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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椒邱文集》　别集类五　【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椒邱文集》三十四卷，为明代何乔新所撰。何乔新另有《周礼集注》，已经著录。《明史》何乔新本传记载，他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多有政绩；人们认为他气节刚正，因而被万安、刘吉排挤，最终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又记载江西巡抚林俊为何乔新请求谥号，当时中官防诘问何乔新致仕的缘由，给事中吴世忠为他申诉冤屈。邹鲁把弹劾何乔新比作蒋之奇弹劾欧阳修、胡纮弹劾朱子，这确实太过分了。然而考察他在朝廷任职的始末，他刚直有守，在成化、弘治年间，不能不说是一位名臣。这部集子前三卷是策论，属于科举之学；接下来的五卷是史论；再后十二卷是杂文；接着五卷是诗；又六卷是碑诔；最后三卷是奏议。外集一卷，则是往来赠答的文章，由婺源余莹编辑。何乔新并不以文章著名，但他的作品详明恳切，直抒胸臆，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才能，确实都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史书称他博览群籍，听说有异书便借来抄录，积累了三万多帙，全部亲自校勘，著述非常丰富。这样看来，他的言论有根有据，当然应当不同于那些腹中空空却高谈阔论的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一 明　何乔新　撰 策府十科摘要 经学科 六经 六经还没有写成时，圣人的道理蕴藏在一颗心中；六经写成以后，圣人的道理昭示于万世。因为经书用来承载道，道根本于心。假如不是圣人作经来阐明这个道理，又怎么能为天地确立心灵，为百姓确立性命，为万世开创太平呢！从前我们的夫子祖述先圣，遵循典章，删定并编撰经书，留下六经来教导万世。《易》写成，吉凶祸福的验证就完备了；《书》写成，治乱存亡的戒鉴就明确了；《诗》写成，吟咏性情之美就达到极致了。他使天地间动荡的中和之气成为礼乐，又用斧削和衮褒来裁断二百四十年间的善恶，成为《春秋》。由此，二帝三王的道理更加昭明于天下。然而六经本质上都是心学。因此，谈论天道，没有比《易》更能辨析的，因为我的心就是太极；谈论政事，没有比《书》更能辨析的，因为我的心就是政事的府库；谈论志向，没有比《诗》更能辨析的，因为我的心统摄性情；谈论义理，没有比《春秋》更能辨析的，因为我的心分别善恶；谈论形体和秩序，没有比《礼》更能辨析的，因为我的心具有上天的秩序；教导百姓，没有比乐更好的，因为我的心完备了太和。这就是圣人的一心全都是理。众人虽然本来具备理，却被欲望损害。因此圣人就依据自己心中所有的理，用六经来教导众人。一个人温柔敦厚，就是从《诗》的教化中有所获得；通达事理而见识深远，就是从《书》的教化中有所获得；广博平易而善良，就是从乐的教化中有所获得；纯洁安静而精深细微，就是从《易》的教化中有所获得；恭敬节俭而庄重严肃，就是从《礼》的教化中有所获得；善于缀辑文辞、比类事理，就是从《春秋》的教化中有所获得。秦汉以来，心学失传，人们不知道六经实际上根本出于自己的一心。因此，境界高的人陷入空虚而不能返回，境界低的人安于浅陋而不知改变。京房沉溺于名数之学，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易》？孔安国、郑玄专注于训诂，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书》？董仲舒流于灾异之说，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春秋》？乐本来就已经亡失了。至于大小戴氏所记载的礼，也有很多不纯正，世上哪里还有完整的礼呢？经书

译既然不能阐明，政事就不会端正；经书既然不能端正，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得好？乡里怎么能够形成良好风俗呢？文中子说：九师兴起以后，《易》道便衰微了；三传出现以后，《春秋》的本义便散失了；齐、韩、毛、郑诸家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学的衰败；《书》残缺于古今，乐失传于齐鲁。这难道是没有根据的话吗？以上是六经的大略，详细情况还可以考察。自从伏羲画卦以来，《大易》的道理便显著了。《连山》是炎帝的《易》，夏后氏沿袭它而作《易》。它的卦以艮卦为首，因为艮是山，山能使万物各自成形，所以说《连山》具备的是体。‘归藏’是黄帝的《易》，商人沿袭它而作《易》。它的卦以坤卦为首，因为坤是地，地以厚德承载万物，所以称为《归藏》，取的是它的用。到了周代，《易》的书籍大为完备，所以《周易》的卦以乾卦为首，因为乾是天，天能居于万物之首，所以称为《周易》，取的是观察其象。三种《易》的体制，各以一个卦为首，各以一种意义为先。然而经卦都为八卦，其分支都为六十四卦。夏、商的《易》取七、八，以不变为占；《周易》取九、六，以变化为占。《隋书·经籍志》有《归藏》十三卷，出自刘光伯所献，内容很浅陋。《唐书·艺文志》有《连山》十卷，出自长孙无忌编述，文字多有缺误。这样看来，这两部书已经失传很久了。然而曾经考求《周易》，还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说明的内容。所谓兼山艮，就是《连山》遗留下来的意思；六爻都另取人物作象，所谓‘坤以藏之’，就是《归藏》遗留下来的意思。全书都在说明地道，这部书虽然不存了，但它的卦象仍然可以推求出来。重卦由谁创制，诸位儒者说法不同。然而《易》中以十三卦制作器物、取法卦象的内容，既然是伏羲、神农所取，那么重卦出于伏羲就很明显了。关于十翼的说法也不相同，大体不超出《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这些篇章之外，难道还能舍弃这些而到别处寻求十翼吗？上经的卦三十个，用来象征阳奇；下经的卦三十四个，用来象征阴偶。上经以乾坤开始，以离坎结束，是因为从天地阴阳的正体开始，所以以水火的正体结束。下经以咸恒开始，以未济结束，是因为先说夫妇阴阳的交合，所以以水火的交合结束。汉代以来，考察卦象和占筮的人疑惑于术数，不能得到宏通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沉溺于空寂，不能归于仁义中正。丁宽作《易说》三万字，训诂之学因此兴起；焦延寿阐述阴阳灾异，穿凿附会的弊病因此产生。子夏的《易》不依照古《易》的篇次，而遵循费氏之《易》，可见是后人假托的。九师的《易》，王通认为《易》道因此而衰微，那么它对圣经没有帮助，也就可以知道了。王弼的传注只是高谈玄理，尊崇清虚而已。孔颖达的疏只是随文生义，依循王氏而已。到了程子作《易传》，《易》的义理才大为明白；朱子作《本义》，《易》的卦象和占筮才更加显著。程子的《易》，是发挥孔子十翼的；朱子的《易》，则是推明三位圣人教人卜筮的本意。后世对《易》道有功的，除了程朱还能是谁呢？《书》就是古代史书。伏羲氏的书称为《山坟》，只讲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八项。神农氏的书称为《气坟》，只讲归、藏、生、动、长、育、止、杀八项。黄帝的书称为《形坟》，只讲天、地、日、月、山、川、云、气八项。孔子删定《书》，定为一百篇。他删去《三坟》《五典》等而不予著录，是因为那些时代尚处洪荒，无法考察。以唐尧、虞舜为起点，是因为他们的道理源于中正而没有弊病。感伤

译周道已经东移，而东周兴起以后，急切地寄望于鲁国，所以选取伯禽的誓师之辞，《费誓》确实有深意。感叹王纲已经松解，而天下形势渐渐将要进入秦国，所以选取秦穆公悔过之辞，《秦誓》难道不是在显示微妙的用意吗？

译其中所记载的，如尧舜的禅让、汤武的放逐和讨伐，大到天文地理的安排秩序，小到草木鸟兽所含的生命，精微到性命道德的蕴含，粗略到法度官名的显著，上下千百年之间的事情，没有不完备的。无非是宏大的至道，用来给君主显示法则。可是《书》有六种文体：典、谟、训、诰、誓、命。读《尧典》《舜典》，就知道君主之道已经达到极致；读《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就知道臣下尽职已经达到极致。向君上训诫，事情便能得到规正；向臣民诰告，情意便能得到沟通。有誓，就使士人百姓尽力效命并知道有所畏惧；有命，就使臣下尽心办事并知道有所奉行。治国的规模和制度，灿然完备。至于《典》《谟》虽然是二帝的书，但看征讨三苗的誓师、任命羲和为官等事，也未尝没有誓、命；训、诰、誓、命虽然是三王的书，但看商代有先人的典章、周代有宏大的谋略，也未尝没有典、谟。到了秦始皇焚书，一百篇只剩一半。由伏生口授的，称为今文；从孔壁中藏书得到的，称为古文。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而平易，是因为伏生记录的实话难以写得工整，而孔安国润色的雅辞容易写得优美。然而《书》的小序之说，一定不是出自圣人；大序的文字又很不像西汉文，这就是可疑之处。自汉代以来，传注者不止一家。孔安国的注释大多穿凿附会；孔颖达的疏只详细说明制度。近世的注本，朱子取用了四家：王安石失于穿凿，吕祖俭失于巧饰，苏轼失于简略，林之奇失于繁琐。到了蔡氏《书集传》，分辨今、古文的有无，辨明大序、小序的讹误错乱，二帝三王的大经大法才灿然显明于世。《诗》的创作，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风是闾巷风土、男女情思的言辞；雅是朝会宴享、公卿大人的作品；颂是鬼神宗庙、祭祀歌舞的乐章。它们之所以分类，是根据篇章句节、声调节奏的不同来区别。赋是直陈其事，比是取物作比，兴是借物引起文辞。它们之所以分类，又是根据缀辑辞语、安排意旨的不同来区别。先王盛世，天子巡狩，命太宰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到了王室威灵衰弱，巡狩之礼停止，陈诗之礼也废弃了。我们的夫子删削确定为三百一十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它以《周南》《召南》为开头，就像《易》以乾坤为开头、《书》先列《尧典》《舜典》一样。它以《商颂》《鲁颂》结尾，就像《书》终止于周代，同时收录《费誓》《秦誓》一样。它把《黍离》降列为国风，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雅、颂不再创作，它的风格降低到与列国相同。它把《豳风》列在十三国风的末尾，是因为曹、桧的乱象达到极点，想要恢复治理必须如此之后才行。因此，先儒把《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定为正风，把邶、鄘直到《豳风》的十三国定为变风；把《鹿鸣》至《菁莪》的二十六篇定为正小雅，把《六月》至《何草不黄》的五十六篇定为变小雅；把《文王》至《卷阿》的十八篇定为正大雅，把《民劳》至《召旻》的十三篇定为变大雅。然而《周南》没有周公的诗，《召南》却有召公的诗。这是因为周公在朝廷内部，接近文王，虽然有德行却不显露，所以没有他的诗；召公在外，远离文王，功业显著，所以诗歌由下民作成。《七月》是周公所作，却列在风中；《公刘》是召公所作，却列在雅中。大概《七月》说的是风俗，所以列在《豳风》；《公刘》说的是政事，所以列在大雅中。鲁国有颂，是因为成王认为周公有大功劳，赐给他天子的礼乐。商国有颂，是因为成王封微子，让他承继前代之后，并有乐歌来奉祀成汤。宋国没有风，是因为它是当时天子所宾客相待的国家，不能贬斥，所以天子巡狩时不陈列它的诗。楚国没有诗，是因为它僭越称王，不能对它进行黜陟，所以太师不记录它的诗。《诗序》的创作，说法各不相同。先儒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分，下面推演阐释的内容是后人增补的。汉朝兴起后，讲论《诗》的有四家：鲁诗起于申公，盛于韦贤；齐诗起于辕固，盛于匡衡；韩诗起于韩婴，盛于王吉。毛诗则由毛公作训诂，郑玄作笺注。三家诗已经亡失，只有毛诗保存下来。虽然毛诗的义理不能完全符合经文，但考察三家仅存的说法，其中不合经义的地方更多。鲁诗说《关雎》是讽刺康后的晚起而作；齐诗说《黍离》是卫公子寿怜悯他的兄长伋而作；韩诗说《芣苢》是妇人因丈夫患恶疾而悲伤而作。像这些说法，都与毛诗不同。至于赵宋的欧阳氏、王氏、苏氏、吕氏对《诗》都有训释，虽然各有发明，却都不能没有遗憾。自朱子的传注一出，三百篇的义理便灿然复明，仿佛太空中的日月冲破积聚的阴云而出现。王者的事业消失，诗也随之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创作出来。周王室的车辙已经东移，王风也随之衰落。我们的夫子感叹贤明的君王不再出现，害怕天理将要灭亡，于是假借鲁国史书修订《春秋》，在乱世中寄寓治世的法则。它从鲁隐公元年开始，是为了哀伤西周不能复兴；至于记载捕获麒麟便停止，是为了感叹世道终究不能恢复。它记载天王、世子、王后、夫人、诸侯、大夫等名号，是为了厚重五伦的秩序，难道不是敦厚典常吗？它记载郊祭、禘祭、雩祭、社祭、朝聘、会盟、死亡、下葬等，是为了端正五礼的等级秩序，难道不是遵循礼制吗？称子突为‘子’，赞美季子，是因其善行而褒扬他，用以彰明德行；直书宰咺之名、削去翚氏之称，是因其恶行而贬斥他，用以讨伐罪过。然而它记事有的系于时，有的系于月，有的系于日。

译大概会盟、侵略、征伐不能预先确定具体日期，所以多记季节；天子、诸侯的丧葬礼分别有七月、五月的差等，不能确定具体日期，所以多记月份；出生以及君臣的死亡，时间一定而不可改变，所以多记日。这是自然的道理。各位儒者解释《春秋》，有人认为一字就是褒贬，这种说法本于太史公；有人认为只有贬斥没有褒扬，这种说法本于孟子；有人认为既没有褒扬也没有贬斥，这种说法本于《竹书纪年》。然而拘泥于一字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字字都像带着刀剑、寒风和霜雪，圣人不至于这样辛劳烦琐。拘泥于有贬无褒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司空掌管的劳役刑徒之书，圣人不至于这样惨酷。拘泥于褒贬俱无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琐碎言语和小说，圣人也不会无缘无故作经。大体说来，圣人作《春秋》，把褒贬寄寓在善恶的明显呈现中，把笔削的意义显现在先后次序的严整安排中。它的旨意深远，含义精微，即使智慧如子贡，也还不能谈论《春秋》。看经文记载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这体现了圣人爱惜礼制的心意。而子贡却想除去告朔时所供的羊，那么子贡的智慧还不能用来谈论《春秋》。贤能如子路，也还不能认识《春秋》。看经文记载赵鞅率军把卫世子蒯瞆送回戚地，这体现了圣人端正名分的用意。而子路竟然认为正名是迂阔之事，那么子路的贤能还不能认识《春秋》。自从《麟经》绝笔以后，传注有五家。但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没有书籍，所以它们的传注都湮没了。流传于世的，只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而已。《春秋》因三传而使经义更加明白的地方有，因三传而使经义更加晦暗的地方也有。左氏本人是国家史官，亲自阅览史籍，考察事理精细详尽，文辞也很优美，确实艳丽而丰富。然而他多叙述鬼神之事，预言祸福的时期，如申生托梦狐突、荀偃死后不接受含玉、伯有化为厉鬼、彭生化为妖怪等，这些失误就在于虚诞。谷梁辞意清楚、义理通达，例如评论隐公的小恩惠、虞公的中等智慧，确实清楚委婉。然而对于隐公元年的大义没有发明，对益师不记日期的过失又略而不说，它的缺点就在于简短不足。公羊说事分明，善于裁断，例如判断元年五始、益师三辞，以及美恶不避用同一措辞、贵贱不避用同一称号，确实明辨而有裁断。然而像单伯淫乱、叔姬请求嫁给鄫子、鲁女评论叔术的妻子和嫂子、谈论季子的兄弟饮食等处，它的缺点就在于流俗。到了赵啖、陆淳的辨析阐明之后，才使后人所学习的内容有了依据。刘氏《意林》一书出现以后，墨守成说、病入膏肓的论述才得以详细说明。宋代论述《春秋》而写成专书的，没有比胡文定公更好的；其次是永嘉陈傅良。文定的传注，精纯明白而博大丰赡，慷慨激切而精确恳切。他对于义与利的区别、内与外的辨别、纲常的端正、乱臣贼子的讨伐，显明得像烈日一样光明，凛然得像秋霜一样严肃。然而他的缺点，是过分相信《公羊传》《谷梁传》，过分详细地寻求褒贬，许多地方并非经文的本意。《陈氏传》论述时代变迁，认为有隐、桓、庄、闵时期的《春秋》，有僖、文、宣、成时期的《春秋》，有襄、昭、定、哀时期的《春秋》。但他论褒贬时，以传中所记来解释经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那么传中所记的事情难道一件件都真实吗？《仪礼》不知道是谁作的，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有学习礼的言论，《礼记》有读礼的文字，在那个时候本来就已有简牍流传，绝不是秦汉之间的文字。它的法度必定出自圣人。若说是周公所作，那就不是我敢确知的了。秦朝遭遇焚书，《礼》经残毁，流传到世上的只有十七篇。冠礼、婚礼、相见礼三篇，都是士的礼制。乡饮礼、乡射礼两篇，是大夫的礼制。燕射、聘礼、觐礼、公食大夫礼五篇，是诸侯的礼制。《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四篇，都是诸侯之士的丧葬祭祀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两篇，都是诸侯卿大夫的祭祀礼。《丧服》一篇，则总说上下通行的制度。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这些书，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这就是今文。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古经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献给朝廷，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中，这就是古文。汉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们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答复，最终未能设立。唐初时这些书还存在，各位儒者却不重视，终于亡失，可惜啊！到了宋代，朱子与东莱吕氏商量订正三礼的篇次，想把《礼记》中有关《仪礼》的内容附在经后，把不属于《仪礼》的另编为记。吕氏来不及答复，朱子也来不及完成，晚年才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分作王朝、邦国等类，把《礼记》分别附列在其中。这也仍是一部未完成的书，而丧礼、祭礼两类，又是他的门人黄氏、杨氏续成的。近世临川吴氏独自怀疑经与传混杂，认为应当把经作为正文，把记、补记、补传分别附列在经的左边；这与彖、象传附在《易经》之后，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把经作为篇章，却把传篇、记篇、补篇交错安插其中；这与左氏传附在《春秋》经之后，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这难道是朱子所说的整理经书的方法吗？于是他重新编纂次序，把十七篇全都依照郑氏次第作为正经；从戴氏、郑注中取有经篇性质的，作为逸经，共八篇，其中两篇取自小戴《礼记》的《投壶》《奔丧》，三篇取自大戴《礼记》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三篇取自郑氏注中的《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礼各有义，便是经的传。把戴氏保存的和刘氏补充的合起来作为传，共十篇。大概小戴《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是周末汉初的人所作，用来解释礼；戴氏把它们抄入《礼记》，于是依照《礼经》的篇次汇集成一编。《射义》一篇，反复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射礼，分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

译《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采用清江刘原父所补的内容，只有《觐义》缺失，于是取《大戴记》的《朝事》一篇来补足。正经列在首位，逸经次之，传列在最后，都分别编成卷而不相混乱。凡是周公的典章尚未完全坠失于世的，大概都已概括收集，没有遗漏。《周礼》一书，是周家实现太平的遗迹。周公在功业完成、政治安定的日子，在礼制完备、乐教和谐之时，作成这部书，用来装点太平，详尽于典章文物，却没有涉及道德教化；严格规定职分和官守，却不切近君主自身。如今看这部书，其中用井田制来安排兵农，用什一税来向百姓征取，用乡遂来教化百姓，用学校来培养士人，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以封建制治理天下，以肉刑威慑百姓。根本大制建立以后，才日夜讲求，增加完善其中的等级节文和具体条目。上面是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的次序；其次是祭祀、朝聘、冠婚、丧纪、军旅田猎、出行劳役的详细制度；下至车旗、圭璧等器物，梓人、工匠、车工、舆人的尺度，以及绘画、刮削、研磨、搏埴等技法；甚至细小到登鱼、取龙、刺鳖之类的琐事，也无不完备。它就像天一样，有形象的都在其中；像地一样，有形体的都承载其中。不是聪明睿智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可惜它先被战国诸侯毁坏一次，又被秦朝焚书的烈火毁坏一次。汉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河间献王才开始把这部书献入秘府；又过了一百多年，刘歆才开始把它列入《七略》。只是因为它出现得晚，所以当时的儒者共同怀疑它。有人说它是文王治理岐地的书，有人说它是成周理财的书，有人认为它是战国的阴谋，有人认为它是汉儒的附会。我私下认为，五等爵位、九畿服制、祭天祀地的礼制、朝觐会同的事务，都不是文王时代能够制定的。虽然此书确实详于财用，但它的规划似乎精巧，对下民却十分厚待；它的经常收入似乎丰厚，奉养君上的费用却很节约。说它是理财之书，也不是深知《周礼》的人。假使战国有这样的制度，就应当成为三代；假使汉儒有这样的学问，还能只是汉儒吗？不幸的是，书还未完成周公就去世了，其中制度有些尚未施行，所以封国制度与《武成》不合，建都制度与《召诰》不合，设置官职的制度与《周官》不合，九畿制度与《禹贡》不合。这些全都是预先制定而尚未实行的。欧阳氏怀疑它设置的官职太多，其实不只是一个官可以兼任许多职务，而且有事情才设置官职、没有事情就废除官职的情况也很多。难道会长期设置这些官职，白白耗费俸禄吗？苏氏怀疑王畿方圆千里没有土地容纳这些区域，大概王畿四方相距千里，远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齐，像棋盘一样，这是因为制度设计如此。但土地还包括山林、丘陵和山麓，怎么能像一幅图那样整齐呢？胡氏怀疑冢宰是论道的官，不应统领宫廷内务和财用之事，却不知道财用由冢宰统领，便能节制用度而没有奢侈浪费、滥加赏赐的弊病；宫廷内务由冢宰统领，便能修身齐家而没有女宠嬖幸的习气，这正是端正君心的要务，又怎么能轻率地议论说它不对呢？即便如此，想实行圣人的事业，就必须取法圣人的书；想取法圣人的书，就必须探求圣人的心。刘歆谄媚新室，沉溺于自己所习得的谄谀；王安石推行新法，拘泥于自己所习得的偏执驳杂。大多是假借圣人的法度，表达自己一人的私意，所以施行起来当然不会见效。只有宇文周采用苏绰的建议，大致仿照《周礼》而施行，如授田的制度、府卫的建置，后世在这些方面稍微接近古制。唐朝沿袭了这种做法，也取得了太平，只是因为没有圣人的心，不能扩充发扬，所以不能达到圣人的治理。过去卢植说，《周礼》和《春秋》相互表里，大概是因为《周礼》为尊崇王室而作，《春秋》也为尊崇王室而作。因此《周官》记载三百六十属官的职分，却以‘惟王’一语冠于开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却以记载王事作为开篇的特笔，这不正是两书互为表里吗？既然如此，把它诋毁为不是圣人之书，就是错误的。《礼记》的编作出自孔氏，大概是七十子门徒共同编纂所闻之事，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记录变礼产生的缘由，有的兼记礼仪的体制和履行，有的杂叙得失；汉初所见已有二百多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号称《大戴礼》；戴圣删为四十九篇，号称《小戴礼》。精细和粗略的杂记，无所不有，不能全部纯正。《曲礼》是在曲台讨论编撰的，却没有涉及五礼的根本；《王制》由博士撰述，却完全失去了先王的本意；《缁衣》本于公孙尼子，却仿照《鲁论》的文体；《礼运》记载孔子的言论，但关于大道的言论却本于老氏遗意；《经解》引用《易》的纬书，而关于尝禘的说法多牵合于孔子的言论；《明堂位》关于周公践阼的说法，是流俗的妄语；《月令》规定四时居处不同，拘泥于阴阳禁忌，其中言论的弊病大致如此。然而它的文字繁富，义理博大，学者阅读它，就像进入大都市的市场，珠玑宝玉随意取用；又像游览阿房宫，千门万户，随处都可以进入。把它广博的内容加以概括，也可以不违背大道。不能因为其中的话并非全都出自孔子，就轻率地议论它。唐代魏征认为小戴《礼记》的编次不合伦次，另作《类礼》二十篇，但现在看不到，不知那部书究竟如何。唐玄宗时，王岩请求删去《礼记》旧文，增加经书中的事例，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可删改的书，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不能任意改变。临川吴氏才开始取大小戴的记，重新编排次序。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既然已经得到朱子的表彰，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当然不能再混列于礼篇之中。《投壶》《奔丧》属于《仪礼》的经，也不能混杂在记中。《冠昏乡饮燕射聘义》属于《仪礼》的传，也应另行辑出附在经后。保存下来的共有三十六篇，其中称为通论的有九篇：《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以及附在其中的《文》与《深衣》。

译《月令》《王制》专门记载国家制度，附入《文王世子》《明堂位》。称为丧礼的有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载丧事；《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说明丧礼的意义。称为祭礼的有四篇：《祭法》一篇记载祭祀；《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说明祭祀的意义。称为通论的有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仲尼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的文字雅正典雅，不同于其他各篇，所以把它们作为此书的结尾。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既然已经作为《仪礼》的经，《朝事》一篇又用来补《仪礼》的传，《投壶》也收入逸经，《哀公问》又被小戴采用，现存的仍有三十四篇，只是它的内容冗杂空泛，远远不如小戴。大概大戴如同膏脂精华，而小戴这里只剩渣滓。然而其中有时还保存精辟的言语，不能完全弃置。《夏小正》仍属于月令一类，《明堂》仍属于《明堂位》一类；《本命》以下杂录事辞，多与《荀子》《贾傅》的书相互出入，并不是专门为记载礼而设，不能与《礼运》以下各篇相比。用礼引导百姓，用乐感化百姓，古代用《诗》《书》《礼》《乐》培养士人，称为四教；后世又兼用《易》《春秋》，称为六经。汉唐都设置五经博士，所说的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唯独乐书没有流传下来。汉朝兴起后，只有一位制氏世代担任雅乐声律之官，很能记录乐曲的铿锵声和歌舞，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汉文帝时，《周礼》尚未出世，魏地乐人窦公献上他的书，原来只是《大司乐》《大宗伯》两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术，与毛生等共同采集周公以及诸子谈论乐事的内容，作成《乐记》。他献上八佾之舞，和制氏所传相差不远。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授这部书，把它传给常山王禹。汉成帝时，王禹任谒者，多次谈论其中的义理，于是献上这部书，共有二十四篇。到了刘向校勘书籍，得到二十三篇，又与王禹所传的不同，所以著录为《别录》。如今《乐记》所收录的，除《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十一篇之外，还有《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礼》《乐道》《乐义》《昭本》《昭颂》等窦公的十二篇，只保存了篇名，文辞已经亡失。这样看来，《乐书》缺失的内容很多。然而《乐书》虽然亡失，散见于《周礼》《仪礼》等二礼中的内容仍然可以考核。《乐记》一篇，可以作为《乐经》；陈旸的《乐书》也可以删去其中繁杂的部分，附在后面。此外，宋代景祐年间的《乐记》、房庶的《乐书补亡》、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吴仁杰的《乐舞新书》，都可以考订采用，以辅助说明，希望能够补足《乐书》的缺失。

译河图、洛书 龙马图从黄河中出现，阐明造化的玄机；神龟书从洛水中出现，显示阴阳的奥妙。这是八卦的本源、九畴的根基，也是圣人依据它来向天下后世确立教化的原因。因此，一、六属水居于北方，二、七属火居于南方，三、八属木居于东方，四、九属金居于西方，五、十属土居于中央，这是河图的数。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二在左前，四在右前，八在左后，六在右后，这是洛书的数。河图以五个生数统领五个成数，并使它们处在同一方位，大概是显出整体来给人看，说明恒常之数的体。洛书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大概是以阳为主来统摄阴，开创变化之数的用。河图、洛书都以五居中，是因为一切数的开始不过是一阴一阳。阳的形象是圆，圆的直径为一、周长为三；阴的形象是方，方的边长为一、周长为四。周长为三，是把一个一作为一，所以把一个阳数加作三；周长为四，是把两个一作为一，所以把一个阳数分成二。这就是所谓‘参天两地’。三与二相合就是五，所以河图、洛书都以五居中。河图以生数为主，所以其中作为五的部分，也具备五个生数的形象；洛书以奇数为主，所以其中作为五的部分，也具备五个奇数的形象。它们的数和方位有三处相同、两处不同，大概是阳不可改变而阴可以改变。河图的一、二、三、四分别处在中央五所对应方位的外面，而六、七、八、九、十又各自因五而得到数，附在相应生数的外面；洛书的一、三、七、九也分别处在中央五所象征方位的外面，而二、四、六、八又各自依据同类，附在奇数的旁边。大概中央的是主，外面的是客；正位的是君，侧位的是臣，各有条理而不混乱。河图以完整为主，所以数到十，奇偶的方位均等；若论实际总数，偶数有余而奇数不足。洛书以变化为主，所以数到九，方位和实际数目都表现为奇数有余而偶数不足。一定要把中央虚空出来，然后阴阳之数才在二十上均等而没有偏差。河图运行的次序，从北向东，向左旋转而相生，这是确定的。然而在相对的方位上，北方一、六的水克制南方二、七的火，西方四、九的金克制东方三、八的木，相克已经包含在相生之中。洛书运行的次序，从北向西，向右转而相克，这也是确定的。然而在相对的方位上，东南方四、九的金生西北方一、六的水，东北方三、八的木生西南方二、七的火，相生已经包含在相克之中。大概造化运行，只有生而没有克，那么所生之物就无法得到裁制；能够克制却不能生发，那么这种克制也会有时中断。这正是河图、洛书生成变化的奥妙，它们从来没有不是各自完整具备的。若以七、八、九、六这些数来说，在河图中，七、九属阳，阳主进；六、八属阴，阴主退。进则有余，所以老阳比八多余，少阳比六多余；退则不足，所以老阴比七不足，少阴比九不足。这就是阴阳、老少、进退、丰足与不足的正理。老阳的位置是一，老阴的位置是四；但河图把老阳之九安排在四的外面，把老阴之六安排在一的外面。少阴的位置是二，少阳的位置是三；但河图把少阴之八安排在三的外面，把少阳之七安排在二的外面。这就是阴阳、老少相互藏于对方居处的变化。在洛书中，虽然纵横都是十五之数，但这全是七、八、九、六彼此消长的结果。一加五成为六，与南方的九交替消长；四加五成为九，与西北的六交替消长；三加五成为八，与西方的七交替消长；二加五成为七，与东北的八交替消长。把五虚置而分为十，虚去中央的五以后，纵横相加都成为十；把这十分别来看，九是十中剩下的一，八是十中剩下的二，七是十中剩下的三，六是十中剩下的四。纵横交错，无论怎样都能遇到七、八、九、六相合的情形。这就是所谓变化无穷的奥妙。前代儒者说，伏羲依据河图来创作《易》，大禹依据洛书来编排《洪范》九畴。大概河图是虚掉中央之数，洛书则总括其实数。河图虚去五和十，象征太极；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象征两仪；把一、二、三、四配为六、七、八、九，象征四象。析取四方相合之数而成为乾、坤、离、坎，补足四隅的空缺而成为兑、震、巽、艮，这就是八卦。洛书的数字，一代表五行，二代表五事，三代表八政，四代表五纪，五代表皇极，六代表三德，七代表稽疑，八代表庶征，九代表福极。它们的位置和数字尤其清楚。论其取法，《易》是伏羲从河图中得到的，起初并不需要洛书；《洪范》九畴是大禹从洛书中得到的，却没有进一步考察河图。然而河图与洛书从来没有不相通的。因为河图虚去十，就是洛书四十五之数；虚去五，就是大衍五十之数；把五与十相加，就是洛书纵横十五之数。用五乘十、用十乘五，也都还是大衍之数。洛书中的五，又自身包含五而得到十，合起来就是大衍之数了。把五与十相加，得到十五，合起来就是河图之数了。谁说它们彼此不同呢？刘歆说，河图和洛书相互为经纬，八卦和九章相互为表里。大概经是说它的正体，纬是说它的变化。以河图为主来说，河图是经，洛书是纬；以洛书为主来说，洛书是经，河图是纬。所取法的部分是表，相互贯通的部分是里。所以河图表面上是八卦，但其中也可以说明九畴；洛书表面上是九畴，但其中也可以画出八卦。先天后天

译伏羲出现，先天的卦图于是陈列出来；文王出现，后天的卦图于是推演出来。先天卦是乾、坤纵列，六子横列，是《易》的本体；后天卦是震、兑横列，六卦纵列，是《易》的作用。本体确立而作用运行，所以先天与后天可以相互依存，却不能相互缺少。请详细说明如下：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震在东北，兑在东南，巽在西南，艮在西北，这是伏羲先天的卦位。离在南，坎在北，震在东，兑在西，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巽在东南，艮在东北，这是文王后天的卦位。先天所重视的是乾、坤，后天所重视的是震、兑。先天有乾、坤的纵列，用来确定南北的位置；然后六子横列在东西，依靠乾、坤作为主宰，这是彼此对待以建立本体。后天有震、兑的横列，用来对应春秋的正位；然后六卦纵列，把冬夏的成全作为凭借而开始运行，这是交替流行以发挥作用。就先天来说，圆图左方从震到乾，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已经生成的卦，如同从今天追数昨天，所以说“数往者顺”。圆图右方从巽到坤，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尚未生成的卦，如同从今天逆向推算来日，所以说“知来者逆”。然而按照《易》所以形成的次序来看，它的先后始终不过是圆图右方的次序罢了，所以说“易逆数也”。圆图左边属阳，右边属阴。坤没有阳，艮、坎各有一阳，巽有二阳，这是阳在阴中逆行；乾没有阴，兑、离各有一阴，震有二阴，这是阴在阳中逆行。震有一阳，离、兑有二阳，乾有三阳，这是阳在阳中顺行；巽有一阴，坎、艮有二阴，坤有三阴，这是阴在阴中顺行。就后天来说，从乾在南、坤在北相交而言，就成为乾在北、坤在南的泰卦了；从离在东、坎在西相交而言，就成为离在西、坎在东的既济卦了。乾坤相交，是从它们形成的状态返回到它们生成的根源，所以再次变化后，乾退居西北，坤退居西南。坎离的变化，是东方的从上方转向西方，西方的从下方转向东方。所以乾坤退位以后，离取得乾的位置，坎取得坤的位置。震在东、兑在西：阳主进，所以以长阳为先而位于左；阴主退，所以以少阴为贵而位于右。坎在北，是阳进的中位；离在南，是阴退的中位。男性在北、女性在南，是彼此藏在对方的居处。四卦都处于四方的正位，都是主管时令、发挥作用的卦。乾在西北、坤在西南，是父母已经衰老、退处而不任事的地方。但母亲亲近而父亲尊贵，所以坤还使用一半，而乾完全不用。艮在东北、巽在东南，是少男进取之后、长女退处之前的位置，所以也都不使用。但男子尚未到从师学习的年龄，女子将要出嫁，所以巽稍微使用，艮完全尚未使用。然而伏羲先天的《易》本来以河图为根本，而它的卦位也没有不与洛书相合的。乾、兑产生于老阳的四、九，离、震产生于少阴的三、八，巽、坎产生于少阳的二、七，艮、坤产生于老阴的一、六，它们的卦确实与洛书相合。文王后天的《易》虽然只是以伏羲为根本，但也没有不与河图相合的。坎为一、六水，离为二、七火，震、巽为三、八木，乾、兑为四、九金，坤、艮为五、十土，它们的卦确实与河图相合。虽然如此，先天卦以乾象征君主，那么所主宰的是乾；后天卦以震象征帝王，那么所主宰的又是震。乾是震的父亲，震是乾的儿子；以统领、监临来称为君，那么统摄上天的没有比乾更合适的，因此先天卦位尊奉乾。这时乾主管事务，震位于东北而减缓其作用。以主宰、统治来称为帝，那么主持帝业的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因此后天卦位尊奉震。这时乾不任事，震位于正东而主管其作用。这样看来，伏羲、文王共同尊崇阳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论诗 在三代以前论诗，应当考察它们体制上的不同；在三代以后论诗，应当辨别它们得失上的差异。考察体制，就能看出诗歌的源流；辨别得失，就能知道诗歌的高下。因此，《诗》说“诗言志，歌永言”，后世仿效它而创作歌；又说“一曰风，二曰赋”，后世仿效它而创作赋。吟咏性情，后来转变为吟，所以感叹的形式便由“嗟”变为“叹”。自诗歌变为乐府以后，孔子作《龟山操》，伯奇作《履霜操》，都是表达忧虑或思念的诗。自诗歌变为《离骚》以后，贾谊的《吊湘赋》、扬雄的《畔牢愁》，都是表达悲哀或忧愁的诗。这些都是诗歌体制的源流。 “振振鹭”是三言诗的起源；“关关雎鸠”是四言诗的起源；“维以不永怀”是五言诗的起源；“鱼丽于罶，鲂鲤”是六言诗的起源；“交交黄鸟，止于棘”是七言诗的起源；“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诗的起源。这些都是诗歌句读的源流。《三百篇》的诗大多出自妇女，但它们的言辞虽忧愁却不困顿，虽悲哀却不伤痛。比如《泉水》，是卫国女子思念归乡的诗，却能合于礼；《载驰》，是许夫人思念归乡的诗，却能合于义。《绿衣》是哀伤自身遭遇的诗，它说的不过是：“我思念古人，使自己没有过错啊。”《击鼓》是怨恨君上的诗，它说的不过是：“有人在国内修城筑漕，我却独自南行，更何况是士大夫呢？”自从孔子删定《诗经》以后，诗歌和雅正之风便日渐衰落。像苏轼、李白的高妙，嵇康、阮籍的冲淡，曹植、刘桢的豪放飘逸，谢灵运、鲍照的峻拔清洁，他们的诗并非不工巧；然而只是吟咏风月，对风俗教化没有帮助。要说其中对风化有补益的，晋代只有陶渊明。看他以前的诗人，都写年号；宋代以后，只写甲子，这难道能与那些只讲究雕刻绘饰的人同日而语吗？像元稹的雄健深厚，韦应物的高雅淡远，徐陵、庾信的绮丽华美，白居易、柳宗元的放纵嘲讽和哀怨，他们的诗也不是不优美；然而只是夸耀烟云景物，与政体无关。要说其中爱君忧国的，唐代只有杜甫。看他的《杜鹃》诗，忠贞爱国之心流露在言语之外；《北征》诗，忧国之意显现在全篇结尾，又怎么能与浮华靡丽的诗人同类而论呢？宋代凭诗歌闻名于世的人，本来就数不胜数。例如杨大年作《赋朝京》，有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的心愿；欧阳修作《咏春帖》，能够借诗讽谏陈述防备之策，这些都有《三百篇》遗留下来的意味，不是后世骚人词客所能相比的。《周礼》论述先王的法度，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论述成周的制度，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周礼》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它的规模极其宏大，条目极其周详，不是圣人不能写成。因此文中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部书前往，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考察它吗？”姑且举其大概来说：八法、八则、八柄，是太宰所掌管的。所谓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难道不是所谓八法吗？所谓祭祀、法则、废置、禄位、赋贡、礼俗、刑赏、田役，难道不是所谓八则吗？至于用爵位来驾驭贵者，用俸禄来驾驭富者，用赏赐来驾驭受宠幸者，用废置来驾驭其行为，用生杀来驾驭其福祸，用夺爵来驾驭其贫困，用废黜来驾驭其罪过，用诛杀来驾驭其过失，这又是所谓八柄。六叙、六联、八成，是小宰所掌管的。所谓以次序来端正职位，以次序来推进政绩，以次序来安排事务，以次序来制定俸食，以次序来接受防禁，以次序来听取实情，难道不是所谓六叙吗？所谓祭祀的联事、宾客的联事、丧荒的联事、军旅的联事、田役的联事、敛弛的联事，难道不是所谓六联吗？至于通过比较户籍来听理政役，通过简核来听理军队和田猎，通过版籍地图来听理闾里事务，通过契券来听理借贷，通过礼制和命令来听理俸禄职位，通过书契来听理取予，通过质剂来听理买卖，通过要约和防禁来听理出入，这又是所谓八成。司徒所掌管的，没有比三物、八刑更重要的。说到三物，就有六德、六行、六艺这些条目；说到八刑，就有不孝、不睦、不姻、不悌、不任、不恤、造谣惑乱百姓等刑罚。司马所掌管的，没有比九法、九伐更重要的。划定王畿、分封诸侯国，以端正各诸侯国；设置礼仪、辨别职位，以区别诸侯国的等级；进用贤能、振兴功业，以造就诸侯国；建立牧伯、设置监官，以维系诸侯国；编制军队、查禁违禁，以纠正诸侯国；施行贡赋、分配职事，以使诸侯国承担职责；简核乡民，以供诸侯国使用；均衡守卫、平定法则，以安定诸侯国；亲近小国、尊重大国，以使诸侯国和睦。这就是所谓九法。凭借强大而侵犯弱小，就责罚它；残害贤能而伤害百姓，就讨伐它；在国内施暴、对外凌辱，就筑坛讨伐它；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减它的土地；依仗险固而不服，就侵伐它；残害杀死自己的亲族，就正法它；放逐、弑杀君主，就灭绝它；违犯命令、凌辱政令，就闭塞它；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就消灭它。这就是所谓九伐。大祝掌管辨别六种称号，其中有神号、鬼号、▯号、牲号、齍号、币号。它辨别九种祭祀，其中有命祭、衍祭、炮祭、周祭、振祭、擩祭、絶祭、缭祭、共祭，这些属于宗伯的事务。小司寇用五种声音来听理诉讼，难道不就是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吗？士师掌管士的八成，难道不就是邦汋、邦贼、邦谍，以及犯邦令、挢邦令、为邦盗、为邦朋、为邦诬吗？这些属于司寇的事务。至于官名，没有一个不是有意义的。治理并不是上天的事务，却称为天官，是因为治理以道为根本；教化并不是大地的事务，却称为地官，是因为教化以感化为根本。礼以仁为根本，所以礼官称为春官；政以礼为根本，所以政官称为夏官；刑以义为主，所以刑官称为秋官；事务以智为主，所以事务官称为冬官。称为“宰”，是以制定、裁断变化为义；称为“夫”，是以统率众人为义；使人端正就称为“正”，使人长大、统领众人就称为“伯”。“司”是伺察的意思；“氏”是世代守职的称呼。尊重其智慧，所以称为大夫；认为其职任卑下，所以称为人。

译大纲小纪，没有不完备记载的。若不是圣人的胸襟广大，谁能参与制定这样的制度？那些不了解却妄加议论的人，哪里足以谈论圣人的制作呢？无奈这些典籍在秦火中化为灰烬，圣人的经典因此不完整；又被汉儒附会，圣经的本旨更加隐晦。所以天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篇中的，如内史、司士一类；也有其他官篇的文字混杂在天官中的，如甸师、世妇一类。地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篇中的，如大司乐、诸子一类；也有其他官篇的文字混杂在地官中的，如闾师、柞氏一类。春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篇中的，如封人、大小行人一类；也有其他官篇的文字混杂在春官中的，如御史、大小胥一类。夏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篇中的，如衔枚氏、司隶一类；也有其他官篇的文字混杂在夏官中的，如职方氏、弁师一类。至于掌祭一类，我知道它不是秋官的文字；县师、防人一类，我知道它们是冬官的文字。沿着文字探求意义来考察，再参照其他经籍加以验证，还有什么疑问呢？冬官并没有亡失，只是混杂在五官之中罢了。汉儒考察古制不够深入，于是用《考工记》来补足冬官，哪里知道乡师、载师一类其实混杂在司徒篇中，兽人、▯人一类混杂在太宰篇中，土方、形方一类混杂在司马篇中，雍氏、萍氏一类混杂在司寇篇中。郑玄、贾公彦等儒者承袭错误、沿袭谬说，没有察觉其中的不当。到了临川俞庭椿，才开始撰写《复古编》；东嘉王次防又撰写《周官补遗》；草庐吴氏又接着加以考订，于是《周礼》的六官才得以成为完整的书。《春秋》三传 圣人作经，是为了显示褒贬的公正；贤人作传，是为了阐明圣人删削取舍的深意。经是用来载道的，传是用来解释经的。若不是圣人创作经书，本来就无法确定天下的是非正邪；若不是贤人撰述传文，又怎么能阐明圣人所赞许和所贬斥的心意呢？从前我们的夫子孔子生于周朝末世，忧悯圣道不能实行，哀叹斯文将要坠落，于是借鲁国史书作《春秋》，用来彰明历代帝王的大法，用来成为万世不变的常经。因此，记载周王并把它排在春季之后，记载王正月并把它排在周王之后，一统天下的意义就明白了；贬斥宰咺归还赗礼，避讳晋文公召见周王，三纲的伦理关系就端正了。齐桓公称霸时，记作“遂伐楚”来讥刺他的专横；晋文公称霸时，记作“执曹伯”来揭露他的诡诈。他尊王抑霸的态度是多么鲜明啊！楚国开始见于经文时，只以州名举出；吴国开始参与会盟时，却区别对待而将它置于诸侯之外。这种区别内外的标准为什么如此呢？正是程子所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所谓《春秋》的言辞有三类，是说《春秋》有面对天下而言的，有面对一国而言的，有面对一家而言的。所谓《春秋》的避讳有四类，是说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为贤者避讳、为同姓者避讳。至于《春秋》三传的著作，若说它们的长处，记事没有比《左氏传》更完备的，体例没有比《公羊传》更明晰的，义理没有比《谷梁传》更精密的。若说它们的短处，有的失于虚妄，有的失于紊乱，有的失于穿凿附会。《公羊传》说，求取金钱、车辆是不合礼的，却不知道应当责备诸侯不来进贡；把大阅、大搜说成很少记载的事情，却不知道这是讥刺列国僭越天子的礼制；把修筑馆舍说成合乎礼，却不知道仇敌之间不可以相互往来。《谷梁传》说，正月己卯举行烝祭是不合时令，却不知道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冬季祭祀并不算不合时令；说秋季在红地举行搜田是合乎礼的，却不知道春季搜田而在秋季使用军队并不合乎正礼；把不接纳子纠说成国内的罪恶，这就意味着仇敌也可以容纳。左氏把郎地的狩猎说成合乎礼，却不知道这会使国家政务荒废而远行田猎；把修筑安置王姬的馆舍说成合乎正礼，却不知道仇敌之间不可以交往。四国讨伐郑国，却把它说成围困郑国；狄人进入卫国，却把它说成灭亡卫国，那么《春秋经》为什么不记作“围”和“灭”呢？既然如此，三传虽然有阐明经义的功劳，但若说它们完全领会了圣人的禁戒，那还不能这样说。《椒邱文集》第一卷。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第二卷。明代何乔新撰写。《防府十科摘要》。史科。

译《汉书》《唐书》列传。史传这类著作，是用来崇尚儒术、表彰奉公守法而有善政的官吏、鼓励淡泊自守而退居的人，并彰显忠孝的。全世人都共同如此的事，史官不必记载，因为那是无法全部记载的；全世人中只有某人独有的事，史官应当特别记录，用来激励浇薄的世俗。西汉设有《儒林传》和《循吏传》，并不是西汉值得夸耀的事情。大概自从高祖见到穿儒服的人便轻慢辱骂以来，儒者的气势就不再振作；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在世上流行，官吏的治理大多出自刑名之学。班固撰写《西京》一书，把儒林、循吏列为表传并加以叙述，正是因此感伤汉代儒者和官吏的处境。东汉有《独行传》和《逸民传》，也不是东汉值得夸耀的事情。大概自从矫饰偏激的风气兴起，士人开始流于孤高怪异、决绝自守的行为；自从廉耻之风丧失，当时才开始尊崇高举远遁的人。范氏撰写《东都》一书，把独行、逸民列为表传并加以叙述，也是在感伤士人少有德行纯全的人，而当时多有只顾独善其身的人。李唐有《孝友传》和《忠义传》，也不是李唐值得夸耀的事情。大概自从高祖在晋阳改变节操，唐朝就没有忠义的风气了；文皇帝在闺门之内的行为有亏，唐朝就没有孝友的习俗了。执掌史笔的人，把孝友、忠义之士列出加以叙述，大概是感伤当时忠孝难得，而仅有这些品行的人便已经足以受到尊贵了。而且，西汉有商山四皓，并不是没有逸民；又有以矫正世俗著称的杨王孙，并不是没有独行之士。但班固没有设立《逸民传》《独行传》，大概是因为当时廉退自守的士人还很多，不必特别尊崇逸民；品行纯全的人仍然很多，也没有必要专门取录独行之士。东汉有江革、申屠蟠这些人，并不是不十分孝顺；有李固、杜乔这些人，也不是不十分忠诚。但范晔没有设立《忠义传》《孝友传》，大概是因为当时孝友之风盛行，孝友之人不可能一一记载；人人都讲忠义，忠义几乎无需另立一传。至于列入《儒林传》的有二十三人，在经学传承方面，孔安国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孔安国得到圣人家传的学问，难道不是经学渊源深厚吗？列入《循吏传》的有六人，在政治宽厚忠诚方面，蜀地的文翁是其中的首要人物。文翁兴办学校来教化百姓，难道不是忠厚吗？以独行而著名的有二十四人，我私下最取法范式。范式凭信义立身于朋友之间，当时人知道可以把死后的事情托付给他；这本来就是以圣贤为根本，并不是矫饰偏激。以隐逸著称的有十七人，我私下最取法严子陵。他志趣高尚，最终也没有向光武帝屈服；这本来就是以山林为乐，而不窃取声名。列入《忠义传》的有三十七人，我尤其喜爱保全节操的张巡。列入《孝友传》的有十人，我尤其喜爱以义著称的李知本。然而，西京的儒者没有比扬雄更杰出的，东都的循吏没有比卓、鲁、李、唐更杰出的，忠孝之人没有比狄仁杰更杰出的。他们没有列在这些类别的名目中，并不是说他们不值得列入，正是因为他们德行完备、品行周全，不能只列入某一个方面而降低他们的价值。即便如此，张汤、杜周是以残忍苛刻著名的人，如果不把他们列入《酷吏传》，又凭什么使残酷苛刻的风气衰退？蔡琰在胡地失节，品行不能说不丑恶，却因为文采的缘故而把她列入《列女传》加以传述，那么又凭什么来勉励天下的妇女？裴延龄是奸邪谄媚之中的豪杰，如果不把他列入《奸臣传》，那就又不是《春秋》以斧钺诛罚奸恶的精神了。

译诸史。一个朝代的兴起，必然有一个朝代的史书；一个朝代的史书，必然要由这个朝代的人来撰写。所以，有了唐虞时代的史官，后来才有《典》《谟》的浑厚质朴；有了孔子这位大圣人，后来才有《春秋》的谨严。如果不是明智能够周遍通晓万物的道理，道德能够适合天下的实际用途，智慧能够通达难以知晓的意义，文章能够阐发难以显明的情理，哪里足以担当史官的责任呢？自从《麟经》绝笔以来，史学寥落无闻。司马迁改变编年体的史法，创立纪传体，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撰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扬子云称赞它：论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章直截，事实核实，不虚夸美化，不隐讳恶行，所以称为实录。比如叙述游侠的言论、评论六国的形势，其中土地、兵甲，直到车骑、积粟的差别，都可以说是辨析详明，而且无不各自符合事实，这就是所谓辨析而不浮华。叙述从事货殖者的资财，并拿它同封侯之家相比，其中枣、栗、漆、竹，直到户籍、稻草、鲐鱼、鮆鱼的数量，都可以说是质实，而且无不各自用文辞加以修饰，这就是所谓质朴而不鄙俗。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前后三千多年，论述撰写才五十万字，不正是文章直截吗？记载帝王，就以《诗》《书》为根本；叙述列国世系，就依据《左氏传》；谈到秦国兼并诸侯，就采录《战国策》的言论；谈到汉朝平定天下，就叙述《楚汉春秋》；这不正是事实核实吗？伯夷是古代的贤人，所以把他列在列传的开头；晏婴善于同人交往，甚至愿意为他执鞭，由此可知《史记》并不虚夸美好。陈平有谋略，却不避讳记载他盗嫂、接受金钱的奸行；张汤荐举贤才，却不遗漏他文法深刻、心怀嫉妒的残酷，由此可见它也不隐瞒丑恶。然而论述大道时先推崇黄老，后推崇六经；叙述游侠时贬低处士，抬高奸雄；记述货殖时尊崇权势利益，羞辱贫穷卑贱，这就是班固所批评它的失误。至于班固删定司马迁的史书，完成父亲班彪未完成的事业，上起汉高帝，下至王莽，写成《汉书》共一百卷。范晔称赞它不激烈诡异，不压抑高亢；内容丰富而不污秽，详尽而有体例。例如公孙弘矫饰诡诈的行为，就如实写出他以钓取名声为目的的言论；东方朔诙谐诡异的谈论，就鄙视为滑稽之雄，这就是不激诡异的体例。盖宽饶因侍奉君主而直言抗争，被视为狂妄盲昧的人，班固却认为他是国家的正直之臣；梅福辞官守节、追随自己的爱好，班固却认为他仍然足为后世的典型，这就是不压抑直抗的体例。司马相如的文章风雅，却写到他在临邛私奔逃亡的事情，班固便把它作为淫靡的警戒；张禹传授经学，却写到他在后堂享受声色之乐，班固便把它作为乖僻的箴戒，这就是内容丰富而不污秽。贾谊论政事的文章，记载了他的万言书，内容都切合世事；董仲舒贤良对策，记载了他的三篇文章，内容都明晓经学。这就是详尽而有体例。然而论述国家体制时，替君主掩饰过失，却贬抑忠臣；叙述社会教化时，尊重能够取悦容纳的人，却轻视正直守节的人；论述当时政务时，谨慎对待辞章，却忽略事实。这就是傅玄所讥刺的错误。范氏撰写《东汉书》，简约而周详，疏朗却不遗漏，笔势纵横放达，奇妙变化无穷。例如两都官制的详细记载、独行和逸民的传记，可以说相当完备了。然而把圣公压抑在列传中，却把文叔列在本纪开头；论述隗嚣时言辞多有虚夸赞美，记载方术时事情多不合经常，不免受到后人的议论。其他如荀悦省略前汉史书的繁复而作《汉纪》，袁宏删削后汉史书的芜杂而作编年史，体制接近古代，文辞简约而事情详尽。然而既比不上左氏文章的丰富华美，也不如《史记》流传盛广。陈寿撰写《三国志》，文辞中多有劝善惩恶的意味，对风俗教化有益。文中子称赞它依循大义，删削异端。司马光喜欢它叙事高古简洁而有法度；它不说曹操本来是曹嵩的亲生儿子，却把夏侯渊、夏侯惇列在曹氏诸人之中，由此可见曹嵩本是夏侯氏的儿子。记载高贵乡公下诏书后死去以及司马昭的奏章，就可以看出高贵乡公不得善终。然而把帝室后裔写成盗寇，把曹魏的老瞒曹操写成奸雄；把他列入帝王世系，又附会为求米之怨；因为父亲被髡刑的仇恨而不为丁仪立传；贬低诸葛亮的将略，这些都不能逃过君子的讥议。后来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萧常作《续汉书》，都尊崇昭烈帝刘备的正统，贬抑魏、吴的僭号。可惜习氏的书已经散佚，而萧常的史书又疏略。晋代史书开始有十八家的著作，后来由唐代史臣汇编记录而成；但喜欢采录诡异之事，言辞多用骈偶。贬斥晋朝灭亡时，还写有鳌鱼坠落三山、鲸鱼吞食九州的说法，简直合于歌咏的文辞；贬斥惠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时，又写有暑湿之气、方才听到淫哇之声等话，罕见记载，简直合于表奏的语言。这就是它的失误。沈约的《宋书》号称博洽，却记载了魏晋以来的事情，不免受到割断时代界限不严的批评。萧子显的《齐书》喜欢纵情驰骋，尤其多有雕琢辞藻、铺陈文采的变化，所以不免受到文辞更加低下的讥评。《梁书》《陈书》由姚思廉撰写，但言辞卑弱，因此学者很少传习。《后魏书》由魏收撰写，但褒贬任凭个人情意，所以当时人称它为“秽史”。《北齐书》由李百药撰写，却杂采其他史书；《后周书》由令狐德棻撰写，但多不是实录。李延寿的《南北史》，司马光喜欢它叙事简洁刚劲，胜过正史，只遗憾它没有撰写志书，使制度无从看见。魏征的《隋书》，评论者认为不应当为王邵、袁充二人立传，只应记录他们诡诈的言辞和虚妄的学说。《唐书》的旧史，是刘昫编纂的；新史，是欧阳修、宋祁修撰的。把李义甫、许敬宗的奸邪同长孙无忌列在一传，把柳宗元、刘禹锡的阿附同韩愈列在一传，这是旧史的错误；新史改正了它，因为它先列君子，后列小人。刘蕡的耿直却列入《文苑传》，阳城的卓异却概括归入《隐逸传》，这是旧史的错误；新史改换类别，因为它取重大节操而舍弃细小节行。然而任用不专一，体例不统一，所以本纪有错误而列传察觉不到，列传有错误而本纪不知道，褒贬没有定论，记载没有统一纲领，这就是不能使人满意的原因。欧阳修作《五代史》，立例精密，取法《春秋》，文章简洁而能畅达地叙述事情，增加内容却不烦琐；他的论赞一定以“呜呼”开头，大概因为这是乱世的史书，所以借此表达感慨叹息之意。

译看它的篇名叫“家人传”，就可以看出帝王端正家庭的意义；叫“梁臣传”“唐臣传”，就彰明忠臣不事二主的意义；叫“死节传”，就彰显节义；叫“一行传”，就显出高尚品行。欧阳修自称：“孔夫子作《春秋》，借乱世来寄托治世之法。”我撰述本纪，以治世之法端正乱世的君主，那么他寄托的意义也很高远了。评论者认为它的功绩不在司马迁之下，又说它笔力纵横驰骋，没有驳杂的议论，难道是虚话吗？司马温公恢复纪传体的内容而作编年史，总括历代而作《资治通鉴》，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凡是关系国家兴衰、联系百姓安危的事情，几乎没有不全部记载；删削、叙述、取舍，也没有不含有深意的。开篇记载“命三晋为诸侯”，是为了明辨君臣名分；记载“四皓为惠帝立党制”，以其父亲的事情来说明父子之义；鲁仲连射书劝降聊城的事情，司马光就略去不记；曹操分香、卖履这些细小事情，司马光却加以讥刺以表示贬斥。认为褚遂良没有诬陷刘洎的话，认为陆贽没有报复窦参的意图，认为韩休一定不会到了赞美李林甫的地步，颜真卿一定不会替叛贼起草奏章，这种凛然不可犯的人道大经，它对风俗教化的关系就是这样重大。曹参遵守萧何制定的约束，正是用来针砭熙宁年间大臣变法的过失；贾山所说的听从劝谏、拒绝劝谏，正是用来讥刺熙宁年间大臣只听取与自己相同意见的错误；苏秦纵横家的游说，本来不值得采纳。把这件事保存在书中，是想让人看见当时能言善辩之徒颠覆国家的情形。啬夫的辩才纵横，也不值得采纳。司马光深加辨析而不肯放过，是想让小人知道逞口舌之利没有益处。对于治道的要务，他是这样恳切；对于政事的益处，也同样如此。确实可以说，这是典章法度的总汇、史册文牍的渊海，是秦汉以来未曾有过的书。可惜它尊曹魏为帝而把蜀汉视为盗寇，尊朱梁为帝而把河东视为盗寇；记载武后的年号，废黜中宗的帝号；屈原不被取用，扬雄反而受到称赞，这些都不免受到后人的讥议。至于朱子作《资治通鉴纲目》，年月有远近，详细写出甲子来记载，那么上面岁时周备而天道明白；国统有分离和合并，特意写出正统来加以区别，那么下面统绪端正而人道确定。有关于始终、兴废、灾祥、沿革的正例，有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警戒的变例，都用大字书写来提纲挈领，那么大纲便全举而鉴戒便明白了。有追溯事情的起始、接着写到结局的，有详细陈述事情、完备记载言论的，都分别作注以备叙述，那么众多细目便全部张开，细微的端倪也显现出来。发掘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诛罚已经死去的奸臣谄佞，《春秋》以后只有朱子一人做到了。从今天看来，对于秦、楚、韩、魏僭越称王的事情，就分别加以区别，使天下知道僭伪之号不能取得正统，这也是《春秋》诛讨吴、楚的法则。对于宋、齐、梁、陈分裂而各自统治的事情，就降低它们的地位，使天下知道帝位传授不能取得正统，这也是《春秋》贬黜五霸的意义。把卫国贬称为侯、君，难道不是《春秋》称杞伯、杞子的例子吗？记取留侯招来四皓来确定太子，难道不是《春秋》赞美首止会盟的意义吗？扬雄本来在汉朝做官，却称他为“莽大夫”，是诛责他的阿附；陶潜本来在宋朝去世，却称他为“晋征士”，是表彰他的贞节。记载孟轲离开齐国，是哀伤圣道不能实行；贬低狄仁杰而把他列入周朝，是憎恶臣子的正道不能建立。汉史说“幸大学”，后来把“幸”改为“视”，说明即使天子也必须有老师；唐史说“尚公主”，后来把“尚”改为“适”，说明即使尊贵之人也应当遵守妇道。然而朱子作这部书，难道只是出于个人偏见和臆说吗？《纲》仿效《春秋》，同时采纳众史的长处。例如记载曹操自立，仍采用范晔史书的文辞；韦耿讨伐叛贼，也依据范晔的意思。尊崇昭烈帝刘备的正统，就采用习凿齿的议论；保存中宗的纪年，就依据范太史的说法。《目》仿效《左氏》，并考核汇合诸儒的议论。例如记载卫鞅遭受祸患，就采用胡氏的议论；记载秦国割地与韩、魏讲和，就依据苏氏的说法；叙述秦、赵在渑池会盟，就是杨龟山的议论；叙述张良误中副车，就是程子的辨析。拿它来质问人心而没有疑问，拿它来考核众家议论而没有惭愧。确实可以说，它能够接续《春秋》失坠的绪统。至于陈子桱续写《资治通鉴》，其中如记载李重进谋反，明确了君臣的名分；记载劾里钵世袭，显示金源兴起的征兆。尊重先圣，就记载孔宣为官；重视道统，就记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去世。建炎年间的大书法，是取法中宗；绍兴、晋康年间的特笔，祥兴年间的纪年，显示有宋的天命还没有断绝。然而开头列入三皇，就有许多诡异而不合经常的说法，不是用来彰明传信、存疑的道理。建隆年间的分注，与五代诸君没有不同；虚中之死，没有记载他的谋略。对于金代的节义，君子不能没有遗憾。苏子由的《古史》，是用来纠正司马迁史书的错误。司马迁把纪事起于黄帝，却遗漏伏羲、少昊，《古史》就增补了他们。司马迁为孔门弟子作传，却略去了琴牢、陈亢，古史则记载了他们。荆轲属于刺客一类，司马迁有不违背其志向的美意，古史则加以辨明。西门豹属于循吏一流，司马迁却把他列入滑稽之列，古史则予以纠正。司马迁说宰我跟随田常，古史则订正了他的错误。司马迁说子贡改变了五国的形势，古史则辨明这并不正确。司马迁为穰苴作传，却不知道考据上的次序错乱，古史便删去而不保存。记载虞卿时，却不知道其经历的先后，古史则加以考订，使之不致舛误。而且古史序文开头说，圣人实行善行，就像火必然是热的、水必然是冷的；不去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这也是领会了圣人的心意。章衡编纂的《编年通载》，上起唐尧、虞舜，下至治平年间。开头记国号和庙谥，用来表明正统承继；以日月记事。他把吕氏称制的年份系在少帝名下，废去武则天擅权时所用的年号，而列在中宗名下，是担心后世改变年号、窃据帝位，反把伪号当真而失去正统。他记载后妃、世子的废立，是担心后世尊立庶子、废黜嫡子，因私爱而灭公义，失去礼制的顺序。他记载将相大臣的善恶，是担心后世憎恶正直、丑化正人，诡诈谄媚、专擅权力而失去任用贤能的原则。

译他记载外域君长的叛逆或归顺，是担心后世依仗安定而忘记危险，穷凶极恶而引发祸乱，失去防备。至于记载灾异以示警戒，删去祥瑞以防止懈怠，明载死亡和安葬以端正始终，都是用来权衡褒贬、确立史法，以便人们阅读的。大体说来，修史的事务有三等：宣扬善行、贬斥恶行，不避强暴权势，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这是上等。编排史实、勒成篇章，内容郁然充实而不可删改，如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这是次等。才华高、学问博，名重一时，如周代的戍夫、楚国的倚相，这是下等。过去刘知几著《史通》四十一篇，用来评议前史的得失，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的人全都受到讥评。然而考察他的书，可予以肯定的有十分之三四，可贬斥的有十分之五六。他讥评前人的过失，说司马迁的体例失当、记载繁琐，说班固熟练周密，说项羽不应列入本纪，说陈涉不应列入世家，这些议论是确切的。至于他自己所说的修史方法，竟想把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前，把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前，在百官志之下增加氏族志，在艺文志之外增加方言志，这不也是多余吗？他还说：修史有三种长处，就是才、学、识。《史通》这部书贯通古今，不能说没有学问。他三次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不能说没有才能。可是，在疑古惑今之类的问题上，难道不是见识有所不足吗？有志于著史的人，应当以此为戒。《史记》自古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必有记事的史官：左史用来记录言论，所以君主的命令必定记录下来；右史用来记录事情，所以君主的举动必定书写下来。像《典谟》那样浑厚质朴，像《春秋》那样谨严，后世再也没有能超过它们的了。司马迁具有超越世人的气概和优秀史家的才能，他撰写《史记》，措辞雄健，寄托的意旨深远；三代以来，执掌史笔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现在考察这部书，本纪记载天下的统绪，世家记载一国的世系，列传记载一个人的事迹，书记载制度沿革的大要，表记载兴亡治乱的大略，这就是它的大体法则。本纪从黄帝开始，是为了显示帝王统绪；世家从太伯开始，是为了显示封国建立的先后。楚怀王已经死去，而项羽掌握了发号施令的权力，所以为项羽作本纪；汉惠帝年幼柔弱，而吕后专擅朝政，所以为吕后作本纪，这大概是遵从实录。孔子处在周代，是臣子的身份；处在后世，则是老师的身份，所以把他列入世家。陈涉如果处在夏商时代，就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处在秦代，就只是陈涉，所以把他列入世家，其中大概有深意。列传中的褒贬尤其有深意，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是看重清正的节操。把孟子、荀子列在淳于髡等人之前，是尊崇我们的学说；把庄周附在老子之后，把申不害附在韩非之后，是为了区别异端。就表而言，《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是为了考察百代以来的嫡庶本支；《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开始，是为了观察世局变化的升降；《秦楚月表》把义帝列在前面，而把汉朝列在其中，是为了彰明大义；《将相年表》把重大事件的记载系在前面，是为了表明职分。至于汉朝兴起以后，诸侯表以年份为经、国家为纬，是为了观察天下的大势；高祖功臣表以国家为经、年份为纬，是为了观察一时的得失，无不包含深意。就书而言，《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以征利为务的危害；《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仙的过失；《天官书》用来警戒当时君主修明政治的心意；《河渠书》用来说明历代水利事业的原由。他写《律书》，不谈音律而谈兵，不谈用兵而谈止兵，说明他知道制定法律的根本。他写《历书》序，不专谈太初历而谈古代历法，不谈八十一分的算法而谈

译九百四十分的算法，说明他知道制定历法的方法。至于《礼书》记载礼的理论而不取绵蕞之礼，《乐书》记载乐的理论而不取房中之歌，也无不含有深意。不只是这样，称陈平为陈丞相、称卫青为卫将军，难道不是领会了记载官职的意义吗？称周勃为绛侯、称韩信为淮阴侯，难道不是领会了记载爵位的意义吗？称大梁王为彭越、称九江王为黥布，难道不是领会了按本名称呼的意义吗？张叔、田叔都称“叔”，这同书中称字是一个道理；贾生、郦生都称“生”，这同书中称“子”是同一个意思。唉！在《春秋》之后继承并保存《春秋》的体例，除了司马迁的史书，我还能归依谁呢？圣贤科 圣贤相传的心法 我曾经说过，圣贤出生有先后，道统的传承却不受古今限制。在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之间相互传承的，是这个道；在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朱子之间相互传授的，也同样是这个道。谁能说圣贤之道不同于帝王之道呢？请详细说明：有了太极，阴阳便分化；有了阴阳，五行便具备。太极与阴阳、五行精妙结合，于是人物产生，这是道源于天的情形。圣人承接天道而确立根本，体察大道而治理国家；他们阐明道统时，言语似乎不同，实际道理却完全一致。尧把君位传给舜时说：“确实把握住其中正之道。”存于心中而没有偏私，施用于事情而不过度也不不及，就符合太极之道了。这是尧从天所得、舜从尧继承的道统。舜把君位传给禹时说：“精心专一，把握中道。”用精微的心去考察而不差错，用专一的心去守持而不丧失，这才是真能把握中道。这是舜从尧所得、禹从舜继承的道统。说到成汤，则说：“用义来裁制事情，用礼来裁制内心。”用义处理事情，用礼约束内心，道心就能常存，中道也就可以把握了。这是成汤从禹继承的道统。说到文王，则说：“即使不显现也如同在临视，即使不厌恶也仍然加以保守。”这就是成汤所说的用礼来约束内心；“即使没有听见也依法式行事，即使没有进谏也能被采纳。”这就是成汤所说的用义来处理事情。这是文王从成汤继承的道统。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时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义胜过欲望就顺利。”周公在《易》的爻辞中说：“用敬使内心正直，用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所谓“敬”，就是文王用来约束内心的；所谓“义”，就是文王用来处理事情的。这是武王、周公从文王继承的道统。至于孔子，他在当时教诲弟子时说：“广博地学习文献，以礼约束自己；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他在《大学》中写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无非是几位圣人处理事情、修养内心的意思。这是孔子从周公继承的道统。颜子的学问得自对“如何实行仁”的请问，曾子的学问得自《大学》的义理，他们亲自接受道统传承就是如此。至于子思，先以戒惧、慎独为教，继而讲知、仁、勇，最后归结于诚。这难道不是子思从曾子继承的道统吗？至于孟子，则先讲求回失的本心，继而讲集聚义气，最后讲扩充其本心。这又难道不是孟子从子思继承的道统吗？周子的学问以诚为根本，以私欲为戒，这是周子承继孔子、孟子传统的情形。程子的学问说：“涵养心性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又说：“不是明察，行动就没有方向；不是行动，明察也无从发挥作用。”这就是程子继承周子道统的情形。朱子的学问，以《大学》作为进入道的次序，以持守敬意作为做学问的根本。这又是朱子从程子继承的道统。圣贤相互传承，垂教后世，清楚明白，如同上天显现的征象，昭然可见

译而不可改变。求学的人应当居敬以树立根本，穷究事理以获得知识，克制自己以去除私欲，保存诚意以达到真实。用这四件事存于内心，圣贤传道教人的内容，就不超出这些了。圣学

译明智的君主把勤学放在首位，圣学则以端正内心为要旨。因为学问明白了，才有办法认识治理天下的道理；内心端正了，才有办法建立治理天下的根本。如果只是从事章句末节，却没有亲身践行的实际，这难道是人君的学问吗？考察古代：炎帝以悉诸为老师，轩辕以大挠为老师，少昊以四叔为老师，颛顼以伯夷为老师，帝喾以伯招为老师，尧向君畴学习，舜向务成学习，禹向西王学习，汤向成子学习，文王向铰时子学习，武王向虢叔学习。圣人何曾只是考核异同，把这当作博学呢？又何曾雕饰辞章、铺陈文句，把这当作工巧呢？存养功夫深厚，心的本体由此树立；省察的学问达到极致，心的作用由此施行。观察“兢兢业业”，就知道尧舜的心境是怎样的；观察“栗栗翼翼”，就知道汤文的心境是怎样的。“道心惟危，人心惟微，惟精惟一”，说明大禹的学问本来就把存心放在首位；“不产生偏爱，不产生偏恶”，说明武王的学问也把端正内心作为根本。这就是五帝三王的治理所以不可企及的原因。自从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帝王之学也无人讲论。汉武帝曾跟随儿宽学习《尚书》，然而他热衷征伐、兴建土木，帝王之学荒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汉宣帝曾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讲经，然而他任用恭显、迷信神仙，帝王之学荒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汉元帝曾以望之为师，望之最终却被宦官杀害；汉成帝曾以张禹为师，张禹最终却向外戚阿谀结党。光武帝讲论经义，可以说很勤勉了，然而还没有达到纯粹的王道；明帝尊奉并侍奉老子，更可以说是美事了，然而只是从事仪式文饰的末节。至于多次亲临太学、讲论经史的，是唐太宗；然而他杀害同胞兄弟，对于亲爱亲人的道理怎样呢？每天轮流侍读、询问疑义的，是唐玄宗；然而闺门之间没有礼法，对于端正家庭的道理又怎样呢？甚至把燕子衔泥、庭院生草作为题材，争着向臣下夸耀文才；又以金花玉麟等物，过分吟咏风物，这果真是人君的学问吗？宋代诸君大多自称好学，然而宋太宗虽勤奋，只求广泛阅览而不探究义理；宋高宗虽勤奋，却喜爱钻研书法文章，对身心修养没有关系。宋神宗时有二程，却不能认识他们的贤能；宋孝宗时有朱子，却不能实行他的道，因而他们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后世不如古代，难道只是世道衰落的缘故吗？实在是因为圣学没有得到讲明。虽然如此，圣学仍有本体，也有作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圣学的本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圣学的作用。以自身为根本，本体树立起来；施用于事务，作用得到发挥。宗庙社稷的福祉、天下百姓的幸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道统 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从来没有片刻停止。只是由于气的运行有淳厚与浇薄的不同，人的禀赋有圣贤与普通人的差异，所以道寄托在人身上，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流行于世间，有时隐晦、有时显明。这些都是天命所造成的，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决定的。自从河图出现，八卦被画出；洛书呈现，九畴被排列，道统的传承由来已久。然而在周公以前，道传于君臣之间；孔子以后，道传于圣贤之间。“精一执中”是尧、舜、禹相互传承的心法；“建中建极”是商汤、周武相互传承的心法。皋陶陈述典章礼制的谋议，伊尹以尧舜之道为乐，无不是用这个道来辅佐君主。太公望进献丹书的告诫，散宜生讲授引导教化的道理，无不是用这个道来辅佐天下。这就是道传于君臣的情形。等到能够建立皇极的君主不再出现，帝王之道也就不再流传。孔夫子继承先圣、阐述典章，汇集众圣的大成；删定经书、系辞作传，把万世通行的大法传留下来。像颜子这样见到并理解道的人，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以完成实行仁德的功夫；曾子每天三次自我反省，从而领悟一以贯通的道理。像《中庸》一书这样听闻而理解道的著作，阐发了圣学的关键。《孟子》七篇，穷究性命之学的深奥。这就是道传于圣贤的情形。道传于君臣，道就能通达天下，当时的人能够得到达到至治的恩泽；道传于圣贤，道就能垂示四方，后来求学的人能够听闻大道的要领。自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再实行；自孟轲去世，圣人之学不再传承。至于荀子、扬雄、董仲舒、贾谊、王通、韩愈，都是有志于道的人。荀卿尊崇王道、贬抑霸道，精通《诗》《礼》《易》《春秋》的学问。然而黄歇扰乱人心，荀卿却把那里看作寄身行道的地方；孟子是大贤，荀卿却把他排在慎到、田骈一类。他难道能够继承孟氏的传承吗？扬雄喜好古道，乐于谈道，具有深沉的思想。然而他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近的思想，又写《美新》文章，谄媚篡窃的贼臣。他难道能够承继孟氏的道统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正谊明道的言论，得到圣贤重义轻利的旨意；正心正朝廷的话，也有《大学》诚意正心的功夫。然而他放任阴盛阳衰的说法，未免沉溺于灾异之说。贾谊《治安策》一疏，以正人辅导太子，得到三王教导世子的办法；以气节培养臣下，得到九经中敬重大臣的意思。然而他所说的三表五饵之策，未免接近巧诈谬妄。文中子在河汾讲论道学，他所讲的道理以扶持社会、建立教化、救济时局、实行大道为根本；他的学说以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著作为根本，可以说是隐居的君子。韩愈《五箴》所告诫的，行动没有不合乎法则；《三原》所论述的，言语没有不合乎道，可以说是大儒。然而一个想要续接六经，却陷入僭越窃取圣人之学的罪过；一个论说仁义，却有把作用当作本体的错误。因此，道统的传承最终要等待宋代诸儒。濂溪周子，上承邹鲁的遗风，下开启伊洛的学术；树立《太极图》，阴阳变化的道理由此明白；著《易通书》，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由此完备。评论他的政事，可以说精密严正而宽恕；赞美他的胸襟，可以说如光风霁月。明道程子德性宽厚宏大，气象规模广阔，如颜子的纯粹；伊川程子气质刚正方严，文章义理精密明察，如孟子那样勇于自任。邵子的《经世》一书，对于天道、人事无不具备；张子的《订顽》一铭，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有同样的功效。由此看来，周子、二程能够接续中断的道统，邵子、张子能够阐发前代圣人的精微，都是世所罕见的豪杰之儒。紫阳朱夫子后来出生在江左，年纪越大，德行越高。

译他的著作中，重要的有：《易本义》足以看出四位圣人的本心，《诗集传》足以破除《诗序》的固陋，四书的精详足以成为学习六经的阶梯，《纲目》的谨严足以获得《春秋》褒贬删削的笔法。这些文章和学术的功绩多么伟大，是千万世的幸运。至于象山陆氏兄弟，他们的学问推崇并信从孟子；在白鹿书院讲论君子、小人以及义利的区别，对求学者的重大弊病有深切的针对性；在鹅湖辨析无极、太极，往复论辩的文章，大概难免受到后世公论的评判。近世大儒，北方有许衡，南方有吴澄。许衡天资宏毅，卓然有所操守；穷究事理以获得知识，反躬自省以践行真实，扶立人的根本、开创太平盛世的功业，在德行上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吴澄年轻时英俊豪迈，特别异于常人；钻研六经，洗涤百家，著书立说，启发后来的学者，又岂是世俗儒者所能窥见其边际的呢？唉，道的根源广大，出自上天；人存在，道便存在，人消亡，道仍在。尧舜出生以前，道本来就是如此；孟轲去世以后，道也仍然如此。它流行充满于天地之间，没有间断，难道会因为古今治乱而有存亡吗？帝王科 经筵 我曾经说过，尊重老师、喜欢发问，是君主之道应当做到的；参与谋划思考、接受臣下教诲，是臣子职责应当履行的。因此，经筵的职务，自古帝王没有不重视的。古代盛世，君主入朝有师保辅导，出外有老师陪同；前面有疑问，后面有丞相辅佐。用美善之言教导君王，有师氏之官；掌管规谏君王过失，有保氏之职。君王亲近的无非正直之人，所致力的无非正统学问。这就是他们成就美好德行、达到隆盛治绩，而后世无法赶上的原因。汉宣帝曾诏令诸儒在石渠阁讲经，汉章帝曾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五经。唐开元以后，设置集贤院，于是有侍读、侍讲的名号；设置翰林院，于是有待诏、承旨的称号。宋代自宋太祖设置讲席，宋太宗开设经帷；景祐年间在崇政殿讲学，元祐年间在资善堂讲学。像萧望之精通经术、刘向精诚忠贞，是在石渠阁讲论的人；像丁鸿品行高尚、贾逵学问博洽，是在白虎观讲论的人。向皇帝进呈六经中的法言而得到金帛赏赐的，像常处厚在唐穆宗时就是如此。至于在唐文宗朝进献经史要录，而文宗爱其精要特出如郑澣，难道会逊色很多吗？起草边将的诏书而得到宫锦赏赐的，像封敖在唐武宗时就是如此。至于在唐宣宗朝完成关于关陇地区的诏书，文辞都允当，像刘琢这样的人，难道会逊色很多吗？宋代的经筵尤其重视选择人才，文彦博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参加经筵，程伊川以一代名儒的身份担任讲官。其他如贾昌朝、范祖禹，也无不是端正之人、正直之士。他们阐发圣人的经义、穷究典籍的奥旨，清楚可考。以水比喻政治，取自《小旻》；以烹煮小鱼比喻治理，取自《匪风》，这是学习《诗经》。减轻刑罚、放宽征税，是讲荒政时说的；修养德行、承受天命，是论述察看妖祥时说的，这是学习《礼经》。《易》中说承接上面、施行于下面，大概取义于鼎卦；乱到了极点便产生治理，大概取义于萃卦，《易》学由此明白。《说命》三篇，特意背诵其中三句；《五子之歌》，再次背诵其中六句，《尚书》学问由此深厚。论述鲁国疆界、讲解郑国铸刑，是明白《春秋》后才知道的；《大学》讲修身、《中庸》讲入德，是讲《礼记》后才知道的。得到这样的人才，他们对君主德行的补益，难道还浅薄吗？帝王功德 帝王开创基业、垂示统绪，有的凭借成为天下首倡者的德行，有的凭借安定天下的功业。德行盛大的人，国祚长远；功业伟大的人，事业隆盛。尧、舜并非没有功业，只是以德行著名；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并非没有德行，只是以功业显著。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的德行，比起二帝三王来固然有所惭愧，但他们除暴救民的功劳，也确实是天下人所依赖的。他们流传光辉、赐予后代福祚，显赫繁衍，难道是偶然的吗？请详细说明。圣明、神智、文德、武功，是尧能够完全拥有四海的原因；聪哲、明察、恭敬、充实，是舜能够承受历数、登临帝位的原因。然而百官的政绩因此都兴盛，百姓因此归于大治，这不正是尧的功劳吗？帝王的事业因此兴盛，有苗因此归服，这不正是舜的功劳吗？治理大地、成就天功，是大禹成为万邦之君的原因；树立旌旗、手执大钺，是成汤拥有九州军队的原因。然而能够勤劳节俭，从而培植四百年兴盛的根基，不是禹的德行又是什么？能够宽厚仁慈，从而开创六百年光明的天命，不是汤的德行又是什么？周文王讨伐崇国、在丰地建都，人们知道这是文王的功业，却不知道他接受殷商天命，实在根源于他美善柔顺、庄敬恭谨的德行。周武王奋扬武威，侵入敌国疆界，人们知道这是武王的功业，却不知道他遍治天下百姓，实在根源于他聪明、齐整、圣德的品行。汉高帝荡平亡秦的暴虐烈焰，开创炎汉伟大的基业。班彪说他所以兴起有五点：一是帝尧的后裔，二是相貌多有奇异之处，三是神武具有征兆应验，四是宽厚明察而仁慈宽恕，五是知人善任。然而宽厚明察、仁慈宽恕，才是他创业的根本吧？所以他仗义向西进军，子婴便投降；声讨罪过向东进军，项氏便覆灭。他的国运远远追及商、周，享国年数独自长久于唐、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唐太宗率领晋阳精锐，除去亡隋的乱政，自己说超过古人的成功之处有五件：见到别人的优点，就像自己拥有一样，这是第一；取用别人的长处，舍弃别人的短处，这是第二；贤能的人就尊敬他，不贤的人就怜悯他，这是第三；正直的人并肩立于朝廷，从未斥退责罚一人，这是第四；中原和外域一视同仁地爱护，这是第五。然而喜爱贤能、听从谏言，才是达到治世的根本吧？所以出兵东征，王世充便被擒；执钺西讨，仁杲便被杀。九州全都达到安宁，四方异族都仰慕他的威德，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宋太祖承接五代衰败到极点的局势，开启统一而长久伟大的宏图。史官曾巩说他有十件事是汉高祖所不能及的。看他建立制度、垂示法则，后世常可实行；汉高祖只是粗略安定天下，这是他不及宋太祖的第一点。

译制定固定的常法，根本上采取宽大原则。汉高祖虽然约定法令三章，但残酷暴虐并未消除，这是第二点不及。保全功臣，始终如一；汉高祖却猜疑离间诸将，诛灭他们的家族，这是第三点不及。削弱诸侯、加强中央，藩臣都遵守职责；汉高祖封国超过制度，反叛者再次兴起，这是第四点不及。征伐必定取胜，所向无敌；汉高祖却多次作战总是失败，这是第五点不及。文臣武将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群臣没有能赶上的；汉高祖却必定借助三杰的力量，这是第六点不及。南海先行归附，不必长久攻打；汉高祖却不能制服赵佗的倔强，这是第七点不及。契丹自动归附，无须凭借征战；汉高祖却不能制服冒顿的侵凌，这是第八点不及。后宫有二百人，愿意归还本家的人便听任其归去；汉高祖却沉溺于内宠，这是第九点不及。能够明察大计，把天下托付给合适的人；汉高祖选择继承人却不谨慎，这是第十点不及。传承十七代的宝贵国祚，延续三百多年的宏大基业，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至于我太祖高皇帝，正值元朝气数终结时，奋起于民间，凭一剑而兴起，荡清兵乱，安定华夏。史臣宋濂说，他功业显著、谋划长远，根本上有六点。他生于南方，却实现中华统一的盛业，功劳高过万古，这是第一；他从平民中奋起，却从天下群雄手中夺取天下，取得国统的正当性，这是第二；文臣武将都仰承他的谋划，他独自具备完整的智慧，这是第三；敬畏天地，森严如同神明降临；惠及百姓，唯恐有一个人无所安身，这是他敬天勤民的表现，第四；后妃不参与丝毫政事，宦官只负责洒扫之役，这是家法严明，第五；兵权全部归于朝廷，有事就任命将领统率军队，战事结束便交还兵权、回到府第，这是兵政有统属，第六。因此几年之内便成就帝业，一举便达到太平；日月照耀所及，都沐浴恩光；山林薮泽的幽远之地，也都蒙受覆盖庇护。自有人民以来，功德兼盛，没有比我圣祖更盛大的。即使耗尽南山的竹子来制成竹简，削秃管城毛笔的笔尖，难道足以铺陈、回答上天赐予的宏大福祉，彰显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吗？《椒邱文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三 明代何乔新撰 《防府十科摘要》吏科 铨选 治理天下的关键，必定依靠贤能的人才；得到贤才的方法，必定在于铨选。贤才得到任用，上面就没有废弃的事务；铨选精当，下面就没有遗漏的人才。治理国家的道理，哪里有超出这些的呢？成周时期，乡大夫举荐贤能之人，以礼宾待；司徒用三种教法教育他们，并从学校中选拔人才；司马辨别官员的才干以定其评议；太宰发布官员废置的命令而掌握权柄；内史参与官员的任免升降并居中复核；司士掌管官员名册而了解人数，这些都是古代的制度。汉代先从郡县守相中选政绩优异者，然后任为二千石；二千石中有治理成绩的，然后任为九卿；九卿中称职的，然后任为御史大夫。然而张释之十年不能调任，扬雄三代都没有升迁，贾谊一年之内越级升到大中大夫，公孙弘从徒步平民几年间做到宰相并封侯，从来没有被资格限制。汉成帝时设置常侍曹尚书一人，掌管公卿、二千石事务；又设尚书一人，掌管郡国事务，铨曹之名便从这里开始。光武帝把常侍曹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专门掌管选举；任用人必须依照任职年限的先后次序，尚书再对他们进行简试。魏文帝时，陈群建立九品官人法，州县都设置中正官来确定选人；品行、政绩有修养的，有的由第五品升为第四品，由第六品升为第五品；品行、政绩有亏缺的，降等也同样如此。等到这种制度产生弊端，只知道看门第资历，不辨别贤能和愚劣。隋代制度是尚书举荐大官，侍郎举荐小官，六品以下全由吏部选授。唐代文官选授由吏部掌管，武官选授由兵部掌管，都是三铨制度；尚书主管其中一项，侍郎分掌另外两项。其制度纲要不过两端：一是试法，二是集法。考试用来核验实际才干，集结用来限定候选人到来。已经集中的人再考试，考察其书判；考试合格后再铨选，考察其仪表、言谈，这就是试法。规定十月完成集结，三月完成铨选，这就是集法。后来裴光庭制定循资格法，用来纠正试法的弊病；陆宣公制定计阙例，用来挽救集法的偏失。然而按照等级逐步升迁、限制任职年限，贤愚一概而论，于是出现了四十岁才开始做官、六十岁还没有离开县尉职位的人。宋代掌管选官的机构有四个：文官选授有审官东院、流内铨；武官选授有审官西院、流外铨。元丰年间确定制度，把东西审官院合并归入左右尚书，把流内三班事务合并归入左右侍郎，于是吏部有四选的制度。唉！马有骐骥、驽骀之分，只有伯乐能够识别；玉有琼玖、珷玞之别，只有卞和能够辨认。掌管铨衡的人，如果确实能使自己的思虑像冰镜一样清澄，使自己的心像秤一样公平，像毛玠在魏国掌管选官而清正，像山涛在晋朝甄别人才，那么还担心不能得到贤才来任用吗？爵禄 我曾经说过，爵位用来尊崇德行，不可以滥行授予；俸禄用来供养贤能，不可以滥加于人。爵禄是君主的大权，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懈怠者。爵禄没有僭越滥授的弊端，天下就可以由此得到治理。考察古代，成周的冢宰用八种权柄向君王说明，驾驭群臣的方法中有：“用爵位驾驭他们的尊贵，用俸禄驾驭他们的富足。”司士掌管群臣名册，其中说：“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授予俸禄。”载师的职务中有士田、赏田；卿大夫的采邑，则有大都、小都之田。先任命官职，然后授予爵位；地位确定以后，才授予俸禄。对外有公、侯、伯、子、男九品五命的制度；对内有公、卿、大夫八命、四命的区别。本来从未轻易授予他人。春秋时期，吴、越国君在中原僭越称号，古人排列爵位的意义于是混乱。战国时期，诸侯厌恶这种制度妨害自己，便都删去相关典籍，所以司禄之职也就废缺了。如今其遗留制度只能在《王制》《孟子》中看到。从公这一爵位到子、男同属爵位；从君十卿禄到下士在官，都是俸禄。汉承袭秦制，颁授爵位时，称“关内侯”的，就是没有封邑；称“彻侯”的，才可以享受俸禄；从“大庶长”到“公士”，就像吏员的职务一样。总的说来，侯以上享用租税，大庶长以下可以凭爵位赎罪并获得迁转，等级截然分明而有条理。颁发俸禄时，称“真二千石”的，每年得到一千八百石；称“比二千石”的，每年得到一千二百石；称“中二千石”的，每年得到二千一百六十石；称“二千石”的，每年得到一千四百石；下至百石，也各有差等。光武帝中兴后，千石以上的俸禄少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的俸禄多于西京旧秩。唐代爵位有九等，从王国直到子、男；封邑数也有九等，从万户到三百户，之后只是借用虚名，不再有统辖节制的权柄。俸禄的多少，则看品级的高低。京城各司有公廨田，各州有职田。然而后来藩镇取用没有定数，而京官俸禄微薄。宋代吸取唐代弊端，爵位有五等，即公、侯、伯、子、男；俸禄方面，内外各部门都有俸禄来供养官员。斟酌历代制度，只有天朝能够根据古今实际情况，制定爵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百六十石〕 功劳有大小，所以爵位有尊卑；职位有高低，所以俸禄有厚薄。这大概与成周的制度完全相同，又哪里是汉、唐、宋所能相比的呢？户科 井田

译井田制度实行于三代以前，天下就没有贫民；井田制度废弃于三代以后，天下就没有完善的治理。井田，是王政的根本。井田法实行，经界就能端正，谷禄就能均平；井田法废弃，贫富就不均，教养就没有办法，即使想要善于治理，能够做到吗？请详细说明。井田制度，黄帝、帝尧在前代开始创设，夏、商在后代逐渐确定。夏代时，一名农夫授田五十亩，每个农夫计算其五亩的收入作为贡税。商人开始制定井田制度，把六百三十亩土地划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一块是公田，外面八块是私田。八家各自接受一块私田，只借助他们的劳力共同耕种公田，不再对私田征税，所以叫作“助”。周代时，一名农夫授田一百亩；乡、遂采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采用助法，八家共一井，耕种时合力劳作，收获时按亩数分配，所以叫作“彻”。夏、商制度的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听闻。成周的制度，则还可以考察。大司徒从五家组成一比，五比组成一闾，逐层积累成为乡；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逐层积累成为遂。因此遂人治理田野，农夫之间有遂道，十夫之间有沟，百夫之间有洫，千夫之间有浍，万夫之间有川。其上还有径、畛、道路和大路，通达王畿；这是乡、遂、公邑所在的地方，是军赋出产之处，位于远郊、近郊地区。小司徒均分土地，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因此匠人治理沟洫，方圆一里为一井，方圆十里为一成，方圆百里为一同。其间有十条洫、百条浍、万条沟，这是公卿采地的收入来源，也是车乘赋出的地方，位于大都、小都之间。遂人建置都鄙，辨别土地一易、再易的差等；匠人治理田野，划分上、中、下等土地。授田从一百亩依等级递减，直到二百亩；排列等级则从上等农夫逐级到下等农夫。疆界和治理有一定尺度，划分规划有固定制度；土地的生产力足以养活人，人的力量足以开垦土地，确实是良好的法制。等到李悝在魏国尽力开发土地，商鞅在秦国开通阡陌，井田法便荡然无存了。从此以后，董仲舒、师丹提出限田的主张，认为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该稍微接近先王的制度，限制民间田产的数量，希望堵塞兼并的道路，使贫乏者得到供养。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抑制豪强兼并的意图，只是当时未能实行。赵过创立代田法，一亩田分为三畎；每年轮换耕作的位置，善于耕作的人便让他们学习培育禾苗的办法；没有牛的人，则教给他们用人力耕作的方法。这体现了轮换一易、再易的思想。汉武帝时实行的占田议，出自石苞之议：他说王公把国家当作私家，京城不应再有田宅，如今可以加以限制；从国王、王公、侯爵直到成年男女，都按身份设置不同的限额，这一制度在晋武帝时实行。均田法出自李安世：男子授露田四十亩，妇人授桑田二十亩；绝户的田地作为公田，刺史授田十五顷，县令以上授田六顷；这些田地在继任者之间交替授予，这一制度在后魏孝文帝时实行。后周设置司均之官，按照户口多少，分别给五亩、四亩、三亩的宅地；有家室的人授田一百四十亩，有丁男的人只授田一百亩，这一制度在后周伯政初年实行。永业田制度出自北齐，男子十八岁以上都授口分田，女子十八岁以上都授口分业，死后不得收回，以便作为留给子孙长久的产业，这一制度在河清年间实行。唐太宗因贞观盛世的条件，对历代制度有所增损：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百亩为一顷；百姓年满十八岁授田一顷八十亩，其中二十亩为口分田，余下为世业田。田地较多、足以供养居民的地方叫宽乡，田地较少、不足以供给居民的地方叫狭乡。凡迁往别乡以及贫困到无力办理丧葬的人，可以出卖世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的人，可以出卖口分田；已经出卖的田地不再授给本人。这套制度最为精密，似乎最可实行；但同周代制度相比，不合之处却很多。唉，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划分不正，田地就没有确定的分额，豪强便能兼并；赋税没有确定的法度，贪暴之人便能多取。即使想谈论治理，也都只是苟且而已。果真能够采纳张子讲求经界的主张和朱子经界的学说，选择廉洁能干的官吏，慎重任用；申明久任之法，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抑制商贾，禁止游荡懒惰，使田野没有荒芜的土地，百姓中没有游荡懒惰的人，那么大概就不会失去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了。荒政 荒政有备荒的政策，也有救荒的政策。备荒，是为了在灾害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防备，是万世长久的防备；救荒，是为了拯救已经发生的灾害，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成周时期，遗人掌管国家储存的积谷，以等待施行恩惠；仓人掌管粮食入仓的储藏，以等待国家使用。此外，像在邠地积储粮食、在申地囤积粮食，也无不是为防备灾年而赈济施舍。难道不是备荒自有其政策吗？司徒用十二项荒政来聚集和安定百姓：所谓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都是施加宽缓体恤恩惠的措施；所谓去防、▯礼杀、哀蕃、乐多、昏，都是节制的办法。至于寻求鬼神，希望借此救旱，以及除去盗贼、消除百姓祸害，也无不是救灾的大要。难道不是救荒自有其政策吗？平籴法起源于魏国李悝：根据一年上等、中等、下等的收成，按不同等级买入粮食；小饥荒，就发放小熟之年所收的粮食；中饥荒，就发放中熟之年所收的粮食；大饥荒，就发放大熟之年所收的粮食。所以即使遇到饥荒，粮价也不会昂贵，百姓也不会流散。常平制度实行于汉代耿寿昌时期：丰年粮价低，就提高价格买入粮食，以利农民；凶年粮价高，就降低价格卖出粮食，以利百姓。这样对百姓有益，对国家没有损害，百姓非常便利。

译义仓制度实行于唐代戴胄时期：百姓中有田地的人，每亩纳税二升，粟、麦、粳、稻等，按照土地所宜缴纳；没有田地的商贾，按户分为九等，从石到升，按等级出粟。丰年便收取，凶年便发放，有时用来赈济贫民，有时用作种子。宋代朱文公在崇安建立社仓，开始时请求官府拨米六百石作为本钱，每年收取二分利息，按时收取和发放，各有明确的法令。后来把本金归还官府，利息米积到三千多石，于是确定为长久的办法，不再收取利息。因此即使有水灾旱灾，百姓也没有饥荒的忧患。这些都是后世所见的备荒政策。至于春秋时期转运粮食、劝导富户分粮的办法，惠王迁移百姓、转运粮食的政策，西汉有丞相以下官员出粮的诏令，东汉有纳粮补官的办法。富弼任职青州时，招募百姓交纳粮食，又用官府仓粮补充，分散安置百姓，使他们便于取得柴水，因而救活了五十多万人。韩琦任职益州时，免除租税，驱逐贪残官吏，裁撤冗员，施煮粥救济，因而救活了九十多万人。赵抃任越州知州时，任由卖粮者提高价格，以招来米商。陈尧佐转运两浙时，打开官仓并降低粮价，以赈济贫民。这些都是后世所见的救荒政策。自然气候的变化有不齐，阴阳运行有失常和伏藏，水灾旱灾不可能完全没有。田野安乐，百姓和万物都和悦时，不要因为当时尚未发生荒灾，便以为可以稍稍安心；努力从事农业、以农为本，储藏积蓄、预先做好准备，难道可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吗？百姓遭受灾荒而焦灼，有见识的人心中也应凛然，不要因为灾荒已经发生，便认为无可奈何；应当把豪强势家的有余转来补充不足，打开仓廪的储积来赈济饥饿贫困，难道可以不把这些作为谋划吗？既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也不把这些作为谋划，只求眼前苟安，坐视百姓陷于危急，这样还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吗？礼科 郊庙 国家的事情，没有比敬奉上天、尊崇祖先更大的；祭祀的礼仪，必须备办祭品并竭尽诚意。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然而仪式和祭品不完备，礼仪的意义不周全，又凭什么表达我们的诚敬呢？古代贤明的帝王认为万物凭借上天开始产生，所以在冬至日于南郊圆丘祭天，大概是取阳气开始萌发之意。万物凭借大地获得生命，所以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祭地，大概是探求阴气萌发的根源。圆丘向上，是用来象征天；方丘向下，是用来象征地。防坛，是南郊的坛，用它焚烧柴薪；防圻，是北郊的坑，用它埋葬祭品。焚烧柴薪使烟上升，在乐曲演奏六变之前进行；埋葬祭品使地气通达，在乐曲演奏八变之前进行。先王在郊外丘坛焚柴、瘗埋，祭牲的角像蚕茧和栗子那样初生，祭牲全体连皮烧烤；祭器使用陶器和匏器，席垫使用藁秸；车用玉路和素车，服饰穿大裘、戴衮冕。南郊的乐宫使用夹钟，配在震宫，因为上帝从震方出现；又称为圜钟，是取其圆形来象征天。三一之变，合于阳奇之数。北郊的乐宫使用林钟，配在坤宫，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养育；又称为函钟，是取其阳气来象征地。四二之变，合于阴偶之数。礼敬坤地的玉器使用苍璧，礼敬地祇的玉器使用黄琮。在圆丘祭天时，神位面向南，君王面向北；在方丘祭地时，地祇面向北，君王面向南。这就是古代郊祀的大略。到了秦代，兴建鄜、密以及上下四畤，用来祭祀五帝；到汉代又增加北畤，用来祭祀五帝。汉代祭天不在南郊而在甘泉，祭地不在北郊而在汾阴。河东的祭坛有八角，席子有六种颜色，乐工有玉女，车有鸾辂，使用骍驹、龙马，一切都极为奢侈。元始年间，乖谬尤其严重。春季在南郊祭祀天地并用同一牢牲，冬季、夏季则在南郊分别祭祀天地。光武帝在洛阳南面营建南郊祭坛，在洛阳北面营建北郊祭坛，其仪式、礼节、度数完全遵循元始年间的制度，先王的礼制几乎全被毁弃，实在令人痛惜。唐初在冬至于圆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辛日于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祈求丰收，孟夏在南郊举行雩祭，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这些都是祭祀五方天帝。高宗显庆年间，有人议论六天出自纬书，南郊和圆丘本来就是一回事；于是完全排斥郑玄的学说，南郊、祈谷、孟夏雩祭、明堂大享都改为祭祀昊天上帝。开元年间，王仲丘议论认为，祈谷时应祭祀昊天上帝，同时兼祭五帝。后来萧嵩撰写《开元礼》，虽然还不能完全合乎古礼，但天神的位次已经有所区别。天宝元年，终于在南郊合祭天地。当时神仙道家的学说兴盛，玄元皇帝庙也建立起来。凡是有事于上帝，先在太清宫举行庙献，在太庙举行朝献，然后才在南郊举行祭祀，于是成为惯例。唐朝始终没有人能够改正，难道不应谨慎吗？宋代沿袭这一做法，没有来得及厘正。元丰年间，陈襄援引《周礼》的文字，才开始在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天地。元祐初年，苏轼引用《昊天有成命》一诗，又主张在南郊合祭天地。他却不知道，南郊不是祭地祇的地方，冬至不是地祇显现的时节，黄钟、太簇不是用来招致地祇的乐声，焚柴升烟也不是祭祀地祇的礼仪。合祭天地的说法，果真可以采用吗？至于祭祀天帝的说法，郑氏认为昊天上帝就是北辰耀魄宝。五帝则是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协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然而《诗经》《尚书》谈到天和帝时，天就是帝，帝就是天；难道在昊天上帝之外，另外还有所谓五帝吗？

译《周礼》所说的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帝，也是这个意思。所谓五帝，是五位人帝：东方之帝是太昊，南方之帝是炎帝，西方之帝是少昊，北方之帝是颛顼，中央之帝是黄帝。这五位人帝都对天下有大功，所以用他们配享天帝。晋代听从王肃关于只有一个“天”的说法，于是撤去五帝的神位；这样一来，从太昊到黄帝，都不能在明堂、南郊祭祀，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所以宗庙礼制也应当加以讲求。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商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若从宗庙制度来说，古代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庙。太祖庙由始祖居之；昭位北庙由第二世君主居之；穆位北庙由第三世君主居之；昭位南庙由第四世君主居之；穆位南庙由第五世君主居之；另一个昭位南庙由第六世君主居之；另一个穆位南庙由第七世君主居之。各庙都面向南，神主牌位在庙的中央，都面向东；每庙各有门、正堂和寝室，四周有围墙屋宇。太祖庙世世不迁；其余六庙，过了八世以后，每更换一代便迁移一次。迁移时，新神主附祭在本班次南庙中。南庙的神主迁到北庙；北庙的神主都迁尽后，就把神主迁到太庙的夹室，称为祧。宗庙制度中，昭永远和昭相对，穆永远和穆相对；只是用左右来区别昭穆，并不是以昭穆区别尊卑。到太庙举行祫祭时，才排列尊卑次序。只有太祖面向东，仍处在最尊贵的位置；众昭依次排列在北牖之下，面向南；众穆依次排列在南牖之下，面向北。面向南，是取其朝向光明，所以叫昭；面向北，是取其幽深久远，所以叫穆。到了汉惠帝，开始建立原庙，昭穆的次序便再也看不见了；明帝使祖先同堂而分室，七庙的规模也不再存在；到唐玄宗时，把太庙增加到九室，七庙又超过了原有制度。若从禘祭、祫祭来说，追祭始祖以上的祖先称为帝，把祖先合祭于太祖庙称为祫。“禘”的意思是大，只有大祭才叫禘；“祫”的意思是合，只有合祭才叫祫。有人说“间祀”，是因为这种祭祀在四时祭祀之间举行；有人说“盛祭”，是因为它有五年举行两次大祭的意义。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是因为重视这件事。祫祭用五齐，禘祭用四齐，是为了显示其数量。禘祭在四月，祫祭在七月，是为了确定时节。祫祭时，已经毁弃的庙和尚未毁弃的庙中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祭，这就是所谓在太祖庙合食；禘祭则只涉及已经毁弃的庙，不涉及亲庙，是为了审定禘祭中的尊卑次序。为什么各位儒者的议论纷纷不同呢？马融认为禘大而祫小，郑康成认为祫大而禘小。我认为大小的不同不必深究，只要明白禘祫的意义，就能领会古人尊崇祖先的意图。高堂隆认为禘祫是前三年祫、后二年禘，徐邈认为前二年祫、后三年禘。我认为前后的说法不必深究，只要明白禘祫的意义，就能明白古人祭祀先祖的意图。禘、祫两种祭祀，贾逵认为是一种祭祀的两个名称，禘在夏季、祫在秋季；张纯则认为祫是冬祭。宗庙之礼只到九献，先儒却说大祫有十二献，这些都是荒谬妄诞的说法。汉、唐之间礼意不明，光武中兴后，禘祫之祭仅仅举行过两次，这难道不是过于疏略懈怠吗？玄宗在位时，禘祫之礼在一年内合并举行，这难道不是过于频繁而亵渎礼制吗？只有宋代三年一次祫祭，在孟春举行；五年一次禘祭，在孟冬举行，其制度颇为合乎古礼。至于四时祭祀，大宗伯规定春季祭祠，夏季祭禴，秋季祭尝，冬季祭烝，用来享祭先王。“祠”是告祭，“禴”是祭品薄少；“尝”有荐献新物的意义，“烝”有物品众多的意义。圣人制定礼制，取法天道来侍奉祖先。因此三年一闰，是天气小备，于是就在太庙举行祫祭；五年再闰，是天气大备，于是就在始祖庙举行禘祭。祠、禴礼仪简略，是因为春夏万物尚未成熟；尝、烝礼仪完备，是因为秋冬万物已经成熟。又如五齐、三酒的区别：泛、醴、盎、醍、沈，叫作五齐；醆、澄、清，叫作三酒。有人认为祫祭用三齐，《坊记》所说“醴酒在室，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认为禘祭用四齐，《礼运》所说“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就是这个意思。先王祭祀的礼仪，何其完备啊！律吕 谈论制作乐曲的人，没有比确定六律更优先的；确定六律，没有比审定黄钟更优先的。六律是各种音调的根本，而黄钟又是六律的根本。自从黄帝命令伶伦取嶰谷的竹子吹奏，以聆听凤凰的鸣叫，雄凤鸣叫对应六音，雌凤鸣叫也对应六音，律吕制度便由此兴起。律是用来统摄气、类比万物的，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是阳月的律管，所以称为阳律。吕是用来配合阳律、宣发气的，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是阴月的律管，所以称为阴吕。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这三律没有余分；其他各律则余分长短参差不齐。若按律吕相生的方法说，阳律生阴吕叫下生，长度三分增加而减去一分；阴吕生阳律叫上生，长度三分增加而增益一分；都隔八律而向左旋转。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重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下生仲吕。

