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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枫山集》目录　别集类五【明】卷一 奏疏 卷二 书信 卷三 杂著 说 铭 传 墓志铭 墓表 祭文 卷四 序 碑记 诗 五言、七言绝句 五言、七言律诗 五言、七言长篇 赋 赞 臣等谨案：《枫山集》四卷，是明代章懋所撰。章懋字德懋，兰溪人，“枫山”是他的号。他在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入翰林院，和庄昶、黄仲昭一起进谏内廷张灯之事，在宫阙下受杖刑，谪任临武县知县，改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升福建按察司佥事，退休居家二十多年后，被召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又辞职离去，多次征召都没有起用。嘉靖初年，就在家中加授南京礼部尚书，死后谥号文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章懋早年在翰林院任职时，以直言进谏著名，现在集中第一篇就是他的原奏疏。虽然其中激切矫厉，未免有些过分，但他的用意终究没有失于持守正道。至于他耿介不群、清正守节，确实超过常人。他退休居家时，只把读书讲学作为自己的事情，大体上谨守前代贤人的义理教训，一点也不越过，不肯作浮夸炫耀的言论。本传说，有人讥讽他应当写文章，他回答说：“这不过是小技罢了，我没有闲暇。”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先儒的话已经很完备了，删去其中繁冗的部分就可以了。”大概他的志向只在身体力行，对于语言文字并不留意，所以一生的著作也只有这些。然而现存作品全都文辞和意旨醇厚端正，具有和平温厚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以笃实的操守为根本，发而为文章，本来就不是那些只追求外表、说轻浮空泛之言的人所能相比的。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敬校订完毕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枫山集》卷一　明章懋撰　奏疏 谏止元宵节张灯奏疏 翰林院编修臣章懋、臣黄仲昭，检讨臣庄昶谨奏：为培养圣德之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派郎中韩定拿着小帖到东阁和史馆，分别交给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等人，命令各人创作烟火等诗，作为上元节赏玩之用。臣等各自领到一帖，帖中列有烟火、花灯等项目，正面贴着诗赞题目，并且命令按照旧诗的格式拟写进呈。等到查看旧有格式，都是玩赏之物和鄙俗浅陋的文辞，实在不是用来培养圣心、崇尚圣德的。臣等私下议论，认为这件事一定不是陛下本人的意思。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学问日新，潜心于经术，追踪尧舜；凡是举动，都一定想要成为天下的法则、流传于后世。刚即位之初，首先下达温厚的诏令，免除田租，断绝进贡，豁免拖欠的赋税，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使百姓得到休息；又开放言路，凡是朝廷政治的得失、军民的利弊，都允许众人直言而不隐瞒。天下人欣喜，认为陛下顺应天心、承继祖德，使万世太平的根本就在这里。可是看去年以来，例如派人制造楮币，这是国家旧制；一听到大臣的意见就立即停止；节令宴饮作乐，是每年的常例，一听到廷臣上疏就随即罢止。近来因灾异，命令告谕群臣一同修身反省。这几件事，都是臣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没有不拜手叩首称颂，认为陛下听从善言如流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自禹、汤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然那些事情都是陛下不肯做的，那么烟火之事，臣等又决知陛下并不喜欢。今天举行这件事，或许是因为两宫皇太后在上，陛下想极力尽孝奉养，以博取她们的欢心，并不是为了自身娱乐。然而大孝在于奉养长辈的志意，不能只把供给耳目玩赏之物当作奉养。臣伏见两宫皇太后恭敬节俭、慈爱仁厚的德行，天下皆知；她们具有皇后的贞静仪范，天下所有奇异玩物都不足以动摇她们的心，难道会以烟火为乐吗？况且如今两广还不安定，四川还未平静，辽东虽然说取得了胜利，但敌情难以预测，仍需费心处置，不能置之不顾；北方的敌人摩啰欢怀有开疆侵略之心，窥伺空隙，更应深切忧虑；江西、湖广一场旱灾波及数千里，百姓无法生活，其他遭受灾害的地方还很多，难以一一列举。百姓嗷嗷待哺，张着嘴等待救济，虽然屡有优厚诏令加

译以赈济抚恤，但公私都很困乏，实在无计可施，令人寒心。这正是陛下日夜忧劳、顾不上安闲饮食的时候，也是两宫皇太后共同为天下忧虑的时候，臣等因此知道陛下没有闲暇做这种事。至于翰林院官员，以议论政事、代君主拟言为职责，虽说是供奉文字，但鄙俗无稽的文辞，哪里适合进呈给君上？如果不取法圣贤，反而牵强地引用宋祁、苏轼所作教坊致语来作为依据，这是以三代以下的君主来要求陛下，而不是以三代以上的君主来要求陛下。臣等有幸遇到圣明之主，从进士甲科中出身，忝列庶吉士的选拔，陛下把我们养育在翰林院，教我们诵习六经、师法孔孟，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近来又授予我们现在的官职，感受国家恩德，实在隆厚至极；我们早晚都诚恳相戒，只怕曲解学问、阿谀世俗，无法报答万分之一，哪里敢写这种鄙俗的词句，冒犯天听，自己招来轻慢不敬的罪过呢？臣等又曾恭敬读到宣宗章皇帝御制的《翰林院箴》，其中说：“启迪辅弼的言论，只有合乎义与仁；尧舜之道，由邹孟子来陈述。”如今举行烟火之事，恐怕不是尧舜之道；写烟火的诗，恐怕不是仁义之言。臣等知道陛下之心就是祖宗之心，所以不敢把这种意见妄自陈述在陛下面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况且明知不可行，却仍然顺从着去做，这是不忠；明知不可行，却不把实情报告上去，这是不正直。不忠不直，臣的罪过就大了。古代的帝王，连盘盂上都有警戒之辞，几杖上都有铭文，眼睛不看非礼的颜色，耳朵不听非礼的声音，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只想着长远的大计。即使身处纷华靡丽之中，或在幽静独处、可以任意放纵的地方，他们用来戒慎恐惧、操守存养、反省察验，以达到精纯专一功夫的办法，也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实在是因为君主的一颗心，受到许多方面的攻击；一旦被耳朵迷惑，各种奢靡的声音就都会乘隙而入；一旦被眼睛迷惑，各种奢靡的色彩就都会钻空而进。人心越危险，道心就越微弱。天理和人欲，不能同时并立。如果说上元节的娱乐只是小事，燃放烟火只是细故，不足以成为圣明的负累，那恐怕并不是这样。《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又说：“不役使耳目，百事才会端正。”如果在这件事上产生厌弃旧常、喜爱新奇的念头，那么将来比这更过分的事情就会无所不至，不能因为是小事细故就不知道谨慎。况且制作漆器，哪里会损害德行，而舜却制止了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酒的甘美，哪里会妨害政事，而禹却断绝了它；修建露台的费用，算不上奢侈，而汉文帝却停止了它。那些圣贤君主，为什么急切地处理这些事呢？正是因为欲望不能放纵，坏的苗头不能滋长。臣等恭敬地希望陛下宽免臣等冒犯斧钺的诛罚，采纳樵夫野老的言语，把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让它们接触耳目；把这种观赏和听闻转而用来实行文王视民如伤，把大舜听到善言就像决开江河一样迅速接受的作为；节省这些多余的费用，使流离困苦的百姓得以存活，赏赐出征服役的将士，那么战争可以平息，灾旱可以消除，百姓可以富足，四方夷族可以归服，亿万年享有无边的太平福祉。如此，陛下用来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孝心，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方式吗？陛下请深思并努力实行，不要认为臣等的话是沽名矫饰，不要认为臣等迂腐空疏，使天下后世知道大圣人的作为出于平常之处；这不仅是臣等的万分幸运，实在也是国家和百姓的大幸。臣等冒死把这些意见上奏。辞免升任祭酒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臣于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接吏部札付，恭敬接受六月初六日的圣旨，升任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上天既然有所命令，臣实在无处安置自身。臣想自己不过是一个草野之人，原本没有什么学术，庸陋迂拙疏浅，不能适应世用。年轻时为奉养父母而应试求取功名，偶然得到主考官的认可，侥幸考中科第。蒙受宪宗皇帝如天地覆载般的恩德和父母生养般的恩情，被留在翰林院，使我得以阅读内府秘藏的书籍，授予史官之职，忝列侍从之臣。虽因狂妄的言论获罪，仍蒙宽恕，改任大理寺评刑，升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我曾经有志于澄清吏治，图谋报答恩德，但才能见识达不到，劳绩功效没有显著的声誉。忽然受到瘴气侵染，疾病又相继发作，害怕耽误官职而获罪，冒昧上疏请求退休。又蒙恩准许，臣得以退休养护衰弱的身体，幸而苟存喘息，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每每想到在田野间报效忠诚，却惭愧不能报答丝毫

译。起初不敢过分激烈，把退隐看作高尚，也未曾妄自觊觎，把升进当作希望。自以为终老山林，哪里敢料想得到日月的照临。如今幸逢圣明在上，振奋精神治理政事，日夜思考英明谋略，故老旧臣全都被重新起用；凡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的人，都没有被遗漏。

译哪里料到像我这样妄庸之人也忝受甄别提拔，感受的恩德更加深厚，捧戴这份恩宠实在难以承受。虽然愚钝无能，哪里敢推辞？但这样会辜负孤独地拔擢臣下的恩意，招来不恭敬的罪过。切因臣在接受恩命之前，今年二月初四日遭遇父亲丧事，按例应当守制。虽然蒙圣慈允许臣服丧期满后赴任，但计算免除丧服的期限仍须两年；让官职长期空缺来等待微臣，难免使职务荒废，耽误教化培养。按法律既不合适，按道义尤其不能心安。这就是臣惶恐不安、不得不倾尽诚意上奏请求的原因。臣又想到国学是教化的源头，祭酒是学官之长，若不是有久负盛名的儒者，很难承担这个职务。臣究竟是什么人，敢来接替这个空缺？虽说粗略学习过文章，过去曾在翰林院任职，但道德上没有声誉，哪里可以在璧水国学中作为仪范？何况越级授官，掂量自己的身份怎能承受？尸位素餐的惭愧，在愚心中更加深切；急于求进的嫌疑，也难以逃脱舆论。再说臣今年的年龄，已经六十五岁，桑榆暮景逼近，蒲柳之质早已衰败；加上遭遇祸患刑罚之后，悲痛哽咽，气血衰耗，心志健忘，须发全白，筋力衰惫，眼睛昏花，双足无力，老病逐渐侵袭。即使任官，也应该领取俸禄退休，哪里容得我冒昧重新整理衣冠出仕，窃居不应属于自己的职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六月、六日〕 这又是臣深深害怕的事情；臣若沿墙曲身而行，也更不能不向上天呼吁以求免除。臣冒昧陈述愚诚，冒犯君主的聪明。伏望圣明察知臣的真诚，怜悯臣的衰老疾病，特命有关部门收回已经实行的成命，另行推举真正可用的人才来充任此职，容臣仍以原官退休。这样或许可以使职位不长期空缺，俸禄不白白耗费，而让无用的小臣安守自己的本分，保全平素的操守，度过余年，这就是臣莫大的幸运。臣激切恳求到了极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四日〕 再次辞免祭酒奏疏 臣于弘治十四年八月内承接吏部札付，恭敬接受圣恩，升任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臣当时正逢父亲丧事，按例应当守制；又因道德没有声誉，难以担当重任，年老多病，不能出仕，已经具备奏牍，详细陈述愚诚，冒昧请求皇上宽恩，免除新任，以便终身退休。但皇上俯听超过时日，仍未得到批准。到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接到吏部札付，恭敬接受四月初二日圣旨，说章懋不准辞职，等服丧期满后到任办理事务。浩荡的恩泽从天而降，臣震惊得无处安身。臣想到自己以卑微庸材，生逢盛世，偶然取得儒科功名，滥受器重任用。近来因为衰老多病，长期辞去荣禄，甘愿安守寂寥，心中没有萌生追求利禄显达的念头，哪里敢料到卑贱的下臣竟蒙上圣简拔知遇，从闲居退处之中被擢用，进而担任成均之长；既使官职空缺来等待臣服丧期满，又除授臣以官职来代理其职责。这些全都是非同寻常的恩典和罕见的典制，不是疏远小臣所应当承受的。臣感激涕零，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本来应当不等车驾来迎就立即前往，哪里还可以再沿墙躲避？只是因为宠恩过于深厚，而私人情义上仍未安适，所以不得不倾尽诚意加以申诉。祭酒是国学的长官，不是长期担任侍从和文学之臣、历任清要官职的人，不能升任；而臣资历浅、声望低，哪里可以越级居此职位呢？祭酒是诸生的师表，必须是像唐代韩愈、宋代杨时、元代许衡这样的大学者，才差不多符合众望；而臣学术浅陋，品行才能浅薄，哪里可以冒昧居此职位？臣如今的年龄已超过六十、接近七十，已经到了辞官之日；又正处在痛哭流血之后，心志衰耗，筋力衰退，眼睛昏花，牙齿疼痛，腰酸足弱，各种疾病交相侵袭，余生没有多少日子，即使想就任，也不能施展力量。而祭酒的责任并不轻，又哪里是臣这样年老多病的人能够胜任的呢？臣前次的奏疏已经说明这些情况，只是陈述不够详细，内心的诚意没有传达，以致皇恩的任命再次颁下。臣早晚忧惧，进退两难，辗转思虑多日，越来越不能心安。虽然知道屡次烦扰圣听是罪过，但如果贪恋冒领宠荣，不知谦退躲避，急于求进、苟且求得，以致招来尸位素餐的诛罚，那么不仅会损害圣主知人之明，而且会妨碍朝廷进用贤能的道路，罪过就大了。因此不得已再次冒犯斧钺之威，申述先前的请求。伏望圣慈曲加怜悯，收回成命，特命有关部门另选贤能，补充祭酒的员缺，容臣仍旧退休，使臣安守愚分，终老山林，和百姓一起歌咏太平；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八月、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四月〕 臣战战兢兢等待治罪，惶恐到了极点。谢恩奏疏 臣先在弘治十四年六月内恭敬接受圣恩，升任臣原来的职务。臣因为遭遇父亲丧事，按例应当守制，又因才德浅薄、年老衰病，不能担当重任，两次上奏请求免除升职；又两次承受圣旨，准许臣服丧期满后赴任，却不容臣推辞躲避。恩德深厚，命令严肃，臣不敢违抗，已经在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任办理事务。臣想到自己一向没有真实学问，错误地忝居虚名，起初列为近臣却不能议论辅政，后来升任宪职也没有听到善绩，常常惭愧自己没有才能却窃取俸禄，于是因为多病请求退休；仰赖浩大的恩典，得以保全平素的操守，自从退居环堵之室，已经梦断九重天，哪里料到晚年又忝受特别的拔擢？恭敬地想到皇上的恩德如上天覆佑，德行如太阳日日更新，效法尧舜知人善任，使文王得到众多贤士；既然要成就宏大的事业，又尤其怀有长远谋略，认为贤才是实现治理的根基，而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想要达到汉代太学桥门的盛况，长期空缺周官师氏的职位，理应寻求大儒来造就俊秀，却起用衰朽庸劣之人来代理空缺。臣虽怀有赤诚之心想要奋发努力，无奈已经白发苍苍，哪里能够胜任？世人都说这是非同寻常的际遇，臣却害怕宠荣超过本分，拜受恩命时局促不安，赴任时战战兢兢。臣岂敢不磨砺已经灰冷的心志，温习久已荒废的学业，以安定之经义作为教诲内容，除非像阳城那样的忠孝之事不谈，努力修治职务，仰望能够稍稍报答皇上的忧勤；只是担心荒废败坏职事，辜负皇上明察选拔，仍希望早日准许臣归田，这样或许不会长期妨碍贤能之路。臣感恩激切、战栗待罪到了极点。

译奏请整顿学校政务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六月、十六年、八月、六日〕 臣私下听说，古代太学所养育的，都是天下的俊秀之士；他们的资质既然可以共同学习，所学就一定能够达到大成，所以人才兴盛而风俗美善。我国考察古制而治理天下，尤其重视太学，以敦厚教化的根本。洪武、永乐年间，在太学生徒动辄有数千人，其中大多是俊秀之才，而教育的方法也极为周详：按日计算通晓经书的程度，以积分考核出仕，分布在各个职位，大体上都能得到合用的人才。到了近些年，生徒逐渐减少，计算如今国子监现有的人数，科贡两类合计只有六百多人。岁贡一类，并不是没有可以共同学习的资质，只是衰老迟钝、不能振作的人十有八九，大概是因为按积累年限、依次升迁的缘故。虽然教诲诱导很勤勉，却难免彼此抵触。近来南京户部又题准一项事例，应当征用监生三百五十名前往后湖清理黄册，除去另有差役占用的以外，全部调拨前去，只剩下原来人数的一半；于是学舍突然空了，每一班只剩三五名举人而已。举人一类，按南京礼部札付，分批开送的新旧举人共应有六七百人，但他们又多眷恋家乡，不肯前来坐监；即使对违限的处罚很严，他们也把它看作平常，直到考试临近才来申告请求起送，等到落第，又重新回乡，因循拖延岁月，坐等年老。臣私下听说，古代太学所供养的，都是天下的俊秀之士；他们的资质既然可以共同学习，他们的学业也必定能够达到大成，所以人才兴盛，风俗也美善。我朝考察古制来治理国家，尤其重视太学，用来敦厚教化的根本。洪武、永乐年间，在太学就读的学生动辄以数千计；这些人多数都是俊秀之才，而且教育的方法极其周详，按日考核以通晓经书，按积分多少授予出仕资格，分布到各个官位，大体上都能得到合用的人才。到了近些年，学生逐渐减少。计算如今本监现有的人数，科生、贡生两类合计只有六百多人。贡生这一类，并不是没有可以共同学习的资质，但其中衰惫迟钝、不能振作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大概是由于积累年月至一定期限，依次升迁的缘故。虽然教诲诱导十分勤勉，却不能没有抵触扞格。近来又因南京户部奏请并获准实行有关事例，需要征用监生三百五十名前往后湖清理黄册；除去另有其他差役占用的以外，全部调拨前去，只剩原来人数的一半，而堂舍顿时空了下来，每班只剩下三五名举人而已。举人这一类，南京礼部按规定发来札付，开列送到的新旧举人总共有六七百人；他们又大多顾念家乡，不肯前来太学坐监。对于逾期不来，处罚虽严，他们却也把它看作平常之事，直到房试临近才前来请求发文起送；等到他们落第，又重新返回家乡，因循拖延岁月，坐等成为年长之人。送参加会试；如果是重新入监的人，必须实际坐堂两年以上，才准再次送去参加会试。不是因为父母丧事而未能按期到监的，不准起送。这样，生徒人数可以逐渐达到往年的数量，而且有更多精锐的进取人才，少有因循自误的悔恨。臣虽然不知道怎样才算善于教育，但又怎敢不尽自己的心力，勤加提点，严格督促考核，稍微放宽积分的办法，采用激励的方式，务必使文章和德行一同修养，政务和教化大体都能办成；这样成材就有希望，及时参加选拔，岂只差役调拨常常充足，也必将使官府得到合适的人才，或许国家能够收到养士的效果，而臣也可以稍稍逃脱尸位素餐的过错。选贡一事应当有防范、核实和具体条款，臣不敢轻率参与；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礼部详细议定处理，杜绝侥幸求进，务必真正得到人才。关于举人坐监的事宜，希望趁他们会试落第时一并通行晓谕，使他们知道遵守，这实在是便利有益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七百人、三年、五年、十八年、一年〕 乞请放归田里的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臣不过是一个庸陋之人，幸逢圣明之主，早年承受任用，多次任职却没有功效；辞去俸禄、养病之后，长期苟安于田园，蒙受恩典被起用这个废退之人，又在成均任职。学问不足以启发引导众生，品行不足以成为后进的榜样，侥幸越过本分，既过分又无法报答。想要改善士人的心术，但奔走竞争、贪婪鄙俗的风气没有改变；想要更新士人的习气，但浇薄虚伪的状态仍然存在。到任已经超过一月，考核功绩全无分毫；职务既然荒废，罪责理应罢黜。况且臣今年六十八岁，衰老日益严重，各种疾病交相发作，耳目昏沉而视听不清，腰脚痿弱而行拜起身都不方便；加上旧有的咳嗽气逆、脾泄等病症不时发作，气血衰耗，心志健忘，处理事情就丢三落四，行动时神志昏沉、头晕目眩，身体羸弱不堪，死亡也不知何日到来。即使想勉强鞭策自己，终究不能胜任差遣。臣既然任职无能，又接连患病，如果再贪恋荣华利禄，长期妨碍贤能之路，罪过就更加大了。臣冒昧陈述卑微的诚意，上渎君主的听闻；伏望圣慈察知臣的内心，怜悯臣年老多病，特命有关部门放臣归还田里，另选大儒主持国学。如此或许可以树立师道、成就教化，那么朝廷黜陟的典章更加明白，而微臣进退的道义也没有失当之处了。臣激切恳求到了极点。奏举本监弊政疏 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司礼监太监陈宽传达圣旨：近来内外各衙门的弊政很多，军民受到损害，以至于上触天和，深深牵动朕心。应当办理的重要革除弊政事项，各有关衙门立即查考议定清楚，列举上报。钦此。臣恭敬遵行。臣由此仰见陛下敬天爱民，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这正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是国家和百姓的大幸。臣岂敢早晚懈怠，不讲求应当革除的弊政以及适合因时变通的事务，以作为圣明治理的微薄帮助呢？臣私下认为，法令不分古今，便利百姓的就是良法；议论不论是否合宜，有利于百姓的就是最高的议论。如今国家承平已久，文官安逸、武备松弛，政事出于因循，事务积弊甚多。说到国家费用，就不充足；说到军队力量，就不强盛；说到国家舆论，就不安定；说到纲纪，就不严肃；说到刑罚，就不清明；说到社会风尚，就奢侈僭越而没有节制；说到士人习气，就奔走竞争而贪恋利益；说到官吏，就放诞怠慢而徒具文书形式。虚伪日益滋长，民间日益贫困；奸人盗贼偷偷发生，边境不得安宁。这就是上触天和、灾异接连出现，并使陛下日夜忧劳的原因。

译国家根本没有端正，以及各种弊病由此产生的原因，朝廷大臣和言路诸臣一定能够一一为陛下陈述，臣本来不敢越出职分而冒昧发言。姑且就臣职掌所能涉及的事情来谈。虽然说是细小事务，关系不到大体，但也是长期积累的弊病，成为百姓的祸害，有些事情不能不加以处置。臣冒昧陈述浅见，上渎君主的听闻。伏望圣明深切体恤百姓的隐忧，俯察近臣的直言，通权达变以适合百姓，不要拘泥于因循旧常的见解，改变旧弊而施行善治，为长久以后建立规制。这样或许可以除去积存的弊害，使百姓得到苏息，天下幸甚。为此，现将本监应当革除弊病的事项，具本由专门派遣的办事吏某携捧，谨具奏闻。一、本监岁贡诸生，先前在各处府州县学中作为附学生、增广生，经过多年以后才取得廪生资格。他们领取廪膳，必须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才能充作贡生。等到贡入国学，远的要十多年，近的也要三五年以后才拨历；再历事一年才挂名选官。前后年数合计，已经达到五六十岁，还要候选十多年以后才能做官，那时人已经老了，大多不能任用，因此死亡的也不少。国家白白耗费数百石廪米来养一个人，却得不到他一天的使用，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这是今天积弊中最严重的一项，难道不应该尽早设法处理吗？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有关部门议定：先在学校中清理，责任交给提学宪臣，严格加以考选。凡是资质平庸低下、年老衰迈、不值得培养的人，不许领取廪米充作贡生。其次在国学中清理，按照先前命令大臣拣选的办法而加以严格；凡是资质平庸低下、年老衰老、不堪任用的人，不容许留在监中。到他们挂名候选时，吏部即行考定高下，或者赏给冠带，或者授予按资格应得品级的散官，让他们在家等待选用。并且命令各处巡抚、巡按、分巡、分守以及司、府正官，凡有公务，都委派他们办理。既可以使他们熟习政事，又可以考验他们的能力。每年年终，各有关上司列举各人被差委办理事务的实际情形，评定其才识高下，造册奏报。才识优长、堪任用的人，立即取用选拔；年老而无才、不堪任用的人，就令其退休。何况洪武年间曾经派监生到各处丈量田地，也是想考验他们的能力然后授职。明确以功绩考核，如此官府任用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百姓也都能受益。这就是贤愚一同滞留的弊病，是应当革除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百石、一人、一日〕 一、本监旧制，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员共三十七人。大概是因为建国初年天下人才都集中进入一个监中培养，所以设置的官员如此之多。后来因增设北监，曾经大加裁减。查得成化初年，本监只有博士三员、助教十员、学正和学录共七员而已。如今在监诸生不过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却有三十多人。又因膳食供应长期停止，掌馔一员已经成为虚设，现在却有两员，似乎过于冗余。况且各官所领取的廪禄、所役使的皂隶，都是百姓的膏血，也是国家大司农的经费。冗员白食俸禄而没有节制，国家费用就会空虚。臣私下听说，官员不必齐备，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各官是诸生的表率、后学的模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师道就不能树立，教育也难以见效。况且近来奉行新的条例，风宪官有缺额，允许从博士、助教等官员中选补。这样，这些官员不只是关系风俗教化，也是风宪官的储备人选，更应慎重选择，不要把职位齐备当作可贵。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有关部门斟酌适宜的办法，酌量裁减，大略恢复成化初年的数目。以后遇到缺员时，是否应命令巡抚、巡按、提学等官员推举学问品行卓异、教诲有方的人，列名上报举荐。等到任满九年考核时，教官中有功绩并且当时声望显著的人，就用来补充缺额。这样或许任用不会错失人才，既可以辅助风俗教化，又可以使引导选拔的员额不至于冗余，还可以宽减百姓负担、缓解国家费用。这就是冗员白食俸禄的弊病所应当革除的。一、本监官吏的俸粮以及监生家属每月的粮食，都是粗米；教师和学生的膳食供应则是熟米。每年预先将数目具文呈报南京户部，由南京户部指定苏州、常州等府缴纳实物。近来南京户部札付判定，弘治十六年折纳粗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折合白银二千六百六十两，不分粗米、熟米，一律按每石七钱计算。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门官吏和监生的俸粮，近年都折价缴纳，每石缴银七钱。如今将本监官吏俸粮和月粮中的粗米也按每石七钱折纳，确实情况相同，长久实行也可行。只是膳食所用的白熟米也按月领取，每人多的不过三斗，少的有七八升，甚至有三五升。如果把银两零碎分发，不免有亏折的忧患。又因后湖查册的监生人数很多，所需膳米是每日不可缺少的；虽说有银子可以买米，但米价昂贵时，熟米一石不止七钱，如果想从本监买来供应，又免不了由本监贴补的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八百人〕 如果只把银两送到后湖，后湖方面也会难以处置。臣愚见认为，这项粮米只能收受实物，已经具文呈报南京户部裁定。有关部门说这是巡抚衙门奏准的事例，难以擅自更改，只得遵照收受完毕。但恐怕一旦成为永久条例，那么两方面的弊病都不会停止。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有关部门查议：本监官吏、监生的俸粮和月粮，今后的年份按照各衙门的事例折纳价银，使百姓得到轻便运输的便利；他们的膳米仍然缴纳实物，这样官府可以免除亏折和贴补的忧患。这是预先防止弊病、官民双方都便利的事情。一、本监旧额膳夫一百名，都是由应天府所属各县编审的均徭户充任差役。因为不时有人逃亡，不便继续实行，成化二十二年，钦差巡抚南直隶右副都御史王克复才开始改派苏州、松江、常州、徽州、宁国五府，每名每年缴银十二两，逢闰年加一两，用来充作雇役费用。本监以前收取这项银两，雇人服役；文庙六堂、博士厅以及内外各号的看守、洒扫和杂役等，共雇用七十多人，需要工食银四百五十多两。其余各官名下雇人随从以及本监一切公用，例如办理缴纳内府浣衣局湿小粉等事项，也都从这里支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十六年、三千八百石、二千六百六十两、七钱、一石、三斗〕

译先任祭酒刘某曾经积存了不少余款，奏准修理号舍。自臣到任以来，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的银两，除雇人服役之外，按照北监现行的事例，只给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等职卑禄薄官员各一名，共雇用二十二人。其余公用随时节省，也颇有余款，均分给六堂监生，都有文书账簿记录。只是没有经过奏请，在道义上不安。如今弘治十七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共应缴纳膳夫银七十名份，每名只缴银十两，来文说这是巡按冯御史议定的事例；而徽州、宁国二府却按照旧例解送，数额不一。若想便利百姓，听从较轻的数额以宽减民力，在道理上没有不可；但同样没有经过奏请，臣不敢擅自决定。又如今按后湖查册的规定，应当兼调膳夫、徒夫到那里服役；由于法司近年审问拟判的囚徒没有一人送到本监，无法调拨，已经具文呈报南京礼部转行取拨；但法司回文说必须申请后才准许拨送，因此本监只得全部使用前项银两，多雇人役前去供应。但恐怕这样从此废弃旧规，实在不便。希望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前项膳夫应当缴纳多少银两，通行各府遵守，这样或许可以使制度归于统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年、一年、一十二两〕 仍希望查照祖宗旧制以及如今北监的事例，命南京法司照以前的办法审问发遣囚徒，送到本监服役，使百年形成的规制不至于毁坏。前项膳夫银两，除去雇人服役之外，是否应给博士等官各一名以及公用；如果有剩余，是否应均分给诸生，或者用来修理公廨、刊补书板，也希望斟酌适宜，立为定制，以便遵守。还应把收支数目明确载入文案，随卷核查，以防奸弊。这样或许可以使财物不被妄费，百姓免受加重的困苦；这也是革除弊病、体恤百姓的一项措施。一、本监膳食所需的干鱼，每年预先确定数目，具文呈报南京户部，由户部命湖广布政司指定所属各河泊所办理缴纳猪肉；每三天一次定数，命应天府都税等司办理缴纳。实行多年，积弊很多：鱼贵时，输送缴纳不能按期，供应往往缺少；鱼贱时，一年的鱼一并送到，分发有余，堆积在库中，一遇暑雨便臭腐溃烂，化成灰土，人不能食用，未免暴殄天物。膳肉每到暑月送纳之时，也常常臭坏，需要退换、购买补充；不便收受，日常使用又不能满足，彼此都以为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两〕 今年五月内，应天府都税等司接连申报，愿意折纳肉价铜钱；各班堂友长也呈报说，如果按照所申办法办理，确实对双方都有利，于是随文呈送南京礼部裁定，但尚未得到施行。臣查考《国子监通志》，监生每人每天应有干鱼二两；而本监档案数十年来，却一直是三天二两。又查得北监有折给钱钞的事例，膳肉也采用折纳。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如今库中腐鱼很多，是否可以按照每天二两的规定，从以后起分发。各河泊所每年应办的干鱼，希望酌量中等价格，只令折纳银两，这样百姓可以免除装运缴纳的费用，官府也可以免除鱼类堆积腐坏的忧患。膳肉每年从四月初开始到八月底为止，在暑热容易腐坏的时候，是否可以准许按照当时估定的价格折纳铜钱，以便官民双方。此事虽然不关系大体，实际上也是积弊，不能坐视不理。一、近来因户部奏准调拨监生前往后湖查册，因为那里冬月严寒，夜间没有灯火；夏月酷热，又有许多蚊虫，加上土地低洼潮湿，泉水污浊，监生到那里大多患病甚至死亡。因此他们畏惧困难而不肯前往，往往以养病、搬取妻室、依亲、就任教职等理由请求逃避差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查得前些年查册时，监中人多曾调拨七百人，分作两班往来替换，仍然以为辛苦。臣私下认为，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查册这件事与其他短期差役及坐班相比，劳逸确实悬殊，不能不设法处理。如果蒙准许，希望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查册一个月的，准许按坐班两个月计算，使人有所激励而忘记劳苦；或者另行处置，增加监生到先前的数量，使他们能够分班轮换。这样或许公务容易完成，而人情也乐于听从；这又是优厚体恤监生的一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二两、十年、三日、四月、八月〕 力求退职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两月〕 《力求去位疏》

译臣本是平庸之辈，却蒙受过分的简拔任命，从退休之余被擢用，担任师儒之职。职位尊重而才力不足，年老体衰而疾病逼迫，不能胜任职守，白食俸禄实在惭愧。昨日因上疏陈述情况，请求归隐田里，冒昧惊动天听，仰望圣上怜悯准许，没想到又承受恩命，曲加褒奖，命我尽心办理职务，以副重托，不准放归。臣听到诏命后惊惶失措，拜受恩典时局促不安，感激到了极点而流泪，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应当夙夜忘身，勉力竭尽驽钝之才，以图报答，哪里敢再推辞逃避？只是臣从今年春天以来，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睛昏花，困于批阅文书；头晕目眩，害怕行动；旧有心脾疾病，呕吐泄泻，发作没有定时；新添手臂手指风痹，屈伸十分痛苦；精神衰耗而健忘，筋骨支离而不能自持。虽勉强带病办理政事，却常常前事忘失、后事迷乱，哪里能尽职而副陛下的委任呢？这是臣不得不离去的第一个原因。古人为太学之师，德行尊崇、声望厚重，一进一退都成为准则，言语行动都供人效法，所以人们受到他们德行的感化，改变骄傲的面貌；柔弱怯懦者有了立身之志，礼仪恭顺得以彰明，孝悌之风得以兴行，这样才不辜负君上的委任。如今臣的言论没有值得采纳之处，行为没有可以效法之处，资历浅、声望轻，既不能作表率，也不能作规范，无法革新士习、造就人才。任职已经两年，可是成效丝毫没有，即使长久任职，恐怕最终也没有补益，又哪里能尽职而副陛下的委任呢？这是臣不得不离去的第二个原因。如今六馆的生徒中，有些年纪虽已老迈，仍想拖延岁月以求出身；有些才智虽庸劣，也要谋求利禄来肥己。他们纷纷希求进用，塞满选官之途，少廉寡耻，可鄙可恶，全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老了还不知道退下来，病了仍固守职位，忘了周任所说“不能胜任”的训诫，忘了圣人关于任用贤能的警戒，才导致这种情形。不端正根本，怎么能整齐枝末？从前晋国范宣子谦让，他的下属也都谦让。臣既然别无所长，便想以自身作教化，恳切请求退位，使后学都知道无能者不能妨碍贤能，年老有病者不应窃取俸禄；让他们有所观法效法，从而兴起廉耻之心，或许可以对风俗教化有所补益，这就是臣用来尽职并副陛下委任万分之一的办法。这是臣不得不离去的第三个原因。臣有这三条理由，按道义本应离去；若仍贪恋俸禄而不去，上对不起天子，下对不起所学，得罪名教实在太大。因此臣不避斧钺之威，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伏望圣上察知臣的真诚，并非由于外在的怨怼，俯赐怜悯，特命有关部门按照考察事例，放臣回去。准许臣致仕，或者让臣闲居，使臣能够在林下养病，度过余年；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圣主始终如一的恩德，也成全微臣进退合义的道理。请求按照惯例准许臣退休的奏疏 臣私下想，旧制规定，凡官员年满七十岁以上，精神衰弱疲倦，准许命其致仕。考察《礼经》，也有大夫七十岁退休的典制。到了年岁便交还俸禄，这是古今共同的道义。臣出身疏远卑微，幸逢圣明之世，平素缺乏才略，却滥蒙任用，历任四职，功劳成效毫无声闻；窃取俸禄经历三朝，却没有丝毫补益。正值晚年而未能振作，蒲柳之质却很快凋零。年纪已经满七十岁，身体又被两种疾病困扰。双眼昏花，看东西好像隔着烟雾，哪里还能辨别文词？双足痿弱，平地行走也像走山坡，怎么能周旋于礼仪制度之间？长期患心脾呕泄，已经成为沉重的疾病；手臂手指时常风痹，将要成为痼疾。虽然图报君恩的赤胆之心未曾改变，但已经衰弱的筋力终究难以恢复强健。不能胜任职守，妨碍贤能，实在惭愧。如果再贪恋宠禄利益，难免违犯法令。臣在去年已经将年老多病、不能任职的缘由两次上奏，冒昧惊动天听，请求放归田里，却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怎能不惶恐。如今臣年老病重日益增加，衰颓更加严重，余生没有多少，自知难以留恋圣朝。按惯例应当请求致仕，所以不避烦扰亵渎之罪，再次陈述迫切请求。伏望圣上怜悯，察看臣前后所陈述的一切，都是揣度自己的能力而发自真诚，并不是贪慕名声而故意矫激。俯从臣的私愿，遵循旧有典章，特命有关部门检阅臣先前两次奏疏，并查考臣的出身、履历和年岁，准许臣致仕，或者准许臣闲居养病，使臣能够活着回到故乡，终老于祖坟之地，臣将万分幸运。请求放臣归田的奏疏 臣学问不能适用，才智不及他人，偶然取得科举名次，多次承受任官之命。本想献身报国，又害怕才力不足，长期以病为由请求归休；忽然承受恩命被起用，只得勉强扶持老病之躯，冒昧担任师儒之职。任官三年而功绩毫无成就，年纪已经七十岁而衰颓更加严重，既有白食俸禄的惭愧，又到了应当交还俸禄的年纪。眼睛昏花，牙齿疼痛，手臂麻痹，双足无力；夜里躺下因痰嗽而不得安宁，早晨起身又因脾泄而受苦。疾病多种多样，余生没有多少，实在难以任职，并非敢于妄言。从前一年直到今年春天，臣已经三次上奏，详尽陈述年老多病、不能任职以及失职的缘由，冒昧惊动洪大的恩德，请求准许依例致仕，却没有得到允准的答复，因而更加惊惧。臣又查得，先年本监祭酒陈敬宗曾因年满七十岁上奏，请求并奉钦准致仕。如今臣的才行远远不及陈敬宗，而年岁与他相同，疾病比他更重；如果还要勉强厚着脸皮窃取俸禄，便是荒废职守、妨碍贤能，罪过更加重大。因此臣不避烦扰亵渎之罪，再次哀切陈请，伏望圣上俯顺臣的下情，重申旧制，命有关部门检阅臣三次奏疏，查照前祭酒陈敬宗的事例，放臣回去致仕，使臣得以活着回到故乡，度过余年，臣将不胜感激戴德。陈述治理之道要务的奏疏

译臣听说，天道以元始之气生养万物，圣人顺体元德来治理万民，所以皇帝即位一定称某年为元年，建立年号一定另取尊贵的徽号。这是要与天下一同更新，表明治理天下的意图，使人心知道所应向往的方向。追念宪祖以成化为年号，大概是希望治理教化能够成就；先帝以弘治为年号，则是希望治理之道宏大，这些都是就治理的大成效而言，其规模本来就宏远。如今皇上登基承继大统，建立年号却专门取“正德”二字，这是要探究治理的根本，以寄托继承先志的意义。只要能够端正自己的德行，哪里还担心教化不能成就、治理不能宏大呢？臣由此知道，陛下真是世所罕见的君主，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可以与三王五帝相提并论，并为列圣增添光辉。然而既然以“正德”为名，就应当追求正德的实际，必须像唐代刘蕡所说的那样，居于正位、亲近正人、发表正言、实行正道，然后才可以称为正德；也必须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端正内心、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然后才叫正德。如果德行还没有端正，那么即使发布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想求得教化宏大、治理成功，怎么可能呢？臣以微薄才学在国子监任职，而今老病衰颓，不能长久侍奉陛下，也没有办法补报大恩。现在已经具疏请求退休，将要归死故乡，但臣像犬马一样的忠诚，耿耿于心不能自已，冒昧抒发一点愚见，把正德所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列为五项，效法乡野之人炙背食芹的微薄进献，作为新政的一点帮助。伏望圣明选择其中可以实行的付诸施行，那么宗社无穷的福祉，便是百姓最大的幸运。为此开列事项，撰成奏本，谨此奏闻。一是勤于圣学。臣听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作为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作为根本。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商高宗、周成王这样的贤君，无不勤勉学习，讲明义理，端正心术，把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又设置师、傅、保等官职，有诵读训诫、进谏规劝的大臣，早晚侍奉左右，指出难处、陈述善道，潜移默化地纠正错误思想，薰陶形成美好性情，所以他们的圣德高隆，王业充实，达到了和乐安泰的治世。往下说，汉、唐、宋的英明君主，也无不如此，只是他们的学问有未达到之处，所以治理不能像古代那样完美。追念我太祖高皇帝，退朝闲暇时召见儒臣，讲论经典；又把《大学衍义》书写在内殿两廊，把《洪范》书写后悬挂在座位右侧，以便观览。这说明即使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也一定要从事学习。列圣相继，都遵循这条道路。如今陛下继承大统，初登帝位便以正德为年号，又开设经筵，亲自与儒臣讲读经史，阐明圣人之道，本来就很有志于学习。只是经筵开讲有固定日期，儒臣进见也有固定时间，学习的功夫难免间断，形成一天晒、十天冻的情形；即使有剪桐叶为玉圭的游戏，也没有人进谏规劝；违背持守涵养的方法，也没有人加以劝止，那么用来辅助成就圣德的措施，或许还不完备。臣愿陛下在经筵之外、处理政务的闲暇，时时召见师保、大臣和侍从文臣，引到便殿，讲论经术，询问治道，仿照唐太宗召十八学士入禁中的故事，不必拘限日期时间，也不必烦琐讲究礼仪，以诚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脸色，使人人都能尽情进言以输诚。这样长久遵行，教化便会与内心一起形成；那么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的；用于任用人才，邪正便能分辨；用于建立政事，各项事情都可以成为法则。对于成就盛德，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董仲舒说：‘勉力学习，听闻见识就会广博，知识更加明达；勉力实行正道，德行日益增长，便会建立很大的功业。’这是今日端正德行的首要事务，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二是隆重继承先志。臣听说，周武王、周公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孔夫子称赞他们达到了最大的孝。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令，孔子称这很难做到。因此，继承世业的君主不能不致力于继述。从前我太祖开创大业的功绩，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相比；他所建立的法令制度，用来垂训后世，极其完备。先帝守成致治的美德，协同周成王、周康王的盛德；他使祖先功业增光的盛德大业尤其盛大。这难道不是陛下应当继承和述行的吗？先帝在位时，尊敬奉养两宫，竭尽孝敬；亲自任用大臣，延请询问治道；宽容言官，乐于听取正直的意见；停止工役，禁止进献；放出鹰犬，遣散宫人；不沉溺声色，不热衷游猎田野。这些都是可以效法的善行，是陛下应当遵守而不改变的。先帝又曾忧虑户口减少，讨论抚恤的适宜办法；看到盐法废弛，寻求救治弊病的方策；清查禁军以革除冒滥，裁汰冗官以节省财用。这些都是他有志去做却尚未完成的事情，是陛下应当继承完成以终其志的。先帝编修《会典》，是想举出祖宗旧章并付诸实行；节略修订《通鉴》，是想考察前代成败作为法则和戒鉴，这尤其是陛下应当用心研究并办理的事情。不仅如此，还应当取圣祖的《皇明宝训》《洪武圣政》等书，放在座右，每天与大臣讲论，把其中的常典施行于今日，这才是能够完全做到继述之道，也才能显示陛下正德的实际。从前启能够敬慎地继承禹的治道，于是建立了四百年的夏朝；成王能够遵循文王的典章，于是延续了八百年的周朝。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三是慎重办理大婚。臣听说，天子与皇后，犹如太阳与月亮、阳与阴，是相互依赖而成就的。所以礼制把大婚看得很重。自古圣王在婚姻开始时，都广泛访求善良的家族，慎重选求美善的德行，然后明告宗庙，按照婚礼成婚。在婚姻确定以前，又一定要在公宫中加以教导，由师傅、保姆教给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育完成后举行祭祀，这是为了成就妇人的顺德。从前宋哲宗年幼即位，将要举行纳聘礼，他的大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谈到选立皇后应先了解四件事：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礼仪隆盛，四是广泛听取意见。吕希纯则说，应当采择德行和门第，不应参用阴阳术数，依据男女年命来合婚。彭汝砺又说，应当早早选择，并预先教导她们。大概王化的开始、万福的根源，选择不能不精审，教导不能不预先进行，礼仪尤其不能不端正。伏想圣朝历代圣君，都有后妃内德的辅助，才成就了盛大而连续的太平之治，并不是偶然的。

译如今皇上圣德英明，天资纯粹，上天降下鉴察，必定会为皇家选得贤淑的女子。近来听说已分派内臣到各处采择，所选得的必定不止一人。伏望陛下远考先王礼制，近取宋代臣子的意见，上为天地、宗庙的奉祀着想，下为万世子孙谋划。请命内阁和有关部门大臣考究典礼，审慎处理此事，务必依据德行选取，不因容貌而进用。现在正值谅阴期间，暂且推迟册立日期，等祥禫礼毕再成婚礼。仿照宋哲宗的旧例，将选中的女子暂时安置在太皇太后宫中，使她们观察并效法宫中的礼仪，选择贤能的师傅、保姆，修习言语、德行、女工、仪容的教导，严格遵守服饰仪容的节度，陈列古代图籍史书中的警戒。凡是寝食、坐立、视听、动作，全都用礼加以约束，不使她们在教化已经形成之后陷入邪僻；又用那四件事考察她们，务必具有《关雎》《鹊巢》所表现的德行，以及《葛覃》《樛木》所表现的操行，足以成为天下母仪，端正六宫，然后在内宫设置帷帐，按照六礼成婚，确定后妃的名位，端正天下的根本，以答对上天光明盛大的美好命意。这样举行礼仪、告祭宗庙，史官也不会留下惭愧的言辞。不但没有违背古训，对于孝道也更加光彩，足以成为四海的仪范，垂示万世的法则，使文王《二南》所代表的教化重新出现。在今天实现，陛下端正德行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臣年老而且昏耄，不通晓时宜，但忧念爱戴君主的心，早晚都不敢忘记，冒着万死之罪，冒昧进献狂妄之言，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四是重视诏令。臣听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的，在于诏令；诏令能够行于天下，在于它具有信用。所谓‘王言广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发布诏令不轻率，并且坚持一定实行，坚固如金石，守信如四时运行，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惊动听闻而心悦诚服。《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管实行。’ 《左传》说：‘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 诏令难道可以不受重视吗？近来陛下初登帝位时，明白颁布诏书，公告天下。其中说国家财赋有限，议论裁减文武官员中坐食俸禄的冗员，以及裁撤各门房、仓库和各处增设的内宫人员；又说盐粮是国家急需的财用，不准权贵请求占取盐窝，以节省国用；又说皇亲、权贵接受献上的田地，侵夺百姓利益，要处以重罪；又说内外权贵侵占军民田地，限期改正退还，以体恤民间隐忧。这几项都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也是当今的急务。天下听闻后，无不歌颂圣德，认为军民的困苦或许可以得到缓解。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可裁减、收回的冗员没有多少，权贵被治罪、退还田地的事情也没有听说。因此内阁大臣有奏称政令阻塞不能施行，诏书所载全成了空话；六科谏臣也有奏称冗员重新留任、传奉官重新出现，号令失信。这样看来，陛下的诏令，在耳目所及之处已经有受到牵制而不能实行的了，又怎么能够推行到天下呢？成汤所说‘我不食言’，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汉代官吏不奉诏令的人，又应当获什么罪呢？臣愿陛下以刚强果断主持此事，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守住诏令；不要因为豪门大族而宽纵，不要因为宠臣亲信而姑息；听从群臣的意见，治办不奉诏令之罪。这样，法令从近处先实行，恩泽遍及百姓，四方夷狄也没有谁敢不服。这是端正德行的要务，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五是敬畏上天的警戒。臣听说，上天降生圣明非凡的君主，必定会遭遇非同寻常的灾变，以警醒激发他的内心，使他忧劳勤勉、戒慎奋发，修明政事，建立功业，以达到非凡的治理。像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周成王时的风雷，周宣王时云汉所记的灾害，无不是上天仁爱的表现。所以尧、舜把‘儆予’作为念头，成汤以六件事自责，成王悔过而出郊，宣王侧身修行，他们都能把灾害变为祥瑞、把祸患转为福祉，是因为能够表达敬天的诚

译意。臣又恭敬读到《五伦书》所记：我太祖皇帝开创基业之初，多次遭遇严重旱灾，圣谕认为，要消除天灾，只应当谨慎修养自身，诚心爱护百姓。因此减省膳食，宫中都吃素，并免除百姓的田租。太祖还曾穿素服徒步到山川坛祭祀，铺设草席，白天暴晒在太阳下，夜晚睡在地上，三天后大雨下得充足。太祖又曾亲自祭祀百神，说：‘如果有罪责，应当加在我身上，不要给百姓造成灾祸。’他这样自责修德，所以能够开创大业，使政治达到隆盛太平，留下无穷的福泽，并不是偶然的。如今皇上是上天所生的圣明之主，初期施政清明，寻求进言以谋求治理，勤勉不倦，本来应当使治理成效更加隆盛，各种祥瑞全部到来。无奈即位以来，星象显示变异，连绵大雨造成灾害，西方天空发出雷鸣，南京发生地震，陕西又有灾害伤损，百姓哀号，有见识的人都感到凛然，深深怀有不可测的忧虑。所谓非同寻常的灾变，难道不是上天仁爱之心，想让陛下振奋非凡的志向，实行非凡的措施，以挽救这些灾变吗？《尚书》说：‘上天的观察来自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凡是国家施政用人，只要不合乎众人的情意，就是违背天意。如果有罪而不诛，有功而滥赏；或者宠幸的门路从旁边产生而大臣不能施展志向；或者权贵把持而各部门不能履行职务；百姓已经困穷却征求得更加急迫，财用已经匮乏却奢侈浪费没有节制。像这些情形，都是上天不悦的原因，也是灾变产生的缘由，不能不加以察看。伏望陛下远远师法古代帝王，近处效法圣祖，先以侧身修行的诚意向上天谢罪，又以自责求言的心意告知天下；每天与在朝大臣讲求造成灾害的原因，竭尽消除灾害的方法。凡用人行政中违背天意的地方，全都加以纠正；内外同心，上下共同修治，以承接上天仁爱的心意。这样或许可以使精神暗中相通，和气受到感召，百姓心悦而天意得到，那么陛下端正德行就不会成为空文。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请求蒙恩准许致仕的奏疏 臣近来因为身体衰弱、多种疾病，不能胜任职守，而且年满七十岁，按道义应当交还俸禄，已经分条具奏，请求放老归田，希望蒙受怜悯允准。没想到接连承受恩命，曲加恩典，勉强挽留。只是想臣不过是疏远卑微的小臣，哪里敢承受如此厚重的眷顾？感激到了极点而流泪，怎么能够申报答称？本来知道臣子应当为君父竭尽劳瘁，不应再烦扰圣上。但臣在国子监任职，窃取俸禄而没有补益。到今年秋天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核期满，按例应赴京领取给由文书。况且正值皇上登基之初，正可以完成虎拜稽首的礼仪，瞻仰天日般的圣光，赶上风云际会，这是臣从前最大的愿望。无奈事情同心愿相违，命运又不逢时。近来因为四五月间感受雨湿，忽然患膝胫疼痛，跪拜、行走趋进都不方便。到了六月以后，又受到酷暑伤害，加上烦渴、痎疟等病，昼夜睡眠饮食都不得安宁。与先前奏疏所陈述的各种疾病相比，更觉得沉重困顿。臣也曾向南京吏部呈文，因为本监缺少官员，一直扶病管理事务。如今想勉强前往参加考绩，亲自提出乞骸骨的请求，可病势日益加重，针灸药物都没有效果，只怕困毙在道路上，不能赶到宫阙之前。如果不早作谋划，处置不当，难免留下更大的后悔。臣想到近来的事例：南京工部尚书李孟旸三年考满，以及前南京吏部左侍郎杨守阯六年考满，都因年老有病不能领取给由文书，而蒙圣恩钦准致仕。臣虽不敢说自己的名位、才德可以比拟二位大臣，但年老多病，事情相同。如今实在不能自已，敢援引先例再次恳求。除将考满公文呈交吏部，离任后寻访医生调治，听候处理之外，伏望圣上广施一视同仁的仁德，俯从群臣下属的愿望，特命有关部门检阅臣前后奏疏，免除臣赴吏部领取给由，也准许臣照例致仕。这样或许可以休养沉重的疾

