遵处借到这个本子，评语很简略，但黄笔标举之处多能抓住要点。然而蒋氏所见也只是后人传抄本，并非归太仆亲笔，怀疑传抄时或有脱落。归太仆一生从《史记》中得到的功力很深，他动笔批点的本子应当不止一本，因此临摹阅读一遍；日后若有别的善本，也可以相互参照。其一。我旧日有震川先生批点的《史记》，是蒋子遵太守家中的临本。甲辰年借来临摹一遍，后来又从晋陵杨农先前辈家借到所藏本复校，大概也是出自同一本所临。吴晚亭馆丈谈话时说，崔侍御家也有震川批本，许多人都向他借来临摹，大概是因为崔君不吝惜传播，反以此为乐。于是转借来复阅，其中颇有异同，黄笔圈点处多能抓住关键。震川先生给王子敬的小简说：“司马迁的大手笔，多半从黄圈标识的意思可以看出。”先生的评本不止一个，这两本或许不是同一时期所阅，因此另外用此本临摹。其二。书沈颍谷所赠《史通》书后。雍正十年壬子四月，吴门沈君颍谷把这部书送给我。他的行笈中带着义门先生校订的嘉靖年间汪元锡刻本，刊刻错误很多，比这个本子差；但校勘精密审慎，朱笔黄笔灿然可见，所录钝吟冯氏的评语尤其广博、辨析精当而简洁。于是向他借来临摹一遍，便成为案头的善本。后来阅读的人，不可忽视它。书胡广传后。《太平御览》引《世说》说：“胡广本来姓黄，五月出生，父母厌恶他，于是把他放在瓮中，投入江湖。胡翁看见瓮顺流漂下，听到里面有小孩啼哭，便前去取来，把他养大，作为自己的儿子。他官至三司，流传着中庸的名声。胡广后来不为亲生父母服丧，说：‘我对于亲生父母来说，已经是死人了。’世人因此深深讥刺他。”考察今天的《世说》不载这条，怀疑是晏元献认为它乖谬粗疏，删去了。像伯始这样孝敬后母的人，难道会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吗？跋手抄《墓铭举例》。《墓铭举例》四卷，是明代长洲王行止仲编录的。墓有铭文，大概是担心墓道毁坏后人们不知道墓主是谁，所以详尽写明他的姓氏、名字、世系、官职功业以及死亡、安葬的年月，以便留下考察依据。它逐条列举死者一生的品行事迹，用文章叙述，又以诗收束，大概在东汉时代最为盛行。但这类文章大多近于俳体，沿至六朝，繁缛更加严重，东拼西凑、比附牵连而成篇章，这是文章的弊病，竟然还不如质朴直说而不失实。昌黎韩氏于是完全用古文来写，曾自负学问老成、文章宏大，不随便毁誉他人，足以取信于今世、流传于后代；他的文辞典雅刚健，也渐渐可以与司马迁、班固的史传相提并论。止仲以昌黎为开端，向下叙录河东等各家，他的见识很卓越。记载说：‘爱惜他，就把他记录下来；敬重他，就把他的事迹尽力阐明罢了。’孝子慈孙对先人的爱敬，就在这里体现，怎么可以冒然替他们作墓铭呢？古代作者，文章完成便建立法则，屡经变化而无穷尽；综合编次，分条辨别异同，并追溯它们的源流，就像制作器物的人，拿成器来考察它的方圆，从而取得尺度，然后施墨运斤；不会违背规矩、背离法度而使器物粗劣败坏，如此或许可以避免错误。甲辰年夏天，从吴门沈君颍谷处借到他手抄成册的本子，随意写在卷首。跋《危太仆文集》。危太仆的文章一百三十三首，后面有震川先生的跋。这是秀水曹倦圃侍郎家收藏的抄本，所谓《说学斋稿》。危公以文章闻名，在至正年间进入明朝，俨然成为宿老。他的文章雄浑博大，前不如虞集、欧阳玄，后不如王蒙、宋濂；但醇厚典雅、清丽婉转之处，也是诸公少有的。南宋文章冗长蔓衍的习气，几乎被洗刷尽了。我读后很喜爱它。抄手很差，间或根据自己的意思改正缺误。舍弟凝之又从《江西志》中校录二十多篇，这样一来，其中不可读的地方就少了。文集有目录却没有序言，分篇而不分卷，文体也不完备，大概是未定稿本。太仆说：‘如果有一部五十卷的文集，能够全部读到，来慰藉我的倾慕之情，同时校正抄本的讹误，岂不是快事？’姑且记下这些，等待将来。跋所抄初白先生《苏诗》评本。初白先生亲手批点的苏轼诗，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从浦观察文焯处借得。临摹这部书时，我本来就喜欢临摹别人批过的本子，好像亲眼见到巨人长者，听他娓娓谈论，在切中痛痒之处时，心中洒然称快。虽然耗费日力，也能增长自己的见识，或许可以体现多见而多识的道理。

译书《陆稼书文集》二则。康熙二十九年夏天。圣祖仁皇帝在乾清宫门，诏令九卿推荐天下的廉吏。当时泽州陈文贞公任都御史，职位在六部尚书之下。皇上几次看着陈公说：“你要推荐谁？”陈公因为其他尚书的奏报还没有说完，没有立即回答。皇上突然又问陈公，陈公回答说：“灵寿县令陆陇其、清苑县令邵嗣尧，是真正廉洁的官吏。” 皇上点头赞许，不久，两人都被召来授予御史。此前，文贞公听说陆公廉平，邵公清正刚直，有人说：“刚直的人容易折损，而且容易招致怨恨和恐惧。”等到推荐时，陈公说：“只要廉洁，即使折损、招怨，又有什么妨害？”最终推荐并任用了两位公。圣祖勤于体察百姓疾苦，向来任用廉吏。像总督于清端公、尚书赵恭毅公，都是始终凭清廉气节受到信任的。皇上的眷顾礼遇由此而来，成就了六十年极其隆盛的太平治理，民间富足，衣食日益丰盛。先人的谋略功业流传下来，小廉洁成就大法度，留下无穷的美好声誉。而文贞公不以自身利害为顾虑，也不借故妨碍荐贤，其荐举贤才的心意也不愧于古代大臣。雍正己酉六月，海盐袁孝廉安贻把这部集子送给我。恰好查检午亭文编所载公墓志，于是谨慎地把这件事记在卷首。其一。《班史》称吴公、文翁都因为廉洁公平而不流于严苛，百姓受到感化；王成、黄霸、朱邑都有德行谦让君子的遗风，汉代政治的隆盛，在他们那里达到了极点。我朝当湖陆先生任嘉定、灵寿县令时，治理政绩大概也没有愧对他们。在嘉定任职时，遇到他的生日，远近百姓扶老携幼，从各处神祠中取来烛架，排列在公堂，燃烛焚香，在堂下列队叩拜。有百岁的父老说：“百姓生活了几个甲子，眼中从未见过像县令这样的官员。”他们到堂前希望一见县令；陆君离任那天，百姓家家结彩，设置香案为他送行，有的刻木立位，用旌旗、幢幡、鼓吹迎回祠中祭祀。檀香气息浓郁，弥漫街道。陆公为政诚恳朴实而不浮华，在嘉定任职不到两年，便判决疑难案件，收集拖欠的赋税，铲除奸猾无赖，即使武健的吏员也远远比不上。廉平德让的功效迅速，确实如此。看到百姓这样拥戴陆公，却动辄说百姓不如古人、古法不能行于今日，有的人甚至把大吏所崇尚的东西看作张弛剥削、愚弄百姓而失去民心，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其二。书《陆稼书〈王学质疑〉序》后。求学务必在日常事务之间求得切实妥当，要尽心静气，用义理加以权衡，不受气质拘束，也不被物欲牵引，这才是为自己求学。先生对自己的学说笃信并谨慎守持，可以说是朴实真切。他针砭阳明学说，不遗余力；对于顾高、傅恕、辞愚，认为顾高是躲避阳明诋毁程朱的罪责，所以不敢公开申辩；傅恕的讲学，则只是阳明学说的正统传承罢了。阳明天分高，对身心性命的深奥道理未尝不深入研究、体会玩味，他所说的都是自己的心得，所以与儒家先贤没有承袭影迹。傅恕的说法，根本上只是错误，果然过于自信，流弊便不可穷究。顾高等人拘守门户，这正是阳明学说的流弊；何况他们所说的又不是出自自己的心得，且又在阳明之下，不能因为他们不依附阳明，便尊崇他们。书徐在川疏稿后赠徐谦斋。都转运使徐君谦斋把他的七世祖在川先生为严文靖公请求蠲免南漕的奏疏稿本给我看。先生以布衣身份替百姓请命，隐德泽及后世，当然会久远而更加显耀。何况奏疏由先生首先发起，文靖公最终能够实行，两人相互成就、更加显明，并没有掠取美名的嫌疑。至于文章言辞恺切悲悯，意旨几乎可以和苏轼代张文定所作的《止用兵书》相抗衡。或许文靖公亲身遭逢战争，辗转迁徙才得以幸免，入朝报告时的情状，该是何等迫切；但他犹豫退缩、回头顾虑，还要等待好友的鼓动，并不是文靖公冷漠无情。安逸嬉游成为习惯，每天以“丰亨豫大”互相谄谀，粉饰太平、阻塞民间隐情不使上闻，已经很久了。突然有人向君主呼吁，使朝廷为之震动；近来列在青词中的人还有噤声不敢发言的，直到采用先生的意见，才出现早晨上奏、晚上就获准的情形。这就是文靖公贤明之处，评论他所处的时代，不可不知道这一点。我朝 列祖的德泽深厚广泛，去年淮、徐之间发生水灾。圣明的天子日夜忧劳，南顾百姓，免除租税，发放赈济，前后耗费大农、水衡的钱财达巨万万而不止；又询问百姓疾苦，使丁黄鸠鹄之状，都不得隔绝于朝廷之前。运使君正以监司需次的身份等待任用，廷臣推举选拔他前往江左。我知道他的根本志向在于川先生之心，而把它施行于事业之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作为和际遇，和文靖相比又怎么样呢？运使的先人是川、坦斋两位先生，都对乡里有德，乡人至今仍称颂他们；事情能够成功，必定在于预先有所防备。上天借此机会来厚待徐氏。运使君可要努力啊！《书李芍亭拟吴文简神道碑后》上面这篇文字是门生李芍亭拟写的稿本，作于戊午年冬天。原拟采用桐城相国的衔名，收藏在书箱中，因拖延而一直没有刊录。到了丙寅年冬天，同年门和叔将要南归，前来请求不止，并且说即使采用我的名字也无妨。我很惭愧，觉得这是僭越，但又无法推辞，于是另改写了一本交给他。因为这篇稿子是李生亲手楷书，书法极其精工，不可废弃，所以一并保存，并把这段话记在后面。后来的读者，应当不会再疑惑一座碑有两篇文字，却不知道哪一篇是真的了。《松泉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六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 跋三

译跋《黄庭》《黄庭经》世人以颍上本为贵。我过去曾有一部，乙未年春天到毘陵就馆时，终于遗失了，至今惆怅不能释怀。颍上本用笔峭拔劲健，却缺少逸宕之气，疑心是率更所临摹的手迹。这个本子笔意浑厚和穆而又高举秀逸，神采气韵独自完备。赵子固说《黄庭》类似繇书，观看此本更加相信。古人把《黄庭》看作碧落仙人的作品，只是那种手持符节、乘着麒麟的贵真气象，与穿草衣、吃木实的人截然不同，这一点不可不辨【其一】从前贤者评论《黄庭》，有“飞天仙人”的称誉；然而历来流传的刻本，大多过于拘谨。大体上所传王羲之的小楷，如《乐毅论》《画像赞》《黄庭经》之类，都是唐人钩摹仿写的，不再是山阴的原物。即使《兰亭》流传的刻本，多到几十、上百种，有的肥，有的瘦，有的庄重，有的流逸，仿佛有千百亿个化身，究竟不知道法身在哪里。我曾经谈论诗、文、字、画与时代运会相关，到唐代成为古今的一大升降。譬如把米煮成饭，饭煮熟后米已经消失，到哪里去寻找谷粒呢？而那些嗜好古物的人迂腐而多有蔽塞，也应当知道，没有谷粒就一定不能成为米饭，米饭又怎么会煮熟呢？千百亿个化身中，也有千百亿个法身，眼光明察的人应当自己领会其中的道理【其二】黄素卷曾归董文敏所有，刻入《戏鸿堂帖》的只有几行罢了，但他的跋语特别郑重。此前直接题作王羲之书，而赵吴兴认为是杨凝式、许浑真迹。思翁一向并不十分推重吴兴，唯独对这一评定没有异议。大概思翁素来不喜欢唐贤的楷法，而这卷除《黄庭》《乐毅》之外又独具风格，所以取来作为刻石诸帖之冠，并不是顺从吴兴的意见【其三】王氏、董氏的两篇跋语，黄素卷上都没有。吴门的商人往往拿真的跋语缀在赝品上来欺骗别人，观看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割去的呢？还是两人竟然已经书丹刻石，只是没有题在卷尾呢？可惜没有得到博雅多识的人来请教此事【其四】《黄庭》的传刻本，大多圆熟，写成经生体。思古斋本稍微有些风骨，但摹写的人手法生硬，未免显得木强。只有《淳熙续帖》中所刻的褚摹本最为清逸，所谓以俊拔为主，大概差不多得到了《黄庭》的真意。吴兴所出的本子，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褚摹本后有“遂良”二字，而吴兴本没有；又不署自己的姓名和临写年月，使它没有印记款识，将无法辨别究竟是谁的笔迹【其五】跋《郁冈斋钟繇荐季直表》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内府购得钟太傅《荐季直表》真迹六行，直以下的五篇跋语都还保存着。二十日在懋勤殿观看，这正是“直”字次序所对应的那一帖的来源。跋《郁冈斋黄庭》乾隆乙丑年秋天，同乡陈君逊心进京参加谒选，把这帖和“月涌江流”端砚赠给我。陈名尚友，是丁巳进士，休宁人，侨居金坛。今年二月，他得到浙江龙泉县的任职而离去；到了秋天便死在任上，前后才几个月罢了。这个本子是初刻拓本中的佳品，即使在金沙也不容易得到。近来我从新建裘少詹那里借来黄素《内景经》墨迹，以及虚舟前辈的临本，拿来相互比较，更加知道宇泰老人钩勒时的苦心，确实比真迹低一等。回忆旧日交游，转眼竟成千古，为此黯然神伤。因此记在这里，以说明它的来历。跋《郁冈斋乐毅论》《乐毅论》前面的刻本墨迹如今也还存在，后来这册子归了涿州冯氏，曾刻入《快雪堂帖》。它何时进入秘府，未能详知；册中有“快雪堂图书”一印，今年夏天曾经观看，并记下此事。跋宋商邱三种《兰亭》卷 从前看见何义门前辈记载：康熙己亥年，武英殿直次张少宗伯任编修时，曾携带五种宋拓《兰亭》给人看，说是从合肥龚端毅公家得到的宋游相百种《兰亭》遗物。乾隆戊午年，緼真阁主人拿出来给我看，已经增加到十多种，拆折装裱的前后印记款识，都和综闻所记相同。不久装成一大卷，于是成为翠墨中的第一等珍品。去年冬天，中州友人把这卷赠给我，也与义门所记没有不同，并且和緼真阁新装的本子恰好相合。于是想到我向来对收藏并未留意，得到它并不足以自豪，倒不如把它归还緼真阁，正有剑合延津、珠还合浦的妙处。主人欣然答应拿松雪真迹来交换，我便把它转赠给他，并把来历如此记下。唉！从南宋到今天五百多年，物品聚合又离散、离散后又重新聚合的，不知有多少？物品不能自主，人又怎么能主宰它们呢？当它们聚合时，一定有人使它们聚合；等到它们离散时，也一定有人使它们离散。探究它最初聚合的缘由并加以辨识，后人又随着自己的所得使它重新聚合，不能说造物者对物品是无心的。商邱公亲自题写这卷，已经郑重地珍惜它；而我无意中得到它，恰好替緼真阁主人促成了聚合，只可惜没有让义门看见这件赏心乐事，也没有把它续入综闻，成为一则佳话。跋《五枕兰亭》贾似道让门客廖莹中缩摹定武《兰亭》，刻在于阗碧玉上，称为“玉枕兰亭”。陶宗仪《辍耕录》中把这件事记载得很详细。如今原拓已经无法见到，只有赵吴兴的临本流传于世。吴兴在《兰亭》上下的功夫极深，绝不是廖莹中之流所能赶上的。我曾多次替人临写，都是从正本缩摹取法；虽然笔力比不上古人，但其中的法度终究不可改变。康熙辛丑年，我曾从王篛林前辈那里看到一件明人刻在青田冻石上的本子，高二寸五分，方一寸二三分，四面都刻有笔法和结体，极像东阳何氏所藏的定武本，只是字比玉枕本更小。石上纪年为万历丙申，可惜忘了作者姓名，大概是浙东人。过了一年，石头归了淮阴程爽林，后来便再也没有见到。跋萧子云书《列子》黄长睿说，萧子云有章草《出师颂》，古雅之处与这件正书相去很远。王虚舟前辈则说，萧子云答武帝时，曾评论自己的书法说：“完全取法元常。”张怀瓘《书断》中也有“晚年学习元常，筋骨也已完备”的评论。这件《列子》书法古雅浑厚劲健，风骨力量直可比拟钟太傅。黄长睿反而认为它不足，王弇州又随声附和，于是有了“十月冻蝇”的讥评，这些都是过分的议论。虚舟在《阁帖》中逐条考订，斤斤计较，很少有赞许，唯独对这件书法极力推崇，一定是深有真正的会心。跋虞倚颿书《阴符经》杜子美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我认为真正喜爱古人，就没有忍心轻薄今人的。倚颿这件书法极像陈香泉，而遒劲秀丽之处还超过他。即使与古人并驾齐驱，又有什么遗憾呢？它被有识之士珍藏，也是应该的。