译这是京房、马融、郑玄、蔡邕诸儒以及杜佑《通典》中的说法。然而班固《汉书》所记载的律吕相生，都是一上一下；京房等人却从蕤宾重上生大吕以后，全都改换了《汉志》中“上生”“下生”的名称，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一上一下，是律吕相生的原则；说“重上生”，是从吹候的用途来说的。若论阴阳相生的正理，应当遵从班固的说法；若一定用于吹候的实际用途，则应当遵从京房、马融、郑玄、蔡邕的说法，二者并行而不相冲突。京房又推演相生的方法：上生下，都是三分生二；下生上，都是三分生四。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阴阳相生，终于仲吕，十二律就完备了。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继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成为六十律，就像八卦的变化成为六十四卦一样。律吕之中，使用完整的律管就是正声，使用一半的律管就像子声。例如黄钟之管，正声九寸为均，子声就是四寸半。乐音最忌彼此凌越；如黄钟为宫，它的律管最长，依次使用其他各律的正声自然和顺；如果用其他律作宫，律管长短便会彼此凌越，所以使用半律的子声，然后高低才能相互依附，清浊才能相互间隔，音乐才无不和谐。五音之中，宫音属土，琴弦用八十一丝，声音最为浑浊，是君主的象征。商音属金，由徵音三分增加一分而产生，琴弦用七十二丝，浑浊程度仅次于宫，是臣子的象征。角音属木，由羽音三分增加一分而产生，琴弦用六十四丝，清浊居中，是百姓的象征。徵音属火，由宫音三分减去一分而产生，琴弦用五十四丝，声音较为清越，是政事的象征。羽音属水，由商音三分减去一分而产生，琴弦用四十八丝，声音最为清越，是万物的象征。凡是声音的尊卑都取象于五行，弦数最多的声音浑浊，弦数最少的声音清越；大的不超过宫，细的不过羽。然而商、角、羽没有变音，宫、徵却有变音，为什么呢？大概臣子有固定职守，百姓有固定职业，万物有固定形态，所以没有变化；君主总理万事，不能拘泥于一端；政事贯通万变，不能滞留于一隅，所以会有变化。但太史公说五音始于宫、终于角，这里却说始于宫、终于羽，为什么呢？大概宫、徵、羽、商、角是隔八相生的次序；宫、商、角、徵、羽，则是循环互相作为宫音的规律。即便如此，古人制定律吕，都以中声为根本；中声就是黄钟之宫。度、量、衡由此获得标准，十二律也由此增减，所以说黄钟是声音和气息的本源，是八十四声中最纯正的。中声确定之后，十二律才可以确定。宋代西山蔡氏非常重视钟律，著书两卷，论述明白而深刻，精密而通畅。他的说法虽然多出于近世以前未曾讲明的内容，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字不以古人为依据。用现成的法则来验证，比如黄钟围径的数值，可以考察汉代斛的分数；以一寸分为九分的规则，可以推求淮南、太史、 小司马的说法；五声二变的数目和变律半声的例子，杜氏《通典》中都有详载；变宫、变徵不能成为调式，也可以从孔氏《礼记正义》中看出。至于先求声音和气息的本源，再依据律来制定尺，这尤其是卓越的见解；它也杂见于两汉的制度、蔡邕的学说，以及本朝的会要和程子、张子的言论中，可以说已经掌握了制作音乐的根本。兵科 兵法 《易经》论述用兵之道，反复强调军队出动必须合乎法度；《周书》记载誓师的辞令，也反复讲六伐、七伐的办法。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使用凶器而面对危险的事情，难道可以不知道判断敌情的方法、制胜的办法吗？所以星宿的孤虚，是天阵；山川的向背，是地阵；偏伍之间彼此弥补，是人阵。这不就是所谓三阵吗？直阵属木，锐阵属火，圆阵属金，方阵属土，曲阵属水。这不就是所谓五阵吗？天地风云、虎翼蛇蟠、飞龙鸟翔，是风后八阵。方圆牝牡、冲方罘罝、车箱雁行，是孙子八阵。车箱车辐、曲阵锐阵、直阵卦阵、冲阵鹅鹳阵，是吴起八阵。洞当中、黄龙腾、鸟翔连冲、握机虎翼、折冲，是孔明八阵。李靖六花阵，就是中军、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厢、右一厢、左二厢、右二厢。李靖十二阵，就是大黑、大赤、青蛇、白云、左突、右击、前冲、后冲、摧凶决胜、破敌先锋、中黄游弈。若从兵法来说，孙子论兵，有五事、五法的学说；吴子论兵，有五名、四机的说法；此外，《司马法》所说的七政、鼂错书中所说的三急，也都是用兵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所谓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所谓五法，就是度、量、数、称、胜；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就是所谓五名；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就是所谓四机。所谓七政，就是人、正、辞、巧、火、水、兵；所谓三急，就是取得地形、士卒训练熟练、器械锋利。陷地不可驻军，冲地要联合交战，绝地不可停留，围地要谋划，死地就要作战；有的道路不应经过，有的敌军不能攻击，有的城池不能攻打，有的土地不能争夺，有的君主命令可以不接受，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九变。地形有通地、挂地、支地、隘地、险地、远地，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六地。火攻有五种，难道不是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吗？

译使用间谍有五种，难道不是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吗？然而用兵没有比选择将领更优先的，选择将领的方法有八种征验：第一，用言语询问他，以观察他的详细应答；第二，用言辞逼问他，以观察他的应变；第三，把间谍交给他使用，以观察他的诚信；第四，明白直接地询问他，以观察他的听察能力；第五，用财物试探他，以观察他的廉洁；第六，用女色试探他，以观察他的贞操；第七，把困难告诉他，以观察他的勇气；第八，用酒使他醉倒，以观察他的仪态。然而将领有五种才能、五种谨慎、五种危险、十种过失。所谓五种才能，就是勇、智、仁、信、忠。勇敢就不可侵犯，聪明就不会混乱，仁慈就会爱护他人，守信就不会欺骗，忠诚就没有二心。所谓五种谨慎，就是理、备、果、戒、约。理，是治理众人如同治理少数人；备，是出了门就像面对敌人；果，是面对敌人不顾惜生命；戒，是即使取胜也像刚开始交战一样警惕；约，是法令简明而不烦琐。所谓五种危险，就是一心求死可以被杀，一心求生可以被俘，易怒急躁可以被侮辱，过于廉洁拘谨可以被羞辱，过分爱护百姓可以受到牵制。所谓十种过失，就是勇敢而轻视死亡，可以被诱使冒进；急躁而心情迫切，可以被拖延。贪婪而喜好利益，可以用贵重财物收买；仁慈而不能忍心伤害别人，可以使其疲劳；聪明而内心怯弱，可以使其陷入困窘；守信而喜欢相信别人，可以欺骗他；廉洁拘谨而不爱护部下，可以侮辱他；聪明而心意迟缓，可以袭击他；刚强果断而自以为是，可以利用其固执；懦弱而喜欢任用别人，可以欺骗他。至于荀子论将领，有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的说法：号令要严明，以树立威势；赏罚要坚决，以建立信用；居处安排要周密，以求稳固；调动、进退要安定而慎重；行动要迅速；窥察敌情、观察变化要隐秘而深沉；部署队伍要参差有序。这就是六术。不能贪求将领之位而厌恶被废黜，不能因胜利而懈怠、因失败而不加防备，不能在内部逞威而轻视外敌，不能见到利益便不顾其祸害；凡是考虑事情要周密成熟，使用财物要宽裕，这就是五权。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处在防守不完备的地方；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攻击不能取胜的对象；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欺压百姓，这就是三至。敬慎地谋划，不可有所止息；敬慎地办事，不可有所止息；敬慎地对待官吏，不可有所止息；敬慎地对待众人，不可有所止息；敬慎地对待敌人，不可有所止息，这就是五无圹。谨慎实行这六术、五权、三至，并以无止息的恭敬态度处置一切，这就是天下的将领。至于《尉缭子》论述君主必胜的方法，有十二项：第一是连刑，即同罪者相互保伍；第二是地禁，即禁止道路通行，以网罗外来的奸细；第三是全车，即让甲士首尾相附，三五人相连，以结成整体；第四是开塞，即分划土地、设置界限，使各人都为自己的职守而死守；第五是分限，即左右相互禁止，前后相互接应，以平坦的战车作为坚固屏障，用来抵御和阻止敌人；第六是号别，即前列务必前进，以区别于后列，后列不得争先、不得越次登进；第七是五章，即使行列标志明白，始终不乱；第八是全曲，即各曲相互跟随，都有自己的分部；第九是金鼓，即以金鼓号令来奖赏有功、推举有德；第十是陈车，即战车首尾相接，前矛相连，马甲遮蔽马眼；第十一是死士，即军队中有才能和力量的人，乘坐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胜；第十二是力卒，即军旗所指挥的完整部曲，不击鼓便不行动。即使如此，用兵固然不可以没有法度，却也不能拘泥于法度。所以霍去病做将领时，不学习古代兵法；张巡用兵，也未曾依照古法。赵括只读父亲留下的兵书，不知道随机应变，最终死在长平；陈余自称义兵，却不使用诈谋，最终死在泜水之上。这就是做将领贵在面临危急时制定制胜策略、判断敌情并设置奇谋的原因。难道可以拘泥于纸上流传的陈旧言论吗？兵制 自古以来帝王兴起，忧虑天命会断绝，便设法与天命保持和合；怜悯人心陷入沉溺，便想着加以拯救。因此修整军政，设置武备，建立行军布阵的制度，申明教练阅兵的法令。在国内用来消除奸雄觊觎的念头，在国外用来杜绝蛮夷作乱的机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难道是他们内心所喜欢的吗？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之战以来，兵的名称出现了，但兵制还没有建立。舜有征讨三苗，夏有甘扈誓师，兵制已经建立，但制度还不完备。到了成周，依据农事确定军令，依据井田制定军赋。由一里之井积成成、同，合计百里；由百里之同积成封、畿，合计千里，于是天下的田地都按井田编制。由五人组成伍，积伍为两，积两为卒，每卒一百人；由五卒组成旅，积旅为师，积师为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于是天下的军队制度建立起来。由四井之邑成为丘，四邑之丘成为甸，积成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各项出赋都有等级。由百乘之家成为千乘之国，积成万乘之国；方圆九百万井，出赋共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相关数目无不齐备。当时的士兵，居家时编为比、闾、旅、党、州、乡，出征时编为伍、两、卒、旅、师、军。当时的将领，居家时是乡师、党正、大夫，出征时是将、帅、长，以及司马、连率。每年选阅车兵和卒正，三年选阅步卒和牧群，五年大规模选阅车兵和步卒，可见选拔都有固定时日。春季整治军旅以搜田，夏季举行苃舍以苗猎，秋季整治军队以狝猎，冬季大规模阅兵以狩猎，可见训练都有节度。根据土地事务来下令征收贡赋，所以不违背农时；利用农闲讲习武事，所以武备没有缺失。平时出入相互友爱，恩义足以彼此团结；作战布阵时声音、容貌彼此相接，生死关头足以互相救助。这就是古代兵制的优点。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制定内政而把军令寓于其中：五家为轨，所以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师率领；四里为连，所以二百人为率，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所以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率领。

译五乡为一师，所以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率领。国都中的事务都转为军事，郊野的百姓都转为务农，士兵不懂耕作，农民不熟悉兵器，于是先王把兵寓于农的用意就消失了。到了晋国设置州兵、鲁国设置丘甲，齐国凭借技击而强盛，魏国凭借武卒而奋起，秦国凭借锐士而取胜，百姓中从能披甲作战以上的人都登记为兵，由此可知当时民力的困苦。汉代没有按人口授田的制度，所以征发士兵按成年男子而不按田地。男子从二十三岁成为正卒，五十六岁成为退卒；京师有南军、北军驻屯，以备宿卫；郡国有材官、骑士的制度，以备出兵。南军由卫尉主管，北军由中尉主管，材官、骑士由都尉主管。南北军不出京师，而民兵分散在郡国；如巴蜀、三河、颍川有材官，陇西、天水、安定有骑士，西北之地多车骑，东南之地多楼船。以至临淄有弩手，荆楚有剑客，各自按照本地所适宜的兵种加以熟习。一旦发生战事，就用羽檄召集奔赴，没有不集合的。汉武帝平定百越后，朝廷内部增加设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外部设置楼船部队，都按时讲习训练。后来南军、北军都由郡国番代之兵组成，于是有了供养军队的弊病，京师的兵制也败坏了。元狩以后，战争频繁发生，百姓多用钱购买免役，于是征发七科谪戍之人，郡国的兵制又败坏了。中兴以后，军队更加松弛；不能废止的都试之法被废止，不能废除的校尉官职也被废除，兵制于是荡然无存。唐代沿袭西魏、北周、隋代的府兵制度，并加以整治：二十岁充兵，六十岁免役；百姓没有长期服兵役的劳苦，三时耕种，一时治兵，军队也没有长期聚集的弊病。设置府六百三十四所，其中居于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所，用来显示轻重缓急的形势；士兵分散在各府，将领归朝廷统辖，用来杜绝祸乱的根源。至于兵器铠甲由士兵自备，衣服粮食由百姓供给，国家没有供养常备兵的耗费，这种制度最接近古制。可惜贞观以后，番役轮换大多不能按时进行，因此张说招募骑兵作为长期跟随、宿卫的部队，番代之制已经废弃；李林甫招募长征兵，以减轻山东地区的戍守，边戍制度又废弃了。天宝以后，骑兵制度又逐渐改变，撤废折冲府等府，已经没有士兵可以交付，方镇的军队却兴盛起来。到了唐朝末期，天子也在京师自行设置军队，称为禁军。宋代的兵制，名目有八种：禁军中最亲近的叫班直，出戍边境的叫屯驻，隶属于总管的叫驻泊，因为粮价低而留驻就地取粮的叫就粮，各司招募的叫役兵，各州招募的叫驻泊，从百姓中每十五户取一人，教习武事，称为民兵；归附的蕃夷，编集起来加以使用，称为蕃兵。其制度是，精兵二十万人，京师驻屯十万，足以控制外部变乱；外郡驻屯十万，足以控制内部忧患。京师内部有三衙、四厢及诸司，外部有总管、钤辖等将领。然而这仍不如唐代设置府、建立卫的制度合乎本意。刑科 刑制 三代以前，用德行来施行刑罚，成效深厚；三代以后，用刑罚来推行德政，成效浅薄。大概用德行来施行刑罚，内中还存有敬慎体恤之意；把刑罚置于仁义之前，能够保存敬慎体恤之意的人就很少了。治理成效为什么会不同，也就不奇怪了。刑罚是辅助治理的手段，是圣人不得已才采用的。在有虞氏时代，伯夷制定典章，以刑罚裁断百姓；皋陶担任士官，使百姓能够得到公允的裁判，所以百姓合于中正，四方形成风行草偃般的教化美善。周代时，有苏忿生说“敬慎地处理你的狱讼”，在此之前有康叔封说“敬慎而明确地施行你的刑罚”，在此之后刑罚被搁置而不使用，因此享有八百年的长久国祚。汉高祖进入关中，废除秦朝苛法，约定法令三章，可以说很简约了。继而汉孝文帝以恭敬节俭教化百姓，受到缇萦言辞的感动，于是废除了肉刑；听从释之的建议，犯跸、盗环等罪也得到减轻。汉景帝忧虑受笞刑的人大多死亡，于是重新制定棰刑法令。汉元帝忧虑重刑过多，减免了三十四项；汉哀帝又减免了八十一项，他们的用心也算仁慈。然而治理成效不能与虞、周相提并论，大概是因为文帝宽厚而无暇顾及礼乐，景帝刻薄而任意诛杀，元帝受文辞义理牵制，哀帝宠信嬖幸之人；这哪里是仁义之道呢？唐高祖进入关中，废除隋朝苛法，约定法令十二条，也可以说很简约了。继而唐太宗以仁慈宽恕治理天下，想到肉刑已经废止很久，便不敢再看断趾之刑；明堂陈列炙人图，他便不敢使用鞭背之刑。高宗永徽年间，下诏删省律令四十七条；玄宗开元年间，下诏确定绢帛的估价，并且一律用实钱计价。当时天下判处死刑的人，有一年终年只有二十四人，有一年只有五十八人，也可以说很仁慈了。然而治理成效也不能与虞、周相提并论，大概是因为高宗柔弱懦怯，废黜嫡后而立庶妾；玄宗奢侈，杀死宠爱的儿子，又杀戮进谏的大臣，这哪里有仁义之道呢？这就是汉、唐的治理不如古代的原因。宋太祖开始任用士人分别治理州县的狱讼，宋太宗派官员提点各路刑狱，又在禁中设置审刑院，以防大理寺、刑部出现过失。凡是案件，必须先经三司审理，再关报审刑院；事情经过申覆之后，才下交丞相府；丞相又把情况上奏，然后才议定刑罚，其谨慎郑重的用意就是这样。到了末世就不是这样了。法律

译三代以前，依据仁义来施行法律；三代以后，则借助法律来推行仁义。仁义，是教化百姓的根本；法律，是防备百姓犯罪的工具。古代的教化有根本，所以百姓致力于实行仁义，以求免受刑罚；后世的教化失去了根本，所以百姓谨慎防范法律加身，也相互勉励实行仁义。请详细说明如下：有虞氏的时代，把象征刑罚的图像陈列出来，从五刑到以金赎罪，是法律的常规；从“▯灾”到“怙终”，是法律权宜变通的做法。此后，夏朝制定《禹刑》，商朝制定《汤刑》，到了周代，法律更加完备。大司寇掌管三典，诘问四方：一是治理新建国家，使用轻刑；二是治理安定国家，使用中刑；三是治理动乱国家，使用重刑。用五刑纠正万民：一是野刑，崇尚功劳，考察力量；二是军刑，崇尚命令，纠察守职；三是乡刑，崇尚德行，纠察孝道；四是官刑，崇尚才能，纠察职守；五是国刑，崇尚忠厚，纠察暴虐。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法令。所谓三刺，难道不是指讯问群臣、群吏和万民吗？所谓三宥，难道不是指宽宥不知情、过失和遗忘防范之人吗？所谓三赦，难道不是指赦免年幼、羸弱、年老、年迈、愚蠢和愚昧之人吗？那些政令详细明白，教条严整，只是使人知道畏惧罢了。周穆王命吕侯训释夏朝的赎刑，五刑所属的罪条多到三千，而死刑所属的罪条只有二百。重刑的条目比从前减少了，轻刑的条目却比旧制增加了。世道越往下衰，法律就越繁多。李悝制定《法经》六篇，其中有盗、贼、囚、捕、杂、具等方面的法律。萧何制定九章律令，又增加了户、婚、擅兴、厩库等篇。叔孙通又增补律令所未涉及的十八篇。汉惠帝废除了妖言和挟书之律，汉孝文帝废除了收捕连坐之法。马融、郑玄撰作律令章句，陈思王撰作决断案件的比附条例。曹魏制定《新律》十八篇，晋代解充增删汉魏律令，编为二十篇。隋代令高颎重新修订律令，把笞、杖、徒、流、死分为五刑，共十二篇：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车，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唐代的刑书有四种：律、令、格、式。令，是国家的制度；格，是有关官署通常施行的法规，也是守法所依据的常法。凡是政事都必须依照这些办理。三者有所违犯而构成罪行的，一律按照律法断罪。律书因循隋代旧制，由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疏义。宋太宗时有《太平编敕》，宋真宗时有《咸平编》；宋仁宗时有《嘉祐编敕》，宋神宗命有关官署编修敕令。凡是旧日载入敕令的内容，多数移入令中。大概是因为违犯敕令的罪重，而违犯令的罪轻。其他如傅霖撰《律统赋》，概括阐述律法的意义，已经没有剩余未尽之意。窦仪进呈《统刑》，文章意义简洁古雅，可以与六经相媲美。我朝颁布律令，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篇，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以八个字作为条例中常见的关键字：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以八议来议定刑罚：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刑罚轻重适宜，取舍各得其当。这是昭代盛大的典章，可作为万世不变的常法，大概与虞、周的制度，根本原则相同。工科

译水利 我曾说过，粮食的产出根本在田地，而田地所依赖的，在于水利。这就是《周礼》记述沟洫、司马迁撰写《河渠书》的真正原因。自从大禹竭力治理沟洫，商代高宗开始划定田界，兴修水利由来已久。到了成周以后，制度才大为完备：营造沟渠、疏导水流的制度，由匠人掌管；蓄止水源的法令，由稻人掌管。可以决水时就决水，因此没有泛滥的忧患；可以堵塞时就堵塞，因此没有旱灾的忧虑。三代时期，百姓之所以家家富足、人人丰裕，没有不是以此为根本的。秦汉以来，有志于惠养百姓的君主，也无不急切地寻求贤能之人来担负水利责任。汉代京师设水衡官，郡国设都水官。宋代三司设都水监，各路则设提举。自春秋以来，兴修水利的人代代都有。孙叔敖兴修芍陂，楚国受到他的恩惠；李永筑堰拦江水，蜀地因此富饶；郑国把泾水引入秦地，谷口有歌咏禾黍的诗歌；史起把漳水引入魏地，邺城附近有歌咏稻粱的诗篇。下至汉代，穿凿防口灌溉繁田，有文翁；开凿渭渠灌溉关中，有郑当时。庄熊在冯翊地区开凿龙首渠，儿宽在高仰的田地开凿六辅渠；白公在池阳地区引泾水，召信臣在穰县南面修造钳卢；王景修治芍陂，庐江境内获得大丰收；马臻修筑鉴湖，会稽百姓获得利益。这是汉代任用得人的结果。唐代则有引黄河水灌溉田地的云得臣；有毁去碾硙、疏导渠道的长孙祥；引雷陂水修筑句城塘的，难道不是在扬州的李袭吗？决开郑白渠、恢复秦汉水利的，难道不是任京兆尹的黎干吗？温造在朗州开渠，灌溉田地多达二千余顷；孟简在常州开沟渠，肥沃土地广达四千余顷；田弘正疏通古河道，水患因此消除；白居易疏浚钱塘湖，水利因此兴盛。这是唐代任用得人的结果。又如许景山修复萧何修筑的旧堰，使荒废毁坏的土地变得富饶；赵尚宽修复召信臣留下的旧渠，使荒瘠的土地变成沃壤；修筑海堤保护田地，使百姓享受其利益的，有范文正；兴修水利有功、治理政绩获得声誉的，有刘彝；恢复马氏龟塘、灌溉田地一万顷的，是吕颐浩。修治镇江练湖、灌溉田地十万顷的，是钱良臣。这又是宋代任用得人的结果。然而这些君子在水利方面获得声誉，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考察地势的高低，施行沟洫的古老方法；开凿陂塘，以防备严重旱灾，使高处的田地没有龟裂的忧虑；加固堤岸，以堵塞暴涨洪水的势头，使低处的田地没有水浸之患；不贪图小利而损害长远大计，不急于取得眼前功效而遗留长久祸患。这样，田地得到灌溉的好处，河流湖泽没有淤塞的忧虑，那么它对百姓生活的利益、对国家的益处，难道是浅薄的吗？屯田 建立国家，要依靠军队。军队有余而粮食不足，就是使军队挨饿；养兵依靠粮食，粮食有余而军队不精良，就是损耗粮食。为什么呢？军队是国家的爪牙，粮食是军队的命脉。有国家，难道可以没有军队吗？养军队，难道可以没有粮食吗？如果军队精锐而粮食充足，用来守卫就稳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确实是国家万全的计策。成周时期，闾里之中就具备卒伍；农事之余，百姓便操练干戈。百姓所储蓄的，就是军队所食用的。所以，三代以前并没有屯田之法。那时田地不按井田制授予，国家承担军费，粮食靠漕运，士卒面有饥色。后世想要谋求富国强兵，离不开屯田制度。汉文帝招募百姓耕种塞下时，已经有了屯田的说法；汉武帝派战士到西域屯田，才开始有屯田的规制；到汉昭帝、汉宣帝时形成，在魏晋时扩大，到唐代达到极盛。不过，汉代屯田主要用兵，唐代屯田主要用民。汉代自从打通西域，开始让校尉率领士卒在渠黎屯田，又任用戊己校尉在车师屯田。赵充国停止骑兵后留下的，大概是被免刑而应募的人以及灌阳、汝南的士兵，这些都是用军队屯田。唐代依托军府设置营田，天下屯田共有九百九十二处，有的隶属司农，有的属于苑内，有的分属各州军，有的由少卿巡行管理，有的由御史负责输纳，有警急时还派一千名士兵帮助收获。这就是用百姓屯田。其他如诸葛亮在渭水屯田、羊祜在荆州屯田，属于汉人的制度；任峻招募百姓在许地下屯田、隋人在河西修筑堡垒营田，属于唐人的制度。然而屯田的主张有三种：军队屯驻而不作战，就可以耕种，如诸葛亮在渭水屯田、张公谨在代郡屯田，都是为了养兵蓄锐而不废弃耕种。谋议已经确定而不动摇，就可以耕种，如赵充国在金城屯田、枣祗在许下屯田，都是事先已有成熟谋划，不被不同意见迷惑。将帅先于士卒去做，就可以耕种，如郭子仪亲自耕种百亩，军士不用劝说就都去耕种；娄师德亲身穿着皮裤，士卒乐意替他耕田，这些都是将帅身先士卒的证明。宋初在唐州、邓州、襄州三州设置屯田务，又在河北东西路分别设置营田使。像王守斌调遣士卒在河北耕田，耿望调遣丁夫在襄阳耕田，军民大致都在使用。宋高宗中兴时，尤其切实留意此事，书写赵充国留兵屯田的事迹来勉励他们，重申建隆年间按年考课的办法来督促他们。因此韩世忠在金陵屯田，岳飞在鄂州屯田，王之奇在两淮屯田，吴玠在梁洋屯田。当时淮南有官屯四十三处，耕田二百二十五顷，官府获得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八石粮食。建宁有官庄三十九处，耕田一百八十四顷，官府获得六千五百二十石粮食。其明显的成效可以看到了。屯田本来就是富国强兵的关键，如果确实能够仿照汉唐制度，斟酌古今情况：边境地区就责成将帅，带领军队耕种；境内地区就责成守令，招募百姓耕种。这样，上面对国家有益，下面对百姓也有益。《椒邱文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第四卷 明代何乔新撰写

译史论 宋 后周派赵匡胤率军抵御北汉，到了陈桥，赵匡胤自行拥立为帝后返回。帝王兴起，有通过禅让取得天下的，舜、禹就是这样；有通过征伐诛讨取得天下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他们的行迹虽然不同，最终结果却是一样的。三代以后，享有国祚长久的，只有汉、唐、宋。汉高帝在泗水之上起兵，诛讨秦朝的暴政，讨伐杀害君主的项羽，虽然德行比不上商汤、周武王，也差不多符合征伐诛讨的道理。至于唐、宋取得天下，借用禅让的名义来掩盖篡夺的事实，与魏、晋以及宋、齐、梁、陈没有多少区别。看失去帝位的人，就说“禅位”；看取得帝位的人，就说“受禅”。如果真如这些说法，那么后世的舜、禹为什么这样多呢？唐代不必再议论了。宋太祖曾向后周称臣，东征西伐，并非没有功劳；后周给他的尊贵爵位和丰厚俸禄，也不算报答微薄。可是世宗一旦去世，恭帝继位，在国家危疑之际，宋太祖突然萌生篡夺之心，黄袍加身，调转兵锋向内，拍打恭帝的背而夺取帝位。反而借陶谷之口捏造说辞，想把自己的行迹比附于唐尧虞舜。唉！我不知道舜、禹的禅让果真是这样的吗？陶谷起草的禅位诏书，果真可以欺骗天下后世吗？有人说，当时五代的动乱已经到了极点，恭帝年幼，藩镇窥伺帝位；太祖如果不取天下，也会有人逼迫恭帝并夺取帝位，怎么可以拘守匹夫的小节，而忘记拨乱反正的大计呢？事情不是这样。诸葛亮趁刘禅昏暗无能而夺取帝位，那么西蜀就可以安定；谢安趁晋穆帝年幼而夺取帝位，那么江东就可以兴盛。然而二人终身面向北方称臣，不忍心夺取帝位，是因为君臣的大义不可冒犯。假使太祖追念世宗的深厚恩德，把这种恩德报答在恭帝身上，像诸葛亮辅佐刘禅、谢安辅佐晋穆帝那样，那么衰微的国家可以复兴，动乱可以平定，天下国家也可以安定。他不这样谋划，反而欺凌孤儿寡母，废黜君主而自行即位，说他没有谋求天下利益的心，我不相信。唉！当初因为母亲年老、儿子年幼而取得天下，最后也因为母亲年老、儿子年幼而失去天下，谁说天道果真没有知觉呢？追赠周代副都指挥使韩通为中书令。古代英明的君主和有义的君主，必定褒奖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即使是平素所仇恨的人，也不敢遗漏，这是用来勉励做臣子的；必定贬斥丧失气节的人，即使对自己有功，也不敢徇私，这是用来警戒做臣子的。汉高帝斩杀丁公而奖赏季布，唐太宗鄙薄裴寂而追赠尧君素，大概都是明察这一点。陈桥兵变时，太祖拥兵返回，韩通率禁军抵御他；如果韩通的谋划成功，太祖的成败还未可知。王彦升贪图富贵，追赶并杀死韩通，使他的妻子儿女也一同死亡，可以说是替太祖除掉了祸害。然而太祖赞许韩通为节义而死，追赠他为中书令；对王彦升擅自杀人的行为感到愤怒，使他终身不得任节度使。太祖难道是不明白赏罚吗？这是因为他替天下后世考虑得深远。假使我的臣子都像韩通，在祸变之际一心忠于帝室，那么我的子孙难道还会有不安定的吗？假使我的臣子都像王彦升，在局势纷乱时心里只想着向外援助，那么我的子孙难道还会有不危险的吗？太祖替天下后世考虑得确实深远，难道只是没有修饰私人怨恨、不奖赏私人功劳而已吗？中行穆子说：“爱憎没有差错，百姓就知道归向哪里。”整个宋代，臣子中多有以节义著称的，李若水、张叔夜在完颜氏攻入汴京之日拼死效命，李芾、文天祥在蒙古军南下之时竭尽忠节，难道不是太祖这一举动有激励士人之心的作用吗？后世君主如果对为义而死的臣子怀有愤恨嫉妒，甚至加以惨酷杀戮；却崇尚奖赏出卖国家的人，把他们的爵位提升到极高，听到太祖的这一举动，也可以稍微反省了。派遣使者赈济借贷百姓；在各州建立太庙；追尊祖先为帝。帝王建立最高准则、垂留下国家传统，能够传承数百年后才倾覆，并不只是因为天命；他们即位初期施政的规模，本来就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周武王灭商初年，封祭比干之墓，向商容居住的里门致敬，散发鹿台的财物，开出钜桥的粮食，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就从这里开始显现。汉高帝入关初年，约定法令三章，慰问父老，建立社稷，施行恩赏爵禄，免除租税，推举三老，汉朝四百年的气象，在这里已经显现。宋太祖从军旅中奋起，登上九五之位，考察他取得天下的方式，与五代各君主相比，难道差别很大吗？等到他发布命令、施行政令，规模宏大深远，就与五代各君主截然不同了。因此，追赠韩通，其义足以激励士人的气节；赈济借贷各州，其恩足以凝聚人心；追尊祖先，侍奉先人的孝道已经彰明；亲临太学，崇尚儒学的道路已经充分展现；派使者丈量田地，是为了革除兼并土地的奸弊；督促百姓从事农桑，是为了厚植衣食的根本。这些措施，隐约具有周武王、汉高帝的气象。至于选拔各州士兵入京护卫，使强大藩镇的防卫威势衰弱；罢免功臣，让他们到地方任职，使强将专擅兵权的弊病消除。这就是他拨乱反正的大纲要领。梁、唐、晋、汉、周初年的施政规模，曾经有这样的吗？最终，著名藩镇和大将都低头听命，僭越称王、背叛国家的人也依次被削平；宋朝传承十七代，历时三百年，超过唐朝而仅次于汉朝，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大梁为东京，设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设河南府。从前娄敬劝说汉高帝：“周朝建都洛邑，有德就容易称王，没有德也容易灭亡。”我认为他的话还没有说尽。周文王、周武王建都丰、镐，偏处西部边地；他们积累德行仁义，所以兴起得迅速。秦始皇建都关中，以太华山作城，以黄河作护城河；由于不施行仁义，所以灭亡得突然。有德就无论到哪里都能称王，无德就无论到哪里都要灭亡，难道只是洛邑如此吗？然而古代统治天下的君王，没有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建都，把它作为子孙无穷的基业。汉高帝建都长安，光武帝建都洛阳，难道不知道地势形势不如德行重要吗？大概帝都如同天下的根本，根本牢固，即使德行稍薄，还可以稍稍延长国祚；根本不牢固，一旦德行有亏，就会一震而倒，一摇而折。因此可知，统治天下的人应以德行为先，但地势形势也不可忽视。宋朝拥有天下，先建都汴京，后来建都杭州，为什么在选择都城方面这样昏昧呢？难道它的子孙都有三代、五代君主那样的德行吗？北方适合建都的地方，没有比长安更好的；南方适合建都的地方，没有比金陵更好的。汴京虽然位于中原，但浊水浩荡，四面都是平旷之地，不是形势险胜的所在。杭州虽然有两江的险阻，但土地盐碱，百姓脆弱，也不是帝王适宜建都的地方。

译太祖舍弃长安而建都汴京，高宗舍弃金陵而建都杭州，难道不是在选择都城方面昏昧，因而没有替子孙作长远考虑吗？所以，前期建都汴京，金兵长驱直入，抵达城下，几乎没有关河可以阻挡；后期建都杭州，只求在东南苟且安定，最终连中原一寸土地也不能收复。这难道只是因为德行浅薄造成的吗？也是因为地势形势弱。太祖曾经有意建都长安，因为太宗的劝谏而停止。唉，像太祖这样开创基业、英明威武的君主，尚且被太宗的劝谏阻止，不能审慎决定都城，我对高宗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太祖喜欢微服出行，有人劝谏他不要轻易出行，皇帝笑着说：“帝王兴起，自有天命。周世宗看见将领们面方耳大的，都把他们杀掉。我整天侍奉在他身边，他也不能加害我。如果我本来就应当成为天下之主，谁能谋害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深居宫中、闭门不出，又有什么用呢？” 司马文正公认为周世宗是五代中贤明的君主，只可惜享年不长，而天命归于宋。我也认为如此。但看到宋太祖这番话，才知道周世宗猜忌刻薄、喜好杀戮，他的国祚不能长久，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祸乱变故的到来没有穷尽，英雄豪杰的出现也没有穷尽；他所忌惮的可能在这里，而成为祸患的却可能在那里。在这里的人受到我的诛杀，在那里的人反而可能成为我的祸患，哪里值得因为猜疑嫉妒之心而滥施刑罚来逞威呢？周世宗习惯看到五代诸君都起于凶悍武夫，所以把将领们方脸大耳的都杀掉，他考虑祸患可以说很周密了。然而废掉他的儿子、夺取他的国家的，正是那个整天侍奉在身边的赵匡胤。赵匡胤有上天已经安排的命运，又怎么能够杀掉呢？古人即使杀死一个无辜之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也不肯这样做。周世宗想为后代谋利，却杀死许多无辜之人，已经违背天意、拂逆义理了，怎么能享有长久国祚呢？自古帝王因为猜疑而妄杀无辜的很多，不只是周世宗如此。秦始皇怀疑匈奴会导致秦朝灭亡，于是攻打匈奴；宋文帝怀疑刘义康会发动变乱，于是杀了他；隋炀帝怀疑李浑会夺取隋朝，于是诛灭他的家族；唐太宗怀疑李君羡会取代唐朝，于是杀了他。然而灭亡秦朝的是胡亥，不是匈奴。登上合殿、发动政变的是子劭，不是刘义康；接受隋朝禅让的是唐高祖李渊，不是李浑；几乎杀尽唐朝子孙的是武曌，不是李君羡。《诗经》说：“张设鱼网，鸿雁反而被捕获。”《易经》说：“有人把牛拴住，过路人得到牛，邑中人却遭受灾祸。”君主为什么要因为猜疑而滥杀无辜呢？像宋太祖这样，可以说有统治人民的器度了。他说：“帝王兴起，自有天命。”这确实是明主的话。因此，投降的君王和僭越的君主都受到宽容，过去的仇敌和旧日的怨家没有遭到屠戮；他的国祚长久，子孙屡次失败却又重新兴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昭宪太后病重，宋太祖将要改朝换代。太后说：“你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正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做君主。你百年之后，应当把帝位传给你的弟弟。能够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分。”太祖哭泣着说：“我哪里敢不依从您的教诲。” 统治天下的人，父亲死后由儿子继承，祖父去世后由孙子承继，这是古今不变的常规，也是天下的正义。周武王拥有天下，没有传给周公，而是传给成王；汉高帝拥有天下，没有传给文信君，而是传给惠帝，难道古代的圣王、英帝也都偏爱自己的儿子吗？实在是因为常规和正义不可违背。然而昭宪太后命令太祖，反而想舍弃儿子把帝位传给弟弟。太祖从军旅中奋起，手执干戈，冒犯霜露，斩除四方的荆棘，积累功劳事业，终于承受天命，本来当然想把帝位传给子孙，作为万世不断的基业。母子之间的心意，难道不能察知太祖的这种心愿吗？昭宪太后却提出这样的命令，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试着探求其中缘故。陈桥之变，赵光义也出过力；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他对于帝位早已有心，难道肯只安居于晋王之位吗？母子之间一定有秘密谋划。莫非昭宪太后溺爱小儿子，也像娄太后想立常山王刘演、独孤皇后想立晋王杨广一样吗？当时太祖还健在。他死后百年，德昭、德芳是否已经长大成人，还无法知道。昭宪太后虽然贤明而有智慧，难道能够预知自己死后的事情吗？为什么却拿柴氏幼子失去天下的事来胁迫太祖呢？这样说来，昭宪太后的命令，大概出自赵光义的谋划吗？太祖哭泣着接受教诲，只是勉强听从罢了，并非出自他的本心。所以他终身没有立德昭为太子，也没有立赵光义为太弟。临终病重的那天晚上，他把赵光义召入寝殿，大概是想把两件事交代给他。这是不是因此启发了宫人，使他们全部退避，从而造成不久后皇帝驾崩的祸患呢？我认为《春秋》的义理，是以正道为大。昭宪太后的命令违背常规，悖逆正义。太祖即使违背它，也是可以的。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等五人被罢去兵权，出镇地方。唉！自从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下分崩离析，藩镇的势力才开始强大。兵甲和租赋，都被藩镇当作私有；生杀予夺，也不由皇帝的命令。君主抚慰他们，他们就骄横；用法律约束他们，他们就怨恨。譬如蛇虎一般，高兴时驯服，发怒时就噬咬。当时上级驾驭下属，就像手握蛇、骑在虎背上，战战兢兢，只怕被它们吞噬；下属看待上级，则像张翅的鸱鸟、搏击的鹰，只想挖裂上级以快其心。逐渐发展到五代，朝廷一天比一天削弱，藩镇一天比一天强大。严重时，天子的废立、宰相的生死，都取决于藩镇的喜怒。即使有后唐庄宗的刚毅果断、后周世宗的英明威武，又有郭崇韬、李谷、王朴这样的智谋之臣辅佐，也只能眼看着而无可奈何。谁说在酒杯之间就能使他们帖然听命呢？宋太祖拥有天下，到这时才两年。像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不是潜龙时期的旧交，就是辅佐建立帝业的元勋。然而在从容欢乐融洽之际，太祖向他们表示诚意，晓谕以国家大计，于是那五个人没有不感动哭泣、称谢的，便罢去兵权到地方任职；不必动用干戈，不必声张，不必耗费分封土地，也不必施行烹杀诛戮。这样，百余年盘曲纠结的祸患，一旦就消散得一干二净。这说明太祖的睿智谋略和英明决断，本来不是庄宗、世宗所能比的；赵普的智谋，又哪里是郭崇韬、李谷、王朴所能仿佛的呢？有人说，宋朝国势后来逐渐衰弱，燕云之地始终不能收复，大概根源就在这里。唉！假使藩镇不被削弱，那么祸乱接连不断，宋朝的基业将传了一代、两代就丧失了，难道只会导致国势衰弱吗？我恐怕汴京、洛阳的土地疆域尚且不能保住，何况能够长久占有燕云吗？贬黜郑起、杨徽之为县令。

译古代兴起的君王，不因私人的恩情而奖赏，不因私人的怨恨而惩罚，大概是把天下作为衡量标准。雍齿曾经使汉高帝困窘受辱，但汉高帝最终还是封他为侯。魏征曾经劝李建成谋害唐太宗，但唐太宗最终还是任用他为宰相。英明君主的器度，大概就是这样。郑起、杨徽之在周世宗时期，看到宋太祖的威望日益提高，料定他将对社稷不利；他们有的写信给宰相，有的秘密告知周世宗。二人不但有先见之明，而且有忧国的忠心。天下既已安定，帝位已经有了归属，又何必追究旧日怨恨呢？太祖却不能忘记旧怨，把他们贬为县令，帝王的宽宏气度比起汉高帝、唐太宗已经有所不及了。况且皇帝为什么不想一想呢？韩通不是曾经谋划率兵抵抗我吗？我仍然追赠他官职。董遵诲不是曾凭借父亲的势力欺侮我吗？我也不记录他的过错。偏偏对郑起、杨徽之不能容忍，是什么原因呢？不过，郑起、杨徽之也并非完全正确。改朝换代之初，如果他们引身离开，以保全自己的气节，这才是好事；身居宋朝官职，享受宋朝俸禄，却留恋不肯离去，也实在太不知羞耻了。起初，太祖将要改年号，告诉宰相说：“年号必须选择前代没有使用过的。”等到平定蜀地，宫人进入宫中，皇帝看见她的镜子背面有“干德四年铸”的字样，便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窦仪说：“这一定是蜀地的物品，蜀主曾经使用过这个年号。”皇帝高兴地说：“任用宰相必须使用读书人。”从此更加重视儒者。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整治政务、阐明人文教化。古代任命宰相，必定任用儒者，难道只是取其博闻强记、文辞华美敏捷而已吗？是因为他们懂得天地变化的规律，明白帝王创制法度的根源，通晓古今事变的详情，洞察兴衰治乱的原因，探究礼乐刑政的根本；能够治理国家、弘扬教化，能够辅佐天子成就功业、惠及百姓，能够辅佐上天完成政务，能够辅弼皇帝建立最高准则。虞舜时代的皋陶、伯益，商代的伊尹、傅说，周代的周公、召公，就是这样。可是当时的君主反而认为儒者迂腐空疏、不能任用，选择宰相时，有的用只会处理文书的小吏，有的用能拉强弓的武夫，有的用目不识丁的掌管文书事务的官吏。他们认为宰相不必读书，也不必有文才，只要能够奉行文书就可以了。唉！迂腐空疏而不可任用的，只是拘泥章句的儒生罢了。那些明白道体而适合实用的儒者，如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又哪里迂腐空疏呢？为什么舍弃这样的人，却让不学无术的人玷污宰相之位呢？宋太祖承接五代衰乱之后，赵普、魏仁浦都凭借俗吏资历做到宰相，所以连眼前僭国的年号都不知道而加以沿用，何况那些更加久远、更加重大的事情呢？等到皇帝召见询问窦仪，窦仪慨然兴叹，说任用宰相必须使用读书人，太祖大概由此悟到儒者对天下国家有益。所以整个宋代，儒臣颇多得到进用，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他们虽然比不上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但终究不是拘泥章句的儒生所能相比的。可惜一代真正的儒者，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都被排斥而没有得到任用，难道这不就是所谓喜欢画的龙，却不喜欢真正的龙吗？唉！天下从来不是没有真正的儒者，儒者也从来不是不能任用。身居君位的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了解就说天下没有真儒，也不要因为迂腐儒生可鄙，就一概认为儒者不可任用，这样或许名闻一世的儒者就会出现了。黄河在澶州决口，通判姚恕因为没有立即把情况上报，获罪弃市。起初，姚恕任开封判官时，去拜见赵普，守门人不替他通报，姚恕愤怒离去，赵普因此记恨他，最终以犯法论罪将他杀死，又把他的尸体投入河中。宰相掌握国家权柄，决定生杀、废立和任用，必须完全出于至公，这样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并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稍有私心，君子就会非难他，四海就会议论他，怨恨讥刺也会兴起。赵普做宰相，为什么这样嫉恨刻薄呢？黄河决口，也是因为他没有才能调和治理，导致阴阳不和，所以才发生。姚恕虽然没有立即上报，罪过也不至于死刑。太祖是宽厚仁慈的君主，尤其谨慎使用刑罚，如果不是赵普进谗，怎么会突然给姚恕加上死刑呢？赵普不知道灾害是由自己的失职造成的，于是上表待罪，便把罪责推给姚恕，以满足自己的私愤。既在市中把他处刑，又把他的尸体投入河中。赵普的嫉恨刻薄到了这种地步，与卢杞、元载的所作所为相比，又哪里相差很远呢？卢多逊进谗，大概不是没有原因，不能全都认为是诬妄。太祖在位时，过失行为相当少，然而由于赵普的缘故，杀死姚恕，斥退雷德骧，这对他的盛德造成的损害太大了。命宰辅把每日记录的时政送交史馆。史官的职责，关系到万世的是非。古代担任史官的人，凡是君主的仁慈或暴虐、臣子的忠诚或奸邪、政事的得失，隐秘到后宫嫔妃宴饮亲昵时所说的话，显著到宫殿前君臣奏对的话，没有不如实记录而不敢隐瞒的。丰厚利益不能诱惑他们，严酷刑罚不能使他们屈服；天子的尊贵、宰相的显贵，也不能任意增加或削减，因此称为实录。两汉以后，这种精神仍然存在，史书所记载的多能符合事实，史书还值得信任。自唐太宗内心多有惭德，害怕别人议论自己，开始想要查看史书；当时没有南史氏、董狐那样宁死抗拒的人，于是史官开始失职，是非公道也废弃了。历代相承，遂成为惯例：修史时由宰相监督，完成后又送给皇帝过目；他们都畏惧威势、害怕祸患，哪里还敢展示直笔书写的公正呢？到了宋太祖，又命宰辅把每日记录的时政送交史馆。所谓时政，有善有恶，有正确有错误，是君主和宰相商议后实行的政事。如今让宰辅记录并送交史馆，那些担任宰辅的人想求得后世的名声，又害怕君子的议论，凡是善良正确的，必定加以润色详尽书写；凡是邪恶错误的，必定弃置不录。史官依据这些记录来书写，所谓是非的公道在哪里呢？唉！唐、宋以来的史书，不可信的地方很多。忠臣贤士、俊杰烈士的事迹，大概有不幸而没有记载的；凶恶强悍的奸臣，也有幸运而没有被书写的。追究根源，实际上是太祖开了这个先例。拥有天下的人，只须努力行善罢了；至于记事、记言的职责，都交给史官，君主不亲自阅览，宰相不监督修史，史书藏在金匮石室中而不呈上，或许史官才能尽到职责，万世的是非也才能明白。太祖生病，召晋王赵光义入宫侍奉，宦官和宫女都不得靠近。不久皇帝驾崩，晋王即位。

译宋太祖驾崩的事情，史书记载晋王离开座位、退让回避的情状，以及宋皇后托付遗命于母子的言语，学者多有怀疑，却不能解释清楚。根据我的考察，太祖大概是被弑杀的，只是史官不敢直书罢了。人将要死亡时，必定恋恋不舍地挂念妻子儿女，这是极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避免的，哪里会有病势危急的夜晚，宋皇后却不侍奉在身边，德昭、德芳也不来问安的道理？大概一定有人把他们隔绝在外，使他们不能相见。这是可以知道太祖被弑的第一点。富裕人家的儿子将死时，若把千金家产留给弟弟，弟弟也一定会感动悲伤不已，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嫂嫂，像抚养儿子一样抚养侄子；哪里会有接受天下于兄长之后，却让嫂嫂停灵在外舍、让侄子不得善终的道理？这对兄长的报答为何如此薄情？这是可以知道太祖被弑的第二点。太祖如果果真要把天下传给弟弟，我知道作为弟弟的赵光义一定会满面哀戚，不忍心立即接受；可是他不到一年就改年号，只怕开宝年号还在人们耳边眼前，改朝换代之事已经超过常情。这是可以知道太祖被弑的第三点。传授天下，是大事，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一定会召集群臣，宣扬临终遗命，使臣民都知道。如今将相大臣不能听闻，宦官宫妾又不得近身侍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可以知道太祖被弑的第四点。况且如果把帝位传给弟弟，那么嫂嫂在叔父面前也将有受尊敬的身份，怎么会惊愕呼喊，想要把遗命托付给人呢？这是可以知道太祖被弑的第五点。由这五点推断，宋太宗想要逃脱弑君的罪责，难道能够做到吗？有人说：近来文江刘文介公主持贡士考试，曾把这件事作为问题提出，当时应试者回答说太祖、太宗兄弟之间一向友爱深厚，必定没有其他原因，刘文介便把这份答卷列为高等。如今您说太祖死于弑杀，那么刘文介的看法难道不对吗？我说：刘文介当时正值景泰末年、局势危疑之际，他的话大概另有讽谏意味，这难道能作为万世不变的定论吗？太宗从太原出发，随即攻打辽国，包围幽州。等到辽将耶律兴格在高梁河交战，宋军战败，于是退兵。契丹占据幽州、蓟州几十年，中国的险要边塞都纳入它的疆域，华夏衣冠之族都替它效力，精锐士卒也都听从它的驱使。平时就手执兵器，怒目相视；有战事就策马南驰。所以幽蓟不能收复，是中国的大患。然而强悍的辽国弓劲马肥，收复它难道容易吗？崔翰说，应该乘的是形势，不能失去的是时机。他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在当时，从形势上说，我军已经疲惫；从时机上说，辽国并没有发生内乱。用疲惫的军队攻打没有内乱的辽国，难道是必胜的策略吗？崔翰的说法错了。替太宗谋划，应当命潘美驻军太原，曹彬驻军真定，刘廷让驻军关南；在国内修治农战，在国外讲求和好。拖延数年，等军队精锐、粮食充足，然后命真定的军队从飞狐出兵，太原的军队从雁门出兵，关南的军队从高阳出兵，再派奇兵直抵榆关，切断辽军的援兵。这样，耶律兴格、色珍以及涿州、易州的各位将领，就像网中的兔子、包围圈中的鹿一样，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不采用这个计策，却想靠一战决定胜负，所以造成高梁河之败，死者尸横遍地，宋军乘驴车急速逃跑，才勉强得以免死。难道不是崔翰计策错误、太宗听信过度造成的吗？赵普派柴禹锡等人告发秦王赵廷美骄横放纵，将要发动阴谋；皇帝对此产生怀疑，召见赵普，把昭宪太后的遗训告诉他。赵普回答说：“太祖已经误导过陛下，怎么能容许再次误导陛下呢？”赵廷美于是获罪。赵普辅佐太祖成就帝业，施展谋略、竭尽力量，是一代的元勋。然而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揣察他的内心，他不过是刀笔吏中的奸猾胥吏、追逐市井私利的小人罢了。至于昭宪太后的遗命究竟有没有，无法知道。假如确实有这道遗命，赵普本应说：“先后临终的遗命不可违背，陛下百年之后应当把帝位传给秦王以及德芳，这或许可以慰藉先后在天之灵。”假如没有这道遗命，赵普本应说：“先帝创业艰难，不可使他的儿子不能享有帝业。将来帝位应当传给德芳，如今却说太祖已经错了，难道陛下还容许再错一次吗？这是多么荒谬的话啊！”莫非赵普是追恨太祖罢免他的相位，所以进献这种说法吗？而且赵普难道也不想想太祖为什么罢免自己吗？太祖夜里亲临他的住宅，嫂嫂呼唤他的妻子，皇帝对他的恩礼怎么样？南唐进献白金、吴越进献海产，太祖命令他接受而不必疑虑，皇帝对他的恩礼又怎么样？为什么却因为晚年受到的恩遇微薄，图谋今天枢密之位的宠幸，唆使奸人告发变乱，进献邪说来迎合君主，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只顾自身而不顾国家？这是奸猾胥吏所做的事，难道是大臣的道理吗？唉！赵普真是小人啊。太宗即位之初，任命秦王廷美为开封尹，而德昭、德芳等人都称为皇子。等到德昭不得善终，德芳又相继早亡，廷美才开始感到不安。柴禹锡趁机上奏告发变乱来动摇他，于是廷美被贬为涪陵县公，又恢复他的儿子为皇侄，女儿则被取消皇女、公主的称号。太宗用心的险恶，真是太过分了！天子的儿子称皇子，诸王的儿子称王子，他们的名号和品秩截然不同，不可更改。从来没有因为某人将来应当成为天子，便预先称他的儿子为皇子、女儿为皇女的。太宗这样做，只是用来愚弄他的弟弟，以遂行自己的意图：太祖去世后，宗室王公中一定有人暗中议论，太宗害怕他们借廷美之名起事，于是用这种非常而不正当的称号来安抚他的心。大概是想让廷美知道自己有继承的可能而不采取行动，然后再慢慢设法对付他。廷美是个愚人，以为我的儿子已经是皇子，我的女儿已经是皇女，我成为天子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等到德昭不得善终，德芳相继早亡，他才觉察到哥哥的意图而感到不安。于是柴禹锡上奏告变，赵普进献计谋，王溥等四十七人集体议论，涪陵县公的诏命便下达了。太宗用心险恶，真是太危险了！廷美身在他的计谋之中却没有察觉，最终忧惧惊悸而死，实在可悲。太宗勤于读书，从己时一直读到申时，然后才放下书卷。下诏令史馆编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每天进呈三卷。宋琪以皇帝劳累憔悴为由进谏，皇帝说：“打开书卷就有益处，并不算劳累。”

译帝王的学习与士人平民不同，不是想像世上的经生那样寻章摘句，也不是想像世上的文士那样雕琢辞藻、卖弄文采。关键在于懂得其中的要旨。书中应当读的，没有比四书五经更重要的了；其中记载的，都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根本，是治理国家、保全邦国的道理。其次是历代史书，其中记载着治乱兴衰的踪迹，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引以为戒。在宽大的殿堂之下、细密的席垫之上，诵读玩味那些文辞，涵泳体察其中的道理，反过来用于身心，落实到事业上，它的益处是很大的。为什么要泛泛浏览呢？太宗勤于读书，从己时到申时，他用心不可谓不勤。每天进呈《太平御览》三卷，他所记览的内容不可谓不广。然而这对修养身心、治理国家的道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只是经生研习文字的学问，而不是帝王的学问。即便如此，世上做君主的人，有的天性不喜欢学习，有的沉溺于仙道佛教，有的迷恋酒色，有的放纵于驰马射猎的享乐。太宗没有这些毛病，只以典籍自娱，说“打开书卷就有益处，并不算劳累”。这样看来，太宗虽然还不知道帝王学习的要旨，但比起那些人来，已经贤明得多了。在南郊举行祭祀后实行大赦。圣王的法制，遇到过失造成的灾祸便赦免，刑罚有疑问便赦免，年老、年少、弱者和愚昧者便赦免，从来没有不问罪行轻重、不辨情由是故意还是过失，便把囚牢腾空而释放囚犯的。古人说过：“赦免，是一种偏枯的措施。”杀人者不死，被杀者便会在黄泉之下含怨；伤人者和盗贼不抵罪，被伤害者和被盗者便会在生前抱愤。因此诸葛亮说：“治理天下要靠大德，不要靠小恩小惠。”文中子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其刑罚一定公平。”这两个人大概都看到了这一点。宋朝承受五代的弊病，每三年必定举行南郊大礼，每次南郊必定大赦，这难道不是君子的厄运、小人的幸运吗？秦再思的说法是正确的，太宗却拿这件事去询问赵普。赵普这个人有刀笔之才，却不是辅佐帝王的器材；他只知道五代姑息的政治，却不知道圣王的法制。反而认为郊祀广施恩惠是尧舜之道，他的话多么荒谬啊！宋朝终始都沿袭为旧例，终于使凶恶之民预先知道可以侥幸逃罪。所以苏洵评论说：“平时百姓畏惧法律，不敢游移；到了举行南郊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弊病竟达到这种地步。”推究根源来说，难道不是赵普的谬论有所启发造成的吗？李昉做宰相时，每当有人请求得到任用，即使知道他的才干可以任用，也一定严厉拒绝他，过后再提拔任用。有人才干不足以任用，便一定和颜悦色、温和地接待他。子弟问他这样做的缘故，李昉说：“任用贤人，是君主的事情。如果接受他们的请求，就是用私情来市恩，所以严厉拒绝，使恩惠归于皇上。对于不能任用的人，他既然已经失望，又没有用善言来避免招致怨恨的办法。” 宰相的职责，就是把进用贤人、罢退不肖者作为要务。古代做宰相的人，以极其公正的心意待人。士人果真贤能吗？就公开称扬并举荐他，没有收买私恩的嫌疑；果真不肖吗？就公开说明并罢黜他，也没有招致怨恨的顾虑。舜辅佐尧时，贤能的八元八恺可以举荐便举荐，谁会怀疑他是在市恩？共工可以治罪便治罪，又哪里会担心招致怨恨？这是因为极其公正。李昉所说的，不过是张安世过去的权术罢了。这是末世谨慎圆滑之人的做法，难道是大臣极其公正的道理吗？近世做宰相的人，又与李昉不同。士人得到进用，就对他说：“这是出自我的力量，你不要忘了我。”被罢黜的人，则对他说：“这是出自某人的意见，你不要怨恨我。”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对外欺骗别人，这又是比李昉更有罪的人了。然而这样做的人，往往得到赞誉而免受诽谤，天下的士人也不认为这是错误。士人的习气卑下，竟到了这种地步，真可悲啊。度支判官宋沆伏在殿阁前上奏，请求册立太子。皇帝发怒，贬黜宋沆；而宋沆又是吕蒙正妻族的人，所以只降为吏部尚书。古代的帝王，必定预先册立太子，以此系结天下人的心。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普遍认可的道理。自唐宣宗以后，忌讳谈论储君，群臣有人请求，往往就发怒并将其贬黜惩罚。他们的意思是：太子一旦册立，人心就会归附他。群臣提出请求，是想为自己谋求日后的福分。唉！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人心归附太子，是国家的福分；群臣想从太子那里谋求日后的福分，是国家的屏障。为什么反而要贬黜惩罚他们呢？宋太宗凭英明的资质，加上宏博的学问，对于治乱兴衰的缘故已经很明白了。当时，德昭已经死去，德芳已经早夭，廷美已经被贬，元佐已经被废，储宫所属其实已经确定。然而宋沆提出请求，责罚便牵连到宰相；冯▯提出请求，则被流放到南方炎热荒远之地。大概是他的心一直留恋帝位，即使是父子亲情，也还忍心不肯给予。后来太子已经册立，拜谒宗庙回宫，京城百姓欢欣跳跃。皇帝听说后不高兴，说：“人心这么快就归附太子了，想把朕置于什么地位？这话多么鄙陋啊！”这与唐明宗的见解没有不同。后唐群臣请求册立太子，明宗看了奏表流下眼泪，说：“群臣想册立太子，朕只好回到老家太原的旧宅养老了。” 那唐明宗是目不识丁的武夫，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太宗也说出这种话来，那么他的博学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唉！太宗对于自己的儿子尚且吝惜帝位，却希望把帝位传给弟弟以及侄子，也是错误的。赵普曾对皇帝说：“臣有一部《论语》，用其中一半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用另一半辅佐陛下达到太平。”

译《鲁论》这部书，记载圣贤的训诫，其中凡是礼乐刑政的根源、性命天道的奥妙、修养自己和安定他人的要旨、用兵平乱的方法，无不完备地记载在其中。求学的人诵读这部书而推究其中的道理，把它落实到自身，运用于实际，即使道德达到孔子、颜回的境界，政治达到熙和安定的程度，难道还难以做到吗？赵普说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另一半辅佐太宗达到太平，他的话多么不知惭愧啊！考察史书，赵普辅佐太祖时，不过是收回藩镇的权力、延缓攻伐幽蓟罢了；他辅佐太宗时，不过是上疏论彗星、进谏不要北伐罢了。他对于《鲁论》所说的四代礼乐制度、五美四恶的道理，大概根本没有涉及。至于经营邸店来谋取利益，不能说是廉洁；购买巨木来修建宅第，不能说是节俭；诬陷冯瓒、李檝等人来发泄私怨，不能说是公正；打算再次做宰相，便罗织廷美的过错；追究先朝的怨恨，便进献“不可再错”的说法。按照他的这些作为，究竟是从《论语》的哪一章学来的呢？史书称赵普每次回到私人住宅，关起门来诵读书籍，第二天处理政务便能迅速决断。唉！赵普只不过借圣人的话来充当谈资，以掩饰自己不学无术的真相罢了。他究竟从自身修养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李顺攻陷成都，诏令宦官王继恩担任两川招安使，率领军队讨伐他。宦官的职责，只不过是供扫除、传达命令罢了；任用他们办理政事已经不可以，何况可以把军队交给他们吗？肃宗把兵权交给鱼朝恩，郭汾阳几乎不能自保；代宗把兵权交给程元振，李临淮不敢入朝。肃宗、代宗是昏庸的君主，本来没有什么可责怪的。宋太宗是英明的君主。然而两川发生盗乱，元帅的职责不交给诸将，却交给家奴。当时像曹彬、潘美、曹翰这一类将领，都安然无恙。假使让他们统率十万军队，横持磨利的剑，去讨伐潢池中的盗贼，仍然如同鼓动烈风扫除败叶一样容易。可是太宗却舍弃这些人而把兵权交给王继恩，为什么呢？想来是王继恩因为善于逢迎而得宠，太宗想授给他官爵，却厌恶没有名目，所以让他讨贼，希望他成功后再赏赐他。正如汉武帝想封李广利为侯，便命他讨伐大宛一样。唉！堂堂大宋，却让勇武的将士听命于掌刑的宦官，使威武的王师向宦官屈膝，这还算是国家有人吗？后来李宪率军攻伐西夏，童贯专掌兵权攻伐辽国，开启这一祸端的就是太宗，难道不是万世永远的戒鉴吗？皇帝在乾元楼观灯。圣王的治理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他们不自满自夸罢了。唐虞三代的盛治达到了和乐兴盛、民俗安宁的境界，然而尧、舜、禹、汤、文、武的内心仍然小心谨慎、勤勉戒惧、战战兢兢、恭敬谨慎。他们的股肱大臣向君主进谏告诫时，不是说“不要因为教化而放纵欲乐来治理国家”，就是说“不要沉溺于享乐而因酒失态”。在君臣关系上，哪里曾经因为天下太平就稍稍放纵呢？宋太宗承接五代兵火之后，虽然可以说达到了小康，但契丹在北方咆哮，李继迁在西方跳踉，王小波、李顺在蜀地倡乱，百姓因战争而死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此时正是日夜忧劳的时候。可是太宗却以为太平而奢侈自乐，大概他所看见听见的，只是街巷的繁盛和歌吹的铿锵声罢了。都城数里之外，村落萧条、男女流离失所的情状，皇帝看不见；慈父老母、寡妻孤儿哀告呼号的声音，皇帝听不见。然而皇帝不因自己没有看见听见的事情而减少自满，反而以自己看见听见的事情为多，登楼观灯，赐宴奏乐，喋喋不休地向宰臣夸耀，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这难道是圣王不自满自夸的心吗？当时像李昉这样的宰相，既不能进谏，反而跟着献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这难道也是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吗？唉！太宗出身平民，而李昉又经历过更多的变故。可是尚且如此，那么宣和年间，君主有观赏花石的娱乐，宰相有“丰亨豫大”的说法，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开宝皇后宋氏去世，贬翰林学士禹偁为滁州知州。开宝皇后与先朝皇帝身份相当，是天下的母仪，也是天下臣民的母亲。太宗在开宝年间，曾经面向北方朝拜她。按今天的关系说，她是嫂嫂；按过去的关系说，她仍是母亲。按照典礼仪章为她送终，难道可以有一丝一毫不尽心吗？如今，皇后的梓宫不安置在内殿，却安置在外舍；不在寝园暂厝，却暂厝于佛寺；不让群臣服丧，却因侍臣直言而发怒。太宗对待皇后，是多么刻薄啊！我考察太宗即位以来，他向各方发布的诰告、告诫约束群臣的诏令，没有一句提到太祖。赐宴的诏书说：“如今四海统一，万民安泰”，仿佛在说一统的事业是由我开始的，太祖没有参与。观灯时告诫群臣说：“朕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才达到今天的繁盛”，仿佛在说太平的治理是由我实现的，太祖没有参与。而且太宗的天下，是谁的天下？太宗的帝位，是谁的帝位？拥有太祖的天下，登上太祖的天位，却遥遥然一句话也不提到太祖，那么对于皇后又会怎样呢？评论者还说太祖不是被弑杀而死，这难道不是过分宽厚的说法吗？任命陈靖为京西劝农使，还没有出发便被罢免。从前周世宗看见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息说：“这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于是命令颁行那幅图及其办法，让官吏和百姓先学习了解，约定一年之内把天下的田地全部均分。唉！周世宗真是贤明的君主啊！井田制既已废弃，阡陌已经开通，接近古制而又可以施行的办法，只有均田了。拥有天下的人，谁曾经认真研究并努力实行呢？计算丁口的多少来授予田地，根据土地肥瘠来制定赋税，严厉惩罚兼并，明确买卖田地的禁令，给他们划定宅地里巷使彼此相互保守，编制什伍使彼此相互监督，那么田地虽然不能恢复井田制，百姓养活自己、办理丧葬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师丹在前面提出建议，陈靖在后面请求实行，都没有多久便被罢止，是因为豪强贵族觉得不方便。强宗豪右在民间散布诽谤，王公贵人在朝廷公开宣扬反对，田地还没有来得及均分，罪责便已经降临了。陈靖的主张，是想检查并责令开垦荒地以及逃亡百姓的田产，招募百姓耕作，赐给他们牛和种子，等田地成熟后再按量授予；这是深合世道人情的主张。皇甫选说这件事难以成功，陈恕也认为不可行，难道不是害怕触犯豪贵、招来怨恨和诽谤吗？唉！怎样才能有像周世宗这样在上面主持议论，又有像师丹、陈靖这样在下面奉行，或许百姓养活自己、办理丧葬便可以没有遗憾了。起初，太宗因刘昌言被罢免，问身边的人：“昌言哭泣了吗？”等到吕防正被罢免，又说：“他盼望恢复职位，眼睛都要望穿了。”

译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俸禄，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家庭，所以三十岁出仕，五十岁授爵，七十岁交还政权。出仕时，道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去，超然自立，怎么可以被权势利益拘束呢？三代以后，士人的风气一天天衰败，贪恋宠禄的念头加重，廉洁谦让的节操毁坏。他们进身时，志得意满、意气盈盛，骄矜得不能承受自己地位的尊大；退处时，低头饮泣，忧戚得仿佛无法生活，难道不正是被当时的君主所轻视吗？太宗大概因为王沔被罢免时哭泣请求留下，鬓发胡须都白了，便怀疑士大夫全都如此，所以在刘昌言、吕防正被罢免时说出这种话。这虽然是士人没有志气节操造成的，然而太宗对待辅臣，不也太刻薄了吗？刘昌言为人如何无法知道；吕防正是宋朝的贤相，难道会因为进退而牵累自己的心志吗？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守持节操、志行高迈的人吗？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深深诬蔑一代士人。汉高帝求贤的诏书，君子认为以尊贵官职和优厚俸禄相待，并不是对待士人的办法；太宗这番话就更加刻薄了，难道是对待辅臣的道理吗？唉！有志气节操的士人，可以超然退隐了，这大概就是钱若水未老便勇于退隐的原因吧？张齐贤做宰相时，曾从容地向皇帝谈论帝王的道理，并推究这种道理所以成立的根本。皇帝说：“朕认为帝王之道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迹，只要各种事务治理得当，道就接近了。” 帝王之道，并不是高远而难以实行的。它的根本是诚意、正心、修身；它的作用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文教表现为诗书礼乐，它的政治措施表现为爵赏刑诛。它的最高境界是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功业与天地相参。这就是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的道理。世上那些昧于此道的人，反而到高远之处去寻找，说：“这是赫胥氏的治理，这是轩辕氏的教化，这是无怀氏、葛天氏的风俗；结绳记事的政治可以治理军队，干羽舞蹈可以使戎羯归服，茅草屋顶、土台阶可以面对群臣，土制鼓槌和土鼓可以用于祭祀郊庙。”这是腐儒迂腐偏僻的说法，也是商鞅用来求取孝公任用的说法。哪里懂得帝王之道呢？张齐贤向真宗陈说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然而所谓推究根本，不过是诚意、正心、修身的道理罢了。拥有天下的人在这方面尽心，可以达到五帝三王的境界。舍弃这个道理而另寻他途，不是失之于高远，便是流于浅近，难道是成为帝王的道理吗？真宗命令三司使陈恕把内外钱粮的情况逐项列明上报，陈恕很久没有进呈，皇帝多次下诏催促他。陈恕说：“陛下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所以不敢进呈。” 古代的大臣想使君主达到没有过失的境界，必定防止他奢侈，并使他忧虑勤勉。奢侈产生于府库有余，忧劳勤勉产生于四方多事。真宗命陈恕把内外钱粮逐项列明上报，陈恕迟疑不进，说：“陛下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这是担心他奢侈。李沆做宰相，每天把各地水旱灾害、盗贼之事上奏，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四方的艰难。”这是想使他忧劳勤勉。像陈恕和李沆这样，才是懂得大臣使君主合于正道的方法吗？到了景德、祥符年间，丁谓上奏《天书应瑞记》，群臣争相谈论祥瑞，于是圣祖降下天书，兴建泰山、汾阴的祭祀，以及玉清昭应宫的修缮，所耗费的钱财大概不知有几百几千万了。陈恕、李沆二位大概早已看到了防范这种事情的方法吧？契丹在洺州击败宋军，边境告急的文书传来，朝廷内外震惊。皇帝召集群臣询问方略。王钦若是临江人，请求皇帝驾临金陵；陈尧叟是阆州人，请求皇帝驾临成都。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寇准，寇准说：“是谁替陛下谋划这种策略，罪行应当诛杀。”于是决定驾临澶州。帝王拥有天下，就像富裕人家拥有家庭一样。有家的人不幸遭遇祸变，宁可丧失田园，也不能抛弃住宅；拥有天下的人不幸遭遇外族入侵，宁可丧失郡邑，也不能放弃都城。周平王放弃镐京向东迁移，周王室于是衰败；晋元帝放弃洛都向南迁移，晋朝的帝业于是衰替。自古以来没有避开敌寇、迁移都城而能够重新振兴的。契丹南下放牧，深入我国疆土，然而王超在唐河击败它，高继祖在岢岚击败它，李延渥在瀛州击败它；它稍有得志的，只有洺州这一战罢了。怎么至于君臣震惊，立即谋划迁都出行呢？王钦若请求驾临金陵，陈尧叟请求驾临成都，不过是想把皇帝的车驾迁到接近自己家乡的地方罢了。小人的无谋，实在太严重了。金陵、成都的城郭，哪一个比京师坚固？武器军队，哪一个比京师多？储备积蓄，哪一个比京师丰富？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皇帝出行，人心便会疑惧不安，留守的人没有坚守的意志，随行的人怀有逃散溃败的打算，天下听说后便会离心瓦解，契丹乘机深入中原，哪里还保得住呢？如果不是寇准用危急严厉的话阻止他，劝皇帝亲自出征，我看南渡偏安不会等到高宗时代才发生了。史官说，澶渊之战使南北停止战争，这是寇准的功劳。我认为寇准的功劳，不在于劝真宗北征，而在于阻止真宗南迁。寇准做宰相时，任用人不按资次，同列大臣都不高兴。主管文书的官吏拿着按惯例任用的簿册进来，寇准说：“宰相的职责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如果只按惯例任用，那只是一个小吏的职责罢了。” 宰相任用人，就像木匠测量木材一样。量出木材大的用作栋梁，小的用作楶棁，只看它是否相称罢了；任用人也是如此，大材用作公卿，小材用作县令、佐官，只看是否恰当罢了。因此，才智谋略果真像韩信，即使从逃亡的士卒中起用他做大将也可以；敦厚诚实果真像田千秋，即使从高寝郎中起用他做九卿也可以；学问品行果真像阳城，即使从平民中起用他做谏议大夫也可以。怎么可以拘泥于资格呢？按照资格任用人，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是宰相应当做的事。寇准的话，真是懂得做宰相的道理吗？然而近世的大臣，并不是不知道寇准是贤相；至于任用人时仍免不了拘泥资格，大概只是喜欢这样做方便自己罢了。因此，庸碌鄙陋的人有时越级居于显要职位，便说：“不是我的意思，他的资格本来就应当如此。”英明贤能的人有时被排挤在低级官位上，便说：“不是我的意思，他的资格本来就应当如此。”天子无法责备他们，同列无法非难他们，台谏无法弹劾他们，而士大夫的议论也不是他们所顾虑的。唉！这才是真正所谓只备位而无所作为的臣子吗？寇准从澶渊回来，很为自己的功劳自负。皇帝也因此厚待寇准。王钦若非常嫉恨他，便对皇帝说：“城下订立的盟约，《春秋》以此为耻。澶渊的举动就是这样。以万乘之尊贵而在城下订立盟约，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呢？”皇帝神色忧惧而不高兴，后来对寇准渐渐疏远，最终罢免他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知州。

译寇准天性刚强坚毅，是汉代王商一类的人物；他的才干谋略通达敏捷，与唐代李德裕不相上下。可惜他的学问和思想修养不足，所以在自处待人方面常常违背道理，君子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易经》中，《谦卦》九三爻说：“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夬卦》九三爻说：“颧骨强盛外露，有凶险。”《否卦》六二爻说：“包容承顺，小人吉祥，大人闭塞而亨通。”澶渊之战，寇准固然有功，但并不是他重新收复燕云，使契丹称臣纳贡；可是寇准立即自我夸耀功劳，便失去了“有功而谦”的意义。寇准的刚正，本来就是王钦若所忌恨的。他不能刚健而和悦，果断而和缓，反而常常在朝廷上因愤怒争执，于是陷入“颧骨外露”所预示的凶险。丁谓是阴柔的小人，寇准因为他对自己顺从承迎，便竭力荐举他，于是没有察觉《否卦》关于“闭塞而亨通”的告诫。凭寇准的刚毅通敏，如果再用学问来辅助他，便不会有这几种过失，别人也没有可以借题发挥的口实了。唉！做宰相的人，难道可以不懂得学习吗？安葬明德皇后。先王的制度是：天子七个月下葬，同轨的诸侯到来；诸侯五个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到来；大夫三个月下葬，同等级的官员到来；士超过一个月下葬，外亲到来。已经算迟缓的，是因为不敏捷；已经算迅速的，是因为不怀念。没有变故，谁也不敢更改。明德皇后李氏，是功臣的女儿、太宗的皇后，也是真宗的嫡母。她作为天下母仪，已经经历两朝了。如今她在景德元年三月去世，到景德三年十月才下葬，为什么这样迟缓呢？难道是因为军队征战之后，国库空虚而不能举行葬礼吗？还是因为年月不利，受了盲史之说的迷惑呢？如果说国库空虚，我没有听说拥有四海的国家会不能举行母后的丧礼；如果说年月不利，那么邢昺、孙奭等名儒每天侍奉经筵，本来就有道理可以驳斥这种说法。我知道真相不是这样。当太宗刚去世时，皇后曾经想立楚王元佐，幸赖吕端抗言才停止。想来真宗不能没有遗憾，所以对她的恩礼稍微薄了一些吧？妇人的仁爱，只知道偏爱自己的亲生子女；真宗是以仁厚著称的君主，却在嫡母送终的礼数上如此刻薄，难道不是盛德上的累赘吗？《椒邱文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五。明代何乔新撰写。

译史论。宋。皇帝深深以澶渊城下之盟为耻辱，王钦若进言说：“只有在泰山举行封禅，才可以镇服四海、向外国夸示。然而自古举行封禅，必须得到稀世罕见的天瑞之事，然后才可以举行。天瑞哪里能够一定得到？前代大概有用人力制造天瑞的。”皇帝说：“王旦恐怕不会同意吧？”王钦若趁机把这件事告诉王旦，王旦勉强顺从了。皇帝召见王旦，设宴欢饮，赐给他一尊酒，说：“这酒极好，回去和妻子儿女共同享用。”王旦回去后，打开封装，发现里面全是美丽的珍珠。王旦明白皇帝的意思，从此不敢提出异议。王旦是宋朝的贤相。他居于宰相之位最久，受到皇帝知遇最深，不是寇准、毕士安等将相所能相比。然而关于天书的事情，他既不能进谏，反而随从附和、赞成此事，可以说是不忠到了极点。真宗是仁厚的君主，没有听说群臣因进谏而获罪，何况王旦呢？假使王旦进谏而触怒皇帝，最多不过以使相的身份到外藩闲居罢了，何况未必会触怒皇帝呢？看王钦若进献邪说时，皇帝说：“王旦恐怕不会同意吧？”可见皇帝仍然对王旦有所忌惮。但王旦竟然一句阻止的话也没有说，反而勉强顺从，这就是迎合君主的过错，不只是助长君主的过错而已，他的罪难道在王钦若之下吗？当王钦若趁机进言时，王旦正色对他说：“君王的德行与天相合，天瑞才会应验。如果用人力制造天瑞，这是欺骗上天。四方夷族可以用德行感化，不可以用虚伪欺骗。如果用虚伪制造祥瑞，再向他们夸示，这是欺骗人。欺骗上天、欺骗人，即使普通人也感到可耻。我不敢接受这样的命令。”如果这样说，王钦若一定会羞愧沮丧地退下。皇帝赐给的美珠，王旦应当封存后进呈，说：“臣昨天侍奉宴席，承蒙陛下过分宠爱，赐给臣一尊酒，命臣与妻子儿女共同享用。臣回去打开封装，里面却全是美珠，大概是府库人员弄错了。” “臣不敢贪受上天的恩赐，谨慎地把它归还天府，请陛下裁断察看。”如果这样做，真宗就会知道王旦不是可以用利益动摇的人，这件事一定会停止。如今，王钦若的请求既然得到采纳，美珠的赏赐又接受了。等到封禅泰山、祭祀汾阴时，王旦都兼任大礼使，才开始惭愧悔恨，追想李文靖的先见之明，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评论者把王旦比作冯道，难道是过分贬低吗？上书论事的人说：“两汉的贤良之士，大多因灾异而受到询问，以查访政治上的缺失；如今国家接受祥瑞、举行封禅，不可以再设置这种科目。”于是下诏停止制举。古代的圣王设置谏鼓、树立诽谤木，只怕自己的德行有一处没有修养，政治有一项有所缺失。帝舜的时代，如果说他的治理，那么各项政务都和谐；如果说他的百姓，那么四方都受到风化而归附；如果说他的祥瑞感应，那么凤凰也来朝舞。然而舜帝命令禹说：“我有过失，你要辅弼我。”又说：“你也要畅所欲言。”他哪里曾经因为政治教化已经兴盛，就忘记诚恳地求取谏言呢？真宗的时代，仅仅可以说是小康罢了。一旦因为接受祥瑞、举行封禅，就立即废除直言极谏的科目，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而且所谓祥瑞，是什么祥瑞呢？如果把圣祖降临当作祥瑞，那是出自一个受过黥刑的士卒之口；如果把天书降临当作祥瑞，那是出自奸邪小人的捏造；如果把紫芝、白鹿、嘉禾、瑞木当作祥瑞，那是出自谄媚之臣的进献。要寻找所谓“各项政务都和谐、四方受到感化、凤凰来朝舞”的情形，却根本没有。当时蝗虫飞舞遮蔽天空，难道不是灾异吗？年年干旱、百姓饥饿，难道不是灾异吗？皇帝即使向樵夫平民询问，也不足以消除灾气、招致和谐；反而废除制举来堵塞自己的耳目，这就像一个瘦弱多病的人，罢黜和缓、扁鹊这样的名医，排斥药物针石，却对别人说：“我的身体强健得很。”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究竟是谁呢？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吧？内侍江守恩犯罪伏法被杀，太常博士俞献卿上奏章抗辩营救，因此获罪被贬。江守恩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强行夺取百姓的麦子，还杖杀军士，他的罪行很大。幸而事情败露，依法受诛，也足以彰显王法的公正。俞献卿的官职是太常博士，一定是凭文学才学进身的。他上奏章抗辩营救江守恩，难道是舍不得朝廷用刑不当吗？不过是暗中窥测君主的心意，暗中结党依附宦官，把这当作自己进身的道路罢了。这正是汉代法律所说的依附下属、欺蒙君上的人。能够免于诛戮，已经是幸运了。自古以来宦官窃取、玩弄威权，并不只是君主的过错，无能的士大夫也暗中帮助他们。石显专擅权力，五鹿充宗替他充当羽翼；黄皓专擅政权，陈祗与他内外勾结；童贯开拓边疆，蔡京、王黼也跟着附和赞成。这些都是奸人的极端代表。不知道他们平日读圣贤书，究竟学了什么？推究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想借此求取富贵。浮云飞电，能够维持多久？党附奸邪宦官，却遗臭万年。有一点人心的人，都可以以此自我反省。给圣祖上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一个平民能够成为天子，一定是承受了上天的命令。上天把命令授予他，有时因为功劳，有时因为德行，难道是偶然的吗？承受上天的命令，成为上天的儿子，乘坐六龙而统治万邦，他的尊贵还有谁能超过呢？世上那些突然兴起的人，反而以自己的先世名位不显赫为耻，牵强援引、附会攀附，假托自己是神明的后裔，加上尊号，在郊丘祭祀，以此向天下炫耀，却不知道这样正是在欺骗上天、诬蔑祖先。曹氏出于宦官，却说是虞舜的后代；拓跋氏出于鲜卑，却说是黄帝的后代。有见识的人早已暗中发笑。唐高祖李渊的祖先是老聃，所以尊老聃为玄元皇帝；宋太祖的祖先是赵玄朗，所以尊赵玄朗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这又是多么荒诞啊！老聃的著作还保存着，他是轻视、诋毁仁义的人；赵玄朗的姓名，却连九经、十七史都没有记载。汉高祖在晋阳起兵，扫除隋朝末年的乱局，终于成就帝业，足以和炎帝、刘邦相媲美。唐高祖难道还不如虚无荒诞的老聃吗？太祖东征西伐，扫除五代的乱局，开启三百年的伟大基业，足以和汉、唐相提并论。宋太祖难道还不如荒诞不经的赵玄朗吗？为什么近处舍弃明白显著的事实，远远取信于幽冥昏暗的说法呢？当时忠良的辅佐大臣、博学通达的儒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来使君主陷入这种错误举动，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立德妃刘氏为皇后。

译先王册立皇后，不是神明的后裔，就是公侯的后代。她应当像《关雎》所说那样幽静娴雅，像《葛覃》所说那样亲身勤俭，像《螽斯》所说那样不嫉妒。这样以后才可以配得上至尊之位，成为天下人的母亲。自秦朝以后，君主沉溺女色，来不及顾及她们的宗族；放纵欲望，也不知道寻求她们的德行。与君主共同承奉宗庙的人，有的出自亡国的卑贱俘虏，有的出自主家歌妓，有的出自奸宦的养女，不也是亵渎皇族姓氏吗？真宗想建立中宫，应该精选名门，访求贤淑的德行，这才可以。可是他却把锻家之妾置于皇后至尊之位，族姓不显赫，只以播鼗为业，哪里足以在六宫彰明妇德、在天下表率母仪呢？当时两府大臣，如王旦、寇准，也都默默无言，这样还要他们做宰相干什么？皇帝很早就想任命王钦若、王旦为宰相，说：“我看祖宗朝从来没有南方人主持国政的，虽然古人说立贤不分地域，然而也必须是贤能之士才可以。” 王旦德行深厚、气度高雅，是宋朝的贤相。然而他议论设置宰相时，竟说南方人不能主持国政，这是多么荒谬啊！上天降生贤才，并不因南北而有区别。金日磾是休屠王的儿子，却成为汉朝的忠臣；李光弼是契丹王的后裔，却成为唐朝的元勋。他们生在遥远偏僻的地方尚且如此，何况同样出自文明之地的人呢？王旦以前，以南方人的身份登上相位的已有谢安、张九龄、陆贽。谢安的德行器量，张九龄的忠诚正直，陆贽的嘉谋直论，究竟哪里比不上贤相呢？王旦以后，以南方人的身份登上相位的也有杜衍、范仲淹、文天祥。杜衍的清廉谨慎，范仲淹的宏大刚毅，文天祥的守持道义、挺立忠诚，又哪里有辱于贤相呢？即使其中有王钦若这样的奸邪谄媚之徒，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废弃一百个人。李义甫的奸险，元载的贪黩，究竟产生于南方，还是产生于北方？自从王旦的说法流行后，世上嫉妒贤能、忌恨人才的人，往往拿它作为借口。即使有谢安、张九龄、陆贽、杜衍、范仲淹、文天祥这样的人，也一概压制而不任用。这是王旦的说法开启的后果。推究到极点来说，难道不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吗？永兴军判官寇准在干佑山得到天书。大臣想要纠正君主的错误思想，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已经端正了，尚且有不能成功使君主端正的，何况自己的心不正呢？寇准慷慨豪迈而有远大的谋略，是一代伟人。可惜他沉溺于功名富贵，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当他罢去政职而私下请求时，王旦请求让他担任使相，君子已经非难他了。等到他在永兴时，想谋求再次拜相，于是用迎接天书来迎合皇上的心意，那么他的用心就更加不正了。这样还能怎样使君主端正呢？天书是朱能伪造的，朝廷内外都知道它是欺诈，难道凭寇准的明察还会不知道吗？只是追求功名的心太强，贪图富贵的念头太深，便无暇顾及正直的议论罢了。他再次进入政府任职，没有多久，便被谗言中伤，远远贬斥到炎热、烟瘴、疫疠流行的地方。这难道只是丁谓、钱惟演的罪过吗？寇准本来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表述出来，作为大臣沉溺于功名富贵的警戒。曹利用因为侄子曹汭谋反，被贬到随州；又因私自借用景灵宫的公款，被安置在房州。内臣杨怀敏逼迫他自缢而死。曹利用依附丁谓并排斥寇准，不能列入君子之中。然而详细考察他的行为，却有两点是后世之人所不能相比的：一是忠诚坚定而有操守，始终不屈服；二是抑制侥幸邀宠之事，凡是内廷降下的恩典，他都竭力坚持而不予接受。这两点都有凛然的大臣气节，不是世上那些徒具官位而无实际作为的人所能相比的。士君子有一项善行却不能坚持到底的，多得很：开始正直，后来谄媚；开始廉洁，后来贪婪。曹利用始终不改变，难道不能说是贤者吗？张尧佐被授予宣徽之职，文彦博不敢违抗；张说被授予佥枢之职，虞允文不敢进谏，何况职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而曹利用竭力裁抑恩宠幸进之人，对怨恨和愤怒也不顾惜，这尤其难得。《静女》第三章说到取彤管，像曹利用这样的人，取其一节善行也是可以的。凭丁谓那样邪僻的人，尚且能够老死在窗下；曹利用有这两项善行，却不能善终而死。唉，真冤枉啊！赐给龙虎山道士张乾曜“澄素先生”的称号。“天师”这一称号起源于寇谦之，晋代以前没有这个称号。自宋代以来，龙虎山张氏才开始专有这一称号，张乾曜就是这样。历经元代直到今天，国家一直尊崇宠信他们，使其世代承袭；有时铸金为印，刻玉为简来赐给他们，典礼优厚特殊，比照曲阜宣圣的后裔，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说张乾曜是汉代张道陵的后代，而张氏自己说是道陵、留侯的后裔。依我考察，留侯死于惠帝时期，难道真能凌空驾气，跟随赤松子遨游吗？道陵是鲁地的祖先，在汉末凭妖术蛊惑众人，偷偷占据汉中，和黄巾张角一类罢了，哪里是什么有道之士？可是历代对他们尊崇宠信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认为他们有长生久世的法术吗？如果这样，那么所谓天师都已经死去并下葬了，没有一个至今仍然存在。难道认为他们设醮祈福可以消除灾疫、招来福气吗？那么宋朝疆土日益缩小，元代豪杰相互争战，天师又能把它怎么样呢？难道认为他们清静的操行值得嘉许吗？可是他们奉养妾媵姬姜，与世俗并没有不同。既然如此，又为什么取法于此而尊崇宠信他们呢？拥有天下的人，应该废除他们的称号，遣散他们的徒众，焚毁他们所谓的符箓，这也足以消除千古以来的迷惑了。庄献太后临朝称制，三司使程琳献上《武后临朝图》。太后把图扔在地上说：“我不做这种辜负祖宗的事。”

译程琳实在太不忠了！程琳凭文学才学起身，难道不知道太后临朝并不是朝廷的美事吗？难道不知道武后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国家社稷吗？如今庄献太后临朝称制，程琳却把《武后临朝图》献上，这是在引导她改易国姓、接受天命。幸好庄献的才质柔弱，不如武曌；她的宗族寒微，也不是承嗣、三思一类的人，所以把图扔在地上而不接受。假使不幸因为程琳的献图而萌生觊觎之心，那么将把嗣君置于何地呢？像程琳这样的人，是国家的贼害；他没有遭到诛灭，已经是幸运了！然而程琳献图，不过是想谋求进入政府任职罢了，难道不知道富贵有时会消歇，恶名却万古不磨吗？为什么要在一时之间达到自己的目的，却遗臭万年呢？唉，夏、商、周三代以后，义与利不能分明，违背道义以求进身的人，像程琳这样的多得很！读史读到这里，难道还不应当掩卷深深反省吗？皇后郭氏误伤了皇上的脖子，皇上发怒，谋划废后，并把此事告诉吕夷简。吕夷简对皇后早有怨恨，于是主张废后的议论，还说：“光武帝是汉朝的明主。郭后因为怨恨而获罪被废，何况她还伤了陛下的脖子呢？”皇帝的决心于是定下来了。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等人伏在殿门前请求召见，吕夷简上奏说：“伏在殿门前请求召见，并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 下诏贬黜孔道辅等人，都出任远州知州。臣子对于皇帝和皇后，就像儿子对于父母一样。儿子即使失去母亲的宠爱，也不能劝父亲废黜母亲；臣子即使触犯了皇后，难道可以劝皇帝废掉皇后吗？吕夷简之所以怨恨郭皇后，是因为她的一句话使他被罢去宰相之职。然而考察当时，庄献太后临朝，外戚干预政事，宦官掌握权力，吕夷简恭顺奉承，唯恐不周，这不是依附太后又是什么？等到庄献太后去世，吕夷简却排挤张耆等人来为自己开脱，真是所谓多机巧、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皇后的话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吕夷简因自己的私怨，使君主陷入恶行，导致皇后不能寿终正寝，他不忠的罪过太大了。况且伏在殿门前请求召见，固然不是太平盛世的美事；废黜嫡后，难道就是太平盛世的美事吗？吕夷简既引用旧事，劝皇帝废掉天下人的母亲，又进献邪说，激使皇帝驱逐直言进谏的臣子，他的大德大行已经亏损了。世人有时说吕夷简是宋朝的贤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被废的郭皇后去世后，把宦官阎文应流放到岭南。仁宗是宋朝的贤君。他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后世没有异议。唯独郭皇后的事情，为什么思虑得这样不周密，处理得这样不审慎呢？皇后被废，阎文应实际上主持了这项谋划。时势变化、事情过去以后，皇帝渐渐悔悟，赐给乐府的东西，又秘密派人召回皇后，狡猾的阉奴已经窥伺这件事很久了。皇后如果还活着，阎文应哪里能安然无事呢？他筹划思虑，想除掉自己所忌恨的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罢了。有一天皇后稍有疾病，他借着医生诊视的机会，身边还有其他人在场；只是皇帝把这件事交给阎文应，而这个狡猾的奴才便乘机进毒，使皇后死亡，实在可悲。我曾见野史说：皇后死后，阎文应立即替她入殓，皇帝后来才听说；那么皇后是被杀而死，就很明显了。皇帝为什么不想一想：前一天主持废后谋划的是谁？借医生诊视的是谁？皇后为什么突然暴死？阎文应为什么急忙替她入殓？考问侍女，打开棺木检验尸体，罪人立刻就能查出来了。然而皇帝没有想到这些，虽然深深悲悼，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狡猾的奴才杀害主母，是天下最大的恶行。皇帝没有查明，只凭范仲淹的奏章把他流放到岭南，却不把他置于市朝公开处死，哪里足以泄神人之愤呢？唉，一个普通妇人不能寿终正寝，古人还说“这是我的罪过”，何况是天下人的母亲呢？这对皇帝盛大的德行所造成的损害，太大了。读史的人怎能不掩卷长叹三声呢？下诏规定梁、唐、晋、汉、周各朝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依照法令叙用入仕。皋陶称颂帝舜的德行说：“赏赐延及后世。”孟子谈论文王的政事说：“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这是追念功勋德行而报答其子孙，是圣王美好的典章。然而舜、文王的赏赐和禄位，也只施行于当代臣子罢了。仁宗把这种恩典推及前代，就过分了。前代那些功勋卓著、德行高尚的人，如果确实像汉代的张良、邓禹、诸葛亮，晋代的王导、卞壸、谢安，唐代的魏征、宋璟、郭子仪、李晟、裴度等君子一样，录用他们的子孙，使其享受俸禄，难道算过分吗？五代国运既短，用人和弃人又不合宜，随时势追逐功名而稍有可称的，只有王彦章、王朴、李谷几个人罢了。李振、敬翔、豆卢革、卢文纪、李崧、王章、史弘肇之类，全都是庸人，只求富贵。他们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功劳？对百姓究竟有什么德行？如今不论他们贤能与否，也不考察他们的功业，凡是三品以上官员，一概叙用其子孙，那么庸碌而只求富贵的人，其子孙反而有幸沾受恩泽；贤能俊杰而沉沦下位的人，其子孙却不能被录用，这难道是用来彰明赏罚、激励臣下的办法吗？宋朝的恩典从此泛滥了。把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以及集贤检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贬到外地，并告诫群臣不得越过职权进言政事。古人所谓名相，是因为顾念公议，有些事情不肯去做。不顾公议而治理国家，是小人无所忌惮的行为。即使有超越世人的智慧、治理国家的才能，哪里足以成为名相呢？吕夷简就是这样。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伟人；余靖、尹洙，是一时贤者。范仲淹上书严厉批评时政，如果他说得对，当然应当欣然接受；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从容辨明其中的道理，怎么可以因此怨恨他呢？如今范仲淹因进言政事被贬，余靖、尹洙因营救范仲淹被贬，欧阳修又因讥刺高若讷不能进谏而被贬，并且都奋然不顾公议而加以贬黜。四位贤者只为满足吕夷简的私怨和刚愎而滥用权力，这和元载、卢杞、丁谓之流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奸臣想要堵塞君主的视听，必定指责直言是离间；想要诛除善类，必定斥责君子结党。吕夷简诬告范仲淹，说他离间君臣、援引朋党，这正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亡国。即使他还有其他善处，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史书称吕夷简为世所称道的名相，大概是因为他的儿子晦叔的相业、孙子伯恭的学术，而宽容附会地给他加上美名罢了，难道是恰当的评论吗？章得象任翰林学士时，庄献太后临朝，每次派宦官到学士院，章得象一定神色严正地接待，防止与他交谈一句。仁宗听说后很器重他，等到皇帝亲自处理政事，便任命章得象为平章事。

译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我读秦汉以来的史书，感叹士人很少能保全节操，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天命。人的困穷、显达、祸患、福气，都有命运存在其中；想躲避也不能免除，想求取也不能得到。郭崇韬请求立刘皇后，是因为害怕谗人，但最终仍因此获罪而死，祸患难道可以躲避吗？赵犨依附朱全忠以图富贵，然而最终却因此遭到灭族，福气难道可以求取吗？君子知道一切自有命运，于是修养自身来等待它；这样见到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见到利益也不迷惑，困穷、显达、祸患、福气便不足以扰乱他的内心了。庄献太后临朝时，群阉掌权，势焰显赫。曹利用因为触犯宦官，被贬死在襄阳；章得象神色严正地接待宦官，最终官至台鼎。两人的正直相同，而祸福不同，这大概是因为各有命运，并不是宦官所能决定的。世上的君子害怕曹利用那样的祸患，便献媚逢迎，这是不知道天命；希望得到章得象那样的福气，便用危急的话来挑斗别人，也是不知道天命。只有尽自己的力量，顺从上天，这样节操就能保全，声名就能树立，这才叫君子。任命夏竦为泾原、秦凤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任命范雍为鄜延、环庆路安抚使，兼知延州，以防备赵元昊。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在四方没有忧患的日子里讲习武备，在各部族都来归顺的时候储备将领，他们的谋虑实在长远。契丹派使者来请求割让关南土地，皇帝命令吕夷简选择出使回访的人。吕夷简一向不喜欢富弼，因此推荐了他。欧阳修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上疏请求留下富弼，皇帝没有答复。夏、商、周三代以后，刚强正直的人多么困厄啊！刚强的人，气概浩然，小人担心他不可屈服；正直的人，神色坚毅，小人厌恶他不可欺凌。因此小人便诬陷他、毁谤他、排斥他、挤压他，甚至借他人之手来害他。这正如所谓盗贼憎恨主人，形势自然如此。唉，真困厄啊！唐代的颜真卿、宋代的富弼，都是刚强正直的人。卢杞厌恶颜真卿，便派他去出使反叛而行状恶劣的臣子；吕夷简厌恶富弼，便派他去出使强悍而难以预料的边地。他们的用心筹划正相类似。颜真卿不幸而死，富弼幸运而生。这仍然是各有命运，并非卢杞、吕夷简所能决定的。如今距离唐宋已有数百年，卢杞和吕夷简死后仍遗臭无穷，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闻到苍蝇、蛆虫和粪秽；颜真卿和富弼死后仍留芳香，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闻到椒、兰、蕙、茝的香气。既然如此，小人想要害君子，又有什么益处呢？任命富弼为翰林学士，富弼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富弼可以说是忠诚了，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从不推辞；也可以说是谦逊了，有了功劳也不自夸。契丹请求割地时，人心惶恐不安，富弼毅然入朝应对，说：“君主忧虑，臣子就感到耻辱，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他手持符节出使边境，即使女子死去而男子活着，也无暇顾及自身安危。等到敌人再次结好，边境没有忧患，朝廷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又恳切推辞说：“增加岁币并不是我的本意，哪里敢接受赏赐呢？”他大概从未把这些看作自己的功劳。《易经》蹇卦六二说：“王臣艰难劳苦，不是为了自身。”谦卦九三说：“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像富弼这样的人，都具备这些品德。世上那些卑劣的男子，交给他艰难重大的任务，就悲哀惆怅，露出值得怜悯的神色；稍微有一点微小的功劳，就得意自负，即使酬答他高官厚禄，他仍觉得不满足。这种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唉，像富弼这样的人，才真是万世臣子的准则吧！元昊改名为曩霄，上书请求讲和。宋朝之所以不能强盛，是因为怯于用兵而急于讲和罢了。澶渊之战以后，宋军发射一箭，达兰便死了。契丹军队士气受挫，即使不和他们议和，他们也将自行退走。可是宋真宗立即同他们讲和，送出金币三十万，成就了契丹的强盛。元昊叛乱时，和亲与贸易都中断，国内百姓愁苦怨恨，流传着“十不如”的歌谣。即使不与他讲和，他也将自行陷入困境。可是宋仁宗立即同他讲和，送出金币三十五万，成就了灵州、夏州的势力。宋朝各位皇帝大概仁慈宽厚有余，刚毅果断不足，就像富贵人家的懦弱孩子，强横的人侵犯他，善于争讼的人欺侮他，他便仓皇失措，只能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苟且求得无事罢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当时并不是没有好的谋略。寇准想要让契丹称臣、献出土地，但真宗没有听从。富弼、蔡襄说元昊不可答应议和，但仁宗没有听从。更严重的是，侬智高给行营写信，请求邕州、桂州的节度使职位，宋朝也将答应他。宋朝不能强盛，实在太严重了！贡赋收入有限，深谷一样的欲望却没有穷尽。一年之内，北方边境支出三十万，西方边境支出二十五万，财力怎能不屈服？国势怎能不削弱呢？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相继被罢免，欧阳修上疏议论此事，群邪更加忌恨欧阳修，罗织罪名陷害他，将他降职为滁州知州。

译拥有国家的人得到贤才并不难，任用贤才才是难事。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才。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虽然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但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一类人，世间大概并不少见。只是看君主能不能专心任用他们罢了。韩琦、杜衍、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都是隔世难遇的英才；他们的经世才能和德行器量，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哪里值得过分称道呢？仁宗锐意求治，而众多贤才同时列于朝廷，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假使仁宗能够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们，如同刘备对诸葛亮、苻坚对王猛、唐武宗对李德裕那样，持之以坚，期之以久，那么庆历之治难道只能止于庆历吗？没有多久，范仲淹和富弼因夏竦的流言被罢免，杜衍因丁度置书而被罢免，韩琦又因这件事被罢免尹洙，欧阳修又因上疏营救四位贤者而被降职。这就像病人刚刚得到良医，还没有施尽医术，便因庸医的诋毁而把良医罢免，又怎么能指望治愈膏肓之病、使久病者起死回生呢？唉！得到了像仁宗这样的君主，而众贤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难道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吗？还是这些贤人的命运如此呢？有志于拯救时世的人，怎能不为此深深慨叹！王安石自认为是楚地士人，援助很少，朝廷中于是结交韩、吕两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韩维、吕公著兄弟更加称赞他。王安石凭学问品行高出当世，不急切追求富贵，也不因贫贱而忧愁。不只是王安石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天下士大夫也没有不相信的。哪里会有结交贵族来提高声望的事呢？他刚开始做官时，任命他为馆职便推辞，推荐他为谏官也推辞，改任修起居注，又坚决推辞。到了担任宰相，政见稍有不合，便称病请求离职。他何曾让富贵成为自己的牵累呢？史臣却说王安石自认为是楚地士人、援助很少，于是结交韩、吕两族以提高声望，可以说是诬陷。当时欧阳修看重他，文彦博看重他，天下士大夫都恨不能亲眼见到他的面。他受到世人重视已经很久了，又哪里需要借助韩、吕两族来提高声望呢？结交贵族来维护虚名，连乡里中自爱的人都不肯做，难道能说王安石这样的贤者会做吗？韩维、吕公著，是世人所谓的贤者，难道会因为同王安石有私交便称赞他吗？史家的说法真浅陋啊。种谔袭击夺取西夏的嵬名山，带兵回到遂城和绥州。绥州战役，评论者说种谔袭取名山不是好计策，我认为不是这样。银州、宥州、绥州、延州，是中原原有的土地；土地肥沃，百姓勇健。自从拓跋氏窃据以来，转眼已经超过一百年，肥沃的土地变成沙漠，华夏族人沦入异族风俗，这是有见识的人应当痛心的事。又何况元昊屡屡扰乱鄜延，谅祚接连践踏秦、渭地区，中原百姓忧劳不安已经很久了。如果有可以乘取的机会，难道能安于常规、固守现状而不图谋收复吗？恢复我们的疆土，不能说是故意惹事；报复敌人的侵扰暴行，不能说是侵犯小国。陆诜说种谔擅自兴兵而挑起事端，只是书生的议论，哪里足以谈论权变呢？可惜种谔能够攻取，却不善于守卫，所以不久便失去了。如果种谔攻下绥州后筑城驻守，集中力量，抚慰招纳所属羌人，使他们自行守卫，以此巩固我们的藩篱，截断敌人的肘臂，那么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归附，河湟地区就可以收复，贺兰山一带也可以进入了。皇帝因为灾异而离开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王安石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命，不是人事得失造成的。” 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不容易说清。然而《洪范》著明吉凶祸福的征兆，《春秋》记载灾异的变化，大概是想让统治天下的君主看到灾异便思考自己的过失。古代英明的君主，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灾祥征兆，也立即惊惧地说：“难道是我的德行有了过失吗？”哪怕草木出现异常，也立即惊恐地说：“难道是我的政事有什么缺失吗？”他们何曾把一切推给天命而不知道反省呢？王安石以通晓经书、学习古人为自负，对于《洪范》《春秋》的义理，考察得很熟。灾异出现时，君主尚且不知道警惕，臣子本应互相告诫，使君主畏惧天威以保全天命才对。如今君主已经有警惧之心，王安石反而进献邪曲谄媚的说法，这是迎合君主的过错，是宦官、嬖妾式的忠诚，哪里是古代大臣匡正君主、使其行正道的原则呢？唉！王安石背弃经书、违反正道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圣人门下的罪人啊！任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商议施行新法。王安石施行新法，天下和后世攻击他的并不少，甚至有人骂他是奸邪。我认为王安石拘泥于自己的偏颇学术，造成误国的祸患，确实有罪；但把他说成奸邪，就过分了。王安石的本意，大概是认为要施行王道政治，首先必须使国家富裕强盛；而宋朝中期国库耗竭、军队弱小，没有力量有所作为。于是他把从古代学来的东西施用于政事，凡是可以富国强兵的，没有不做的。他实行青苗法，说：“这是先王抑制兼并、平均救济贫困的意思。”实行免役法，说：“这是先王使百姓的财物用来给庶人发禄、供养在官者的意思。”实行保甲法，说：“这是先王把兵役寄寓于农民之中的意思。”他不衡量时势，也不谋求众人的意见，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学而不怀疑。等到群议喧然，他仍固执坚持而不回头。于是老成持重的人被斥退，巧言谄媚的人得到进用，最终群奸肆意作恶，祸害流布天下。王安石的罪过，还能说什么呢？然而推究他的初心，不过是想使国家富强以施行王道，并不是想像商鞅、桑弘羊、宇文融那样残害百姓。评论者把他同这些人等同，难道是万世公允的评论吗？如果说《周礼》是周公所作的—— 王安石所建立的一切制度，都以《周礼》为依据，而造成的祸害却如此。那么《周礼》果真不能施行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周公的法令没有不好的，能否因时制宜，关键在于施行的人。譬如和、扁的药方没有不好的，能否诊脉用药，关键在于医生。先王知道法令不能单独依靠，所以广泛求取贤哲来守持法令。庸医用药导致杀人，不能把罪归给和、扁的药方；庸人施行法令使天下混乱，又怎能把罪归给圣人的法令呢？何况青苗法，李参在陕西实行，百姓认为便利；王广渊在陕西实行，百姓也认为便利。假使奉行法令的人都像李参、王广渊那样廉洁，怎么知道它最终一定不能施行呢？王安石不知道求取贤能的人才，只想依靠法令来治理国家，这就像知道良方可以治病，却不知道没有良医便不能使用良方。监察御史程颢请求罢免此事，皇帝答应了。

译《尚书》说：“敦厚美德，信任善人，而要排斥奸邪小人。” 《诗经》说：“如果谋划是好的，就全都违背它；如果谋划是不好的，就全都依从它。”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仁德之人、采用良善谋略而兴盛；也没有不是因为任用奸邪小人、违背良善谋略而败亡。王安石曾经训释《尚书》、解释《诗经》。然而韩琦、富弼、程颢，都是有德而仁厚的人；吕惠卿、李定、邓绾，都是包藏凶恶的人。韩琦等人的论谏，是“谋划好的”一类；吕惠卿等人的言论，是“谋划不好的”一类。王安石掌权，韩琦等人因忠诚的谋略而被斥退，吕惠卿等人因邪说而获得进用。他口中诵读《诗经》《尚书》的话，实际却走在危亡的道路上，学习古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世人评论王安石，多把变法看作他的罪过。我认为变法的罪过还小，排斥贤者而任用群奸，罪过才大。招募百姓出售坊场、河渡。先王的政令规定，关市不征税，水泽和桥梁不设禁令，这是为了让百姓共同获利。战国诸侯开始垄断山林水泽的利益，到汉武帝时开始征收舟车税，到唐德宗时又有间架税，他们谋求财利，已经细密到了极点。然而出售坊场、河渡的做法，过去还没有听说过，王安石却开始这样做。当时如果不是方圆数千里遭遇旱灾，就没有什么需要救济的；如果不是有百万军队，也没有什么需要供给的。国家富有四海，什么东西求不到？为什么竟至于出售坊场、河渡来收取利益呢？谋划的拙劣、计策的荒谬、使国家受辱并令后世蒙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裴匪舒请求出售苑中的马粪，那件事最终被制止。唉！王安石平日自许很高，想要振兴尧舜之治，把皋陶、后稷、契作为自己的期望。然而他谋求财利的做法，是战国以及汉、唐衰末时期的政令都没有过的，反而同裴匪舒的请求相等，不也值得羞惭吗？在京城设置巡逻卒，侦察诋毁时政的人。古代贤明的先王拥有天下，设置诽谤木，安置谏鼓，采集歌谣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察听怨恨詈骂来考察政事，是为了招来善言、沟通下情。昏庸暴虐的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于是有了诽谤之律、腹诽之诛、禁止说不该说的话，想要借此掩盖自己的罪恶。然而罪恶也不可能被掩盖，人心判断是非的公道，哪里是严刑峻法所能阻止的呢？王安石改变旧章，创立新法，士大夫在朝廷上互相诽谤，商人在市场上互相诽谤，农民和工人在田野间互相诽谤，作为王安石本可以自我反省。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美玉，听到诽谤而改正自己，所得益处很多。既然不能这样做，反而设置巡逻卒来侦察诽谤；当时又让宦官石得一掌管飞书，早晨上书，晚上就被投入监狱，路上行人彼此以眼示意，几乎将近十年，这样做似乎应该能够消除诽谤了。然而吕诲的弹劾文章、范镇的奏疏、唐坰、吕惠卿的奏章，都载在史册中，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诽谤。王安石将怎么办呢？王安石曾经训释《诗经》《尚书》。《诗经》不是说过：“人们众多的言论，也是令人畏惧的”吗？