译病，稍稍延长残余生命，那么在臣填沟壑以前，每一天都将是感戴恩泽的日子。臣不胜祈祷上天、听候命令、屏息待罪的至诚之情。请求蒙恩准许养病的奏疏

译臣以微薄才学在国子监任职，年纪超过七十岁，身体又患百病，请求退休的奏疏已经上了四五次。上年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核期满，承接南京吏部咨文，准备送来给由；因患膝胫疼痛、烦渴、痎疟等疾病，病势十分危急困顿，不能赶到宫阙之前，又曾具疏陈述情况，请求按照尚书李孟旸、侍郎杨守阯的事例放回休致。当时将考满公文呈交吏部，离任寻访医生调治，希望蒙受怜悯允准。哪里想到圣上怜念衰残，没有立即弃置臣，接连降下恩命，曲加勉留，并且谕示臣有病，应当好好调理，不必坚决辞退。这虽然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大仁、父母无穷的恩德，也没有超过它的了。臣虽至为愚昧，难道不知道感恩？谨已按照奏疏所奉钦依的事情，不敢再写辞疏陈请，只专心调理。但在外地访医，诸事多有不便，终究难以调治，恐怕伤害生命，不得已暂时回到原籍，以便服用汤药；急切希望病愈后领取给由，以尽臣子的恭敬之心。没想到两种病邪相互困扰，众多疾病交相缠绕；针灸药物虽然勤用，功效却难以显现。从秋天历经冬天，疾病随着时令变化；自十二月以来，忽然患脐腹绞痛，泄泻痢疾大作，昼夜没有定时，血气顿时虚弱；手足风痹更加严重，头晕目眩的疾病又加重；气喘上逆，痰嗽不止；牙齿松动，肿痛难忍；双眼完全昏暗；腰部酸痛难受；视物、行走和行动都受到妨碍；精神和思虑全都已经衰耗，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不能起身上路。身体形状既然已经如此，贪恋宠禄又怎么能心安？按道义本应再次上疏请求休退，但因为屡次承受诏命，叮咛不许坚辞，只好又中止了。臣遍访各地医生，他们都说病根深重顽固，必须稍微放宽时间，不能要求在十天半月内见效。又想到臣在考满离任以后，领取给由、告假期间，身体虽然不再担任职务，心里仍不敢安宁。如今病能否痊愈既不可预期，而本监缺官已经超过半年；如果不奏请选补，难免废弛职务，耽误教养人才之事，那么臣上对不起国家恩典，下妨碍贤能之路，罪过更加重大。所以虽然没有敢再陈述退休的奏疏，但久病之身又不能不竭尽诚意向上请求。伏望圣明以传播教化为重，以培养人才为务，想到国子监不是可以用来养病的地方，师范之职又岂容长期旷废，命有关部门另选儒学贤才前往主管国学，准许臣在原籍从容调养，等到病情稍有痊愈，再另行赴吏部领取给由，以完成考绩之事，听候考核黜退的命令。这样官职不至于长期空缺，余生或许也能赖此保全，臣不胜感戴天恩。恳切请求准许退休的奏疏 臣从年轻时起身体就多病，到中年头发早白、过早衰老，出身任官已经超过四十年，历任官职却只满三次考核。卧病的日子常常多，任官的日子常常少，大概是小才不能承受大任，薄命难以承受厚禄，所以往往在职时身体困病，离职后身体反而安适。从前任福建按察司官员时，已经因为瘴疠疾病请求休退；去年主管成均，又因衰颓而耽误职事。臣衡量才能、估量本分，自知应当知足止步，所以曾因年满七十且身患百病、不能胜任职守，在任官期间已经五次上疏请求退休，承蒙圣上怜悯，多次赐命勉留，没有立即允准。后来因三年考满，衰病接连加重，不能赴吏部领取给由，又再次陈述因病谢职的奏疏，幸蒙恩命，认为臣多次陈说有病，情辞恳切，准许回原籍调养，病愈之日由有关部门来召起用。圣明对臣如此殷切，曲加体恤，不忍弃置，恩意没有不到的地方。臣虽愚昧无能，知道感恩实在深厚。从去年春天直到今年，臣四处求医，想尽各种办法治疗，希望能够痊愈，即使丧失性命也要图报恩德。无奈年命将尽，病邪长期缠绵，疾病已经深入膏肓，难以指望药石奏效；疾病造成残废，又怎能在晚年振奋志向呢？但臣仍把虚名挂在仕籍之中，没有完全履行交还俸禄的道义，虽然没有实际责任，心里也不安。臣曾私下考察祖宗的法令，按照先王的礼制，凡官员年满七十岁，都准许致仕。近来朝廷大臣又建议重申并严格致仕的规定，大概因为这是人臣进退的大界限，不能违越。臣今年七十二岁，即使没有疾病，也应当告老，何况又加上沉重顽疾，长期伏卧床席，暮年已经逼近，确知不能对圣明时代有所补益；生命如同钟漏有定期，哪里还能再损害晚节？如果不自行陈述，难道能够避免违背圣制、触犯名教的罪过吗？臣敢竭尽愚诚，再次哀切祈求，伏望圣上发扬天地般的仁德，垂下日月般的光照，怜悯臣的疾病困顿，俯赐怜悯允准，特命有关部门重申旧章，查考臣出身以来的年岁，准许臣依例致仕，以保全平素的操守。想到余生没有多少，只希望死后归葬故乡；顾念皇上的洪大恩德尚未报答，臣岂敢忘记结草衔环？愿与道路泥土中的百姓一同效法华山、嵩山的祝愿。这样臣即使在死日，也如同仍生存之年一样。臣不胜感激恳求之至。辞免升任太常卿的奏疏 臣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三年考核期满，因为年满七十岁、身体患有百病，不能赴吏部领取给由，已经在正德二年二月上奏，承蒙恩命准许回去养病。后来因疾病久久不能痊愈，不能胜任职守，在正德三年二月上奏，承蒙恩命准许致仕养病，等待终老。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忽然在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差办事官孟伟带来的急字一百七十八号札付，升任臣为南京太常寺卿的荣命下达，臣惊魂失措。臣想到自己年轻时没有学术，年老后更加衰弱疲惫；虽然承受了超过实际的虚名，本来就不是适合任用的器材，只甘心守着贫寒，从未产生追求荣进的念头。哪里想到退休以后，又拜受优厚特殊的任命，被擢升为奉常之长，兼任夷、夔一样掌管礼乐的职务，主管礼乐，使神灵和人事和谐。职务虽然简要，责任却尤其重大。若不是有汉代桓荣、唐代杨绾、宋代范镇那样高尚德行和雅正声望的人，谁能承受这样的选任？臣究竟是什么人，敢来补充这个职位？臣资历浅、声望轻，揣度本分实在不是自己应得的；才智平庸、德行浅薄，从道义上衡量尤其不能胜任。从前任祭酒，是四品官，尚且不能承担而请求休退；如今升到太常寺正卿的位置，又怎么敢侥幸觊觎而冒昧任职呢？

译只是深深怀有身处深谷的忧惧，所以姑且作出沿墙退避的姿态。况且臣已经交还俸禄、挂冠退休，又到了超过七十、将近八十的年纪，不但按礼制应当辞去职事，而且疾病也使臣难以从政。心胸膈部烦闷疼痛，腰脊酸痛；夜间睡卧常常苦于痰嗽，早晨起身总是患脾泄；又加上眼睛昏花、头晕目眩，手发抖、双足痿弱，行走必须拄着手杖才能迈步，拜伏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起身。可叹大耋之年将要到来，哪里还能贪恋荣禄？只想倚床伏枕，哪里能够赴任供职？这就是臣忧惧迫切、不能不呼天请求免任的原因。臣冒昧陈述卑微的诚意，再次惊扰圣听。伏望圣明特别施加仁慈怜恤，俯赐怜悯允准，收回新的任命，特命有关部门另选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充任其职；这样名器不至于滥授，职务也免于荒废，准许臣仍以原官致仕，或许还可凭借药石的功效稍稍延长蝼蚁般的生命。臣不胜激切恳求、等候治罪之至。辞免升任侍郎的奏疏 臣近来接到吏部咨文，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奉到圣旨，升臣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听到命令后惊惶失措，无地自容。因为臣先前承受圣恩，准许告老归休，养病终老，已经超过四年。忽然在上年十二月接到吏部札付，升臣为南京太常寺卿。臣旧病尚未痊愈，只能勉强扶病拜受任命，心中局促不安，面容尴尬无措。臣自知才智平庸、德行浅薄，不能承受器使；年老病重，也难以勤勉办理职务。已经竭尽诚意具疏，再次惊扰圣听，请求收回停止恩命，仍旧准许休致，俯伏等待，希望蒙受怜悯允准。哪里想到愚诚尚未上达，圣上的眷顾反而更加深厚？奉常的任命才过几个月，副卿的命令又从九天之上降下。恩典厚重超过限度，感激深入骨髓。臣私下想，礼部古称清贵之曹，侍郎如今是显要官职，班列连接禁近侍从，地位应合文昌之职，政务辅佐礼部尚书，职掌又兼有献纳之责。若不是平素负有一时的声望，哪里能够符合众论的公意？像臣这样的人，学问不足以明白治道，才智不足以应付事务，只凭衰弱疲惫的身体，哪里敢玷污清贵显要的选任？况且奉常是春官的属官，尚且不是小才所能胜任，何况侍郎是春官的副贰，又哪里是臣愚昧本分所应得到的呢？本应黜退却反而升迁，在舆论看来本来就不合适；请求退职却得到升迁，又使臣内心如何安定？这不但令人担忧倾覆职责，也害怕妨碍贤能。如果越级承受新的恩宠，必然深深辜负厚重的恩典。臣又年过七十，疾病已经深入膏肓，内有心痛、脾泄、头晕目眩、痰嗽等病，不时发作；血气长久衰弱，身体疲惫憔悴，不能加快行程赴任。外有眼昏、手颤、腰痛、足痿等症，日增月盛，四肢百体都已衰废，神志昏暗，不能任官治事。虽然报国的赤心未曾忘记，但想到余生已经没有多少。如果不恳切请求休退避让，必将自行招致跌落失败。因此再次倾吐赤诚，重又冒犯圣上的恩德。伏望圣明怜悯察知臣的愚诚，收回成命，特命有关部门另推英俊贤能之士辅助春官，准许臣仍以原官致仕，使臣得以栖息于简陋门户之中，稍延残喘，歌咏圣朝教化，做太平时代的闲散百姓，臣将不胜幸运。臣不胜激切恳求之至。谢蒙存问恩典的奏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到圣旨：章懋学问品行纯正，年高而声望厚重，着令有关部门按时加以存问，以符合朝廷优礼老成宿望之臣的本意。钦此。臣恭敬遵奉圣旨，吏部勘合分类行文浙江布政司，再转行本县，并另行通知臣。臣即于九月二十日面向宫阙谢恩完毕。恩命从天而降，臣无地自容。臣想到自己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因为年满七十、身体患百病，不能赴吏部领取给由，屡次上疏请求退休，历经三年才获准。到正德三年正月，承蒙圣恩，钦准致仕。后来因为皇上更新宏大的教化，召用旧臣，卑微衰庸的臣也被涉及，并蒙考察任用；既起用臣为南京太常寺卿，又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臣因病势衰弱日益严重，不能供职，再次上疏陈情，请求仍以原官致仕。又蒙恩命收回原先任用，命臣以侍郎身份致仕。臣承受的荣宠超过期望，没有办法图报；如果不是仰赖皇上生成万物般的恩德，哪里能够退居田里而安适？如今养病又经历了几十年，而衰老年纪已经超过八十岁，哪里想到将尽之年，还能再次拜受非同寻常的恩宠？圣上广颁温和恩诏，赐予臣学问品行的褒奖，仍命有关部门加以存问礼遇。这就是周文王善于养老的仁政，也是周武王不忘远方老臣的盛大心意。但如此优厚的礼遇，实在不是福分浅薄的臣所能承受；这样的褒词，也不是愚昧的臣按本分所应得到的。臣惭愧自己没有功劳成效，却滥受洪大的私恩。宠命到来便惊惧不安，感激到了极点而背上冒汗。反省自身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接受拜谢又怎能心安？这都是因为恭敬地遇到皇帝陛下，光明如日月照临，幽隐之处也必定察知；德行如天地覆盖承载，大小事情都不遗漏。陛下广泛推行先王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崇尚前代尊老敬年的典制，于是使衰老昏耄之臣从此得到超越本分的恩典。臣敢不仰体深厚的仁德，更加坚守晚年的操守？虽然驽马已经病弱，难以在奔驰中效力，但臣如葵藿向日的心意尚未衰残，哪里肯忘记倾心归向？臣忧忧切切，牵动着身在江湖的忧虑；惓惓不已，怀抱着田野间的忠心。伏愿陛下清心寡欲以保养圣体，明察四方、广听意见以使治理隆盛，壮大皇图而谋求稳固，使国运绵延无穷。臣不胜激切感恩之至。辞免升任尚书的奏疏 奏为辞免升职之事：臣在今年六月接到吏部咨文，奉到五月初二日圣旨：‘章懋德行声望隆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仍旧致仕，着令有关部门按时存问。’钦此。臣恭敬遵奉，当即面向宫阙谢恩。身外承受的荣宠超过期望，听到命令后内心惊惧。臣想到自己平素没有实际学问，错误地拥有虚名；从前曾在国子监任职，后来年满而挂冠请求休退；继而蒙召起用，辅佐春官，又因疾病不能就职而交还俸禄。此后能够退居田里安适生活，无不是仰赖皇上生成万物般的恩德。如今衰老年纪已经超过八十岁，养病又超过一纪，哪里敢期望在生命晚途重新遇上昌盛之时？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是宪祖的文德后裔，继承孝宗的大统，聪明是上天赋予，英明睿智早已成熟，革除旧弊、更新鼎新，弥补弊端、振兴治理。贤能之士元凯得到任用，共工、兜等被流放，陛下想以此激励四方士人，却过分赐宠于一个微臣，于是使朽老的资质承受这种特殊恩典，误称臣有德有望而升为尚书，褒奖重于华衮；仍准许臣致仕，并命有关部门存问，恩宠超过安车。臣抚念自身实在不配，按道义哪里承受得起？如果还贪恋荣宠而不知止足，必然超越本分，自取悔恨。反复思量，战栗恐惧，不能不呼天请求免除这项任命。

译伏望皇上的慈爱，特地下诏命有关部门追还并撤销任命尚书的成命，容许我仍以原任官职退休，使我活着没有惭愧，死后没有遗憾，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伏愿陛下正当天地阳气复苏之时，更加修明人事大有作为的治道，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尊崇正道而止息邪说，独自总揽朝廷纲纪，不要使大权旁落；坚持国家的议论，不要使士气受到摧残；把帝王之道看作一定可以实行，把圣贤之言看作一定可以相信；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说出的话要想到能够兑现，所做的事一定要有结果；广开言路以开辟贤路，凝聚民心以顺应天心；使帝王基业牢不可破，使国家福祚绵延无疆。我如果能够苟延残喘，得以看见太平盛世，还愿意同击壤歌唱的百姓一起，共同献上华封三祝，我实在感激恳切祈求到了极点。议论处理盐法事宜的奏状【代某中丞撰写】谨题为议论处理盐法的利弊，以帮助国家的财用。臣听说，盐的用途，是百姓饮食调味所急需的，也是国家经费所依赖的。盐这种东西虽然微小，但利益十分广大，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然而在虞、夏时代，不过把盐作为贡品，还不曾由君上独占其利。成周盛世，虽然有时以盐命名官职，也不曾不同百姓共享利益。因齐相管仲，盐的专卖才开始整顿；汉代任用桑弘羊、孔仅，盐禁才开始加重。一旦开了这个源头，末流便无所不至了。臣以浅薄的才干，忝居监察官职，承蒙圣恩，差遣到两浙等处巡视盐课，巡行所属各郡，访求民间隐情，得到应当施行的事项有几件：一是存恤灶户。盐虽然出于土地，但制成盐必定依靠人力。海边以煎盐为业的百姓，称为灶户。他们采办柴草，早晚煎炼，劳苦不堪，本来都应当加以体恤。可是那些独丁、老弱和家计贫困的人，煎盐供应不上，所交盐课不足，屡屡遭受鞭打的痛苦。盐交入官府后，有时又被雨水销蚀融化，还要承担追缴赔补的祸患，这是贫困户中尤其值得哀怜的。如果减轻他们每年的盐课，使他们缴纳折色，或许可以使百姓稍微宽缓一分，使他们能够勉强存活，这就是使人起死回生、骨肉重生的恩德。其中有丁力众多、家道富裕、充任总催大户的人，煎盐既多，私下贩卖也尤其广泛，也应当加以处理。应当依照黄册的事例，凡民户的里甲有缺额，就把图内丁粮较多的人析分户籍，承担差役，以补足人数。若灶户中有丁口多、家境富裕的，也实行析户充役，按照丁口办理盐课，以补充盐籍中逃亡断绝的缺额，并且都免除杂泛均徭，那么差役就公平，年课也不会亏欠。二是减轻盐粮。国初曾命盐司把掣取后剩余的盐，命各县派人到盐司关领，带回县中分给百姓，按人口供盐，并缴纳钞币来偿付盐价。百姓感念皇上的恩典，得到盐后缴纳钞币，本来是乐意的。后来盐司长期没有余盐可以关领，而盐钞又改为盐粮，只有城镇百姓仍允许缴纳钞币，乡民却都缴纳盐粮，又让他们远运到外郡；这样不仅米价昂贵，远途运输的劳费也比缴钞高十倍，乡民所受困苦就更加严重了。如果能够照城镇百姓一样缴纳钞币，当然是大幸。假如不能，就请改照秋粮折色的事例，缴纳白银，按钞币折算，这使百姓受到一分恩赐，也就如同大旱时遇到及时雨一样，是很大的幸运了。三是申明禁绝盐窝。从前我圣祖因为边城险远，军粮饷银不足，运输粮食又劳苦费力，于是命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仓，再多给盐引来抵偿他们的费用。商人乐于得到厚利，也乐于输送边饷，公私双方都便利，这是最好的办法。近年以来，法令施行久了便产生弊端，每逢开中之时，权豪势要之家便改换名目托人请托，占据盐窝后转手出卖。商人不向他们求取，就没有途径开中纳粮，因此开中中盐的人少了，边饷不足，国家也失去利益，危害不轻。先朝虽然有禁例，但权豪玩弄法令，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不能完全革除。伏望特赐圣旨，重申严禁旧例，有犯法者必定诛罚，使人知道警戒畏惧，那么这种危害就可以消除，边饷也不会不足了。四是禁止盐商夹带私盐。商人把粮食运去供给军饷，从官府领取盐，到外地公平出售，利润已经很厚了。但有贪得无厌的人，却在正额之外，贿赂盐场官员，私自增加斤数，有一引达到三百多斤的。掣盐之后，运入江船，又购买私盐夹带在船中，混在一起发卖。还有人在经过关津时，贿赂批验盘诘人员，使他们不依照盐引截角，有十份中只截一两份的，于是直接越过关津，到所往的地方发卖。盐卖完以后，他们不立即缴回盐引，又购买私盐，仍拿原来的盐引冒名过关，到各处发卖，如此往返数次，获取更多价利，直到上司催促索取，才缴回盐引。那些运盐的船户，也购买私盐夹带前去，混在货物中一同出售。这些都是商人倚仗官势、夹带私盐的行为，应当加以禁止惩治。臣对于上述奸弊，虽然听到人们谈论，却没有获得实迹，难以立即究治。律文中已经有夹带余盐和借旧引冒名的条文，那么以前一定已经发生过这种事了。与其等事情发生后再治，不如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禁止。请敕令有关部门行文各处巡盐风宪，选派廉洁能干的官员，按照出场盐的数目如实称量掣取，并责令商人当场出具重罪甘结。如果有上述奸弊，甘愿承担重罪，所有财产和本钱都没收入官。运盐船户犯法的，也把船只没收入官。并且派人访察沿途关津及经办的官吏，凡是容许盐引不截角、或者容许借旧引冒名过关，却不检举查觉的，一律按受贿罪论处。这样人们知道警戒畏惧，就不敢夹带私盐，官盐也不会受到阻滞了。五是禁止惩治盐徒。盐商倚仗官势夹带私盐、借引冒名的事，臣已经说过了。还有肩挑步担、沿街贩卖的，也都是私盐。

译又有座船、红船的水夫以及各处船户，到杭州承揽装载钦差、内外官员和各地过往官员的行李，便在船中趁着昏暗夜色收买私盐，藏在船内；经过关津时，官府不敢盘问，便随着船到所往的地方贩卖。这些人所得不多，危害也小。如果严加巡察，他们就不敢这样做了。唯独有一种游手好闲、无赖成性的徒众，不从事本业，十人五人结成群，驾着小船，出没江上。他们的船上多备篙和桨，满载私盐，沿江上下，卖给往来的客商和各种人。有不肯购买的，他们就把一包私盐搬进对方船中，口称自己是巡捕，恐吓对方索取钱财，得到钱便离去。私盐卖完后，他们漂游江中，遇到客船遭风或搁浅、不能行动，又窥见船中人少、孤舟无伴，便拥众上船，肆意抢劫。船夫见他们势力凶猛，力量不能抵挡，只能任其掠取，不敢抵抗；一抵抗就必定受到伤害。抢得财物后回到自己的船上，众人一起划桨，迅速驶船离去。江面宽广遥远，顷刻之间不知驶向何处，失去踪迹，无处追寻，只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只行驶到很晚，来不及停船住宿，或船行得太早，天色还没有明亮，也会像遭风搁浅的船一样，都被劫夺。这些盐徒肆无忌惮，积久成习，已经形成风气，恐怕会产生其他变乱。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元末的张士诚，都是盐徒，不能不及早加以处置。所请的是，敕令巡盐御史选派府、卫佐贰官各一员，带领巡捕军余和应捕人员等，以巡江为名，沿江上下往来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以及江两岸的小港，一律遍行巡视，务必使盐徒全部散去，官盐流通，国家也就能经常获得盐利了。以上五件事，都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前两件，是看见百姓的困苦不可不体恤，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后三件，是说明财用不可不治理，因为财用是养活百姓的基础。能够实行爱护百姓的政务，使百姓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那么他们就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事情必然有结果，国家的根本也就稳固了。能够尽力实行理财之道，使财物不至于散失，那么就能聚集人民，获得众力，按照正当途径生财，国家的用度也就充足了。长久安定的道理，难道还有超出这些的吗？臣学识浅陋，不能有所建明，只是因为职在言责，不容许缄默，所以冒昧把一点愚见上达天听。如果陛下准许臣的意见，请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察其中的道理，斟酌时势，选择可以实行的部分赐予施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枫山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枫山集》卷二　　　　　　　明　章▯　撰　书简 登第后寄给乡里的先生 我曾听先生这样的长者教导，认为义理上的修养功夫，是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事业；如果没有真正知晓、亲身实践并且自己有所获得，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实际用处。我起初也曾立志于此，只是被科举之学淹没，不能得到实际功用；我用微薄的力量专门从事读书作文十多年，对于道理终究没有见解，对于内心终究没有收获，辜负先生的明白教诲太多了。如今奉父母之命到礼部参加会试，并不敢骤然以富贵为志向，只是想摆脱举业的拖累，能够专心致志地求学罢了。主考官不因为我的才能还不足以为世所用，便举荐我进入天子的朝廷，使我陈述自己的志向。我的学力还不充足，见识还不广博，对世故人情的熟悉还不深，虽然有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心愿，但道理还没有完全掌握。当时面对皇帝的明诏应答，虽然不敢歪曲学问以迎合世俗，但所说的不过是沿袭腐儒的陈腐常谈，哪里能够有益于君德、有利于时政呢？幸蒙圣明喜好考察浅近的话，不遗弃葑菲之材，于是连我的一点愚见也得到采纳。我每当想到董仲舒、刘去华这些人慷慨议论政事，切中当时的事务，真正成为匡救时弊的策略和有用的学问，就没有不深深惭愧的，想要追随他们却做不到；但私下里又庆幸，从今以后可以稍微实现读书修身的心愿了。又幸运的是，朝廷因为我年轻而刚刚入仕，认为我还不能承担事务，暂且给我俸禄，让我到翰林学习，并且命令老师教导我，可见希望我成材的心情十分迫切。我感受国家的恩德隆厚到了极点，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私下想来，只有日夜磨炼自己，努力学习，希望在某一项才能、某一种技艺上有所成就，或许将来可以充当效犬马之劳，稍微报答国家恩德的万分之一。若说我只是庆幸科举得意，因羡慕荣华利禄而动心，那么我哪里敢这样呢？只是先生一向了解我，所以才敢把自己的心意陈述出来。可是，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洁白的东西容易被玷污，何况我阅历尚浅、操守尚未坚定，一旦把自己置身于京城繁华绮丽的街道和放荡纠缠的环境中，便容易改变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深怕在家中修养的品德，到了朝廷反而毁坏。伏望先生把自己平日独到的学问，时时指点我一二，以纠正我的顽固，针砭我的愚昧，把我推引到君子的境界，使我不至于终身成为小人的归宿，以免给乡里先生们带来羞辱，那就非常幸运了。夏日炎热，不知先生近来身体起居如何，请为了我们的道义保重自己。答复罗一峰【名伦，字应奎，后来改字彝正】实行乡约，是想使乡人都归于善道，这个用意非常美好。但朱熹、吕大临的制度只有规劝，没有赏罚，难道是他们的智慧还达不到这一点吗？大概是因为赏罚是天子的权柄，有关官吏奉行天子的权柄而施行，居上位治理下属，形势上容易实行。如今不在那个职位却掌握这种权柄，本来就不合适，何况想把它施加在父兄宗族之间呢？如果有人地位尊于我，我不能对他实行赏罚，那么乡约必定会有所阻碍而不能实行，难道可以不考虑它最后的结果吗？《比卦》九五爻说，君王用三面驱赶的方式捕猎，放走从前面逃走的禽兽；孔子认为这是舍弃抗拒者而取用顺从者，大意是来的人不拒绝，离去的人不追赶，不能强迫别人跟从自己。凡是加入乡约的人，一定要靠真诚的心意感动他，使他改变内心而向善，然后才可以。有人不能遵从，就应当听任他退出乡约。如今想借助官府的权力，凭借强制手段，迫使人人服从自己，恐怕不是所谓显明亲比之道。又听说族人中有做盗贼的，必定亲自把他置于死地；这在当代的法典、先王的制度以及圣贤的事迹中，都没有听说过。孔子说：‘古代做盗贼的人，只厌恶他，却不杀他。’不先教导而一概杀死，那么刑罚虽然施行了，善行却不会回归；刑法虽然严明，犯罪也不会减少。至于孟子所说不等教导便诛杀的人，大概是指杀人劫财的盗贼。如果对于穿墙入室、防盗窃的人都一律杀死，那么那些在国门之外抵御外敌的人，又该用什么法律来加以处置呢？《礼记》说：‘公族中有人犯死罪，有关官吏向公报告，公已经三次宽宥他了，却又派人追上去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赦免他。”有关官吏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公为他穿素服，不按照同等身份的丧礼举行礼仪，并亲自哭吊他。’在朝廷之上，有法度存在，处理宗族死罪尚且如此，何况亲手把他杀死呢？更何况罪行并不应当判死刑的人呢？由此可知，圣贤在乡党中处理族人的方式，大概不会是这样。从前汉代有一个做盗贼的人说：‘我甘愿受刑被杀，只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王彦方送给他一匹布，最终能够感化盗贼，使他做到路不拾遗，这难道不比杀死他更好吗？阳城居住在晋地边鄙，晋地边鄙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司马光、邵雍在洛阳时，乡里的后生都害怕廉耻，想做一件事，必定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这些都是君子居住乡里的情形，不必订立乡约便能使人自行受到感化。以先生的声名德行，应当不在那些诸公之下，从自身推及家庭，再从家庭推及乡里，长久坚持自己的道义，他们自然会受到感化，何必急切地强迫别人服从乡约、加重刑法来禁止盗窃呢？虽然可以说君子的作为，普通人本来不能理解，但以我的愚见，实在不能没有疑问。深愿先生仔细思考、审慎处理这件事。假如今天的吉丰也能像司马光、邵雍治理下的洛阳一样，那么朱熹、吕大临的乡约或许就可以实行了。答郑御史克修【名已山，海人】久别之后，对您的悬念仰慕之情无以复加；来人承蒙带来您的书信，详细知道了近况。近来您的举止行动都与《易》理相合，并且有针砭、匡正我愚昧懒惰的意思，给我的启发很多，安慰和感激不已。先前克恭来信，说白沙称定山得到了天理的真正快乐，却没有详说，因此我便以孔子、颜回所乐和周敦颐、二程所探求的道理，说明它意义广大，功夫最难言说。这是因为克恭有过分的赞誉，我不敢承当，所以才提到这些，并不是起初就妄自把人与人相比的意思。克恭又写了几百字来辩驳其中的错误，我轻率妄言，惭愧获罪实在太深。如今得到兄长的教诲，才知道白沙称赞定山，原来也只是平易的说法，并非过高的议论；这样看来，我的话自然并不相妨。如果说摆脱名利，那么凡是幽居之人、隐士都能做到，还不足以成为定山高尚的志趣和盛大的节操。如果说只是稍有家庭牵累，像向平那样未能游历五岳，也不过是人的常情；在圣贤那里就没有这种牵累了。有人问，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而颜路因为甘旨供养有所缺乏，不能没有忧虑，朱子说：‘这一方面看重了，那一方面自然就轻了。’如果侍奉双亲、供给甘旨尚且不能算作牵累，何况把婚嫁看作牵累呢？那个向平读《易》而不知道死，又怎么会知道生呢？这还没有通达‘推究事物开始、返回事物终结’的道理。

译他游历五岳名山，也不过是隔绝世人、逃避尘世而已，难道是圣贤之道吗？这样又似乎把我的定山看低了。至于引用邵雍的话，说他得到了天理的真正快乐，那又是把他看作风流豪杰、英迈盖世的人物；与前面所说像向平那样摆脱名利相比，就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脱离名利了。难道先压低他再抬高他，其中另有深意吗？现在就邵雍本人来说，程颢说：‘尧夫的诗才做得好，认识道理，却在儒术上还没有所得。’又说：‘邵雍的学问，归根到底也难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他为人没有礼貌，不恭敬，只是轻侮戏弄谢良佐。又说：‘他只是看见天地运行、进退和万物消长的道理，所以竟敢做出超过圣门下学上达之事的姿态，却不再下功夫，因此偏差了。’朱子则说邵雍的学问像老子、庄子，像扬雄，也近似佛氏，往往都流露出不满。因为没有下学上达的功夫，已经不是孔子的学问；既然没有礼貌、不恭敬，又哪里像颜子克己复礼呢？所学既然如此，我认为他所得的快乐，也未必是孔子、颜回的快乐。朱子论孔子、颜回之乐，必定说要博学于文、约束于礼，并竭尽自己的才能，才差不多可以得到；这是先经过求学的功夫，然后才得到那种快乐。如今邵雍却说得到天理的真正快乐，那么还有什么书不能读，什么坚难不能攻克，什么道理不能精通呢？这似乎是先得到这种快乐，然后才可以读书、精研义理，言语次序仿佛颠倒了。假如不是有邵雍那样的天资，谁能不借助学问而自己得到这种快乐呢？详细体会白沙书信的意思，大概是说定山既然得到了邵雍那样的快乐，又将要读书穷理，以求进于孔子、颜回的快乐。若按我的愚见，只是就孔子、颜回的快乐来议论，所以说当今学者不容易达到，哪里曾经同白沙的话有很大不同呢？如果根据白沙的话，认为定山已经得到颜子的快乐，那么到了这个境界，就应当守住它而自然化成了。所谓‘即使想要跟从他，也没有途径了’，还何必借助读书、攻坚和精研义理呢？如今兄长与克恭的辩论如此，难道是诵读白沙的话而没有思考吗？您的来信说：‘真正的快乐存在于天地之间，人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性、这样的天理，因此各人都有这样的快乐。’我私下认为，说天理是人人都有的，可以；说真正的快乐是人人都有的，就不可以。凡是有生命的，都禀受同样的天性，天理本来是人所共同具有的；然而自从受到气质拘束、外物蒙蔽之后，刚柔、善恶、智愚、贤与不肖便千差万别。只有上等智慧的圣贤，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身心从容游泳在天理之中，才可以得到这种快乐。如果其中有一丝私意扰乱，就不能快乐。然而世上的圣贤常常很少，愚昧不肖的人常常很多，难道可以说人人都有这种快乐吗？其他各种所谓快乐，都属于兄长所说的‘不是它本身的快乐’，不能算作真正的快乐，怎么能和它同日而语呢？您的来信又说：‘诸位老先生探求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因此大有所得。’如今把它说成‘想要探求的东西’，不知道诸位老先生对于真正的快乐究竟是已经有所得，还是尚未得到呢？我私下听说周敦颐常常让二程探求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所以才用‘想要探求’来说；起初并不是说他们想探求却没有得到。所谓探求，就是追寻求取，如同追寻已经失去的东西使它回来。因此只要探求，就有必定得到的道理。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也是虽然没有明说得到，但得到已经包含其中了。谁敢说诸位老先生还没有所得呢？只是按照朱子的说法来求取，他所说的‘想停止也不能停止而竭尽自己的才能’，是颜子的境界；但他仍然说‘差不多可以因此得到’，‘差不多’二字如此谨慎，是因为还不敢马上说已经大有所得。朱子尚且不敢轻易这样说，后来的学者哪里可以轻易这样说呢？先儒说：‘只有圣人才能知道圣人。’像诸位老先生这样的所得，不是后学能够窥测的，所以不敢凭臆测来谈论。您的来信又说：‘如果相信您的话，岂不是要使天下人都断绝希望，认为没有一个人了吗？岂不是要使真正的快乐变成一句空话吗？岂不是要阻碍后学进步吗？’我认为，从孔子、颜回以下，到周敦颐、二程以上，一千五百年间，没有听说有人得到过这种快乐。从周敦颐、二程以来，到今天也有几百年了，得到这种快乐的又有几人呢？这样看来，真正的快乐早就徒然成为一种话说了，难道也是我区区妄言的罪过吗？我不敢轻易谈论它，是想使人努力于艰难之处，并不是要阻碍他们进步。自古贤人君子处在顺境而快乐容易，处在逆境而快乐困难。像曾点在沂水沐浴、唱歌归来的快乐，邵雍击壤歌咏的快乐，都是顺境。只有在浚井之日仍然弹琴，在断粮之后仍然弦歌，以及身处粗茶淡饭、箪食瓢饮、简陋巷居之中，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快乐，才是处于逆境仍然快乐的真实情形。这难道是人所容易做到的吗？您的来信又说：‘探求快乐是孔门第一件事。’这固然正确，却不是初学者所能达到的。所以孔子的教导说‘博学、力行、忠诚、守信’，又说博学于文、约束于礼，直到克己复礼、以敬为主而实行忠恕、先难后获之类，都是按照学生的高下程度分别教导，从未先讲探求快乐。到了周敦颐对二程，才让他们探求孔子、颜回所乐的是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们天资很高、学力已深，认为可以参与到这个境界中。至于程子教人，则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到平治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又说‘以诚敬作为入门，以践履作为实地’，又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都没有把探求快乐作为话题，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弟子还不足以承当这种教法吗？所以朱子说：‘先贤达到快乐之处，已经是成就功夫、向上进步的境界，不是初学者所能求取的。’如今的老师不是周敦颐那样的老师，如今的朋友不是二程那样的朋友，却谈论这件事，似乎过于莽撞宽泛；不如暂且就在圣贤切实用功的地方下功夫。由这段话看来，其中的意思大概可以看见了。若兄长以及白沙、定山、贺谏议诸位君子，具有豪杰的才干，学习圣贤之学，成为当今的周敦颐、二程，那么深入学习而自有所得，本来就是很容易做到的。

译像我这样不肖的人，哪里敢轻易谈论呢？我从小求学，虽然未尝没有探求快乐的心愿，但每天反省日常生活，言语不能没有口过，便有所不乐；行为不能没有怨恨憎恶，便有所不乐；在隐微之间，念头刚刚萌发，真实与虚妄混杂，又有所不乐。我到了五十岁，才正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想要做到像蘧伯玉那样知道自己的过错、少犯过失，却还没有做到。对于天理的真正快乐，我确实还没有所得，所以我的言论如此浅陋。只希望兄长不嫌弃我的愚昧，把我引入安乐窝中，那就非常幸运了。答贺黄门克恭【钦】近来舍弟从辽阳回来，我得以收到您闰月三日的亲笔教诲，同时还承蒙赠送药材；您用来针砭、匡正我身心疾病的用意，实在深厚，我怎能不感激呢？自从离群索居以来，我因循苟且，仰慕圣人的心志不够坚定，又没有亲近贤者、选择朋友来求得辅助仁德的益处，向上进取的功夫无法自行增进。确实如您的来信所说，我恭敬诵读数遍，其中责善的情谊令人凛然，虽然相隔数千里之外，却如同面对您的容颜聆听箴言教诲，我哪里敢不安心接受您的教导呢？只是您说我不亲近白沙而疏远仲昭、孔易，并不是我的志向不想如此，而是形势上有所不能。因为家贫亲老，供养不足，如果远游千里，难免给亲人增添忧虑，而且也没有出行费用，又怎么能自行实现呢？前一封信所议论的天理真乐之说，是因为您对我这个不肖之人进益太过，所以我承受不起，才说‘区区末学，哪里敢轻易谈论’，起初没有来得及对您称许定山的说法提出疑问。兄长因此责备我，似乎过于深了。即使如此，若是我这区区愚陋的见解，也不敢不详细陈述，以求有道之人指正。从前朱子论孔子、颜回的快乐，说过：‘学者应当从博学于文、约束于礼做起，达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竭尽自己才能的程度，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有所获得。’ 颜子的学问达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竭尽自己才能的地步，是在请教实行这些话之后、达到三月不违仁的时候；先儒所谓到了这个境界实在高峻绝远、功夫尤其艰难，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却说二程在太中年间探求快乐，起初从学时便已经开始，第二次见到周敦颐时就已经得到了，难道颜子这位亚圣得到它如此艰难，而二程得到它却如此容易吗？况且这和朱子所说先贤达到快乐之处已经是成就功夫、向上进展的境界，不是初学者所能求取的，意思也有不同；这就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原因。快乐地顺应天性，是仁者安于仁德的事情。颜子的仁德距离圣人只差一间，所以只说他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与孔子所说‘乐在其中’相比，已经不能没有差别了。圣门诸位高弟中，德行如仲弓，可以使他面南而王，但孔子不承认他达到了仁；这说明仲弓还没有得到这种快乐。像原宪那样安于贫穷，不实行自我夸耀、怨恨和贪欲，自以为达到了仁，但孔子也不承认他达到了仁；这说明原宪还没有得到这种快乐。子路已经能够登堂入室，却在陈、蔡之间显露愠怒；这说明子路还没有得到这种快乐。子贡颖悟通达，推测往往屡屡说中，却又经营货殖，因此不能和‘贫穷而常空’的颜回同列；这说明子贡也还没有得到这种快乐。当时只有曾点有在沂水沐浴、唱歌归来的快乐，孔子赞同他，并与他同行；他不掩饰自己的言语，却也不免流于狂放。所以朱子说：‘颜子的快乐平淡，曾点的快乐扰攘。’又说：‘曾点的快乐浅近而容易看见，颜子的快乐深微而难以知晓。曾点只是看见了这种情形，颜子则是功夫已经达到那个境界。’又说：‘曾点在细密功夫上却多有欠缺，便近似庄子、列子。现在的人如果学习他，就会变得狂妄。’看这几条话，曾点的快乐已经不同于颜子了。孔子门下跟从他的三千弟子，无不是天下英才，而他所称许的只有颜回、曾点二人。然而曾点已经不是颜子的匹敌，那么真正得到这种快乐的人也许就很少了。周敦颐、二程诸位老先生奋起于一千五百年之后，能够探求孔子、颜回的快乐而自得其乐，谁能说他们终身只是想探求而没有得到呢？我私下认为，他们所得的快乐与颜子相比，不能没有差别。颜子对于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在一天之内便能决断；偶有差错便能察知，一经察知便不再萌发、不再去做，他不重复犯错就是这样。至于程子自己说十二年还不能忘掉游猎之心，张载说学习恭敬而安然已经十五年还没有成功，程颢说：‘由此可知学问还没有成功，他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中有多少毛病。’ 如果这样，那么他们向上看与颜子相比，难道也没有差别吗？所谓第二次见面以后，吟风弄月，具有曾点那样的气象，也是因为他们的见识达到这个境地，所以用曾点自比，并没有把自己比作颜子。如果他们学习颜子所学的东西并努力实践，以达到最高境界，那么得到这种快乐一定要在年长德高以后。伊川称程颢十五六岁时，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道理，便厌弃科举之业，慨然生出求道的志向；他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出入佛老之学几十年，然后才返回六经中寻求而有所获得，也不能说他只见过一两次面就立即得到了。即使是这些老先生，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这只是我平日浅陋的见解，冒昧拿来向兄长请教，希望您替我订正错误、解除疑惑。至于我的定山，天资高，学力深，又加上二十年进德修业的功夫，本来应当有所获得；只是我的见闻有所不及，所以说久未相聚，不知他如今如何。这也只是惭愧自己的见识趣味低下，不足以深入了解定山罢了，哪里像您的来信所说，料定他不能有所作为、达到自得的境地呢？您的来信又说，我的意思似乎是认为今人绝不可能有与此道相合者；这件事是可以说明的。

译顺应本性的道理，人人都有，本来并不因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或普通人而有所不同；然而自从受到气质拘束、外物蒙蔽之后，人就不能齐一了。人固然有一句话合乎道，有一种行为合乎道，有一天达到这种境界的，有一个月达到这种境界的；说这不是道固然不可以，但不过是得到道的一角，或暂时达到道而已。要说能够承当并传承这条道，就不是整体贯通而且永不止息的人所能胜任的。还不知道您的意思，是把得到一角道的人看作已经参与了这条道呢，还是把整体贯通而永不止息的人看作参与了这条道呢？如果以得到一角为所得，那么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有所知、有所行，何况君子呢？如果以整体贯通而永不止息来说，那么从孔子、颜回、曾点、孟子以后，一千多年间寥寥无几。宋代盛时，人们称道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然而程子说邵雍在儒术上还没有所得，朱子说张载对于二程，就像伯夷、伊尹对于孔子；这样看来，张载、邵雍已经不能与周敦颐、二程并列了。南宋渡江以后，有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位先生。然而朱子说，南轩、伯恭的学问都疏略；南轩的疏略是从高处疏略，伯恭的疏略是从低处疏略；那么张栻、吕祖谦又怎么可以与朱子并列呢？由此看来，得到并传承这条道而达到醇厚之极的，只有周敦颐、二程和朱子罢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游学于程子门下、学习他的道的人很多，但和靖说伊川从未认可过一个人。游学于朱子门下的英才尤其多，而得到其传承的只有勉斋受到称道，其他人都不在其中。在两位先生当时，能够见到他们而了解他们的尚且如此少，何况只是听闻他们的言论而了解他们的人呢？元代时，学者都推尊许鲁斋、吴草庐，他们的学问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所得；但想把他们与周敦颐、二程、朱子相比并列，可以吗，不可以吗？推考古代、验证当今，这就是我常怀着孟子《尽心》末章所说忧虑的原因，也是我对嘉靖、定山以及我的克恭、克修诸君子寄予深切希望的原因。愿诸位不要说自己已经得到这种快乐而自满，应当更加按照颜子不看、不听、不说、不做非礼之事，不迁怒、不重复犯错的功夫，低头勤勉，每天孜孜不倦地追求，直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达到‘所立卓尔’的境界；那么你们所得的快乐，还会比今天更深厚。将来道统的传承，不就在这里吗？至于我极其愚昧不肖，虽然未尝没有探求快乐的心愿，但反省日常生活，言语不能没有口过，便有所不乐；行为不能没有怨恨憎恶，便有所不乐；在隐微之间，念头萌发而真实与虚妄混杂，又有所不乐。我活到五十岁，仍然整天勤勉不懈，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想要做到像蘧伯玉那样知道过错、少犯过失，却还没有做到。对于天理的真正快乐，我确实还没有所得，难怪我的议论和自我期许如此浅陋。只希望兄长不嫌弃我的愚昧，把我引入安乐窝中，那就非常幸运了。给韩侍郎【文】没有得到您的谈笑教诲，已经换了几个季节，我倾心仰慕的心情与日俱增。先前承蒙您的亲笔教诲，忧虑时局、忧虑百姓，深深以国家的计策为忧，足见大臣亲自承担天下重任。您领会《大易》‘由颐，厉吉’的意义，实在令人赞叹。我私下认为，如今时局多变，财用匮乏，要寻求使国家富足的办法，别无奇术，必须大力劝勉圣明的君主亲自实行俭约，裁减节省冗费，并且根据收入安排支出，那么经常性的赋税自然不会不足。如果奢侈浪费没有节制，那么即使极力搜刮、像头发和箕一样聚敛，也没有益处。其次不如访求善于理财的人，修明刘晏的办法，调剂有无，也可以救济一时的急迫。宋人曾经利用淮东一路的盐利，足以供应沿边三十万军队的粮饷，连续多年不烦劳朝廷调度，也只是因为用对了人罢了。但如今按照资历任用人，哪里能够成事？如果在资历之外求取人才，未必没有这样的人。如今天下的财物，从百姓那里征取的，一丝一毫也不遗漏，数量虽可数以万计，名义上说是官府使用，实际上没有一文进入公府，全都归入私室。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去考核追究，这些都可以充作国家用度；但若不是合适的人，不仅不能革除弊病，反而会使百姓受害。这些区区意见，我不敢全部陈述。先生开诚布公，广泛集聚有益意见，以古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才敢把这样的愚见陈述出来。不知尊意认为如何？我具备奏请退休归乡的事情，关于年老多病、不能胜任以及情势上不得已的缘由，前一封信已经陈述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赘述。万望念在同年旧交的情分上，特意用一句话向当权者转达，成全我归乡，那么您对我的恩德就如同生养我的父母一样了。遥望您的门墙，却没有机会前去拜访。万望为了国家格外保重尊贵的身体，以长久巩固太平的根基，我的愿望实在无比恳切。给邓侍御【璋】我仰慕公子的威名，钦慕韩荆州的高雅声望，已经很久了。近来听说您持节南巡，长期潜伏的弊蠹奸邪一时被清除，老百姓无论老少都欢声载道。我这老朽何其有幸，能够瞻仰您道德的光辉，快意地看到您澄清地方的政绩。前些时候没有料到先生竟然上章朝廷，荐举贤能以报效国家，竟把我这个不肖之人的卑贱姓名也附在末尾。这正是我深深惶恐、沿墙退避而不敢承当的原因。古灵荐举人才，必定要像元祐年间那些贤人一样才可以；如果把我这种迂腐疏陋、毫无用处的人夹杂在其中，岂不是玷污了大君子知人善任的明察吗？我年轻时参加科举，寻求做官，曾在宪府充数任职，自知才力不够，身体又多病，对白食俸禄深感惭愧，于是辞去俸禄归田，已经二十多年了。到了如今，年事一天比一天高，疾病一天比一天重，精神和筋力衰惫不支，哪里还能够奔走于仕途？何况我有一位九十岁的父亲，年老多病，衰弱不堪，每天侍奉汤药，片刻也不能离开；这是人子又欢喜又忧惧的日子，是古人认为即使三公之位也不能交换的时刻。我又怎能抛弃父亲去做官，违背礼法，成为名教的罪人呢？昨天因晋见您，正逢您下达公文，我已经把卑微的实情详细陈说了。如今又承蒙您下文查勘，主管官吏迎合上意，不让我知道，竟然把我的病已经痊愈上报，使我进退两难。这不仅给我一身带来困累，恐怕也会误了您以盛德彰明贤能的公事。我冒昧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倾诉内心实情，并让防子代我写词陈告。只希望先生怜悯我、体念我，特意下令停止先前的奏荐，再命有关官司据实勘报，使我能够安守愚拙本分，终老山林。这样，我对先生的恩赐以及先生知遇之恩的感激，即使到死也不能忘记。写给御史鲜冕