译跋《碧落篆碑》董逌《广川书跋》说：段成式认为碑上有“碧落”二字，所以命名为《碧落碑》；李肇认为碑在碧落观。然而考察《国史补》，李肇说的正是碑上有“碧落”二字。李汉又说，碑文终于“碧落”二字。董逌驳斥了这种说法。现在考验篆文，只有“栖真”“碧落”一句，既不是全文的结束，也不是文中的重要语句。考察古人的诗文书迹，有以一行开头的字作为标题的，却没有以末字命名全文的，这种错误不必多说。欧阳公《集古录》说，龙兴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在背上。宋潜溪也说：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韩王元嘉的儿子训等人为他们的母亲妃房氏造碧落天尊像于龙兴宫，并把文字刻在背上。董广川则说，他曾亲自到绛州龙兴宫考察，知道那里原是碧落观。现在考验篆文，只说“立大道天尊，建侍真像”，并没有所谓“碧落天尊”。我怀疑广川所说的碑在碧落观，而龙兴宫过去名为碧落观，这才是事实。“碧落”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广川又说，州将不愿用槌子敲击石像的背部，于是摹刻在另一块石头上；如今流传的都是摹本。而《五总志》说，绛、泽二州都有韩王元嘉的儿子黄公为母亲妃房氏祈福而作文立碑；文章虽然不同，都名为《碧落碑》。绛州的刻在天尊像背上，泽州的立在佛龛西边。现在考验篆文，文字说：“哀子李训、谊、譔、谌等含着忧痛，身在丧中，心中无所安置；长久地追念报答德恩，想要树立良好的因缘，恭敬地建立大道天尊，塑建侍真像。”又说：“恭敬守护真容，希望能够流传万古。”那么刻在神像背上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州将摹刻石碑，事情上是可能的；但这篇文字不可能有两种，所以所谓泽州的传刻本，又不知道出自什么人。《集古录》说，李璿认为是陈惟玉书写，李汉认为是黄公撰文并书写。赵明诚《金石录》说，文章是宗室黄公撰写的，关于书写者，有的说是陈惟玉，有的说是黄公自书。广川怀疑惟玉在唐代并没有书名，不应当凭一通碑便突然拥有秦汉遗文那样达到古人绝妙境界的书法。宋潜溪又说，翠岩龚圣予认为是宗室瓘所书，或许有所考据，但终究没有人能确定究竟是谁。可是前人谈论此碑书法，往往都赞叹它奇妙绝伦，甚至说李阳冰看见后，曾在碑下住宿数日不肯离去；又说阳冰自己恨书法不如它，便用槌子击打它，如今碑上的缺损处就是这样造成的。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本来是欧阳信本观看索靖碑的言语，后来又附益到后面的说法上，鄙陋荒谬，不值得辨说。赵明诚说，唐代人很少见到大篆，所以才妄加称说，似乎抓住了其中隐微的道理。然而它的文字也不是纯粹使用籀文，因此周伯琦怀疑它杂用各种字体，李西涯极力采纳他的说法。我认为自汉代以来，隶书、草书盛行，篆法只有《说文解字》中的古文、籀书还在学习，几乎已经中断。流传下来的李阳冰、二徐以及梦英等人的篆书，大多都是峄山碑那一种，以匀圆整齐为上，却不知道古人笔画繁简参差，只是随着心意而写。考察石鼓以及夏、周以来器物上的款识，还可以推求古人遗留下来的意趣。这块碑超出了李斯一类的窠臼，笔法也深厚稳健。我想李训兄弟，都是振奇好古之士，杂取籀文，兼及小篆，又加入诡异的文辞和布局，用道士、白鸽等神异之事惊动世俗，所以在当时更加有名。跋《保母墓砖帖》《保母墓砖》直到宋宁宗嘉泰癸亥年才见于世，其中有“八百余载”的话，仿佛早有预知。周必大《平园集》中也曾提及此事。总之，名迹的流传自有定数，并不只是这件书法如此。董香光把它摹入《戏鸿堂帖》，临池人家有他的书迹，而初拓本实在不容易见到。如今竟得以看到，香光说它是晋代拓本，即使未必确实如此，但它是晋代刻本却无疑。宋潜溪认为《兰亭》是唐人钩摹后刻入石中；这一件则是王献之亲笔书写，本来就应当胜过《兰亭》。一句话已经足以作出定论，姜尧章的辨证反而成了多余的辞说。跋金慕斋所藏蜀本颜鲁公《干禄字书》。颜鲁公《干禄字书》在开成年间的石本已经有残缺，到了欧阳公撰写《集古录》时，称为杨汉公摹本，而且大多已经模糊漫漶。这个蜀本在绍兴壬戌年刻石，距离欧阳公的时代又过了一百多年。卷中从“阳”“庚”二韵以后，大多凌乱失次。我又曾见过宝祐年间的彬阳本，近来吴门刻板流行的本子，与蜀本略有同异，但《唐韵》的混乱，丝毫没有得到校正。难道开成时杨氏所刻便已经讹误了吗？还是错误出在绍兴年间？又为什么蜀本、楚本两者都错呢？至于蜀刻本，凡是脱去“成”“几”“蜂”“丰”“从”“半”以及注文中并列在上面的小字错误，或许是传摹失真的结果。看这样，至于它的用笔和结体，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的朋友金慕斋阁学所作的签识，前后位置没有错乱，实在令人称快。这块石刻至今还存在。雍正癸丑年，同年顾观察稼轩任职四川归来，曾把他所见的本子赠给我，但比这件略逊一筹。大概这个本子是百年前的旧拓，慕斋应当好好收藏，恐怕以后也不容易多见。我从前收藏的本子早已散失，便借来临摹了一遍，因而题跋后归还给他。跋《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四句偈，秦代鸠摩罗什译为“梦、幻、泡、影，露、电”六种譬喻；此外，元魏三藏留支、陈代真常、隋代笈多、唐代玄奘和真谛，都译为“星、翳、灯、幻，露、泡、梦、电”，说是九种譬喻。沙门子璿却说，星和灯是有实体的，还不是真空；云能够含雨，这就是含有生命。魏译经文有九种譬喻，秦译略去其中三种，本来是各有见地的。如今西域梵文经本仍然作九种譬喻，而中华的佛教徒持诵时，都推重秦译的六种譬喻，脍炙人口；九种譬喻反而很少有人听说。乾隆壬申年十二月腊八前二日奉 皇帝敕命考证并为张即之所书《金刚经》册后的跋语作跋，私下记在这里。

译跋宋拓《忠义堂帖》这通碑在雍正三年乙巳装裱。我喜欢它在庄严之中神气飞动，显露出峭拔劲健的风骨，比起专门崇尚严整的《家庙碑》更好。昨天看到《忠义堂》颜书的完整刻本，像这篇铭文以及《东方赞》，都远远不如原碑，这才知道宋代刻工比唐代差得很远，是时代所限制，不能强求。如今世人推崇宋拓，正是因为它离唐代不远，神气还保存完整，而且纸墨相互发显光彩。宋初摹刻的官法帖还保有法度，南渡以后便没有古法了，临池之家应当好好鉴别。《忠义堂帖》以《争生帖》压卷。它比陕西拓本的笔意更接近古法，《告身》曾见过墨迹，刻本没有完全失真。只有从碑刻摹取的那些，都不值得观看。大字《麻姑坛记》也只有在这里见到。至于“才”与“鹿脯”的字迹，笔势稍有收敛；所谓大字，是相对于今天所流传的小楷而言的。跋《钟鼎款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二十卷，是乾隆三年正月蒋恒轩学士赠给我的。不知道是谁刻的，先用石头翻刻成板本，以便摹印，使它广泛流传，用意是很好的。可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到原作的形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每条释文和辨证，大多任意删去字数来阅读，往往弄得不明不白。这大概也是刻工欺骗妄作，而主持者又不加校勘，以致错误百出，终于到了这个地步。前辈曾说：“明代隆庆、万历以后刻书草率，是典籍的一大灾厄。”确实如此。近来吴门书商拿颜色稍旧的纸张冒充宋元刻本；凡序跋中有年月和刊刻经过的，必定全部删去，更使读者迷惑。就像这册书，连薛尚功的姓氏也没有传下来，真是典籍的又一大灾厄。石刻拓本都是宋代遗物，全文最难得到。近来我从吴门薄廷槐君那里借到第一、第二卷，等到到直庐后亲手校补完整。其中篆文只略举一二处，没有来得及全部订正。薄君所藏只有这两卷，日后应当继续访求善本，把全书补足。我曾笑说，有些人读书评阅不过打开几篇，后来便不能继续；我近来很想努力纠正这种弊病，希望能有相助的人，不至于被后人讥笑。跋《述古图》伯时的这幅图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流传的，大多是元、明间人的摹拟作品。考察元代黄文献公《述古堂记》，才知道这篇记是郑天民先觉所作，作于政和甲午年。邵谔把它刻在端溪紫石砚上，绍兴丁巳年进呈内府，便把这幅图称为《述古图》。吴郡缪仲素得到它后，用它给自己的堂屋命名。今天的人因为它是元章所书，便把它归给米氏，实在是考证失误。跋祝希哲《养生论》世间传说唐、祝两位先生任性旷达，很有晋人的风流气度。京兆对于中散，大概本来就是素所宗仰的人吧？所以他应当反复阅读这篇文章，甚至舍不得放下。这一卷笔意沉着，精采奕奕照人，与我过去所见那种狂放纵逸的书迹完全不同。即使跋语中自我辩解的语气十分恳切，也说明他并不是不知道名教的乐趣所在。这样看来，乡里传闻多半是好事者附会失实。我在书法方面相信这一点。跋董文敏书都御史陈公诰命 明代制定诰词，接受诰命的人可以自己选择馆阁中的名家为自己撰写。这篇诰命是倪文正所作。善人必定与自己气类相同的人相合，确实如此！愍帝初年，征召年高德重之士，一时的正人君子相继被重新起用，而少保作为东林党的巨擘，卓然成为天下人的希望。读这篇诰词，还仿佛能够想见当年五星列布天空、光芒清寒而色泽端正的气象。陈公考满还没有多久，就因为担任右言官抑制武官而被罢职归乡。两年后便去世了，不几年国家的形势就骤然改变。我参与修撰《明史》，在著成青史的闲暇，从来没有不低回追念诸公，内心切切向往。文敏这件书法遒劲飘逸而瘦硬，是他晚年得意的笔迹，自己比作颜真卿、徐浩，大概没有什么不及。坦斋给谏得到它，宗人信先把祖先留下的泽惠传给他，所在之处仿佛都有吉祥的云气拥护。它作为陈氏世代珍宝，岂只是判白纯青而已？我因给谏请求题跋，洗手展开观看，想要响拓一通，珍藏作为秘玩。然而我在内直时卯入酉归，留了一个月，始终没有时间濡笔。给谏想到传守它的困难，如果能把它刻在坚贞的美石上，使这篇精妙的墨迹流传，让鸿篇妙迹照耀天下，超过朱巨川的书迹，也就可以把它当作谢监《述祖》诗一样，难道不是清白门第的一件盛事吗？书内弟查禹书所赠董书手卷后 康熙丙申年，我从钱塘归来，内弟查杳子禹书也从南雄归来。我到他的书斋中，畅谈了好几个昼夜，才告别。恰好有客人拿着这卷书到来，禹书得到它，便举起来赠给我。此后我北上，禹书又南游岭表，彼此将近三十年没有见面。乙丑年秋天，他来到京师，我们相见了。他回去一年多，便死在海阳。再次展开这卷书，不禁产生了山阳闻笛般的感慨。回想当年在青门促膝交谈，忽忽已经十多年，墓门上的宿草，又使我为之潸然泪下。因此记在这里。延陵挂剑所看重的并不在于书法，姑且不谈书法本身也可以。跋王永斋先生遗迹 我由敦在甲辰年春天参加乡试时，出自昆明王永斋先生门下。先生不认为我是不肖之徒，几次召我进去与我谈论文章。曾拿出诗集命我编校，刚刚交卷，先生便患病，于是没有刊刻。先生的儿子濂把稿子装入囊中带回滇南，没有留下副本，至今仍以此为遗憾。现在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偶然经过古淳上人的丈室，看见李君画册上有先生亲笔题写的两首诗，便请求得到它带回来。先生性情平和旷达，退朝后清静无事，庭院中喜欢种植应时花卉，养着两只鹤，常常牵着衣服嬉戏起舞；出行时有时让鹤在前面引路，睡觉时鹤就站在床榻前侍奉，成为常态。画册中的《艺兰》《试茗》两首诗，也大概可以想见先生的风度。还记得下雪时到先生那里，谈话一直到深夜，围炉饮茶，娓娓不止。等到告辞回来，积雪堵在车辙中，深达一尺多。自先生去世后，我默默追念平生的知己，其中功业文章震动朝野的人当然不少，但胸怀恬淡闲逸、志趣高远疏朗的，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先生。画册中有许多空白纸张，我嘱咐曾与先生交游的人继续在后面题写，以备作师门旧事。偶尔打开一看，应当不啻于又坐在春风之中。画画的李君名仍，字苏斋，是南昌人，擅长画山水。他居住的地方不能遮蔽风雨，到了天晚还不能生火，却傲然自若，并不因此动容。先生督学时，应当延请他来；这个人本来也值得敬重。不过我所爱重的，原来并不在画作。雍正庚戌年重阳日。

译跋查声山宫詹书 澹远先生正直，他的书法在南书房最受推重。圣祖赏赐给他的长笺、大册，收藏在秘府中的多得数不清。这通碑书法端庄流丽，把各种妙处都表现出来了。族侄天行翁得到它，装裱成册，层层包裹收藏。过去杨东里说，沈度学士的书法婉丽飘逸，雍容而有法度，尤其受到成祖喜爱。一切大的制作，都一定命他书写。他受到帝王知遇的隆盛，足以和欧阳询、虞世南在贞观年间相比。我对于先生也这样认为【其一】本朝书法名家并立，馆阁之中凭书法受到知遇的，没有谁比得上詹事沈文恪公和少詹事查声山先生。沈氏书法纵横俊拔，出入于苏轼、米芾之间，有天马昂藏、顾盼深稳的气势。先生的书法妍美婉转而秀丽，兼有两位文敏的长处，像穿着朝服、佩戴玉饰的人，其中又有李邺侯的仙风道骨；他受到眷顾赏识，并不是虚妄的【其二】宫相的书法在一时独占鳌头，天下士大夫得到他片纸只字，都珍爱得如同悬黎、隋和之宝。这一卷是他临池得意的笔迹，应当受到有识者的重视【其三】查君天行收藏他家宫相的墨迹很多，这一册用蜡纸手摹，圆活精妙。欧阳信本说过：“向上承接，向下铺展，向东萦绕，向西牵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由此可以想见他在直庐清闲时，从容挥毫、沉浸墨池的风度，令人神往【其四】跋王考功临《内景经》虚舟先生临写这部经时，五十一岁，还没有改任谏垣。正是他从容于文章饮酒、精采外发的时候。到了庚辰年，他被贬为吏曹，过了一年南归，意气已经渐渐衰减。他亲手临写积书岩法帖，自己惊叹那是平生精力所汇聚之作。如今相国高公督河时，把它装裱进呈。其中的小篆和摹写诅楚文最好，行楷多作于晚年，未免有精华耗竭的感叹。像这一卷这样感念知己、酬答知遇，心手都畅快，实在不容易多次见到。乾隆丁卯年春天，我从少詹裘君叔度那里借来观看这卷，亲手临写了一遍，但被许多事务牵累，过了一个月才完成黄素纸上的临写，至今还没有动笔。前辈用功专一，每日也有许多闲暇；我在繁杂事务之间挥毫，又惭愧又羡慕。跋王考功临米册 王考功在米芾书法上下的功夫最深。康熙丁亥年在晋陵任馆职时，曾替先君临写《西园雅集》小楷，取拓本反复核对，丝毫不差。戊戌年在京师，又替我写了一幅大挂幅，就是这册中临写的《天长》《赤髭》等帖。学习米氏书法最容易流于庸俗，应当从气韵、骨格上辨别。我过去见过考功还是诸生时，亲手摘录《四书大全》十多册，书法都仿效苏、米两家，没有一笔懈怠，确实足以在当代独自成名，并非虚言。跋姚荃汀侍御隶书 柳待制说：赵文敏背临颜、柳、徐、李诸帖，拿真迹反复校对，不但转折、向背没有一点不像，而且精采焕发，有的地方甚至超过原作。侍御这件书法，汇集汉、魏、晋、唐各代名迹，一一穷尽它们的优长，同时又自带本家的风骨。即使以臣下的身份取法二王，也完全没有遗憾。他临池功夫的纯熟，即使文敏大概也没有办法超过，何况又得到周行各地、阅历丰富之后的涵养；那种春日般温润、秋霜般清峻，整齐而闲暇的气度，都可以从纸墨之间想见。观看的人当然不应只是赞赏它与古人相合的精妙。跋吴云岩殿撰所藏赵学斋副宪书 学斋副宪曾经评论，古人把书法列入六艺；如果不能凝神澄思，就无法达到其中的微妙境界。因此专心钻研到极致，一定会有使浮躁平息、使心神舒展的功效。他又说，学习书法的要领，不外乎笔法、风神两方面。笔法贵在得到如划沙、印泥那样的奥秘，这其中有一定的规范；风神则存在于人的性情之中，自然流露出来，如果涵养不深，也不能自然地与古法相合。他的立论就是如此。谈论书法而最终探究到人的性灵和学问，这哪里是仅仅在墨池笔冢之间用功的人所能知道的呢？这一册是云岩殿撰所作，当时他正主持教务。万松殿撰作为学生时受业于他，师生情谊最为深厚；他所收藏的公书法，珍爱得如同拱璧。因为我长久以来了解先生，所以这册书嘱我题跋；于是举出平素从先生那里听到的话，来为他作证。跋赵学斋副宪所书《阴骘文》同年赵学斋副宪在书法方面有造诣，他运笔采用褚遂良的法度，而结体完全宗法率更，又能在古代名家中自立一格。展开一卷，就知道是公的书法；跟随公学习书法的人，也只需展开一卷，便知道是公的弟子。公生性喜爱书法，京城人士常常拿白册子请翰林们题写书法，有的还私下请求写小楷，我对此深感苦恼，而公应酬往来却从不显得厌倦。等到历任卿贰之职，年纪已经超过五十，精力敏捷仍不减当初选入馆阁时。我曾以公作为后辈的勉励榜样，只是这篇是他患病以后所写，不算得意之作。他的哲嗣们担心被好事者夺走，便刻在石上以昭示后世传守，这本来就是孝子的用心。因此题写在后面。跋钱舜举《洪崖图》这幅图本来出自阎右相，东坡先生已经作了详细评论。画卷中的人物神情气韵生动，而橘、术、栗、葛、柮五人以及所谓“雪精”，尤其精采，出人意料。这是钱舜举自己产生新意画成的吗？还是曾经见过阎立本的真迹呢？我怀疑从唐代经过宋代直到元初，摹仿的作品不止一种。舜举一定有所依据，并不是随意创作的。

译跋查梅壑画册 甲辰年初夏，我在京城与家涤崖兄相见，他拿出这册给我看，原来是梅壑早年的笔迹，曾拿来请涤崖的祖父方至先生指正。梅壑以书画闻名，而画作胜过书法；既然知音在前，尤其不会草率从事。正如管公明初次见到单子春，整日清谈，文采如花般流动，不愧为名士，本来就应当受到有识者欣赏，何况还是先友留下的遗迹呢？我向来不懂画，只是曾经说过，画本没有比我们家乡的山寺溪亭、云林烟岚更美的了；眼前景物无不处在倪云林、黄公望得意的境界，山川有助于人成就画艺，所以擅长此道的人很多。涤崖的画法渲染，已经超过家庭传授所达到的境界，也超过梅壑，但他仍然郑重珍惜这册，说明他的心意又在笔墨之外。从前我的岳父渐陆翁，是梅壑的侄子，曾跟随梅壑学习书法；这册起首又有我的岳父毘陵龚子畏题写的长诗。反复披览几次，珍重爱惜之意，实在与涤崖有相同的情怀。题王少詹画 这是前辈王艮甫先生的画，吴门沈君颍谷赠给我的。先生在翰林院时，深深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肯替人作画，别人也不知道先生能画画。颍谷与先生同乡，交情深厚，所以得到的作品特别多。这幅画作于丁未年除夕，当时先生在山左任提学，年将终了，使院寂静冷清，于是挥墨娱乐宾客，权当馈赠岁时之礼；从中大略可以想见他的风致。颍谷知道我特别喜爱先生的画，便拿这幅赠给我；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一年，遗存的片羽如此稀少，应当怎样珍爱它呢？颍谷还曾拿出《胥江》《采芝》两幅图给我看。《胥江》是乙巳年秋天颍谷南归时，先生为他饯行所作，笔意仿效唐寅。《采芝》则是颍谷跟随先生拜谒孔林，得到三本紫芝，先生因为颍谷的后代尚未显达，便在岁朝画成图并题诗赠给他；王夫人又写信把画寄给颍谷的妻子，表达祝愿多子的心意。前辈在公务繁忙之中，意趣和韵味仍然如此闲远，更令人感叹羡慕不已。先生的画大多不署款，时间一久甚至不再知道是先生的笔迹，因此缀写几句话来记下此事。跋张晴岚家藏画卷 晴岚居士去年给我看《石谷南田小卷》，我为它写了《佳人绝代》，感叹尹邢与才子同时，怀疑它们属于元、白一流。如今他又拿出这卷，叫我题跋。我说，前一卷像竹林诸贤，披散头发、袒露身体，沉浸幽冥而任性旷达；又像东篱采菊，悠然忘言。这一卷则像经过朱雀航，看见王、谢家的子弟，手执麈尾，佩着隐囊，清谈如碎屑飞散。谢希逸、褚彦回等人聚集在袁景倩宅中，抚弦操琴，宫商声调和谐，风神融洽畅达，没有一点尘俗气。晴岚认为怎么样呢？题《緼真阁图》緼真阁，是澄怀园东边张晴岚君的书房。张君喜爱法书名画，所收藏的宋元以来名人墨妙相当丰富，自负鉴别所得都是特别真实的。每逢风和日丽的佳辰，在明亮的窗下展开书画相对观赏，任意临摹，更能在笔墨之外与前贤的神韵相契合。因此选取诗句中“緼真”二字来概括自己所遇到的惬意，把它题在阁名上；王君岑为他画了一幅横卷，同人又相继在后面题写。真与赝相反，人对于书画知道赝品不是真品了，可是否也知道书画之外另有一种“真”存在呢？古人说王羲之人品高尚，所以书法冠绝天下。唐代的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清风亮节，远绝千古，他们的片纸尺素自然应当被奉为拱璧。至于艺苑中的专门名家，也一定要有超逸的情怀和卓越的气概，远远超出同辈，才会受到天下后世共同推许。譬如苍松古柏，独自在严寒中挺秀，本来不是普通花草所敢仰望的。即使野花孤茎，也各自分有大自然清美淑秀的气息贯注其中，舒展开来成为真实的色泽，酝酿出来成为真实的香气。色香之中自有真正的主宰，这就是它不同于剪裁雕刻、编排拼缀之巧的地方，也是辨别伪品、听取真品所贵在敏锐鉴识的原因。像米芾一类人，还不足以谈到这个境界。晴岚奉 奉敕审定秘府图籍，浏览琅嬛、延阁，每天都看到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鉴识之力正不断精进。物品因为聚集到喜爱它们的人那里，归附而来的人也日益增多。我知道晴岚并不是留意于物品本身，所以用这些话来请他印证。书“福”字笺下方赠朱秦川 乾隆庚申年嘉平月，内庭词臣恭敬进呈 皇帝阁春帖子词跋 赐御用笔、墨、笺、纸，由敦恭敬接受 所赐物品中有泥金朱笺，专门用来书写福字，因此推 圣明天子赐福的意义，我写下来分别赠给宗族和至亲，不敢过多索取，恐怕会招致祸患。妹婿朱君秦川分得其中一张，装裱起来奉献给父母。这一年正好是秦川三十岁的初度，他请由敦在下面题写，才知道这件事。《礼记》说：“各种顺利称为福。”又说：“孝顺就是德。”《棠棣》第七章说：“妻子儿女和谐，如同鼓瑟弹琴；兄弟已经和睦，和乐而且融洽。”圣人对此感叹，说“父母大概由此而得安乐”，这就是顺的缘故。由此说来，一家之中，夫妇和谐，兄弟和睦，父子亲爱，这就叫大顺；具备各种顺利，就叫福。一家如此，推而广之直到四海。孟子所说的“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正是这个意思。箕畴所说的福，最终归结为极大的福。这就是圣明天子聚集福气、赐予福气的意思。秦川推演《棠棣》的意义，用善行侍奉父母，在顺这一方面已经很接近了。福气的完备，从今开始；平日积累的安顺，都会没有不适宜的。诗说：“自己求取更多的福。”又说：“求福不可走邪路。”我冒昧把这些道理详尽陈述出来，作为获得福气的根本；既然有皇帝赐福的仪式，就应当能够承受上天的命令而不失正道，善于自己求取福气。秦川努力吧！《松泉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七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 跋四