译《尚书》不是说过：“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自己恭敬地反省自己的德行和过失，说：这是我的过失”吗？王安石舍弃圣人的经书，却沿用秦汉的法令，想保全美名，难道可能吗？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仗恃权势欺凌三司使薛向，地位反在薛向之上。曾布代替薛向，心中不能平静，便详细上奏说吕嘉问多收利息以求干办赏，并倚仗官府从事兼并。吕惠卿执政后，弹劾曾布阻挠新法，把他调出京城任饶州知州。君子的交往因道义而结合，小人的交往因利益而结合。因道义结合的人，遇到祸患变故时会顾念道义、互相救助；因利益结合的人，遇到祸患变故时会追逐利益、互相倾轧。这是自然的道理。王安石门下群小杂处，都是因利益而结合的人。章惇、邓绾、曾布、蔡京、邢恕、林希、吕惠卿、李清臣、张商英、吕嘉问，在王安石身边，建立和推行新法，有的在创法之初赞助辅佐，有的在他罢政之后继承推述，即使称他们为王安石门下的“十哲”也可以。按理说他们应当同心协力，关系坚固如胶似漆。然而转眼之间便互相倾轧排挤，不能相容。曾布和吕嘉问曾共事，因为吕嘉问仗势欺凌使者而愤怒，于是弹劾吕嘉问。邓绾与吕惠卿同样作恶，为了掩盖自己阿附王安石的痕迹，于是排挤吕惠卿。李清臣最先提出绍述之说，章惇凭借它拜相；后来自己不能拜相，便转而与章惇意见相反。邢恕虚构夸大李定的功劳，章惇借此进行报复；后来邢恕不能得到重用，便揭露章惇的短处。曾布起草章惇的任命诏书，极力称美章惇；后来身处枢府，却同章惇意见相违。张商英起草蔡京的任命诏书，极力褒美蔡京；后来议论政事不合，便斥责蔡京逢迎君主。至于曾布，开始时阿附章惇，丑诋群贤；后来又怨恨章惇，于是形成了仇隙。早晨还是情同金兰，晚上便成为矛盾，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小人结党：见到利益便互相争夺，或者利益耗尽、交情疏远后，便反过来互相残害。这几个人，真可以说是倾覆危险之士啊！而王安石却把他们当作心腹，托付他们以耳目之任，想同他们共同兴起尧舜之治，不也荒谬吗？当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所以王安石竭力援引他，使他很快做到执政。吕惠卿得志以后，害怕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于是制造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识别人是困难的事，自古以来人们就以此为忧。然而如果内心公正，明察事物，那么识人也并不困难。君子像孤松劲柏，远望苍翠，不能轻慢玩弄；即使经历风霜摇落，也不改变原来的样子。小人像纤细的柳枝和柔软的藤蔓，婀娜缠绵，令人喜爱；然而到了严冬酷寒之时，便摧折凋落，荡然无存。用这个道理来检验，何必担忧难以识人呢？世上的大臣因为君子不可轻慢玩弄而畏惧他，因为小人可喜可悦而喜爱他，于是好恶任意滋长，君子日益疏远，小人日益亲近。李德裕忌恨白居易而推荐白敏中，然而李德裕获罪之后，出力倾陷他的人，白敏中居多。王安石忌恨司马光而推荐吕惠卿，然而王安石罢相以后，谋划阻止他再次被任用的，正是吕惠卿。白敏中、吕惠卿是小人，贪恋利益而忘记道义，不值得过分责备；李德裕、王安石内心不公，喜欢同党而憎恶异己，确实有罪。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表述出来，作为后世大臣的戒鉴。下诏令韩缜前往河东，把土地割让给辽国，东西共计丧失土地七百里。拥有国家的人，占据险要，设置关隘城堡，派精锐士卒守卫，派勇猛将领镇守，大概只是为了谨慎地保守祖宗留下的土地罢了。在疆域以内，一寸土地都不应割让给别人，因为这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何况是数百里呢？汉成帝派夏侯藩向匈奴求地，单于谢绝说：“这是先父的土地，不敢丢失。”连夷狄的首领尚且如此，何况华夏的君主呢？宋朝与契丹结好以来，几乎将近一百年，彼此疆界划分已经确定。突然派使者以土地边界为由提出要求，难道不是窥见我军疲惫、百姓困苦，因而有所轻侮才行动吗？替宋朝谋划的人，应当拿地图向他们核实，用文书向他们说明；如果他们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存心破坏盟约，只能准备交战。出兵有名义，正义的军队气势壮盛，何况契丹中期将领骄纵、士卒懒惰，已经不是安巴坚时的军队了。假如迫不得已用兵，难道会突然处于他们之下吗？然而神宗舍弃韩琦的谋略，采用王安石的主张，割让祖宗的土地，把版图送归异域。这等于契丹不费一斗粮、不折一支箭，便坐取得到七百里土地。宋朝的削弱，也太严重了。王安石说：“想要从别人那里取得什么，必定先暂且给他。”但在王安石的一生中，哪里曾经取得回报过一寸土地呢？这大概是内里不能办理，却在外面说大话来欺骗君主罢了。从前梁惠王因为丧失给秦国的七百里土地而感到耻辱。秦国是通过攻战夺取的，惠王尚且以此为耻；辽国凭借空洞的声势夺取土地，神宗的耻辱又将如何呢？废止手实法。王安石做宰相时，凡是聚敛财富、使国家富足的法令，都果断推行而不怀疑；即使韩琦、富弼这样的元老，也不能阻止；即使程颢、司马光这样他一向敬重的人，也不能使他改变。如今因为邓绾一句话，便废止手实法，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大概是因为手实法由吕惠卿创立，并不是王安石制定的。王安石怨恨吕惠卿背叛自己，所以采用邓绾的话废止这项法令罢了。然而邓绾并不是替国家作忠诚谋划，只是想掩饰自己依附王安石的痕迹；王安石也不是有悔悟之意，只是想彰明吕惠卿的罪过。事情虽然表面上公正，他的用心却仍出于私意。何况当时损害百姓的法令，并不只有手实法：助役法征收对象涉及女户、单丁；市易法甚至经营水果、冰、炭。这些对百姓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比手实法更严重吗？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陆师闵在西川推行茶法，民情怨恨叹息，家家都想着作乱。这些法令应当革除，难道要排在手实法之后吗？废掉其中一项而保留五项，就像拘禁捆绑平民，锁住他的脖子，铐住他的手，镣住他的脚，只姑且放松其中一处罢了。这样能使他们舒畅吗？皇帝曾经有意收复燕蓟，前往太后处禀告这件事。太后说：“事情关系重大，即使得到它，也不过是面向南方接受祝贺罢了；万一不能成功，那么百姓的生死就系于此事，难以用言语说清。如果可以轻易取得，太祖、太宗早已收复，何必等到今天？”

译战争的作用，是为了禁止暴行、平定祸乱，圣人也是不得已才使用它。既然已经可以不战，却仍不停止，使百姓不能终享天年，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应有的道理吗？神宗承接富庶的局面，慨然生出鞭挞四夷的志向，所以在位时，王韶在熙河用兵，熊本在渝泸用兵，章惇在湖北用兵，李宪在洮西用兵。正当他们获胜时，神宗驾临紫宸殿，将领们奏报凯旋、献上俘虏，百官奉表称贺，铙鼓声穿过云霄，旌旗铠甲映照日光，声势赫赫，确实足以快意。等到失败时，灵州之战，死了三十多万人；永乐之战，死了二十多万人；交趾之乱，接连陷落三州，死者多得无法计算。良将精兵横尸荒野，成为乌鸢的食物，这祸害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啊！自古以来议论用兵利弊的人很多，但没有谁像曹太后的话那样明白而周全。她说：如果真能攻取，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尤其可以说是善于审察敌我形势的人。假使神宗敬奉慈训，深深戒惧用兵，哪里会有彻夜环床直到天明、临朝时悲哀痛哭的悔恨呢？把这种道理传给后代，难道会到了收复燕云、进而兼并中原却又失去它的地步吗？唉！太后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做君主的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拿百姓的性命来换取供自己耳目享受的盛观；做臣子的懂得这个道理，又怎么肯拿百姓的性命去换取封侯的赏赐呢？苏轼认为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敢直说，便借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多少能对国家有益。李定、舒亶摘取其中的言语，认为是怨恨诽谤，想把他置于死地。神宗怜悯他，只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本州。古代的君子，君主有过错就进谏，政事有失误就直言。进谏不被采纳、直言不被听取，就离开，从来不曾借助文章来为自己表明声誉。被放逐的臣子和受排斥的人，感情不能自已，于是有把自己的不幸写进诗歌加以抒发的。但即使有怨也不愤怒，有忧愁也不悲伤，具有温柔敦厚的风气，没有怨尤急迫的毛病。因此，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却会有所感触。哪里有像怒吼号叫、怨恨讥刺，如同辱骂邻人、斥骂众人的作品呢？苏轼在宋朝，文章雄健，气节刚直，一时无与伦比。群小人早就对他侧目而视。作为苏轼，闭紧嘴巴、收住舌头，还怕不能免祸；却反而轻易写出自己的全部见解，来张扬自己的长处、揭露别人的过错，难道能免于灾祸吗？苏轼的本意，大概是想借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君主能够有所醒悟，也可以说是不够审慎。新法施行时，满朝大臣都在争论而神宗不肯听从，几首寥落短诗，怎么能使君主醒悟呢？当时李定、舒亶、王珪之流极力罗织罪名，苏轼几乎不能自行脱身。幸而神宗没有因言语治罪，只是稍加贬谪而已。假如他遇到汉宣帝，恐怕免不了种豆南山的祸患；遇到隋炀帝，又怎么能够逃过燕泥庭草之诛呢？至于李定、舒亶和王珪，不过是阴险的小人，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可惜的是，苏轼不能沉默以求保全自己罢了。王安石去世 王安石以文章和节操品行为自负，他的志向直接想追踪孔子、孟子；对于近世大儒，如韩愈、欧阳修，也都不满意。等到他做宰相，意气昂扬地想振兴圣道、实现治世，以追攀伊尹、周公的功业；对于当时的贤相韩琦、富弼，也都轻视他们。他的志向既然如此，按理说成就本应大大超过常人。然而考察他的学术，他注释三经，撰写《字说》，往往用类似佛、老的说法扰乱孔孟的真义；对于圣人删定的《春秋》，却诋毁为残缺断烂，不列入学官。把他同韩愈、欧阳修排斥邪说、维护圣道的作为相比，究竟谁优谁劣呢？考察他的宰相功业，他任用吕惠卿兴办财利，任用曾布更改役法，任用王韶、章惇在四夷那里结下怨仇；放逐忠直之士，引用奸佞之人，天下一天天陷入困敝。与韩琦、富弼一心培植国家根本、凝聚上天命运相比，又究竟谁得谁失呢？王安石最初的志向未尝不好，最终却大错特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学问尚未达到闻道的境界罢了。世人有时把他看作奸邪之人，甚至拿他同少正卯、卢杞相比，那难道至于如此吗？从前临川吴氏评论他说：王安石的学问虽然广博，但他没有明白的，是孔孟之学。他的才能虽然很高，但他没有具备的，是伊尹、周公那样的才能。他不因自己尚未明白、尚未做到的地方而自觉不足，反而以已经明白、已经做到的地方自我夸多，坚定地自信而不回头，这就是他的蒙蔽之处。这话说到了实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去世。古代的贤相不是每一代都能出现，汉代的萧何、曹参、丙吉、魏相，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直到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每个时代不过几个人罢了。然而全面考察他们的行为，有的学术尚未达到，有的操守品行还不纯。即使像范仲淹那样先忧后乐，庆朔堂的诗中也不能没有声伎娱乐；即使像欧阳修那样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在尊崇濮王的议论上，也免不了逢迎之过。君子对此深感惋惜。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三代以下只有一个。司马光的学问完全出于正道，他的内心又以诚实为根本。至于孝顺友爱、忠诚信实、恭敬节俭、正直无私，居处有法度，举止合礼仪，纯然是一个儒者。所以他居住在洛阳时，天下人仰望他，认为他可以做宰相；他入朝临政时，百姓遮道聚集观看；他去世下葬时，送葬者像哭吊自己的亲人一样。这难道是凭声音笑貌得到的吗？萧何、曹参以下那些君子，也曾有像这样深深感动人的地方吗？从前太史公评论晏子，充分表达了仰慕之意，还希望替他执鞭驾车。唉！晏子不过是霸主的辅佐罢了。假如九泉之下可以起死回生，我愿替司马光执鞭驾车。吕公著主持国政时，群贤都在朝廷，却不能按同类相互协助，于是有了洛党、蜀党、朔党之说。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吕陶等人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辅佐他们的人更多。朋党之说自古就有，但都是君子和小人按类别相从。元祐三党却全是君子，只是因为爱憎不同而互相结交罢了。程颐当时存心办事，动辄以圣人为榜样，举止、行动、言语、沉默，都一概遵用古礼，这是儒者本来应有的样子。苏轼却放纵性情、轻视礼法，常常加以戏弄侮慢，这是苏轼的罪过。至于庆贺之后又遇吊丧，程颐主张已经哭过便不可唱歌，苏轼认为不可以这样，这是程颐的过错。悲哀尚未消尽，当然不能唱歌；却没有因为喜悦尚未消尽，就不能哭的道理。假如庆贺礼已经举行之后，不幸听到父母丧事或期服、功服亲属的丧事，难道也将不举哀、不穿丧服吗？这是程颐的过错。苏轼知道其中不合理，依据礼法争辩本来可以；却用俚语戏弄他，程颐反躬自省，被冒犯而不计较也可以；但苏轼随即显露愤怒，双方都失当了。当时熙宁、元丰年间的奸邪大臣退伏在各处，等待机会、寻找空隙，想施展奸谋。诸位贤者同心互助、以同一道义相互扶持，用来杜绝章惇、蔡卞重新起用的苗头，还怕不能免祸；却反而各自结党，相互诋毁排斥，最终群奸竞相兴起，邪说用来迷惑在位者。宣仁太后去世后，国政大局于是动摇。苏轼有昌化之贬，程颐有前往涪州之行，刘挚等人也被分别放逐四方，国事逐渐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唉，悲痛啊！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争相提出邪说，来迷惑在位者。吕大防、刘挚对此忧虑，想稍微起用其中一些人来平息过去的怨恨，称为调停。苏辙当面斥责其错误，调停之说才停止。

译宰相的职责，见识必须足以察觉事变的苗头并加以防备，才能必须足以消除祸乱变故，威势必须足以震慑奸邪之人。这样才能使天下处于安宁平静之中。吕大防、刘挚具有宰相的气度，但宰相的才能不足。太平之时，让他们做宰相还可以；在多事之秋，变故纷纷出现，就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包藏祸心，意在报复，难道靠起用他们就能平息怨恨吗？大防和刘挚没有看清，这就是见识不足。邪说四处泛滥，动摇在位者，这就是《周礼》所说的造作言论、《汉法》所说的不道。明定法典刑罚而诛杀他们，难道算过分吗？大防和刘挚做不到，这就是威势不足。广泛搜求英才来充实朝廷，远远放逐奸佞来抵御魑魅，那么群奸几乎将老死在贬所，还有什么作为呢？大防和刘挚却眼看着邪党遍布朝廷内外而不设法处理，这就是才能不足。君子和小人，就像香草与臭草、冰与炭一样；但把香草混进臭草中，香草必然会变臭；把冰放在炭上，冰必然会消融。混用邪正，只会加速祸乱罢了，哪里能够消除怨恨呢？调停之说虽然因苏辙的话而停止，但赵瞻在枢密院，许将任政府官员，杨畏、来之邵在言路，都是熙宁、元丰年间的邪党。后来宣仁太后去世，杨畏首先请求继承熙宁、元丰的旧政，章惇、蔡卞之流便拍手而起了。追根究底来说，除了大防和刘挚，还能责怪谁呢？《椒邱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六 明代何乔新撰写 史论 宋 任命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杨畏和来之邵上疏议论范纯仁不可以再次担任宰相，请求起用章惇、吕惠卿，没有得到答复。平居时看他同哪些人交往，显达时看他荐举哪些人，这是观察人物的方法。了解人确实很难，但用这个方法来考察，十个人中也能得到七八个准确判断。范纯仁世代继承忠直，是国家的屏障。章惇、吕惠卿怀藏奸邪、误害国家，是国家的贼害。杨畏和来之邵议论范纯仁不可再任宰相，却请求起用章惇和吕惠卿。他们憎恶正直、厌恶正道，结交邪党、党同恶人，即使三尺童子也能知道他们心术的正邪和立场的向背。大防却没有醒悟，把他们置于言路，还约定让他们帮助自己。宰相竟这样昏暗而不能识人，想要避免祸患，能办得到吗？虽然如此，大防愚直，只会这一种做法，没有别的本领，也不值得过分责备。范纯仁知道杨畏、来之邵不是正人，却没有设法处置他们，难道是因为他们曾经议论过自己而避嫌吗？宰相应当体察天道、奉行王法，只求至公而已。有功的人就赏赐，即使是亲戚也不敢吝惜；有罪的人就诛罚，即使是仇敌也不敢回避。为了国家社稷，依法诛杀奸臣，有什么可避嫌的？不这样筹划，却养痈成患，等到脓疮溃破，日后也免不了遭到放逐，究竟对怨恨有什么损害呢？在廷试进士时，李清臣首先发难，历数元祐政事的过错，流露出要恢复绍圣、熙宁、元丰旧政的意图。李清臣是个险诈邪僻的小人。宋室衰败，不只是章惇、蔡卞的罪过，李清臣实际上是罪魁。从王安石凭借曲解的学说和偏执的见解，取得祖宗之法后，纷纷更改天下政事，使百姓茫然丧失安居乐业之心，百姓才开始有远走之志。幸而司马光做宰相，革除青苗、市易之法，废止保甲、保马的命令，凡是养民治兵的措施，都依循祖宗旧制，百姓歌咏欢呼，自以为获得新生，所以君子称赞他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其间即使有矫枉过正之处，根本目的仍在培植国家根本、凝聚天命，并不是出于个人好恶。宣仁太后去世后，皇帝的意向逐渐改变，李清臣依恃才能，急于进取，暗中图谋掌权，窥见机会，首先提出绍述旧政之说，树立邪说的旗帜。随后杨畏、来之邵、曾布、张商英相继请求，于是章惇、蔡卞起而掌权，凡是安石损害百姓的政令，一一恢复施行，援引群邪，布列各个职位，元祐诸贤没有一天不被贬逐，天下局势终于到了不

译可收拾的地步，这就是李清臣开启的。过去竖刁扰乱齐国，君子把罪责归于管仲；李林甫扰乱唐朝，君子把罪责归于韩休，这就是追根究底的议论。章惇、蔡卞摧残败坏宋室，若不把罪责归给李清臣，还能归给谁呢？召蔡京担任翰林学士承旨。韩忠彦与曾布交恶，曾布谋划引荐蔡京来帮助自己，所以有了这项任命。曾布虽然不是端正贤良的人，但趋利避害、为自身谋划，却很周密，哪里肯推荐自己所忌恨的人来损害自身呢？史官却说曾布引荐蔡京来帮助自己，可以说是妄言。同文馆之狱时，蔡京觊觎执政之位，曾布加以阻止，他们的怨隙形成已不是一天。到邓洵武献上《爱莫助图》时，徽宗把图给曾布看，说：邓洵武说非任用蔡京不可，似乎和你不同。曾布说：邓洵武既然和我意见不同，我怎么敢预先议论？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句推荐蔡京的话呢？蔡京做了宰相以后，议事多与曾布不合，便说曾布偏私亲信，曾布于是被罢免宰相。蔡京又何曾帮助过曾布呢？参照前后记载，蔡京并不是曾布所引荐的。蔡京为人狡猾奸佞、无耻，善于结交近臣，所以童贯推荐他，徐知常推荐他，范致虚又推荐他，哪里需要等曾布推荐呢？唉！难道上天将要抛弃宋朝吗？为什么让蔡京这样的人长久活在世上呢？任命张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当时长期干旱，彗星横贯天空，张商英接受任命，当天晚上彗星便不见了，第二天下了雨。张商英是个奸佞小人。他拜相以后彗星消失，长期干旱后又下雨，这只是偶然罢了，难道是张商英造成的吗？宣仁太后的贤德远远超过马太后、邓太后，张商英却把她比作吕后，他的罪过已经不容诛杀了。司马光是忠信正直宽厚的国家重臣，张商英却诋毁他为奸邪，他的罪过难道在章惇、蔡卞之下吗？推究张商英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谋求富贵。君子进身也必有正当途径，何至于诬蔑天下、诋毁国家重臣来求取进身呢？张商英在绍圣初年与群邪结党作恶，等看到蔡京长期窃取国柄、朝廷内外都怨恨痛疾他，才稍稍表示不同意见来博取当时的声誉，这是奸邪小人中的极端之徒。哪里能感动上天而消除天灾呢？没过多久，他便被贬斥而死，这并不是不幸。太后刘氏自杀。她后来屡屡干预外朝事务，又被听闻有不谨慎的行为，皇帝议论废黜她，于是她就在帘钩上自缢而死。宋朝拥有天下以来，家法最为端正。后妃宫嫔具有《关雎》所说的闲雅风范，没有鹑奔那样的淫乱行为，大概是汉、唐所不能相比的。到了刘太后，家法就毁坏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宗在开头引发了这个问题，而徽宗到最后又不能约束她。刘氏凭借妖艳姿色得到宠幸，本来就不是德行方面的选择。哲宗沉溺美色，废黜正后，让她居中宫正位、母仪天下，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好配偶吗？徽宗因为哲宗的缘故，曲意加以恩礼，尊她为太后，已经越过法纪了；又放任她所作所为，失去了约束内廷的道理。女子不谈外朝事务，是妇道的常规。如今刘氏以未亡人的身份，动辄干预外朝事务，徽宗却不能制止；椒房、桂寝的严密禁地，岂是外人可以进入的？如今道士徐知常拿着符水出入其中，徽宗却不能禁止。防范约束竟如此宽疏，刘氏难道不会放纵情欲吗？可叹啊！贤德淑善如孟后，徽宗已经恢复她的名号，不久却又因奸臣的话而废黜她；行为污秽如刘氏，徽宗曾经议论废黜她，等她死后又追从她而册立谥号。是非颠倒乖戾，也太过分了。拥有天下的人，应先以家法规范家人，然后才能端正国家；贵为天子，却让太后被听闻有不谨慎的行为，这难道是整肃家室之道吗？下诏命马政渡海前往金国，预先请求燕云之地。

译世上的议论者都说：靖康之祸，起因在于与金结盟来攻打辽。假使宋朝顾念辽是兄弟之国，给予兵粮援助，协力抵御金国，那么辽不会很快灭亡，尼玛哈的军队又怎么能够到达宋朝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辽自延禧继位以来，荒废游猎，怠慢政事，国势已经逐渐衰弱；宋朝自哲宗以来，崇信奸佞，放逐忠贤，祖宗的良法几乎全被变乱，财物匮乏、百姓困穷，人怨天怒，国家根本已经动摇。完颜氏突然从东部边疆兴起，上天正扶助它，击鼓前进，没有人敢抵挡其锋芒。即使宋辽协力抵御，也如同赶着一群羊去抵挡猛虎，未必能够成功。当时，与金结盟攻辽固然不应当；但依靠辽来抵御金，也不能算是替宋朝谋划。听说邻国有寇患，就应警惕戒备，召集贤能、放逐群小，下诏自责以彰明过去的过失，下诏鼓励极力进谏以开通言路；应当改的政令就改，应当减免的赋税就减免；对内修治政事刑法，对外敦睦邻国关系，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作为战守准备，修筑城池堡垒，防备敌军侵袭，希望可以感动人心、挽回天意。假使金国吞并辽国而与我国相邻，也不敢立即萌生祸心。即使它侵扰我国边境，我国国势也会稍有增强，足以有所防备，怎么会突然到了亡国的地步呢？不谋划这些，却派使者约请金国攻打辽国，以求取得燕云之地，这就像一个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家业已经毁坏，却反而幸灾乐祸，甚至借盗贼之手谋害邻居，企图分取邻居的家产。唉！盗贼既然攻打并夺取了我的邻居，难道还会爱护我而不来攻打吗？下诏命童贯、蔡攸整顿军队巡察边境，以响应金国。苏轼有话说：宦官的祸害，如同毒药和猛兽，接近它们的没有不肝裂头碎的。我每次诵读这句话，考察往古祸败的踪迹，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慨然叹息，继而流泪。唉！宦官的职务，不过是供应洒扫、传达命令罢了。衰败时代的君主开始把权力暂时交给他们，后来更加严重，竟把军队也交给他们统领。自从夙沙卫在殿上统领齐军以来，唐朝让李辅国、程元振掌管禁军，宋朝让李宪、童贯统领边兵，祸败的踪迹史书连续记载，实在是万世的鉴戒。太平时代，勇敢果毅的人才多如树林，难道没有壮伟谋略、可以充当爪牙的人吗？难道没有忠诚勇力、可以成为藩篱屏障的人吗？然而君主认为他们离自己疏远，不如自家的奴仆亲近可信，所以把利器交给宦官，授予重大权力。有时宦官斩获几个人、得到几匹马，君主便欣然说：我家的奴仆能够守卫边疆了，何必借助朝廷大臣？有时宦官攻取一座城、得到一座堡，君主又欣然说：我家的奴仆能够击破敌人了，何必依靠边帅？于是降低天子的尊严来宠信他们，屈抑将相的尊贵来礼待他们，竭尽府库财物来赏赐他们，却不知道毒药不可拿来供给饮食，猛兽不可与人同寝。等到他们的威权已经形成，危机一天比一天逼近，君主才开始忍声吞泪，追悔从前的过错，可是叹息又有什么用呢！唉！祖宗的大业，经过百战才取得，子孙却凭几个宦官把它败坏，内心能不惭愧吗？拥有天下的人，应把古来宦官导致亡国败家的事迹写在帷帐屏风上，铭刻在几案和手杖上，希望能够警惕地知道戒备吧？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赵野、王孝迪为门下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钦宗刚继位时，金人侵入内地，国势已经衰败。譬如一个久病的人，病已深入膏肓，危在旦夕；即使让卢扁来医治，还担心无可救药，何况把他交给庸医呢？宰辅的职位本应谨慎选择，却任命李邦彦为上相，张邦昌为次相，赵野、王孝迪、蔡懋辅佐他们，荒谬乖戾到了什么程度啊！李邦彦是京城人，被人视为浪荡子，只知道诗酒的快乐；张邦昌后来接受伪命，只知道专心游宴；孝迪、赵野、蔡懋则出入王黼、蔡京、童贯、梁师成的门下，是些庸俗鄙陋、没有见识的人。这几个人，平时做宰相尚且担心误国；在多难之秋，竟让他们担任宰辅重任，这和削冰做柱础、捆扎蒿草做栋梁有什么不同？所以金兵逼近京城时，他们仓皇失措、魂不附体，只会请求皇帝出外巡幸，只会请求割让三镇，只会请求增加金帛。哪里有谁能提出一个谋略、建立一道防线，来缓解国家的危急呢？唉！青城之行，大概就是从这里预兆的。金国的斡里雅布包围京城。斡里雅布攻打宋朝，孤军悬师深入，是兵家所忌讳的。然而最终还是攻取了宋朝，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君主和宰相没有才能，不能采用良谋。完颜氏军队兵甲强盛，虽然尚且不容易抵挡，但张孝纯坚守太原，金军用大军进攻，经过三时之后才攻下。何况京城的城郭坚固、军队强盛、粮饷充足，并非太原可比。假使宋朝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得到善于应变的宰相，听说金兵南下，立即命令良将精兵固守黎阳，金军一定不敢渡河。即使让他们渡过河，金兵也不过六万人，而到达京城的勤王之兵已经有二十万人。应当命令大军扼守牟驼冈在前面抵挡，派奇兵出邢、相截断其后路，青、齐的军队攻击左翼，襄、邓的军队攻击右翼。即使让韩信、彭越为将，孟贲、夏育为士卒，张良、陈平为谋主，也恐怕会溃败而不能支撑，何况只是斡里雅布一类的人呢？当时并不是没有良谋。种师道请求等敌军疲惫回师，在河边截击歼灭；李纲请求等敌军粮尽力疲，放他们向北撤退，在渡河过半时攻击，都是很好的策略。钦宗全都不听，只听从李邦彦割地求和的谋划。大概钦宗是阴柔的君主，李邦彦是阴柔的辅佐，金国正是有所轻视才发动行动。《易经》说：公侯射取那藏在穴中的猎物。钦宗对待李邦彦，就是这样。唉！自古以来，违背良谋而采用邪说，以至于招致祸乱和灭亡的人很多，难道只有钦宗吗？宇文虚中被免职，言官弹劾他议和的罪过，出任青州知州。

译太过分了！君主听取意见不可不审慎，何况还要据此决定大臣的进退呢？宇文虚中是失节之士，君子不赞许他；但在宣和、靖康年间，还没有看见他的罪行。当王黼做宰相时，虚中上言说朝廷谋划失策，主帅任用非人，将有招致侮辱、自取焚毁的祸患。他这种先见之智，难道在李纲之下吗？等到金人毁弃盟约，上下震惊恐惧，虚中起草罪己诏，征召勤王军队，文辞气势激烈，即使陆贽起草奉天诏书，也没有远远超过他。至于姚平仲劫营失败，皇帝想派使者解释，大臣们害怕祸患，都不愿前往；虚中接受命令，毅然出使，比起富弼慷慨出使辽国，几乎没有什么惭愧。虚中的志向节操如此显著，假使钦宗推诚相待并任用他，让他和李纲同心协力，难道不比李邦彦、耿南仲等人贤能吗？如今金军刚刚退去，台谏官就把议和割地的罪责归给虚中，而且最先陈述和议的是谁？极力请求割地的是谁？不就是邦彦、南仲等人吗？虚中不过是奉命出使罢了。台谏官对于邦彦、南仲的罪过不曾听说举劾，却反而弹劾虚中议和，这难道是天下公论吗？钦宗凭耳目所能接触的情况，竟不能察明，便立即听从台谏之言罢免他，伤害忠义之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危急之时就派他出使，金兵退后却归罪于他的议和，君臣大义也因此大大削弱了。后来虚中出使，终于投降金国，难道不是因为追悔怨恨而这样做的吗？任命郭京为成忠郎，选取符合六甲条件的士兵来抵御金军。兵家这一类人，有的占验征候吉祥来判断吉凶，有的推算时日来决定胜负，大概战国以来就有这种术数。然而猫头鹰在牙旗上鸣叫，谢艾却击败了石虎；旗帜沉入江中，刘毅却击败了卢循。这说明征候吉祥不足以相信。魏太武帝选择凶日却攻克中山，李愬依据往亡日却攻克吴房。这说明行军作战也不必拘泥于日辰。近世妖妄荒诞之徒，借幻术迷惑众人，有的说能够隐身窥探敌情，有的说能够撒豆成兵，有的说能够役使鬼卒运送粮饷，有的说能够借神兵攻击贼寇。记载怪异之事的人把它写入书中，喜好怪异的人又深信不疑。唉！自古以来哪里有凭妖术成功的呢？假使真有这种术法，卫青、霍去病、英布、卫青之类一定会使用它了。由此可以断定它是虚妄的。至于郭京的六甲之法，究竟根据什么呢？他招募士兵时，只选择年命符合六甲的人，这到底看见了什么征兆呢？何防、孙傅却对此深信不疑，为什么呢？况且何防、孙傅都是凭明经进士科举出身的人，难道不知道先王有因左道扰乱政事而诛杀的刑罚吗？难道不知道兵法有禁止疑惑、摒弃祥瑞的说法吗？却偏偏尊信妖人，以至招来祸败，从古代典籍中究竟学到了什么呢？宋朝终于因此灭亡，郭京也免不了被诛杀，何防、孙傅也死在沙漠之地。这足以成为万世永远的戒鉴啊！然而这种法术流传到今天仍未消失。公侯世家的子弟常常喜欢谈论并津津乐道。万一不幸有人把它当真而施行，由此造成坏事、残害百姓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呢？金国拥立张邦昌为楚帝。张邦昌接受金国册命，开始曾有想要自杀的念头，后来又有迎立康王的举动，看起来似乎比刘豫稍好一些。然而李纲、宗泽指责他僭越叛逆，极力请求诛杀他，为什么呢？邦昌辅佐两朝，受到的宠信恩遇深厚，即使全家为国而死，也不足以报答皇恩。金人最初劝他即位时，邦昌抗言说：我宋朝受天命已经将近二百年，德泽深厚，人心拥戴，并非契丹可比。自嗣皇帝登基以来，讲求信义、修好睦邻，重申并巩固盟约，并没有可供吊伐的百姓和可供讨伐的罪行。执事却突然发兵南下，焚烧我国郊外京畿，攻陷我国都城，使我徽宗、钦宗二帝逃散在草莽之间，臣民悲痛，却不知道究竟因什么获罪。邦昌身居宰辅，国家存在便与之共存，国家灭亡便与之共亡，难道忍心看着宗社危急，反而借此谋利吗？执事如果一定要让我反易天常、僭据皇位，我只有一死，不能把不义之名留给万世。天潢贵胄的后裔遍布各地，大概数以万计；忠臣义士没有不伸长脖子，愿为赵氏而死的。谁肯舍弃传承九代的天子而侍奉一个田舍翁呢？他们听说大国扶立异姓，必定会迎立宗室藩王，集合义军，向北来请罪于您。这难道符合贵国的利益吗？希望执事认真考虑。说到这里，他的眼泪随着声音流下。如果金人不听从，他就接着以死相抗。这样金人就会知道众人的心都拥戴宋朝，中原还有人，即使未必肯恢复二帝，也将听从刘彦宗的请求，重新拥立赵氏。张邦昌没有采取这个计策，反而接受伪命，登上正衙，颁诏阻止勤王军队，授予官职来宠信辅佐叛逆的党徒，穿着柘黄色袍服为敌人饯行，设置香案向金人问安。即使想推辞僭逆的罪名，又怎么推辞得掉呢？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多次上表请求皇帝返回京城，但皇帝采用黄潜善的计策，决意巡幸东南，没有答复。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必定具有英明睿智的资质，然后才能使衰败复兴、使乱局平定、使旧业恢复。高宗不是这样的人，他不能恢复祖宗宏大的基业，是很自然的。当高宗刚继位时，国家形势虽然不能和从前相比，但李纲、张浚可以做宰相，岳飞、韩世忠可以做将领，宗泽、张所、傅亮可以担当方面重任，人才仍然值得依靠。河北失去的只有四州，河东失去的只有六郡，其余地方都由宋军守卫，中原还没有全部陷落。王善拥有七十万军队，杨进拥有三十万军队，丁进、王再兴等各自拥有几万军队，都愿意自我效力，可以安抚任用。关陕完整城池中的将士可以号召，江汉地区安定，财赋可以转运。假使高宗凭借这种可为的形势，怀着拼死的决心，以李纲、张浚为宰相，在内部谋划经营，以韩世忠、岳飞为将领，在外征伐；命张所招抚河北，责成他收复怀州、卫州等四州；让傅亮经营治理河东，责成他收复太原等六郡；让宗泽留守京城，统领杨善等百万军队，向金国问罪；皇帝车驾往来三京，督促激励将士，即使不能消灭完颜氏、迎回二帝，中原也不至于立即失守。无奈他性情柔弱、昏暗而没有君主气概，有忠臣贤士却不能任用，知道奸佞却不能罢黜，遇到机会和防备之事却不能应对；不谋划恢复旧业，专门实行退避之计，向金称臣、割地求和，竟甘心如此！于是使徽宗、钦宗二帝幽禁而死在穹庐之中，八陵隔绝在异域。唉，悲痛啊！李纲被罢免后，皇帝车驾于是向东巡幸。两河的郡县相继沦陷，凡是李纲筹划的军政和民政措施，全都被废弃搁置。

译我读《宋史》，读到李纲的事，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继而流泪。李纲天性忠义，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身，只知道有义理而不知道有祸福。宣和年间，汴梁发大水，几乎淹没都城，李纲上言说：灾变不会无故发生，将有边境被侵、内地受患的祸患。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当时宰相憎恶他，便把他贬谪。靖康初年，金兵进入边防，朝廷上下震惊恐惧，李纲建议坚固都城、修整守战器械、召集勤王军队，在通津门击败金军，在封丘门击败金军，金兵的气势稍受挫折。李邦彦排斥他，又把他贬谪。等徽宗、钦宗二帝被迁往北方，高宗继承帝位，李纲请求端正僭伪之罪来振作士气，修订茶盐法来充实国用，设置赏功司来激励将士，设置招抚司来招徕义兵，国家形势稍稍振作。黄潜善、汪伯彦阻挠他，又把他贬谪。唉！假使李纲的言论在宣和年间被采用，边境就有防备，金兵一定不会侵入内地；在靖康年间被采用，都城就有守备，徽宗、钦宗一定不会北迁；在建炎年间被采用，军队精锐而防守牢固，盗贼被平息而百姓安宁，又哪里会到了南渡后偏安的地步呢？无奈忠言还没有被采用，谗言却立即流行，使李纲怀着忠心、抱着愤懑，始终不能施展胸中的抱负。可悲啊！杀死前太学录陈东和平民欧阳澈。高宗刚继位时，父亲和兄长被劫持迁徙，中原沦陷，家国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本应痛心疾首，下诏求取意见，设置敢于进谏的谏鼓，听从劝谏如同流水，听到善言便拜谢，以招来群臣的规劝，招致英贤共同洗雪仇耻才是。可是他反而听信谗言，杀害进谏之士，他不能有所作为是显而易见的。皇帝难道不该想一想吗？陈东不过是一个太学录，欧阳澈不过是一个平民，他们所说的只是劝皇帝返回京城，以及斥责掌权大臣罢了，难道是为自己打算吗？既不采纳他们的话，又跟着杀戮他们，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自古杀害进谏大臣的君主，必然使国家灭亡。高宗仓皇渡江，辗转航海，距离灭亡只有一步之遥，只是因为祖宗的德泽还没有消失，才得以守住宗庙。唉！陈东、欧阳澈的死，实在可悲；至于高宗，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当然应当责备。金军袭击信王，王榛在五马山寨把他救取出来。王榛逃走，不知最终下落。高宗的后代不能延续，不也是应当的吗？金人的祸乱发生后，赵氏全族向北迁徙，信王侥幸逃脱，于是混迹于百姓之中，备受艰难。马扩奉信王为主，统制各寨，派使者入朝，这真可以说是空谷中传来的足音。作为高宗，应当怎样做呢？给他精兵，授予他重权，让他安抚整合河北，屏障汴京，以壮大磐石般的根基，扩充维城般的辅助，这才可以。即使他的势力孤单、力量薄弱，也应命宗泽与他形成掎角之势：金军攻打五马山，宗泽就出兵援救；金军若攻打汴京，信王就出兵牵制。即使不能恢复旧业，两京也一定不至于再次陷落，皇帝又怎么会航海逃亡呢？可是高宗无端产生猜忌，秘密命令马扩图谋杀害信王。五马山被包围，援军却没有派出，以致各寨全都陷落。不知道信王是死于乱兵，还是死于百姓之中？这是高宗亲自残害同胞兄弟。一个不善的念头，天鉴极其明白，于是用祸患来惩罚他的后代，而皇位大统最终归于太祖的后裔。先前谋害王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派杜时亮向金国请求和议，并给尼玛哈写信说：古代国家被逼到危亡境地，不过是坚守或逃奔罢了。如今坚守没有人，逃奔没有地方。只希望阁下怜悯并赦免我们。从前奉上书信，愿意削去尊号，这样天地之间都成为大金的国土，尊奉的君主不再有两个。皇上又何必劳师远征，然后才感到快意呢？高宗写给尼玛哈的这封信，是出自皇帝亲笔吗？还是代言之臣的过错呢？为什么卑微软弱到了这种程度！古代两国交战，并不只是用武力决胜，外交辞令也能起作用。国佐向晋国讲求和好，华元向楚国请求议和，子产回答赵文子，吕甥回答秦穆公，他们的言辞可以说委婉，气势却可以说雄壮。何况向敌国递送书信，对方将借此窥探我国的强弱，怎么能不慎重呢？撰写这封书信的人应当说：宣和年间，马政奉书出使，萨都奉命来访。盟誓之言，天地鬼神都确实听见了。上天降祸于我宋，大国怀着愤怒发兵南下，扣押我国二帝，俘虏我国百官，残杀我国百姓，倾覆我国宗庙社稷。毁弃盟约、败坏友好，究竟是谁首先做的？这些年来边疆事务纷乱，难道只有我宋朝受到损害吗？贵国强健的兵马，死亡的也很多了！执事如果希望为我宋朝社稷求福，重申盟约、恢复友好，归还我国二帝，归还我国中原，使军民能够安居，使鬼神能够享受祭祀，这就是敝国的愿望。金帛的数量、聘问的礼仪，哪里敢违背旧约？如果一定要穷兵黩武、使我国宗社灭亡，敝国只有死而已！困兽尚且争斗，何况一个国家呢？敝国虽然衰弱，疆域有万里，披甲之士有百万，仍然可以听候命令。谨敢陈述内心，执事请加以考虑！这样才大概足以保存中原国家的体面，并挫败敌人的气势。高宗这封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是招来侮辱、加速敌军进攻罢了。张浚杀死左武大夫曲端。张浚杀曲端，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曲端善于抚慰将士，长于用兵，张浚因王庶、吴玠的谗言而把他置于死地，难道这就是曲端的罪吗？这正是给进谗言的人留下了可乘之隙。我认为曲端之死，实际上是他自己招致的，不只是张浚的过错。南渡之时，金兵蹂躏中原，皇帝的车驾漂泊在江南，做臣子的应当放低身段相互协从，谋划协调、相互救济，共同谋求恢复失地才对。然而罗索攻取延安，王庶率军前去救援，曲端却按兵不动，他何曾想到国家社稷正处于危急之中呢？后来他又驱逐王庶，夺取他的官印，还想吞并王燮的军队；如果不是怀有不臣之心，怎么敢这样做呢？他对张彬说应当攻破金军的防线，主张按兵据守险要，时常派偏师骚扰金军，这种说法也不对。娄室率军深入，正要谋求进攻，此时不乘机攻打他，等到对方粮食充足、守备坚固，又怎么能够攻破呢？考察曲端的举动，推察他的内心，不能说他是纯粹的忠臣。即使不杀他，他也将像闗师古那样率领闗陜投降金国，哪里能够守节立功呢？起初，张浚曾与赵鼎谈论人才，张浚极力称赞秦桧贤能。赵鼎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们这些人就无处施展手脚了。”张浚认为不是这样，所以引荐秦桧共同执政；等到这才知道秦桧昏暗无能，便不再推荐他。秦桧因此怨恨张浚。后来赵鼎再次任宰相，秦桧也在政府任职，只听从赵鼎的话。赵鼎因此更加信任秦桧，向皇帝称说秦桧可以担当大任，却不知道自己被秦桧出卖了。

译人实在难以了解，小人的姿态却很容易使人受骗。张浚、赵鼎都是中兴时期的贤能辅佐之臣，然而竟然陷入秦桧的圈套而没有觉察，真是令人感叹不已！张浚称赞秦桧贤能，引荐他共同执政，后来才知道他昏暗无能，这是最初被迷惑、后来才醒悟。赵鼎起初知道秦桧奸邪，等到秦桧只听从自己的话，便深信不疑而竭力推荐他，这是开始明白、后来却糊涂了。秦桧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深为惋惜的，是两位宰相识人不明。况且秦桧为人，凶狠残忍像蔡京，凶恶狡猾像章惇，奸邪谄媚像吕惠卿；他能揣摩对方的意图、顺承对方的心意来讨人欢心，又能矫饰情态、制造欺诈来取得别人的信任，所以张浚称赞他，赵鼎也称赞他，胡安国也称赞他。能够卓然不受迷惑的，只有晏敦复一人。人实在难以了解，小人的姿态却很容易使人受骗。我观察近世士大夫所称誉为贤能的人：他们强悍，像是刚直；柔弱谄媚，像是恭敬谨慎；挽袖奋臂、昂首挺胸，像是有所作为；忍受污辱，像是胸襟宽广。有的人辞去俸禄来表示清廉，却免不了争逐微小的利益；有的人穿着破旧衣服来表示节俭，却免不了用奢侈的妾媵服饰来装扮。他们拘守章句以为学问，便说：“我所学的只是性理之学。”他们拼缀语录以为文章，便说：“我所师法的是濂洛之文。” 考察他们的用心，这大概都是秦桧一类的人。幸而他们的地位还没有达到极高，权力还没有十分重大，没有能看出他们奸邪的人；如果不幸占据高位、掌握重权，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患，难道会比秦桧小吗？唉！拥有天下的人，也应当及早辨识他们，在细微之处察觉他们，不要让他们得志而给百姓带来灾祸啊！任命何铸为金国报谢进誓表使，誓表大略说：“臣赵构说，既然蒙受您的恩德，允许我保有藩属之地，我愿使世世代代的子孙谨守臣子的节操。希望您早日颁下誓诏，也好使我们这个敝国永远有所凭借。” 靖康之祸，类似晋朝的永嘉之乱。元帝、高宗不能恢复旧有基业，这是相同的；而高宗的才能，比元帝尤其差。怎么知道呢？永嘉末年，梁、益二地落入李特之手，闗陜陷于刘曜，幽、并、兖、豫等地则由刘聪、石勒分据。这些地方的土地和兵力，远非宋朝可比。然而元帝凭借小小的江左，竭力抗拒强敌，从未称臣割地向敌人屈服，敌人最终也不能渡过长江，成为晋朝的祸患，可见他是有所准备的。建炎初年，闗中尚未陷落，整个蜀地没有忧患，河北只失去四州，河东只失去六郡，国势远远超过东晋。然而高宗迟疑退缩，既不能守住淮河，也不能守住长江，于是使戎马肆意蹂躏吴、粤地区而无所顾忌，最后竟称臣纳贡，以求苟且安生，和晋朝相比也感到惭愧了。他之所以这样，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元帝得到一个王导，推心置腹地把政事托付给他，小人无法从中离间。王导的智谋虽不足以恢复中原，但守卫江左、抗拒敌人却绰绰有余。高宗的几位宰相，并不是没有可以和王导相比的人；然而李纲刚任宰相，就被汪伯彦、黄潜善阻挠，张浚刚任宰相，就被朱胜非排斥，赵鼎刚任宰相，就被秦桧排挤。他们即使有深远的谋划和宏大的策略，又哪里有时间施行呢？国势日益衰败，难怪会这样。唉！句践任用范蠡而不疑心，所以能够报复吴国；昭王任用乐毅而不疑心，所以能够报复齐国。拥有天下的人，也只在于专心任用贤能的宰相罢了。使臣王伦被金国杀害。王伦依附金国，秦桧首先提出和议，使宋朝怠于复仇，甘心向金国称臣，他的罪过很大。然而他不接受金国的伪官职，从容赴死，这一点又有可取之处。金人横行中原时，士大夫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节操，像宇文虚中这样有文学才华的人，已经接受了金国的官职；像张孝纯这样慷慨的人，也为金国效力。凭王伦的才能，如果臣服侍奉金国，高官厚禄难道会在宇文虚中、张孝纯之后吗？可是王伦担心辱没祖先，坚持节操不屈服。金人任命他做官，他不接受；用死亡威胁他，他也不改变。临死之际，他面向南方痛哭，陈述自己先世的忠节以及不敢贪生怕死的心意，然后才上吊而死。他的志向和节操也值得尊崇。豫让反过来侍奉仇人智伯，却能向智伯尽节，君子尚且赞许他，何况王伦呢？河间发生地震并下冰雹三日，上天本来就鉴察他的忠贞了。金国杀死了自己的翰林学士宇文虚中。关于宇文虚中的死，《金史》和《宋史》的记载彼此有不同。《金史》说：宇文虚中依仗才华而轻狂放纵，见到女真人，常常用粗野凶悍来称呼他们，金人长期不能忍受，便诬陷他谋反，将他杀死。《宋史》说：宇文虚中谋划趁金主祭天时劫持他，带他南归，先用蜡书来告知秦桧，秦桧拒绝接纳；后来事情败露，他和儿子师瑗等人都被杀死。按照《金史》的看法，宇文虚中是因恃才而被杀；按照《宋史》的看法，则是宇文虚中因忠诚而遭祸。大概当时南北分裂，《金史》得自金国方面所见的情况，因此不能没有隐讳；《宋史》得自传闻，也没有完全探究宇文虚中的内心。宇文虚中的死，终究不能和死于守节的人相比。童贯是奸诈宦官中的强者，有志节的人肯为他效力吗？但宇文虚中却做他的参谋，并不以此为耻，这是没有看清自己所依附的人。江革被魏国俘获，魏人命令他撰写欹器铭，江革发誓不拿笔。宇文虚中虽然有才艺，但奉命出使仇敌之国，哪里可以自我炫耀来求取功名呢？然而宇文虚中接受金国的官爵，掌管金国的制度诏令，这就是背叛君主而被仇敌任用了。到了晚年，完颜亶在上面暴虐，大臣们在下面积累怨恨，于是宇文虚中谋划劫持完颜亶南归，以免除祸患，却不知道这样正好加速了自己的灾祸。虽然他家族中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似乎值得怜悯，但考察他的始终，也确实是他自己招致的。宇文虚中与洪皓、张邵、朱弁一同奉使前往金国，如果他能像洪皓等人那样守节不屈，未必会立即被杀；即使有时遭到杀害，宗族还在南方，难道会被杀得一个不剩吗？接受金国的官职，享用金国的俸禄，把家族聚集在一起居住，然而一旦灾祸发生，血脉后嗣全部断绝，这足以成为做人臣子的永远鉴戒。皇帝锐意谋求恢复，张浚请求下诏，临幸建康；史浩认为不可，王十朋弹劾史浩怀有奸心、耽误国事等罪，于是史浩被罢免。

译孝宗有志于谋求恢复，比高宗贤明得多。然而终其一世，连中原一尺一寸的土地也不能收复，为什么呢？因为任用贤人不能专一，除去奸邪不能果断罢了。张浚、刘珙、虞允文、陈俊卿，是所谓的君子。孝宗知道他们贤能而任用他们了，但任用不久，便因舆论而罢免他们。君子怎么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呢？史浩、尹穑、汤思退、王之望，是所谓的小人。孝宗知道他们邪恶而贬黜他们了，但贬黜不久，又因别人的议论而让他们复出。小人又怎么能不施展奸邪呢？从前齐桓公问郭国的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回答：“它的国君喜好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除去，这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孝宗任贤不能专一，除邪不能果断，也不过是郭国国君一类的人罢了，哪里足以有所作为呢？唉！驾着艅艎渡过险境，却在河流中央舍弃它而换乘舴艋，必定不能渡过千仞深渊；驾着骅骝登攀远途，却在半路弃掉它而改乘跛驴，必定不能走完千里道路。用人也是这样。孝宗有恢复的志向却不能成功，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张浚被罢免福州判官，赴任途中在余干去世。君子的道路实在难以推行啊！张浚的忠诚勤勉，世上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只是迎回二帝，收复三京，抚慰遗民，洗雪仇耻罢了。假使他遇到汉光武帝、唐太宗，替他们奔走效力，他所成就的功业，难道会浅薄吗？可惜他前面遇到高宗，后面遇到孝宗，直到终身都不能施展抱负，只能怀着愤懑死去，实在可悲。张浚第一次任宰相时，经营陜西、四川，国势渐渐振作起来；却因泾原之败，连张浚也被贬。第二次任宰相时，乌珠退兵，刘猊战败；又因郦琼叛乱而被贬。等到孝宗起用他时，淮东各将每天都报告胜利；又因符离溃败而被贬。胜败是用兵的常事，判断敌情、谋求取胜，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呢？一战没有取胜，一次防守没有奏效，便突然罢免他，即使张浚想要成功，又怎么能够做到呢？高宗、孝宗这样对待张浚，至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汤思退之流，却是罢去后又留用，斥退后又起用。唉！这究竟是君子的不幸，还是小人的幸运呢？陈俊卿把任用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虞允文也把人才问题看得最为紧迫。他们曾把人才登记为三等，一有见闻就记录下来，称作《材馆录》，所以所任用的大多是有名望的士人。宰相没有其他固定职责，任用人才就是他的职责。选取天下人才，治理天下事务，宰相的职责就算尽到了。李吉甫任宰相时，得到韦澳所列举的四十多人，全部加以任用；王淮任宰相时，得到杨万里所列举的六十多人，也全部推荐。李吉甫和王淮并不完全够得上宰相的标准，但他们不怀疑韦澳、杨万里有私心推荐，任用了他们所列举的人，也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宰相的职责。天下的贤能人才无穷无尽，一个人的见识却有限，古代的贤相不怕向各处访求人才：向属官询问，向宾客朋友询问，向被疏远的贤人询问；登记他们的姓名，分列他们的才干品行，只怕遗漏一个贤人。各种官职有空缺，就从登记的人中选取，按照才干任用：温和善良的让他治理百姓，刚正明察的让他掌管刑狱，通达敏捷的让他管理财物，果断勇毅的让他掌管军队。天下人只看见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人人称职，却不知道这是宰相广泛访求人才所造成的。陈俊卿、虞允文所建立的这种人才登记制度，可以作为宰相的准则。假如天下所有宰相都像这样，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世上做宰相的人，既不能识别人，又不能信任人；有人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便常常怀疑而不任用。他们所任用的，不是姻亲，就是旧交；不是权贵人家的私下请托，就是子弟亲近的人罢了。考察他们的用心，这正是李吉甫和王淮所不做的事。可是他们还喋喋不休地把自己同房玄龄、杜如晦、富弼、韩琦相比，也实在太不知量力了！朱熹巡行部属到达台州，知州唐仲友被当地百姓控告。朱熹查究出了事实，但唐仲友与王淮是同乡，而且还是姻亲，王淮便把朱熹的奏章藏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朱熹论奏得更加用力，王淮因此怨恨朱熹，想要阻挠他。做宰相的原则，不过是极其公正、没有私我罢了。贤能的人被举荐任用，我没有什么恩德可自夸；不肖的人被贬黜惩罚，我又怎么敢徇私？这样之后，才足以辅佐天子执行赏罚。王淮做宰相，是多么偏袒亲附啊！又是多么嫉妒刻薄啊！朱熹，是王淮所推荐的人；唐仲友，是王淮的姻亲。唐仲友有罪，被百姓控告，朱熹不敢顾念私恩而废弃公法，这正是他贤能的地方。对于王淮来说，应该可以自己庆幸才是。可是他竟然怨恨、嫉妒朱熹，发起禁止伪学的行动来阻挠他，这究竟是存着什么心思呢？王淮的意思，难道不是说：“朱熹任浙东提举，是我推荐的。他不知道感恩图报也就罢了，却弹劾我的姻亲，这是忘恩负义。”唉！王淮可以说是太不思考了。赵宣子推荐韩厥，韩厥却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并不因此恼怒；姚崇推荐魏知古，魏知古却弹劾姚崇的儿子，姚崇也不因此怨恨。像王淮这样的人，只知道庇护自己的姻亲罢了，哪里有空闲顾念古人的作为呢？金主完颜雍去世。魏孝文帝、金世宗，都是北方的贤明君主。考察他们治理国家的事迹，大概属于汉文帝、宋仁宗一类；景帝、真宗恐怕都比不上他们。孝文帝遵循汉朝法度，改变代地旧俗，爱护百姓、喜好士人，制定礼制、崇尚文教，他的才干谋略比世宗高。然而他致力于经营长远谋略，军队多次兴起，宽厚仁爱又不如世宗。世宗恭敬节俭、宽厚弘大，喜爱贤才、采纳谏言，上下相安，家家富足、人人有余，号称小尧舜，他的宽厚仁爱超过孝文帝；但才干谋略又不及孝文帝。孝文帝有明智通达的资质，世宗有宏大宽裕的气度，评论者不应轻视他们。陈亮到宫门上书，极力陈说时事。孝宗将要提拔任用他，曾觌听说后想去见他。陈亮以此为耻，翻墙逃走。曾觌很不高兴。

译陈亮才气英俊豪迈，议论高明奇特，但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圣贤之道。然而他的志向节操纯洁坚定，放眼后世，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个。自从道学不明，士风日益鄙陋，功利之心强盛，道义之念淡薄，士人登门求见，只怕权贵不肯顾念自己；守在门口请求接见，只怕权贵不肯接纳自己。仆役呵斥他们，他们不以为耻；士大夫讥笑辱骂他们，他们也不在意。他们的志向只在于苟且求得功名罢了。陈亮是江南平民，年近五十，寄居在旅舍中。曾觌凭借自己是潜邸旧人的身份，权势显赫，却屈尊前去看望他。假如是鄙陋之人得到这种待遇，一定会倒穿鞋子迎接，望见尘土便下拜，离开座位后才敢回答，躬身之后才敢说话，哪里敢稍微失礼呢？可是陈亮把他看得像厕所里的老鼠、粪土中的蜣螂，急忙翻墙躲开，只怕他玷污了自己。这是多么卓异的志向节操啊！如今距离陈亮已经三百多年，考察他的事迹而想象他的为人，仍然像苍劲寒冷的松柏一样，不可轻慢玩弄，尚且足以使贪婪者知耻、使懦弱者立志。唉！世上的士大夫，志向只在求得一资半级官职，匍匐在宦官门下，徘徊于宠幸之人的宅第，听到陈亮的风范，也可以稍稍反省了吧！皇帝和皇后临幸玉津园，群臣请求皇帝到重华宫问候病情，皇帝没有听从。天子用孝道治理天下，难道是要逐一教诲天下人吗？也不过是自己在上面亲身实行，作为百姓的表率罢了。所以他到龙楼问候父母起居，以表示定省的诚意；乘凤辇陪同父母游览，以侍奉他们游玩的快乐。先意承颜，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用这些来率领百姓，百姓尚且会有违背道德的人，何况用不孝来命令天下呢？像光宗这样，真可以说是在用不孝向天下发号施令。当时寿皇已经久病卧床，群臣请求到重华宫朝见，他不听；请求去问候病情，他也不听。却正和皇后一同临幸玉津园，想来丝竹乐声接连奏响，足以使耳朵愉悦；花鸟交相飞舞，足以使眼睛娱乐；水陆珍馐纷纷陈列，足以满足口腹。而寿皇病势的增减，无暇顾及；寝殿中的凄凉，无暇体恤；药物饮食是否送进，也无暇过问。稍有人心，哪里忍心做这种事呢？乡里的普通人虽然不懂学问，但父母有病，也一定迎请医生、买药，顾不上宴饮游乐。贵为天子，竟在父亲病危之际，放纵自己游览观赏的快乐，这就是率领天下成为没有父亲的国家。四方听到这件事，有什么可以取法的呢？或者说，光宗的事情与唐肃宗正相类似。肃宗受制于张皇后，所以明皇有病也不敢前往；光宗受制于李皇后，所以寿皇有病也不能前往。唉！以天子的身份却受制于一个悍妇，不能对自己的亲人尽孝，究竟凭什么来教令天下呢？削去原任秘阁修撰朱熹的官职，将处士蔡元定流放到道州。士之所以成为士人，是因为他知耻而敬畏道义。不知羞耻、不敬畏道义，连做人都不配，何况能称为士人呢？宁宗时期，所谓的士人，怎么竟无耻到这种地步？自从程子在伊洛倡导道学，朱子阐发并弘扬它，跟随他们游学的人又有蔡元定，他们共同提升和阐明这些议论，以格物致知为先，以诚意正心为根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作用。考察他们所学，纯粹完美。流俗之人嫉恨正道，跟着叫嚣，一起指斥他们为伪学。何澹、京镗、刘徳秀首先倡导，胡纮、姚愈、沈继祖附和。于是叶翥请求毁掉语录，王沇请求列举伪党，余嚞请求杀掉朱熹以断绝伪学，高文虎起草诏书向天下传播。这几个人不过是想迎合当时的宰相以迅速取得富贵罢了，哪里还顾及名分道义，知道世间有羞耻之事呢？朱熹已经奉祠，只是削减了他的官阶；蔡元定尚未做官，却被流放到荒远之地。而何澹等人却因此显贵起来。他们哪里知道，一时的声势利禄容易消失，而千古的是非不会泯灭？如今距离宁宗时代已经三百多年，听到有人称呼晦庵、西山的名号，就像看见景星、仰望庆云一样，没有不改变面容、肃然倾听的；听到有人提起刘徳秀的名字，就像看见粪土上的花、厕所里的蛆虫一样，没有不捂住耳朵厌恶听闻的。唉！世上做士人的，为什么要图谋一时的虚浮荣华，却招来千年的唾骂呢？原任秘阁修撰朱熹去世。夏、商、周三代以后，真正的儒者不再出现，已经很久了。英明的君主和有道的帝王，没有不向往儒学的，但他们所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儒者。贡禹、薛宣凭借明经登上宰相之位，不过是拘守章句的儒者；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凭文章居于宰相之位，也不过是词章之儒罢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功业无所成就，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宋朝，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都凭儒学进身，他们的宰相功业有可观之处；然而学问还没有通达圣道，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功业最终不足以追及尧、舜、禹、汤、文、武三代的盛况。到周子出现，程子、张子、朱子接续其后。这几位君子，才是所谓的真儒。考察他们所学，阐明性命的根本，却不驰骛于高远空泛；论述经世济民的大法，却不被浅近之见蒙蔽。假使当时的君主把他们置于宰相之位，推心置腹地听从任用，他们一定会用尧舜之道辅佐君主，一定会用商周之法治理百姓。礼乐田畴，一定会仿效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而不会像熙宁、元丰那样纷纷更改；典章制度，一定会斟酌先王已经确立的法度，而不会像汉唐那样流于卑近。改变末世的鄙陋，追复唐虞三代的盛治，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可惜宋朝的诸位君主，把燕石当作宝物，却抛弃蒲谷之质；喜爱秦筝，却厌弃韶濩之音，于是使当世的大儒，有的长期滞留在外地，有的屈居于低微属官之位。朱熹被提拔到经筵任职，不久苏轼就斥责他为奸邪；任命他为浙东官员的诏令刚下，王淮就诋毁他为伪学之徒。使这些百姓不能看见大道的施行，不能蒙受至善政治的恩泽，这难道只是诸位儒者的不幸吗？也是天下和后世的不幸。《椒邱文集》卷六。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七。明朝何乔新撰写。

译史论。宋。婺州处士吕祖泰上书，请求杀韩侂胄。诏令把吕祖泰发配到钦州牢城。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平民就不会议论国政。”在有道的时代，君主英明、臣子贤良，政治安定、风俗和美；如果政治有所缺失，卿大夫就会进言，平民又从哪里来议论呢？是因为世道无道，法纪纲常日益衰败，任用和罢黜颠倒，庸碌的人不能说，懦弱的人不敢说，心怀奸邪的人又不肯说，于是平民中的士人无法忍受愤懑，才叩击宫门而进言。所以武三思暗中与宫禁相通，满朝大臣都不说，韦月将却说了；黄潜善奸邪误国，满朝大臣都不说，欧阳澈却说了；韩侂胄驱逐忠贤、扶植私党，满朝大臣都不说，吕祖泰却说了。这三个人都是世上的正直之士，而吕祖泰的上书言辞气势激烈，尤其足以打动人心。做君主的，难道不该想一想吗？朝廷有失政，卿大夫却没有人进言，而由平民来进言，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呢？也应该想一想啊！吕祖泰只是平民，平时不能参加朝会，宴饮也没有资格参加，却冒死献言，并不是为了私利。召见他并加以慰问训谕，采纳他的意见而使他显达，那么唐中宗哪里会有韦后之祸，高宗哪里会有航海逃难的危险，宁宗又何必在玉津园造成弥远专权的祸端呢？可是他们反而保护养育奸邪之人，憎恨嫉妒忠直之士，韦月将和欧阳澈免不了一死，吕祖泰则被远远流放到穷荒之地。他们本来就是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的人。唉！不仁的君主，哪里可以同他们谈论道理呢！金主永济杀死章宗的元妃李氏和承御贾氏。章宗托付后事用人不当，永济残忍而无义，实在太过分了。章宗没有儿子，兄弟却很多，按理说能够继承大统、登上帝位的，大概不应是永济。但章宗想到宫人中将要临产的人，万一生下男孩，兄弟们即使登上帝位也不能保全自己；而永济柔弱无知，或许可以立为太子，所以越次立了永济。这是章宗为自己的私心谋划，哪里知道永济会辜负他呢？然而永济也可以说是不义到了极点。永济背负帝位、穿着龙袍，是依靠谁的力量呢？先帝遗诏语气恳切，仿佛还在耳边，怎么忍心违背呢？宫妃怀孕，男女尚且不能确定，何必预先为此谋划呢？可是他竟听从奸邪之臣的计谋，为子孙长远占有天下打算，杀戮孕妇，几乎等同于剖腹取胎，违背天理、灭绝人伦，何其残忍啊！然而永济这样做，大概是认为只要除掉章宗的遗腹子，自己的子孙就能世代拥有天下。哪里知道后来发生了呼沙呼之乱，他自己被逆臣杀死；汴都被攻破，他的儿子又死于元军之手。天道确实可信啊！史弥远矫诏拥立沂王，沂王之子赵贵诚改名为昀，封皇子竑为济王，让他出居湖州。竑作为皇子，已经历四年，宗庙社稷和人心都归附于他了。史弥远在国家遭逢大丧之际，废黜竑而拥立昀。假如换作其他守边将领，内有宰相执政和台谏官，外有方伯、将帅，都会拱手听任他行事，没有人敢开口询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史氏自史浩以来，世代接济、延续他的奸谋，威权和福祸之柄逐渐集中于史氏，早已有其来由。史弥远起初顺应人心，诛杀韩侂胄，随后独揽国政，把正直的君子几乎贬斥殆尽，援引奸邪小人，布置在各个官位上。当时，执掌中枢的薛极、曾从龙，是他的心腹；台谏官李知孝、梁成大，是他的鹰犬；将帅夏震、赵方一类人，是他的爪牙。凡是显贵官职和重要职位，无不是史氏的人，天子只不过徒然拥有一个空名罢了。既然如此，他废黜竑而拥立昀，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情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史氏暗中凝聚势力，最后坚固成冰，哪里是一天造成的？宁宗不能及早辨识，继承皇位的太子难道能够幸免吗？有人说：竑和昀都不是宁宗的亲生儿子，竑浮躁，不如昀沉着稳重；废黜昏庸、拥立明智，古代也有先例。史弥远请示太后后才实行，不能过分责罪他。我说：所谓废黜昏庸、拥立明智，是指罪恶已经显著、社稷将要倾覆的情况，就像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竑在东宫，没有听说有明显的过错，史弥远只是害怕他将来对自己不利，故意编造、扩大他的过失，再加以宣扬罢了。看他在霅川事变中号哭抗拒、不肯服从，而且首先约定不得侵犯太后和官家，这哪里是浮躁的人能够做到的呢？请求废立时，太后不同意，说：“先帝所立的人，哪里敢擅自改变？”史弥远派去的人一夜之间往返七次，甚至用危险的话威胁她，太后这才同意，这难道是太后自己愿意的吗？唉！史弥远不臣的罪过太大了！湖州潘壬起兵，拥立济王竑为皇帝，竑出兵将其讨伐平定。史弥远废黜皇太子，扶立宗室。潘壬起兵拥立竑，从名义上说非常正当，从事情本身说也非常伟大。然而最终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行动轻率而缺少谋划。发动大事，固然应当以义为根本，也必须用谋略来促成。史弥远执政十多年，宰相都是他的心腹，台谏官都是他的鹰犬，各地将帅都是他的爪牙，人心服从他已经很久了。潘壬只是霅川的平民，没有县令的权力，没有一支军队，没有挽救危亡、拯救弊乱的谋略，也没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在朝廷没有内应，在外面没有同谋，既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也不衡量自己的力量，不观察时势，却想凭区区一个渔人之身侥幸求得万一成功，怎么会不失败呢？潘壬既然使自己的宗族遭受杀戮，竑也不得善终，大概都是有原因的。《易经》说：“力量小而承担重大责任，智慧小而谋划大事，很少有不遭祸患的。”说的就是潘壬吧？有人说：潘壬行动轻率、缺少谋略，当然有罪。既然如此，那么才能浅薄、力量弱小的人，难道只能坐看乱臣贼子而不去讨伐吗？我说：做臣子的，处在臣位、享受俸禄，国家有难，为国而死是可以的；苟且偷生以求保全自己，却是不合义的。做百姓的，在田野耕作，在家中享用粮食，国家有难，观察时势而行动是可以的；触犯灾祸以至于灭亡全族，也是不合义的。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说是懂得权变。赠予全州教授陆九龄直秘阁的官职，谥号文达；赠予舒州通判沈焕直华文阁的官职，谥号端宪。

译理宗潜心研究道学，追尊崇敬先代儒者，赠给他们清贵的官职，赐给他们美好的谥号，这大概是汉唐诸位君主中仅有的。然而理宗也只是羡慕尊儒的名声罢了，哪里曾真正了解、亲自实践并推行儒者之道呢？当时，真徳秀、魏了翁都是世上的大儒。真徳秀撰写《大学衍义》，详细记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方法，对治理国家大有帮助。魏了翁撰写《九经要义》，订正精密，是先代儒者所未有的。考察他们的学问和品行，难道会在陆九龄、沈焕之下吗？理宗如果把他们置于经筵，借助他们启发辅导的益处；让他们登上宰辅之位，借助他们匡正辅佐的功劳，那么治理成效或许可以达到古代盛世的程度。可是他竟听信奸邪小人的话，削减他们的官阶，停止他们的俸禄，把他们安置到偏远之地，从未采用过他们的一条意见。他就是这样对待儒者的。即使让他们与陆九龄、沈焕同时代，又怎么能够施行自己的道呢？唉！对死者便追尊崇敬，对活着的人却排斥打击，只羡慕名声而丢弃实际；国土日益缩小，纲纪日益败坏，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朝廷因淮地战乱接连不断，派去的使者必然被杀，才开始轻视淮地而重视长江，不再在楚州设置军事重镇，让楚州统帅杨绍云兼任制置使，把楚州改为淮安军，把它看作羁縻州一样。宋室南渡，把都城安置在杭州，大概是依靠长江的险要作为屏障。然而淮河是长江的屏障，守住淮河之后才能保卫长江。假使敌人得到淮西，从乌江渡江，江东就会震动恐慌；敌人得到淮东，从瓜步渡江，京口就会动摇。所以六朝在江左建都，常常把合肥、彭城作为重镇，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两个重镇失去一个，长江的险要就会与敌人共同拥有，怎么能使自己稳固呢？自从金国遭遇蒙古的祸难，中原豪杰一同起兵争战，请求接受宋朝的命令。李全、张林从山东归附，严实、彭义斌从河北归附，计算他们的将士，不下百余万。假使宋朝得到像崔与之、魏了翁这样谋略雄伟、声望深厚的大臣，在淮甸建立军事重镇，用恩威安抚他们，用纪律驾驭他们，划定疆界、安排居处，选择将帅统领他们，哪里只是可以保住淮河、巩固长江呢？恢复汴京、洛阳旧都，慰问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大概可以坐等实现了。可是宁宗没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史弥远又没有长远谋略，却让贾渉、许国、刘璋、徐晖稷、姚翀来节制他们，这同让羊去统领狼有什么不同？几年之间，叛乱接连发生，士兵百姓的尸骨随处可见，国库储藏的资财也消耗殆尽；他们还没有觉察造成动乱的原因，却想考虑防御动乱的方法，竟然要轻视淮地而重视长江。唉！淮河既然失守，长江难道还能守住吗？当时李全乘此机会，便调动水军，沿海道路窥伺杭州都城。假如不是赵范、赵葵声讨罪行、出兵征讨，消灭叛逆的幼苗，宋室危亡的灾祸，难道要等到巴延驻军皋亭之后才显现吗？金主前往蔡州。国家的兴亡，是天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金源氏起于黑水，擂鼓进军向前，兵威盛大，如同雷电；抵抗它的失败，触犯它的粉碎。没过几年，北面灭辽，南面逼迫宋朝，西面攻破西夏，强兵健马蹂躏吴、粤、荆、扬一带，终于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这难道只是金人的能力吗？是上天正在帮助他们的缘故。金国传到子孙一百多年，敌国已经臣服，境内已经安宁，文臣安逸、武将嬉游，将领骄傲、士卒懈怠。蒙古氏兴起而乘机进攻，弓弩强劲、战马肥壮，横行河朔，就像驱赶韩卢追逐狐兔一样，而金人只能徘徊退避。金国拥有四十万军队，却不能守住居庸关；拥有二十万军队，却不能守住龙冈营垒；拥有五万军队，却不能击破五十名游骑。于是奔逃都来不及，从燕地逃到汴京，又从汴京逃到蔡州，直到灭亡。回头看往日的强盛，究竟在哪里呢？大概是天命已经离去的缘故。唉！上天正在帮助一个国家时，整个天下也没有谁能同它争；天命离开它时，集合天下的军队也不能抵抗。北方荒远之地突然兴起的部族，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过是修养德行，以凝聚天命罢了。李知孝贪婪奸诈，和梁成大一起成为史弥远的羽翼。但李知孝鄙视梁成大的为人，说：“最不能忍受的，是将来要和梁成大一同被写入史书。” 羞耻和厌恶之心，人人都有。小人做坏事，是私欲束缚了他的心。然而在夜间气息宁静空虚时，在早晨精神清明之际，这种良心没有不显现出来的，只在于能否认识到它的端绪并加以扩充。李知孝和梁成大一起成为史弥远的羽翼，憎恶正直、嫉恨正道，贪求侵夺、崇尚奢侈，毁弃信用、废弃忠诚。他的良心已经被束缚很久了。然而他看见梁成大暴虐凶狠、贪婪无厌，感到耻于同他一起被写入史书，说明他的羞耻厌恶之本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假使李知孝能够因这一念良心的发动，加以体察并扩充，痛下决心洗涤自己来遮盖过去的过错，把奸邪谄媚改变为忠诚正直，把贪婪污浊改变为清廉耿介，那么义理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君子帮助别人行善，难道会让他和梁成大一同被写入史书吗？周处凶暴如蛟龙猛虎，却能够改变操守、砥砺品行，君子便称赞他的贤能；豫让的行为像狗猪一样卑贱，却能够舍身守节、为义而死，君子便赞许他的忠诚。《易经》称许善于改正过错，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为什么李知孝受到的蒙蔽已经如此深重，不能自我改变呢？这就是他陷入“迷而复迷”的凶险，最终归于小人的原因吗？赵范、赵葵请求收复三京。诏令全子才率军奔赴汴京。宋朝灭亡时，议论的人都把罪责归于进入洛阳的军队，认为平定蔡州以后，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坚守盟约，金帛、丝织品、羊马往来交换，南北交好；敌人即使想要背弃盟约，又能找什么借口来挑起事端呢？为什么竟然采用赵范、赵葵的谋略，去挑衅元人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蒙古兴起于北方荒远之地，就像豺狼一样，肥羊肥猪就在身旁，难道能像驺虞那样不去捕杀吗？它必定会咆哮撕咬，满足欲望后才会停止。它践踏阶成、扰乱兴元和沔州，穿过金房窥伺襄阳、樊城，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平定蔡州以前。是谁挑起了争端呢？所以宋朝对于元朝，无论守盟约还是背盟约，元朝都会来攻，并不取决于进入洛阳这场战役。宋朝灭亡，是因为内部没有修治好，外部边防又用人不当。自宁宗以来，小人相继执政，而君子如赵范、周密、真徳秀、魏了翁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施行自己的道。纲纪日益败坏，公私日益困窘，根本已经不稳固了。何况国家处在东南，以淮河作为前门，以四川作为后门。李全率领七十座城的整个齐地归降，假使能得到像魏了翁这样的重臣来安抚、任用他们，就可以保住淮河、守卫长江。可是却任用轻浮狡黠的许国，横向挑起祸端，淮地、楚地骚动不安，于是前门的屏障已经撤除，敌人可以甩开手臂长驱直入了。

译四川遭受破坏之后，幸而得到一个余玠，他依山修筑营垒，训练士兵、积储粮食，屹然如同长城，敌人不敢侵犯。可是朝廷听信谗言，罢免了他，使余玠忧愤而死；戎马长驱直入，边境事务极其危急，于是后门的门闩锁钥已经打开，敌人可以顺流而下了。唉！内部的根本已经动摇，外部的门户又不能守住，即使想不亡国，难道还能够做到吗？召回魏了翁，任命他为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衰败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贤才，只是被权奸压制，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罢了。宋朝自理宗继位以来，国势不振，邻国敌人正日益强盛，幸而还有一两个君子，如真德秀、魏了翁，都有辅佐国家、治理百姓的德行，负有天下人的期望。假使理宗把国家政权交给他们，那么衰败的局面可以复兴，混乱可以平定，徽宗、钦宗被俘的仇耻也可以洗雪了。无奈史弥远专权，嫉恨忠臣贤士，亲近奸佞小人，于是真德秀、魏了翁二公相继被贬斥。当时依附史弥远的人竟说：“真德秀是真小人，魏了翁是假君子。”唉！小人竟然毫无顾忌到这种地步吗？史弥远死后，理宗召回群贤，也可以深深地自我悔悟了。真德秀刚被任用就突然去世，这是天意。魏了翁在朝中，群邪侧目而视，嫉妒他参与执政，谋划借出任督军之名把他排斥到外地。不久，又认为任职建督不对而召他回来；刚派遣他出去就又召回，像豪门富家指挥小孩子一样。这就是魏了翁竭力辞谢而离去的原因。唉，有贤人却不能任用，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史书说，皇帝将要召他参与执政，却被嫉妒他的人合谋排斥。当时，宰相是郑清之，枢密使是曾从龙。郑清之、曾从龙都是史弥远的党羽。嫉妒魏了翁的人是谁？除了这两人，我没有可以归罪的人了。诏令在经筵进讲朱熹的《通鉴纲目》。经书用来承载道理，史书用来记载事实。经书所记载的道理精微深远，好比吐纳气息来养生，不能要求它在早晚之间就见效。史书所记载的事情详细而切近，好比用药物治疗疾病，可以收到一剂药便见效的功效。所以帝王的学问，六经固然应当放在首位，而各类史书尤其不可拖延。世上那些阿谀奸佞的人，有的说史书记载篡位弑君的事迹，不能在经筵讲授；有的说史书记载床笫之间的丑事，不可以让皇帝听闻。唉！如果因为篡位弑君的事迹不能讲授，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记载楚太子商臣的事情？如果因为床笫之间的丑事不能训诫，那么《国风》为什么要收录《墙茨》一诗？说这种话的人，不过是想蒙蔽君主的耳目，使君主面前有谗言却看不见，身后有贼臣却不知道，终于发展到国家混乱灭亡而无法挽救，这正是仿效祖宗仇士良的旧伎俩。理宗下诏在经筵进讲《通鉴纲目》，也可以说是懂得帝王做学问的要旨了。假使凡是做君主的，都在高大的殿堂之下、细密的旃毡之上，每天拿朱子的《通鉴纲目》来阅读，观察古代兴衰的迹象，推究国家败乱的原因，我知道他一定会警惕得如同走在危亡的境地，连吃饭的闲暇都没有。难道仅仅是有明师在前、劝勉诵读在后的益处吗？防古人杨维中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聘请赵复担任教师。濂、洛、关、闽之学已经精粹了，然而宋朝的君主和宰相没有谁真正懂得这种学问的精粹。程子在中原倡导圣道，当时却诋毁他是奸人；朱子在南渡以后讲授圣道，当时却把他视为伪君子。谁知道他们得到了孔子、孟子的正统传授呢？排斥他、打击他、贬谪他、流放他，就像对待火和草一样，只怕用水浇灭得不彻底、割除得不干净。哪里还谈得上尊崇他们的道呢？防古氏族起于北方荒远之地，他们所懂得的，不过是骑马、试剑、投石、跳跃等事情。只有杨维中生长在他们中间，却能卓然有见识，搜集伊洛一带流传下来的遗书，装载运送到燕京。他既建立太极书院让弟子居住，又聘请通晓经学、坚守节操的人作为他们的楷模。江左的君主和宰相，比起杨维中，惭愧得多了。整个元代，著名儒者接连出现：许衡、刘因、吴澄以道学著称；姚燧、虞集、欧阳玄以文章显名。即使出身宗族的人，如富珠哩翀、马祖常、库库、余阙，也都以文章和节义著称。而一代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乐，可以同汉唐媲美，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春秋》的原则是，夷狄如果进步而接近中国，就把他当作中国看待；那么中国以外的防古氏族，原本是夷狄，而它崇尚道学，却是中国所比不上的。君子难道不应当深深赞美并乐于称许它吗？防古前中书省耶律楚材去世。耶律楚材文武兼备，是振兴国家的良佐。看他规划和管理财赋，大概是刘晏、韩滉一类的人物；推算天象、占候吉凶，则崔浩、裴行俭也未必远远超过他。他做宰相二十年，家中所收藏的只有琴、书以及金石遗文罢了。他的清廉节俭，大概可以同杨绾、赵抃相比。至于汴京被攻破时，他极力进谏争辩，保全了一百四十万户生灵，汉、唐、宋的贤相中，功劳没有谁超过他。可惜防古氏族起自荒远边地，楚材只是一个书生，每天同豺狼般的人物共事，所说的话能够被采用的十件中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的功业成就也仅止于此。假使他生在华夏，遇到汉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君主，为他们竭力效命，那么他的嘉谋伟绩，记载在史册上的成就，难道会在冯异、邓禹、房玄龄、杜如晦之下吗？唉！怀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却没有遇到能够振兴王业的君主，难道不是命运吗？资政殿学士余玠去世。宋朝自奎腾进入蜀地、雄踞长江上游以后，国势大概已经危急到不可收拾了。幸而得到一个余玠，招揽贤能之士加以任用，选择险要之地修筑城池，安抚疲敝的百姓，训练军队，兴办学校来培养士人，减轻赋税来沟通商业。财赋充足以后，守御更加牢固，京湖地区转运粮饷的劳苦减轻，东南免除了轮番戍守的徭役，使敌人徘徊退避，而宋朝国祚得以稍稍延长，这是谁的力量呢？即使他专制西蜀，也不过像唐朝的韦皋一样罢了，并不像刘辟、吴曦那样有谋反的图谋。谢方叔做宰相，却听信偏将的谗言，罢免余玠而任用余晦，使余玠含愤而死，这算是什么谋划国家的善策呢？世间哪里敢让偏将抗拒统帅？大概是因为谢方叔在朝中支持余晦。余玠本来就有不平之意，何况他披荆斩棘、建立城郭，却让像余晦这样轻薄浮躁的人从容前来接替他，余玠怎么能不怏怏不平呢？唉！邻国敌人正在强盛，却突然罢黜抵御敌人的大臣，这就像病势已经十分危急，却赶走巫咸、杀掉和扁，想把短促的生命延长片刻，能做到吗？谢方叔这样谋划国家，后来被贾似道压制，也不能算是不幸了。丁大全把右丞相董槐赶到城外，诏令罢免董槐，任命他提举洞霄宫。

译宰相的职位处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职任极其重要。君主任用宰相要以礼相待，罢免宰相要合乎义理，这是为了尊重国家社稷，也是为了尊重朝廷。怎么可以让一般官员逼迫并驱逐宰相呢？宋朝历代皇帝对待宰臣，最为有礼。雷德骧弹劾赵普，宋太祖立即把他驱逐；唐介弹劾文彦博，宋仁宗立即把他贬斥。历代相承，把这当作祖传的家法。传到理宗时，却放纵丁大全驱逐董槐，祖宗的典章礼制就全毁坏了。况且董槐议论政事毫不隐讳，能够纠正君心，受到理宗知遇，逐渐做到右丞相。在位数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失。丁大全通过外戚关系钻营，忝居台臣之列，柔媚奸佞，善于逢迎，暗中改变皇帝的主意。董槐以进用贤才、罢黜邪佞为职责，厌恶丁大全而不肯避让。理宗被丁大全的谄媚迷惑，不能体察董槐的忠心，所以使丁大全再也没有顾忌，不等皇帝命令，擅自调动边隅的军队，露出刀刃包围董槐的住宅，驱赶逼迫他离开。比起石显对萧望之，尚且得到许可后才包围住宅，丁大全几乎还要更加过分。假使董槐果真有罪，宣布诏令罢免他也就可以了；如果他没有罪，那么丁大全逼逐宰臣的罪责，难道可以逃脱吗？如今却置丁大全于不问，反而给董槐加上秘殿学士的名号，纲纪紊乱到这种地步，国家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了。这样绵延拖延，到了将近二十年以后才灭亡，大概也算幸运了。皇帝年事已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替他聚敛财物，以讨好皇帝，荐举那些热衷奔走钻营的人，把他们安置在显要通达的位置上；又进献歌妓、优伶和傀儡戏，供皇帝游宴娱乐。古代的圣帝明王，勤勉奋发的心志，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坚定。大舜年近耄耋，还用正直的言论告诫臣下，希望他们进言；周武王年过九十，还把丹书的告诫铭刻在几案上。因此年纪越高，德行越加美好，政治越加兴盛，百姓越加安定。理宗从中年以后，懒怠于政事，宫内有像阎妃那样的美色蛊惑心志，宫外有像卢允升、董宋臣这样的奸阉窃弄威权。谗言阿谀之人一天天进用，忠臣贤士一天天疏远，敌国凌辱侵犯却不忧虑，边疆被侵削却不顾及。正放纵心情享受歌妓、优伶、傀儡的娱乐，享国时间越长，弊政越多。大概是平素没有用礼义来涵养自己的心性，所以如此。他当初向郑清之学习，所从事的不过是文章辞翰；至于诚意、正心、修身的道理，本来没有讲习。即位以后，虽然知道应当尊崇理学，却也只是羡慕它的名声罢了。像真德秀、魏了翁这样的当世大儒，从来没有安置在身边，用来辅助启发自己。所以年纪越高，德行越衰退，政治越荒废。国势逐渐衰微，外患日益强盛。后来他登上芙蓉阁，看见黑色的妖气遮蔽天空，才开始潸然落泪，叹息又有什么用呢？唉！君主对于涵养心性的学问，难道可以不讲习吗？防古建立年号“中统”。防古氏起源于鄂嫩河，传到宪宗，经历了四代，虽然东征西伐、所向无敌，然而不过是一个强悍的大部族罢了。对于建立国家的规模制度，几乎一无所知。世祖凭借英武宽厚的资质，又有姚枢、刘秉忠这些懂得治国体要的大臣辅佐，慨然产生了采用中原制度改变夷俗的志向，招揽贤能，扩大治理国家的制度；建立“中统”作为纪年，以改变红羊、白马的纪年方式；取法乾元来建立国号，以革除“蒙古鞑靼”的称呼；在燕京建立宗庙，取得聚合、解散的意义；在开平建立宫殿，宏大都邑的规模。任用王恂为赞善，辅导太子，算是用对了人；任用许衡为祭酒，教育英才，算是有了正确的方法。命郭守敬制造浑天仪，这是先王敬畏并顺应上天的道理；命张文谦制定官制，这是先王整顿官吏、端正政治的意旨。王磐、王构担任学士，诏令焕然一新而值得称述；廉希宪、史天泽担任丞相，纲纪秩序井然，可以有所凭借。它拥有四海，国祚延续百年，难道是偶然的吗？可惜举行烝祭、报祭诸母的礼仪，却没有革除冒顿的习俗；尊崇蕃僧，却没有完全实行周公、孔子的教化；官制虽然确定，却仍沿用达鲁花赤的名称。章服虽然颁行，却夹杂使用只孙服饰。难道姚枢、刘秉忠诸公没有想到这些吗？还是世祖安于旧俗，而臣下有所忌讳，不敢进言呢？任命贾似道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每三日入朝一次，在都堂处理政务。宋朝自理宗中年以后，纲纪一天天毁坏，边疆十分危急，传到度宗时，国势大概已经危急万分。假使得到当世杰出的人才辅佐他，尚且担心不能振兴；如今却把宰相兼枢密使的职位交给贪婪庸劣的贾似道，用特殊礼遇优待他，给予他重大权力，这就像久病的人奄奄一息，却让庸医来治疗，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有人说：宋朝到了度宗时，已经有必然灭亡的形势，即使得到贤相，又能做什么，不可以只责怪贾似道。我说：不是这样。枹罕只是一州之地，得到一个谢艾，石虎就不敢出兵。晋朝处在江左，防守力量已经很弱，得到一个谢安，苻坚最终还是败退。当时福建、广东的城池都还完整，江浙安定，淮海虽然残破却仍连成一片，夔州、庐州、扬州等地仍然为宋朝拼死守卫。文天祥、李庭芝可以担任宰相，张世杰、姜才可以担任将领，此外像李芾、汪立信、苗再成这一类人，也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替贾似道谋划，最好的办法是公开推荐俊杰贤能，把政权交给他们，自己退处；不然就召集群贤，同他们协力，彻底改正过去的做法，以承接上天的命运，并以死相继，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即使不能保证中兴，难道会马上灭亡吗？他不采取这样的谋略，反而在湖山之间啸傲，沉溺于酒色，每天同宠爱的妾一起斗蟋蟀自娱，他的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木绵庵死去的时候，大概已经太晚了。蒙古建立国号，称为“元”。

译古代先哲君王建立国家、确定国号，有的用氏族名，有的用都城名，有的用最初受封的城邑名，总之只是为了改变天下人的视听罢了，并没有特别取什么意义。防古氏起于北方边远之地，雄踞中原，已经经历了四位君主，却仍以部落的名号向四方称呼，这是多么鄙陋啊！世祖采纳儒臣的意见，取乾元的意义作为建立国家的伟大国号，推行体察仁德的要道，显示治理国家的根本，彻底洗去历代的鄙陋，也可以说是贤明了。然而说唐、虞、夏、殷这些国号全都有特别取义之处，却未必如此。尧最初被封为唐侯，所以国号叫唐；虞是舜的氏族，所以用它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夏是禹建都的地方，殷是盘庚迁都的地方，哪里曾经特别取过什么意义呢？如今这份诏书却说：“唐这个字的意思是荡，尧凭它而著称；虞这个字的意思是快乐，舜凭它而建立国号。”甚至说到禹兴起、汤建立王业，互相以“夏大”“殷中”为名号。这些话虽然优美，实际上却并不正确，这是代拟诏书的人牵强附会。然而这份诏书气势雄浑、典雅，有兴王创业的气象。拿它同唐、宋相比，大概也只有陆贽、苏轼可以相提并论。与末世那些软弱无力、不能打动人的诏令相比，哪里只是相差一倍、五倍、十倍百倍呢？襄阳府知府吕文焕把城池献给元朝投降。吕文焕独自守卫一座孤城，已经超过五年。外面有虎狼般的敌人，却没有蝼蚁般微小的援助。他拆屋作柴，收集银关作为衣服，艰难忍死，直到形势危急、援兵断绝，然后把城献给元朝投降。这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然而文天祥把他看作叛臣，一点也不加宽恕，为什么呢？回答说：文焕确实可以称为叛臣。罗开礼不过是一个教授，却起兵救援君王；徐应▯不过是一个太学生，却全家殉国。文焕一家兄弟，自己身佩虎符，儿子、女婿的官位都显达，受到国家深厚的恩遇，哪里是罗开礼、徐应▯可以相比的？何况襄阳的祸乱，实在是吕文德开启的，即使杀身灭族，也不足以向天子谢罪。如今他既然献城投降，又陈述攻取郢州的策略，还请求亲自充当乡导，这不是叛变又是什么？从前乐毅逃奔赵国，赵王同他谋划攻打燕国，乐毅推辞说：“我从前侍奉燕国，如今仍然侍奉赵国。以后如果我在别的国家获罪，也不敢谋害赵国的奴仆，何况是子孙呢？”君子认为这是义。假使文焕投降以后退居乡里，不接受官爵，终身不面向北方坐着称臣，君子还会原谅他的处境而宽恕他。可是他竟然带领仇敌的军队，招揽原来的部属，诱骗自己的子侄，来颠覆君主的宗社，即使想推辞叛臣的名声，又怎么推辞得掉呢？吕文焕侵犯鄂州，守将程鹏飞献城投降。幕僚张山翁不屈服，诸将请求杀掉他。巴延说：“这是义士，释放他。” 兴王创业的辅佐者，一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防古氏建立国家以来，担任将领的穆呼哩、苏布特、阿术等人，并不是不勇猛善战，然而他们掳掠妇女，杀戮平民，所到之处一片萧条，人人厌恶他们，像厌恶枭獍一样，哪里还知道世间有忠义之事呢？巴延虽然出身沙漠，但军队行进有纪律，不任意杀戮，本来就已经比阿术等酋长贤明了。至于他攻下鄂州时，因为张山翁守节不屈而释放他；攻破池州时，因为赵昴发夫妇为守节而死便安葬他们；进入建康时，因为汪立信能够提出防备边疆的策略，便寻找他的家人并优厚地抚恤他们。这些都具有古代名将的风范，同那些砍头屠杀、完全没有悲悯神色的人相比，相差多么远啊！他最终能够出入将相之位，成为国家的元勋，并且在不同时代同唐朝的英布、卫青以及宋朝的张俊、韩世忠相提并论，不也是应该的吗？元军攻打饶州，故相江万里为国而死。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任用和舍弃颠倒，使君子在野外、小人在朝廷，没有不混乱并且灭亡的。唐朝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贬逐忠良，而在位的都是阿谀奸佞之士，所以有天宝之乱。宋朝任用蔡京为宰相，排斥正直之士，而百官都是苟且求合的人，所以有靖康之祸。南宋任用贾似道为宰相，抛弃百姓，而显达列位的都是争相进献珍宝玉器的人，所以有德祐之亡。然而天宝之乱时，张均、陈希烈背叛君主投降贼军，而以死效忠的是张睢阳、颜平原；靖康之祸时，吴幵、莫俦卖国偷生，而为义而死的是舍人吴革、知州霍安国；德祐灭亡时，赵溍、陈奕、章鉴、陈宜中，有的献城投敌，有的弃职逃跑，而舍弃家庭、以身殉国的却是被罢免宰相、闲居在家的江万里，以及被排斥不用的文天祥。唉！谗佞邪恶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忠诚正直又有什么亏负国家的地方呢？拥有天下的人为什么要保养谗佞邪恶、疏远排斥忠直之士，却乐意让国家因此混乱灭亡呢？可悲啊！有两颗星在天空中央相斗，其中一颗星陨落。天象的变化，以及昆虫、草木出现的灾异，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的。天道幽深遥远，本来就不容易窥测。然而观察灾祸败亡的应验，没有不各自象征同类事情的。柳树枯死后重新生长，汉宣帝便承受天命；黄龙坠落而死，新莽便败亡；三台星分裂，张华因忠诚而遭祸；牛星随后出现马星，晋元帝便以伪乱真。狐狸登上御座，难道不是女真窃据中原的征兆吗？大星向南运行，难道不是宋高宗逃避狄人、南渡的征象吗？两颗星在天空中央相斗，其中一颗陨落，是宋、元交战而德祐失国的象征。大星坠入海中，众星也跟随它，是帝昺蹈海、群臣跟随而死的征验。上天的警示，难道还不昭然明白吗？做君主的人遇到灾变降临，应当推求同类事物来考察，依据天象来省察自己，谨慎自身，修明政治，这样就可以消除灾气而招致祥瑞。无奈昏庸的君主和奸邪的宰相把一切归于偶然，见到灾异却不知道警惕，最终到了国家混乱、自身危急而无法挽救的地步。可悲啊。谢枋得自认为同吕师夔友善，上书说愿以全族担保吕师夔可信，请求任命吕师夔为镇抚使。他前往议和并请求退隐，到了江州，见到吕文焕，同他商议，朝廷便任命谢枋得为沿江察访使。

译谢枋得是忠诚的，但识人不明，判断事情不周密，他的智慧不足以称道。吕师夔是什么人呢？他父子兄弟受到国家深厚的恩遇，有的掌握将帅符节，有的治理一方州郡，却不知道感恩图报，把离开故国看得像扔掉破鞋一样。对于君主尚且如此，何况对朋友呢？谢枋得竟然以全族担保他可信，不能说是善于识人。吕文焕面向北方称臣于元，亲自充当乡导，招揽原来的部属，诱骗自己的子侄投降，将要同阿术等酋长一起覆灭我国家、倾覆我宗社，把这当作元朝开国的功臣，这哪里可以用忠义来解释呢？假使谢枋得能够见到文焕，文焕如果不杀他来证明自己清白，就会把他捉住送给元朝。谢枋得竟然想亲自到江州同他当面商议，是多么愚蠢啊！后来信州交战时，吕师夔亲自在军阵之间，弯弓同谢枋得相向，竟然没有一点惭愧的神色。等到谢枋得战败逃窜，吕师夔既然张榜悬赏捉拿他，又把他的妻子儿女抓来送入狱中。到谢枋得被捕押往北方时，吕师夔正处在显达的官位上，却没有说一句话来排解纠纷；他报答知己就是这样，他是什么人也就可以看清了。虽然谢枋得的智谋不足，但毁掉家庭、殉身报国，他的忠诚值得赞美。吕师夔既背叛君主，又辜负朋友，假使死者有知，他还有什么脸面到黄泉去见谢枋得呢？元军攻克潭州，知州李芾为国而死。李芾的死，是多么壮烈啊！自古以来，臣子以身殉国的，大概有很多；像李芾这样全家殉国的，各代都不多见。李芾担任湖南提刑，还没有得到显要任用。一天敌人南侵，他起兵入卫，朝廷还没有给他奖赏，就立即出任潭州守臣。假如李怀光处在这种情形下，一定会怏怏不快地离去；而李芾没有一点不满之意，修缮器械，储备粮草，每天用忠义勉励将士。敌人的进攻越来越急，李芾的志向也越来越坚定。等到大势已经无法挽回，他才说：“我的力量已经耗尽，职责所在，应当去死；我的家人也不能受辱于俘虏。”于是让帐下士卒先杀死他的家人，然后伸颈接受刀刃。潭州百姓听说此事，很多人全家自尽。唉！李芾为国家而死，潭州百姓也为李芾而死，多么壮烈啊！当时，凭借文章学问做到宰相的留梦炎抛弃职位逃走；手持节钺、掌管一方镇地的夏贵，朝廷召他也不来；世代受到国家恩遇的吕文焕，却献城投敌。李芾只是一个关系疏远的臣子，却全家以死效忠而不改节。那些苟且偷生、侥幸免死的人，听到李芾的事迹，也会羞愧而死。我曾经到过潭州，亲自拜谒他的祠堂，观看他当年作战和守城的地方；江水发出声响，烟雾中的草木，仿佛还留着残兵的遗旗，我为此徘徊悲愤，不能离去。唉！多么壮烈啊！陈宜中弃官逃跑。士大夫磨砺节操、修养品行，却不能坚持到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志气失去了涵养罢了。孟子说：“我善于养护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人人都有，善于涵养它，即使经历万般变化也不会受挫；不善于涵养它，一旦遭遇忧患，就会萎靡不振。陈宜中在穆陵时期，和同舍生黄镛等人上书论说丁大全的罪过，他的气节凛然，天下称为六君子，是一个耿介而有节行的人。后来他被流放到远州，悲伤沮丧，志气一天天衰弱。于是他阿附贾似道，突然升入政府，却不知道贾似道的为人，难道认为贾似道同丁大全果真相差很远吗？等到他做了宰相，王爚清廉耿介，他却不能容纳；文天祥忠诚有义，他却不能任用；张世杰请求采取背城一战的策略，他反而假借诏令加以阻止。他为国家谋划的办法，只是请求称侄子并纳币，只是请求封为小国，只是请求奉上玉玺投降。事情已经危急万分时，就只是抱头鼠窜罢了。从前的浩然之气，如今却萎靡不振了。考察他从头到尾的作为，大概像是变成了两个人，难道不是因为志气失去了涵养才这样吗？所以君子的学问，以涵养志气为根本。能够涵养自己的志气，就能担当重任、决定大事、面临大难而意志坚定、不动摇心志。钱塘江的潮水三天没有到来。国家的兴亡，果真是天命吗？还是人为的事情呢？彭城之战失败时，大风卷起尘沙；在滹沱河陷入困境时，河水忽然结冰。混同江浩瀚无边，深浅不可测，阿骨打却率轻骑直接渡过；元军分驻各地时，潮汐三天没有到来。这大概确实有天命在其中，不是人力能够造成的。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并非没有依据；然而还没有说尽。兴亡的开端，没有不是开始于人而由天来成全的。如果不是秦朝政治残暴，高祖的剑就没有地方奋起；如果不是王莽篡位弑君，光武帝的军队就没有地方兴起；如果不是辽天祚帝荒淫无道，女真人哪里敢突然蹂躏辽国疆土？如果不是贾似道贪婪淫乱、专横怨毒，巴延哪里能够突然覆灭宋朝都城？由此看来，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古代贤君有因为畏惧灾异、修养德行而桑树、谷树自行枯萎的；也有出城郊亲自迎接而倒伏的禾苗自行站起的。难道可以把一切都推给上天吗？申包胥说：“人多就能胜过天。”陆贽说：“君主和宰相不可以用天命来推脱。”拥有国家的人，应当在天还没有阴雨时修缮门窗；在上天将要降下灾病时修养德行、任用贤能。这样做了仍然不能成功，才可以归结为天命。皇帝和皇太后全氏向北方离去，太学生徐应▯为国而死。宋朝历代皇帝考察古制、尊崇儒学，兴办学校、培养士人，这是汉、唐君主很少做到的。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游酢、杨时、黄庭坚、蔡元定相互讲明道学，而掌管教育的人，如胡瑗、孙复、石介之类，也都是一时的名贤。所以三百多年间，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懂得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学问，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这也是汉、唐士人所不能达到的。花石纲祸害百姓，宰相不敢进谏，邓肃却献诗讽刺它；王黼、蔡京误国，台谏官不敢发言，陈东等人却伏在宫阙下请求诛杀他们；赵汝愚被贬斥流放，忠臣和奸邪混淆了，杨宏中等人却上书为他申辨；史嵩之被起复任用，伦理纲常败坏了，黄恺伯等人却上书议论此事。他们用来辅佐皇极、扶持人伦，对国家的益处难道浅薄吗？到了德祐年间，宗社已经覆亡，皇帝、皇后已经迁徙北去。徐应▯只是一个书生，没有得到过一命之荣，也没有享受过一升一斗的俸禄，假使让他跟随皇帝北去，同叶李、留梦炎之流并肩侍奉敌人，他本可以处在台省官位之下，至少也不失去郡县官职；但徐应▯不忍面向北方侍奉仇敌，从容赋诗，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投井而死。唉！汉、唐末年，难道也有像徐应▯这样的一个士人吗？叶李、留梦炎之流听到徐应▯的风骨，额头也会冒汗了。元朝董文炳攻打处州，秀王赵与睾在瑞安迎战，战败而死。

译先王分封宗室，并不只是为了尊崇宠爱他们，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子孙覆亡，所以有封给土地的爵位，有分给彝器的礼制，有朝觐、聘问的典章。兄弟之国能够为王室出力的，也很多。犬戎作乱时，晋文侯有保卫国家、解除艰难的功绩；子颓之乱时，郑厉公有恢复正统的功劳。他们纠正、除去王室的罪恶，哪里是异姓诸侯能够相比的？宋朝拥有天下，封植同姓宗室，典章礼遇优厚，大的封为王、公，小的任为团练使、刺史。王子皇孙分散居住四方，忠厚有如《麟趾》所咏，繁衍有如《椒聊》所咏。虽然不能同邗、晋、应、韩诸国的盛况相比，但比汉、唐末年还是大有不同。因此国势危急、政局疑惧之际，赵汝愚有拥立定策的功劳；国家命运艰难时，赵与睾有殉国守节的行为，他们对宗族国家又有什么亏负呢？世上的庸君疏远猜忌骨肉，轻则贬谪流放，重则灭族杀戮，他们难道不想一想吗？分裂晋国的韩、赵，并不是姬姓的后裔；夺取齐国的田氏宗族，并不是吕氏的后代。曹魏禁锢宗室却不醒悟，司马懿将要盗取它的国家；刘宋诛杀兄弟却不知悔悟，萧道成将要改易它的鼎器。为什么要剪除抛弃自己的宗支，却反而让其他姓氏得到天下呢？唉！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啊！陈宜中想奉着皇帝逃往占城，于是先去那里说明意图。他估量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便没有回来。后来死在暹罗。臣子的义理是，君主灭亡就同他一起灭亡，君主存续就同他一起存续。何况宰相掌握国家政权，是天子所倚重的，是百官所共同瞻仰的，更不是其他臣子可以相比的。君主处在危难中，却抛弃他离去，哪里算得上义呢？王允处在汉献帝时期，李傕作乱，吕布招呼王允一同离去。王允说：“朝廷还小心地依靠我罢了。”于是没有离开，最终为国而死。君子认为王允死得其所。景炎初年，端宗年幼，身体又有疾病，所倚靠的只是两三个大臣。皇帝从浙江迁往福建，蒲寿庚背叛；从福建进入广东，刘深又袭击。危机接连而来，比汉献帝当时的处境几乎更加严重。替陈宜中谋划，应当竭尽辅佐之力，献出忠贞的节操，同陆秀夫、张世杰一起为社稷而死。可是他竟想奉着皇帝逃往占城，先去那里说明意图。唉！占城哪里是兴王创业的地方？海边的港湾哪里是帝王的都城？陈宜中不过是想抱头鼠窜，借着出使的名义前往罢了。人本来总有一死，太史公说过：“死并不难，难的是选择怎样去死。”假使陈宜中同陆秀夫、张世杰一起蹈海而死，难道不是光明伟大、足以照耀史册吗？不死在海中，却死在荒远偏僻、瘴气流行的地方，同自缢于沟渠小巷没有区别，哪里能同那些为守节、为国事而死的人相比呢？唉！陈宜中可以说是不善于安排自己的死生处境了。元朝张弘范派人告诉崖山的士人百姓：“你们的陈丞相已经离开，文丞相已经被捕，你们还想做什么？”士人百姓也没有一个叛变的。三代以后，以仁义治理国家的，只有宋朝是这样。宋朝同成周相比，虽然君主的德行有优有劣，恩惠有深有浅，但仁厚的心意大体相似，不是汉、唐所能比的。考察实际情况，做君主的恭敬节俭而喜好学习，做宰相的宽厚而知羞耻，大臣有罪，不过是贬谪流放，而没有屠杀的刑罚；军队和百姓犯法，虽然有时会诛杀，却没有株连三族的法律。用兵是在不得已时才进行，从来不穷兵黩武；征收赋税是在不能免除时才征取，从来不横征暴敛来残害百姓。兴办学校，尊崇礼让，不崇尚土木工程，不专事游猎。仁厚的恩泽逐渐浸润百姓，影响很深。所以三百多年间，百姓拥戴君上，即使死也没有二心；国家的国祚断绝后又延续，衰败后又复兴，是因为这种家法世代相传，有办法培植根本。靖康年间，太子被送往金国，官吏百姓奔走跟随，哭声震天；祥兴末年，张弘范的军队逼近崖山，诱降当地士民，最终也没有一个叛变的。汉、唐末年，他们对君主真诚爱戴的人心，哪里曾有这样呢？唉！拥有天下的人想为子孙作长远打算，也只有实行仁义罢了。元朝张弘范袭击崖山，丞相陆秀夫把妻子儿女赶入海中，随即背负皇帝一起沉入海中。跟随而死的群臣很多。杨太后听说皇帝去世，也投海而死。张世杰想寻找赵氏后代拥立为帝，大风掀翻船只，张世杰溺水而死。宋朝灭亡时，忠义之士为什么这样多呢？张顺、张贵、牛富、边居谊、陈炤，是死于战阵的人；张汉、范天顺、李芾、赵昴发、唐震、姚霅、姜才、苗再成，是死于守卫疆土的人。闲居而死的，有江万里、尹谷；平民身份而死的，有熊飞、陈瓒。以将相身份而死的，有太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李庭芝；以宗室身份而死的，有秀王赵与睾、知县赵与防、刺史孟锦；以小官身份而死的，有知县王汝翼、监镇司马梦求、教授罗开礼。此外还有幕僚、偏将以及史书来不及记载的人，尤其很多。等到宋朝社稷已经倾覆，文天祥宁愿尸伏燕市，谢枋得宁愿绝食而死，始终不肯向元朝称臣。唉！汉朝灭亡时，死守节义的只有耿纪、韦晃；唐朝灭亡时，节义之士没有听说过。而宋朝的忠臣义士像这样多，是什么原因呢？宋朝历代君主以礼对待臣子，用气节培养士人，这种风俗已经形成，人人争相磨炼自己。像王炎午祭奠文天祥的文章、张子惠赠给谢枋得的诗，都是用忠义互相勉励。虽然其中也有留梦炎、吕文焕这样没有节操品行的人，但也很少。贾谊说过：“君主用廉耻来激励臣子，而臣下不能用节义报答君主的，不是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椒邱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八 明代何乔新撰写。

译史论。元。都元帅张弘范去世。祸患没有比灭亡别人的国家更大的了；没有罪过却灭亡它，所受的阴间谴责尤其重。钟会、邓艾竭力灭亡蜀汉，然而蜀汉灭亡不久，钟会因谋反被杀，邓艾因谗言而死，天道并不差错，大概就是这样。宋室国势不振，偏处江南，子孙相承，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它的君主虽然弱小，但按《周官》所列九种征伐对象，宋朝占有其中一项吗？元人倚仗自己的强悍，俘虏宋朝君主，灭亡宋朝国家，又杀戮它的百姓，暴虐太过分了。张世杰、陆秀夫不忍心宗社灭亡，拥立并扶持二王，使他们在闽海之间艰难辗转，希望稍稍延续赵氏皇统的祭祀，他们的志向也值得怜悯。元朝君臣如果割出江南的土地封给他们，让他们奉行祭祀，就像周朝对待杞、宋两国，或者像宇文氏之后的后梁，也不是不可以。为什么急急忙忙一定要灭亡它呢？当倪宙到达燕京时，世祖召达实等人从北方回来，商议二王的处置事宜，这还保留着不忍立即灭亡宋朝的意思。但张弘范一心只想进取，极力请求用兵，于是军队从淮河进入长江，从长江越过五岭，穷追远征，像驱赶韩卢追逐困兔一样，一定要捕获他们才痛快，使忠臣义士死在刀兵之下、死在大海之中的，不知有几十万人。唉！这是多么不仁厚啊！宋朝既然已经灭亡，张弘范自以为建立了旷世功勋，子孙世世代代可以享有封土的爵位。哪里知道天命终究胜过人力呢？凯旋回来以后，他本人很快就死了；儿子虽然侥幸免死，立为继承人的孙子却被叛臣杀害，还抄没他的家产，没收他的妻女，这也足以报应他灭宋的残酷吗？唉！世上那些一心逞强、满足雄心的人，也可以稍稍引以为戒了。当初，太子逃奔太原，想援引灵武的旧例自行即位。库库特穆尔不答应。等到回到京城，奇皇后派人告诉库库特穆尔，要用重兵护送太子进城，胁迫皇帝禅让帝位。库库特穆尔还没有到京城三十里，就遣散了自己的军队，因此太子深深记恨他。元朝的灭亡，难道只是因为群雄一齐兴起才灭亡的吗？太子阿裕锡哩达喇也确实起了作用。太子的职责，不过是问候父君安否、察看饮食，抚慰军队、监理国政罢了。爵位德行、任用官员、出兵和审决案件，权力都在君父手中，哪里敢专擅呢？顺帝虽然昏乱失道，但从太子的立场说，按亲情是父亲，按尊卑是君主。只要弥补他的过失，顺从他的长处，使政令只从君父那里发出，自己不参与其中，这就好了。可是他竟不把父亲当父亲，不把君主当君主，私自窃取生杀废置的大权，想要胁迫他而夺取帝位，这就是自身成为叛乱者了。这样一来，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之流，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我私下考察太平之死、娄达实的逃亡、博啰的反叛、库库的背叛，都是因为得罪太子的缘故。追究他们得罪太子的原因，不过是太子急于接受禅让，而诸位大臣不肯顺从防范罢了。唉，怎么这样不加思考呢？既然已经做了太子，天子的位子除了我还会归谁呢？当时豪杰蜂拥而起，疆土日益分裂，荆江一带的创伤还没有平复，汝水、颍水一带的战火正烈，滦阳的宫阙已经焚毁，燕赵之地的荆棘一天比一天茂盛。君臣父子同心协力，用来遏制乱谋、平定凶恶首领，还恐怕不足以挽回上天的命运。如今却把君父看得如同泥土木偶一般，想要推倒他而占据他的位子。存有这样的用心，即使想不灭亡，难道办得到吗？杀死宋朝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宋朝养士三百年，遭逢时局变故，凭忠节奋发自立的人，大概有很多。然而没有像文天祥这样壮烈的。自从他起兵入卫，立志谋求恢复，辗转于岭海之间，出入生死，丝毫没有怨恨悔恨之意。到了兵败被擒，囚禁在燕地狱中，用威势压迫他而不能使他屈服，用利益诱惑他而不能使他动摇，最终从容就义，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他的遗迹流传后世，即使樵童牧人，也知道他是壮烈之士。前史说文天祥意气宽广而才疏，最终因此困穷而死，这恐怕不对。看他起兵之初，文武英贤都招入幕府，而耕田的农民、山洞中的壮丁全都到辕门，请求亲自效力的以万计；没有拨乱之才，是做不到的。等到在行都时，他陈述分地设立军阃的策略；在真州又同苗再成讨论两淮联合抗敌的计策，才疏的人能这样吗？如果上天果真保佑宋朝，他的策略必定会实行，他的谋划必定会采用，他的功业也必定能够成就。陈宜中在前面阻挠他，李庭芝在后面怀疑他，大概都是因为上天没有保佑宋朝的缘故，怎么能把责任归咎于文天祥呢？即使如此，成败不值得论说，只论他所获得的名节罢了。文天祥一死，而他的精诚忠心和伟大节操，光明灿烂地同日月争辉，虽死犹生。那些苟且偷生、侥幸免死的人，直到今天还被人唾骂不止；这是不能忍受一次死亡，却要接连承受百千次死亡啊。唉！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君子难道不应想到，为忠而死才是壮烈的吗？征召刘因，授为赞善大夫，不久便辞官归乡。儒者所守持的是先贤之道，所等待的是后世知己，本来就应当把性命和道德作为归宿，难道只有辞采华美才值得珍视吗？元朝初年，以博学和雄健文辞著称于世的人并非没有；然而寻求潜心体察性命道德的精微，而不被记诵词章的习气牵累的人，却很少。至于能够涵养心性，实行自己所学，出仕或退隐、进取或退处都纯粹不失其道的人，就更少了。刘因生在元代，却能知道训诂末节不足以穷尽圣人的精义，于是沉潜研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努力学习以求达到最高境界。与郝经、姚燧之流把辩说博洽当作长处和雄才相比，岂止相差十倍百倍，乃至千万倍呢？后来他被征召入朝，擢升为赞善，却立即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归去，俸禄供给一点也不接受，讲道著书，飘然超出尘俗之外，俯视玄色礼服和红色鞋子的荣华，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尤其可以说是贤人了。起初我读他的文章，温厚醇正而深沉，有濂洛之学的典范，也获得了他所以这样说的道理；等到考察他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大节，洁白无瑕，不受污染，又获得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据。元朝一代以儒者自称的人很多，但学问和品行醇厚正直的，除了刘因，几乎很少见到。僧格推荐卢世荣，说他有才能使国家富强，任命他为右丞。卢世荣进入中书省后，自称生财有办法；采用他的办法，赋税就会增加一倍，而百姓不会受到扰害。