译承蒙您下文郡县，想为我这个不肖之人建造优礼耆宿的坊牌，以彰显国家的恩典；又准备把吏部公文刻在乡贤祠中，以此激励后学，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却冒受了耄耋之年的尊荣，平素没有学问品行方面的实际成就，庸庸碌碌，徒然辜负一生，实在十分惭愧。幸而遇到仁人君子，敬养老者而不鄙弃我这个衰朽平庸之人，竟上章荐举，称许过分，使我错误地蒙受了恩典和褒奖，还让有关官府按时存问，这已经过于厚重，不是我所能承当的。如今公文又下发，除了存问之外，还加上建坊、刻石两件事，那就更加不是我分内应得的了。在先生的盛德看来，不过是怜悯我年老而优待我；但我自己掂量，又有什么德行可以表彰乡里，又有什么善行可以刻在贞石上呢？免不了被乡人讥笑，也被后世讥评。这就是我不能不辞谢免除的原因。我年轻时曾经蒙乡里荐举，又考中过进士，世俗中人人都建坊立牌，我尚且竭力推辞不做。如今老病将死，已到晚节末路，反而再来做这种事，岂不是丧失了我平生所坚守的操守吗？何况现在正是百姓穷困、财力枯竭的时候，不宜兴办营造；即使说并不劳民，也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我私下担心外界会说先生过分宠爱我、过分施予而伤害恩惠，也不免成为您盛德的牵累。这就是我尤其不能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辞谢免除的原因。希望先生以德爱人，立即命令有关官府停止免除这项举措，使我微小的晚节不受损害，那么我对先生恩赐的拜谢就太深了。我仗恃您对我的知爱，才敢倾诉内心实情，只请您千万不要怪罪。写给邵国贤，字宝号二泉 前年承蒙您来信，说有人绘制《砥柱图》，命我附缀几句话。但我衰病昏耄，早已不能办理这件事了。而且《砥柱图》究竟为何而作，我又没有弄清楚，未能通晓其中旨趣，实在无法赞说一句，只能惭愧地谢绝无能。今春又承蒙来信，说有客人正在占范数，却不知道他的占法是否合于古人。我过去读过蔡氏的书，只是逐行看字，妄自凭己意窥测，略略得到一二，还没有穷究其中的深奥，想向前辈请教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一直引以为恨。如今这位客人的占法，不知果真得到传授了吗？看他列出的占图，似乎与蔡氏不同。蔡氏的占法也用五十根蓍草，与《易》相类似；但《易》用四揲，而范数用三揲，方法已有不同。所得的数，是以两个奇数为一，两个偶数为二，一奇一偶为三。每次以初揲所得的数为纲，而一纲包含三目，用虚数等待配置；以再揲所得的数为目，一目为一，以实数从属于纲。如果纲得一数，遇到目的一，就成为一；纲为一而目为二，就成为二；纲为一而目为三，就成为三。如果纲为二而遇到目的一，就成为四；纲为二而目为二，就成为五。纲为二而目为三，就成为六。如果纲为三而遇到目的一，就成为七；纲为三而目为二，就成为八；纲为三而目又为三，就成为九。这就是纲目相配，所谓两次揲数便具备九个数。若再加两次揲数，像前面所说的占法那样，就得到八十一数中的一个，全部体系也就完备了。使用十二枚木牌，不过是用来记录揲蓍所得的数，并不是用木牌本身来占筮。木牌厚一分、直径九分，其中阳刻一、阴刻二的四枚；阳刻二、阴刻三的四枚；阳刻三、阴刻一的四枚，共十二枚。占筮时，混杂取用其中八枚来记录数。揲得纲数一、二、三，就用阳刻的木牌记录；揲得目数一、二、三，就用阴刻的木牌记录。开始时经过初揲、再揲，使纲与目相合，得到九数中的一个；接着又经过初揲、再揲，使纲与目相合，又得到九数中的一个，这样经过四次揲数，九九八十一的数便具备了。书中列出的八十一图，从一一的起点开始，到九九的终点结束，这就是皇极大数，犹如《易》有六十四卦一样。不过六十四卦各有六爻，总共三百八十四爻，用来判定吉凶。所以范数从起点到终点有八十一个大数，而每一个数下面又各列八十一个小数。因此在四次揲数之后，还要再加四次揲数，以求得它的小数，用来判定吉凶。例如原数的一一就是大吉，原数的二就是无咎，原数的九九就是大凶。这就是所谓八次揲数而六千五百六十一的数全部具备。以一纲一目从上到下直着数，每项各有两枚木牌，这就是纵二；以四纲四目从左到右横向排列，每项各有四枚木牌，这就是横四；合起来只形成一幅图而已。如今这位客人却把纵二、横四列成两幅图，这是蔡氏书中没有记载的。他所谓‘得八无除’以及‘除九得二’，蔡氏也没有除法，不知依据什么这样说。何况蔡氏只说纵二，如今他所列的图却是两行，而纵向全是四。蔡氏说从左到右，如今他所列的却先右后左。蔡氏说混杂取八枚，纵二横四；如今纵二既取八枚，横四又取八枚，这些都是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我过去还对蔡氏所说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时的说法感到疑惑，不知究竟应当怎样使用。如今这幅横四图下面也写着这四句话，却仍看不出应当如何取用，判定吉凶也还不清楚。何况他的占法说得到的是大数之宾，并引用蔡氏所系的文辞作为大吉，这当然可以；但又不说明所得大数下面的小数如何判断，那就如同《易》只有卦而没有爻，关于吉凶悔吝的占断也仍然不完备。我一生研究皇极数，始终没有得到要领，不敢勉强说自己知道。如今承蒙您下问，而我看了他的占图更觉得没有通达之处，所以冒昧封信寄回，详细说明疑惑并请教。希望您把我的疑问询问这位客人，请他提出明白切要的解释，再把内篇的书说明给我，使我解决疑惑，这是万分的幸运。写给佥事韩邦奇

译我卧病乡里，见过的监司、部使中贤能的人很多了；但能使贪官残吏坐立不安、闻风敛迹，又能得到百姓爱戴、称颂不止的，从来没有像先生这样的。百姓长期苦于暴政，一旦得到稍稍的休养，真如同倒悬之人获得解脱、手拿炽热之物得到洗濯、大旱之时得到霖雨。即使古代那些执辔澄清天下的人，也不能超过您。由此足以看出，先生的政绩远远超过如今从政的人。昨天承蒙您把所著《律吕直解》给我看，我私下阅读其中的论述，例如说圣人取得元声来考察元气，如今应当考察元气来寻求元声；说必须累黍达到九寸，然后采用蔡氏多次截管的说法；又说埋管的地方不能在城市之中，而应当在旷野无人居住的地方，选择黄壤之土，去掉客土来考察它的正气。这些都足以发明蔡氏尚未穷尽的深意，并为之作注释，以图象详细说明计算的数目，尤其对蔡氏的书有功。又可以看出先生用心研究古学，并不只是从事世俗科举那种浅陋的学问。这岂不是所谓有大学问、大抱负之后，才能有大作为吗？我恭敬地赞叹、佩服。如今承蒙您来信，过分称许我，既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敢承当的；又要把这部书交给我，让我在卷首附缀几句话，实在是托付错了人。我年轻时曾读过蔡氏的书，见其中义理深奥，计算精密，不是浅薄的学问所能整理通晓的；况且我没有超过常人的聪敏资质，又缺少师友共同讲解、讨论和辨析，对于祖冲之的密率算法也没有见过，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茫然不知从哪里下手，也只能成为读书时打呵欠、想睡觉的人。何况如今我年老多病，濒临死亡，旧日学问荒废，心神衰耗，哪里足以承担作者所托的任务，发明先生著述的深意呢？世上有朱子，才可以为蔡氏的书作序；有坡公，才可以为欧公的文集作序。如今先生这部书，必须得到名公巨卿中明通律吕之学的人来作序引，这才足以开启、显示其中的深奥，用来垂教后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却妄自发表臆测之说，免不了像在佛头上涂粪一样，被荆公讥笑。这就是我沿墙退避、不敢承当的原因。只希望您体谅我确实不能胜任，不要把我的违命当作罪过。写给参议吴亚 昨天承蒙您把编修《乡贤祠志》的任务交给我，我私下认为这部书事体重大，不是我这种愚陋不肖之人所敢承当的。我已经多次请求免除，但严命所到，不容我推辞退避。如今承蒙您的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的体例，杂取诸位贤人的言行事迹，逐条附列作为遗事；又记录他们的著述作为遗文，分为上下两卷，希望使读者容易看出他们为人的实际情况。不过您来信又说，前面所议的‘勋业’一条不妥，如今重新确定，一概称为‘名臣’，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可以吗？祠中诸贤各按所长分类排列，卷首用来说明崇祀他们的用意，并不是敢以此确定祠中各人的位次。我学术粗疏，见识浅陋，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只是勉强编纂辑录以回复您的命令，不过是敷衍塞责罢了。其中如果有取舍不精、采集不全的地方，希望您凭高明的见识参酌删定，并予以指教，那就非常幸运了。大体说来，列入祀典的人不贵在多，而贵在精，必须符合天下后世的公论才可以，希望您以高明的选择，认真留意这件事。写给知府赵叔鸣，字鹤 我年老多病而且没有才能，不足以与人相提并论，承蒙邦君先生盛大的德意，多次蒙您眷顾惦念，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说尽。如今有一件事我心中不安，冒昧把实情告诉先生：近来本县营造进士及举人的坊牌，我这个卑贱的姓名已经列入其中；如今又以官名另立坊牌，这就是重复接受恩赐，心中十分不安，不敢承当，这是第一点。我平日把官职看作身外之物，不敢认为是自己所有，何况亚卿这样的显赫职位，更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我既然已经上疏向朝廷辞谢，如今却又立坊牌来向乡人夸耀，免不了被有识之人鄙视，这也是我心中不安、不敢承当的第二点。再者，我一向以‘闇然’自号，想从事于尚德的学问却没有做到。如今凭借并非自己所应得的官职而高高地自我标榜，完全违背了尚德的意义，这是我尤其不安而不敢承当的第三点。前几天进见拜谒时，匆忙当面辞谢，没有把话说尽；反复思量之后，惭愧和恐惧更加深了。希望先生体谅我一向的心愿，赶快下令停止先前的命令，把这笔费用改用于仁山祠堂前的坊牌，这在大义上尤其光明，钱财也不至于白白浪费。我的意见如此，万望您体察，不要因为我违抗命令而加罪。写给知府刘惟馨 我极其愚昧不肖，虽然曾经立志求学、喜好古道，却年轻时不肯努力，直到年老仍一无所闻，长期不被世人列入士类。承蒙邦君先生盛德而谦下自处，礼贤下士，一见我便如同旧识，以知己相待。又承蒙您以千乘之尊屈驾访问我的寒舍，我自己想到年老衰晚，哪里有幸遇到这样的礼遇，一直想着应当怎样报答，却没有做到。私下听说古人有话说：‘报答恩德没有比尽情进言更好的。’所以冒昧进献狂妄的见解，希望得到您的明察取舍。恭敬地想，明公是当代伟人，负有天下的重望，严肃正色立于朝廷，直言危论足以震动君主；凡是提出的意见，都是诚恳的爱君忧国之言，奏疏一经发出，四方传诵，无不想望您的风采。如今您奉命来到治理我的家乡，乡人父老和家家户户都相互庆贺，认为百姓长期遭受暴政的憔悴，从今以后大概可以得到缓解了。为什么呢？君主把百姓看作上天，先生这样爱君，难道会不知道怎样爱护百姓吗？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先生这样忧国，又难道会不知道怎样忧虑百姓吗？近来忽然因为新政下文各县，将要兴办疏浚城濠、修筑堤防的劳役，每里征发夫役一百名，兰溪有二百四十七里，应征夫役二万四千七百名。

译如果把八县合计起来，就要征发十多万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劳役，整个一郡之内，没有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远近听说后，无不惊骇逃避。何况本地百姓接连遭受荒旱，已经不能勉强维持生活，往往抛弃妻子、离开乡土，到四方乞食；即使挨家挨户加以安抚赈济，还担心他们辗转死于沟壑，难道还能再加以劳役之苦吗？先王救荒有发放财利、减轻赋税、放宽劳力的政策。如今官府既不发放财利来救济他们的贫困，又不能减轻赋税来免除他们的负担，反而再让他们服工役而不放宽劳力，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二而用三’了。百姓怎能不饿死并且离散呢？古代凡有兴办工程，虽然使用民力，却都由官府供给粮食，例如晋悼夫人为修城而让役夫吃饭之类；范文正公用官粮招募饥民修水利，有一举两得的说法，所以即使劳作，百姓也不怨恨。如今这十多万人，不知道由哪里供给粮食？如果让人人自己供给自己的食物，那么贫穷而没有粮食的人，难道不会饥饿而死吗？先王的《月令》规定，仲冬之月命令有关官府不要兴办土木工程，也不要征发大众；如今却在严冬兴起这两项劳役，不仅违背王制，还要让他们在水中工作，使他们没有衣服和粗布短衣，又将有冻死的人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死去吗？所以我的愚见认为，这件事决不是先生的本心，一定是有喜欢生事的人提出这种说法来误导先生。修整城池，设置险阻来防备盗寇；修筑堤岸，减弱水势来保护桥梁，这些虽然都是王政应当做的事，却不是本地今天的急务。请允许我试着说明：从前龚遂镇守渤海，使刀剑化为牛犊；张纲镇守广陵，使剧盗化为良民。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行足以感化暴民，本来就不需要依靠城池。檀子镇守南城，楚人不敢来作寇；李牧镇守雁门，匈奴不敢南下放牧。这是因为他们的威势足以使远方臣服，也不需要依靠城池。所以，成为龚遂、张纲以及檀子、李牧那样的人，正是先生的余事，哪里还用担忧盗寇，急忙去疏浚城濠呢？如果一定不忘武备，也应当先治理根本。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巩固国家在于得到正道。如果君主在上失去正道，民心不和，那么即使有高城深池，人们也会弃之而去。赵襄子遭遇智伯之难而出逃，没有选择长子城，而是把与邯郸的仓库厚实修完，实际只是选择晋阳，因为尹铎在那里宽待百姓，百姓必然和睦居住，最终因此击败智伯、成就赵氏的事业，这难道不是得到了人和吗？如果梁伯不致力于德政，却喜欢兴办土木工程，急忙修筑他的城邑，又挖沟环绕他的宫室，他本来以为这样就没有忧患了。然而百姓疲惫不堪，秦人又乘机袭击他，于是城邑溃败、国家灭亡，这难道不是百姓弃城而去吗？如今江西虽然有盗寇，却远在二千里之外，山川阻隔，哪里能够突然来到本地？可是一下子仓促疏浚城濠、整顿设备，大张旗鼓地办理，好像盗寇已经在门庭之内，免不了使上下惊疑，也会启发奸雄图谋不轨的念头。哪里比得上爱护、养育国家根本，牢固团结人心，像尹铎治理晋阳那样，使紧急时有所依靠，不是更好吗？我认为这不是今天的急务，原因就在这里。至于修筑堤岸的劳役，是因为金华原有一座石桥，横跨在临溪上面，而双溪的水在桥下汇流。近年以来，溪水有时横向泛流，冲击桥南的堤岸，将会对桥不利。所以先生想在上游筑堤，减弱水势，使水恢复原来的河道，这样桥可以长久保存，人们也不必为渡水而受苦，您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在荒歉之后、严寒的月份兴办工程，时令不适宜，百姓也承受不了，这些我已经说过了。至于两项工程同时兴起，筑堤尤其困难，要填塞下游的地方筑成高岸，阻挡南江之水，使它向北流，所使用的民力，不知道应当比城濠工程多出几倍。而且所用木材动辄以万计，这样不仅劳费人力，也损耗财物。假使桥能够建成，并且从此永无水患，那么即使劳民伤财，还可以说得过去。万一水势暴涨，洪涛巨浪冲来，堤防不能抵御而溃决，那就是劳作一场而徒然浪费。何况水由天一之数所生，它不断流动，就是天运没有停止；它流向哪里，就是气运所到之处。它或向东或向西，或成功或失败，无不是上天所为，哪里可以凭人力求胜呢？上天如此，只应当顺其自然，任其自然而不妄加干预罢了。梁武帝修堰拦截寿阳之水，屡次建成又屡次失败，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所以过去有人评论治理河流，说不可同水争夺地盘，难道不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道理吗？从前东周时，谷水冲击，快要毁坏王宫，周灵王想筑堤堵塞谷水，使它向北流出，以保全王宫；太子晋劝谏说，河流是元气的通道，不可以堵塞、阻挡冲突的河流来装饰宫室，否则就是帮助水势争斗而彰显灾祸。王宫将要毁坏，关系到国家的事情非常重大，明白道理的君子尚且认为堵塞河流不可以；那么这座桥毁坏或不毁坏，对于一郡政事本来没有什么损益，又何必劳民动众，兴办筑堤工程呢？何况这座桥所惠及的，不过是一乡一邑的百姓，使他们往来方便罢了。其他县本来与此无关，却要使八县百姓承受劳役，这样受益的少，受损的却多。哪里比得上修治水利，讲求救荒政务，劝导督促农桑，使八县百姓都均等地得到利益，不是更好吗？我认为这不是今天的急务，又是因为这个。可是我对此又深深忧虑。《易》说：‘吉凶悔吝生乎动。’那么人事上的举动并不是小事。那郡城的城濠一百多年来从未疏浚，如今忽然疏浚；双溪上游过去从未听说有堤，如今忽然筑堤。这又是不同寻常的举动，它究竟带来吉、凶、悔、吝，必定会有意外而无法预测的后果，难道可以忽略吗？我私下曾考察前人的言论，以往事相互验证，认为劳民不如使民休息，兴办事情不如减少事情。虽然这像是迂腐儒生的迂阔言论，但归根到底也是至理，大体不外乎此。先生还请仔细思考、审慎处理吧。我居处山林之下，本来不敢妄议官府的事情，只因过分蒙受您的厚重知遇，又希望成就您的美好声名，所以实在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至于这些话采用还是不采用，则不是我敢于强求的。冒犯您的尊严，我实在惶恐不安到了极点。又一封

译我年老昏耄，没有才能，为众人所不齿，却过分承蒙先生盛德，独厚地眷顾保存我，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既感激又惭愧。近来忽然听说先生将为我营建住宅，我本来认为这是传闻者的妄言。后来舍侄生员从郡城回来，也说听说有这件事，我既惊讶又恐惧，认为这虽然是先生怜悯老人、体恤贫穷的盛大善意，却实在不是我所应当承受的。必然会招致外界议论，说先生偏爱一个人，过分施予而伤害恩惠；而我取得非自己所有的东西，也会成为名教的罪人。从前晏子因为他的君主显贵，在齐国立下很大功劳，景公要为他建造住宅，晏子坚决辞谢而不居住。如今我忝居滕下，长期承蒙您的高明知遇，对于郡政却从未有丝毫补益，哪里适合接受过多的大恩赐？何况如今我年老多病，闭门等待死亡，住在陋巷中的简陋蜗居本来就是我应守的本分。如果又用宽大的房屋、高大的厅堂来宠待我，给君子留下笑柄和讥讽，那就是无妄之福，难道不会自取无妄之灾吗？实在令人深深恐惧。这就是我沿墙退避、不敢承当的原因。希望您明察我的卑微实情，立即停止此事，收回过大的恩惠，转而播扬仁慈的风气，减轻徭役、削薄赋税，使八县疲惫的百姓得以保全、活命，那么我所受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又一封（当时刘领土兵守遂安，防备江西的盗寇） 自从月初在兰溪教场送别之后，一直不知道您的行止情况怎样，只是深切地仰望思念。今天早晨忽然收到您的来信，听说江都阃又遭失败，那么盗贼就更加无所忌惮了。大体说来，这些盗贼也没有深谋远虑，多半是在夜间行动偷盗抢劫，到了白天则进行欺骗诱惑。而我军统兵的人，很少有克敌制胜、抵御外侮的才能；行动没有纪律，驻守没有防备，只是一味放纵地寻求安逸；号令不合时宜，进退没有依据，又轻信而缺乏谋略，所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反而被盗贼击败。现在的计策，不如严密巩固防线，早晚都不懈怠，防止他们乘虚偷袭。又必须多派机警聪敏的士兵，深入盗贼所在之处，侦察探听情况，使我军常常知道他们的动静，而他们不能测知我军的虚实。然后不时选拔精锐士兵，出动奇兵攻击他们没有防备的地方，那么盗贼一定可以击破。至于招抚的说法，必须先大胜一场，使他们心胆俱丧，然后才可以实行；不然我们用假意招抚，他们用假意回应，最终还是没有益处。写给阁老谢木斋，名迁 我私下考察，稽山镜水孕育灵秀，深厚地生出儒学英才，用来支撑斯文、文饰王道、成为邦国光彩的宰辅，有杜正献、李庄简；在科举中名列第一的，有詹骙、王佐，他们无不在当时卓然出众。然而詹骙、王佐缺少杜正献、李庄简的宰辅功业，杜正献、李庄简又没有詹骙、王佐那样的大策对答，仍不足以完全发挥我越地山川的奇异灵秀；兼备这两方面的，大概只有先生吧？成化年间，先生凭雄健文章和博学，考中天下第一。当时我由闽宪任满入京，才得以一瞻您端庄严肃的容貌，已经断定您就是今日的王沂公了。昨天听说您受到大拜，我虽然卧病于穷山之中，也高兴得跳起来，为天下庆贺。多次想写一封短信表示敬意，又怕尘俗卑微的姓名、草野粗陋的书信，不可上达而冒犯记曹，所以没有果真寄出。近来因门人董遵从京城回来，说您盛德不鄙弃衰残之人，还托他传话问候。这样从九鼎般尊贵之处传来的一句话，自云霄飞下，使枯槁之身也如同迎来春天，我的慰藉和感激又当如何呢？我年老而一事无成，徒然辜负此生，又因为罪逆不孝，遭逢父母大故，居丧守庐等待终尽，已经对这个世道绝望了。没有料到朝廷命令错误地授予我南雍的职务，虽然君主和宰相的恩德与天一样无穷，但我庸劣老耄，实在不是所能承当的。如果贪恋冒受宠荣，惭愧地窃居不相称的职位，不仅舆论所不能容，而且我既不能成为表率，也不能胜任职责，岂不是辜负您和诸位先生彰明、荐举我的盛意，成为先生诸公的玷污吗？我冒昧写具奏牍，详细陈述卑微实情，请求免除新的官秩，以便安守愚拙本分。如果蒙受您的慈爱，能够依从我的请求，终老山林，那就是我无比的荣幸。我抬头仰望您的门墙，却没有机会瞻拜，只好姑且凭借笔墨，表达微薄心意。现在时值一阳复始、万物通达之时，恭敬地希望先生在帝庭谋划国事，精妙地辅佐天地造化，正当道运增长之时，承受四方来归的福庆，使群生获得福祉，我也将一同受到恩赐。又一封（在监中寄出） 秋季将尽，万物的收成已经告成。恭敬地希望一德元老端庄执礼坐镇朝廷，弘扬时世的和美，使天地同其神化，百神诚信保佑，您的贵体多福。我私下听说，祥瑞将要出现时必先有征兆，运势没有一去不返的。昔日我朝圣祖开创基业，在戊申年登上帝位，十七年后，正值甲子年，经世治国的器具和制度全部完备，天下焕然一新，留下万世无穷的美好。到如今已经一百几十年，在丰亨豫大之后，又有太阳行至中天、月亮盈满便将转衰的忧患；法令久行而弊端产生，事情发展到尽头就应当变革，损益盈虚，都是形势必然的结果。如今皇上在戊申年登极，至今又十七年，也正逢甲子年，这难道不是世道将要焕然一新的征兆，不是黄帝、尧、舜顺应变化的时机吗？近来皇上发布诏令，告知朝廷，说明弊政很多，想求得革除弊病的办法，这正是上天启发圣心，给予大有作为的时机。以大有作为的君主，处于大有作为的时代，又有诸位老先生这样名重当世的贤人执掌国政，从容在皇帝身边辅导，谋略与上天相合，计谋明达，辅弼和谐，必将以洪武圣政启发皇上的心意，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建立常经、陈明法纪，使阴邪之徒退听，公正舆论显明施行，恢复洪武的治理，从而上面完全符合圣主任用贤能、期待成功的心意，那就是天下的大幸。时机不会再来，机会很难轻易错过，先生一定要认真思量这件事。我衰老无能，过分承蒙您把我收入夹袋记录，使我到南雍任职待罪。又承蒙您挥洒翰墨，曲意赐予问候，慰藉殷勤厚重，奖许又超过实情，我哪里承受得起惭愧和感激呢？我想竭尽驽钝才力来报答知己，但才力有限，疾病接连不断，实在经不起鞭策；任职已经超过一个月，考核功绩全无丝毫，政教松弛废坏却不能振兴，士人的习气偷懒怠惰，几乎没有一点改变。我既犯了尸位素餐的罪过，又更加衰惫不堪，将要招致跌倒，恐怕成为您门墙的牵累，所以冒昧上疏请求退休，希望您赐我罢职归田。倘若蒙受您的慈爱，能够依从请求，那么我所受的恩赐就比一天之内三次升迁还要厚重。另有一份奏疏，详细列出监中的积弊，也希望您加以采纳取舍，斟酌适宜的办法施行；这样不只是监学诸生的幸运，百姓也会暗中受到恩惠。遥望黄阁，却没有机会趋前拜见，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只希望您在上为国家更加努力地加强保卫，以慰藉四海仰望您的期望。写给洛阳阁老刘健

译成化初年，我作为词苑中地位低下的属官充数，曾经有幸瞻拜您端庄严肃的容貌，私下在您的门下仰伏已久。没有料到后来因获罪被调到外地，又没有料到因病免职归乡，因此没能前往门下洒扫，常常引以为憾。近来听说您受到大拜，我私下庆幸，想为天下苍生表达一番祝贺的诚意；但我是草野卑贱之人，没有办法把声音传到您的下面，只能夜间仰望六符的光辉，表达问候起居的颂祝罢了。近来秋气清爽，恭敬地希望先生以卓然的旧德感通皇天，在帝庭筹谋，精妙地辅佐天地造化，百神诚信保佑，万福来临增长，这实在足以慰藉我的心怀。我迂腐疏陋，见识浅薄，不能为世所用，加上年老多病、衰颓不堪，更不值得一提。近来承蒙朝廷命令，让我到南雍任职待罪，仰承陶铸培育的恩赐，与天一样无穷。又因林尚书到来，再承蒙您寄语问候；九鼎般尊贵的一句话从天上飞下，使枯槁之身如同迎来春天，我对恩德的感受又当如何呢？我想竭尽驽钝来报答知己，但才能微薄而责任重大，担心覆餗之祸，早晚忧惧，疾病又加重，不能把各项事务办好，有负委任，恐怕成为您门墙的牵累，所以冒昧上疏请求退休，希望您赐我罢黜。倘蒙您的慈爱，能够依从我的请求，那么我所受的恩赐就比一天之内三次升迁还要厚重。另有一份奏疏，详细列出监中的积弊，也希望您加以采纳取舍，斟酌适宜的办法施行；这样不只是监学诸生的幸运，百姓也会暗中受到恩惠。遥望黄扉，却没有资格参拜觐见，冒昧请求您为国家更加珍重自己，以完全符合九重对您的倚重和期待，也在下慰藉四海仰望您的期望，我对您的殷切颂祝实在说不尽。写给阁老李西涯，名东阳 我私下认为，自古大臣身负天下重任，并不难在君臣相遇、君明臣良的时候有所作为，难的是在君主年少、国家疑惧不安的日子里有所作为。所以阿衡辅佐左右的功绩，在于太甲能够最终完成自己的德业；周公、召公忠诚辅弼的功勋，在于成王能够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后来霍子孟、诸葛孔明受托孤寄命，本来没有辜负先主和武帝的托付，但在辅助成就君德方面仍有遗憾。如今先生及二三位元老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承担顾命托孤的重任，同心敬慎，早晚启发辅导君主，嘉谋嘉猷，内朝进言而外廷顺行。凡是所议论陈列的，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像柱石一样使乾坤长久安定、宗社永远安宁。天下士人无不以伊尹、周公来期望先生，希望您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太甲、成王那样的盛治。先生一定有办法来副合天下的期望吧？凡是受到您陶铸培育的人，谁不欣喜依赖呢？我在衰病残年，不能再随从做官。昨天因上疏请求退休，冒昧把一个小人物的书信拿去打扰记曹。承蒙您盛德，俯下身来体念我这个旧人，一封光彩灿烂的钧札自天而降。不仅使我仰见您的地位、声望和功业之隆盛，也使我自视更加惭愧；而且您曲意赐予我奖许扶持，眷念更加深厚，我怎能不感激呢？把您的来信反复读了三遍，其中以身作则的教诲，确实是正确的道理。这只有亲身实行的君子才能做到，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哪里配谈这些呢？惭愧，惭愧。您信中提到方石归去，以及直夫、孔阳的不幸，我尤其感到悲伤。方石固然是不得已，而我内心的不得已，又比他更加严重。陈庄的年纪与我相仿，而他们都已经去世了。我这衰病残躯，难道还能在世间长久吗？归葬故乡、首丘之念一直在心中，忧戚百感交集，所以怎敢不再三陈述恳求。希望您以大慈悲怜悯我，成全我归去，这就是生死骨肉般的恩德。黄阁就在眼前，却没有机会瞻拜，希望您为国家更加受到尊崇，以光辅圣明，永远造福群生，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写给阁老杨邃庵，名一清 我因年老多病在乡里养病，有幸听说先生的德业文章闻名天下。您历任内外官职，声名盛大，功业宏伟，我内心十分希望见到您并求教，却没有机会前往门下洒扫，瞻仰道德光辉，只能徒然遗憾。后来又听说您受到大拜，晋居百揆之位，总领三铨，我忝居您的陶铸之下，和当世百姓万物一同欣喜仰赖。哪里料到又蒙受您的盛德，您礼敬下士，以周公吐哺为心，使天下士人都成为您的桃李；像我这样衰老昏耄、不肖无能的人，也承蒙您赐予问候。近来潘少卿和俞通判回来，两次带来您赐予的家集，光彩灿烂的钧札从天而降，使枯槁之身如同迎来春天。只是想到自己庸劣，凭什么能从大君子那里得到这些呢？惭愧，惭愧。私下听说朱子有话说：‘天下将有非常的变故，上天一定预先生出非常的人来抵御它。像汉代的平勃、唐代的狄张、宋代的李伯纪、赵子立，都是这样的人。’近来逆瑾擅自发号施令，安藩图谋不轨，幸亏有先生秘密辅佐大计，对外平定、对内诛除，不动声色，就使天下安稳如泰山，这难道不是上天生出非常之人才能做到的吗？如今四方多有变故，而前星尚未发出光辉，有识之士凛然忧惧，担心发生意外祸患；敬畏天命而怜悯百姓困穷，把安定社稷视为喜悦，这正是天下对先生的期望。可是有人却说先生近来有请求归乡的奏疏，难道这是天意吗？周公虽然处在流言诽谤的变故之中，却不忍远离王室，他的用意本来是有所在的。先生还请思量这件事吧！仰望黄阁，遥远地处在高峻至极之处，没有阶梯可以参拜觐见，只能夜间仰望六符的光辉，表达问候起居的颂祝，我的殷切祝愿实在无法尽说。复信给阁老鹅湖费宏 我往年听说先生凭借雄奇的文章、深奥的学问，夺得天下第一，执掌董狐那样的史笔，裁定司马迁那样的史书，四方都仰望您的风采。当时我已经怀有求教之心，只是退居穷山之中，想到您在玉堂、西掖，处于紫薇、碧落之间，简直如同蓬莱隔着三万里弱水，只有仰望而无法接近，只能徒然切切地怀念罢了。去年春天，先生驾车回朝，路过敝县，当时我正处在服丧之中，与世人疏远隔绝，竟没有听到消息。所谓君子来到这里却不能见上一面，恐怕还不如封人了，实在惭愧、遗憾。忽然拜读您的书信，又承蒙赐给我文帕，才知道先生也想屈尊来访我的茅舍，只因遇雨而返回；这又是我多么不幸啊！等到捧读您的来信，只见满纸谦德，过分地推许我，仿佛是对尊敬的人说的，这哪里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敢当的呢？您信中谈到学习《易》，希望探求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心意相契合的境界，超越象数之外；由此可以看出先生见识卓越、志向宏大，不满足于世俗浅陋的学问，又能防谦下问，更显出盛德如同空虚无有，实在无人能及。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哪里足以承受您的来信？谨将所听闻的道理诵述出来，求您指正。大概自从《河图》《洛书》出现、神异之物产生以后，《易》的数理便显现出来；高下有位，方圆有形，万物各异，《易》的卦象也随之显著。因此圣人依据自然形成的象数创设卦爻，把它们寄托在蓍草筹策之中，用于卜筮。

译如果舍弃这些，就无法发挥卜筮的作用。然而把一切贯通起来看，卦画产生以前的太极之理，才是《易》道的根源。所谓超越象数之外，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象数之中。如果舍弃象数去寻求义理，就不免陷入虚无；拘泥于象数而不寻求义理，就不免流于术数。只有不拘泥于象数而又不离开象数，才可以谈论《易》。所以说：“超越形体的叫作道，具有形体的叫作器。”道没有器就无法显现，器没有道就不能成立；道就是器，器也就是道。这就是程子所说的体用同源、显与微没有间隔。如果说到四位圣人创作《易》的本心，朱子在《述赞》篇中的五首赞诗里已经说得很完备了。所谓恭敬地说三古四圣同心，恐怕并不是空话。至于后人学习《易》的方法，朱子的《警学赞》和程子序文中所说的随时变易以遵循道，也可以说是明白而详尽了。先生若反复熟读、详细体味，必定会大有所得。至于我这种迂腐偏僻、庸俗浅陋，只会逐字逐行阅读、像儿童一样反复学习而已的人，哪里值得同您谈论这些呢？徒然承受您的教诲，惭愧得如芒刺在背、额头出汗，实在罪过。我晚年很久没有动笔，因此迟迟才裁纸写信答谢，负罪之情难以言说。如今服丧期满，正好借姻亲朋友朱隆应试赴贡的机会，谨写此信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又。近来唐御史回来，承蒙您屈尊赐下亲笔信，又颁赐绢帛，作为祝贺我得子的礼物，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惭愧。只是想到我年老衰迈，已经很久没有修书问候，罪过无量，而您盛大的德意和眷顾反而更加深厚。我年过七十，长子、长孙相继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他又久患疮疾，至今没有痊愈，我深深担忧后继无人。如今有了这个孩子，虽然值得高兴，却也令人害怕，恐怕我不能等到他长大成人。姑且用这件事暂时宽解眼前的忧虑，把一切交给天命罢了，哪里值得劳烦大君子如此挂念并承受厚重的赐礼呢？最近听说相府横遭外患，祸事还牵连到先人的坟墓，实在令人痛恨。但灾祸并非自己招致，而是《易》所谓“无妄之灾”，先生又有什么可责怪自己的呢？从前鱼朝恩派盗贼袭击郭子仪父亲的坟墓，盗贼没有捕获，朝廷担心因此发生变乱；郭子仪却说了自责的话，不责怪有关人员，因此上下都安定了。先儒称赞郭子仪能够审察轻重、估量大小，认为他是能够通权达变的人，难道可以说他对父亲不够孝吗？如今盗掘先生坟墓的人，想必一定有暗中主使者；先生依照道义处理此事，不把诉讼追究到底，又符合《易》所谓“讼不可成”的道理，难道不是以郭子仪的心为自己的心吗？可以说是善于处理变故了。我恭敬地赞叹并佩服。现在春气回暖，君子的道路日益昌盛，敬想先生德高望重，四海共同仰望，广大长久的福祉自然不用说了。只是如今时局多艰，百姓日益困苦，皇帝西巡归来还没有日期，《祈招》之诗也没有人吟咏，君实难道能够长久独处于独乐园中吗？从前江古心把整顿世道的责任郑重托付给文状元履善，我也把先生看作今日的履善。先生难道也不把苍生放在心上吗？致东白张学士廷祥【元祯】我私下听说，古代的良史，见识足以周知万物的道理，道术足以适用于天下，志向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心意，文章足以发明难以显露的情实，这样以后才能胜任史官的职责；那么史官的职位，难道不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吗？唐朝把《顺宗实录》交给昌黎，宋朝把《英宗实录》和五朝史事都交给南丰。如今我孝宗皇帝的盛德大业，震耀古今，却让先生在群儒之中居首，总领修史和删定，天下没有不称叹的。得到这样的人，这就是当今的韩愈、曾巩了。我长期承蒙您的知遇和爱护，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同欣喜，切望先生执董狐之笔，刊定司马迁之书，对上彰显皇帝光明盛德、弘扬宏大功业，对下表彰忠直、贬斥奸佞，使元恺、共鲧这样的人都不能逃脱真实罪状，成就一代典范，岂不是伟大吗？古语说，宰相能够裁制活人的命运，史官还兼能裁定死后的名声，其权力重于宰相，先生可要记住这一点啊！幸望以孔夫子的《春秋》为志向，千万不要因毁谤诋毁之言而自行阻挠。今年我满七十岁，按情理应当辞官，但衰老和疾病一同到来，不能处理政事，深深背负尸位素餐的罪过，害怕招来尸位素餐、负乘致寇的祸患，给知己带来羞耻，所以冒昧再三请求辞职归乡，务必希望您怜悯并答应；愿您替我向当权者说一句话，成全我归去，这就是生死骨肉般的恩情了。遥望翰林院，拜见先生却没有日期，万望您保重自己。致马太宰 从前在先朝，先生头簪笔管，侍立螭头之前，风采凛然，使百官都肃敬。当时我刚考中进士，忝列末班，有幸在众多大臣之中看见您额骨隆起的仪表，私下十分倾慕，却没有机会拜见。后来在您门下不久便获罪，补任外地官；又不久因病免官归乡，在山林间养病。三十年来，侧耳听闻先生历任中外官职，声名显赫、德望深重，朝廷功业显著于边疆，恩泽覆盖天下，我尤其感到赞叹。以为上天保佑国家，将使国家亿万年永远享有无疆福祉，因而降生德高望重的老儒来辅佐君主，形成君明臣良的局面，难道是偶然的吗？近日秋凉，敬想先生端正衣冠坐镇朝廷，从容主持政务，进退百官，上天也辅助调和，愿您的尊体多福，使我欢喜而又欣慰。只是由于身份地位相隔遥远，不敢上书问候起居。林冢宰到来，才承蒙您盛德垂问，并赐给下僚的政见，光彩灿烂如从天而降；我反复拜读，惊惧叹息，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感激！我因为没有才干，误蒙推荐进用，在南雍任职，仰仗君相恩德，恩情与天无穷。然而我的才德浅薄，任职毫无成绩，不能改变士人的习气、造就人才，以报答万分之一，白白辜负任用，也成为知己的污点。加上年老多病、日渐衰颓，一天比一天严重，不能处理政事，白拿俸禄还有什么脸面？我冒昧写具奏疏，请求赐准免职。敬望您以深厚的慈爱，特意替我上奏；如果能够准从所请，所赐实在太大了。另有一份奏疏，详细列出监中的积弊，也希望您采纳，斟酌适宜的办法施行。致韩知府【焘】昨天承蒙您把《乡贤祠志》给我看，命我详加审阅。所制定的规模，大体已经很好，只是其中具体条目还有不妥之处，谨据愚见列出，请您指教。

译一、凡例说：“乡贤的位次，各依据其贤人的道德、事业及其关系的轻重，先后变通排列。”大概是想依照志书中所列六等来安排位次吧。还不知道祠堂是各自建室、分别祭祀，还是共在一堂合并祭祀？如果各自分室，那么彼此都保全各自的尊位即可；如果同堂合祀，恐怕就有不妥。所谓乡贤，就是一乡的贤人；古人处于乡党之中，遵循以年长为尊的礼法。即使圣人孔子，在乡里也恭敬谨慎，不敢以贤能和见识凌驾于乡人之上。至于乡人饮酒，一定要等持杖的老人先出去，自己才出去，哪里肯俨然坐在他们上首呢？我们乡里的吕成公等几位老先生，一生最坚持谦让退处、尊重前辈，恐怕他们内心也不肯安然处在前辈之上。孔庙中配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排列在汉唐诸儒之下；若论他们的道德，难道能相提并论吗？如果一定依照志书所列的次序，那么叶蓁是叶由唐的父亲，巩庭芝是巩丰的祖父，将怎样安排他们呢？我的意见是，郡城中东莱先生原来已有丽泽书院祭祀，何、王、金、许又有四贤书院，各自专门祭祀，这已经足以尊崇他们的道德了。其他贤人各有所长，彼此不相上下，就按照世代先后排列合祀，这样或许可以使各方都充分表达敬意，人人都觉得妥当。我的意见如此，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万望您指教。“道德”一项，题目很大，不是纯粹学习圣贤之学的人不足以担当。像吕东莱以及何、王、金、许四位先生，当然无需讨论。其次，徐毅斋、侨杨、船山、与立、叶通斋、由庚三位先生，可以列在他们之下。若再把其他人列入，似乎就流于泛滥而不纯粹了。至于范浚、潘墀、时澜、应镛、卲囦、吴师道，虽然精通经学，也都有著述，但道德恐怕有所不及，大概属于汉代儒生一类，恐怕应当列入“儒林”。王炎、泽石、一鳌、戚仲贤、吕浦，又在他们之下。此外傅寅、马之纯、孙道子、胡长孺、柳贾、黄溍、张枢、胡助、陈樵、宋濂，都不过是擅长文章的人，恐怕应当列入“文学”。这样分别，或许可以使游夏的文学不与颜回、闵子骞的德行混列，使后人无法加以非议。不知道您的高见认为如何？幸望指教。一、忠义一项所列五人都是十分杰出的人，只是恐怕仍有遗漏；像梅溶、陈德固这些人，恐怕应当访求出来，增补进去才好。至于王子元，与宋先生并列即可。一、孝友一项只取四人，恐怕遗漏的人还很多。宋景濂先生有《东阳十孝子赞》，他所选取的本来已经很简略，如今又没有达到这个数目，岂不是太简略了吗？一、政事一项所列的人，大多是事迹显著的贤者，但其中的取舍颇不精当。比如舒元舆在唐朝做过宰相，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恐怕不必收录。陈亮才气无人可及，却从未表现在政事上，恐怕应列入其他类别。贾廷佐、吕祖俭都以直言极谏著称，恐怕应列在忠义一类。龚应之、许复道、黄裳的政绩并不十分显著，还需要进一步斟酌。至于那些政绩显著却没有收录的人，应当增补进去。一、才行一项所收录的人，如骆宾王、房、徐无党、杜汝霖、巩庭芝、朱友闻、何敏中、王师古、巩丰、方凤、吴师齐、黄景昌，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朱临、杨昂，则长于经学。喻良能、何恪、陈炳，文章古雅而气势豪迈。杨迈、王永言，文章和品行都没有什么声名。倪朴是豪侠之才，应当与陈亮归为一类。只有钱适在朝廷时，阿附蔡京，排斥元祐、元符年间的诸位君子；居乡时，又穿着衣冠迎接方腊，诽谤朝政来向盗寇献媚，反而被盗寇杀死。这两个人虽然有文学才能，恐怕不必列为乡贤。唐仲友则因贪婪好色、无耻无行而被朱子弹劾。这两人恐怕也不应列入乡贤。一、隐逸一类只列六人，也似乎太简略了。像汉代的龙丘苌、梁代的刘孝标，以及元代的叶仪、范祖干，都是隐逸之士。致谢方石鸣治【铎】我罪过深重，晚年倚靠丧庐等待终老，百般念头都已灰灭，唯独对于平生承受知遇的地方，从来不敢忘记。去年夏天，听说先生经过金华，承蒙寄示《缌山集》，十分慰藉了我的怀想。只是我偏居山左，未能一睹您的容颜、承受您的警诲，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今年春天，门生董遵从京城回来，我才知道先生奉召重新出仕，以圣贤之道教化辟雍，衡量天下士人，又陈述正直的言论来辅助时政，十分符合舆论的期望。当时我正悲痛无边，没有空闲详细询问，也没有机会写一封信表达敬意，惭愧，惭愧。近来忽然听说朝廷命令您担任南雍的职务；我想到自己才德浅薄，又年老昏耄，哪里足以跟随先生之后？如果贪恋冒受宠荣，不知谦逊退避，就像乘轩车的鹤、处在城墙上的鹞鹰，不仅舆论不容，恐怕任非其人，也会成为当道诸公的牵累。我已经具疏辞免，希望得到先生一句话，替我陈说卑微的心愿，转达给当道，使我得以实现请求，那就是莫大的荣耀了。因门生陆震和舍侄拯参加乡试的机会，姑且写这封信表达一点心意。陆震、拯也早已仰慕您的盛德，有志于登龙门；希望听到您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如果承蒙您提携引进，向他们讲明大道的要旨，使他们进入圣贤的领域，这也是国子先生成就后学的一片盛大心愿。我也一同承受了您的赐予。致乔尚书【宇，时任兵部尚书】

译敬想先生是上天造就的宏伟硕大之才，正逢时机而登上高位；才干谋略、德行声望，闻名于当世。在枢密、中书等朝廷重地提出宏大的谋略，使留都的声势更加尊重；朝廷所倚重，四方所仰望。愿您永远安定宗庙社稷，尊体万福。我早已仰慕您的美名，常常倾心向往，想一睹容颜、听闻高论，以慰藉我的心愿，却一直不能如愿。承蒙您盛德深厚，屈尊谦逊礼待下属，时常赐信问候；若不是好善而忘却身份地位的人，能够这样吗？去年门生董生从南雍回来，又承蒙您赐下亲笔信，加上香帕、手录等礼物，奖许我又过分，还说我享有《尚书》所谓“平格”的寿命。我恭敬地三次拜谢您的赐予，哪里承受得起惶恐汗颜！只是《尚书》所说的“平格”，指的是商代六位大臣能够保佑治理殷国，感格皇天，并且使国家享有长久的年数，所以周公用来勉励召公。至于我这样的碌碌庸人，哪里足以谈到这些？这就是我再拜叩首、沿墙远远避开的原因。您来信所说的，大概是先生自己的自我期许。如今皇帝远行，太子的星象还没有显耀，四方多有变故，百姓惊惶，都说国家根基像苞桑一样不牢，伏藏的盗贼令人忧虑，只怕突然发生意外，祸患产生于疏忽之处；朝廷内外所希望的、能够扶持世道教化、救济时局艰难的人，只有先生而已。先生怀有有所作为的志向，又正逢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一定会思考如何广泛储备财粮、修整武备，谋划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寻求奇异杰出的人才，团结民心，谋划治理国家、保卫邦国。凭这些使皇图在没有边际处更加壮盛，使国运绵延无穷，那么商、周诸公就不能独自专享前代的美名了。将来推崇保佑治理国家的功勋、享有“平格”之寿的人，难道不在先生吗？借此机会写信，拜谢您屈尊赐教。答东阳卢御史正夫【格】我年轻时有幸跟随先解元交游，承蒙教诲和厚爱。哪里料到竟遭不幸，先解元如玉楼仙人般离世，我于是失去了在丽泽中相互砥砺的快乐，常常深感叹息遗憾。近年听说先生凭宏大的才华、深厚的学问考中高第，列身显官，德业文章显著于当世，我私下怀有希望见面的愿望。但自从衰老多病以来，闲于耕作、寂于垂钓，与世人疏远隔绝，没有机会一睹风采、承受警诲，只能徒然倾心仰慕罢了。近来承蒙您厚意，不嫌弃我年老衰朽，寄示所著《荷亭辩论》，又附送火腿，并且亲笔写了数百字的信。文章义理极高，却过分推许我，仿佛是对尊敬的人说的；读来使人汗流脊背、面红耳赤，哪里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敢当的呢？等到拜读您的高论，只见您研求经史，穷究义理，发为雄辩，俯视千古。即使是名闻当世、万代尊仰的朱夫子，也还指出其中的瑕疵、驳斥其中的谬误；这足以看出先生卓越的见识和绝伦的识见，远远超出同辈。您又不自我满足，反而谦逊下问，更显出您的盛德如同虚无空缺一般，实在无人能及。我这样庸俗浅陋、默默无闻的人，平生做学问，只知道逐行读书、逐字寻求，尊重并相信儒家先贤。正所谓“读书还没有达到郑康成的境界，哪里敢高声议论汉代儒者”呢？哪里能够窥见您高明见识的万分之一呢？白白承受您的来信，更加惭愧恐惧。其间有一两点鄙见，请求您指教。《荷亭辩论》说理明白、痛快，义理深邃，不是浅薄之人所能测知的。但其中有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冒昧举出一两点，请求指教。一、有人说朱子编集《四书集注》，没有完备地写出各位儒者的姓名，使他们即使终老于著述，也湮没而不为人知。我私下认为，朱子最初修订《论孟集义》《精义》等书以及《中庸辑略》，都已经完整记录了各位儒者的言论，并注明了他们的姓名；又都设有“或问”，辨析他们言论的是非得失，因此各位儒者本来就不必担心默默无闻。至于《集注》，不过是节取他们精要的言语，以便学者诵读学习罢了。即使没有详细记录姓名，恐怕也没有什么妨害。一、有人说孔子谈《易》专讲义理，没有一句涉及卜筮，而朱子专门主张卜筮之说，是错误的。我私下认为，伏羲画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本来就是为卜筮而作。孔子在《易大传》中所说的“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兴起神异之物来先供百姓使用”，以及“判定天下的吉凶，使天下人勤勉努力，没有比蓍草和龟甲更重要的”，都是从卜筮来说的。朱子的《周易本义》，无非是借卜筮来阐明其中的义理，给人以启示，如所谓“告诫儿子只讲孝，告诫臣下只讲忠，必须符合中正之道，才会亨通、吉祥”，就是这样。义理与卜筮，难道可以分成两件事吗？如果只谈义理而不以卜筮为根本，就必然流于王弼所推崇的清虚；如果只谈卜筮而不以义理为根本，就会成为巫师、史官妄谈祸福。难道这会是圣贤著述的本意吗？看《左传》记载穆姜占得艮卦变随卦，便论说元、亨、利、贞的含义；子服惠伯评论南蒯占坤卦得到黄裳，说忠信之事可以如此，否则一定失败。可见《易》不可以用来占问险恶之事，难道一个不孝、不悌、作奸、作盗的人，会有卜筮显示大吉的道理吗？一、有人说《纲目》的书法中，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杨坚都同样是篡位弑君，却有的写作“莽”，有的写作“主”，有的写作“帝”；贾充、杨素、李勣、李林甫的罪恶比扬雄多百倍，书中却分别写“死”和“卒”，这是朱子的过失。我私下认为，郑庄公的儿子忽死时是太子，而突是庶子，二人都是由祭伯拥立；《春秋》对于忽只写“世子”，对于突却写“郑伯”。晋献公的儿子奚齐、卓子都被李克杀死，《春秋》一处写“杀其君之子”，另一处写“弑君”，用例各不相同。圣人的笔削褒贬，本来就有深意。因此《纲目》对王莽写“莽”、写“主”、写“帝”，也一定各有道理，怎么可以用一个例子一概裁定呢？贾充、杨素、李勣、李林甫都是无状的小人，不值得责备；扬雄却喜好古道、乐于圣贤之道，以儒者闻名，却也如此。那么《纲目》写“死”，难道不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吗？我浅陋荒疏，又加上年老昏耄，对于先生的高论有很多地方没有理解。想请教的并不只有这几条，举出这些只是作为开头罢了。如果您不吝赐教，愿意从两方面详尽说明，启发我的愚昧，那就非常幸运了。致董编修文玉【玘】