译跋手临沈学士书《圣主得贤臣颂》【二则】元代重视赵文敏的书法，士大夫大多写赵体。明太祖喜爱詹孟举的书法，当时也都宗尚詹体。云间二沈，是其中的翘楚。我曾见过夏仲昭太常的小楷墨迹，极像大沈。即使文衡山的楷法，也从沈氏入手，由此可见当时文教之一端。他的结体出自智永，端庄精妙，适合写进奏御的文字，所以馆阁竞相仿效。到了天顺以后，崇尚姜立纲体，参用柳公权的笔法，很接近俗书；而永乐、宣德以来的风度也因此改变了。我曾经评论书法是六艺之一，以实用为贵：奏折第一，碑版次之，楹联额匾又次之，挂幅、手卷、扇头都只是供玩赏的器物。世人因为这些形式容易借以成名，所以特别喜爱，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古人所说的高文大册，哪里曾经使用这些形式呢？我多次举这些话告诫同学，虽然被好高骛远的人鄙视嘲笑，我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恰好替四弟临写沈学士这卷，因此记下来给他看【其一】右边是明代沈学士的书法，出自文氏停云馆刻本。学士名度，字民则，华亭人。永乐初年，被举荐擢升为翰林典籍，因擅长书法而受到明太宗的知遇。凡是用于宗庙朝廷的玉册金简、刻在贞石上的文字，以及一切重大的制作，都必定命他书写。历任检讨、修撰，升为学士，曾获赐金织衣和与二品官相同的新制象笏，象笏上刻有他的姓名并涂金赐给他。他的弟弟沈粲、儿子沈藻，也都擅长书法，并任职于皇帝近侍之中。古今以来，因书法而获得宠遇的人，没有超过这位学士的。他的书法出自智永，同时兼有欧阳询、褚遂良的优长，是楷书正宗中最为出色的。评论者说他的书法婉约秀丽而飘逸，雍容而合乎法度，确实不是虚言。大体说来，朝廷庙堂的书体，以庄重雅正为贵；不端庄厚重，就会轻佻放纵而近于疏狂；没有风神，就会拘谨局促而流于俗气。它如同戴冠佩玉来构成仪容，以俯仰揖让来表现姿态；妍美婉约却不流于媚俗，流畅利落却不流于轻浮，刚劲健朗却不显露筋骨，自然而然具有富贵风韵的，才是上品。米海岳的书法并非没有追摹晋人，但偏斜奔放，就像日行千里的骏马脱离了衔勒；虽然奇异豪迈，却不足以用来奏和鸾、备法驾，实在没有取法之处。不只是书法，凡是文章诗句也都是如此；这与人的学问和性情相通，福泽、长寿也往往能够得到验证，并非我的臆说。颖思大侄锐意求学、勤奋积累学问，希望你把我的话告诉他。题跋手书《李淳大字结构》。右边是《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见于《王氏法书苑》。书法以晋代为上乘，而法度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正如声病的源头始于江左，而格律声韵到了唐代三朝更加严密一样。世上流传的《笔势论》《笔阵图》之类，大多是唐人伪托的。姑且不论文章是否雅正驯美，也不论有没有晋代贤人的风韵；即使是其中所论述的书体，也没有脱离经生家的路数。想凭这些打开钟繇、王羲之书法的门户，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我认为书法以神韵为主，精神充足，法度就不是虚设；韵味高胜，法度也不能束缚它。但一定要功力精熟，神韵才会显现；这种墨池临砚的功夫，才是能够独存千古的原因。雍正庚戌年孟夏，癸亥日甘雨时降，几乎没有一点尘埃，偶然写下这一册。第二天早晨写完，于是题记在后，用来请教于懂书法的人。题跋手临《夏太常苍庭君传》。夏太常兄弟都因书法受到明太宗的知遇，夏太常的仕途尤其显达，馆阁中的士大夫大多同他交游。当时选用人才不拘泥于资历，也没有门户之见；承平时期文人风流，文章、诗词、书法都精通其所长，起初并不因为是画史、抄胥而横加品评。到了中叶，逐渐形成轻薄风气，世上传说停云老人曾被姚方城困窘；科举习气积重，形势乖僻，即使有优秀才能，也屈居于流品之下。文章以声誉为重，轻视书法，直接把它斥为末技；瀛洲、延阁之间，恐怕有不少人连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并不是小事。夏太常的书法本来学习二沈，停云老人确实承受了他的师法；然而刻帖时只收录二沈的书法，却不给夏太常留下片纸只字，这是为什么呢？康熙己亥年春天我见到夏太常的墨迹，喜爱玩赏而不忍放手，于是用响拓法摹取。雍正辛亥年夏天又摹写此本，乾隆丙辰年六月为同年赵宫赞节录数行，重新阅看旧作，于是写下这篇跋文。那卷墨迹已经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尤其令人感慨。题跋手临《周公瑕汉筠赋》。周公瑕是文氏的高足弟子，他的书法法度严谨，功力极深，所欠缺的只是韵味。造诣来自学力，风韵却是天生成就的。至于人的品格高尚、读书广博，自然又会有高雅的韵味。这正是涪翁所说的：“只有俗气无法医治；让书卷长期浸润熏陶，多少能够治疗俗气。”士大夫气与作家气质的区别，正在这极细微之处。雍正壬子年夏天，偶然临写此卷，恰好从旧纸中检出它，于是在后面记下这些话。题跋手临《赵吴兴书〈过秦论〉》二则。赵文敏所书《过秦论》三篇，全部刻本见于《渤海藏真帖》，《戏鸿堂帖》只收录其中一篇。董思翁题跋说：吴兴写这件作品时正在学习《黄庭内景经》，年三十八岁，是他写得最好的一件，真是得其机趣。成名以后，他放任自流，也沾染了一些习气，于是赝品混杂其中，使吴兴的书法显得迟钝滞涩不少。我认为这件作品虽然仿效《黄庭内景经》，但运笔多采用褚遂良的笔法；若论神气，《渤海藏真帖》的刻本尤其完整。大概董思翁论书，主张不使一笔落到实处，所以把吴兴说成迟钝滞涩；而对于这篇作品，却喜爱它的飞动。究竟说来，吴兴的书法正是所谓端庄中杂有流丽，刚健中含有婀娜；迟钝滞涩的本来就是赝品，不能因为它仿效得不好，就讥笑西施。可是近人学习吴兴，又专门把流丽婀娜当作最高标准，假使思翁看见，不知又会怎样针砭了。题跋手临文待诏书《赤壁赋》。这是文待诏晚年的书迹，大概就是所谓绚烂到了极点而归于平淡；圆润秀美而苍劲，本来的面貌自然无法掩盖。彭殿撰摹写得丝毫不差，比唐摹宋搨本低一个等级。乾隆戊午年初夏，在直庐中见到它，于是临写此卷。我向来不熟习停云老人的书法，与彭本校看，真是远远落在后面了。题跋手临家毓仁孙所藏赵书《道德经》。毓仁族孙把所收藏的旧刻《道德经》拿给我看，我用绢素临写成一册。去年冬天到武英殿，见到赵文敏的小楷长卷，字体瘦劲圆秀，精妙至极。后面有宋濂的题跋，是为吴全节求书的人所作。我看了以后爱不释手，至今还时时萦绕心中。修洁弟用纸册请我临写毓仁的本子，可惜没有赵氏原卷可以摹写，只略微仿照他的书法写成这样。

译题跋手临《黄庭经》。右边这件是《淳熙续帖》本，笔意与思古斋石刻完全相同。大概是褚中令的临本，其中颇多参用褚家的笔法；米元章刻意追随，也不能达到它的程度。小楷以严谨为主，但不能被法度束缚；这件作品翩翩飞动，仿佛碧落中的仙人，驾着彩云旌旗和羽盖，乘着三素云、驾着清风，游行于绝迹之境，具有这样的妙处。晋人的超绝之处，就在这里。褚中令尚且能够传达它的神理，学习书法从这里得到印证，或许就不会写成抄经生的手脚了。族孙毓仁特别喜爱我的拙书，因此停笔写下此作赠给他，并在后面记下这些话。题跋手书宣德金花笺册。这是宣德年间内府的金花笺。正中用泥金画着坐龙，龙首龙尾、鳞鬣爪角都完全显露。四角各缀一朵云，都是俗工所画，但选料极其精良。玺书和手谕多使用这种纸，然而都出自文书房，大概是御前之物，由东阁、文华等处的舍人办理，其他人不得使用。民间流传极少。这一册把云龙裁去，是为了避免僭越，但我怀疑它是写玺谕的空白纸。中间有文字的地方都经过裁剪，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文字，也很可惜。欧阳文忠的诗说：“当时各种物品都极其精美，往往被遗弃而沦落在蒿莱之中；不只是澄心堂纸如此。”长安一带索取书法，按惯例使用劣质纸张，好的纸一百张里也未必有一张。秋佩孝廉拿这册纸来请我书写，正如酒徒遇到名酒，想不喝醉也做不到。因此临写晋、唐、宋旧帖各一种，都是蝇头小楷，结体和运笔一点也不敢苟且。连日秋暑极其酷热，我挥汗书写，借此忘却暑热，也颇觉得没有辜负这纸张。不知观览的人会怎样评价？同日一并记下。题跋手临米元章《西园雅集图记》五则。自从兰亭曲水流觞之后，七百多年间，这次雅集确实继承了兰亭的盛况。让观览者可以想见当时人物的风流，卓绝千古。记文虽然没有可以考察的年月，但根据人物和地点推断，应当在元祐二三年间。苏东坡先生当时任翰林学士，集中与王晋卿唱和的诗序作于元祐初年，此后又多次酬唱。题写王伯时《归去来图》《阳关图》的诗，也编在前后相近的位置。图画未必是西园所画，但这些人同时聚会，却是在苏轼第二次被召回朝廷以后。要么是元丰初年在京师时，要么就是与晋卿往来的踪迹；从诗序的意味也可以得到证明。董思翁说小楷不容易写好，米元章也只有行书和押字。米元章曾奉命仿照《黄庭经》写《千字文》进呈，也只是以妍媚飞动来取姿态。我看米氏书法的飞动是他的本色，纵横奔放都以取得气势为目的，正是他的妍媚之处。董思翁的行书和押字从这里得到印证，所以他的姿态纵逸，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唯独这件作品出入规矩之中，把飞动含蓄在尺度以内，远远超过《千字文》。难道不是因为奉命书写受到拘束时难以写好，而在闲适兴到时才会达到独到境界吗？老米这件书法，真正得到《兰亭》的精髓，完全脱尽本家旧有的习气，是最为合宜的一件作品。王箬林前辈临写这篇记最为精妙。我家所藏的绢本，是康熙丁亥年他临写的，当时正好四十岁，精力极其旺盛，反复对照真迹，几乎与原迹丝毫不差。丁酉、戊戌年间，我来到京城，先生的书名一时轰动，但精气神已经渐渐减弱了。我向来不熟习米氏书法，记得辛卯年初春，因为看了先生的书，曾用小笺临写一通，封存后放入箱笼，想来已经归于虫蚀。最近季弟装成小卷，嘱我临写这件作品，不知道与二十年前相比怎样；王本也没有拿来，无法互相印证，而且不知道过了这二十年，我还能不能写成这样，只好姑且写下，等待检验。米海岳的书法大多以跌宕奇伟取胜，朱子说它像天马脱离衔勒，追逐风和闪电；虽然不能用驰驱的节度来规范它，但自然不妨痛快地说几句，让它尽情表现纵横奔放的气势。然而这毕竟只是这位老人书法的一种面貌。至于所谓把跌宕之气收束起来、在毫芒之间运用功力，他未尝不合乎规矩，正如沙苑名驹佩着玉珂金勒，在蚁封般狭小的道路上回旋，和鸾之声合乎节律，而昂藏的风骨仍然自在。世人只把他看作猛烈奔放，并不是定论。这篇记说：“是在纨扇上书写的，用笔和结体精妙绝伦。”我曾经用这件帖子的笔意来考证世仪的赝书，为米元章辨明诬枉，希望不要使他的书法流于粗俗鄙陋的面目。雍正甲寅年春分，坦斋给谏拿素册请我书写，恰逢风雪初晴，春日明丽，笔墨滋润，窗内几乎没有尘埃；临写这一遍，觉得竹径清溪仿佛也离人不远了。题跋手临赵书《道德经》。去年见到内廷所藏赵吴兴的楷书长卷，妍美秀润而飞动，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孙过庭说，王羲之《黄庭经》有怡悦虚无之意，吴兴的《道德经》大概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了。他的用笔圆润刚劲，远非世俗流传的刻本所能相比。直到今天还时时萦绕胸中，只恨自己不能略微仿佛一二分，难道真如涪翁所说的“想要脱换凡骨却没有金丹”吗？题跋手临苏书《归去来集字诗》。我十三岁那年，是康熙甲申年，初次在晚香堂墨刻中见到这件作品，喜爱它的遒劲飘逸和妍美秀丽，心中暗自仰慕。但当时年幼愚钝，不能得到它的仿佛之处，转眼已经三十年了。它一直萦绕在心中；同门陈未斋宫詹知道我性情喜爱小楷，拿自己收藏的宣纸请我写蝇头小楷，于是我借来《秀餐轩帖》，姑且临写一遍，以满足宫詹的心意。又在直庐中重新写成这一册，留待日后省览。爱好很多却没有成就，童心一直没有改变，恐怕会被有道之人所弃了。题跋手临《汝南墓志》。从前有人曾怀疑这件书法是米元章临写的，仔细观察确实很像；然而它的姿态纵逸、结体妍秀，确实不比《枯树》差。老米擅长摹仿，有“集古字”的称誉，这大概是他早年所写的吗？题跋手书《七启》。何义门前辈说，几千字的赋，读者容易厌倦，于是删裁成七段，变换形态、移动步调，处处都足以改变读者的视听。晁无咎看到苏子瞻谈论枚叔的《七发》、思王的《七启》，能够援引事物、联类铺陈，穷尽情状，于是就仿作《七述》。苏翁一向轻视《文选》之学，却对这两篇作品倾倒到如此程度。词赋家尊奉陈思王如同周公、孔子，因为他的作品瑰奇宏博而通达，所以足以使千古才人低头，无可间言。

译自跋仿苏体书《孝经》。弟弟凝之从京师回来，梦见先父问他：“你把你哥哥所写的《孝经》带来了吗？”凝之捧着小楷进献，说：“不是，这是仿照苏长公大字本写的。”壬戌年春天，凝之北来，告诉了我这件事。由敦五岁入塾，先父就把《孝经》教给我。近年来写小楷总有几十本，大多是应酬之作，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可是先父的在天之灵竟然如此惦念，怎敢不恭敬地承受父亲的明训？今年我仿写了。大驾东巡拜谒陵墓，于是利用停止值班的空闲，赶快写成这一册。苏长公的书法气象高妙，不容易达到。重要的是，只有像苏公那样具有忠孝、文章和气节的人，立身行道、扬名后世，才算没有辜负经学。大概是想让后代子孙知道应当取法什么，并不只是把翰墨当作功绩而已。谨慎地写明缘起，收藏在家塾中。我的后人啊，你们要聪明地听取这些话！并系诗说：“峨眉山高入天际，映照着清澈胸襟；莲花火炬光辉腾跃，照耀翰墨之林。难道只是文章能够流传千古，更要知道忠孝是一生的本心。九泉之下若能复生，我愿归来追随先祖；百世之后听闻遗风，便以展禽为师。庭训明白地应验了吉祥之梦，世世代代传承经学，奉行良善的箴言。” 自跋楷书《孝经》。我写《孝经》，从蝇头细楷直到大小行楷，十多年来不下百十本。今年随从皇帝赶赴值班之处，早晚都少有空闲，临池的功夫已经停了很久。最近奉 命主持顺天乡试，关闭棘闱。前几天，试卷还没有送到，颇有空闲时间；又兼天气清和，笔墨润适，于是写成这一册。书法本身不足以保存，只姑且借它记事，也记下自己不敢虚度光阴的心意。题跋手临赵书章草。文敏草书卷后有姚少师、解学士的题跋。入明以后，成为宛平王文靖相国的收藏品；华亭沈文恪詹事又在后面作了记。如今归张泾南尚书所有。乾隆癸亥年借留在案头数月。这是我临写的第二本。仿照永师《千字文》的例子，特意用楷书把正文完整抄录在左边，以便初学者观览。僭越妄为的罪过，我不敢推辞。题跋手临蔡忠惠《茶录》。右边是蔡端明的《茶录》，是闽中古香斋的拓本。家退谷中允有一个临本流传于世，但没有抄录前后两篇序文。最近从同年赵朗岑那里借来，于是临写此卷。从前欧阳文忠听说建安进贡茶叶，很不以为然，曾感叹君谟这样的士人竟然也做这种事。然而读序文所说：“草木虽微小，首先在于知晓鉴别；如果把它安置在合适的地方，就能充分发挥它的才性，依照类别寄托寓意，其中大有道理。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口腹的奉养吗？” 题跋手临《荔枝谱》。蔡忠惠的书法在宋代四家中最为端庄谨严、合乎法度，望去如同穿戴冠裳佩玉，雍容地立于朝廷。米海岳讥讽它像涂脂抹粉过多的少女，并不是确切的评论。流传下来的《茶录》《荔枝谱》《昼锦堂记》等楷书作品，把楷法发挥到了极致。雍正丁未年，我曾仿写《茶录》一通赠给施子静波。近来赵子书写三幅作品，拿绢来请我书写，于是缩临此卷。距离临写《茶录》已经匆匆过去十八年，在书法上却毫无所得。李姑溪说蔡公直到老年还以写字为乐，我也冒昧地把自己比作他罢了。题跋手临董文敏仿唐人《十二月相闻书》。董思翁的一卷墨迹，前面有唐人《月仪帖》五字，是思翁亲自书写的，颇多采用赵孟頫的意趣，不像他平生的书法；但其中“仪”字的结体仿效颜鲁公，仍然是思翁本人的面貌。五、六、七三月使用藏经纸，与前后的纸张各不相同，行款也稍微疏朗。这一卷如今收藏在静海励少司空那里，司空从华亭张文敏公处得到；张文敏又从平湖高文恪那里得到，大概是嫁妆中的物品。卷尾有“奁四号”三个字作为标记，写小款的正是高祥。乾隆乙丑年夏六月，奉诏征取进呈。御笔。皇帝亲笔在卷首题写“香光契妙”四字，仍归还司空，使它成为世代珍宝。那年冬十一月，我在直庐借来观赏，于是亲手临写一通，大略具备原卷的概貌。卷后有文恪三篇跋文，后两篇感叹时光容易流逝，悲叹骨肉亲人的聚散死生，因此不再抄录。司空有两篇跋文，一篇收录在《容台集》的《月仪跋》中，另一篇叙述此卷的来历，也不再抄录。跋手临《月仪帖》。《月仪帖》旧传为索靖所书，它与《阁帖》中的《出师颂》使用同一种笔法，大概就是世上所传的章草法。从前见到史游的《急就章》，正是这种体势；这是魏晋时期隶书发生变化的开端，草书的波磔出入于八分书之间，最为接近古法，但流传极少。《淳化阁帖》《大观帖》中只得到元规、皇象等寥寥几家的作品，字数较多的只有这件和《急就章》。赵文敏说过：“古法终究不能失去，怎能在千年之后遇到前代贤哲呢？” 跋手临怀素。这件法帖是停云馆刻本，以单行本的标准来看，当时就自称比宋帖低一个等级。近来好事收藏家得到它，竟然直接认定为宋搨本。真是太难了，辨认真迹实在不容易。跋手临赵书《汲黯传》二则。松雪的书法并不只是一种体貌，只是世上流传的大多是圆熟的一种，于是便把方劲的作品看作奇异；这就像仅凭肥瘦来区别《兰亭》，不能算真正的鉴赏。这一卷是赵氏亲自书写的，不是临本。停云老人因为它没有收入《集古录》而产生疑问；欧阳修、赵明诚两人虽然博览群书，又怎么能把晋唐书法全部搜罗起来，一点遗失也没有呢？从前我在内府见过赵氏收藏的宋刻《汉书》，字画精美，确实有唐代贤人的遗意。卷首有赵氏自画像，大概是他一生珍爱的收藏。如今看文待诏的跋语，说是亲手抄写，便知道不是临仿；又说这件刻本有唐人遗意，更可以知道不是欧阳询、褚遂良墨迹的翻刻。大概他所抄的就是宋刻《汉书》。文待诏相信古人并喜好古物，所以专门从古代遗迹中寻求它。后人无从看到《汉书》原刻，也就不能解除这个疑问。只是看《戏鸿堂帖》中有一篇《过秦论》，墨迹曾为陈海昌所有，正与此卷相同，更加可以相信它不是临摹旧迹。至于文待诏跋中叙述前代贤人的高雅胸怀，对后学的针砭也很深，并不只是字画本身值得重视。这一卷原先收藏在缪文子前辈家中，康熙辛丑年曾在王虚舟给谏的案头看到；如今归安氏所有。于是从钱香树前辈那里转借来，留在斋中两年，亲手摹写两本，这是第二本。我在内府见过赵氏收藏的宋刻《汉书》，字体都是唐初风格，具有欧阳询、颜真卿的神韵。前面的画像是赵氏亲自画的小像，神采秀逸焕发。前代鉴藏家王弇州父子珍重题识，说这是松雪斋中第一善本。我怀疑所谓“此刻有唐人遗风”，指的就是这件作品；赵氏手跋不说“临”而说“抄”，也可以作为证明。文待诏怀疑它是欧、褚的石刻本，是不对的。我从香树前辈案头借回，摹写此卷，又用蜡笺摹写，共两本，想再合成一册，却一直没有空闲，于是交给沆儿收藏。