译元朝拥有天下，版图的广大、军队的强盛，远远超过前代。至于君主的德行和治国之道，百年之间，卓然值得称道的只有世祖罢了。然而他喜好武力和财货，崇信异端，仍然不能充分实现他恭敬节俭的心愿。平定宋朝之后，本应安定百姓、和睦众人，以成就美善太平的政治；可是反而穷兵黩武、侵扰边远，命阿勒哈攻打日本，命索多攻打占城，命托欢攻打安南，军事行动没有一年停止过。军队死于战斗、百姓死于运输粮饷的，不知有几百万人。仁慈的君主忍心这样做吗？阿哈玛特死后，卢世荣接替他；卢世荣被诛杀后，僧格又接替他。他们建立规条、设置征理司，核查钱粮，增加每年的课税，搜刮剥削的痛苦、苛细征敛的暴虐，使天下骚动不安，而江淮尤其严重。恭敬节俭的君主，大概不会这样做。至于尊崇帝师，加给他“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的称号。帝师想释放的人就释放，帝师想治罪的人就治罪。抄写佛经、设置醮坛，以及金箔、纸钱、酥蜜等费用，每年以万计。这难道是贤明君主所做的吗？从前魏孝文、金世宗，都能充分发扬恭敬节俭之心，施政爱民，停止战争，尊崇儒学，好学而具有汉文帝、宋仁宗的风范。像世祖这样的人，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比魏孝文、金世宗惭愧得多。想要继承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德，赶上汉唐的功业，办得到吗？任命僧格为平章政事，诺尔根萨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叶李在宋朝曾伏在宫阙之下上书，竭力斥责奸相，于是被流放到瘴疠之乡，也可以说是忠直之士了。宗庙社稷已经灭亡，奸臣也已经死去，作为叶李，只要退居乡里，终身不再出仕，也就可以了。既然接受召命，就应当陈述诚意，坚决辞绝；如果实在不能免，就以死相继，以保全自己的节操，也可以。然而叶李却不是这样，改变节操出仕元朝，做到丞相属官，参与国政，竟然没有一点惭愧。又阿附奸人，推荐他做宰相，使他的毒害流布于中原百姓之间，他忠直的节操全都扫地了，难道不是可鄙到了极点吗？有人说：叶李在宋朝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刚刚上了一次书，就立即遭到流放，君臣之义也太薄了。国家灭亡以后，突然改变主意，又怎么能过分责备他呢？唉！谢翱不过是一个平民，却不忍背叛宋朝，在穷山中徘徊；陈瓒身为执政，只是皇帝的从子，却不肯臣服元朝，甘愿接受杀戮。何况叶李在宋朝曾就读国学，饱食廪米。宋朝社稷既已覆亡，以身殉义，本来就是他的本分。可是他竟忘记君主而侍奉仇敌，吃元朝的粮食，接受元朝的恩宠，并为元朝尽力，有一点人心的人忍心这样做吗？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把宋朝谢枋得押送到燕地，谢枋得不屈服，因而死去。谢枋得这样死，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自从安仁战败后，他以道义为理由不臣服元朝，逃亡隐匿在山谷中，妻子儿女被囚禁，也不顾念。等到天下稍稍安定，程文海推荐他，留梦炎推荐他，魏天祐又诱骗并逮捕他。这三个人究竟存着什么心呢？文海、梦炎，是背叛宋朝而臣服元朝的人。这就像妇人失身于人之后，又做媒诱骗贞节妇女一样。天祐则是献出炼银计策的人，想求得推荐贤能的名声，来掩盖自己贪婪暴虐的罪行。谢枋得看待文海等人，仿佛他们将要玷污自己；不被甜言蜜语迷惑，也不因愤怒的神色而屈服，绝食而死，以保全他的节操、洁净他的自身，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那些偷生忍耻的人，难道果真没有死吗？即使死了，也还留下无穷的耻辱。像谢枋得这样的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谢枋得给梦炎的遗书中说：“江南没有人才，没有比今天更可耻的了。想找一个像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那样的人，也找不到。”他讥刺得多么深切啊！梦炎以状元身份做宰相，既不能像吕贻甥、厮养卒那样凭口舌使主人复归，也不能像程婴、杵臼那样凭忠心和智慧保存孤儿，却反而想诱骗忠义之士，共同做失节的事情，难道不是可耻到了极点吗？等到西僧嘉木扬喇勒智被关进狱中，不久又释放了他。佛，是西方的鬼罢了。世祖是一个才智中等的君主，供奉西方的鬼，崇信西方的佛法，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然而嘉木扬喇勒智这个人，对于佛教所谓的戒律，也全都抛弃而不遵守，不知道世祖为什么还要任用他。佛教的宗旨，是清净而无欲，恬淡而无求，慈悲而不杀人。嘉木扬喇勒智难道取法于它的清净吗？那么他的房中却充满了妾媵姬女。难道取法于它的恬淡吗？那么金银珠玉却充满了他的府库。难道取法于它的慈悲吗？那么他发掘宋朝诸陵和大臣坟墓，剖开棺材，暴露尸骨，夺取随葬的衣物和助丧财物，祸害甚至波及九泉之下。这不过是一个大盗罢了。假使佛教果真有所谓锉、烧、舂、磨的刑罚，除了这个人，还有谁配受刑呢？如今他的罪恶已经显露，神人共同愤怒，作为世祖，本应代佛施刑，杀死他，焚毁他的居所，驱散他的妻妾，没收他的财产，这也足以舒解天下的愤怒了。可是他既不能这样做，反而归还没收的财产，还任命他的儿子为行省左丞。唉，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呢！御史中丞崔彧得到传国玺，把它献上。传国宝玺的说法起源于秦始皇，五帝三王的时代并没有这种东西。秦始皇得到和氏璧，把它制成玉玺，李斯为它篆刻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汉代以来，世代相传，把它当作国宝。直到后唐潞王李从珂纵火自焚，秦玺已经化为灰烬。契丹灭亡后晋，得到的只是石敬瑭所制作的玺。传到耶律延禧时，因为金兵追逼得急，玺丢失在桑干河中，那么后晋的玺也已经亡失了。崔彧得到的，究竟是秦玺还是晋玺呢？说是秦玺，那么它已经在李从珂时被焚毁了；说是晋玺，那么它已经沉在桑干河里了。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不可能欺骗世人。崔彧所得到的，怎么知道不是奸人伪造出来，希望以稀世之宝取得宠幸呢？假使崔彧得到的果真是秦、晋两朝的旧物，那两朝享国都不长久，灭亡尤其惨烈，这块玺不祥，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又哪里值得珍宝般看待呢？可是当时的君主竟眷恋不舍，好像河图、大训一样。唉，也太迷惑了。契丹举行进士考试，竟把是否拥有传国之宝作为正统的依据，拿这个命题，尤其可笑。五帝三王没有听说拥有传国宝玺，难道能说他们不是正统吗？刘聪、石勒、苻坚曾经得到传国宝玺，难道果真能称为正统吗？《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用什么来守住君位？靠仁。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作义。”仁义，是君主无形的大宝。那些亡国之玺，哪里值得称为宝呢？赐给宋朝使者家铉翁“处士”的称号，遣送他回乡。

译士人出仕，就像女子出嫁一样。女子出嫁后改嫁两个丈夫，不能称为贞洁的妇人；士人出仕后侍奉两个姓氏，难道能称为忠臣吗？宋朝灭亡时，士大夫中持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人本来很多，但贪生失节的人也不少。留梦炎是宰相，侍奉元朝做尚书；赵孟頫是宗室，侍奉元朝做学士。他们都号称通晓古今，却不知道平日所学究竟是什么。像家铉翁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所学。铉翁专门学习《春秋》，对于君臣上下的区别、道义与功利的辨别，讲解得明白，信守得坚定。所以元军进入杭州时，他不在劝降文书上署名；等到奉命出使北行时，他不接受敌国的官职，被安置在河间，流离困苦憔悴，却始终没有丝毫怨恨悔恨之心。到他年过八十时，赐给他“处士”的称号，遣送他回乡，赏赐金钱，他都坚决辞谢不受。他洁白无瑕，不受污尘沾染，俯视那些表面敏捷、穿戴华美而卑躬屈膝的人，简直像看待沙虫和醯鸡一样。所谓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铉翁就是这样的人。那留梦炎、赵孟頫，系着冠缨、垂着组绶，得意洋洋地出入元朝廷的人，听到铉翁的风范，额头能不冒汗吗？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退休。宋朝通过科举选取士人，三百年间，以状元登上宰相之位的只有七人。像吕防正、王曾、李迪、宋祁、冯京、文天祥，有的以宰相功业著称，有的以刚正直率著称，有的以忠义显名，都足以提高科举的声望。作为科举的污点，只有留梦炎。德祐初年，敌军长驱直入，梦炎曾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督率各路军马；又曾以江东西湖南北宣抚大使的身份，守卫衢州、婺州。他的权位不可谓不高，委任不可谓不重。然而元军渡江后，他既不能督促激励各地守将，反而向北迎接敌军；等到元军攻打衢州，又不能竭力坚守，立即带着城池投降。随后建立元朝，接受元朝官职，以荣誉名位和优厚俸禄终其一生。所谓状元宰相，竟是这样，难道不被武夫俗吏讥笑吗？赵孟頫却称留梦炎善于谋划、能够决断，有大臣的器度。唉，说梦炎善于谋划吗？没有听说他提出谋略、献上策略来挽救国家危难；说梦炎能够决断吗？没有听说他临机应变，建立抵抗敌人的功绩。至于他阿附贾似道，因循沉默以求取容，又哪里是大臣之道呢？赵孟頫说这话，不只是迎合自己的爱好而已。他本来就是背弃宗国、臣服仇敌的人，难怪不知道梦炎忘记君主、侍奉仇敌是可耻的。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博果密去世。世祖曾约定，不任用汉人为宰相，而所任宰相都出自本民族。然而当时勋臣外戚中贤能而可以做宰相的人，谁能超过博果密呢？他出生于世家，又跟随许衡学习，得以听闻性命道德的要旨、修养自己和治理他人的方法，所以他在朝廷所持守的大节，有值得称道之处，不是巴延、鄂勒哲等人可比的。看他劝谏停止征讨安南，陈述消弭灾害的方法，争辩郭佑、杨宽安应否诛杀，论说西僧释放囚犯祈求福报的荒谬，正直敢言，具有古代贤相的气节。至于他历任显要官职，家中一向清贫；他死时，依靠皇帝赏赐丧费之后才能够安葬，那么不仅是当时各位宰相所不能相比的，即使同卢怀慎、杨绾的清廉节俭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假使世祖、成宗把他放在宰相之位，推心置腹地委任他，那么他启发君心、整饬百官、修订典章、建立法制、整治弊政、革除恶俗，即使不能赶上唐宋，也差不多可以恢复拓跋魏、宇文周的风气了。为什么竟把他置于闲散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呢？可惜啊！唉，元朝一代不任用汉人做宰相而任用本民族的人，然而本民族中的贤者又不能做宰相，所任用的却是奸诈贪婪凶恶污秽之徒，这大概就是元朝的政治不如辽、金的原因吧？兰溪处士金履祥去世。元朝拥有天下之初，草创混乱刚刚开始，本来没有用儒者的地方。儒者生在那个时代，超然退隐，考察六经遗留下来的文章，探究圣人的最高道理，用来成就自己、改善他人，这才可以称为贤人。然而当时所谓的儒者，有的竟在元朝朝廷做官，只为求得一斗一升的俸禄，怎么这样不自重呢？即使说志在推行道义，却不知道我们儒者所谓的道，就是人伦常理、礼乐制度、道义与功利的辨别。元初各位大臣，他们凭借这些立身于朝廷的东西，都不免毁弃规矩准绳，只追逐当时的喜好罢了。像金履祥这样的人，才真是所谓道学之儒。履祥的学问，得自何基；何基的学问，得自王柏；王柏的学问，得自黄干；而黄干则是亲自接受朱子教诲、得到其传承的人。他的学问本来有渊源。宋朝将要灭亡时，履祥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退居穷山，著书阐明道理，辅翼先儒遗留的经典，等待后世的学者。不吃元朝的粮食，不接受元朝的官职，与那些身体已经屈服而道义却不能实行的人相比，究竟谁更高明呢？元朝时代以儒者自命的人很多，像履祥这样洁身自守、不受污染的，才无愧于儒者的称号。唉，真贤啊！哈玛尔假传诏令杀死右丞相托克托。史臣说：“托克托侍奉君主始终如一，没有失掉臣子的节操；只是受群小迷惑，急于报复私仇，君子对此感到忧虑。” 顺帝在位时，所任命的宰相大多是贪婪、平庸、奸邪、凶悍之徒。比他们好的人，只有托克托。看他秉持大义而罢黜巴延，辞去宰相之位而推荐阿噜图；第一次出兵就平定了彭城的盗贼，第二次出兵就使高邮的叛贼陷入困窘。他所建立的功业，不是庸碌之人所能做到的。当时群雄一齐兴起，疆土日益缩小；朝廷内部府库也日益空虚。幸好还有托克托这样可以倚赖的人。假使顺帝推诚相待而把政事委托给他，即使不能挽救必然灭亡的灾祸，也或许可以稍稍延长岁月，不至于立即灭亡。可是他竟听信谗言把托克托杀了，这同一个病人气息奄奄时又杀死巫咸、驱逐扁鹊，使自己加速死亡，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托克托可以称为大臣吗？”我说：“可以称为能臣，却还不能称为大臣。”古人所谓大臣，是亲近正直的人，疏远谗邪之人，不因私人的功劳而奖赏，不因私人的怨恨而报复。这样才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托克托却不是这样：太平正直，就嫉恨并驱逐他；汝中柏的谗邪，则被迷惑而信任他。哈玛尔凭借营防之力而引入政府任职，伯勒齐尔因诬陷中伤的怨恨而被斥退到外藩。这难道是大臣至公无私的道义吗？虽然他不是因罪而死，君子仍为他悲哀。然而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也有给谗臣贼子提供借口的地方。所以我详细论述这些，使后世任命宰相的人知道要舍弃瑕疵而记录功劳，使做宰相的人知道忘掉私情而遵循公理。

译哈喇哈逊等人说：“我们同翰林、太常商议，皇考大行皇帝是母亲的兄长，把二帝的神主按照兄弟次序附祭于宗庙，比较合适。”诏令批准了这件事。宗庙的礼制是左边为昭、右边为穆，改朝换代以后，依次升入附祭。附祭入庙时，考查典礼，告知先王，亲近的不能擅自凌驾，疏远的不能擅自压抑，难道是臣子可以凭私意决定的吗？元朝诸臣议论附庙的次序，怎么这样亵渎礼制、扰乱经义呢？顺宗固然是成宗的兄长，然而成宗做皇帝时，顺宗已经面向北方以臣礼侍奉他了。兄弟之伦，是私人的恩情；君臣之分，是公共的道义。说弟弟不能排在兄长之前，难道不知道臣子也不能排在君主之前吗？从前鲁国采用夏父弗忌的意见，把僖公的牌位升到闵公之上，《春秋》讥刺这件事，认为是颠倒祭祀次序。顺宗、成宗附庙的次序，正与鲁僖公、闵公的事情相类似。僖公继闵公成为君主，把他的牌位升上去尚且不可以，何况顺宗从未做过皇帝，只因他的儿子居于天子之位，便追尊为帝，又把他附祭太庙，难道还可以颠倒他们的次序吗？然而元朝的过失，难道只是附庙次序这一件事吗？徐寿辉攻破江州，总管李黼因此战死。元朝拥有中原将近百年，到了它发生动乱时，儒臣持守节操而死的很多。像李黼、李齐、余阙、台哈、布哈，他们的忠义尤其显著。评论者说，崔杼作乱时，左右近臣为庄公而死的有七人，却不能和孔父、荀息一起记载在《春秋》中，因为认为他们死得不是地方。余阙、台哈、布哈世代居住在漠北，为君主而死，是合宜的。至于李黼、李齐，他们是中原士人，又是前代遗民，只管小心地保卫边疆，为元朝效死，这也不过像石之、纷如之类的人罢了，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士人出仕，就像女子出嫁。女子应当在收受聘礼之前谨慎考察，知道那家的悖乱，就不应出嫁；士人应当在委身任职之初审慎考察，知道那个国家危乱，就不应出仕。既然已经成为夫妻，却因为门户衰败而反目，不能称为合乎义；既然已经成为君臣，却因为国家危急而改变节操，不能称为忠。元朝政局衰败混乱，有幸生在那个时代的士人，如果能在尘俗之外洁身自守，在大山深谷中高尚退隐，研习圣贤留下的经典，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改善自己的门徒，这就没有遗憾了。既然想要顺应时世来求取功名，那么国家安定时就享受它的名位荣宠，国家危急时就抛弃它离开，这连夏侯令女也不肯做。难道能说大丈夫反而这样做吗？所以责备李黼、李齐，应当责备他们在最初接受任用时不能审慎考察，不应责备他们在危乱之际为国而死。加授宦官李邦宁为大司徒兼左丞相。宦官的职位，自古就有，职责不过是清扫门庭、掌持扫除器具、守卫宫中内门的禁令、掌管女宫的戒律罢了。即使有像吕强那样正直、像张承业那样忠义的人，赏赐给他财物可以，最终也不能把重大职任交给他。李邦宁是宋朝的宦官，宋亡后被俘，于是得到在宫廷供职的机会，历事三帝，所受宠任日益隆盛。到了武宗时，竟任命他为大司徒，又让他兼任左丞相，地位尊贵、职任重大，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司徒的职责是施行五种教化、安抚天下百姓，在汉代就是三公的职务。丞相的职责是统领百官、调和四海，在周代就是冢宰的职任。这两个官职，如果不是学问足以知道天命，道德足以辅佐皇极，武略足以平定乱事，文才足以引导人伦教化，就不足以担当。李邦宁之所以得到宠幸，不过是善于逢迎罢了，聪慧机巧罢了。治理国家、弘扬教化，难道是他所能做到的吗？如今竟让一个亡国的俘虏、奸邪宦官中的丑类，同时掌管治理和教化的职务，难道还算国家有人才吗？唉，出宫时戴着高冠、佩着长剑，享受隆重的礼遇；入宫时佩金珰、戴右貂，供人差遣服役。损害名器，辱没朝廷，也太厉害了。然而武宗是平庸的君主，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英明的君主，不能不深切地以此为鉴。史臣评论武宗说：“皇帝慨然想创立制度、改革法令，而且有所作为，因此封爵非常泛滥，赏赐也非常广泛。至元、大德年间的政治，到此稍有改变。” 史臣赞美武宗，说他慨然想创立制度、改革法令，并且有所作为，这话过分了。元朝各位皇帝安于晚期的风俗而不遵循三代的法度，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即使凭世祖的英武、仁宗的恭敬节俭，也无法改变这种风俗，何况武宗比这三位君主更加低劣呢？武宗在位四年，没有一件善政值得称道，实际上只是特别宠幸伶人罢了。任命李邦宁为平章，他是宦官；任命司徒教鄂博，是番僧；任命他人为学士承旨。其他如把鹰坊官员的品秩提升到二品，把虎符授给西域商人。他沉溺于酒色，喜好游猎，这难道是有所作为的君主吗？他所谓创立和改革的，不过是设置尚书省、实行至大银钞两件事罢了。这些都是毒害百姓的法令，难道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吗？假使武宗果真有志于创立制度、改革法令，就应当召用名儒，考察古代典章，端正人伦，厚重风俗，修明法度，确定官名，考订章服，以革除奇异庞杂的陋制，用雅乐改变淫荡的声音，这样或许可以接近魏孝文、金世宗的作为。可是武宗天性庸下，哪里配谈这些呢？任命赵孟頫为翰林学士承旨。士君子之所以不同于流俗，只在于懂得义。士人如果不懂义，即使有其他优点，也不值得取法。宋朝作为华夏和夷狄的君主三百多年，蒙古人穷兵黩武，灭亡宋国，俘虏宋帝，使宋太祖、宋仁宗的祭祀忽然断绝。当时忠臣烈士毁弃家产、牵连宗族，也不忍做蒙古人的臣子，是因为被义所激发。因此凡是宋朝宗室的人，哀悼宗国灭亡，想到祖宗的愤恨，他含悲忍痛，应当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赵孟頫是皇族后裔，本可以舍生取义，向北面对敌人而死，与孟锦、与睾在地下同游；否则也可以隐居山谷，竭力辞绝征召，以保全自己的道义。可是他竟不知道忘记亲族而侍奉仇敌是错误，不以离开高位、退隐山林为耻，面向北方侍奉他人，在元朝庭上跪拜匍匐，戴着珠帽、穿着貂裘，每天同群臣往来，使人一望见他就指着说：“这就是原宋朝的王孙。”而赵孟頫竟不以为耻，难道还懂得什么是义吗？唉，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皇帝皇后成为俘虏，究竟是谁造成的？还忍心做他们的臣子吗？文天祥、谢枋得这些人都只是平民，他们是为谁而死的？而身为宗室的人难道反倒可以享受元朝俸禄吗？赵孟頫的罪过因此更大了，即使文章书法精巧，学问广博，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下诏修建西山佛寺，十分急迫。御史观音保、索约勒哈达默色上奏极力劝谏，皇帝发怒，将他们杀死。

译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历代君主都纷纷崇信，没有一个卓然不被迷惑的。因此佛寺建筑极尽金碧辉煌，甚至超过宗庙；醮祠具备水陆珍品，甚至超过郊外祭天。倾尽府库财物，耗尽军民力量，违背忠臣劝谏的话，心甘情愿地不予理会。唉，怎么迷惑到这种地步呢？像元英宗，更加严重。英宗即位以来，不体恤年岁饥荒，不查求百姓疾苦，不施行善政，却急切地营造西山佛寺。观音保等上奏极力劝谏，于是被处以极刑。不仁慈的君主，哪里值得同他谈论呢？况且英宗崇尚装饰佛寺，他的心并没有别的，不过是想求取福田利益罢了。假如佛果真有灵验，他本应享国长久。可是没有过多久，他驻跸南坡，宫禁帷幕中就发生了变故。西天诸佛没有听说有拥护护卫的功劳，诸寺众僧也没有一个有勤王的举动。所谓福田利益，究竟在哪里呢？唉，君主沉溺佛法的人，考察英宗的一生，也可以稍微醒悟了。开设经筵，命平章张珪、学士吴澄等人进讲《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设置经筵，是为了讲授圣贤之学，滋润君主的心灵，把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任用的人，必须是端正贤良、博学通达的儒者；所讲授的内容，必须是明德、新民的要旨。这样以后，才可以涵养根本，成就德行器识。二帝三王的德行和政治之所以不可企及，根本大概就在这里。自汉代以来，君主留意于正统学问的很少。宋代虽然大儒相继出现，当时却还有人把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说成伪学，这又哪里知道有所谓学问呢？泰定帝从藩王府进入继承帝位，继位之初，首先开设经筵。他所任用的像吴澄这样的人，是当时著名的儒者；所进讲的，又都是治理国家的明鉴、端正君心的大训。这也可以说是贤明了。假使这个君主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心志，始终坚持这样的学问，那么他的成就，难道不能成为一代贤主吗？可是他崇尚儒学远不如崇奉帝师那样隆重，信奉正道远不如信仰佛教梵呗那样坚定，所以最终不足以成就自己的德行并推行到政治中。真是令人无限感叹啊！张珪等人说：“胡商中有人把宝石分割成珠子，把石头切成寸许，价值数万。这些都是当时贵幸者和宫中掌宝之人妄称为进献，冒领回赐，抬高价值，甚至达到十倍；双方互相勾结，暗中分用，应该下令禁止。”皇帝没有听从。古代贤明的君王所珍视的有六种：圣人、玉、龟、珠、金，以及山林薮泽，而君位这个大宝不在其中。圣人之所以被视为宝，是因为他能够裁定万物之理，辅佐治理国家；玉之所以被视为宝，是因为它能够庇护嘉谷，使其免受水旱灾害；龟足以用来占验吉凶，珠足以抵御火灾，金足以抵御兵乱，山林泽薮足以储备财用。这些就是贤明君王所珍视的东西。珍视这六种东西，那么所谓大宝，也差不多可以守住了。三代以后，昏庸的君主往往把不该珍视的东西当作宝物。晋国把垂棘之璧当作宝物，魏国把照乘之珠当作宝物，赵国把和氏之璧当作宝物，却不知道这只是玩赏之物。难道是国家所应当珍视的吗？元朝拥有天下，舟车通达八方，外国珍宝如珊瑚、玛瑙、西珠、北珠之类流入中国。上层的人被声色迷惑而喜爱它们，下层的人承受这种风气而进献它们。于是搜求奇异之物献入宫廷，勾结宦官以求取高价。所以一分大的珠子赏钱万缗，一寸大的石头给银数锭。唉，这些东西不能充饥，不能御寒，不能补助国家用度，只足以迷惑心志、败坏德行罢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宝物吗？元朝各位皇帝把心志沉溺在这些东西上，所以金钱和财物充满了狡黠商人、奸诈宦官之家，而府库日益空虚，心志日益受到蛊惑。所谓大宝的君位也日益危险了。这难道不是万世的大鉴戒吗？八月丙戌，明宗回到并驻次翁果察图。皇太子图特穆尔入宫拜见。庚寅，明宗突然驾崩。明宗突然死于行宫，世人都认为是图特穆尔杀害了他。我曾考察文宗的一生，推究他的心意，私下恐怕弑逆之事是史官诬陷他的。明宗、文宗都是武宗的儿子，自武宗去世后，经历仁宗、英宗、泰定帝几朝，兄弟二人都多次濒临危险。如今突然在行宫相见，必将握手叹息哭泣，悲喜交集。从丙戌到庚寅，才五天罢了，难道会突然萌生杀兄的念头吗？假使说文宗急于夺取帝位，忍心杀害兄长，不能以常情推断，也不是这样。当雅克特穆尔最初起兵时，明宗远在漠北，文宗已经占据大都、确立帝号，假如他下诏告知宗王，改封他的兄长，阻止他南来，难道不是很容易吗？然而文宗派使者奉迎明宗，让出天子之位，自己退居东宫，这说明他从未怀有占有天下的私心。难道大事已经确定、人心已经安定之后，他还会急于做皇帝而杀害兄长吗？况且自古以来弑君篡国的人，担心留下后患，一定要把对方的宗族斩尽杀绝才罢休。所以齐国篡夺宋国时，杀尽刘氏宗族；萧鸾篡夺齐国时，把高帝、武帝的后裔全部诛杀。假使文宗果真杀害了兄长，难道单单不会想到兄长的儿子已经即位，将来会为父亲报仇吗？然而文宗将要去世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宁宗；宁宗去世后，鸿吉哩皇后又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顺帝，难道他们唯独没有考虑后患吗？由此推断，明宗的死，决不是文宗杀害的。那么顺帝为什么说文宗图谋不轨，使明宗含恨而死呢？回答说：文宗曾下诏天下，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顺帝即位后，追究并怨恨从前的诏书，奸佞之臣又从旁挑拨陷害，所以给文宗加上弑逆的罪名，撤去他的神主，废黜他的皇后，杀死他的儿子。史臣既不能辨明真相，又顺势把这件事坐实，使文宗万世背负诽谤。唉，真是冤枉啊！监察御史陈思谦说：“内外官员如果不是文武全才，出仕或退处关系天下安危，能够挽救战争危难的人，不准夺情起复。”皇帝听从了。

译三年的丧服制度，是先王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的礼节，贤者不敢超过，愚者不敢不足。哪里有亲人的丧期还没有结束，就脱下粗麻丧服的悲惨，换上冠帽朝服的华美呢？不幸遇到时局多艰，迫于君主的命令，也应审慎衡量是否合宜而处置。戎狄交相侵扰，边疆非常危急，那么穿着墨色丧服从事军务，可以；内部争斗、外部叛乱，宗庙社稷将要倾覆，那么压抑哀痛来解除国家危难，可以。除此之外，就只能遵守常经罢了。自汉代以来，有夺情起复的制度，于是张九龄夺情起复而做宰相，马光祖夺情起复而掌管军队，张茂昭夺情起复而娶公主为妻。士大夫习惯旧例，把这不当作错误；像富弼、刘珙那样诚恳辞谢而不复出的，实在不多见。何况到了元朝，典章礼制荡然无存，父母在世没有定期省觐的制度，父母去世没有丁忧的制度，而忘掉哀痛、奏乐娱乐、吃稻米穿锦衣的人接连不断，所以陈思谦应当上言来警告在位者。唉，三年的丧期尚且不足以报答父母，三年的丧期还不能够穿满丧服，在他看来，父母就如同路人罢了。士君子遭遇亲人丧事而接到起复的命令，就一定要从外部考察时势：国家有来自门庭的寇患吗？朝廷有虎视眈眈的奸臣吗？宗庙社稷有动摇倾覆的祸患吗？没有这三种情况，即使有君主的命令，也不敢接受。还必须从内心考察自己：我的德行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吗？我的才干足以平定危难、遏制乱事吗？我的出仕和退处足以关系天下安危吗？没有这三点，即使正逢这样的时势，也不可以起复。对外不考察时势，对内不衡量自己，却冒充拯救战争的名义，实际谋求个人的利禄，这样的人连乌鸦都不如，难道不是先王的罪人吗？文宗因为明宗在世时一向说托欢特穆尔不是自己的儿子，于是把他迁到广西静江，命奎章学士虞集起草诏书，向天下公布。等到宁宗去世，皇太后说：“托欢特穆尔是明宗的长子，按道理应当即位。”于是派乌库哩济苏前去迎接他。顺帝出生在沙漠，世人都不能确知他的出身，有人认为他是宋帝昰的儿子。闽人余应有一首诗记载此事，大略说：“帝昰投降元朝，世祖封他为瀛国公，让他娶公主为妻。后来因侍宴时出现了奇异的征兆，世祖对他有所忌惮，派他到帝师那里学习佛法，于是他居住在漠北。后来明宗逃到沙漠的行帐居住，恰好离瀛国公很近，二人结交十分亲密。一天夜里，明宗正在睡觉，听见瀛公帐中有笙和镛的声音，便询问原因，原来是有婴儿刚出生正在啼哭。明宗知道这不是寻常人，便请求带回去收养为子，这就是托欢特穆尔。”诗中所说就是这样。考察《元史》，文宗因为明宗在世时一向说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命虞集等人起草诏书，告谕天下和宗室诸王，这大概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否则，文宗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兄长的儿子，唯独忌惮顺帝，却偏偏喜爱宁宗呢？老人们相传，世祖攻取江南时，有“水竭火生”的谣言。元朝以水德称王，宋朝以火德称王；这样看来，继却特氏而兴起的，实际上是赵氏留下的后裔。唉！世祖经过百战攻取宋朝，把它逼迫到钱塘江，又在海上将它消灭，本来是要把这作为子孙万世称帝称王的基业的。哪里料到宋朝灭亡还不到六十年，上天竟让宋朝的后裔暗中篡夺了元朝的统绪。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世上那些想灭掉别人的国家来为子孙谋利的人，也可以因此反省自己了。诏令停止科举。丞相巴延采用了萨里特穆尔的建议。先王选拔士人、任用官员的制度，见于《周官》《礼记》的记载十分详细。自汉代以来，有以孝弟、孝廉为标准的选举，有明经、进士的科目，有贤良方正的荐举。然而唯有进士这一科最能得到人才，名臣和大臣中声名功业照耀史册的，大体上都是由科举入仕的。蒙古建国后没有确立选拔士人的制度，所任用的，都是从省、台、郡、县的属吏中选取的，以及所谓宣差、知印、通事之类的人罢了。其中固然也有豪杰由此得到进用，但有志操的士人终究心怀惭愧而不肯就任，因为以这种名目为耻。仁宗在位时，才下诏通过科举选拔士人。历次科举所得的人才，如黄溍、欧阳玄的文章，张起岩、马祖常的器识，李黼、余阙的忠节，进士如此，又怎么会辜负国家呢？设置科举还不到二十年，竟因巴延、萨哩的建议而废止。那巴延、萨里、特穆尔都是没有见识的人，只知道属吏、宣差、知印、通事罢了，哪里知道儒者的可贵？这两位大臣想废除科举，不过是因为科举考试的供给和排场很盛，以及进士妨碍了他们的选官制度。科举考试的供给，还比不上僧道举行醮祠的费用；进士入选为官的人数，也比不上杂流补授官职的人多。不废除那些，却废除这个，还算是懂得区别事类的人吗？把这些写在史册上，只能遗臭万年罢了。皇帝因为世祖在位时间长久，想要继承并效法他，于是下诏把元统三年仍改为至元元年。建立年号、用年号纪年，在秦代以前从来没有。年号虽然是古代没有的制度，但到了后世却不能废除。古代民风淳厚，政务简易，案牍没有反复检查核验的繁琐，即使没有年号也可以。到了后世，奸诈虚伪日益滋长，政务日益繁杂，文书堆满案几书阁；如果没有年号加以区别，年月就会混乱，狡猾的官吏也会借机作奸，那些弊害将多得无法胜数。顺帝想要继承世祖的事业，仍用至元纪年，也可以说是有志向。然而年号沿用旧称，那么文书所记的究竟是前至元还是后至元，便无法知道；在查核复验时，奸伪会层出不穷，这种害处怎能说得尽呢？况且顺帝如果真想追述并继承祖先的功业，也只须效法世祖的施政罢了，何必拘泥于沿袭他的年号？世祖在位时，用度节约，赏罚分明，赋税征收有制度，田猎游乐有节制，选择人才任用官职，根据实情审断案件。儒者虽然没有充分得到任用，但许衡、王磐这类人都受到尊敬礼遇。南人虽然没有被任命为宰相，但程钜夫、叶李之类也都身居要职。这就是至元年间达到盛治的原因。顺帝却不是这样，奇后在宫中专受宠爱，用度日益奢侈；巴延在外擅权，赏罚日益紊乱。赋税征收没有限度，耗尽了百姓赖以穿衣吃饭的生业；田猎游乐没有节制，妨碍了百姓耕种和收获的时节。任用和罢黜失当，在位者多是奸邪庸劣之人；刑罚不合适，被杀的人多有冤枉滥杀。什么时候有过一件事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呢？唉！只沿袭年号却不实行祖先的实际政令，徒然开启弊端罢了，说这是善于效法祖先，可以吗？《椒邱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九 明代何乔新撰写 序

译《周礼集注序》《周礼》这部书，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制度；不是周公个人的制度，而是文王、武王的制度；不只是文王、武王的制度，也是尧、舜、禹、汤的制度。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周公，距今已有数千年，他们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和大法，今天还能见到的，只有《书》和《周礼》罢了。《书》记载的是他们的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周礼》记载的是他们的法，是治理天下的具体工具。有志于恢复唐虞三代盛治的人，除了这两部书还能凭借什么呢？秦代焚书之后，《书》失去了半部，但各位儒者没有不同意见；《周礼》本来有许多篇简错乱，儒者的议论为什么却如此纷纷？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期谋划阴谋的书，有人认为它是汉代儒者附会的说法。唉！假使战国时代就有这样的制度，那就成为三代了；假使汉代儒者真有这样的学问，还能称为汉儒吗？唯有程颐、朱熹两位大儒深刻认识到圣人心意的精微，认为非圣人不能作成此书，但也只是论述了它的大意罢了。隐微的文辞和深奥的义理，没有来得及论述；残缺的篇章和断简，也没有来得及考订校正，君子对此很是惋惜。冬官并不曾亡佚，何必花千金去购买呢？为什么又要用《考工记》来补它？直到临川俞氏寿翁，才悟出冬官的内容散见于六官之中，于是作《复古编》，用来纠正汉儒妄自补缀的做法。不是永嘉王氏次防，也作《周礼订注》来辅助和阐发俞氏的说法。此后，临川吴氏、清源邱氏各自作了考订和注释。乔新从小读这部书，潜心钻研多年，认为四家的说法已经完备，只可惜一家所得有时正是另一家所遗漏的，于是重新加以考订。每篇开头依照郑玄的本子列出篇目，保存旧貌以备考察；其次采录四家的论述，判定其中哪些属于正说、哪些属于讹误，以遵从古义。把《考工记》排除在外，另编为一卷，不敢混淆圣人的经典。又参考、考订各家学说，附上自己的意见，编成集注，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有天下国家的人，以《书》所载树立根本，以《周礼》所载落实施用，谁说唐虞三代的盛治不能恢复呢？世人说《周礼》不能实行，是因为刘歆、王安石采用它而失败。唉！这不是圣人经典的过错，而是他们不懂圣人的心意，只拘泥于文字罢了。唐太宗斟酌采用苏绰的制度，用来建立官制、授予田地、制定军制和禁诘之法，于是贞观之治远远超过两汉；何况用圣人的心意实行圣人的制度，天下难道会有不能沾受圣人恩泽的吗？《春秋左传撷英序》春秋时代，先王的恩泽还没有消失，从上面的王朝到下面的各诸侯国，远至戎夷之邦，凡是用于发布命令、见于应答交际的言辞，全都灿然成章。那种气象雍容而不急迫，文辞温和雅正而不轻佻。好像銮铃、和铃、车铃在四通八达的道路间回旋，又好像藻饰的旌旗、鞞鞛等礼器在明堂之上升降陈列。这大概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留下来的教化，仍有保存。那些大夫君子都受到礼乐教育的熏陶，明白道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言语文章渐渐上承《典》《诰》，下超越秦汉，确实是有缘故的。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文采多么盛美啊！”看《左氏传》所记述的内容，那么西周一代的文章，也可以大略看见了。我年轻时读韩愈、柳宗元两家的文章，喜爱它们叙事峻拔简洁，文辞铺陈而丰润。等到读《春秋左氏传》，才知道这两家的文章都以左氏为宗。如韩愈的《田弘正家庙碑》《董晋行状》，柳宗元的《封建论》《梓人传》，玩味它们的文辞，观察它们的气度态势，宛然都是以左氏为规范的。我于是感慨地说：“有志于学习古文的人，不能废弃《左传》。”便每天取来阅读，越探取越觉得深邃，越追赶越觉得无法企及。我游宦四方时，其他书没有空闲随身携带，却常常和《左传》相伴，大概没有一天放下过手。后来奉命到代北整饬边防，出入亭障之间，本来就不能携带书籍，加上军书文牍纷至沓来，即使有书也没有时间多读。偶然在雁门停留，边境烽火稍稍平息，我早年的爱好仍未忘却，便向学宫借来《左传》，抄录其中最可喜爱的篇章一百多篇，整理成三卷，题名为《左传撷英》，加上批注，收藏在箱笥中，以便观览，希望大体可以满足我的嗜好。虽然如此，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春秋时代的大夫君子以礼乐和道德涵养内心，所以他们一开口吐字，便都是自然形成的文章。不了解他们的内心，只是拿起笔墨去追摹他们的文迹，即使说是形似，也不过像优孟假扮叔敖罢了。这也是学习古文的人应当知道的。

译《楚辞序》《楚辞》八卷，是紫阳朱夫子校定的。后语六卷，则是朱子取晁氏所辑录的作品，刊定并补写而成。大概继《诗经》三百篇之后，只有屈子的辞章最接近古代。屈子为人，志向高洁，品行廉正；他华美的文辞、超逸的格调，仿佛乘着鹥鸟、驾着虬龙，漂浮游行在尘世之外。自宋玉、景差直到汉、唐、宋代的作者相继出现，都宗法他的规范，却没有谁能超过他。他确实是《风》《雅》的流派，也是词赋的鼻祖。汉代王逸曾为他作章句，宋代洪兴祖又为之作补注，晁无咎又选取古今词赋中接近《离骚》的作品来续编。然而王逸、洪兴祖的注释往往随着文句牵强生义，没有人能够阐明作者的内心；晁氏的书辨析议论纷繁，也没有在义理上有所发明。朱子凭借豪杰的才华和圣贤的学问，处在宋代中期，却受权奸压抑，始终不能施展，这不只是像屈子身在楚国一样。当时那些迎合世俗、谋求进身的士大夫，又跟着阻挠、排斥他，把他的学说指为伪学，看待他几乎比子兰、上官大夫之流还要过分。然而朱子却正与几位门人弟子在武夷讲论道理，悠然自得于溪云山月之间；他用来安置自己的方式，大概是屈子也不能达到的。我曾经读屈子的辞章，读到所谓“过去的事我没有赶上，未来的事我也听不到”时，深深为之悲伤，于是取王氏、晁氏的书删定成这部书，又为它作注释，辨明其中赋、比、兴的体制，阐发屈子悲哀、忧愁、感伤、悼念的情怀。这样一来，作者的心事就清楚地呈现在天下后世面前了。我年轻时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喜爱它声调铿锵、气格高古；慢慢体察其中忧愁郁结、缠绵悲恻的情意，又惆怅而生悲，反复诵读它的文辞，不能自已。只是书坊的旧本残缺磨损，已经无法阅读，我曾想重新刊刻来惠及学者，却未能做到。等到我承乏担任汳台职务，公务之余与佥宪吴君源明谈论朱子的著述，偶然谈及这部书，便说到我想做的事。吴君欣然拿出家藏的善本，校正讹误，补足缺文，命工匠刻版印行来流传。后来他把书交给我说：“书已经刻成了，请你为它作序，使读者知道朱子训释此书的用意，不敢把它只当作词人的辞赋来看。”唉！大儒著述的宗旨，哪里是浅学之士所能窥见的？但我曾听说，孔子删定《诗经》和朱子校定《楚辞》，用意是相同的。《诗经》的言辞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惩戒放纵的意志，对于教化的帮助是很大的。《离骚》的辞章都出自忠贞和爱国的真诚之心；其中所谓善不是从外面得来、名声不能凭虚假造成等话，也都是圣贤的格言。这样，即使被放逐的臣子、受排斥的士子在寂寞之地呻吟咏叹，他们安置自身也一定有自己的道理。那些受上天所托而居高位的人，如果幸而听到这些话，难道不会凄然感动，并由此引导他们恢复人伦纲常的常道吗？这就是圣贤删定此书的大意。读这部书的人，应通过它的文辞探求其中的意义，理解意义后再反省自身，这样或许接近朱子的用意，而不至于流于雕虫篆刻的末流。《宋论序》古代作史论的人很多。像司马迁、班固的史论，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的论赞，苏文忠公的《志林》，以及致堂胡公的《管见》，尤其可以称为杰出之作。司马迁的文辞雄健，但在是非判断上颇有违背圣人的地方；班固的文辞深奥雅正，但褒贬有时违背公义，君子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要说议论英迈发越，能够判定前代的是非邪正，使后来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只有司马、苏、胡三位君子罢了。至于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永新刘文安公的《宋论》，大概超过了司马迁、班固，也无愧于司马、苏、胡三位君子吧？刘公博览群书，尤其尽心研究史学，偶然读《宋史》，选取其中治乱兴衰的大事，辨明是非，评论得失，写成这部论著，共二十八篇。如论陈桥之变，认为它根源于太祖平素的心意；论金匮之书，认为是太宗假托而作；元符年间获得秦玺，他说这是沿袭天书故事的旧智；金人逼近汴都，他说这是灵素妖言所预示的。他如关于举斧斫地之疑、屈己求和戎狄之辨，也都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真是百世不变的至论。刘公写这部书时不轻易给人看。我从前任秋官郎，曾到他的私宅拜访，他拿出十多篇给我看。我读后十分喜爱，坚决请求抄录。刘公笑着说：“这是我尚未完成的书，其中许多见解也还没有定论，暂且放到以后，书成之后一定给你看。”刘公去世后，这部书才流传出来，我才得以仔细阅读。它的立论正直，褒贬公允，文辞瑰丽可喜，好像老将用兵，指挥进退，处处合乎节制；好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横斜曲直全都合乎规矩；又好像老练的狱吏审理案件，从拘捕、审讯到定罪、上报，连尚未暴露的奸恶、难以查知的情状，也都洞察无遗。由此我知道，这部论著必定可以同《资治通鉴》《志林》《管见》一起流传，毫无疑问。后世如果有人续接紫阳《纲目》而考核汇合各位儒者的议论，对刘公这部书一定会多有采纳。南台副都御史、淳安胡公说，这部书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学者大多没有见过，于是嘱托按察使洪公士直把它刻版印行。洪公便雇工在闽台重刻，以扩大它的流传，并命我为它作序。刘公的履历，都宪吴公已经在序中详尽叙述了，我何必再赘述？这里只叙述这些，以表明宋代的是非得失，有待刘公的评论来判定，而刘公的评论又有待胡公、洪公来刊刻流传。

译《百将传续编序》古代论说用兵的人，没有比孙武讲得更详细的。凡是山林、沼泽的地形，防守、攻取、包围的办法，窥察敌情、使用间谍的深谋，攻击坚固、捣击空虚的奇略，无不完整记载在十三篇中。汉唐以来，将领采用它就获胜，违背它就失败，没有谁能够超出它的范围。它大概就像医生有医方、棋手有棋谱一样吧？宋代东光张预，字公立，选取历代名将运用兵法、制胜作战而与《孙子》相合的事迹，编成《百将传》。孙武所论述的是用兵的方法，张公立所传述的是用兵的实际。两部书并行于世，确实是登坛受钺、统兵作战的人不可废弃的书。近来我只身奉皇帝命令，出镇北方边疆。想到自己世代为儒家，向来没有讲习过行军统众、营垒战阵的方法，十分害怕无法在仓促之际应变。于是取来张公立编的书，校正其中的讹误，补足其中的缺失。治理军务的空闲时间，就常常借此阅读，考察古人用兵胜负的事迹，希望在缓急关头不至于把事情办坏。后来越过勾注山，出雁门关，向北经过长城，向西抵达黄河，遍历各处边塞和烽燧，周遍察看山川。每逢遇到退役老校和退伍士卒，便向他们询问用兵的方略；虽然他们的说法人人不同，但退下来后拿《孙子》考察，往往彼此相合。孙武真是精通兵法的人吗？传文说：“有文事的人，必定也有武备。” 因此，《孙子》的书和张公立的传，不仅将帅不能废弃，儒者也不能不懂。然而张公立的编纂从吕尚起到刘词为止，其余没有收录，读者对此很以为憾。我于是考察五代以及宋、元史，又找到王彦章以下四十人，删去浮泛的言辞，选取他们的事实，续接在张公立的编书之后。原传中有缺漏的地方，也杂取其他书籍加以补充。这样，上下数千年间，元帅、大将用兵的事迹，就可以一览而知了。有人说：“王者的军队应以仁义为根本，不应崇尚权谋。”从汉代到元代，世人所称善于用兵的人，大多权谋有余而仁义不足，难道可以把他们当作规范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伊尹在陑地进军，解说者认为这是出其不意；武王在牧野作战，解说者认为这是用最高明的谋略施行间谍。虽然他们不以权谋为崇尚，但权谋未尝不包含其中。那种认为义军不用欺诈奇谋，最终却在泜水之战失败的人，是成安君的错误。权谋难道也可以缺少吗？世上那些受命镇守一方的人，以仁义为根本，以权谋辅助；平时便用来保卫国家、安定边疆，有事时便用来禁止暴乱、平息祸乱，这才可以称为仁义之师，也无愧于伊尹、吕尚的辅佐了。《论学绳尺序》《论学绳尺》共十卷，由宋代乡贡进士魏天应编选，收录南渡以后科场中考取优等的论说文章，笔峰林子长为它作了笺释，用来留给后来的学者。元代选取士人时以赋代替论，于是士大夫家中收藏这部书的便很少。到本朝才恢复宋代制度，以论来考试士人，而这部书已经散失很多。我的朋友、佥宪司事潘君大升在福建主管学校，竭力搜访，才全部得到此书，校正讹误，补足缺文，然后这部书才恢复完整。于是命工刻印，又嘱托我在卷首作序。序文说：议论文章由来已久。禹、皋陶之间“都俞吁咈”的议论，见于经典；春秋时代卿大夫往来的辞令，记载于史书。这大概就是论说文的起源吧？自汉代以来，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出现，论的名目才开始见于文献。夏侯太初的《乐毅论》、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及其论绝交之作，使论说文章更加兴盛。唐宋以词章取士，论也位列其中。唐代人参加省试所作的各类论，大多已经不易见到。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苏廷硕的《夷齐四皓孰优》和韩退之的《颜子不贰过》而已。这部书所收录的，则都是南宋科举士人所作。我私下评论它们，才气俊逸，好像青天旷远、秋鹰在风中独自高飞而来势逼人。它们的体制古朴典雅，好像殷代的彝器陈列在庭院中、竹简古书从坟墓中出土，即使不懂的人也知道它们是珍宝。它们的文采繁富华丽，又好像洛阳的名园，其中姚黄、魏紫等牡丹色彩浓艳，令人目眩。啊，真奇妙啊！它们被列入荐举名册并在俊造中名列前茅，实在是应当的。我年轻时从事科举学业，先父曾教导我说：“近来科场中的论体低下软弱，应当以欧阳修、苏轼的各篇论说为范本，才可以摆脱凡俗浅近而追求古雅。”我于是取来欧阳修、苏轼的各篇论说熟读，仿照它们的体制试作一两篇，拿给同舍的学生看，他们无不惊讶又发笑。即使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可以取法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参加科举的人还没有见过这部书。如今潘君对这件事殷切用心，以嘉惠后来的学者，他的用心真勤恳啊。这部书一经刊行，我知道四方士人一定会争相阅读并努力追摹，纵横驰骋而不超越法度，就像工匠有绳墨和尺规一样，于是科场文章的鄙陋习气也会因此改变。世上的学者，都应以经史为根本来培植根基，取法贾谊、班彪、夏侯太初、刘孝标来伸展枝条，拓展学习苏轼、韩愈来丰富情趣，再从欧阳修、苏轼的各篇论说旁求变化的极致，而法度则完全以这部书为依据。这样或许能使文采和内容相称，文质彬彬、值得观赏，难道只是科举文章而已吗？

译《琼台类稿序》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琼台丘先生拿出自己一生所作的诗文，题为《琼台类稿》，嘱托我校阅并确定其中可以流传的作品。我读了几个月才读完，于是确定其中确实可以流传的，共有若干卷。恰好都宪吴兴闵公出镇两广，见到这部稿子，感叹说：“这是足以名传当世的文章，应当为它刊刻，使它流传于天下后世。”先生于是嘱托我作序。我推辞未获允许，只好叙述道：“文章，是道的精华。对道的领会精密而深厚，发为文章就宏大而广博。唐虞三代时，士人君子没有凭文章成名的，因为他们都深通于道，见于文辞的，都是发抒他们内心所得。自汉代以来，世人开始凭文章成名，但大多只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来作文，对于道却没有真正的领会，所以作者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很少。唐宋盛世，凭文章名闻天下的有七家，但君子所取法的只有韩氏、欧阳氏、曾氏三家的文章，因为他们颇能得经书之意，并且对道有所见。到了濂、洛、关、闽诸位大儒出现，穷究经书、阐明道理，此后他们的文章才纯粹出于正道。评论者说，周敦颐像经书，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像诸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所得于道吗？” 先生出生在岭海之间，又处在理学大为昌明之后，天资超过常人，沉浸于六经，广泛搜求历代史书和诸子百家，致力于寻求所谓的道，并用它修养自身，再发之于文章，从不苟且。自从年轻时所作的科举文章起，就已经受到同舍学生的推重和佩服；偶尔写诗作歌、发表议论，年长者见到后，都惊叹认为他有大作家的风范。他二十岁时在乡试中夺魁，完成太学学业，所结交的都是天下贤能俊杰。不久考中进士，任翰林官，得以尽读宫中的秘藏书籍，从此所学更加广博，文章也更加无人能及。先生的文章具有濂洛理学诸家的典范，又不失韩愈、欧阳修的规矩法度；它纯粹精正，好像美玉璧琬琰陈列在周王室；它深广浩瀚，好像沅水、渐水、酉水、澧水汇入洞庭湖；它雄奇华丽，好像龙盾、鸟旟在战场上驰骋，又好像珠盘玉敦在盟坛上周旋。唉，盛大啊！如果不是有所得于道，怎么能这样呢？评论者说，先生有豪杰的才能，蕴含经世济民的学问；如果让他充分施展，这些可以流传的文章还不止这些。可惜他的文章没有用于典诰，他的诗没有谱入乐章，他的学术也没有体现在事业上。唉！元稹、杨巨源的文章曾用于典诰，司马相如的诗曾谱入乐章，荆公、舒王的学术曾体现在事业上，但品行不能与言论相称，有的人还把丑名播给后世。看先生立言卓异，足以流传而不朽，究竟是谁得谁失呢？所以闵公应当想要刊刻它使之流传。先生所论述撰写的作品很多，他的《大学衍义补》收藏在秘阁，《世史正纲》流传于学者之间，都另编成卷，不在这部文集中。《忠义集序》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多年，以仁厚建立国家，以《诗》《书》教育士人，以节操义行激励士大夫，所以士人百姓受到感化而奋发，都知道舍生取义是美好的事情。等到宋朝遭逢变故将要灭亡时，有为宗庙而死的，有为社稷而死的，有为君主而死的，有为城郭疆土而死的。下至山林幽谷中的儒者、乡里街巷中的妇女，也都守持义节，发誓至死不受辱。唉！汉唐末年，哪里曾有这样的事呢？南丰水村刘先生壎、如村刘先生麟，生于宋元交替之际，害怕忠臣、烈士、贞妇湮没无闻而不能流传。水村作《十忠补史诗》，如村作《昭忠逸咏》，都根据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大概属于野史一类。他们的同乡赵秉善把两位先生所作合成一编，又附上汪水云、方虚谷等君子感伤时事、悼念故国的诗若干首，总称为《忠义集》。当时元朝统治天下，忌讳谈论宋朝的事情，各位儒者只能私下互相传抄这部集子。历代相传久了，遗民旧臣几乎凋零殆尽，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前辈面对麦秀、黍离时的悲痛，而这部集子也几乎同尘埃虫蛀一起在破箱子里毁坏。上舍生赵君玺是两位先生的同乡，从老农家中得到这部集子，读后感到悲痛，于是校正补足其中的讹误和缺漏，特意拿来给我看。我接受后阅读它，看到文履善回答博啰的话，谢君直写给留梦炎的书信，不禁感慨万分；看到吴楚材答复录事诘问的文字、朱浚对兵士所说的话，毛发都悚然竖起，恨不得生在他们同时，帮助他们一同怒骂。看到刘锐让幼儿下拜接受药物，以及王士敏把诗写在衣襟上、以死发誓，又潸然泪下而不能自已。唉！宋朝三百多年教育培养人才的成效，在这里可以看到了。于是把它整理为七卷，抄录并收藏起来。浙江佥宪王君廷光见到后，感叹说：“这部集子记载的许多事情是《宋史》所遗漏的，不能让它失传，应当把它刻印流传。”于是嘱托我作序。唉！忠义是人的大节，根源在人的天性，具备于人的内心。凡是立身天地之间、被称为人的人，谁没有这种天性，谁没有这种内心呢？只要保存涵养而不丧失它，便会有浩然之气；一旦遭遇事变，面对白刃、踏入鼎镬也不恐惧，正如这部集子所记载的各位君子。先正曾说：“读《出师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孝。”我说，读这部集子而不叹息流泪的人，还能称作人吗？廷光辅佐外台，风采威严凛然，殷切地想刊刻这部集子并使它流传，他与此事结缘很深了。

译《唐律群玉序》自《风》《雅》《骚》《选》以来，诗歌没有比唐代更盛的。选编唐诗的有几十家，只有周伯防的《三体诗》、杨伯谦的《唐音》、石溪周氏的《唐诗类编》、新宁高氏的《唐诗正声》，在当时盛行。我曾取四家选本考察，或精当而不广博，或广博而不精当，读者不能不感到遗憾。于是就在这些选本中选取最可喜爱的作品，得到五言律诗一百七十首，五言长律二十四首，七言律诗二百零三首，五言绝句三十七首，七言绝句一百一十四首，分成十六卷。在雨雪的早晨、风月的夜晚，以及闲居独处的时候，深入玩味它们，从容诵读它们；仿佛在虞廷听到钟磬敲击的声音，仿佛进入周庙看见琬琰美玉的陈列，仿佛登上昆仑玄圃得到蒲谷之类的美玉。因此把它命名为《唐律群玉》。有人说：“孔子删《诗》，朱子注《骚》，刘坦之注《文选》，都是取其能够感发、观览、群居相切磋、怨刺不平，并且有益于教化的作品。唐代律诗的声音节奏已经同古代不同，荡然无存《骚》《选》的遗音，何况《风》《雅》的旨趣呢？你为什么还要取法这些诗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诗，是人的性情。唐代律诗的声音节奏虽然与古代不同，但它们根源于人的性情而创作出来，这一点是相同的。读者通过它的文辞探求其中的道理，再反过来体察自己的身心，那么它们能够感发、观览、群居相切磋、怨刺不平而有益于教化，难道会与《风》《雅》《骚》《选》不同吗？于是写下这些话放在篇首。《南丰县志序》国家有史，郡县有志，虽然记载的对象不同，但所关系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凡是作史、作志的人，叙述必须有法则，是非必须公正，这样之后才可以长久流传而不泯灭。何况史书所记载的，必定要取资于各地志书的记录，那么志书所关系的，不是更加重要吗？唐宋以来，郡县的图志很多，但有的叙述没有法度，有的是非不公，往往因此湮没不传；偶尔有流传下来的，时间久了也令人厌看，这是有原因的。弘治七年秋，江右藩司、臬司发文给所属郡县，要求分别纂修志书，呈送布政、按察两司，将要删订为通志。当时郡县有的因为事务繁多、时间紧迫而无暇顾及，有的交给稍微懂些文句的人办理，因此记载大多有值得议论之处。低矮的山坡小丘，能够被记载；而足以奠定疆域的大山，却被遗漏。乡里所不齿的人，却曲意替他们粉饰；而功勋卓著、文章伟大、堪称一代英杰的人，反而不予记载。更有甚者，索取钱财、要求酒食，才给人立传，这些人的卑鄙，比起从前的陈寿、魏收还要低劣。只有南丰县令、巴陵人雷侯孟正，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于是召集县里的师儒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对他们说：“南丰是著名的县，有曾文定公的文章、曾文昭公的刚大之气、朱光禄的厚德、曾悟黄枢的忠义，其他名贤硕士也难以一一列举，记载这些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希望我们共同把它完成。于是以旧志为基础，考察各家文集，参照乡里传闻；公务之余延请访问众多士人，亲自删改，赋税贡物、物产、人口、田地顷亩，都务求记载事实。官吏治理的得失，人才的贤能与否，都不作虚假的美化。打开卷册读一遍，一个县数千年的事情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雷侯抄写完毕，呈送给藩司、臬司，同时把副本留在县中，嘱托我作序。我认为雷侯确实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其他各县如果只是草草具备文书，难道不应为此羞愧吗？雷侯名颐发，出身科举。他来任县令后，凡是前任政令中妨害百姓的，都认真清理整治；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崇尚礼教、劝励风俗，修缮文庙，整饬官署，均平徭役赋税，统一度量衡；每年遇到旱灾祈祷求雨，往往都能应验。他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是当今贤良的地方官。《新刊经籍考序》经籍对于世道人心的帮助非常大。经书用来承载道理，人的一生一天也不能没有它。史书用来记载事实，有国家、有家族的人也不能缺少它。至于诸子、文集，其中言论虽然有纯正和驳杂的不同，也都是经史的支流余脉，士大夫不能不知道。古代英明的君主和贤德的统治者，建立藏书的府库，设置校书的官员，派遣访求书籍的使者，难道会是毫无意义的吗？汉、晋、唐、宋的史书都有《艺文志》。然而汉志所收录的书，到晋代已经有很多散亡；唐志所收录的书，到宋代也有很多遗失。君子不能不对此深为感慨。鄱阳马贵与，乃宋丞相碧梧先生之子，家中藏有许多缣帛书籍，学问有深厚渊源，常常撰写《文献通考》，用来补充《通典》的不足，其中的《经籍考》尤其精密详尽。我曾读它，私下认为它胜过前代史书的《艺文志》。因为《艺文志》只是列出书名卷目，而《经籍考》则记载著述的由来，辨析内容纯正与驳杂的不同，并附录先儒的议论。打开书快速阅读，就像登上延阁、进入石渠，看到芸编缃帙等丰富的藏书，确实是群书的纲要。《通考》卷帙浩大，人们不容易得到，《经籍考》却可以单独流行，用来资助博学通达。我曾把这些话告诉一两位士人朋友，希望他们整理并刊刻它，但没有人真正用心办理。江西按察司佥事、莆阳人黄公仲昭奉敕前来主持学校政务，我一向知道他博学而好古，便把这件事告诉他。黄公说：“这是我的职责，应当设法完成。”于是他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取国子监本校正其中的讹误，补足其中的缺漏，抄写成编，并筹措纸张和刻板的费用，交给南昌府同知张君汝舟，让他负责刊刻。张君专心致力于这项文化事业，购买名贵木材，雇用优秀工匠完成刊刻。黄公有嘉惠后学的志向，亲自督察，刻版完成后，黄公把书交给我，请我作序。唉，读书考察古代，本来就是格物致知的一端，也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然而典籍散布在天下各处，想要全部得到并阅读，即使王公大人也有办不到的地方，何况穷乡僻巷的士人呢？有志于学习古代的人，得到这部书来读，那么对于古代典籍，虽然不能看到全部原书，也可以得到它们的大意。这说明经籍本来有益于世道人心，而马氏这部书又有益于经籍。得到这部书的人，应在明窗下、书案旁，每天阅读数卷，采摘其中的精华，取用其中的光华，品味其中的膏腴芬芳，再反省于身心，发扬于事业；这才是黄公对学者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博闻强识而已，只是为了多听多见而已吗？这难道是黄公所期望的吗？

译《平蛮诗稿序》冬官郎中、羊城人何宗易，跟随大司空白公从荆襄整顿军队凯旋而归，拿出他在军中所作的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以及长短歌行，共若干首，题名为《平蛮诗稿》，嘱托我为它作序。我读这些诗，写战争军旅盛况的，有《江汉》《常武》的意味；怜悯征戍劳苦的，有《出车》《杕杜》的旨意；至于感叹寒暑变迁、叙说室家离怨旷守的，又有《采薇》《东山》的遗风。声音和谐，真是太平时代的乐章，大概将要超越盛唐，追及魏晋，并且向上接近《离骚》和《诗经》大雅小雅了。当初，荆襄群盗聚集作恶，凭借险阻四处出动抢掠，妨害我民。圣明天子赫然震怒，派遣将领前往征讨，又命白公总理军政。宗易因白公征召，居于幕府之中，凡是上达朝廷的奏疏、向下发布的檄文、与群僚往来的书信启札，以及军旅筹划、粮草转运和各种繁杂事务，全都交给宗易办理。宗易随事应对，几乎没有留下未办之事；而且余力还用于作诗，这不是学问广博、才干优异的人能够做到的吗？等到元凶被斩首，鲸鲵一类的丑恶之徒也都像云散鸟飞一样消失，于是宗易才得以随白公奏凯还朝。议论者认为，荆襄平定，虽然是白公和大帅的功劳，但宗易参与谋划的劳绩居多；而且他曾亲自冒着箭石，督促激励将士，并不只是执笔作文、空谈议论，应该得到表彰和恩宠。白公也多次向朝廷称说此事，请求破格提升他的官职，但主管官员没有察觉，只增加了他一个品秩，士人舆论都替他感到不平，而宗易却淡然处之。过去裴晋公主持淮西战事，韩退之确实跟随他；张魏公出兵关陕，刘子羽确实在他的幕府中。然而淮西盗寇平定后，没有听说韩退之因此升秩；金兵退却后，刘子羽反而因此获罪。那么宗易能够增加一秩，比起韩退之、刘子羽，难道不是幸运吗？不过，增加品秩与否本来不足以论说，但宗易的功劳不能任其湮没而不留传，所以我为他的诗作序，并且谈到他谋划军务的劳绩，使后世守护金匮石室之书的人，或许能够采录这些内容。《桂坡稿》序 司封主事左时翊把自己所作的歌行、选、律词、调、箴、铭、赞、赋、书、奏、记、序、题跋、碑铭、表、志等文章编次为十卷。他写佛、老两家的作品，另编为《方外稿》一卷。总题名为《桂坡稿》，嘱托我为它作序。时翊是故山东防政讷庵先生的儿子。他从小聪颖敏捷，远超常人，七岁便有能作诗的声誉。稍长以后博学多闻，没有什么不曾涉猎。从六经诸史直到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吸取其中的精华，咀嚼其中的华美，饱尝其中的实质。后来侍奉讷庵在四方任职，渡过长江，越过淮河，到达京师，向东游历齐鲁，向南奔走楚粤。所到之处，总要寻访杰出之士，与他们共同讨论、评议各种见解。而他所见到的高山大河，有的摩天接汉，有的荡涤烟云，也足以舒展、振发他的精神。因此他的学问更加广博，气度更加充盈，文章日日更新而没有止境。我私下评论他的文章：文辞气势雍容，好像藻饰的车毂和华丽的马饰，在明堂上上下周旋；论辩雄伟，好像龙盾虎牌，在军门之间驰骋；体制古朴典雅，又好像离磬和崇鼎，陈列在清庙东西两侧。这虽然根本在于问学的功夫，但总的说来，还是因为他的资质禀性超过常人才能如此。我盱江自宋代以来就号称人才众多，其中以文章闻名于世的，如直讲李泰伯公、曾文定公子固以及他的弟弟文昭公子开，雄健的辞章和劲健的笔力，与欧阳修、苏轼并驾齐驱、争相领先。几十年来，诸位老先生几乎都已去世，虽然作者并不少，但还没有人能够攀上三位君子的高超成就。凭借时翊资质的美好、学问的广博，如果能够牢记并遵循韩愈所说的“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永不停息，那么他的文章将会渐渐超过古人。将来振兴衰微、改变浅陋，追踪三位君子的人，除了时翊还会是谁呢？我年轻时也曾有志于此，等到任刑曹以后，每天阅看诉讼文书，忙碌不堪，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晚上回去总是昏昏欲睡，哪里还能够雕琢文章，与作者们在翰墨场中并驾驰骋呢？而时翊自从考中进士以来，所任都是清要之选，更能尽力于求学问道，他的文章日益更新，本来就是应该的。先冢宰与讷庵是同年好友，我和时翊是通家兄弟。因此为他的文章作序，既寄托了我私下的羡慕，也感叹自己的学业没有成就。

译《黄氏流芳集》序 广昌的银溪黄氏世代居住在那里。黄氏中年高德劭、才俊出众的人叫愈敬，家境富裕而乐于施舍。景泰年间，他曾拿出一千多石粮食，储存在官府，以备荒年赈济借贷。主管官员上报此事，景皇帝降下玺书嘉奖他。成化戊子年，接连发生饥荒，他又拿出二百五十石米赈济贫困者。事情传到朝廷，朝廷命他穿章服，授承事郎。黄家世代以儒业为本，历代有名卿伟人写作文章，来称述他们的美德，文采斐然。愈敬曾感慨地说：“玺书收藏在我家，使我家光彩灿烂，如同日月星辰昭然垂照，我不敢加以毁坏。缙绅先生们的诗文，辞语铿锵，如玉佩琼琚，我要珍藏起来，不敢遗失。这些都是我们黄氏托付其传扬芳名于无穷后世的东西。然而我担心日久之后散失，没有办法昭示后代，于是把所得大夫君子的作品记录下来，嘱托廉州太守雯峯饶先生选定其中可以流传的，汇集成一编，以玺书列于篇首，序、记、碑铭、诗歌等次之，问候慰问的书信又次之，随即刻在木板上流传于乡里，留给子孙，说：‘这部集子如果不朽，我们黄氏也就凭借它不朽了吗？’所以题名为《黄氏流芳集》。雯峯已经为它作序，愈敬又写信嘱托我为它作序。黄氏家世的美善、仕宦衣冠的兴盛，雯峯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人说，君子遵循礼、引导自己合乎义，只修养自身所能做到的，并不是求取后世的名声。愈敬积累美德于自身，恩惠遍及乡里，义声已经传达到朝廷，为什么还要急切求取后世的名声呢？士人能够不朽的，不过是德行和功业，言论文章还在其次。愈敬反而想借助文字来流传不朽，为什么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君子固然不急于求名，但名声湮没而无人称道，君子却以此为耻。所以孔子说：‘君子忧虑的是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太史公说：‘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子的称述，名声就更加显著。’德行如皋陶、契，功业如伊尹、吕尚，这样的人可以不朽。然而像皋陶、契、伊尹、吕尚这样的人，世代能有几个？君子想让自己在后世显现出来，怎么能不借助文字来流传呢？鲁国的两位隐士虽然贤德，史书失去了他们的姓名，世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覃季子的学术、连舜宾的品行和义举，世间本来有与他们相当的人，然而依赖河东柳宗元、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文章，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愈敬对这部集子如此殷切，是因为他自我期许很高，谋划得很长远。于是写下这些话，以承接雯峯的说法。《同年燕集诗》序 君子的宴饮欢乐，并不只是放纵情感、享用酒食而已，而是借此讲习礼文、敦厚交谊，尽情表达欢乐融洽之情。我同年考中进士的共有三百五十人，其中任职秋台的有五十多人。从甲戌年到现在十五年之间，有的调任其他官职，有的因父母丧事离职，有的不幸已经去世。五十多人中，现在还在世的只有十一人。成化戊子年春正月，皇上因为元夕节令，给百官各放假十天。员外郎广信人周宗用对所有同年任职秋台的人说：‘我们终年审讯案件，没有空闲举行私下宴会；今天幸蒙天子赐给休假，何不相聚宴饮，尽情享受一天的欢乐呢？’众人都认为好，约定本月十八日，一起集资在宗用家置办酒席。到期全部会集：会集者是永丰刘宽仁、永新刘主敬、古嵊谢永清、丰城范彦声、南昌熊迪吉、华亭王廷玉、羊城韩阜民、庐陵陈时庄、会稽吴文谟，以及我和宗用。这次聚会，按年龄长幼排列座次，是尊重年长者；饮酒以醉为限，是尽情欢乐；敬酒、回敬、进退行动，都一定遵守礼节，违礼的人就罚饮一大觥，是尊崇礼仪；歌唱《伐木》诗，演奏《南薰》的曲调，而金缕艳曲、檀槽淫声不在酒席之间演奏，是欢乐而不失其正。这不就是所谓讲礼文、敦交谊、尽欢乐融洽之情吗？我在京师八年，公卿贵人的酒食歌舞宴会，从未参加；即使同僚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与。参加并感到快乐的，没有哪次像这次聚会。于是诸位君子取苏子卿赠给李陵的诗中“愿言崇令德，随时爱景光”两句作为韵脚，各作诗一章来记载此事，然后散去。我本来要作序，却因因循拖延，没有及时写成；又过了两个月，我奉命担任福建宪副。想到我们即将久别，而这样的欢乐不可能再有，于是作序带回去。宗用，唉，我同年朋友也很多了，其中有些人地位稍高，便傲慢地把同年视作路人；也有些人趁同年身处危难而加以排挤。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而我们十一人却唯独能够这样亲厚相待，这足以警戒浇薄的风俗了。于是各自抄录一卷收藏在家中，将来相隔湖山千里之外，读到这篇文章、吟诵诸君子的诗以及《停云》所寄托的思念，大概会惆怅得难以自持了。

译《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四明杨先生拿出他所作的诗、赋、铭、赞、序、记、碑、志、论说和杂著等文章，共若干篇，题名为《桂坊稿》，大概是他任太子洗马时所作。我读了几十天才读完，于是作序说：儒者把文章看作小技，难道真是这样吗？文章是道的精华和光彩。领会道深的人，发之于文便宏大而丰赡；领会道纯粹的人，发之于文便端正而醇厚。譬如树木，道是根本，文章是花叶。文章不以道为根本，就如同没有根的花叶，早晨开荣、晚上凋萎，这才是所谓小技。君子的文章难道会这样吗？夏商周三代盛世，大道彰明，王化融洽，文采郁郁，不只是士君子如此，即使街上的儿童、乡里的妇女随口说出的话，也都典雅、华美、安静、深厚，达到后世能言善辩之士也赶不上的程度，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有根本。自秦以来，作者虽然不少，但以道为根本的，大概很少了。只有董仲舒、韩愈、欧阳修能够通过文章探求大道，所以他们的著作光明显著，与六经一同流传而没有废弃。到了濂洛诸位大儒出现，彼此讲明道学，之后他们的言论才纯粹地完全出于正道。评论者说，周敦颐近似经学，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近似诸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根本才这样吗？先生以绝世的资质，生逢圣明的时代，气势充沛，学问纯正。他年轻时所作科举文章，已经远远超出同辈；二十岁便在乡试中取得第一，考中高第，执笔供职于兰台，在延阁校勘书籍，在经筵侍讲，辅导太子。任官三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开翰苑，所学更加广博；从六经诸史，旁及九流诸家的学说，没有不探究其源流、综合其要旨的，而且对于所谓的道，已经在心中领会并落实于自身。所以他发之于文，根本承自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渊源，遵循董仲舒、韩愈、欧阳修的规范；文章法度森严，如龙虎鸟蛇排列在战阵之间；意态闲雅，如朱纮赤舄在殿阶之上周旋；宏阔深沉而雄放，又如鄱阳湖的巨浪、龙门的惊涛，浩瀚无边，不可轻易亲近把玩。先生自己所领悟的道理，我不是能够知道的；然而只从他的文章来看，不是已经深厚而纯粹了吗？我曾评论近代文章：姚牧庵、马石田都有志于修饰文辞，却没有听说他们通达大道；许鲁斋、饶双峰都有志于阐明大道，但文章仍未能脱离语录的余习。要寻找像先生文章这样文采与内容相称的人，哪里能够多得呢？先生不嫌弃我，嘱托我为他作序；我推辞而未能得到允许，于是叙述我所曾经论说的内容，写在末尾，希望使读先生文章的人能够探究它的根本。《赐闲诗》序 襄府左长史会稽韩先生，从贤能科考试中出身，屡次升迁到现在的职位，历任相王宪、王定两位藩王的长史，有忠诚正直的声誉。先皇帝知道他的贤能，提升他的俸禄为四品，晋升阶官为中顺大夫。他刚满六十岁，就请求致仕。定王嘉奖安慰他而不答应；过了三年，他又请求，定王像先前一样挽留；又过了两年，先生已经六十五岁，请求归乡更加迫切。定王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志，便把他的情况详细上报。今皇帝特准他的请求，他才得以回家休息。有人说：先王正值盛年，担任亲王府官职，职任虽然尊贵，政务却很简略，足以养神延年，何必请求归去？历任两位藩王的长史，有东平王那样的贤德，没有江都王那样的骄纵。先生所说的话，也没有方枘插入圆凿的矛盾，又何必急于归去？况且七十岁致仕才合乎礼制，六十五岁就致仕，难道不是太早了吗？先生答谢说：年龄到了而致仕，是先王的礼制；有病而解除官职，是我朝的制度。有病就会耽误政事，耽误政事却不离职，只姑且以年龄未到为借口，是贪恋俸禄而不知羞耻。我难道忍心舍弃贤明的藩王吗？只是怕自己陷入贪禄无耻的境地罢了。我看古人，有适宜归去却不肯归去的，蔡元长就是这样；有想归去却不能归去的，范忠宣就是这样。不肯归去的人，是有所沉溺，所以最终有岭南流放之祸；不能归去的人，是受到某种牵制，也免不了到南方荒远之地去。两者虽然忠邪不同，但最终不能避免后来的艰难，却是一样的。如今我离开险恶的仕途，来到闲适宽旷之地，坐在茂树浓荫下，饮用清澈的石泉，这是圣明皇帝赐给我的，也是获得了范忠宣没有得到的东西。我已经老了，只想早晚教诲我的几个儿子，谋求报答君恩而已，其他的我还知道什么呢？于是众人都认为先生的话有道理，相继赋诗来赞美他。他的儿子方伯公邦问，把诗汇集成一卷，题为《赐闲》，这是采用先生的话作为题名。后来嘱托我为它作序。我任湖广布政使时，曾有幸与先生见面，只看他的相貌、听他的言谈，就知道他是贤者；等到看到他在仕途得意时急流勇退，更加相信他的贤德。于是作序，置于众作之前。先生名弼，字荩臣，是宋丞相魏国忠献王的第十一世孙。《和梅花百咏》序 古今名流俊儒吟咏梅花的很多，而冯海粟的百首咏梅诗尤其为世人传诵。大概自《国风》中《摽有梅》一篇以来，没有比它更盛的了。我的朋友天官主事左时翊，曾在桂坡草堂读书，年末下起雪来，他打开窗户四面望去，堂前梅花盛开，清香冷艳，水光荡漾，吟诗的兴致浩大，于是诵读海粟的诗并加以唱和，录成一帙。后来他来到京师，拿出来给我看，让我作序。我一生也有爱梅的癖好，自从居住在京城以来，已经六年没有见到梅花了。忽然得到时翊的诗，读起来，恍惚如同走在孤山，徘徊于暗香疏影之间；悠然如同游览石湖，流连于文穆公的园圃；又如醉卧罗浮山，听翠羽鸟的啁啾。诗歌感动人，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吗？拿它同海粟所咏的梅花相比，我不知道究竟谁优谁劣。唉，梅花不过是一种花木，却具有君子的德性。它的花朴素而不妖媚，君子淡泊而不使人厌倦，与它相似；它的香气传得很远而越发清幽，君子隐微而日益彰显，与它相类。它在冰雪之际吐放花朵，在温暖明媚时收敛果实，君子的乐趣幽雅而远离浮华，也有与它相同之处。修身洁行的人喜爱它、欣赏它，又进而吟咏歌唱它，大概是有原因的。时翊聪颖敏捷而喜好学习，清正自守而富有文才，看他所喜爱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从前海粟的百首咏梅诗，曾受到赵文敏公的称许。时翊的诗很美，只是没有遇到文敏公；如今却让我能够读到它，哪里知道真正懂得诗的人会怎样评价呢？哪里知道真正懂得诗的人会怎样评价呢？姑且作序，等待当世出现像文敏公那样真正懂得诗的人来评赏它。

译《鼓山纪游诗》序 鼓山在福州城东二十里，它的气势雄伟、山势秀丽，是附郭诸山中的第一名。我和同僚朋友约定一同游览过多次，却总被事情耽搁。成化六年春二月辛未，监察御史清漳人陈弥旦将要进京，经过福州城，于是我们共同游览鼓山。这天，陈君乘轿先到山下寺院，我跟随宪使永新人刘叔荣、副使四明人钱廷珍、淮西人潘景澄、佥事羊城人康文瑞、泰和人康主一、淦川人周守谟，处理完公务才出发，一同在寺中吃饭，于是登山。经过圆通庵，走过半山亭，大约五里左右，才到山上寺院。树林苍翠滋润，山岩沟壑深邃开阔，真是佳境。喝完茶，屏退车马随从，游览寺院左边的灵源洞。洞中有泉水从石缝流出，我们靠着石头饮水，泉水甘甜清凉，十分可爱。又走了几百步到天风海涛亭，亭额是紫阳朱夫子所书。他的遗刻在山顶，本想前往观看，但因为疲于攀登，没有去成。徘徊游览了很久，才回到寺中，拿出酒一起吃饭。寺僧也汲取泉水煮茶请客，酒兴正浓时，童子歌唱了几阕雅正的歌词，宾主都十分欢快。陈君首先作律诗一首，诸位君子也相继作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傍晚才回去。刘君说这样的清雅游览很难多次遇到，命侍史把各人的作品抄录下来，刻在墙壁之间，于是我为此作序。游览后的第二天，旴江何乔新作序。《陆廷贵卓行诗》序 姑苏人陆廷贵，年轻时承袭父亲的职位，担任武成后卫百夫长。他谦逊恭敬、喜好学习，没有将门子弟轻浮放纵的姿态。他的妻子陈氏，是名门闺秀，具有幽静娴雅的德行。廷贵四十七岁还没有儿子，陈氏常常想为他买妾，廷贵总是严词拒绝。一次，廷贵因职务远行，陈氏便私下买了一名侍女，安置在家中，容貌非常美丽。等廷贵回来，陈氏让侍女盛装出来拜见。廷贵十分惊讶，便询问陈氏。陈氏回答说：‘妾身福薄，没有儿子，所以买下她，让她替我抱持衾被、侍奉巾栉，希望能够生下您的儿子，使家族的福庆延续无穷。’廷贵惆怅地说：‘上天如果保佑陆氏不绝后，你自然会有儿子，哪里用得着这样做？我要把她送走。’陈氏坚持不答应，廷贵于是欺骗她说：‘她还年幼，暂且等以后再说。’便把侍女安置在别室，并且嘱咐陈氏像对待女儿一样照看她。不久，陈氏怀孕，第二年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廷贵对陈氏说：‘我已经有儿子了，应当让这个女子出嫁。’于是选择良家子弟，找到了太仆少卿张君的族中子弟某人，置办嫁妆把她嫁出去，她仍然是处女。廷贵的朋友陈显听说后，感叹说：‘廷贵的行为，哪里只是当今世上少见，即使古人也还会认为难以做到。’ 这件事不能让它没有流传，于是寻求当代善于写作的人赋诗歌咏，汇成巨帙，并因秋官主事钱有本的请求，请我为卷首作序。我说：‘风俗不如古代，已经很久了。做丈夫的让妾媵充满内室，以放纵自己的情欲；做妻子的则造谣嫉妒，专擅丈夫的宠爱。这种情况在缙绅之家有时也不能避免，何况是生长于将门的人呢？像廷贵这样在年富力强时能够远离女色，把侍妾嫁出去；陈氏这样因为子嗣艰难，能够买妾来侍奉丈夫，都是卓异而少有同类的行为。梦见熊罴是生男的吉兆，最终果然有了贤良的后嗣，这大概是上天所赐。唉，风俗不如古代已经很久了，谁能想到现在竟有像廷贵夫妇这样贤德的人呢？从前荆国王文公没有儿子，他的夫人吴氏为他买了一名妾，文公见到后立即把她遣走。如今看廷贵的行为，大概差不多可以比拟文公；陈氏的作为，也不愧于文公夫人吧？我年轻时读史，看到文公夫人的事，认为相隔千百年不可再见，今天竟然又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廷贵夫妇的贤德，难道可以让它没有流传吗？而且陈氏急切地表彰朋友的善行，唯恐它不为人知，难道不正是所谓乐于称道人善吗？’ 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所以我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同年燕集诗》后 成化丙申年冬，湖南佥宪泰和人萧彦祥，和同年中任职藩司、臬司的七人一起，奉表入京祝贺圣寿。他们同年中在翰苑任职的人，想到分别已久，又高兴朋友们得以聚会，于是共同集资，在修撰罗明仲先生的宅第置办酒席，邀请彦祥和那七人来饮酒。酒器依次陈列，酒和肉食芳香洁美，歌唱古代风雅的歌词，摒弃筝琶的淫靡声响。主人和宾客相互敬酒还礼，和乐融洽。酒兴正浓时，明仲作律诗一首，来表达心意。在座的人依次唱和，于是把它作为赠给八人的诗。有的称道他们际遇盛美，有的赞美他们车服华丽，有的祝愿他们爵位尊显，有的勉励他们功勋事业光大，殷勤厚重的情意洋溢在诗歌之外，都是可以流传的作品。彦祥把它汇成一卷，拿来给我看，并且嘱托我作序。唉，同年之人，是四海九州的人偶然同登科第罢了。然而从唐代直到今天，士君子的交往，往往在同年关系上尤其深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同道而进，同一时期升迁，意气相投，道义相合，本来不是一般宴饮交游的友好可以相比的。他们关系更加深厚，是应该的。至于翰苑诸位君子对这八人，赐予他们宴饮的友好，又用诗文加以申述，比古人更加厚重。那金谷园曾有聚会，但沉溺于歌妓音乐，君子厌恶它的奢侈；桃李园曾有宴饮，但沉醉于酒曲，君子讥笑它的狂放。这次宴会，宾主彼此辉映，诗歌接连写成，在欢乐中不忘警戒劝勉的意味，这就是所谓欢乐而不失其正。哪里是金谷园、桃李园中只知琐屑饮食宴饮的聚会可以相比的呢？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卷末。

译《瞻云诗》序 秋官主事淮阳人叶崇礼给我看一卷《望云诗》，说：‘这是朝廷的大夫君子为我的乡人蒋仲诚所作的诗。仲诚具有奇异的才质而喜好游历，曾经泛舟黄河，漂行汳渠，陆路走遍齐鲁燕赵的郊野，到达京师后纵览四方名胜，以此壮大自己的胸襟。然而他想到父亲志端、母亲刘氏都早早去世，来不及奉养，平日里常常悲伤痛苦。旅途中看见白云轻盈美好，从山谷升起，布满云霄，有时浓厚，有时淡薄，有时分散，有时聚合；有的蜿蜒如虬龙，有的飞翔如鸾凤，有的奔腾如虎兕，有的美丽婉转如红色旌旗羽节往来，有的高大如金觚铜爵耸立，形态变化无常，令人喜爱又令人惊异，他总是惆怅地思念双亲而不能自已。因此请善于绘画的人把它画下来，时常展开观赏，常有不能承受其中感慨的时候。大夫君子认为他贤良，这些诗就是因此而作的。希望您为它作序。’我想到从前狄文惠公赴任并州，登上太行山，回头眺望河阳，看见白云独自飘飞，说：‘我的双亲住在那片白云之下，我徘徊不忍离去。’仲诚观看白云，难道不是仰慕文惠公的为人吗？不过，善于学习古人的人，应当师法他们的内心，而不能只追随他们的外在行迹。子路背米，他之所以是孝，不在于背米本身；老莱子戏彩娱亲，他之所以是孝，也不在于戏彩娱亲本身。望见白云而兴叹，固然是文惠公诚挚孝心的表现，但文惠公之所以孝，难道只是望云而已吗？他立身正直，治理百姓仁厚，立于朝廷所表现的大节又伟大，这才是他所以为孝的地方吧？不师法他的内心，只徒然仰慕他的行迹，那么世上在清溪边望白云的人，都可以成为文惠公了。仲诚要努力，以文惠公的心为自己的心，不要只是把情意寄托在望云之上。文惠公隆盛的功业，仲诚有些还不能做到；但若学习他立志和立身行事，这难道很难吗？荀卿子说：‘道路上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禹，何况是文惠公呢？’于是写下这些话，置于群诗之前。《友松诗》序 庐陵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叫刘世岳，世代居住在县里的藤桥。他的先人曾在住宅旁种下一株松树，至今已经超过二百年，树高一百尺，树围大约几十围。它的枝干盘曲交错，像弯曲的铁；根部高大嶙峋，像怪石；叶子繁茂浓郁，像垂挂天际的云。刘君非常喜爱它，每天在树下徘徊，说：‘我的朋友就在这里了。’于是用“友松”自称。士人中有人疑惑地说：‘朋友是人伦关系之一。生在这个世上，作为士人，同人交朋友是可以的。松只是植物，能够同你握手谈笑吗？能够同你举杯饮酒、相互亲切欢乐吗？还是能够同你互相规劝过错、互相责备以求向善吗？你虽然想和它交朋友，又从哪里能够和它交朋友呢？’刘君笑着说：‘我难道不想从人中选择朋友吗？世道衰落、风俗浇薄，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有人在宴饮中受困，有人在寄托中出卖，相互残害也只是多余的事情。我想找可以交朋友的人却没有找到。既然从人中找不到，舍弃这棵松树，我还和谁交朋友呢？所以我对着这棵松树，早晚相伴，如同面对益友。看它苍色的长须和深青的色泽，凛然不可轻慢，便思考怎样暗中消除自己的暴躁傲慢；看它经霜的枝、积雪的干，挺立而不可屈挠，便思考怎样更加磨砺自己坚贞耿介的操守；看它贯穿四时而不改变，经历千年而不衰败，便思考怎样使自己的恒久之心更加诚实坚定。抬头仰望、低头思索，它对我的进德修业有很多益处。松树是我的良友，并不只是世俗所谓的朋友。’士大夫听说后都推重他，说：‘刘君的志向真是卓异啊！’于是相继赋诗歌咏这件事，共若干首。秋官主事陈时庄是刘君的外甥，把诗汇成一编，嘱托我作序。我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叙述刘君为什么把松当作朋友，他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刘君名灏，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他刚正耿介、不阿谀屈从，很像松树，所以把松树命名为朋友。

译《钞塘十景诗》后序 新建县人万邦泰，世代居住在县里的钞塘。钞塘距离县治大约一百里，确实占据山水的胜景。他的先人中有一位名天瑞，由明经科考中，被荐举为闽县县令，开始建造书屋来教育族人，屡次废弃又屡次恢复，就是今天所谓的万坊书屋。那里的山，南岭耸立在前，凤冈像翅膀一样护在左边，虎岭盘踞在右边；连绵的山峰连接着山谷，远处在前村和后里的山峦，有的像伏卧，有的像奔驰，有的像盘绕，有的像蹲踞，形态多得无法尽述。又有官灶，相传是古代陶工揉土制陶的地方。那里的水，水势深广而停蓄的叫苏陂，锦色的鳞、红色的尾巴在其中游动；水气蒸腾、向上涌出的叫石井，泉水甘甜清冽，有痼疾的人喝了它往往就痊愈；水波清澈而绵延的叫药湖，渔人和牧童在湖边跳跃呼啸。这些都是山水中的胜景。闽令君的第十一世孙仲实，曾选取景物中最优美的地方，分为八景：万坊书屋、南岭仙峰、苏陂锦鳞、石井灵泉、前村叠秀、后里层峦、药湖渔牧、官灶烟霞。当时的名流韵士共同赋诗歌咏，使它流传。到了邦泰，又认为八景固然是山水中的绝胜，但凤冈、虎岭近在眼前，不能遗漏，于是增加凤冈捧月、虎岭屯云，以显示它们的胜景。后来嘱托善于绘画的人把它们画下来，又请善于写作的人赋诗，汇成一部大书。大理少卿文江李公已经为它作了序，邦泰又嘱托我作后序。我想，君子的心情淡泊，本来没有什么偏好，却唯独不能忘情于山水，难道真是被景物役使吗？观赏山能更加努力实践仁，观赏水能更加努力发挥智，无非都是增进德行的资助。邦泰在他所谓的书屋中讲习学业，每天勤勉不懈地探究性命道德的美善，进德的根本就在这里了。等到疲倦时，他在那里休息游览，仰望南岭高峻的山巅，恍惚如同看见卓然挺立的君子；徘徊眺望，看见前村、后里的山峦，青色回旋、翠色萦绕，应接不暇，又仿佛刚刚瞻望前方，忽然又回头望见后方。看到凤冈高飞的形势，便想到《卷阿》中凤凰鸣于高冈的诗；看到虎岭雄伟峭拔，便想到《周易》所说的虎变之象；欣赏苏陂的锦鳞，便思考怎样成就自己的文采；在石井饮用灵泉，便思考怎样洗涤自己的德行；听见药湖上的渔歌牧唱，便为万物各得其所而喜悦；在官灶之间徜徉，观看烟霞舒展卷合、早晚万般变化，又可以由此看到造化的奇妙，从而加倍努力、日日更新。这些都是增进德行的资助，哪里只是使性情得到适意而已呢？唉！南山高耸，歌咏它的诗载于《国风》；洛水浩荡，歌咏它的诗载于《雅》。山水被写入声诗，历史已经很久了；只是我不是卜商，哪里足以为作者的用意作序呢？姑且说明邦泰所喜爱的内容，使观览这部集子的人有所考察。邦泰考中乡贡进士，如今任怀庆推官。《梅庄八咏》序 鄞县东南三十里有一地叫梅庄。有人说，禹庙的梅梁曾经在这里飞来沉没，所以以此命名；有人说，这个地方梅花成林，因其所产而得名。如今福建按察副使钱廷珍世代居住在那里。钱君曾对我说：‘梅庄东面有一所住宅，高大的树木繁茂，是我祖先的旧宅。庄前有几顷田地，秋天谷穗垂到田垄，望去如同黄云铺满田野，是我家的世业。龙山耸立在北面，苍色的山崖、翠绿的峰峦，像飞翔的蛟龙攫取云彩；马渚汇聚在南面，青色回旋、绿色荡漾，像绣花的带子环绕门户。两条水渠夹在旁边，石桥横跨其上。四面望去，苍茫无边。三市在西面，百姓住宅鳞次栉比，炊烟蒸腾如同屯聚的云。它的南面是横河，春雨时节清澈的水波绵延万顷，浩荡如同巨大的水泽。它的西南是小墅，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夕阳照耀着它，霞光灿烂如金色芙蓉。我年轻时曾在这里读书，疲倦时就登山游玩、临水垂钓，来观览四时景物的变化，心中非常快乐。于是选取其中最优美的景物，分为八景：龙山拱秀、马渚环清、二桥野色、三市人烟、横河春涨、小墅晚霞、南亩新禾、东塘旧宅，以显示它们的胜景。’ 自从我入仕以来，屡屡被外界来的事务劳累；追想从前游览的快乐，没有一次不想在这里休息。我曾经嘱托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些景物画下来，又请求缙绅君子作诗歌咏。请您为我作序。将来我在这里归隐休息，展开画卷、吟咏诗篇，再读您的序文，望见远山归来的云彩，那也足以成为快乐了。我感叹说：‘士人的风气不如古代，已经很久了。居处时急于做官，根本不知道山水的快乐；出仕以后又忘记归来，把从前的游乐看得像破鞋一样。如今您有佩印服章的荣耀，却仍然眷恋湖山之乐，这难道是沉醉于富贵的常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吗？不过您还不到五十岁，正要施展宏大的谋略、建立盛大的功绩，辅佐圣天子在明堂推行治理。梅庄的快乐，我知道您还不能立即享有。将来功成身退，穿着锦衣南归，如同欧阳公居住在颍上，希望那时可以得到这种快乐。’我不才，将要自比赵康靖，到君东塘之上拜访您，遍览八景的胜景，然后采摘溪边的野菜，烹煮海中的美味，共同痛饮一场，也或许可以继承颍上的遗风。姑且作序，以等待将来。

译《花溪集》后序 古代的君子有志于不朽，知道立德、立功并不容易，便专心致力于立言。自汉代以来，《艺文志》中著录的篇目，不下数百家。然而不过几代，便消散湮灭而不再流传。当他们耗费精神、劳苦心思，在文牍之间尽情挥洒时，难道不想流传久远吗？然而最终却达到灭亡的结果，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学术不纯正吗？还是因为他们的才气有所局限呢？这些都令人悲哀。幸而有贤能的子孙替他们收拾整理，那么即使不能流传天下，至少还能流传于一家；又幸而有善于辨识言论的君子采录其中一二，汇编成类书，于是就得以不朽了。但世上能够得到这种际遇的人，有几个呢？我读吴兴沈先生的《花溪集》，对此深有感触。先生名梦麟，在前朝时凭明经科考中乡荐，升任婺源州学正，调任武康县令。元朝末年天下多有变故，于是解职归隐，更加用力于诗文。缙绅先生们多推重赞许他。进入本朝以来，他三次在闽浙主持校文，又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主管官员曾以贤良之才举荐他，朝廷征召他，他却辞谢不肯出仕。高皇帝知道他年老，也没有强迫他。九十岁时去世。他一生所作诗文卷帙很多，题名《花溪集》，是因他过去隐居之处而命名的。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子孙遭逢变故，有的被贬谪戍守边远地区，家藏文集也大多散失了。过了很久，他的玄孙清举中进士，升任刑部主事，因奉命出使南畿，经过故乡时访求遗留下来的文集，得到若干首诗文，亲手抄录后带回。后来清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于是请同邑副使陆公某编次成帙。又请同郡副使吴公怀德校正其中的讹误脱漏。曾请大司寇、莆阳人彭惠安公为它作序。近来又请我作序。我私下评论，先生的学术端正，才气优长；表现在诗文中，根本出于义理，像宋代儒者，却没有他们萎靡不振的弊病；笔势雄伟，像元代文人，却没有他们粗犷豪放而失于疏野的习气。后世若有萧统、姚铉、吕伯恭、苏天爵这样的人出现，编选本朝文章时，这部集子一定会被采录。先生得以不朽，大概就在这里了。而清也可以说是贤能的子孙。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集子的末尾。《重刊黄杨集序》锡山华先生彦清，在前朝以诗闻名于吴中。他所著的《黄杨集》，由门人吕纬文刻版刊行。年代久远，书中出现讹误并且残缺；他的玄孙守方购得善本，校正讹误，补足残缺，在家中重新刊刻。然而守方十分珍重这部集子，不肯轻易传给别人；即使子弟、宗族、亲戚请求摹印，也吝惜不给。守方的族弟烈，由进士升任建昌郡推，认为这部集子流传不广，担心日久湮没，于是捐出俸禄重新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请我作序。我认为，诗可以用来观察风俗、考察政治。元代一朝，风俗浇薄，政治纷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元诗能够纠正宋末的委靡，追步盛唐的雅丽，其中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自从郝伯常、姚公茂在北方闻名，马伯庸、萨天锡诸公相继创作；杨仲弘、范德机在江南倡导，虞伯生、揭曼硕诸公随后应和。到了后来，上自台阁名公，下至山林隐士，远至边塞各部的首领，往往都凭诗歌成为名家。虽然其中不免有粗豪的讥评、纤巧的弊病，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善于作诗的人。先生的诗温润秀丽、宁静深厚，同当时那些善于作诗的人相比，大概是不相上下的。我曾考察元诗中被编选收录的作品，如所谓《皇元风雅》《元诗体要》一类，采集得很广，可先生的诗却被遗漏了，难道不是因为流传不广，编选者没有见到吗？这正是建昌郡推烈君一再重新刊刻并传播它的原因。这部集子既然流传开来，我知道后世编选元诗的人，一定会采录先生的诗；这样，元代的风俗和政治也可以由此得以看见。《礼记》说：“先祖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扬，这是不仁。”像郡推烈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明智而仁厚的人吗？先生名幼武，别号栖碧，大概取自李白诗中的语句。《一峰集序》一峰罗先生应魁去世后，他的朋友雯峰先生饶公秉鉴的弟弟秉元得到他的诗文遗稿一帙，整理为十二卷，并附入大夫、君子祭文、诔文和哀挽诗辞；因袭用他的别号，统称为《一峰集》，刻印流传。雯峰请我为它作序，我推辞说不敢当。没过多久，秉元和雯峰相继去世。雯峰的儿子廷赞又因其子弟乔年，再次提出父亲和叔父请我作序的请求，使我答应作序的意愿更加坚定，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写成。后来，一峰的叔父师张到我家授徒，对我说：“您与一峰最为相知，为什么吝惜写一句话，不为他的文集作序，使天下后世知道他的为人呢？”我谢绝说：“饶先生的话，我哪里敢忘？只是我的话不足以使一峰更加受重视。于是我取来饶氏所刻的集子阅读，读完全部篇卷后说：‘一峰的文章写得很好，这是理学融会贯通的表现，是诚心显明流露的表现，也是忠肝义气显现的表现。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一定是可以的。欧阳先生为石守道哭祭时不是说过：“您的道义自然能够长久流传，何必一定要我作序？”看他的论著，根本出于理学，所以文章如珠玉般晶莹纯洁，没有驳杂嬉笑的言辞；发自诚心，所以文章斥责邪说、辅佐正道，没有凭空虚构、放肆荒诞的言论；出于忠义，所以他的文章凛然如秋霜烈日，不是那些萎靡软弱、缺乏骨气的文章所能相比的。读他文章的人，自然能够了解他的为人，哪里还要等我的序文然后才能流传呢？’”一峰名伦，应魁是他的字。他家世代是永丰的儒学之家。宋末有一位名叫开的礼的人，任武冈教授，曾起兵响应文信公，兵败后守节而死。一峰就是他的后代。一峰从小努力学习，除五经四书以及濂洛关闽诸儒的学说外不讲，非圣人之书从来不曾看过。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以诚为根本，并努力实践司马公所说的“不妄语”。朋友有不善之处，他便引用古人的义理来约束劝诫，对方甚至当面羞惭得脸颈发红；等到他以进士身份在大廷参加对策时，陈述圣学的根本、吏治的弊病和民生的困苦，反复说了几千字，其中有许多是别人不敢说的。宪宗皇帝嘉奖他，擢升为天下第一，任翰林院修撰。不到几个月，因为进谏论事触犯圣旨，被外放为福建市舶提举。不久又被召回恢复原职，改任南京翰林院，仅一年，便因病请求归乡。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常常有几百人。唉！一峰所学，完全以诚为本；他的操守和行为刚正而宏大，他的文章难以企及，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著的《周易传》《中庸解》《礼记集注》，都另行编卷，不收在这部文集中。《椒邱文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 明代何乔新撰写 序 《送蔡君文瑞赴弘农卫幕序》弘农卫处在黄河、陕西之间，国家既设置万夫长，统率勇猛善战的士卒来镇守这里，又选拔熟悉治理事务的人主持幕府政务，大概是因为此地正处在关河交通要冲的缘故。成化乙酉年秋七月，我的朋友蔡君文瑞由国子监中的优秀学生升任弘农卫经历。凡是了解文瑞的人都相互叹息说：“文瑞具有温和厚重的品性，又有开通敏捷的才干，才能大一些可以守任一郡，次一些也可以主持一州政务，即使最低也应当治理百里之地的县邑。如今舍弃他所适合的位置，却把他安置在军幕之中，岂不是像用盗骊马背柴薪，用湛卢宝剑割麦子一样，恐怕不适合他的职任吧？”我说：“有才能的士人，没有什么职务不适合做；一旦任职，往往就能建立显赫的声名。从来没有适合做大官却不适合做小官的人。盗骊虽然不适合背柴薪，但用它背柴薪，未必不能胜任；湛卢虽然不适合割麦子，但用它割麦子，未必不锋利。具有治理州郡才具的人，虽然不能因此轻视主持幕府的职务，但让他主持幕府，也从来不会治理不好。况且诸位难道认为幕职卑微而又琐碎吗？一个卫所的政务，凡是向上呈达的章奏、向下发布的檄文、同邻近方面往来的书信，以及号令的宣布、簿书的核查、草料粮食的出纳、马具和驾车器具的置备、禾秸稻草柴薪的供应，凡是与卫所政务有关的事项，都是主持幕府的人应当办理的。不是品性温和厚重的人，不能安抚众人；不是才干开通敏捷的人，不能胜任职务。谁说它卑微而又琐碎呢？宋代以前，幕府属官都由主帅自行征辟，所以士大夫轻视它；到了我国朝，凡是幕府属官一概由朝廷任命，又铸印授予他们，事务可以专门上达，从主帅以下的人都要同他们以对等礼相待，没有人敢凭权势地位压制他们。他们不被轻视而受到重视，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文瑞所任之处又正当关河的要冲，这次前往，希望他尽心于本职，辅佐主帅，使军纪严明、边防稳固，使大山长谷之间没有烽火、铙鼓和夜警的警报。将来我会看见主帅飞章推荐他，也会看见军士拦道挽留他。盗骊难道会长期只用来背柴薪，湛卢难道会始终只用来割麦子吗？由幕僚而升任显要职位，大概指日可待了。从前我乡里的先达、宪副王公，起初由太学生升任卫经历，廉洁刚正、周密谨慎，主帅敬重又畏惧他。太宗皇帝听到他的名声，征召任命为监察御史，不几年就越级辅佐外台，这是我乡里的旧事。难道文瑞将来不能这样吗？”我同文瑞交情最深厚，在他出发时写下这篇序赠给他。《送广西佥宪武君赴任序》圣明天子正式承受盛大天命的第二年，天下的藩司、按察司以及郡县主管官员都尽职来朝见。皇上想到各部门能够尽职的人很少，无法保全并且安抚我所统治的百姓，于是下诏命吏部和都察院严格加以考察。不修治职业的罢免，贪污昏暗而不知羞耻的贬谪。被黜退的总共有五十多人，于是命九卿各自举荐有才而贤能的人来补充职位，又命几位大臣评议他们的才德以确定职次。这时大司寇陆公因为刑部员外郎、乐安人武君广渊的才德而加以推荐，于是任命他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命令下达的那天，士大夫舆论哗然，都认为像广渊这样廉洁谨慎、熟悉治理事务、刚强正直而不被私情动摇的人，在列卿所推荐的人中实在不多见。假如依照资历逐步升迁，他尤其应当做一方岳牧的辅佐。如今舍弃他本来应得的职位，却把他安排在宪司属官的末位，又让他处在五岭炎热湿闷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掌握政权的人即使每家都替他说一句话，难道还能为自己辩解吗？有人解释说：“不是这样。广渊的才干和贤德得到舆论认可已经很久了。大臣宰相以显扬士类为职责，难道唯独不知道广渊吗？如今那些只占有小小善行、只以一种技艺闻名的人，大多都受到宠遇，被安排在优美的官职和富庶的地方，他们难道反而吝惜广渊吗？” 只是广西的百姓已经困敝到了极点，凡是在这片土地上做官的人，小的像蚊虫虻蝇一样侵扰百姓，大的像封豕、猰貐一样凶暴。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个由父母妻子所仰赖的人身，抛弃给盗贼。沿着事情的发展追寻根源，掌管风纪的人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过错。假如让像广渊这样有才而贤能的人前去整饬宪法，我知道贪污的官吏听到风声就会解下印绶逃走，凭险自恃的盗贼也将相继丢下武器请求饶命。这样看来，把广渊安置在那里，正是深知广渊的才能；这就是所谓委屈一个人来使一方得到安定，也就是所谓为官职选择人才，而不是为人选择官职。诸位君子还有什么疑问呢？有人把前面两种说法拿来问我，我不能断定究竟是不是这样。即便如此，大臣宰相对人的任用或舍弃，是对还是不对？可以指责还是可以称誉？这同广渊有什么关系呢？广渊只知道努力做好自己的职务罢了。他应当先以秋霜烈日般的威严整治，随后以和风甘雨般的仁慈安抚，使蛟龙鳄鱼般的恶人逃散，寒潭恢复清澈，使稂莠被除去，嘉谷得以成长。对上可以减轻圣天子南顾的忧虑，对下可以不辜负大司寇推举扶持的心意，这样就够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广渊将要出发，众人都说我同广渊在乡里一同被推荐，同登进士第，又一同做过大司寇的属官，彼此相知最深最厚，请我写几句话赠送他，我不敢推辞。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赠防将刘公廷佐序》蓟门距离京师只有几处驿站，离敌境不到一百里，实在是京畿的重要地区。因此朝廷曾命大帅统率勇猛善战的士卒，镇守这个地方。如今的防将刘公廷佐，起初由万夫长升任都指挥使，在蓟地主持军务。刘公镇守那里时，驾驭下属严明，赏罚信实，临机决断果敢，又喜爱贤才、礼敬士人，常常谦逊得像唯恐赶不上别人，因此声望日益显著。先皇帝嘉奖他，暂署都督佥事，统理军政。今天子即位后，便正式任命他担任此职，赐给他旌节，佩给他虎符，恩宠命令光耀显赫，刘公更加感奋自励，谋求报答皇恩。秋官主事钱有本、邱时雍平素同刘公友善，嘱托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只是读书人，军旅之事不是我所熟悉的，我的话哪里足以给刘公增加什么呢？何况刘公凭借深沉的谋略和杰出的才干镇守北方边陲，绘像列入麒麟阁，刻功铭于虎彝，本来就是他所擅长的事，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但是我听说，北方敌人给中国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周代有猃狁，汉代有匈奴，唐代有吐蕃，以至于五代时中原政权的废立，也由契丹造成。宋朝没有能够匡正这种局面，一直到明朝兴起以后，阴山以北的各部首领常常前来献纳战马，年年按时不断，北方边境安宁，这本来就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然而豺狼没有扑咬，不能因此放松防备；鹰隼没有搏击，不能因此撤去罗网。刘公接受分镇一方的重任，统率几十万军队，难道可以因为戎狄已经宾服就放松坚固的防御吗？希望他搜集军需，整顿武备，等待敌人。敌人款塞前来归附，就用恩德安抚他们；如果他们狡猾地再次萌发战心，就用威势震慑他们，使刁斗不再鸣响，烽燧没有警报，边防屹立如长城，使国家没有向北忧虑。这样以后才可以建立功名，报答皇上的宠命。古人谈论名将，必定说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英公、卫公。刘公如果能做到这样，卫青、霍去病、英公、卫公难道还能把美名专享于古代吗？这是刘公的职责，也是钱有本、邱时雍对刘公的期望。刘公可要努力啊！将来功成凯旋，一定会有善于作诗的人创作铙歌，献于太庙，歌颂圣朝宏大的功业，宣扬刘公伟大的功绩，同《六月》之雅、《燕然铭》一起流传无穷。刘公一定要努力，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送陈廷器东归序》辽阳是国家东部边陲，医闾山苍翠高耸，直摩云天；鸭绿江水浩荡，回旋奔涌，同大海相似。这里山川清秀淳美的气息聚集于人，所以生长在这里的士人聪敏而好学，秀美而有文才，学习诗书，讲求礼义，邹鲁之地的士人有时也会感到惭愧。我朝的文化普及远近，辽阳士人中登上高科、跻身显要仕途的人接连不断。我所认识的，如冬官员外郎周君子建、地官主事顾君宜用、秋官主事邱君时雍、监察御史胡君以道，都是辽阳士人中的杰出者。后来出现的俊秀人才，又有陈君廷器。廷器家本在临川，但在辽阳塔山登记有军籍。他从小聪颖敏捷、喜爱学习，曾背着书箱到京城，向时雍请教疑难，后来东归，更加自我磨炼。时间久了，他胸中的学问充实起来，发为诗文，繁丽而雄放，仿佛春花高举花英，又如晴日的江波冲出峡谷。成化乙酉年秋天，廷器参加山东乡试，同邹鲁之地的士人竞争。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列在前面。于是收拾书籍回去，等待春试，取道京师向东而行。凡在朝廷任职的辽阳士人，没有不以他为荣的，便请我写几句话赠他。唉，以科举取士并不是古制，但在上位者任用人才以科举为重，在下位者求取仕进也以科举为荣。科举究竟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地方呢？也不过是因为古代的豪杰之士大多由此进身罢了。士人之所以成为豪杰，没有别的原因：诵读孔子、孟子的书，立志实行尧舜之道，把它蕴藏在自身便成为德行，施行于政务便成为功业，宣发于言辞便成为文章，这就是成为豪杰的原因。这是上位者之所以重视科举，也是下位者之所以以它为荣的原因。廷器已经在乡试榜上题名，他的才华有过人之处。从今以后，他将在春官考试中题名，面对君主宣扬美好的命令，和几位君子一道登上显贵要职，已经指日可待。希望不要因为考中一次就自满，而要以古代豪杰自我勉励。凡是修养自身、施用于政务、发之于言论的事情，都要力求无愧于古代豪杰。将来他的英名美绩光明显赫，使辽阳士人仰望赞叹说：“我们医闾山、鸭绿江之间，士人中有这样杰出的人，这才足以成为国家的重望、乡里的荣耀。”如果不是这样，只不过是记诵罢了，只不过是词藻罢了，只不过是在金榜题名、琼林宴饮罢了；用来向乡里夸耀、使儿童愚夫惊骇倒还可以，但那又哪里称得上国家的重望和乡里的荣耀呢？