译自从南雍分别以来，已经相隔数年，音信也没有接续，怀念仰慕之情哪里能够估量？适逢朱生回来，详细知道了您的近况，又拿出您的亲笔信给我看，得知您谈到读书时的疑问，足见您聪敏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可耻，我既高兴又欣慰。湛元明的书我还没有见到；关于《中庸》“大本”的说法，程子与吕、苏的问答本来有尚未明白之处，但朱子在《中庸或问》和《朱子语类》中剖析得很清楚，可以参考、考察其中的是非得失。最为切要的地方，朱子已经提出“已发、未发”的说法，完整地见于《朱子大全集》，试着取来读一读，就会明白无疑了。朱子与南轩辩论，起初虽然不能没有疑问，后来又同蔡季通问答辩论，再取程氏的书来阅读，直到冻解冰释，才知道性情的本然以及圣贤的心法，于是赶紧写信告诉南轩。南轩回信，深深认为他说得对；这些说法记载在《朱子大全集》中，《和旧说》序里也讲到了。我私下认为，朱子晚年的定论，与程子的说法本来没有丝毫不同；即使孔子、子思再生，也不能改变他的话。不必因为各种说法纷纭而产生疑惑，更不必再去寻找其他说法。我过去曾同朋友谈论读书的方法：凡是各种说法的义理有两端的，就分别依循各自的说法去思考，遇到说不通的地方，再回过头来另作思考，一定要寻求能够融会贯通后才停止。这样做，是想探求哪一种说法符合圣经的本旨，以它为正确；遇到说不通的地方就不能采用，并不是说各家说法本来各自成一端，却一定要把它们合为一说。我的朋友误解了他的意思，想把它们强求为一，所以难怪思想越来越杂乱，道理越来越阻塞了。我曾读朱子为《中庸集解》所作的序，其中说：“读这部书的人，不要攀求过高，也不要被奇异的说法惊吓，必须沉潜于句读和文义之间，体会它的归宿；必须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境地中戒慎恐惧，以实践它的实质。这样或许能够从容涵泳、反复咀嚼，真正积累，长久用力，在博厚、高明、悠久的境界中，忽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达到那里。”我的朋友如果能够遵守朱子的训诫并身体力行，又何必担心思考不能有所收获呢？借此机会草草写信答复您；其中细微周详、曲折复杂之处，不是笔墨所能完全说尽的。还望您努力增进德业，一定期望达到深远的境界，以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那就非常幸运了。致许知县补之【完】昨天承蒙您来信，询问赈济的事宜，这是君子学习道理、爱护百姓的重要事务。不过古人说，救荒没有什么完善的政令；即使是朱子这样的圣贤，在浙东办理荒政，使百姓受到的功德非常大，他还说自己不过是找到了一本元祐年间的青绫册子，仍不能完全如意，由此其他人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我见识浅薄，哪里足以承受您殷勤的询问？然而您的盛意不能让它白白受辱，姑且就您来信所问以及我过去亲身经历的事情，略说一二，供您明察取舍。一、您来信说每一图选择最贫困的四十户上报，这个意思也可以，只是不知道命令什么人来上报？如果交给粮长、里长办理，正好会成为他们索钱作弊的凭借，贫穷而没有钱的人反而不能被上报。我的意见是，只取黄册中的图眼，让该图的里老亲自审问：比如某户有多少人口、多少田粮、靠什么谋生。有田产而富裕的人自然不必说；有的没有田产，但从事商贾、工匠、僧道、医卜等各种职业，都能自给自足。只有没有田产、没有职业以及老年、幼年、残疾的人，才是真正的贫困户，适合赈济。有的户籍上虽有田粮，却被别人诡寄冒占；或者同一户中各房有田粮，而本人没有田粮，又没有技艺谋生的，也属于贫民，同样应当赈济。这类事情，如果不是执政者亲自带头、亲自劳作，却交给手下人办理，就会无缘无故地卖弄权术、作弊，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一、您来信说把文书编号登记、填写小帖，这很好，很好。但如果交给里长分发，那么他们有的分发、有的不分发，也不能没有弊端。不如叫里长把人召来，检查他们的体貌是否饥瘦、衣服是否破烂，由官府亲自发给，这样才没有弊端。您又想让里长排定资格次序，要求他们彼此认识，以防止冒领。不如直接按照图眼的次序逐人面审，使他们彼此认识。您又想把一个县分作五天办理，也恐怕难以限定。如果事务繁忙，多加几天也没有关系。但只怕他们嫌麻烦劳累，便把事情交给别人办理，那就不免重蹈我前信所说前任官员的弊端了。我往年在福建分巡，到达浦城时，正好遇到赈济，百姓纷纷来告发不公平。等我亲自到粮仓查看，见到手册中登记上报的人全都没有籍贯；询问实际情况，原来都是各坊的坊长召集四方无赖之徒，到那里炼铁。每一炉多到五七百人，他们领取仓粮后离去。附近仓库的居民却不能领取，因愤恨不平而争相前来告发。我说，他们既然没有在本县入籍服差，怎么应当领取赈济？于是把各坊坊长问罪，追缴他们冒领的仓粮，人心才安定下来。等到审问那些被告发的人，虽然是仓库附近的居民，但衣服整齐，脸上带着饮酒后的红润，也不像饥民，不应赈济。剔除这两类人之后，第二天才有十分饥饿贫困的人来告发，于是赈济他们；人数也并不很多。那位知县也是通达事理的人，才开始惭愧自己先前的做法不妥。由此看来，今天办理赈济，不可不亲自审察。

译我往年分巡到邵武时，正好遇到饥荒，米价极贵，本府的仓粮无法足额缴纳。百姓纷纷来请求赈济，但仓中一粒粮食也没有；军士成群来告缺发月粮，查验军仓储粮，却只够支用两个月。当时将近五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分守裴参议没有办法处理，便躲避离开了。我对军士们说：“如今仓中没有粮食，百姓又遭饥荒，难以追缴粮食，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我想每月给你们米五斗、银三钱，这样可以维持到八月。八月以后，各处就有米可以出售，再给你们银六钱，任凭你们转买。”军士都乐意听从。于是我又对百姓说：“你们想要赈济，但没有粮食可以发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们现在向上官缴纳钱粮，按规定每米一石应缴银一两二钱，依法不能免除。我替你们减价，只缴六钱；上官应得的其余六钱，就拿来作为赈济。”百姓都高兴地说：“能够这样，超过赈济了！”其中有些人家没有田粮而贫困，我就借支布政司的银两来赈济他们，上下都安定了，否则恐怕会激成变乱。如今本县科派繁重，又有散钞、散盐等没有定额的征收项目；如果核算各图饥民应当得到多少赈济稻谷，就让该图里长领去出售，代替贫民缴纳若干料银，使百姓都受到恩惠，那么官府欠额容易缴清，也可以避免豪强狡猾之人冒领官粮的祸患；即使不算赈济，也等同于赈济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知道是否可行。又。今年的荒旱，是多年未有的，实在令人忧虑。《周官》所说的十二种救荒政令，应当认真研究施行。前辈有《救荒活民书》，也应当经常检阅，及早安排，以防后患。近来听说官府张榜，不许外郡的人来这里买粮；这是世俗偏私狭小的见解，不是公平正大的道理。既违犯五霸禁止遏籴的原则，也不是朝廷的法令。一句话的错误，弊端便会随之而起；百姓因此只要看见有谷船、米船往来，就全部抢夺，抢夺不止，最终将成为大盗。往年曾有明白的教训，不能不谨慎对待开端。百姓的谣言都说官府允许他们抢夺，这种声音传扬开来，恐怕不是好事，一定会有人因此获罪。客商的货物被抢，必然不肯罢休；如果到上级官府申诉，上级派人来这里追捕，县中将受到骚扰；《易》所谓“行人得到牛，邑人遭受灾祸”的情形，也难免发生。何况如今官府催缴、并征各种物料，都要银两；假如不许买卖粮食，银两又从哪里来？这些都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无法阻止的事情。请求尽早撤销禁止外郡买粮的命令，并严格实行禁止抢夺的禁令，以免发生上述几种祸患，这是今天处理政务的急务。我居住山林，本来不敢干预官府政务，只因您对我厚爱，偶然听到这些情况，心中深深忧虑，不敢不直说相告，惟愿您明察。致李冬官一清【永康人】久别之后十分怀念仰慕。我昨天写了一份谢恩奏疏，重劳朋友替我投递上去，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后来听说您授官，起任为本部官员；南曹事务颇为简少，而地位清贵高显，仕途和学问都很优长，声望日益显著，令人高兴欣慰。假如换作别人处在这种境遇，谁不认为自己仕途已成、名声已立，便骄傲自满呢？您来信两封，却反而以伯玉知非为念，不自我满足，借此询求修养自己的要领、尽职的办法，更显出您的志向非同寻常，远远超越流俗，我敬佩而又感叹。我虽然老迈无闻，还是冒昧诵述旧说相告：《大学》所说的敬，《中庸》所说的诚，《论语》所说的操持存养，《孟子》所说的体验扩充，没有一样不是修养自己的要领，也都是朋友您平素讲习的。至于任官尽职的方法，先儒所谓“清、慎、勤”三个字，也是朋友您所擅长做到的，只在于时时刻刻不忘罢了，哪里还需要另外寻求呢？如果再向上推求，那么大禹任司空，伯益作为他的辅佐，因而成就使天下万世永远依赖的伟大功勋，这些详情都具载于典谟之书。《孟子》所谓“有作为的人也应当这样”，也只在于朋友您去实行罢了。我的意见如此，不知道您的看法认为怎样？又。分别很久，十分怀念仰慕。由于年老懒散，不能及时附信问候。去年冬天，承蒙您来信问候，还赐给我俸金，深深感激您不遗弃我的情义。并且您来信恳切地把求得进益作为念头，足见朋友您的志向非同寻常，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如今世上的士人，只要能考中科举、做上好官，平生愿望就满足了，哪里还会有求得进益的念头呢？像朋友您这样的志向，远远超越同辈，我敬佩、赞叹不已。您所谓看破一切世俗滋味，想要克制去除声色、货利的私欲，又想立志读书，时时提醒这颗心，使它不沉溺于人欲，正是古人修养自己的学问，非常好，非常好。但您说职务烦琐、应酬劳扰，又说整天处在喧闹场所，难以取得长进，恐怕误入歧途、白走道路，因而想求得安静。如果这样，那么就只有像异端之人那样断绝与人的交往、逃离尘世才可以了。这又是不对的。圣贤之学，正是要先安定这颗心，把它作为应对事务的根本。对于一切事务的到来，即使千头万绪，也一一依据义理处理，使每件事都恰好合乎节度而没有一点差错，又何必担心事务烦琐、劳累纷扰而无法摆脱呢？即使处在喧闹的场所，也不至于误入歧途、白走道路；这就是内外交相涵养的功夫。《朱子语类》这部书，虽然出自门人记录，不敢说其中字字句句都没有错误，但书中所载，上至天地鬼神的奥秘，下至一事一物的适宜，凡是穷究道理、修养自身、应对事务、接待人事以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方法，没有不完备的，对后学大有功劳。朋友如果能够熟读玩味、详细体会，取用其中正确的，保留其中有疑问的，互相参照、考订，寻求最为恰当而归于一贯的论说，并亲身实践、努力实行，那么所得的益处，难道会是浅薄的吗？致张冬官用载【大轮，东阳人】

译往年承蒙您乘高车来访，赐给我厚重的财礼，礼意十分深厚，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敢承受的，实在感激又惭愧。当时有幸看见您温润的容貌，已经知道您不是庸俗之士，只是匆匆分别，不能同您交谈，以探究您胸中所蕴含的学问，心中很是欠缺。近来听说您不因考中高第、身居显官而自满，仍然好学不倦，想要进入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以同前贤相媲美；听闻您的志向卓越，远远超出同辈，我尤其敬佩赞叹。我们金华自古号称小邹鲁，士人生活在这里，最高一等以道学相传，其次以孝行、忠义、功勋、政事、清节著称，再其次则有文章大家，前后相望，个个在一世中声名显著，其他郡县不敢仰望比拟，可以说盛大了。自国初以来，诸位老先生相继去世，正统学问不再明白，士人往往沉溺于追逐利禄、专事科举的习气，士风不振，只谋求富贵，前辈的美好言论和遗风也幽暗得完全断绝，实在可恨，实在可恨。我曾经想寻找我们同道中可以共同进取的人，同他一起学习，却很难得到这样的人。往年曾见永康李一清，志向非同寻常，已经考中进士、做了好官，却仍勤奋好学、乐于请教，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不自我满足，可惜还没有见到他的最终成就，就突然去世了，怎能不令人叹息啊！如今您能够自我防范流俗，志向接近圣贤之道，也可以称为豪杰之士了。这正是我这个老朽之人高兴得睡不着的原因。古人说，求学的人应当以明道、希文自我期许，不能把第一等的事业让给别人去做；只在于您常常保持这颗心，勤勉不懈、永不停息。借此机会附上这封信，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又。分别以来已经数年，对你的倾慕仰望尤其深切。承蒙你的盛使到来，忽然收到你的亲笔信，又承蒙你馈赠俸金，深深承受你的厚谊，你并没有把我遗忘在远方。只是这些礼物不是衰老昏耄的我所敢当受的，惭愧，惭愧。来信中说，读书想从《小学》开始，进而读《四书》，循序渐进至于六经，这正是古人求学的次序。但应当立志坚定，不可以因为岁月长久、过程艰难就畏惧退缩。你又说诸子百家、史书以及宋儒的言论，也都应当用心研究，这也确实如此。做举业的人尚且应当这样，何况学习圣贤之学呢？至于性命之理，宋儒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至于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历数之类，都完整记载在各经的注疏以及诸子史传之中。如果用心研究这些书，都可以从中领会其道理。但求学必须有次序；如果想在一时之间全部通晓，确实是很难的事。我的朋友既然有志于学，就先把《小学》和《四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都探究到精微深奥之处，务必使其中的道理贯通在胸中，并且一一在自身实践、努力实行。正如古人所说，今天辨明一个道理，明天再辨明一个道理；今天实行一件难事，明天再实行一件难事；日积月累，达到纯熟，自然会有豁然贯通之处。本来不必读尽天下书籍以后才算达到最高境界，更不可像学习举业的人那样，只是借圣贤的话来铺陈演绎成文章罢了。如果说年岁已经增长，再难以从《小学》入手，那么就应当用敬来补足这一点。《朱子大学或问》中已经有明确的说明，考察实行它就可以了。凡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始终贯穿一个“敬”字；《中庸》所说的学、问、思、辨、笃行，内外贯穿一个“诚”字；以及《论语》所说的操持保存、涵养防护，《孟子》所说的体验扩充，这几方面的工夫缺一不可，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维持这颗心、保存其中的天理，只怕它昏昧放纵而有所失去罢了。如果这颗心一旦萌发了人欲，就应当加以禁止并遏止断绝，这就是《大学》《中庸》所说的慎独工夫。想要做到慎独，非有诚敬不可。程夫子教人说过：涵养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他又说：以诚敬作为入门，以践履作为实际根基，那么“诚敬”二字就是求学最为切要、最应当先做的事。读《小学》和《四书》，也不过是专心用力于此罢了。程子所说还没有求学时，应当知道用力的地方，本来就在这里；已经求学以后，应当知道获得力量的地方，也在这里。程子又说，求学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已经研治明白，那么六经即使不专门研治，也可以明白了。这是说它们的道理相同，正所谓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所遵循的准则是一样的。如今虽然不敢马上说不专门研治六经也能明白，但只要能在《四书》上下功夫并有所收获，那么再去研治各经，就都会容易用力了。至于诸子、史书，用我从《四书》中所得的道理去照察它们，那么其中的是非得失就会清楚可见，又有什么困难呢？至于作诗作文，先儒也不过是写出自己胸中所得到的东西罢了，何曾像唐人那样苦心极力地创作无益的言辞呢？先儒程氏有一本《分年读书日程》，其中完整记载了求学者从幼年到老年求学读书、用功的次序，以及各阶段应当读的书，全部具备。不仅可以凭此应试中第，而且进而成为圣贤，也不超出这个范围。我听说太学中有刻版，可以印一本，放在座位旁边；如果能按照它的方法求学用功，一定会有很大的进益。我的朋友，请你照此实行。答东阳徐子仁【纯】我年老多病，衰颓地僵卧在偏僻陋巷，不与人交往。忽然承蒙你专门派使者送来长信，又馈赠佳果、药物，十分感激，也十分欣慰。来信中可见你有求道的志向，却找不到入门之处，只能因面对浩瀚大海而感叹。你问伊尹、吕尚、程颐、朱熹学说的根源是什么，又应当怎样学习它。我认为，伊尹和伊陟都有同一德行，吕尚的《丹书》以及《近思录》《四书》《小学》中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程朱之学的根源。我的朋友从这里去求取，那么人与天同体的道理就可以看到了。你又说，圣贤相传的道理，有时说“中”，有时说“敬”，但对于内外、本末却茫然没有归宿。如果从《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论述以及朱子《敬斋箴》所说的内容去寻求，那么内外、本末就没有不能看见的了。至于仁、孝，把孔夫子用来告诫门人的话合起来看，也都可以得到其中的要领。只是如果不能亲身实践、努力实行，那么即使有所见解，也没有什么用处。来信中所说“失意传言，诵言忘味”，都是因为没有把道理落实到自身上的缘故。你的正襟危坐、苦心思索，也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同样是因为没有在行动中体现出来。我私下认为，你应当读书讲学，同时使知与行一同进步。比如读到“学而时习之”，就应当追究所学、所习的究竟是什么，并且真正地学，真正地习，一定要在自己身上有所获得。比如读到“在明明德”，就应当追究明德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它彰明，直到达到至善才停止。不只是这两句话如此，句句都应当如此；不只是这两部书如此，各种书都应当如此。积累实践长久以后，一定会有所收获。何必担心愚钝不能变得明智、柔弱不能变得坚强呢？我这个衰老多病、将要死去的人，没有什么见闻，不能给你高明的帮助。过分承蒙你来信询问，只能姑且这样答复。其余意思不是笔墨所能全部写尽的。

译致董东湖道卿【遵时贡在京听选】分别以来已经半年，哪里禁得住怀念和想望？近来承蒙你来信，知道你已经到了京城，在路途中和旅舍中都平安顺利，我十分欣慰、十分欢喜。前程事业的得失都有定数，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应当听其自然，不必心神不宁地过多操劳。你来信提到我出仕或退处的事情，我一生平素所守的志向已经确定，这是你深知的。过分承蒙孙文选、许黄门、潘秋官诸公厚厚的眷顾，错误地把我的卑贱姓名写入奏牍。但我不是他们所推荐的那种人，不足以承当他们明白荐举的心意，十分感激，也十分惭愧。幸亏你代我传话致谢；我不敢写信去烦扰他们，是因为诸公虽然非常爱护我，却还没有深入了解我。我的一生对于富贵利达，所持的态度是不耕种却收获、不治理荒地却收成；古人壮年出仕，老年退职。我四十一岁就退休，如今六十五岁又想求仕，事情颠倒，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难道不会贻笑天下吗？新任绣衣使还没有到，如果他来后强迫我赴任，就会使他进退两难，像公羊触碰篱笆一样。必须仰仗诸公替我解围才行，幸望你替我恳切地向孔脩说明，请他怜悯。另听说近来有边患，虽然这是朝廷的忧患，但处在江湖之中的人也应当共同忧虑，只是我不知道详细情形，不知这件事已经平定了吗？如果有机会，请一并把情况告诉我。我自三月以来，眼睛患红肿并生翳，几个月才痊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明亮。老母亲衰老日甚，实在令人忧虑。其余事情都和往常一样，不劳你远远挂念，趁此机会姑且写下这些意思，其余不再一一细说。又 我这件出仕或退处的事情，不明白的人以为我果真决意忘却世事，像晨门、荷篑一类的人一样，却完全不知道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圣人也有“不仕无义”的训诫，难道可以像那些人一样果断地隐退吗？不过是衡量自己的能力、估量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请求退休还乡，以免有尸位素餐的惭愧罢了。有人又议论说我是索取高价、希望得到美官，那也不对。我原任五品官，任一方长官，地位也并不低。如果从那时起随波逐流、随群逐队，积累到今天，经过大约三十年，也可以得到大官了，何必借用高隐的名声来求取呢？只是因为年轻时求学，曾经有志于当世，后来应举做官，却竟不能有所作为，仰视古人感到惭愧，俯视后世也觉得羞惭，所以不得已才这样做。吏部的文书只是查勘，尚且可以辞避；只是恐怕有特旨，那么就不容辞谢了。我自量才分浅薄，没有什么官职可以胜任，只有专任一职、没有人从旁牵制，或许可以施展一二，也不能有很大的作为。若是其他情形，不过随群逐队，对时局没有益处，还不如不出仕更好。又 北方敌患，自古以来就有。只是应当观察他们的作为：如果志在金帛女子，只专门以抢掠俘获为事，那么装满他们的囊箧后，必然自行退去，终究不能成为大患，不过是边地百姓受害罢了。只要推选守边的将领，严加防备等待他们，就可以无事。唯恐其中产生豪杰人物，像元昊、阿骨打一类，志向不在小处，不贪图女子财帛，而是到处攻城略地、收拾人心，那样才是大可忧虑的。没有韩世忠、范仲淹那样的统帅，宗泽、岳飞那样的将领，就不能抵御他们。如今做将领的人，往往都是膏粱纨袴子弟，平素不知道军事，听说敌人到来便望见敌军先害怕，奏请增兵。朝廷不致力于选择将领，却轻率出兵；假如京军到达那里，敌人已经先行离去；等到军队回师，敌人又再次到来，军队疲惫、财力耗尽，就会不战而自行困顿，这不是好的策略。我的意见如此，不知道诸位公卿的议论如何？我的朋友试着和孔脩诸公谈谈吧。致黄御史梦弼【傅时任宰江阴】去年承蒙你派专人来祭奠先母，使她生前死后都增添了光彩，哪里禁得住这番哀痛感激？如今又承蒙你亲笔来信，并馈赠一束布、糟鱼，深深承受你厚重的眷顾和礼意，情意十分勤厚，只是这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敢当受的，惭愧，惭愧。近来得到你的佳作数篇，读起来文辞藻饰既好，又有奇伟之气，仰见我的朋友不但政绩声誉日益显著，文章也更加有名，若不是仕途与学业都优秀、知与行一同进步，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令人羡慕，令人羡慕。所谓“老夫当避路”，哪里只是让出一点位置而已呢？愚昧的百姓无知，妄加诬蔑毁谤；事情既已辨明，希望你不要暗中怀恨，而进一步用德行安抚他们，使他们知道悔过，这就更加完美了。我静观世事变化，今后恐怕免不了多有变故。我的朋友在治理县务之余，应当把宇宙间的事情作为自己的本分；凡是古人治理天下、通达变化、使百姓适宜安宁的事情，如礼乐制度以及武备边防之类，都必须一一讲究，以等待将来受到重用时，把它们全部施行，用来继承乡邦前辈陈同甫的志向、宗忠简、郑北山诸公的事业，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这正是我内心深切的期望。其他都是你应当做的事情，姑且不谈。致陆员外汝亨【震】从春天到夏天，两次承蒙你惠赐书信，你所论述的时事以及筑城的利弊都很恰当，只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相关移文，恐怕也已经搁置了。如果果真想办这件事，也有在位食禄者谋划，未必是我们这些吃粗食的人所能参与的。近来听说你的女婿在荐举文书上登名，你的儿子也已经完婚，两件喜事一同到来，实在是你们德门的大庆。又听殷职方说，我的朋友也有想归乡的念头，但敌人深入、四方多事，恐怕还不能实现你的打算。如今的计策，只应当鞠躬尽力，全部施展自己的才学，帮助大司马谋划安固国家的长远策略，以挽救时局的困顿罢了，实在还不能谈论归去。不知道您的意见认为如何？我近来承蒙恩典，命令有关部门按时加以存问，这实在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敢当受的。有人说这次举措出自特旨，不能没有谢恩的奏本。现附去奏稿一纸，烦请替我看一看是否妥当。如果可以施行，就烦请托人替我写进奏本，便是我的荣幸。借章侨赴礼部试的机会，姑且写下这些表达我的微意。又

译分别已经超过三年，对你的企盼怀念如同口渴盼水，屡次承蒙你亲笔来信问候。近来又承蒙馈赠俸金，足见你念及老人、体恤贫困、不把我遗忘在远方的深厚情意，惭愧，感激。来信所论时政的弊端以及外患之多，实在很值得忧虑。邃、彭二位公卿都很有时望，却已经离去了，不知治理世道的责任如今属于谁？西北两个国家虽然肆意侵略，据我看来，他们那里还没有豪杰人物，不过志在金帛女子罢了，不能成为大患。只要守边者有赵李牧、汉郭伋那样的人，还忧虑他们什么？如今的计策，只应把选择将领作为急务。但眼下前星还没有发出光辉，而继承帝位的人选仍然空虚，执掌国政的人本来就应当忧虑，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地方施展力量。只是遇到有权力而怀抱大志的人，就替他出谋划策，或许才有可以作为的机会。又不知道天意究竟如何。把你的来信反复读了三遍，往往流露出寄情青山白云的怀抱，在时势和义理上固然也可以这样；但恐怕一旦有军师的命令，便又不能请求归去。只有上下相安、安然无事，才可以谈到这件事。我的意见如此，请你仔细思量。其余不再一一细说。致侄儿以道【时拯谪任梧州副职】自从你离开以后，收到龙游客和胡佥宪家人先后送来的四封信，详细知道了那里的消息，甚感欣慰。我这里也曾托客人寄去两封信，以及给林都宪的信；又托许大尹让广西参议带去一封，都不知道是否送达。忽然有皂隶到来，带来你的信以及龙眼、荔枝、蜜煎三样东西，足见你思念我的情意，更加使我欣慰。来信所说出仕、退处的事情，志趣最为高尚。但从时势来看，你年纪还不老，借口有病、托辞有事都很困难，只有直接辞去官职才可以。还要看时机和情势怎样，恐怕你不能长久安于贫贱，那就更加难以处置了。胡文定公常说，其他事情都可以同别人商量，唯有出仕或退处这一件事，应当在内心作决定，不能同别人商量。近来又听说有提升为南宁同知的事，虽然未必可信，但也有这个道理。如果能够安稳长久地任职，今后还会有升迁；但官职越大就越难以称职，又恐怕另有不可预料的变化。我曾经谈论人处世，就像船在江中，有时遇到平安，有时遭遇风浪，任凭它飘荡，都不知道最终怎样收束，不能预先料定；只应当随时思考应对的办法，只要不失去道义就可以了。即使圣贤也不过如此罢了。你应当仔细筹划斟酌，古人在外求得保全、居中避免祸患，都有成算。路途遥远，来不及当面详谈，大意不过如此。假如都堂那里有公事，要派官员前往江西、浙江，能够请求借此机会回家一趟就好了。试儿在家，整天欢喜快乐，竟然没有想过父母。今年已经送他入学，颇有记性，只是时常有小病，虽然没有大患，却难免妨碍读书。你更不必悬念，家中大小都和平常一样，只是我年老多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能长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你相见。临写此信，心中惘然。又【时拯由南京驾部郎中转任北部】先前收到你从淮安、徐州寄来的两封信，详细知道你在路上一切平安，颇使老人欣慰。近来又收到周以仁秋官的信，说你以病请辞没有获准，不得不继续前进，料想此时一定已经到京了。你任官处理事务，关键在于勤勉谨慎，对上级和下属都要交接应对，更须小心翼翼，不可在别人面前失态。既然不能有所作为，也不可以一味求得容身，只求避免祸患，见到时机便行动就可以了。四方盗贼虽然很多，都没有大的志向，不久自然会被擒获平定。只是负责讨贼的人多不称职，所以才发展到猖獗的地步。你在部中只应广泛访求真正有才能的人，帮助大司马推选。只要得到一两名像晋代马隆、唐代王式那样的人，盗贼当天就可以平定。所忧虑的是根本之地没有可以着力的地方，那么即使盗贼平定，也免不了有意外的忧患。我乡今年的旱灾，是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田租的收成，十成还不到一二成，普通人家也都缺粮，我也不知道能否免于死亡。百姓贫困到了极点，不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官府征收赋役一天比一天烦重。又因为江西盗寇很多，调遣官兵和民快前往那里防御，人数达到十多万；盗寇其实并没有来，军队劳顿、财物耗费却没有止境。各种所需物资以及供应军队的费用，全都责令金、衢二郡承担，这是多么困苦啊！我的谢恩奏本，听说已经呈上去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得到圣旨的意思，奏本之后就等候诏敕。‘四字’实在是多余的话，不知曾经替我删去没有？若有机会，务必告知我。致族侄处仁【侨时登第，在京】你年幼时跟随我学习，聪颖敏捷、秀异出众，我本来就料定你一定会有所成就。如今幸而考中进士，老人因此高兴得睡不着。国家选取士人，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在朝廷内便列身官班，在外则任郡县正官或佐官，都是显要的仕途，足以施展自己的志向。将来成为有名的卿士、贤能大夫，把功勋载入史册，都从这里开始，难道不是美事吗？况且我纯孝乡自古以来就号称贤士众多，隐居不仕的人，有三、八行之孝义以及仁山的道学，都是当世无与伦比的；显达而出仕的人，则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都以文章和清正节操著称。至元年间有唐元嘉的忠义，本朝则有卲以先、黄梦弼的卓越才华和杰出气节，他们都出自我乡，并且由进士起身，在当时卓然有名。我虽然平庸鄙陋、没有才能，但和侄儿拯以及你，都依赖祖宗遗留下来的福泽，侥幸登上进士第。我早晚勤勉警惕，努力修养学问和品行，只怕上对不起先达，下又惭愧于后世。如今我昏聩衰老、行动迟缓，死在早晚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所希望能够增光先达、使我们章氏门第昌盛的，只有拯和你罢了。《诗经》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们的先人。” 你可要努力啊。《枫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枫山集》卷三　　　　明·章懋撰　杂著

译《易论》圣人作《易》，大概是为君子谋划的，但也为小人谋划吗？《易》对于小人，深深厌恶并彻底拒绝，不让他们得志，看待他们简直不只是把他们当作禽兽异类，哪里肯为他们谋划呢？何况“黄裳元吉”，南蒯最终还是因此失败；“元亨利贞”，穆姜也不能据此行事。《易》果然不是为小人谋划的啊！那它究竟谋划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所谓“不谋之谋”，是最高道理的开端，是圣人的最高教诲，想使天下后世的人都成为君子而不成为小人。譬如明智的老师对于弟子，反复恳切的教诲固然是教诲；不屑于直接教诲，也同样是教诲。怎么可以说反复告诫的是教诲，不屑明言的就不是教诲呢？《易》为君子谋划，是反复告诫式的教诲；它不为小人谋划，是不屑明言式的教诲。唉！我由此看到了圣人忧虑世道的心意。天下不能只有君子而没有小人，就像天地造化不能只有阳而没有阴一样。所以圣人作《易》，对于阳就引导扶持，唯恐它不兴盛；对于阴就排斥抑制，唯恐它有时兴盛。凡是《易》所谓吉、亨、利的卦象，一定多属阳；否则就是阴亲近阳、响应阳、顺从阳而得正。《易》所谓凶、悔、吝的卦象，一定多属阴；否则就是阳亲近阴、顺从阴、响应阴而失去正道。所以说：“圣人的情意显现在卦辞中。”圣人的情意是什么情意？就是扶助阳、抑制阴的情意。扶助阳固然是为君子谋划，抑制阴也未必不是为小人谋划。因此，“拔茅征吉”“户庭无咎”，是谋划出仕和退处；“扬于王庭”“括囊无咎”，是谋划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沉默；“乾而惕厉”“震而修省”“损而惩忿窒欲”“益而迁善改过”，是谋划修身的方法；“临而保民”“观而设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罚敕法”，是谋划治理人的方法；在需卦中饮食，在随卦中宴饮休息，在否卦中躲避灾难，在困卦中献出生命，在蹇卦中反省自身、修养德行，那么对于处理平常和变故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替人谋划。《易》这样拳拳不忘地对待君子，对于小人却不是这样。脚上踩到霜，就担心它会坚硬；娶妻，就忧虑她会强盛；童牛要加上木牿，金柅要加以系缚；厌恶瘦弱小猪来回躁动；告诫人们防止剥蚀床榻的祸患；至于正道，确实不是专门为小人谋划的。然而假使小人知道从中醒悟，就一定会说：倾覆鼎中食物而受到刑罚，背负车乘而招致寇盗，《易》大概是在告诫我，不可以倾覆鼎中食物，也不可以背负车乘。在田野中捕获狐狸，在城墙上射下鹞鹰，《易》又是在教导我，不可以做狐狸，也不可以做鹞鹰。小人如果不采用这些教诲，小人就不能做到；我如果不做小人，就能采用它，也能做到。能够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形，那么《易》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小人的良药。不替小人谋划，正是为了深深地替小人谋划。何况剥卦六五，允许人获得贯鱼而行的利益；复卦六四，赞美独自返回正道的方法；否卦六二，具有包容承顺之心，于是也成为小人的吉利。这是为小人打开迁善改过的大门，已经到了极点。为小人谋划，哪里有超过《易》的呢？由此看来，《易》所谓不为小人谋划，只是不替小人做小人的事情谋划；小人如果想成为君子，《易》本来没有不替他谋划的。《书论》圣人的经典，是要给天下后世留下训诫的。既然称为经典却不能训导人，为什么还称为经典呢？所以它所说的道理容易实行，所说的事情容易办理，依循中庸之道，不以勉强艰难为可贵，使天下后世的人无论聪明还是愚笨、贤能还是不肖，都可以学习。《书》之所以成为经典，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具备在其中。我认为孔夫子所记录的内容，一定是希望它成为天下的法则、流传到后世。然而其中有不能不产生疑问的地方：君臣、父子各有定位，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君主命令、臣下服从，父亲传位、儿子继承，是常道的经义。舜、禹接受终命、承受天命的礼仪，都记载在《典》《谟》中；商汤在鸣条讨伐夏桀、周武王在牧野讨伐商纣的事情，商、周的书中也有详细记载。像这些非常态、违背常道的事情，果真可以作为训诫吗？回答说：圣人的经典，哪里有不能训诫人的地方？只是要在于学习的人考察并认识它罢了。天下的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处理事情的方法有经常之道也有权变之道。尧舜与朱均之间的父子关系，汤武与辛癸之间的君臣关系，属于变化、非常之事，不容易用经常之道来谈论。从尧舜的角度看，保全父子恩情是我的私情，而替天下得到贤人是公义；我不能因为私情而损害公义。从汤武的角度看，守住君臣名分是我的私情，而替天下除去暴君是公义；我不能因为私情而废弃公义。因此不得已而禅让、传授帝位，放逐、讨伐暴君，都是权变。权变虽然不是经常实行的道，却本来不能作为通常的训诫。然而假使天下后世知道那些不幸遭遇人伦变化的人，有权变之道可以处理，从而不至于陷入穷困，这难道独独不能作为训诫吗？回答说：假使人人都可以任意采用权变，那么燕王哙可以成为尧舜，王莽、曹丕可以成为舜禹，陈胜、吴广、项籍之流都可以成为汤武。率领天下人而祸害仁义的，未必不是帝王之书。圣人经典留下的训诫，果真会是这样吗？回答说：经典所记载的，大概也是着意说明圣人处理变故的道理，而留下训诫的意义微妙地寓于其中罢了，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采用权变。桐宫之事，孟子认为有伊尹那样的志向才可以；至于诛杀管叔，即使周公也不能说没有过错。所以一定要有舜禹那样的德行，并且天命历数也在自身，才足以承当尧舜的禅让。如果厌恶辛、癸那样的暴君，内心并不是汤武，却想援引鸣条、牧野的故事来充实自己的口舌，那就是天下的罪人，怎么可以呢？所以说，权变不是圣人不能使用。有人说：权变必须由圣人使用，普通人不能使用，那么尧舜、汤武的事情就不能效法，孔夫子虽然写进经典，也不过是空文罢了。它用来作为训诫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尧舜的事情，不能用来训诫别人的父亲，却可以用来训诫别人的儿子；汤武的事情，不能用来训诫别人的臣下，却可以用来训诫别人的君主。做儿子的说：我不能成为朱、均那样的人；如果我成了朱、均，父亲必定要成为尧舜。做君主的说：我不能成为辛、癸；如果我成为辛、癸，臣下难道会成为汤、武吗？这样一来，没有人不感到畏惧。于是人人自我修养、安处于仁、迁就于义，都归向君子的道路；君主像君主、臣下像臣下、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彼此安处在上古太平无事的境界中，这难道独独不是圣人经典的训诫吗？那些认为帝王的事情不是中庸之道、因此不能用来训诫人的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尚书》的人。

译《诗论》《诗经》的《周南》《召南》，大概是用来歌咏文王教化的。圣人采集民间歌谣，配上管弦乐，在乡里、邦国中演奏，用来教化天下、教导后世。声音铿锵辉煌，芬芳流传史册，本来应当无所不至地歌诵圣德、赞美政治。如今考察其中的诗，大多是叙述闺门之事，以及乡村歌谣、民间吟诵的声调，文字竟然没有稍稍提到文王。这难道是文王的德行没有值得称颂的吗？唉！这正是文王成为至德之人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百姓生活安乐而不知道是谁使他们如此。像《关雎》《樛木》所写的后妃、宫人能够体会，《鹊巢》《采苹》所写的夫人、南国人家能够体会，《兔罝》所写的武夫、《羔羊》所写的大夫，无论在野的还是在朝的都能体会；《甘棠》所写的召伯，那些蒙受他恩惠的人也能体会。既然能够体会，当然可以歌咏；至于文王的德行，深厚肃穆而深远，谁又能够真正了解呢？全天下的人都处在文王伟大造化般的仁德之中，受到鼓舞而欢欣，却不能测知其中的作用。它表现在诗歌中，也不过像春鸟、秋虫感受到时令而自然鸣叫，表达自己的快乐罢了。他们哪里真正了解文王的德行，又怎么能歌咏它呢？何况高天厚地不可描绘，而动植物却容易画出；大海深处不可探测，而池塘水洼却容易测量。仁厚的公子，可以用麒麟之子来比喻；有仁爱之心的诸侯，可以用驺虞来称说。但文王的仁德，不只是驺虞、麟趾所能比拟的。他们即使想歌颂，又哪里安排得出自己的言辞呢？从前尧舜做君主时，百姓在康衢歌谣、击壤而歌，只说“不知道，也不知晓”，只说“帝王的力量同我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像天一样巍巍的德行，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文王大概就是尧舜吧！所以诗歌没有写到他的德行，并不奇怪。虽然如此，众多细小的水流涓涓流动，都是大海的水；缝隙中微弱的光芒闪烁，都是日月的光明。那些后妃、夫人以及诸侯、大夫的贤德，哪一样不是文王教化的结果呢？诗人知道文字上虽然没有提到文王，实际上却借此深深显示了文王德行和转移教化的精妙：从家庭、邦国开始，终于遍及四海，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所以《孔丛子》说：“我从《周南》《召南》中看到了周道兴盛的原因。”至于歌颂圣德、赞美政治，《周公》的《雅》《颂》中记载得很详细，这就是所谓圣人能够真正了解圣人的地方。那两《南》的诗人，确实还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春秋论》圣人在上位，就用自己的道在天下施行赏罚，从而建立当时的政治；圣人在下位，就把赏罚寄托在文字的删削之中，从而建立万世的政治。先王时代，用五服来任命有德之人，用五刑来惩罚有罪之人，这是现实中的赏罚。孔夫子作《春秋》，用一个字的褒扬使华衮般的荣宠降临，用片言只语的贬斥使斧钺般的威严凛然，这就是不直接赏赐的赏赐、不直接惩罚的惩罚。现实赏罚的权力，只能施加在人的身上；《春秋》的赏罚则即使本人已经死去，罪行也不能逃脱。现实赏罚的权力，只能在一时之间劝善惩恶；《春秋》的赏罚，却足以劝善惩恶于千百世之后。孔夫子虽然困窘而不得居位，他的功劳难道反而不大于有职位的人吗？有人却说：赏罚是天子的事情；孔夫子痛恨诸侯、大夫僭越，于是作《春秋》而已；如果他这样做，又凭什么责备天下人呢？职位属于公义，道理属于私有；私有的东西不能胜过公有，难道道理能胜过职位吗？道理虽然在我，也不能做有职位者才能做的事情。唉！说这种话的人，怎么这样不了解《春秋》呢？职位，是天下公有的器物；道理，是天下公有的准则。天下哪里有职位属于公而道理属于私的道理呢？职位之所以属于公，是因为其中保存着道理罢了。道理不存在了，职位单独能够公正吗？首止之会，周惠王将要因为个人宠爱而改立嫡子，齐桓公会合诸侯来确定世子，孔夫子就肯定他；郑文公奉周王命令却不参加会盟，孔夫子就责备他。这些都是依据道理而不是依据职位。道理的公正，正是用来匡正职位中不公之处的。夏、商末世，职位不在汤武手中，而道理在他们那里，所以汤武奉行天命来施行赏罚；桐宫之时，职位不在伊尹手中，而道理在他那里，所以伊尹奉先王之意施行赏罚。道理所在的地方，都不能算僭越；所谓僭越，都是不合道理的行为。周朝衰落以后，礼乐、征伐不再出自天子，乱臣贼子肆意行动而无所顾忌，所以孔夫子修订《春秋》，彰明王法来诛杀乱臣、讨伐罪人，这也是道理不得不如此。可是每年开头，必定写“春王正月”，用来表明《春秋》中有时赞许、有时贬抑，有时进用、有时退斥，而施行赏罚的都是王，孔夫子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这样借用天子的权力，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还要认为这是僭越吗？有人又说：孔夫子作《春秋》，不把赏罚的权力归于自己，而归于鲁国，说这是“鲁国的赏罚”。大概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所以借给它天子的权力，这种说法也不对。孟子记载孔子的言论说：“责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又说：“其中的义理，我孔丘私下取来使用了。”大概孔子实际上承担了素王的职责，却说没有把它归于自己，难道可以吗？《春秋》的写作，对上是为了接续前代圣人的道统，对下是为了树立万世人的最高准则；它成为历代帝王都不能改变的大法，是要把它公之于天下后世，哪里是私下作为鲁国的书呢？如果因为《春秋》是鲁国史书，就认为它是给鲁国的书，那么孔夫子不过是借鲁国史书寄托王法罢了，没有看出他把它交给鲁国。若以请求讨伐陈恒作为交给鲁国的证据，那么《春秋》的法则是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讨，也不是专门交给鲁国的。过去成王赐给周公天子的礼乐，孔夫子尚且有时加以非议，难道会说鲁国因为是周公后代，就独独允许它借用天子的权力吗？这些都是不通的说法。这种论调，大概是沿袭汉儒“黜周王鲁”的话，曲折地替它寻找说辞，它不足以相信，是很明显的。

译《礼论》世上谈论礼的人，都说夏、商、周三王处于不同的时代，礼制彼此不相沿袭。我认为三王的礼制正是相互沿袭的。古代的王者顺应时势有所作为，改定正朔，变更服色，改变徽号，礼制文饰、器械、衣服也各有区别和变化，看起来礼似乎并不相沿袭，那么究竟沿袭了什么呢？回答说：相互沿袭却不在于所沿袭的具体形式，这正是它们所以相沿袭的地方。人们都知道相同形式的相沿袭是沿袭，却不知道不相同形式的相沿袭也是沿袭。不相沿袭之中的相沿袭，才是最大的沿袭。四时运行，春季属木，气候温和；夏季属火，气候炎热；秋季属金，气候凉爽；冬季属水，气候寒冷。四时各不相同，但它们所以相互承接，不正在于生育万物、成就一年功业吗？从前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而禹却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正是禹承继尧舜之处。孔子推重管仲的功劳，而孟子却轻视管仲，这正是孟子承继孔子之处。这样看来，三王对于礼，难道不也是“不相袭中的相袭”吗？为什么呢？礼有根本，也有文饰。根本是天地的常道，不可以不相沿袭；文饰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却不可以要求一定相沿袭。譬如弹琴，今天琴柱这样排列声音才调和，明天琴柱换成那样声音才调和。所沿袭的是琴声，所不沿袭的是琴柱。声音既然相同，琴柱就不必固定不变。因此，四琏、六瑚、八簋这些宗庙礼器，形式虽不相沿袭，却沿袭了尊敬祖先、敬奉宗庙的心意；夏代序、商代瞽宗、周代泮宫等学校礼制，形式虽不相沿袭，却沿袭了养老敬民的典制；冠礼有毋追、章甫、委貌等冠，服饰有山、火、龙等纹章，车制有钩车、大路、乘路，旗帜有绥旗、大白、大赤。名称和器物固然不相沿袭，但用来使人的瞻视受到尊重、等级威仪分明的意义，却是相沿袭的。至于朝见、婚礼、冠礼、丧葬等礼仪，仪式、文饰、尺度数量，有的减损、有的增加，有的隆重、有的简略，全都不相沿袭；然而亲近诸侯、成就婚姻男女、哀悼死亡的心意，却从来没有不相沿袭。圣人难道不希望制度、文饰和行为全部统一，只沿袭古代吗？只是法令一经确立便会产生弊端，时代不同、形势有异，有些制度适合古代却不适合今天，不得不稍作变革，以顺应天地秩序本来的安排。这就是不相沿袭，正是为了深深相沿袭。孔子说：“殷朝承袭夏礼，周朝承袭殷礼。”如果不相沿袭，又怎么能说是承袭呢？国子监贡士 请问，设置国学，是为了维系世俗教化、造就人才，而不只是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吗？自古以来，建立学校的制度、施行教育的方法、取得人才的成效，彼此各有不同，那么在这里学习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些。请允许我把自己的疑问，向诸位请教。孟子论学校，说这是三代共同遵循的制度，并没有不同的名称。然而《礼》中有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成均、璧雍等不同称呼，这与孟氏所说为何不相合？孔门传授大学之道，不过是三纲八目，似乎应当没有其他道理了。然而《礼》中又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四术、四教等名目，这与《大学》为何不同？教师本来是同一种职务，却有大司乐、乐正、师氏、保氏、司成、司业等官职，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士人本来也是同一种身份，却有称为选、俊、造、进的区别，这些名称取自什么？周代的五学、汉代的三雍、唐代的七学、宋代的四学，它们数目不同，也各自有说法吗？如今太学的六堂，是否也有与古代相同的地方？古代士人把德行和学业放在首位，如今却不修习学业，只计算考核、选拔和历法上的月日，难道这就是所谓珍惜光阴吗？古代学习以通晓经书为要务，如今却不讲求经术，众人争论短长、差等和甘苦，难道这就是所谓争夺锦标吗？欺骗荒诞之风彼此沿袭，常常称病来逃避坐堂听讲；奔走竞争成为风气，有人依附权势以求迅速升迁；害怕约束而喜欢放纵，逃避勤劳而追求安逸。像这样的人，可以指望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吗？如今想要改变士人的心态，革新士人的习气，使做教师的各自尽到职责，不做倚着坐席混日子的博士；使做士人的各自修习学业，不做在城阙中自我矜夸、争先于学问而不计资格的人；使人们共同崇尚道德，把奔走竞争看作可耻，不辜负《菁莪》所象征的教化，最终造就《棫朴》所赞美的人才，这些目标应当从哪里着手、用什么办法实现呢？国初实行的积分法，可以重新实行吗？湖学关于经义、治事的教学课程，以及子吏师尊贤的议论，也可以采用吗？还是另有其他办法呢？前代太学的诸生，有举起旗幡营救鲍司隶的，有倡导义举而不受朱泚玷污的，有以死抗争宰相任用或罢免的，有全堂罢课来议论宰相起复的，这些人的高下也有差别吗？诸位都是四海英才，由贡举而来，难道肯自居于这些人之下吗？希望诸位把胸中的奇见尽情说出，我将收敛衣襟，拜服于诸位的高论。又问：上天生养这些百姓，为他们树立管理者，并把三件大事托付给管理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使百姓众多、富裕并受到教化。然而，施行这些事情的大略，可以让我听听吗？考察《周官》，其中使百姓增多的办法，有用九两来联系民众，以及用保息来养民、用本俗来安民。使百姓富裕的办法，有以九职分配职责，以及土防、土宜、土均等法，还有颁行荒政职事。至于教化百姓的办法，又有以八统驾驭民众、施行十二教，以及三物、八刑、五礼、六乐之类，种类繁多。关于这些制度的详细内容，可以全部陈述给我听吗？孔门弟子谈论志向时，有人说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有人说三年可以使百姓懂得道理；他们固然从圣人的教诲中有所领会，那么施行这些教化时首先应当做什么呢？汉唐诸臣治理政事，有的使户口成倍增加、家家富足，有的使教化大行、路不拾遗；他们未必能够完全施行《周官》的政事，那么他们取得这种成效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制定田地和里居的制度，减轻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裕。如今赋税并不是不轻，可是公家和百姓都贫乏，饥荒接连不断，漂浮的饿殍遍布道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说，建立学校、彰明礼义，就可以教化百姓。如今学校并不是没有建立，可是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欺骗诈伪彼此凌辱，盗寇抢掠不止，这个罪过应当归咎于谁？诸位学生在璧水收藏修习，学习孔子的教诲，阐明先王的道理，已经有些年头了。将来出仕而施展所学，都将担任管理百姓的职务，负有使百姓众多、富裕、受教化三件大事的责任。如今想使呻吟转变为歌唱，使盗贼转变为君子，在这里比肩周成王时代的盛况，超过汉唐的治理，也有相应的办法吗？请你们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研究施政设置的方法，以等待将来施行。读《西汉书·高祖纪》

译汉高帝平定天下以后，在洛阳南宫设宴，与群臣谈论刘邦和项羽成败得失的原因，说：“我能够任用三位杰出人才，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所以被我擒获。”群臣都佩服他的话。即使扬子云也有“汉屈群策，楚憞群策”的说法，后世没有不认为这话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所谓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高祖取得天下，是因为仁；项羽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难道只是任用人才与不任用人才的区别吗？项羽凶悍残暴、狡猾狠毒，所到之处无不夷平毁灭；坑杀秦军，屠戮咸阳，杀死子婴，焚烧宫室，掠夺货财妇女，又放逐并杀害义帝，是大逆不道、天下共同的贼寇。像他这样行事，即使有一百个范增为他谋划，他能够拥有天下吗？高帝却以宽厚仁慈和宏大的气度，为天下除掉残暴的贼寇；他入关时秋毫无犯，与百姓约定法令三章，又举军穿着缟素为义帝发丧。这些事情都差不多合于三王的举动。他之所以取得天下，根本就在这里。至于识别人材并善于任用，即使足以成为取得天下的资助，也不过是高帝的余事罢了。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 孟子又说：“不仁而取得天下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这句话，实际上正是辨析刘邦、项羽兴亡的论断，也是古今确切的评论。高帝具有这种仁德，足以取得天下，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也如同齐宣王有爱护牛的仁心而自己不知道一样。假如当时孟子做他的辅佐，一定能够扩充他的仁德，使他完全继承周代的治理，不只是成为杂有霸道的君主。可惜高帝的臣子，萧何、曹参起于刀笔吏，张良、陈平任用的是智谋权术，陆贾、叔孙通又都是浅陋的儒生鄙士，不足以同他们谈论这件事。读《西汉书·王章传》执掌史笔的人，应当依据是非来评论，不应当依据成败来评论。若以成败评论人物，天下就没有完人了。汉成帝时，大将军王凤是成帝的舅父，专擅权力、主持政事。京兆尹王章说王凤欺罔皇帝、不忠诚，不可以任用，应当另行选用忠臣贤者。成帝喜欢他的话却不能采用，于是王章被王凤陷害而死。班孟坚讥讽王章不能权衡轻重，那么那些因循沉默、尸位素餐、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的臣子，难道反而是能够权衡轻重的人吗？当时五侯骄横僭越，共同施行威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大臣们奴颜婢膝，如张禹、孔光；小臣们谄媚逢迎，如杜钦、谷永。朋党相互勾结，天下的形势渐渐落入王氏手中。朝廷群臣除宗室刘向之外，没有一人为汉室忠心谋划。何况王章由谏大夫升任司隶校尉，又升任京兆尹，身居重任、享有厚禄，本来就不是职位低微而言论高亢的人。成帝召见他，屡屡屏退左右近臣，醒悟地说：“不是京兆尹直言，朕就听不到关于国家社稷的谋划。”这样看来，王章与成帝也不是交情浅薄却言论过于深切的人。像这样的言论，似乎并不过分。为君主尽忠而不幸被杀，也只是命运罢了。但是，为什么要责怪他不能权衡轻重呢？班孟坚如果痛惜他的死，只说一句“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就可以了。既然已经献身侍奉他人，尽忠就是臣子的职责。如今一定要说王章不能权衡轻重，难道不是在排斥为守死节而死的忠直之士吗？假如成帝能够采用王章的话，抑制外戚干预政事，寻求忠臣贤者来辅佐自己，那么汉室最终就不会有新都之祸。撰写汉史的人必定会赞美王章的功劳，称许他的话恰当，哪里还会有不能权衡轻重的讥评呢？唉！像这样依据成败评论人物，古人所谓的良史，果真是这样吗？读《东汉书》汉光武帝凭赤伏符登上帝位，由此深信并宣扬符命之说，实在太受迷惑了。作史的人，应当用正当的论说来裁断这件事，或许可以打破后世万代的疑惑。可是范蔚宗所作《史汉》，历数光武出生时的神异，以及舂陵的祥瑞之气、舍南的火光等事，累积数百字，说他接受天命是因为有符命，否则就无法乘龙御天。唉，这不是近于谈论怪异吗？人事是切近的，天道是深远的；舍弃人事而谈符命，不是懂得道理的人。从前舜、禹接受天命，是因为朝觐、讼狱、讴歌的归向；汤、武接受天命，是因为百姓等待后来者，苏醒八百诸侯，诸侯不约而会，这大概只是根据人心来判断罢了，哪里有所谓符命呢？王氏暴虐，百姓思念汉室已经很久了。光武凭借仁厚的资质，实现英雄的志向；他行司□时，就举用旧有典章，使有见识的人归心；镇守河北时，就革除苛政，使官吏百姓欢喜。又能够采纳邓禹的谋略，延揽群雄，建立高祖的功业，拯救万民的性命。像他这样行事，他的兴起本来就会迅速，即使没有符命，也必定能够乘龙御天。如今却不谈这些，而把一切一件件归结于符命，这是使天下后世都废弃人道上应当做的事，反而侥幸希求不可知的天道，这可以吗？