译题跋手临孙退谷所藏《鲁公告身》。颜鲁公亲自书写的告身，雍正丁未年六月曾经见过；如今听说已经由友人斋中进入内府。原先由真定梁相国收藏，保存了很久，虾须帘式装潢极其精美。后来被有势力的人得到，年双峰又重新高价购得，于是归入《石渠宝笈》。神奇的宝物显现或隐没都有时机，总之不会流落在尘世之中。宋搨《鲁公杂帖》说：“忠义堂法书，世上并不多见。”最近得到北海孙退谷收藏的本子，神采焕发，仿佛重新看到了真迹，于是临写一遍。当时甘雨初晴，胆瓶中的芍药香气袭到几案，笔墨调和适宜，实在难得。题跋手临大字《麻姑坛记》。世上流传的《麻姑坛记》都是密行小楷，后来读杨东里的文集，才知道还有大字本。最近在《忠义堂帖》中见到它，于是连续临写数遍；当时是乾隆丁卯年秋八月。题跋手临唐太宗屏风书。右边这件书法圆润刚劲，具有二王的法度，与唐太宗文皇帝的书风很不相像，怀疑是虞世南一类的人所写。总之，它在孙过庭之上；大概是运用法度却不被法度束缚，仍然保有晋人的格调。跋手临《兰亭》五则。《兰亭序》自从褚河南临本出现以后，书风一味奔放；虽然姿态纵逸，却比王羲之原有的古朴深厚、渊雅气韵相差很远。定武本受到后世重视，是有道理的。定武石刻从南宋时起就已经被称为难得。近来东阳何氏收藏了一块石刻，说是定武原刻，流传有绪。仔细观察，它遒劲秀丽有余，俊逸不足，与向芗林本不相上下。赵松雪说：“《兰亭》在宋室南渡以前，士大夫往往各家刻一块石碑，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块。” 《兰亭》是王右军醉后所书，又使用已经退锋的毛笔，所以天然情趣流溢，后世临写者都不能赶上。旧传石刻中，以褚遂良登善的摹本为最好。宋代有米元章，元代有赵吴兴；褚氏从真迹摹取，因此神气独全。米氏书法跌宕不羁，赵氏则尺寸不失；把二者结合起来，才知道褚书无与伦比。定武《兰亭》如今已经不可得到，世上流传的本子应当以《宝晋斋法帖》为正。东阳何氏石刻严谨有余而风神不足，恐怕也是宋室南渡以前各家所置的石刻之一，未必就是定武祖石。贾似道把自己收藏的定武五字不损肥本《禊帖》交给婺州王用和缩写成小字，刻在灵璧石上，号称“玉枕兰亭”。周公谨《癸辛杂识》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但说后来传刻的本子达到十多种，世上流传的当然不全是灵璧石拓本。自赵吴兴以来，临仿者尤其多；近来陈香泉太守的临本刻在阿鹤亭检讨家，多采用陈氏自己的笔法，没有完全发挥原作的优点。我喜欢临写《禊帖》的缩本，至今已经多得无法计算。最初临写时颇感拘束，正如香泉所说，局促在分寸之间，无法舒展，是因为“玉枕兰亭”一直横在心中。近来直接运用临写大字定武本的方法，笔意才完全显现。学习书法一定要有见识和理解，才有进入门径的地方；尤其还必须功力精熟，才能在当下豁然自悟。只是哪里能有这么多时间消磨在砚池和笔筒之间呢？内弟溥公非常喜爱我的书法，从岭南寄信来索求，于是临写这个本子寄给他。溥公的书法最为妍美秀丽，年纪和精力正强，精深造诣实在不可限量。我的拙书哪里值得一提，只是对于前人的规矩法度丝毫不敢放纵；这既是临池的正脉，也可以作为学习古人的一面镜子。《松泉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八。吏部尚书汪由敦撰。跋五。跋手书《孝经》。近年在内府见到赵文敏、董文敏所写的《孝经》很多。松雪的书法大都分章，每章各配一幅画，说是临摹李公麟，也不能算佳本。思翁晚年藏有两本，使用本家的书法，一本仿《圣教序》，一本仿颜鲁国，都是极其精彩，可惜没有能够临写。我十多年来所写的也不下百数十本，小楷占大半。戊辰年秋季中旬，俣岩编修收拾行装南归，于是写下这篇。跋手临《名画巨观》二则。《名画巨观》一册，汇集王维、李营邱以及黄大痴、赵叔明等人的真迹，是香光鉴定后层层包裹珍藏的作品。后来归王奉常烟客所有，辗转流落，最终进入安岐手中，因而进入内府，收藏在画禅室，名迹终于得到了合宜的归宿。思翁的各篇跋文都是十分得意的作品，却没有刻入石中，于是摹写几则以保存其大概。思翁这册作品随着画幅大小装成一部大卷，大约高一尺五六寸，宽一尺有余。展开来看，古意浓郁，苍润欲滴，好像新近写成的作品彼此争奇斗胜，使人目不暇赏。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缘故，竟能使这些作品聚集在一起？既有爱好，又能辨认真迹，善于搜取，三者缺一不可。思翁在这方面有极深的研究，又凭借盛名奔走海内；一经他品题，声价就增长百倍，因此名迹纷纷聚集到他门下。内府收藏的名迹，凡是元代以前的书画，经过他题识的十件中有九件。这固然是其中最好的作品，能够从容浏览已经是厚幸，何况还能摹取墨宝，岂不是极大的快事！自跋试笔卷后。书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最末等的枝节，但也不能不讲究。从前我参加殿试时试笔，使用《乐毅论》的体势，苦于不合格式，于是每天临写《多宝塔碑》一遍。到参加考试时，竟然被诸位公卿错误地称许了。后来在保和殿考试，书写奏札，自己觉得结体太宽，不合式样，于是悟到古人写字，各自有各自的体势：碑版以庄重严肃为宜，简牍则以疏朗舒展取态。至于奏札，自然应当和平匀整，以表达恭敬。擅长书法的人只见流传的墨刻，多数是往来书信，便认为古人的书法以萧疏简远为最高准则，极力诋毁院体。这只是看到了轻裘缓带的风流，却不知道正笏垂绅、雍容处于朝廷之间，进退不失尺寸的情形。士子用书法应对世务，只有进 入朝廷最为重要，此外不过是写下姓名而已。即使追随王羲之、王献之，也不过用于应酬，对实际用途和取得名誉都没有帮助。我曾见翰林院中有书法高手，能够以唐碑为骨干，再用晋人的圆润秀美来润饰，心中仰慕却不能写好。俗话说：“巧者不过是习者的门徒。”确实如此。

译跋手书《张释之冯唐列传》。柘南前辈论书法，认为应当朴实厚重，不迎合世俗的姿态妩媚；万毫齐力，笔笔精到，骨格自然秀润，是楷书的最高标准。这正是李邕和颜真卿所达到的境界，独自流传千古。我私下把他的话铭记在心。己巳年暮春，在直庐中偶然完成这册作品，公想让我临写，以便给公子立之看；庶常于是记下这些话告诫他。立之能够继承家学，近来又因擅长楷书而被选取简录。《御制诗集》使我临池的功夫更加精纯。我的拙书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也有传述的来源。正好可以消除人们把家鸡误认作野鹜的疑惑。跋手临右军《七月一日帖》。内府收藏的王右军书法，以《快雪时晴帖》为首；但《行穰帖》和这两件法帖神采飞动而古意深厚，不是钩摹所能完成的。赶紧根据真迹临写下来，所以应当比晋肃等人的各种传刻本优胜。跋手书《萧相国世家》。萧相国的功劳在于保卫汉朝的社稷，而他最终能够保全自身、远离祸患、保全美名，是因为能够采纳鲍生、召平以及门客们的意见。汉高帝知道萧相国功劳很高，想把他列在第一位，却又不愿违背群臣；后来把他突然拘捕，又赶快向他道歉，也是因为采纳了鄂君、王卫尉的建议。既然如此，集思广益是宰相事业的基础，广泛听取意见是任用贤能的关键，难道不是真的吗？皋陶、夔、伊尹、傅说自然不必说；齐威王对于仲父管仲，昭烈帝对于孔明诸葛亮，也都是千载难逢的嘉遇，是贤臣明主关系的盛况，远远超越古今而独一无二。乾隆十四年，岁在己巳，春二月十三日，写于南斋值班处，当天。经筵进讲《易》义，讲到“上下交而其志同”一句，因而一并记下。跋手临《十二月相闻书》。唐代无名氏《十二月相闻书》的草书笔法，在草书中最接近晋人的格调，但也像经生书写遗教体，脱不出算盘珠子般的形态，哪里看得到龙腾虎卧的境界呢？只是它纯熟圆满的功夫，确实不容易达到，不能轻率地加以诋毁。从前我曾摹写董思翁的临本，思翁使用他自己的家法，我只是墨守旧法，不能追随他的脚步，但也未必不是向柳下惠学习而能有所展现。金坛王氏刻本中，还有章草《月仪》，可惜丢失了四、五、六三月的部分，日后等见到完整本子，再补足它，也算给后来留下一段翰墨因缘。跋手临赵书《嵇叔夜绝交书》二则。这卷原来收藏在焦林相国家中，后来被安岐得到，如今已经进入内府。卷尾张来仪的跋文说，这件作品是赵氏在延祐庚申年所写，三年后的癸亥年赵氏去世，大概是晚年笔迹；然而苍劲秀润、妍美明丽的色泽在字里行间闪耀，年老而不衰到这种程度，真是上天的优厚。后面有永乐年间胡俨、林慈、王英、邹缉四篇跋文，最后是陆文裕在嘉靖九年庚寅年题的一篇跋，说此卷为夏忠靖所藏；从祭酒胡颐庵以下有十一篇跋，都是为夏忠靖而作。只是其中所称的杨文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曾荣等人的跋文，如今都没有流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割去了。卷中脱去“不假盖”以下十九字，又把“教养”以下七十七字重新摹写，擅自补入。从前见苏文忠《赤壁赋》、吴兴《汲黯传》中都有文待诏所写的“补”字，观览者或许不会因为它冒犯原作而责怪吧。戊辰年长夏得到这个本子，匆匆已经过了两年，一直保存在箱笥中，时时展开玩赏。最近又临写成这一件，实在没有增加什么进步，姑且记下年月罢了。跋手书《太极图说》。周子的这篇文章，本源于《易》，实际上又与《中庸》相互表里。前半篇追溯性与道的来源，就是所谓天命之性；又说圣人树立人的最高准则，君子修养它便能获得吉祥，就是所谓顺着本性修明人道。这篇文章已经确立纲领，《通书》进一步推演阐发，实际是为它作传；这些都是汉唐以来各位儒者没有阐发过的。朱子说它上承洙泗之统绪，下开启河洛之传承，确实如此。跋手临《十七帖》。世上流传的唐摹本，卷尾有“敕”字，瘦劲而缺少风神。吴兴的临本，评论它过于肥厚。最近在内务府直次中见到修内司的摹本，笔画无不藏锋裹骨，神采奕奕，这才知道吴兴所依据的本子。又见到一本宋刻本，浑厚深穆而富有神采，就像尚未残缺以前的《圣教序》，纸墨之间古色深沉。可惜末段缺一行，而且没有款识，不知道是哪一处的石刻，姑且记在这里。跋手临《圣教序》三则。陆放翁题《十八学士图》说：“我只遗憾千年之后，高阳缪公还来窜改姓名。”我每次临写《圣教序》到碑尾列名的地方，总要因此停笔。等读到渭南诗后，更感叹它先说出了我的心意。老米学习二王，从前人们说他是从真迹中脱化出来的，得到二王的超逸，自成俊秀；我也曾怀疑宋搨二王书法中有不少是老米伪托的。如今仔细观察《圣教序》，才知道王右军本来就有峭拔刚劲的一种风格，是欧阳询、褚遂良书法的源头。老米暗中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另辟门户，却从不把真正的诀窍示人。后人也只是被他的名声震动，不再追究他取得成就的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善于学习的人必须有神妙的领悟；只是寻求外貌相似，正是根性迟钝、只凭耳闻的人。把《圣教序》看作院体书，不也是迷惑吗？董文敏把这通碑看作小王王献之亲自书写的，想要推翻千古以来的定论，怎么能够蒙蔽鉴赏者的眼睛，堵住后人的议论呢？只是署衔的地方又出现另一种笔迹，与正文完全不同；即使《心经》也显露筋骨，这难道是摹写者另出新意的缘故吗？“衔”字的结体也仿照王右军，但用笔完全是唐人的笔法，没有含蓄意味，所以我一直不喜欢临写它，竟然并不全是因为心懒手倦。至于高阳那个老奸臣来窜改姓名，更是艺林的污点，不必再说了。跋手临第三本《家庙碑》。世上传流的唐代贤人碑刻中，颜鲁公的最多，像《中兴颂》《家庙碑》都极其用心；它们宏伟严密，自然足以流传千古。除此之外，只有宋代《广平神道碑》和这通碑，大概也都是因为碑主其人而受到重视。宋碑瘦劲，这通碑则瑰奇飘逸而苍润秀美，笔势带有飞动之气。学习颜体的人从这里寻找门径，自然可以避免呆板厚重的弊病。跋手临第四本《家庙碑》。流传至今的唐碑，颜鲁公的最多。像《中兴颂》的宏伟、《家庙碑》的庄严、《像赞》的瑰逸，文章与字画彼此映发，都足以流传千古。而那些因碑主其人而受到重视的碑刻，没有比宋广平神道碑和这通碑更突出的。宋碑瘦劲挺拔，而这通碑雄健俊逸，所以应当在臧尚书以及《多宝塔碑》《茅山碑》等刻石之上。从前苦于陕西拓本剥蚀得太厉害，后来见到宋刻《忠义堂帖》中的完整本，神采已经荡然无存。重新看陕西拓本，只剩下一些遗迹，正如斑驳的云层漏出月光，光彩却依然常新。由此才知道唐刻与宋摹相差悬殊。这是我临写的第四本，还不能仰窥颜公书法的高深境界。宋碑本只在癸亥年秋天，从味经司寇那里借来临写一遍；石本漫漶剥落更加严重，缺文也很多。可见善本实在更难遇到。

译跋手书小楷《孝经》。由敦五岁入塾，先父就把《孝经》授给我，说这是先入为主，意义十分深远。长大后学习书法，大小字体写成一百多本，多半是应人请求或被人拿走，孩子们收藏的只有一两本。如今老了，时常自己检验精力，得空便再写一遍。癸酉年二月初一，匆忙收拾行装随从皇帝到南荣，天气晴暖，于是检查笔墨，第二天才写完。孔子说：“我的行为都在《孝经》中，圣人的谋略和常道训诫，并不只是用口耳诵习；把它落实到笔墨上，也可以说是末节了。小时候就学习它，直到白头却不能践行其中一字，怎能不令人叹息！” 跋手书《心经》《大觉经》卷后。孩子们把这两部经合装成一册，我很久没有查看。癸酉年春三月，内廷拿出宣纸索求书写，大概是用来装饰佛龛供物的，恰好就是这两部经。法缘早有前定，真是不可思议；不然，怎么会恰好如此相合呢？跋手临赵书《陶诗》。松雪书写陶渊明诗二十首，各篇并不相连，随着字数多少而安排疏密。他写得仿佛毫不经意，然而浑然完整、秀丽缜密；若不是功力精深纯熟，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字句之间同今传版本稍有不同，应当是依据宋代精刻本。仅从这件摹本还可以略见一二，真迹收藏在《石渠宝笈》中，这本摹册只保存了大概轮廓罢了。防亲手临摹赵孟頫书写的《金刚经》。乾隆十八年，岁在癸酉，偶然见到松雪这件书作，喜爱它的超逸俊秀，便对着临摹了一遍。世人传说松雪一天能够写成一万字，他写这部经，大概不到半天就能完成；而我却用了十二天。退值大多在未、申时之间，早时也已经超过午时，再加上事务繁忙纷乱，幸好没有中途停止。劣马跑十天的路程，难道不正是这个道理吗？防亲手临摹《争座帖》【二则】。这是乾隆戊午年夏天临摹的本子。陕西拓本虽然漫漶不清，但能够辨认的地方还没有失去旧貌。《忠义堂》宋刻已经显得索然无味，《戏鸿堂》更是不值得一笑了【其一】。鲁公这件书作，笔势带有风霜之气，凛然显出不可侵犯的神色；但用笔圆转刚劲，仿佛可以截断蛟龙、犀牛，像在沙上画、在泥中印一样，把曲折变化的妙处发挥尽了。古人说宋代四大家都出自这里；总的说来，苏东坡和涪翁略能得到其中堂奥，端明过于妍丽，海岳过于放纵，都还差一个层次【其二】。防亲手临摹苏轼书写的《赤壁赋》。世上流传的东坡擘窠大字，如《表忠观碑》，端庄沉毅，有颜真卿的风格。《罗池迎送神曲》潇洒俊逸，结体略像徐浩。后来见到他的墨迹小札，才知道姿态情致纵横奔放，用笔圆转强健，在疏淡中显出严密劲栗之气，难怪涪翁、海岳一类人都低头叹服，无话可说。这两篇赋以及集字书写的《归去来》诸诗，都是他在黄州时写的。笔画规整而有法度，雄健秀美的气势洋溢在笔墨纸张之间，正如筼筜偃竹，虽只有数尺，却有万尺的气势。陈仲醇《晚香堂帖》所刻的，只得到形似。今年夏天曾为同年陈未斋宫詹临摹过一遍。不久前晓亭侍郎拿宣纸来求书，我又写了这一件。冬日退值颇晚，大多点着灯写字，年终将近了。风雪寂寥，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今冬天气晴暖，少有雪，但长夜清冷寂静，地炉中柴块噼啪作响，还可以在千年之上汲取高人的风范。因此追忆这些话，附记在后面。防亲手临摹宋拓《米帖》【二则】。内廷收藏有一册宋拓《米帖》。看它的题跋语气，应当是《宝晋斋帖》中南宫米芾曾孙米巨防所刻的本子，我从前没有见过，因此临摹一本收藏在箱笼中。当时是乾隆十九年嘉平月初四日。其一。这件帖后面还有东阳许子良的一篇题跋，颇为冗长，因此放置不录【其二】。防亲手临摹唐代贤者的草书《孝经》。右边这件帖见于懋勤殿法帖，题目写作孙过庭书。考察经文中避讳“敬”字而写作“钦”，这是宋翼祖的讳；避讳“匡”字而写作“正”，这是艺祖的讳；避讳“让”字而写作“谦”，这是濮安懿王的讳。至于缺笔，有的或许属于传摹时改换字形，应当是作者亲笔所写。如今改避咸平、天水庙讳的字样为“防礼”，这样做对吗？只是它的书法圆美秀丽而严密，还保存着唐人的风格法度；也许是在宋初四大家书法尚未出现以前，由无名氏所作。防亲手临摹赵孟頫书写的旧诗十五首。吴兴这件书作旧藏在泾南张文敏公的天瓶斋中，如今已经收入内府，大概就是张文敏进献的。我又曾见过张公亲手临摹的本子，秀美的神采几乎可以乱真。这一本从钩摹本摹刻而来，只保存了形似。黄君松石是杭州人，原来是文敏家的门客。诗中“琵琶”二字写作“枇杷”，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集韵》只说也有从手旁写作“批把”的，前人也从未这样使用，而且两字各有本音。“批”音同“披”，“把”如“拱把”“把握”的把，不读平声。《韵书》大概没有考察清楚。哥扇一词径直采用古文字形；吴兴精通篆书、隶书，精研六书，博闻多识，自然流露在笔墨之间，并不是浅陋的学者沾沾自喜地搜集奇字来惊动凡夫可比。题跋中记载的讹误、假托字，有的或许是原文笔误，否则就是钩摹本偶然失误。子俊是张公同母弟，孟吁官为承务郎、同知南剑州。《书史会要》称他的书法得到张公家传。玠没有见过他的作品。防亲手临摹《东方朔像赞碑》碑阴。鲁公这件书作，苏东坡先生称它清远，确实是知书之言。不过他说每个字都临摹右军，虽然大小相差悬殊，但气韵确实相同。那么鲁公书法的高妙之处，正不在于拘拘然遵循二王的法度。欧阳公又曾指出其中两个字同选本稍有不同。实际上，右军的书迹既然已经不同于选本，这块碑又同右军各有差异，古人写字往往如此，没有什么可疑的。碑额原作分书，可惜这个本子已经失去了，只剩下篆书碑额了。并记。