译《送进士陈君出宰宝坻序》淮阴陈君德光由明经科考取进士高第，经过选拔后在御史台试任政务，不久出任宝坻县知县。任命下达那天，有人为德光感到惋惜，说：“国家对进士的选拔十分重视：先在乡里考试，推荐到春官，再在天子朝廷上考核，然后才授予政务。严格而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任用人才的盛况不是其他途径所能相比的。何况像德光这样的人，文雅可以担任侍从之职，熟悉法律可以担当廷尉，通达敏捷可以充任九卿属官。授予他京官职务，让他出入朝廷，难道不可以吗？如今却舍弃他适合的位置，把他安置在一个县里，这岂不是选拔看得重、任用却看得轻吗？”我说：“发表这种说法的人，只知道进士身份重要，却不知道县令尤其重要。县令不过是七品官，但百姓的祸福、治理的兴衰，没有不由县令决定的，所以有国家的人特别重视县令。古代诸侯，大国方圆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如今的县，小的也有百里，大的有数倍，户数少的也不下万家，而县令是一县之长，尊敬他就称为师帅，亲近他就称为父母，他的职位不轻而很重，这是十分明显的。国家重视进士而更加重视县令，所以德光被擢任宝坻县令，大概正是要培植国家根本、作为太平的基础，哪里是要摈弃他、把他排斥在外呢？” 即使如此，进士的选拔和县令的职务确实都很重要，作为德光，为什么不想一想怎样使自己更加受到重视呢？从其他途径进身的人，有的因贪墨而败坏官职，有的因怠惰而荒废政务，人们还会宽恕他们说：“他本来就不是由科举进身的。”如果以进士身份担任县令，却荒废时日，甘心卑微琐屑，庸庸碌碌而没有声誉，人们就会责问：“有进士名望的人治理政务，难道只是这样吗？”这样的人不过是会摘取花蕊、描写云烟，只求谋取利禄罢了。唉，能不努力吗！德光前往任职，希望他竭尽心力，磨砺操守，修明治理，使百姓安康，让循良之政向上追比龚遂、黄霸，向下可与卓茂、鲁恭相比。将来考察民情的使者巡视所属地区，进入他的辖境，看到田地整治、没有荒芜；考察他的治理，看到政令清明、刑罚简约，没有废弛败坏；询问当地风俗，知道百姓以偷薄为耻，崇尚笃厚，没有违背正理的事；询问县令是谁，人们便说：“这是进士陈君，曾在宪台试任政务。”我知道考察者一定会羡慕赞叹，将更加重视进士而没有止境。推荐的奏章上达朝廷，增加俸禄、赐给金帛，除了你还有谁呢？德光将要出发，他同榜及第的诸位君子请我写话，所以写下这些赠给他。《送佥宪李君继之赴贵州序》古代的君子，不是难以找到朋友，而是难以找到知心的人。孟子是仅次于圣人的贤者，奔走于各国之间，却没有人了解他的内心。即使他的门弟子所希望的，也不过是管仲、晏婴罢了。韩愈是大儒，受到权贵的弹劾、阻挠和诽谤，了解他的人不过说他喜爱古道、能写文章罢了。唉，知心之难，竟然难到这种地步吗？我性情刚直，从住在乡校时起，就不敢随意同人交友。别人厌恶我的迂阔，也没有人肯同我交朋友。等到来到京城，同我交往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寻求真正知心的人，一直没有遇到。我曾私下感慨，认为世上的人没有谁了解我的内心。若从邹峄起用子舆，从河阳召来退之，也许他们会了解我的心意吧？等到结识丰城李君继之，才知道世上本来有了解我内心的人，只是我过去没有遇到罢了。当初我同继之一同考中进士，看见他在众人中侃侃而谈，不歪曲迎合，也不苟且同流，譬如群花浓丽之中，松柏挺立，苍劲而清寒，我已经认为他很贤能。后来见他出使西方的关陕、东方的齐鲁，都以廉洁耿介著称。其他使者有的满载而归，继之的行囊却空空荡荡，像从来没有享受过俸禄官位一样，我更加相信他的贤能，心想他也许能够了解我的心意，可以同他交朋友了。后来我任秋官员外郎，恰好继之任主事，朝夕之间共同办事。我看见继之正直却不攻讦，刚强却不暴躁，廉洁却不矫饰，凡是他所做的事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对，这是我所喜爱的。我性情过于刚直，所做的事情常常有违中正，继之总是严肃地规劝我。我有时规劝继之，继之也不因此恼怒。他曾私下对我说：“世上了解您的人很少。您穿布衣、吃粗粮，别人认为您是在矫饰；您沉默自守，别人认为您傲慢。”这时我才知道继之果然是了解我内心的人。唉！孟子、韩愈终身都没有遇到知心者，而我却得到了继之，这是多么幸运啊！前些时候，继之因少司寇董公的推荐，被任命为贵州按察司佥事，同僚们都替他高兴，我却独自惆怅了好几天。继之由大司寇的属官出任外台辅佐，恩惠施及百姓将更加广泛，功业声名也将更加显著，值得高兴是应当的。只是继之离开我向南而去，以后谁来告诉我什么是善？谁来规劝我的过失？别人讥讽我时，谁来替我辨明？我能不惆怅吗？不过，为他高兴是众人的公心，惆怅却是我个人的私情。继之，希望你努力建立功绩，充分施展平日自负的才能；将来名垂竹帛，功绩铭刻在彝器卣器上，使我听到这些事情时，可以向人惊叹说：“这就是我那位知心朋友的成就。” 如果能达到这样，那么今天的惆怅将要变成欣喜了。继之，努力吧！继之将要出发，他同乡的君子们请我写话作为赠言。我本来不能说什么，却又不能不说。因此叙述我同继之相知的情形，赠给他。

译《送大尹胡君永清复任诗序》成化元年冬天，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敔说：“开封所属各县中，杞县最大。近来杞县县令不称职，政务混乱，赋税扰民，百姓因此不得安宁。而仪封县令胡澄治理有特别的成效，请求调胡澄去治理杞县，以安抚疲惫的百姓。”皇帝下诏说：“可以。”仪封百姓听说这件事，叹息流泪，好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们相互扶老携幼，在宫阙前叩头，请求留下胡澄的有一千多人。天子不忍心夺走他们的父母官，于是让胡澄回到仪封，来完成他的恩惠。胡澄字永清，山东堂邑人，由进士升任仪封县令。他在任仅仅两年。第二年夏六月，永清任期考核期满到京，吏部考察他的治理和品行为各县第一，便让他恢复原职。凡是仪封在朝廷做官的人，以及同年中进士的诸位君子，都相继作歌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为这些诗篇作序。我说：“永清治理政务究竟怎样，为什么能这样深得民心呢？”他们说：“永清做县令，约束自己廉洁，管理下属宽恕，办理政务公正而勤勉。百姓有争讼，立即当面裁决，不交给属吏，因此奸猾的胥吏无从施展奸计。乡里豪强仗势欺压百姓的，他严厉铲除，一点也不宽贷，原有的奸恶之徒和积年的豪强都不敢放肆。” 在此以前，百姓苦于苛政，逃往其他县邑的很多；到了这时，自己回来恢复产业的有九百多户。永清教导他们种植、畜牧，借给他们牛和种子，放宽赋税和徭役，百姓都安居乐业。他又把百姓按什伍编组，采用古代乡党组织的办法，使他们用义理互相帮助。男女不能成婚的，资助他们钱财；死者无力下葬的，资助他们棺材。民间风俗更加趋向淳厚。境内有八九十岁的老人，离县城有的达百里，每逢初一等吉日就到县城拜见县令。问他们原因，他们说：“以前的县令在任时，吏胥下乡征取各种东西，我们百姓像野草一样被摧残，几乎失去了安居乐生的心。自从侯爷到任以来，吏胥不再下乡，没想到我们将近老死时还能受到这样的善政，所以亲自扶杖前来拜见。”他得到民心就是这样。我感叹说：“循良之吏在世上没有声闻已经很久了，像永清这样的官吏，难道不是所谓循吏吗？”从前杜祁公知干州，不到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让他代理知凤翔府。两地百姓在边界上争夺他，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大人，你们不能夺走。”另一个说：“如今是我们的大人，你们有什么关系？”我曾感叹现在做官的人，再没有像杜祁公这样得到民心的了，如今却在永清身上看到了。县令，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县令贤能，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国家根本就牢固。从前两广盗乱，荆襄叛乱，淮河以东以西数千里之间饥荒遍地、饿死者和流亡者众多，成为皇上的忧患。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守令没有任用合适的人。唉，哪里能得到像永清这样的人上千上百，分布在各郡各县，用恩惠安抚天下百姓呢？古代循吏有特殊政绩的，往往把事迹写入诗歌传播，太史氏又为他们作传，用来劝勉后世。因此我详细叙述永清的政绩，把它放在各篇作品的开头，使后世撰写循吏传记的人读到我的序文、诵读诸位君子的诗时，或许能够有所考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送教谕刘君之桐庐序》临江刘君本渊，曾经在齐地主持教育，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严州桐庐教谕。进士俞君益之托我写几句话赠他，说：“刘君想得到您的话。”唉！刘君为什么要取我的话呢？难道认为我曾跟随大夫之后，姑且想得到一句话来增加分量吗？如今穿戴冠冕、身着黼服站立朝廷的人，济济一堂。像我这样迟滞卑陋的人，即使署上我的名字，本来就不足以衡量高下。难道认为我曾经从事言语文章吗？如今儒学名家大师，追慕司马迁、班固，追赶屈原、宋玉的人到处都是。像我这样朴拙迟钝、枯槁衰朽的人，本来就不能同名流并驾齐驱。刘君为什么要取我的话呢？益之说：“刘君想得到您的话，不是别的，是因为您能直率地告诉别人，希望得到一句话来自我勉励罢了。”我说：“这样说倒有道理。但我平常直率地告诫别人，有时会因此招致怨恨和愤怒。刘君反而有所取法。我请直说：现在从事教育的弊病，就把这些话作为赠给刘君的箴言。道存在于天下，在人身上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落实到实际运用中，就是礼、乐、刑、政以及各种制度和办事的工具；记载在文献中，就是《易》《书》《诗》《礼》《春秋》诸经。主宰这一道的人，是君主和宰相；阐明这一道、使众人受到教化的人，是老师和儒者。所以老师和儒者，地位虽然低，俸禄虽然少，但所负责任的重大却同君主、宰相相等。世上那些坐在绛帐中面对学生的人，大多以老师自居。问他的官职，他说是师儒；问他的教育内容，他说是科举学业；问他的功绩，他说是科举贡士不缺，并且可以免受主管官员的责罚。唉，阐明道理、使众人受到教化的人，责任难道只是这样吗？人才和风俗之所以衰败困敝，原因就在这里。桐庐是名邑，俊秀人才的产地，就像名贵木材产于邓林一样。像杞梓、楩楠、豫章一类的良材，成片生长在那里。如果得到贤能的老师去培养、栽植，将来长到凌云、耸入山谷，成为明堂的栋梁、清庙的支柱的人，哪里能够一两个数尽呢？刘君前往吧，阐明大道、使众人受到教化，这是县中俊彦对你的期望。若只沿袭现今教育的弊病，以求免受主管官员的责罚，却不能阐明大道，难道是他们所期望的吗？把这些话作为赠言给刘君，可以吗？”益之说：“是，是。”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送李先生典教安阳序》新会李君勉恕，学问广博而品行美好。二十岁时参加广东乡试，主考官得到他的文章，认为不同寻常，把他列入高等。会试中乙榜进士，升任安阳教谕。将要出发时，秋官员外郎刘宗澜同乡里的士人一起去为他饯行，并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一个平民士人，一旦脱去布衣，坐在讲堂之上，学生们穿着儒服整齐地环立在他面前，向他请教疑难，师儒的职务也算荣耀了。即便如此，能够完全尽到师儒之道，才不失去这种荣耀；否则，他的荣耀实际上只是显露他的耻辱。从前钱思公说过：“从宰相直到百官，都可以由其他方面的才能担任，唯独翰林学士不是有文学才能的人不能担任。”唉，哪里只是翰林学士呢？师儒所关系到的事情尤其重大，难道可以由其他才能的人来担任吗？没有广博完备的学问，就不足以回应人的求教；没有严峻卓越的操守，就不足以成为人的榜样。两者兼备而没有缺失，对于师道大概才可以无愧了。只要有一项没有达到，即使想厚着脸皮做人的老师，学生表面上虽然侍奉他，内心实在轻视他，那又哪里称得上荣耀呢？古代以师道著称的人很多。比如文中子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王珪、魏征等人都面向北方拜师问道；胡翼之在湖州、苏州讲学，钱藻、范纯仁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这两位先生用来施教的，难道只是词章吗？必定有他们的道理。因此距今几百年，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谈论他们的事迹，仍然仰慕不已，他们的荣耀大概就是这样。李君凭借博大的学问和纯正的品行在乡里被举荐，又被主管官员选中，本来就适合做人师；安阳的士人也都聪明睿智而且喜爱学习。凭借聪明睿智的才质，得到一位适宜为师的人来教导，将来一定会有如王珪、魏征、钱藻、范纯仁那样的人出现，传播英名，留下美好的功绩，为国家建立功勋事业。后世推究他们师友关系的渊源，李君的荣耀美名将同文中子、胡翼之一样永远美好，难道只是一时的荣耀吗？这就是刘宗澜和安阳诸位君子的期望。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李君的序言。《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成化十二年冬十月，皇帝下诏任命河南参政、隆庆人李公文盛为江西布政使。邸报传到汴地，凡是在汴地做官的人，没有不羡慕李公升任大藩长官的荣耀，又为江右士人百姓将要受到他的恩泽而高兴。李公整理行装将要出发，同僚们请我写话赠给他。我认为李公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二十多年，对于政务治理的得失、民情隐藏的情况以及各种变通调节的适宜办法，经历得多而且熟悉精通。我还说什么呢？即便如此，李公将要在江右施行政教，我是江右人，请让我说说本乡的山川风俗，用来帮助您的新政，可以吗？江右地区有鄱阳湖汇聚的水流，《禹贡》记载过它；匡庐山的胜景，诗人歌咏过它。这里人口众多，赋税财货丰足，实在是东南的一大都会。人们喜爱学问，所以君子敦厚廉洁而有文才；习俗以险诈为耻，所以小人质朴正直而崇尚义理。百姓多是世代土著，所以掘坟盗窃的奸恶无处容身；土地多有良田，所以水灾、旱灾、螟蝗之灾很少。财赋在各藩中居首，而按时输纳岁贡，从来没有误期来拖累长官。在正统、景泰年间，江右四周的地方，如福建、浙江、广东，相互煽动而接连发生变乱，只有这里安宁，没有烽火、铙鼓和夜警的警报。这虽然是贤能的牧伯抚慰治理的功劳，但也可以看出当地风俗的淳厚。近来担任方伯的人，往往以百姓诉讼纷纷不断为由来诉说；据我观察，这大概也是县令听取民情不得其要的缘故。如果有能够切合民心的官员，公堂一年到头都寂静无事，百姓哪里会喧闹争诉来烦扰方伯的听闻呢？所以我曾经评论各藩的民俗，只有江右最为淳厚；推行政教，也只有江右最容易。自古以来治理我乡的，多是名公伟人，如冢宰邢台崔公、户部侍郎莆田翁公、刑部侍郎天台林公、副都御史天台夏公，都曾在江右任布政使，不几年便有显赫的善政声誉，光荣地承受宠命，位居台阁。考察他们治理的原因，也只是能够顺应江右风俗淳厚的特点，所作所为恰好符合民心罢了。李公由进士出身，屡经夏官任用，刚正耿介的操守闻名朝廷；等到辅佐蜀地和汴地两藩，更加显著地有贤能声誉。如今前往治理我的乡邦，一定能够体察百姓的淳厚，使政教大大满足他们的心愿。将来翼轸星宿分野之内，妖气灾气暗中消散，湖山之间人民财物康乐丰足，美好的声誉上达朝廷，天子的恩宠接连增加，他将同崔公、翁公、林公、夏公等相继入朝，难道会长久滞留在南方吗？

译《送乐安侯大尹序》淮阳侯君立志求学，从上舍生中被选拔为抚州乐安大尹。将要出行时，考功郎中杨君子穑、秋官大夫谢君维章以及凡是在朝廷任职的抚州人士，相继带着肉和美酒，到都门外为他饯行，并且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将说些什么呢？是要告诉他光明之道吗？侯君曾在郡学求学，后来升入太学，凡是治理政事、管理百姓的方法，他都一向认真讲习，这方面已经不必多说了。是要告诉他刚强之道吗？淮地风俗强悍尚武，以意气自豪，侯君本来就是淮地所产，刚强也不用我来告诉他。那么我将说什么呢？也只能告诉他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罢了。县令，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是他的子女；县丞、主簿，是家中的管家；府史、胥吏、役徒，是家中的仆役。簿书、狱讼、钱粮、赋役、戍守，以及凡是应当办理的事情，就是家政。古人称赞贤能的官吏，不是说爱民如子，就是说办理官事如同办理家事。如今那些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却不是这样：小的像蚊蚋一样叮咬赤子的皮肤，大的像猰防一样吸食赤子的脑髓。有些比这稍好一些的，也任由县丞、主簿贪吞侵夺，任由奸猾的胥吏、强悍的隶卒侵害百姓，却不加以体恤。做这些官吏的百姓，悲叹饮泣，茫然丧失了求生乐生的心情。于是，强者到上级官府申诉，弱者转而迁往别的地方，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假如父母对待子女，断绝他们的食物，剥去他们的衣服，鞭打责罚，使他们困顿受苦，甚至放纵家中的管家和仆役去侵凌暴虐他们，使做子女的都成了伯奇、申生那样的人，那么即使不是伯奇、申生，难道能免于怨恨和诽谤吗？有些官吏不知道反省自己，反而推诿说百姓难以治理。唉，这果真是百姓难以治理吗？还是做县令的失去了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呢？乐安县位于华盖山、玉笋山之间，山高水清，百姓气性刚强而且有才干武力。治理得法，就容易教化驯服；如果失去治理之道，也容易产生怨恨和诽谤。然而多年以来，所谓能够像父母一样对待百姓的官吏，一直没有听说过。乐安百姓仰面低声地盼望贤能官吏来抚恤教养他们，已经很久了。侯君宽厚平和而不嫉害，简易平实而不苛刻，又以刚强明敏的才干来辅助自己，所谓爱民如子、办理官事如同办理家事的人，大概就在他了。《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侯君要记住这句话啊！我将为乐安的士民庆贺。送濮君彦璧担任歙川教职序 圣明天子开始承受天命、登临帝位之初，考虑到教官多有缺额，学校教育荒废，弦歌诵读之声寂然无闻，于是下诏天下贡士，愿意担任学校职务的听凭选择，并命有关部门严格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士人共有三百多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得到三分之二；桐江濮君彦璧出众地超越群士，名列铨曹，于是被选拔为新安歙县教谕。彦璧是名门子弟，喜好修养品行，勤奋求学，从经史子集直到百家九流的学说，没有不吸取其中的芬芳、涵泳其中的滋味的。他表现在文章辞采上，像春天的花朵和挺出的花枝，光彩灿烂；又像晴日的云从山洞中飘出，姿态舒展而云气弥漫。同学们都推许他先行登科，跟随他学习的人，往往考中科举、步入仕途；但彦璧却偏偏时运不济，人人都替他惋惜，而彦璧安然自若，反而更加努力进修。等到他以贡士身份赴京，终于得到担任教官的提升，人人都替他高兴，而彦璧也仍然淡然自若。进士俞君益曾经在彦璧门下受业，临行时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认为，彦璧没有因为尚未得到而忧愁，也没有因为已经得到而喜悦，可以说是善于自守的人。以这样的贤者掌管一县的教育，对于振兴师道、成就善类，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等我来多说呢？即便如此，我私下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新安，是朱子朱熹的故乡。朱子所学习的、所施教的，纯粹都是孔子、孟子的法则，这就是所谓百世之师。做老师的不用朱子的教诲作为教诲，不能说是善于教学；做弟子的不用朱子的学问作为学问，也不能说是善于学习。彦璧此行，登上紫阳山，寻访风泉云壑的遗址，慨然生起高山仰止的思慕；他所施教和学习的，坚定地遵守朱子的规范，那么他的造诣将会更加深厚，而从他门下走出去的人，将会有像勿斋程氏、古逸汪氏那样道德高尚、才华秀异的人，这才不辜负圣天子选拔贤能、任用教官的心意。否则，早晨登堂对学生说：“姑且只为考试罢了。”晚上倚着坐席对学生说：“姑且只记诵问答罢了。”这样居处在大贤的故乡，能够不惭愧吗？彦璧，努力吧！将来听说有人在黄山、婺水之间振兴师道、能够继承朱子的余音，这个人不会是别人，一定就是彦璧了。

译送郑先生担任六安教职序 莆阳郑先生学问优长、品行卓异，而且善于教导诱发学生。曾经在易县担任教官，易县士人受到他的启迪，都文质彬彬，学问品行值得观赏；考中科举、步入仕途的人，在朝廷中接踵相连。不久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调任庐州六安。易县士人都因先生不能久任而感到遗憾，六安士人又因得到先生而高兴。秋官杨君以敬是易县人，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认为，学校的官员不能同内外百官相比，它所承担的责任崇高而重大，大概与宰相相等。宰相用贤，教官育贤；所以衡量品德、估量才干而授予职位，是宰相的责任；阐明道理、讲习学业而使众人向善，是教官的责任。宰相所任用的人，出自教官所培养的人，因此教官的责任又比宰相更重。古人议论宰相，一定说要任用合适的人；那么任用教官，难道可以不是合适的人吗？学问不优长，就不足以满足人的求知；品行不卓异，就不足以成为人的榜样。学问优长而品行卓异，这样才能教化后进、成就他们的才器，使他们交给宰相任用。将来那些受他教育的人，有的会成为卿士、公侯，有的会成为州牧郡守和各级官员，用来使我们的国家安宁，使我们的百姓得到保全。推究这些成就的来源，教官的功劳难道是浅薄的吗？然而如今做教官的人，果真都合适吗？我不敢知道。像郑先生这样，易县士人既因失去他而遗憾，六安士人又因得到他而欢喜，那么他的学问和品行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所谓合适的人，除了先生还会是谁呢？从前文中子在河汾讲学，房玄龄、魏征一类的人才由此产生；胡安定在苏湖教书，孙觉、范纯仁一类的人才由此产生。贞观年间的伟大功业、元祐年间的太平，君子不说是房玄龄、魏征、孙觉、范纯仁的功劳，而认为是文中子、胡安定的功劳。先生去吧！将来先生讲学之下的学生中，将有像房玄龄、魏征、孙觉、范纯仁那样的人才出现，在清明的时代得到任用，那么先生的美名也将同文中子、胡安定一样流传不朽。这是以敬和易县人士的期望，我谨以这些话作为先生的赠言。送闽县县令谢廷辉赴任序 闽县，是大县。省府官员驻临于此。它的政务繁杂琐碎，百姓的诉讼纷乱纠结，比其他县多十倍。因此做县令的常常以治理它为难。铨曹选任县令，对闽县也比其他县严格。不是学问足以通晓经书、才干足以担当繁剧事务的人，不会轻易授予此职。天顺甲申年冬天，闽县县令职位恰好空缺，铨曹以乡贡进士谢君廷辉补任。廷辉本是吴兴人，却在京县出生长大。曾跟随建宁太守刘公仗德学习《春秋》。凡是典礼的经常原则、出兵讨伐的法则，以及治理国家、振兴教化的根本、临政安民的方法，他没有不尽心研究的。他把这些发之于文章，晶莹如文玉，又借助五彩丝线加以编织，于是凭借这门经学考中京闱乡试。不久因议论与春官意见不合，便抱着这门经学进入太学，更加潜心研究圣人治理世事的经典。时间久了，终于得到提拔担任闽县县令。秋官主事李君廷美世代居住在闽地，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认为国家用人尤其重视通晓经书的人，是因为他们能够把所学推行到政事中去。如果只是玩弄空洞言辞而没有实际用途，那么还要通晓经书的人做什么呢？廷辉在乡试中被荐举，在太学中受学，本来已经能够通晓《春秋》了；如今出任百里之内的长官，百姓和地方社稷都寄托在他身上。为什么不思考应当怎样运用《春秋》呢？《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的经典。孔夫子有治理世事的志向，却始终未能施行，于是借鲁国史书寄托王法。凡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纲大法，都完整地表现在书法之中。他的意思，是想让后世的人举而行之，以继承三皇五帝的盛大治理。从汉代以来，讲习并阐明它的人大概很多，能够推行它的人，却只见到一两位。董仲舒用它治理江都，萧望之用它治理冯翊，隽不疑用它裁决疑难案件。他们所运用的，只是《春秋》的皮毛；然而尚且能在当时留下声名，在后世传播美誉。如此说来，何况把它的全部内容都举而大力施行呢？其成效又会怎样啊？官吏是通晓法令的人，他处理政事，总是运用法律；儒者是通晓经书的人，等到处理政事时，却不用自己的经学，反而拾取官吏的余绪来迎合世俗、苟且求取俸禄。这就是我被世俗官吏讥议的原因。廷辉此行，希望不要急于求取眼前的功效，不要安于小小的成就，不要被流俗的言论所动。凡是保全民众、实现治理的事情，都一定要运用《春秋》。假使圣人治理世事的经典重新显现在政事中，那么繁杂琐碎的政务就会日益清明，纷乱纠结的诉讼就会日益简易，又有什么治理困难可忧虑的呢？将来治理成功、教化融洽，执掌史笔的人评论廷辉遵循善政，一定会说：“这是善于运用《春秋》的人。”难道不是很美吗？如果不是这样，只担忧黍稷不能成熟，却庆幸荑稗有所收获；到了任上舍弃自己的学问，疲惫地陷在簿书期会之间，只求树立声威、避免被责罚讥讽罢了，那么对于通晓经书的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闽县距离建宁没有多少驿舍，又靠近廷辉；如果对我的话有所疑问，为什么不向传授他《春秋》的人求证呢？

译送方伯沈公赴广西序 我和钱塘沈公克勤相识很久了。当初我考中进士时，沈公已经担任夏官郎中，贤能的声誉显赫，在士大夫之间广为听闻。当时士大夫推许他为端庄稳重、老成练达、熟悉治理体制的人，沈公就是其中之一。我料想沈公早晚将得到重用，不久却遭逢忧患，沉沦困顿将近十年。今天子即位，首先恢复他的旧职，不久升任河南布政司参政，渐渐又将受到重用。一时那些善于钻营求进、得到当权者知遇的人，有的未满一考便升迁，有的未满一年便升迁，甚至有人一年之内多次升迁；而沈公安然处在汴藩六年多，从未有一丝一毫超出义理和命分的非分念头，只是早晚恭敬谨慎地修治自己的职务罢了。成化丁酉年秋七月，广西缺少布政使，皇帝下诏让沈公前往履行这一职务。沈公已经接受任命将要出发，凡是同他友好的人私下相互说道：“如今像沈公这样贤良的牧守人才实在没有几个，升入台阁可以，让他宣抚一方也可以。可是却把巡视安抚的重任交给他，让他去炎热烟瘴、荒远偏僻的地方，难道是沈公不善于求取知遇，还是宰相不足以了解沈公吗？”我解释说：“沈公不妄求知遇，确实如此；至于宰相以鉴别选拔人才为职责，难道真的不了解沈公吗？只不过是想委屈沈公去安抚远方疲惫的百姓罢了。广西右江一带近年以来，洞蛮、溪獠私自玩弄兵戈，战死者横陈野外，野草丛生、乌鸦在林木中筑巢，禾黍田地全都变成荆棘丛生的地方，八桂之间萧条冷落已经十多年了。那些鸣锣开道、车盖簇拥着前往治理此地的官员不知有多少，奏报大藤峡的胜利、献上平定蛮人的颂歌，造成轰动视听的景象，当然也有人做到过；可是蛮獠反而更加横暴，我们百姓的困苦更加严重。圣明天子和贤能的宰相对此忧伤，想得到老成之人来使这里安定，所以把这件事交给沈公。这大概是为我们的百姓打算，而顾不上为沈公打算了。谁说执掌国政的人不了解沈公呢？沈公出发吧。登上桂山之巅，泛舟漓江之上，低头徘徊、远望眺览，追想张九龄安定岭峤的做法、张南轩抚慰荒残之地的做法，思考如何与他们媲美。将来瘴气灾祸消散，烽火不再惊扰，带着牛、佩着犊的人转而沿着南方田亩耕作，手持木棒、穿着卉裳的人叩首归服皇帝的教化，而从前那些困苦疲病的百姓在素馨、刺桐之间歌颂太平盛世。我知道朝廷将更加相信老成练达的人果然可以任用，台阁的选拔除了沈公还会有谁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沈公的赠言。送徐君志仁担任遵化教职序 天顺八年秋九月，乐平司训三山徐君志仁，因为教育有成绩，升任蓟州遵化教谕。将要赴任时，监察御史陈君文耀、地官主事林君允吉，和所有在京城的福建士大夫，一起在蓟门祖席为他饯行。骊驹曲将要唱完时，文耀举杯对徐君说：“师儒的职务，不是郡县各部门的官职可以相比的。它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大概同宰相相等。只有宰相能够任用天下的人才，只有师儒能够培育天下的人才。宰相所任用的人，出自师儒所培养的人，因此师儒的责任尤其重大。然而宰相失职，会受到有关官署的责问；师儒失职，会受到君子的讥评。您为什么不思考责任的重大，以免留下君子的讥评呢？”允吉也举杯对徐君说：“您知道老师的职责是什么吗？就是用这种道理来启发这种人。上天生育人类并把道理赋予他们，却不能使人一定依循它，所以启发和引导他们，是老师的责任。如今那些号称老师的人，谈到自己的学问，只说‘辞章学问广博丰富罢了’；谈到自己的教育，只说‘给他们书本，教他们熟习句读罢了’；谈到自己的成绩，只说‘科举考试不缺人罢了’。老师的职责只是这样吗？您一定要致力于阐明这种道理、启发这些人，不要辜负朝廷兴办学校、设立教师的心意。”在座的福建士大夫又举杯对徐君说：“我们福建自从龟山杨先生从程子那里闻道，第二传为延平李先生，第三传为考亭朱夫子。您生长在福建，是听闻并了解这些道理的人。如今掌管一县的教育，希望把三位先生的学问用来使众人向善，使我们的道统得以传承。从前道统由洛阳向南传播，如今又将由福建向北传播；您若能在福建与前代贤哲相媲美，实在是为我们福建增光。”于是志仁起身拜谢说：“我虽然不敏，难道敢不早晚恭敬地接受这些美好的教诲吗？但愿把它写下来，使我不要忽略遗忘，以此同弦韦之戒相类似。”文耀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请我写下来。我认为诸位君子赠给志仁的话情意深厚。志仁知道责任重大，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又知道如今的教育不是古代的办法；又知道应当追慕并匹配乡里的先哲而不能有所差失。若能每天勤勉不懈，这就不会辜负诸位君子赠言的心意了。何况遵化是京畿以内的名县，风俗淳厚美好，人民秀美有文，又得到志仁这样贤能的人做老师，将会看到聪明秀异的人才纷纷成长：大的成为栋梁，小的成为椽桷，都足以充当明堂的用材。将来评论能够完全尽到师道的人，一定会把志仁列为首要称赞的对象。于是我只把这件事如实记下，回复文耀，并把它作为赠给志仁的话。

译送宪副周君赴陕右序 临江周君守谟，是刚强明敏的君子。他的学问尤其专长于《易》。早年凭《易》考中进士，持守自身的一切，都以所学为根本；因此他的心地正大而不偏邪，处理政务简易而不苛刻。曾任秋官郎，明察谨慎地断决狱讼，合乎《旅卦》的象义；两次辅佐外台，以刚强决断来克制柔弱，领会了《夬卦》的意义。由此贤能的声誉显著地传达到皇帝那里，于是升任陕西按察使副使。这是蓄积到了极点而通达，合乎天衢亨通之象了。临行告诫中有人说：“方伯吴公因为我和您同出江右，又曾同在闽台任官，嘱托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想您自从开始做官以来，修养自身、治理政务，推行所学，已经吉祥而无咎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即使这样，古人侍奉君主，会忧虑太平时代而警惕英明的君主；交结朋友，会忧虑君子而警惕贤人。那么我对于您，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够不说呢？天地之所以形成造化，不过是阴和阳罢了。阳的德性刚强而健劲，具有君子的道路；阴的德性柔弱而险诈，具有小人的道路。然而天地之间刚强明敏的君子常常少，阴柔的小人常常多。因此圣人作《易》，总是充分表达扶助阳、抑制阴的意思；君子处世，也谨慎观察阴阳消长的征兆，预先过分地加以防备。” 《夬卦》九二说：“时时警惕并发出号令，夜间即使有兵乱，也不必忧虑。”意思是，能够有所防备，群小就不足为忧。《小过卦》九三说：“不能超过常度，却要防备它；如果听任其发展，或许会受到伤害。”意思是，没有防备，众阴一定会造成祸害。《夬卦》九三说：“刚强表现在面颊上，有凶险。”意思是，君子决断小人，不能过于刚硬。《否卦》六二说：“包容承受，小人这样做是吉利的，大人这样做则闭塞而不能亨通。”意思是，君子处在小人之中，不能被众人扰乱。唉，圣人替君子考虑得多么深远啊！陕右是大藩镇，在各级官吏之中，难道没有表面承顺、实则想要侵害我的人吗？那些无知的百姓，难道也没有像瘦弱的猪、幼小的牛一样可以驯服的吗？您此行，应当早晚都怀着敬畏，深思熟虑地做好防备；从容处理，逐步推进，不要过于刚硬；安守正道，不要轻信那些企图剥夺、侵害您的人，这样自身就能亨通，事业也会安泰。悔恨和忧吝又从哪里会来呢？考察您平生所做的事，大概正是所谓刚健而和悦、决断而平和。哪里还需要等我来多说呢？但我仍以这些话来烦扰您，是因为我忧虑君子、担心贤人啊。我因为刚柔失宜而遭受悔吝，已经多次了。今年我超过知命之年，将要学习《易经》来求得少犯过错，也借此求得您“朋友讲习、互相增益”的帮助。您又忽然要离去，我怎能不感到惆怅呢？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您，也借此自我警戒。《送潘贰尹之海阳序》潮州是大郡，海阳是潮州所属的县。自从韩文公、陈文惠公相继担任潮州太守以来，当地百姓受到仁人贤者的教化，都崇尚礼让，喜爱诗书，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容易治理。近来，岭南的牧守失于安抚，使山洞中的徭人发生变乱，祸患蔓延到潮州；一两个无赖子弟聚集同党，肆意闹事，在民间玩弄兵器，抢劫攻击。官军追捕他们，他们就凭险据守；防守稍有松懈，便又出来成为潮州百姓的祸患。因此岭海之间骚动不安。圣明的天子怜悯此事，于是命令铨曹，凡两广的牧守，下至郡县的佐官，都慎重选任适当的人来担任。于是章贡人潘彦才君以太学生身份被提拔为海阳县丞。彦才是一个倜傥而有作为的人。他将要出发时，来向我告别，并且担心潮州百姓不容易教化服从。我说：“这不是您应该忧虑的事，所应忧虑的，只是安抚尚未完全合乎道理罢了。古人把强暴之物教化成安静柔顺的事，史书中记载了很多。我没有时间远举其他例子，姑且就潮州的事情说明它。那凶顽不灵、成为百姓祸害的东西，有比鳄鱼更严重的吗？从前鳄鱼曾经成为潮州百姓的祸害。韩文公任刺史时，投羊和猪给它吃，撰写文章来晓谕它，于是鳄鱼向南迁徙到海中。” 韩文公去世还不到一百年，鳄鱼又回来了。陈文惠公担任太守，派官吏捕捉鳄鱼送来，列举它的罪状后将它杀死。从此潮州百姓不再有鳄鱼的祸患。韩文公用文章晓谕鳄鱼，是用德行感化它；陈文惠公捕捉并杀死它，是用刑法整治它。如今凭借险要地势而弄兵作乱的人，也不过是人罢了；他们冥顽难化，难道会比鳄鱼更严重吗？彦才前去，应当用德行安抚他们，用恩惠怀柔他们，像养育孩子一样长期抚养他们，就像韩文公晓谕鳄鱼那样。如果他们迷惑顽固而不知道悔改，就派一支军队探查他们的巢穴，把草木一概割除，将他们全部擒杀，就像陈文惠公诛杀鳄鱼那样。德治与刑治同时施行，哪里还有不可治理的呢？何况潮州百姓一向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呢？我将会看到，过去带着牛、牵着小牛的人，转而到南边田地里耕作；而抢劫攻击、掠夺财物的风气，也转变成礼让之风。彦才，努力吧！您的声名将由此而显著，官阶资历也将由此而提高，难道只会做一个县里的佐官而已吗？”恰逢乡里有人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赠给彦才的文字，于是我把同彦才所说的话按次序写下来送给他。

译《送都宪刘公致仕诗序》成化戊戌年秋八月，巡抚湖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永新人刘公因为议论政事来到京城，上疏请求解除政务。圣明的天子考虑到荆襄、鄂、岳各郡接连遭受水旱灾害，正要借助刘公来安抚整治，便下达优厚的诏书不准许他退休，又让他回到镇所。到了镇所以后，他再次上疏请求归乡，仍未获准。第二年冬天，他又恳切请求辞去职务，皇上这才准许。刘公获准后，立即解下官印向南归去。缙绅大夫无不推重刘公，却又不忍心让他离去，于是相继作诗赠送给他。大家嘱托乔新作序，大概是因为乔新与刘公同乡，而且曾经在闽、台辅佐过刘公，对刘公了解最深的缘故。我私下认为，君子出仕，并不是贪慕俸禄，而是要施行自己的学问；他退休，也不是为了使自己安逸，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义理。刘公年轻时凭明经科考中进士，提拔为南台监察御史，升任湖广按察司佥事、贵州副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最终升为都宪。他在宪台任职时，纠察奸邪、查问隐恶，有直言敢谏的声誉；担任方伯时，施行政令、使百姓富足，符合巡行宣抚的职责；担任都宪时，竭尽仁心、耗尽心力，以宣扬圣上的恩泽。因此，浙东浙西、湖南湖北没有不爱戴仰慕并歌咏他的。年轻时所学的东西，可以说都能够实行出来了。如今他归乡，荣宠和利益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忧患也不能扰乱他的思虑；他在泉石之间优游，有时登山眺望云烟变化的景象，有时临水垂钓，观赏鱼鸟的浮沉，明察进退存亡的征兆，超然处在尘世之外。他能够这样洁身自守，难道不可以称为合乎义吗？《易经》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刘公具备这一点。不过我对此有所感慨：几十年来，士人的风气日益卑下，有的钻营空隙、攀附险阻，直到登上高位、享受厚禄，却再也没有廉耻之色的人，实在太多了。在急流之中勇于退隐的人，我只找到了四位：巡抚四川的都宪、天台人夏公，巡抚福建的都宪、贵溪人高公，巡抚甘肃的都宪、南昌人王公，以及刘公，四人而已。这四位君子，一位出自浙江，三位出自江右，足以表率并激励浇薄的风俗。那蚕丛、凫绎一带，号称人才众多，难道也有节操气概凛然如同这四位君子的人吗？唉，那些佩戴鸣珰、身穿黼服的人，听到四位君子的风范，就可以自我反省了。《椒邱文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一。明代何乔新撰。序。《赠揭君尚文游南廱序》我的朋友揭尚文君，从住在家塾读书时起，就以温和恭敬、喜好学习而闻名。他被选拔补为县学的生员，和县里的优秀人才一起，以经史和道德学问相互砥砺切磋，学问和品行都更加进步。从县里的长官到老师儒者，人人都认为他贤能，便把他贡举到国学。后来他同四方士人一起在天子的朝廷参加考试，名列高等，于是升入上舍，让他完成学业。他将要出发时，凡是与他交游的人都向我索求文章，作为赠给尚文的文字。我想，所谓赠言，就是增加的意思，是说要在言语中有所增益。我难道要勉励尚文学习吗？尚文的学问已经成就了。我难道要赞许尚文的品行吗？尚文的品行已经修养好了。我即使想对尚文喋喋不休，又有什么可以增益的呢？虽然如此，我私下有一些见解，不能不向尚文说明。从前有个喜欢游览的人，乘船漂浮在长长的江流上。当时正值春水突然上涨，水势浩荡深广；风吹动水面，舒展的波纹像云，聚拢的波纹像鱼鳞，跳跃的水花像白鹭，他以为已经看尽了水势的壮美景象。不久，他向下游经过鄱阳湖，向上游到达洞庭湖，看见狂风驱赶巨浪，浊浪喷涌直冲天空，水势汹涌翻腾，弥漫澎湃，浩荡得看不到边际；鱼龙百怪在其中出没，这才知道先前所见还没有达到宏大的极致。后来有一天，他乘船航行在东海之上，那里是百川汇入、众流会聚之处，幽远得不知道有几千万里；飞快的大船和巨大的海舶往来上下，大鹏和长蛟在其中翻腾遨游；船行了一整天仍不知道海的边际，这才知道鄱阳湖和洞庭湖仍然不算广大。君子的学习也是这样。起初尚文在家塾学习，就像乘船漂浮在长江之上；等到他在县学学习，就像航行于鄱阳湖、洞庭湖；如今到南廱游学，就像航行在大海上。南廱是天下优秀人才汇聚的地方。六馆的士人中，难道没有像符融那样有节操品行的人吗？难道没有像何蕃那样仁厚勇敢的人吗？或者难道没有像宋代六君子那样直道而行的人吗？尚文此行，如果能同他们相互辅翼而共同进步，相互规劝来修养品行，那么他的学问和品行就会一天天接近大成。将来登上显要的高位，建立盛大的功业，以追踪古代君子，这样才没有愧色。扬子云说：“百川以大海为学习的对象，最终流入大海；丘陵以高山为学习的对象，却不能达到高山，说的是谦逊与自满的区别。”把这句话作为赠给尚文的赠言，可以吗？尚文辞谢说：“可以。”于是我写下来赠给他。

译《孙先生别号序》丰城孙绎如君凭明经科取得江右乡试推荐名额，被提拔为南充县学教谕，曾经以“古愚”自称。任期届满、考核政绩来到京城后，又改号为“顺安”。他请朋友贵州佥宪李继之君出面，托我为这件事作序。我说：“您是想逃避名声吗？为什么屡次更改别号？况且您把自己称为‘古愚’、称为‘顺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绎如说：“我是世间一个耿介的人。年轻时意气锐盛，谈论时毫无顾忌；有人行为过错，就直言规劝；有人隐藏罪恶，就放言斥责，即使招来怨恨和愤怒也不顾惜。我自认为有古代愚者的风范，所以自号‘古愚’。等到掌管南充县学的教务时，不幸当地风俗不喜欢学习，我虽然耗尽精力思考来教导他们，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考中科举、跻身仕途。圣明的天子即位后，幸而下诏允许任满考核的教官参加天下举子的南宫会试，但我又因为本地科举取士没有达到名额，不能参加。有关方面有人想以我的学行荐举我，也没有成功。不久又因为科举成绩不足而降调为司训，这些都是我的命运。至于奔走求进，如果合乎义理，也是可以做的。我只知道顺从义理、安于命运罢了，所以把‘古愚’的别号改为‘顺安’，希望求得一句话来阐明其中的意义，也借此自我勉励。”我感叹说：“绎如真贤能啊！世上的人不肯把话全部说出来相互匡正，只是支支吾吾、阿谀逢迎，故作圆滑诙谐，因此古人所谓的“愚者”已经不可再见了。他们不知道世事有义理和命运，便凭借险势、乘着机会，钻营空隙、攀附险阻，最终陷入祸患和悔恨的人实在太多了。绎如守持古人的愚拙，安于上天所赋予的命运，他难道不远胜于世人吗？从前李密同人谈话时，总是当面指出对方的过错，他也算是古代的愚者吗？苏轼在齐安饮酒赋诗，安然自若，没有被贬谪的意思，他也算是顺从义理、安于命运的人吗？像绎如这样的人，在当今世上还能够找得到吗？不过我看绎如的学问和品行，难道会长期处在低位吗？守持古道而不改变，安于义理和命运而没有悔恨，那么他的德行功业会越来越完善，声誉声望会越来越显著。他升到高位、享受厚禄，为国家大建功勋的日子，大概已经不远了。我知道，“古愚”“顺安”这两个名字，将来天下后世都会把它们当作称说和谈资，难道还能只是他自取的别号吗？” 《送秋官大夫陈公致仕南归序》皇上即位之初，下诏给内外臣民：凡是有疾病的人，都可以自行陈述，请求按照礼制退休，在家休养。这是为了体恤群臣并优厚礼遇他们。诏书下达那天，职位声望已经很高的人留恋职位而不能离去；官阶俸禄还低的人，又急切地想要进取而不肯离去。当时我的朋友陈廷仪公正好有疾病，又怜悯父母年老，想回去奉养他们，准备上疏请求依照诏令因病退休。我和两三个同僚一起挽留他，他始终不肯改变主意。陈公再三亲笔写信向我们说明心意，甚至流露出怨恨不满的意思。我和几位同僚这才不敢再挽留。奏章上呈后，皇帝下达优厚诏书准许了他的请求。陈公随即整理行装向南归去。士大夫彼此谈论说：“陈公离去，实在高尚。从前钱若水三十八岁退休，文履善三十七岁退休。除这两位以外，能在别人驱逐之下仍不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如今陈公年仅三十九岁，却能在急流之中勇敢退隐，他确实远远胜过常人啊！”又有人惋惜他说：“陈公年纪精力正盛，不应当离去；才干声望超过常人，不应当离去；即使有疾病，出行时也未必需要用药，又怎么适宜离去呢？陈公的风操当然高尚，然而执政者应当替朝廷爱惜人才，为什么竟然立即顺从他的请求而不挽留他，使他不能为国家效力呢？” 我解释说：“陈公离去，并不是把在急流中勇退看作高尚；执政者听任他离去，也不是不替朝廷爱惜贤才。陈公的心意大概是说：‘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从前想回去拜见一次都未能做到。如今幸蒙天子允许群臣自行陈述，而我又正好因病请假，能够回去接受医药治疗，并且借此尽一尽人子的私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至于感恩图报的诚心，难道又能有一天忘记在心中吗？’执政者的心意大概是说：‘近世士人的风气越来越低下，有的人贪恋俸禄、固守职位而不知道停止，有的人钻营空隙、攀附险阻而不知道羞耻。幸而有像廷仪这样超然于富贵牵累之外的人，难道不可以成全他的志愿、成就他的美德，用来激励士人的风气吗？’于是众人都认为我的话有道理。骊驹已经驾好，车马载着行装上路，大家相继作诗来表达为他送行的心意，并嘱托我作序。我认为，陈公怜悯父母年老，想回去奉养他们直到终老，这是孝；自身虽然离去，却不忘记图报国家的诚心，这是忠。忠孝是人的大节，而陈公兼而有之。我同陈公共事已经很久，承蒙他知遇，彼此最为了解。然而陈公离去时，我既不能像韩退之对孔左丞那样上疏抗议来阻止他的行程，也不能像疏少傅对太傅那样借病请假来跟随他离去，只能徒然惆怅罢了。” 虽然如此，圣明的天子正要广泛询问天下，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以达到五帝三王那样的盛世。朝廷大臣中像陈公这样贤能的人没有几个。陈公即使离去，难道能够长久停留在三山之巅、连江之畔吗？我知道，他的车驾还没有来得及停下休息，朝廷使者的车骑就已经在路上了。他很快就会驾车入朝，振兴正道、使国家达到大治。这是我和几位同僚对陈公的愿望。

译《送太守邢君考绩复任诗序》我读史书传记，不禁感叹，生活在三代之时的百姓是多么幸运啊！从牧伯到子男，各自把自己的土地看作私产，把自己的百姓看作子女，用来修明政教，并谋求使所抚养的百姓安定获利。他们使百姓安定获利，认为这是职分本来就应当做到的，并不把它自认为恩德。百姓安定而获利，也认为这是上位者理所应当做的，却不知道把什么当作恩德。在那个时候，所谓贪官、庸官本来就不存在，难道还会有“循吏”这样的称号吗？封建制度废止而郡县制度兴起，于是苟且敷衍的政务开始实行，“循吏”的名号才建立起来。官吏被称为循吏，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已经不足以视为当然。西汉的循吏有六人，东汉的循吏有十二人，唐代的循吏有十五人。天下这样广大，经历一千多年的时间，而被称为循吏的官吏只有几十人，那么贪婪而庸碌的官吏难道数得清吗？百姓憔悴困苦、无所依靠的郡县，究竟有多少呢？唉，生活在三代以后的人，是多么不幸啊！我国疆域极尽四方边表，全都设置为郡县，被称为循吏的官员，大概也是有的。在京畿以内的八郡中，太守治理成效卓著的，我知道有三位：真定太守邢居敬君、保定太守章鸣凤君、广平太守熊性安君。他们都出自秋官，后来执掌郡政。这三人的政绩中，邢居敬尤其以不扰民著称。他刚到真定时，放宽刑罚，简化条文教令，兴办学校，以改变士人的风气；严格考核文书往来，以防止吏员奸诈；专心使百姓安定获利，而不追求显赫的名声。不久，穿着宽大衣袖的士人安于求学，穿着蓑衣的百姓安于耕作，抱着布匹来交换丝帛的人安于市场，赶车和挑担的人安于旅途，境内安宁，却没有人知道是谁使它变成这样。自从部使者以及所有经过真定的公卿贵人进入它的境内，看见百姓、询问政事后，没有不啧啧称叹说：“循吏！循吏！”的。唉，百姓不幸生活在三代以后，却出生在真定，又是多么幸运啊！前些时候邢居敬考核政绩来到京城，我询问他治理郡县的方法，居敬说：“我哪里能做什么呢？租税调役有固定的法令，我不能免除它们，只能做到不把百姓所有的财物耗尽罢了。力役有固定的限度，我不能免除它，只能做到不违背农时罢了。礼义是百姓自身具有的，我不能做到家家户户都明白，只能先施行教化，再用鞭笞羞辱来警示他们罢了。我又哪里能做什么呢？”我这才更加相信居敬具有古代循吏的风范。真定的百姓不知道该把什么归功于他，而居敬施行政务也不自认为是恩德，这大概是三代的官吏，而不是汉唐的官吏了。居敬回任后，凡是同他友好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并嘱托我作序。因此我详细写出他治理郡县的事迹，日后太史氏为大明撰写循吏传记时，或许会从这里得到考证。《送泗州贰守杜君赴任序》天顺七年冬十月，丰城杜君叔秀凭明经科出身，被擢升为凤阳府泗州的副长官。他拿着任命文书对我说：“请越过秋官熊君性安来征求您的话，作为赠言。”凤阳是京畿附近的郡，泗州是名州。那里土地开阔平坦，民俗淳朴，政务简约而不烦琐。叔秀凭借平日所学去治理它，就像骑着盗骊骏马在通衢大道上奔驰，纵横驰骋、奋迅前进，大概是很容易的事。即便如此，做长官的辅佐也实在困难啊！过于刚强高亢的人，有时会因此招祸；一味顺从沉默的人，有时会因此受辱。那种刚强高亢的人会说：“我享受君主的俸禄，处在百姓之上，怎么能呆然尸居，像捧土、举木那样无所作为呢！”于是专门提出自己的意见来扰乱长官的政务，等到弊端显露，怨恨嫉妒交相袭来，灾祸也就降临了。那种一味顺从沉默的人会说：“一州的事务，上面有长官和次官，才有我这个副职，我能做什么呢！”于是只是唯唯诺诺，一切听从长官，不敢说一句不同的话；等到弊端显露，便颓惰不振，羞辱也随之而来。如今做长官辅佐的人，大多类似这两种人；政务不能兴办，百姓不能安定，原因就在这里。我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长官如果果真贤能，就应当同心协力、恭谨相助来辅佐他的政务，正如刘先任饶州辅佐时以范文正公为师那样。如果长官果真不肖，就应当遵守法令、秉持礼义来裁正他的错误，正如王舜良任临江军辅佐时，以义理裁正二千石那样。这样做而政务仍不能兴办、百姓仍不能安定的，从来没有。叔秀凭明经之学，安抚淳朴的百姓，处理简易的政务，我知道这本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长官究竟贤能还是不贤能，我还不知道。长官贤能，叔秀可以像刘先那样做；但逞强好胜、故意标新立异是不对的。长官不肖，叔秀可以像王舜良那样做；但一味沉默顺从、借此取容也不对。这就是做长官辅佐的原则。这样做，所以政务能够兴办，百姓能够安定，美好的声誉也会日益显著，哪里只是免于灾祸和羞辱而已呢？叔秀出发吧，希望你再三体会我的话而加以实行。日后如果听说淮水、泗水之间上下交口称赞你贤能，政绩声誉显赫，传到京城之下，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叔秀了。

译送曾惟重归赣序 兴国人曾生惟重精通堪舆家的学问，带着他的术数来到我们县游历。县里有个严姓人家，安葬母亲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儿子请曾生去察看。曾生说：“赶快迁葬，否则遗骸将要消失殆尽了。”众人都不相信，他的儿子打开墓棺一看，棺木已经腐朽，遗骸只剩下一半。我的弟弟安葬也有十多年了，几个侄子请曾生察看。曾生登上坟岭，仔细看了很久，对我的侄子瑛同、璘同说：“按照这里的葬法，本来应该有水，而且将会有蚍蜉之患，应当另选吉地。”打开一看，水已经漫到墓穴的一半，蚍蜉啃咬棺木，但还没有咬穿。曾生又替我选择安葬之地，在乐邱找到两处。我虽然不能确定它们究竟吉凶如何，但山冈高阜起伏，风气回旋曲折，确实有可观之处。我于是问他：“土地为什么会吉，为什么会凶？”曾生说：“生气聚集的地方就是吉地；但选择土地并不难，选择穴位才难。穴位太浅，生气就会散失；太深，生气又达不到；要在深浅之间察看生气停留之处来确定穴位。这就像医师诊脉，像琴师调弦，像工匠削斫车轮一样，微妙极了，只能用心领悟而不能用语言传授。”我说：“世上有些人暴戾傲慢、放纵横行，人人都像憎恶枭獍一样憎恶他；假如让他葬得吉地，他的子孙也将繁衍昌盛吗？也将富贵显达吗？” 曾生神色忧惧地说：“地理固然不能胜过天理。那些行善的人，大都遵守礼法、履行义理，这是顺应天理的人。他们安葬又得到吉地，就像树木本有生机，自然会茂盛荣美、粗壮发达而不可遏止。那些行不善的人，毁弃信用、残害仁德，这是断绝天理的人。他们安葬即使得到吉地，也像枯树朽根，生机已经耗尽；即使把它栽在肥沃的土地里，难道还能萌发生长吗？”我凭借这门术数为富贵之家防备墓地问题，已经很多年了；有的人我第二次经过时，他家的门巷已经萧条；有的人我第三次经过时，他的血脉后裔已经消亡殆尽。他们安葬时难道没有选择土地吗？还是青囊之术不灵验吗？那些违背天理的人，心已经死了，枯朽的尸骨即使承受生气，也没有益处。我说：“您的术数精妙极了。世上谈论地理的人，大多用祸福之说欺骗诱导愚昧的人。您既知道穴法难，又认为完全顺应天理最为可贵，确实不是一般的俗师可比。”曾生将要回去，与他交往的人带着酒菜在银江岸边为他饯行，我的从孙丰请我写话来为他张扬。我于是叙述他曾经谈论过的道理送给他。送大防陈君朝用赴任序 圣天子即位的第二十年春天，天下藩司、臬司、郡县的官员大都依职入朝，皇帝诏令吏部和御史台考察其中政绩低劣者，予以罢黜；年老有病者，让他们退休；又慎重选拔内外各级官员中有才干而贤良的人，派往各处补缺。于是无锡人陈君朝用由虞部郎中被选为福建布政司左参政，任命下达后，朝中的大夫君子都高兴地说：“这确实是足以担当藩镇重任的人。”而在京城的福建士人也相互说道：“他一定能够安定我们的福建了。”朝用是东吴的名门之后，凭明经科登第，最初任司勋主事，温和恭谨、谨慎周密，能够胜任职务；升任考功员外郎，又升为郎中，廉洁公正、明察宽恕，黜免升迁都很公允；在虞部任职时勤勉有为，处在繁重的职任中也能从容应付。他的贤能声誉取信于人，已经很久了，所以升任著名藩镇，人人都认为合宜；人们既深为欢喜，对他的期望也很重。朝用将要出发，他的同僚朋友缮部郎中郑君龄等请我写赠言。我的话有什么值得取的呢？难道是因为我曾经辅佐福建官台，颇为了解福建的水土风俗和官政应当如何，所以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我本来就愿意替朝用说明这些。福建有八郡、一个州、五十三县，北面连着高耸的山脉，南面浸临大海。自唐代以来，治理这里的人如常衮、蔡襄之类，都是一代伟人；龟山、考亭等大儒也都出生在这里。这里文物兴盛、风俗美善，冠绝其他藩镇。凭朝用这样的贤能前往治理福建，他的政务容易推行、职责容易完成，是可以预见的。然而，今天做政务也很困难。世上的君子有崇尚严厉的，严厉的弊端是驾驭下属如同捆缚湿物一样；也有崇尚宽松的，宽松的弊端是百般弊病由此滋生。有的人降低志向、压抑感情，只求不得罪豪门大户，人们便讥讽说：“这是乡里富户的奴役。”有的人铲除强横、消灭暴徒，以慈爱抚恤小民，人们又讥讽说：“这是穷人家的乳母。”唉！做官理政的人想求得光耀的名声，真是困难啊！但我听说，君子的政务，只求合乎事理罢了，不必故意做作。故意做作就会偏颇，偏颇就会使百姓受害，百姓受害，怨恨和诽谤便会产生。所以《尚书》说：“不刚不柔，他的德行确实修成了。”《诗经》说：“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朝用前往施行政务，应当怎样做呢？严厉却不要达到残酷，宽松却不要达到松弛；豪门大户不能得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作恶；小民的行为应当防范，但也不能姑息他们的奸邪。按照这个原则处理，就好了。将来成就丰厚的功绩，传播美好的声誉，升到显要的官位，使光彩流传于后世，与前代伟人相媲美，除了朝用还会是谁呢？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

译送袁佥宪赴任序 景泰庚午年，我和雩都袁先生自中一同考中江西乡试。第二年参加春官会试，才彼此相识。等到榜单公布，我和先生的名字都列在乙榜。先生学问品行老成，于是任学校教职；我自量学问不足以为人师，于是完成胄监学业。又过了三年，我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先生则由程乡教谕多次升迁为顺庆府学教授，彼此音问不通已有二十多年。等我主持汴台宪务时，有人从京师来，把太学生袁庆祥的奏章给我看。奏章开头论说国家经费应当量入为出，接着说在朝大臣哪些可以任用、哪些应当罢免，最后谈到内外各部门的弊病，分条列举数千言，浩然正气显现在文字之间。我读后很赞赏他，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认识他，说：“这是雩都贡士袁德征，正是自中先生的儿子。”我听后喜形于色，不仅因为故人有了才华出众而又贤能的儿子，也因为他的论事具体恳切，很有乡先哲孙立节、曾子开遗留下来的风范。三年以后，德征考中进士，擢任宰□山，治理百姓，致力于寻求使他们安定的方法。部使者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请求加以表彰，于是升任刑部湖广清吏司主事。当时我入朝辅佐司寇，先生也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回乡终养。德征任职期间，以廉洁谨慎自守，对大小案件都一定查求实情。我有时问他政事的得失，他总是依据自己内心认为安然正确的道理回答，从不委曲迁就。我更加知道，他从前以平民身份议论天下政事，是因为心中有确定的见解，并不是像世上那些激烈慷慨、借以求取名声的人。于是感叹说：“儿子贤能到这个地步，先生治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任主事四年，升为员外郎。不久，又经吏部推举升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奉皇帝玺书乘驿马前往。他在京城做官的朋友旧交请我写话赠给德征。我的话有什么值得取的呢？但想到德征与我相隔日远，又不能不说几句。自从道学不明，士人因一件善行获得名声却不能善终的，大概很多了。从前胡邦衡议论和议，声名震动朝野；等从海南回来，便默默无闻了。陈宜中议论丁大全的奸邪，正直的名声天下皆闻；到了晚年却依附奸相以求进身。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能善于涵养自己的气节，所以经历忧患便气馁了。德征从前以平民身份议论时政，天下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想见到他的风采；后来任县令，以循良著称；任郎官时，以廉洁勤勉著称，天下人更加相信他的贤能。如今出任外台辅佐，所有拭目以待、观察他作为的人，难道只是岭南的士人百姓吗？德征，希望你努力！充实你刚正浩大的气概，再加上修养内心的学问。凡遇到事物，都要在内心衡量：什么是道义，就竭力去实行；什么是功利，就不要有丝毫顾恋。施行于自身，不因祸福而退缩或前进；施行于他人，不因刚柔而有所吐纳取舍。胸中浩然之气，始终保持原样。这样或许能使德行功业的光辉，继承孙立节、曾子开留下的美好声誉！否则，开始奋发却在最后毁掉，暂时勉力却不能长期坚持，怎么知道天下后世不会因为胡邦衡、陈宜中后来的过失而责怪你呢？古语说：“走一百里路的人，把九十里当作一半。”说的就是晚节难以保持。德征，努力吧！回去拜见你的父亲，替我说说久别之情，也把我写这篇赠言的缘由一并告诉他。令尊也一定会含笑，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送大理丞魏君赴任南都序 弘治四年夏五月，两京大理寺丞都出现空缺，天子命吏部慎重选拔能够胜任司法部门职务的人来补缺。吏部从刑部、宪台的属官中选出四名温和善良、明察谨慎的人，把姓名一并上报。于是曲阜魏君廷佩由都官郎中升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任命下达后，朝中的缙绅欣然共同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但他们仍认为寺丞的职务不足以充分施展廷佩的才干，因为他的贤能声誉得到士人舆论认可已经很久了。廷佩将要出发，少司寇张公和他的同僚旧友请我写赠言。我说：“寺丞的职务很重要，不是心地宽厚仁恕、审理案件明察的人，不能胜任。寺丞如果能够尽职，那么天下各种事情处理起来都不会困难。唐代时，李日知任司刑丞，审理囚犯总是存有公平宽恕之心。少卿胡元礼想杀一个囚犯，李日知认为按法律不应当处死，前后争辩了好几次。胡元礼发怒说：‘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活命的道理。’李日知也说：‘只要我李日知不离开刑曹，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死罪的法律依据。’两人的奏状一同上报，朝廷议论最终听从了李日知。唉！人的生死系于寺丞的一句话，这个职务不是很重要吗？像李日知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尽到了职守。我朝设置大理寺，对前代制度有所增损，有卿、少卿、左右丞，任用人才的盛况超过古代。我出生得晚，来不及亲眼见到更早的人，耳目所及的有三位：河东薛文清公、庐陵萧文昭公、王恭毅公，都是所谓卓然杰出的人物。文清公直言为被诬陷的妇人申冤，几乎陷入大祸却不后悔；文昭公驳斥玩弄法律文字的官吏，到今天人们还在称颂他；恭毅公以经学处理政事，平反的案件尤其多，他所驳正的诉讼文书，凡任大理寺官员的人都传抄记录，作为自我警戒和效法的范本。在三位君子之后，能够继承前人美好功业的，大概还是有的；但我唯独对廷佩寄予很深的希望。廷佩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州里都称赞他的孝行。他考中进士后，奉命出使亲藩，凡是别人赠送的礼物，全都推辞不受，缙绅都称赞他的廉洁。他在刑曹任官多年，精通法律条文，熟悉旧例；凡是审理裁断的案件，没有不符合人心的，同僚都承认他的才干。孝，是实行仁德的开始；由孝推开去，一定能够哀怜谨慎，从而保全百姓的性命。廉，是规范万物的根本；由廉推开去，一定能够彰明法律，以惩治贪吏。至于折服巧言善辩者、辨明疑难案件，不是有才干的人很少能够办到。凭廷佩的才干，诘问诉讼双方，听取五种供词，并依据法律条文察看案情，正是他最擅长的事情。近则追随三位君子的风范，远则继承李日知公平宽恕的精神，除了廷佩，我还能期望谁呢！从前我的先父任司寇时，最看重文昭公，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臣。后来文昭公由大理寺丞多次升迁，做到南京兵部尚书，贤能声誉显赫，议论者都称赞先父有知人之明。如今我看重廷佩，正如先父当年看重文昭公一样。廷佩，去吧！从今以后，南都不会再有冤民了。你的英名和丰厚的实际功业，与文昭公前后相辉映，已经指日可待。廷佩，希望你努力，以成全我知人善任的名声。

译送宪副洪公赴任序 钱塘人洪君宣之凭明经科考中进士，擢升为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又升郎中。他的文章学问优美，法律条文精通；端正谨慎的操守，得到人人称许，已经很久了。山西常有重大案件，宣之奉檄文立即审讯，详细查得实情后上报。福建盗贼攻劫，江西有关官府追捕，抓获一千多人；圣天子担心滥捕会牵连无辜，命宣之前往审讯，然后再施加刑罚。宣之诛杀首领，释放胁从，保全使其活命的人很多，因此贤能的声誉更加显著。吏部两次推荐他任大理寺丞，却没有实际任用。按察外台的副职多有空缺，吏部尚书慎重选择能够胜任的人，宣之名列候选，于是升为江西按察司副使。大夫君子都说吏部尚书选对了人，又说宣之才干贤能，足以不辜负这次举荐。凡是江西在京的缙绅士人，都请我写赠言。我主持刑部禁令时，常常依靠宣之来帮助自己，如今他升迁，我本来不能不感到惆怅。他们要我说什么呢？诸位君子请我作言，难道是因为我曾经历任外台官职，颇为知道执掌宪法的道理吗？那么我愿意为宣之说明。国家设置宪臣，是希望他们提拔贤良、贬斥奸邪，扶助善人、惩治恶人，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任这个职务的人，应当以公正存心，不顾忌诽谤；用法公平，查明罪过所在而依法定罪，这才是掌管宪法的道理。近来执法的人，对官吏严厉而对百姓姑息，对豪门大户严厉而对贫弱下层姑息。凡是顽劣百姓控告县令、长官的，往往发文拘捕，鞭打、杖责、枷锁、拳击，轻的施以刑罚，重的剥夺官职。官吏战战兢兢，像车辕下的小马，何况还能修治自己的职务吗？乡里豪强党羽横行霸断，固然有这种情况；但也有珍惜自身、慎重不犯法的人。如今狡诈之徒有时控告豪门大户的罪行，听讼者不再查核事实，急忙拘捕并严厉惩罚，严重的甚至没收他们的资财产业。唉，难道那些豪门大户就不是人的子弟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害怕诽谤，想让自己方便。害怕诽谤、图谋私便，难道还能做到公正平允吗？宣之任刑部十多年，存心公正，用法公平。我知道江西十三郡六十多个县的官吏和百姓，从此将能够各自尽职、安居乐业。朝廷公卿的选拔，多从外台官员中产生，如大司马华亭张公、大司空金堂杜公、少司空莆阳彭公、吴兴闵公，都是从外台起家的。我这样不聪敏的人，也由外台多次转任到今天。以宣之这样的才干和贤能，他接受晋升、承受恩宠，光彩地与诸位公卿在仕途上并驾齐驱，已经指日可待。我还没有老朽，尚且来得及看到这一天。送户部侍郎吴公归省序 圣天子在两宫大力弘扬孝道，于是推恩及于臣民。皇帝下诏告谕群臣，父母健在的回乡省亲，父母已故的到墓地祭扫。于是大小臣子捧着诏书，望着故乡归去的人在道路上接踵相连。到了弘治二年春天，户部右侍郎漳浦吴公上奏说：“臣没有什么才能，幸逢盛世，从给事中逐步升迁到今天；先皇帝对臣父母无论存亡都施加恩典，赐给诰命，追赠臣父为臣现任的官职，封臣母为太淑人。如今臣母八十岁，而臣长久在京城做官，奉养母亲有所欠缺。伏望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臣请求暂时停止职务，准许臣回乡省亲，并且举行焚烧黄纸诰命的礼仪，臣冒死请求。”皇帝诏令说：“可以。”并赐给他楮币一千贯作为路费。吴公将要出发，福建的大夫士人没有不艳羡他的荣宠、赞叹皇上的恩赐的。于是春坊谕德林君亨大请我写话赠给吴公。我想，先王盛世时，臣子侍奉君主，从来不曾不把公义放在首位；而君主役使臣下，也从来不曾不顾及臣下的私情。《四牡》这首诗，大概可以看出这一点。到了后世，居上位的人只要求臣下勤于政事，却不顾念他们思念父母的极度悲痛；居下位的人只急切于奉养父母，却不考虑君王的事务不能荒废。所以，有人弃官奉养亲人，不能说不是孝，但在臣子的职责上有所缺失；有人割断衣襟奉命出使，不能说不是忠，但在子女的道义上又有所亏欠。唉！忠孝两全，在后世也真是困难啊！圣天子推行推恩及亲的孝道，把它施及臣工；准许臣下告假归省的制度遵循旧典，恩典礼遇优厚，超过前代而与古昔贤王相媲美。吴公归乡时，在墓道焚烧诰命，祭祀用的牲畜和酒醴都陈列在那里，荣光灿烂，照耀着幽暗的墓土。他抚摸松树楸树，除去墓上的宿草，一定会感慨地说：“这是我君主的恩赐啊。”登堂拜见母亲，只见凤冠鹤发，端庄地坐在堂中。吴公和妻子儿女备办水陆珍品，陈列红荔枝、黄香蕉等珍果，捧酒祝太淑人长寿，又将欣喜地说：“这是我君主的恩赐啊。”私人的感情既已得到伸展，就应当迅速回朝，勉励自己奉公忘私，勤于早晚的忧劳，修治职务来报答上天的恩典，这样或许公义和私恩就都能尽到而无所遗憾了。何况如今圣心勤勉不懈地求取贤才，以谋求至高的治理，在朝大臣中高高承担辅弼期望的，像吴公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怎么能够长久离开宫阙呢？明年惠风和畅、宫禁杨柳刚刚返绿时，诸位君子将连骑到崇文门外迎接吴公，吴公可不要长久滞留在私情之中啊。

译送太守孙侯赴京序 建昌太守、滇南人孙侯按惯例入京朝见，已经选定日期准备出发。他的同僚同知耿君洵、推官华君烈请我写话作为赠言。我任刑部尚书时，孙侯正任郎中，因此知道他的为人；等孙侯来治理旴江，我退休居家，又知道了他的政绩。再加上耿、华二位的请求，所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孙侯作为赠言，同时记下我的感受。孙侯聪明敏捷、喜好学习，凭明经科考中进士，擢升南京刑部主事，又升为郎中。在官任上以廉洁谨慎自持，以明察宽恕审理案件。从公卿大夫直到南畿士人百姓，都称赞他的贤能。司寇有时因公事出行，总是让孙侯代理部务。孙侯审察大小案件，判断应当处死、宽宥的适宜程度，没有不合乎人心的。贤能的声誉更加显著，吏部每每推荐他任藩司、臬司的辅佐，却没有得到任用。等旴江缺太守，便用孙侯补任。孙侯任太守，廉洁谨慎、明察宽恕如同在刑部时一样。他施行政务，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不故意标新立异以求声名，而是看百姓的利益和疾苦，兴办应兴的，革除应革的。他从来没有走遍田间小路督促耕作，但百姓都修整田界沟渠、治理旱田和熟田，没有困苦苟且度日的人；从来没有按月发文、按季考核来劝勉学习，但士人都以文章品行相互磨砺，没有荒废嬉游、懈怠学业的人。他从来没有整顿军队、严厉追捕来防御盗贼，但大山长谷之间没有牵牛带犊、担心盗贼的人。徭役赋税公平，诉讼审理平允，逃亡者回归，民间没有忧愁叹息的声音。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大概是因为他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如今做地方官的，上司替他宣扬声誉，有的两年就升迁，有的还没有考核期满便升迁。孙侯治理郡县已经三年，廉洁安静、自我修养，不求让别人知道自己，别人也无法知道他的政绩，所以升迁还没有轮到他。我每每同一两个知交谈起这件事，总为他深深叹息。难道所谓知晓德行的人今世少、古代也少吗？还是奔走奉承、顺应世俗被认为恭敬，而端正贤良、恬淡安静却被世人认为简慢呢？莫非当权者其实深知他的才能，只是想让他的恩惠持续更久、让他的作用更大呢？如今三年一次入朝朝见，正是周代典制所说的述职、汉代法令所说的上计。圣天子振作精神谋求治理，考察群臣的功过而予以黜陟。大宰三原王公、少宰云间张公，又都以精诚清白来承受皇帝的美德。孙侯入朝，一定会有能够了解他的人。吏部考察郡县上报的政绩，再察看他的治理品行，转报朝廷；表彰能人、任用贤德的典制，除了孙侯还能归于谁呢？只是担心孙侯接受晋升、承受恩宠，不能最终把恩惠留给我们这个地方了。耿、华二位与孙侯同心谋划治理，一定知道我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孙侯，也借此答复二位的请求。送方伯韩公赴四川序 四川在《禹贡》中属于梁州地域，处在华山、黑水之间；那里水陆交通有峡山栈道的险阻，羌夷环绕四境，溪谷洞穴幽深险阻，容易产生怨恨而变乱，所以朝廷选任方伯，常常慎重选择其人，不是有才略、懂得治理体要的人，不轻易把这个职位交给他。弘治六年秋，四川缺少左布政使，圣天子诏令江西右布政使韩公大经前往补任，大概是因为四川作为西南一大藩镇，非公不能胜任。韩公将要出发，他的同僚方伯沈公时旸等，既为公升任大藩而高兴，又想到即将远别而不能不怀念，于是请我写话赠给他。我的老朽之言，哪里足以赠给韩公？但韩公的贤能以及他家世的美好，我曾经听说过。韩公世代居会稽，是宋丞相忠献王的第十二世孙，又是当今襄国左长史衡轩先生的长子。早年凭明经科考中进士，擢任大理寺谳议，因公平著称；升任淮阳太守，循良的政绩为南畿各郡之首；不久升任陕西参政、江西布政，重视大体而略去细节，官吏敬畏他，百姓爱戴他。所谓有才略、懂得治理体要的人，韩公确实具备。如今前往四川，应当谨慎坚固封疆防守，使境内没有忧患；使军民和谐安裕，让妇女儿童安宁、百姓生计顺遂；怀柔羌夷，使他们服从教化、承受秩序，不敢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那样作乱，这些都是韩公所擅长的。何况韩公曾奉玺书审理囚犯，四川有很多案件得到平反，西方百姓感念他的恩德；韩公本来熟悉当地民俗，百姓也熟悉韩公的禁令，那么他的政务容易成就、教化容易施行，哪里是其他藩镇可以相比的呢？将来入朝辅政，出京镇守，也许在明堂辅佐天子发布政令，如同忠献王在中书省；也许手执旌旗斧钺，在重要地方统领军队，如同忠献王在安阳。功业显赫光明，追继前人的美好功烈，把勋名刻在鼎彝之上，除了韩公还能是谁呢？《左传》说：“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祖先的基业。”这正是沈公和诸位君子对韩公的期望。谨以这些话作为赠言。至于山川道路奔波的劳苦、云树相隔的离别之情，都是琐碎小事，我可以略去不说。

译送佥宪万君赴京诗序 成化十五年秋八月，湖广按察司佥事安城人万公锦捧着表章到宫阙，祝贺圣天子万寿。他将要出发，同僚们一起在宪台的广视堂设宴饯行。酒兴正浓时，宪副马君启东取唐人的早朝诗来唱和，为公锦赠诗；宪使胡君尚愚以及在座的人也都一同唱和。藩省以及荆楚地区能作诗的士人，也相继唱和。诗的主旨大都在说山川登临游览的快乐、帝都城阙的壮丽、冠帽佩剑和车舆仪卫的盛大，以及朋友之间缠绵不舍的情谊，其中还寄托着颂祝祈祷之意。公锦把诗汇集成一卷，请我为它作序。我想，古代君子相交，他们聚会时有宴饮的设置，分别时有祖道饯行的礼仪。而他们宴饮饯行，并不只是进献各种佳肴、赐予美乐而已，还要赋诗来表达志向、宣泄情感；观察人的人也可以从这里观察仪态威仪，预知祸福。秦伯宴请晋文公时，晋文公赋《六月》，君子由此知道他将有抵御外敌的功劳。印段宴请赵孟时，赵孟赋《蟋蟀》，君子由此知道他必将成为保全家族的人。令尹子围赋《大明》，叔向知道他不能善终；子展赋《草虫》，赵孟知道他后来会败亡。话一出口，吉凶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应验。这种礼仪废弃已经很久了，如今宪台的诸位君子才重新恢复它。古人赋诗，是取用古人的诗来歌唱；这里赋诗，是依照古人的韵脚来唱和。但其中的意义从来没有不同。看诸位君子写给公锦的赠诗，文辞清正淳厚，节奏和谐畅达；有思考却不恐惧，有快乐却不荒淫。他们歌颂时不阿谀自己所喜爱的人，祈祷时也不受私人感情牵引；有深忧远虑的情怀，没有戏谑傲慢的意味。这大概是太平时代的声音，足以彰显国家的盛盛。我的确不像叔向、赵孟那样的人，但从这些诗观察，公锦和诸位君子的德行功业将会昌盛，声誉将会光耀，这一点从诗中就可以预知。公锦是安城的名门之后，气概刚正而才干优美，他巡视各郡县，所到之处都有清廉如冰檗的声誉。如今他出发，穿着朱衣、执着象简，登上高峻的台阶，列入鹓鹭般的朝班，捧着金函祝贺皇帝万寿，近距离瞻仰龙颜，大概将离开外台而飞升于云霄之间了。难道会久任外台吗？我和公锦都是楚地出身，所以写下这些话置于群诗之首，也把它作为日后验证的话。送李文盛通判兖州序 古代善于观察人的人，往往在得失、进退的关头看清他的内心。君子得志时，按正直的道路行事；不幸失意退处时，就安于义理、听从命运，以守道为乐而没有忧闷。小人得志时，穷凶极恶、放纵作奸；等到失意退处时，便忧戚叹息，好像无法活下去。观察人的人从这里察看，十之八九不会错。我朋友李君文盛凭进士身份入仕，擢升为刑部主事。他审理案件，查明实情和供词，依附于法律条文，没有不使人心服的。长官想在其中加重或减轻刑罚，他总是毅然争辩说：“事实是这样，法律是这样，我怎么可以违背人的实情而毁坏国家的法度呢？”同僚朋友有人因私情废弃法律，他也严肃地劝诫。因此，那些不因个人好恶而产生喜怒的人，都为文盛有操守而高兴；但他也不能不遭受别人的怨恨嫉妒。文盛的操守更加坚定，过了很久，最终因为触犯上司而外调，任兖州通判。我和几位了解文盛的君子前往慰问他。其中最亲近厚道的人对文盛说：“你获罪，是某人实在排挤你，为什么不上诉告发他呢？”又有人说：“某人有隐蔽的罪恶，你如果控告他，他将要获重罪。”文盛说：“这是我的过错；况且揭发别人的隐私、泄露自己的私愤，难道是厚道长者所做的事吗？” 于是他收拾行装出发，脸上没有多少不平之色。唉，像文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君子吗？难道不是所谓按正道行事的人吗？难道不是所谓安于义理、听从命运、以守道为乐而没有忧闷的人吗？那些因贪墨而败坏官职的人，一旦触犯法律，便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申诉，说自己无罪，还要钻空子、找漏洞，希望侥幸免罪。他们看待文盛的所作所为，究竟算是什么人呢？当初文盛获罪时，我和诸位君子向司寇请求，希望留下他，只是朝廷命令已经下达，来不及了。等文盛出行时，大家相继作诗赠送他，并请我为诗集作序。从前邹志完和田承君以气节相互激励，志完被贬时，见到承君流泪并向他叙说。承君神色严肃地责备他，并说：“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所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我虽然不是承君，也愿意把他用来责备志完的话拿来赠给文盛。文盛，希望你努力，使观察人的人将更加相信你是君子。

译送马二尹赴任序 成化元年冬天，天下各级官府入朝觐见的官员全部聚集京师。第二年春正月初一，皇帝驾临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以及外地官员的朝见。于是诏令吏部尚书考察外地各级官府官员的贤能和奸劣，予以黜陟。从藩司、宪司直到郡县官吏，因为贪污、反复邪僻而被罢黜的，大约有一千多人。又命有关部门慎重选拔俊才来补缺。于是漷阴人马君德良由上舍生擢升为单父县丞。任命文书下达后，有人惋惜他说：“德良在育德县学养成德行，完成太学学业，又在大行人司任职办事，大概已经通晓从政之道了。假如让他担任治中、别驾一类的职务，难道不可以吗？如今却委屈他做县里的辅佐官，即使有才华，又凭什么显露自己呢？”拿物品来比喻，湛卢、豪曹虽锋利，却不能用来补鞋；骕骦、駃騠虽良骏，却不能用来看守门户。怀有奇才、抱负非凡的人，难道可以让他埋没在低级属官之中吗？我说：不是这样。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道所推行的地方，难道会因为职位高低而有所不同吗？您认为处在高位的人就一定能显现自己吗？自汉代以来，主持大州、治理大郡、专制几十座城池的人，不可说不多；然而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声名流传后世的人，有多少呢？那些湮没无闻的人，实在数也数不清。您认为处在低级属官位置的人就没有办法显露自己吗？汉代的仇览，不过是考察一次城中簿册的人；唐代的崔斯立，不过是一个蓝田县丞。然而他们的恩惠泽被当时，声誉光辉照耀后世，功业至今仍然显赫而没有泯灭。所以，即使只是最低一级的官员，只要有志于向百姓推行正道，就一定能有所成就。何况县丞还是一县的上佐呢？单父作为县，处在齐鲁之间，孔门高弟宓子贱、巫马期都曾经在那里做县令。凭德良的才干，前往做县令的辅佐，百姓受到他的恩惠，也可以期待了。湛卢、豪曹不必一定在陆地上刺杀兕象之后，才知道它们锋利；骕骦、駃騠不必一定跑遍九州之后，才知道它们良骏。德良，努力吧！整饬政务、罢黜庸才，是国家不变的法则。先前那些庸劣者既已被罢黜，后来能够尽到职守的人，难道会不升迁吗？将来政通人和，循良的声誉传遍远近，我知道那栖息在荆棘上的凤凰，鸣声清越地飞来栖息阿阁，已经为期不远了。德良捧着任命文书出发，他的朋友董君惠请我征求言语作为赠言，于是写下这些话。送兴化王太守赴任序 弘治三年春天，天下藩司、臬司、郡县以及各部门都各自依职入朝。皇帝诏令吏部考察他们的治理政绩，庸碌鄙陋的罢职归去，贪婪暴虐的剥夺官职；又慎重选拔内外官员中有贤能声誉的人来补缺。吏部谨慎奉行诏令，广泛寻求、详细访察，务必得到合适的人，以符合皇帝的美意。于是刑部员外郎天台人王弼，字存敬，被擢升为兴化太守。存敬将要出发，请我说：“我王弼承乏在刑部任职，受您教诲已经很久了。如今将到数千里之外任郡守，不能早晚向您请教，希望得到一番话，作为佩带在身边的弦韦之戒。”我说：“您的尊父曾经任和州副职，以善政著称。您从家庭教训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很深了。何况我过去凭进士身份任溧水县令，和乐仁厚的政务、通达敏捷的才干，上下都已信服。如今您前去任职，只要施行平素所得而已，哪里还用得着我的话呢？”他的同僚诸位君子都说先生一向很器重存敬，希望我最终教导他。于是我告诉他说：“郡守的职务，在商周时相当于诸侯，在汉代就是所谓二千石。向上承受的，有藩司、臬司两个部门；向下统辖的，有县令、县丞以及典史、幕僚等。这一职任并不轻而很重要，是十分明白的。然而承接上级若不合乎道理，责罚和讥责就会落到自己身上；治理下属若不合乎道理，诽谤和讥议就会聚集而来。治理一郡不能取得上下的信任，却还能安稳保住职位的人很少；何况还能推行政务、惠及百姓而没有冲突呢？如今做郡守的人，中等才干的只求让自己方便罢了；担心责罚讥责降临，就送礼献媚来阿谀上级；担心诽谤聚集，就削弱原则、毁坏规矩来取悦下属。君子当然不这样做。也有人反过来，逞强自高，不按道理侍奉上级；暴虐严厉来树立威势，不按道理对待下属。于是上级憎恶、下属怨恨，以至于坏事败官的很多。循良之吏在当时很少听到，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古代君子要求自己严格，治理政务勤勉，行为处世恭谨，存心宽厚。凭这些来承奉上级，上级就会推重他的贤能；凭这些来治理下属，下属就能安于他的政务。这样又怎么会有坏事败官呢？颍川、渤海那些贤能之人的声名光照史册，他们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兴化是闽南的名郡，百姓秀美而有文采，名卿伟人接连出现在朝廷。凭存敬的贤能前往治理，我知道不出一年，政务通达、人民和乐，上下交相称誉，颍川、渤海的治理成效就不能只由古人独自享有美名了。唉！自汉代以来，受到显赫宠禄而名声湮没、无人知晓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像龚遂、黄霸这样的循吏，却独自把芳名流传于史册。拿两者相比，究竟什么更重、什么更轻呢？”}], 希望你存有敬畏之心并不断自我勉励，向上追求。使贤能者居下位而得到安定，使你的政绩安稳，恩泽遍及百姓，名声显扬于后世，这才是我对你的期望。若只是享有显赫的宠禄却默默无闻，难道是我对你的期望吗？

译送李大伦回乡省亲序 古人得到一位英才而加以教导训诫，没有不高兴的，往往喜形于色，好像得到宝玉一样。欧阳子得到苏子瞻，便替他广为称誉，唯恐当时的人还不知道。苏子瞻得到秦少游，也常在文章中流露出嘉许奖掖之意。君子乐于得到英才而教育他，大概就是这样。我自从考中进士以来，拿着经书跟随我学习的人很多。像河东李大伦，是我尤其爱重的人。起初我闲居在家时，大伦还很年幼，却聪颖敏捷、喜爱学习，我本来就很喜欢他。几年以后，大伦带着自己的才学同十三郡士子一起到有司参加考试，主考官得到他的文章，大加称赏，想把他列为第一名；同考官意见不一，于是把他列在第二名。由此他的声誉显赫，震动江右。等他来到京师，不以我愚陋而来同我交游。我同他谈话，他的气质温和而平和，容貌庄重而恭敬，他的议论和文章，纯粹而正大。我内心十分高兴，认为古人所说的明智睿达之才，大概就是像大伦这样的人吧。我虽不敢把自己比作古代君子，但喜爱得到大伦，也不亚于欧阳子得到子瞻、苏子瞻得到少游。近来大伦同天下士子一起在南宫考试，我料想他一定会考取第一，却只因有一粒黍米那么微小的地方不合有司的尺度而被黜落。凡是了解大伦的人都替他惋惜。大伦说：“这是我的过错。”他在旅馆中伴着一盏孤灯，更加努力进修。不久，他援引成例回到旴水之上探望父母，向我告辞出行。我察觉他的心情，似乎还有不能释然之处，于是告诉他说：“科举，是士人借以仕进的途径罢了，它的得失哪里值得把欣喜或忧愁放在心上呢？士人如果在道义上没有可取之处，即使考中甲科、列入俊造之选，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所说对大伦的期望，并不在这些方面。”我们这个地方自宋代以来，号称人才众多，前辈诸老，有的以道德著称，有的以功业显达，有的以文章闻名，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少有的。自从诸老相继去世，后来能够继承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像我这样昏庸无能的人，实在不足以追随前辈的美好足迹。我唯独把希望寄托在大伦身上。大伦这次回去，希望他仍然努力学习，以培植自己的道德，以修养自己的文辞，以达到大成。将来再来京师，考取高等科名，登上显要仕途，把文章施用于典籍，把功勋功业铭刻在鼎彝之上，使美名和盛绩光明显赫，追赶并比肩乡里的前辈。这才是我的期望。科举又算什么呢？我年纪还没有老，还能等到看见这一天；我为大伦高兴，大概会比先前因得到大伦而高兴更加深切。大伦，你要努力啊！回去拜见你的父亲，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他也会含笑说我的话是对的。大伦向我道谢，说：“我一定遵命！”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送行。送广东防议于君赴任序 我在内外任职游历三十多年，以贤能著称的士人，我大多有幸接触过。廉洁正直的人，有时才干不足；通达敏捷的人，有时操守不足。要找才干和品行都优秀的人，是多么少啊！从前我暂代湖南藩司职务时，襄府有重大丧事，冬官主事于君尚德奉朝廷命令前往办理陵墓事务，召集工匠、筹备材料，选择日期开工，使百姓不劳苦而事情办成，众人都称许于君的才干。事情办完将要回去时，宗藩用来犒劳、赠送他的东西非常丰厚，于君全都推辞不接受。襄世子十分敬重他，为春晖堂作记，详尽写出他的美德。于是于君的廉洁声誉在荆楚之间远扬。我向士大夫询问，才知道于君曾在临清主持陶甓政务，又曾在江陵监督竹木税收。他以廉洁约束自身，以敏捷办理事务，都像在襄阳时一样。我于是叹道：“像尚德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才干和品行都优秀吗？”等我入朝辅佐司防，于君也再次升迁为郎中。自从开始做官到现在十八年，他廉洁正直、勤勉敏捷，一点也没有改变初衷，大概就是所谓有恒心的人吧！成化丙午年春，天官卿选任能够管理广东省事务的防议，应该没有比于君更合适的，于是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遂升任广东布政司右防议。我又叹道：“您的清廉操守和美好才干，君王和宰相都已经知道了。”于君将要出发，他的同僚郎中萧冕等人一起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唉！您的才干和品行，早已得到众人的认可；如今辅佐名藩，不过是施行您一贯的操守罢了。以廉洁为根本，再加上敏捷办事，政务哪有不能办成的，人们哪有不服从的，凶暴桀骜者哪有不被感化的呢？合浦的珍珠自然归还，连韶的钟乳石重新出现，外国船舶前来朝贡的屏息听命，山谷中的黎族獠人也都遵守条教，不敢违犯。我知道您的贤名将同吴隐之、孔左承一样，前后相望而流传，于是写下此文赠给您，也用来满足诸位君子的请求。椒邱文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椒邱文集卷十二 明 何乔新 撰 序 金坛段氏族谱序 金坛段君敏由进士出任新城县令，曾想到自家的族谱散失不全，无法昭示后世，于是根据他的叔父段舒所抄录的先世图谱和遗文，编纂成书。书中先列世系图，次列家传，又列先世遗文，以及凡是儒者硕士中为段氏所作的诗文。书成后，他托族子段棪请我为卷首作序。考察段氏有两个族源：一支以官职为氏，就是《周礼》所说的鳬防、段桃；一支以祖父的名字为氏，就是《春秋传》所说的共叔段。金坛的段氏，不知道源自哪一支。他们的先世世居汴梁，完颜氏侵扰宋朝时，有一位百三公渡江南迁，开始定居京口。他有两个儿子，一支居住丹阳，一支居住金坛，日益繁衍昌盛。从百三公到段县令，已有十一代。如今看这部族谱，它从最初迁居的祖先写起，凡是可以知道的都记载得详细；汴梁的族系没有记录，是因为缺少不可考的材料。旁支承继，必定写明出自哪一支，不敢忘记同出一姓的亲属；先世的善行，必定记录确实的事迹，不敢欺罔祖先。辨明昭穆亲疏，叙述传承远近，很得古人修谱慎重的本意，可以说已经很贤明了。我曾考察淳安汪氏族谱，把鲁侯作为祖先；番阳吴氏族谱把季札作为祖先，而且把承继传承直到安葬都详细记载下来，都自以为见闻广博。然而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数千年之间，家族有盛有衰，有断绝有延续，怎么知道没有人去拜祭汾阳王的坟墓？怎么知道没有人冒称自己是东坡的后代？那么，记载得过于详细，反而正是作伪的原因。段氏族谱，对于有凭据的事不敢遗漏，对于没有凭据的事不敢记录，其贤明远胜于他们。段氏自百三公以来，世代以行医为业，而根本在于儒学，他们施惠于人的利益，既广且深。县令段君凭借文学起身，政绩声名显赫，正将登上显贵要职，以显耀他的亲人，以光大这部族谱。我还未老，还来得及看到这一天。

译晋江庄氏族谱序 陆川县令、晋江人庄世平捧着家谱来见我，请求说：“这部族谱是先父佥宪所作，我庄世平又增补续成的。我们庄氏的先祖居住在光州固始，唐龙启年间跟随王潮进入福建，才开始定居泉州永春。历经九代，到了名讳为夏的人，以进士起家，凭文学和风操闻名，历任法司官员，升至兵部侍郎兼焕章阁待制，获赐宅第于泉城，死后追赠少师。如今居住晋江的庄氏，都是少师的后代。从入闽到现在共十九代，旧时有族谱名为《蕃衍记》，屡经兵火而散失，先父才根据《蕃衍记》的遗稿，又旁采先世碑志，编成这部族谱。它以世代为经、人物为纬，仿照史家的年表，家谱因此重新完备。先父去世将近四十年，族中在世的、去世的、做官的、隐居的日益增多，不能不记录，所以我增补续成此谱，并附上先世遗事以及名公文章，共若干卷，冒昧请求先生作序，以示给我们后代。”我考察姓氏书，庄氏有两支，都是以谥号为姓。一支是鲁庄公的后代，青州、兖州之间多以他为祖；一支是楚庄王的后代，江汉之间多以他为祖。晋江庄氏有的或许出自鲁国，或者出自楚国，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然而鲁国的姓是姬，其先祖出自帝喾；楚国的姓是芈，其先祖出自颛顼。这两个姓又都出自轩辕氏，他们的源头未尝不同。庄氏自从由光州进入福建，到少师这一代才兴盛起来。少师的三个儿子都因仕宦事业闻名，延续到曾孙、玄孙，出任郡县长官和侍从官的很多。进入本朝以后，有一位谦材，考中进士，任山西参议；有一位巽，任户科给事中；有一位亶，任兵科给事中；有一位敏，也考中进士，任雷州太守；有一位琛，任佥广西按察司事，就是世平的父亲。这样簪缨世代相承、兴盛不衰，难道不是少师留下的恩泽吗？唉！族谱的编写，是为了记明我们先祖出自哪里，是孝子仁人所慎重对待的事。世上编族谱的人，我私下感到疑惑：有的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冒认，有的因羞耻先人的过失而抛弃先人，这能称为孝而且仁吗？如今看庄氏族谱，对于可以知道的近世详尽记载，对于遥远的世系简略记载，对于不可考的缺漏不记，既不敢冒认，也不敢抛弃，真是孝子仁人的心意啊！从今以后，庄氏子孙要用学习培植自身，用礼仪端正家庭，用孝道奉事先祖，用仁爱亲睦族人，以继承少师的美好光荣，使家族福泽更加繁衍，这才可以称为贤能。否则，学习不勤奋，品德不求上进，以至于终身默默无闻，难道不愧对前代闻人吗？于是作序告诉那些“作为少师后代的人”。安沙游氏族谱序 福建按察副使、丰城人游君重修自己的家谱，共若干卷。先列图表，以表明世系；次列族谱，以记载族人的品行事实。又附上历朝诰敕以及名卿硕儒的文章。他间或请我为之作序，并说：“游这个姓属于姬姓，而我们游氏却属于鄢姓。姬姓的别子封国于郑，他的小宗中有游吉，以祖父的字为氏，子孙世代保守这个姓，没有失坠。南唐时，有人做到尚书，才开始定居吉州蛇垅。传到第四代，有名讳为大托的人，迁到崇仁蓝陂。又过八代，到名讳为宰均的人，再迁到丰城安沙。又过五代，有子美、子辉二人。子美的儿子叫覃恩府君，子辉的儿子叫朝奉府君。朝奉本是鄢氏的儿子，是唐代湖南节度使燧武的第十五代孙，小时候跟随姑母由游氏抚养，于是成为游氏的后代。进入本朝以来，像富州司训惟善，是覃恩的后代，属于姬姓的游氏；像我以及应山教谕邦贞、寿光司训弼、进士理，都是朝奉的后代，属于鄢姓的游氏。如今我想仍然姓游吗？想到水源木本的道理，心里又不安。想恢复鄢姓吗？可是先世已经隶属于军籍，按法律又有不可行之处。姑且在朝奉这一支的族谱中写明我们的出身，以显示我们这一宗是鄢姓的游氏，而不同于姬姓的游氏，可以吗？不可以吗？”我说：“可以。天下万姓繁多，最初都只有一个根本。远古时候，像风姓、姜姓、姬姓、嬴姓，起初都是兄弟；兄弟的身体，起初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体，起初是一股气。究竟谁亲谁疏，谁同谁异呢？先王根据出生赐予姓氏，是为了区别血统类别，慎重婚姻，尊崇根本源头，使人懂得亲爱亲属、尊敬尊长的道理罢了。亲爱亲属是仁，尊敬尊长是义。最初出生的人，怎么知道姬姓和鄢姓不是出自一家、同出一气呢？只要明白自己的出身，而不妄自攀附，仁义之道就在这里了。何况在《春秋》时代以游为氏的，已经不止一个姓。周国的游氏，是游孙伯的后代；晋国的游氏，是桓公、庄公的族人；宋国的游氏，是公子游的后代。连同姬姓的游氏、鄢姓的游氏，大概已有五支，又何必担心同姓呢？宪副君因为姓氏相同，反而推究根源的不同，难道不是仁爱达到极致、义理贯彻到底，真正懂得亲亲尊尊之道吗？” 不过，世家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能够说出自己的祖先，而是因为能够践行并修治祖先的事业。游氏先代有通达贤能之人，宪副君又凭借博学和清廉操守在当时有声望，作为他们的子孙，应当尊崇他们。只要敬谨遵循祖先的德行，出仕便登朝任职；即使隐居在家，也要守持忠贞的节操；修养廉洁谨慎的品行，这才不辱没先人。《诗经》说：“不要辱没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游氏子孙，要记住啊！

译庐陵吟溪陈氏族谱序 我的朋友、秋官郎中、庐陵人陈时庄拿出他所修的家谱，请我作序。按族谱记载，陈氏本是舜的后代，其先祖胡公满承继神明的后裔，受封建国于陈，陈国被楚国灭亡后，子孙便以国名为姓。宋初有名讳为松贞的人，任庐陵教授，因而定居城北吟溪，庐陵的陈氏从此真正开始。传了几代，到名讳为世荣的人考中进士，死于宣教郎任上；他的儿子娶宋宗室女子为妻，后代日益繁盛，仕宦家族日益兴旺，陈氏于是成为庐陵望族。明朝初年有名讳为灌的人，辅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历任官职至宣城太守，宏大的谋略和卓越的功业，都记载在国史中。宣城公曾忧虑家谱散失，想修辑却未完成便去世了。宣德癸丑年，他的儿子致广才考订其中有凭据的内容，仿照眉山族谱的体例编成流庆图，并附上先世的遗文逸事。到现在三十多年，族人繁盛滋长，无法一一记载。时庄是致广的从孙，又取出旧谱加以增修。七世以上仍沿用旧谱，不敢任意增删；八世以下则详细考订，完整记录。名卿伟人为陈氏所作的诗文，也分别按类别附录在后，总题为《庐陵陈氏续修族谱》。编写族谱，是为了明白我们的祖先出自哪里，所以君子对此很慎重。如果确实是我们的祖先，即使地位卑贱、品行丑恶，也不敢遗漏；遗漏了就是贬斥自己的祖先，这是不孝。如果不是我们的祖先，即使地位尊贵、品德贤良，也不敢冒认；冒认就是欺罔自己的祖先，同样是不孝。然而杜正伦世代本来出自杜氏旁支，却想同城南诸杜合为一族，便是欺罔自己的祖先。近世吴兴秦氏因羞耻秦桧的奸恶，避讳称说自己是他的子孙，便是贬弃自己的祖先。唉！古人编族谱，能够明辨；后世编族谱，反而混乱。如果编谱反而造成混乱，那么还不如不编。如今看陈氏族谱，从他们可以考知的地方写起，不可考的便缺略不载，处处体现尊祖睦族的心意，这确实是孝子的用心。时庄凭经学考中进士，任司法官勤勉谨慎，文章也渐渐登上显要地位，用来振兴宗族，昭显祖先，光大启迪后代，已经指日可待。从前唐代宰相世系表因显贵而流传，庐陵欧阳氏族谱因贤德而流传，这部族谱，怎么知道不会因为时庄的显贵和贤能而盛传呢？吉水王氏族谱序 山西按察副使王充献拿出他修订的族谱，请我作序，并说：“我们王氏的世系出自琅琊，琅琊王氏在江左显达，华美的冠缨、鸣响的佩玉世代不绝。宋绍圣年间有名讳为恕的人，由进士升任江西节度推官，才迁居临江新淦。推官的儿子名讳为琛，又从新淦迁到吉水五嘉塘，实为我们吉水王氏的始祖。子孙繁衍，有的出任藩府、按察司官员，有的进入台省任职，成为本县的著名家族。如果没有族谱来记录，凭什么彰明先世并示给子孙呢？”他又说：“我们宗族居住在吉水的有数千人，最初都同出一个根本，源流传衍到末端便越来越分开，于是有服丧期为期功的亲属，有服丧期为缌麻的亲属，有袒免而无丧服的亲属。世上薄情的人，对疏远的亲属视同路人，正是因为没有族谱可以查考。假使有族谱，向上追溯，便知道都出自一个根本；向旁支推寻，便知道分成许多支系。即使相隔百世之远，也不会忘记祖先，宗族不会散离，尊祖敬宗的心就会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修族谱的原因。”王君希望我为此作序。我认为，编写族谱，是为了推究根本、联结支派，其中尊尊亲亲的道理就存在于此。世上编写族谱的人很多，然而荒诞的人向上追溯古代来显示博大，夸饰的人从旁牵引其他族姓来增添荣耀，这难道不是接近欺骗祖先吗？如今王氏族谱根据可以考知的内容，不流于荒诞；缺略不可考的内容，不流于夸饰；推究祖先出自何处，体现了尊敬尊长的道理；详述族人由何处分支，体现了亲爱亲属的道理。真是掌握了古人编修族谱的方法。不过，世家子孙真正可贵的，不是编好族谱有多难，而是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王氏先代有通达显贵之人，如太保王祥，如司徒王导，都是琅琊的名望人物。作为他们的子孙，应当遵循他们的德行，践行他们的事业，以振兴宗族，这样才算光耀这部族谱。充献出任外台佐官，他的堂弟充实任南台御史，二人都声名显著、贤能有誉，显扬功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既然如此，继承太保、司徒的功业，把无穷的美好福泽留给子孙，来光耀这部族谱的，除了充献兄弟又是谁呢？《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充献兄弟要记住啊！

译南丰曾氏族谱序 南丰曾仲质捧着宗谱来见我，请我为它作序。我推辞说：“您的先世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天下人推许为名门望族，与汉代华阴杨氏、唐代河东柳氏并称。宗谱一定要请当世名家作序，我浅陋的文章不足以辱没您。”仲质说：“我们的先世在道德文章方面沉寂已久，我之所以向先生请求，是希望得到一句话告诫我的子孙，使他们敬谨遵循前人的美德，哪敢坚持请求呢？”于是我接受宗谱并翻阅，开头的谱序已经写明得姓的来由，接着的家训严明端正家庭的道理，又次是宗图世系昭然，再次是家传详载世代的德行，附录前代和当代名贤的文章，用来光显世代美德的内容全都具备了。我起身叹道：“美好啊，曾氏的文献都汇聚在这里了！我们旴江的大姓世族不是不多，但一两代之后，子孙即使众多兴盛，文献已经不足以考证，这正是文定公所说的顽劣子弟。像曾氏这样文献彬彬齐备的，实在太少了！”我在县学做生员时，曾经认识仲质的先父汝愚；如今他归老在家，我又见到仲质，父子二人的品行浑厚端正，不失世代相守的家风。翻阅这部族谱，又知道他的子孙繁盛而贤能，确实配得上名门望族的称号，也无愧于华阴杨氏、河东柳氏。不过，名门编有谱牒之所以可贵，不只是让子孙知道自己的源流，更是要让他们知道祖宗的德业，继承美德、承受福泽。曾氏先祖郕国公以道德在周代闻名，而莱芜曾氏真正开创了这一传统；文定公以文章在宋代闻名，而文昭公又继承发扬了它。他们所树立的德行和言论，都是所谓不朽的事业。听到他们风范的人都想着效法，何况他们的子孙呢？曾氏子孙应当思念并敬谨遵循前人的美德：出仕，就把祖先的道理推行于政务，使恩泽遍及百姓；在家，就把祖先的道理落实于自身，使德业熏陶乡里。这样才不辱没名贤的后代。唉！曾氏子孙，努力吧！瑞安钟氏族谱序 福建参政、瑞安人钟景清把他修订的族谱给我看，请我作序。按族谱记载，钟氏本是防子的后代。春秋时，宗伯的儿子州黎从晋国逃到楚国，做到太宰，食邑在钟离，他的子孙于是以封邑为姓。汉代有钟皓，魏代有钟繇，唐代有钟绍京，都凭德业光耀史册。唐朝末年，有名讳为庆礼的人在湖南马氏手下做官，开始居住霅川。他的孙子成德又从霅川迁到温州瑞安。又过十四代，到了名讳为源的府君，正是参政君的八世祖。如今族谱从府君开始，详细记载可以知道的内容；府君以上则简略不载，因为不可考。开头列谱例，说明修谱的方法；其次列系图，表明承继传衍的次序；再次列世谱，详细记录品行事实。为了振兴宗族、聚合族人，必须有规范，所以接着列家规；为了修养自身、端正家庭，必须有仪制，所以接着列家仪。附上历代圣君的诰敕，以昭示上天的恩宠；接着列名贤的碑志，以表彰卓越的品行。它的体例严密，考据精审，真正掌握了古人编修族谱的良好方法。唉！人以祖先为根本，就像树以根为本、水以源为本一样。世上不明白同出一源道理的人，往往妄自依附名贤华贵的家族血统，以为可以增添光彩，却不知道自己正陷入有两个根本的错误。松柏苍劲耐寒，却把芙蓉接在树梢，君子自然知道它们不是同类；流水向东流入黄河，即使混合为一体，清水和浊水仍然可以辨别。人对于自己的祖先，难道可以有两个根本吗？有两个根本，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欧阳子的族谱，其中有两次失去族世次序；苏老泉的族谱，其族系从一世以上便失去了次序。以这两人的学识超绝，即使如此，仍然缺少不知道的内容而不敢欺罔祖先，何况其他人呢？至于参政君这部族谱，大概深深明白同出一源的道理，得到欧阳修、苏洵修谱的遗意了。我又听说，根部茂盛，枝梢就繁茂；源头深远，水流就长远。钟氏先人的根基和源流既茂盛又深厚，而参政君由进士起家，成为朝廷的名臣，任省级按察使，政绩声名显著，在当时很有声望。我知道继承先人福泽、成就盛大功业，继承相国一家的声望、恢复钟离封邑的人，一定是参政君了。《左传》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 我对钟君寄予这样的期望。