译读《蜀汉志》汉昭烈帝将要去世时，对孔明说：“你的才能超过曹丕十倍，一定能够最终完成平定天下的大业。如果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可以辅佐，你就自行取而代之。”唉，昭烈帝在这里说错话了。我读陈寿的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深深替孔明感到恐惧。昭烈帝说出这样的话，是怀疑孔明，是用曹操、司马懿对待孔明的心态来对待他。我没有想到，像鱼水一般的君臣关系，竟然还要用智术相互防范，竟会有这样的事。正在托付孤儿、寄托国命之际，却把嫌疑放在其中，这哪里谈得上托孤呢？假如昭烈帝去世以后，敌国乘机而入，施行伊尹放逐太甲的谋划，利用田单、陈平那样的离间手段；奸臣借此制造管叔、蔡叔散布流言那样的变乱，编造夏竦、伊、霍的书信，那么即使有周成王那样的贤明，周公也不免被迫居住在东方；即使有宋仁宗那样的明断，范仲淹、富弼最终也会被罢免宰相。难道刘禅昏庸，还能任用贤能而不生二心吗？一句话的过失，它的祸患将会多得无法说尽。孔明处在这种嫌疑逼迫的形势下，想保全自身尚且不可得，何况想保全功名到最后呢？那么，谗言离间没有发生，汉室国运没有灭亡，大概也只是幸运罢了。这就是我痛恨昭烈帝说错话，并深深替孔明感到恐惧的原因。虽然如此，昭烈帝固然说错了话，却更加足以显出孔明的贤能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假如不是忠诚贯通日月、信义取信于天下，真正具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可以上对神明而无愧，那么谁能免除后主的怀疑呢？读苏东坡题柳公权联句 从前梁惠王把鸿雁、麋鹿当作快乐，孟子说：“文王与百姓共同享乐。”齐宣王有在雪宫游乐的快乐，孟子就说：“百姓得不到这种快乐，就会非难他们的君主。”古代君子引导君主走正道，本来就是这样。唐代末期，宦官掌握国家权柄，藩镇玩弄兵权，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无法承受，已经到了极点。唐文宗君臣本应焦虑忧劳，共同竭力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却漠然置之，毫不在意，反而从容地联句作诗，喜爱夏日漫长，享受薰风的清凉。唉！这夏日、这薰风，只是文宗君臣自己享受罢了，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夫、守卫边城的士卒，难道能够共同享受吗？文宗生长在深宫，不知道农事的艰难，还不值得过分责备。至于柳公权，既不能用孟子的话规劝他的君主，又迎合君主的心意，吟咏诗句来赞美这种享乐，就难以免除逢迎取悦的罪过了。君臣上下像这样都无意于百姓，唐王朝之所以不能振兴，原因就在这里。即便如此，唐朝已经不值得再说了。正当宋朝强盛时，内苑赏花钓鱼的宴会中，君臣整日饮酒作诗，称颂太平，也没有谈及田里百姓的休戚，最终导致熙宁、元丰年间聚敛残害百姓的祸患，宋朝国运也因此逐渐衰微。难道只有唐代的柳公权应当获罪吗？苏东坡之所以为柳公权的诗作题跋，大概也是对当时有所感触吧。正是因为他对当时有所感触啊。读《欧集》唐代李翱《幽怀赋》说：“众人喧嚣混杂地居处，都感叹年老而嗟叹地位卑微。看我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却担忧实行正道仍然不对。”欧阳公读到这篇文章，遗憾不能生在李翱的时代，与李翱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又认为当时在位的君子，都不肯改变自己感叹年老、嗟叹卑微的心态，却忧虑李翱所忧虑的事情。欧阳公的心，也就是李翱的心吗？只是不了解后来读欧阳公文章的人，是否也会把挽救时弊、实行正道看作贤能，并忧虑欧阳公所忧虑的事情。唉！事情有与自身利害无关却令人伤怀的，人有身处不同时代却志趣相合的，难道只有欧阳公对于李翱如此吗？我也有所感触。读《苏集》我起初读东坡的制科策，以及他参加进士考试时所写的各篇策论，看见他有改变和整顿百事的志向，也有贾太傅在汉廷流泪进谏的风格；虽然纵横家的气习还没有完全消除，但他与临川王安石的不同已经很少。等到我读到他上给神宗的万言书、时政书，以及代替张方平所写的劝谏不要用兵等书信，才看见其中忧虑深远、思考长远、忠厚恳切的情怀，想让天下休养生息的意思，充分流露在言语之外。这样以后，才看出苏公的学问、见识和议论，已经不再是少年时代可比的了。难道他是因王安石的过失而受到警戒，因而改变了自己吗？还是经历世故更加成熟，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呢？所谓经历一件事就增长一分智慧，苏公大概确实有这种收获。有天下国家的人，轻易抛弃老成之人，仓促让没有经历世事的少年担当大事，难道不败坏国事才怪吗？读《荆公集》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可以不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假如王公的文章没有流传于世，那么我就不必评论王公的为人；假如王公的学问没有在当时施用，那么我也无法考察王公的为人。谁能想到，他的文章和节操高出一世，可以与欧阳修、曾巩、三苏并驾齐驱、争相领先，而他的心术和行事却反而与吕惠卿、蔡京、章惇为伍？这真是可惜啊！真是可惜啊！题《陶渊明集》古今评论陶渊明的人很多，大多说他文章不凡、辞采精美突出、冲淡深厚纯粹、悠然自得，这些说法都还不能算真正了解陶渊明。唯独朱子称赞他不臣服于两个姓氏的君主，对天命、民彝以及君臣父子的道义有所体会。吴草庐称他写作《饮酒》《咏荆轲》等作品，大概也是想做汉相孔明那样的事业。魏鹤山则说：“他有谢康乐的忠诚而勇于退隐超过谢康乐，有阮嗣宗的旷达却不至于放纵，有元次山的旷漫却不留下放浪的痕迹。”看这三句话，足以看出他的为人；至于节操气概的高尚、文章的精妙，本来就不必再说了。唉！像陶渊明这样的人，难道只是诗人和隐士吗？我没有想到两晋人物中竟有这样的人。题《陆宣公奏议》唐代的贤相，善于谋划和决断，崇尚通达和法治，崇尚直率和文辞，功业显著，并不是没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他们都出于才质的优良，却未曾以学问为根基，大概免不了朱子所谓“乡村宰相”的讥评。只有魏郑公，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进谏论事时常常用仁义来劝勉他，颇为懂得学问。可是，魏征参与李建成之事，君子仍以此为憾。至于我所敬佩的，只有陆宣公啊！他所写的谏诤奏论有数百篇，明白灿烂如同丹青；即使处在纷乱动荡之中，劝说他的君主，也从未使用权术。如今看《奏议》一书，像反省罪过、改正错误的言论，任用人才、听取意见的方法，以及防备边疆、驾驭将领、财政费用、赋税法令等，细微之处全都论述到了。他的学问纯粹，大概三百年间只有这一人而已。唐德宗仅仅能够听取他的一两分意见，尚且能够削平朱泚、恢复旧有疆土；假使完全实行他的学问，贞观之治还值得一提吗？唉！有辅佐君王之才的大臣，君主却知道他而不任用，任用了又不能始终信任他，这对于陆公本人固然没有什么损益，但唐朝的天下却实在可悲了。

译跋《范仲淹答赵元昊书》宋宝元年间，赵元昊在西方违抗朝命，范公当时负责经营边防事务，于是把这封信送给他。赵元昊回信，言辞多有不恭敬，范公便当着使者的面把他的回信烧掉。当时朝廷议论认为，范仲淹不应当擅自通书，也不应当擅自焚烧回信，于是因此获罪。唉，范公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未必能够成功，而且还会招来毁谤吗？只是他的心急于救济百姓的祸患，合于天地的仁心，至于自身的利害已经无暇顾及了。从前汉文帝亲自屈尊放下万乘之尊的身份，赐书给尉佗，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美谈，没有人非难他。难道范公作为边臣这样做，偏偏就不可以吗？古代大夫出使境外，凡是有利于国家、安定百姓的事情，都可以专断办理。何况范公这封信深刻通达事情的实情，彻底分析利害，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大，既不损害中原国家的体面，又足以挫败外族的谋划，怎么能轻视它呢？后来宋人终究没有办法彻底制服赵元昊，只能招致他接受诏谕、投降罢了，更加可以看出这封信不可缺少。至于曩霄前来投降，最终发生在范公重新起用之日，难道不是这封信早已使他内心屈服了吗？评论者只因为一次举动没有成功，便诋毁它的失误，这可以吗？说 自述字说 成年后取字，是周代的制度。字一定要有解释，用来表明取字的命意，同时也借字的意义来表示教诲。从前有人给哥哥的儿子取名叫默、沉，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浑、深，并写文章告诫他们；有人给两个儿子取名叫轼、辙，并为他们写说解，都有这个意思。懋年少时，家父又将用成人之道来要求他，于是援引古代冠礼来教育懋。斋戒住宿，选择吉日，占筮确定日期，在祠堂告祭；以乡里的先生长者为宾客，设置盥洗巾帨的器具，搭设帟幕作为礼仪场所，冠服全部陈列，族人亲友都来聚集。主人、宾客、摈者、赞者相互作揖谦让，登堂下阶；从始加到再加，再到三加，完全考察礼制后举行。醮礼结束，宾客于是给懋取字为德，并用祝词进一步勉励他说：“吉祥的月份，美好的时辰，冠礼已经完成；明白地宣布你的字，以此敬重你的名。农人勤勉于耕作，禾稼才能茂盛；工人勤勉于制造器物，器物才会精良；士人如果不勤勉，就辱没了生养他的父母。他应当勤勉什么？就是敬重德。这个德是什么？是上天赋予人的光明命令，人依靠它而生，这就叫德性。各种道理都具备其中，万事都能由此应对。君臣之间的义，父子之间的仁，叫作礼，叫作智；夫妇关系、主宾关系，诚信以及朋友关系，五种人伦，这就是德的大端。德很容易丧失，却很难保存。懋所应下的功夫，学习要先从穷究事物道理开始，以诚敬作为入门，在实际践履上下功夫。一举一动、一静一默、一言一语，善事一定努力去做，恶事一定努力去除；不厌烦，不懈怠，勤勉不止、循序渐进，内外都加以修养，这样德才会尊贵。考察古代成汤，是商代的圣明君主，他努力敬重自己的德性，每天更新，又不断更新。周代有毕公，是元老大臣，也说要勤勉修德，即使细小的事情也能勤劳不懈。告诫你这个年轻人，你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希望充实你的德性，以期达到圣贤境界；给你取字德懋，是有深意存于其中的。想到名字就要思考它的意义，不懈怠并且更加警惕；堆积一筐筐土可以成为高山，不能使山顶有所亏缺；井挖到九仞，贵在能够挖到泉水。你要听从我的话，日夜勤勉，不使这个名字蒙羞，务求使德性完整。”懋拜了两拜，说：“懋虽然不聪敏，敢不早晚恭敬奉行吗？”退下后便记录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字说。陈麟允仁字说 同年陈孟申有个儿子叫麟，已经十九岁了，准备在今年八月八日给他举行加冠、戴首服的礼仪。孟申事先请我给他取字，并请求我写一篇说解来作为教诲。我说：“成年后取字，是宾礼。莆中的文献美盛，所以多有博学的大师和大儒。您家举行冠礼，一定会有为他取字的人。我这些浅薄的话，哪里值得劳烦您来命我呢？”孟申说：“我长期在外任官求学，有了儿子却不能亲自教导；占筮宾客、占筮日期的礼仪，又不能亲自参加。所以希望得到一番话，代替我在庭前的教诲，使他能够顾念名字、思考意义，终身牢记在心。您若以自己不够资格担任宾客为由推辞，就是不愿意教导他。”我在道义上不能推辞，于是给他取字允仁，并为他解释说：“麒麟是四灵之一，不是家中所能豢养的，也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国风》《春秋》以及传记、百家之书，没有不记载它、把它视为旷世奇瑞的。人们看重它，并不只是因为它有麕鹿的身体、牛的尾巴、马的蹄子，形状特别，也因为它是兽中最仁慈的：不吃活着的动物，不踩踏活着的草。它先抬起脚趾再落下，落定之后才举起角，一身没有不仁慈的地方。因此人们都认为它是祥瑞。不然的话，它也不过是牛、羊、狗、马、虎、豹、麋、鹿之类罢了。那还算什么麒麟？还算什么麒麟？” 兽类尚且能够仁慈，何况具有灵性而成为人的人呢？人之所以能够父子亲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守信，视听言语、饮食休息都有礼法，举止行动都有威仪法则，能够经纬天地、曲成万物，超然与万物不同，正是因为他的本性是仁。人的本性本来是仁的，如果自己不能实践仁，就连禽兽也不如。因此圣人安处于仁，贤人以仁为利，学习的人追求仁。像冉雍的敬与恕、曾子的弘毅、颜子的克己复礼，都是求仁的方法。麟如果能够立志于仁，开始以贤人为希望，最终以圣人为希望，真正认识仁并切实履行，使仁德贯通全身而永不止息，也就可以称为仁德的麒麟了。《诗经》说：“文王的公子们仁厚有德，啊，麒麟啊！”我私下对此寄予希望。孟申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给他取名的意思。”于是写下了这篇文字。金仁甫字说

译壬辰年春天，正月十五日，大理少卿金公遵循古代典礼，在庭院中请宾客、赞者为他的儿子麟寿举行冠礼，命我给他取字。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给他取字仁甫，并为此解释说：“麒麟是四灵之一，不踩踏活着的草，不吃活着的动物，是兽类中最仁慈的。麟不可以用寿来命名，而取名为寿，是借此说明他的仁。天地的仁德，使万物生生不息，绵延长久而没有边际；这种长寿，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人得到天地的仁德而生，所以仁是人的生机。生机持续存在，没有一点间断，就像树木在春天自然生长，只有畅达而没有夭折阻塞，只有繁茂而没有枯萎衰败，怎么会有不能长寿的呢？只是有时被自我私欲所遮蔽，生机因此受到束缚而消亡，生生之意于是变得空疏，才会有不能长寿的人。尧、舜凭仁德统治天下，禹、汤、文、武凭仁德称王天下，皋陶、后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凭仁德辅佐天下；他们的寿命都超过一百岁，百姓也都没有夭折、早死、疫病之患，全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所谓仁者长寿，确实有事实可以证明。如今你举行冠礼，将要承担成人的道理，而成人之道，难道能在仁之外吗？假如能够立志于仁并从事于仁，实行颜子的克己复礼，曾子的弘毅，冉雍的敬与恕，使内心所存和外在所为，没有一念一事不出于仁，即使在仓促急迫、颠沛流离之际也不违背仁，那么仁道就在自己身上。小则使自身长寿，大则使天下国家长寿，一切都不超出这个道理。本来不必等到不踩活草、不吃活物之后才算麒麟，又何必借助炼形服气之后才算长寿呢？金公给儿子命名并对他寄予希望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唉！希望麟寿也能顾念名字、思考意义，努力使自身实践仁德啊！” 《背庵续说》湖南宪副陈公时安的长兄时泰，自号背庵，大概是取《易经》爻辞“艮其背”的意思而这样命名的。陈公为此写了一篇说，历数他一生在家中孝顺友爱、在乡里有信义声望，认为他能够知道止步的地方并在那里止步；他做官时担任下级官职，以对上俯仰、诡诈顺从为耻，极力辞官归来，也符合适时止步的意义。文章写了数百字而结束，意在希望他更加敦厚地守住应止之处，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陈公有一天到山中来访，拿出这篇文章给我看，又嘱托我扩充它的说法。我想，“艮背”的道理，时泰先生已经有所领会，却不以此自满，反而再次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斋；陈公的文章已经美好而周全，却仍不以为满足，还想扩大它的意义，他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看见《易》道无穷，不满足于小小的成就吗？只是我是什么人，哪里足以同他谈论这些？推辞不掉，于是冒昧说道：“《易经》取象于背，意义十分广博。周濂溪把背看作不被看见的地方，‘艮其背’就是止于不被看见的地方，于是静止而无所作为，所以说背是不显现，止是不作为，这大概就是太极图以静为主的意思。朱子把背看作应当止步的地方，‘艮其背’就是止于应当止步之处，于是止得其所，所以说背就是止，也是止步的地方；这又就是《大学》所说‘止于至善’的意义。”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却各有恰当之处：一种是从本心的体来谈，一种是从应对事物的用来谈。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从自身到家庭，再到国家和天下，大到人伦，小到事物，没有一样不具有无极的真实本体；因此也没有一样不各自有应当止步的地方，这些都可以称为“背”，哪里是一种行为、一种才能所能穷尽的呢？时泰先生还应当和他的兄弟、子侄，在家庭之中更加阐明这个道理，以主静为根本来确立其体，再穷究应当止步之处来尽其用；一定要使认识有确定的见解，操守有确定的力量，内在不被自身私欲所拘，外在不被他人所诱；该止时就止，依照这个道理止；该行动时就行动，依照这个道理行动，这才足以称为“艮其背”。如果把它推到极致，那么圣人以中正仁义确立根本，与《大学》所说“使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使万物都止于其所，又哪里会在这个道理之外呢？这是我有志于此却尚未做到的地方，愿意和陈公的兄弟们共同勉励。铭 书室铭 有一座高大的山冈，有一间幽静的书室。高度不过几仞，宽度只够容纳膝盖。里面收藏了什么呢？有《易》及《易象》、《书》、《诗》、《春秋》、《戴记》、《周官》、《礼仪》、诸子、百家、史志以及各种书籍，万轴牙签，森然排列在左右。书籍有编帙残缺、被蠹鱼蛀坏的，文字有古雅的蝌蚪篆体。一室之中，没有什么不具备。宋代的窗户早晨打开，孙氏的门户白天关闭。我坐在竹榻上，面对韩愈读书用的灯架。终年勤苦不懈，诵读、学习、讲解、阐明。可叹世上的人，志向在于科举功名，专以剽窃为能事，只记诵科举应试的括贴。对于道理茫然无知，只想求取富贵。也有人诵读书籍、写文章，以此作为资本，口中不停吟诵，手上不停翻阅，含英咀华，辞藻如琼琚。这两种学问，都是为了求取名利，世俗所荣耀，君子所鄙弃。只有那些明智的人，学习是为了自己，广泛学习文献而以礼约束自己，早晚都恭敬勤勉。他们所归依的是古代圣贤，科举和文章只是我的余事。我为自己的书室作铭，用来激励自己的志向。尊经阁铭 有一座高峻的楼阁，巍然矗立在儒学宫中，向上摩接奎宿，向下拱卫文峰。阁中有什么？有图籍，有龙书、龟文、虫篆、鸟迹；有外史所掌管的书，有广内所收藏的书；九流七略，全都收藏而没有遗漏。青翠的封套、朱红的函匣，牙签珍贵的卷轴，简册被蠹鱼蛀坏，书卷残破而夹杂芸香，竹简上留下汗青。阁中所藏虽是各种书籍，但没有比经书更尊贵的。圣人亲笔删定，成为万世的典范。《易象》《春秋》《诗》《书》《礼》《乐》，以及正大的训诫和法言，浩大而严正。时代久远，圣人已亡，但这篇文章和道统就在这里。怎样尊崇它呢？以古代圣人为老师。丹青色彩光辉灿烂，并不是楼阁本身的美；光明显著的人文，正如天经地纬。杰出的栋梁高耸峥嵘，并不是楼阁本身的高；浩荡的圣人之道，盘绕直达苍穹。楼阁用来收藏书籍，象征东方的壁宿；对于经书的尊崇，就看这篇铭文的刻写。传

译刘佥宪小传 山东佥宪刘公时斆，字用行，是成都内江人。他从小就有良好的资质，聪颖敏捷，喜爱学习，广泛通晓经史。天顺己卯年，凭某经考取乡荐第一名；甲申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湖广清吏司主事。他以清廉谨慎自守，审理案件详细勤勉，尚书陆公瑜十分器重他。曾经首先阅览十三司的章奏，历任本司员外郎，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刚开始巡行部属到达东莱时，前任政务松弛，监狱案件充斥，囚犯有数百人，有的案件四五年还没有判决。刘公断案如流水般迅速，不到两个月监狱便空了，人们都推许他的才能。当时山东各郡旱涝接连发生，百姓大多苦于饥饿，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刘公安然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写信给巡抚大臣，据理抗言，说：“安定百姓要以救济荒灾为急务，救济荒灾要以预防祸患为先。”于是借用官府粮仓的粮食，整顿并告诫各处做好准备，讲求救荒政事，没有一处不做到。不久蝗虫灾害接连发生，粮仓全都空虚，流民充满道路，奸盗偷偷发作，担心会有意外祸患。于是又写信给巡抚，请求上奏朝廷，得到拨赐官仓粮二十三万石、内帑银四万五千两、铜钱五百五十五万，分发给各州县，随所在之处赈济供应。他又广泛收购麦种发给百姓，使他们播种，作为继续获得食物的办法；并且张榜告谕军民，使各自安居本业，不要产生其他疑虑。于是百姓获得新生，山东东部也因此没有祸患。刘公器量见识明敏果断，操守端正严峻，不合义理的东西绝不苟且取得。对于属官中有才干能办事的人，他就奖赏；对于贪吏，却一点也不宽贷。他审理案件崇尚仁慈宽恕，平反了许多冤案。同僚中有人想以威严逼问囚犯，他就叹息说：“何必这样？只要平心静气地听取供词，实情就可以得到。”他的内心真诚地爱护百姓，勤勉地办理王事，不怕奔波劳苦，最终因忧劳成疾而死。他一生喜爱写诗，即使在道路上奔波、案牍堆积如山，也不停止吟咏，有《素庵稿》若干卷。他在任官期间，常常想到离家万里、长久违背双亲，不能回去奉养父母，于是写《思亲说》来表达志向，希望把侍奉亲人的心用来侍奉君主，并把爱亲之心推及万物。他有个儿子叫瑞，十二岁时才开始知道向往学习，他便用经术教导他，引导他学习圣贤之学。在任所修建了几间书舍，题名为“五清”，并亲自为它作记，说明所以称为“五清”的原因；又曾大字书写“涵养德性，希古圣贤”八字，交给刘瑞。最终使他的儿子通晓经书而考中进士，入翰林任检讨，以文章闻名海内。赞说：我看世上做官的人，往往只是羡慕富贵利达，得不到时便内心焦灼；即使遗弃双亲、背弃君主，也没有什么顾忌，哪里知道把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当作自己的使命呢？像刘公这样存有以侍奉亲人的心来侍奉君主，并把爱亲之心推及万物的人，他的器度远远超过同辈。能够树立这样的心并充分实践它，即使古代君子，又有什么可以超过他呢？只是上天不给他长寿，使他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作为，难道不是刘公的遗憾吗？我年轻时就听说过刘公的名声，却没有机会见他一面。近来检讨替他撰述年谱，又写信来，请我为他作传，于是只撮取大略写成这样。

译方母贞节传 方母姓章，是香溪人，已故封授监察御史思恩的孙女。她从小就有良好的资质，善良聪慧、贞洁安静，不随意说笑，却喜爱从事女红；凡是绩麻、纺织、纫线、剪裁、制作、缝纫，都极其精巧。父母疼爱她，为她选择合宜的归宿，把她许配给同乡方良规。方家也是名门，是唐代玄英处士方干的后代。章氏嫁去以后侍奉公婆，与妯娌相处和谐，能够勤勉地履行妇道，上下都称宜。不幸上天不给方良规长寿，良规染病早逝，当时章氏才二十七岁，遗孤廷仪还在襁褓之中。她早晚悲痛欲绝，仿佛不想活下去；蓬头垢面地侍奉灵前，勉力忍受悲哀和苦难来办理丧葬。不久，她的公公也相继去世，婆婆又已年老；丈夫的兄弟早已分割家产、各自居住，没有人顾念省视她们。章氏孤儿寡妇，靠什么生活呢？族人看她正值壮年，担心她不能守节，有人用言语动摇她，劝她改嫁。章氏毅然变色，反复诵说《柏舟》诗，发誓至死不改。即使接连遭遇丧事灾祸，家计空竭，寒灯孤帐，寂寞难以忍受，她却心如铁石，始终不变。她日夜辛勤劳作，只把奉养婆婆、教育儿子、振兴家业作为自己的职责。侍奉婆婆时，她在左右照料奉养，顺承脸色、依从心意，使婆婆得到欢心。她治理家务时，端正男女之间的区别，谨慎防范出入，内外管理严整，人人畏惧，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她督促童仆经营农业，带领女侍勤勉履行妇职；对外供应赋税徭役，对内供应宾客祭祀，衣食所需都量入为出，谨慎自持、节约用度。年年积累、月月积累，家产日渐充裕，财富比丈夫在世时增加了一倍。她教育儿子廷仪，崇尚俭朴，去除浮华奢靡，谨慎修养乡里的德行，不做追逐市场利益的人。她曾学习医术，施药救济他人；有人借了财物不能偿还，她也不责令偿还。乡里称她为善人、长者，都认为这是母亲教育的结果。因此，前任郡守刘公惟馨亲笔大书“贞节”二字来表彰她的家门，县令蒋侯又详细记录她的事迹，上报朝廷。赞说：圣人传授《易经》到《坤卦》，把地道同妻道、臣道并列而论，最后着重归结为大地代替上天完成养育万物的功劳。妻道、臣道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我对于臣道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姑且用妻道来阐明它：丈夫有了儿子，妻子代替他教育；有了家庭，妻子代替他治理。像文伯的母亲选择老师来教育儿子，使他成人；孟母三次搬迁来教育儿子，使他成为贤者；她们又都能亲自绩麻纺织来勤劳持家，无不是代替丈夫完成他的事业。这与大地代替上天完成养育万物的功劳，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乡里的妇女，往往丈夫死后不再改嫁，守着一个丈夫直到终身，这也可以说是贞节了；但其他善行在乡里却没有声名，仍不免有所遗憾。唯独听说廷仪的母亲，能够善于教育儿子，治家又能使丈夫家业富足，即使去世，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她大概深得《坤》道所说“代代相终”的意义，所以因廷仪的请求，写下她的事迹，来给后世做母亲的人看。墓志铭 束鹿知县三无黄先生墓志铭 黄先生，姓黄，名遯，字嘉，别号三无。先生是光州固始人，其先世由闽地侯官迁居莆田。唐代御史黄滔，是他的始祖。元代兴化医学教授黄大有、皇朝工部主事黄文圭、翰林检讨黄夀生，分别是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赠孺人陈氏，是他的母亲。他历任安福儒学训导、祁州知州和束鹿知县。因明经而荐举先生的，是安福教谕徐安祖；因学识和才干足以任县令而荐举他的，是刑部郎中邱重；因他治理束鹿的政绩而联名上奏朝廷的，是巡抚都御史陈泰和保定守傅霖。他博学多识，对于六经、诸子、史书以及百家之书，无不搜求研读。文章平实而有条理和意趣，有《三无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这就是先生的文章。母亲孺人曾患痰疾，他亲自侍奉汤药，从不懈怠。翰林检讨黄夀生在京师去世，他便匍匐奔行数千里，扶持灵柩归来。虽然贫穷，无法充分办理丧事，但凡送终所需之物，都一定谨守礼制，不敢苟且。此前，莆田人在外做官而死去的，子孙多因贫穷而焚烧尸体后归葬；自黄夀生按照礼制安葬以后，这种风俗才开始改变。奉祀祖先一定诚敬，不因年老或有病而稍有懈怠。修缮祖祠和祖坟中毁坏的部分，从不怕劳苦和费用。叔父的孙子以及妻子的内侄中，有孤苦贫穷、不能自立的，他都替他们娶妻，并厚厚地置办嫁妆，使他们能够成家立业；这些都是先生的品行。在安福任职时，他和诸生讲论经义，分析得细致入微，孜孜不倦，一定要使他们充分满足求知的愿望才停止。经他指点教导的人，大多考取高等，成为显贵官员；而他尤其因品行和义行得到士人称誉。离任后三十多年，人们谈论他的贤能，仿佛出自同一张口；这就是先生教人的成效。他曾主持四川和山西乡试，主管考试的人都不能徇私取士；这就是先生主持文衡的情况。束鹿是京畿的大县，有许多豪族贵人，倚仗势力干预政事，很难治理。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对百姓却宽厚；事情无论大小，都一概依据义理裁断，不因利益而惭愧退让，也不因势力而改变。那些人虽然在私利上不便，却没有不服从他的公正。百姓有诉讼而理曲的，他当面径直裁决，不交给属吏推诿。官府有征发，他一定亲自查阅户籍，核验各户丁口和财产，以此确定等级，使人无法施展奸诈。年岁曾遇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可吃，他便命令富家子弟捐粮一百石的补为吏员，得到粮食数千石，荒年才有了储备。县里原有牧马地，被豪强侵占的，他全部查核收回；这样一来，马匹的草料以及亏损之处便有了供给。北方有很多荒地，法令允许有力量的百姓开垦而不征税；有人卖地想要成交，便把本应征税的田地也冒充为所开垦的田地，一概按免税田立契。于是田产被卖掉，赋税却仍然存在，百姓更加困苦。先生查明其中缘故，命令卖田的人各自如实申报所占有的田地及其应纳税额，再把税额平均分摊给接受田地的人家。外寇发生变乱时，众人心中惊慌，不知该怎么办。有人想抛弃百姓和社稷，带着妻子儿女逃走，先生却独自毅然不肯，召集吏民，把祸福讲给他们听，为他们分派部署、制定约束；他们举竿作旗，削木作戈，发誓一定死战。当时京畿内的城邑多被贼寇焚烧劫掠，财物无所遗留，唯独束鹿实际上依靠这些措施得以保全。县里有城墙却已经崩坏，不能不修治，于是召集童子，分班轮流修筑，不妨碍农事。保定各卫的屯兵过去常常暴虐百姓的，都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外戚有人请求滹池旧地的田地，因而侵夺民田，先生一定极力争辩，将田地归还百姓，丝毫不加宽纵。桑树上出现了野蚕茧，父老告诉他说：“这是明府德政的祥瑞。”

译在此以前任县令的人，曾经把它献上去以求取宠幸，何不也献上去呢？先生笑着说：“我有什么德政可言？大概是上天用这个来养活我的百姓罢了。从前柳公绰做官时不奏报祥瑞，我怎么敢贪取上天的功劳，成为柳公绰的罪人呢？”最终没有献上去。当初县里的编户不足二千户，等到他离任时已经达到三千多户，这都是先生治理的结果。任期已满将要离任，却仍然得到继续任束鹿知县的命令，这是百姓挽留的结果。诏令增加他的俸秩为六品，并追赠、封赠他的父母和妻子，以表彰他的政绩。后来他在居所西边筑室，闭门谢绝政事，间或和乡里的老年朋友徜徉于诗酒之间，效法白居易在香山的聚会。郡守岳正为他在各坊立牌表彰，是表扬他的高龄德望。甲子年数为四百八十五，是先生享年之数。成化乙未十一月某日去世，这是他的卒年、月、日。第二年丁酉正月壬寅安葬，这是他的葬年、月、日。莆田城南罗汉峰的原野，是先生葬地。与他同里、太学生力乆的女儿、封孺人郑氏，比先生早一年去世，由我的朋友行人司副庄孔易为她写墓志，如今附葬于此，她是先生的妻子。已故云南道监察御史深仲渊、今任南京大理左寺副的潜仲昭，是先生的儿子。妻子是本县人林长熙的女儿。儿子有乾元，已先去世；干亨，成化乙未年进士。干刚、乾清、干正，都是先生的孙子。如金、如埙，是先生的曾孙。按次序叙述先生各种品行，并请求撰写墓志来安葬他的，就是仲昭。根据墓主人生平事状撰写铭文的，是仲昭的朋友章懋。铭文说：“为人师表而明达，做官吏则贤良。儒学的功效，为什么这样显著？才干极其宏大，品行端方，却局促于职位，施展还不够光大。栽培树木必先培土，这是上天的常理。自身未能实现，后代将会昌盛。莆田的原野，坟墓高大如堂。铭刻我的文辞，使它的光明显耀无穷。” 枫林谢君墓志铭 我的朋友枫林先生去世并安葬，已经二十年了。今年秋天，他的儿子、处州通判谢谘备具父亲的事状，写信来请求我撰写墓志。我和谢君同年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同任官职，而且志趣相同、道路一致，是最为知己的老朋友，这份情谊实在不能推辞。于是我按照次序考察并为他作铭。君名文祥，字元吉，姓谢，别号枫林。世代居住在衡州耒阳的罗渡。曾祖某、祖父某，都有乡里的善行。父亲必贤，以乡试举人身份中进士，历任洛、容、江都知县，最后任无为知州。母亲杨氏，曾梦见奇异之事，便在江都官舍生下君。君幼年便有奇异资质，孝友的天性和端方的操守，远远不同于普通孩子。无为知州去世于任所时，君才十四岁，悲伤憔悴得像成年人一样。长大后能够刻意求学，爱书如同爱甜食，白天诵读，夜晚思考，勤勉不懈。写文章也豪迈刚健，很有气势。文名日渐流传，湖南士人前来跟随他学习的很多。景泰癸酉年，他与哥哥文华一同在乡试中被荐举。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高等，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君得以遍读内府秘书，结交天下士人，更加磨炼自己，以补足尚未达到之处。他慨然有志于当世，不肯庸庸碌碌地辜负所学。两年后，提升授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他说：“这足以实现我的志向了。”他在朝廷上直言不讳，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多次上疏，触犯大臣，也丝毫不顾忌。一时间声望风采凛然，有蛟龙潜渊、虎豹在山的气势，当权者都侧目而视。没过几个月，便降职为南陵县丞。凡是可以有利于百姓的事，他都想逐项办理。但县有县令，郡有郡守，还有巡抚、巡按等诸大官插手，每每掣肘，使他不能彻底施行。曾遇荒年，百姓以饥饿相告，君向上级请示，却不等答复便打开粮仓赈济借贷，百姓都感激他。巡抚都御史海南邢公执掌法令，要以擅自发粮的罪名治君之罪。君说：“如果上报请求而等待答复，必须等到几个月以后，那时饿死的百姓就多了。”因此获罪，本来就是他甘愿承受的。最终也不能给他定罪。他在县中任职两年，自认为不能毁弃方正、随俗圆转，低头跟在人后，况且好比替人放牧牛羊，连草料都得不到，怎么能够一朝安居呢？于是以病请假，请求归还田里。当时年纪才三十八岁。他每天和乡里的老人徜徉于山水之间，弹琴赋诗，饮酒下棋为乐，不让一点世俗之事牵挂内心。教育几个儿子，只尊崇诗书礼义，不让他们趋逐利益。他说：“你们如果能够成材立业，大概就可以完成我的志愿了。”闲居九年，忽然有一天无病去世。那天是成化己亥年八月十八日。他生于宣德癸丑年，享年四十七岁。第二年庚子，安葬在本县义兴乡辰冈山。有遗文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君娶李氏，是前云南按察使玺的女儿，有贤德的品行。儿子六人：长子就是谘，次子讷，为乡试举人进士；诲、谔，都是县学弟子员；言、访，还在家塾读书。女儿二人：刘甫、资世英，是他的女婿。君相貌魁梧奇伟，志向锐利，气性刚强，勇于行善；侍奉父母能够尽孝，与人交往有始有终。他曾与我拍掌谈论，说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成，常以古人的奇特节操和伟大行为自许。所以他做官时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即使被斥退、废弃、困顿、穷苦，意气反而更加昂扬，从未显出忧愁悲戚、不能自持的样子。我也认为他的才器非同寻常，足以有所作为；上天使他困顿压抑，大概是将要坚定他的志向，磨炼他的才能，以扩大他的用途。谁知他的生命竟骤然止步于此呢？唉，悲痛啊！铭文说：英姿勃勃的谢君，是国家执掌正直之臣；才华蕴藏而未遇时机，一旦鸣声便遭斥退。“我的身体可以被斥退，我的节操却不改变。既然不能容身于朝廷仪仗之列，就来求取一点草料。倘若有人从中阻挠，我就要归去了。摇动船桨驶过洞庭湖，在湘水中洗濯冠缨。凭我的才华和志向，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没有职位，也没有足够的年寿，于是只能止步于此。为什么上天给我美玉般的才华，却又这样仓促地夺走生命？只能徒然怀抱珍奇的才华，把它幽闭在这深深的墓道中。本人未能实现志愿，只能把希望留给后代。于是作此铭诗，使它永远流传下去。” 兵部员外郎鹤山陆君墓志铭

译正德己卯年四月甲申，兵部员外郎陆君汝亨在任所去世，同僚朋友置办棺材为他入殓。他的妻子徐孺人带着幼子从京师送丧归来，几个孤子也赶来，在半路相遇，于是共同扶持灵柩，停殡在中堂。我前去哭吊，而安葬的墓地还没有确定。第二年，才在瑞山乡瑞山祖坟左边找到墓地，于十二月十四日修坟安葬。陆君的儿子近仁、亲仁身穿丧服来到我家门前，跪拜哭泣说：“先父年轻时曾跟随您游学，承蒙您的教诲很多。如今做官入朝，不幸死在任上，希望先生哀悯，赐下一篇文字，写在幽堂中，以慰藉先父于冥冥之中；这样即使死了，也犹如没有死去。”我说：“汝亨之死重于泰山，而且见素林公已经为他表墓，足以作为不朽的寄托。像我这样昏聩衰老、将死之人，文章也写不好，哪里足以增减轻重呢？”于是推辞自己不才，但近仁兄弟又坚决以母亲的命令请求，我终究不能再推辞。于是依据他的至交董道卿所写的生平状文来叙述。汝亨名震，姓陆，汝亨是字，别号鹤山。世代是兰谿纯孝乡人。曾祖子昭，祖父宗南，都没有出仕。父亲敬夫，赠文林郎、泰和县知县。母亲陈氏，赠孺人。汝亨从小聪颖敏捷，出类拔萃，十五岁时奉父亲之命进入县学，和同乡黄梦弼一同求学，都有远大志向，不屑于学习世俗的习气。他和县中的名士姜仁夫、姜实夫等交往论学，有时还进入山中，大力安排读书。后来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考中，于是和梦弼来跟随我游学。我向他们讲授古人“为自己求学”的学问，以及先贤所说“截断为人之学”的话，告诉他们必须讲明学问、克制私欲，知与行一同进步，然后才可以有所收获。于是他们致力于穷究义理、修养自身，勤奋不懈。弘治己酉年，他终于和梦弼一同以《易经》科目考中乡试，参加礼部会试。梦弼先考中，汝亨没有遇到机会，却怡然回乡，在白鹤山中筑室居住，每天阅读各种经史传记，都制定课程，讲求研习思索，一定要有所收获。他慨然有志于天下，对古今事变和经世济民的大略全都加以研究，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做的。一天，他整理行装将要前往礼部，忽然母亲生病，便停止不行。每天侍奉汤药，衣带不解，夜里焚香向天祈祷，请求代母受病。母亲去世后，他悲伤过度而消瘦憔悴，入殓、停殡、安葬和祭祀一概依照礼制，不做佛事。后来又遭父丧，礼制也和以前一样。服丧完毕后，他因为俸禄还来不及奉养父母，想断绝做官求仕的念头。有人说父亲有遗命，不能违背，于是他按照惯例北上，恰好我也奉命到南京国子监代理职务，汝亨又来跟随我完成学业、讲习学问。他的学问磨炼得精纯深厚，终于在戊辰年考中进士，被派往云南晓谕各少数民族，办完事情回来后，铨选部门授任他为江西泰和知县。他一到任就访求民情、吏治弊端、赋役轻重以及风俗善恶，全面更新政务；有牵涉上司而对百姓不利的事，便到巡守和府衙禀报商议，改正变更；有涉及疑难或重大案件的，必亲自到现场，广泛询问众人，一定查得实情才停止。当时逆瑾专权，以拖欠盐税诬陷百姓，县中船户应赔偿的银两数以万计，牵连数百人；各县都急迫地向百姓征收，汝亨极力辩白，全部释放了他们。镇守的宦官每年索取贡纳的细绢，他也替百姓申诉免除，得到减免其数，百姓赖此得以苏息。当地学校长期废弛，他修饰文庙，更新祭器，增筑校舍，使士人都在其中学习；又刊刻颁示宋代诸儒的讲义，让他们诵习。每次和诸生论学，必定把忠孝礼义放在首位；又重建忠义、忠节等祠，以此教化激励他们。社稷二坛、谯楼二亭，也都重新修建；又拆毁淫祠和新建寺院，以纠正鄙陋风俗。举行乡饮礼时，宾客和介宾一定推选年齿、德望最高的人，不滥行延请；举行养老礼时，选择年高而有德、敦厚笃实的人，按年齿给予米、肉、絮、帛，不泛泛施与。和乡里的退职官员交往，一定增加礼貌，却不接受私下请见。监狱中有许多久押的囚犯，他都限期办结，不使他们久禁。当地风俗喜欢健讼，他每天勤于审理，公堂上没有积留的诉讼。府里差役下县，凌辱官吏、索取财物、危害百姓，他便向府衙申诉；凡是推征、追捕之事，都根据事情的缓急规定期限，使各项工作先后完成，不必派人催办，差役扰民的现象便停止了。里甲差役除正常差役外，另有小日，他便替他们裁减节省，费用十成减去九成。县里原有折征粮税，往往都陷累粮里赔补；于是召集人来首告，并从册籍中搜出诡寄、洒派、埋没、撇漏等米粮，清理出一万五千多石，而税粮没有亏损。过去编派民壮既不公平又不能使用，便按五十石粮编定一名，每人出银若干，由官府雇募一名壮勇，常年服役。每年运送淮粮，原来拨往吴城等处交兑，费用很重；他申报淮赣军，让他们在县中交兑。这样军民双方都便利了。他修理县仓，又在县城左边新建一座仓廒，筹措积蓄以及赎罪所得的米谷，用来防备饥荒。巡视耕作，深入乡村，便劝勉督促农桑，询问百姓疾苦；病人给药，死者给棺，表彰劝勉善良的人，禁治强横作恶者，无非希望他们能够在田里安居。当时地方盗贼兴起，他便建立保伍制度，使百姓依居住的村落彼此联结，多的五十家，少的二三十家，推举有才能、有力量、为众人所信服的人为约长；把青壮年编成什伍，各自准备器械，分班夜间巡逻警戒，彼此守望相助，于是境内得以安宁。不久，江西各处盗贼兴起，聚集于山洞，攻打城池，抢掠府库，甚至官员也被抓走。当时汝亨刚从北方朝见回来，商议想要筑城；他先体恤百姓，重重减轻科派，加意抚恤贫民，训练民兵，仿照武侯八阵图的方法演习武艺，每月朔日、望日亲自到教场，校阅射技，士气竞相奋发，贼众远远观望，不敢进入境内。于是筹划筑城，里面修砖城，周长七里有余；外面筑土城十里，以弥补内城不足。所用砖石、工料和各项费用，都设法筹取，百姓不知道劳苦，仅用两个月便完成了。

译当权者赞赏他的才能，各郡县的城防都委托汝亨筹划。后来又要调取狼兵，巡抚、巡按催促他回去商议接应。汝亨认为狼兵经过的地方，掳掠比盗贼还厉害，于是请求总制下令：军船不许停泊岸边；一船停岸，就惩罚船户；十船编为一帮，按次序靠岸领取供应，不许混乱。由此人人都肃然遵守。兵事之后，他又被军门征用；永丰、新淦等县以及黄柏等峒，都由他督守，擒获贼首某等，因功受赏。又委托他督操袁州、临江、吉安三府的兵卒和快手，以防后患；各位长官每有表彰荐举，必定把他列为第一。不久任期满三年，他赴吏部考核，考绩最优，返回原任。没过多久，因急需风宪官而被召用，百姓流泪攀留，便相率为他建立生祠祭祀。他奉召赴京，但铨选部门拘泥于年资条例，最终没能进入都察院，于是授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奉敕追赠他的父亲，官职如同他的官职；母亲封为安人。兵部委派他管理文书数月，他每每和宦官发生冲突，辞去不做；改派督理漕运并督察武学，又派他巡行紫荆等关。他深深感叹武备疏略，想加以整顿，却因事务多方掣肘。又因议论彭中丞和胡宪使的事情，和当权者意见不合，已经有了归乡的打算。当时太皇太后去世，皇帝从北方巡狩之地奔回，仅仅几个月，又有出巡北方的事情。汝亨抗疏说应谨慎对待大礼，遵守大法，以此使治道隆盛；奏疏中阐明仁义，指责时弊，忧虑深切而感情真挚，义愤激烈而言辞直率，几乎获受重谴，幸赖大臣竭力营救才得以免罪。后来升任署理员外郎，属吏说应带着帕子去拜见印绶监，汝亨独自不去，于是称病想要归乡。长官每天派人催促他出来办公，吏员和郎曹轮番前来催逼，他不得已又出来办事，一直到了秋天。皇帝又北巡，这件事便再也无法进言，只好离开。他只是因为时事日益败坏，忧惧成病，多次想请求归乡、请求调往南方或请求外放，都没有获准。第二年，皇帝回来祭祀郊天，不久又有南巡的命令。汝亨和武选郎中黄伯固都想进言，便相互说：“古代天子巡狩，没有一件不是有事务的；一次游览、一次休息，如果能使百姓得到休养和帮助，本来就是好事。如今却巡游没有节制，流连忘返，使百姓纷纷造谣作恶，供给和费用也成为郡县的忧患。我们虽然官职不是言官，但舆马、侍卫等事务都属于我们的职守，如果任其违法，也应当进言，这不仍胜过工匠执掌技艺之事而进谏吗？” 何况听说宁王府长期蓄谋不轨，想要发动叛乱，朝廷内外没有人不知道。假如发生博浪沙那样的变故，后悔又来得及吗？于是二人各自陈述所见，合并为一篇奏疏，联名上呈。奏疏陈述了六件事：“尊崇圣学，疏通言路，端正名号，戒止游幸，斥退小人，建立储贰。”其中忠诚愤激，言辞切直，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上面触犯皇帝，下边得罪权贵。奏疏送入后，他们每天在宫阙之下等待治罪。此后，朝廷群臣因这件事伏在宫阙前进谏的有二百人。后来诏令认定汝亨和黄伯固等六人首先倡议此事，一同下锦衣卫狱；其余人都受杖刑，并共同戴着刑具跪在宫门前五天。汝亨六人又三次受审讯杖打，被定罪关押一个月，贬为平民；其余人分别降职调任。汝亨在狱中曾和伯固讲解《易经》九卦，阐明身处忧患的道理；同狱的人都安排后事，只有汝亨一言不发。出狱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说：“为什么要这样苦害自己？”汝亨说：“我所做的事，我不后悔。”从此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索取笔墨写信给几个儿子说：“我即使死了，你们也应当努力做到忠孝，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教诲。” 第二天，他和妻子徐孺人拱手告别说：“我和你要分别了。”说完眼睛便闭上了。当天只有徐孺人和幼子在身边。同乡、同年和同僚都来吊哭祭奠，共同料理他的丧事。过了十天，灵柩启程。汝亨生于天顺甲申年十一月七日，终于正德己卯年四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六岁。徐孺人是同乡名门之女，有妇德，善于治理家庭。儿子五人：近仁、亲仁、县学生友仁、求仁、体仁；女儿一人，嫁给南京刑部主事、同乡姜綗。孙子四人，孙女二人，事状所述就是这样。这些就是汝亨应当铭刻的事迹。铭文说：“上天降生才俊，国士之中自有奇才。直言不阿的汝亨，如同锥子脱离布囊，锋芒毕露；有学问，有见识，有谋略，有作为，志向卓绝，非凡人所能想见。出任地方长官，诚恳地爱护百姓；入朝任郎署官，念念不忘蓄养君德、爱护百姓。遗爱使百姓建立生祠，新的事业又承继君志，哪里还须抱怨？只是平生所建立的功业尚未听闻足够，便已垂名不朽。下臣得以考察其事，和他同游而深感惭愧，愿取义成仁。上天为何不保佑他？不让这些福泽施于自身，却用来昌盛他的后代。刻铭以昭示后世。少阳齐寿。”