译防亲手抄录王羲之传赞。前人论书的言论非常多，然而像世上流传的王右军《笔势论》《用笔赋》《笔阵图》等篇，大多是后人伪托，搜集拼凑、模仿而成，没有什么值得深味的。以上几条记载在正史中，不是凡俗浅陋的言论所能相比；从中还可以略略想见古人用意、结体和遗留下来的法则。大概《晋书》成于贞观年间，唐文皇的书学精深，当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等大臣在翰墨方面，正如兵法有孙武、吴起，史学有班固、范晔，本来就将要树立典范以表率后贤，留下法则于百代。临池功夫的工拙虽不是褒贬所在，但精妙的遗迹和微言，亟须加以表彰。即使王右军的传赞论出自皇帝亲自撰制，其中对他的高尚情怀和远大志趣并不铺陈华美辞藻，只特别标举烟霏雾结般的奇异情致，以及心摹手追的意味，也足以知道作者所崇尚的东西，并使之流传成为风范。后来《兰亭序》蚕茧纸本终于进入昭陵，那么南朝王僧虔、唐代虞世南等人编写书法典籍、广泛搜求书诀，也就更加合宜了。子玉的书法已经不再流传，中郎的碑刻只剩十分之一，征西将军的一篇《出师颂》，黄门《阁帖》中的几行字，也只略存形似罢了。可是这篇论书之文却光照史册，同京都诸赋一样永不磨灭；由此也知道寄托在金石上的东西容易湮没，而寄托于文章的东西可以长久。防亲手抄录《聪训斋语》。承霈、承▯两个孩子将要南归求学，我想找些话来训诫他们，于是查阅桐城张文端公的《聪训斋语》，摘录其中切要的部分如右。早晚展开诵读，足以抵得上当面提耳教诲；如果把它当作法书来看，也并非我的本意。防亲手书写先辈格言朱子帖。乙亥年秋天，派霈、▯两个孩子南归求学，并且等待婚期。临行时，抄录这些话交给▯儿。先辈的格言，都切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朱子的帖尤其令人警醒振奋，字字都是我想说的话。早晚阅读这些话，希望你能够知道应当在哪里用力。自防石刻《孝经》。《孝经》的今文十八章，出自汉代颜芝；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壁。自唐开元年间今文注本流传后，古文几乎到了中断的地步。宋代司马温公于是专门推崇古文，朱子也为古文刊正错误。直到今天，认为古文正确的人诋毁颜本是剽窃之说，认为今文正确的人又怀疑鲁壁本是伪书，众说纷纭，几乎像议论礼制一样。实际上两部书的大义本来相同，各家不考察它们旨意归宿所在，只把章句增减、分合作为争论的由头，通晓经义的人何必如此？如今注疏已将它列入十三经，予以重视。圣制。圣上的御书都采用今文，等到百世之后来确定唯一尊崇的版本，这就可以止息群起争论经书的众口了。由敦五岁入学，先父亲就亲手教授我这部经。近三十年来，应人请求所写的大小字本有一百多本。这个本子的字体大小适中，孩子们想把它上石，因此又一并刊刻印刷，作为家塾世代使用的本子；并把题记刻在前面，希望先入为主，务必不辱没旧德的传承。至于我临池写字的功力，反而是末节了。防亲手书写《千字文》【六则】。《千字文》已经没有新的版本，只是取其便于摹仿学习；智永法师的书法尤其有法度。内弟太学生查溥公请求我为家塾写习课，于是临摹一通寄给他。其中字体有些不完全依从拓本的地方【例如把“笑”写作“咲”，把“庄”写作“防”之类，都是当时的俗体字】；我不愿让初学者沿用俗字，以免形成先入之见【其一】。智永法师的书法源自二王，正如汉代博士讲说经书一样，没有失去家传法度。唐代贤者各自成为一家，习气往往很重；学书的人只求外貌相似，神韵和义理反而更远，而且一旦落入窠臼，终身都不能洗脱。我在塾中的习字课专门摹仿智永，因此可以溯源临池正脉，希望不至于坠入旁门小径【其二】。这是我乙巳年夏日临摹的本子。自从虚舟前辈、宗尚、率更同时都一致推崇我以来，我只坚持恪守智永法师的家法。在粤中和京邸，先后两次刊刻，作为初学者临摹的范本。在箱笼中查到旧纸，不忍丢弃，便交给霈儿，让他知道这是我年轻时的作品，没有一笔敢于任意草率书写【其三】。楷书如同阊阖门前的衣冠之士，应当佩玉垂绅，进退安详，具有风度。看唐人的碑刻，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位大家，法度森严，而风神自然秀逸；这正是楷法的正宗。学书的人只求外貌相似，袭取形貌而遗失精神，流弊百出，徒然成为俗体，难道可以不戒惧吗【其四】？楷法以清正、平和、明朗、温润为正宗。智永法师的书法规矩严整，而用笔含蓄，心思没有失去二王的家法。褚遂良、欧阳询以下的诸位大家，则把笔意充分显露，各自建立门庭，容易让人有所依傍。究其根本，连墙仞都没有窥见，习染却已经很深，不是轻浮就是滞重。学书的人正应当善于自己得到老师的真传罢了【其五】。智永是右军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书法从萧景乔那里得到；向上追溯，僧虔、敬元，到他正好四代。家传师承久远而有清楚的源流，又加上埋笔成冢、研墨成臼般的勤苦，功力精深，所以法度和风神兼备，优长尽显。苏东坡称他的书法骨气深沉稳重，体势兼具众妙，精能达到极点，反而归于平淡，确实是知人之言。至于李嗣真把他列在第五等，张怀瓘不以为然也是应该的。宋拓《千字文》世上很少见。大观年间遗留下来的碑石渐渐磨灭，但形制法范仅保存在所谓“瑶台雪鹤”、高出尘世之外的风姿中，由此可以略见一二，也可以借此问津于羲献。世上流传的《千字文》，如米海岳、赵、董两位文敏，各有刻本；文待诏的小楷尤其多，但他们以自由运笔为长处，所以各自使用本家笔法。我每次书写《千字文》，都采用智永旧法，实在不敢因为他人妍丽、自己峭拔，便自称善于变化；正是想不忘自己的源流，略微保存墨池的轨则罢了【其六】。防亲手临摹苏轼书写的《金刚经》。壬申年春天，我在懋勤殿值班时见到文忠公这卷书，神采光彩奕奕，动人之处在于信笔挥洒、收放自如，达到极大的自在。内府收藏文忠公书写的《金刚经》总共有五六本，没有一本超过这一卷，因此便摹取一本；我被职务牵累，没有能够临完。长子后来从书箱中找出来，交给装潢。匆匆过去了五六年，难道非要等到诵读四句偈语，才领悟电光石火是最切当的比喻吗？丙子除夕，临摹并记下这些话。这天午正退值，南窗晴光可爱，乘兴写成此作。

译防亲手临摹鲁公《干禄字书》。鲁公《干禄字书》的刻石在吴兴刺史宅东面的防院，当时已经很难得到。开成四年，杨汉公摹刻，流传逐渐广泛。绍兴壬戌年，成都尹宇文某依据杨本重新摹刻，有郡文学勾咏作跋。近来吴门有一种版本，衡阳陈兰孙题跋说：“宝祐丁巳年刻于郴江精舍”，那么又在绍兴本之后了。鲁公的书法光照宇宙，后人争相传刻，不知有多少种。然而原刻在开成时已经多有磨损，欧阳公编《集古录》时，开成本又已经漫漶不清。只是成都石刻直到今天还存在，难道因为它远在边远地区，车马稀少空旷，所以历久仍然完整吗？只是还不知道果真是绍兴旧本吗。雍正癸丑年，同年顾观察敬舆任职四川归来，曾把拓本赠给我，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不久前从金慕斋阁学那里见到一本，和我旧藏的没有不同，于是借来临摹，以防再次遗失。卷中从“阳庚”二韵以后，前后错乱的地方多得数不清，慕斋为此一一指出。唐韵是人人熟知的东西，尚且免不了凌乱，何况运笔、结体和细微毫芒之间呢？例如凡是缺笔写作“几”，“蚌丰”从“半”，这是摹本的错误，依据版本校改；但“效”字注文中也写作“毁”，两个本子都相同，实在无法解释。后来才明白那是“斆”字的错误，于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改正了。临摹结束后把这些话附记在后面，并不是喜欢攻击前人的过失，正是不愿把错误留给后人，使他们知道文章和翰墨都是古人精神寄托之处；枣木、梨木、琬圭、美玉广泛流布于天地之间，被称为艺林盛事，却往往草率从事，错误繁多。南宋以来，大多有这种弊病，有心于此道的人，不可不战战兢兢地谨慎对待。防亲手临摹各家书册。有人说临书不必追求相似，这是英雄欺骗人的话。临摹就像诵读，必须熟读反复直到能够背诵，自己运笔时才会真正受益。又有人说临书应当有自家笔法，这话也似是而非；下笔各不相同，正如每个人的面貌各异，哪里会有不显出本家笔法的呢？如今想要取法古人，却先说自己不随别人去做，这是想说齐国话却最终只能操一口乡音罢了。客人有时说我的书法太像某家，我笑着谢绝他说：“只怕还不能像罢了。” 防旧拓《圣教序》。董其昌说这篇书法是怀仁亲自运笔写成的，并以黄绢本作为证据；又讥笑黄长睿只是随着别人说话。这也是大人物喜欢倡导浮言妄说的一个证明，不只是颠覆书法界的成案而已。我又曾见过硬黄本，都是径长一寸的方纸缝缀而成；这也是儿童般的见识。六经诸史，难道非要等到得到涂改的草稿本，才可以据此认定为真吗？防亲手临摹《急就章》。《急就章》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唐代颜师古为它作注。碑本由皇象书写，也有人说是钟繇书写。宋太宗亲笔刻石，分别赐给近臣，如今都不再流传。我所见到的，内府收藏的赵孟頫、邓文原墨迹只有三四种罢了。宋代喜好古书的人，黄庭坚、李焘都曾为它校定。朱子也说它刻于浙东，之所以至今流传，则要依赖王伯厚的《玉海》。只是据称碑本只有三十二章，最后两章是东汉人续写的；第七章六十三字下注说“碑本无”。罗鄂州的跋也这样说。这样看来，这一缺章应当在淳熙以前就已经存在。然而缺少这一章，文义便不完整，也只能依靠颜师古的注和王本来考察。这是当时儿童幼小都传习的东西，如今竟同漆简竹书一样了。鼎鼐、尊彝等礼器，确实不如锜釜、杯圈适合日常使用；然而既然还有仅存的本子，就应当摩挲拂拭，珍视爱玩它，这本来就是人情。所以我屡次喜欢临摹它。防亲手临摹《兰亭诗》。右边这五言《兰亭诗》相传是陆柬之所书。玩味它的神气和笔意，与王右军《兰亭序》完全契合；但它在有意超脱的地方反而更加显得拘束，难道也是集王右军书法而成的吗？《松泉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十九。吏部尚书汪由敦撰。传。

译《晋江陈学士传》。康熙六十年夏。圣祖仁皇帝召晋江陈公、青阳吴文简公、长洲何公到热河行在，撰拟文字。当时，三位公都任编修；长洲何公原本是前辈，而陈公与文简公都成名较晚，但都被称为翰林院中的老宿。不久，长洲何公先去世。第二年冬天，遭逢国丧。世宗宪皇帝因为 几筵祭告等大篇文章铺陈 功德重大，事情又很重要，掌院担心不能称职 皇上把陈公、文简公以及已故相国嵇文敏公三人的作品首先进呈。皇上还没有看完，就号哭悲痛得不能自持；从此对陈公更加恩宠优厚。有一天，皇上一日之内召见他两次；当时许多高雅的文章、典册都出自陈公之手，有时倚着几案站着就能立即办成。每次奏上文章，皇上没有一次不叹息称好。雍正二年春天，湖南开始设置贡院，陈公主持乡试；事情办完后升任中允，历任侍读、侍讲、学士，往往三个月便调任一次。四年正月升任掌詹事，充任讲官，侍从记录皇帝起居。这年秋天主持浙江乡试，获准就近回乡；当时八闽连年饥荒，已经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防亲自筹办赈荒政务，但有关官员执行得不切实，皇帝的德意没有贯彻到底。陈公在众人聚集的场合替乡梓请命，有关官员害怕了。陈公又将入朝上奏，官员便接连上章，说陈公经过里门时乘八驺车，借镇帅的鼓吹仪仗炫耀乡里，并且散布浮言、煽动舆论，企图使陈公受到重罚。天子想到陈公老于文学，便改授他为翰林院检讨，并命令他拿家产准备赈济。陈公的家产不超过中等人家，不能抵得上太仓中的一滴水。然而有关官员由此知道天子洞悉八闽的饥荒情形，赈济不敢延误。百姓的困苦因此渐渐得到缓解，陈公又被授为国子监司业，升任侍读。癸丑年六月，升任侍讲学士，当天便命他教习庶吉士。陈公早年的疾病更加严重，于是于雍正十二年二月在京城寓所去世。第二年，文简公也去世了。两公去世后，朝廷中学问老成、文章宏大的学者，再没有能够与两公相比的人。今上皇帝撰。泰陵《圣德神功碑》对此慨然感叹，觉得没有能与他们同时并世实在可惜。唉！自古以来的大儒，不一定都能遇到知遇；一旦遇到知遇，也不一定完全因为文章。陈公始终凭借撰述得到皇帝的知遇。考察他的际遇，可以说是盛大了。陈公名万防，字对初，又字谦季。先世从安溪迁到晋江。祖父洪图，是明天启丁卯年举人，历任龙岩、诏安、建宁三地儒学官。父亲迁鹤，是康熙乙丑年进士，最终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掌管春坊事务。陈公幼年读书，读三遍就能背诵。九岁能写文章，十岁通晓星命、平易等术数，有神异的领悟力。刚成年，便以成绩优异的贡生身份选送入太学。癸酉年参加顺天乡试，困于公车之途三十年。戊戌年才考中进士。陈公刚到京师时，安溪李文贞公惊异于他的才华，同他深入研究经学，旁及六书、九算，穷究其中底蕴，因此他的学问收获更加丰厚。长洲何公负有盛名，游学于安溪公门下，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唯独把陈公当作可敬畏的朋友。陈公在热河时，与文简公同住。我当时寄居在徐尚书家，文简公多次邀我畅谈，陈公也一见便相处融洽。等我进入翰林院，偶尔因撰拟文章的事务向陈公请教自己的作品，他总是替我删定，从不稍有吝惜。有时他拿出自己的作品，虚心同我商量，涂改至三四次也不厌烦。他曾对我说：“文贞公喜欢让别人修改自己的作品，只要肯替他思考、删改，他就赞叹不已。” 人们都佩服陈公的宽宏气量。这正是因为陈公好学深思，随事不断积累增益。我在文章上用力很久，每次脱稿后都不曾不想起陈公的话。陈公的心得就是这样。他任国子监师长以及共同教习时，为诸生讲授文章体裁的要领，恳切周详而且自有成法。他亲手校订《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各数遍，直到生病仍然手不离朱笔黄墨。陈公的文章淳厚、洁净、雅正、驯和，得力于唐人之处很多。他所著的星算诸书，都收藏在家中。陈公有五个儿子，来请我为陈公作传的是他的小儿子孝廉旭世。赞曰：今相国桐城公曾对我说，应制文章在浅深、轻重之间，不能差失一铢一黍。读陈学士的文章，往往能够启发人的意趣；运斤成风、斫轮老手，绝不是寓言，只有精心思考而造诣深厚的人才知道其中道理。相国衡量、评定馆阁文章时，曾多次举荐陈公作为后进；由此尤其可以看出陈公所受到的知遇。他在两朝受到知遇，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唯独敬佩陈公，心胸通达而乐于行善，心中向往他，却不能达到他的境界，所以详细编次叙述他的事迹。《吴隐君传》【代作】。休宁有一位隐士君子，姓吴，号培庵，名有磐，字鸿于。他的先世从浮梁迁来，元代至元年间有一位叫吴名珍的祖先开始定居在县城西四十里的山背。族姓繁衍。吴君的祖父名云蛟，父亲名时焴。时焴倜傥豪迈，三十五岁便去世了，那时吴君才三岁。他的母亲汪氏抚养他成人。他奋发自立，善于侍奉祖父母，祖父母都非常疼爱他。成年后游历钱塘、姑苏、齐、鲁等地，往来数年，患重病回乡。病中阅读医方书，得到养生的要领，病便痊愈了。于是学习医术以奉养母亲。旌德谭先生善于治疗眼病，吴君前往跟随他学习，恭谨地行弟子礼，亲自承担卑贱劳役也不推辞；不到一年便完全学会了他的医术。后来又担心儿科医生多误人，于是到同县叶君那里学习，日夜深思，不到一年又完全学会了他的医术。由此吴君的医名震动远近，门外求医的人络绎不绝。无论贫富来请，他即使在黄昏深夜也一定前往。距离十里以内的地方不乘轿，制备药剂也不假手童仆。药物见效便十分高兴；遇到危险难治的病人，回家后就叹息不止，广泛寻求古人的成法，想尽各种办法来救治。曾有眼病患者来求医，那人家贫而性情急躁；吴君常常设法安排他的饮食，多方使他快乐，过了一个月病便霍然痊愈。患者发怒时，别人都不能忍受，吴君却怡然处之；患者离去而不道谢，他也不放在心上。他一生用心就是这样。吴君美髯，和气迎人，望见便知道是位长者。他在乡里信义很高，替人排忧解难，认识他的人佩服他的诚实，即使不认识他的人也不怨恨他。内在品行淳厚完备，行医所得不拿来经营产业，只急切地以选择墓地为要务；依礼安葬祖父母和父母。嫡母汪氏病后回到娘家，去世后暂时安葬在那里，墓地距他家数十里。吴君请求母亲同意，把她与父亲合葬在父亲的墓域中。人们认为这不只是吴君能够尽孝，也是他的母亲懂得大义。唉！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孝行根本所在了。吴君的儿子廷钫来向我请求文章。我和吴君同祖，都是延州的后裔；我已经知道吴君的生平，赞许廷钫的心意，便为他作了这篇传。赞曰：我曾读前代史书，扁鹊、仓公、华佗一类人，医术高明到了神妙的境地，史家又加以铺张夸大。后来的作者务必把他们的说法写得神奇，以彼此相尚。我却认为，医术的神妙境界是无法达到的，能够达到的是医者的内心。吴隐君以仁心为本质，救活的人数也数不清；虽然他自己不认为医术神奇，但论到他的心志，已经追随并超越古人了。孔子所说“恒其德”的人，吴隐君大概接近他了吧？