译南昌梓溪刘氏族谱序 南昌梓溪刘氏自最初迁居到现在，以文献著称、影响一乡，大概已经三百多年了。他们的先祖本是陶唐氏的后代，到了汉光祖统一天下时，其支子荆被封赐广陵土地，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荆的七世孙、琅琊内史刘防开始迁到丹阳；刘防的四世孙隐人又迁到晋陵；隐人的曾孙刘冕任睦州刺史，又定居睦州；刘冕的九世孙刘奭为躲避广平之乱，又从睦州迁到信州玉山；刘奭的十世孙从礼陪父亲允迪在江右做官，喜爱梓溪民俗淳厚，便选择在那里居住。子孙繁盛，终于成为望族。从礼的七世孙孟坚曾经编修族谱，此后屡次修订。到了第十一世孙、福建按察司佥事子肃，字敬之，他同宗子子来一起考订玉山各族谱，增修此谱。它的体例十分严密，考核十分精细。从允迪以上，推究根源到陶唐氏，世系次序不乱，是逆流追溯到源头；从从礼以下，无论居住还是迁徙，全都记录，没有遗漏，是从根本推及支派。姓名、字、排行各按类别排列，用来辨明昭穆。出生、死亡、婚娶、安葬都详细记在谱中，用来记录人的始终。附上诰敕之文，以昭示皇帝的宠赐。其次列入碑铭、表、碣等文章，以表彰善行。那种尊敬祖先、亲睦族人的心意，和蔼地显现在这部族谱中。敬之将要刻板流传，向我征求序文。唉，宗法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能够讲述自己的祖先，是郯子受到称赞的原因；数说典故却忘记自己的祖先，是籍父没有后代的原因。在春秋时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敬之兄弟出生在宗法已经废弃、谱牒失去掌管之后，却还能推究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百世以前；而他们所编的族谱又从始迁祖开始详细记载，这实在比籍父贤明，也使郯子不能独享古代的美誉了。不过，文献世家之所以可贵，不是说世代享有俸禄，而是说世代具有德行。保守姓氏、承受氏族，以守护宗庙，这叫世禄；遵循德行、效法贤人，能够牢记并继承祖业，这叫世德。刘氏是神明的后代，光明的德行源远流长。作为他们的子孙，应当端正自身，奉行先人的教训，顺从先人的法则，以成就祖先显明的德行，宣扬祖先美好的声誉，继承祖先从前的美德。这样才可以说世代都成就了先人的美好，不辱没文献世家，难道真的只是世代享禄而已吗？《诗经》说：“把谋略留给你的子孙。”刘氏先祖善于给子孙留下谋略；又说：“继承祖先的足迹。”我对刘氏后人寄予这样的期望。刘氏的子孙们，要努力啊！临川洪氏族谱序 临川洪球捧着一大册家谱，托我的外孙揭瑀带来见我，请我作序。我展开翻阅，才知道洪球是宋忠宣公洪皓的后代。我于是叹道：“忠宣公父子在宋代以文章和节义闻名于当时，是南渡以后的第一流人物。”起初我看洪球用经学教导我们乡里的俊秀，学问和品行端正敦厚，本来就怀疑他有所本源。等得到族谱，才更加相信他确实有根源；不是忠宣公，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孙呢？于是为他作序说：“忠宣公在靖康之变时，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谋划，使万里之外强悍侵凌的敌人，经过十五年南北通好之后，才把他放回宋朝。他的臣属有人担心他知道金国的虚实，日后会成为祸患，派骑兵追赶；追兵在淮河追上时，忠宣公和同归的张邵等人已经在船中。追兵相互对视，也无可奈何。等忠宣公入朝拜见高宗，高宗慰劳他说：‘苏武也不能超过你。’于是任命他为宰相和直阁的职务。但忠宣公多次称赞张浚的贤能，触犯秦桧的心意，于是诏命被搁置，出任地方郡守。不久又被贬到岭南，直到秦桧死后才得以回朝。他在外受强敌困厄，在内受奸臣困厄，艰难险阻无不经历，但忠宣公始终坚持一种节操，不因生死祸福而扰乱自己的心志。然而忠宣公生有八个儿子：适、遵、迈，都凭博学宏辞出仕；后来适和遵都得到重用，迈也任佥书枢密院事，难道不是忠义得到的报应吗？”忠宣公起初居住鄱阳，后来迁到新安；忠宣公的弟弟昢任临川司户，于是定居临川，这就是如今洪球这一宗的来历。我曾评论说，宋朝出使金国的人，只有忠宣公和宇文虚中。宇文虚中显露才华、表现奇异，终于被金人任用，丧失了自己的操守；忠宣公却不是这样：韩昉想改变他的官爵，他以死抗拒，不肯服从；尼雅满逼迫他做事，刘豫逼迫他归附，他都以死拒绝；乌珠向他询问攻伐宋朝的策略，他拒绝回答。他多次濒临死亡，但最终免于一死。宇文虚中受到金人的宠信最多，把全族聚集在一起居住，然而后来稍有抵触，全家便死于烈火，子孙没有一个幸存。孝宗极力访求，只找到他的族人绍宗，授予官职，使他承继后代。而忠宣公归来以后，几个儿子相继登上两府，迁往其他郡的子孙也都绵延不断，仕宦事业在当时显著。忠义的报应，上天的道理果然不会差错。《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 洪球的子孙要修养自己的德行啊！《左传》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忠宣公以下，爵位显赫，有人受封魏国公，有人受封秦国公；洪球和他的子孙们，难道不应当思考如何恢复祖先的地位吗？我的先祖文定公与忠宣公同在一朝做官，又曾同时任职，本来就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因此写下这些作为序文，也用来勉励洪氏。

译寿孙母太淑人诗序 成化十七年夏四月，皇帝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伯大公从大同移镇河南。孙公将赴任，路过晋阳，对我说：“洪生五岁便失去母亲，因此能够保护、抚养、携带、扶持他，训诫教导督促他，使他能够立身处世的，全靠我继母的恩德。等洪生考中进士，升任夏官郎时，先皇帝推恩于他的来源，封先父为兵部郎中，赠先母王氏并封继母刘氏都为宜人，赐给诰命，以示宠爱嘉奖。今天子即位后，洪生出任汴藩佐官，不久升为布政使，三次转任而成为都察院官员。回想我资质浅薄，哪里足以承受这些呢？实在是祖父、父亲和先母留下的福泽，也是继母教导的结果。想到祖父、父亲和先母都已不能相见，继母还健在堂上，却也已经老了。于是恳请朝廷，借此荣耀存者和亡者。这样，我的祖父和父亲得以追赠与洪生相同的官阶，先母加赠为淑人，继母进封太淑人。如今我母亲年满七十，而诰命恰好在此时下达。十月六日，是她喜庆的寿辰。大夫君子们为我母亲长寿而尊贵感到高兴，相继作诗赠给我，以表达祝颂祈祷之意。我正想上奏请求回乡省亲，以行献寿之礼，却又接到移镇的命令，不敢顾及私情，只好让我的儿子孙楷带着诸位君子的诗回去为母亲祝寿。请您为这些诗作序，让我的儿子诵读它，用来助兴寿宴，或许可以使她稍稍舒展笑容。” 我叹道：“盛大啊，孙氏一门把慈爱和孝顺都集中起来了！世上的儿子，很少能够对继母完全尽孝；做母亲的，也很少能够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前妻的儿子。薛宣凭借明经做到宰相，但侍奉继母时孝养有所欠缺，君子讥讽他。王祥侍奉继母朱氏，以孝闻名，但朱氏待王祥不合道理，君子深感遗憾。太淑人爱都宪公，不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宪公孝养母亲诚实深厚，也不亚于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样的慈孝风尚，大概是前代少有的。玳瑁首饰和金色花饰，光彩承受上天的宠荣；凤冠霞帔穿戴在身，正是上天用来彰显贤淑。想来这一天，宗族姻亲全都到来，丝竹音乐交替演奏，乡里的妇女感叹羡慕说：‘我教育儿子，为什么不让他像太淑人这样呢？’凡是做儿子的，也将感动奋发地说：‘我修身和孝敬父母，为什么不应当像都宪公这样呢？’这难道只是孙氏一家的庆事吗？”我同孙公一起考中进士，一同在大梁任官，如今又一同任职宪台，把孙公看作兄长，把太淑人看作母亲。只是我被俸禄官职牵绊于此，不能捧酒祝寿，尽情表达同为人子的情感，于是写下这篇序文寄托我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庆贺长史程公七十寿序 韩府长史、新安人程孔著，生于洪武己卯年四月二十日，到成化戊子年已经七十岁；他的妻子齐氏宜人比程公早三年出生，到这时已经七十三岁。他们的儿子、地官郎中程用元，为父母长寿而且康健感到高兴，提前请求翰林诸公作诗歌，寄托祝寿之意。后来又想到父母二人一同庆寿，自己却不能亲自率领妻子儿女捧酒祝寿，因而惆怅了整日。于是秋官主事谢德泽以及所有同程用元交好的人相互说道：“我们和用元，有的出生在同乡，有的同年中举，有的同官任职，把程公看作父亲，把宜人看作母亲。程公和宜人长寿安乐，我们也共同分享这份喜庆，不只是用元一人的喜庆。我们被官职系在朝廷，不能登堂拜贺，难道只有用元惆怅吗？我们也有遗憾。何不写文章诗词，表达颂扬祈祝之意，借用元带去，为程公祝福多福，可以吗？”众人都认为合适，于是请我执笔。程氏本是新安世家，自忠壮公在梁朝建立功勋、留下光荣并赐予福祉以来，时间越久越昌盛。经历唐、宋直到如今，在外主持州郡、在内辅佐宰辅枢密的，代代都有人。程公仁惠和谐、诚信庄重，能够继承先人的美德；凭儒学起家，任邱县教谕，循循善诱，学者都归心于他。他先后侍奉两位亲王藩府，只遵循忠义，只陈述谋略教诲，因此很受亲近礼遇。年仅六十岁便辞职归乡，优游于桑梓之间；又因儿子的恩荫而蒙受诏命，进阶为朝列大夫，宜人也受到诰命的宠荣，穿锦衣、戴珠翟，光彩照耀乡里。他有五个儿子，孙子十多人，繁茂如梧桐翠竹竞相秀美，灿烂如芝兰接连芬芳。《洪范》所列皇极之福，程公大概全都具备了。《南山有台》诗说：“快乐的君子，怎能不长寿？”又说：“快乐的君子，美好的德声日益茂盛。”解说者认为，德行是长寿的根本，长寿是德行的结果。程公享有这样的多重福祉，难道不是根源于仁惠、和谐、诚信、庄重的德行吗？这确实值得歌颂。我也和用元同年中举，所以在他初度寿辰作诗赠给他；希望好友们前来，让未冠的少年歌唱，用来助兴寿宴，也或许可以寄托《南山有台》诗的遗意。诗说：“高峻的黄山，那里蕴藏着茂盛的灵气，聚集到君子身上。他是当时的英杰；这位君子，是忠壮公的后代，福庆的源头极其深厚，延续赐予你的后代。于是你在任邱执掌教化之鞭，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前来歌唱，前来游学。他们来游学是为了什么？是要观摩我的德行。并且推及乡里百姓，没有谁不是以此为准则。” 上天降下宏命，使我辅佐贤能的藩臣；在左右进谏议论，直言不讳地陈说正言。如今精力正盛，岁月还未过半，便在家中安享晚年，生活悠闲快乐。配偶德行相称而美好，所受命服光彩尊贵；继承德业的是贤子，佩玉[疑字]清脆作响。何时诞生？正在这孟夏之月。宗族亲戚都来相聚，一同宴饮并加以赞誉。鼓声咚咚，笑语和乐。无论尊卑大小都叩头，向公祝贺长寿。清酒澄清芬芳，斟酒献上。祝公多受福祉，直到老年而长寿。看那蓼萧，露水多么丰厚；何况这样的君子，怎么会不长久高寿？伟大的上帝，行善便降下祥瑞，把福祉赐给公，使其后世世代昌盛。

译庆贺义民黄君愈敬六十岁寿辰序 我还是童子时，侍立在先父宰身旁。先公常常称赞乡先生陈伯贤、揭敬文的贤能，并且说：“可惜你没能见到他们，不能考察他们的德行、请教他们的学业。”又说：“我们乡里的风俗将会一天天衰薄，我已经看见这种征兆了。可是后生可畏，怎么知道不会有像伯贤、敬文这样能够匡正风俗的人呢？你应当选择这样的人跟从才是。”乔新恭谨地记住了这番话。退下来后我寻访这样的人，找到几位富有而好礼的君子，每每敬重仰慕他们，也曾把他们写进文章，用来劝勉乡里。白水黄君愈敬，正是我所敬重仰慕的人之一。愈敬轻视钱财而急于行义，像古代燕赵的节士；喜爱游览佳美山水，像晋宋的名流；读书作诗来自我娱乐，像宋代的陆务观；居住乡里时恭谨诚实，不敢以富贵凌驾于人，又有万石君那样的风范。我私下认为，伯贤、敬文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像愈敬这样的贤者，差不多就是他们那一类人了吧？自从我出仕朝廷以来，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回到乡里。成化癸巳年，我调任河南宪使，顺路回乡祭扫先人坟墓，访求平日敬重仰慕的人，只剩下一两个了，而我乡的风俗更加衰败。儒者家的子弟有的离去而学习技艺，勤于耕作、敦厚朴实的世风有的变为竞相奢靡；把好争讼当作聪明，恭敬谦让的行为几乎消失了；把豪强夺取当作能耐，廉耻的节操丧失了；骨肉之间争夺微小财利，孝顺友爱的风气淡薄了。在这个时候，唯独愈敬所守持、所实行的没有随着世俗改变，卓然成为一乡所仰望的人。譬如在萧艾丛生的地方，看见了姿态美好的芝兰；在草木蓊郁、欣欣生长之中，望见了苍劲耐寒的松柏。我于是感慨叹息说：“先公的话在这里应验了。”我虽然不能再见伯贤、敬文，却有幸跟随他们之后见到像愈敬这样的人，又是多么幸运啊！这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愈敬悬弧庆生的日子，亲戚们将会聚集筹钱为他祝寿。曾君唯学提前来请我为寿筵写祝词。唉，我的话哪里足以使君子增重呢？而我行期匆忙，不能采金嶂的灵芝、舀银溪的清水来为君子祝寿。于是举杯远远祝他说：“我乡的风俗已经衰薄了，哪里能得到几十位像您这样的人，使衰薄的风俗挽回而恢复淳厚呢？”又祝他说：“假使您长寿达到耄期，成为乡里的大寿者，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因此感动而迁善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让诸位拿它来助兴祝寿。庆贺黄君愈明五十岁寿辰序 我的朋友黄君愈明，世代居住在广昌银溪之上。他的先父希古，凭借资财雄厚而称雄一县，大概如古代的宛孔、蜀卓等人。然而他富有而好礼，让子弟入学，所以愈明兄弟都文雅整饬、温厚宽裕，没有奢侈骄纵的习气。我十五六岁时，愈明以故人之子的身份拜见先父，退下后就到书斋同我讲习学业。当时我虽年少，已经懂得敬重爱护他了。过了几年，愈明与我一同补入县学成为生员，于是同舍求学，出入必定相伴，彼此相处十分欢洽。又过了十多年，到了成化乙酉年，我们再次在京师相遇，这时愈明已经五十岁，而我也三十多岁了。初次见到愈明时，他风度秀美，论说宏伟雄辩，譬如甘泉的灵芝，光彩灿然，即使不认识他的人也知道他是祥瑞之世的奇才。等到与他同舍时，他年纪更加壮盛，学问更加充实，譬如碧梧翠竹，在高挺茂盛之中，势必将高耸入山谷、昂然凌霄。等到在京师相聚时，愈明阅历世事更加深厚，立志更加卓异，譬如险峻山岩上的松树，经历风雪严酷之后，犹如龙虎盘曲张奋，不可轻易亲近玩赏。我对于愈明，屡次相见而每次都与前次不同，难道不就是所谓进德不倦吗？这一年秋天，愈明以太学生身份被擢用为蜀地灌县县令，刚满一个月，恰逢他的生日。朝廷中了解愈明的荐绅，因喜爱他的荣耀和长寿，纷纷带着酒菜来庆贺，并请我写文章为愈明祝寿。我想起孔子说：“仁者长寿。” 《传》又说：“人有了长寿，然后才能享有各种福分。” 这样说来，长寿是福分的首要，仁德则是长寿的根本。愈明承受先世留下的福泽，以忠厚作为根本的开端，以诗礼疏浚其源头；他的德行和年岁一同增长，说他是仁者，难道不对吗？如今他接受天子的任命，在锦江、玉垒之间做县令，对上承应列宿，对下治理百姓，制定条例教令来宣扬恩惠，那么仁德的施行就更加广泛了。我知道他将由艾年而达到耄期，由县令而升至公卿，这就如泉水涌出、树木向上生长一样。过去谈论贤能县令的人，有的说能飞到天边，有的说能在云中养鸡，这些都是荒诞的话，不值得相信。像愈明这样凭仁德而长寿、又承受众多福祉，大概是必然的道理，何必采青城山的灵芝、服食巴地洞穴中的丹药、寻访金马碧鸡的神灵，然后才能延年益寿吗？于是写下这篇序文为他庆贺。

译庆贺周母太宜人七十寿辰诗序 成化八年夏五月，秋官郎中广信周君宗用奉诏到闽地审察囚狱，我正与他共事。宗用周行八郡，把洗雪冤屈、施恩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有疑案必定审讯，有冤屈必定辨明，无论大小案件都依据实情办理，他所保全使其活命的有一百多人。事情办完，将要向皇上复命时，他私下对我说：“这次出行有两件喜事。我将依照明确的诏命，向远方地区宣扬圣天子的好生之德，这是第一件喜事；我的母亲太宜人年满七十岁，岁十二月十一日正是她的生日，我能够顺路经过家乡，举杯为她祝寿，这是第二件喜事。”我认为怎么样呢？我叹息说：“忠孝不能两全，已经很久了。如今您这次出行，忠孝之道都尽到了。审明清理各种案件，以推行敬慎体恤的仁德，难道不能称为忠吗？登堂拜贺，使母亲享受早晚相聚的欢悦，难道不能称为孝吗？这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于是我告诉所有与宗用同年中进士的人，又告诉所有与宗用同乡的人，也告诉所有与宗用旧交而且亲近的人，他们都欣然替宗用高兴，纷纷作诗赠给他，让这些诗配上弦歌，助兴于祝寿酒杯。大家都说我和宗用交情最深，请我为诗集作序。太宜人姓江，是广信的士绅家族。”},{ 她自从出嫁前居于闺室时起，就温和恭敬、善良谨慎，父母十分疼爱她，为她选择了合宜的婚配，使她嫁给周氏，成为赠刑部员外郎周君的妻子、浙江防政府君的长媳。她上侍奉长辈，下管理家务，宗族姻亲都称赞她贤德。员外君早逝，太宜人便发誓守节，教养几个孤儿，使他们能够立身成业。后来宗用考中进士，升任行官，又迁任刑部员外郎，终于升至现在的官职，于是太宜人得到朝廷褒奖封赠的诏命，乘坐雕饰的车，头戴珠翟，出入显耀，乡里人都羡慕艳羡。今年她满七十岁，头发鬓发已经斑白，穿着整肃的命服，儿子们恭谨和顺，孙子们众多，凡是世间所说的各种福分，太宜人一人全都具备了。从前隽不疑每次审录囚徒回来，他的母亲总要问平反了多少人；隽不疑往往救活很多人，母亲便比平时更加欢喜。蔡君谟凭借忠诚正直立于朝廷，仁宗嘉奖他，说：“有这样的儿子，他母亲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特意赐给她冠帔以示宠荣。宗用这次回来，身穿锦衣、持有玉节，带领几个弟弟为太宜人祝寿；太宜人问他平反了多少人，他便一一列举回答，她也将会更加欢喜，并因此多进饮食吧。等他入朝面奏于丹陛之下，使天子容颜也为之欢悦，推究他的贤能所由来，怎么知道不会像仁宗宠赐君谟之母那样，也赐给太宜人冠帔呢？宗用知道这件事，又将会多么高兴啊！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群玉》的序文。《贺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致仕序》。弘治三年夏五月，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因任职九年考核成绩来到京城，上疏恳请辞官。圣明的天子没有同意，给他增加两级俸禄，让他仍旧担任原职。阮公因为祖先的坟墓在长子县，被水冲毁，便请求顺路回去省视坟墓，然后再赴任，皇上答应了他。阮公到家后，在墓下拜谒，举行祭奠，并加以封土植树。事情办完，便准备起程。不久疾病发作，于是上疏重申先前的请求，并说：“臣历任官职三十七年，犬马之年已经六十八岁了。精力耗损，不能再任奔走之劳；智虑衰退，也不足以辅佐朝廷谋划。只愿陛下哀怜，赐臣退休归乡，这是臣莫大的幸运。”皇上看了他的奏疏而怜悯他，于是晋升阮公为资善大夫，让他在家休养，这实在是特殊的恩典。诏命下达那天，公卿大夫都欣然说道：“我们的君主优厚礼遇老臣的恩德，阮公明智保全自身的节操，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只是阮公已经回乡，不能拿着酒杯为他祝寿，于是嘱托我写文章，寄到长子县去颂扬并祝贺他。我认为，君子出仕而施展才用，功勋显著于国家、恩泽遍及百姓的，固然很少。即使有这样的人，到了晚年和仕途末路，有的沉溺于宠荣和利禄，最终与祸患一同到来。能够摆脱轩冕荣华，享受云山之乐的人，就更少了。阮公自从考中进士，担任廷尉时，就有明察公允的声誉；担任郡守时，有奉行善政的称誉；辅佐大藩，直到担任方伯，留下了巡视宣抚的政绩；后来升任都宪，治理闽、陕两地，威严和恩惠所及之处，夷人和汉人都悦服；入朝辅佐司马，直到担任现在的官职，声望更为隆重。所谓功勋、功业和恩泽，阮公没有一点欠缺。到了将近老年时，他又能够保全自身而退隐，承受天子的宠荣光彩，登山游览远眺，像归山的浮云一样自在，坐在石上歌唱，唱和《考槃》那样的高雅曲调。回头看过去在忧患道路上战战兢兢的日子，简直如同脱离巨浪翻腾的大海，而在平稳的水流上泛舟彩船；走出羊肠小道般崎岖险峻的道路，而在宽阔的通途上鸣响车上的銮铃。所谓摆脱轩冕而享受云山之乐，阮公确实拥有了。唉！韦贤退休离去，可以说深知明哲保身的道理；然而他身居相位时，功业却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寇平仲出入将相之位，可以说对国家有功；然而年老了还不知道退下来，最终被奸人排挤。两位前贤未能兼得的事情，阮公却兼而全有，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我比阮公小五岁，但衰老和疾病比他更严重，请求退职的奏疏多次上呈却没有得到许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阮公这样归乡。这篇序文是为了祝贺阮公，不只是歌颂他退居的快乐，也借此记下我私下里的羡慕之情。

译《庆贺太常林先生八十寿诗序》。古代的君子，内在的道德充实而外在的文采显著的，有很多。然而适逢盛世，能够推行自己所学，用来辅佐光明美好的政治的，大概很少有幸做到。即使有人做到，有时又困顿于忧患，受困于疾病；能够福祉繁多、享有长寿，并且晚年安康快乐的，就更少了。韩退之是一代文宗，终身困厄坎坷，他所遭遇的境况怎么样呢？欧阳永叔继承韩愈而兴起，虽然曾经做到两府的高位，但归隐颍州后只有几年，享年也不过六十六岁；对于所谓长寿而安康，他还是有所欠缺。至于适逢盛世，享有许多福分，并且得到韩愈、欧阳修所未曾得到的一切，我在太常少卿兼翰林学士、莆阳林先生身上看到了。先生生于光岳之气完美充盈的时代，禀受了和厚清明之气。他治学广博而精深，道德温厚而严肃，发为文章简洁畅达、深厚绵长，具有古代作者的风格。他早年在科场求学应试，已经享有盛名，于是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官，掌管皇帝诏制，执掌史笔，侍奉经筵，屡次升迁至现在的官职。凡是朝廷玉牒、宝册的文章，以及金匮、石室中的记载，先生都参与执笔。公卿大夫记载功勋、彰显德行的铭文，名山大川以及释、道二教的碑文，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多次主持科举文试，录取的人中有许多后来知名的士人。他历任官职三十多年，所谓忧患和疾病，从未侵及他的心身。先皇帝在位时，先生因为年满七十岁，多次请求退职，皇帝下优厚诏书却不准许。今天子即位之初，先生请求退职更加迫切，于是终于得以退休南归，超然于尘世之外，尽情享受山水之乐。他有五个儿子、十个孙子，其中小儿子载和孙子劒都考中乡贡进士，另有几人正在郡学、县学讲习学业，真是兴盛啊！这是韩愈、欧阳修所未曾拥有的。成化己丑年，先生年满八十岁，却像壮年人一样健康强健、和乐安适。十月乙卯日，是先生八十岁的生日，远近之人都捧着酒杯前来共同庆贺。如今福建按察使刘公叔荣对属官们说：“先生长寿而健康，难道只是林氏一家的庆事吗？实在也是斯文一脉的庆事。我们和诸位君子，不是先生的门生，就是由先生提拔进用的人；如果在颂扬祝祷方面有所欠缺，难道心中独自能够没有遗憾吗？”于是大家共同请乔新写文章。乔新曾经读《南山有台》诗，看到诗人祝愿君子的方式，不只是歌颂他的德行，还祝愿他长寿；不只是祝愿他的福分全都具备，还祝愿他的福分延续到后代，可以说是很善于颂扬祝祷了。先生能够享有众多福祉，《南山有台》所祝愿的福分，他都兼而有之。我冒昧取用其中的意义，作诗七章，为先生祝寿，以表达诸位公卿颂扬祝祷的心意。诗如下：巍峨的壶山，镇守着海边。这里郁积着灵秀和谐之气，降生了一位伟人。这位伟人，既有德行，又有文才。神灵赐给他福分，各种福祉接连而来。右一。他的德行是什么？就是勉力实行仁义。他的文章是什么？就是以华美的文采使其光辉盛大。于是被乡里推荐，于是考取进士并任职奉常，又登上翰林院玉堂。这是斯文的光辉。右二。玉牒和美玉般的典册，彝器、卣器上的铭文，都经过精心雕琢而成章。金色的薤叶形刻辞晶莹明亮，于是升任太常礼官，亲自秉持敬慎清正之道。荣华多么灿烂，声名多么显赫。右三。头发已经黄白斑白，年高而资历深厚，为国家效力非常多，于是悬挂车马的标志，退休在家。在莆山的山脚、莆水的曲流之间，或吟咏，或游览，或长啸，或歌唱。右四。正值这个十月，八十岁开启吉祥。宗族亲戚全都来到，在堂上举行宴饮。我有美酒，也有羔羊，姑且把它们献上，祝愿您长寿安康。右五。什么叫长寿安康？就是从容舒畅地游乐！从耋年进入耄年，以承受上天的福佑。看那玉制的酒勺，把这黄酒注入酒器。君子拥有美善的福禄，众多福祉聚集而来。右六。上天保佑这位伟人，使他有许多贤能的儿子，并且延及孙子和曾孙，使家族世代承载美德，能够振兴光大，能够继承这份庆福，厚重长久而不忘，并把这种福泽推及家族和国家。右七。《封刑部左侍郎杜公挽诗序》。成化十七年春三月，被封为刑部左侍郎的金堂杜公因病死于家中。凡是知道杜公贤德的人，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都写作挽歌，以抒发叹息、怜悯和哀悼之情。他的儿子敬脩把这些诗汇集成一部大册，请我为它作序。我出生得晚，没能在杜公足下拜见过他，但我与杜公的儿子同在一处做官，对杜公的善行很熟悉，所以不敢以文才浅陋为理由推辞。杜公是蜀地人，天性淳厚笃实，乡里推重他为长者；他的行事往往与蜀地先贤相暗合，大概不是勉强做作就能达到的。从前范景仁的兄长范镃死在陇城，范景仁访求他的遗孤，亲自抚养教育，使他们能够立身成业。苏老泉的父亲苏序，处在战乱之后、人们不知道学习的时候，仍专心教育儿子。不久，次子苏轼以进士科中举，幼子苏洵凭文章显名。陈省华的儿子陈尧叟、陈尧佐相继登上宰相之位，陈尧咨也成为知名的法家人物；而陈省华仍然恭谨谦和，从未因权势地位而在乡里人面前骄傲。这三位君子都是蜀地所生。杜公年少时失去两个兄长，但他抚养他们的遗孤，恩情超过对待亲生子女，最终都使他们成就立身，可以继承并光大范公的美德。金堂一向缺少进士，杜公竭力教导自己的儿子求学，对他们磨炼砥砺到了极点。后来敬脩考取高等科第，官至司寇，杜公义方教子的训诫，大概没有愧于苏序。从最初受封到去世，三十多年间，杜公屡次接受诏命，宗族亲戚和乡里都以此为荣，而杜公更加以谦逊谨慎自我约束。每年岁时蜡祭和社祭，大家共同尽情欢乐，他却不事张扬，具有陈公遗留下来的风范。世人曾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拿杜公的行为来比较，这三位君子有什么不同吗？杜公嘉美的言语足以警戒世人，卓异的行为足以成为世俗的规范之处很多；从这三件事来看，其余的事情也可以类推了。杜公真是所谓的长者啊！写挽诗，是为了哀悼人的不幸。杜公官至三品，享年九十一岁，有六个儿子、十二个孙子，曾孙又有六人；所谓荣耀的名声和丰盛的福分，杜公大概兼而有之，还有什么不幸呢？然而诸位君子仍然写挽诗哀悼他，大概是悲悼善人去世，也惋惜后辈不能亲眼见到前辈的风范和事业。想要了解杜公的人，诵读诸位君子的诗，再考察我的序文，大概就可以有所了解了。杜公名荣聪，字惟德，竹轩是他的别号。

译《南京刑部侍郎陈公挽诗序》。成化十八年冬十二月，皇帝下诏任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庐陵陈公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当时陈公正在巡抚贵州，将要赴任，顺路回乡省视先人坟墓，却得病而不起。讣告传来，天子派官员前往祭奠，并命有关部门办理丧葬之事。朝廷中了解陈公的人，无论相识与否，都流泪前往吊唁，并作《虞殡》诗章，抒发叹息痛悼之情。陈公的儿子乡贡进士旦稡集成一册，请我作序，大概是因为我与陈公相知最深。陈公名俨，字时庄，世代居住在庐陵吟溪。年轻时聪颖好学，二十岁左右到大司马萧文昭公门下讲习学业。文昭公器重他，把女儿嫁给他。他学成后参加进士考试，于是考中甲科，被擢为刑部广东司主事，升任湖广司郎中，获得贤能的声誉。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再升布政使，贤能的声誉更加显著。朝廷日益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升任内台辅官，出任南方边地长官。陈公在刑部时，无论大小案件，必定追求事实真相。大司寇四明陆公认为他贤能。四方有疑难案件、有关部门不能审断的，往往交给陈公前往审讯。他所推究裁断的案件，没有不使人心服的。曾奉诏在南畿审录囚犯，平反了很多案件。他在山东任职时，正赶上辽东用兵，陈公督运粮草，筹划精密，使士卒得到饱食而百姓不受劳扰。遇到大歉收之年，他亲自走遍郡县，开仓发粮，劝富裕人家赈济饥饿瘦弱者，救活了许多人。山东人感念他的恩德。他在贵州任职时，苗民发生叛乱，四处劫掠，陈公督率军队进讨，诛杀首领而宽宥胁从，群蛮畏惧感服，纷纷到军门请降，并献羊和酒慰劳军队。等到任命他为南台官职的诏令下达，士大夫相互说道：“南京从此没有冤民了。”世人正仰望他大有作为，他却突然因病去世。唉！难道陈公的命运只到这里吗？还是百姓没有福分，而上天不肯留下他吗？我与陈公同榜中进士，同在刑部任官，同受大司寇陆公知遇。我出任福建按察副使，陈公也出任东藩参政；陈公巡抚贵州时，我也巡抚晋阳。后来我被召入朝辅佐大司寇，陈公也有升任南台司寇的任命。大概我与陈公相交往三十多年，交情深厚，自认为即使景仁、君实也不能超过我们。正期待与陈公一起在南北效力，各自完成一生报国的志愿，陈公却突然舍下我离去了。唉，悲痛啊！为挽诗作序，我既不忍心说，也不忍心不说。姑且叙述陈公仕履的大概，置于诗篇开头，以表达我的心意。至于他的政绩之大、世系、历任官职以及死葬的详细情况，国史有传，墓道有碑，墓穴有铭，我可以略去。宪副游公挽诗序 成化八年冬十一月，福建按察副使丰城游公因病卒于任所。同僚哭着相互吊唁说：“上天夺走了我的良友，我以后到哪里去听规劝教诲的话呢？”诸生也痛哭说：“上天夺走了我的良师，我到哪里去考察他的德行、请教我的学业呢？”福建退职的老人和乡里的善人，也叹息流泪相互慰问说：“上天夺走了我们的贤大夫，谁来替我们福建成就人才、敦厚风俗呢？”于是大家纷纷作《虞殡》诗章，叙述游公的品行，抒写哀悼之情。游公的儿子直祥汇集成一册，请我作序。游公名明，字大升，世代为江右儒学之家。二十岁左右参加科举，已经声名显赫。后来考中乡试，进入太学，得以结交天下名士，读到过去未见的书，他的学问和品行更加卓越而难以企及。景泰辛未年中进士，被擢为刑部主事，转任员外郎，出任福建按察司佥事，主管学政九年，将要上奏考核成绩时，就升任现职。他在朝廷内外任职二十多年，才德美好、品行清正，是当时的伟人。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称赞他贤能的没有异议。他为人处世，存心公平而宽恕；待人接物严肃而和蔼；施行政务严厉却不残酷；与人交往，不矫饰地标新立异，也不一味附和同流。引导人的善处，规劝人的不足，坦率直言，务求竭尽诚意。他教育人，以涵养德性为根本，以辨析义理为要旨。斥责佛、老诡异乖张的学说说：“这是损害我道的蛀虫。”排斥时文中奇险生硬的怪风气说：“这是败坏大雅的毒害。”开示存心致知的方法说：“这是成圣的阶梯。”因此同僚归服他的诚意，诸生信服他的教诲，大夫君子仰慕他的贤能。这正是哀悼诗文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唉，游公在世时，人们爱戴而敬重他；去世后，人们悲哀而悼念他。所谓生前荣耀、死后哀悼，大概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有人却说，贤者必定显贵，仁者必定长寿，这是天道的常理。游公既贤且仁，然而官位只到四品，年仅六十，他的道术没有在当时得到广泛施行，天道难以测度，大概不能没有遗憾。我认为不然。上蔡谢先生，是程门的高弟，然而官职只做到莞库而已；东莱吕先生，是有志于道学的人，然而寿命也只有四十五岁。天道不能确定，已经很久了。游公的官位虽未升到通显，寿命虽未达到耋耄之年，但与上蔡、东莱所得相比已经超过他们，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所以我把这些写在诗卷开头，以慰藉士君子的心，解除他们的悲悼。游公号闇然，他去世后，诸生私下谥为“贞介先生”。

译泉庵饶处士挽诗序 我们旴南城的饶邦献来到我这里，拜见我并哭泣着说：“先父泉庵处士在今年夏四月十六日离开了我们这些孤儿，享年六十一岁。先父隐居泉石之间，不求世人知晓；平生所作所为，任性自然，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行为，世人也就没有途径知道他。不肖的孤儿非常害怕先父身亡而姓名不能流传。私下听说古代的逸民之所以在后世有声誉，未必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贤人君子听到他们的善行而用文字记载下来，于是才能不朽。因此不肖孤儿请求当代大夫君子作哀挽诗文，颂扬先父的善行，只求先生为它作序并传布，或许先父能借此不朽。”我说：“这是孝子的用心。你父亲是全乡所仰望的人，我很熟悉这一点。然而我年轻时出游四方为官，没有机会与令尊交往；家世的详情、平生的操守和行迹，你能说给我听吗？”邦献哭泣着回答说：“我家先世居住在鄱阳，宋初才迁到抚州宜黄，后来又从宜黄迁到南城上湖，宋末又迁到县东乡双溪。如今同宗兄弟子孙将近数千人，所以把所居之地命名为饶坊。先父名清，字尚廉，泉庵是他的别号。先父年轻时接受祖父的教诲，努力耕作经营生计，不求闻达；与人交往一概以诚实为根本，不随意作出许诺。乡里人因争讼来请他评断时，他明辨是非，依照本心裁决，没有人不信服。他生了四个儿子，请名师教导他们，使他们不致败坏家业；这就是先父的行迹。”不肖孤又听说：“王承福不过是一个泥瓦匠，凭韩愈的文章而得以流传；扬潜不过是一个木匠，凭柳宗元的文章而得以流传。何况先父出自诗礼之家，世代以善行闻名，乡里推重他为长者，并不是王承福和扬潜所能相比的。如今却埋没而不能流传，那么我们这些孤儿不孝的罪过就大了。只求先生设法。”我说：“照你所说，这些事已经可以流传了。泉庵以敦厚朴实持守家业，以诚信道义行于乡里，以诗书教导子弟，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邦献谨慎办理父亲的丧事，一心想使父亲的善行流传后世，难道不能称为孝子吗？父亲贤能、儿子孝顺，这确实值得传扬。不过，承福和扬潜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人们喜爱诵读。可是我浅薄的文章，谁会读它？又怎么能使令尊不朽呢？姑且把它写在篇首，使诵读诸君子诗作的人有所考察。至于能否流传，并不是我所能保证的。” 大尹杨君挽诗序 我的朋友寿光县尹杨君元霁去世后，凡是了解他为人的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都叹息痛悼，有的还作诗歌来哀悼他。福建按察司副使钟公景清害怕这些诗作久而散失，汇编成一册，请我作序。我素来了解元霁，因而哀悼尤其深切，难道能停止不说吗？从前韩退之在送孟东野时，说明他的命运取决于上天，我取这件事作为写作的准则。元霁名昕，是温州瑞安人。年轻时以聪颖好学闻名，我先父任温州太守时，喜爱他的温厚纯粹，选他为县学弟子员。元霁更加努力学习，群经百家无不涉猎。不到二十岁便考中乡试，参加礼部会试却屡次不利，人们都说这不是学业的过错，而是元霁的命运。过了很久，他以太学生身份等待吏部选用。当时先父任吏部尚书，了解他的贤能，想把他安置在身边。恰逢司封司缺少主事，准备让元霁补任，但元霁的同乡有一个任近侍官的嫉妒他，便散布先父想把要职私授给门下士的言论，群议喧然。先父叹息说：“这是杨生的命运啊。凭他的贤能，什么职位不适合担任？”于是擢用他为上海县知县。元霁到上海后，整顿凋敝、扶助强弱，以大和治理，不久因母亲去世离任。服丧期满来到京师，正好华亭缺少知县。华亭与上海相邻，当地士民熟知元霁在上海的政绩，便一起向朝廷请求，希望让元霁治理华亭，诏令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元霁用治理上海的方法治理华亭，盗贼逃散，奸邪革除，声名更加显赫。部使者推荐他的才干，任命他为御史，于是召他到御史台试任。如今的冢宰崔公曾经巡抚南畿，素来器重元霁，常常向诸位公卿称道他的贤能。恰好掌管台务的人与崔公有嫌隙，又怀疑崔公偏私于元霁，终于罢黜了他，重新以原官让他治理寿光。他治理寿光如同治理前两个县邑，百姓都得到安宁，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凡是了解元霁的人，正期待他受到重用，元霁却不幸去世了。唉！学问如元霁，贤能如元霁，政绩声誉如元霁，又得到大臣如元霁的知遇，他在朝廷居于显要高位、建立崇高功勋而在当时显扬，原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最终只做到一县县尹，不能扩大他的施政，难道不是所谓命运吗？难道《传》所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本来就不可信吗？还是术士根据甲子干支推断人的寿夭、贫贱、贵富，本来就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吗？不过元霁平生对进退升沉都处之淡然，对于所谓命运，他本来就已经看透了。所以我说明他的命运在于上天，以此为他的挽诗作序，这也是元霁自己的志趣。至于他的世系和治绩详情，翰林学士莆阳柯先生已经为他的墓志铭作了记载，这里不再赘述。

译介庵倪先生挽诗后序 我读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各种史书，考察古代平民中的贤者，见于《逸民传》《独行传》的，每个时代不过几人；上下千余年，可见于史书的也只有几十人而已。于是私下感叹说：世代相距如此遥远，砥砺节操、勉励品行的人又如此众多，可是见于史书的却这样寥寥无几！难道立言的君子本来有所遗漏吗？还是他们的子孙不能振兴、发扬先人的事迹呢？这些都令人悲哀。等到读介庵倪先生的《虞殡》诗章，又叹息说：这些足以流传了！太史氏为逸民、独行者作传，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倪先生是孝顺友爱、正直的君子。他幼年时，父亲仲斌刚因案件牵连被贬往外郡，先生号哭追送，徘徊在江边，不忍回去，看见的人都叹息惊异。等父亲回来时，先生已经长大。凡是能够使父亲高兴的事，没有不尽力去做的。弟弟们想分家，先生不能阻止，财产任由弟弟们选择。分家之后，两个弟弟因拖欠债务屡次破产，先生总是分出自己的财产救济他们。乡民被里中豪强欺凌而死于非命，他的孤儿弱小不敢申诉，先生替他们向官府伸冤，使豪强被判罪。邻近住处有古代战争的遗址，每到夜晚便有青绿色的磷火忽隐忽现，经过的人多被绊倒，先生曾带领家僮救助他们，保全救活了很多人。他的孝友正直大致如此，那么他修养自身、施行于家庭以及推及乡里的行为，也可以由此推知。先生去世后，少宰叶文庄公为他的墓表，翰林学士杨先生为他的墓穴作铭，广东按察副使刘君钦谟又为他作传。名流鸿儒中了解先生贤能的人，也纷纷作诗来表达哀悼之情。先生的儿子、湖南按察副使良弼汇集成一册，请我作序。唉，诸君子的文章足以发扬幽微的光辉、昭示潜藏的德行了。良弼对于父亲的善行，可以说能够振兴并发扬它们了。先生的品行光明显著，有传可流，已经可以没有遗憾了。从前欧阳子为李自伦作传，他的事迹没有什么可以逐条记载的，但他姓名见于公文，欧阳子也谨慎地把它写下，大概只是害怕他的善行不能流传。后世作史的人如果又有欧阳子，依据诸君子的诗来考察先生的品行并加以叙述，那么他的声名光彩照耀史册，难道只是李自伦一人吗？先生名珣，字廷珙，世代居住在嘉兴平湖，介庵是他的别号。因为儿子显贵，被封为吏部司勋主事。《椒邱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三 明代　何乔新　撰 记 《道南祠记》皇帝开始承受上天重大命运的时候，萧山的年长贤俊相继请求把宋代龙图阁直学士、龟山杨先生配享孔庙。皇帝下诏让儒臣共同议论可否，上报朝廷。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南阳李公以及翰林词臣，详细陈述杨先生的师友渊源和言行大略，请求命有关部门在先生的故郡建立祠堂，春秋两季致祭，以彰显圣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意旨，慰藉后世觉悟者景仰师法前贤的心愿。皇帝下制说可以，并赐祠额为“道南”，又以豫章罗先生、延平李先生配享。礼部下令延平府按照规制建立祠堂奉祀。福建提督学校佥事丰城游君大升亲自到郡治东北旗山山麓相看地势，并督促有关部门营建。知郡事淮西郑时宗良把祠堂工程当作自己的责任，在野外砍伐木材，在山中采石，雇工取材，役夫取自佣工。建成祠堂五间，左右斋房各六间，神厨、库房三间。中门用来省视祭祀牲品，外门用来严肃地开关出入。工程尚未完毕，郑宗良因丁忧离开郡署。西蜀冯孜师虞继任。凡是墙壁未完、彩绘未施、建筑未成的部分，都依次完成。四周环绕高墙，门上设置华美的匾额。工程始建于成化二年十二月，到成化五年秋八月落成。不久师虞调任邵武知府，现任知郡事晋陵盛颙时望认为建立这座祠堂关系到教化风俗，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在中门雕刻碑石，请游君作序，并嘱托我书写。唉，孔圣、孟子去世以后，我道统没有传承，已经很久了。读书人求学，浅陋的沉溺于训诂，却不知道性命道德的根本；高明的沉溺于佛老，又被玄虚空寂的学说迷惑。哪里还知道有所谓道学呢？何况七闽偏处南方，自从薛令之以进士科举取士以来，士人知道科名的荣耀；自从欧阳詹以文章显名以来，士人知道文章的重要。至于道学之说，却大体从未听闻。后来河南二程先生从遗经中获得孔孟没有传下来的学问，然而他们的学说只在中州流行，还没有传到南方。杨先生凭卓绝的资质出生在这里，听闻程先生的道，向北到河洛求学。深入探究、竭力求索，务必穷尽其中旨趣。等到辞别归来时，程先生送他说：“我们的道统向南方传播了。”所以一传而有豫章罗先生，再传而有延平李先生，三传而有紫阳朱夫子。朱夫子汇集诸儒的大成，接续孔孟断绝的道统，道学更加光明。后来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九峰蔡氏、北溪陈氏相继兴起。闽地的道学于是与邹鲁具有同样的风气，它流传到四方的影响，都以闽地为根本。唉，盛大啊！推究这一切的源头，杨先生的功劳实在太大了。然而祭祀祠堂的礼仪三百多年没有举行，难道不是典礼的缺失吗？我国以道统治理天下，凡是施行政令、建立教化，都以儒学为根本。因此我圣明皇帝举行这一久被废置的礼典，并不只是尊崇祭祀先贤而已，大概也是用来激励学者向道。士人拜谒祠堂的人，应当敬谨地体察皇帝的德意，景仰前贤的功业，以振兴道统于无穷，这才是好的。否则不过是科举罢了，不过是文章罢了。难道这是杨先生的学问吗？也难道是朝廷对南方士人的期望吗？希望你们努力。

译福建提刑按察司题名记 福建提刑按察这一官署，设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四人，用来整饬法度、纠察吏治、审理百姓诉讼。后来又增设副使三人、佥事一人，分别掌管学政、巡海道、矿冶和屯田粮饷，共十一人。宋、元时期在这里任职的官员，都把姓名题刻在石上；进入本朝以来，这件事却中断了。我担心日久之后无从查考，于是同按察使淳安洪公、副使丰城游公以及同官诸君子，查考旧档，参照郡志，又向宿儒俊彦询问，查得按察使陶公垕仲以下十五人，副使王公琏以下三十七人，佥事谢公肃以下六十三人，刻在石上。其中有的无法知道究竟是哪里人，有的遗失了任职年月，大概是由于官府档案散失，无法考查。我想，国初直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在这里任职的官员何止数百人，如今能够考见的却只有这些罢了。其中名声显著、为人所知的只有十三四人，而无法辨识的占了大半。唉！君子生在世上，只有树立德行、建立功业，才可以不朽；否则即使官位高、俸禄丰厚，死后不到一百年，人们看见他的名字也没有人认识他，难道不可惜吗！凡是我们同官的诸位君子，都应端正自己的心志，磨炼自己的操守，用来修治自己的职务、成就自己的德行；不要因迎合时俗而诋毁他人，不要用圆滑逢迎来求取声誉，不要因毁誉和祸福而动摇，以至不知道怎样自我持守。这样差不多就可以在永久的后世留下美名了。否则，后人看今天，也正如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唉！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表忠祠记》洪武元年春正月，天朝军队进入闽地，各郡守臣相继迎接投降。元代漳州路达噜噶齐哈拉衮公达哩黙色为此死难。公素来有惠政，百姓听说他死了，奔到庭下哭泣，哭声震动大地，大家共同把他收殓，葬在城东门外；三十三年后，原户部尚书夏忠靖公才开始刻石表彰他的墓。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坟墓坍塌，碑也倒了，豪族还颇多侵占他的墓地。成化己丑年春天，我巡视部属来到漳州，公的玄孙朝辅到我这里申诉此事。我立即命郡守佐恢复他的墓域，加以封土并栽树，又对他说：“忠臣名贤的坟墓，国家有明令严格禁止砍柴放牧。何况像公这样大节卓然的人，难道可以任由他的遗墓荒芜污秽吗？何况闽地风俗崇尚淫祠，到处都是淫昏鬼神的庙宇，而公的忠烈却没有祠堂，这种好尚岂不是太不相同了吗？”于是知府英山王文、通判凌江李玹、推官南城江白，请求就在公的墓地中建三间屋，作为漳州人及公的子孙每年按时拜祭的地方。这年夏五月己亥开始动工，到六月甲子房屋建成，立表柱作门，又由我题写匾额，名为“表忠”。众人都说我应当为此作记。按史书记载，公是西域人，字子初；哈鲁衮大概是他的姓氏。他年轻时以良家子弟的身份担任宿卫，忠诚勤勉而谨慎，为众人所推重。长大以后，多次有人想推荐任用他，他总是以母亲年老为由坚决推辞。母亲去世，服丧期满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仍然闭门不出，没有做官求进的意愿。东宫一向知道他的贤能，命中书省上奏授官，提拔为江浙行省宣政院崇教，屡次转任至奉议大夫、福建行省理问，与平章政事雅克齐巴哈一同赴任。当时巨盗占据行省治所，无法进入，公替平章政事谋划防守，招募民兵四面围攻。盗贼出战总是失败，公估计其势力已经窘迫，于是撤去城东的包围，使他们能够逃奔；盗贼果然争相出城，公立即率兵将其歼灭，于是收复了行省治所。这时是至正二十二年。不久，他转任同样的官阶朝列大夫。公到漳州时，那里刚经历兵火，百姓十分困苦。公安抚残破的百姓，惩治豪强奸猾，询问各项政务的利弊，予以兴革，百姓因而大为安定。等到我朝军队攻取行省治所，郡县都投降了，公叹息说：“我没有才能，身居三品官位，只有一死罢了。”不久传来招谕使者到达的消息，属吏请公到郊外迎接，公对他们说：“你们只管去，我将要出去了。”于是穿上朝服，焚香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臣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不几年便达到二千石的官位，国恩已经很厚了。如今力量不足以抵抗，按道义又不忍投降，只有用死来报答国家罢了。”于是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官印，又在笏板上篆书“大元臣子”四字，随即坐下，解下佩刀自刎而死。死后手里还握着刀，按着膝盖坐着，神态刚毅，仿佛活着一样。公的大节就是如此。唉！忠义本来是人心中固有的天性，可是能够践行它的人却很少。元朝拥有天下一百六十多年，进入中原统治也将近百年。当它强盛时，身着章服的士人立于朝廷、享受俸禄，不知有多少。到了危乱之际，有的逃走，有的投降，有的卖国求利。所谓守卫疆土的大臣，真正能够死于封疆、充分践行心中忠义天性的人，只有公和余忠宣公无愧于此。忠宣公死后，我太祖高皇帝下诏在安庆为他建立祠庙，以表彰他的忠诚。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可是公的死，有司没有上报，所以没有得到褒奖追赠。如今皇帝继承帝位，首先向天下下诏：凡是忠臣义士的坟墓，有司都要替他们修治。这座祠堂的建立，就是为了恭敬遵循圣上的谋略，敬谨执行明诏。唉！人固然都有一死，那些逃跑、投降、卖国求利的人，在公之后死去，早的相隔十多年，晚的也只相隔三四年罢了。可是如今他们在哪里呢？公死了一百多年，仍然凛然如有生气。他的精魂光明磊落，本来一定会仍然跟随羽人游于丹邱，跟随重华游于县圃。虽死犹如未死。我看世上的人，平日都以忠义自许，等到面对一点小小的利害，就像毛发受惊一样，立即退缩惭愧，不敢有所作为。看公从容赴死而不迷惑，是多么刚烈啊！我因此又深有感触，替他作这篇记，不只是为了彰显公的大德，也想使人们在公的祠堂下拜谒时，惭愧地自我反省。

译《江西布政司黄册库修造记》郡县的黄册，要修建库房收藏它，这是因为重视百姓户口数目。我的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天下，疆域广大远远超过汉、唐；历代圣君休养生息，户口繁衍，也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旧制规定天下的户籍册，每十年就重新编造、缮写一次，完成后进献到天府，收藏在后湖库；布政司的副本则收藏在架阁库。江西布政司所统辖的郡县很广，户籍册尤其多，库房容纳不下，便另藏在章江门城楼和广积仓的偏室中。天顺八年，左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资认为黄册收藏在别处，不符合先王重视民数、孔子式车经过载有户籍文书之车时表示敬意的意思，于是在城东测量土地，找到原来铸钱库的废址，修建库房五十间、办公房三间，设置大门以严谨控制开闭，又挖池以防火灾，全部把郡县呈上的黄册迁来收藏在这里。每年命幕职一人、吏一人、卒徒二十人，负责掌管守护。但库房创始之初，规制还不完备。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复、右布政使三山陈公炜认为办公房狭窄简陋，便拆除重建。前面作为办公视事之处，后面作为宴息之堂，两侧依次设置厢房、厨房、浴室等房屋，又修建中门以严格出入，共建房屋十三间。年久之后逐渐坍坏，一直没有人修葺。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兴沈公晖来任此藩，巡视到这里，看见栋梁弯曲、瓦片坠地，墙壁淤塞倾斜，于是同右布政使会稽韩公邦问、参政太康陈公瑗、当涂夏公祚、参议姚江朱公让、天台潘公祺、高要李公魁商议说：“黄册是朝廷所重视的，黄册完整具备，施行政令才有依据。如今收藏册籍的地方破败到这种程度，不能不修葺。”于是共同筹划材料、考虑役夫，把情况呈报镇守太监桂林邓公原和巡按监察御史姚江韩公明，他们都认为应当修缮。沈公于是命照磨吴应鹏召集工匠、备办材料，选择日期开工；弯曲的更换，坠落的补上，淤塞的疏浚，坍塌的重筑。又在堂北修建七间楼房，以远离污秽；前面建步廊以便校阅，楼南修建十六丈甬道，通到堂后。共用木材三千七百根，瓦、砖、黑色涂料、白垩和铁石等用量大致相当。工程开始于弘治六年六月，到同年九月完工。这项工程，费用取自官府剩余的钱，劳役征用的是获罪囚徒，没有使百姓承担劳费。工程完成后，修整的梁栋高大，砖石坚固，城墙高峻，完全配得上收藏典籍的地方；这是沈公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七百章〕 沈公写信嘱托我作记。我想，帝王以百姓为上天，而黄册正是用来记录百姓数目的。汉代萧何在刚刚进入关中时，首先收取地图和户籍文书；宋代傅崇亲手抄录书籍，亲自加以隐藏和校勘。古代的名臣，没有不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我国承继古制以求达到治理天下，也尤其重视户籍文书。收藏册籍有固定的地方，编造册籍有固定的时间，实在是因为户籍文书关系到政治的治乱兴衰。如今沈公和诸位君子敬奉圣德、重视百姓数目，建造高檐大厦来庇护收藏它们，确实知道什么值得重视了。从今以后，考核户口的增减在这里，查考耕地的多少在这里，辨别军户与民户、核验主户与客户以征发徭役，也在这里。它对于治理之道的帮助，难道是浅薄的吗？一座库房的建造，似乎不必记载；可是它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不能不记。因此作记。《新城县重建谯楼记》新城设置为县，从宋室南渡时开始，是分割南城县的一半设立的。把县治设在黎川，开始建县时，就在县治前修建谯楼，上面设置鼓和漏刻，用来辨别早晚；下面设置高大的门，以严格控制开闭。从宋到元，从元到我朝，将近四百年，谯楼废弃又兴建，已经多次了。弘治三年秋天，毕方扇动毒火，高檐大栋化为灰烬，士人和百姓都感到遗憾。谯楼焚毁两年后，金坛段侯敏以进士身份来主管本县。他考察政务的弊病和百姓的疾苦，加以整治安抚，凡有所作为，都以廉洁为根本，以仁爱推行。百姓已经感激喜悦，但看到谯楼久已废弃，无法彰显等级威仪、使人肃然观听，于是谋划重建，同僚属官商议，大家都认为合宜。当时江西布政司参政陈公瑗因公事来到本县，段侯把情况全部报告给他，陈公认为县中应有华丽的谯楼，这是礼法所应当的，便发文同意。段侯正筹划从官库剩余钱财中拨款作为建筑费用，百姓听说后相互说道：“我们的县侯廉洁，不是为了方便谋求自己的私利。”又说：“我们的县侯仁爱，不会在不合时宜时勉强举事、妨碍我们的农事。”大家高兴地来帮助，有的捐钱粮，有的拿出木材瓦石，没有一个落后。段侯于是召集工匠，命令役夫，测量察看地基，选择日期开工。又选乡中年长而有才干的人监督工程，命令史中勤勉的人掌管工程期限；用簸箕运土、夯筑墙基，用斧砍削、刨削加工。工程开始于弘治六年冬十二月某日，到第二年夏六月某日完工。建成上下两层房屋五间，高若干尺，宽若干尺。段侯召集宾客、属官、士人和百姓登楼，并举行落成仪式。溪山的胜景近在眼前，楼阁的华美辉映云霄，境内男女一同来游览，都认为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景象。于是县里的宿老和乡居贤人认为，段侯建造华丽的谯楼，百姓没有劳苦而事情成功，不能没有文字传之后世，便因我的族孙进士垕请求我记载这项功绩。我想，谯楼的建造，是为了收藏鼓和漏刻，日出的早晚由此辨明，官府的作息由此节制，百姓的观瞻听闻由此整齐，它所关系的事情也很重大。过去周代的诸侯，起居没有节制，引来诗人的讽刺；宋代的县长，更鼓分明，得到名臣的推荐。段侯这项工程，难道能同寻常的建筑相比吗？然而如果段侯的廉洁和仁爱平素没有得到百姓信任，我恐怕即使役使鞭扑，也只会徒然烦扰百姓，免不了遭到怨恨和诽谤。如今既没有显露怨诽，百姓又希望把它流传永久，若不是段侯贤能，怎么能做到呢？这项工程，筹划经营全由段侯主持，协助其事的有县丞咸阳黎君瑄、主簿龙泉祝君达、典史曲阜颜君彪；监督工程的是乡老黄公鼐、许叔能、许延；掌管工程期限的是县史萧任。因此把这些情况联贯写在这里，至于捐助钱财、出力相助的人，则全部列在碑阴。

译《江西治城新建谯楼记》皇明统一天下，考察采用周、汉、唐、宋的制度，把天下划分为十三道，各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来统辖治理。江西是南方的重要藩镇，南昌就是古代的豫章郡，三司治所都在这里。旧有谯楼在城南普贤寺，洪武年间才迁建到治城东湖之上、广济桥以南。外部是五层飞檐，内部是三层重屋，钟、鼓和彩绘角列置在楼上。楼后是阴阳学，楼前筑台安放日圭，建屋安置壶漏以及供掌管早晚事务的人居住。年久渐渐坍坏，虽然屡次修葺，也只不过支撑倾斜之处、补上破损和漏雨罢了。近年以来，已经危险得将要倒塌。镇守太监邓公原同巡按监察御史邓公公辅商议，想要改建它；但因为年成艰难、百姓困苦，一时没有空闲。后来御史邓公任满回京，邓公原又同监察御史张公缙、王公恩商议说：“设置谯楼，是为了谨慎掌握节候、向百姓发布农时。如今它倾斜坍坏日益严重，趁现在谋划修建，还能有可用的木材瓦石；一旦倒塌，梁折瓦碎，劳民伤财将更加严重。今年丰收，政务简省，也许可以兴工吗？”二位御史都认为可以。邓公原又召集三司长官和副长官商议，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关系政体，于是共同赞成兴建。退朝之后便召集工匠、筹办钱财，选择日期开工；到湖湘寻找大木，得到四根奇伟高大的木材，可以用作柱子。邓公高兴地说：“这些木材可以承受重负了，风雨雷震也不能动摇它。”于是分别命有司在山顶砍伐木材，在水边烧制瓦片。命南昌府同知张汝舟拆除旧楼重建。原有的木材和旧瓦中坚固可用的，也没有抛弃。于是扩展旧址修筑，周长四十丈，按照原来的规制建造。高七丈，重屋和飞檐都同原来一样。阴阳署、壶漏室以及掌事人员休息的地方，也依次重修，共建房屋十八间。把日圭台迁到大门外，是为了便于测量日影。又因为旧路狭窄，买取市民的土地加以拓宽。湖水波涛激荡，便修筑石堤加以拦护，建门面对交通大道，匾额题为“授时”。共用木材按根计算，新旧合计九千三百六十六根；瓦片按片计算，新旧合计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四片；铁、石、黑色涂料和白垩等所需，大致与此相当。但费用出自公帑，工役使用雇佣之人，没有使军民承担劳费。工程始于弘治甲寅年冬，至丙辰年春闰三月告成。高耸的屋檐如鸟翼飞举，稀疏的窗棂使楼内空明宽敞，从远处望去，突兀耸立，仿佛在云霄之上；登高临楼远望，超然仿佛在尘世之外。人们都认为它宏伟壮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称得上南方重要藩镇的建筑。邓公说：“这项工程所费劳力和财力也很大，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宪副吴公琼把事情的始末写全，嘱托我作记。我想，把顺应时令来兴办事务、以事务来厚养民生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是正确的。如今邓公和诸位君子急切地修缮此楼，击鼓鸣角来警示昏晓，测量日影、查看刻漏来节制昼夜，这难道不是急务中的首要事项吗？曾文定公说过：“礼必有尊崇之处，不能降低；政事有必须兴办的，不能废弃。”像这座楼的建造，正是如此，这项工程也是如此。共同谋划、劝勉协助的人有：布政使祁公顺、洪公钟；按察使陆公珩；参政洪公汉、闾公钲；副使吴公琼、赵公艮、谈公俊；参议潘公祺、王公有恬；佥事黄公仲昭、张公源洁、郭公秉昭、茆公钦、沈公清；指挥同知何公升；佥事冯公泰、单公暠、杨公泰、戴公贤。详细记载事情的实际情况，使本地人在百世之后，仍然能够考见诸位公的辛劳。

译《新建巡抚院记》皇帝即位第七年，汀州、赣州的奸民联合成为盗寇。起初不过是像萑苻、狗盗那样的小盗贼罢了。郡县有司没有长远谋略，也不急于追捕，他们的势力逐渐壮大。岭南、湖湘的不逞之徒又跟着响应，四处抢掠，劫掠富室，焚烧民居，抢夺官库，杀害官军，喧嚣成为东南郡县的祸患。有司这才惊惧并设法对付他们，防备东边，盗贼却从西边出现；进剿南边，他们又逃窜到北边。当时镇守江西太监邓公原，与巡按监察御史及布政、按察三司商议，认为盗贼之所以没有平定，是因为政令不统一，邻近各境的有司又不肯同心协力。应当设置巡抚宪臣，在要地设立衙司加以节制，并把附近的郡县划归他统辖，这样盗贼就容易平定了。于是共同上奏，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便命大臣慎重选择有治理地方、统御众人的才能而足以担任方面重臣的人来任职，选中了广东左布政使金公泽，于是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命他巡抚江西，兼督闽、广、湖湘各地。在赣州设置衙司，并把江西南安、赣州、建昌，福建汀州，广东潮州、惠州、南雄，湖广郴州划归其管辖。四省三司都听从节制，并赐给他玺书，允许他便宜行事。公到达赣州后，赣州过去没有巡抚治所。于是镇守、巡按和三司诸公认为，公奉诏巡抚一方，兼督四省，事务关系重大，不能没有建立牙旗、驻留节制的地方。便向朝廷请示，命副使谈君俊、参议李公魁核查府库剩余钱财，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在赣城中选择地点营建。前堂后堂各五间，穿堂两廊，大门、仪门、廊庑各若干间。东边向左建寝室，再往东建赏功所。大门外设置“抚安”“镇静”二坊，牌楼、屏墙以南又建立三司公署，作为巡守、兵备、参议处理公务和报告事务的地方。工程开始于弘治八年十月，第二年闰三月落成。高大的厅堂、峻峭的屋宇、高大的门阙和城墙，规制壮丽，是其他镇所没有的。凡公发布政令、施行赏罚，都在这里；各军统帅出兵接受军令、献上敌人首级，也在这里；郡县百司的政务有弛有张，也一定到这里报告，然后才敢停止或实行。赣州于是成为重要镇所。公到任执政后，盗贼逃散，奸恶革除，军民因而安定。不久广东守臣认为韶州地势险要、民风强悍，而且靠近潮州的祸患之地，应当归公管辖。朝廷议论都认为可以，于是把韶州划归公所辖。公认为赣州有巡抚院，实际上从现在才开始，于是写信嘱托乔新为此作记。我私下想，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固然贵在任用得人，但也一定要使政令出于一处。昔日汉朝有西羌之乱，命赵充国出镇，即使强悍如辛武贤，也不能扰乱他的谋略；宋朝有西蜀之变，命张咏出任守臣，即使骄贵如王继恩，也不敢违拂他的意见。这两位公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如此。如今把数郡之地分属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齐，怎么能够成功呢？圣明天子采纳群臣的谋策，把这件事交给公办理。从东到西，延绵数千余里，都受公节制。朝廷的谋略宏大而深远。如今公恭敬奉行诏令，持节钺镇守这个要地，早晨发下一道檄文，各藩镇就争先恐后奔走；傍晚派出一名使者，各关隘都不敢有丝毫迟误。将来群盗屏息，四境安宁，丰功伟业铭刻在彝器和卣器上、流传于史册，难道只是追踪赵充国、张咏二公而已吗？公字德润，由著名进士出身，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都有贤能的声誉，所谓有治理百姓、统御众人的才能的人，公正是这样的人。于是作此记。《两浙都转运使、前建昌太守江侯生祠记》成化五年春，两浙都转运使新安江侯辞官归乡。当初，侯主管我县、任守我郡时，都有惠民政绩。自从侯任期届满离去，我们郡的人思念他不止，而我们县的人思念他尤其深。等听说侯辞官回乡，县中的宿老黄愈宣，和他的堂弟愈敬、妹夫曾唯学以及我的弟弟乔年等相互说道：“侯爱护我们的百姓，不只是父母爱子女那样；我们的百姓爱侯，也如同子女爱父母。子女对于父母，难道能忍受一天不看见他们的容貌吗？侯在县里时，我们每天都能瞻拜他；等他在郡中任职，我们因事到郡里的，也时常能瞻拜他。难道可以不建生祠吗？”自从侯离开我们、到浙江做官，我们还希望他升任藩屏之臣，巡视宣抚我们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尽展瞻拜之敬。如今侯已经辞去职务，我们百姓再也没有这种希望了，难道还可以不建生祠吗？”大家都说：“是。”于是共同在县城东角选择地方，建三间房屋，在中间塑造侯的像，前面建三间亭子，作为拜谒的地方。每逢年时一定来拜谒，有饮食一定向他祝祷，遇到水旱、疫病一定来祈祷，有不平之事，也一定到庭下呼告申诉。不久，他们写信给乔新说：“侯的善政，您知道得最详细。生祠的记文，除了您还能托付给谁呢？”乔新不敢推辞，于是摘取事实写下此文。侯名浩，字敬大，是歙县世家子弟。年轻时在大司寇杨公门下受业，凭《春秋》经学取得乡荐，升任主管我广昌县。当时我县长期治理不好，政务日益败坏，百姓日益逃亡。侯刚到任，就在楹柱间大书：“治理百姓，必须爱护百姓；要得到一文钱，必须值得一文钱。”百姓听见后相互传告说：“我们的县侯仁爱而廉洁，从今以后我们百姓有可以仰赖庇护的人了。”百姓有诉讼，侯把他们召到案前，从容教诲劝谕，并说：“愤怒可以忍受，法网不可触犯。”他们都悔悟退下。有不得已必须依法处置的，便立即判明曲直，从未把人关入狱中。从任职开始直到离去，监狱里没有羁押的犯人。公务闲暇时，侯就到学宫，召集诸生讲论经史，考察他们的勤惰，予以劝勉和惩戒，因此士人的风气更加振作。当时闽地盗寇抢掠新坊，官军溃败，侯招募丁壮修理濠沟栅栏，筹划守御。盗寇再次来袭，侯在唐坊击败他们，又在仁丰击败他们，盗寇于是收敛锋芒逃走，百姓因此安定。部使者上报他的功劳，诏令升侯为建昌府通判，仍然掌管县事。有一天，侯召集年高有经验的人询问：“我查阅县志，国初时本县有里八十二个，如今只有二十四个，户口的增减究竟怎样？”

译这相差得太悬殊了。”大家回答说：“田地归了乡里的豪强，赋税却落在贫苦下户身上，所以逃亡的人多。”侯说：“我知道了。”立即选派老人逐亩核查，查得隐漏的田地数千顷，命令按田亩缴纳赋税，百姓这才不再忧虑。那些因担任里正而逃亡的人也日渐归来。县治靠近溪流，每年春天水势湍急凶猛，成为百姓的祸患。侯筑坝抵挡水流，栽种佳木，年久之后树木茂盛。侯离任后，县民远望堤坝而怀念他，把它比作甘棠。侯治理政事虽然以惠爱为根本，但惩治奸邪、铲除顽恶也从不宽贷，说：“不能放纵恶人来祸害良民。”刑罚轻重、给予或剥夺，全都由自己裁决，吏胥不敢插嘴。他说：“我看到邻县倚赖属吏办成事情，以致威福下移，私下感到羞耻。”在本县六年，所有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除正常俸禄外没有从百姓那里取一丝一毫。贤能的声名显著，于是升任建昌太守。他在郡中的廉慎操守、宽惠政绩，也像在我县时一样。任满九年，吏部多次以参政职位推荐他，却没有得到任用，于是升任现在的官职，仍享受正三品俸禄。侯在盐运司任职时，清廉操守和良好政绩值得记载的事很多。因为生祠建在广昌，所以我记述广昌的政绩特别详细。先任冢宰平生谨慎许诺和称许别人，唯独对侯十分推重，常常表现在文章中，载入他的家集，可以考见。从前朱邑在桐乡留下了爱民的恩惠，当地百姓直到今天仍然祭祀他而不曾断绝。广昌，就是侯的桐乡。千百年以后，侯的神灵还会往来于广昌和新安之间吗？乔新还是县学诸生时，侯认为他可以教导而提拔他，所以我记载这件事，并附上一首诗，来歌颂侯遗留下来的恩惠。诗说：新建的祠堂庄严美好，坐落在旴江的角落；是谁描绘出他的仪容？是我们祭祀的江侯。啊，江侯，是百姓的父母；他不争强，也不急躁。如今召集乡社来祭祀，昔日侯还没有到来时，我们寒冷而没有衣服；侯一到任，便有布衣和丝衣。昔日侯还没有到来时，我们饥饿而没有粥；侯居任三年，粮仓里已有余粮。侯到学宫，考察学业、考核文章，周围佩戴青衿的士子，弦歌诵读，文质彬彬。前面有人耕田，后面妇女送饭；过去逃欠赋税、流离失所的本县百姓，如今获得了安居。祝愿侯长寿，祝愿侯康宁；美好的福祉和吉庆，延及子孙后代。金色山峰高耸，银色溪流浩荡；我们的百姓思念侯，哪一天才能忘记？每逢年时前来拜谒，怎敢有一点不恭敬？侯的塑像在堂上，庄严肃穆，令人仰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写骚轩记》秋官主事淮阳叶君崇礼喜爱楚国灵均的《离骚》，公务闲暇时总是诵读、吟咏，又挥笔临写，因此把自己燕居的轩室命名为“写骚”。有位客人经过他的轩室，问他说：“《骚》是古诗的一类。《诗经》三百篇，孔夫子删定它们，用来垂示训诫；它同《易》《书》《春秋》《礼记》并列为经。《离骚》是《诗经》风雅再次变化的作品。扬雄反对它，班固讥评它，端正的人、庄重的士人有时甚至以谈论它为羞。如今您舍弃圣人的经书而临写《骚》，岂不是把末放在本之前，重视小处而遗漏大处吗？”崇礼说：“唉！作为人臣而值得悲哀的人，谁有像屈平这样的吗？屈原为人，志向纯洁，品行廉正，才干足以拨乱反正。假如他遇到明王圣主，为君主尽力，那么早已是君主股肱中的贤良辅佐。不幸前面遇到怀王，后来又遇到襄王，怀抱美玉、手握美玉般的品德，而世人没有理解他。楚怀王所惊叹与自己同德的，只有兰和蕙罢了；然而兰或许会变得不香，蕙或许会化作茅草，何况揭车、胡绳这些琐细的香草呢？他在泽畔愁苦吟咏，在江边徘徊，独自抑郁，没有人可以交谈，于是作成了《离骚》。唉！作为人臣而值得悲哀的人，谁有像屈原的吗？《诗经》三百篇，是圣人的经典。《离骚》难道不是圣人经典的羽翼吗？所以我在讲习经书之余，始终深深用心于《骚》，诵读它、吟咏它，又进一步临写它，不能停止。世上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有的轻视屈原而不肯效法；可是只要是一个武夫，只要气势稍能动人，他们便奔走在其门下而不以为耻。看看屈原不向子兰屈服，这又怎么样呢？有的人一旦因触犯世俗而困顿，便终身受到挫折，不能振作自己；看看屈原九死而不悔，又怎么样呢？扬雄向篡贼屈节，班固在外戚权贵那里失身，都是屈原的罪人。他们的评论、褒贬，哪里足以决定轻重呢？唉！谁能像屈原呢？我愿意跟随他，垂下蓉草佩饰，披上荷叶衣，在县圃间徜徉，游玩嬉戏，俯视扬雄、班固之流，岂只是像醯鸡那样纷飞吗？”客人默然退去。后来有一天，崇礼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请求我写几句话记述他的轩室。我对崇礼说：你清洁廉正、喜好修养自己，同屈原的内心有契合；你的文辞瑰丽可喜，得到了《骚》的体制精神，难怪你深深仰慕屈原。虽然如此，屈原作《离骚》，难道只是因为不得志而求死吗？是因为时势没有给他机会。如今的天子圣明，排斥谗佞，进用忠良；崇礼正好处在这样的时代，所遇到的情形不是屈原可以相比的。你应当推展清洁廉正的志向，辅佐成就政治教化；用瑰丽的文辞歌咏太平，这样便是与屈原遭遇不同而心志相同。崇礼，你要努力啊！

译《双松书屋记》辽水北岸，有一座屋舍翼然建在两株松树下，这就是现任秋官主事邱君时雍读书的屋子。邱氏世代居住在鄱水一带，自时雍的祖父开始有军籍驻守辽阳，才迁家到这里。时雍从小好学，在居所东面建了四间屋子，聚集书籍数千卷。凡是六经、诸史、九流学说，以及班固、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章，山崖上镌刻的碑文、坟墓中的刻石，彝、卣、钟、鼎上的铭文，没有不齐备的。时雍居住其中，谈论性命之理，探求道德的根源，以求得圣贤的旨趣，每天都勤勉不懈。屋旁有两株巨松，枝干盘曲交错，像螭龙争斗、貔虎蹲踞。雨雪的早晨、风月的夜晚，清越的声音泠泠作响，又像振动玉佩、吹奏竽籁。时雍读书之余，常在这里游览吟咏，胸襟气度融和安恬，不只是像曾点浴沂、风雩时的快乐，于是把屋子命名为“双松书屋”。后来时雍学业大成，离开这里考中进士，掌管法律的才能渐渐得到任用。追忆过去游赏的地方，他在梦中也未曾不在双松之下，于是请工匠把它画下来，并求我为画作记。我想，古代的君子在没有得到际遇时，在山林闲旷之地讲习学业，以充实才干、培养德行、成就文章。一旦出仕而为时代所用，建立盛大的功勋，传播美好的风教，卓然成为世间伟人，那么他从前隐居读书的地方，即使是荒远偏僻、与世隔绝的地域，也会借此闻名于世。所以长白山并没有特别奇异幽深的景观，只因范文正公曾在山下读书，便有了声名；濂溪之水也没有浩荡深远的气势，只因周元公曾在水边读书，便有了声名。这难道不是地方因人而显得重要吗？时雍资质很美，求学很勤勉；当他在“双松书屋”讲习学业时，正如范文正公在长白山、周元公在濂溪一样。如今他已经在朝廷有了官位，凡是范文正公的宰辅事业、周元公的道学修养，都是他可以努力追求并亲自达到的。时雍努力吧！这样不仅邱氏子孙中在这里求学的人，会仰慕美好的功业、遵循明白的教诲，想着同前人的功烈相匹；凡是辽阳士人经过他的门墙，看见双松苍然耸立在云表、显出不可侵犯的气象，也一定会感慨长叹说：“这是我们乡里邱君读书的地方，他所树立的事业竟然如此卓越。”大概会徘徊流连，不忍离去。我知道“双松书屋”将在后世得到声誉，正如长白山、濂溪在今天得到声誉一样，于是为它作记。《锦溪小墅记》吴中的山水名闻天下，高人雅士占据幽美胜地，修建台榭馆舍，几乎没有遗漏。像锦溪这样的胜景，却从前没有人开发出来。如今福建参知政事陆公孟昭首先发现它的胜美，并在这里居住。当初，孟昭家住太仓城东南角，居所西面有数百弓的空地，便规划为园林。园子左边，清澈的溪水缓缓从东南流来，芙蕖、菱荷成排种植在水中，花开时灿烂如锦绣，所以把这条溪流命名为锦溪。孟昭喜爱这里的幽雅，于是迁家到此；凿石作堤，烧砖筑墙，高柳古槐铺展着绿色树荫。前面是五间厅堂，匾额题为“宝敕龙光”，光彩照耀晴空，用来收藏历代圣上赐给他的玺书。其次是五间屋子，匾额题为“寿安疏棂邃阁”，夏天凉爽、冬天温暖，用来奉养老母太宜人。再其次是五间屋子，匾额题为“世荣”，琴和书放在几案上，簪和笏放在床边，用来居住他的诸子。东边建一座轩，聚石为山，匾额题为“翠云小朵”；奇峰怪壑，有的深陷、有的低洼，苍翠润泽，十分可爱，恍惚像终南山、庐山飞入庭院之间。园子的东西两面有两座亭子，一座种着幽兰白芷，香气袭人，所以匾额题为“洒香”；另一座早晨有山岚、傍晚有暮霭，翠色浮现在几案席面之间，所以匾额题为“霏翠”。合起来命名为“锦溪小墅”，是因它所在的地方而命名。孟昭对我说：“我对世俗滋味淡泊无心，只是独自喜爱山水。正当在家享用饭食时，便沿溪游走，坐在高大树木的浓荫下，斟饮幽泉的清水，在溪风山月之间从容徜徉，歌唱石湖三高的词，接着唱朱晦翁武夷九曲的曲调，胸中悠然自得，大概不知道舞雩台边的春风、濠梁之上的游赏，比起如今究竟哪一种更快乐。自从我入朝做官，直到出任藩府参政，仕途车马南北奔波，日日匆忙；追想从前垂钓游赏的地方、山川景物的胜境，没有一次不惆怅地遥想，引起思念故乡莼羹鲈鱼的兴致。您还请替我记下它，时时展开观赏，也足以稍稍安慰旧日游赏的思念。”我说，天下山水中含有清秀、负有奇异景色的很多；可是若不是胸襟清旷的人，不能发掘它的胜处；若不是心中没有富贵牵累的人，即使知道它的胜处，也不能真正享受。锦溪的胜景积累了数千年，一直没有人知道，孟昭发现并开发了它，于是当时便有了声名，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胸襟清旷吗？士人一旦佩带冠缨、悬垂组绶，心中所存的只是功名富贵，从前游赏泉石的地方，哪里还足以牵动他们的思念呢？孟昭拥有章服印绶的荣耀，却没有忘记山水游赏的快乐，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心中没有富贵的牵累吗？孟昭远远胜过一般人。只是我的话，哪里足以描绘这条溪流的胜景呢？姑且记下它的大概，使后人有所考察。

译《清风馆记》秋官郎中陆孟昭君的私宅在长安右门南面。孟昭曾在宅东侧建造七间屋子，作为宴饮休息的场所。屋梁高大宽敞，窗户疏朗通透，墙壁粉刷得完整洁净。庭中种了十多竿竹子，翠色润泽，茂盛得像青苍的白雪。公务之余，他带客人到这里，风从檐间吹来，和竹子相互摩荡，声音时而翏翏，时而刁刁，或急或缓，或作喁喁之声，或作呜呜之声，像潮汐砯然涌动；夜里惊动凤凰发出哕哕之声，早晨又像筦、磬、竽、瑟一齐铿然鸣响，并以柷敔的声音为节拍。孟昭听了十分欣喜，取下墙间的琴，弹奏《南薰》之歌，胸襟气度悠然，邪念几乎全被荡涤，恍惚间仿佛和列御寇一类的人在空旷高远之处交游，忘记自己还在人世。他回头对客人说：“这风多么畅快！是谁在吹拂它？是谁在鼓动它？它用来洗涤我的心灵、疏通并涤除世间的纷浊，不正是这清风吗？我的屋子不要用别的名称来命名了，愿意以‘清风’命名，可以吗？”客人反驳说：“风是天地间呼出的气，发源于太空，运行于四方，无处不存在；无论贤愚贵贱，人人都能得到它，难道是你能够转移的吗？”孟昭笑着说：“风存在于宇宙之间，固然不是我能够转移的。” “然而世上有风却不知道珍惜它的人太多了。歌台舞榭并非没有这种风，他们正纵情于声色，哪里知道它是清风？商贩店铺之间也并非没有这种风，他们正沉溺于货利，即使有清凉的风吹过衣襟，也自己不知道。如今我安闲地坐在一室之中，左边有琴瑟，右边有图书，庭中有玗琪棋，而这风恰好吹来，不猛烈也不昏暗，吹动万物，进入我的耳中，舒展我的心胸，使我尘俗污浊的念头全都消散。那么，这风应当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呢？”客人沉默了很久，说：“属于您了。”孟昭于是题写门前的屋檐为“清风之馆”，并请我为它作记。我想到，人的心中本来存在着灵明而纯洁的本性；被事物黏滞，灵明就会昏暗；沉溺于情欲，纯洁就会昏昧。因此，要祛除昏暗、洗涤昏昧、养护灵明纯洁的本性，必定有一定的方法。孟昭想在这屋中宴息，沐浴清风，涤除尘俗的念想，使精神游于寂静虚无、行动正直的境界，他懂得养心的方法了！像我这样愚钝的人，正是所谓被世俗牵累而变得荒芜污秽的人。将来有一天我登上这座馆舍，微风徐徐吹来，我敞开衣襟迎接它，歌唱穆如之颂，孟昭再用《淇澳》之章相和，或许可以使心意融和、精神凝定，而获得浴沂风雩的乐趣吧？于是我为它作了这篇记。《金井山居记》广昌西南九十里有一处地方叫金井，是承仕郎黄愈敬的别墅。愈敬对我说：“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家族住在银溪之上已经三代了。银溪距县衙四十里，但居民密集，店铺繁盛；我厌恶它不能远离喧嚣，尽情享受山水之乐，所以选择幽静偏远、深邃僻静的地方居住，找到了金井。金井有许多美好的山水，如牙梳嶂、飞来峰，险峻的山崖、秀丽的深谷，以及像虎兕蹲伏、鸾鹤飞翔的景物，都环绕着我的居所；仙人井、七星潭含着烟云、吐纳风雨，就近在东边田陌、西边道路之间，都是可以游览的地方。我非常喜爱这里，所以在此建屋：前面是厅堂，后面是寝室，旁边是宴息之室；开垦田地种稻，衣食依靠每年的收成；挖池塘养鱼，宾客宴饮和祭祀都从这里取用；丈量土地建成园圃，杂种花卉、果树和蔬菜，可以赏悦耳目、供养口体。我将终老于此。”尚宝丞程公曾题写我的屋舍为‘金井山居子’，希望您为我作记。又说：‘我看如今所谓富贵大户，忙忙碌碌地致力于积聚财产来满足欲望，留给子孙；良田美庄，千方百计地求取；象牙、犀角、珠玉等珍贵华丽之物，也巧取豪夺，唯恐得不到。’ “然而有些人转眼之间财产就归了别姓，也有些人的子孙不能守住家业，反而被豪强有力者夺去，这使我内心悲痛。因此，世间一切可欲之物，我都淡然置之；唯一不能忘情的，只有山水之乐。这就是我用来成就自己的快乐的东西。山水之乐，不是良田美庄、象犀珠玉等珍贵华丽之物可以相比的；或许它可以陪伴我终身，留给我的子孙，而豪强有力者也将不能夺走它。”我感叹说：“愈敬的贤德，超过常人太多了！他知道喧嚣令人厌恶，便使自己远离空旷闲静的原野；知道财物不可长久守持，便以山水景物娱悦性情，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传》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观察一个人所喜爱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的德性。以智慧照察事理，以仁德亲身实践，黄氏的福泽，大概没有尽头。后来经过他居所的人，看见高大的树木茂盛繁密，秀丽的景色映入门户，必会说：‘这是贤者居住的地方！’将会有人徘徊瞻仰而兴叹吧。愈敬现任四川灌县县尹，是愈明的兄长，据说因纳粟而授散官。”

译《江山一览亭记》白水黄氏世代居住在这里，县城的大冈山，旴水曲折地流经其前，高山峻岭环绕耸立在左右。黄氏族人黄愈宣建亭来观览山川胜景，并题匾为“江山一览”。先任冢宰曾作诗记述此事，年代久了，亭子渐渐毁坏。愈宣拆去朽坏的部分，换成坚固雄壮的材料，除去模糊剥落之处，加以彩绘装饰，使窗户玲珑、栏槛宽敞开阔。这样一来，登临观览的胜景便成为全县第一。于是他取出先公的诗刻在亭中，并请我作记。我因为没有登临观览过，不能描写它的胜景，便推辞了。愈宣说：“亭子的胜景大概难以尽言，我只能说个大概。”水流之处，有的像蓝草、苔藓，有的像白绢、衣带；风吹水面，变化横生，有时高耸如雪山，有时挺立如冰岸；蛟、鼋、蛇、鳄，各种奇异怪诞的形状，时隐时现，都在我的杖履之下。山峰耸立，有的俯伏，有的奔驰，有的盘曲，有的蹲踞；鸾鸟、天鹅对峙，虎兕张口咆哮；像戈矛一样森然挺立，像旌旗一样随风飘动；城郭环拱，楼台宫观如飞鸟展翅，都在我的几席之前。至于四时的变化各不相同，江山也随时令改变景观：晴日的水波荡漾，奔流汹涌；积水退尽，鰅、鳙鱼显露；水位干涸，洲岛出现，这是水的形态各不相同。山洞凝聚烟雾，树木含着风而显得茂密；云雾收敛、雪消天晴时，清爽之气浮动，寒冷的光华闪耀，这是山的姿态无穷无尽。至于高桅劲帆往来于天光云影之间，渔歌牧笛在早晨的山岚和傍晚的烟霭中彼此应答，那些景象和物态中可喜可惊的地方，不只是我无法说尽，即使有善于绘画的人，也不能描绘出来。”我感叹说：“这座亭子壮美啊！我登上它，眺望我乡境中湖南昌的胜景，能够使我的心情畅快吗？”即使如此，古人喜爱山水，难道只是为了观赏云烟吗？不过是借山水来反观自身和内心罢了。水流不息，君子进学就像它一样；山高峻而不可攀登，君子崇尚德行就像它一样。愈宣早晚处在这座亭中，探究“逝者如斯”的道理，吟诵“高山仰止”的诗句，那么在修养身心方面所得一定很大。请允许我用这些话为您的亭子作记，可以吗？”愈宣答谢说：“可以。”于是我写下这篇记来记述此亭。《披云楼记》肇庆郡治所的后面，有一座高冈突起十多丈，冈顶平坦得像磨刀石；郡治城墙夹在山冈左右，并在山脚处合拢。宋政和年间，郡守郑敦义在冈顶建楼，题名为“披云”，大概是说楼很高峻，仿佛披开云雾而出离尘埃。皇明洪武元年，江西行省郎中黄本初代理郡事，修缮城墙后又重修此楼，飞檐杰阁，巍然成为全郡的壮观。到现在一百多年，楼被风摧雨毁，日渐倾塌。成化丁亥年冬天，太守云间黄瑜君拆去旧楼重新建造，建成三间楼房，高二丈五尺，进深约为高度的五分之一，面宽约为进深的两倍；栋梁屋宇宏伟壮丽，窗户空旷敞亮。登上楼去，恍惚像手攀星辰、临接风雨，竟不知道这座楼还在人间。黄君公务之余，常和僚属登楼，打开窗户，拍着栏杆，放眼纵览山川：铜鼓山耸立在前，顶湖山峙立在后，崧台、石室环绕左右，而端溪大江在下面曲折回旋。那些奇峰重叠，高耸逼近霄汉，深深含纳烟雨；蹲伏的像狻猊，飞翔的像鸾鸟天鹅，矫健的像螭龙；有的柔美如旌旗，有的森然挺立如剑戟。清澄的水波漫流，有的沉沉如白虹，有的舒缓如一匹白绢，有的潺潺有声，像环佩鸣响；没有不展现奇异、争相呈现姿态，自我献于几席之前的。至于美好的树木、芳香的花苞，垂下树荫、飘散香气；锦色的鱼、翠色的鸟，飞翔潜泳，都可以坐着观赏。游观的胜景，全郡第一。黄君的郡通判李敏斯和曾经向我学习，派人带信到闽海，请我作记。我想到，古代君子居处高明之地而远眺，登上丘陵而处于台榭，难道只是为了游观吗？大概是想澄清心灵，洗涤思虑，以便改善政务、施惠于百姓。黄君建造这座楼，不正是所谓居处高明之地而远眺吗？我想，他登上此楼，看见山的安稳厚重、不可移动，便思考怎样扩大自己的仁德；看见水周流不息、没有阻滞，便思考怎样拓展自己的智慧；看见乡里百姓早晨汲水、晚上舂米，便思考如何尽力使他们安定；看见山洞中的猺人带着牛、佩着小牛，便思考应当怎样尽力招抚怀柔他们。这样，施政的办法不用走出庭院便可以得到。肇庆是岭南的大郡，向来很难治理；黄君治理三年，政事和谐，百姓安宁，顽强粗犷的人也改变心志而仰慕善行。这不只是由于他的才识优异，大概也因为这座楼帮助他开明心目、舒展志意。我没有见过黄君，但听说他年轻时曾向广西佥宪四明黄先生学习，并和先生的儿子福建佥宪自立交游。自立常对我说：“黄君廉洁谨慎而有所作为，没有辜负所学，他的贤能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为他作了这篇记。

译《竹鹤轩记》广昌司训、羊城李先生，是明达而笃实好学、喜爱修养品德的人。他曾开辟一间轩室，作为宴息之所。轩前种了几十竿竹子，庭中养了两只鹤。鹤在翠竹的阴影下啄食石上青苔，每逢烟雨的早晨、风月的夜晚，他静坐轩中，欣赏苍翠如雪的竹影纷飞，招引白衣般的鹤起舞，总是心中欣喜而有所感悟。他歌咏《绿漪》之诗，弹奏《鸣皋》之曲，超然仿佛脱离人世、站在尘埃之外，于是将轩命名为“竹鹤”，并以“云间”自号。他告诉我，请我为此作记。我想，植物之中，如松、柏、梅、桂，都可以供人赏玩，但先生独独取竹；飞禽之中，鹇、鹭、孔雀、黄鹂，都可以娱悦耳目，但先生独独取鹤。这其中大概有深意，不是细小的嗜好所能相比。竹这种东西，疏朗简约、坚贞刚劲，不因春阳而繁荣，也不因秋霜而憔悴，君子以它比拟节操。鹤这种东西，清远闲放，洁净而不可玷污，耿介而不可亲狎，君子以它比拟德行。先生取这两种东西为轩命名，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世上的人处在富贵贫贱、进退取舍之间，也有不因炎凉变化而改变姿态、像竹子一样的人吗？” “也有昂扬超卓、不被权势利禄束缚、像鹤一样的人吗？先生从竹鹤中有所取法并以此自况，是很恰当的。先生说：‘这固然是这样，但我对于竹鹤，不只是赞美它们的节操、崇尚它们的德行而已。□请替我再想想。’我说：‘我知道了。’《淇澳》诗说：‘看那淇水曲岸，绿竹摇曳。文雅的君子，像切磋骨角、琢磨玉石一样修养自己。’这大概是借竹兴起，说明君子具有文采。先生取法于竹，难道不是要取法它进德修业、成就光彩的文采吗？《鹤鸣》诗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这是说真诚是无法遮掩的。先生取法于鹤，难道不是想慎独守诚，以求达到圣贤的心学吗？先生曾经学习诗歌，因此能够由观物感兴来增进德行，借托兴寓意来表示警戒，这本来就是诗人的作用。那么，命名此轩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吗？”先生答谢说：“说得对。”于是我写下这篇记来记述此轩。《观德亭记》射礼起源于上古，在成周时完备，到列国兵争之际便废弃了。自汉代以来，没有人再讲习这种礼仪。我们太祖高皇帝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开始恢复古代圣哲君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天下学校都建立射圃，每月初一和十五，师儒率领诸生在那里从事射礼。建昌旧有射圃，在丰盈仓西侧，距离郡学稍远，师生练习射箭很不方便。天顺癸未年夏五月，三山谢仲仁侯由户部主事出任此地太守。谢侯留心民事，不到几个月，政事通达，民情和谐，盗贼逃散，奸恶革除，百姓因此安乐。到任第二年，谢侯看见射圃狭窄而且偏远，便在郡学西侧测量土地，作为师生练习射箭的地方，用高墙环绕，在其中建亭，宽若干步，深若干步，并题名为“观德”。他因为我是本郡人，便让我作记。我认为射箭是君子的事情。天下太平时，用它来实行礼义；天下有事时，用它来攻伐。射礼的制度是：宾主之间有送迎之拜，同射者相继而有上下之次序；弓有横持、退却、兼执弓弣以及张弛的尺度；箭有插入、夹持、顺着羽毛、拾取的礼仪；行动有左右之别，升降有先后之序，仪容形体必须合于礼，节奏必须合于乐，它的仪式文采完备到如此程度。所以《礼》说：“内心意志端正，外在形体挺直，然后拿弓持箭才能审慎稳固；拿弓持箭审慎稳固，然后才可以谈论命中。”由此就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了。周代衰微、礼制废弛以后，士大夫对于用来观德的射礼既没有人讲习，穿透皮革的射箭便转而成为武夫之事。到了我圣祖敬承先王美善的法则，讲求这种礼仪并推行天下，是要让士人重新见到古代礼仪文采的盛况。如今谢侯又扩建射圃，重修射亭，使郡中的师生有地方从事射礼，大概是要把士人纳入礼乐之中，成就他们文武兼备的才能，他的用心多么深厚啊！我在朝廷任职，未能和本郡诸君子在这里较量技艺。将来有幸荣归姑山旴水之间，听说郡中大夫和众位俊彦讲习实行乡射礼，我将和乡里那些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年高而称道礼法不乱的人一同前往观看；即使力量衰弱，不能胜任弓箭，也或许可以借此观见德行。姑且把这些话记在亭中，以待将来。

译《终慕堂记》南京大理司务陶子立君因悲痛双亲未能得到自己奉养，每当想到这件事，便悲泣得不能自持。今年他已经超过五十岁，但思念父母的心一点也没有忘却，于是把自己居住的堂命名为“终慕”，以表明永远不忘父母。最近他来京考核政绩，哭着对我说：“我的命运真悲惨啊！我十八岁时先父去世，家中几个孤儿二十四岁时先母又相继去世。世上命运不幸的人，有像我这样严重的吗？先父名志华，喜好学习，崇尚节操气概，有司想以贤良之名荐举他，他坚决推辞而不就任。先母陈氏，是进士性成的妹妹，能够通晓《孝经》《列女传》等书，品行贤淑美好，是宗族姻亲所效法的榜样。先父送我到县学学习时，教导我说：‘显扬父母、使自己名声显赫，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你要努力。’先母也教导我说：‘任职尽责、成就功业就是孝，你要谨慎地遵从父亲的教诲，不要使你的母亲蒙羞。’我奉行这些教诲，周旋于世，思考着如何立身处世以显扬父母；只是命运与时机不合，两次参加乡试，两次参加京城会试，都没有考中。如今有幸暂任棘寺，得以列入朝士之中，有俸禄可食，有官署可居，出入有车舆仆从相随，这些全都是父母的教诲所带来的。” 可是我的父母如今在哪里呢？所以我来到这座堂上，倚着堤岸远望，凄然听到风吹树木般的悲号；踏着台阶登上堂来，又感到父母的声音容貌仿佛仍在眼前，不知不觉眼泪已经潸然流下。大概我的生命终有尽头，而我对父母的思念却没有边际，这就是我的堂取名为“永慕”的原因。希望您替我写一篇记，以抒发我的哀思。”我说：“您真可以说是奉行孝道了！孩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爱着父母却见不到他们，思慕之心就会由此产生。因此，人们把先人的魂魄安葬在郊野，便前往拜祭扫墓；在堂上设置神主，便按时祭祀荐享，都是用来表达思慕之诚的。这种心情人人都有，但有的人受到外物诱惑、内心发生迁移，所以有的自己享用极其珍美华丽的东西，却让母亲居住在简陋的地方；也有的人自身还在服丧、居丧守制，却脱去丧服去求取官禄。这样的人，难道会有一天真正思念自己的父母吗？您年过五十而将近六十，却怀有无边无际的思念，可以说是孝了。不过，人的身体是父母的枝干，思念父母不如敬重自身。想到行善可以使父母荣耀，就不敢不努力；想到作恶足以使父母蒙羞，就不敢稍有触犯。这样才足以称为孝。否则，只是悲哀流泪，徒然成为没有益处的思念，又哪里足以称为孝呢！” 《椒邱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四 明 何乔新 撰 记 《望云思亲图记》旴南的黎伯中，是一个对父母极为孝顺的人。伯中还是童子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孺人饶氏抚养他、教育他，使他终于成才。他常常想到父亲未能得到自己的奉养，于是塑像祭祀父亲。每逢岁时祭祀，他必定恭敬而且诚心诚意。他侍奉母亲尤其谨慎，鱼鲜、干肉、蔬菜、瓜果、醋、肉酱之类的食物，都一定恭敬地烹煮熟后才进献给母亲。他在母亲身边和悦相处，总是担心稍微违背母亲的心意。乡里谈论善于侍奉父母的人，必定把伯中列为首位。后来因母亲的吩咐，他到四方经商，想以此经营供养父亲、祭祀父亲的资财。但伯中怜悯母亲年老，不忍长久离开母亲膝下，春天外出经商，秋天一定回来省视母亲，年年如此。当他带着资财远游，有时把船停泊在江边，有时寄居在旅舍，便抬头向南远望，深切地思念母亲。看到云彩在空旷的天空中出没，有的高耸如楼台，有的盘曲如虬龙，有的飞翔如鸾鸟仙鹤，有的摇曳如翠色烟霭，有的连绵盘绕如芝草做成的车盖，他总是惆怅地引发远思，恨不得乘云飞去，把自己安置在母亲身边。于是他拄着手杖歌唱道：“早晨的云啊，依依不散；我望着母亲的居舍，就在旴水岸边。岁月不断流逝啊，我为什么还不归还？怎样才能乘上云彩啊，跟随我的母亲一同游乐！”他又唱道：“傍晚的云啊，悠悠飘荡；我望着先人的坟茔，就在姑山角落。” “我将要返回啊，驾着一叶扁舟。除去坟上的宿草啊，进献干肉和腒肉。”歌唱完毕，他眼泪潸然，感情再也不能自我克制。于是请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些情景画下来，出入都带在身边，时常展开观赏，便没有不被他的慨叹所感动的。有时他带着画来拜访我，请求我为它写一篇记。唉，伯中可以说是孝顺了。从前狄文惠公赴任并州属官，登上太行山回望，看见河阳上空白云孤飞，便说：“我的父母居舍就在那片云彩下面。”很久都不忍离去，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使他的声名光彩照耀史册，直到今天仍然显赫。伯中的心，大概也是文惠公的心吧？我看世上的人，父母在世时不能够尽力奉养的有的是，何况能够在父母去世以后仍然尽心思念呢？住在父母膝下却不能使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也有的是，何况能够在数千里之外仍然缱绻思慕呢？而伯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真可以说是极其孝顺的人了。他与文惠公相比，虽然一人显达、一人未显，事迹也各不相同，但思念父母的心，又有什么区别呢？唉，世上那些父母在世不能奉养、去世也不能思念的人，听到伯中的事迹，也可以警醒了。因此我详细记载这件事，用来劝勉世人。

译《桂林世芳坊记》我们家族中居住在新城的这一支，世代以经学著称；他们做官，也都是通过科举取得进身之阶。族父舸斋先生考中洪武癸酉江西乡试，屡次升迁，官至礼科给事中，与学士杨公溥、侍读王公进等一同在宏文馆值班，仁宗皇帝对他礼遇非常优厚，并且打算授予他更高的官职，只是恰逢皇帝驾崩，未能实现。族兄拙庵先生考中永乐庚子乡试，屡次升迁，官至荆府左长史，以礼义辅导王府，享有很好的贤能声誉。族侄寅斋考中景泰庚午乡试亚魁，后来会试名列乙榜，按例应授教职，但他辞去此职，完成太学学业，未及再次参加考试便去世了。寅斋的儿子垕年少丧父，努力求学，希望继承前人的美德，考中弘治壬子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依照惯例回家等待选官。新城县知县段侯敏对属吏、儒学教师以及县中的士大夫君子们说：“燕山五桂，不过是一时兄弟联袂显达；但后世却没有声名流传。哪里像本县何氏，从祖辈到孙辈，四代都凭科举进身，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应当为他们树立标表，把他们作为名门世族来劝勉，将显著的功名树立在他们所居住的宅第乡里。我正准备规划开工，不料段侯因才能足以治理繁剧之地，被调往吉安府庐陵县。如今本县县令郭侯某实际接替了这件事，召集工匠、准备材料，规划完成前任县令留下的美意。” 江西藩司左布政使段公与中丞一同巡视部属来到新城，对郭侯说：“坊牌的树立，是用来教化和激励士子的，应当赶快完成。”于是郭侯和他的属官昼夜督促勉励，到了丁巳年冬十二月某日，建成了栋梁高耸、檐翼飞张的牌坊，丹红青碧的色彩十分鲜明。段公题写匾额为“桂林世芳”，这是取郄诜的话，并以此称述何氏家世的美德。垕感念段公教化激励的心意，也感念段、郭二位县侯经营办理的辛勤，因为我是何氏族人，便请我为此写记。我认为，君子的学问以通晓经学为贤能，做官进身以登科为美事；凡是做祖父的，谁不希望子孙世世代代遵循道德、继承美德而不衰呢？然而，凭五经绝学受到君主称誉的人，儿子却学问浅薄，做官只任少匠；以古文成为诸儒领袖的人，儿子却毫无学识，错误地改动金根车的制度，败坏家声、辱没祖先的事太多了。像我们新城何氏一族，自舸斋以来，四代相承，学习一定以通晓经学为本，除了经学没有别的学业；进身一定凭科举，除了科举没有别的途径，比古人远为贤良。何垕以下的各位同宗子弟，又都纷纷从事儒业；他们所受的诗书熏陶和科举福泽，大概还没有穷尽。舸斋名澄，字源清；拙庵名防，字子方；寅斋名燮，字纯理。他们学业、品行、仕途和事业的详细情况，家谱中都已完整记载。段公以进士身份起家，历任监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副使、荆州太守，所到之处都政绩显著、声名赫赫。郭侯刚正有为，凡是兴办事业，都果断而且迅速；他爱护百姓、喜爱士人，有古代循良官吏的作风。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所以一并写在这里。《瑞州府重建仁济桥记》瑞州作为一郡，后面背靠高大的山冈，前面面对锦水。郡府治所前面，排列船只搭成浮桥，用铁缆系住，以便人们往来。每逢春夏两季江水汇合、暴雨涨水时，铁缆柔弱不能承受，船只往往散坏；修复工程常常要超过一个月、拖延很久才能完成，官民都深受其苦。宋淳熙十二年，郡守杨侃改建石桥，把桥址迁到郡治稍东的地方，在两岸修筑石堤，用来抵挡湍急的水流；又在深水中垒筑八座石墩，使水势得到疏导。石墩上架木为梁，梁上铺砌石板，桥梁上面建有屋顶，共有四十多间，百姓都认为十分便利。后来桥屡次毁坏，又屡次修复；从宋代直到元代末年，桥毁于战火，木材和砖石都已腐朽残缺，石头也被侵蚀剥落了。进入本朝以来一百二十多年，石堤全部坍塌，石墩只剩下四座，而且也都溃坏，不能承受支撑。每逢春汛，水势浩荡，水怪出没，行人来到水边便叹息，有时冒险前进，多有翻船溺水的灾祸。守土官员多次想修复它，但考虑到工程巨大、费用艰难，又害怕擅自兴办大工程而使百姓受苦获罪，因此畏缩不前，始终没有办成。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华亭张公缙巡视所部来到瑞州，看到桥梁废弃的遗址，慨然生出感触。江西提刑按察司佥事吴兴沈公清也正在这里分掌监察，于是相互说道：“我们主管风纪，难道忍心让百姓葬身鱼腹吗？” “为什么不谋划修复它呢？”意见达成一致后，便告诉太守太原李君思仁，让他负责办理。太守与通判沈禋、推官许瑢都说：“这是有司的职责，哪里敢不共同承担？”他们把此事详细上报镇守江西太监邓公原以及藩司、臬司二司，众人都答复同意他们的请求。于是筹划所需材料，准备工匠，拿出府库中多余的钱财，又劝导富户捐助。正要开始施工时，同知蹇霆恰好到任，竭力赞助此事成功。工程于这一年五月十七日开工，重新修筑两岸石堤，再垒八座石墩，架木为梁，铺砌石板并在桥上建屋，全部依照旧有规制。桥修复的长度若干尺，宽度若干尺。张公、沈公每月巡视督促一次，并且亲自为工程筹划指示，直到完成。到了这一年十二月某日，工程竣工。太守召集属官、儒学教师和乡中年高有德者，设酒席庆祝工程落成，并且说：“废弃了一百年的桥，一旦修复，使我们的百姓离开危险而趋于安稳，这虽然也有一定的机缘，但如果不是掌管风纪的人振作倡导、推动完成，哪里能够这样呢？”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于是负责工程的人把事情的始末写明，求我作记。我认为，《春秋》的书法是寻常事务不记载；但关隘、道路、房舍、馆驿、舟船、桥梁，都是王政急需办理的事情，关系尤其重大，不能不记载。” 于是我替这件事写下文章，让人把它刻在石碑上，希望后来的人知道诸位君子的辛劳，并且想到要保护修成的工程，使它永远不毁，成为百姓长久的利益。