译松坡府君圹志 先父姓章，起初名纠，后来改名蕃，字申甫，别号松坡，世代是兰谿纯孝乡循义里人。高祖父章观，祖母毛氏；曾祖父章禧，曾祖母刘氏；祖父章叔良，祖母高氏；父亲章邦和，母亲徐氏。家族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祖父在元末战乱之后重新置办家业，尤其因德义闻名乡里。洪武末年，曾因才能品行被征召到京师，将授予政事职务，他极力辞谢后归来，人们因此称他为征仕府君。先父生于永乐丙申年七月乙巳日，自幼聪明敏锐而有大志，是征仕府君最为钟爱的孩子。长大后读书好古，手不释卷，从经传史籍到阴阳、地理、星命、医卜、养生等书，没有不精心研究的，却从未被术士欺骗。遇到僧人、道士、巫祝，凡是用旁门邪道欺骗百姓的，他总是严厉斥责；他的自信坚定到如此程度。做人刚强严肃、方正不苟，言语笑容都不轻率，饮食有固定节度，说话守信、做事果断；凡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事，不计较利害，一定做到为止。能够治理家业、挽救家中弊病，奋发而有所建树。侍奉祖父和父亲，处理兄弟关系，都充分尽到孝友之道。教育子孙，必定以诗书礼义为准，不让他们接近邪道。早晚起居，都亲自做榜样。至于教诫乡族子弟，虽然就事论事，但归根到底，始终不外乎安守本分、遵循义理、爱人利物的意思。乡里称赞厚德君子，一定把这种美誉归于府君。成化壬辰年，因长子章懋显贵，获赠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弘治辛酉年二月癸未日，无病而终，享年八十六岁。娶同乡吴氏，封孺人，比先父早八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懋，成化丙戌年以礼部会试第一名考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后致仕；次子忞；次子憼。孙子六人：扩、早卒、防、捷、拱、择、拯，其中原文世次有疑；有的以进士业学习，有的充任县学弟子员。女儿三人：长女嫁赵儆，早卒；次女嫁俞瀫；三女嫁诸葛诰。曾孙六人：防询、诰诩、谐、谭等，原文名次有缺；曾孙女一人，名姢，尚未出嫁。章懋于这一年三月甲寅日，把府君安葬在乡里的楼塘兆嘉山。府君平日亲自选择棺椁和墓地，也预先营建修治，墓室最为坚固精致。孤子章懋自认为愚钝不肖，不能把父亲万分之一的德业显扬出来，只敢叙述世系和事业的大概，刻在墓中，并将请求文章作者为墓道题表。思念父亲，悲痛得仿佛天高无极；唉，何等悲痛啊！” 孤子章懋泣血谨慎记述。墓表 耕云处士董君墓表 自从我称病辞官归田以来，二十年间，乡里的年轻才俊大多辱蒙与我交游。我把古人“为自己求学”的学问，如《大学》所说的敬、《中庸》所说的诚、《论语》所说的操存涵养、《孟子》所说的体验充广，同他们商讨研究并一起实践。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并不是求取功名的急务，因而厌弃离去。唯独董生遵和几位同辈，认为我的话可信，同我交往最久，所以他的学问必定讲求精深，操守实践必定谨慎。他写文章，不求迎合主考官，只求符合经义；不求通达时俗所好，只求通达义理。因此屡次应举而未中，志向却丝毫没有改变。我爱惜并看重他，料想他一定有自己的根本。今年春天，董遵忽然写出他父亲处士君的品行，来告诉我说：“我不孝，不能奋发立业以显扬父亲，罪过太大了。如今先人去世将近二十年，墓旁的树木已经合抱，墓石却还没有刻文。我深怕先人的德行日益湮没，更加重了不孝之罪。只希望先生哀怜，赐下一篇文字，使后世有所见证；那么即使我成为明时被弃置的人，也没有遗憾了。”我和君虽同乡同县，却来不及认识他的面貌，要凭什么写文章呢？但对于董遵，却不能默默不言。于是我根据事状叙述如下。董氏是我县的著姓，他们的先祖中有居住在望云乡的八行先生董师仲。宋代宣和年间，他因孝义闻名，居住在兰阴山担任教谕。先生董心传曾跟随礼部吴公游学，在国初以文学知名，大概是君的六世族祖。君名华宗，字克振，别号耕云。曾祖父叔良、祖父子材，都有乡里的善行。子材开始从兰阴迁居东湖，所以如今是东湖人。父亲孟旸，母亲陈氏。君虽然没有进入学校求学，但天资孝顺谨慎，侍奉母亲温厚恭敬，凡是能够使母亲心情愉快、使她身体舒适可口的东西，都竭力设法办到，即使年老也不懈怠。侍奉哥哥如同侍奉严父，不敢擅自行动，也不敢私自占有财物。母亲把嫂子当作女儿看待，他也把侄子当作儿子看待，没有人说离间的话；即使分家以后，兄弟亲爱之情也没有衰减。对外，无论族人、姻亲、邻里，以及曾经交游的人，没有不得到他的欢心。凡是岁时节日的聚会以及宾客往来，他一定准备丰盛，不计较家中贫富。有借贷而不能偿还的，也不再追问。他疼爱儿子董遵，不让他辛苦谋生置产、随俗逐利，而是教他读书做士人。遵刚到束发年龄，就送他进入县学，寻找明师良友让他相处；自己节衣缩食供给他，希望他大大振兴家族。可惜他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君却不能等到那一天。他死于成化甲午年三月二日，享年五十二岁，葬在所居甘棠乡新丰里东湖岸边应村的原野上，是那年十二月九日。娶城北杜氏，有贤德的品行。儿子一人，就是董遵；女儿一人，嫁给江正孙。男女孙辈各二人。事状中所见就是这样。唉！君虽然沉浮于乡里之间，不求闻达，但在家庭中修养品行，在乡里得到善名，教育儿子有所成就，留下的谋划深远。董遵又能通晓经书、磨砺品行，以彰显君的美德，他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难道韩愈所说“蕴藏的才德必定会发扬起来并成就伟大事业”，将要在这里得到验证吗？所以写下这篇大略，刻在墓道封土上，以为后人的法式。

译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年夏五月甲子日，河南按察使姜君在家中去世，某月某日安葬在他的乡里甘露里余村的原野上。佥都御史海陵储公已经为他写了墓志，他的嗣子、乡试进士姜清，又因为过去在太学曾跟随我游学，并奉广西方伯舒君某所写的事状，身穿丧服来拜见，请求我为墓表。我以年老昏聩、没有文才推辞，但姜清以君临终遗命坚决请求不止。我虽没有见过君，但舒君并不是迎合所爱之人的人，于是根据事状写下这些。君名绾，字玉卿，姓姜，是广信弋阳人。祖父姜度，任德平训导；父亲姜璧，母亲汪氏。君天生具有至性，五岁丧父，悲泣如同成年人。稍长后能够靠自己努力学习，德平训导特别喜爱他。他曾砍柴采薪来供养母亲，有空便不停诵读书籍。后来服完母丧，游学莆田，学业有成后回来。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授任景陵知县。到任后，他审结积压的囚案，铲除豪强奸猾，修复义河，开挖陂塘、修筑堤坝，以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又更新县学，设立乡校，祭祀乡贤，用礼制教导百姓办理婚丧，革除鄙陋风俗。因治理成绩最优而闻名，授任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他刚正敢于直言，丝毫不顾忌。他曾陈述治理国家的十件事，又论说午朝应当讨论大政，还论说大臣中应当起用复职者以及玷污舆论者很多，这些都使人侧目。有权贵擅自侵占芦荡的利益，君率同僚九人联名列举他的十项罪状加以弹劾，反而被他诬陷。九名御史都被罢去言官职务，出京补任外职；朝廷群臣交相上疏请求挽留，却未能成功，而九人的声望于是更加闻名天下。君任桂阳州知州，不因贬谪而改变志向节操，反而更加用心体察民间疾苦，治理方式如同在景陵。他的上司看重他的才能，凡各郡有重大诉讼、疑难案件，必定交给他审理，他都能大力整治。缺任知县的地方发檄文请他前往治理，他都给百姓带来恩惠。升任宁国府同知，任职不到三年便离开，也有治理成绩，百姓为他立下去思碑。提升为庆远府知府。当地处于边地，杂夷众多，君不轻视这些百姓，而是建立儒学，督促生徒学习，以振兴文教；修治城楼和橹楯，检阅民兵，以整顿武备，蛮民因此改变态度。此前客船从柳江抵达庆远，必须借哨兵护送；兵官便把这当作牟利之事。君有一天亲自从庆远府逆江返回郡城，各艘客船都跟随他前进，贼人畏惧他的威名，不敢侵犯。从此船只航行再也不必使用哨兵。蛮酋韦七旋、韦万妙长期作寇施暴，历任总兵都不能讨伐，君用计将他们全部斩杀。七旋的党羽联合各洞贼众数万人来攻城，君先约束四乡民兵，命令贼人到来时暂且不要交锋，应当凭险据守以等待时机。于是部署吏民登城拒守。贼人挖洞攻城，城墙将要崩溃。君招募敢死之士攻击挖洞的贼人，杀死数十人。不久四乡兵到达，合力进攻，大败贼军，斩首二百多级，追赶败兵数十里，威震南蛮。东兰等州被侵占的土地也都归还。右都御史刘大夏认为君具有文武才干，荐举他为广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备。于是他分别防守各处，审决疑难案件，训练将士，修缮兵器铠甲，充实仓储，修完城堡。凡是群盗在两郡出没的，都全部讨伐平定。思恩的岑濬擅自发动军队，袭击攻破田州，驱逐知府岑猛，放纵军队四处劫掠。君上疏列举他的罪行，诏令调兵征讨，并派君先去抚慰晓谕。岑濬不接受命令，狂妄悖逆更加严重，于是君请求总兵一同进讨。但当时他已经有病，仍乘舆带病统领军队抵达城下，和诸将分路夹攻贼军。岑濬战败，逃走据守旧城，他的党羽全部溃散。岑濬势穷自尽，多年积存的盗患一旦全被平定。因岑猛最先挑起事端，又把他拘捕到武缘。君于是上疏请求将思州、田州分设州县，改用流官治理，不让夷人种族专擅土民，希望能够用中原礼教改变夷俗，使祸患得以平息。他详细列举设置建置的事宜，上报朝廷，朝廷议论大多赞同他的意见。不久刘公离开广西，众人的议论不一致，未能全部按照他的志愿实行。君于是因病请求归还弋阳。不久吏部又上奏起用他为河南按察使，到任不久，旧病复发，上疏请求辞职，回到家中几个月便去世，享年仅五十二岁。君天资果断刚毅，胆气非凡，勇于有所作为。在家孝顺友爱，常以俸禄来不及奉养父母为遗憾，侍奉两个哥哥尤其恭敬亲爱。做官时以俭朴带领下属，把官府事务看得如同家事。和人交往有始有终，处理事情一定尽力采纳众人意见，遇到突发剧变也能办理整治而不动摇。他用兵时亲自和士卒同甘共苦，不依靠向导，而是预先查明山川、村落和道路的走向，所以军队行动时别人无法预测。他不调发军粮，而命令土兵各自携带干粮；有缴获便分给他们，所以人人乐于拼死效力，所到之处都有战功。君的妻子周氏，善于侍奉君子，德行声誉没有违失。儿子三人：长子就是清，次子济早卒，幼子泓。女儿二人：裴朴、陈诰，是他的女婿。过去汉代张纲任御史，曾在都亭埋下车轮，列举梁冀兄弟目无君上的十五条罪状，京师为之震惊。后来虽然被梁冀陷害，却出任广陵太守，又能教化降服数万剧贼，使南州安定。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朝廷上首先发言、平日素有威望，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如今看姜君弹劾南方权贵十项罪行的奏章，声名传遍朝野，大概也有张纲的遗风吧。那么，他在各处治理百姓所取得的最大政绩，才是更为广大的；至于在南方击破贼寇的奇功，只不过是余事罢了。假使让他担负更大的任职，把自己的志愿全部施行出来，难道还不足以使蛮寇服从、使边患平息吗？像姜君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国家辛劳尽职的臣子了。所以我为他写这篇墓表，给他的后人看，使他们知道尊崇德行、效法贤能的道理。

译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我的朋友文山，我的君友于弘治甲子九月六日在家中去世，第二年十二月十日葬在他家乡溪盘浦的原野上。他的儿子中书舍人翯，已经把他的世系、出身履历以及生卒年月写好，刻在墓室中。服丧期满后，舍人与他的弟弟进士翕来见我，把行状交给我，请求我为他的墓作表。我过去最早同君交游，而且最了解他，按情谊实在不能推辞。只是我年老昏聩，文思衰竭，又遭遇儿子和孙子的丧事，长期不能写成。今年夏天，舍人又从京城寄信来催促，我于是按照行状写下这篇文章。君姓吾，名景端，字别号默斋，世代居住在开化的文山。他的父亲慎斋，任长垣司训，当时在学宫生下君，发现他资质非凡，聪敏颖悟，远超常人。八岁就能吟诗，达官长者都按成人礼来对待他。长大后在家侍奉母亲，谋生之余不废讲学。起初研治《尚书》和《左氏春秋》，后来又从佥宪方先生泌那里学习《易经》以及他所作的《易义》，多有发明，方先生深为器重，便把女弟嫁给他。天顺己卯年考中乡试第一名，我在癸未年于京师遇见他，同他讨论《易经》，见他的造诣十分深厚；他在责善辅仁方面又给我很多助益，我们才开始订交。后来他进入太学，与安福刘戬景元、四明杨守祉维立结为丽泽之会，声誉一时很盛，当时士大夫都羡慕同他交往，贵游子弟争相跟从他学习，没有不把他比作将要夺魁的人。后来刘、杨二人都考中进士，做到大官，而君五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遇合。人们说他应当再等下一科，君却说：“我的父母已经老了，难道还可以选择俸禄吗？”最终考取乙科，得到江浦教谕的职位。杨文懿公作文章送他，说：“三釜之禄就足以快乐，万钟之禄又能增加什么？景端难道只是胜过别人一等吗！”于是迎接慎斋到任所，母夫人徐氏因为残疾不能同行，便留在家中，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侍奉供养。君在江浦，严明规约，以身作则，教人讲学作文，娓娓不倦；对于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实行，尤其反复恳切地教导。学宫东边有几亩空地，因为地势低湿，便挖池种莲，在池上建亭，题名为“求乐”，并因此自号。每次侍奉慎斋到亭间游息，胸襟洒脱，颇有吟风弄月的情趣，大概是想把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问显示给人看，但学生还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用意。当时定山庄孔易因病辞官居家，每天到亭上来，与君融洽地谈论道德，商量评议古今，彼此都很快乐，并且为亭子作了记。学宫和文庙狭窄而且破败，君想把它们全部改建，劝募捐助时上下都乐意出力，不花费公帑，却使建筑焕然一新。他所施行的事情都能认识轻重缓急，又能这样感动人，上级官员中贤能的，都认为他有道术，以宾客之礼相待。御史大夫戴公▯任御史、提学南畿时，对君尤其知遇深厚。湖广、江西两地都聘请他主持考试，他崇尚雅正、贬斥浮华，当时人们都称说他选得了人才。过了几年，慎斋思念故乡，于是奉父亲回去。君重新回任后，每每郁郁不乐，作《笼鸟赋》来表明心志。恰好有一位手持宪节的人责备他不善逢迎，以显贵权势压迫他，他归乡的意志就更加坚定。又因长子去世，请求归家奉养父母。当权者看重他的离去，想挽留他，只有御史刘谨认为君的归乡关系到风俗教化，意义不小，慨然答应了他。回乡后，父母年纪都已很大，他早晚侍奉左右，尽心供养，没有违背双亲的心愿。有时备好酒食设宴，恰好陪着父母扶杖穿履漫步，使双亲心中无不欢悦。等到父母二人相继寿终，从入殓到下葬，全都依照朱子《家礼》办理。虽然年老仍然因哀伤而消瘦，虽然时间已久，悲哀仍不忘，人们都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县令想把他的孝行上报朝廷，他竭力阻止。君与弟弟暕和睦相处，始终没有争论。家族繁盛后，他追复远祖的祭田，按时祭扫并举行宴集，又用训诫文告来团结族人。有族人贫困，就加以周济；乡邻有忿争不平的诉讼，也都被他化解平息。他治理生计，便种粟、插杉，为终身作打算；每天用诗书督促子侄学习，没有一丝一毫向往外界名利的意思。只是每当听说边疆有祸患，或郡县发生旱灾水灾，他就忧虑得形于颜色。看见公家有弊政、百姓难以忍受，他便愤懑叹息。他治学虽然没有废弃科举业，但志向专在修养自己；曾汇集朱子的读书方法，把存心主敬放在首位，以致知力行为要务，不沉溺于记诵辞章的习气。作文不从事剽窃拼缀，没有险僻怪诞、浮华巧饰，只以义理取胜。他擅长书法，尤其精于草书，自成一家。人们得到他的书迹，就像获得珙璧一样珍贵。从江浦回来在家食禄，差不多有二十年。乡里子弟和四方学者来考察他的德行、请教他的学业，门前常常满是鞋子。他曾书写《太极》《西铭》，用来说明治学的根本；又举出“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的话，作为穷究事理的要诀。他还曾对学者说：“学习贵在有用，但必须先养气。气充盈于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所以跟从他的人，他根据各人的能力分别教导，人人都有所得。学者不敢直呼他的姓名，都根据他的居所称他为文山先生。他的美好声誉广泛流传，一天比一天兴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防，都推荐他的才能品行为国家大用，但都被阻格而没有施行。杨文懿公在吏部时，想任用他为提学，也没有成功。甲子年孟秋，他因为慎斋的忌辰主持祭祀，稍感劳累，又加上悲伤，终于卧病不起。他曾说：“生灭存亡的道理，我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一天，他勉强起身，要来笔写下几条遗命，大意是以耕作和读书为业，以忠孝为念，丧葬不要拘泥世俗礼仪，言语十分恳切重要。病情加重后，他作了一篇赞，说：“浊秽的形质和浊气离去，万物的遮蔽也除去，一点灵明之光，依然还在。”命孙子谨把它写下。说完，命人把他移到正寝，便去世了。他生于宣德辛亥，享年七十四岁。娶方氏，是行人司正瑛的女儿，很有妇德，能够匹配君子。儿子三人：长子翀，早逝；次子就是翯，由文安教谕考中壬戌进士，授予现在的官职；小儿子翕，考中戊辰进士，现任长洲县知县。女儿二人：汪深、孔宪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八人：讙、谊、谨、诚、誉、诹、誉、诱。他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读书法》《周易传义会》等书。所作诗文有《太学江浦还三山稿》，收藏在家中。他的世系始末，详见我所作的《慎斋墓志》；各种德行的美好之处，方豪门人所作的行状中已经完备，这里不再全部记载。

译像君这样有所树立，却始终没有得到时运，难道是上天还没有作出安排，或者将要借此启发他的后代吗？于是我为他作墓表说：“可叹啊，我的君友！他的学问是为了修养自己，他的仕进是为了奉养父母；他的品行卓异，他的文章茂美。人们所惋惜的，哪里只是何蕃、刘蕡那样的人呢？您的志向，是要成为周敦颐、程伯淳那样的人；追求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志向却已经十分勤勉。俸禄和官位没有赶上，不能显耀自身；经术却有所传留，未曾亡失的终将存在。声名远播，子孙振作。一时的困厄，将在后世得到伸展。呜呼，可叹啊，我的君友！” 《陈府君继芳墓表》侍御陈君元习为他的曾祖父继芳府君撰写行状，又托他的朋友东湖董道卿带信来对我说：“我这个不孝的曾祖父去世并下葬已经八十多年了，可墓石还没有刻文，几代人积累的郁结至今没有彰明，作为后代的人无法逃脱罪责。我从小时候读祖父遗留下来的书，就一直想办法使祖先的德行显扬光大。如今我虽然侥幸考取末科，列在六察之后，但缺乏济世救时的才具，不能建立功勋、宣扬美德来光显祖先，早晚思念，只希望得到您的片言只语为他作墓表，使前人的德行善行在后世有所听闻，从而稍稍逃脱不孝的罪责，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以自己年老平庸、没有文才，不值得辱没他的请求为由推辞，他便告辞离去。不久，侍御恭敬地奉朝廷诏命，出巡云南，路过我的县邑，于是请县令钱侯带他来我简陋的巷舍拜访，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一定要请求我的文字来发扬先人的幽隐德行于既往，在未来唤起永远的追慕，那么我的曾祖父虽死也不会朽灭了。只希望您怜悯并记念这件事，他随即把行状送上。我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按照行状为他叙述。府君名芳，字继芳，姓陈，是苏州海虞人。从他的曾祖伯阳、祖父孟远、父亲仲祥起，世代相承以仁厚著称，是县城中的望族。到了府君，尤其温厚慈善，崇尚礼义，乡里称他为长者。元朝末年遭逢战乱，盗寇攻陷郡县，众人都逃亡躲藏，府君和父亲也离开空屋到外地，同时经营农业和末业，勤劳节俭，重新置办了家业。等到本朝平定寇乱，天下安定，郡县推举府君总管全县租税，他委身奉行法令，使百姓只按正额缴纳赋税，不把一丝一毫据为己有，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每年考核收入都充足，从洪武、永乐直到宣德六十多年，始终如一。其他如救济贫困、周济穷人、援助危急，以及振兴废弛、恢复坠废的事业，他都竭力实行而不知疲倦。县中的儒学衰败破坏，推举府君主持营造，他办事件件认真，很快就取得成功。他行善可以说是持之有恒了。府君曾在家中建造五楹堂屋，有一只大蜂飞来停在中梁上，群蜂数以千计，尾部相连，像旒冕一样，距离地面不到二尺；其余在外盘旋的蜂更不可计数，人们认为这是祥瑞的征兆。又曾建造重屋，把书籍收藏其中，题名“崇善”，每天在其中游息。中年以后，把全部家政交给儿子，凡是门外那些势力利禄之事，他不再过问。主管官员举行乡饮酒礼，一定邀请他来充当上宾。他曾自言：“我一生没有做过不合义理、只为子孙谋利的事，或许子孙中会有显达的人吧？” 某年某月某日，他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八岁，葬在虞山东北麓祝家岭的原野上，县邑百姓为他举行悼念。市集停业，送葬的人前后相接。府君娶解氏，慈祥简朴淡泊，喜欢诵读佛经，一生不食荤肉。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叔维，能够继承父亲的德义，以孝行闻名；其次是叔纲、叔瑛、叔权。孙子六人：谷禾、积穗、秩穆；积穗因儿子显贵，被赠为监察御史。曾孙十六人：其中有某某，而察即侍御君寰，任翰林检讨，是其中最年幼的。看行状所述如此，那么府君世代的德行既在祖先那里有所发扬，遗留下来的恩泽又能在后代继续昌盛。他身居市井却不按市井之道行事，专心行善，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心志，说他是全乡的善士，不是吗？假使他能够听闻圣贤的教诲，努力学习来修养自己的德行，那么他的成就难道只会是当世的士人吗？从前韩昌黎为贝州李司法作墓志，因为韩翱是他的孙子，韩翱有道德又有文才，便说李氏积蓄的德业一定会由此发扬光大。如今侍御和内翰都是府君的曾孙，能学道而又有文才，正是今天的韩翱。陈氏由此兴起而显达，不就在这里吗？我的浅陋而不工的文字，不足以增加或减损什么，姑且诵述韩昌黎的旧说，刻在墓上，用来告诉后人。祭文 《祭彭学士文》惟公位列宰辅之首，却不以此自认为尊贵；文章冠绝天下，也不以此自认为奇异。穷究六经诸子百家，唯恐来不及；万钟厚禄、九鼎之尊的供养，却视若本来就有。古往今来难以兼备的事情，在我公身上却都能优游做到。您年轻时纵横谈论礼乐，曾独自面对宫殿丹墀应对皇帝；润色宏大的谋略，也在紫微宫中才华出众。用笔锋牵引文星，在砚池中驱使海涛。掌管金匮中的史册，便以成为司马迁、班固那样的良史自期；在玉堂起草诏令，便被推许为燕国公、许国公那样的大手笔。等到登上朝廷重臣之位，辅佐处理万机，周密地提出意见，从容地议论思考。内心总是先天下之忧乐，身子也承担国家的安危。爱护人才，谁当毁谤、谁当赞誉，辨别得清楚；调和国家的议论，既不激烈，也不随波逐流。好比用盐梅调和羹汤，众人的口味自然相宜；用参苓配成药剂，各种疾病自然可以祛除。《祭陆政克深文》惟公降生，禀受上天的非凡灵气，形貌如金玉，器度如珪璋。有学问，有操守；有谋略，有作为；志向存于远大之处，见识洞察幽深微妙。品行如汉代仲元，不偏于严峻，也不流于宽纵；施政希望达到山甫的境界，不该吞咽的绝不吞咽，不该吐出的也不轻易吐出。他的气概雄伟，能够驱驾风雷，吞吐虹霓；谈笑声震动天地，醉后挥墨淋漓酣畅。他的文章美盛，一笔落下如风雨，千张纸上如云烟；从肺腑流出，扫尽糟粕。年轻时才华焕发，如锥脱囊，稍稍施展才艺，便考中礼部会试第一。公不以此自奇，反而更加追求尚未达到的境界，穷究六经，旁搜百家。任校书郎于秘阁，夜里藜火照耀；在祠部议论礼制，蒲席铺陈，春日正宜。出任列郡，分掌符节；辅佐名藩，百姓的功业都记载着安乐，众多政务也及时得到治理。来信告诉我，话语中没有涉及私人忧虑。河患和年荒之时，广泛采纳意见、集中众人的思考，早起晚睡，勤勉不顾自身，希望能够有所济助。考察公所树立的事业，是以贤哲为老师；推测公将达到的成就，是期望名留竹帛。皇帝心中已经记着您，于是更加隆重地委以重任，本应长享年寿，以发扬您的事业。为什么竟然不吉利，终于止步于此？仕途正要打开，却忽然被金柅阻住。儒林中的大树凋萎，▯垣的星辰坠落。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国家将因此困苦憔悴。呜呼，真令人痛惜！临终更衣之际，家中没有留下财产，僚友相顾，叹息流泪。婚姻嫁娶尚未完成，田园已经荒废，死后的忧患，谁来替他谋划？呜呼，真令人悲痛！遗留下来的文章可以流传，遗留下来的仁爱使人思念，死而不朽，公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我有幸同您订年交，又承蒙结成姻亲，彼此相从，情谊莫逆，将近三十年；善处彼此勉励，有过错就彼此规正。您忽然先我而去，我将依靠谁呢？从前我去拜访您，在湖边，黑色车盖、朱红旌旗，光彩照耀故乡。如今来哭祭您，在山角，白车、红色魂幡，凄凉的风使我满怀忧愁。钓台边的旧约，如今已经结束了；举起一杯酒永远诀别，老泪像雨一样落下。呜呼，悲哉！”},{

译《枫山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枫山集》第四卷，明代章懋撰写的序文。《送进士还乡序》。我年轻时读柳子厚《送苑论归觐诗序》，看到其中所说的风雨中的书信、云烟般的文牍，以及桂枝片玉般的才华光耀于家门、曳裾峨冠、使南方诸侯之邦都感到荣耀等话，未曾不羡慕他的文章丰富，仰慕他登科及第的荣耀。后来读到韩昌黎赠给张童子的文章，他却说：“我要把童子引入圣贤之道。”又说：“童子应当暂且放下已经学过的东西，而勤奋学习尚未学会的东西。”这以后我才知道，仁人君子以德行爱护他人时，用心本来就是如此。柳子厚所夸耀的，不过是庸人的见识、世俗的言论罢了。唉！士人君子所应当做的，难道只是文章富赡、取得科第而已吗？成化丙戌年春天，翰林学士刘公奉天子之命，品评天下士人。某君某凭借雄健的文章和渊博的学问，考中高第，我也有幸列于其中。如今看起来，从前柳与苑、韩与张同出于顾公、陆公门下，他们的事情颇为相似。不久，某君又因为天官上奏，获准按照惯例回乡探望父母，借此年长时继续求学，等待朝廷召用，这又与苑、张回乡省亲的情形恰好相似。君子将要启程，我不敢用柳子厚的话来扰乱您的听闻，敢于推明韩昌黎所说的“引入圣道”之意，赠言给您，可以吗？圣贤之道，记载在经书中，完备于我们心中，并且体现于日常生活、事物和人伦关系之间，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您回乡以后，还应当阅读尚未读过的书，穷究尚未穷尽的道理，把平日从经书中讲求明白所得的道理，如《大学》所说的敬、《中庸》所说的诚、《论语》所说的操持存养、《孟子》所说的体验扩充，一一返回自身心中，切实践行并努力实行，完全舍弃浮华而趋向实际功用。先在一家之中检验这种施政，那么对内的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对外的宗族、乡党、州里关系，以及凡是侍奉父母、尊敬长辈、处‘已’（原文如此，疑为‘己’）待人、应酬交往之间，所有事情都没有违背圣道的。扪心自问而没有不安，考察圣贤之道而没有错误，验证于内外而没有怨言，那么自身修养好了，家庭也整齐了；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方法，也不在这之外。将来站立在朝廷之上，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推行出来并落实于实际功用，功名事业确实想要追随古人，而不做汉、唐以后那些人物。这样以后，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中不玷污科举名位，对下不耽误天下百姓，对于圣道也就差不多了吧？如果只是把经书装满肚子、使文名充盛于文坛，一旦考中进士，便认为终身事业就在这里，那不过是草庐先生所说的鄙陋之人罢了，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没有才德，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之处，愿意和您一起互相勉励。《送刘世美还京序》。成化丙戌年春三月，朝廷考试进士，赐罗伦等三百五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等级各有不同。随后依照旧例，选拔进士充任庶吉士，居于翰林，供给大官膳食，却不让他们承担职务，使他们能够尽读秘阁中的书，以修养已经具备的才学，补足尚未达到的境界。这是要储备培养、造就人才，使他们器量学业更加宏大，以供日后的任用。对于人才和治理之道来说，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列名其中的士人有：闽中的林亨大、王世英，吉水的宋尔章，华亭的张汝钦，姚江的邵惟贞，天津的刘世美，莆阳的黄仲昭，东安的施彦厚，洛阳的翟廷光，淳安的商懋衡，安成的李廷章，耒阳的谢元吉，江浦的庄孔易、石宗海，贵溪的毕廷珍，新淦的何惟一，山海的郑克修，甬东的章元益，上虞的陆克深，海虞的李世贤，番禺的钟美宣，闽中的王文魁、张寿夫，都是一时的俊杰；而我章懋不才，也有幸厕身其中，共二十四人。我们都以平民身份开始而忽然遭逢隆重的知遇，没有不感奋图强、思考如何报答称职的；彼此切磋讲习，端正自己的心志，端正自己的学问，磨砺自己的名节。平日议论，必定以古人所说的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来互相规劝勉励，慷慨自许，志趣相投，情谊如同可以斩断金石、像兰草一样芬芳，这难道不是一时的幸运吗！过了一年多，张寿夫、王文魁相继去世，林亨大又因母亲丧事离去，留下的约有二十一人。不久，授官的诏命下来了。宋尔章、李世贤、黄仲昭、商懋衡和我都任翰林编修，孔易任检讨，彦厚、廷光、元益都任给事中，元吉、克修、汝钦、惟贞、惟一、廷章都任监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任户部主事，克深任礼部主事，廷珍任水部主事，出任济宁事务；有的担任行政官，有的负责言责，各有自己的职掌。还没有过多久，我与仲昭、孔易都因获罪而责罚，调到外地。仲昭任湘潭知县，孔易任桂阳判官，我也待罪临武，相隔万里，自以为永远要同旧日朋友分离了。不久，我因言官留在南都，仲昭和我任大理评事，孔易任副行人。后来元吉因议论政事触犯权贵，出任南陵县丞；惟贞被贬为浦江知县；美宣称病辞官，回到南海。他们都经过金陵，偶然相遇，叙谈平生，唯独遗憾宋尔章又已去世，只能用旅途中的棺柩经过这里，我们这些人又一起哭着把他送到江边，追怀过去，难道不令人慨然吗？去年冬天，世美正好因公事来到南都，在旅舍住了四个月。因此我们得以多次来往，间或谈说旧事。此时世英又因忧丧离去，克修等人也往往奉命奔走四方。早晚聚集在京师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于是我们一起私下感叹：先前二十四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分别？而去留、生死、升降、离合已经如此不一致，何况几十年以后，三百五十人这么多呢？那时的不一致，恐怕一定更加严重。虽然如此，事变的不一致是天意；在万般变化和不一致中，寻求使它齐一的办法，则在于人。生死、去留、升降、离合，是上天所造成的，我们本来不能使它们齐一。至于立身行己的道理、侍奉君主的义务，不因生死而改变，不因去留而转移，不因升降离合而不同。我们所自许的地方，有不在天而在人身上的，难道唯独不能使它齐一吗？使能够齐一的事情齐一，而对于不能齐一的事情不去计较，那么所谓不齐，也正是用来成就齐一的。愿借世美回京之际告诉各位同道：在世事不齐之后，还能不忘记长久交情时所说的话吗？世美回到金陵，士大夫们都作诗为他饯别。我苦于不能作诗，所以在篇首叙述这些事情，来表达我的私意。

译《急流勇退诗序》井庵林先生，先贵实，是莆田人。由进士起家，任六察官。经学、品行和义理修养，在当时一向受到推重。他立于朝廷有气节，直言议论政事，不畏惧权贵。他主持京畿内学校的政务，把平生所得的忠孝之道用来教导，士人们一致尊奉他。任职不久，因病请假，居家食禄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又奉命来巡按两浙，治理盐法，铲除政务的弊病，剔除百姓的蠹害，威严施行而恩惠也得到信服，商人和农民全都喜悦。不到一个月，事情都安排就绪。凡是有人向他咨询，只要他知道，没有不说的；前后所陈述的时政数十件，大多得到施行。众人正仰望他有所作为，先生又因病发作，多次上奏请求辞职。诏命尚未下达，听说接替他的人已经到来，于是不再入朝，立即派人把诏书、符印送还，飘然归去。当时先生年五十九岁，入仕已超过二十年，但实际在任仅两考。唉，这可以说是难于进仕而容易退处的人了。外台诸公看重他的离任，都作诗为他饯行，并把诗卷题为“急流勇退”，大概取自宋代钱宣靖公若水的故事。诗作成后，提学宪副因为我曾受井庵知遇，便让我为诗卷作序。我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写道：世上的仕宦者没有不把进仕看得容易的，但君子却常常以进仕为难；没有不把退处看得困难的，但君子却以退处为容易。一个人的进退，关系到天下国家的轻重，难道只是个人的事情吗？如果有人进仕时违背本性和生命，只知贪图富贵，不能在当世有所作为；退处时又扰乱大伦，混同于禽兽，不能对名教有所补益，那么这样的进退又有什么意义呢？姑且用宣靖公若水的事来说明：当他进仕时，辅佐同州，任直玉堂，兼任枢密副使；政事、文章、谋略、谏诤，都在当时有杰出的声誉，当然不是徒然进仕。后来他又有感于吕蒙正、刘昌言的事，轻脱富贵，仿佛沾污了自己，难道也是苟且退处吗？有宋三百年，士风之所以美好，重道义、轻爵禄，难进易退的风气，都是由宣靖公首先倡导的。文信公文天祥的孤忠大节，也曾仰慕宣靖公的作为；那么他对于名教的功劳，难道会比桐江一丝扶助汉室、九鼎象征国家的功劳低吗？宣靖公这样贤能，进退都值得称道，而麻衣道人偏偏只用“急流勇退”来标举他，是说退处的益处尤其大于进仕。看看宣靖公的事，就可以了解先生了。哪里知道将来难进易退的风气，不会由先生倡导呢？诸公的作品反复吟咏叹息，深深表达这种意思，难道不是对此有所感触吗？世上的议论者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他无缘无故苟且离职，是为了矫饰风俗、沽名钓誉，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即使如此，宣靖公的行为已经很高尚了，但道理却还没有穷尽。士君子所应当做的，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古人有句话说：“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自满。”我也斗胆把这句话诵告先生。《追送谢侍讲铎赴召后序》圣明的天子开始君临四海，弘扬阐明宏大的事业，隆重地继承并发扬先帝的事业。诏令把在家闲居的侍讲谢先生起用，来修纂宪宗皇帝实录。先生前往京师，取道我的婺州，中书舍人王允达率领各位士友在双溪岸边为他饯行。众人各自作诗来壮行。王君已经把先生出仕和退处的道理，以及效法圣贤的意义，作序说明在诗卷之前了；但只是引用而没有充分发明。我承蒙先生最早的知遇，恰好因为另有事情，来不及赶去送行，心中很是歉缺。将要赠言给他，但这次出行的根由，不是浅陋的我所能认识的。敢于推究王君的议论，再向先生质问，可以吗？从前孔夫子的志向在《春秋》，实践在《孝经》；这两部书，正如何休所说，是圣人的极致、治理天下的要务。世上的君子没有不知道尊奉孔氏的，但要说到他们志向和行为所归宿的地方，很少有人不背离它。先生年轻时通晓孔氏经书，考取进士高第，任职翰林，以文章闻名海内。后来有所不乐，遇到丧事便回乡，因病请假，闭门著述，差不多将近十年。在祖坟旁建造缌亭，用来尊崇祖先、亲近族人。凡是修德立功、扬名显亲的事情，无不在实践《孝经》的道理。在先朝时，先生曾参与修纂英宗皇帝实录，考核异同，褒贬得失，书法严谨，无愧于良史。如今又听到诏命，毅然出行，承担执笔修史的职责，难道不是因为有《春秋》的志向吗？他居家并不只是实践《孝经》，他出仕也不是苟且出仕；他的志向在于实践《春秋》。那些因为猿惊鹤怨而对他产生疑惑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这次出行，应当考察金匮石室所藏的典籍，综合国家四方的志书，宣扬宏大的功业，彰明光明的事业，表彰忠直，贬斥奸佞；大书特书，完成皇明的一部经典，接续断绝的麟笔，使天下后世得到幸运。这样说先生是善于学习孔氏的人，不是吗？虽然如此，这还不足以穷尽他的志向。我们夫子撰作《春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先生上面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受到前席召见，从容地启发辅弼；凡是《春秋》中敦厚的典章、常行的礼制，以及奖赏有德、讨伐有罪的事情，都一一见诸实际施行，使这个天下达到唐虞三代的盛治。这不是反袂哭麟所能相比的，难道只是说有《春秋》的志向而已吗？先生还应当用《春秋》的笔法，删定典谟之书吧？否则，即使以出仕或退处来验证天意，正如朱子送籍溪所说，也无不在先生身上保存着孔氏家法，这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然而，这不是我今天所希望看到的。先生出发吧，我和天下苍生都共同引颈盼望您的到来。

译《送中书王舍人汶赴召诗后序》唉！三代以后，儒者因为被认为没有用处而受到世人鄙薄讥笑的很多。难道不是儒学没有用处，而是那些不是真儒的人盗取儒者名声、欺骗世人，实在不足以发挥作用吗？怎样才能使真正的儒者所产生的功效在天下完全显明，洗刷这种耻辱呢？我的朋友中书舍人齐山王先生允达，从他的先祖南棱先生那里得到考亭朱子再传的学问，又从外祖父通斋叶先生那里承继了数世以儒学传家的传统。到了待制忠文公，才凭借文章和大儒的身份被太祖知遇，却死于王事，未能充分施展他的事业。博士公将要继承他的志向，却寿命不长，都没有看见做儒者的功效。譬如火，长期郁积必然爆发；譬如水，长期蓄积必然流动。难道这份期待在先生身上吗？先生世代传承儒学，凭科举起家，任职凤阁，掌管诏令，侍奉皇帝左右，美好的声誉日益显著，已经渐渐接近显著的功业了。但他有不愿做的事情，因病辞官归乡，难道上天的意思仍然有所等待吗？今天的天子继承大统，召用群儒，全面更新政务，慨然有意于唐虞三代的治理。当时朝廷中的大臣，有人称说先生的文章德行，部里的公文下达郡县，催促他供职。先生仍然以疾病推辞，而郡邑大夫交相劝驾，不得已才起身上路。我乡里的各位士友高兴地互相告知说：“儒道大概要通达兴盛了吧！”于是就按照先生所经过的道路，分作十首咏诗，各自作诗来壮大他的行色。先生经过我这里，临别时拿出来给我看。我对各位君子的言论，私下很有感触。从前苏太史平仲对人说，人的出仕和退处都由上天决定；退处时修养自身，出仕时推行道义，这就是人用来奉行上天的事情。所以儒者没有被任用，责任在上天；被任用却看不见功效，不能奉行上天的意志，责任在人。天与人相互作用，道理难道会不通达吗？如今先生归来，未曾有意于出仕，却因公论驱使而出，难道不是天意吗？上天或许要在今天试验儒者的功效，那么先生出仕难道只是个人的事情吗？只是高耸的东西容易折断，洁白的东西容易被玷污，盛大的声名之下，实际很难相称。先生这次出仕，也确实不容易啊！希望先生施展宏远的谋略来辅助新政，使圣明的君主达到三代的盛治，不要让儒者因为没有用处而引起世人的鄙薄讥笑；这样才足以奉行上天而无愧。先生一定要敬慎地记住这件事！用来倡导前人的事业，满足朋友们的期望，成为儒道的光彩，难道不就在这次出行吗？我承蒙同先生交游，已经不是一天了，斗胆取用古人以规劝为主而不以颂扬为主的意义，把这些话写在篇末，来表达我恳切爱护和帮助先生的私意。《送谷斋林先生典之郧阳序》人的情性没有不厌恶平常而喜爱奇异的，所以天下的事情，往往因平常而废弃，因奇异而成功。平常是旧有的，奇异是新出现的；旧有的事物人们已经习见而玩忽，所以厌弃并轻视它，事情也因此废弃；新出现的事物人们初次见到而珍视，所以喜爱并趋向它，事情也因此成功。像风云雨露存在于天上，飞禽走兽和草木存在于地上，都是人们常见而习以为常的；一旦有甘露降下、庆云出现、凤凰麒麟和朱草生长，人们就无不争先恐后地快意观看，因为它们新奇而不同。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与事呢？国家旧有的制度规定，凡任学政教谕等文学官的，必须任满九年，然后到吏部参加考选，考核成绩优良的才升为教授；这是用常规制度对待普通人才，人们并不看重。如今皇帝振作精神治理天下，大力推行文教，认为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根本，教授是学官之长，若得不到合适的人才，百姓就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于是命令天官精心选拔学问品行优异的人，不按通常资历而破格提升为教授，要求他们取得成效，这大概是开始改变旧制了。当时谷斋先生林汝惇由西安教谕任期未满，便越级授任郧阳教授，难道不是凭卓异的才干承受这种特殊的任命吗？因此士林像雷声震动一样惊羡仰慕。郧阳原来是襄阳的属县，偏处西南，人口稀少、土地空旷，而天下各地的流民聚集在那里。从前曾有人盗取兵器、在民间作乱，甚至劳烦六军前去平定。近年以来才重新归附皇帝的教化，全部编入户籍图册；人口增多、地域扩大，于是升格为郡。这个郡刚刚设置，百姓都是新近归附的人，并不是一向受过教化、预先培养的人。先生以新制度选用的师儒身份，治理新设的郡，教导新归附的百姓，所做的一切都不同于常规，那么他的教化一定会超出寻常的科举教育。过去安定先生在苏州、湖州施教，当时世俗多崇尚辞赋，唯独他阐明体用之学，因此士风大为改变，人才都适合实用，歌颂栋梁椽檩之才的说法也由此兴起。湖学所谓体用，不外乎圣贤《大学》中“自新新民”的道理，正是先生平日所积蓄的学问。把自己所得推广来使众人受益，清除旧日染上的污浊而使一切焕然一新，使郧阳的风俗转变成邹鲁的风气，那么成功的美好必定大大不同于寻常，哪里只是成为文翁治理蜀地、常衮治理闽地那样而已呢？所谓事情因奇异而成功，不正在这里吗？他的门人因为我承蒙同先生交游最久，而且是故交，便来请求我赠言。我私下想到，先生的家学渊源，以及文章品行的美好，显著地在人们耳目之中，不需要我再说了；而我这些普通的称颂惜别之语，又不足以对先生说什么。只是郧阳之行的事情不同寻常，所以希望先生能够成就它的奇异之处，使天下后世知道君子的作为果然不同于常人。先生认为我的话对吗？

译《送罗司业钦顺侍亲南还序》少司成、泰和人罗先生允升从内翰调来南雍任职，随即迎接他的父亲栗斋先生来此奉养。过了两年，栗斋因为久违故乡、思念祖坟松楸，产生了归乡的意愿。先生考虑父亲年高，远涉江湖不便，而两个弟弟又都在外地任官，缺少人侍奉供养，于是上疏请求朝廷，获准放假送父亲回南方。太学各位同僚认为先生此行，实际上关系到世间教化的大事，不只是家庭庆贺的荣耀，于是各自作诗来使他的行程增辉。因为我在同僚中年长一天，便让我作序。唉！天下有至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得自人禀受天性、保持常德之初，发自人的良知良能；在自身实行它，自身就能修养；在家庭实行它，家庭就能整齐；推及国家和天下，没有不能治理且安定的。守持简约而施行广博的，难道不是孝吗？先王设置庠序学校，都是为了申明这个道理；司徒所教的六行、师氏所教的三行，也一定把它放在首位。士人早晚从事诗书，是为了讲求这个道理；学习礼乐，是为了用礼乐节制、文饰这个道理；并且以实行这个道理为快乐。士人之所以求学，难道可以把这个道理置之不顾而另有追求吗？只怕教导人的人没有抓住根本罢了。从前唐代阳城凭借孝友之德熏陶乡里，等到任司业时，便用忠孝教导学生；有三年不回家省亲的，就斥责他。因此，众人听闻礼教，后学懂得孝道，而像何蕃一类的忠义之士，都出自他的门下，国家最终也有所依赖。这难道不是由于以自身的身教来达到这种效果吗？如今先生以词林中的杰出才彦，担任师儒之职，他在教化方面的善行、职务方面的修治，以及立身扬名来显耀父母，当然无不做到；而且还要在这里迎接、奉养双亲。早晚侍奉左右，像夔那样恭敬戒慎，先体察父母的心意，再顺承父母的意志来使他们欢悦，并不只是准备甘美、温暖、清凉的食物来奉养口腹身体而已。如今又亲自引导安车，荣归故里，那么他用来尊奉双亲的孝行，就更加完备了。如今圣明天子振作精神治理政事，考察任用臣下并责成其尽职，凡是群臣因其他事情请求归乡的，都没有获准；而对于先生请求侍养老亲的奏章，却立即准许他归去，这难道不是想用孝道治理天下，并且看重先生以身教孝的行为吗？先生此行，嬉游于高堂之前，进献祭品于先人坟墓，无不合于孝道，自然会求得福祐。事情办完回来以后，如果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动众人，那么济济多士之中，难道不会有人更加扩充德心，并从孝悌之道兴起吗？大概将会有德行、有作为的人，不待严厉督促便能成就事业；一定会有像君陈、张仲那样的人出现，向天子进言，辅佐成就以孝治天下的事业。与那阳城门下只知拘谨地遵循法度的门生相比，简直不足一提了。我本人双亲已经去世，年岁也已老迈，孝道没有来得及尽到，弟道也没有及时做到，想要像先生这样奉行孝行已经不可能，只能徒然感慨叹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教人的。愿意借着先生的教化有所成就，幸而逃脱尸位素餐的责罚。因此把这些话写在篇首，来表达我的私意罢了。《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 从前元氏取得天下后，收罗南宋遗留下来的人才，并且把贤能简拔之士置于朝廷，风俗教化渐渐振兴，所以文章这一脉代代都有作者，从未断绝声响。像虞伯生、范德机、杨仲弘、揭曼硕、欧阳原功、马伯庸、萨天锡，以及我的同乡黄晋卿、柳道传诸人，各自凭诗文闻名，无不涵养淳厚、咀嚼和平，出入汉唐之间，文思郁盛，何其盛大啊！然而当时各种文体都已完备，唯独古乐府没有后来者。于是会稽杨铁崖先生与五峰李季和开始相互唱和，创作汉魏乐府辞，刚健倔强，自负不凡，简直想超越齐梁而上接近《楚辞》《诗经》，志向多么伟大啊！至于咏史，李季和常常推重铁崖为第一高手，铁崖自己也说：‘我用三种体裁咏史，用七言绝句体写了三百首，用古乐府体写了二百首，用古乐府小绝句体写了四十首。’绝句人人容易达到，古乐府不容易达到，至于小乐府，别人不能做到，只有我能做到。像这部书所收录的，只是其中一种体裁。成化癸巳年，御史中丞、江浦人张公巡抚闽中，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拿出来给我看，对我说：‘铁崖先生平日所作乐府诗最多，如今仅有这些存世。天官少宰叶公从前任佥都御史，出任东广巡抚时，曾从他的门人吴复那里得到若干首编本，已经刻印传播了。近来我又从前江西提学黄先生纯的儿子、知州▯那里得到这部书，喜欢它文辞古雅、意趣古朴，既可兴发感情，又可供观赏；读来使人受到警戒、受到感动而奋发，隐约有《三百篇》遗留下来的风致，只是还没有得到他的全集罢了。现在将要刻印流传，您何不为它作序呢？’我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又对张公说：‘自从王道的事业熄灭而诗歌衰亡，变化一次成为《楚辞》，再变化成为《文选》诗，而后成为乐府、歌行等作品，三变之后成为律诗；那些作者只知道从事声律对偶之间的工夫，却不能纵情驰骋来穷尽人情物理的妙处，距离古诗已经很远了。唯独先生的作品，构思超逸而才气豪迈，抑扬开合，既有赞美也有讽刺，陈述议论和史事，委婉而有章法；上下二千年间治乱兴亡的缘故，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而所用文辞都是撮取史传中的事实概括写成，合于金石之声，仿佛自然生成。韩愈所说的“横空盘旋着刚硬的语句，妥帖有力地排斥奔放”，先生具备这些特点。这正是您非常喜爱它、想要永远流传的原因。不过，铁崖师法魏汉，您尚且如此喜好推重；假如有《国风》《雅》《颂》那样的诗歌，您又该喜爱到什么程度呢？您对于文章词藻尚且想要恢复古风，何况治理政事，难道不想实行古代的道术，使今天的天下重新达到唐虞三代的境界吗？这正是我深切期望的。至于先生的名讳、世系、爵位、乡里，以及他的文章和德行的详细情况，已经见于宋太史景濂所作的墓志，早已昭示于世，这里就不再记载了。