译《鲁孝妇传》。孝妇姓朱，名如玉，字又寒，是仁和朱久亭的女儿，嫁给同县鲁君旋长子、县学生宗镐。宗镐家里一向贫穷，孝妇勤勉侍奉公婆，得到甘美食物一定先拿来奉给公婆，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婆婆穿，拿出自己的嫁妆资助丈夫的妹妹出嫁，嫁妆因此全部耗尽，人们都替她感到难以承受。孝妇没有一点把这些困难当作苦事的意思。有个亲戚带着诉讼之事来借钱，宗镐推辞说不能借，那人便非常恼怒。孝妇说：“他只是情势紧急罢了，不要同他计较。”她找出衣服和襦裙，典当得白金四笏给了那人，那人高兴地离开了。有人用重金请宗镐替他向权势之家说情，孝妇劝他不要接受。宗镐说：“我料想这并不关系利害。”孝妇说：“世上不义的事情，都从‘无关利害’处做起，怎么能因为贫穷而毁掉一向的操守？”宗镐醒悟，谢绝而不参与。他的父亲听说后，对宗镐说：“你的媳妇真像严师一样。”戊申年六月，宗镐得病几乎死去，过了两个月才痊愈。孝妇日夜侍奉汤药，终于因劳累憔悴而得病。这年十二月丙申去世，享年三十一岁。留下一个女儿，九岁，名叫学班。孝妇身体一向虚弱多病，却强自支撑，不把自己的病痛带给公婆忧虑。她已经不能进食，却仍然勉强支撑病体，帮助公公督促学生读书直到午夜；她也坐在那里等候，准备茶和食物，不肯就寝。她去世时，公公门下的士人都痛哭失声，表兄弟的儿子姚虞士像丧失亲叔母一样为她服丧哀痛。她的贤德能够感动人，就是这样。婆婆有胃病，隔几个月便发作一次，常因哭念儿子而加重。孝妇寸步不离床边，酷暑时汗流如雨，也不敢摇扇，只用衣袖擦脸，衣襟都沾湿了；她日夜替婆婆按摩，稍有空闲便诵读弹词、稗史来解除婆婆的痛苦。婆婆惊悟说：“有这样好的媳妇，我还为什么要哭夭亡的儿子，来加重我媳妇的忧愁呢？”从此病情大大好转。等到孝妇去世后，婆婆疾病发作而痛苦，常常放声大哭说：“我的媳妇如果还在这里，时时刻刻都不会离开床边来救我啊！”听到的人都为她流泪。赞曰：为妇女作传的人，大多称道节烈而可喜的事情，认为那是别人难以做到的。然而人在家庭日常生活之间不能完全尽到本分的情况很多。有人容忍含怒，内心受到伤害，严重的还会伴随着辱骂。唉！平庸日常行为的难以做到，相比一件节烈可喜的行为，更加困难。孝妇去世后，她的公公叙述孝妇的内在品行，细细说了数千上百句话，简直还不能把她的孝行说尽。我认为她公公的话可信，所以叙述下来作传。这难道不能称为难以做到吗？她公公又称赞她善于作诗，精于属对，能够绘制设色花鸟，并能预知自己死去的时刻。这些不足以增加孝妇的分量，所以没有写入篇中。《邵孺人传》。孺人姓邵，是商州人，明代山西布政使邵可立的女儿，嫁给兵部侍郎、经略辽东雒南薛公国用的儿子薛匡伦。崇祯十六年十月，流贼李自成攻陷潼关，蹂躏华阴，渭水、洛水一带震动。匡伦带着孺人逃到商州，贼军攻陷商州，抓住孺人，命她做饭。孺人骂道：“狗贼，我是大家闺秀、名门妇女，难道肯给你们这些狗贼做饭吗！”贼人发怒，砍断她的脚，她骂得更加厉害；贼人割断她的舌头，把她一寸一寸地肢解。考察州志，这是该月十五日乙亥发生的事。当时孺人年龄若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六年〕 今皇上登极的第一年。皇帝向天下颁布制诰，在学校官署左右建立祠堂，祭祀应当依礼享祀的忠臣孝子以及节妇烈女。于是雒南诸生把孺人死节的事状上报，有关官员报告朝廷，获准依诏令立祠祭祀。唉！在患难仓促之时，不能自我保全的人很多。如果不知道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就不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因此慷慨赴义的人，一定是平日知晓义理并且能够守持它的人。我修撰《明史》时，看见旧稿所记列女，数量是前史的数倍；然而流贼毒害天下时，死于义的人不知有多少，想要全部记载，实在无法写尽。史书发挥教化作用，只是借人的事迹来树立义理罢了。记载那些为义而死的人，凡是死于义者便可以由此概括知晓。县贲父赴敌而死，并没有记入《春秋》，大概不必详尽记载事情，只写出他的姓名，义理就已经显现了。孺人在前朝末年为义而死，经过几十年，大节才显扬出来，享受祭祀。国家鼓励和劝勉臣民的典章已经施行，即使史书不记载，也不算有所缺漏了。孺人的丈夫的哥哥的孙子薛馧来请求我为孺人作传，叙述孺人的事迹，说她侍奉公婆、辅佐丈夫、教养子女、遵行妇道都非常完备。至于孺人的死，我相信她能够知晓大义；其他内在品行，大概不必一一详述。赞曰：前史记载辱骂贼人而死的人很多，大多是当时的名臣。孺人以一个柔弱女子的身份尚且能够做到，真是多么壮烈啊！看前朝遗留下来的各种旧闻，士大夫中有的人还隐忍着跟从贼人，只求暂缓片刻死亡，最后却被剖裂头颅、折断胫骨而死。唉！他们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啊！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啊！记事。

译记田赠公事。田赠公名雨时，字霖，是阳城的生员。明朝末年，流贼进入山西，所到州县大多依附贼军。阳城人聚集商议说：“贼军经过的地方，只要凭城抵抗，必定把城中人杀光才罢休。如今早晚就要来了，我们将怎么办？”赠公说：“把全城交给贼军，城中人就都成了贼人。与其做贼，不如死去。但白白死去而城池最终也保不住，死得没有意义，不如躲避他们。贼军从空城中得到什么利益呢？也无从施展他们的毒害。与其让全城百姓去触犯贼军的锋芒，不如这样。”众人说：“好。”阳城因此没有被贼军残害，也没有一个人跟从贼军。贼军逼近时，赠公带着全家逃走。当时，他的小儿子才几岁，哥哥的遗孤五岁。到了城郊，突然遇到贼军，赠公估计两人不能同时保全，于是舍弃自己的幼子，背起哥哥的遗孤，进入风神岭，钻入山崖深谷才得以逃生。贼军离去后，赠公返回沿途寻找，发现幼子正匍匐在深草中，望着父亲哭泣，便把他带回，父子两人都免于灾难。乡人推重他的义行，多把这件事同邓伯道联系起来。赠公说：“不是这样，我的儿子和兄长的儿子在我心中是同等的。只是仓促之时，想到伯兄留下的只有这个孩子，终究不忍背弃兄长的这个儿子。若死，就是让兄长的儿子死；我终究不忍拿自己的儿子换兄长的儿子。” “但我也不忍心一定让自己的儿子死去。恰好有上天的幸运，他果然没有死。假使他最终真的死了，难道能说我是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来博取高名吗？希望各位不要再说了。”直到他去世，赠公一家始终没有再谈这件事。已故相国文端公，是赠公的次子。康熙戊辰年考中进士，过了一年赠公去世。文端公遵照遗命亲自撰写墓志，却从不知道保存兄长遗孤这件事。过了很久，文端公任英德县令时，少宰甬江仇公经过那里。从前被保存下来的兄长遗孤慎典，和少宰畅谈生平，把五岁时跟随叔父躲避贼军的始末全部说出。少宰站起身说：“这是史家的责任。”第二天便写文章表彰赠公的墓。于是泽州陈文贞公依据这件事，作《阳城三乡贤记》，这件事才大为显扬。行状。先府君行述。先父府君名品佳，字清臣，号青城，世代居住在江南徽州休宁。先世从婺源迁来，再迁到现在居住的地方，这个村里叫上溪口。自府君以上，第八世祖名齐寿，活到百岁，获赐章服；他的儿子名昱，任饶州训导，封户部主事；昱的儿子名垍，是嘉靖甲辰年进士，历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入祀名宦乡贤祠。参议公的次子名钛，赠文林郎、山东道监察御史，这就是府君的高祖考。曾祖考名泗，考中万历庚戌年进士，出仕任漳浦知县，调任福清，召任御史，巡按江西，最终官至太仆寺少卿，入祀名宦祠。祖考名咸和，是太学生；父亲名恒然，母亲是戴孺人。府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二岁时戴孺人去世，过了小祥，又遭逢先祖父丧事，悲哀毁损得像成年人一样。稍长后，发奋自立，常常为自己不能尽孝而伤感，努力奉养、追念双亲；每逢父母忌日，即使客居外地也一定穿素服、斋居一整天。岁时祭祀、扫墓，即使年老也从未不亲自前往。年轻时曾依靠外曾祖戴公，后来舅祖家业衰落，返回故里，而外曾祖留下葬在西湖；府君每年都去拜扫，瞻望徘徊。在家居住时，有时我们这些不孝子弟经过钱塘，他一定命令我们前往探望；谈到这件事，便常常抽泣，痛惜先母早逝。他侍奉两位伯父，友爱深厚至极。长伯父年长于府君，九年间白头相对，和乐亲密，没有隔阂。二伯父母先后去世，府君亲自为他们选择墓地、营办安葬之事，并有恩于兄妹。府君性情平和坦率，不设心机，但遇到事情总以义作出决断；遇到不可接受的事，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意志。曾祖父母暂时安葬而未正式下葬，府君同各位伯叔父商议，想把他们附葬在太仆公的祖茔。过了很久，我们这些不孝子弟和堂兄弟们屡次在官府考试中不得志，有人说这样做对葬法不利。府君说：“我是在安葬祖父母，难道还要替子孙谋求利禄吗？”先父母选择墓地安葬时，附近没有别的墓葬，府君说：“安葬他们如果使别人不得安宁，就不能使我的父母安宁；这样对别人没有不利，我的父母在这里才会安宁。阴阳方面的拘忌，哪里值得计较呢？”他不被世俗迷信所惑，就是如此。舅祖在毗陵有遗留产业，府君替他经营管理。同县金默斋主事在先兄弟经营盐业时邀请府君帮助，出入的财物动辄数百千，账簿清楚严整；前后数十年没有一分一毫润入自己囊中，在贫富、生死等关头，始终坚持同一原则。一同办事的几十个人，无论年长年少，都佩服府君是位长者。他同人交往谦和诚挚，只要有人谋划事情，便一定替他尽力；遇到故人的子弟，情意尤其深厚。他所交游的，大多是当代有名望的大人物。在毗陵时，如许侍御青屿、周侍郎蓉湖、陈舍人椒峰、胡山人芋庄、邵上舍子湘以及出家的湘雨禅师等，常常往来唱和。后来同王吏部蒻林、秦孝廉龙光尤其交情深厚。晚年居家时，便跟着同族的父老在街巷间漫步，临溪眺山，煮茶焚香，谈笑一整天也不疲倦。至于郡县长官，终年也见不到府君的面，他从未拿一张名帖登门求见。乡里党中有事情来请教，他便闭门不与交往。只是用礼义训诫子弟，言语举止全都合乎规矩法度。他曾说：“居住在乡里，应当让后辈有所取法，不能为了博取长厚的名声而阿谀曲从；别人把唾沫吐到脸上，自己擦干就算了，这件事并不合乎中道。”推开这一念头，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所以他一生约束自己非常严格，子弟中有行为不检点的，远远看见府君便躲避离开。但府君平素和蔼平易，从不以声色凌人。他生活清简俭约，一年中吃素的日子占大半。一件罗衣穿了四十年，污垢破旧也不忍更换。我们这些不孝子弟偶尔请求他换掉，他说：“这正是我一向安于的生活。”

译他治理家务，细微之处都有规矩，哪怕一字一粒米也不丢弃在地上。他管理僮仆严厉而有恩德，遇到事情便教导督促，使他们有所成就；后来离开他家时，没有不感激流泪的。他广泛阅读史传，喜欢吟诗。曾经患病，在床席间呻吟，手里仍拿着一册唐诗不放。他所抄录的杜甫五言、七言诗共有两大册，都是在旅途中船上写成的。晚年编纂《明文防心录》，序文大意说：“我不幸很早失去父母，因而荒废了经学和读书谋生的业业，又为饥饿所驱使，奔走于两浙三吴之间将近五十年。然而在船篷窗下、旅店之中，未曾有一天废弃读书。每当读到前代高士隐者的遗迹，心中便十分仰慕。我过去曾有超脱尘俗的想法，希望游遍五岳；但被婚嫁之事牵累，这个志愿一直没有实现。戊戌年才开始回归故乡，打算在那里终老。刚过一年，原配妻子突然去世；悲伤哀悼之余无以排遣，于是浏览前明诸名人的文集，选取其中适合我心意的作品加以抄录，共得到若干篇，编成十二卷。其中叙写逸民奇士、刻画其神情的占六七成，涉及典故沿革、制度源流的占三成。这些也可以看出我当初的志向了。”我兄弟等出外从师后，父亲督促课业非常严格。我由敦十一二岁时，父亲就带我到毘陵游学。后来我在乡里读书，父亲多次命人把我所作的制艺文章寄去，评定优劣并加以训诫勉励。蝶园徐公任浙江巡抚，设立敷文书院，学政家岵懐先生发文举荐。我等诸生到书院学习，我由敦的名字也在文牒之中。父亲告诫我说：“英才汇聚，可以增长学识；但只有谦逊谨慎才能不断获益，千万不要因为争强好胜而招致嫉妒和怨恨。”我鼎金到今天的大理卿黎公幕府任职，后来又历任三楚之地。父亲多次写信来告诫勉励。雍正癸卯年秋天，我由敦被推荐参与纂修《明史》，被引见 到乾清宫。承蒙恩命，充任纂修官。父亲来信说：“从前戊午年开设史局时，我们宗族中有四人参与。你学问浅薄，却排在诸位前辈之后，而且还能以诸生身份得到皇上召见。” 皇上的容颜和恩遇尤其非同寻常，你应当努力自我效力。后来我由敦有幸考中甲科，进入翰林院，父亲每隔一个月便寄来亲笔信，总是勉励我勤勉供职、报答国恩。丁未年冬天，我奉命署理日讲起居注官，父亲急忙写信告诫我说：“你授职才几个月，就越过通常资历，插簪执笔，进入讲幄，应当怎样图报皇恩？”此前乙巳年春天，我请父亲来维扬奉养，对我鼎金说：“这里是我三十年前游历过的地方，没想到如今又来到这里，只是筋力已经衰弱，不能承受车马劳顿。你转告你的兄长，要努力修治职事，不要把老年人放在心上。”第二年父亲七十岁，我想着请假回家省亲，父亲又急忙写信不许。八月初，我还收到父亲六月二十四日的亲笔信，信中说身体康健平安，措辞和字迹都和平时一样。刚过一个月，讣告就到了。呜呼，痛苦啊！父亲身体一向羸弱，劳苦而早衰，却勤勉精进，从不使自己安逸；加上亲属中多有变故，先母去世后，二弟、长妹又先后去世，还夭折了两个孙辈。父亲因此精神上深受悲伤。祖宅狭窄逼仄，夏天住在楼上，失去养生的适宜条件；他又不相信方药。七月初患病，不久稍有好转；到望日以后患泄泻，夜里常常起身数十次，稍稍服用人参、苍术之类，精神气力反而更加困倦。八月初一病情渐重，于是拒绝服药，命人准备棺材，并安排身后之事。这是我不孝元芝八月四日收到的家信；听到讣告后三天才来追述，因此不能详细说明。唉！在我们兄弟幼年时，父亲常常客居外地；等到父亲住在乡里时，我们兄弟又多在远方游历。我由敦游学京师，前后十多年，只回家拜见父亲两次。我鼎金往来于京师、吴地、楚地之间，有时三四年才回来一次，近来也是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大概自从稍有记忆以来，我们从未有过整整一年早晚侍奉父亲的日子。父亲临终更换衣服的时候，只有我元芝一人在身旁。我们兄弟连汤药都来不及尝，连含饭也来不及照看。唉！终身的悲痛，没有比我们兄弟更惨痛的了。父亲生于顺治十七年庚子五月十八日未时，卒于雍正六年戊申八月初九日申时，享年六十九岁。先娶前母朱孺人，后娶先母龚孺人。朱孺人是本县讳嘉祚公的女儿，十七岁嫁给父亲，婚后八年去世，没有生育。父亲年轻时曾因饮酒失态，朱孺人哭泣着劝谏他；父亲从此严守戒酒，几十年不再饮酒。晚年服鹿角胶，偶尔饮一两小杯，终身再没有喝醉。龚氏是毘陵的名门，外祖考讳云杨公是前任浙江按察使佥事君端公的堂弟。龚孺人十六岁嫁给父亲，性情慈爱温婉，明白大义，侍奉父亲，即使仓促之际也一定合乎礼法。父亲病情危急时，龚孺人到床前探视，父亲还欠身想要起身；但力气疲惫，不能支撑，于是流下眼泪说：“我不能起来了。”我由敦八岁时就跟随业师钮公入学。其他孩子每月只回家一两次；十岁以后，我跟随父亲到了毘陵，常年客居在千里之外。龚孺人没有一丝姑息纵容之意。二弟贡金出继给伯父，伯母对他管教严厉。人们怀疑龚孺人因为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不能没有偏爱；有人劝龚孺人稍微为他说情，以减缓督责，她说：“孩子只怕没有受到教诲，不怕管教过于严厉。”说完笑着谢绝了。她一生从不疾言厉色，对妯娌像对自己的姐妹，对朱孺人的娘家像对自己的父母，对儿媳和侄女像对自己的女儿。她比父亲早去世十年。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是不孝由敦。雍正二年殿试考取二甲第一名。赐进士出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署理日讲起居注，充任《大清一统志》《明史》纂修官。娶查氏，查氏是知县讳廷璋公的女儿。次子是不孝贡金，出继给伯父，娶戴氏，戴氏是讳儒绅公的女儿，已先去世。次子是不孝鼎金，娶金氏，金氏是太学生讳钟秀公的女儿。次子是不孝元芝，娶金氏，金氏是诰授中宪大夫、主事、加五级讳石论公的女儿。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州同知杨讳楷正公的儿子讳祖，已先去世；次女尚未许嫁。孙女四人，由敦的女儿二人，鼎金、元芝的女儿各一人，都年幼尚未许嫁。我由敦悲痛荒乱，耳聋眼花，匍匐上路，不久奉 旨准假五月，办理丧事，谨在途中草草叙述大概。精神昏乱，次序颠倒，文辞不能成篇。只希望大人先生哀怜我而赐作诔文和墓铭。我们兄弟将感激不尽，并使父亲永垂不朽。