译《永慕堂记》监察御史束鹿人马君把自己居住的堂命名为“永慕”，大概是用来表达他无穷无尽的思念。成化癸巳年秋天，我从闽地前往汳地，停留在淮阴，马君恰好在淮地暂驻，便到驿亭来拜访我，并对我说：“我们马氏世代以儒业为本。先父名骥，努力学习、喜好修身，由太学生被提拔为山东平度州幕职，才任职三年，便突然请求辞官归乡，还没有到家就去世了。先母刘氏，温和恭敬、慈爱仁惠，宗族姻亲都称赞她贤良。她在先父去世半年后也去世了。父母去世若干年后，我这个不肖孤子才得以承受他们遗留下来的福泽，蒙受上天恩宠而升任今天的官职。圣明天子推恩及于官员的父母，追赠先父为文林郎、广东道监察御史，赐给先母孺人的诰命，褒奖赞美极为完备，天子的恩泽已经下达到九泉之下了。然而我对他们的思念反而更加悲哀，这是为什么呢？獬豸冠和珠翟冠都来不及使我的父母亲身荣耀，鹭车和雕饰的车轩都来不及使我的父母身体安适，清洁的医药、浆液、酒饮、鲜肉、干肉都来不及供养父母的口腹。感念今日而哀悼往昔，痛苦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所以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思念父母，难道会有片刻停止吗？这就是我的堂取名为‘永慕’的原因。请您替我写一篇记。”我说：“凡是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贤能而且显贵的；做子女的，也没有不希望赶上父母在世时，能够使父母享受荣耀并得到奉养的。然而能够实现这种愿望的人，千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所以《蓼莪》的哀痛、《风树》的叹息，以及祭祀丰盛却不如生前奉养微薄，都是古代孝子深感痛惜的事情。如今您思念双亲，在他们身后承受了恩典，却没有来得及在他们生前奉养他们；这种无穷的思念，到老仍然像新近发生的一样。这大概就是《礼记》所说的君子有终身忧患吧？不过我听说，士人之所以成为孝子，并不只是因为有如同幼儿般的依恋；立身处世、践行大道，使父母显耀、使自己的名声扬播，这才是孝的最高境界。您凭借正直的道路和高尚的节操成为国家的忠臣，还应当思考父母希望您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尽心不懈怠，更加努力追求孝道的极致。将来您沐浴皇恩，升任显要高官，英名美德光耀史册并流传于歌谣，那么皇帝的诰命使幽冥之地的父母增光、彰显先人的美德，难道只会有今天这一件事吗？这就是我对您的期望。请把这些话用来记述您的堂，可以吗？”马君道谢说：“可以。”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半乐窝记》上海教谕、姚江人孙孔旸，把自己休息燕居的房间命名为“半乐窝”，他因到湖南校阅文章，托我为此作记。我询问他为什么这样命名，他说：“我孙昪没有才能，年轻力壮时，慨然有志于天下，每次诵读范文正公‘先忧后乐’的话，总是抚摸书卷而产生深远的思考，想追随他的脚步，所以把读书的书斋题名为‘求古’。不幸命运多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多次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黜退。丁酉年秋天，我在乡试中□第；戊戌年春天，又没有在礼部会试中考中。后来被选授县学官，以教授诸生为职责。从前的志向，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施展。于是明白停止追求范希文忧国忧世的志向，转而学习邵尧夫自我适意的个人生活。然而对于江湖和朝廷的感情，终究不能自我排遣。所以改把我的房间题名为‘半乐’，希望您替我记下这件事，我早晚观看这篇记文，用来勉励自己。”我说：“您的志向很大啊！古代君子，不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而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不以自己的忧愁为忧愁，而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愁。从前我的老师孔子周游天下，他心中大概是有忧虑的，然而他说‘不怨天，不责怪别人’，从下学日常事物而上达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他却从来没有不快乐过。孟子离开齐国时，脸上似乎有不愉快的神色，充虞便问他。” 孟子说：‘如今这个世道，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圣贤忧虑世道的志向和乐于顺应天命的真诚，大概是同时存在而并不相互违背的。范希文‘先忧后乐’的意思，难道不就是孔子、孟子的志向吗？您以范希文自我期许，志向确实很大！如今您庄重地居住在学校里，坐在讲席上，讲授六经遗留下来的文章，探求最高道理的归宿，内心没有忧患的危险，身体又处在险阻的境地，确实可以快乐。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天下的事情，贤能俊杰还没有全部得到任用，政治教化还没有完全普及，边疆还没有完全安定，这个世道还没有达到大治和谐的境界；这些都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忧思深重，大概有不能自行排遣的时候。您要努力啊！对可以快乐的事情感到快乐，对应当忧虑的事情加以忧虑，这才不辜负圣贤的学问。从前少师、庐陵人杨文贞公，以及大司徒、凤阳人牟公，都从儒学教师起身，后来官位升至卿相；他们的功勋事业显著于国家，声名光彩照耀史册。推想他们未被任用的时候，所立的志向难道只在讲解诵读经书吗？凭您的才干和贤能，难道只能老死于儒学教师的职位上吗？将来升入显贵职位，登上重要官位，追随先哲的足迹，来实现‘先忧后乐’的志向，大概已经指日可待了。我还没有老，也许还能等到亲眼看见这一天。

译《袺古斋记》南丰的余公理，从他的高祖、曾祖以来，世代在乡里以儒业著称。公理喜好古学、专心求学，却不凭借家资谋求仕进。他居住在县城的沙溪，那里有幽深的岩石、奇异的山谷，具有盘谷那样的美景；又有奇花嘉木，带有嵩山、洛水一带的风致。公理隐居在其中，年纪刚四十多岁，就把家中事务交给儿子办理，除非有事情，从不曾到城府去。他建了几间房屋，作为讲学研习的场所。凡是经史子集的书籍、琴剑酒器礼器，以及山中镌刻、墓中刻石所遗留的文章，都收藏在里面。公理每天勤勉不懈地讨论研究，总像有所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时展开书卷凝神思考，又欣喜得仿佛获得了稀世珍宝。今年他已经超过知命之年，而喜好古学的心意更加专一，于是把书斋题名为‘袺古’。县中的子弟因此不再称他的姓和字，而称他为‘袺古先生’。有位客人诘问他说：‘“袺”的意义，是用衣襟承受物品。古代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您怎么能够从哪里把它承接过来呢？莫非书斋中所收藏的，像关尹、亢桑所述，鬼谷、驺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记录的那些先秦书籍，其中辞句奇特峻拔、豪放纵逸，能令人惊异、喜悦的，才是您所要承接的古意吗？’公理说：‘不是。那些东西只能用来增加广博的见识而已。’客人又说：‘纪国的甗、离国的磬、莒国的方鼎、鲁侯的彝器、召公的卣、齐侯的镈、庄子的歌钟、高克的敦，这些都是三代以前的至宝。虽然它们经历的时代已经十分久远，但从荒墟古墓之中出土、重新显现于世的，大概有很多。您难道要倾尽囊中财物、打开箱箧，把这些东西搜集到这间斋室中，供自己赏玩奇珍吗？’公理说：‘不是。那些东西只能用来娱悦耳目而已。’客人又说：‘岐阳的鼓、季札的铭文、峄山和之罘的碑刻、秦人诅咒楚国的文字，这些都是虫书鸟篆，是史籀、李斯留下的笔迹。您难道要把它们收集汇编起来，以满足自己嗜好古物的癖好吗？’公理说：‘不是。那些东西只能作为博通古物的辅助而已。’既然如此，您所要承接的古意究竟是什么呢？公理说：‘我所承接的，是古代圣贤的大道。大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在文字契刻尚未创造、器物用具尚未制作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比道更古老呢？圣贤是亲身体现这个道的人，六经和《四书》是记载这个道的典籍。所以我端正地坐在这间斋室中，讲习先圣遗留下来的经书，探求先圣的最高道理，用来涵养我的内心、修养我的自身，就像把物品承接在衣襟里一样。那些古书、古器以及金石上的古代刻文，对我的身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客人唯唯应诺，退了出去。公理写信寄给我说：‘我给书斋命名的意义，就是这样，希望您替我写一篇记。’我与公理是姻亲，于是记下他与客人的这番对话，写在书斋的墙壁上。《岁寒高节亭记》锦衣卫指挥同知刘君宪章在私宅西南角建了一座亭子。亭中疏朗的窗棂明亮洁白，素净的墙壁也光洁明亮。左边放琴，右边放书，把玩赏之物一概摒弃。亭前种了两株柏树、几十竿竹子。每当烟雾消散、雨过天晴，翠竹如涛、苍柏如雪，浮动在几席之间。有时清风徐徐吹来，竹子和柏树相互摩擦，发出清越的声音，仿佛管乐、编磬和玉佩相击之声。隆冬严寒，霰雪交加时，它们仍挺立在庭院中，像端庄正直的人，戴着高冠、佩着长剑，凛然显出不可侵犯的神色。宪章退朝后在亭中休息，回头看见这些景物，心中喜爱，于是题写亭名为“岁寒”。有位崇尚高节的客人经过他的亭子，问他说：“柏树和竹子，是儒生逸士所喜爱的东西。”宪章生长在勋贵之家，职掌宫廷禁卫，身穿锦袍、佩着绣饰，出入于鸡翘、豹尾仪仗之间。名园芳墅近在东边田陌、南边道路之间，兰、菊、荃、蕙的香气，牡丹、芍药的艳丽，荇菜、茆草、菱角、芡实的美好，都足以娱悦眼目、舒畅心情。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取法儒生逸士所喜爱的东西并喜爱它们呢？宪章说：“我端坐在这座亭中，观看四时岁序的变化，也就能够体察万物的性情了。正当春日和暖、景色明丽、群花争相开放时，凡是花萼绿色的、花苞紫色的、花蕊黄色的、花朵绯红的，都灿烂地呈现在眼前，而我亭中的柏树和竹子却仍然苍翠如故。等到寒风在傍晚吹起，浓霜在夜间降落，先前那些绿色、黄色、绯红色的花朵纷纷飘落在泥土污秽之中，一点也不剩了；而我亭中的柏树和竹子却仍然苍翠如故。这难道不是群花没有恒常之性，而柏树和竹子有恒常之性吗？群花禀受的是华美而柔弱，柏树和竹子禀受的是坚贞而坚强吗？推求到人的身上，大概就是邹孟氏所说的‘富贵不能使他淫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吧？我的内心与此相契合，所以用它来命名我的亭子，以表明这种节操，难道只是为了玩赏事物、适意娱情而已吗？”客人离去后，宪章把这些话告诉我，并且请求我为亭子作记。我感叹说：“宪章的志趣卓然不凡，观察他的志向和崇尚，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想来他倚着几案远望，抚着栏杆歌唱，看见庭中的美好树木，领悟到纷繁事物并不值得玩赏，内心难道会没有感触吗？对于自身，如果勉励充实内在而不致力于修饰外表，那么所谓高尚的节操就在自己身上了。对于他人，如果不因对方艳丽浮华便亲近，也不因对方刚正简朴便疏远，那么存在于他人身上的高尚节操也就可以辨识了。用这些话来记述您的亭子，可以吗？”宪章道谢说：“您说到我心里了。我将对内用这些道理成就自己，对外以此观察他人，希望不要辜负柏树和竹子吧！”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记述他的亭子。

译进德堂记 新喻县的小水地方，传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有一座堂名叫“进德堂”，是传氏族中德高望重的乐全翁所建。为什么用“进德”来命名呢？大概是为了告诫、督促子孙勤勉修养自己的德行，以保全宗族的根基。乐全翁的曾孙、现任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的传川，曾经对我说：‘我的先世原本居住在湘潭，广明年间发生战乱，才迁徙到清江的石头；等到宋室南渡，又迁到新喻的黄塘；过了两代，又迁到小水，这就是现在居住的地方。乐全翁正是我的曾祖父，名璧，字原显，生于重纪年间。至元乙亥年，他以礼法修养自身，以道义整治家庭，以谦逊和善与乡里相处，乡人推尊他为有声望的长者。元朝末年兵乱，县中有一个姓张的豪强聚集一群不法之徒，以保卫地方为名，拆取大户人家的宅第来扩充自己的住所。乐全翁东西两座楼也在被拆之列，而且还把乐全翁和县中各大姓的人一同拘押带走，让他们亲自烧火做饭来折磨他们；一旦察觉谁神色不快，便立即加以伤害。乐全翁素有声望，同被拘押的人都敬重并保护他，轮流替他做饭，因此得以保全性命。我的太祖高皇帝派开平忠武王率兵平定江西，乐全翁才率领族人回来恢复旧业；可是先前高大的厅堂、峻峭的屋宇都已经变成残瓦荒草了。乐全翁亲自努力修缮，建成一座堂屋居住，题名为“进德堂”，大概是说：‘我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又重新看到天下太平，是因为平日谨慎修养德行。’ ‘我的子孙如果勉力增进自己的德行，或许就可以保住这座堂屋吧？’乐全翁有三个儿子，其中名叫汝器的，就是我的祖先。他有九个孙子，其中号愚乐、追赠少卿兼侍读的，就是我的父亲。他有二十四个曾孙，我和弟弟中书舍人传潮都以进士身份列入朝廷官员之中。玄孙又有几十人，这些都是乐全翁遗留下来的德泽。请您为我作记，使我的子孙世世代代守护它而不至于废弃。”我说：‘乐全翁用“进德”给堂命名，他对后人的期望已经非常深厚了。不过，进德的道理很难说清，姑且拿建造房屋来作比喻，可以吗？凡是建造房屋的人，先用金椎把地基夯实，用文石作础承受重量，筑起墙垣来防备祸患，设置门窗来引入光明，装饰山节藻棁来彰显文采。君子增进德行，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以仁作为根基，所以坚固而能够长久；以礼作为础石，所以端正而不会倾倒；以义作为墙垣，所以外来的祸患不能侵入；以智作为门窗，所以明察而不受蒙蔽；以《诗》《书》作为屋梁和椽头的装饰，所以文采灿然。而且还要在虚静之中保存德性的根本，在纷扰复杂的现实中考察它的作用，这样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就能完整，德行也会日益增进。乐全翁的子孙们都在这里歌唱、宴饮、居处，抬头观看，低头观察，增进德行的凭借就在这里了。太常少卿和中书舍人兄弟二人在当世竞相显达，同时也更加努力修养德行。我知道乐全翁遗留下来的恩泽会源源不断地流传下去，没有尽头。于是写下此文，记述这座堂。琼台丛冢记 琼州城西约四十里，在一条水流旁有几处丛葬的坟墓。如今礼部尚书邱公仲深的祖父资政府君，收取元朝末年至明朝初年以来死于战争和刑罚者的遗骸，把暴露在外的尸骨焚烧后埋葬在这里。琼州位于大海以南，元朝末年中原大乱，琼州距离燕都万里，使命往来不通。当时沙、张二位元帅镇守琼州，平日威权已经被夺，不能约束部下，因此土豪与峒黎相互勾结作乱。副元帅陈干富是当地人，他的族侄陈瑚在万州起兵，聚众进攻琼州。陈干富听说后先行逃走。琼州被围将近半年，城中粮食吃尽，只好捕捉鸟雀、挖掘鼠穴，甚至煮食皮革，饿死的人超过一半。沙、张二位元帅冲破包围逃往海北，城池于是陷落。贼人占据城池，向四处抢掠，遇到人就杀，方圆数里之间死尸纵横。我的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后，认为中原士民中有互相勾结作乱的人，便诛杀本人，把他们的子孙流放到琼州；又有北方部族和西蕃族人，曾在元朝任显官，投降归附以后，担心他们怀有二心，也把他们迁徙到这里。不久有人上报变乱，告发迁徙来的人图谋作乱，于是派都督陈方亮前去处理。陈方亮到达后，把迁徙者集中在郡城北面，挖坑将他们全部活埋，这并不是我高皇帝的本意。城西还有一座乱葬冈，凡是战死、刑死而无法安葬的人，都被抛弃在这里。白骨纵横，像堆积的柴薪；风雨之夜，磷火闪烁，隐约听见像鬼魂啸叫的声音，黄昏深夜行人都不敢经过。府君距离这里只有几里路，悲悯地同情他们，于是拿出钱财招募人手，收拾他们的遗骨，聚成几堆，请僧人、道士按照相应的仪式为他们炼度超荐，然后挖坑埋葬，加土封培，像高大的房屋一样。每年清明都设置酒食祭奠，子孙相继把这作为常规。直到今天，乡人经过那里，总是指着相互说道：‘这里是邱公埋骨的坟墓。’府君后来高寿而终，仲深考中进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屡次升迁至如今的官职。朝廷推恩，追赠府君为资政大夫、礼部尚书，谈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积善所得到的报应。往年太医院吏目、临江人杨亿曾经以行医为名游历琼州，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拿此事询问邱公，邱公详细叙说，情况就是这样。等到邱公准备告老还乡时，对我说：‘请为先祖的丛冢作记，也许先祖的善行能够永远流传于后世吧。’我认为，掩埋尸体、安葬遗骨，是先王仁政的一项内容，但本来也是主管官吏的职责。府君以平民身份做了这件事，仁德甚至施及枯骨，他的阴德实在太大了，难怪上天暗中保佑他。我曾听说宋朝王则反叛，朝廷派明镐讨伐，长久不能攻下，又派文彦博接替前往。明镐担心文彦博夺去自己的功劳，便挖掘城外的坟墓，取出棺材的钉子和木板来制造攻城器具，又收敛尸体焚烧，下令加紧进攻。等到贼乱平定，明镐因功升为参知政事；不到几个月便死了，人们认为这是挖掘坟墓所受的谴责。唉，明镐因为挖坟而不能长久享受他的俸禄，府君因为埋葬遗骨而使子孙世代享有善报。把这两件事合起来看，谁能说天道果真没有知觉呢？世上有人说善恶报应是佛教的说法，因而不肯相信。《尚书》说：‘作善，上天降下百种祥瑞；作不善，上天降下百种灾祸。’《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圣人本来就这样说过，难道只是佛教徒这样说吗？所以我详细记述府君的事迹，使世人知道天道极其明白，从而努力行善。府君名普，字得寅，曾经出仕，任临高县医学训科。”},{

译何氏桃竹坑先茔记 我的先世居住在县治西边，所以祖宗和族人的坟墓大多在桃竹坑，因为那里距离近，祭扫方便。上坑的坟墓最多，封土一座接一座。由于年代久远，碑文和墓志大多漫漶剥落，已经无法知道墓主是谁；其中能够凭碑文查验的，只有六世祖姚七二孺人刘氏，以及从伯祖景福、从伯祖母揭氏。孺人的右边，安葬着我的长兄本谦；她的左边，则安葬着我的儿子道同。景福君墓右边约五丈处，有一座土坟，高约四尺，有人说是先曾祖嘉议府君、名得源的墓。景福君墓前约三丈、稍偏西处，有两座土墓，有人说其中位于左边的才是嘉议府君真正的安葬处。先父任监察御史时，亲自撰写嘉议府君墓志，把碑立在景福君墓右边的土坟旁；不久觉察到立错了，急忙写信命令长兄本茂改立在景福君墓前的土坟旁，并且说：‘我年轻时听从兄吉哥说，景福伯父建造寿藏，正好在先祖坟墓之后，那么墓前的土坟才确实是嘉议府君的坟墓。’长兄因为年月不利，最终没有来得及改立。乔新近来把嘉议府君的神道碑立在景福君墓前稍偏西的土坟上，大概是继承父兄的志愿。中坑安葬着先祖、追赠资政大夫和刑部尚书的景荣。坟墓左右的两株松树茂盛苍翠，像车盖一样；风水家认为这是山川灵气聚集的地方，是我们何氏昌盛发达的祥兆。前坑安葬着从兄本盛、族兄本源，附葬的人尤其多。乔新私下听说，孔子幼年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里，向鄹曼父的母亲询问以后，才得以把父亲合葬在防地。孔子是圣人，父子相隔的年代并不久远，尚且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先父也幼年丧父，所以不知道嘉议府君的坟墓；我私下担心，几代以后哪里还能找到像鄹曼父的母亲这样可以询问的人呢？子孙如果想凭借风水求取福报，必然会妄称某座坟墓是某位祖先的墓，某个墓穴是某位祖母的葬处，欺骗诬妄、迁移改动，将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把能够考知的情况记下，告诉后人。时在弘治五年，岁次壬子春三月辛未，曾孙、刑部尚书乔新谨慎记述。白云山房记 麻源三谷的胜景，自从谢康乐用诗篇传播以后，凡是吟诵‘碧涧红泉’等诗句的人，都以不能亲临那里为遗憾。我旴江的望族左氏世代居住在其中，祖先的坟墓也多在这里。后来山东布政使讷庵先生迁居旴城，旧日的房舍仍然在那里。他的儿子广东布政使桂坡君年轻时在山中读书，做官以后回来，常常同名流诗人一同游赏。在泉边汲水煮茶，坐在石上观云，有时整天游玩而不回去。桂坡去世后，他的儿子慧把灵柩安葬在山谷云门寺后面。墓穴完工后，挖地建造房屋，距离坟墓若干步，早晚前往省视，仿佛父亲还活着一样。读丧礼的空闲时候，回头看见白云轻盈地从空谷升起，弥漫在整个天空，便泪流满面地说：‘这是我父亲过去所喜爱的景物。’有时在碧绿的山涧中洗濯，在红泉取水，又泪流满面地说：‘这是我父亲过去钓鱼游玩的地方。’抚摸美好的树木，坐卧在芳草之间，又泪流满面地说：‘这是我父亲过去徜徉的地方。’山中的景物随着时令有盛有衰，凡是映入眼中的景物、触动内心的事物，无不激发他思念亲人的感情。后来他惆怅地说：‘礼书上说，霜露已经降下，君子走过其间，必然产生凄凉悲怆之心；春雨已经滋润大地，君子走过其间，必然产生惊惧警惕之心。如今我望见白云而思念父亲，同踏着秋霜、沾着春雨有什么不同呢？’于是把他的房屋命名为‘白云山房’。服丧期满后，请我为此作记。我想，山岭上的白云，古人曾经用来使自己愉悦；而慧仰望那些白云，却更加增添了登高望父的悲痛。由此可见，哀与乐因感受不同而不同。礼书说：‘把爱推到极致，亲人就仿佛仍然存在；把诚敬推到极致，亲人的形象就仿佛清晰显现。’我想，慧倚着丧庐读礼时，白云正在眼前，他既怀有爱，又怀有诚敬，并且把二者都发挥到极致，一定会仿佛看见父亲的容貌仪态，又仿佛听见父亲的叹息声，这难道不能称为孝吗？先冢宰与讷庵同年考中进士，我又曾与桂坡一同做官，我们几家的世代交情不是其他人能够相比的。我深深高兴交情深厚的人家有这样一个能够尽孝的子弟。不过，孝道以显扬亲人、使自己扬名为大，并不只是能够思念亲人而已。我听说桂坡下葬以后，松柏上降下甘露，这是左氏承受深厚恩泽的征兆。慧应当以显扬亲人、使自己扬名来勉励自己，以承接降甘露的祥瑞；我知道你的声名将和麻源三谷一样一同显扬。

译广昌县学重建明伦堂记 堂屋以“明伦”命名，是为了表明教化的根本。圣贤的教诲也有很多方面：《诗》《书》和六艺，用来启发蒙昧；各类史书和诸子百家，用来广博见闻；琴瑟管磬，用来涵养心性；进退升降的礼节，用来学习恭敬谦逊；乡射、养老等礼仪，用来练习处理事务。然而这些教化的根本，只是使人知道人伦的道理罢了。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才，是因为人具有常道常伦。如今天下学校的讲堂都以“明伦”命名，难道没有道理吗？广昌县学的明伦堂，是洪武九年知县张琥所建。当时兵乱刚刚平息，百姓贫困、财物匮乏，规制低矮狭小，经过的人都认为它简陋。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虽然屡次重建修缮，也不过是更换腐朽折损之处，涂饰黑色和白色罢了。成化乙巳年，四明人宋暄在这里主持教务，极力筹划改建。他间或向县中大姓商议，却没有人响应。义民饶秉元富有而崇尚义气，请求独自承担工程。于是捐出白银四百两，购买优质木材、烧制坚固的砖，招募良工，建造三间堂屋，两侧配以厢房。堂高二十尺，宽三十五尺，深度按照宽度并再增加一尺。工程尚未完毕，秉元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卓和孙子裕相互说道：‘祖父的志愿不能不完成。’ 他们又拿出白银一百两，增购木材和砖瓦，务必把工程做到完成。宋君又和诸位生员拆除旧堂，把它建在新堂后面，作为休息和讲诵的地方。堂的左边是供膳食的厅堂，右边是藏书的书库。工程开始于弘治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到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落成。宏伟壮丽、幽深整洁，在其他县中首屈一指。堂屋落成四年后，我辞官南归。宋君和分教金华的余文君、慕淮阳的李汶君，以及县学诸生胡恒等人来见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我推辞，没有马上答应。县令何侯瓒也多次为此请求。我听说孟子说过：‘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大明朝只是遵循并发扬古代的传统，把常伦作为教化内容。凡是来这里游学的人，难道能够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登堂讲习学业，一定会肃然说道：‘君王用来教导我的心意太深厚了。’退堂用膳，一定会感慨说道：‘君王用来养育我的恩惠太厚重了。’到溪边游览，看见水流深远，便领悟孔子所说‘逝者如斯’的道理；登高远望，看见山势巍峨，便产生孔子所说‘仿佛卓然有所树立’的感想。这样，在藏书修业、休息游息之间，所得已经很多了。回过头来在自己身上求取所谓人伦的道理，就一定会践行自己所应当做的事。在家中，就敦厚地实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在国家，就秉持忠贞的节操，这才足以增重学校的声望。倘若有人学问有所偏差，内心有所蒙蔽，对常伦之道不能明察，甚至反而去做严重违背它的事，彼此尖刻争讼、互相倾轧，污秽无耻，那么回头看看这座堂，说的是什么呢？而自己的行为竟然如此，难道不是给学校丢脸吗？我过去曾在这里求学，和诸位生员有同门之谊。给学校丢脸，本来不是我的志愿；使学校增光，我愿和诸位生员共同努力。这也是贤能的县令、著名的老师和儒者所希望的。唉！请记住吧！秉元曾任前廉州太守，秉鉴的弟弟卓、裕都是国子生，能够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家业。敬所记 临川人黎喆，字廷吉，曾经开辟一间屋子作为藏书讲学的地方，命名为“敬所”。广东布政使左公时翊为它用隶书题写匾额，太常少卿程公景伊又用篆书写下朱子《敬斋箴》赠给他。廷吉到银溪旁拜访我，请求我为所谓“敬所”作记。我说：“敬的含义很难说清。朱子的《敬斋箴》已经说得极其周详完备了。你只应当反复涵泳它，铭记在心，认真践行它罢了。何必还要我来说呢？即使我有所言说，又能超出这篇箴言的范围吗？”廷吉说：“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先生进一步阐说，使我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我感叹说：“你有志于圣贤之道，我愿意为你说一说。所谓敬，是圣贤传授的心法。它在经书中有时称为钦，有时称为恭、只、肃，名称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个。大道源自上天，具备于人的内心，谁没有这颗心呢？又有谁没有这种道呢？保存自己的本心，使它凝聚于道，也只有靠敬罢了。如果昏昧放纵，内心就会一天天被遮蔽；如果偏邪放肆，内心就会一天天丧失。内心既然受到遮蔽并且丧失，还有什么道可言呢？这就是君子把居敬看得极其重要的原因。在虚明、宁静、专一之中保存这种敬，根本就树立起来了；在应酬交往和纷扰复杂之际持守这种敬，贯通一切的道就能够施行。道难道离我们很远吗？《中庸》说：‘斋戒使内心明净，穿着庄重的服装，不合礼的事不去做，这就是修养自身。’这就是说，无论内外、大小，都应当统一于敬。《鲁论》说：‘君子无论人数多少、事情大小，都不敢怠慢。’这是说君子以敬持守自己，不因为人数多少、事情大小而使内心有所二致。廷吉把“敬”作为居所，也曾经在这里下功夫吗？如果在这里下功夫，内心就可以保存，道也就可以凝聚了。我尤其喜爱朱子的话：‘清湛纯一叫作齐，严肃警惕叫作戒。’唉，把这两句话合起来，就可以谈论敬了。你回到敬所去探求它吧：让明亮的窗户、整洁的几案，左边陈列图，右边摆放书；驱赶牛羊，不让它们啃食牛山的树木；剪除荆棘，培养梧桐、楸树等成材之木。这样对于大道，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廷吉道谢说：“先生已经教导我了，我怎么敢不奉行并且始终努力呢？”于是我写下此文作为记。

译琴轩记 琴轩，是我弟弟乔年藏书修业的屋子。乔年出生于做官的人家，性情淳厚谨慎；对于世间子弟所喜爱的骑马、试剑、赌博下棋、按曲奏乐、游荡放纵等事情，内心没有一件受到触动。只是读书吟咏之余，他很留意琴。于是安静地处在一间屋子里，把屋子洒扫得明亮洁净，在其中放置琴、书和香炉。每当有贤人善客来访，就请他们到琴轩，为他们弹奏一两首中正的曲调，神情潇洒自得，忘却尘世的忧愁和疾病的苦痛。遇到不合适的人，他就迫于情势而不肯弹琴，甚至想把琴砸碎丢掉。听说四方有善于弹琴的人，他一定前往拜师学习。起初听说南城有个儒生叫吴清斋，精通琴艺，便前去拜访。清斋拿出琴，弹奏《浙操》。乔年听后说：‘这是衰世的音乐。只是用力弹拨、吟揉来取悦听者，大概是兴起于陈、隋之间吧？’清斋又弹奏《江操》。乔年听后说：‘这是亡国的音乐。它是汪水云所作的那一类曲调，同宋朝末年的声乐一样，如泣如诉，如怨如慕，难怪南渡之后宋朝再也不能复兴。’清斋又弹奏《北操》。乔年听后说：‘这里有北方边地杀伐的声音，不就是孔子所说“由弹的瑟，为什么要在我的门下弹奏”吗？我希望听听其他曲调。’于是清斋把《杏坛吟》传授给他。乔年听后说：‘这是圣人老师在上面，弟子们各自谈论自己的志向的时候吗？’于是清斋又接着弹奏《宣父猗兰操》。乔年听后说：‘这是他忧愁却不发怒，郁闷却不悲伤，莫非是我们的孔夫子因大道不能施行而感伤吗？’清斋又为他弹奏《昭君出塞》，曲声哀伤而悲痛，悲痛中又含有惭愧。乔年听后说：‘这是昭君因失身于他人而悲伤，所以在琴声中表现出来吗？’清斋又弹奏《履霜操》。乔年听后说：‘这是孝子因不能得到父母的理解，无法立身为人，又无处申诉而悲伤吗？’又为他弹奏《南薰操》。乔年听后说：‘这大概是唐尧虞舜时代和谐之气充满天地，可以使我们的百姓富足、解除百姓怨愤的情形吗？’即使还有其他曲调，我也不愿再听了。有一天我到了琴轩，乔年拿出琴弹奏，并且把他向清斋所学的这些曲调和见解告诉我。于是对我说：‘从前欧阳先生说过：“我有幽忧之病，不能自行医治，所以学习弹琴。”他还说，药物的毒性能够攻治积聚的疾病，却不如和谐的声音能够消散内心的不平。所以我对于琴确实有志向。哥哥请为我作记，使我的子孙知道我所喜爱的不是筝、琵琶之类的声音，而是圣贤、忠臣、孝子所弹奏的琴曲。我喜爱琴，不是为了取悦耳朵，而是为了涵养内心。子孙们也要从事于此。’这样或许能够在内心有所获得，培养其中和的德性，挽救气质上的偏失吧？于是我为他作记，拿给他的子孙看，使他们遵循先人的教诲。重修南昌府学记 南昌是江右的首要郡府，藩司、臬司都驻在这里。它的山川胜景、疆域广阔，都不是其他郡所能比的。既然如此，它的学校制度以及建筑的高大华美，也应当成为各郡之冠。南昌原有学校，元朝末年毁于战火。我的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后，首先下诏让郡县兴办学校、培养士人。洪武丙子年，南昌守土官员开始修建郡学，建有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也建有教育俊秀士子的学校，规模宏伟壮丽。到了景泰甲戌年，差不多六十年后，彩绘已经昏暗，梁柱腐朽折损，墙壁的泥灰剥落。巡抚佥都御史韩公雍大力修缮扩建，焕然一新，宏伟得令人惊叹。后来学宫逐渐倾圮，巡按监察御史、天台人李钊又加以修缮；又过了几年，礼殿也破败了。巡按监察御史、汝阳人熊翀再次修缮。到了如今，庙宇和学校越发破败。弘治辛亥年，监察御史、姚江人韩明来巡视此地，只拜谒文庙，退而来到讲堂，回头观看，叹息不已，认为作为首善之地的学校倾圮到这种程度，不能不修。于是同镇守太监邓原、按察使魏富、副使洪钟、吴琼、佥事陈祥、赵艮、汪舜民、黄仲昭、张源洁、郭秉昭、葛萱等人商议，大家都认为应当如此。于是召集工匠、安排劳役，购买木材、烧制砖瓦。至于金碧彩绘、油漆朱红、黑白粉饰等物料，都从府库的余财中购买，不向百姓征费。又命同知张汝舟、断事孙荣督察工匠，义民涂凤、耆民胡铎统领劳役；总管此事则交给吴公。韩公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亲自到学宫劝导勉励，众人都欢喜地赶来，不需要动用刑杖。文庙从大成殿直到庑门，学校从明伦堂直到斋舍，过去已有的建筑依照旧制修缮，过去没有的建筑则开始兴建。有赐书楼，学宫有官署，士人有居室，讲诵有堂，名宦乡贤有祠，住宿斋戒有宫，练习射箭有场所，观德有亭。至于浴室、库房、马厩，也都按次序兴建。贤育、才二坊也加以修缮装饰。总共建造房屋一百八十间、楼房六十四间。工程开始于壬子年七月十五日，落成于癸丑年五月初一日。丹青碧彩辉煌，门窗壮丽，在各郡中居于首位。凡是称它为首善之地的人士和学生，前来游览观看，没有不感动喜悦的。这次工程，实在是韩公主持的；他用心经营、督促劝勉，使工程得以完成，吴公出力最多。吴公把事情的始末写成信，托我作记。唉，学校的兴废，关系着人才的盛衰。古代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执政者急切地兴办学校、培养士人，难道只是为了作为观赏的美景吗？实在是想得到豪杰之士，用来辅佐皇帝、安定世道罢了。所以当代士人从学校出来而在世上任用，有的秉持忠贞来辅佐君主，有的施行恩惠来治理百姓。至于那些储养等待任用的人，也都能清白地从流俗中自我拔擢出来；他们的直言和正论足以挫败奸雄的气焰，他们的英名和坚贞节操足以使邪曲之人的内心沮丧。学校对人和国家有这样的益处。如今韩公和外台诸位君子修缮学宫，他们的用意当然是有所在的。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若得到任用，就应当奋发建立功业、光明地承载政事，使国家有所依赖；如果暂时隐退而未被任用，就应当保持清正的舆论和美好的节操，使奸邪之人有所畏惧。这样或许使听见、看见的人都欣羡说道：‘这就是江右的豪杰之士！’这才不辜负诸公兴办学校的盛大心意。否则，吃着廪米，安居斋舍，只修饰辞藻来求取利禄，难道是诸公所期望的吗？韩公字惟远，凭进士身份起家。他巡视江右时，清正而不偏激，严明而不苛刻，崇尚诚信、厚重和知耻，考察议论他的人都认为他深得宪臣的体统。

译竹坡记 从广昌西门出去三十里，有一个乡叫兴城，有一个里叫仁寿，大姓曾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曾氏的曾彦恭说：‘我只学温和恭敬、喜好礼法，痛斥豪华奢侈的习气，以诗书文史自我娱乐。年老以后更加厌恶喧嚣而喜爱闲静，遍访里中各处，想要找到可以隐居的胜地。那里山坡起伏蜿蜒，溪流清澈，武陵、金鳌二峰耸立在东面，狮岭、龙穴诸山环绕西面，芙蓉、金屏诸峰横亘北面，仙人、秀岭诸山峰拱卫南面，实在是一里之中最好的地方。于是建造几十间房屋，前面是礼宾的厅堂，后面是寝息的房间，左右是藏书的书斋。种植几千竿竹子作为屏障，翠色的云、苍色的雪浮动在几席之间。于是把它命名为“竹坡”，自己号称“竹坡迂老”。他说：‘古代君子对于万物本来没有固定的嗜好，他们有所喜好的，大概都是有所取法罢了。陶元亮喜爱菊花，宋广平喜爱梅花，牛奇章公喜爱山石，他们难道是喜爱花木山石的声色气味吗？只是有所取法罢了。竹子这种东西，既没有梅菊的芳香，也不像山石那样有奇瑰的形态。如今我种了这样多的竹子，又用竹坡作为自己的号，是因为我的心与竹子相契合，从中有所取法罢了。如今春日的阳气刚刚发动，群花百草纷纷生长，而我的竹子淡然自若，像守道的君子，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它和伯夷的清白、徐孺子的操守，大概有相似之处。等到深冬严寒、万木摧折时，我的竹子却挺然独立，像忠臣烈士，刀锯也不能夺走他的志向；它和颜常山、张睢阳的忠贞节操，大概有相似之处。我出生得比这四位君子晚，虽然仰慕他们，却不能亲眼见到。八面窗户敞开，静静面对我的竹子，仍仿佛看见四位君子的风度。屈子赞颂橘树说：‘品行可以比拟伯夷，把它树立起来作为自己的形象。’我对待竹子，也如同屈子对待橘树一样。’唯学偶然来拜访我，把这些话告诉我，并请我为此作记。我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心意并不在水本身，而是取水周流不滞的特点，这与我的智慧相契合；仁者喜爱山，心意并不在山本身，而是取山厚重不迁的特点，这与我的仁相契合。世间喜爱竹子的人，取的是它内空外直的特点罢了；而你喜爱竹子，竟然还有超出内空外直之外的意义，这哪里是寻常见识所能达到的呢？’于是为他作记。通济桥记 清溪的水发源于闽岭，起初只是细小的水流，曲折向西北流去，汇合南上、北都、大村、迁善、山谷等地的水流，逐渐增大，流到黎坊时水势更加湍急凶猛，到中坊时又更加宽大。春夏之间，水面浩荡，水势深广，汇成巨大的水泽，鱼、龙和水怪在其中出没，人们远远看见都害怕。从发源处到中坊，共有八十里，然后流入旴江。中坊距离县城五里，在溪流东岸，李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李氏的先祖有个叫德理的，在元朝任福建廉访佥事；入明以来，靖州知州李恒、刑部主事李瑄、祁阳知县李翰，也都是他的族人。凡是南上各里有事要到县城的人，以及县城中的士民想前往各里的，都要从这里经过。每年霜降以后水位下降，李氏便架木为桥，以方便往来的人。到了春夏，木桥就无从发挥作用，有不得已冒险涉水的人，常常被水淹没。刑部主事李瑄的哥哥志荣，因为纳粮而补授散官。志荣的儿子拱奎怜悯被水淹死的人，想建造石桥，有志愿却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妻子魏氏，是处士愈明的女儿，守寡守节，并且说：‘我丈夫的志愿不能不完成。’于是卖掉妆奁，节省缩减日常用度，雇佣工人开采石料，横跨溪流修建桥梁。桥长一百二十尺，宽十三尺，下面建有四座石墩，用来疏导凶猛的水流。又因为民间传说水怪能够掀起巨浪毁坏桥梁，于是在桥上建造屋宇，供奉观音大士像来镇压水怪。工程开始于弘治庚戌年九月，到壬子年二月完工。总共用白银七百多两。高邮知县何侯瓒为桥题名“通济”。魏氏让她丈夫的侄子某人请求我为桥作记，说：‘先夫有利于他人的志愿却没有实现，这次修桥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志愿。先夫不幸去世又没有儿子，我恐怕他的志愿终于被湮没，所以冒昧请求先生把文章刻在石上；这样先夫和未亡人的名声就能不朽了。’我认为，魏氏守寡时发誓至死不改，已经足以称为贤德；她又始终不忘完成丈夫的志愿，并请求借文章使丈夫名声长存，难道不是更加贤德吗？唉，做人妻子而像魏氏这样的人，可以说没有辜负她的君子丈夫了。于是为她作记。

译唐氏世德堂记 广昌金井里有一个世代仕宦的家族，叫唐氏。他们的先祖本是陶唐氏的后代，子孙散居江南，日益繁衍，便以国号作为姓氏。到彦恭这一代，已经相隔几十世了。自他的祖父以来，家族一向以谨慎厚道著称，致力于诗书，并尽力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应尽之责。曾经重新修整居住的堂屋，朴素而敞亮。乡里的士大夫仰慕他的德行，于是为堂题匾，称作“世德”。彦恭已经远游仙逝，他的儿子本远能够铭记先人的训诫，每天所做、夜里所想，都是树立自己的德行。于是让他的儿子永来请求我的文章，为他作记。我于是从唐氏先祖得姓的缘由说起。唐、宋两代，史书中关于唐氏的记载不断。唐太宗时，擅长草书、画像列于凌烟阁的，有莒公唐俭。唐玄宗时，号称丹崖、以诗文著称的，有寿昌令唐节。到了宋代，有名介的，任御史，曾弹劾文彦博进身不正，被远谪英州，君子因为他的直声而赞美他。有名坰的，任知谏院，曾上奏说王安石专擅地施行威福，因此获罪贬到潮州，史臣称赞他的慷慨。后来有名庚的，号鲁国先生，绍圣年间任提举；为躲避宋末战乱，迁居到今天的金井里。到彦恭的高祖自德，不求闻达，曾经拿出钱财建造几十间旅舍，来住宿的人不收取费用，还供给饮食。有病的人一定请医生为他治疗，痊愈以后才让他离开。他的曾祖父伯琦，年轻时笃志好学，客人来访便同他们讲说经史，讨论古今，娓娓不倦，清淡超然的气度令人仿佛可以捧取。他的祖父淑安，才干见识通达敏捷，胸襟气度平和开阔，修缮废弃的桥梁来便利行旅，建立义学来教化乡里。有人借了他的租粮不能偿还，他就常常烧掉借据，不再索取，具有古代君子的遗风。我出生得晚，淑安以上的先人，我没有来得及认识；汝楫以下的人，则因为世代姻亲的缘故，我都认识。汝楫家境富裕而喜好施舍，多次在县令劝说下，拿出五百多石粮食储存在官府，用来赈济乡里，施惠还及邻近地区，人人都感念他的恩德。后来闽地有人作乱，左右邻居的住宅都被烈火焚毁，唯独唐氏的房屋，众人都流泪取水奋力抢救，因而独自得以无恙。此后本源更加振兴德业，常常把自己的余财推让出来救济他人的急难，守护家法唯恐来不及，缴纳公粮总是担心迟误期限。见到乡里尊长，就用耕作开垦之事来慰问；见到子弟，就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训诫来教导。每逢风清景明，便和一两个知己在泉石之间逍遥，有时登高远望烟云聚散，有时临流游泳嬉戏。看着鱼鸟浮沉，心中没有一丝忧患，人们都称道他世代积德，这又有什么不足呢？我于是勉励他说：“您的先世，分封土地、建立功勋已有好几代了。我姑且把您祖父的话以及乡人所听闻的事讲给您听，用来告诫当世之人。他说：‘要谨慎你的言语，必有应和它的人；要谨慎你的行为，必有跟随它的人。’所以圣人观察一个人的言语表现，就能知道他的内心；观察过去，就能知道将来。准则在自身，考察在古人；用自身来衡量，用古人来考察，再遵循先哲的话，这样才可以树立德行。从前宋国有一家三代坚持行仁义而不懈怠，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围困城池，百姓只好交换孩子来吃，劈开尸骨烧火，成年壮丁都登城作战，死去大半；而宋人祖父因为有病，全都免于出战。等到包围解除，病也都痊愈了。您要勉励自己啊！那么宋人所得到的报偿，也正在这里了。如今您居处在这座堂中，真是高大华美，真是焕然一新。兄弟们都穿戴文采斐然的礼服，奏《雅》《南》之乐，和乐而沉醉。您的宴饮，陈列着八簋馈食，有魦、鲂、鲿、鲤等鱼，宾客在这里欢聚。努力树立德行，谁能比得上上天对善人的报答呢？” 又哪里是国氏可以相比的呢？这样一来，子孙之所以昌盛，家产之所以兴隆，追随唐、宋两代的美好声誉，恭敬地遵循忠贞的伟大功业，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传》说：“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祖先的基业。” 大概我们乡里的世家大族最多了，但要寻找像唐氏这样世代积德、恩泽流传的，不过千百家中有一两家罢了。”于是写下这篇记。《椒邱文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五。明代何乔新撰。赋【附文、附乐歌】。《吊昆阳城赋》。昆阳城在叶县以西约一舍的地方，是楚国叶公所筑。县治迁移以后，旧城也坍塌了。现在能看见的，只有颓败的城墙和断裂的柱础罢了。我招集流民到叶县，周遍察看遗迹，想到光武帝的伟大功业，又为山谷变迁而感伤，于是作赋凭吊它。赋辞说：伟大的上天施以仁惠啊，怜悯百姓流离失所。我奉命前来抚慰百姓啊，于是把车驾停在滍水岸边。登上高冈远望啊，风云惨淡，更增悲伤。原野空旷寥落啊，颓墙时隐时现。车夫跪下告诉我说：“这里就是昆阳的遗址。回头看楼橹如今在哪里啊？城上的雉堞令人惆怅，已经坍塌了。血流入土地而化为碧色啊，战场的防御工事沉入沙中而凝成紫色。耕田的人哪里知道兴亡啊，正尽力开垦，毫不停息。可叹汉朝的国运中途衰微啊，外戚窃取了威权。那个狂妄的奸童肆意僭越啊，占据权位而垂涎天下。起初装腔作势欺骗世人啊，最终假借符命欺诬上天。他傲然把自己比作黄帝、虞舜啊，诵读六艺来文饰自己的奸谋。高皇帝的龙孙啊，痛愤祖业忽然倾覆。于是持戈典兵于楚地啊，将要攻关问罪。那绿林军和新市军啊，纷纷聚集而来。攻定宛城，夺取郾城以后啊，驻扎在诸梁的旧营垒。那奸童为什么迷途而不知返啊，竟驱使群丑前来进攻。骑兵纷乱奔驰而来啊，像螳螂举斧，又像刺猬和蜂群。包围阵势仿效鱼丽阵啊，有的像鹳鹤纵横交错。志气骄盛、气焰满溢啊，以为不久就能成功。天道保佑顺义之人啊，人心也引导他们果敢坚毅。王者的军队像怒吼的猛虎啊，军容严整而威武。” 战鼓隆隆如雷震响啊，旌旗飘动如闪电拖曳。风雨助长他们的威势和怒气啊，士卒争相奋勇，气势高昂。那些叛逆之徒多么愚蠢啊，纷纷束手就死。有的倒戈疾驰而逃啊，有的丢盔弃甲，横向溃散。野地里流血而变成赭色啊，河川漂满尸骨而污秽不堪。妖氛消散，天地廓清啊，人神都因此畅快。元凶授首啊，于是平定天下，安定黄河、洛水之间。对已经熄灭的炎汉余烬吹气复燃啊，迎接上天的福命，使国运更加延长。恢复汉朝官府的威仪啊，安慰惊惶动荡的百姓。从前商、周的军队在牧野交战啊，炎帝、黄帝在阪泉交战。看这次战役的壮烈啊，在古代也没有哪一次能超过它。世道忽然变迁啊，悲哀汉朝的社稷已经倾覆。荒废的城墙洞穴成了狐狸和兔子的巢穴啊，京观也被垦成平地。草上的露水凄清，沾湿衣服啊，树林中的雾气淡淡，使人惨不忍看。只有山鸟嘤嘤啼叫啊，恍惚像国殇在夜间哭泣。我停下车来凭吊一番啊，内心郁结悲痛而含着哀伤。《三谷赋》。麻源三谷的胜景，是我旴江山水中的第一等。如今司勋员外郎左时翊君的仙居就在这里。时翊曾向我讲述那里泉石幽雅的情趣和岩壑瑰奇诡异的景观。我欣然想去游览却未能成行，于是凭想象作赋。每次展开玩赏，差不多可以像宗少文那样卧游了。走出城门远望啊，于是登上高处，摸索幽深之境。经过驼岭的深邃山谷啊，去山角寻访仙台。铜陵高耸险峻，凝聚着黛色啊，红泉奔流不息，发出玉声般的鸣响。琪花瑶草纷纷，却不知道名称啊，桂树浓密，彼此缠绕。我于是登临险峻不平的山路，涉过清冷的水流，窥视石门的幽深曲折，踏上云盖山的峥嵘高处。石桥像龙一样弯曲，横卧水面；仙观屋脊如鸟翼飞张，凌驾空中。吸饮紫霞啊，石阁招来白云，群峰罗列。我让马在灵丰山歇息啊，惆怅地看着荒草茂盛。寻访翻经台的遗址啊，苍烟惨淡，更增凄清。至于高冈高耸，重叠山岭险峻。红色的光芒夜里闪耀，土地上的花草春天盛开。这不就是子期仙人隐居的地方吗？寒冷的磷火夜里飞舞，山精傍晚哭泣，断戟沉在沙中，战血凝成碧色。这不就是危郎驻兵的旧栅吗？山川依旧宛然如昨，可叹昔人如今在哪里！攀住古柏盘曲的枝条啊，更增添我心中长久的感慨。说仙人不会死啊，我却不能见到他；说英雄不会朽啊，也都消散殆尽，什么也没有留下。招呼黄鹤来询问啊，黄鹤翩翩高飞。到荒草丛中寻找断碑啊，碑上蜗涎苔花密布，已经封闭得看不清了。我的思绪更加明亮难忘啊，抚摸幽深的竹林，久久伫立。回旋的风变冷了啊，秋天将至；斜月清淡啊，天将入暮。我驾车沿原路返回啊，姑且在田野北边从容徘徊。放眼四望啊，看见高大的屋宇宽敞宏丽。万片瓦鳞次栉比，像波浪起伏啊，这就是美人的故居。绿树浓荫承接屋宇啊，清泉琤琤，沿着台阶流过。吟咏先生遗留下的风范啊，左边置琴，右边放书。喜爱这里幽静优美的环境啊，恍如身在王官谷、绿野堂。想砍荆草修葺房屋啊，难道能说这里确实美好，却不是我的故乡吗？哪里没有芳草啊，然而我就是深深眷恋这里。想到美人高尚美好的品德啊，如果离开这里，还能跟随谁呢？倘若解下官印向南归去啊，就把车驾停在旴江岸边。跟随美人自在徜徉啊，把终年直到岁暮作为约期。《梅雪斋赋》。新建县李京春，是一位爱好修养品德的人。他曾把自己闲居的书斋题名为《梅雪》。大概梅取其贞洁，雪取其洁白。我赞赏京春的志趣不同于世俗，于是为他作赋。赋辞说：美人为什么爱好修养品德啊，远离尘垢来保持自身清白。开辟高大的轩室来休息游憩啊，题写梅雪作为名称。雪用来比喻光明纯洁的本质不受损害啊，梅用来比喻美好的节操。穿戴贞洁纯白的品德而自我欣赏啊，遵循前代贤人的修养作为准则。从前美人已经懂得道理啊，总是勤勉不懈地修养才干。厌弃桃李的娇艳妩媚啊，又何必羡慕美人的外貌姿态？唯有这梅最为可贵啊，凝聚天地造化的中和之气。迎着北风合拍作响啊，明亮的白梅像美玉般绽放。唯有这雪令人喜爱啊，确实洁白而不受污染。白茫茫地远远堆积啊，把尘埃污垢变成美玉。正值仲冬严寒冻结啊，狂风凛冽，告诫人们寒冷。黑云浓密，四面充塞啊，雪花纷纷漫天飘落。松竹凄惨而改变颜色啊，更何况柔弱的荃兰。当百花摇落之时啊，只有这梅花不是这样。吐出洁白鲜明的花朵啊，想和六角雪花争艳。美人退居斋中啊，打开南窗远望。惆怅百花已经凋萎啊，眷恋梅花白雪如玉。香气浓郁袭人啊，光彩耀眼，使人目眩。诵读宋璟咏梅的美辞啊，续和楚客宋玉的妙曲。感叹贞洁纯白竟如此啊，忽然与自己的内心相契。姑且借梅雪自我比况啊，把华美的匾额悬挂在轩窗上。

译梅花的贞洁啊，就像我的节操不改变。雪的洁白啊，就像我的志向不被污染。早晚居处在这座斋中啊，确实不会忘记芳洁。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差错啊，即使不被人知又有什么妨碍？可叹世俗昏昧啊，为什么我的爱好和志趣偏偏如此不同？他们以桃李作为庭院中的珍物啊，采芙蓉来作佩饰。只沉溺于纷华啊，把这梅花弃置不看。喜爱江上的清风啊，喜欢山中的白云。只留恋这些光景啊，竟曾把这场雪看得不足。美人为什么耿介啊，竟独自采取这样的志趣？难道是故意矫正世俗来显示异己吗？只是因为爱好修养品德罢了。古人有话说，名声不能凭空建立。如果只求虚假的名声而没有实际德行，反观自身和内心又能得到什么？内心确实贞洁纯白啊，行为就会成就，名声也会彰显。勉励自己坚持这种志趣啊，即使百世之后也仍然会有光彩。《闇然轩赋》。宪副丰城游先生把自己藏书修业的轩室命名为“闇然”，大概是立志学习圣贤为己之学。我曾在这里用功，却没有什么所得。因先生题名此轩，心中有所感慨，于是作赋来申明它的意义。末世之人一味追求外在啊，以华丽繁复的装饰自我炫耀。美人为什么反而锻炼内在精要啊，汲取最高的道理而深藏不露？美人禀有这种美好资质啊，又加上喜爱修养。追寻洙水、泗水之间的远大传统啊，渡越濂溪传承的绝流。每天勤勉不懈啊，希望同先哲相为同道。君子求诸己啊，这是前代圣人的格言。温和恭敬而深沉明智啊，这是舜德成为至高的原因。颜回表面像愚笨啊，孔子却屡次赞叹他的贤能。曾氏得到孔门传承的正宗啊，每天勤勉地反省三次。等到圣人的后裔继承传统，也说穿着锦衣却崇尚朴素的衣裳。遵循圣人的明训啊，以诸位贤哲为准则。吸吮《诗》《书》的芳润啊，品尝道德的精华。担心内在修养还未充实啊，哪里还会羡慕外在的虚名？用黑色生绢作帽子啊，用大练作衣服。里面藏着华美的锦绣啊，文采灿烂而绚丽。大羹放在俎上啊，玄酒盛在酒樽中。谁说它们淡泊啊，正是至味所在。疏越的朱弦啊，世人塞住耳朵而没有人听我。弹奏一曲却有三次叹息啊，仍有《韶》《濩》遗留下的声音。看那美玉尚在璞石之中啊，气象却如长虹般向外显露。骊龙颔下的明珠潜藏九渊啊，仍吐出青色莹莹的光辉。万种善德在我身上流溢啊，因此表面幽暗而内在日益彰明。可叹众人茫然无知啊，为什么只在文辞上铺张，却使内心空虚？外表空虚却装作充实啊，亲身处于困约之中却把它当作安泰。制作菱叶荷叶的绿色衣服啊，披着芙蓉花的红色下裳。驾着华美灿烂的车子啊，佩戴宝玉，叮当作响。凤鸟形的旌旗纷纷飞动啊，弦乐、匏笙奏得铿锵。华丽的文辞灿烂可观啊，只因没有实际内容而日渐消亡。叹息我生不逢时、困顿失意啊，心志却在古人所奉行的道义上。外在文饰少而内在质朴啊，常被流俗之人讥笑。正当世俗夸耀炫弄之时啊，又有谁能衡量我的内心？我不能改变这种操守来迎合时俗啊，将要以颜回、曾参为法度。幸而美人耿介正直啊，早已和我心意相通。解下佩兰赠给我啊，又以芳香的誓言来重申盟约。说那些外表穿儒服而内心像商人的人啊，怎么可以和他们共同走向道途？立志遵循古道，必然违逆今俗啊，又何必迎合世人的喜好？坚定你的志向，不要迷惑啊，希望能够承担重任而到达远方。只怕我的力量不能胜任啊，珍爱这些话，不能忘记。想到我的年齿还没有衰老啊，愿跟随美人共同徜徉。担心这种志向不够坚定啊，于是抒发情感写成篇章。《钩勒竹赋》。南谷先生喜爱竹子，他的朋友金本清把自己创作的钩勒竹画赠给他。竹子具有君子的品德，先生喜爱它，其中一定有相契之处。椒邱子于是推演其中的意思而作赋，辞说：美人为什么清正自守啊，秉持美好的节操作为常道。所喜爱的是与自己有相同德行的事物啊，哪里是群花所能相比？驾着疾风般的车子远望啊，于是徘徊在潇湘之间。芳草满眼，茂盛芬芳啊，却纷纷迎着秋天凋零。那里有坚贞的竹子啊，品格如冰玉。挺立在荒草之中独自生长啊，经受霜雪而不凋谢。虽然同属草木一类啊，然而质地却不同于柔弱高大的草木。承受天际的雨露啊，苍翠如玉，明丽可爱。回风飘拂啊，像扬起凤凰羽翼般轻盈。迅雷在大地深处震动啊，竹笋破土而出，整齐挺拔。感动于美人的长叹啊，于是把竹子移植到高轩。可叹众多花草纷纷啊，为什么变化如此无常？那幽兰姿态柔美啊，却没有实际德行，只徒有长久的外表。申椒芳香浓烈、和悦动人啊，混杂了萧艾便不再芬芳。荃草蕙草变成茅草啊，更何况辛夷和昌阳。看众芳都如此啊，更感叹竹子值得敬重。它在春阳中淡泊自得啊，像富贵而不放纵。经历整个寒冬而颜色不变啊，如处于忧患中而操守不改。它内心空虚，仿佛有所容纳啊，外表挺直而不偏倚。即使四时不断变迁啊，哪里肯随俗而萎靡？为什么众人的爱好各不相同啊，争相在门墙前栽种桃李。菉葹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也把它杂乱地种在都城房舍。竟不知道这种竹子值得赞美啊，只有它在严霜中独自挺立。放弃它的美质来迎合时俗啊，不是竹子的志向。保持晚年的节操直到严寒岁暮啊，希望可以和君子的德行相比。凤池中的仙客啊，早就和美人志调相同。挥笔描绘它的形象啊，神韵造诣可追及文同、赵孟頫。蛟龙螭龙纷纷盘绕攫取啊，珊瑚交错，枝柯相连。金刀铁钮也不足以形容它的强健啊，森然如剑戟相互摩擦。凉风从座旁生起啊，明月皎洁地照在窗前。恍惚置身淇水岸边、渭水之滨啊，抚摸坚贞的姿态，久久伫立。乱辞说：群花繁茂啊，迎着秋天便凋萎；美好挺拔的坚贞竹子啊，严冬深寒也不衰败。正直如史鱼，清白比伯夷啊，设置它作为形象，于是描摹它的仪态。保持这种美好的节操，以岁暮为约期。《石钟山赋》。鄱阳湖的湖口有石钟山。苏轼苏文忠公已经详细辨析过它了。士大夫中喜爱幽深探寻、乐于游览胜地的人，没有不去游览的。景泰六年春三月，我和如今的夏官郎中王尚忠，都以进士身份奉命出使江南。尚忠家在湖口，邀请我把船停泊在绝壁下，探访这座山为什么称为石钟山。水与石相互冲击，声音如洪钟，这才相信前代贤者的话不是虚妄。因此作赋。十二年后，尚忠拿出旧稿给我看，请我重新书写。我因而感叹自己的学业没有进步，又哀伤这次胜游难以再来，于是删改辞句归还给他。

译乙亥年暮春的夜晚，我和王君泛舟澄湖，把船停在绝壁旁，攀援危藤登上悬崖，寻访前代贤人的遗迹。当时天气和暖，空气清澄，江面空阔，月色明亮，鱼龙全都潜伏，波涛并不惊动。放开眼睛远望，舒展怀古的幽情。只见怪石高低错落，险峻参差，形状奇特，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说尽。有的像凤，有的像螭，似乎要盘旋飞腾；有的像鬼，有的像野兽，仿佛将要行走奔突。山岩高峻，青蓝黛色交相映照；洞穴裂缝张口吐纳，仿佛吸云吐雷。奇异啊，这些石头！大概是造物主孕育出来的吧。不一会儿，庐山升起乌云，长风从天空而来，驱赶波涛，拥挤水流，像鲸鱼怒吼、蛟龙跃起。于是巨大的声音从水中发出，沉厚响亮，如同游历舜帝朝廷听见大钟撞击，铿锵洪亮，如同进入周王宗庙听到无射之钟的声音。声音充塞天地如雷，急促飞扬如雨。又像却至出使楚国时，堂下奏起金属乐器。我顿时恍惚惊醒，悄然沉思，问王君说：‘这是什么声音？难道是灵鳌奋首，三座仙山崩塌了吗？还是海若惊起，号令风雷吗？莫非共工氏撞击不周山，天柱折断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王君笑着说：‘您不知道吗？这就是所谓的石钟声。从前郦道元说过它，却没有说详细；李勃寻访它，却没有得到实情；东坡居士泛舟江上探求它，后来众说才统一于一种解释。’我说：‘石头这种东西，形体坚硬；没有和水相遇，听不到它鸣响。水这种东西，清澈宁静；没有和石头相撞，似乎也从来没有声音。那种清越、空洞、铿锵的声音，究竟出自水，还是出自石头？’王君说：‘不是这样。水的性质是运动，石的性质是静止，动静相互摩擦，声音便随之响应。水的质地柔弱，石的质地坚硬，柔与刚相互激荡，声音便由此显现。这不是水单独的声音，也不是石头单独的声音，而是水石相撞才发出声音，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那高峻的岩壁，是钟的铣角；悬挂的藤萝袅袅，是钟的旋虫纹；丹红的山崖、翠绿的山谷，是钟的簨簴；惊涛骇浪，是撞钟的杵。这座钟，大概是天地作炉，万物作铜，阴阳作炭，造化作工匠。齐侯无法铭刻它的功绩，鳬氏也无从分享铸钟的功劳。唉！洪水横流，巨大的水面高接天际，象罔出来欺凌人，螭龙蜃怪经过而垂涎，百姓将要成为鱼鳖了，哪里还有心思听什么钟声呢？’ 如今我和您脱去鱼鳞般的衣服，戴上冠帽，离开低湿之地，住进宫室；驾着兰舟泛游，听水声自得其乐。推究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谁的力量呢？于是我们一起徜徉眺望，叹息感慨。不久云消风止，浪平声息，水天相映，清澈碧莹。我们回到船上，叫来酒互相劝饮，于是划船唱道：“驾着我的船啊，泛游长江；冯夷起舞啊，斟酒用羽觞劝我饮；再奏美妙的乐曲啊，鼓钟喤喤作响。感慨追想上古之时，浊流浩荡，谁使洪水得到治理啊，谁平定了怀襄之患？愿把这口钟铭刻下来啊，记载神明的功绩，千秋万岁啊，永远不忘。” 《秋兰赋》。金文远，是晋陵的隐逸君子。他对各种事物都没有特别爱好，却唯独喜爱兰花，大概是因为他的性情与兰花相合罢了。他曾得到一卷兰花画，极尽描绘露珠、叶片和春日兰茎的妙处。文远把它当作珍宝收藏。他的侄子、秋官主事金和之拿出来给我看。我于是推演其中的意思而作赋。辞说：我从前喜爱这种芳草啊，年岁增长而爱好不衰。让我的马行走在楚地兰圃啊，把船停在澧水岸边。登上芳草高地远望啊，心意渺远而充满怀想。萧艾杂草满眼蔓延啊，荒草茂盛，纷纷披散。眷恋这姿态柔美的兰花啊，屏居山谷，独自隐藏芳香。芬芳浓郁袭向我啊，即使处在遮蔽之处，也能闻到它的美好。用深厚的露水洗涤自身啊，借清风远远传播芳香。即使幽居山隅寂寥啊，难道会因为无人赏识便不芳香吗？感动我的心而长声叹息啊，于是把它移植到城市住宅。装饰雕栏来加固防护啊，担心回风把它吹落。驱赶蜂蝶使它们远离啊，担心芳蕊受到侵凌。哪里没有芳草啊，我为什么偏偏深深眷恋并怀念它？它绿叶白茎啊，远远不同于杜蘅和江蓠。安闲自得而独自秀美啊，像君子的幽静贞正。香气浓郁而远播啊，正如我的德行芳香。别人的内心不和我相同啊，为什么爱憎偏偏如此不同？他们把艾草穿戴在身上自以为美啊，把萹蓄编成佩饰。菉葹充满房屋、遮蔽视线啊，反而说秋兰不香。只要内心贞洁美好啊，即使没有人了解我，又有什么伤害？可怜屈原爱好修养啊，总是深深眷恋香草兰蕙。却把自己和众草混在一起啊，激发了圣王的悲叹。所以我确实不同于众人的爱好啊，何况这种幽独正是值得追求的。希望和你成为朋友啊，重视长久的交情而不忘怀。放弃你的美质来随从世俗啊，不是我的心情所安。描摹你的形象作为仪范啊，发誓共同保持岁寒不改的节操。重辞说：眷恋那美好的花卉，独占天下的芳香啊；虽然孤独处于空旷之地，姑且自我芬芳啊。美好而不过分，可以充作佩带之物啊；即使不采来佩戴，又有什么伤害？把它设置为形象，和伯夷的清白没有不同。《衍庆堂赋》。湖南方伯吴公把自己居住的堂题名为《衍庆昭先》，是为了彰明祖先的德行。吴公的高祖崇本翁，以仁厚开创家业；曾祖清逸翁、祖父静庵翁、父亲怡靖翁，世代都有美好德行，培植家业根基，积蓄吉庆福泽，最终在吴公身上充分显发。这就是此堂命名的原因。我和吴公是同僚，因此推演他命名堂的意思而作赋。辞说：多么高大壮丽的厅堂啊，坐落在吴山幽美的胜地。把华美的匾额悬挂在前堂啊，彰明先世的美德和福庆。这座堂宏大建成啊，既考察地势极致，又相度方位。工匠用尽智慧技巧啊，何况所选木材又十分优良。木兰作椽啊，文杏木灿然作梁。磨治有文理的础石来安置柱子啊，熔炼蛤蜊之灰来粉刷墙壁。斗拱椽头灿烂，绘着山水和藻纹啊，丹红彩绘光彩耀眼。桂树浓荫承接屋宇啊，荃草蕙草姿态柔美而含有芳香。泉水潺潺沿着台阶流过啊，三秀灵芝亭亭而出，呈现祥瑞。不只是宗族亲戚在这里宴饮聚会啊，祖先也在这里接受祭祀。感叹这座堂开始建造啊，实在是先世留给后人的遗产。那延陵一族宏大博厚啊，正是庆福源头由此开辟。崇本翁遭逢时局极其艰难啊，持守恭敬节俭作为准则。清逸翁恭谨和惠啊，也确实践行了先祖的德行。静庵翁怀藏美玉般的品德啊，践履先人的事业。怡靖翁淡泊而贞静闲雅啊，抚松对菊，悠然自得。上天公平，不偏爱谁啊，眷顾积善之家而施加保佑。倘若有人在自身生活上节俭啊，福庆就会丰厚地降临到他的后代。于是美人挺然出生啊，凝聚海岳的灵秀。每日磨炼修养，爱好德行啊，希望光耀前人而使后代富裕。振动六翮向上飞行啊，直上天路而高飞。

译开始在朝廷大庭显扬名声啊，又在中书省荐举传播声誉。在西蜀主持大政啊，颂扬之声满路传布。登上南方重镇的雄藩啊，政绩和温暖的阳春一同施布。美好显赫的成就达到今天啊，是由于先世恩泽深厚广大。感念创建基业极其艰难啊，我怎敢忘记建造这座堂？这座堂宏大宽敞啊，并不是为了闲暇自逸。想到先世的福庆流传延展啊，就思考不忘继承和发扬。看江涛浩荡啊，便想到先世恩泽悠久绵长。兰草芷草纷纷充满庭院啊，仿佛先世德行留下的芳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周易》中圣人已经垂示训诫。哪有不施予却得到回报的呢？哪有不播种却获得收成的呢？吴公使门庭显赫啊，可知后代一定昌盛。晋国韩厥广泛培植自己的德行啊，种下三棵槐树作为征验。天道不会有差错啊，相信古今都是同样的。后代中有人继承德行啊，这样福泽就会更加延续。乱辞说：瞻望那高大的厅堂，多么巍峨啊！以德行作为根基，以礼义作为屏障啊！承继先人的美好，传续芳名，不可有丝毫过失啊！世世代代承载美好的声誉，如云彩般纷纷而来，光彩美丽啊！《和归去来辞题王司马休庵》。休庵，是大司马王公退职归休的居室。王公是国家重臣，主管国家政务，是圣天子所倚重辅佐的人，也是天下士大夫寄望他兴道致治的人。然而他因为日夜操劳国事，忧勤成疾，多次上表请求退职，皇帝下优厚诏书不准许；但王公请求更加坚定，于是才得以解除政务，暂时归休。唉，真是卓异啊！世上名位与王公相等的人不少，功勋业绩像王公这样的也大概有一些。至于在国家倚重任用之时，却能秉持身处急流而勇于退隐的节操，古今寻求，大概并不多见。如今竟在王公身上看到了。过去陶渊明解官归田，作《归去来辞》来表达志向，千年之后，人们吟诵他的辞章，追想他本人，景仰不已。王公的风范节操，比起陶渊明大概毫无惭愧。乔新仰慕王公的盛德很久了，只是由于相隔遥远，从未敢到王公门下拜访。如今王公归休，居于此庵，我不能不有所言说，所以取《归去来辞》唱和，用来描述王公归休的快乐，也显明王公的风节足以和古人媲美。辞说：归去吧，为什么还这样眷恋，怀着归去的念头？人生如同寄居，忽然醒悟，不禁因此生出悲哀。眷望明哲之人已经远去啊，幸而他的道路和踪迹还可以追随。既然把心交给义理和天命啊，又何必计较是非？指着崤山、函谷关的归路啊，想象儿女牵衣挽留。遥望太华山嶙峋的山峰啊，看见翠色烟霭纷纷。故园已经很近啊，我的车奔驰而去。绿树浓荫垂到屋宇啊，清光环绕门户。兰草芷草没有荒芜啊，书册仍然保存。抚弄我的素琴啊，斟饮我的芳酒。没有喧嚣声扰耳啊，脸上也没有忧愁的神色。惆怅人生百年能有多久啊，知道一座小庵已经足以安身。欣赏寒泉滴滴流淌啊，听黄鸟关关鸣叫。坐在盘石上长啸啊，登上高岩纵目远观。鱼儿自由自在地潜游啊，云气缭绕，来去不定。抚察万物的道理而自我感悟啊，姑且从容徘徊。归去吧，和赤松子一同游赏。把轩冕看得像脱掉的鞋一样啊，只求道义。荣耀没有比不受侮辱更荣耀的啊，快乐没有比无忧无虑更快乐的。收起治理天下的宏大谋略啊，于是经营自己的田地。于是驾着鹿车啊，于是泛游兰舟。到幽深的山涧采苹藻啊，在芳香的山丘种兰花和杜若。浓荫下洗涤烦闷的胸襟啊，在清流中洗濯尘土般的帽缨。想到在这座庵中终老归全啊，实在是祖先留下的余庆。罢了，我不能改变心志来迎合时俗。看看那些想要离去却可以留下的人，竟然沉溺于恩宠利禄而安居其中，怎么能这样呢？寻访与泉石旧日的盟约啊，赴鸥鸟幽静的约期。追随猿鹤长久远游啊，扛着锄镈、镰钐从事耕作。续写归田的高雅篇制啊，歌咏《考槃》留下的诗篇。确实俯仰天地而无愧啊，安泰自得，还有什么疑虑呢？《和归去来辞送李先生》。成化二年夏六月，少宗伯安成李先生上疏以病请退。皇帝下优厚诏书准许，又告谕他病愈后回朝，大概是想重新任用他。唉，真是盛美啊！圣天子无比爱惜贤才的心意，先生急流勇退的节操，大概是旷古以来所未有的。过去陶渊明任彭泽令，解下官印归去，作《归去来辞》来表达志向。百世以后，人们读到他的辞章仍赞美它。先生的事业固然不是陶渊明所能比，而先生的际遇又是陶渊明所没有的。只是先生的高尚风范、清白节操足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所以先生和陶渊明虽然处于不同时代，却有同样的操守。先生考中甲戌进士时，乔新错误地承蒙选拔，受到先生知遇最深，因此取陶渊明的辞章加以唱和，赠送给先生，表达归休的快乐。归去吧！疲于宦游二十年，今天才开始归去。幸好早年的心愿已经实现，为什么欢喜到了极点反而更加悲伤？在都城门外设下帐幕送行，冠盖纷纷而来。回望云际的重重山峰，疑心那是故乡的山，却又似乎不是。车夫唱歌催促上路，孩子笑着牵住衣襟。询问归路还很遥远啊，惆怅地多次唱起挽歌。故庐已经在望，归心急切得要奔去。白云承托屋宇，苍松遮蔽门户。石径没有荒废，山峰间的窗户依然存在。好友坐在席间，新酿的酒装满酒樽。谈说旧日故交，共同醉饮，春风般的喜色洋溢在脸上。喜悦茅屋已经营建啊，知道小小的蜗室也足以安居。修葺芳香的杜若作帷幕啊，牵取碧绿的藤萝作门闩。在泸水边洗耳啊，登上书台远望。鸿雁高高飞翔啊，云气缓缓飘来又独自返回。岁月渐晚，年将暮啊，攀着桂枝徘徊。归去吧！访寻往日垂钓游赏之处，淡然忘却浮世。对外物空无所求啊，荫蔽在茂树下自得其适，玩味遗留下的经典来忘忧。田翁告诉我今年丰收啊，黍稷茂盛，充满田畴。有时登山穿木屐啊，有时临水乘舟。用丝线钓碧涧中的游鱼啊，在椒丘采摘芳香的果实。向远山招来白云啊，在清流中赏玩明月。想到在田园终老啊，确实是造化留下的余庆。罢了，出处进退，确实各有时机。那些贪恋俸禄、谋求升进的人，等到老年将至还不肯离去，究竟有什么可安乐的呢？继承表圣的高尚风范啊，践行荣期的美好足迹。有时乘月长啸啊，有时迎着春天耕作。歌咏《白驹》的雅调啊，唱和新的《招隐诗》。功成之后退身而去，超然于万物之外，还有什么疑虑呢？《和归去来辞送尹贰尹》。君子做官，不矫饰情怀来显示高尚，也不迎合世俗来假装通达，只顺应时势罢了。从前陶渊明任彭泽令，以束带拜见督邮为耻，解官归去，君子并不认为他是在故作姿态。我们广昌丞、桐城尹君在县中任职，只剩三年任期，也因为志向无法完全施行而辞官归去，君子也不认为他不对。尹君将要归去，县正周侯等人嘱托我写话赠行。我想，陶渊明归去，作《归去来辞》来表达志向；如今尹君归去，也应有善于写作的人为他作赋，只是还没有听说。于是借用陶渊明的题目，依照他的韵次作诗，交给周侯等人，赠给尹君。饯行那天，命五六个童子歌唱它，代替《阳关曲》。

译归去吧，年岁将尽而向北归去。既然离开劳苦而走向安逸，为什么极度欢喜反而增加悲伤？遥望天边的大雁啊，迎着北风相互追逐。后悔颛孙那样求取俸禄啊，羡慕蘧伯玉知道错误便改正。面对离别宴席上的美酒啊，抖落仕途上的尘衣。遥望龙眠山从前的隐居处啊，烟树繁茂而若隐若现。白天张帆疾行啊，清晨穿霜鞋奔走。离家千里啊，转眼已经到门前。询问朋友旧交的生死啊，幸好宗族亲戚都还健在。于是宰杀肥美的小羊啊，也摆列芳香的酒樽。没有讥刺责难传入耳中啊，脸上也没有忧郁。身体既然隐退而不与人争啊，内心无所营求而自然安适。观赏游鱼自在游动啊，听黄鸟关关鸣叫。以清澈的长江水洗濯啊，欣赏五老峰的奇景。想到鱼儿贪食鱼饵而忘了返回，哪里比得上鸥鸟知晓时机而迅速归来？感慨万物各有祸福啊，攀着松桂徘徊。归去吧，已经息却做官游宦的心。争逐浮名有什么好处啊，追随世俗爱好又求什么？荣耀哪有不受侮辱荣耀，快乐哪有无忧无虑快乐？倘若古人可以复生啊，我将向他们学习，在田野中生活。有时骑马上山啊，有时乘舟行川。在丹谷采紫芝啊，在青丘挖黄独。烧荒的痕迹茸茸发绿啊，泉声激荡，分成几道水流。静观万物各得其所啊，我的心也充实而安然喜悦。罢了，时行则行，时止则止，确实各有时机。假如想要离去却又可以留下，除了这里还把哪里作为安身之处呢？跟随赤松子仙游啊，和黄石公约定幽居之期。看萧何、韩信沉溺于功名啊，宁可像长沮、桀溺那样亲自耕作。续和《伐木》的余韵啊，歌咏归田的高雅诗篇。只要内心自得，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续归去来辞》。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刘公因病请求解除政务，七次上章，圣天子才准许，命令他乘驿车回去，又让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俸禄供养他，这是优待老臣的特殊恩典。刘公将要出发，群臣相继作诗赠送。我和刘公是同年友人，而我年老且病，比刘公更严重，也曾请求归去却没有得到允许。短短的诗章寂寥无力，不足以抒写感情，于是续作陶渊明《归去来辞》，来表达刘公归休的快乐，也兼寄托我欣羡的私情。饯行宴席已经摆设，让未冠的少年歌唱它，代替《骊驹曲》。归去吧，承受温厚的诏书向西归去，远远超脱尘世而高举，确实是明智而能察知时机。清白的节操已经实现啊，为什么欢喜到了极点反而更加悲伤？想到弱冠时开始求仕啊，也已经遇上了清明的时代。在大庭受赐进士及第啊，于是得以进入金闺、列入仕籍。辅佐宰相考核升降啊，主管礼部的礼仪。升任春卿、宫保啊，这是上天怎样偏爱我？有时在清庙赞助裸祭啊，有时在太坛奠献玉璧。秉持敬慎清明来办理事务啊，从早到晚警惕而不得安宁。太阳奔驰，无法追赶啊，岁月忽忽将要晚暮。惆怅我的头发已经斑白啊，愿意投下簪笏，退居安逸。叩击天门陈述辞章啊：‘臣的疾病一天天加重，皇上洞察、衡量我的内心啊，让我回到涪水以南养老。驾着我的船在江上漂行啊，又颁赐俸禄供养我。恩德深厚广大啊，可叹想要报答却没有期限。’冠盖纷纷出城送行啊，举起兕觥饮酒，歌唱《骊驹》。都城人瞻望叹息啊，也有什么不同于二疏呢？感念我主圣明啊，惆怅想离去而又徘徊。遥望都城烟树啊，感动得眼泪涟涟。早晨在蓟门出发啊，傍晚划船到潞水之滨。泛舟鄱阳湖而上，经巴峡啊，时时凭高凭吊古迹。想起白居易的香山居所和洛阳诗社啊，愿遵循前贤留下的规矩。日月相隔能有多久呢？我已经回到了故乡。寻访与鸥鸟的盟约，盟约还没有冷却啊，欣喜园庐没有荒废。抚摸桂树松树而久久伫立啊，登上云崖舒展长啸。续作《考槃》留下的篇章啊，歌咏《小山》的雅调。可叹我的年齿和头发一天天衰老啊，也深深眷恋归去。奏章屡次上呈却没有得到许可啊，徘徊不舍，因而更加抽泣。黄鹄翩然高飞远去啊，被羁绊的鸟儿还栖息在红色的笼中。君王的恩德没有遗弃我啊，驾着桂木船来相随。乱辞说：君子做官或退隐，只看时机啊，那些昏昧的人又懂得什么？一味向上攀升不止，最终必遭祸患啊。知道适可而止便不会危险，古人早有明确的告诫啊。眷恋这位明智之人，功成而勇于退身啊，在山林沟壑间徜徉，姑且以此终年啊。《怀韩忠献公文》。魏国韩忠献公是彰德人。韩公辅佐国家的功业，超过房玄龄、杜如晦，而使萧何、曹参相形见绌。至于他能够容纳富弼，又荐举欧阳修，更是其他贤相所不能及。富弼和韩公同在中书省任职，常常持有不同意见，但韩公待他坦荡自然，丝毫没有芥蒂。欧阳修以文章擅长一世，天下有名的人多有嫉妒排挤他的，唯独韩公引荐他，把他安置在政府任职。唉！世上做宰相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者如同仇敌，有能像韩公这样容纳他的吗？士人有盛大名声的，常常担心他压过自己，有能像韩公这样推荐他的吗？我经过彰德，思念韩公却无法见到他，所以作这篇文章来寄托感慕之意。登上休逸崇台，眺望狎鸥荒亭；寻访遗留下来的足迹却看不见，不禁感伤得泪流交横。采摘溪边香草来献上芳香的祭品，来到神祠恭敬地表达诚意。当宋氏中叶时，上天纯厚地保佑，贤才众多；范、富在其左右，晏、贾前后辅翼。那些渊深笃厚、正直温和的人才纷纷涌现，像拔茅相连一样。唯有夫子挺然降生，正逢昌盛之时；厚重如周勃，文章才华更胜过他。红色蔽膝端正鲜明，天天从容出入于朱红宫门。追慕伊尹、周公的卓绝功业，鄙视萧何、曹参而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为我蔡京忠言直谏，公却谦让他的正直；狄青、种师道威武勇健，公称许他们的功绩。日月五星运行合乎法度，百官都奉行法式；军鼓不受惊扰，田野里没有害虫。四方百姓和乐兴盛，谁知道这是公的功劳？譬如稻谷长得茂盛，人们却忘了甘霖防护所施的恩泽。那些辅弼大臣议论政事，为什么任性刚直而不能相同？若不是夫子气度宏大，谁能宽裕包容而有如此胸襟？修饰成美好的文辞，确实光明朗然，少有同类。夫子引荐他共同执政，天下人文几乎可以比拟汉、周。何公亮放肆地诽谤，说夫子专擅权力；上天听闻却不明察，使公解除政务而归田。神明的功业收敛得仿佛毫无作为，天天在洛社徘徊。穿着锦衣白天出行，华美的楼阁恍如绿野堂。新法纷纷而来，多得像牛毛；百姓嗷嗷哀号，甚至丧失生命。厌恶这个时代的逼迫困厄，忽然骑着箕星远行。可叹士人风俗日益苟且，喜欢遮蔽美善而称扬恶行。乌龟因为灵异而被剖杀，女子因为有蛾眉般的美貌而遭嫉妒。德远的忠贞明亮，却被祉愬在鼎中刻下而心怀忌恨。晋公知道愈是贤才，却始终没有引荐他共同做事。唯有夫子盛大的德行，本来就是古今所少有的。跪下献上酒并陈述词章，愿神魂恍惚之间回望顾念。假如九原能够复生，我将执鞭跟随他。《忠爱祠迎送神乐歌》。

译忠爱祠在汀州卧龙山下，是当地人所建，用来祭祀郡中推戴的豫章谢侯。谢侯任郡守时施行惠民政事，等到剑溪盗贼兴起，攻掠到了汀州，谢侯出奇制胜击破贼军，百姓因此得以安宁。谢侯去世后，汀州百姓感念他的遗爱，共同向郡府请求为他建立祠堂。守臣把此事上奏，诏令赐祠额为‘忠爱’，大概是因为谢侯效忠国家，恩惠又施及百姓。我曾经辅佐闽台巡行部属，多次到汀州，详细知道谢侯的德政，所以作迎神、送神之歌，留给汀州人，让他们每年按时享祀，歌唱它来助祭牲和美酒。歌词说：在溪水岸边采摘芳香的水草，椒末调和的祭品香，桂酒醇美；鼓声咚咚，羽舞缤纷；谢侯降临慰藉我们的百姓。云彩作车，清风作马；谢侯在山下勒住马缰停留，巡视旧日的邦国，深深感慨；旧日的营垒荒芜了，嘉禾却遍布田野。龙滩水流缓缓，水面没有波浪；园中有芋头和栗子，池中有蒲草和荷花；寒冬里狗也不吠叫，老人和孩子都在欢唱。怎么会达到这样的境地？谢侯的功劳实在太多了。遗留的恩爱仍在百姓心中，也有美好的功绩。可叹无法报答谢侯的德行。谢侯的神灵仿佛仍然在那里，请回顾我们，使我们的诚意光明地被神明感知。以上是迎神诗四章，每章四句。彩旗高举，迎风飘动；佩剑纵横，玉佩光彩错杂；我们纷纷进前拜谢，希望谢侯稍作停留。谢侯停留片刻也不要急着离去啊，否则我的心中悲伤。唉！汀州的境内啊，是谢侯的桐乡。谢侯不要忘怀豫章，早晨出来游行，傍晚回来盘旋；慰藉我们的百姓，永远不要忘记。吹奏豳地的籥笛，敲击鲁地的鼓；谢侯降下神灵，赐给我们大福；水池清澈，百姓安居；害虫和盗贼远远退避，时而晴朗，时而下雨。神祠幽静，露气雾霭蒙蒙；松树桂树枝叶萧森，清风泠然吹来。谢侯归去，归往何处？只有白鹤在云中长鸣。以上是送神诗四章，每章四句。《椒邱文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六。明代何乔新撰写。书信。《寄罗应魁内翰书》。殿元先生阁下：自从在防竹溪上分别，到现在已经历四个寒暑了。遥想您在山林中日子悠长，学问修养更加深厚，这是斯道的幸运。我被尘世事务束缚，不能从俗务中自拔，无法亲近您的道德光辉，只能徒然深感惭愧。近来友人吴佥宪从京城回来，抄得陈公甫的两封信，以及他的门人林缉熙寄给公甫的信。我反复研读了几天，深为高兴公甫能够存心于高明之道，不是庸俗儒生所能达到的，斯道的传承有希望了。但信中所说，有些地方不能没有疑问。莫非是我鄙陋浅薄、没有听闻大道，不足以窥见公甫立言的宗旨，所以内心有所不安，愿意到有道之人那里请教。大道难以言说，已经很久了。《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这样说来，所谓道不外乎人的本性和天命，并不是幽深昏暗、默然无形的东西。又说：‘君子尊崇德性而致力于学问。’这样说来，进入道的途径不超出存养本心、推致知识，也不是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事情。自从濂、洛、关、闽诸位大儒相继兴起，对于道的全体大用，以及一切进入道的方法，都阐明得详细而完备了。儒者世代守持这些道理，不必另立异说。如今公甫的信中却说：‘道最接近而又神妙，最虚无而又能发动。’ 又说：‘虚是它的根本，达到虚所以能够树立根本。’这难道不是老庄虚无之说吗？又说：‘不必广泛阅读前人的言论，只会扰乱心目。’这难道不是陆子静所谓不必读书的说法吗？又说：‘在偏僻处建室，在幽静处用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学道的人必须像仙翁、僧人一样，与世俗断绝、离群索居，才可以得道吗？至于缉熙的信中说：‘整天静坐，闭门面壁。’难道不是禅家的意思吗？又说：‘端正沉默一个多月，从此得到一些光景。’难道不是佛氏顿悟的说法吗？以上这些说法，拿来与濂、洛、关、闽诸儒的著作参照，实在令人惊骇。不知道公甫为什么这样说。近世儒者所学的，不过是辞章而已。潜心于道学的，只有阁下、公甫、廷祥几位君子罢了。而公甫的说法又如此，难道正是所谓‘智者过之’吗？还是上天对于斯道的传承，本来就吝惜不给吗？我一向敬仰公甫，所以这样说，并不敢稍有诋毁；只是希望公甫造诣精纯，以继承百世失传的绝学。谨把三封信抄录下来，并陈述我的浅陋见解，拿来向您请教。阁下若认为我的见解乖谬，希望用一两句话指教我。如果愚见或许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希望您写信告诉公甫，或许他能察觉并改正。不知道道理却勉强发言，本来应当被有道之人讥笑。只希望阁下宽恕我，这是我的大幸。不再多说。《寄祭酒邱仲深》。戊戌年春天，我陪同祭祀圜丘，有幸亲承您的风采。当时法令禁制正严，匆忙分别离去，没有把心里话全部说完。到现在已经历四个寒暑了。对您的思念，常常出现在梦中。去年我的从孙昱从您任职的馆舍回来，承蒙您托他带来问候和安慰，还惠赐《进修录》。展开阅读时，恍惚觉得您的声音容貌就在眼前，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我才疏德薄而不称职，只是领取俸禄罢了，没有什么值得向兄长谈说的。我年轻时读《宋史》，曾经奇怪魏鹤山兼有道学的美德和经世济民的才干，又遇到理宗，担任佥枢，督视江淮军马，最终却不能完成安定夏地、攘除夷狄的显赫功业；而他所成就的事业，反而比不上张德远、虞允文，我私下以此为憾。近来我充任台佐，出任边务，虽然没有治理百姓、统御众人的才干，也想稍微施行自己所学；然而每当有所建言，当权者就阻挠破坏，始终不能施行。现在才知道鹤山不能成功，原来是有原因的。如今想引退离职，又因为世俗议论狭隘刻薄，轻则讥笑我沽名钓誉，重则弹劾我逃避事务，所以隐忍至今，不敢立即请求，以此感到有愧于鹤山。然而归田的打算，一直萦绕在胸中，从未片刻放下。阁下静观天下事理，对于出仕和退处的合宜、宽缓和紧张的道理，都已观察得很熟悉了，希望明白地教导我，使我知道应当走哪条路。岐阳石鼓文以及赵子昂所书的《金丹黄庭经》，都在太学，烦请各抄送一部给我，作为山林隐居中的清雅玩赏之物。又听说阁下考订深衣制度很完善，也烦请抄录给我，想制作一件，以备在山林丘壑间登临游览时穿用。近日正和彦实以及各位同年在一起，来不及另写信，烦请顺便向他们致意。天气渐渐和暖，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以承受上天的恩赐。不再多说。《寄秋官何惟孝》。从前在秋官台，承蒙兄长不嫌弃我，多次蒙受清正的教诲，自以为或许可以彼此辅翼而进步、相互扶持而修养；虽然不能达到古人，也差不多可以稍稍不同于今人。分别以来，我的鄙陋吝啬日渐萌生，旧日学业日益荒废，恐怕终究无法达到高明境界，不免沉沦在流俗之中了。怎么办，怎么办！每当反复吟诵陶渊明《停云》诗和杜陵‘暮云春树’的诗句，没有一次不惆怅。近来兄长荣升正郎，我听说后喜形于色。以兄长的才德，本来早就应当担任此职；升迁一级，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所高兴的是，君子能够施行自己的道，小人也将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大理刘兄审理囚犯，想来已经复命了。克涵兄近来收到他的书信了吗？请在方便时告诉我。听说时庄兄因公出差还没有回来，我不敢问候。您的弟弟任绣衣使，想来已经出巡，也不敢写信给他。山川遥远，见面的日期尚未有期，希望您时时赐予教诲督促，以继续先前的恩惠，这是我的愿望。诗不是说：‘不要把您的声音看得像金玉般珍贵，而对我怀有远心。’吗？兄长请您思量这句话！不再多说。《答余司徒》。

译太保司徒阁下：春天我冒昧承受简命，来到山西赈济灾民，凡有所请求，都承蒙您的大德维护，全能如愿办理。途中又蒙您设宴慰劳饥民，感激铭刻在心，哪里敢有片刻忘记。三月中旬，我在蒲州，忽然听说阁下仍然手持节钺，出任总督军务。大概朝廷以北部边境为忧，所以暂时停止您在朝廷担任宰相，而把边疆重任交给您罢了。我正想派使者问候您的起居，忽然收到您的亲笔信，承蒙您教诲，又以不能陪我始终办理赈饥之事为歉。大君子的用心真是仁厚啊！阁下如此挂念此事，我怎敢不尽力陈述情况奉献给您呢？山西百姓困弊到了极点，有的父亲吃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也杀死父亲来吃；有的丈夫吃自己的妻子，而妻子也杀死丈夫来吃。至于叔侄相食、姻亲互相残杀，还是其中较轻的。人类到了这种地步，有见识的人都为之寒心。大概从去年春夏开始没有下雨，麦子、豆类都没有收成；八月下霜，黍和▯全都枯死。不只是平阳、泽州两处如此，潞、沁、汾、辽以及太原所属岢岚、保德二州和岚、临、河曲四县，灾情没有不相同的。有关官员已经上奏，户部等部门移文核实；但分守、分巡官认为边储正紧张，担心成为自己的罪责，只把平阳所属十五州县、泽州所属四县勘定为全灾，其余州县有的定为七分收成，有的定为五分收成，却都要征派边粮，催逼责令十分严急，民情无法承受。军民之所以逃亡，或者离开家乡去做盗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幸而阁下在朝廷辅佐皇帝，将平阳所属三十五州县以及泽州所属四县的税粮全部免除，已经征收的也留作赈济。但潞、沁、汾、辽等处因为被勘定为半收，所以没有沾受恩典。这是分巡、分守官误国害民的罪过。我到这里以来，尽心赈恤，流亡后返回恢复生产的，十个人中才有一两个。近来听说户部派官催征去年分派的边粮，百姓忧惧惶恐，都想逃窜。我私下认为山西百姓就像久病之人，已经瘦弱到了极点，给他喝粥，还担心他活不了，却又夺走他的食物，哪有不死的呢？况且几个州原有的边储，不满三万，以大同军队之多，难道几万石粮食就能救济吗？如果边储有缺，不过烦请阁下一封奏疏，早晨上奏，晚上就能得到答复。我冒昧希望阁下怜悯这里已经极度羸弱饥饿的百姓，移文有关官署，已经征收在官的先行起运，尚未征收的暂且等到秋收后再征，那么我所受的恩赐就太多了。这正是阁下始终赈济饥民的心意。万望您留意，黄河漕运道路非常艰难，毕主事所运的粮食，本月中旬才能到孙家湾。大同的禄米，我已经均匀分派，请烦劳传谕各府到藩司领取。信中言辞繁多琐细，冒犯您的威严，不胜恐惧。倘蒙阁下允许，请赐下公文明白告知，我将十分感激。何时能够趋前拜谒尚未可知，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以承受上天的恩宠。不再多说。《与周佥宪》。闰二月间我出巡漳州，忽然驿吏抄送任命文书，才知道阁下接受推荐，出任外台佐官，内心非常高兴。后来又惆怅不快了好几天。以阁下清廉耿介的品格，在一方掌管风纪，凡是枯槁憔悴的事物，都将受到您的润泽而繁茂，这本来就是我高兴的地方。但想到从前在京师，毅然不肯阿谀曲从的不过三五人而已，一两年间相继被调到外地，即使还有留在京中的，势力也孤单了，又怎么能不惆怅呢？敬之回来，带来您赐下的教帖，反复展读，真可以说如同见到谏议本人一样，欣慰，欣慰。我天性愚钝，对于时务很少能够理解，凡有所施行，不过是去掉其中过分的地方而已；然而怨恨和诽谤已经纷纷而来，可见我们的道真是难以施行啊。我自量终究不能有所建树，将要把自己收归山林云霞水月之间，考察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以满足自己的爱好，哪里能终日沉溺在尘世喧扰之中呢？承蒙兄长厚爱，所以告诉您这些，不足以向他人说。送上《论学绳尺》一部，姑且供您公务之余检阅。承蒙您想得到《仪礼注疏》，《五代史续》也当奉上。听说宋景濂先生曾编《蒲阳文艺录》，取舍最为精审。从前在京城时，金华戴九灵的孙子戴仲衡，曾答应抄录寄给我，最终却没有送到。去年曾托廖简先生替我求取，也一直没有回音。倘若您巡行部属到了那里，特别请您访求后抄录给我，幸甚，幸甚。又有永嘉李五峰先生，文章高古，史臣说他的措辞一定采用先秦语言；温州、台州的士人往往还保存着他的遗集，但他的文章古雅淡泊，世俗中喜欢它的人很少。我曾抄得十多篇，确实是古人的作品，也希望您访求他的全集抄寄给我，我将为他刊刻流行。炎热正盛，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自己，以增加我们道统的分量。不再多说。《与胡右都御史拱辰》。先前我冒昧寄信，来叙述仰慕思念之情，表达问候安好的敬意。承蒙您惠赐亲笔信，又回信奖勉我，实在超过我的情分，更增加了我的惭愧恐惧。又承蒙您赠送帨巾和扇子，微薄俸禄也承蒙您代为兑卖寄来，感激不尽。我刚到京城时，曾向姚三借银一百两，用来购买住宅，所以冒昧叨扰您。现在已经把微薄俸禄兑成银子还给他，您这次寄来的银子我已按数领取。其余的不知是否已经兑卖；如果已经兑卖，希望把全部银两交给他领取。只要把领取的数目告知我，不必远道寄来。俸禄清单两张没有寄到，恐怕侍从误将封件转送到别处，方便时仍请抄录给我，我将感激不尽。阁下年高德尊，是皇帝所倚重辅佐的人，而我这个晚辈小子竟敢以琐碎事务冒犯尊严，实在应当获罪。只希望您的大德宽宏，尚且希望稍微宽免责罚。近日湿热，恭敬地请求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以承受上天的恩赐。不再多说。《与王太傅威宁伯越》。

译近来北方人深入进犯我国边疆。阁下统率禁军，亲自迎击锋芒，群凶授首，强敌丧胆，整军凯旋，三边都为之振奋。这样的雄伟谋略和伟大功绩，足以铭刻在彝器卣器上，也足以谱入弦歌传唱了。自古以来兼有文武才干的人，不过几位而已；在我朝尤其少见。诚意伯刘公虽有辅佐开国的功劳，然而只是凭借文墨议论，并没有驰骋疆场的功劳；靖远王公虽有驰骋疆场的功劳，然而所平定的只是滇南的小夷。谁能比得上阁下屡次击败强敌，成就盛大功勋，足以使武臣闭口、使他们丧失气势？裴晋公、虞雍公也不能独自专享前代的美名了。我凭着怯懦的资质，承蒙任用而寄身边疆，听说您出奇制胜，行动总能切中战事机要，只恨不能背负弓弩在您前面驱驰，以效微薄如铅刀一割的力量。我到镇以来，正逢年成歉收，百姓饥饿，公私都已匮乏，不知应当怎么办，谨将救荒事项及地方事务分条上报。虽内容浅薄没有什么可采纳之处，议论时万望您加以维护；倘若能够准许施行一两项，哪里只是我个人的大幸，实在是山西亿万生灵的大幸。冒犯尊严，实在惶恐战栗，恭请您体谅。不再多说。《与黎少宰先生淳》。我凭借浅薄的才能，屡次任职藩司、按察司，所作所为没有值得称取的地方。阁下不认为我愚昧偏曲，反而加以甄别提拔；自接受任命以来，我一直战战兢兢，唯恐玷辱职守。大君子具有识人的明察，去年岁末才抵达山西，没过几天，边境告急的文报接连而来，于是匆忙出巡边境，到三月初才回来。没想到年成歉收、百姓饥饿，张口等待哺食的人数不胜数，各地仓库空虚，劝富户借粮所得很少，百姓逃亡的接连不断。我虽然竭尽心力谋划，却不知道如何救济。倘若秋田也没有收成，边警又发生，即使有智者，也不知道善后的办法了。我承蒙任职边疆，见识昏暗、才能疏浅，想上奏请求退职；只是边务正繁重，恐怕遭到逃避事务的讥评，所以姑且等到秋收后才敢请求。何时能够趋前拜谒还不知道，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以接受众多福祉。不再多说。去年因为公私财力都已匮乏，而户部催征又十分急迫，我冒昧陈述愚昧的意见，以烦扰圣听。自以为没有见到您的面容便发言，而且可能获罪于您，因而惶恐不安了好几十天。后来奏事的人回来，详细说到阁下诚恳地向户部为此事进言，于是京库应折银的六万竟然获得免除。由此才知道阁下不但没有加以责罚，反而听取并采用了我的意见，惊喜超过期望，禁不住拍手跳跃。今年公私财力匮乏，和去年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为什么呢？去年官府仓库的粮食还可以发放，今年官仓却已经空了；去年大户人家还可以劝借，今年大户也已经困窘了。倘若饥荒接连发生，边境战事再次兴起，将拿什么来应对？贾谊所说的‘不幸发生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突然边境有紧急情况，几十万军队，国家拿什么来供应？’这确实不能不考虑。我估计今年即使有收成，在租赋起运之外，常年开支仍然短缺二十五万；何况还能指望有余粮来预备意外吗？这是有见识的人所深深恐惧的。近来我和都宪吴大人商议筹措储积的事宜，详细记录在另纸上，事情能否施行，全在阁下一句话。先前所陈述的意见，已经承蒙阁下听取采用了，所以我才敢忘记自己的疏远卑贱，叩首请求。倘蒙阁下怜悯而垂听，哪里只是我个人受赐，凡湖南、湖北的官民也都受到阁下的恩赐了。冒犯威严，实在惶恐不安。不再多说。自从阁下被任用以来，凡是在湖湘做官的人，都受到您的庇护，而我们这些充任藩垣属官的人，得到的庇护尤其多。现在有一件关系湖湘百姓祸福的事，冒昧烦扰您的圣聪，幸望垂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里〕 去年四月，荆襄发生大水，被水冲毁的民居有一千多家；五六月间，鄂、岳、沔、黄各郡大旱，肥沃土地变成赤色；到了秋天淫雨连月，江水暴涨泛滥，五种谷物荡然无存。这都是我们这些人失职造成的。已经上奏此事，幸蒙圣明天子特意敕令有关部门，田地禾苗没有收成的全部免除粮税，又命巡抚都宪开仓并劝富户分财来赈济。这实在是古代圣哲君王爱护救济困穷百姓的心意。询问士大夫后，才知道赞成这件事的，阁下的功劳居多。湖南、湖北百姓受恩深厚。近来户部移文本司，要求南京折布粮十万石、京库折银粮六万石，都在应征数额内追缴。可是去年凡是应征的粮食，全都用来供应王府禄米和卫所官军俸粮，仍然不足，又发放库藏银两补充，已经耗尽无余。现在这十六万石粮食将从哪里取得呢？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的力量已经枯竭；从官府那里征取，官库也已经空了。想等今年秋天征收夏税粮补足，但今年夏季雨水失时，丰收还是歉收尚且无法确定。况且天朝疆域万里，仓中粮食和库中钱财即使陈腐穿孔，增加几十万石也看不出有余，减去几十万石也看不出不足。为什么偏偏吝惜这十多万石粮食，使已经困顿饥饿的百姓更加困苦呢？养蚕缫丝和保障边疆，哪一件更重要，不必等到聪明人才能知道。湖广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就像久病之人，身体瘦弱不堪；即使拿人参、茯苓、灵芝、白术医治疾病，用浆粥、干肉、腊肉滋养身体，仍战战兢兢地担心他不能活下来。如果又要求他负担重物，让他劳苦奔走，就一定没有活命的希望了。这实在是仁人君子所应当痛心的事。我特意具疏上报，只怕掌管财赋的人不肯听从。恭敬地想到阁下把天下的重任视作自己的责任，把百姓的饥饿看作自己的饥饿，何况这是您的乡邦呢？冒昧希望您到内阁和户部诸位名公那里逐一说明其中的缘由，倘若能够免除这十六万石粮食，使这十八府州的百姓得到宽缓，哪里只是湖南、湖北百姓的幸运，实在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大幸。冒犯尊严，惭愧恐惧不胜，恭请您稍稍留意。不再多说。《与少司马李公勉》。

译先前舍人赴京上奏时，我曾经寄去一封书信，想来已经送达您那里了。近来张百户从京城回来，承蒙您惠赐亲笔信，谆谆教诲，足见年兄情谊深厚。我到镇以来，边务正繁重，又加上年成歉收、百姓饥饿，公私都已匮乏。现在因为分条陈述救荒事项和地方紧急事务，其中救荒本内军职比试一事，以及议事本内禁止冒袭、设置军站两事，都属于贵部掌管施行的范围。议论时万望您加以维护，倘能批准施行，不只是我个人的大幸，也是山西军民的大幸。在司马张大人那里，没有益处的书信，我不敢贸然投递，请代我致意。近日天气渐热，恭敬地希望您顺应时令、珍重调养，以承受上天的恩宠。不再多说。先前因奏事的人离开，我已经写过信，想来已送达您那里了。我不过是充任巡抚的微末官员，才能浅薄、见识低劣，没有什么值得向年兄说的。山西各郡凋敝到了极点，荒歉之后又加上疫病，户部催征粮草正急，军民逃亡的数量无法统计，死亡者在道路上相互枕藉，实在不忍心说下去。先前我多次陈述救荒事项并请求免除科派征收，当权者因私怨每件事都加以阻挠，逐渐造成今天公私匮乏、所谓无可奈何的局面。万一饥民聚集呐喊，攻掠抢夺，我的罪责固然不能推辞，但一方不得安宁又怎么办呢？现在王府禄米还欠二十三万，镇西、潞州、沈阳等卫以及儒学、驿递都没有一升一合的储粮；太原城中有粮十万石，还不够供应一年的用度；布政司库中只有八万多两银子，户部下令购买黄金解送京城，不敢动用。此外只有阔布三十多万匹，以及户口食盐还有很多没有发放。拿出三十万匹绢帛和几十万引盐，使军民得以活命、一方获得安宁，这其中的利害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不必等聪明人才能知道。我特意具文上报，同时请求免除科派征收，只怕权贵奸人从中阻挠，那么将来的祸患就说不尽了。恭敬地想到阁下是天子的股肱，是朝廷的蓍龟，是进谏就施行、发言就听取的人。万望您加以维护并施行。如果能够依照所请，哪里只是我这个小小官员免于罪责，实在是山西亿万生灵能够保全残余生命，都是阁下的恩赐。恭请留意。不再多说。《与殷司徒谦》。先前谷大参回来，承蒙带来您的亲笔帖，捧读再三，感激不尽。我凭借浅薄的才能，承蒙任职边疆，到镇以来正逢年成歉收，百姓饥饿，公私匮乏，又加上北方盗寇的游骑不时出没，对于安定和抵御的防备，不知道如何筹措，谨将救荒事项分条上报。虽然见解浅薄，倘蒙批准施行，实在是山西亿万军民的大幸。议事本中，养护战马、禁止在边地开垦两件事，尤其是边防的紧急事务。我近来见三关的马都瘦弱不堪，倘若遇到强敌，拿什么抵御？边将不知道作长远打算，放纵军余开垦边地，招来北寇，遗患不小，请您和司徒陈大人、李大人商议施行。哪里只是边疆的大幸，也是我的大幸。我自甲戌年春天有幸拜见您的典范，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仰慕您的盛德，从未稍稍放在心上而忘怀；只是我朴陋，不敢写一封短笺来表达问候起居，疏慢的罪过，我只能自责罢了。恭敬地想到阁下升任常伯，却始终把天下安危作为自己的责任，想到江右、湖南各藩屡遭水旱灾害，一切征用都务求宽减，东南百姓何其幸运。我承乏担任湖藩长官，正逢水旱灾害，才能浅薄、力量微弱，不知道如何救济。近来和都宪吴大人商议筹划，想把斛面折色的钱粮留存下来，用来凑集买粮，并开放淮、浙引盐的中盐名额，以补充一年的用度。而且近来议定的中盐斗头太重，商人愿意申领的很少；如果按照十一年的斗头数开放中盐，那么大户富商一定都会争着申领。现特意具本上报，这两件事能否成功，实在取决于阁下一句话，恭请您到司徒陈大人那里竭力维护。倘蒙允许，哪里只是我个人受恩，湖南军民都将沾受阁下的恩泽。冒犯威严，惶恐不胜。不再多说。《寄胡方伯靖》。从前在湖南，有幸与您共事，随从您上下奔走，承蒙厚爱很多。等到阁下荣升为大藩长官，而我恰好主持考试事务，不能到江边追赶为您饯行，至今仍以此为歉。昨天承蒙您的亲笔信，又惠赐《本草》，恭敬领受之余，更增惭愧。我才能低劣、见识昏暗，承乏担任巡抚，正逢边务繁重，又加上连年饥荒，竭尽心力谋划，却不知道如何救济。凡有所建言，又常常被权贵奸人阻挠，始终不能施行。怎么办，怎么办！我年轻时读过叔孙穆子关于不朽的论说，私下认为德业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功业和言论或许还可以勉力追求。考中进士以后，读书作文，来勉励自己成就所谓的言论，却没有能够成功。等到升任刑曹官，每天阅看诉讼文书，学问修养日渐衰落，文章本来就没有时间建立了。在内外做官将近三十年，不过随时俯仰，做自己职分内应当做的事，并没有显赫震动的功业，哪里足以达到不朽呢？德、功、言三者没有一项成就，终将与草木一同腐朽罢了，可叹，可叹！将要请求退职南归，在山丘沟壑之间悠然游荡，洗濯清流，坐在盘石上，饮用木兰飘落的露水，食用秋菊飘落的花瓣，以此保全余年罢了。承蒙兄长知遇爱护尤其深厚，所以把这番话告诉您，不足以向他人说。宋代徂徕先生石守道、元代翰林承旨阎复，都是山东人，不知他们的文集是否还保存着，烦请访求后抄寄一部。▯▯何时能够相见尚不可知，只希望您珍重身体，以承受恩宠擢升。不再多说。《与佥都御史秦公竑》。屡次承蒙您寄来亲笔信，感激实在深厚。先前承蒙您谈到那两个人，说他们的恶名已经传播开来，朝廷舆论将不能容忍。现在其中一个已经如此了，而另一个还在任的，奸诈阴险、危害政事更加严重，却安然无事，这是为什么？方便时希望您告诉我其中的原因。这里连年水旱，疲弱的百姓困于供应边军，逃亡的很多。阁下虽然已经调镇那里，但这里的疲弱百姓，正是兄长过去的赤子，难道您果真能够漠然无情吗？我私下认为，正粮既已缴清，余价就应免于追征，以使枯槁的百姓得到苏息。虽然这件事出自中贵人的建议，但阁下掌握着从宜处置的权力，只要下一道命令免除它，不到一天，欢呼声就会传遍远近。倘蒙阁下留意，不只是小民得到恩惠，连我这个小小官员所受的恩惠也很深厚。奉上小笺六十张，姑且供您染翰使用，笑纳留用是我的祈愿。不再多说。《寄刘太保珝》。