译《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后序》进士唐君尚虞治理兰谿时，用儒术修饰吏治，善于尽职，能够协调上下，声誉一致称美。于是他在处理政务之余，查阅地方志，访求遗书，礼敬乡贤，准备振兴废弛、举起坠失的事业，崇尚教化，美善风俗。这时，香溪先生范公的后人范永昌拿出家中收藏的文集，共二十二卷。这大概是先生侄子、右史蒙斋所编类的。唐君读后感叹说：‘先生的文章，世人知道诵读学习的，只有《心箴》罢了，其他作品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读这些文章，才看到他把知耻作为入道的起点，认为古代圣贤没有不是经过悔悟而成就的；又说求学就是觉悟，内心尚且不能存养，又有什么觉悟可言？这些都表现出他在学问上的超然自得，极有警醒启发作用，并不只是《心箴》值得取法。因此朱子有“ 不知从谁学 ”的话，前辈说他从孟子那里得到的东西最多。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士吗？幸好这部集子还保存着，怎么可以让它湮没而不流传呢？’于是命人刻版，以惠益学者，并让我为末篇作记。我私下认为，先生的学问、文章和立身的大节，侍郎陈公严肖、礼部吴公正传的序文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出生得晚，没能亲自听到前辈关于先生的遗论，对于先生的成就，连万分之一也未能窥见，又哪里还能够赞述他的文辞呢？只是想到我们乡里的圣贤之学，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听闻，而疏浚这条学术源流的，从先生开始。后来又有东莱兄弟在丽泽讲学，再后来何、王、金、许相继得到了考亭一派的传承，道学的传播于是盛大起来。若不是先生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如今正值道学失传之后，唐君又用先生的文章来倡导它，他对于我们这些同道之士的期望实在不浅。难道上天又想让这种道统大为昌盛吗？否则，为什么从前隐晦不彰而如今显露出来呢？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在数百年之上遥想他的为人，难道能不奋发而起吗？这就是我对于唐君刊刻这部集子再次有所感慨的原因。《乡贤祠志后序》古人把有道德的人祭祀在瞽宗，又称为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可见祭祀乡贤的制度由来已久。金华在前宋时，曾在学宫祭祀梅节愍、宗忠简、潘默成三位贤人，在丽泽书院祭祀东莱吕成公。到了元代，又有四贤书院，用来祭祀何、王、金、许四位先生。后来遭逢兵火，各处祠宇都废弃了。我朝成化初年，浙东佥宪辛公巡视时说：‘东莱已经从祀孔庭，而四贤讲明道学，接续考亭的传绪，功劳尤其大。’于是奏请建立正学祠，但宗公、潘公等人仍未能一并祭祀。弘治丙辰年，浙藩参议、湖南吴公旬宣所到之处，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于是考察地方志，修复古典，认为这里是文献大邦，名公巨儒接连出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前后相望，几乎数不胜数；而有道德的乡先生能够得到祭祀的，只有这样几位，难道不是典礼上的缺失吗？应当有人来振兴它。当时巡按侍御、东广人吴公巡视风俗、考察政务，洗雪冤屈、施惠百姓，恰好来到这个郡，听到吴公的建议，也认为这有补于世道人心，不可拖延。于是命有关官署总理其事，同守薛侯敬之刚强敏捷、颇有作为，立志尊崇先哲，接受命令后十分谨慎。由于学宫地方狭窄，不适合安置神灵，于是在郡城南角占卜选择土地，经营建设，不久便完成了。吴公又认为本郡从来贤人很多，不能把人数限制在三人；而记载在地方志和传记中的人物，累计有数百人，也不可能全部共同祭祀。于是推选其中声名德行最盛的几十人来主持祭祀。原先已经祭祀的仍沿用旧制，同时又杂取东莱、四贤以及祠中诸公的遗事、遗文，分类汇集起来，作为祠志，希望人们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并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对教诲我们同乡士子的帮助，是多么周到啊！后来便命我在末简作记。唉！从前我们婺州号称小邹鲁，其他郡没有谁敢仰望并比拟它。为什么前代贤人既已去世，美好的声誉无人承继，衰败之势一直不能振作，竟达到百年之久呢？山川如旧，风气也没有改变，为什么古人今人却不能相及呢？也只是因为时代衰落、习俗流转，没有能够感发人心、使人奋起的力量罢了。古代教化风俗、引导百姓，并不一定靠条教详密、法令严厉，大概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神妙地感化人心，使人自己趋向正道的方法。从前庐陵有祭祀四位节妇和一位忠臣的祠堂，文丞相履善年轻时曾游览那里，欣然仰慕地说：‘死后若不能享受这里的祭祀，就不是大丈夫。’ 后来文公果然凭精诚忠贞和崇高节操闻名天下，比前人更加光彩，这难道不是祠堂所产生的感发作用吗？这就是侍御与吴公在这件事上急切努力的原因。后世的人走进来瞻仰祠中的塑像，出来后再考察祠志，跨越数百年遥想那些人的为人，心中一定会奋然激发，不能自已，并且想要像文公那样享受其中的祭祀。谁能说诸公举行这件事与风俗教化没有关系呢？不过，祥瑞有开始就必然有先兆，运势没有只去不返的，造化与人事、盛衰的道理，往往相互承接。实行百年荒废的典礼而一朝恢复，大概不是偶然的，难道不是我们婺州将要恢复宋代的盛况，而上天正在启示它吗？本地士人君子，还应当知道自我勉励啊！也还应当不要辜负上天，不要辜负诸公的期望啊！

译《兰谿县志序》《周官》中的大司徒、职方氏都掌管天下土地的地图，另外又有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这就是后世郡县图志的起源。我们郡在宋代有洪遵所作《东阳志》，元代又有赡思所作《续志》，都总括记载一郡之事，但对各县没有来得及详细叙述，所以其他县也都各自编写县志。唯独兰谿自唐咸亨年间开始设县，历经宋、元直到现在八九百年，从未听说有人为它编志。它的疆域、山川、民情物产、贡赋、人才、风俗，以及政事的得失、吏治的成败，完全没有记载，典制缺失得太厉害了。本县前代正直贤良的礼部吴公曾作《敬乡录》，略记前代大儒、才士、名卿、贤相的始末，并附录诗文，又取祠庙碑志以及乡进士题名等记载，用来保存本地的旧事，希望可以稍微补足县志的缺漏。可是这部书又散失不存，怎能不令人叹息！弘治癸丑年，昆山王侯用检来任本县县令，处理政务之余，想考察图经、寻求旧典，却无法找到。他说这里是浙东重要地区，向来号称名县，而文献竟如此不足，难道不是治理者的责任吗？于是命学校中优秀的生员分赴各乡，访求遗老，询问旧事；凡寺观祠庙墙上的题记、石刻，以及故家名族的志传、谱牒、文集，全都采集带回，又嘱托前进士、靖江令郑君威甫为之编次，我也参与其中。郑君和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以洪遵、赡思二志为准则，增补过去所听闻的、新近所采录的材料，参照史传及前辈文集中涉及本县事务的文字，全都按类别附录，目录共有五十六项，分为五卷。草稿大体完成，却来不及删定，而王侯奉召入朝担任台察，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后来西蜀许侯鹏举想要接续完成它，又没有成功。正德戊辰年，丹徒许侯补之刚到任，恰逢艰难的年景，没有空闲安抚百姓，过了两年政事才有成效，喜爱兴建并使各种废弛的事业都得到恢复，于是说前人所作有益于后人的事情，不能没有人继承。便亲自取出前稿校阅，再加审订，予以增删，完成一县的典籍；仍然绘制地图置于卷首，并将刻印来扩大流传。因为我过去曾参与并出过力，便让我叙述事情始末，把年月记在卷首。我认为这部书的完成，难道只是保存旧典、表彰先哲，以昭示无穷而已吗？还将使后来观察民情、施行教化的人，能够从这里探求过去的缘故，尽力寻找变革教化、实现善治的方法；使评论时代、尊尚古人为友的人，能够从这里考察古事，作为增加见闻、积蓄德性的资助，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然而如果没有王侯在开始创立它，后来又有什么可以叙述呢？如果没有许侯在最后完成它，前面的成果又凭什么流传呢？两位侯君的功劳，大概不能分出高下。只是我们这些人学业荒疏，见闻浅陋，而且生活在数百年之后，却想考察记述数百年以前的事情；文献既已散亡，无从查考；而在一县之内，又不能像太史公那样周游各地、广泛访问，难免承袭错误、沿袭讹误，以至于举出一端反而废弃百事，这是值得惭愧的。至于深入搜求、广泛考订，续写此志来补足缺失，就只能寄望于后来的君子了。《吴烈妇诗序》自从《关雎》的教化衰息以后，民间再也没有《汉广》《行露》那样的风气；自从女史的职掌废弃以后，闺门之内也听不到妇女训导、保姆礼仪的美善教诲了。于是天理日益衰微，人欲日益炽盛，《桑中》《濮上》一类的淫靡声调流传天下，世【缺】而天理在人 心中仍有不曾泯灭的东西，所以妇女之中也有能够娴习礼义、守持贞操，不降低自己的志节、不辱没自己的身体，面临重大节义也无人能够夺走其志，奔赴水火也视死如归的人。像我们乡里的吴烈妇，难道是习俗所能改变的吗？烈妇是乡里某人的妻子，遭逢乱事，和丈夫仓皇逃难，离家向西走了一里多，听到鼓噪声，双脚无力不能行走，估计无法勉强前进，便对丈夫说：‘您应当自己逃脱灾祸，不要因为我而受牵累。’丈夫说：‘你将怎么办？’烈妇说：‘我按义理不能接受污辱，只有一死罢了。’丈夫号哭，没有办法，只得舍弃她离去。不久游兵四面聚集，将要追上她，恰好路旁有一口池塘，名叫梅塘，水清澈而且很深，她便投身其中淹没而死。几天以后，兵乱平息，丈夫寻踪来到那里，看见烈妇的尸体浮在池面，虽然正值盛暑，面貌却如同活着，于是捞起她安葬。当时是戊戌年夏季六月。后来好事之人听说此事，便为她作传；荐绅和能作文章的士人，又相继作诗歌咏。大概也是秉持常性、爱好美德的良心使他们不能停止。如今某人的孙子把有关她的文章和诗歌汇编成一册，来拜访我并告诉我说：‘先人有美德而不知道，是不明；知道了却不传播，是不仁。我将用这些文字把她的事迹传给子孙，使他们不要忘记烈妇的教训，希望求得先生一句话来彰显【缺】的开始而【缺】民间一两个妇女，就已经能够从流俗中自我拔出，趋向礼义，难道不是上天将要在今天兴起文明的治理，而凡有开端必先出现征兆吗？将来国家采集民间风俗，配合管弦音乐，把它与二南盛时相比，不正会从这里有所取法吗？这又不只是一个人、一家的美德罢了，所以我作序而不推辞。

译《继慈哀些》序 浙藩参议《衡山吴公某行部之暇访予山中，出示〈继慈哀些〉一编而泣告于予曰：‘我母太宜人武氏，年轻时选择适宜的归宿，不轻易随从别人，因此以至于婚期延误，具有孟光那样的志节。先户部公听闻她的贤德，请求让她做继室，以抚养我们的兄弟。不幸婚后五年，丈夫便去世了，于是发誓坚守如柏舟，具有共姜那样的节操。守寡独居，早晚勤苦，亲自烧饭、纺织、绩麻，供给我们的衣食，并送我们入学，最终使两个儿子都凭科举起家，在朝廷内外列任官职。这即使是翟母织鞋供养、辅佐方进，也不能超过她。晚年因我显贵，两次得到恩封；我当时任户部尚书郎官，出使外藩，能够顺路回家省亲，承欢一个多月，正打算终身奉养她，她却终于因一场疾病突然不起。这样的悲痛，哪里忍心说呢？我这个不肖孤儿幼年便失去父亲，依赖先太宜人抚养成人，她辛勤劳苦，才使我有今天；生前不能奉养她，已经怀有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恨；死后又不能彰明她的德行善举，使之流传不朽，凭什么来安慰母亲于地下呢？能够发掘隐微、阐明幽德并帮助我表达哀情的，幸好有诸君子的诗在。愿君子写一句话为它作序。’唉！世上做继母的，在丈夫在世时尚且不虐待他的孩子、使他们吃楟花、穿芦絮的都很少，何况在盛年丧夫后还能守节，成就孩子，像太宜人这样呢？考察她的贤德行为，即使程穆姜、芒慈母，难道能独自专美于前吗？这就是参议公终身感慕而不能忘记的原因，也是诸君子的诗之所以哀悼叹息的原因，难道没有由此流下的眼泪吗？所以把这些话写在卷首，使后世读到这些诗的人有所考察。’ 《文山吾先生寿诗序》我的朋友吾先生景端，凭借渊博的学问、淳厚笃实的品行、通达敏捷而有作为的才干、英俊超迈而不与众同的志向，以及温润纯正、典雅高妙的文章，卓然立于当世。起初出仕，在乡里参加选拔，成绩优异而名列荐举之首。等到进入京师，游学太学，六馆中的英才都收笔退让。达官名士争相结交，唯恐落后；贵戚官宦子弟争着跟随他受业，无不把他比作科举魁首。可是他五次参加春官考试，竟一次也没有考中，大概是善于调瑟，却不善于求得合调吧。他曾因母亲年老，放弃进士科举，委曲求取乙科，得到江浦教谕的职位。母夫人当时已经有病，不能承受远行，于是他独自侍奉父亲慎斋先生前往任所，留下妻子和孩子在家奉养母亲，历时数年。慎斋忽然有些不快乐，于是他又弃官回家。任职时确实能够施行政绩，而宗族内外没有人说一句离间的话。大概他的爵位是上天赐予的，不是靠人取得的。他教人讲学作文，勤勉不倦；对于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行为，更是恳切不已。士人们一致受到激励而奋起。等到离开江浦居家生活，又过了十多年。四方学者前来考察他的德行、请教他的学业，门前鞋子常常满地；他按照各人的才分施教，人人都有所得。这又是他把自己的学问推广施及他人的地方。先生如此卓异，却仍然谦逊地认为自己不足。他增进道德修养的功夫，年老而更加笃实，大概真可以称为有道之士了。先生出生在重光大渊献之年，而今年又恰逢这个干支年。八月己酉，是他的生日。按照绛老的事例推算，大概已经经历三百六十五个己酉年了，而他的精神明健、身体强壮，与壮年时没有不同；他的寿命还不可限量。我们同道中的姜仁夫、实夫、董遵道等人，仰慕昌黎如同北斗泰山，无法抑制心中的祝愿，于是相继作诗，作为寿酒的助兴，并嘱托我作序。有人说：生死富贵都有天命，寿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难道可以通过祝愿得到吗？上天生养万物，栽培者就培植它。凭先生所树立的功业和德行，根基已经深厚，那么天必会因材而加以厚待，必然会有培植他的人，又何必借助人的祝辞呢？有人说不对，《尚书》说人的愿望，上天一定顺从，那么上天并不在人的愿望之外，寿命难道不能通过祝愿得到吗？古代《诗经》三百篇中所收的，如《南山有台》《瞻彼洛矣》《蓼萧》《鸤鸠》《行苇》《既醉》等诗的颂辞，往往用来祝愿君王长寿，这难道是没有道理而作的吗？何况周王长寿高龄，远播教化、造就人才，那么祝先生长寿，正是让斯文得以长久流传的根本，难道可以不祝愿吗？我认为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却各有适当之处：对于先生来说，不容许只靠祝愿，而应当有必定培植他的上天；对于后学来说，却不能不祝愿，以希望上天顺从众人的愿望。上天所保存的，不正是先生的长寿所在吗？至于先生自我处世的方式，则是知道上天的道理专一不二，终身事奉上天。他俯身勤勉，孜孜不倦，不知道年岁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事业；而前面所说的两种“天”，又有不容计量的地方。难道只是说长寿吗？我与先生交往最久，所受教诲也格外深厚，所以不敢用其他谄媚之辞，只把从先生那里听闻的道理述说出来作为祝寿文章。碑记

译《观亭记》圣明天子即位以来，振作精神寻求治理，监察四方，深切洞察百姓的隐情，担心岳牧诸臣不能彰明圣德教化，使海角天涯的百姓中或许还有不能蒙受尧舜恩泽的人。于是分别命令台宪重臣，巡抚治理各方山岳之地，这也有古代分陕治理的意思。当时江浦张公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实际来到闽地。张公刚到，便革除政务的弊病，剔除民间的蠹害，惩罚邪恶、彰显善行，把和气施布于下层；道路大为畅通，百姓因此安康。于是命人在官署后面的园圃中建亭，命名为“观亭”，以便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宴饮休息。大概是取柳宗元所说“君子一定有用来休息的事物，有使人高明的器具”之意来建造的吧？然而这座亭子，如果没有花竹泉石的优美、山川林麓的宜人，又凭什么作为“观”呢？《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风行地上，观。”先王用它来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置教化。古代天子亲自巡狩以察看四方，于是命令乐官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这就叫作“观”。自从王道事业熄灭，巡狩礼废止，后世才命大臣巡行察访，以代替天子亲自出行。像汉代的直指使，唐宋的安抚使、宣抚使，以及今天的巡抚，都是这样。他们的职责本来就应当以观察民情、施行教化为要务。有些人见识不到这一层，往往只急于办理簿书期限、甲兵钱粮等事务罢了。唉，这果真是所谓“统一道德、同一风俗”吗？既然如此，亭子以“观”为名，张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闽地百姓大概有希望得到改善吧？身处宴居闲适的地方，却不忘记这种心意，那么他每十日来巡视、每十日来宣示教化，考察询问、咨询访察，用来为下属、为百姓谋划的事情，应当会怎样呢？不过，“观”并不容易说清。有所观察，必然有用来观察的主体。所观察的是民风，用来观察的却是我的作为。百姓生活的安乐忧苦、风俗的善恶、吏治的得失，全都产生于我的行为究竟怎样。因此说“观察我的作为，就是观察百姓”，这怎么可以轻易说呢？观察周公旦，要看《周南》；观察周公奭，要看《召南》；观察毕公，要看《东郊》。谁知道后世观察张公，难道不会看闽南吗？圣明之主当世，继承三皇五帝和三王的事业，将要使二南的教化更加兴盛，以此教化四方。张公作为掌管耳目、承担分陕之任的大臣，难道能让周公、召公诸臣专美于前吗？甘棠树枝叶繁茂，不要剪它、不要砍它，必定会有人作诗歌咏它。这座亭子就是张公休息停留的地方了。姑且记下这些，来等待风俗教化的成就。《东阳县修学记》浙江以东，是文献之邦，婺州最为著称。东阳是婺州所属的县。自汉唐以来，这里以孝行、忠义、文学、政事、功勋事业闻名的人才，文雅整齐，颇为可称；考中进士的有数百人。当地民俗也乐善好施，设立义塾、置办义田，像范文正公所做的那样，都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何其盛大啊！然而人才和风俗的盛衰，取决于学校；学校的兴废，则取决于县令是否贤能。成化戊戌年秋天，溧阳缪侯凭才学考中进士，出任本县县令。刚到任，按照旧例到先圣、先师前恭敬参拜。回头察看学校房舍，全都破败漏雨，不能支撑。礼殿、伦堂虽然有屋顶，却没有修缮，他非常害怕自己失职，毁坏了教化的根基；想要兴复废弛的学校，却不知道费用从哪里出。于是向众人询问，得到富裕人家中乐于行义的张惟大等十人，他们愿意分担这件事，拿出余力承担各项工程。于是增修礼殿、伦堂中尚未完备的部分，改建将要倒塌的门、廊、斋舍；住宿士子的房舍、存放饭食的厅堂、练习射箭的亭子，以及仓库、厨房、浴室，也都依次修整。又拆去不在祀典中的文昌、土神两座祠庙，另外建屋，祭祀本县的孝子以及前代贤达。庙宇的形貌还不庄严，便考察礼典、按照图式，来端正冠冕、服饰、蔽膝等装饰，彩绘也合乎尺度。礼器有缺少的，便命工匠铸造铜器、制作竹木器具，备置尊爵、簠簋、罍洗、俎豆、笾篚等物，释奠礼所需的器物这才齐备。这项工程中，众人同心协力，唯恐来不及，不用烦劳督促，争相完成自己的功劳；屋宇的高大、庭院的宽敞，以及白粉丹朱彩绘的华美，都足以称为泮宫了。大小工程按区域计算共有若干处，器物共有若干件。工程开始于当年某月，至壬寅年十月完工，大概体现了有计划地开始而不急于求成的意思。缪侯负责规划、劝导协助，不嫌辛劳；帮助成就此事的，是学校教谕某、训导某。学校建成后，缪侯选择吉日，将率领属吏、诸生举行释菜礼来落成，并写信告诉我说：‘我重修这所学校，是各位父老兄长出力的结果。希望您为它作记，使功绩长久流传，并且能够教导他们的子弟，使他们有所振作。’我认为如今治理政事，能够不得罪豪强大族的已经很少，何况还能拿出他们所有的财力，来帮助我兴建学校呢？这真是灵台子所接近的境界了。各位父老能够遵从县侯的命令，做应当做的事，与从前设立义塾的人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这些本来全都有值得记载的地方。至于缪侯所施行的教化，尊崇正学、排斥邪鬼，表彰先哲，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以此更新士人的习气，振作士人的志向，那么值得记载的地方，又不只是这一次兴建工程的功劳了。唉，贤明啊！本县子弟在这里学习，受到缪侯教化而振作起来，应当会怎样呢？想到文昌神没有屋宇可居，一定会有人以舞文弄墨、谋求利达为羞；听到先哲的遗风，一定会产生仰望高山、景仰大道的思想；看见数仞高的宫墙，又一定会思考如何走进孔门，见到宗庙的壮美和百官的富盛。心中有所感发，不能自已，早晚勤勉努力，以求达到那种境界。那么小则可以与前代先烈相匹敌，大则成为贤人圣人，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姑且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等待后来的人。至于前代建学的开始，以及兴废始末，已有记文记载，这里就不再说了。

译《东阳县核田记》东阳是金华所属的名县，辖有十四乡，登记在册的百姓达到若干万千百余户，所拥有的田地有若干万千百余亩，每年缴纳二万四千余石，可以说人口众多而且富足。然而赋税必定从田地中出，本县原有一些复熟官田，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无从查考，不知道田地在哪里，因此其中一千三百余石米完全无法征收。治理者认为国家大农经费的收入不能亏缺，于是把这笔数额摊派给农民，责令他们偿还。至于其他官田、民田中无法征收的米，又有三百余石，也照样摊派。唉，古代耕种的人只出助役而不纳田税，那种制度已经无法赶上了。后世有田就有税，但各自按照所有田地的多少来征收，百姓还不觉得困苦。至于没有田却被摊派税粮，百姓就困苦到了极点。这难道真的是没有田吗？大概是户籍田册不清楚，奸诈欺骗层出不穷，有田的人不纳税，纳税的人却没有田；拖欠租税、隐匿徭役，没有什么不发生的。政务混乱、赋税扰民，诉讼申理纷纭，不仅百姓承受不了，有关官吏也以此为苦。溧阳缪侯治理本县，革除政务弊病，剔除民间蠹害，威望施行而仁爱树立，诉讼清理，事务兴办。他既然已经首先更新学校来教化百姓，又认为仁政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田地失去实际状况，户籍田册就会因此不清楚，税赋拖欠隐漏、百姓憔悴，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不加以改革，这种弊病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于是成化十八年，恰逢国家下令重新编造户籍田册，缪侯便遵照右布政使吴公的命令，首先取洪武年间的鱼鳞图册作为准则，命令每户按文状陈报所拥有的田地数目，又役使百姓中善于书写的人逐亩丈量；仍以乡老中公正的人监督，丈量辨明官田、民田，以及字号、步亩、税粮的实际数目和沿革缘故，还有取得田业的人，全都登记在册。核查以后，又担心其中仍有被私情蒙蔽的地方，于是更换人员、调换地区，重新核查，并亲自到场察看，以揭发隐藏的情弊，处理争讼。这样一来，长期的弊病和暗中的奸诈都被揭露，相关人也承认服罪：有接受别人田地却不承认其税赋的，有把自己的税赋寄放在别人名下的，有别人寄来田地而不收取、反而放弃其税赋的，有把官田隐瞒作民田、把上等田冒充下等田的。凡属这一类的，全都加以厘清纠正。核查出的官田若干亩、民田若干亩，以及职田、学田、买入和括取等田地，数目都与旧额相当；只有义庄田地有所多余，计算其多出的田亩，恰好与复熟田的数目相符。缪侯于是叹息说：‘我知道应当怎样处置了。那些复熟田，就是义庄，只是给它取了“义”的名称。用有余来补不足，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询问父老，众人都说这样合适。上报藩府，藩府也同意了。复熟田于是有了田地；其中有因山河变迁、田地确实不存在的，就用新开垦的田地数目来补充。田地厘定以后，税赋各有归属，百姓产业有了准则，公租不再拖欠，失去产业的百姓，像沉重的疾病离开身体一样轻快，又像手拿热物遇到水洗一样舒畅，再也没有被摊派的苦难了。固定登记为册的，有流水、保类、户类等，都清楚明白，可以凭据。于是把它附入国家户籍田册，登记到天府。所有承担徭役的百姓若干人，从当年春天开始办事，到冬天结束徭役。县中百姓都欢欣喜悦，一同把功德归给缪侯，而缪侯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只推辞说：‘户籍田册的整顿、田税的均平，实际上是圣祖的旧章、圣明天子的盛德，是藩府大官的命令，也是各位父老辛勤努力的结果。我有什么力量呢？’不过，我和你们今天能够挽救这些弊病，并不是容易的事。将来如果有兼并土地的人，因为这件事损害自己的利益而把它从册籍中删去，那以后就不能保持良好的结果了。难道不也应当设法维持它，使它不致败坏，让我们的百姓永远有所依赖吗？于是大家商量砍石立碑，派人来请我作记。我对此深有感慨。仁政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从前朱子镇守漳州时，曾想推行经界法来惠及贫民，当时执掌政务的人被浮议迷惑，最终没有实行，有志之士至今还以此为遗憾。那么后世官吏想要实行他的志愿，不也很难吗？如今缪侯在东阳核查田地，虽然还不能完全实行古代的经界法，却有经界遗留下来的意义，可以说是善于学习朱子的人了。并且他得到上下支持，没有人从中阻挠，他所处的时势又比朱子当年更加有利，难道不是幸运吗？谁说今天做官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然而朱子没有能够实行的事情，缪侯既然已经做到了，那么他已经做过的其他事情，如兴修水利、设置社仓、实行义役，都是适合今天施行的仁政，难道不也想逐项去做吗？我看受到他恩泽的人，还没有穷尽。你们县里的父老，也应当共同努力，帮助他成就事业。至于维持这些制度而不使它败坏，后世一定会有人承担责任；我这浅薄不足的言语，哪里足以作为永久的托付呢？姑且叙述年月，使后来的人还有所考察。侯名樗，字【缺】，由进士起家，任本县县令，正因治理政绩而闻名于当时。承担役务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各乡田土的多少、税粮轻重的数目，列在碑的背面。

译《衢州府重修儒学记》衢州原是姑蔑的旧地，自唐天宝年间开始设郡，宋庆历年间才有学校。这里山川所孕育的人才，奇异之士接连出现，前后相望。像清献的功勋事业、逸平的道德，尤其卓然出众，这难道不是兴办学校的成效吗？宋朝社稷倾覆以后，学校毁于兵火。至元丁亥年，教授徐梦龙披荆斩棘，改换瓦砾，重新修建宫室，当时蛟峰方公确实为此作了记。后来郡中贤能的长官和副职相继兴修，日益更新而更加兴盛，郑鸣凤、洪焱祖、孔思清、郑汝厚所作的记文都可以考察。我国朝廷考察古制、崇尚文教，时常命有关官署修明学校政务。正统初年，同知张侯琛首先建造礼殿；堂、廊、斋舍等，则由知府王侯和高唐侯愉相继完成。记载这件事的，是郡人、刑部尚书郎吴君锡。此后修缮治理不能及时进行，逐日走向毁坏倾圮。于是成化辛丑年，清源李侯汝嘉以尚书户部郎官身份来镇守本地，下车后到庙中参拜，回头看见这种情形，叹息说：‘现在若不设法，后来必然更加费力；这是抛弃前人的功劳，大大加重百姓负担。’恰好部使者李某奉玺书前来主管学校政务，也认为李侯应当设法振兴这座废弛的学校。于是开始规划经营，备办材料，兴工修建，换掉腐朽的部分使之坚固，拓宽狭窄之处使之开敞。从殿堂到厅堂，从门廊到斋舍、序舍，都依照原有格局加以修缮。至于师生藏书修业、宴息休憩的屋舍，宾客射箭观德的亭台园圃，以及库房、厨房、仓廪和饲养牲畜的地方，全都拆除旧物而重新建造。外面则增高城墙、加深池壕，拓宽入门的道路，修建“育贤”“成俊”两座牌坊以壮观瞻，巍峨明丽，既完备又美观。又因四斋旧有名称没有次序，便改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用来表明教化的宗旨。它作为诸侯之学，用来宣扬天子明白的文教命令，到这时才算名副其实。工程始于癸卯年春二月，至乙巳年冬季完工。共建大小房屋若干楹，土木瓦石以及工匠佣工的费用耗用白金若干两，使用人工若干工。工程集中完成而费用并不奢侈，徭役兴起而百姓没有受到骚扰，这都是侯规划得当所造成的。协助督成此事的，是同知何侯、通判李侯、节推李侯。落成那天，教授陈君对众人说：“这项工程，对公家没有耗损官府财力，对私人没有使百姓困苦；保存了前人的美好而不使它湮没堵塞，也为后世省去了无原则的费用。事情虽是修缮旧有建筑，功效却超过重新创始，不可不把它昭示给后人。” 于是陈君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书，让诸生留某、余某到我居住的山中，请我记下年月。唉！如今郡县的政务，大多急于处理文书和期限考核，而教化还顾不上；偶尔有所作为，也不过借兴建工程来谋利，装饰景观以求取声誉罢了，这同教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像侯这样的人，独自把心意放在弦歌礼乐之间，并不是为了谋利求誉，难道不是贤者吗？他施行教化，取孔子所说的道、德、仁、艺来命名书斋，而不受世俗浅陋学风的牵制，不是贤者又怎么能做到呢？这些事都值得记载。陈君和诸位同学，能够不废弃侯的功业，大概也是念及侯的教诲吧？他们立志一定要归于道，依据一定要合于德，依循一定要合于仁，然后再学习艺，这样才不辜负斋名的意义，或许就可以了吧？从事于此而不停止，即使达到程氏所传的逸平之学，也将有所收获；至于清献诸公的功业，也不过是余事罢了，哪里还值得谈科举和利禄呢？陈君和诸位同学，你们要努力啊！山川依旧，古人的典范还在，三衢的士人难道肯甘心落在前人之后吗？我知道贤侯这样革新振兴学校，并不是徒具形式。将来人才济济，能够发扬仁德之心，一定会有人续作《泮水》那样的颂歌，我姑且把这些刻在石上以等待那一天。

译《路西陈氏复义庄记》先王有大宗、小宗的宗法，用来团结族人，使人没有不亲爱自己的亲属；又有百亩、五亩的田地和住宅，使人没有衣食不足。因此在那个时候，男子各有职分，女子都有归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壮年人能够发挥作用，幼儿能够得到抚养成长，而鳏寡孤独、残废患病的人也有供养。这样还哪里需要义庄来周济抚恤呢？自从宗法废弃，亲亲相爱的恩义淡薄，竟至于有人漠然相对，如同路人；田制败坏，生养生活的道路受阻，竟至于有人贫困得不能自存，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大概也是世道日下、风俗日薄造成的。有仁人君子不忍心看他们被视如路人，弃尸沟中，于是拿出自己有余的去资助别人不足的。像文正范公设置义田，供给吴中宗族的人，使他们得到供养有方法、施惠有章术，并且得到了古人亲爱亲属的仁心，这难道不是依据义而兴起的礼吗？后来我婺州东阳路西陈氏的陈德高听到这种风气而奋发起来，也设置义庄来仁爱自己的族人。大体不超出文正公的规矩制度，只是随着时势变化略有增减；具体事迹见于陆放翁的记文，可以考察。德高以平民身份却能勤劳节俭，不把财物私自据为己有，能做到当代那些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名公所做的事，他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可惜他的后世逐渐衰落，加上兵火之后，时代不同、事情变迁，义庄没有屋舍已经不是一天了，只剩下遗址而已。到了德高的第九世从孙平仲，读书好礼，虽不居有余的荣利，却立志施惠于众人，认为前人的事业不能长久废弃，于是商议修复，以光大宗族。起初义庄的田地有一千亩，现在财力不像从前那么雄厚，而力量又有所不及，所以所分出的田地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他的弟弟熙重也拿田地来帮助，才得到一百多亩。原来田地在塍头昭福寺旁边，已经被别人所有，无法收回，于是用自己在北岸的田地充数，距离义庄不到二里。它的规约同旧制相比，又有所增减。凡是族中年老而无子的人、年幼而孤独的人、守节的寡妇，以及丧葬婚娶，都有供给；子弟中有志于学习的，也资助其费用。义庄的产业还很薄弱，不能遍及同姓的疏远亲属，所以先照顾关系亲近的，从九都巡府君以下，其余人大概还要等待以后。以平仲的财富远远比不上前人，却想在数百年以后兴复废弃、振起衰坠，不也尤其困难吗？平仲经营这座义庄，是从分割田地、修筑房屋开始的。从辛丑年到现在经过五年，才得以完成，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带来告诉我说：“希望得到一篇话来勉励我的后人，使他们不要毁坏它。”唉！义庄的设置，德高具有文正公的仁心；义庄的复兴，完全承继了祖先的作为。平仲某是把德高的仁心作为自己的心吗？亲爱亲属的心，德高凭它继承祖业、实行孝道；平仲也凭它使后来作为平仲后人的人，各自竭尽心力去继承和述行，那么义庄怎么会自行毁坏呢？否则，陆放翁为后世忧虑的话，不是说得深切而且恳切吗？又怎么能挽救这座义庄的毁坏呢？你们的子孙，一定要记住。虽然如此，难道只是你的子孙如此吗？亲近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应如此。秉持人的常性和良心，谁会独独没有呢？假使世上那些富贵而有财力的人人人都怀有这种心，各自亲爱自己的亲属，直到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属，那么天下哪里还会有一个人得不到照顾呢？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成为公有，将不只在古代，而会在今天实现了！这也是我乐于听到的事，所以为此写下这篇记。

译《兰谿县新迁预备仓记》我恭敬地想到，太祖皇帝凭借至诚聪明成为天下君主，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苦，使他们得到安居的生活，他创制天下的仁德，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然而他仍然早晚忧劳，以国家的忧患和百姓的疾苦为念，认为年岁不可能没有歉收，百姓不可以没有粮食，于是命主管官署拿官钞换取粮食，储藏在乡社，用来防备灾荒、救济困厄，称为预备仓。这就是周人的委积、隋唐的义廪以及宋代朱文公社仓遗留下来的宗旨。难道不是所谓竭尽心思，继之以不忍百姓受苦的仁政吗？当时兰谿开始设置东西南北四乡的仓库，根据年成丰歉收取或发放粮食，百姓因此不挨饿。历代圣君相继而承，建立一定的制度，聚集福泽赐给百姓，天下太平无事，年年谷物丰收，治理百姓的人便对职守懈怠，监察防范也不严密，所储粮食积压而不发放，往往被豪强奸猾之徒侵吞，于是仓库也随之毁坏了。宣德、正统以来，年成有时歉收，百姓嗷嗷待哺、无所求助，朝廷才采纳大臣的建议，命天下郡县劝募富人向官府输送粮食，以备荒年；输粮达到千石的，赐给玺书，表彰为义民。当时无锡薛侯理常便在县城南面数里、仓岭之下修建大仓，储粮以数万计，又称为义民仓。百姓固然有得到它好处的，可是为什么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奸弊层出不穷，仓库已经不是从前的旧貌了。弘治壬子年春，昆山王侯倬以才华出众的进士身份任职，治理两个繁难县都留下了能干的声誉，奉天官之命来到这里安抚百姓。他上任之初，正逢大灾荒，百姓困穷无告，便急忙打开粮仓赈济借贷；但他查看仓屋，都已破坏漏雨，不能支撑，储存的粮食大半损失，而仓中的粮食又都陈腐不能食用。侯为此叹息流泪，访问父老，他们都说：这座仓地处偏僻，四周没有民居，负责监察的人因政务繁忙，无暇按时前来；而掌管看守的人又往往一二十年不更换，时间久了容易懈怠，甚至有人死亡、逃散而无人看守，形势很容易被侵盗。仓库又在大河边，盗贼不用费力搬运，夜间驾船满载粮食到四方去的，不知有多少；加上水边低洼潮湿，阴湿之气蒸腾，仓中粮食腐坏的也有。因此仓储亏损耗费，原因就在这里；而守仓的差役又因亏耗被责令赔偿，以至于许多人家破产荡尽。这样一来，仓库虽说是惠及百姓，实际上却正好成为百姓的祸害。侯于是叹道：“法令实行久了弊端就会产生，这是势所必然；如果不设法改变、变通，难道能够长久吗？” 于是他在县衙东面察看地势，找到一座废弃的寺院。那里土地干燥坚实，没有低洼潮湿之患；靠近城池，监察者可以经常到达；远离水面，盗贼的船不能驶到；又处在市集之中，众人的眼目都能看到，奸邪无处容身。侯将谋划改建，以除去长期积存的弊病，但部使者稍有疑虑。韩公巡视各地来到这里，听到侯的建议，深以为然，于是把事情详细写明，报告给镇守、巡按、藩司、臬司诸官，得到的答复同意他的请求。侯于是用义理劝说有能力办事的富人，把规划交给他们，分派工程标准，使各人按照自己的力量认领任务，拆除旧建筑而迁就新址。中间建仓务厅，仓务厅北面有三座仓廒，左右相对排列，也各有三座仓廒；按房屋间数计算，共有四十五间。旁边还有空地，都可以继续增建仓廒。外面环绕墙垣，墙基都用石头砌成，上面盖瓦，围墙长二百多丈。前后设置重门，以严密控制出入，整个建筑焕然一新。这项工程开始时，人人都担心劳费太大难以完成，但既不耗费公家和私人财力，也不扰民；规划经营全在侯一人，而他以义理感动众人，响应如同回声。凡富家承担工程的，运输材料、出力施工，就像治理自己的私事一样，争先恐后赶来做工。工程开始于这一年季冬之月，第二年春天落成。百姓争相来效力，这种政事为什么这样容易办成呢？以前守仓的差役多用乡民，往来守望并不方便；现在改用市民，他们早晚都不离开这座仓库了。过去因为长期不更换差役，亏耗很多，也难以责令赔偿；现在确定每年交接盘点一次的制度，既不让差役长期任职，也不使百姓困苦。仓库虽然已经建成，人们仍然担心储粮不够充足。侯认为本年正逢重新编造户籍、按产分摊赋税，而承受田地的人家都是财力富强的。于是按照各家所收粮食的多少，计算田亩加以劝募，得到白金二千七百多两，换取粮食一万一千石，恰好足以补足当前亏损的数目，使仓储不再空虚，不再像过去那样徒有其名、实际上已经空无所有。仓廪建成，储粮也不空虚，防备荒年的措施已经具备，困穷百姓也有所依赖。县中父老欣然前来告诉我说：“我侯刚开始治理政务，初步施展经国治民的才干，还顾不上其他事务，却急切地经营这座仓库，想为我们百姓作长远打算。他所建立的功业如此卓越，难道不是推广我皇祖仁德覆盖天下的心意来施政吗？假使他进一步成为朝廷的羽仪，辅佐天子治理天下，那么他其他政务中仁厚而大大庇护百姓的地方，也可以预先推知了。我们这些小民，从今以后大概有救了吧？”他们将要砍石立碑，使他的功劳永远流传，让子孙世世代代不要忘记我侯的仁德。你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记下它的年月呢？我于是作了这篇文章说：侯的施政，不只是修建一座仓库的仁德，他的志向也从未因这件事而自满，哪里还用得着我来写呢？然而我对此私下颇有感触。这座仓库建成，侯对百姓的仁爱，确实已经达到极点。至于这座仓库能否长久而不产生弊端，就不是我敢预知的了。今后治理政务的人，必须有我侯那样至诚恻隐、怜悯百姓的心，才可以实行这座仓库的仁政；又必须有我侯那样通达权变、揭发奸邪、查明隐情的才干，才可以除去这座仓库的弊端，保全这座仓库的仁政。后来的君子，你们记住吧！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饥饿看作自己的饥饿，也把侯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使这座仓库的仁政长久不坏，那么我们的百姓蒙受它的恩惠，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我拿起笔来，没有推辞。

译《嘉树亭记》浙江宪使、无锡人邵先生国贤写信对我说：“我邵宝的先祖，从高祖、曾祖以及历代祖父以下直到先父，世世代代担任本县开原乡的税长，廉洁安静，始终如一。曾经储存一千亩田地的收入，用来充作公家杂役的费用；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只取正额，从未多取一文钱，至今人们诵扬他们的德行而不忘。所以从前有一间处理事务的房屋，在城西仓库北面、临水的地方，年代久远，荒废坍塌，已经归了别姓所有。墙外有几株椐树，得到那块地的人常常说：‘这是邵家的树。’因此即使空着那块地，也不忍心砍伐树木。我经过那里，因感动于此，准备在树间建一座亭子，用来记载祖先的德行，君子题名为‘嘉树之亭’。少师西涯李公已经为它篆写了匾额，你为什么不替我写篇记文呢？”我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冒昧作此文说：从前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季氏那里宴饮，看见嘉树便称赞它。季武子说：‘我季孙怎敢不封护栽植这棵树，以此不忘记先祖的遗训。’于是赋作《甘棠》，这就是“嘉树”名称的由来。如今邵家的树，在乡人看来，不能剪伐，不能毁坏，本来就把它当作召伯的甘棠，不只是像季孙那样口头吟诵诗篇而已。若不是世代的德行留在人心，怎么能这样呢？至于前人栽种树木，不选别的树而独独选择椐，难道会没有其中的意义吗？” 宋代王晋公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株槐树，并期望子孙一定做到三公，因为槐树是三公所居的象征。何况椐这种树，曾被《周雅》歌咏，又可以扶老作为拐杖，岂不比贤人君子的德行更值得称道吗？贤人君子的德行足以扶持名教，成为国家所倚仗的力量。他用来期望后人的地方，又岂止是三槐所象征的名位呢？苏文忠公说仁者必有后代，又说魏公的事业同槐树一起萌发，那么今天先生的事业难道不会同椐树一起萌发吗？先生还应更加培植它，以充分实现先人的志愿，不要让王氏的三槐独自占有前代的美名。至于看着季氏的嘉树，却把德行归给别人，这两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浙南公馆记》古代圣人善于推广自己的作为，一视同仁。不仅田野乡里的百姓生活安乐、没有忧愁叹息的声音，就连行路的人也无不受到恩泽。因此每十里有供人歇脚的庐舍，三十里有供人休息的路室，五十里又有供候行和住宿的馆舍，水井、树木等设施无不具备。天下旅客因此乐于走在道路上。春秋时代，晋国人尊重大诸侯的馆舍，宾客到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中。子产因此称赞晋文公建立霸业，而陈国的司里不给旅客安排馆舍，使寄居的人无处安身。单襄公知道陈国必然灭亡，可见王政的兴废，所关系的确实不轻。如今天下郡县，根据道路的远近纵横，都设有驿舍来接待往来人员，难道不就是先王不忘宾客旅人的意思吗？江浙是天下首要的藩镇，而钱塘是东南都会之地，镇守、巡按、藩司、臬司诸官的治所都在这里。凡朝廷到这里来的达官贵臣，以及四方宾客、夷族首领，乘船驾车，络绎不绝，将迎接他们都来不及。由钱塘向南到达富阳，过去只在江边设置驿站，乘船上下，本来不算十分劳苦。然而由于风涛变化无常，担心船只颠覆，所以行路的人往往舍弃船只登岸。而浙江的两个驿站相距七十多里，沿水边越过山岭，路途多崎岖险阻，突然遇到风雨暴至、潮汐上涨壅塞时，连可以休息的草舍也没有，即使部使者出行，也免不了借用僧舍生火做饭；那里低洼狭窄，难以忍受，人们都以此为苦。于是弘治丙辰年，浙江藩司商议，衡山吴公首先想在道路中段建造房屋，让行旅解除劳顿、躲避风雨，但他急于解决民间疾苦，没有来得及办成。今年春天，他又同巡按侍御邓公巡视辖区经过这里，于是重新提出原来的建议。侍御深以为然，把意见通报给各司，大家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选择钱塘、富阳两县交界处的宅地，得到定山南面的一块地方，地势清旷，风景爽朗高燥。这样两个驿站之间的道路距离就均衡了。于是命令钱塘、富阳以及仁和各自拿出公帑的结余，购买材料、雇用工匠，营建候馆。中间建厅堂，两旁排列廊舍和序舍，后面建退居的房间，旁边设置厨房和浴室，前面设置门和屏，四周环绕墙垣，题名为“浙南公馆”。规制周正，不简陋也不华丽，光明盛大，正是停放车马、驻留使节的地方，完全符合大藩镇的体制。工程始于四月，至九月完工，共建大小房屋若干楹，耗用白金若干两。负责督办此事的是钱塘县令吴君道。事情完成后，吴公写信来，让我记下它的年月。我私下认为，吴公和侍御诸公都是名闻天下的贤者，承担一方藩镇的重任，不忍心看百姓疲于远行而没有安歇的地方，于是修整实行《周官》中路室、候馆的制度，他们用心仁厚；如果把这种仁心充实扩大。那么凡是《周官》中适合当今实行的仁政，难道会不想逐项推行吗？又何况这座馆舍设在藩镇的近郊，诸公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来到这里巡视观览，可以借此查看耕作和收获而施行补助，借此考察民间风俗而施行教化，或者遇到事务而谋划可行与否，从中得到像裨谌在野外为郑国谋划那样的帮助，那么它所带来的益处，难道只在于让行路的人解除劳累吗？我看浙江人所蒙受的美好恩泽，还没有尽头。将来民间歌谣颂扬此事，怎么知道这座馆舍不会成为甘棠呢？至于那些不体恤民间疾苦、不宣扬王者恩泽，却急忙修饰传舍、侍奉过客来求取名誉的人，怎么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呢？所以写下此文来告示后人，使他们不要废弃这种道理。

译《兰谿县重修大成庙记》兰谿是婺州著名的县。这里山有紫岩的秀丽，水呈瀫波的纹理，是最为奇特优美的地方；清明淑美的灵气所集中之处，英才贤士世代不断涌现，有一乡之中出了三位八行之士的，有一里之中出了两位贤良的，有一家之中出了五位登高科的；其他以经术、政事、文学以及死于义节而著名的人，前后相继。仁山先生讲明道理、著书立说，是朱子学的嫡传，列在四贤之中，尤其值得称道。若不是师友传承的美善、国家培养人才的功效，怎么会达到这样呢？本县建庙祭祀先圣，虽然起始于唐代，但依托庙宇建立学校，则始于宋崇宁至绍兴己未年间，由知县柴绂重建。到了咸淳庚午年，知县薛至又拆除旧建筑重新建造，并且亲自写文记载落成之事。元代至治初年，知州瓜尔佳珠尔噶图嫌它低矮简陋，不配称为王者之居，开始扩大规模改建；工程尚未完成他便离任，崔云翼继任完成，前任礼部正官吴师道为它作了记。到了本朝考察古制、尊崇文教、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在永乐年间，知县宋哲修建，赵克宽继而完成，庙学曾经焕然一新。到天顺以后，知县王鲁、县丞陈瓒开始修建，唐韶、苏琰完成工程，庙学又一次更新。然而虽然说是更新，却只求勉强完工，不能作长远打算。到了去年乙亥年春天，三月乙丑日的夜晚，风雨大作，忽然听到庙中有异常声响；天亮查看，便看见东北角的栋梁、节柱、椽木全都崩塌毁坏，唯独宣圣庙中的圣像仍庄严如故，难道不是上天在保佑吗？当时县令、县丞都缺员，郡倅赵侯天定来主持县政，想要改建，但官府钱库长期空虚，又遭遇灾荒歉收，不忍劳烦百姓，于是将事情详细上报；亚宪某、佥宪某便命令把废弃官署的闲置土地卖给百姓，得到白金若干镒，于是用来购买材料、雇用工匠，规划经营，以坚固的材料替代容易朽坏的，以壮固的建筑替代弯曲脆弱的。屋顶的覆板不能抵挡漏水潮湿，下面的土墙难以抵御风雨，便都改用砖来建造，务求作长久的规划。侯巡视这项工程，每天检查、每月考核，众人乐意赶来，不久就完工了。但工程费用还没有全部筹足，两边的廊庑仍然等待修建。后来海虞钱侯烱来任县令，想继续完成前面的事业，却还没有办法，恰好侍御吴公奉玺书清理军籍，巡视到本县，钱侯便把事情详细告诉他。吴公于是拿出罚款赎刑所得的白金若干镒，来帮助工程完成；钱侯和县丞陈侯某同心协力、恭谨办事，凡是选择材料、使用砖石以及早晚督察，都完全按照赵侯的做法，对各项工程加以营治。他们都鉴于前次工程的过失，不使建筑很快毁坏。祭器有所缺少，陈侯又拿出俸金，铸造铜制的簠、簋、笾、豆、爵、斚若干件，以备释奠祭祀之用。工程落成后，主持教务的高君楷和诸生某等来告诉我说：“我们县的文庙毁坏后重新修建，依赖侍御和藩宪诸公在上面主持谋划，才足以筹措费用。如果不是赵侯在开始时尽力，而钱侯在最后接续，怎么能够成就这样的功业呢？希望求得一篇文章来彰明此事，同时借此启发本县的学生。”我说：设置庙学，是为了尊崇教化、改善风俗，并不只是为了观瞻美丽。如今本地上下诸公同心协力来办这件事，难道不是善于施政、把最重要的事务放在首位吗？如果要启发学生，前面有薛侯的记文，认为一定会有乐于道义的人出现，希望后人以颜子为榜样；后面又有吴公的文章，认为广大、厚重、崇高、光明都可以由自己修养达到，又教人学习中庸至诚之道。两位公的言论，用来勉励后学，已经美好而完备。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在他们之后续貂呢？高君又说：两位公的话虽然都是至理，但只是引出而没有充分阐发，学生不知道从哪里用力，幸望我为他们阐明其中深意。” 我于是作文章说：“想要学习颜子的学问，必须从广泛学习文献、用礼约束自己做起，直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并且竭尽自己的才力，这样或许可以有所收获。想要达到广大、厚重、崇高、光明的境界，必须在明辨善理、使自身真诚上下功夫，直到真诚不停止，经过长久而得到验证，然后才能逐步达到。那些俗儒记诵辞章的习气，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这些呢？士人如果真有志于此，小则可以超过前人，大则可以向贤者、圣人看齐，也就不辜负诸公兴学育人的盛大心愿了。如果只是玩弄笔墨来求取功名利达，那么古人所谓使二三子羞愧的事情，我不敢拿来玷污告诫你们。本县的士人，努力吧！”