译巽谿弟行略 胞弟名鼎金，字凝之，号巽谿，世代居住在徽州府休宁县西乡上谿口。先曾祖考太学生莲台府君，先祖考耐庵府君，先考太学生青城府君，前母朱夫人，先母龚夫人。自先父以上直到先曾祖父，都 蒙皇帝追赠资政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一级；自先母以上直到先曾祖母，都蒙 皇帝追赠夫人。先父后来续娶龚夫人，当时侨居毘陵。由敦、二弟贡金和鼎金一同被举荐；从毘陵到鼎金周岁以后，才一同携带他回到故乡。鼎金天资聪颖，十岁便遍读五经，落笔已经能够成章。但从十三岁参加童子试到十九岁，一直没有考中。第二年先母去世，过了一年奉父亲严命进京。京城中的大官一见他，便认为他是大器。正好长汀黎大廷尉主持三楚学政，聘他为上宾，一切事务都借助他的辅佐。幕府中的人无不推重他；文坛老宿如徐坛长侍讲、储六雅编修，偶然游历湘沅之间，也都屈尊与他交往。他受到名流倾倒赏识，就是如此。了解他的人说，他日后必将一日千里，前程就在举手顾盼之间。但我由敦当时正任读中书，俸禄收入不能有余，奉养父母所需的粗茶淡饭，常借助弟弟鼎金来协助。幕府任职三年后，他又往来奔波于南北，过了五年父亲又去世了。服丧期满后，他进入太学，参加京兆试没有考中。归安吴牧园学使一向熟知他，长汀黎公巡察楚地时曾两次招他入幕，深知衡山、湘江一带的风土；得到湖南差事后，就约定让他同行办事。事情办完回来，他便在乡村居所东边闭门种植慧僧舎，历时二年。戊午年才在浙江乡试中举，己未年春天参加会试落第，又到武林张星指太仆的湖北学政幕府任职；又过了三年，壬戌年考中进士。这一科由敦奉 命主持考试，弟弟因回避亲属关系，试卷虽被取中，后来又 奉命 上谕询问他是否曾任幕府职务，由敦详细回答说：曾三次辅佐学政，一次协助巡察；后来又依铨部惯例被引见。上谕没有把他列入翰林馆职，而授予县令，是认为他熟悉幕府事务，适合治理百姓。弟弟接受分发广东的 命令后立即走出都门，前往广东。刚到那里，奉命监督平粜两个月，代理翁源县令一个月。大吏器重他的才干，试授广州府三水县知县，不满一年便正式授职。三水县是全省交通要地，使者往来频繁，胥役常常奔走听命，顾不上其他事务。弟弟早有谋划，先行妥善安排以保持镇定，因此没有耽误事务。他利用余暇，重新修葺鳯冈书院，延聘教师督促课业，成就了许多人。督抚奏章中有“端谨干练，文教兴盛而奸宄平息”的话，听到的人都认为这不是虚夸。后来调任繁剧的新安县，那里是沿海要区；他从容整顿政务，不忍因为当地是蛮獠之地便鄙视百姓。建立文冈书院，亲自确定考课日期和甲乙等第，以此勉励士人。案牍没有积压，催收赋税公平宽恕，百姓感戴仁慈，争先恐后地输纳。因考核成绩优异，三次获得纪录。历年既久而处理繁剧事务仍然如初；从甲子到庚午，一次主持文闱，三次主持武闱，录取文武士刘璜、陈纪瑞、赖斌、全黄、壮畧等三十九人。上至两府，下至监司，都正准备以其卓越超群的政绩破格提升他。不料他突然染病而猝然去世。弟弟天性纯厚至诚，遭逢父亲丧事，因为来不及亲视含殓，悲伤过度而形销骨立。他笃厚友爱之情，从未稍有懈怠。他胸怀坦荡，没有城府，以真挚感动人，所以贤士豪杰都愿与他结交，一见面便如同旧相识。入学从师以后，他早晚不放下书卷，于是视力较弱。然而他校勘书籍时，蝇头小楷写得工整，笔画毫不苟且，文具也具有大家风格。他擅长五言诗，从幼年便勤苦学习。参加童子试时，他和二弟贡金从乡门背着箱笼，徒步走二百四十里到达旌阳，脚上磨出老茧也不在意。壬戌年赴广东，到了吴门便生病，稍有好转就命人驾车长途疾驰，办理官府文书，时间久了也忘记疲劳，不肯稍作休息。当时身边没有可以代劳的宾客，而四弟元芝曾到衙署一次，不久便命他回家支撑门户，说水陆数千里的路程，幸好不必让他辛苦往来。由此精力逐渐衰耗，自己却没有察觉。他平时脾土受湿，广东滨海潮热之地又不利于养生，所以最初患手足痿痹，最后因痰喘而不能起身。他一向甘于淡泊，没有多余财物。取得官籍后更加以清贫自励，做官七年而家境越发贫困。去世那天，行囊空空，几乎没有钱财办理殓葬。制府可斋陈公廉得知实情后，周济抚恤极其周备。灵柩旅葬归乡，全部依靠同僚出力资助。这些是我听广东来人所说的，也正因此尤其悲伤感慨。唉！我同胞兄弟姐妹共六人，二弟贡金和杨氏妹妹早年去世，朱氏妹妹出嫁十年后也相继去世。鼎金比我小八岁，自幼年以来，我们亲爱和睦，从没有隔阂。三四十年间，我们从未能有整整一年相聚，如今他又先我而长逝，难道不痛心吗？弟弟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丑时，卒于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初三日己时，享年五十二岁。先娶金氏，她是珰溪太学生讳钟秀公的女儿；续娶程氏，祖籍歙县岑山，现居南海，是讳可昌公的女儿。儿子三人：长子承淳，聘湖村岁贡生朱名岐瓒公的孙女、太学生名渭公的女儿；次子承泳，出继二弟贡金为后，聘城北州同知程名镳公的女儿；三子承漳，聘古林诰授资政大夫、布政使司参政道加三级黄讳治安公的孙女、诰授中宪大夫、广东广州府分防佛山总捕同知加三级名兴礼公的女儿。女儿一人，嫁给板桥恩贡生、候选儒学教谕杨名祚新的儿子、郡庠生健龄。唉！弟弟一生的品行事迹不可磨灭，承淳等孤儿年幼，无法详细叙述，于是根据记忆略存大概，以备当代立言者采择。神道碑 光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简的吴公神道碑。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初九日，经筵讲官、礼部尚书青阳吴公在任上去世。当时 皇帝震惊悲悼，派遣散秩大臣率领侍卫带着茶酒祭奠，命同僚属官前往吊唁祭奠，并到郊外送行。归途中经过的地方，有司和兵弁护送、看守他的丧柩。赐祭并依制度安葬，赐谥“文简”。吴公凭借年高学深、久负声望，逢遇 圣朝，起初以布衣身份便因诗文受到

译知遇，晚年才考取功名，登上显贵仕途，掌管文章事务，出入宫禁二十多年，享受稽古之臣的报偿，成为当时文坛宗师，怎么可以没有铭文？据墓志状文，公名襄，字七云，号悬水，是江南池州府青阳县人。五世祖名某，因儿子显贵而追赠兵科给事中；高祖名某，岁贡生，因儿子显贵而追赠儒林郎；曾祖名某，太学生；祖父名某，庠生；父亲名某，都因公显贵而按其官职追赠。公生来聪颖异常，读书一目数行；长大后博览群籍，擅长诗歌古文，尤其精通制举业。补为博士弟子员后，每次考试都在同辈中名列前茅，被称为大江南著名诸生。圣祖仁皇帝亲自征讨噶尔丹，学政以朔漠平定为题命士子作赋，吴公立即写成千言，典雅丰赡，工整华丽。学政击节赞叹，称他为国士，随即选拔他进入成均。长洲韩公任大司成，具有识别人才的眼光，唯独对吴公特别契合赏识。康熙乙酉年，圣祖南巡，诸生献赋。皇帝的随车人员召他到行在试作文章。公的名次列在一等。皇帝命巡抚大臣发给公帑资助，送他进京，奉 命分校历代诗余书。书成后，泽州陈文贞公推荐他协助纂修其他书籍。不久，遭逢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北上。因书成叙功，应当授予县令；但先达们大多惋惜他因为馆阁职位而失去做地方官的机会。万寿之年特开 恩科，公投递文书参加考试，联捷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当时公已经五十四岁。乙未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戊戌年充任会试同考官，教习留京进士，又分教庶吉士。己亥年入武英殿值班。辛丑年四月，特召他到热河，与长洲何义门、晋江陈对初两位学士一同撰拟文字，全部得到称许。皇上在壬寅年正月 赐六十岁以上的大臣宴席。公六十二岁，很高兴参加这一盛典，作诗记述此事。这一年冬天，圣祖去世，奉 世宗宪皇帝之命撰拟祭告 灵几前的多篇大文。公自己作为词臣受到 知遇，悲痛深切，即使在斋次也流泪濡墨，尽心体察。圣天子的孝心和追慕先帝的至诚。每上奏一篇，皇帝无不呜咽感动，说他能够说出自己心中的事情。从此受到的 恩宠更加深厚。雍正元年，命他入南书房值班，不久授左中允，升侍讲，提督顺天学政。当时又恢复日讲起居注官制度，按例不列名 皇帝特意授予公。公刚任学政，距离乡试只有一个月。他提前缮写文稿以待，等接到印信，立即发文办理考试事务，因而没有耽误。他所辖四府的拔贡生，前任学政还未来得及咨报礼部，礼部议定不便让他们参加科举。公说：“即使不选拔这些诸生，难道不能让他们参加考试吗？”于是请求仍以生员身份入场应试。适逢恩诏扩大取录名额，礼部限定一年考完，公上疏请求让尚未参加科试者随同考试，并把已经参加考试者增加到岁试中补行考核。其他如增加八旗廪生、增生以及旦字号名额，也都一并扩大。任职四年，纠正文风，崇尚实学，亲自用先正和大家的著作开导诸生，腐朽鄙陋的风气因此一扫而空。所到之处都留心民间疾苦，郑重陈奏畿南水利，请求设置劝农使，奏疏上达后得到 皇帝允准。甲辰年升侍讲学士，乙巳年转侍读学士，丙午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经筵讲官。辛亥年升礼部右侍郎。长白山是本朝发祥之地，载入祭祀典章；派遣官员不能到达时，通常只遥望祭祀。宁古塔将军请求在版山建享殿，公援引《舜典》中遥祭山川的文字，又考察宋、明在坛旁设置斋宫的制度，认为应将享殿名改为望祭。诏令依照他的建议办理。各省陈述条款，凡学校制度有不便之处，他总是衡量事理后驳正奏议；所援引的各项依据，都能切中要旨。癸丑年主持会试，清除贡举中的积弊，规条宽简，士子都感到便利。四月，晋升礼部尚书。冬天奉 命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乙卯年元旦，庆贺礼仪中，公作为七十岁以上的大臣在乾清门行礼。他去世当天入宫庆贺，产麟呈现祥瑞。皇帝以禅理提问考察他，公回答得圆通无碍。白昼漏刻还剩几刻，他才退下。退朝后，他仍然经过同年友人的住所，追叙往事，谈笑尽欢。到傍晚返回寓所，与儿子谈话，直到深夜仍未停止。忽然他疲倦得像要打瞌睡，醒来索要茶水，气息顿时微弱。于是口授遗疏，写完后端坐着去世。等到秋天，宪皇帝已经完成鼎成之礼、升遐而去。公所居住的地方在九华山下。九华山有一位品行高洁的老僧，是公赠送物品并敬礼的人。公出生那天，守门仆人恍惚看见那位老僧，拄杖持锡进入后堂，时近酉日。公出生后等到进山访寻老僧时，老僧却在前一天圆寂了。唉！佛教所谓来去因缘之说，有人或许怀疑它荒诞；像公这样的情况，又该怎样解释呢？公性情淳厚平易，与人交往不论年长年幼、尊贵卑贱，都能使对方感到欢洽。交谈移时，见到他的人往往忘记他是显贵的大官。他提拔后进，孜孜不倦；所奖赏提携的人多有成就。著述诗歌古文不下百卷。应制之作典雅纯正。词林中凡有需要讨论的事务，大多请他参与。此前曾充任 三朝国史、《治河方略》《诗经集説彚纂》的纂修官；后来成为大臣，又充任国史、《明史》八旗志书各馆的副总裁，分任《国朝贤良传》的撰写；两次充任殿试读卷官。雍正元年，赐给第一等白银四百两。皇帝亲书堂额，题为“老成端谅”，满朝都说公完全当得起这个称号而无愧。其他御书、书籍以及珍器、衣裘、食物等赏赐，多得无法一一记载。享年七十五岁。唉！清白的名声，荣耀的仕途，高龄长寿而善终，史册所记的人物中，像公这样的人难道很多吗？公的正妻陈氏，是明代工部主事讳明晰的曾孙女、讳元防的女儿，诰赠宜人，待追赠一品夫人。她贤德美善，受到家门内外称许，早年去世；公没有再娶，直到老年也没有蓄养侍妾。儿子三人：长子庆旂，庠生，比公早两个月去世；次子庆禖，康熙庚子举人；三子兆雯，康熙庚子举人，雍正甲辰进士，翰林院编修。女儿二人，都嫁给名门。孙子四人：某，乾隆戊午举人；孙女六人。公去世那年，择地葬在某阡。我由敦还是诸生、初到京师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只有公一见面便以斯文相许。后来我和公的幼子同在馆中任职，公又从后进中选拔我，对我的知遇尤其深厚。公去世后，公的幼子把神道碑托付给我写铭文；我谦辞不敢承当，十多年后仍未停止请求，我才敢叙述大概，刻在公所赐墓地的碑石上。公的须眉谈笑仿佛还在眼前；后来的人若要讨论儒臣中的宿学高德之士，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考察。铭文说：

译九华山莲花峰的九子峰秀丽挺拔、山势嶙峋；公是延陵世族的后裔，诚然生出了这样一位伟人。他文章成就、智慧功业卓著，仿佛是金粟如来的前身。曾在甘泉宫献赋，声名震动云津；在秘阁簪笔执掌文书，在承明殿校理典籍，面对万卷书籍和麝煤官纸，供奉于西清禁苑；往来金阶，回翔宫阙。出任畿辅学政，声名如太史星明；于是登上经筵，又晋升礼官。身着山龙黼黻之服，颜色端正而光芒凛然；名望高过燕许，声誉峻比欧韩。既主持宗庙礼制，又兼任台端；白天频繁承接召见，受到格外深厚的恩宠。甲第中的荣宠格外优厚，南方美金与文彩罗绮相赐；珍贵的扇子题着“老成端亮”。御赐之物送到深宫，哪里还羡慕昔日贤臣？手持金莲归还馆院，年年都是白发苍苍的耆老硕儒；夔龙般的功业，光辉照耀六符。忽然骑着箕星尾星而去，云路之上还有谁来相助？皇帝鼎成而乘龙升天，公大概早已作为先驱。公在东阶时，朝廷把栋梁之任寄托于他；公返回碧霄，士林都掩面流泪。礼仪完备，哀荣兼至，丰碑高大厚重；择定吉日安葬，光辉流传万世。《松泉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松泉集》卷二十 吏部尚书汪由敦撰写 说　杂说 史裁蠡说 修史的方法必须先确定体例；体例不明，删削取舍就没有依据。考察前代史书，《史记》《汉书》《南北史》《梁陈二书》是历代学者相传承的；《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北齐》《北魏》等书，则出自一人之手。有的承袭前代规制，有的包罗全局；文章随着法则确立，义例自然相合。到了唐代编撰《晋书》，汇集群贤，分别负责纂录，于是先命敬播创立凡例。这就像军队行动要有节制，营建房屋要有规模。后代编修官书，本来就应当以此为准则。但成书虽然存在，凡例议论却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元史》卷首粗略陈述大概，也很简略。开局之日，总裁先生首先提出应先确定凡例，确实抓住了修史的要领；又命各人分别拟定凡例呈览，表示要广泛采纳众长，务求尽善。我由敦学识浅陋，错误地参与编校工作，谨就自己所能达到的浅见，列举一二，供采择。并不敢说这就是凡例，只是恭敬陈述末议罢了。因此行文也不敢直接写成凡例体。一、史家自《尚书》《春秋》以来，必以班固、司马迁为宗主。然而他们的境界太高难以攀登，后人也很难找到通达的途径。《新唐书》谨严详整，义例可以遵循；后世有作者，实在不必废弃欧阳修、宋祁而专门以司马迁、班固为祖。至于时代流变、文体不同，五代六朝大多崇尚雕饰，《新唐书》列传也颇好新奇，明识之士都不取这种风格。质朴而不粗俗，是司马迁的家法；丰赡而不淫靡，是班孟坚留下的轨范。以此作为标准，或许可以防止雅正的裁断流于失当。一、采择各书的原则，太史公所谓“选择其中言辞最为雅正的”，确实卓越而不可改变。但这只是针对事实没有疑问的情况说的。若同一件事在不同书中互相出现而说法不同，就应当斟酌取舍，不可凭臆断定。我私下认为，应当根据著述者的为人和他所处的地方来判断。那个人如果贤良，一定不会随意赞誉或毁谤别人；所处之地接近事件，见闻真实，这种记载不可信的地方或许较少。如果其人不贤，心术偏私，好恶乖张，暗中借文章讥刺他人长短，颠倒黑白、迷惑聪明人的，确实有这种情况。又有些人身处偏远，只听取传闻，并未核实；就像秦人谈论越地风俗，虽然说得娓娓不绝，终究没有亲身经历，这种记载可信的地方或许很少。大体说来，历代事迹应以实录为主，再广泛考察各书加以证实。实录虽然可能有曲笔，却一定不至于像野史那样凭空捏造、毫无根据。好事之徒专门相信野史，却不再参照实录，不能全部听从。一、《史记》《汉书》以来，本纪叙事都兼载事件；《新唐书》则只详细记载事实，简要举出大纲，最为严谨简约。若寻求它的义例，徐无党所说：“大事才记，变古才记，非常才记，意有所示才记，后来有所因袭才记。”这五条就全部概括了。这是欧阳公自称窃取《春秋》义法的地方。诏令策命等文书大多出自代言之臣，梁、陈诸史连篇累牍地记载，确实是不明体例；但是将君臣都俞咨诹、告诫警戒之辞一概置之不录，也有不妥。只要因人因事而发，就分别归入志书和列传，不取冗赘，或许可以两全其美。一、历代书志的体例各不相同。大体说来，一代的典章制度以及历朝沿袭变革的缘由，都应当完备记载，使读者有所考察取信，也可供后世借鉴，所以宁可详细，不要简略。但像《宋史》的志书那样逐条逐件罗列，漫无剪裁，哪里还称得上有史才？《新唐书》的志书详细丰赡而整齐，可以作为法则。一、司马迁的年表大概取法于历代谱牒之学，陈范以下都残缺而不讲求。刘知几于是说年表烦琐费事而无用，得到它不算增加什么，失去它也不算减少什么。他不知道年表与本纪、列传可以互相补充。古人说，列侯、将相、王公、九卿中那些功名显著的人，既然已经为他们立传；至于没有累积功劳、也没有显著过失，若为他们立传则多得无法尽写，但他们的举措行迹又有不能很快湮没的，便可以在表中记载。又如他们的功罪事实，列传中没有详细完备说明的，也可以从表中看见。修史没有年表，列传就不得不增多；列传越多，文字越繁杂，而事迹反而可能遗漏。庐陵人重新恢复班固、司马迁的旧制，他的见识卓越。明代宰辅、列卿中没有过错也没有声誉的很多，各自立传，颇显得庸碌琐碎。若建立年表，可以省去列传的约三成，那么年表确实应该补作。一、世家是一种体例，除《史记》和《五代史》以外，其他史书都没有这种体例。但明代的魏、定、成、英诸国，有的断绝，有的延续，与明朝相始终。他们掌管宫廷禁卫、督理京营，大多任用有功旧臣；他们关系国家安危，与那些徒有藩王虚名、占有封地却无所作为的人相差甚远。把他们列入世家，确实并不虚妄。列传中叙述他们世代承袭爵位，有的从开国写起，一直叙述到明朝灭亡，名义上是列传，实际上具备世家的体例。为什么不干脆设立世家，却一定要把他们混入列传呢？有人或许认为，战国七雄、五代十国都跨有土地、割据一方，而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等人从未开拓疆土，与此不同。却不知道田完、孔子不过是陪臣，鄼侯、绛侯、平阳侯本人也没有封国，司马迁的义例本来就宽。至于南唐、闽、蜀，也与战国情形不同，世家之名并不妨碍沿用。如今如果援引陈涉、钱镠的例子，把张士诚、陈友谅也提升为世家，那就是多此一举。至于中山、岐阳一类的后裔，家族分掌典瑞之荣，朝廷没有因酎金而惩罚他们，直到后代子孙，封国仍永远存在，不是世家又是什么？如果因为《唐书》《宋史》没有这种体例而疑惑，那么唐朝废让世袭制度（见《房元龄传》），所以英、卫二国的子孙便与普通百姓同列；宋代食邑实封五等，只是尊崇虚名，祖孙父子各自拟定名义上的封国，并没有世代承袭的意义。至于明代，这是恢复古制，又不能与唐宋同日而语。

译一、列传的分合各有深意。老子、韩非合为一传，就是明显的例子。《汉书》把蒯通、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并列，有评论者认为不妥。修史所说的三长，最重要的首先是学识。旧稿中或许有考虑不周的地方，都应重新订正。一、列传详略本来没有固定体例，但必须与国事有关，所记事情也必须同这个人的规模相称，才算得体，不能像碑志家状那样凡有美德就一定写入。萧何制定律令的事迹，《受遗世家》没有记载，留侯世家也是如此。张良与高祖从容谈论天下大事的事情很多，但不涉及天下存亡，所以没有记载。作者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怎么会写得像《宋史》那样冗长蔓延呢？至于类传，更应当举出其中重要的事来概括一生。黄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农，却列入循吏，只要他们对百姓有恩惠，本来不必一定做到郡守、县令才算循吏。像况钟、陈本深等人，虽然位列显要，也应收入循吏传。文苑传应选取其创作可以流传后世的，或者关系一时风气的；如前后七子、袁宏道、钟惺一流，略加评论其流派，否则不必滥收。似乎不能把曹能始等人的品评当作定论。明代的隐逸之士寥寥无几，但像陈继儒，虽然名声在人们口中，行迹却隐晦而内心争逐，难道是所谓远离尘世、永不回来的人吗？又何必烦劳笔墨记载呢？列女、节烈之人的事迹固然不能湮没，但史传与郡县地方志不同。二百七十多年间，节烈之人何止千人，列入地方志已经足以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光。史传则应选取节操奇异、声名显著的，以垂示万世。《行露》《柏舟》在《诗经》三百篇中也只保存一二篇，已经足以让人观览了，难道数量多才可贵吗？一、旧稿只设儒林传而不设道学传，前人辨析此事已经很详细。但汉代儒林中的人都是经学老师，他们的门人弟子守持一家学说，师承源流非常清楚。明初只有赵汸、汪克寛、胡居仁等人严格遵守婺学师承，远有端绪。到了《大全》流行而经学笺注废弛，士人学习举业，已经没有所谓专门名家。间或有像季本、郝敬之流讲说经义，却又多明显违背宋儒，把自己的异说当作名目，并不能与伏生、郑玄、马融相比。能够专心致志、身体力行而无愧于醇儒的，只有薛文清一人。王文成的良知学说，受到最多抨击；但依托门户而高谈讲学的人也并不少。我私下认为，薛文清没有其他事业，唯独以儒学为重，应当列入儒林传。王文成以功名显达，顾高以风节著称，就应当归入大传，并把他们的门人附带记载。这样稍微加以区别，不知是否恰当？一、旧稿设有《奸臣传》，体例仿照《唐书》，也是《楚人梼杌》的意思。但所谓奸臣，必须是包藏祸心、嫉害善良、毒害宗社并自立门户的人，才足以当此名目。焦芳依附刘瑾，崔呈秀则是魏忠贤的心腹，许显纯、田尔耕是他的爪牙。我认为焦芳应附在刘瑾传后，崔呈秀、许显纯等应附在魏忠贤传后，以显示同恶相济的事实，也让人知道失身于宦官，不配和男子并列；这似乎不是苛刻深文，不应宽减。赵文华应附在严嵩传后，阮大铖应附在马士英传后，也合乎诛罚首恶的意义。旧稿把周延儒、温体仁合为一传，却没有列入这一类，是遗漏了惩罚。把他们移入《奸臣传》，近处与胡宗宪、严嵩为伍，远处与柳宗元、秦桧同列，拿这件事询问公论，不知大家认为怎样？一、自神宗光宗以后，蜀学、洛学纷争，是非最为混乱。我听前辈顾宁人说过：“双方说法都保存，不要过多删削，让读者自己得出是非判断，似乎也是通达的见解。但如果只照抄朝廷奏报，又不合史法。或者在叙述次序中稍微保留抑扬，在评论和赞语中严格辨别黑白，只求商榷周全恰当，以此仰承圣训所说的忠厚原则，或许就可以了。” 一、明代奏章大多流于过激，指斥皇帝就像癸辛年间的旧事再次出现，弹劾攻击大吏则把他们比作共工、鲧；考察事实，起初并不全是这样，只是为了沽名，颇有损于正直之道。到了末世，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宫闱和外戚都被浮言牵连，民间与朝廷一片喧哗，正如《诗经》所谓群言喧扰、沸水翻腾，也就是谣言大盛、将要亡国的妖言。此类奏章如果一概删去，就无法看见当时的实情；保存它们不但会使文体杂乱，也不是用来训诫后世言官的办法。我认为，凡与事实有关系的，可以节录数语保存；同一件事有多人同时进谏的，选择其中最切合事实的保存；有的人共同议论一事而用意各不相同、但都合乎情理的，则一并保存。不知这样是否恰当。一、纪传中的叙事、评论、赞语，前代史书也各不相同。《元史》说根据事实直书，用完整的文字显明意旨，使善恶自然显现，不另加评论赞语。究察司马迁的许多赞语，常常在传记之外另出意义，或者标举轶事，或者征引旧文。《五代史》的论说阐明史法，推究事情原委，反复咏叹，意义深长。范蔚宗把自己比作《过秦论》的作者，说文字没有一句泛泛设置，虽近于夸张，但总的说来，史法中不可缺少评论赞语。如今是否应当增加论赞，统请裁定。一、纪传叙述郡县、官职时，应当使用当时的本名，不可改称古名，也不可沿用俗称。例如把南京称为建业，是古名；把吏部称为铨部，是俗称。即使是明代一朝，前后废置沿革也各有不同。如应天府尚未设立以前，只能称集庆路；左右布政使尚未改制以前，只能称行省。撰写史文时，都应详细考察。一、旧稿依据了哪些书，与其他书是否相合，都应逐一查明。根据如今分工修纂的拟稿所依据的某书、采用的某种说法，也应标明出处，用浮签粘在上方，以便复核。其他有互相不同、应当辨析的，另行抄录辨论，附呈总裁先生审阅裁定，以求最为妥当。一、本纪、志、传的体例虽然不同，但事实本来是一贯的，必须互相通晓、详尽考察，才可以避免彼此抵牾、重复出现的弊病。如果判然各异、互不相通，错误一定很多。但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即使写作时不苟且，又怎能保证没有错误？总裁先生公务繁忙，只能总括提挈大纲，分别裁定是否采用，哪里有时间复核事实、逐一用心？我的愚见是，应当在纂修诸位中选出四五名学识深厚、长于考据的人，专门负责讨论。凡是已经修订过的史稿，都先经过他们详细审阅，然后呈览，或许可以避免差错。附带辨说一条

译有人说：懿文太子建文帝曾被尊为兴宗孝康皇帝，是否应该按照《元史》的体例，把他同兴献帝合并作一传？辨析说：兴宗、睿宗都是尊称，与本人作为皇帝不同；史书也随之称其为宗、称其为帝，这就使名分和事实混乱了。那么，是否要牵连到成祖革除建文年号、帝统之事呢？回答说：不必牵连成祖的革除之事，也不必等到称为兴宗以后才显明。即使称为兴宗，也无法由此显明成祖革除建文帝统的事实。记载建文帝的事迹，成祖的罪过自然就显明了。指责成祖有罪，并不在于他追尊懿文太子为帝。懿文太子生时是太子，安葬时也按照太子的礼制来办理，这就说明太子的实际身份已经得到承认了。所谓称宗、称帝，是臣子们的说法。即使没有成祖革除建文帝统这件事，后世史官也一定不会因此就称他为宗、称他为帝。兴献王称宗并入太庙，是不合礼制的。主张称兴宗而不牵连成祖革除之事，是因为把追尊兴献帝看作世宗能够孝敬父亲的表现。那么，《元史》把睿宗、[疑似缺字]宗合传，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不是用来匡正名分的办法。定陶王被称为帝，《汉书》为他作传时只说“共王而已”，为什么不仿效班固呢？《让溪说》休宁县西面有两条水，一条发源于大鄣山，一条发源于浙岭。流到我所居住的村子时，两水合流向东，直到钱塘。因此村子的名称叫作溪口。沿溪向东七十里，有一条水从婺源向北流来，堤岸旁的村子也叫溪口。我的村子实际上处在上游，所以又另称为上溪口。我家居住在这里已经二百多年了。有一天我在溪边游览，看见从大鄣山流来的水，水面宽而且深；从浙岭流来的水，水流湍急而且猛烈。等到两水汇成一条，宽而深的水便深广得仿佛空虚，湍急而猛烈的水也停息下来，变成安静的流水。水声潺潺，水势回旋，已经看不出它们的源头原来不是一个了。于是我感叹说：“宽广的水若不退让，湍急的水将无法平静；湍急的水若不退让，宽广的水将无法容纳。这样看来，这条溪大概是最善于退让的吧？”于是我自己题署为“让溪”。有人说：“你乡里的风俗已经相互争竞了，而你却要用‘让’来替换平庸的‘上’字，难道是要以此表彰溪水的品德吗？还是有意阐明‘让’的道理，以此惩戒世俗呢？”我说：“唉，这正是我的志愿。不过，这件事并不是凭我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乡里的人沿溪聚居，年长年少混杂，言语嘈杂。愚钝的人习惯于争竞，却不知道退让；狡黠的人表面上退让，内心却在争竞。” 富有的人孤高自恃，任性放纵，贫穷的人又怨恨并仿效他们。这种风俗形成已经很久了。凭我的行为还不足以使众人信服，凭我的言语也不足以使他们内心惭愧，难道还能希望这种风俗改变吗？或者山川的秀美把灵气集中到人身上，有人秉承谦让的美德而厚重地降生，用来矫正世俗、磨砺愚钝之人；风俗的改变，或许就将在这种人身上实现。我写下这篇文字，阐明其中的道理来等待这样的人。《盆菊说》早晨起床，童子拿来两株菊花，用瓷盆栽种，放在庭院中，几次给它们浇水。我看它们枝条挺拔向上，叶子青翠茂盛，花蕾一层层排列着。童子告诉我：“花过几天就可以开了。”傍晚再看，叶子渐渐枯萎；第二天更加枯萎；过了三天，叶子全都枯萎了，而花蕾才稍稍绽开。然而与另一株相比，花朵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大。花色暗淡憔悴，看见的人都感到惊讶。汪子说：“唉！万物的荣盛和衰败，是随着时令的。这株菊花本来长得茂盛，正是花期将要到来的征兆。把它挖出来出售，换了土再栽种，使它得不到应有的养分，最终枯萎，也是理所当然的。花蕾能够绽开，固然是因为勤于灌溉，实际上是被逼迫才达到的吗？还是仅仅依靠残余的气力呢？又难道是菊花本来就为自己的遭遇悲伤，始终不甘心默默地枯萎；即使力量不足，也要稍稍开放，以显露自己的生命吗？”栽种菊花的人出售它们来赚钱，只求能够迅速卖掉，根本不顾它们是否枯萎。菊花从萌芽到逐渐长大，幸而没有被摧残夭折，即使花期推迟十天，它开花也一定不会晚于普通的菊花。我只是悲伤栽菊的人不等待它的时令，却急于使它开放，最终导致它枯萎。那株菊花虽然在遭受摧挫之后，还希望开放来显露自己，哪里知道它的时令本来就不是可以强行改变的呢？不过，菊花是没有知觉的东西，开花还是枯萎都由人决定，菊花不能自主。我只是悲伤世人不等待自己学业有成，便急于出卖自己，最终使自己枯萎。我有感于此，写了《盆菊说》。《四神祠》四神祠这个名称，见于《春明梦余录》，书中说建于嘉靖十五年，却没有详细说明祭祀的是哪位神祇。我遍查《古今图书集成》，在群神和道观等门类中，都没有“四神”的名目。《博古图》中有汉代四神鉴，所绘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考察起来，这就是道家所说的四方之神，仿照《尧典》中的“鸟、火、虚、昴”，属于郊祀从坛所祭的周天二十八宿之内，祭祀它们在礼义上没有必要。如果说是宫殿之神，那么门户神、中霤神已见于七祀，也称五祀。至于苑囿之神，古代也没有可考的记载。我怀疑这是明肃皇帝时期醮坛祭祀留下来的名称，未必确有经典依据，姑且沿用旧名罢了。《青精先生》皮日休诗注中有“青精先生”一条，我查检《册府元龟》《津逮秘书》等书，都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道教的经书、箓籍中，也没有“黄锦槖”这一书名。只有《太平御览》所采录的《登真隐诀》说：“太极真人过去曾以神身的一首，传授给长里先生。先生姓薛，自号长里，是周武王时的人。先生又把它传授给西域的总真王君，即金阙圣母的上宰。”考察《[疑似书名]饭方》，它是西梁真人传授的，地点在大宛北谷。又说：“太极真人的青精饭方。”考察《彭祖传》说：“大宛有青精先生，能够一天吃九次，也能整年不感到饥饿。”根据这几条记载，所说的大宛北谷与皮日休诗注相符合。它所称的西梁真人，似乎就是西梁子文。《王武子妻》《四孝图》中有“王武子妻”一条。我考查《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家范典》，在《姑媳部》《闺媛部》以及其中的《闺孝》《闺烈》等部类里遍遍查阅，却没有这个人。《晋书》中说王济字武子，他的妻子是晋常山公主，并没有割股奉养婆母的事迹。《孔目》

译唐代《职官志》说：集贤殿书院有校书四人，下设孔目官一人。孔目这一官职，最早见于这里。《宋史·职官志》说：秘书省有孔目官一人，秘阁有孔目官二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又设有孔目院都监。《明史·职官志》说：翰林院孔目掌管文书移送，洪武十四年设置。至于“孔目”作为官名的含义，已经没有可考的资料。考察《周礼》所说宰夫的八项职掌，其中第一项是掌管官府法令，以治理簿目。“孔”有大的意思，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管簿目的长官，所以这样命名吧。《有借无借》《曲礼》说：手执玉器时，有“借”的就袒露上衣，没有“借”的就覆盖上衣。有借，是说璧、琮加在束帛之上；拿璧、琮时，执玉的人就袒露上衣，以显露文饰来表示敬意。无借，是说圭、璋单独通达，不加束帛；拿圭、璋时，执玉的人就覆盖上衣，以质朴来表示敬意。郑玄注说：“凡是盛大的礼仪，以充实美盛来表示敬意；不是盛大的礼仪，以显露美盛来表示敬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缫借有承玉、系玉两种，都是承托借玉的意思。不过详细考察经文，袒露和覆盖上衣是一件事，垂下缫带、弯曲缫带又是另一件事，不能混合成一种说法。前代儒者多把垂缫说成有借，把屈缫说成无借，这是不对的。《祔主》《五经异义》说：神主，是神灵的象征。孝子安葬亲人以后，心中没有可以依托的对象，所以举行虞祭并制作神主来奉事亡灵。只有天子、诸侯有神主，大夫没有神主，这是尊卑的差别。卿大夫没有神主，就以几筵作为依托安放神灵，所以少牢祭祀只有尸而没有神主。三王时代，在小祥以前，神主用桑木，因为刚死时崇尚质朴，所以不改变材料。练祭以后改用别的木料，随后收藏在宗庙中，作为祭祀时的神主。凡是虞祭所用的神主用桑木，“桑”还有防护的意思。《公羊传》说：举行虞祭以后制作神主，到祔祭时奉入祖庙。《左传》则说在祔祭时才开始制作，到练祭时祔祭练主。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白虎通》说：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神主的制度，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木，是为了使自己警醒振作；殷人用柏木，是为了使自己急迫自勉；周人用栗木，是为了使自己战栗戒惧，三者也并不相互沿袭。庙中的神主用木头制作，木头有始有终，与人相似；在上面题写名号，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知道其身份。《春秋左氏传》说：凡是国君去世，举行卒哭祭后就举行祔祭，祔祭时制作神主，并专门在神主前举行祭祀。安葬后返回举行虞祭，就解除丧服中的首绖，所以称为卒哭，“卒”就是停止的意思。把新死者的神灵附祔于祖先，尸体和棺柩已经远去，孝子思念仰慕，便制作木主，设置几筵，在寝宫中另外举行丧礼祭祀，而不把它用于宗庙。凡是说“君”的，指诸侯以上，不包括卿大夫；君主死后，经过蒸祭、尝祭等时节，神主便祔入宗庙。新的神主既然已经在寝宫中单独祭祀，宗庙四时的常祭仍照旧举行。三年丧礼完毕，举行大禘祭，才全部与吉礼相同。《礼记》说，殷代在练祭时祔祭，周代在卒哭时祔祭。孔子认为殷礼好；又说卒哭叫作成事，这一天用吉祭替代丧祭，第二天把神主祔于祖父。注说：虞祭以后，到卒哭时举行祭祀，祭辞说“哀痛地进献成事之祭”。疏说：举行虞祭时，因为仍处在凶丧期间，祭礼还没有完成；现在已经停止无时的哭泣，只保留早晚两次哭泣，逐渐趋向吉礼，所以称为成事。又，士在三个月时安葬，这个月举行卒哭；大夫在三个月时安葬，到五月举行卒哭；诸侯在五月时安葬，到七月举行卒哭。《妇祔于祖姑》【二条】《曲台礼》说：“另立庙的皇后，在太庙举行禘祭、祫祭时，将神主祔于祖姑神主之下。”这说的是皇后先于皇帝去世，已经制作了神主，而其丈夫仍在帝位的情况，例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诸后。昭成、肃明去世时，睿宗在位；元献去世时，元宗在位；昭德去世时，肃宗在位。这四位皇后在太庙还没有自己的本室，所以另建别庙；她们的神主本应在太庙与祖先合食，因此举行禘祭、祫祭时才奉入太庙共同享祭。并且她们的神主上只题写“某谥皇后”，这说明以后在太庙建有本室时，就应当迁入祔祭。当时皇帝仍在位，所以皇后暂时另立庙宇罢了。考察此事，唐昭宗时期太常博士殷盈孙的议论，可以作为皇后先去世、先制作神主并祔入宗庙的依据。《宋史·礼志》说：太祖的孝明、孝惠二位皇后，在乾德二年安葬于安陵，都祔入别庙。又，真宗的章穆郭皇后在景德四年四月去世，六月安葬在永熙陵西北，七月有关官员奉神主拜谒太庙，祔祭并享祀于昭宪皇后神位。考察起来，昭宪杜太后是太祖的母亲、真宗的祖母，这就是礼制所说的“祔于祖姑”。《祭用香》谨慎考察，三代的祭祀没有上香的仪式。祭天时烧柴，是把牲体放在柴堆上焚烧；焫萧，是把牲血和脂膏涂在萧草上焚烧。至于郁鬯、椒馨等，都是用在酒和祭品中，没有专门用来熏烧的。古人所用的鼎、鼐都用来供应饮食，到了汉代才有博山炉，以及都梁、艾、纳沉、檀等各种香的名称；然而《郊祀志》中都没有可以考证的记载。只有《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武帝天监四年何佟之的议论说：“南郊、明堂使用沉香，是取其本性属阳、适宜于天的性质；北郊使用上和香，因为大地与人亲近，适宜增加混合的芳香。”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祭祀典礼中使用香，有依据可考的，只有这一条。《阁》考察《尔雅》分别说明木桩的位置以及长短的名称，说长的叫作“阁”。又《礼记·内则》篇说：“大夫七十岁时就有阁。”注说：“阁是用长木板做成的，用来放置食物。”《汉书·刑法志》说：“文书堆满了几案和阁架。”《三辅故事》说：“天禄阁、石渠阁都在大殿北面，用阁来收藏秘藏的书籍。”近代宫殿中“殿”“阁”的名称，本源于此。如今人们在墙上放置木板承托书籍，自宋代以来官署设有架阁库，也是这个意思。又《史记·秦本纪》说：“周代的阁道彼此相连。”《司马相如传》说：“重重坐落着曲折的阁道。”这些都是宫馆中相互连通的阁道。后人凡是楼台宫观一类建筑都称为阁，也是由此而来。在山岩间架设以供行人通行的，叫栈道，也叫阁道。《说文》说：“栈，就是阁。”《广雅·释室》篇也说：“栈，就是阁。”郑康成注《周礼》“胜国邑之社稷”说：“像亳社就是这样。”大概是上面覆盖屋顶，下面铺设木板。考察它的制度，上面覆盖着房屋，下面借助木板。因此凡是用木板架在地面上而形成平面的，今人称为地平，古人或许都称为阁，或者称为栈【如今商人堆积、贮藏货物的地方，仍然称为栈】。旁边如果有遮挡，就称为暖阁。《地平》

译古代称御座、法座、御床、御榻，都是根据坐的地方来命名的。考察各种史册，原本没有“地平”这个名称。只有汉代刘熙《释名》一书的《释床》篇有“枰”字，似乎就是地平的名称。书中所说“所缘起而搨登”，是指把它设置在大床前面，用来登床；它是地平无疑。又有时写作“防”“[疑似字]”。《康熙字典》“毾”字也引用《释名》作为证据，似乎是把细毡铺在地平上，就像王吉所说的“广厦之中，细毡之上”。又《汉书·史丹传》说：“径直进入内寝，叩头伏在青蒲席上。”服虔注说：“青色边缘的蒲席。”应劭说：“用青色划定地面，叫作青蒲。”孟康说：“把青色的蒲草编成席子，用来遮蔽地面。”这也是设置在床前的东西，大概属于地平一类，只是又专门以所铺设的席子来命名。它正和“防”“[疑似字]”相同，都不能作为“地平”的确切名称。似乎应当采用《释名》的“枰”字，仍称为“地枰”。《急就篇》、皇象碑及章数 《急就篇》以六十三字为一章，不论句子的韵律和文理。大概它的文字本来属于一篇，只是为了便于小学阶段传诵和临写，所以强行分成三十四章罢了。就像古书中也有因篇卷繁重而分为上下篇的情况，不一定完全关系到文章的意义。皇象碑的刻本我没有见过，如今流传的只有唐代颜师古、宋代王应麟两家的注释；《津逮秘书》和《玉海》中的刻本所分章处，都与临摹本相合，它是古人原来的体例无疑。《松泉集》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