译《浦江县迁建庙学记》婺州是东南文献之邦，它所属的浦江县，原来有先圣庙在县治西南，后来迁到县城南面。宋崇宁年间，才依托庙宇建立学校，到现在四百多年，庙学屡次迁移变更，本县贤能的县令、县丞参与修建、重修、迁建的，不知有多少人了。然而选择校址的卜居，仍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正德辛未年，昆山李君惟贞以进士乙科来代理教务，查看殿堂破败漏雨，担心无法遮蔽祭祀礼器；而学舍荒僻低湿，不能居住学习，又邻近佛寺，恐怕败坏士人的风气，便想谋划迁移改建，但费用无从筹措，于是告诉县令毗陵邹侯輗。邹侯也认为工程巨大、费用繁多，不宜轻易举动。李君便拿出学校公用的钱四十两，送到县中作为倡导。邹侯于是节省缩减公费的余款，筹办各种物资所需，以供工程使用；县里一两户好义的富室，也间或略有资助。到了甲戌年冬天，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开始兴建工程，但还没有找到吉利的地方。询问父老，他们都说：城隍庙在县城南面一里左右，背靠华山，面对秀峯，左有龙沙，右有西溪，地势形胜最好，适合把庙学迁到那里，而把庙学旧址改作城隍庙。” 人们的谋划已经确定，龟卜和筮占也都一致同意。邹侯周遍察看各座房屋，发现旧材料中只有前任县令虞侯坤所建的尊经阁，规模宏伟，梁柱还很新，于是拆取下来加以改造，作为文庙。至于明伦堂、教谕官舍，也都迁移原来的建筑；朽坏蛀蚀的更换，毁损破败的修补，做得如同重新建造一样。不久邹侯接到召命，工程因此中途停止。又过了一年，晋江郭侯楠以名进士身份来任本县县令，巡视学校时，只见殿堂刚刚建成，其余都没有完备，认为这是很大的缺典。他上任之初也没有现成的办法，便节省缩减、筹措安排，逐步经营；从外门到两廊，再到两座斋舍，以及乡贤祠、名宦祠和训导官舍，全都迁移旧建筑、增益更新，完成它们，也像邹侯那样。至于櫺星、儒林两座门，诸生号舍，以及墙壁粉刷、丹漆装饰，修筑道路和墙垣，开凿泮池，又都是郭侯增加创设的。这样以后，规模开阔，气象显明庄严，深深高大、翼翼整齐，巍峨焕美，才符合它作为泮宫的称号。赞助完成此事的，是本县县丞董侯黻、李侯昶，以及学校训导陈君洁、李君文安。工程落成后，李君又同诸生赵▯、朱璎来告诉我说：“我们县迁建庙学，邹侯开创了开端，郭侯完成了结尾；开始固然不容易，完成则尤其困难。何况他们同心合德，如同出自一人。虽然兴办了大工程，上面没有耗费官府钱财，下面没有使百姓受苦，更值得称道。与那些借兴建工程谋利、装饰景观求取声誉的人相比，实在万万不能同日而语。这件事不可以没有记述。幸望您写篇记文，使他们的劳绩永远流传，同时借此教导学生，使他们有所奋发。”我以年老昏愦、缺乏文才为辞，多次推辞说不值得辱没他们的请求，但李君请求更加坚决，终于不能推辞。我私下听说浦阳山水奇特优美，清明淑美的灵气所集中之处，英俊贤能的人前后相望。在前代，时常有以忠义孝友著名的人，有以政事文学著称的人；考中进士而登第的达到三十五人，宋濂《人物志》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人才文采济济。下至乡里之间，敦厚行义、和睦相处，累世同居，家门因义而著称。山林之中，崇尚节义，不臣服于两个姓氏，甘愿终老山林、隐居避世，这些都是别的地方少有的。他们的人才盛况、风俗美善，竟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近世以来，士人的风气不振，前辈的美好声誉无人继承，实在令人慨叹。山川同从前一样，风气仍然存在，而古今人的差距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政教还没有兴举，没有什么来振作人心、革新风气吗？如今贤能的县侯慨然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因为从前选择的校址不吉利，现在已经重新卜定而迁移；因为从前破败简陋不相称，现在又重新创制使它更新。他对本县士人的用心，实在深厚。何况正值众人心中思奋之时，这正是文运复兴的征兆。你们县中的子弟在这里学习，瞻仰圣贤的仪容，诵读圣贤的典训，一定会受到感发而奋起。因庙学更新，就思考怎样更新自己的德性；因庙学迁移，就思考怎样迁移到善道。早晚勤勉不懈，增进修养。德性的更新，一定要像盘铭所说的那样，日日更新、不断更新，使德性完备于自身；善行的迁移，一定要像益卦象辞所显示的那样，见到善便一定迁向它，使善行完备于自身。这样，小则可以与乡里前代的正人相媲美，大则可以追慕古代圣贤，而考取科举、登第，不过是余事罢了。难道不是你们众多士人能够扩充德性之心，不辜负所受的教导吗？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浦阳庙学就不是徒然迁移、徒然更新了。本县的士人，努力吧！”

译《金华县修学记》金华县是附着府城的县，原来有学校在县治东面一里左右。元泰定丁卯年，才迁到现在的地方。国初辛丑年以及永乐甲辰年，两次毁于火灾。贤能的太守、县令相继有所修建，具体情况可以考见旧记。到现在又过了九十年，年久失修，房屋老旧得几乎要倒塌，偶尔有修缮，也不过是支撑倾斜、补塞漏洞罢了。正德己巳年，玉山李侯玘以进士身份来任本县县令，拜谒孔庙、巡视学校，长叹不已，深切地有意整治。然而两次遭逢艰难的年岁，费用无从筹措，于是从公用钱中一点一点积累余款，到壬申年春天，才得以开始兴工。文庙、西廊、两座斋舍，凡是还可以修理的，就更换朽坏部分，更新模糊漫漶之处并加以装饰。只有东廊和讲堂坍塌尤其严重，于是重新建造。讲堂东西两面各建廨舍，用来居住教师；斋舍后面建米仓，用来供养学生；又在讲堂后面建阁收藏经籍，阁下作为学生居住的房间，四周有厢房；并且疏通水渠，把水流引到阁前，以隔绝喧嚣尘土，带来清澈的水色。于是给这座阁题名为“清源”，使诸生在讲习学习之余到这里游玩休息。大小房屋共若干楹，全都整齐完美。它的规制虽然显得低矮狭窄，但气象也很显明庄严，而且既不耗费官府和私人财力，也不使百姓困苦，可以说是善于兴建事业了。侯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也常常到学校同诸生讨论经义，商量考究古今，查看他们所学习的功课，勉励并帮助他们按一定的次序踏实进修。落成那天，学校负责人教谕何君某、训导洪君某、汪君某相互说道：“侯对我们士人的教导和爱护已经达到极点，不可以没有文字垂示后世。”于是写信说明事情经过，让诸生陈某来拜见我，请我作记，并且说：“希望您能写些启发学生的话，使他们不辜负侯的教导。”我以年老昏愦、缺少文才为辞，多次推说不能写，但他们请求更加勤恳，终于不能推辞。我私下听说，朱子论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现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认为这两者的分别，实在关系到人才、风俗的盛衰厚薄，施教的人不可以不审慎。这话说得极其正确！如今看侯的施政，奉行法令、勤于职守，办理事务顺其自然，不为了取悦上级而求得好处，即使偶尔受到斥责也不在意。我想，本县虽然设置了庙学，但国家命令祭祀所不涉及，监察官和部使者巡视所不到，前任官员往往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漫不经心，不加注意。唯独侯认为学校是教化的本源，是自己职责中应当做的事，难道要计较上官来不来吗？他早晚勤勉不懈，兴办学校、教导人民，没有一丝一毫从事外务、取悦他人的私心；这样以自身作为教化榜样，本来就是得到了正确的方法。他疏通学校中的水源，又题名“清源”，并不只是取水的意义，大概是希望士人先使自己的心源清明，然后才能修养自身、施展才能。可是想使心源清明，道路从哪里来呢？老子说：‘天得到一便清明。’这样天的本源就清明了；水由天一产生，所以它的源头没有不清明的。何况士人君子的出生，同样禀受天德的清明作为本性，他们的本源又怎么会有不清明的呢？天本来清明，有时被云雾遮蔽，必须有风和阳光把它驱散，才能保全清明；水本来清澈，有时被尘土污染，必须有深潭使它澄清，才能恢复清明。人有时被气质拘束、私欲蒙蔽而失去清明，如果不是依靠学问的功夫，又凭什么洗涤邪秽、融化渣滓而恢复清明呢？国家建学校、立教师来施教，无非是想让人各自恢复本有的清明。而求学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又正是清明和污浊分开的原因，这就是侯对此殷切关注的地方。金华过去大儒名公接连出现，号称小邹鲁。道学方面，有东莱兄弟以及何、王、许诸位贤人，他们的著述流传后世；学问品行和气节方面，有潘默成；功勋事业方面，有郑忠愍；直言善政方面，有王庄敏、王焕章兄弟，有王忠简、王端明父子，他们的声望和实际成就都在当世卓越突出。如果不是他们的学问是为了自己，因而清明之德存于自身，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前代正人已经在先，侯又以自身作教，县中的人士和学子来到这里学习，应该趁着学校更新的机会，激励自己仰慕前贤高尚品行的志向，奋然从事于为己之学，广泛学习文献而用礼来约束自己，明辨善理而使之真诚地落实于自身，不追逐名声，不争逐利益，那么本源就清明了。由此深入学习而自有所得，像源泉滚滚不断，流向四海，不陷入沟渠盈涸的羞耻，这样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流传不朽，使前代正人贤士接连出现的气脉在这里更加昌盛，天下国家也将有所依赖；这样学校就不算徒然修建了。如果不修养实际德行，却把获取官位作为志向，把记诵作为习惯，剽窃拼凑、雕琢辞藻来作文，那么不过是为了别人罢了。本源既然混浊，末流还有什么不会发生？他们即使在文章上考中大魁，官位升到宰辅，也会同草木一起腐朽罢了，难道不是辜负了侯的教导吗？本县的人士，要记住啊！”

译《金华府重建宪司澄清堂记》金华是浙江东部政务繁重的大郡。元大德年间，曾在旧郡治修建肃政廉访司，用来监察治理七郡。本朝沿用这个司署，作为巡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巡、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后面靠着山冈土阜，前面雄踞华丽的谯楼，堂屋寝室高大，廊庑宽敞，重重门户深邃，俗称大司；因为它壮丽高耸、屋翼飞扬，在各郡中居于首位。听政的厅堂名为澄清，建于至治癸亥年；休息居处的厅堂名为一公，建于元统乙亥年。到如今年代久远，房屋老旧，受到风雨侵蚀；一公堂虽然还勉强支撑，澄清堂却梁木倾斜、栋柱弯曲，危险得像岩墙将要崩塌。前任官员往往因为工程巨大、费用繁多，因循拖延，始终没有办成。正德壬申年，涪陵刘公以原任司谏的身份来任知府，查看之后长叹，想要修整它。适逢邻近地区用兵，他周旋于军事事务之间，也没有闲暇。又过一年，到甲戌年，政绩已经成就、恩惠流布，他估量可以办成，便把兴建工程的事情报告给上官，但上官都顾虑劳费，没有答应。刘公独自承担起来，购买材料、聚集工匠；澄清堂则拆除重建，高度仍依旧制，使它同一公堂相称；深度和宽度都加以缩减，以节省费用。共建厅堂六楹，东西两侧廊庑各若干楹，在露台上建重门，南面缩短深度若干丈，以便传达呼叫；又把原来的重门作为外门，题名“浙东第一台”，悬挂条文告示，用来显示法令并作警戒。在澄清堂之后、一公堂之前，左右建有两序，用来准备厨房事务，安置杂役。一公堂还没有十分破败时，就修补它的缺漏，扶正它的倾斜，替换朽腐之处，填起塌陷残缺的地方，并增饰那些漫漶不清之处；既不改变旧貌，又使它更加坚固。又在外门左右各设置两所官防：左防用来安置郡中僚属等候拜谒之人，南边则是清戎者处理政务的地方；右防用来安置武职官员听候节制之人，南边又是县官供事的地方。凡是用来奉事上级、下及属吏的设施，纤细的事项全都具备，大小事务都很适宜，可以说既完备又美观了。事情完成以后，二守张侯、通守赵侯、节推姜侯都说：前任太守更替的人已经很多了，他们对于这项职事，难道都只是把它当作传舍看待吗？不是害怕劳苦，就是为了避嫌罢了。他们不知道，如今放弃而不治理，逐渐发展到大规模毁坏，那么将来的劳费就会是今天的数倍。刘公主持这项工程，始建于甲戌年冬，落成于乙亥年春，借用民工的力量共若干日，尽用工匠的技艺共若干工；所用竹木、瓦砖、铁石、丹漆的费用，以及饮食等各种需用，加上酬劳事情、奖赏能干者的钱，共计几万缗，都尽量节省。数年来在郡中，公家的费用由他节约到最低，既不耗费官府的钱，又不扰累百姓；确实不是能够克制私欲的人做不到。他在工程尚未动工以前就筹划丈量、区分规划，既已动工以后又调度安排、按期督促，务求保存前人的美意，减少后日的费用。他的心力劳苦，做事勤勉，考虑周详，他替百姓谋划的用心，既仁厚而又长远，不可以不把这些事垂示给后来的人，于是让我写下这件事，叫我记明它的年月。我私下认为，这座堂以“澄清”为名，大概是取范孟博揽辔澄清天下的故事而这样命名的。凡是居处此堂的人，必定都是天下的英才，掌管天子的耳目；他们巡视各郡，是代替天子按时巡察的。如果不是范孟博那样的人，慨然怀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哪里适合接受这种任命、居处这座堂呢？然而有这样的志向，就必须有相应的政事。比如周代小宰所掌的六廉，汉代刺史按察的六条，以及唐代陆贽所说的五术八计，都是所谓澄清天下的政事。居处此堂而施行这种政事，以观察民情，考察吏治，必能奖善惩恶，洗雪冤屈，施惠于万物，使上面的政治清明，贪污受贿、祸害百姓的人无处容身；使下面的风俗清正，凌辱弱者、欺暴寡弱的人无处逃遁，这才足以称得上配居此堂。假如有人倚仗权势逞威风，以此沽名钓誉；玩弄法令而有所顾忌，只求保住禄位；官吏的弊病充斥眼前却不加纠正，百姓的冤屈遍布道路却不予治理，难道不有辱于居处这座堂吗？如今刘公营建这座堂，虽然是上级官员所不愿做的事，他却一定要做，难道只是为了使它外观美丽吗？难道也只是为了节省后日的费用吗？大概也是因为他有志于澄清天下罢了。以绣斧监司的尊贵身份，却居处在老旧屋舍之下，便无法使自身安稳，而急于把它拆除；即使有澄清天下的政事，也没有余暇去做了。所以一定要使馆舍高大，让到来的人像回到家一样安适居住；这样或许可以从容地共同讲求民间疾苦，整治清肃郡政。如此不只是百姓得到大恩，也可以借此匡正缺失，补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这就是刘公公而忘私的用心，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仁德。啊，多么美好！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告诉后世的君子。公名▯，字惟馨，以进士出身，授户科给事中，自许以忠义立身，直言抨击时政，排斥权贵宠臣；奏章一经发出，四方传诵，天下都盼望他澄清政治。他被逆瑾所忌恨，离职在家食禄已经数年。如今起任为本郡太守，他处理政务注重大体，重视风俗教化，不屑于在琐碎事务上纠缠。诗 五言、七言绝句 题《白头翁》究竟为何头发已经白了？为什么心志竟归于枯寂？看惯了光彩，甘愿寂寞，也不羡慕上林苑中的乌鸦。偶然观看院庭中新式小战车而作 朝廷谋划决定防务，安定边境尘患，巧妙制作出新式的战车。不要说你只懂得祭祀礼仪，胸中还藏着兵甲韬略的究竟是什么人？汉代击破匈奴，出动武刚车；晋代平定边境之虏，使用偏厢车进攻。原本都是先王制定的制度，足以收复失地、恢复旧疆。题《介轩诗卷》二首【替贺克恭作】一点尘俗污秽也不肯容纳，自古以来的卓异品行足以追踪。东风吹拂，门巷间桃李繁多；雪后徂徕山上，只有一株松树挺立。平生的高尚情谊，轻薄了秋日长空。柔软的舌头哪里能够同世俗苟同？柳下惠的英风，已经寥落很久。谁会把一根羽毛看得胜过三公？送容一之归广东二首【名贯，陈白沙的门人】洙水、泗水之间的门庭，宽广如海；不要面对大海叹息求渡艰难。只管从伊水、洛水的源头出发，划船行在水流中央，任意往来。手持瑟、颜回箪食瓢饮的万古心志，其中真正的境界需要追寻。紫阳朱子去世以后，行路的人少了，门巷萧条，草色深浓。送同年谢元吉辞官归耒阳二首。醒来便结束了邯郸黄粱一梦，立即去寻找湘水上的钓鱼船。诗人不要惊讶我这么早辞官，我还比文山晚了一年归去。曾经因为站在朝班仪仗中而难以缄口，苦苦请求俸禄，又请求退身。可怜自己贫病交加，却独自还不能归去。送你之时，更加想起故乡的莼菜。《烟溪义渡》四首 骑马站在沙岸边想要询问渡口，凭借您的力量，一苇小舟也能建立奇功。一时之间，义举建立在烟溪之上；千秋万代的美名，将载入太史的文章。尘土遮暗了漫长道路，流水拍打着堤岸前行。遇到烟溪的义士，殷勤地为渡过芦苇中的客人效力，不要吝惜官府的封赏。楚国执圭之臣。

译我平生常常自期要救济大事，暂且在歙南做些小小的施舍。不要吟咏幽草、黄鹂的诗句，因为还不是春潮急雨之时。船桨击打水流中央，应当是有志之士；船横在野外渡口，难道会没有能人吗？只是可怜乌江上的亭长，竟不如滹沱河上的一寸浮冰。次韵吾景端二首 年岁已经过去，正是知道错误的日子；学习《易经》，应当想到补救过失。时时珍重故人前来问候，《韦编》都翻断了，这就是我的心愿。拥坐在讲席虎皮之上，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春意满庭，连草也不必除去。他日若能相从，还要请教无极之理。文山的风月，不应当虚度。《陈处士南园诗卷》二首 高卧在山丘园圃之间，任岁月悠长；闲来以抱瓮灌园为生涯。悠然得道、忘却机心之处，笑看纷纷扰扰，如同两只蜗牛角上的争斗。无缘享用肉食，吃藿叶也自觉安适；种些畦中蔬菜，姑且用来美化春日的菜盘。葵藿之类虽微薄，却应当有终身的遗憾；芹菜虽卑贱，献上时的一片赤诚却难以忘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云津书院诗卷》三首【替金华教谕刘敔作】昔人坐在黄卷青灯下读书的地方，沧海桑田已经经历了多少变迁？唯有龙洲洲上的流水，向东流去，仍然发出诵读和琴弦的声音。华美的建筑已经沦亡，几百年过去了，云津的风月却依然如故。上天留下嘉定年间的文章在这里，应当用它留下的谋略启迪后来的贤人。前宋的衣冠人物，遗迹已经陈旧；芳洲的胜景，归属于什么人呢？贤孙如今继承祖业，登上仕进之路，还要从这里寻访求学的渡口。挽叶侍郎盛二首 文章足以光耀国家，年老以后更加奇伟；匡救时世的才干功业，还没有完全施展。徒然留下欧阳修、范仲淹那样的平生志向，却看不到功名刻上鼎彝。正当朝廷倚重如金镜的贤臣，方才委以重任于玉楼。天上传来再次宣召的消息，迂拙的我不识平津阁，只因诵读遗文，也悲泪涟涟。夜坐得句寄给弟侄【癸亥年冬在南雍作，兆嘉山是先父君的墓地】秋初一别，又到了冬末。想写家书，思绪万端。最是白头之身远在千里之外，却时时梦见兆嘉山。次韵题《萍实桥》二首 汝水、汉水之间，是古代著名的邦国。曾经见过周南教化盛行的长久岁月，麒麟、驺虞的祥瑞全都忘却了。昭王啊，徒然夸说萍实的祥瑞。桥名叫萍实，表彰南方邦国流传已久的歌谣。书社没有封祀，成为千载遗恨；徒然把成就霸业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五言、七言律诗 游牛首山和沈仲律韵三首【在南雍所作】乘着兴致来到山寺，与友人共饮清酒、舒展笑颜。庭院幽深，春日白昼悠长；香烟袅袅，午后的风也悠闲。短屐想必已经走遍山路，高栏虽险，疲倦了也还要攀登。白云飘飞不定，哪里才是我的故乡呢？又一首 每次登临，常常败兴，尘世中有几时能开怀？偿还了三年的尘缘债，也不过换来半日清闲。山泉寒冷，可以汲取；石阶陡绝，实在难以攀登。若有半榻，愿分给我一席，让我关门看书直到白昼。又一首 山林丘壑才真正合乎我的本性，簪缨仕途只是勉强作出的神色。没有才能足以被世所用，多病反而喜爱清闲。猿猴、仙鹤惊喜地前来迎接，松萝繁茂，伸手便可攀援。吟哦诗句，直到归途已晚；趁着月色越过重重关隘。送张都宪瑄用陈公甫韵二首 万里之外的无诸国，巡视宣抚只有一年；稻谷收满千条水渠，雨中的榕树遮蔽防御工事，村落炊烟如同保障。许多新政的规模，总是承继昔贤的设施。可叹事业还没有完全完成，赤舄又将转身回朝。又一首 《二南》的风教已经不再兴起，道义的丧失已经延续千年。行苇荒芜，秋雨中的甘棠也已衰老，暮烟在四周相继升起。圣哲分陕而治，何况贤才正好施展经纶手段。天地的局势终将一转。登科 太平盛世的天子驾临金銮殿，奎宿的光芒在午夜显得清寒。汉代文章推重董仲舒、贾谊，唐代科第则推属欧阳修、韩愈。登上龙门，暖浪中便显露头角；雁阵在高风中振翅，羽翼畅快。虽说看花之年还很年轻，也不要只把温饱看作读书人的追求。琼林赐宴 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使人遇到了重华般的明君；在琼林赐宴，恩宠深厚。广寒宫中的丹桂，并不只是月宫之物；蓬莱仙岛的紫烟，正是天家的气象。分食绫罗包裹的饼，红玉般的美味堆积；饮用黄封御酒，倾泻出绛红色的霞光。听说金明池上的盛事，有人听到报喜，却没有簪花。早朝 未央宫的钟声响起，曙光初生，隐约听见柳树外黄莺的啼声。风静了，御炉中香烟细细升起；太阳升高，斧形御座和衮衣都明亮可见。螭头台阶前簇拥着黄麾仪仗，豹尾班列相连，白玉珩佩闪耀。最令人欣喜的是君王勤于处理各项政务，在苍蝇嗡鸣声中还询问鸡什么时候啼鸣。禁中听到黄莺声 禁苑花木幽深，白昼的漏刻声缓慢，黄莺声远远传到万年枝间。它不随着舞袖歌唱于金谷园，却伴着仙乐在玉阶前演奏。长信宫中从梦里醒来，斜倚枕头的地方；在深宫小门内吟咏完毕，正是倚栏远望之时。东风徒然耗费如笙簧般的巧舌，却不知道朝廷中有凤鸟般的贤才。玉孟端画竹 这位竹中君子一别，已经过了一年。今天展开画图看不厌，望见它的风姿仪态，几乎疑心它在摇动翠玉佩。月明之夜，想来它应当在青鸾飞下之处，哪里肯随群花争夺春色？它只愿伴着孤松共度岁寒。请珍重凤池之上的客人，把清高的节操全都寄托在笔端。园圃东边新凿的井 在玉堂旁深深凿井，石根间流出一泓清凉的水。冰壶般的井水夜里浸映着湿润的秋月，晴日里又像云液般涵容着甘美的醴酒香。苔藓还没有生长，已侵近玉石井栏；梧桐树荫刚刚长成，拂过银色井床。这寒泉可以汲取，应当尽管汲取；不要让过路人因此断肠。秋日感兴 昨夜西风侵袭着我的温袍，壮阔的胸怀卓然不群，兴致也飘逸飞扬。希望成为全才人物，追慕韩愈、范仲淹；若论杂霸功名，则鄙薄管仲、萧何。愿在阊阖门前陈说万言国论，在沙场经历百战而消灭天骄。前代贤者并不遥远，斯文仍在《九辩》之中，何必作寂寥之赋。送杨总兵征西 山西名将，是有志报国的好男儿，一片丹心都寄托在一柄剑上。貔貅猛士衔枚疾行，军令严明；敌军如犬羊般胆寒，躲避军旗。九重宫阙的雨露恩泽，早晨承受诏命；夜里施展八阵风云般的奇谋。此次前往西方边疆，必将使敌人困顿。愿如赵充国这样的功臣，早日班师。移栽菊花 白玉堂前种着紫薇，菊花却在东篱开落。怜惜它秋后香气格外美好，所以在春天到来以前亲手把它移栽。它渐渐添出承露的叶子，亭亭长出傲霜的枝条。白乐天只爱它在黄昏相伴，却恐怕还没有体会到这一种幽香。送谢守之任无为州【他的父亲先前任该州太守，他的弟弟任庶吉士】东风中在锦溪旁跃马而行，重新张榜表彰你父亲太守的功绩。孩子们骑竹马迎接新任太守，爱棠的人还在谈说昔日黄堂。田野间雨后双穗麦秀美，燕寝中春意凝聚，香烟一缕。你的贤弟正参与金匮史书的修撰，要看你们兄弟父子共同成为循良之吏。拜谒文丞相祠 元、宋兴亡的遗迹已经陈旧，忠臣的祠宇却仍然像新建一样。夕阳下古树烟霭依旧昏暗，夜雨中的荒阶野草自会逢春。慷慨吟诵《六歌》徒然洒泪，历经百战终究献出了生命。穆陵地下应当能够相见，不辜负传胪唱名中的第一人。归雁 灵囿的池台是旧日游赏之处，西风万里，思绪悠长。雁阵横过紫塞，飞在霜天清晓；雁影落入澄澈江水，映出水乡秋色。栖息之处又嫌芦荻太浅，飞回故乡并不是为了谋求稻粱。一封书信带着边城消息，要把平定边患的消息报告给帝王。和郑侍郎廷纲《长至有怀》近年来学习道义，已经完全超脱爱憎，哪里肯随时俗同蜗蝇争逐？新的阳气已在今夜复苏，衰老的状态却应当从此时更加增长。喜的是舒长的阳气迎接化育万物的太阳，仍忧愁积阴终将凝结成坚冰。衰老迟暮的人只适合居住林下，重新沐浴君王恩德，又哪里能够报答得了？和郑廷纲《除夕感怀》

译满城箫鼓声中欢乐无尽，大家都说明天就是孟阳日。却笑流年使人渐渐老大，哪里还禁得起随众人排列班次？厌听爆竹送除残年，徒然对着梅花思念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归隐林下的愿望，让繁忙的文书事务任它忙去。送林亨大以太宰身份考核政绩【分韵得“东”“谁”字】鸾铃声和旗帜声忽然匆匆而起，元宰奉诏书述劳绩，入朝觐见合宫。曾见您发表直言，令天子为之动容；还期望您申明大义，使光明如日当空。门下应当广栽桃李，箱中也多储参苓。我这老人依附刘氏的心正迫切，却不忍回首看我们各自向东西。又一首 同故知分别三十多年，重新来到京城，畅谈往日心愿。欣喜正逢《大畜》所象征的通达时日，正是清明朝廷的盛运之时。此身际会风云，归向北阙；志向先行如霖雨，滋活南方京畿。武丁旧日的老师甘盘还在，那么《说命》中所说的功勋事业又将属于谁呢？送韩司马文赴北方任大司徒 杏园花下，昔日我们一同游赏；如今在南方相逢，头发已经白了。主持枢密事务，贤能勤劳，舆论和众望都赞同；新任户部尚书，君主的恩宠优厚。每一项政务都必须宽减百姓的负担，九式之法还应当为国家谋划。此次分别，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握手？实在不忍凝目远望李膺的舟船。送马侍郎廷用考核政绩 您在词苑和容台长久享有声名，乘着东风奏报政绩，前往帝都。滚滚浪花催促行程，袅袅烟柳牵系离别之情。粉署中的郎君思念接受您的教诲，木天中的仙侣欣喜与你结盟。好好把胸中的经纶才略施展出来，愿在宣室从容应对，启迪圣明。送吴学士俨考核政绩 玉堂学士是旧日宫廷之臣，器量、事业和文章更加卓绝。应当穿衮服补缀王政，陪伴黄阁老臣；荣耀归来，先慰藉白发双亲。禁苑中的花柳牵动心情，久客归途中江边枫树又催生新句。到了宣室，天子应当从容询问；《豳风·无逸》的道理，正好铺陈陈说。送大司宪张公敷华还朝考核政绩 三十年前，贤能的部使再次来到京城，我得以同您亲近。南边的甘棠树下，国人歌谣仍在横梃之间流传。台省官吏频频应诺，龙衮之身又重新焕发元气。身着獬豸冠，向朝廷述职，正逢昌盛之时。这一次司马大人不要归往洛阳，四海苍生都盼望您执掌权衡。送程防议考满 从前仇鸾寄居枳棘之时，您年少而最为风流。分别以来历经四纪，您仍以青眼相看；如今重逢，我却惭愧已经白头。在粉署长久辛劳，明辨考核官员优劣；如今在银台又展现才略。乘东风奏报政绩，入朝面见天子，三次接见，必将获得优厚恩宠。送太常李少卿赴史馆 圣人的德行、神明的功业远远超绝伦类。史书纂修开局，命儒臣主持；声望在三朝旧臣中最为隆重。以麒麟之笔写成一代新史。等待漏声，佩玉声响彻金殿清晓；垂帘挥笔，玉堂春意盎然。愿以斧钺和衮服般的功业酬答天地，发扬光大美德功业，启迪后人。送王司马辞官归乡 您的才略功勋在当朝十分重要，竟上疏抗辞荣禄，再三推辞而不肯接受。清晨都门开启，祖饯帐幕在轻风中展开，江边沙洲上归舟漂荡。魏公晚年在秋圃吟诗，裴老寄托闲情于午桥。难道真是太平无事，才使您得以在私宅戴角巾逍遥吗？送大理汪少卿宗器还朝 丹诏催促您回朝，九棘班中桂香飘荡。您在花香中泛舟楼船，罪轻而触犯禁驾之礼，却追慕前代贤哲。声望尊重，曾经有埋轮直谏的事迹；还记得昔年争相观看您上书规谏。骑马赶路不必急于饮酒，反而惊叹于登山之乐。京城日边的故旧若问起我，只能说我衰老多病，卧居辋川。送侄拯之任梧州通判 阿咸被贬为苍梧郡通判，骨肉相对，只能怅然分别。你年近皓首，我也老了；六月长途炎热，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防备马援因薏苡蒙受嫌疑，也姑且学习苏东坡品尝荔枝。到任后应当努力建立功名，泷冈还等着为你树碑封墓。怀古 夜里点着篝灯坐在读书台，怀古之情使人不能入睡。后世相隔遥远，唐尧虞舜的文章没有丧失；世俗却经历秦汉之变，实在令人悲哀。周公的礼乐是真正辅佐王道的事业，管仲的功名不过是成就霸业的才能。千古是非都昭著于史册，哪里容得个人踪迹一同归于尘埃。出京和庄孔易韵 夕阳照着道路，风尘昏暗；明月照着孤村，草木繁密。郭隗台前没有逐客，萧家林下却有远行的舟船。音信断绝，家乡在哪里？踪迹飘零，随流水一同漂去。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事情，今年的游赏已不像往年。五言、七言长篇 停止赐酒 君王眷念儒臣，恩养实在特别优厚；解衣入席，享用天厨，天天赐给黄封御酒。饮食贵在有节制，适合时令才没有祸患。昨天诏令说停止赐酒，并说：“如今正是炎暑时节，哪里是吝惜曲蘖的费用？只是烈酒恐怕会造成疾病。”《周书》告诫不要沉溺饮酒，圣人的诰诫垂示不朽。可叹那些八达之徒，沉溺酗酒实在丑陋；宁可为养生谋划，何必追问是否能成为中圣之人？皇恩浩荡如天，我想要报答，却惭愧没有什么可做。本院南边新开辟的三座园圃 圣门中的学者，竟也做起园圃之人，都被樊迟看轻了。请问玉堂中的客人，修筑园圃将要做什么？儒生安于淡泊，志向不在谋求甘美肥厚。苦硬的根也可以咬食，酸菜的滋味也可以知足。在富贵中不忘节俭，吃藿叶本来就是适宜的。君子的胸怀多么伟大，所存的志向应当正在这里。如果能够充实这种志向，便足以成为调和羹汤、辅佐国家的材料。试一试我的盐梅之才，救济那些乡里的饥民。谁说这只是谋生计？还不是早晚勤劳地耕作。若不是有公仪休，恐怕连园中的葵菜也要被弃掉。送白沙先生陈公甫【在南都所作】洙水、泗水的源流遥远而深厚，伊水、洛水浩浩荡荡不息；建溪一去不返，末流却日渐湮塞。浙江之学流于功利，西江之学沉入虚寂。茫茫天地之间，有谁能够践行这一领域？衰微已有二百年，儒术转而乖僻；争先求取青紫官服，通晓经书究竟有什么益处？有一位美好的罗浮仙人，自己探索遗留下来的典籍；章甫儒冠不是我的心愿，我只愿铿然鼓瑟。以千载前的贤人为友，内心充实，仿佛有所获得；古代三王的礼乐，今日删订为六籍。失坠的传统多么茫然，抬头仰望、低头钻研，各自尽力；阻挡百川回澜，像一块屹立水中的巨石。责任重大，道路漫长，一路前行，谨慎不要懈怠。斯文确实还有存续之处，前代贤者不应当消亡。什么时候才能辞别尘俗纷扰，随您拄杖登临云山？共同面对梅花春色，细细探究《先天易》。送春 黄莺啼老了绿杨树，萋萋芳草铺满王孙归去的道路。无数落花遮满苍苔，九十日的春光转眼将尽。东君为什么要驾车回去？姑且典当衣物，在花前喝尽这杯酒。殷勤相送，一同痛饮一醉；来年又将是明年再相逢。离别不必伤怀，因为四时更替本来就是上天的规律。您没看见吗，功成名就便拂衣而去，汉代的疏广、疏受早早辞去荣禄。赐粽 细葛布和芬芳的罗衣用来迎接新暑，太平时节又逢端午。五兵之灾全都驱除，百种邪气全部消散，不必再用钗符悬挂艾虎。九重天上设宴庆贺美好时辰，菖蒲香气飘荡在宫中酒壶的春意里。青青的箬叶包着金色黍米，玉盆中装满赐给群臣的粽子。小臣有幸遇到圣明君主，承受恩德，在熏风中共同醉饮。愿把新诗题写在官帖上进献，暗中仿效欧阳修以诗纳忠。赐扇 祝融从南方来到，掌管火令；大地闷热蒸腾，如同坐在蒸笼里。蓬莱宫中夏日漫长，南风之歌令人思考如何解除暑热烦闷。尚方新制的宫扇已经造成，削玉般精巧，裁云般轻柔，形制精美。内侍传达诏命，把扇赐给卿士；一挥之间，顿时觉得炎热尘气清爽了。鲁公诗句所表达的，平生志愿是与君王共同治理。除去酷吏，哪里能够使各地牧守都成为循良之臣？远播仁爱之风，以慰藉天下百姓。

译送抚宁侯朱永北征 单于的猎骑惊动云中，报捷的羽书连夜传入甘泉宫。君王抚摸着大腿思念廉颇、李牧，将军勇猛谋略兼备，有万人之敌的雄姿。去年南征听到凯旋的奏报，侯印已经悬在腰间，大得像斗一样。今年北征，刚刚接受了脤肉，剑锋准备斩下楼兰王的首级。铁骑纵横驰骋在塞外春草之间，阴山、瀚海一带没有烽烟尘埃。归来后看那麒麟阁，汉家的卫青、霍去病又算是什么人物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挽悼张都宪敷华的母亲姚节妇 丈夫早年戴上金豸冠，献身侍奉君主；时逢艰难，边地之人侵入内地，烽烟四起，他随军出征，一去便不再回来。伟大啊，闺中的未亡人，固守穷困，志节坚定如金石；面对孤灯寒帐，发誓不再改嫁。续写《柏舟》之诗，三百篇中再添一章；她辛勤不懈地早晚操劳，抚养遗孤，使祖传的事业有望流传。中丞的地位声望光耀前代功烈；她防止孩子荒废学业，如断织劝学，又以丸熊、连镜的故事勉励后代，孤身守节飞逝了四十年。官地上宿草丛生，寒烟迷蒙；归到九泉之下重新握手，此生确实没有辜负上天赋予的职责。唉！丈夫为国而死，妻子为丈夫而死，忠贞两全，谁能和他们相比？铭文和赞章昭示流传千百年，燕国公、许国公那样的大手笔，将把他们写入《春秋》之中。太学释菜古诗 大明崇尚文治，里巷之间兴办学校；太学桥门汇集许多士人，冠帽衣佩纷纷而来。年轻时我稍稍窥见孔子的宫墙，那高大的墙有数仞之高；仰头钻研却始终没有所得，勤苦不懈，穷究了十年。只是剽窃圣贤糟粕的余绪，乘着时运侥幸飞翔；脱去布衣拜谒朝廷台阶，面对君王，仪态庄严而盛大。采摘苹草，以溪中水草作祭品；手执酒爵，灌祭椒酒；拜了百拜，举行常典，报答根本之恩哪里能够忘记。平生迂腐的心志，戴着高冠讲说虞舜、唐尧的道理；如今这是初次出仕，我发誓振作心志，意气昂扬。以金石般坚贞砥砺名节，始终亲自奉行忠孝；希望不辜负圣明教诲，确实以此来报答君王。赋 《中秋赏月赋》【丙戌年内阁考试】秋天的苍天主持时令，蓐收掌管政令；太阳运行到西陆，北斗的斗柄转向酉方；大火星下移到坤维，虚宿位居正南，扫去赤色暑热的烦酷，布施金行秋气的清静。豆大的秋雨刚刚停歇，梧桐之风飒飒渐渐强劲；清凉的露水降落，金茎散发芳香；浩荡的清气浮动，玉色的天空澄净。燕子翩翩向东归去，大雁声声鸣叫，竞相飞往南方。蝉声呜咽而不再鸣叫，鹰迅疾振翅，仿佛要横空飞翔。南吕之律开始居中，西方兑位的秋气正盛。这正是三五之夜的美好时光，恰好是秋季昼夜平分的时节。傍晚烟霭散尽，云彩四面收拢；积水澄澈，天光从远处映照而来。这个时候，月亮的阴精与日光的光彩相互映照，坎卦之象悬在空中；西方的月魄已经升起，东方的月魄还未消尽。望舒驾驭着冰轮，从海东升起；素娥翩翩起舞，在乐曲中调弄霓裳。月光肃穆，金色波光中映出月影；月轮团团，玉斧也无从施展。清冷的玉臂般的月光皎洁明亮，沾湿的云鬓笼罩在香雾之中。它的光辉既照入珠帘华屋，也容许卑陋的瓮牖桑蓬得到光明。普遍真实而明亮，毫无私心，万里之内共同沐浴。人世间仿佛全成了清虚之府，皇都仿佛一座蕊珠宫。我于是召集朋友，摆开宾客的筵席，斟上清酒，调好琴弦，在寥廓天地间畅叙幽怀，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美好的月色。歌唱苏轼的《水调歌头》，吟咏晁补之的《洞仙歌》。修习欧阳修所写的赏月佳事，赋咏希逸的美好篇章。欣喜美好与难得的事物同时具备，欢快乐景无边。不久，银河斜挂，汉水般的玉绳星低低缠绕；清爽的天籁从林外传来，天上的香气散落在庭院之前。可惜光阴容易流逝，爱惜这美好夜晚，便不肯入睡。群聚的喧嚣已经停息，各种声音一同传来。几处楼台上，丝竹管弦沸腾，正在芳华年岁中享受歌舞；哪家门巷里，捣衣的砧杵声急促，敲碎了无数穷困者的愁苦。感慨人间有忧有乐，又想到天上月亮有盈有亏。徘徊俯仰之间，不知不觉为此长叹而感到凄然。有位客人对我说：“赏心乐事容易辜负，美好景色难以久留。可爱的人与明月，恰好同属于这清秋。今晚的聚会，追寻玉堂中的盛大赏月，不能像游天柱山那样远行。靠床而坐，放声笑傲，仿佛登上武昌楼；吟诗讽诵，仿佛泛舟牛渚。尽情畅谈，言语绵密不绝；清远的兴致浩荡悠长。人生有这样的聚会，不快乐又去追求什么呢？只有你独自感慨惆怅，恐怕很像宋玉那样困穷忧戚而悲伤吧。”我于是长叹说：“你哪里真正了解我呢！我私下奇怪少年人偷得片刻闲暇，难道能因为顺应时俗而展颜欢笑吗？唉，贤哲之人的用心，本来就会把整个时代看作可悲可欢之事。月亮明亮时不分贵贱，众人看见月亮，心情却会有各种各样的喜悦和忧戚。有远在天涯的游子，离家山万里，稀少得到问候平安的消息。今夜，望着白云倚靠栏杆。有身处远方的孤臣，心中怀着耿耿不忘的一片丹心。今夜，想到琼楼高处的清寒。那乡间百姓遭受饥荒，十室之中九室空虚；只能拾取草穗作为粮食，面对明月吟咏鸿雁而自我伤感。那边塞城中的将士，听着胡笳羌笛，在沙场上年老而长期戍守；面对明月，把王关指作自己的故乡。月光照耀之下，深闺中有美人愁得肝肠寸断；边地的衣服还没有寄出，盼望良人却相隔天涯一方。月光照耀之下，牢狱中有戴着枷锁的囚徒，悲叹长夜漫漫；像野鸡落入罗网还没有逃脱，刻木为记、画地为牢的往事哪里能够忘记。富贵之人欢娱聚会，贫苦之人忧愁思虑。今夜享乐的能有几个人呢？而悲伤穷困、悼念屈原的人，却纷纷如此。究竟是苦乐彼此相忘，还是居处不同便使人心发生改变？我的心情忧郁，实在独独对这些事情有所感触。先忧虑天下，后享受快乐，我把范希文当作自己的老师。那些风流的庾信、谢灵运，徒然旷达又有什么用呢？如今九重之中的仁圣君王，忧虑百姓的创伤，常常早起晚睡勤勤恳恳，竟没有时间享乐。汉武帝的影娥池尚且如此，何况我这个窃取俸禄的书生呢？哪怕一升一合的俸禄，也都是百姓的脂膏。惭愧自己没有才能，不能上辅佐天子、下慰问百姓，又有什么心思享乐呢？明月啊，你若只拿来娱乐嬉游，把我当作悲秋的骚客，那岂不是太过轻视我、把我看成小丈夫了吗？唉，客人听了我的话也惊惧起来，焦急不安。于是我们一起举杯向月奠酒，叩头祈求神灵保佑。愿国家兴隆唐虞时代的治理，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的臣民。让老人得到安宁，年轻人得到养育，各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位置；远方来的人归附，近处的人喜悦，人人都能顺利生活。监狱空虚，永远希望主管司法的官吏不再侵犯百姓；洗净兵甲，哪里还会再有苗民被迫出征？家家都能看见月亮，脸上显出喜悦的神色；人人面对美景，不再有叹息的声音。岂只是像唐人联句那样专门享受长日的欢乐，也不只像虞舜弹琴那样有使百姓解除怨怒的心情；那么我和你就不只是夸说今夕一时的乐事，还将祝愿大明万世太平。赞 韩魏公赞【内苑作】从前宋昭陵有一位臣子，魏国公可以托付国家大事；他深沉厚重如周勃，文武兼备，有才有德。入朝掌管谏诤之职，弥补君王的过失；出任边疆重任，使西方的贼寇胆寒。三朝执掌政事，只有魏国公堪为法式。定策迎立并接受遗命，亲手扶持红日般的君主，天下安宁，如泰山磐石般稳固。他一身系于国家安危，与国家共同休戚。丰功伟业，将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千万年，显赫而光耀。

译许冢宰像赞 他承受崧高山的秀美，汇聚河洛之地的英华。气性刚正，资质纯粹清明。起初在乡试榜上荐名，随后在朝廷大廷考试中赐第。任内掌管谏诤职责，便神色严正、言辞直率，显扬了张纲、桓典般的威望；出外辅助军事机要，便运筹帷幄、制胜疆场，建立了韩琦、范仲淹般的功勋声名。任司马时，在帷幄之中辅助朝廷谋划；位居冢卿时，把公正的舆论交付给铨选官员之权衡。他以道义侍奉君主，像鲁国的惠公一样三次被罢黜也不以为辱；竭尽忠诚谋划国家，像楚国的文王一样三次出仕也不以为荣。亲自操守忠贞不屈的节操，内心怀有小心谨慎的诚意。张九龄的风度，尚且可以在史册中仿效；裴度的心灵境界，却没有什么能够用丹青描绘。《枫山集》卷四 传略 章先生名懋，字德懋，是兰溪纯孝里人。他幼年时就聪颖出众，老师教给他的书一读便能背诵。到了成童之年，已经广泛通晓群书，成为博士弟子；而且嗜好学习、造诣精深，即使严寒酷暑，也从未停止手捧书卷。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尤其精通《易》。天顺壬午年乡试中，他以《易》冠居第一。成化丙戌年，他以南宫考试第一名被奏报授第，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随后补授编修。任官后得以尽览宫中秘藏图书，国家典章法式的书籍，全都通晓并熟练掌握。当时翰林馆中儒学贤才很多，章先生与修撰罗公伦、编修黄公仲昭、检讨庄公防等人，都承担经国济世的职责，以气节义理相互呼应。他们援引古代左右史官规谏君王过失的做法，常常上书议论天下大事。适逢上元节放灯，众学士都奉诏作赋写诗。章先生说：“这不足以彰明皇上的盛德。”于是立即与黄仲昭、庄防一同上疏劝谏，触犯旨意而受到谴责，都被贬斥到外地。此前，修撰罗伦也因议论宰相起复之事获罪被贬，当时号称“翰林四谏”。不久，因廷臣上书论救，章先生由临武县令改任南京大理评事，三年后升任福建按察佥事。章先生既然是儒者中的重望人物，主管内外刑狱之司，众人都怀疑他不适合任职；但先生在南京审理案件时，以经义和法律相互比附，不故意深文周纳、急于苛察，因而一向以公平著称。到这时，他更加凭借声望修整振兴纲纪，竟超过了熟悉吏治的人。福建地处山海之间，奸盗常有；章先生下令严谨管理番舶，巡行海田，放宽矿禁，平定沙尤太宁的大盗，疏通商业、惠及工匠，救济贫困、均平赋税，辖区内大为治理。然而他终究因为清廉耿直，不能随时势高低俯仰，又因积劳染上瘴气，所以任期将满时借考核政绩进京，竭力请求罢职。宰臣再三慰勉挽留，最终不能改变他的心意，于是辞官。那时他才四十一岁，他的耿介果决就是如此。回乡以后，每天奉养娱乐父母，安闲地过着贫俭生活，心境淡泊安然。当时他闭门讲学诵读，四方学者带着经书到门下受业，常有几十、上百人。贤士大夫经过吴越，必定流连前往他的居所拜访；有的甚至从千里之外驾车而来。朝廷内外大臣交相上疏推荐，他都不肯出仕。于是天下人把章先生的出仕或退处，看作时局兴衰的征兆。敬皇帝正尊崇礼遇师儒，下诏征召章先生，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但先生正遭父母丧事，竭力推辞。朝廷空置职位等待他服满丧期。章先生感激皇上的至诚心意，服丧期满后才奉诏来到太学，修明教化，倡导德义，砥砺廉耻，整饬规矩，制定功令，剖析经艺的道理和训典，博士、诸生全都欣然向往这种风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正德纪元，章先生首先陈述治国要务五件事，劝天子勤于圣学，崇尚继承先王事业，谨慎对待大婚，重视诏令，敬畏上天的警戒。皇帝答复已知晓后，他便请求退休。奏疏多次上呈，都没有获准。于是便立即【缺文】终于回去追随【前文有脱漏，语意不完整】。不久，专权擅政的宦官恃势横行，公卿大臣中有许多人遭到斥责侮辱，章先生这才接受任命。章先生此前曾说：庚午年以南京太常卿的身份被召，他辞谢后于是改升礼部侍郎；他竭力辞谢，皇帝答应解除职务，便以侍郎身份退休。起初先生居家，大约有几十年，足不踏入闹市。后来江西盗贼兴起，越地边境骚动，于是把家迁到城中。他居住俭朴，像寒士一样。金华太守想替他稍稍修治门堂，先生不屑接受。太守与部使者联名上疏，称章先生年高德硕，应当以崇高礼遇来教化天下；谏官又从中为他论说。皇帝下诏有关部门按时馈赠礼物，务必体现奉养老人的意思。当今皇帝即位后，下敕加授章先生南京礼部尚书，他坚决辞谢。皇上温和地褒奖重视他，并派大行人前往慰问，但章先生已经染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讣告传来，皇帝下诏赐予安葬和祭祀，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懿。后来采纳金华太守的意见，认为章先生清贫，家中没有遗产，可以由官府供养他的孤儿。接连破格录用他的后辈为太学生，都是特殊的恩典。章先生早年自称闇然子，晚年自称濲滨遗老。学者根据他在枫木山中讲学之处，称他为枫山先生。先生为人朴实厚道，是位长者；积蓄的德行深厚宏大，喜怒不形于色，别人的恩德和怨恨不放在心上，矜夸虚饰不出于口，骄傲奢泰不表现在身上。他的长处从不自我显露，小的瑕疵也不自行掩饰。别人同他交往便会亲近，向他请教便能得到可信的话；文章简洁而不琐碎，神情恭谨和顺，心胸坦荡平正。到了面对重大节义、议论政事和作出决断时，他依据事实，辩说确凿，坚定得不可改变。他对于权势名利和纷华场面，一概不置身其中；安于朴素、安于故土，不向世俗强求，却特别喜欢推举、汲引士人，教诲、引导别人，唯恐来不及。写文章不崇尚华美辞藻，只求通达明白便停止；有人因此讥讽他。他认为著述应以经传中的言论为最高准则，学者应当致力于反观自身、深入造诣。他所著的只有《婺乡贤志》若干卷、《兰溪志》若干卷，以及遗文、语录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他的高等弟子中声名显赫、地位尊贵者有若干人，详见实录。如今越中研究《易》《洪范》《礼》《风雅》《论语》《孟子》的人，都以章先生为根本。唐钺说：我读《宋史》中的各篇列传，诟病它繁杂、芜乱而且错误，其中琐细的内容大多像门生家传、辅助官署记载的体例，不合太史的体裁。至于所谓《道学传》，又把道学从儒者中标举出来；其中所褒扬的人，有意超过贤者圣人，近于诬妄，恐怕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记。后来我看到章先生所著《有宋史刊误》，书尚未编成，寻求时已经散佚，始终不能知道它所指斥的内容。章先生的学问本来尊崇信奉宋儒，但他处理事务、持守议论，特别平实简易，不自夸另立门户；他之所以稍稍贬抑《宋史》，大概正因为如此吧？他的学问造诣大概很深，详细情况记载在实录中；而门人所作的传记，偏偏写在他尚未去世以前，而且又有许多赘述。我于是谨慎地把他的主要行迹编次如下。章先生既已尊贵显达，国史本应编列他的传记，不是普通学者可以私自取代的。然而先生日常杂谈、琐细言行，处处都有可以师法之处，学者若能备览他的著作，也能有所取益。至于他在朝廷任职、治理官署，以及出仕退处和廉洁节操方面，都卓然可称；他又如此好学，足以称为一代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