译我卑微地凭借浅薄才能，在外任职已有多年；愚钝拙劣而朴陋，自料将永远被弃置，不敢有求取知遇之意。承蒙阁下加以甄别收用，使我辅佐内台并掌管边防，知遇之恩已经很大了。古人报答知己的方法是：心中有未安之处，必定把它告诉对方，不敢隐瞒。我想说的，是天下事务中并非本职应当办理的，不敢越出职分发言；唯有边防一事，是我的职责，然而还不敢贸然向御座陈述，谨以此来烦扰您的听闻。我私下听说：战争不可频繁，战争频繁百姓就疲惫；军队不可分散，军队分散形势就削弱。北寇自正统十四年以来，凭借强势侵凌中原已经很久了。边将怀有奸心，不肯挺身抵御敌人，每当几名骑兵小规模入侵，就总是夸大其词上报。朝廷议论后立即调出京军征讨，成功则共同接受升赏，失败则总能推托责任，这是边将的奸谋。多年来京军总共出动了几次、交战了几次呢？京军出动，他们就退去；京军返回，他们就来侵犯，这是他们得以反复施展疲敝京军的办法。不知道朝廷设置边镇将帅究竟是为了什么？使京军疲于奔命，而宿卫军力寡弱、军粮供应烦难，难道没有值得忧虑的吗？山西都司所属官军和舍余，不过三万多人；除去分守各处边境的，留下老弱守城，多的不过一千多人，少的只有几百人。我近来巡视查看，因而寒心。现在在奶河堡筑城，分拨山西精锐官军三千人守卫，那么三关的戍守兵力也会有缺额了，边兵岂不是更加削弱吗？何况听说那里缺少水泉，也恐怕难以守住。宋代徐禧修筑水洛城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还不知道献策的人是否也考虑到了这些呢？我只是一个书生，素来不懂军事，这两件事都令我内心不安，所以把它们献给您，来求证我的疑惑。阁下兼任师相，以自身承担天下重任，而天下一切事务的宽缓或紧张，都在阁下一句话。我的狂妄浅陋之言，万一有可采纳的地方，希望赐予裁量而施行；如果认为迂阔疏漏、不可使用，请把它投入水火销毁。冒犯威严，恭请宽恕察谅。不再多说。《与周守谟宪副》。从前在湖南，听说阁下上奏请求退休，我私下常常叹息。当权者不能容纳人才，我深为掌握衡量人物权力的人感到惋惜。但想到阁下将经过楚地，或许能够握手相见，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所以等候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到来。我料想阁下必定从临清走水路以求便利，等到入朝觐见时沿途打听，也最终没有遇见，心中惆怅。后来承命巡抚三晋，虽然仰慕您的心意从未稍减，但山川遥远，没有办法送去问候。近来陈绣衣来访，详细说到您回家以来，优游于林泉之间，侍奉双亲、教育子女，没有一件不如意，深深安慰了我的心怀。又听说您的儿子学业日益进步精进，将来在科举中一定会得到高擢；上天用来报答阁下的，难道就在这里吗？我才能不称职，又是南方人，身处西北苦寒之地尤其不适宜，早晚将请求退职南归；到那时当驾一叶扁舟，到金川、玉笥之间拜访兄长，山水的乐趣，或许可以和您共同享受。预先吩咐家僮养猪酿酒来等待您。奉上《寿亲养老新书》一部，姑且备作调理饮食时查阅。未能预知何时相见，仍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自己，以承受上天的恩赐。不再多说。《与彭方伯凤仪》。去年在晋阳，忽然得到邸报，才知道阁下调任贵州，心中私下惊讶。道路遥远，无法查究其中缘由；最近赴召来到京城，询问原因，见士大夫往往讥讽阁下喜欢求取名声，我认为实在不是这样。君子做自己应当做的事，起初并不是为了名声；只是世人都不去做，唯独您去做，众人便认为您是在求名。然而喜欢名声有什么过错呢？先哲有话说：‘在三代以前寻求士人，只怕他喜欢名声；在三代以后寻求士人，只怕他不喜欢名声。’假如世上的读书人都知道爱惜名声，又怎么肯向宦官叩头弯腰，去求取美官呢？田承君责备邹志完时说：‘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所应当做的事，不止这一件。我也希望阁下不要回避被讥为求名的嫌疑，努力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即使举世都不了解我，怎么知道百世之后不会有了解我的人呢？不可因此使自己沮丧。我年纪越来越大，旧日学问日渐忘却，随时俯仰应付，内心私下不安；想退隐自保，形势又还不允许。阁下没有忘记长久的交情，希望赐我忠告，使我免遭天下后世的讥议，实在是我的大幸。思南守蔡哲是我的老朋友，希望您垂加清白的庇护，我将十分感激。分别以来两次收到您的教诲书信，实在很能慰藉我对您的思念。只是因为事务繁忙急迫，心情又无聊，便疏于答复，想来您能够体察我的心意，我也不再急忙自我辩解了。我在外台任职，确实不能对所辖事务置之不理，却常常抱有“漆室女”的忧患。反复体味您的亲笔信，大概正与我有同样的心情。每当诵读《北门》篇末的三句诗，没有一次不是反复吟咏而又惘然的。春天巡行到莆阳，地方耆老相继以牛租使百姓困病为由来陈说，我已经移文本司，转奏朝廷了。烦请您向少司徒陈大人说明这件事，如果能够免除牛租，也是便利百姓的好事。承蒙您告知查勘节妇的事情，这本来就是司法官应当办理的事务，何况又有严命，岂敢不奔走效力？我巡行八月就期满了，但兼理盐课，想来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回司任事。寄去《论学绳尺》一部，烦请转送给德泽兄。因为知道您潜心性命之学，早已厌弃科举之学，所以没有寄给您，请不要怪罪，请不要怪罪。廷美是为学宗，用崇礼是进伯，来不及另写书信，谨一并致意。因奏事官吏前来，谨此陈述，伏望谅察，不再多说。往年我们一同朝见天子，每天聆听您的清正教诲，胸中的鄙陋吝啬顿时消释。分别以后，您荣升岭南大藩，而我也承乏湖广，原本准备乘船经过黄鹤矶头，同您握手畅谈，把胸中的话全部说尽。

译没想到襄樊发生水涝灾害，我奉台檄前往那里安抚整治，等到回来时您已经出发了。我向同僚询问，他们说您虽然屈尊寄来问候，却没有一封短信来勉励我，使我惶恐惭愧，私下怀疑自己在进德修业方面稍有懈怠，所以被君子疏远了。近来使者到来，才承蒙收到您的亲笔信，文辞情意都十分恳切，比从前赐给我的书信更加深厚。只是信中对我过分推重，这不是我所希望从您这位凤仪之士那里得到的评价。朋友之道已经废弛很久了，自从托身与您交往以来，我所希望的只是兄长您抑制我的过错，指引我弥补不足，使我不至于沦为庸人罢了。您却反而效法世俗，彼此相互称许吗？您信中所说的可畏形势，确实如您所说。然而我们想要奋进而有所作为，形势又有许多做不到的地方；想要抽身退隐，却又只会招来好奇而不合情理的讥诮。如今只有安静等待罢了。道义是否存在，在于我们自己；是否任用或舍弃，取决于别人；祸福如何，则系于上天。对于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正要和您共同勉励；至于在人和天的方面，我又哪里知道呢？还是悠闲自在地过日子，姑且这样度过一年罢了。您说我以一身承担重任，却不知道担子并不在我身上，而且也不是我这微薄的力量所能担当的。陈白沙的出处进退自有深意，您把他列名荐举朝廷，这实在是厚重爱贤之心。然而假使白沙出来任事，难道不会像魏相所说的那样吗？他的志向如果不能实现，怎么知道不会有闵仲叔那样的遗憾呢？天下的宝贵人才，应当替天下珍惜，实在不必强迫他出来任职。不知道兄长您认为怎样？朱总制曾经和我共事，我一向看重他有承担重任、成就远大事业的才干，常常在交游之间称道他。近来议论纷纷，收到您的书信后，更加相信我从前的看法并没有错。还没有机会会面，临写此信不觉絮叨起来。冬天天寒，只愿您顺应时令，善自保养，以承受上天的恩赐。不再多说。致朱右都御史英 从前在闽台任职时，深受您的厚爱。后来我承乏汴台，而您恰好在关中，时常能够收到您的书信，以表达问候起居的敬意。自从您的节钺移镇两广，山川遥远，无法奉书问候，只能铭记平日听到的德言，把它作为进德修业的资粮罢了。近来我从山西巡抚任上被召来辅佐秋台，而您的令郎恰好在本部任职，向他询问得知您起居安康，深深慰藉了我的心怀。只是遗憾不能亲自侍奉您燕饮交谈，叙说离别以来的情怀。令郎勤勉谨慎、很有作为，贤能的声誉远近传播，您的学问事业已经有了传人，可喜可贺。我在这里任职，毫无建树，幸而遇到张、盛二位寅长，都是老成练达之人；以我顽钝的资质，只能坐着清啸，仰仗他们成事罢了。我寒士的习气还没有忘掉，颇为留意典籍。广东新刻的《宋史》以及《性理大全》《大学衍义》，烦请各送我一部，公事之余可以翻阅研究，或许能够不至于迷失于政务之中，这也是承蒙您的恩赐。此时天气渐渐和暖，伏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以承受皇上的宠命。不再多说。寄信致谢宗伯 宗伯先生阁下，我有幸与您同乡，又蒙您以文章道义相交，常常承受您的过分爱护。这次奉命来到这里，又承蒙您设宴饯行，感激铭佩，哪里能有尽头！我分别以后兼程赶路，二月十一日到达真定。听说山西逃散迁徙的军民，朝廷派大臣前往赈济，无不感动哭泣；扶老携幼前来归附的人，昼夜不断。自从进入故关，沿途遇到的男女百姓，脸上毫无血色，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平阳军民饥困到了极点，有的采苜蓿来吃，有的捣碎蒺藜来吃，有的割取死人来吃，有的挖掘藁本和麦根，舂磨成面做饼吃。一县之中，每天死去的有十多人，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悲。我竭尽心力设法谋划，希望稍稍宽解皇上向西顾念的忧虑。凡是有利于军民的事情，我不敢计较祸福而停止不做。只是公私都很匮乏，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措置。又加上各卫长期缺少月粮，军职、卫吏也有饿死的，那么旗军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从前唐德宗时，军士缺粮，脱下头巾在道路上呼喊说：‘把我拘禁在军中，却不给我粮食，我真是罪人啊。’德宗为此十分忧虑。等到韩滉运粮到达陕地，李泌把这件事奏报上去，德宗很高兴，召太子来告诉他说：‘我们父子可以活下来了。’ 往事如此，难道能不忧虑吗？何况三晋境内灾异接连出现，自春天以来没有降雨，干燥的土地一望无际，疫气流行，死亡的人很多。垣曲的盗贼还没有完全散去，余党潜伏在山谷中，不时出来抢劫。祁县等地强盗横行，清源等县的官库也被抢劫。假如夏秋不能收成，变故纷纷发生，即使司马君实复生，恐怕也未必有万全的防备办法。我奉命赈济，早晚忧虑惶恐，谨把军卫缺粮一事奏报朝廷，请您和阁老先生、余司徒一同向上陈说。假如能够再次发放白银五万两接济月粮，或许可以消除尚未发生的变乱；否则我不知道还能够在哪里安身了。小儿在京城，我无暇顾及，请您时常加以教诲，我将十分感激。致边佥都御史镛 千户张文来此，承蒙带来您的亲笔信。信中说到春夏缺雨、百姓饥困，足以看出您忧国忧民的深厚心意。您所奏请的战马一事，我已经竭力向兵部说明，但该部说法反复，不肯全部批准。而且偏头关没有牧地，时间久了战马难免瘦弱损伤，应当在宁武或天池选择水草丰美洁净的地方，拨军放牧，仍委派都指挥提督，以便有警时调用。近来听说大盈仓的储粮将要耗尽，库银也不多，官吏、军校数万人都仰赖这里供给；万一饥饿到了极点，有人在城中喧叫闹事，将怎么办呢？应当同镇守、巡按三司共同商议方略，预先具奏，或许可以免除后来的艰难。这两件事您一定有高明办法，而我又冒昧重复陈说，是因为交往相知的情义，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对您有所隐瞒。屡次承蒙您厚赐，感激之情难以承受，今因便使经过，草草作答，伏望明察。不再多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致陈布政 前些年听说您荣升右辖，本想写信祝贺。只是当时我的子侄们正被拘系，恐怕牵涉嫌疑，连累您的盛德，因此没有果真写信。近来知县袁士凤来访，承蒙您寄来书信，详细说到朝廷的议论，认为江西多事，是两司办事失误造成的。我去年冬末到京城，确实听到过这种说法，但那话各有具体所指，并不是说诸位全都如此。像您以及方伯王大人和几位藩臬大人，一向被称为忠信明断之人，谁能对您说出这种话呢？江右的士人议论颇为公允，并不像章子厚、蔡元长、吕吉甫之流，把爱憎当作毁誉的标准。来信又希望我维护公论，并说：‘在这种时候尚且不用真情，还要在什么时候用真情？’足见您对我的责望深厚。从前韩愈说过：‘如今的交往，要看形势的厚薄，我哪里敢保证能够承当您的托付？’何况我与众人意见不合，即使有所言说也未必有人相信，又有谁会听从我来辨明是非呢？今因本府部运粮检校返回，草草奉答，只希望您宽恕察看。不再多说。答李鸿胪鐩

译在都门分别以后，屡次承蒙您寄来亲笔信，顾念情谊深厚，又惠赠香帕、帽子、袜子、葡萄，感激惭愧之深，无法用言语形容。然而拖延了两年不敢回信，正是因为我这个退居林下的人，不应当同通达显贵之人通书的缘故。从前富郑公致仕以后，即使韩魏公年节时来问候，也不回信。富、韩二人相知如此深厚，难道是冷漠无情吗？实在是因为世俗议论狭隘刻薄。我才德鄙劣，本来不敢奢望达到富公的万分之一，但愿意向他学习。归田以来，虽没有裴晋公绿野堂、司马温公独乐园，也没有白乐天诸公饮酒赋诗的快乐，但我逍遥于泉石之间，忧患不能侵扰内心，毁谤不能进入耳中，比陆宣公在忠州时的处境还要好。近来听说屠大理上疏，想把我从衰病之中起用，虽然承蒙过分爱护，但实在还没有体谅我的心意。我年轻力壮时尚且不如别人，何况如今年老多病，难道还能再次出仕，来取笑后生吗？如果您有相知的人来问起我，烦请告诉他说：‘年老疾病日益侵逼，已经不能担当当世的任用了。’这实在是我的至诚心意，深深希望得到您的理解。自古至今，再次起用的人有谁能够善终呢？寇莱公、王介庵尚且如此，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刑部的旧日同僚中，有许多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却接连遭受贬黜，实在可惜。本部的谈、赵、顾、曾、胡五位正郎，施、尹、胃、伍四位主事，最承蒙他们挂念我，我不敢写信给他们，请您闲暇时替我转达问候，并表达我的情意。不再多说。寄杨学士维新 我天性愚钝，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别人。您不嫌弃我的愚笨浅陋，为我扩大声誉，而且曾经想引荐我进入纂修之列。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您的奖掖提拔之恩已经很深，我铭刻在心，哪一天敢忘记？自从由外任转调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我常常痛自磨砺，唯恐玷污了大君子知人善任的英明。近来在吴都宪那里看到您的华美书信，信中说方面官员中受时论推重的有三人，指的是都宪、廷珍和不肖的我。我回头自省，既惭愧又惊愕。难道是您的爱贤之心太深，即使别人的一点长处、一点善行也不肯遗漏吗？还是被一向的爱护蒙蔽，自己不知道这话已经过分了呢？否则不应当这样说。过去薛简肃公在范景仁还是童年时就识拔他，欧阳文忠公在曾子固困顿失意时就认识他；最后范景仁以风节著称，曾子固以文章名闻天下，后世都佩服薛简肃公、欧阳文忠公知人之明。您的爱贤之心深厚，远远超过薛、欧二公。只是我的不肖，哪里能同范、曾相比呢？我只应当鞭策愚劣、磨炼迟钝，以成全您知人之明罢了。我的心志确实如此，却不敢说自己一定做得到。谨陈区区心意，伏望垂察。不再多说。答罗内翰景鸣 周大尹来访，带来您的亲笔信，情意兼备。与近来诸位公卿寄来的书信相比，实在大不相同。诸位的信大多说士大夫有公正的是非之心，又说我有再次起用的机会。这样说，若说不是爱我便不可以；若说真正了解我，却还不够。唯独您的信说：‘主持公议的人只在私室里坚持，一出门就忘了。’这深深切中了当时人的弊病。您又说：‘譬如棋局，不落子反而高明。’这又深深契合了我的心意。如今那些既了解我又爱护我的人，哪里有人比得上您呢？从前我在刑部，在遭受排挤之前，就已经七次上章请求致仕。当时我还没有老，精力也还可以有所作为。我之所以急切请求离去，是因为内心推度，远取证于古人，知道我的道未必容易实行，也知道正直端方的人很难被容纳。后来狂犬般的人乱吠，我听到致仕的命令，便卖掉住宅立即离开。有人劝我陈诉，我认为皇恩深厚，已经遂了我平生的心愿，又有什么可申诉的呢？申诉未必能被察知，只会让群犬得到借口罢了。去年元勋推荐我出任南京科道，也曾说起这件事。我听见了就像没有听见，因为我的心意早已确定。年轻时读《宋史》，看到吕文穆公被罢相，宋太宗对侍臣说：‘吕蒙正盼望重新任相，眼睛都要望穿了。’ 我私下认为，文穆公是贤相，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只是当时士大夫中没有难进易退的人，所以被君主轻视，他的心意大概也正是如此罢了。因此我在心中发誓：‘将来如果被时势任用，一定要以名节自我勉励，不可以留恋利禄。’如今难道因为年过六十、将近七十，就辜负最初的心愿吗？只是喜好名声的念头还没有完全忘掉；我所喜好的不是俸禄官位的名声，而是后世的名声。将来史书为您作传时，您应当秉持最公正的笔，放胆明目，把我的事情直书无隐，那我死后也可以瞑目无憾了。言辞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有您能够体察，便是我的大幸。不再多说。寄彭学士彦实 去年周佥宪回去时，承蒙您寄来蓍草；今年秋天欧阳知县来，又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我远在炎热荒远之地任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记录的地方，而您却一直不忘寄信慰问，难道不是因为您深厚的同年同乡情谊吗？我在闽地已经五年了，德行浅薄、才力低劣，对圣明时代没有什么补益，实在以此为惭愧。但来信对我的褒奖过分，更增加了我的惭愧。八闽自从沙尤变乱以来，百姓强悍桀骜，下民凌辱上官，卑贱侵犯尊贵，彼此效法，渐成风气；而豪强大族依仗城社势力，暴横尤其严重，这大概是我们江右没有的情况。郡县官吏宁可违背上司的命令，也不敢违背权势人家的一句话，因为认为上司不过是督责，而权势人家却能使自己陷入重罪。凡是治理政务的人，只要圆滑逢迎、态度依违，往往就能得到美誉，不到两年便升迁；否则怨恨诽谤纷纷而来，有时还因此获罪。我不能随俗沉浮，完全以法律绳治他们，桀骜的风气虽然稍稍收敛，却受不了无数毁谤。然而毁谤和赞誉哪里值得忧虑呢？我所担心的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却不知道挽救的方法，这是最值得忧虑的。我朝惩戒前代藩镇的弊端，由都司掌管兵务，布政司管理民政，按察司执掌司法；凡军队调动出征的政务，布政、按察二司不能擅自专断；没有符验，都司也不听从调遣。

译平时之所以能够进退有据，是依靠这三尺之法。一旦发生事变，利刃逼近自身，厚利诱惑内心，三尺之法还能制约人吗？我认为应当稍稍改变旧制，特诏布政使、按察使兼管军政，特别选拔一向以勇略著称的人担任都指挥使，稍稍放宽擅自兴兵的法律，在紧急情况下调兵遣将可以由两司专断，不必经过中央制度，如此或许可以防患于未然，也能救治尾大不掉的弊病。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看国势强弱，而看用人是否贤能。如今用人究竟贤能还是不贤能？我不敢知道，只看见升一级官、进一等秩，士人议论就哗然说：‘某人因为亲旧在当权者那里而得到这个职位。’有人说：‘某人因为同政府官员通书而得到这个职位。’有人说：‘某人因为向权门纳贿而得到这个职位。’我刚听到时，认为人们的话不可信；慢慢观察以后，发现善于钻营的官员最终都得到超常擢升，坚守操守的人往往沉沦弃置，也不能不相信了。平常时候既然依循私利来求取进身，事多的时节肯愿意舍身报国吗？不用等聪明人也知道。我私下认为，应当尊崇奖赏恬淡退让的士人，抑制疏远奔走竞争的徒众，共同在风气衰败、世俗靡然的时刻振兴名教。认识人才本来就不容易。大抵刚正耿介、少与人合群的是君子，善于柔顺逢迎、容易亲近的是小人。从这里观察，十件中大概可以得到七八件的判断。如果果真是君子，就提拔任用他，不必是亲近的人，不必是旧交，也不必认识他的面貌。如果果真是小人，就贬黜退让他；亲近的人也不可偏私，仇人也不可回避，众人的言论纷纷相托也不可听从。按照这样处理，或许能够使那些招呼也不来、挥斥也不走的刚正之士出现。这两件事，是当时弊政中最大的弊端。您的官职是学士，职责称为论思，对于时政的得失、人才的贤否，平素都应当有所了解。在经筵进讲之余，应当从容陈说，使天下暗中受到您的恩惠，这就可以了。从前欧阳永叔、司马君实担任翰林学士，他们所论奏的，难道只是阐发经义而已吗？如果舍弃这两位公卿而另取法于他人，就不是我对您的期望了。您的尊兄少保先生，正执掌国政。古人说：‘政事将要影响到您的儿子，难道可以不预先考虑并周密谋划吗？’您试试看今天的政治是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朝廷之中谁是李纲、张浚？在方面任职的人谁是宗泽、张所？紧急时可以依靠的是什么人？面临危难而不改变节操的是什么人？假如这几类人都没有，抱着火靠近堆积的柴薪，恐怕还不足以比喻其危险。请您留意这件事。我的狂妄浅陋之言，不知道是否正确？只是仗着您的爱护而冒昧发言，幸望您宽恕。不再多说。复信给张司寇尚防 在都亭分别以后，几乎已经一年了，对您的思念格外深切。回到家以来，承蒙您的庇护，粗略得到安宁。家奴逃走后，承蒙您派人擒获押解回来，已经在正月到家了。我愚昧鲁钝，能够托身于同僚好友之间，希望受到德行美好的熏陶。不料众人互相猜忌、争相吠叫，不能长久同您相处，实在令人叹息。我曾读柳河东的文章，看到他被贬黜以后，多次给显贵写信，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私下认为这是他的过错。认为自己既然已经退处，哪里还用得着发言呢？谈自己的事情，就类似于替过错文饰；谈别人的事情，又不合乎不问人间事务的态度。因此归田以来，我不敢写一封短信问候您的起居，大概是怕重蹈柳子的过失。然而思念您的心情，却未必像书信显得那么疏远。回想去年群小排挤您的时候，您竭力替我辨白解释，几乎陷入石师鲁营救尹希文那样的祸患，这份情谊怎么能忘记呢？恐怕您还不知道我这片心意，所以特意说这些，伏望宽恕体察，便是大幸。答陆大参 分别已经超过六年，对您的思念随着日子一同累积。近来您的侄子从吴中来，承蒙您寄来手帕、碑帖，使我得到慰藉，实在难以言说。又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对我褒奖过分，不是我这鄙陋之人敢于承受的。您信中提到新建的赐闲堂，命我为它作记，更使我惭愧惶恐。我自从同您分别以来，埋没在簿书事务之间，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旧日学业荒废已久，说话都杂乱无章，何况敢于提笔作文，来招致有识之士的讥笑吗？吴中以文章著名的大家，不下数十人，钦谟尤其杰出，几乎可以说是当今的欧阳修、苏轼。您不向他们求文，却来求我，岂不是古人所说的舍近处的皇甫湜而远取白居易吗？或者说，是厌弃珍馐美味而爱吃菖蒲腌菜吗？我不敢奉命。近年来我多病，精力日渐消耗，请求致仕南归，早晚就要实现。假如愿望得以实现，将来追随益公访求石湖旧事，乘小船经过吴江，访问子锦溪的别墅，在这座堂中饮酒，酒意酣畅、心情舒适时，当托付楚声，为您赋诗，那时还不晚。您的侄子行程匆忙，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仍希望您谅察。秋日暑气仍然炽烈，伏望您顺应时令，珍重调养，以承受众多福祉。不再多说。《椒邱文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七 明代何乔新撰 铭 《阳休轩铭》御史中丞、永新人刘公到楚地宣抚，曾经拜访襄王，襄王亲笔写下“阳休”二字赠给刘公，让他把自己的燕休之轩题为“阳休”，并且作记来阐明其中的意义。“阳休”见于《戴记·玉藻》篇，解释者说，“阳”与“扬”相通，“休”与“嘘”相通，是说以和气接待他人，如同阳和之气吹嘘万物一样。贤明的襄王写下这两个字赠给刘公，大概是用来描绘刘公的德行。士大夫、君子都作赋作诗，歌颂刘公的德行，于是我为它作铭，铭文说：宏大和谐的元气充塞天地之间，吹拂万物、温养万物，万类因此繁茂。人的生命，确实禀受了这种元气。充养自身有道，便能使德性完整而精粹。和气充实于内，德行容貌显现于外；温厚而恭敬，深沉而清正。担任中丞，气节刚正而宏大。以先哲为老师，善于涵养自己而不受损害。像春天一样温暖，像甜酒一样醇厚，像应时而降的雨一样，滋润百姓。我追思古人，颜回外表若愚，深沉潜修，在道上纯粹无杂。希望在宋代有程氏兄弟，声如金、色如玉，以此涵养充实自己，浑然具备天德。颜回啊，程氏啊，都是百世的老师，值得我们钻研仰望。希望能够同他们一道归于正道，保全我的天和，消除那阴邪恶气。容色纯美而和悦，这才是最高的德行。《恒斋铭》乐安唐君佐把自己燕居的处所命名为“恒斋”，大概是想到他的祖先世代都有恒常不变的德行，所以把这个名称悬挂在门前，早晚出入都观看它，思考先世所以能够恒守德行的原因，并努力达到它。士大夫都作诗来阐发命名此斋的意义，旴江何乔新为它作铭，铭文说：天道以恒常为本，四时因此运行；人道以恒常为本，各种德行因此成就。看看那些昏昧的人，却不能守住这个道理，空虚时装作充盈，没有时装作拥有。快乐的君子居于斋中，安然自得；长久的事情看起来像暂时，最终的状态又如同开始。正是这种恒常的德行，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您的祖先世代都有恒心。人的恒心，就像水有源头；流放到四海，水流浩荡不绝。人如果没有恒心，就像污浊的沟渠，突然泛滥，转眼又干涸。啊，君子啊，起居行动都要以此为念，不要忘记祖先，始终践履恒常之德。南方人的话、大《易》的文辞，都不可以忽视忘记。要时时念着它，处处实行它。《德星堂铭》将乐陈君叔诚的先祖，大概出自太丘长陈寔，曾经建造一座堂，作为燕居休息的地方。他的堂叔中书君，根据太丘长的事迹，把堂题为“德星”。叔诚兄弟四人，和睦恭敬，不愧为陈纪、陈谌那样的兄弟；他们的儿子、侄子又都温文儒雅，有学问有品行，足以媲美陈群兄弟。假如让太史官来占验，怎么知道德星不会灿然聚集在斗牛之间呢？叔诚的侄子监察御史维裕，已经请翰林学士王公为此事作记，又嘱托乔新作铭。于是作铭说：粤城的一角，有一座十分高大的堂。堂中的主人，是当时很有修养的人。追念显赫的祖先，他确实是太丘长陈寔。怀抱德行、收敛光华，卓然少有同类。仁义的恩泽，延及后代。像陈纪、陈谌一样，是难分高下的兄弟。想到这种共同的德行，确实就是荀氏君子。姑且前去访问他，随行的是他的子孙；荀氏君子那里也有许多才子。八位出类拔萃的后代，或进献、或侍奉。灵台高耸，仰观天象。今晚是什么夜晚？德星聚集于此。从汉代直到今天，几乎有一千年了。荀氏的德星很少听闻，陈氏却有后继。后继者是谁？有贤美的叔诚，温和而平正，清正而有操守。他能继承祖先，也能开启后代。子孙如玉树琼芝，争相焕发、共同秀美。以德行教导人，天上也有相应的星象；天人本是一理，在这里得到验证。高秋没有月亮，玉宇澄澈。德星灿烂，照入我的门窗。于是为这座堂作铭，告诫你们后来的子孙。世代的德行不要懈怠，使它的声名永远流传。《持敬斋铭》龙虎山人张君留本，是四十五代天师澹然的侄子。他曾开辟一间屋子作为藏修学业的处所，题名为“持敬”。大理少卿李公已经为它作记，留本又请我为它作铭。我赞许他有志于圣贤之学，于是取儒家的学说作铭说：心灵是道理的外郭，持守它有要领。说到德性的载体，它的功夫是什么？就是专一不旁骛，不懈怠、不荒废，庄严而恭敬。处在幽暗的房间中，仿佛上帝就在面前；走在平坦宽阔的道路上，也仿佛深渊在脚下。端正你的仪态，安定你的志向；庄重得像在思考，肃敬得像在祭祀。心意流荡，就像奔流而去的河水，要用敬来筑堤；心神放纵，就像奔驰的骏马，要用敬来驾驭。渐渐勒住缰绳，早晨战战兢兢，晚上小心谨慎。五官不受扰乱，各种行为都端正。奉行这一原则，永远发誓不改变。这不是仙人的道路，而是圣贤的门徒。啊，君子啊，不要因此懈怠放逸！我把这些铭刻在你的心中，而不是铭刻在你的屋子上。《敬慎斋铭》无锡县令李君叔兰，在官署中开辟一间小斋，公务退后便在其中燕居休息，题名为“敬慎”。后来因冬官丁君元美请托我作铭，我认为：“敬，是从内心说的；慎，是从处事说的。能够既敬且慎，修养自己、安定百姓的关键，就不在这之外了。”于是为它作铭说：锡山官署中有一间斋室，是和乐平易的君子开辟来休息的。啊，君子啊，唯有敬慎之道应当努力。你的内心如果懈怠，政事就会混乱。啊，君子啊，还要谨慎而不厌倦。你的事务如果荒废，最终就会连累你的德行。敬应当怎样做？早晚战战兢兢，如同渡河踩着春天的薄冰。慎应当怎样做？朝夕警惕自励，如同在山中行走踩到老虎尾巴。内心敬慎，处事谨慎。上帝正在注视你，怎么敢有丝毫放纵？奉行这道理，不懈怠，不荒废。这样功绩就会增大，百姓就会安康。华美的匾额光彩照耀，居斋时恭敬有仪。把这篇铭文放在座右，愿你以此勉励自己的德行。《宝贤堂铭》晋王世子已经代理国政，于是在王宫西南建造一座堂，作为燕居休息的地方。屏弃玩赏之物，只把图书、琴瑟、彝卣等器物陈列在左右。每天延请硕学之士，在其中讨论道理、讲习学业。题名为“宝贤”，大概取自《周书》中召公的话。乔新到晋阳宣抚，在这座堂拜谒世子，世子拿出荐绅们歌咏的各篇诗文给我看，又交给我纸简让我作赋。于是我再拜献上铭文说：

译悬挂的藜杖、系结的绿玉，是梁、宋两地所珍爱的东西；玩赏之物虽美，却无益于身心。繁弱、阙巩这样的名弓，是鲁、晋所珍视的；佩带服用的华美之物，也不能帮助治理大道。古人早有训诫，所珍视的只有贤才。作为王储，您能够践行这句话，于是建造这座堂，在此燕居休息。亲近忠贤之士，以经典训诰为准则。诵读《殷盘》《周诰》，品味其中道义的精华；左边陈琴，右边置瑟，斥退齐国的竽。众多杰出贤士，或作宾客，或作朋友；用来纠正我的过错，教导我的美德。像邹阳、枚乘那样，文辞并非不工巧，却不把他们当作宝贵，厌弃那种雕琢辞章的小技。像公孙衍、髡那样，辩说并非不广博，却不把他们当作宝贵，憎恶那种偏曲的学问。白发的老臣直言不讳，文儒之士恭敬从容。所宝贵的就在这里，用来治理我所接受的百姓。汉代有河间王刘德，能够崇尚古学；又有东平王刘苍，只以爱好善行为乐。弘扬我祖先的训诫，阐明我宏大的谋略；同古代贤哲之王，在不同的时代共享美誉。景山、霍山的疆域，汾水、浍水流域，大邦的世代福祚，正是贤才之力。《砚铭》砚的德性，正直而方正，经过磨砺也不会变薄；它本性刚强，却温润如玉，内里经过浸染也不变黑。既贞正又洁白，正适合君子珍爱它。它的德性如此，至于它的功用，则要等待时机。遇到适合的时机，就可以刻写彝卣上的铭文，演述诏书制书的文辞；没有被任用时，就端居深藏，仿佛无所作为。孔子说：“任用我，就出来行道；舍弃我，就退藏起来。我和你大概可以做到这样吧。” 《楷杖铭》我得到一根孔林中的楷木手杖，把它送给弟弟廷祺，并为它作铭说：它产于孔林，受到教化之雨的深厚滋润；不要讥笑那些出自江心的桃竹。它不用规画却自然圆，不用绳墨却自然直，制作成手杖，使用它永不厌倦。金色山岭、银色溪流之间，出入都与你相伴；有时经过葛陂，不要变化成龙。你跌倒时，它扶持你；你危急时，它支撑你。你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要保存它。赞【附字辞】《李晋王遗像赞》晋王名克用，他的祖先本是朱邪氏，世代担任沙陀部落的首领。他的父亲国昌，在唐懿宗时跟随康承训讨伐庞勋有功，才被赐予国姓，列入皇族属籍，屡次升任振武节度使。晋王起初任沙陀副兵马使，广明年间发生变乱，调任雁门节度使，起兵勤王，诛杀黄巢，收复长安，功劳居第一，于是率兵向东，解了陈、汴之围。黄巢的党羽朱温任宣武节度使，嫉妒晋王先前的功劳，夜里派兵包围他，晋王几乎不能脱身。脱险以后，回到晋阳，认为朱温终究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多次请求讨伐他。当时奸诈宦官专擅政权，宰辅没有才干，只偏袒朱温而压制晋王。不久朱邪、王行瑜相继构乱，朝廷下诏命晋王讨伐他们，叛臣被杀，朝廷的慰劳赏赐十分优厚。然而唐昭宗不能体察晋王的心意，始终猜疑他而不予任用。晋王回到镇所后，各藩镇因为朝廷赏罚没有章法，更加肆意作乱；朱温于是逼迫昭宗迁往洛阳，最终夺取了唐朝的国统。朱温篡位时，蜀王王建写信劝晋王称帝，晋王回信说：‘我发誓此生不失臣节。’唉！晋王在国家灭亡以后，尚且不敢自己称帝，何况宗国还存在时，怎么忍心毁坏臣节呢？君主和宰相怀疑他，实在是错了！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宗室遍布天下，像璘、煴一类人，遭逢时局不安，暗中窥伺神器，却振助朱温作乱，使宗国覆亡，这样的人对国家藩屏又有什么用呢？晋王虽然被赐国姓，实际上并不是王族后裔，但他一心向着帝室，始终不改变，远比一般人贤明。假如唐朝倚仗他作为藩篱屏障，难道会突然灭亡吗？晋王立志图谋恢复，怀抱愤恨而死；他的儿子庄宗能够剪除叛逆之徒，恢复国号为唐，也足以慰藉晋王在天之灵了。晋王葬在代州，就是今天所谓的晋阳。我巡边到代州，从寺僧那里得到晋王遗像，立即命画工摹绘传播。感念晋王的忠贞气节，于是为他作赞，赞文说：蒲海之滨、金山山麓，诞生了这位杰出人物。他面色如赭玉，黄巢叛乱，于是覆灭西都；天子车驾逃往蜀地，禁军营垒成为废墟。晋王奋起率领军队，在晋阳起兵。龙旗虎卫，声威盛大；于是消灭群丑，收复帝京。妖氛既已驱散，九庙也重新清明。汴地有枭雄，正是那些叛逆之徒；他们险恶强悍、凶猛轻捷，窥伺皇位神器。君主与宰相啊，你们为什么听信而不聪明？竟把枭雄说成凤凰，把叛逆说成忠臣；亲近凶恶首领，憎恶忠诚谋议。金祥接受册命，宗庙因而坠亡。晋王的心志坚定，清泪滚滚；檄文传到边镇，发誓要恢复宗国。上天不肯留下这位贤臣，他突然长逝。锦囊中的三支箭，留给他的后代。后代庄宗英武，既孝顺又贤明；珍视先祖遗志，祭祀唐室，使唐配享上天。看那凶恶首领，尸骨腐朽；晋王虽死而不朽，英名声誉更加显著。堂堂的遗像，身穿朱衣，头戴玄冠；众人都来瞻仰，肃然改变了面色。《德馨堂赞》安成县书冈，世代相传是晋代征士陶元亮读书的地方。如今国子司业张先生振烈的住宅就在这里。先生的祖父澧陵君，一向以学问品行著称，曾经做官而拥有俸禄职位。后来罢官南归，把祖宅全部让给族人，在旧宅旁相中一块奇异的土地，建造数十楹房屋居住。房屋前面临着东湖，后面背靠书冈，烟云繁盛，花竹茂美，极有幽静雅致的趣味。落成那天，泸溪司训周君尚善作诗祝贺，其中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宁似其中有德馨”的诗句，乡人争相传诵。澧陵君的儿子凭借儒学起家，累官至祁阳教谕；他的孙子就是司业君和他的兄长振光甫。司业君想到子孙相继居住，旧堂结构已经不相称，于是同振光甫召集工匠、准备材料，重新修建住宅，使它高大华美，并把堂题为“德馨”，取自周君诗中的话。他有时向我讲述这件事，我认为，德就是仁义礼智这些品德在内心的获得。德蕴藏在心中，无声无臭，哪里有所谓的香气呢？大概盛德达到极点，充盈于自身，表现在行为上，又使众人受到感化，那么美好的声誉和良好的名声就会发散出来而无法遮掩，就像万物的香气，向四方传播而没有阻隔一样。世上高堂深屋、奢侈华丽的住宅不少，但德义没有声闻，君子便以谈论它为可耻。澧陵君的住宅传给儿子、孙子，而美好的恩泽更加隆盛，芳美的声名更加振扬，难道不是以德为根本吗？在台阶旁种兰花，兰花凋萎了香气便消失；在庭院里种桂树，桂树摧折了香气便断绝。只有把德积累在自身，香气才会向四方传播，越过百世仍有遗留的芳香。澧陵君正是这样的人，把他的堂命名为“德馨”，实在很恰当。乔新和司业君同榜中乡试，相互友好，于是为他作赞，歌颂张氏世代的美德，并用来勉励他的子孙。赞文说：

译东湖的深处，书冈的山麓，有一座光彩焕发的堂，是君子所居之处。确实是明智的君子，给后代留下安定；开创这座堂的基业，十分高大而且完备。以礼作为门户，以智作为窗牖，他的德行唯有馨香，哪里能说它简陋？显赫而诚实的司业，能够承受祖先的福泽；想到我们的祖宅，为什么会倾圮成这样？于是修筑、补救，盖茅、涂泥。高大的门楼整齐庄严，高耸的屋宇宽广深邃。我的居室焕然一新，庄严而恭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回答说：靠的是祖先的德行。我祖我考，在这里享受祭祀；我宗我姻，在这里宴饮欢聚。这座堂有什么呢？有浓郁芬芳的香气，不是兰也不是荪，而是德行光明显扬。这座堂有什么呢？有芬芳浓烈的香气，不是椒也不是桂，而是德行远播。祖先的基业，我要把它发扬光大；祖先的德行，我要继承承当。能够长久保持德行，能够厚重地承受福祉，像绵延不断的草木一样，永远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啊，你们这些后代子孙，升降出入于这座堂，要继承它的艰难，只努力奉行德行。我歌颂吟咏，来宣扬芳美的声名；愿它世世相承，使德馨不断振扬。《定远张允器画像赞》这是我的朋友定远张先生允器的画像。我同先生分别已经四十多年了，想要再见他的面容，却不能实现。如今竟在画图中见到了他，于是为他作赞说：涵养和气，吞纳精粹，容貌神色安穆；衣带端正，佩玉有节，仪态庄严肃敬。有时在濠梁之上观赏游鱼，有时在舞雩台沐浴清风。不迎合时俗来求通达，也不拘泥古法而显得迂腐。看他的外表，超然于万物之外，像山泽中的清瘦隐士；探究他的内心，则深沉而宏博，是君子的儒者。唉！这样的人，是采苓者一类的人吗？是垂钓于瀬水者一类的人吗？《陈秋官赞》【名章，松江人】操守如冰霜、蘖芽般坚贞，姿态如梧桐、翠竹般高洁。约束自身以礼，交接应酬都合乎仪节。所品味的是道，却对世人共同嗜好的东西淡然无心；所勇于担当的是义，却对世间竞相追逐的事物退让不争。人们所推重的，是汉代的公孙不疑；内心所期望的，是古代的士师。因而能够迎来美好的天命，保全众多百姓。唉！《诗经》所谓国家的根基，《尚书》所谓无疆的美誉，若不是这样的人，又将归属于谁呢？《刘先生廷益字辞》福建按察使永新刘公的儿子刘裒已经行冠礼，宪副四明钱君给他取字为廷益，大概是依附“裒”字的含义而取的。刘公因为刘裒行冠礼，请我在宾阶任职，于是让我申说其中的意义来勉励他。我认为“裒”的意义是聚集。君子要寻求增益，必定要通过学习来聚集众善。山正因为聚集了许多土，所以能够增高；河川正因为聚集了许多水流，所以能够加深；君子正因为聚集了各种善行，所以知识更加高明，行为更加光大。聚集众善以求增益，这大概就是求益的根本吧？孔子生下来时，父亲给他取名；行冠礼以后，宾客给他取字，并不只是使他有一个美好的称呼而已，而是希望他看到名字便思考其意义，因字而勉励自己的德行，不失去这个美名所包含的意义。刘裒啊，要勉励自己学习四端五典的美善，礼乐名物的详备，前人言论和往昔行事的广博繁多。广泛学习以聚集众善，反省自身以亲自实践，把万种善行集中于一身，这样所获得的增益，不也深远了吗？敬重并遵循先人的美德，建立美好的功绩，承受厚重的福禄，成为我皇家世代的重臣，我对你寄予希望。刘裒啊，努力吧！希望你不要忘记父亲命名、宾客取字的用意，于是作此祝辞。上天的法则，播散开来成为万种道理，把万物的道理汇聚为一，这才是对自身的增益。六经和群书的言论，既浩繁又丰富，把它们融会贯通并汇聚起来，我的智慧便会明达；天道和物理，既精微又深密，广泛探求它们，便能够会通为一。温雅的刘生啊，文章如同霞光舒展；名叫裒，字为益，这名称的意义非常美好。通过学习来聚集众善，万种善行都具备；道德积聚于自身，圣贤的境界可以努力达到。一筐土不停地积累，便会成为高大的山丘；一勺水不停地汇聚，便会蓄成洪大的水流。啊，你的父亲曾经作为当时的使者，能够思念并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有了你这个儿子。晋代有位杰出的辅臣，名叫裒，手持斧钺镇守东夏，他的声誉十分美好。虞代有位忠贞之臣，名叫伯益，建立了显赫功勋，舜赐给他黑色旌旗。父亲为你命名，宾客为你取字，你要思念并敬重其中的意义，效法古人。我所说的话，你要切实奉行，不可忽视，不可忘记；接受上天降下的福庆，成为国家的光荣。周仲仪字辞 古时候，孩子出生后由父亲命名，行冠礼后由宾客取字，这是礼制。取字并不是为了求得一个美称。周公、孔子，是礼制的来源，他们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伯禽、伯鱼，哪里曾经专门求取美称呢？后世爱护子女的君子，却一定要为孩子求取美称。所谓美称，没有别的意义，不过是希望孩子看见名字便思考其中的意义，以仁行仁，以孝践行孝道罢了。名字所寄托的意义，难道可以轻视吗？近世冠礼已经废弃，取字也不合时宜，这是士大夫轻视礼制，到了极点。只有御史大夫太原周公不是这样。周公的儿子紞，年龄已经可以行冠礼，便择定日期，选定宾客来主持礼仪。礼成之后，宾客给他取字为仲仪。大概“紞”是冠冕下垂的部分，王后亲自织成，用来充耳的。古代圣贤知道人的行为不能没有威仪，所以制作衡、紞、纮、綖来彰显威仪，制作琚、瑀、珩、璜来节制举止，设置琴瑟、钟鼓来陶冶性情，总之都是为了使人谨慎而端正自己的仪容。《诗经》说：“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又说：“慎尔威仪，无不柔嘉。”威仪不可不谨慎，正是如此。紞虽然只是冕上的一种构件，然而一旦有所缺失，冠冕的制度便不完备，也不足以成为人的仪表。何况君子的行为一旦有所亏缺，难道还能使别人以他为准则而加以效法吗？名叫紞，字为仲仪，这是父亲和老师对他的期望，深远而且重大，难道只是让他有一个美称吗？《春秋》的书法是：这个人贤能，便称他的字以示褒扬；否则便称他的名以示贬抑。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因字而见于经文的，不过十二人而已。人有了美称而不损失其美德，这样的人多么少啊！仲仪，希望你遵循礼制而不违背，增进学业而不懈怠，或许能够保全这个美称。《诗经》所谓“无不柔嘉，维民之则”的境界，希望能在你身上看到。众人说仲仪行冠礼时，乔新与人共同主持事务，便让我作文章来勉励他，于是铺陈其中的意义，以辞章申说。辞曰：

译冕的制度，在周代最为完备，有纮，有綖，有覆盖，有旒。那下垂的部分叫紞，是王后亲自织成的，用来彰显美好的仪容，并不是用来装饰。都宪的儿子，内翰的弟弟，名叫紞，字为仲仪。冠上佩有紞，冠冕高耸，远望庄严，令人喜爱而赞美。一旦有一处失误，冠冕便歪斜不正；走近看也不令人敬畏，便没有威严和仪表。来吧，仲仪，明白地听取教诲，不要迷惑；谨慎端正你的举止，以成就你的德行。除去轻浮放纵的心志，不要轻薄浮躁；顺着已经形成的美德，能够明察而且真诚，辅佐你严正的父亲——他是国家执掌正直之道的人，以严肃的面色立于朝廷，仪容一点不差；辅佐你的长兄——他出入銮坡，温和恭敬而仁厚美善，仪表非常美好。你将来要以什么为榜样？就以父亲和兄长为榜样；能够恭敬，能够勤勉，继承他们美好的声誉，能够享有长久的福禄。如同苏轼有车辙，尹洙有升迁。啊，仲仪，思念它，敬重它；这是成年人的道路，要恭敬地奉行这些训辞。《椒邱文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八 明代何乔新撰 题跋 题写《金石例》后 我年轻时读柳文肃公的文集，看见他为集贤学士潘公所著《金石例》作的序，想看一看这部书，却始终找不到；到士大夫家中访求，也没有。近来我和司封左君时翊谈论文章，提到这件事，时翊说：“我曾从郑内翰瑶夫家得到一本抄本，于是抄录收藏了。”我赶紧借来带回家，点灯阅读。书中援引的材料广博，取舍精当；从事文章写作的人得到它，真如同法家有判例一样。我喜爱这部书，于是抄录收藏在家中。书中有鄱阳杨本的传记，以及贵全桐川汤植翁的序，但文肃公的序缺失，所以我把它抄录在卷首。然而柳序称潘公谥号为文简，而杨傅等诸位君子却称他为文僖，难道是先谥文简，后来改为文僖吗？还是传抄记录时发生了讹误？姑且缺下不论，等待知情者说明。闽人余应诗跋 大宋第十六代，飞龙元年，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下诏让公主嫁给他，当时在明光宫赐宴。酒兴正浓时，他伸手指爬过金柱，手指化成龙爪，惊动了天子的容颜。元君含笑对群臣说：“凤雏难道能和普通禽鸟相同吗？”侍臣献计，将要杀掉公主，公主夜间哭泣，泪水沾湿了酥胸。瀛国公早晨骑马奔驰去见皇帝，在大雄门下跟从禅师参禅，幸而逃脱虎口，走入方外，改名为合尊。那时明宗在沙漠中，与合尊结交，感情很深。合尊的妻子夜里生下一个儿子，明宗隔着帐幕听到笙钟之声，便请求把孩子带回行营，收养为嗣子。明宗去世时，孩子才刚刚幼小。文宗下诏把他迁往南海，五年后才回到宫中居住。壬癸枯竭，丙丁从西江兴起，月下的身世最终延续到今天。儿孙成为沙漠的主人，唉，赵氏是多么雄强啊！从前皇祖接受周朝禅让，仁厚宽大，很有三王的遗风；虽然因浪子而失去中原，但世世代代做君长，流传无穷。这首诗叙述元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是闽地儒生余应所作。诗中有“壬癸枯干，丙丁发”的句子，大概是说壬癸属水，丙丁属火；元朝以水德称王，而宋朝以火德称王。又说“西江月下，生涯终”，所以故老相传，顺帝向北逃亡，死在应昌，仓促间取西江寺的栋梁来供作梓宫，梁上隐隐约约有字，赶紧察看，原来是一首《西江月》，其中有“龙蛇跨马乱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的句子。有人说这是太保刘秉忠所作，所以余应才这样说。考察史书，瀛国公在德祐丙子年投降元朝，当时六岁；十二年后是至元戊子年，瀛国公在吐蕃学习佛法；又过二十八年是延祐丙辰年，仁宗派明宗出镇云南，明宗不接受命令，逃往漠北，他与瀛国公结交，大概就在这时。托欢特穆尔在元统癸酉年即位，就是顺帝，当时十四岁；他应当生于元祐庚申年，上距丙子年共四十四年，而瀛国公当时才五十岁。余应的诗或许

译有所依据。史书又说，文宗因为乳母失言，明宗在世时一向说顺帝不是自己的儿子，于是把他贬到江南；文宗召奎章阁学士虞集书写诏书，向中外发布，却不说顺帝究竟是谁的儿子，大概是有所忌讳。我二十岁时赴江西乡试，在馆舍主人家看见一册古乐府，其中有《沙漠主》一篇，说是杨维桢所作。我当时正从事科举学业，没有空闲抄录，只记得篇末有这样的句子：“唉，凤凰变成了斑鸠，蛟龙变成了鱼；三百年来的龙凤后裔，竟然来到漠北称单于。”又记得篇后写道：“宋太祖的德行达到极高境界，开创帝业，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宋太宗违背盟约，金人的祸乱使全族北迁，而太祖的末代孙子又重新继承大统，在江南拥有天下一百多年，后来被元朝灭亡，而瀛国公的儿子暗中承继元朝的统绪，世代成为漠北的君主。上天报答太祖，是多么丰厚啊！”这些话和余应的诗很相合。近来考察铁崖乐府，却没有这篇，难道是后人假托的吗？还是有所遗漏？新安程克勤抄录这首诗给我，于是我详细记下自己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以扩充异闻。晦庵遗墨跋 我们旴地包氏兄弟都曾在紫阳朱夫子门下求学，所以得到朱夫子亲笔书信很多。收藏在光风霁月阁的，共有二十五纸。宋朝末年兵火之后，遗失了大半。楚国程文宪公曾经作过跋。元朝末年焚烧劫掠极其惨烈，又再次散失。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几张纸，以及文宪公的跋。可是包氏子孙不能守护，所以这卷书最终归于郡中的大户人家，真令人感慨。我的朋友左君时翊，是学习朱子而仰慕包氏的人。他买得这卷遗墨，珍爱收藏，几乎像对待《河图》《大训》一样。有人反而说，善于学习朱子的人，只要立志于朱子的道就够了；这些零碎遗墨不过是朱子的糟粕，为什么这样恋恋不舍呢？这话不对。朱子的亲笔书法，文字是心声，字形是心画。阅读玩味它们，使人形神肃然，鄙陋贪吝消除，当然可以借此在数百年之后体会朱子的内心。这哪里是世间寻常的文章书翰，仅仅供耳目娱乐的东西可比呢？在明窗净几之间展开玩味，应当悚然改变态度，如同在武夷九曲之间亲自听朱子应答，这才可以称为善于学习的人。晦庵先生凭借豪杰般的才华，学习圣贤之道，凡是发为文章辞句的，都是至道的寄寓，不是后世词人所能比的。至于他的余绪流露在书法中，也都刚劲雄放，如悬崖上的古柏，如冲出峡谷的惊涛，不是以书法著名的人所能仿佛的。所以他的残篇片札流传在人间，得到它的人收藏珍藏，不亚于悬挂灵芝、垂饰荆玉那样的珍宝。盱眙陈主事大章曾从金华傅氏那里得到先生的三封书札，其中两封是上给当时宰相的。前一封请求减免税赋并请任祠禄官，后一封请求严惩豪强狡猾之徒。书札后有大司成陈公、大理少卿廖公的题跋。主事恭敬地珍藏，请我在末尾题识。我读后肃然起敬，因为这已经是三百年前的遗物了。曾听说，书法是心灵的图画。通过先生的书法来探求先生的内心，这才是善于学习先生的人。单从这两封书札看，先生恳切请求减税，可以看出他体恤百姓的仁心；诚恳请求祠禄，可以看出他勇于退处的道义；请求惩治豪强狡猾之徒，又可以看出他除恶扶善的心愿。主事如果从这里探求，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大致都可以得到。若只是玩赏古物、满足性情罢了，对身心又有什么益处呢？至于上给当时宰相的那个人是谁，陈、廖二公已经考订得很清楚了，我可以略去不说。古器物铭跋

译三代盛世时，凡是诸侯、卿、大夫有显赫功烈和重大功绩的，一定制作礼器并把功绩铭刻在上面，用来流传不朽，昭示子孙。铭辞宏大深厚、古雅幽深，与《尚书》的典诰、《诗经》的雅颂相互表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三代礼器往往被毁掉，用来铸造佛像，留存在世上的很少。我在家居时，村民耕地得到一件器物，形状像古书所说的卣。村民怀疑它是金属，便剖开丢弃了。我把它带回家，察看它的铭文，都是籀文，知道它是三代遗物，却惋惜它已经被毁。后来来到京师，游览废弃的佛寺，有个僧人用一件铜器焚香，形状像《礼图》所说的敦，制作精巧，毫无疑问是古物。我想用白金买下它，僧人吝惜不肯给我。几年后我经过那里再询问，已经被豪强有势力的人抢走了。由此才知道，卣、彝、敦、匜仍有保存下来的，只是出现得不是时候，遇到的也不是合适的人，所以沉没、毁弃，没有人珍爱它们。这样看来，君子怀抱美德却没有遇到知己，他的沉没无闻，与这些器物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一向爱好古物，每每遗憾不能看到三代的礼器，无法了解圣人制作礼器的盛况，偶尔便取传记中记载的各种古器物铭文，汇集抄录，共得三十三篇，准备把它们传给爱好古物而博雅的君子。圣人制作器物，其中是有道理存在的。这些器物虽然已经亡失了，但诵读它们的铭辞，推究其中的道理，不仅可以由此看见盛世君王和贤能辅弼的德行功业，也差不多可以想见圣人之道。难道只是眷恋器物形制这些末节吗？题韩国华神道碑跋 这是宋代谏议大夫韩国华的神道碑，富弼彦国撰文，王珪禹玉书写。韩国华是魏国公忠献公的父亲，而富、王二公曾与忠献公一同任宰执。碑文和书法都值得流传。富公凭借功勋事业闻名天下，他的文章不多见。如今看这篇碑文，叙事质朴而不粗俗，内容丰富而不杂乱，大概不是文笔幼稚的人所能达到的。宋代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官大多任用有文学修养的人，所以士大夫争相在学问上磨炼自己。当时的人即使不以文章闻名，文章也自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富公就是这样。自元代以来，被任用为公卿大臣的，只取决于外貌魁伟、声音洪亮流畅，而凭文学才华得到升进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二。因此即使是耳目所接触的近世事情，也茫然无知，不只是把伏腊误认为伏猎，把杕杜误认为状杜而已。有人讥笑这种情况，阿谀奉承的人又替他们解说：“防龙、稷、卨读过什么书？绛侯、灌婴本来就是厚重而少文采的人。”掌握用人权柄的人于是认为这样本来就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唉！把卿相的职位交给没有学问和才术的人，难怪政治不如古代。可悲啊！题先冢宰致仕后又留任的公牍 景泰年间，先公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奏章上了五次，才得到批复。批复说：“朕想留卿辅佐治理之道，但卿屡次称年老有病，辞职归田，特准所请。”翰林院写了敕书，兵部供给车马脚力，命他离任退休。辞别皇帝那天，皇上又眷恋挽留，不许他离去。先公上奏坚决辞退，皇帝下温和的诏书不准，并且截留了他后来上呈的奏章。吏部移文请先君到任办事，这就是当时的公牍。少傅王文端公直、侍郎俞公山、项公文曜的花押都还保存着。先兄本茂、侄儿防、从孙丰共同珍藏，已经三代了。丰的弟弟亹，担心时间久了会漫漶，便装裱起来给子孙看。乔新叩首伏读，感念先皇的恩宠光荣，哀悼先人事业日渐遥远，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在下方谨慎题识。题碧梧沈先生挽诗册后 这册挽诗，是大夫君子哀悼碧梧沈先生而作的。先生是吴兴的名门之后，父亲因事被贬谪戍守抚宁，先生在戍所长大，读书专心，品行笃实，喜爱吟咏，也精通绘画。有人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他入宫供奉，他才迁居京师。同被召用的人大多得到美好的官职，先生淡泊退让，不肯求取权势，所以终身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君子们为此哀悼。先生将要去世时，遗命儿子们说：“不能归葬故乡，就等于没有安葬。”儿子们因为贫穷不能归葬，灵柩长期暂厝在都城外。君子们更加哀悼，这些挽诗就是因此而作的。后来先生的儿子沈清刻苦努力学习，希望立身扬名来显耀父亲，终于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出任名县县令，入朝任郎官。朝廷推恩，追赠先生为刑部主事，赐给敕命。君子们说：“先生承受这样的恩宠，也足以稍稍得到安慰了。”沈清奉使到南畿，才扶柩归葬。君子们又说：“先生的魂魄重新回到故乡的坟墓，大概可以瞑目了。”于是相继作《虞殡》之章，以抒发哀情。沈清如今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拿出这册诗给我看。我读完整册，放下书说道：“先生是善人，沈清大概是孝子吧？”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生正是这样。《左传》说：“立身行道，以显父母。”沈清可以无愧了。唉！做父亲的、做儿子的，读了这些诗，难道也会感慨奋发起来吗？于是题写在诗册后面，把它归还给沈清。二老余芳卷跋 少师东里杨文贞公年轻时游历湖湘，和大宗伯东吴杨先生是平民时期的朋友。后来文贞公出仕入朝，官至丞相和辅弼，而宗伯先生也屡次任职翰苑，两人的交谊更加深厚。诗筒和书信往来，几乎没有一个月中断。先生的门人汤原静得到文贞公和先生的遗墨若干幅，装裱成卷，珍藏起来。偶然带到汴地，拿出来给乔新看，请我题识。乔新年幼垂发时，曾以世交子弟的身份到私第拜见文贞公，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盛大美好的德容，我在梦中都能见到，而文贞公的坟墓树木已经合抱。展开诗卷庄重诵读，凄然悲叹，又哪里忍心多说呢？然而我曾听君子评论文贞公，说他的清廉忠诚和大节很像宋代的宋广平，所以考定他的事迹、改定他的谥号，都用“文贞”二字。文贞公的文章比宋广平更好；他的文章雍容纯雅，有欧阳公的风格，至于《石台》《沙羡》等作品，即使混入欧阳公的《六一集》中，大概也不容易辨别出来。而文贞公辨明章程、迎接衡鉴的功劳，比欧阳公更加伟大。唉！自唐代经过宋代直到今天，能够兼有这两种美德的人，文贞公一人而已。宗伯先生我未能亲自认识，但他和文贞公是朋友，而文贞公多次称赞他的文章。文贞公难道会只是偏爱朋友而阿谀他吗？由此可知宗伯先生的贤德了。因此，他的片纸只字流传人间，被世人珍视，不亚于天球和弘璧这样的珍宝。像原静这卷遗墨，正如从前有人得到欧阳公《五代史》的稿本，带回家乡，作为珍宝一样。两位先生的遗墨，也是稀世之宝。汤氏子孙还应当谨慎收藏它啊。题《刘原父投壶义》后

译临川吴文正公校订《仪礼》，依据郑氏的本子重新编排篇章。凡是经文散见于《戴礼》和郑氏注中的，便标举出来，辑成八篇逸经。礼制必有义理，又取《戴记》中保存的内容以及清江刘原父所补的内容，辑成十篇传文。像《士相见》《义公食大夫》的义理，就是刘原父补出的。我近来读刘原父文集，又得到《投壶》一篇，大概是解释礼经《投壶》意义的，所以附录在《朝事》之后，用来补足逸经的传文。正经十七篇中有传文的十篇，逸经八篇中有传文的一篇，其余都缺失。崇尚礼制的君子，即使追补它们，也是可以的。有人说：“束皙补作《南陔》等诗，白居易补作《汤征》，都受到君子的非议。刘原父所补的，也不过是《南陔》《汤征》这一类罢了，怎么可以拿来作为规范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南陔》《汤征》是经，是圣人删定的经文；擅自补作经文，是僭越。冠礼、婚礼等义理属于传，传是周末、汉初诸儒所作的。补作传文，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朱子也曾补作《格物致知》的传文，如今和曾子的传文一起列在学官中，从来没有人非难他。如果认为补作传文是不对的，那么朱子难道会这样做吗？书写《仪礼叙录》后 《仪礼》十七篇有经文，也有记文。经文是正式的经，先儒认为是周公所作；记文则详细叙述礼仪节文，大概是周末诸儒记录下来，用来补充正经的不足。每篇都是正经在前，记文附在后面，从高堂生传下来的本子到唐代石经都是如此。宋代紫阳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才把记文附在正经各章的末尾。临川吴文正公怀疑这样会使经文和传文混杂，是朱子尚未定稿的本子，于是重新考订，完全依照高堂生旧本的体例，重新编排。这样一来，先王的制度大致可以考察了。元代末年兵火之灾，这部书散失，实在令人痛惜。乔新二十岁时，曾读《仪礼注疏》而喜爱它，正要研究其中的奥妙，随即因科举之学而中断。考中进士以来，读了文正公的《三礼叙录》，又知道文正公曾经考定此经，便专心寻找，希望能够尽心研究它。遍访藏书之家，却没有找到。《三礼考注》近来在我们旴地由庐陵杨文贞公刊刻，认为这是文正公考定的本子，而晏璧彦文却把它掩饰成自己所作。我私下考察此事，文正公考定《仪礼》的正经和记文，完全依照旧本。如今的《考注》却仍然沿袭朱子《通解》中经传杂糅、次序混乱的样子；其中的注释只是取用郑玄、贾公彦的说法加以缀辑，也和《易》《书》《戴记》纂言的文字体例不同，绝不可能出自文正公之手。难道是晏氏没有见到文正公的原本，而凭自己的意思作成的吗？乔新不顾自己平庸浅陋，便依据唐人石经，同时参考《叙录》，详细加以校订，使经文自成经文，记文自成记文，互不混杂。篇章次序依照朱子所定，也不敢妄自改动。冠礼、婚礼两篇中宾主问答的文字，以及冠礼取字、醴礼、醮礼的辞文，石经本都放在经文之后；现在依照朱子的做法移置到各章末尾，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这样，《仪礼》十七篇又恢复成完整的书。唉！秦火之后，先王的典章礼制十之八九亡失，流传于世的只有这十七篇。炎汉以来，虽然未能实行，但仍列在学官中，师生共同讲习。自从王安石废弃经文而专用传文，士大夫懂得这部经的人就很少了。乔新年轻时曾经读过它，却不能没有韩昌黎那样的忧患；常常想采集诸儒的学说为它作注，以完成紫阳、临川两位大儒的志愿。如今学问积累荒疏衰落，已经不能做到，只好姑且校正这部遗经，收藏在家塾中，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希望有爱好古学的人能够替我完成所想做的事，这难道不是旷世的一大快事吗！书写《资治通鉴》后 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天台胡三省注并作《释文辨误》十二卷，共八十本，刻板在南京国子监。起初，司马公撰写此书，读者苦于内容过于详尽，往往不能读完一卷。朱子取其中重要的事情编成《通鉴纲目》，大概采用了《春秋》的笔法。如今《纲目》在世上盛行，而这部原书几乎废弃了。加上卷帙重大，人们不容易得到，若不是爱好古学、博雅的人，很少能留心收藏。成化丙午年秋天，卖书的人带着这部书来到门前求售，我用其他书换得了它。只是正统初年所印的本子有很多残缺脱漏，于是我遍借各位名公家的藏本，互相参校补正，然后才可以阅读。虽然纸张墨色不精美，但比其他版本完整得多。我谨在这里题记，使我的后人知道得到这部书的艰难，并且好好保存，不敢遗失。

译题《国学群书残编》后 元朝拥有天下，延续近百年，很崇尚儒雅；收藏在国子监的经籍刻板非常丰富。天兵进入燕京时，各官署安然无恙，经籍仍像原来一样存放，没有毁弃。宣德以来，典守的人不以此为意，经虫蛀蚀之后，膳夫、监隶有时又偷去烧火，残缺磨灭，百部中仅有一两部保存下来。然而保存下来的书，字画既优美，刻工也精细，不是今天书坊粗制滥造的本子可比；即便是残章断简，也使人把玩而舍不得放手。如今大司成京口费公，惋惜这些书值得珍藏却不完整，于是摹印装订，合成一册，偶然把它送给我。我读它，其中如《夏小正》、所考订的《仪礼逸经》、以及《江文通文集》，都是当今世上不再流传的书。并且其中字的偏旁多采用古法，精致可爱，所以题名为《国学群书残编》。时常拿出来阅览，也足以满足爱好古书的癖好。古人得到古代漆书简，珍藏起来；这部残编哪里只是漆简所能比的呢？于是写下这些话给后人看。题《皇明文纂》后 《文纂》四十卷，由金华郑柏编选，是我朝名公俊儒所作的诗文。国家太平一百多年，文章超越宋元而追及周汉的，大概很多。把它们汇集选编，可以接续萧统、姚铉、吕伯恭、苏天爵诸书的，只有姑苏刘钦谟的《文要》和郑柏的这部书。刘钦谟所选的各类体裁不完备，而且只详录洪武年间诸公的作品；永乐以来遗漏很多，不足以完备表现一代文章制作的盛况。郑柏这部编纂，各种体裁大致齐备，然而它的取舍如同摘取星宿而遗漏羲娥，遗漏之处也不少；读书人对此不能没有遗憾。我曾想合并两家所选的文章，严格选择、精心采录，刻成一部书，以彰显皇明文章的盛况。只是俗务繁忙，无暇完成。这部书是我从盱眙陈主事大章那里得到的，卷中有许多错乱，于是我替它改正错简，重新装裱，并在卷末题识。谨题《牧民备用》后 我朝自太祖皇帝受命建立国号，到宣德初年，已经六十多年了。宣宗章皇帝一心想使百姓富足安定，精心选拔一向有政绩声誉的朝臣出任郡守，大概是想使当时的盛治比肩周代成王、康王时期和汉代文帝、景帝时期。当时先公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被大臣推荐，出任永嘉太守，皇上设宴慰劳，赐给玺书，让他乘驿马赶赴任所。永嘉是古代东瓯之地，在海上，一向被认为难以治理。先公感念皇上的简拔任命，想追踪古代贤良循吏的事迹，便把治理郡政、祭祀神明、管理百姓的各项事情分条列成一部书，名叫《牧民备用》。书中大多取法经史，并参入当时的政务。过了几个月，郡境称为治理有方，声誉传到京师。等到先公入朝觐见，皇帝召他进入便殿，命近臣传达诏旨加以奖励，并赐给他御制《招隐歌》。从此政绩声誉传遍天下，人们认为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也不值得过分称道了。相识的人有来询问先公治理政务的方法，先公便命人抄录《牧民备用》送给他们。有依照它仿行的人，也都以善于治理而闻名。好事者因为传抄困难，便刻板印刷以扩大流传，并把刻板归放到我家，收藏在我弟弟乔寿的书楼中。近来书楼被回禄烧毁，能够得到此书的人就少了。县学学生黄鹤认为，这部书简明而不迂腐，质朴而不粗俗，考察古法而不违背古义，施行于今天又切实可行，实在是治理政务者的准绳。每当看见有关官员施政时防范不严密，反而给百姓造成严重祸害，他总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我先正的《牧民备用》。”于是捐出钱财重新刻印，凡是做郡县官的，便送给他们一部，说：“诸位如果依照此书施行，那么我先正的仁政就会遍及各郡各县。”刻印完成后，他又托我的外甥揭瑀捧来给我看，请我在后面题写。先公名讳文渊，世代居住广昌，是宋代宝谟学士坦的后裔。任郡守六年，征召入朝任刑部侍郎，后来屡次升官至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古人说：“施药不如施方。”有关官员得到这部书，难道不就像医生得到药方吗？黄鹤的用心真仁厚啊！将来他治理政务，一定能够体会先公的用心。至于他的名位所能达到的程度，哪里可以限量呢？

译书写《老子道德经》后 《老子道德经》有五千多字，临川吴文正公为它作注，分为四卷，定为六十八章。我和大宗伯琼台丘公仲深谈论《老子》，丘公说：“给《老子》作注的有几十家，只有文正公的注最好。各家的注释，有的认为它是神仙修养之术，有的认为它是用兵权谋之说，这些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有文正公的注，深深领会了老子的旨意。”临川旧有刻本，但如今已经亡失。现在这部书有幸载入《道藏》，我请丘公设法寻找。他于是托道士借取，过了很久还没有得到。今年春天，丘公和我陪同祭祀南郊，一同住在神乐观，丘公才从道士那里借来给我看。我赶紧命书吏抄录带回，点灯阅读。书中言语简明，浅近易懂，老子所说的道德旨意，灿然明白。河上公、林献斋的说法，都比不上它。我看老子的学说，世间儒者多有非议；然而它大体以清静虚无为根本，以慈爱节俭为作用，这也不违背我们儒家的道理。假使君主采用它，一定能像汉文帝那样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宰相采用它，一定能像曹参那样以清静无为治理政务。难道可以轻易诋毁吗？因此题记在卷末。《大事记续编》跋 《大事记续编》共七十七卷，是翰林待制、金华人王子充所著。王公和宋学士景濂都凭文章学术在国初显名，一同掌管制诰。后来奉命出使南诏，晓谕元朝宗室梁王巴图；他不屈服而死。王公和宋公都是黄文献公晋卿的门人，在文坛上并驾齐驱，世人没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曾考察，宋公的文章雄浑丰赡、绚丽华美，自苏长公以后，很少有人能比。王公的文章喜好模拟，严重时甚至剽窃前人的成说【如《赠郭士中序》采用马子才的文字，《子长游萧然堂记》采用曾南丰《记学舍》的文字】；不能和宋公自成一家的文章相比。至于学术，两人也有不同。金代李纯甫著《明道集说》，把孔、孟、老、庄并称，宋公讥讽他偏颇驳杂，这是对的。王公为这部书作序，却称李纯甫为豪杰之士，又是出于什么见解呢？王公撰写此书，大概是想续成东莱吕公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东莱作《大事记》时，朱子的《通鉴纲目》尚未问世；《纲目》盛行于当时以后，这部书便不应再作了。其中的褒贬取舍，又有许多和《纲目》大不相合之处。《纲目》以昭烈帝继承汉统，用章武纪年，直接承接建安，这是万世不易的定论。这部书却认为《纲目》的褒贬抑扬过分，于是采用无统的体例，把汉与魏、吴并列，分列注文，不依从朱子而采取陈寿、裴松之的说法，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吗？《纲目》问世后，对武后使用她的称号，却纪载中宗的年号；每年记载皇帝所在之处，大概是《春秋》记“公在干侯”的体例。这部书却用武后的年号纪年，那么所谓秉笔而迷失大公之心的，难道只有欧阳修吗？李克用父子在唐代虽然还不能算纯粹的忠臣，但唐朝灭亡后仍称天祐年号，以讨伐叛贼为名义，名分和道义十分正当，所以《纲目》纪年先晋而后梁，这正是《春秋》保存纪年、保存陈国的意义。这部书却先梁后晋，难道不近于奖励篡夺吗？学问如朱子，著述如《纲目》，也可以到此为止了；王公这部书却故意与它不同，难道是好奇求异过了头吗？王公在建文年间，近臣以他死节的事情上奏，特赠翰林学士，谥号文节。永乐初年，凡是建文帝时期的设施全部革除，没有人敢再称说。那些被追赠谥号的人，到正统六年，义乌丞庐陵人刘杰以王公死节为由，请求增加褒典，于是追赠翰林学士，谥忠文。题《元祐党籍碑》《元祐党籍碑》一卷，是蔡京元长书写的。崇宁初年，蔡京在相府，追恨元祐年间的诸位贤臣，于是把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列入党籍，指为奸党，请宋徽宗亲自书写并刻石。蔡京又亲自书写副本，颁行天下，让各地都刻石来显示后世。蔡京的用意，大概是想污蔑诸贤，使他们的子孙也留下耻辱。可是他哪里知道，存在于人心中的公论终究不可能磨灭？至于后人抚摸这些遗刻，逐一数说碑上的姓名，灿然如繁星点缀天空；即使这些人的子孙，也把祖父能和涑水、伊川联名列于碑上视为荣耀，何曾认为是耻辱呢？唉！个人的爱憎，究竟怎么能够掩盖公正的是非呢？蔡京可说是错误地用心了。碑上所列的人，德行功业没有声名的居多；然而依靠这通碑保存下来，天下后世知道他们属于君子之党，这样一来，蔡京对他们的诋毁，反而成了对他们的赞誉。欧阳修曾说：“那些坏人所费的力气，反而借此成为赞誉和宣扬。”难道不是这样吗？霅川沈暐因为他的祖先沈干的名字列在党籍中，担心时间久了碑文磨灭，特意取出家藏拓本，重新刻在石上。行人司副姑苏周君得到这卷拓本，拿出来给我看。我瞻仰之后肃然起敬，于是在下方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唉！世上那些厌恶正直、憎恨正义，和蔡京相似的人，看到这通碑，难道也会反省自己吗？旴江何乔新题识。恭敬地题写《恩荣录》后 冬官郎中臣萧冕把自己自初入仕以来所接受的制敕、命诰、玺书共十二通抄录下来，并题名为《恩荣录》，准备刻在家塾中，给子孙看，又请臣乔新题写卷末。臣恭敬地读后感叹道：“皇帝的诏令真伟大啊！这足以彰显一代的文化，并不只是作为萧氏一家的光荣恩宠而已。”萧冕当初以进士身份在朝廷应试，先皇帝赐给他制策并向他询问，使他陈述自己的学识，于是擢升为上等名次。后来授任冬官主事，升员外郎，直到现在的官职；他恭敬勤勉、周密谨慎，能够胜任职务。先帝嘉奖他，推恩于他的父母以及妻子，前后两次赐给勑诰，以表示表彰褒奖。不久因为颍川营建王府工程浩大、事务繁多，特意命臣萧冕前往督理；其中申明告诫、勉励他的意思尤其深切，这就是如今萧冕所记录的内容。臣想古代圣帝明王训导百官的话，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西汉的诏令，深厚淳正而简约周备，还保留着典诰的遗风。河汾王通把它们取来续入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确实是有道理的。六朝以来，文章日益趋于靡丽，已经不是帝王言语的体制了。我国以文化教化天下，凡诏令发布出来，都典雅深厚，大概超过西汉而追踪三代。后世如果有像王通这样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取这些诏令来续写典籍呢？萧冕的子孙如果因此珍藏它、收好它，口中诵读而亲身实行，那么光耀前人、启迪后世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如果只是拿着它向乡里夸耀，那难道是臣萧冕用来昭示后人的本意吗！题写助教林君致仕公牍

译弘治戊申年冬十一月，南京国子监助教、莆阳人林文华服完母丧来到京城，感慨地叹道：“我老了，牙齿头发衰退，筋力疲惫，可以退休了。”于是向吏部请求，希望辞去政事，回家休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公，侍郎刘公、杨公，赞赏他淡泊退隐，替他向朝廷请求。圣天子批准了他的请求，准许他以原官致仕。吏部发文告诫郡县，要以礼相待，并且免除他的差役，使他能够自行安逸。又发札文给林君说：“应当按照礼法自处，不要干预有关官府的政务。”林君获准后非常高兴。到了宫阙叩头谢恩，又把所得的吏部札文装裱成卷，拿来给我看，请我题记。我想先王时代，士人四十岁做官，五十岁受爵，七十岁退休。年老的人向君上请求说：“我的力量不能承担兵戈之事，谋略也不足以参与国家决策，希望辞官回身休息。”君上也说：“大夫确实老了，我不敢再以政务烦劳你，赐给你几案和手杖，使你回家休息。”当时士人都明白进退的礼法，而没有贪恋恩宠利禄的私心。汉代以来礼制废弛，士人的风气浅薄，于是有年过八十还托靠权贵近臣求取进身的，也有年老应当罢职却叩头哀求、并不以此为耻的。我国朝廷以礼对待士人，士人也应以礼自处；但也有人在将老之年，忍耐苟且，只为谋求升得一斗一升的俸禄。林君年仅六十六岁，精力还没有衰退，却毅然请求离职；与那些冒昧贪进、不知止足的人相比，他的贤与不肖究竟怎样，难道还不明显吗？林君回去以后，每天与乡里的德高年长者探寻壶山的幽深胜景，洗濯于涵江的清流，在山霞水月之间相互唱和，用来抒发悠闲自得的情怀，歌颂国家太平盛世，追慕苏太傅、杨司业的高尚风范。人们羡慕他，岂只是如同登仙而已吗？这份札文流传后世，将有人徘徊感叹说：“朝廷这样以礼待士，林君又这样以礼自待，这难道是寻常官府文书所能相比的吗？”林君名英，以乡贡进士起家，历任宁远、吉丰教谕，瑞州教授，直到现在的官职。他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教化著称。题写《三国志》后 陈寿《三国志》共十四册，是我任晋阳巡抚时在襄陵县学抄录的，原本是少宗伯邢公所刊印的南雍本，用来留给后学的。书中残缺很多，于是我命装书人遇到脱落的竹简，就补放空白纸。听说士大夫家有善本，便借来补校，但十处仅能得到两三处。近来听说吴兴大姓家有元末刻本，最为精善，于是托主事沈清到他家抄录补校，这才稍微完整。虽然间或有缺文错字，还可以根据文意通读。陈寿作这部书，尊魏为帝而贬抑蜀汉，我的先儒曾经斥责他这一点；然而他的叙事简练刚健，并非李延寿等人所能相比。叶水心说它胜过班固的《汉书》，却是错误的。裴松之的注，时常记载异闻，颇为可喜，也是好古博雅的人不可废弃的。金华吴师道评论陈寿叙事多模仿《左传》和班固史书，记事又多不合事实。我认为后世作史的人彼此相互模仿，并不只是陈寿这部书如此。校补完成后，因此题记在卷末。

译题写《金荣襄公碑阴》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追封沐阳伯、谥号荣襄的淮阳金公，是先父同年中举的朋友。他起初任监察御史，晚年与先父同以宫保身份兼任六卿，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先父常称金公是一代伟人。金公去世后，少保兼太子太傅芳洲陈先生为他撰写神道碑，但他的家人很久没有刻立，大概是有所忌讳。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托淮阳太守徐侯用和向金公的孙子求取碑文，才从旧箱中得到抄本，其中错脱很多。徐侯把抄本给乔新看，并且磨石置于墓道，嘱咐乔新校定碑文，将要刻下以求永久流传。乔新于是取东鲁许先生所写的金公行状，校正其中的讹误和缺漏。我私下认为芳洲与金公同时做官，碑文应当详细真实；然而叙述金公平定闽地贼乱的功劳很简略，从户部左侍郎转任工部尚书一事，也似乎有所避讳。乔新是金公的通家子弟，谨敢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叙述出来，补足碑文的缺失。当初，金公奉命南征，军队抵达浙江，派都督刘德新率偏师从杉关进军，自己与宁阳侯陈公率大军从分水关进军，约定日期在延平会师。等军队到达建宁，贼首邓茂七已经败死，余党拥立他的侄子为首领，势力更加炽盛。金公张榜招降劝谕，投降者每天有几千人，只有凶恶之徒凭险固守不肯服从。金公于是进兵沙县，剪除贡川，扫平挂口，夷平陈山，尤溪、将乐等县也依次攻破投降。接着分派偏将，解除了汀州、漳州的围困。不到几个月，八闽全部肃清；所有谋划都出自金公，诸将只是接受既定的计策执行而已。金公在户部时，南北用兵，军需储备不足，他筹划经营、搜集补充，从未使军需断绝。浙东大姓有人把每年应缴的绵绢运到京城，恰逢诏令免除拖欠的赋税，于是他们藏匿其中一半，用另一半贿赂权贵，并嘱托金公替他们请求赦免减免。金公说这些是已经征收、存放在官府的财物，竭力坚持不能这样做。权贵恼怒，指使台谏弹劾金公，罗织罪名，请求交给廷尉审理。景皇帝察知这是诬陷，没有批准。都御史王文一向与金公有嫌隙，强硬地诋毁金公，认为不应宽宥。景皇帝不得已，于是削去金公太子太保之职，改任工部尚书。当时先父任吏部尚书，上奏说：北方边境尚未平定，南方夷人又发生骚乱，眼下最急迫的是军需。金某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他筹划财赋以充实边储，并不是为了私利。自古以来管理财政的大臣大多招来怨恨诽谤，唐代的韩滉、宋代的赵开就是这样。希望陛下明察。奏疏上呈后，景皇帝嘉奖并采纳了意见，恢复金公户部尚书之职，不久又恢复太子太保。这两件事都是乔新亲眼所见、亲自记载的，不敢虚构。唉！诽谤贤者、毁坏善行，自古就有，何必忌讳呢？谨题记在碑阴，使后人有所考察。徐侯名镛，是武昌人，以进士起家，任监察御史，以正直敢言闻名。他在淮阳时，清廉谨慎、宽厚和易，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从他仰慕金公的为人，并替他刻立碑志，也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卓异。《防书传辑录纂注》右边这两帙，是鄱阳董氏辑录纂注的书，是先父过去读过的书。国初采纳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的意见，认为蔡氏《尚书》注释有与朱子不合之处，于是编作《防选》，对蔡氏传注多有改订，颁发给学校，并用于科举。先父出生在战乱之后，经籍如果不是书坊刊行的就很难得到；当时学者所学习的只有《辑录纂注》。于是借来《防选》的官刻本，把其中不同于蔡氏传注的说法，抄录在《辑录纂注》的上下空白处。《防选》中已经见于纂注的地方，就只写“取某氏说”；书中的圈点批抹都是先父的手迹。先父凭借这部经书考中进士，书收藏在家里，一点也没有损坏。到《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后，《防选》也废止了。乔新小时候读这部经书，谨慎地收藏。近来旴水泛滥，书颇有损坏，于是命从孙乔丰重新装裱；其中有残缺的地方不再补写，是为了保存古本原貌的意思。装裱完毕，用绫帕包好收藏。唉，这部书保存着先父的手泽。凡是我的后人，都应知道祖先得到书的艰难和勤奋好学，还应当想想怎样珍重它啊。题写《进士登科录》后 本朝旧例，进士释褐之后，礼部把负责读卷办事的大臣姓名、各位进士的家状以及第三名进士的对策，一并刻成《登科录》。进呈御览后，就颁发给在朝群臣和各位进士，使它传播天下。先父于永乐戊戌年考中进士，所得到的《登科录》长期收藏在弟弟乔寿的书楼中，不幸毁于火灾。我竭力访求也没有找到，近来才从同乡陈氏家得到这卷，但首尾颇有残缺。立即命从孙乔丰补缀装裱，收藏在家中。唉！古人对于平泉的树木奇石，尚且郑重告诫子孙要保护它们，何况这部记录国家制度、保存先世家状的《登科录》呢？子孙读它，可以知道先世交游中贤者众多，也可以知道家学传承是有根源的，哪里是平泉树石所能相比的呢？把平泉树石送给别人，尚且说“不是我的子孙”；如果把这部《登科录》送给别人，实在就是猪狗一般的人了。唉！我的子孙都要记住啊！弘治壬子年秋七月丁丑日，不肖孤乔新题记。题写《江西乡闱录》后 永乐甲午科《江西乡闱录》一册，大概正是先父中科的年份。程文共二十四篇，其中有先父所作的说、命、义文。那一年萧山魏仲方先生主持考书经，其他经书取舍也多由先生决定，所以录取的多是知名士人，如少保、泰和人陈公循，学士、吉水人周公叙，侍讲、安福人刘忠愍公球，刑部侍郎丁公铉，监察御史、吉水人孙公鼎，宪副、永丰人彭公朂，以及先父，都因学问品行在科场中享有声誉。等到录取名单公布，士人舆论一致认为得到了人才；程文纯正，也不是其他试卷所能相比的。这册书是先父在江西鹿鸣宴上得到并颁发的，收藏在家已经八十年了，颇有残缺脱落，于是命从孙乔丰用抄本绢重新装裱，珍重收藏。弘治壬子年夏六月庚申日，不肖孤乔新谨慎题记。

译题写《元丰类稿》后 南丰曾先生的文章，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以后，《续稿》和《外集》散失，没有流传。开禧年间，建昌郡守赵汝砺才从曾先生族孙曾潍那里得到这部书，但缺漏错误很多，于是与郡丞陈东共同续辑《续稿》《外集》，校订后删去伪作，依据旧题目定注为四十卷，誊写传播。元代末年又毁于战火，国初只有《类稿》收藏在秘阁，士大夫很少能够见到。永乐初年，李文毅公任庶吉士，在秘阁读书，每天抄录几篇，休沐日便抄写；如今书坊所刻《南丰文粹》十卷就是这些抄本。正统年间，昆夷赵琬司业才得到《类稿》全书，交给宜兴县令邹旦刊刻，但文字错误很多，读者以为忧患。成化年间，南丰县令杨参又取宜兴本在本县重刻，继续沿袭错误，无法校正。太学生赵玺访得旧本，竭力校勘，却还不能完全完善。我取《文粹》《文鉴》等书参照校勘，这才稍微能够通读。《文鉴》载有两首杂识，以及一篇题写《魏郑公传》后的文字，《类稿》中没有；想来必定是《续稿》所载，所以附录在《类稿》末尾。唉！先生出生在洛学兴起以前，却独自懂得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馆阁中的各种序文，充满了道德之言，他的学问是纯粹的。至于把学问发抒为赋和诗，平实雅正而刚健，是仅次于韩愈的。世人有时说他不会作诗，难道不是妄言吗？校勘完成后，谨题记在卷末。题写先兄本茂手书《苏秦苦学事》我刚开始求学时，先兄本茂亲手抄写苏秦读书困倦、用锥子刺大腿的故事给我看，并且说：“苏秦刻苦读书，志向只是游说诸侯而取得富贵。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凭苏秦的勤奋来从事圣贤之学，还担心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吗！”乔新把这段话揭挂在书斋墙上，早晚看着它，不敢忘记。后来我出仕于内外各地，儿子道同担心它日久脱落，便命工匠装裱成卷，收藏在家。近来我辞官南归，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这卷手迹；当时先兄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展开诵读多次，仿佛看见先兄的面容，俯仰之间已隔了一世，不禁流泪良久。唉！先兄教诲我这个不肖弟弟，已经极其深厚了。弟弟我愚钝而且懒惰，对于所谓圣贤之学，始终连门墙都没有窥见，只是抱着终身的遗憾罢了。于是擦干眼泪题记在下方，给子孙看，使有志于学的人以苏秦的刻苦自我激励，又以我的愚钝懒惰自我警戒。恭敬题写宣庙戒谕文武群臣的敕书 宣宗章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敕谕在朝文武群臣各自修明职守，以辅佐太平盛治。这是先臣某任监察御史时所接受的敕书。圣谕说：“你们文武群臣，必须有所作为来符合我的期望，抒发诚心、秉持正义，充分提出美好的谋略，以辅佐我的德政。”又说：“治理百姓的，要尽心爱护百姓；治理军队的，要尽心爱护军队，用来符合我爱护众生的心意。”又说：“端正你的内心，谨慎你的行为，务求忠厚而戒除刻薄，务求正直而戒除邪曲。”皇帝的话真伟大啊！这大概与帝舜命令九官十二牧、周成王训导百官的旨意，虽然时代不同而道理相同。先臣接受敕书以后，早晚恭敬奉行，不敢违背。后来出任温州知府，召回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左侍郎，升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历任官职三十多年，始终奉行敕旨，不敢有所失落。宣庙驾崩已很久了，先臣去世也将近三十年，而这份敕书在我家谨慎珍藏。我的弟弟乔年担心日久敕文磨损，便命工匠装裱成卷，放入金龙匣中，收藏在高阁，不敢轻视，又嘱托我在下方题记。我私下听说先儒朱熹读到曾巩所拟的制诏，称赞它超过汉唐而逼近典谟，世人并不认为这话过分。臣恭敬地读圣谕，觉得它雄浑广大、光明正大，确实可以与典谟相媲美而无愧。将来望气的人看见龙光照耀天空，光彩照彻斗宿、牛宿所在的地域，必定会说那就是圣谕所在吧？弘治六年九月一日，刑部尚书臣乔新拜手叩首谨慎题记。题写《胡氏大雅堂卷》君主尽君道，臣子尽臣道，丈夫尽夫道，妻子尽妇道，这是天下的正道。不幸遭遇祸乱变故，臣子尽忠，踏着刀刃也不后悔；妇人守持节操，经历艰难险阻也不改变，难道不能称为大正吗？然而忠臣和节妇同出于一个郡县，大概很少；同出于一家，更是绝无仅有。像鄱阳胡氏这样，把忠节集中在一门之内，恐怕是旷世难遇的吧？元朝末年，群盗蜂起，胡君振祖率领义兵，攻克收复城邑，行省记录他的功劳，授任饶州府判；转战到浮梁时，箭已用尽、粮食也耗尽，便以身殉国，君子称赞他的忠心。胡君的妻子赵氏，听闻变乱，带着幼子叔仪逃避到邻近境内，踩着荆棘，冒着霜雪，靠纺纱织布养活自己，最终保全了幼子，使祭祀不致断绝，君子称赞她的节操。天下平定后，叔仪奉母亲回归，恢复旧业，建造堂屋让母亲居住。中书左丞周伯琦公为堂题匾“大雅”，学士宋濂公为它作记。“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正。做臣子而尽忠，做妇人而尽节，不就是所谓大雅吗？叔仪的五世孙韶考中进士，多次升任刑部员外郎，于是取来周公的篆书、宋公的记文，以及董、蔡二位先生的传记和名公硕儒的歌诗，汇集成一卷，请我在后面题记。我反复读了三遍，因而有所感慨。宋朝末年，叠山先生因为守持节操、不受辱而死，他的夫人李氏也在狱中自缢，君子认为忠节集中于一家。到了元朝末年，又有像府判夫妇这样的人。饶州和信州相隔三百多里，却在这片地方两次出现忠臣节妇，难道不是我江右山川所凝聚的正气吗？我既感慨于府判夫妇的忠节，又向来仰慕左丞的篆书和潜溪的文章，于是题记后归还给韶。唉！韶作为忠臣的后代，难道不应当想着继承先人的美德、践行先人的事业，以免辱没“大雅”的名声吗？题写晦庵真迹

译晦庵先生潜心研究圣贤之学，探索最高的道理；至于词章和书法，大概没有余暇留意。如今观看先生亲手书写的和张宣公《城南杂咏》二十首的诗，文辞浑厚和平，具有盛唐的风致；他的字如同孤松老柏，晋宋之间以书法著名的人也不容易赶上。这虽然是大贤多才多艺所达到的境界，但其所以如此，也根本在于内心。先生的学问以正心为根本；诗是内心的声音，字是内心的图画。内心得到涵养，就会发为诗、表现为字，卓然超出世俗，哪里是世上那些耗尽精力、疲惫心神来学诗学字的人所能仿佛的呢？善于学习先生的人，吟咏他的心声，玩味他的心画，那么放纵的心自然会恢复，鄙陋吝啬的念头自然会消除，确实可以从词句书画的外在表现中得到他的心法。方伯沈时旸公得到这卷书，把它珍视得不亚于悬藜照乘之宝，偶尔拿出来给我看；我拜观之后肃然起敬，谨题在卷后并归还给他。题写苏颍滨手帖 右边是一通颍滨先生答复庐陵司法曾君安强的书信。先生从岭外归来，途经庐陵向北行进，司法君兄弟拜见他，并送信求教，这就是先生写来答复的信。信中称赞温夫清高，并提及移忠的《禾谱》。温夫名肃，曾考进士没有考中，回家读书教子，不再做官，是司法君的父亲。移忠名安止，考中进士，任彭泽县令，曾经撰写《禾谱》，东坡先生读后很喜欢，是司法君的兄长。父亲和兄长都如此贤能，司法君的贤能大概是有根源的。然而我反复读这封信，仍有所感慨。先生当时受人忌恨，宰执和台谏乘势排斥攻击他，使他远远流放到瘴疠弥漫、必死无疑的地方。那时他的门生故吏都害怕遭受党祸，没有人敢与他通音问；司法君却能够诚恳接待他，毫无顾忌，确实是所谓贤者啊。世上做士人的人勤奋学习、喜欢求教，只是为了谋求利禄；一旦考中，就把过去所学看得像破鞋一样丢弃，这种习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司法君已经考中进士并且做了官，却知道王氏新学的错误，仍然想向先生求得益处；不贤能的人能做到这样吗？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卓异，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司法君的后代望宏任刑部主事，珍藏这封书信，珍视它不亚于崇磬、离鼎这样的宝物；偶尔拿来给我看，请我题记。我既感慨曾氏先世贤者众多，又高兴他的后代能够继承先人的美德、承受先人的福泽，没有败坏家声，于是题记后归还给他。《椒邱文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十九 明代何乔新撰写 杂著

译《传国宝志》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命工匠把它制成玉玺，上面雕刻螭龙为纽，在正面刻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确实是李斯所写的鱼鸟篆。汉高帝平定三秦，子婴把玉玺献上，历代相传，把它视为国宝。王莽篡夺汉朝后，到元后那里索取玉玺，元后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螭龙的角因此受损。王莽败亡后，校尉王宪得到玉玺。将军李松进入关中，杀王宪夺取玉玺。刘玄即位建立更始政权，赤眉军攻破更始，玉玺归刘盆子。冯异在崤地击败赤眉军，刘盆子捧着玉玺到光武帝处投降。玉玺传到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管玉玺的人把它投入洛阳城南的井中。孙坚讨伐董卓到达洛阳，他的部下看见井中有五色光，报告孙坚；于是疏浚水井，果然得到玉玺。袁术僭越称帝，拘禁孙坚的妻子，夺走玉玺。袁术死后，徐璆得到玉玺并献上。魏文帝篡夺汉朝，玉玺归魏，在玉玺肩部刻隶书“大魏受汉传国之宝”。晋武帝篡夺魏朝，玉玺归晋。汉刘曜攻入洛阳，俘获怀帝，取得玉玺送到平阳。石勒灭掉汉，玉玺归石勒氏所有；石勒氏被冉闵灭掉，玉玺又归冉闵。冉闵败亡后，他的将军蒋干得到玉玺。晋谢尚派戴施援救蒋干，欺骗蒋干取得玉玺，派使者献上，玉玺重新归于中原。晋朝把玉玺传给宋，宋传给齐，齐传给梁，梁传给陈。隋灭陈，玉玺归隋。唐接受隋的禅让，玉玺归唐。广明年间发生战乱，玉玺于是失去踪迹。考察《五代史·蜀世家》说：“田令孜任监军时，盗取传国玺进入蜀地，把它埋藏起来。王衍永平二年，尚食使欧阳柔整治田令孜旧宅，挖地得到玉玺，把它献上。”这样说，玉玺就在蜀地。又考察《资治通鉴》说：“黄巢攻破长安时，魏州僧人传真得到传国宝，把它当作普通玉石，想要卖掉，有人认出它说‘这是传国宝’。庄宗进入魏州，传真到行台献上。”这样说，玉玺就在唐朝。又说：“庄宗进入汴梁，王把传国宝放在寝室中，左右近臣偷走它去迎接唐军。”这样看来，玉玺似乎又在梁。玉玺只有一个，然而在蜀、在唐、在梁的，都称为传国宝；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伪造的，大概无法考证。我以为秦代的玉玺早已失踪，所谓传国玺，难道不是仿制品，用来欺骗世人的吗？庄宗灭梁后，取得蜀地的玉玺，一并归于唐和晋。石敬瑭反叛，潞王李从珂带着传国宝登上玄武楼自焚，那么即使秦代玉玺当时还在，也已经毁掉了。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又用玉制作了一枚。契丹灭晋，石重贵把玉玺献给契丹。契丹发现所献的传国宝不是真的，责问他；石重贵把事情经过全部说明，契丹才作罢。然而契丹仍沾沾自喜，以为得到了传国宝。辽兴宗举行进士考试，竟把拥有传国宝作为具有正统的依据。命题者不知道自己得到的只是晋代玉玺而不是秦代玉玺。金人追击辽主耶律延禧时，耶律延禧把传国宝遗弃在桑干河，于是石氏的玉玺也失踪了。元世祖时，有个札拉尔氏的人在桑干河边捕鱼，得到玉玺却不认识，带回家放置；夜里玉玺发光，大概就是耶律延禧遗弃的那一枚。监察御史杨桓辨认出上面的文字，认为是历代传国玺，于是叙述经过上奏。至正末年，天兵到达燕地，顺帝带着它向北逃入沙漠，直到现在北方人还夸耀地对中原说：“我有传国宝。”椒邱子说：“拥有真正宝物的人安定，丢失真正宝物的人危险。”《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恶，叫作义。”仁义才是帝王的宝物。和氏璧也不过是一块玉，究竟有什么值得珍爱呢？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拥有天下，所珍爱的只是仁义而已。三代享有国运都达数百年，万世以来都认为他们是正统，没有异议，本来就没有所谓传国宝。假使夏后氏的玉璜、东序的弘璧、西序的天球、空桑的琴瑟、密须的鼓，到今天还保存着，也不过是一件器物，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珍爱，何况是秦始皇、李斯所制作的东西，哪里值得珍爱呢？秦始皇、李斯所制作的东西尚且不值得珍爱，何况石氏败亡之后制作的玉玺，制作工艺未必精良，转眼就落到敌人手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又哪里值得珍爱呢？然而有些拥有天下的人，竟然对亡国不祥的这一枚玉玺恋恋不舍，甚至命令将领出兵去寻找它，让军队暴露在原野上，还以此为满足，实在太过分了。因为世上有真正值得珍爱的东西，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我私下对此有所感慨，于是作《传国宝志》。忠卦 忠卦说：内心诚信忠贞，君王多次赐予任命，大为亨通。彖辞说：忠，就是竭尽自己的内心。内心竭尽而向上实行，所以能够诚信；君王多次赐予任命，是因为嘉奖他的忠诚；“大为亨通”，是说这种道路不会穷尽。《皋陶谟》说：“明察而辅弼，和谐而协助。”比干以死来实现劝谏，子文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纾解国难，忠诚的时宜和道义，达到极点了吧！象辞说：内心忠诚，君子因此守持德性，明察而忧恤。初一：进退都合乎礼，不要亲近坏人。象辞说：进退合乎礼，是担心自己被扭曲；亲近坏人，即使有忠心也会令人鄙视。次二：有时赞叹，有时叹息，陈述我的美好谋略。象辞说：有时赞叹、有时叹息，是上下志向相同；陈述我的美好谋略，是抒发自己的忠心。次三：在四方施展力量，自己的心没有一刻不在王室。象辞说：在四方施展力量，是推行君上的仁德；心中存念王室，是不敢忘记君主。次四：奸邪小人唯唯诺诺，正直之士直言进谏。象辞说：奸邪小人唯唯诺诺，是迎合君主的过错；正直之士直言进谏，是用德行辅佐君主。次五：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象辞说：大人的道路，首先是端正自己；君心既被纠正，天下就可以治理。次六：触犯君王的威严，守正而有危险。象辞说：触犯君王威严，志向在于端正君主；虽然守正而危险，却不顾惜自身。勤卦

译勤卦说：勤勉有利于坚持不懈的正道。大人以修德为勤，小人以出力为勤；安逸享乐会造成祸患。彖辞说：勤，是内心竭尽精力，外在努力实行，真诚不懈，所追求的只是正道。大人安逸享乐，功绩事业就不能成就；小人安逸享乐，百谷就不能成熟。勤勉大概是崇尚德行、扩充事业的根本吧！象辞说：内心没有倦怠而勤勉，君子因此不断进德修业。初一：警惕自己的枕席，整夜不睡，虽有危险而无咎。象辞说：警惕枕席，是担心荒废安逸；虽有危险而无咎，是因为学习会有成就。次二：敏捷地学习，自己的德行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修养。象辞说：学习务求时时敏捷，是因为志向在于道；德行在不知不觉中修养，是因为能够深入造诣。次三：不懈怠，不荒废，德行因此光明；有利于作为宾客辅佐君王。象辞说：不懈怠、不荒废，是勤勉修养自己的德行；有利于辅佐君王，是因为能够为国家效力。次四：兢兢业业，众多功绩将会到来。象辞说：兢兢业业，是没有时间安逸；众多功绩将会到来，是因为不是白吃俸禄。次五：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顾不上安闲休息，百姓因此没有厌弃。象辞说：顾不上安闲休息，是勤于为百姓服务；百姓没有厌弃，是因为感怀他的仁德。次六：大纲昏暗不明，精神疲惫不堪，最终毁掉成就，实在可惜。象辞说：治理的关键在于振举纲领；精神疲惫，也很令人悲伤。廉卦 廉卦说：廉洁则亨通，君子守正而吉，小人拘谨矫饰而可惜。彖辞说：廉是不苟且取物，办事以义裁制，不贪求，也不嫉妒；上天会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因此亨通。君子的吉祥在于廉洁而不拘谨；小人的可惜在于矫饰自己来炫耀。廉洁难道可以靠声音笑貌表现出来吗？象辞说：内心没有欲望而廉洁，君子因此端正操守、砥砺风俗。初一：以蝜蝂的贪婪为鉴，没有灾祸。象辞说：蝜蝂贪得无厌，最终丧失生命；君子以它为鉴，就不会丧失名节。次二：贪泉水流汩汩，君子取饮它，却不改变自己的节操。象辞说：廉洁或贪婪由自己决定，并不是泉水造成的；内心已经坚定，外物哪里能够改变他呢？次三：园中的葵菜长出，织妇也不敢欺侮我。象辞说：园葵被贬抑，妇人约束自己来宽待下人；百姓服从他的廉洁，又有谁敢欺侮他呢？次四：宋人献玉，司城拒绝玉，各自保全了自己的宝物。象辞说：把玉当作宝物，是为利益而死；把不贪当作宝物，是以义为志。次五：有人在夜晚送来金子，心中警惕，仿佛有上天临察；杨震因此显明了自己的德声。象辞说：夜晚送来的金子，虽然隐蔽却能显露人的品德；君子拒绝它，德行声名因此更加光大。次六：外表装得污浊，内心欲望很多，有时会因此遭受羞辱。象辞说：故意弄脏衣服，是矫饰自己以求名；内心欲望很多，最终不能掩盖真实情状。慎卦 慎卦说：早晚都兢兢业业。君子谨慎修德，小人谨慎守法。利于用兵，利于审理诉讼。彖辞说：慎，就是戒惧。君子谨慎修德，是害怕偏离正道；小人谨慎守法，是害怕陷入罪过。利于用兵，是因为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利于审理案件，是因为谨慎就能查得实情。慎的时宜和道义，太重大了！象辞说：内心真实而谨慎，君子因此克制自己、敬畏上天。初一：我的居室幽暗，我的内心却清醒，没有灾祸。象辞说：在幽暗之中，也有道义存在；内心常常清醒，不敢昏昧。次二：谨慎你的言语，不要轻率，也不要烦琐。象辞说：言语发出，是荣辱的关键；君子谨慎说话，是害怕招来过失。次三：谨慎你的饮食，不会遭遇严重疾病。象辞说：饮食不谨慎，必定损害生命；谨慎而有节制，身体和作用都安宁。次四：谨慎履行职务，早晚恭敬警惕，用来成就你的大功。象辞说：早晚恭敬警惕，是敬畏上天交付的职事；成就大功，是继承前人的功勋。次五：敬畏上天的命令，只观察并实行它，按照它的形态实践，大吉。象辞说：上天有明显的正道，非常值得敬畏；观察它、实行它，才能保全上天所赋予的一切。次六：谨慎却没有礼，君子以此为耻。象辞说：君子的谨慎，贵在合乎礼；过分恐惧，也同样可耻。过分恐惧，也同样可耻。假设翟公与东郭生问答 翟公被罢免后闲居，宾客没有一个登门，门庭十分寂静。后来他重新被任用，宾客想去拜访，翟公在门上大字写道：“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生了，才看出交情；一个人贫穷一个人富有，才看出交往的态度；一个人尊贵一个人卑贱，交情才显现出来。”宾客看见后惭愧地退走。东郭生听说这件事，前往拜访，守门人不替他通报，只指给他看门上的字。东郭生说：“这些话我已经看到了，但我不是翟公过去的旧客。我从下邑来，私下仰慕您的高尚情谊，所以希望见您一面。您不要因为我是旧客而拒绝我。”守门人于是通报。翟公知道他将要发表一番议论，便脸色严厉地等候他。东郭生进去坐定后说：“听说您关门拒绝宾客，有这回事吗？”翟公说：“有。”东郭生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翟公说：“我过去任廷尉时，宾客早晚挤满我的门庭，他们勉强陪笑、掏心挖肝地来求取亲近和欢心，而我接待他们从未稍有厌倦。等我闲居后，过去那些游乐追逐我的人像云散鸟飞一样离去了。更有甚者，经过我门口也不进来；有时我派使者邀请，他们还拖延推辞、躲避不来，而我的门上都可以张网捕鸟了。这些宾客太薄情了！从今以后再来的人，我要唾他们的脸。” 东郭生说：“唉，您怎么明白得这样晚呢！您为什么不看看百货市场呢？犀角珍珠、绮罗刺绣、布匹丝线、粟米粮食，直到鲜鱼干肉、醋和肉酱等物品，全都聚集在那里。市场早晨一开门，带着钱财来的人肩膀相碰、脚跟相接，因为他们所求的东西就在这里。到了晚上市场结束，他们便各自离去，完全看不到踪迹；想听到脚步声，也不可能了。当您掌握权力时，贫困的人向您求取赈济，处境困窘的下级向您求取提拔，宗族姻亲中被拘捕牵连的人向您求取辨白，所以门外的鞋子自然总是满的。等您闲居后，俸禄不足以供养宗族，权势不足以奔走郡县，他们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又为什么要来呢？如今您重新被任用，向您有所求的人又来了，而您却把字写在门上拒绝他们，不是太狭隘了吗？”翟公说：“我听说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不因贫穷显达而改变心意；羊角哀和左伯桃结为朋友，生死之间也不互相辜负。我的宾客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东郭生说：“您错了。他们所说的是道义之友，您的宾客却是因市场利益而结交的人。道义之交，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您却想在千百人中求得千百个这样的朋友，当然不可能得到！”翟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译东郭生说：“因市场利益而结交的人，本来不可以亲近，却也不可以拒绝。拒绝他们，怨恨责怪就会聚集到自己身上。他们来时就接待，离去时就舍弃，这才是远离怨恨的方法。”翟公道谢说：“您的话说得十分透彻，我哪里敢不奉行并据此处事！”立即命守门人把门上的字涂掉。评论说：“朋友之道断绝已经很久了！权势炎盛时就依附，势力衰微时就抛弃，天下都是这样，难道只有翟公的宾客如此吗？世道越来越衰败，仪、秦以权术相互倾轧，耳余以利益相互残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忍心出卖朋友的人，比翟公的宾客更为严重！东郭生的话，他的内心大概接近厚道吧？假使他处在任用与舍弃、困穷与显达的关头，一定不忍心做出宾客所做的事，何况肯做仪、秦那样的人呢？我等人应当这样行事啊！” 读《李德裕传》李德裕厌恶白居易，却推荐白敏中；等到李德裕失势，白敏中便反过来排挤他，不遗余力。王安石忌恨司马光，却推荐吕惠卿；等到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便捏造各种罪名诬陷他，甚至揭发他的私人书信。这两件事很相似。凭白居易耿直正派而且有文才，假如让他得到权柄并被任用，即使不能挽救李德裕被贬窜崖州的命运，也一定不忍心把他逼入险境。凭司马光清廉节俭、喜好古道，假如让他身处政府，即使免不了改变王安石那些使百姓困苦的法令，难道肯攻击揭发他的私事吗？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懂得识别人，都是自己招来了忧患。可悲啊！君子说：“这是李德裕、王安石的罪过。他们喜欢谄佞而厌恶正直，喜欢同党而厌恶异己，心中不存大公至正，只按照自己的爱憎来决定任用和舍弃。”这难道不是李德裕、王安石的罪过吗？他们遭到祸患，并不是不幸，而是理所应当。即使如此，这两人固然不能说没有罪，但对于白敏中、吕惠卿，也不能说没有恩德。白敏中、吕惠卿受了恩却不知道报答，那也就罢了，竟然用怨恨来报答恩德，连犬豕都不如。唉！这两个人，真是应该受刑戮的罪人啊！读《宋史》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在政府任职，苏辙、刘安世、孔文仲在谏台任职，苏轼、程颐、范祖禹等人任侍从，群贤同心协力，把熙宁、元丰年间使百姓困苦的法令全部改掉，而主持这些法令的人也都被贬逐。蔡确、章惇、吕惠卿之流，有的逃窜到南方炎热荒远之地，有的被罢黜为散秩。天下人拭目以待，仿佛看见了太平景象。等到宣仁太后去世，章惇任宰相而推行熙宁、元丰旧政，群邪摩拳擦掌而起，遍布朝廷。于是贤人君子不出一天便充塞岭南，凡是以正直自居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祸患。延续到宣和末年，士气消沉，人心离散，外患发生，宋朝的事情便不可挽回了。君子说：元祐诸贤的祸患，大概是由过于激烈而产生的。水受到激荡就会翻船，箭受到激射就会伤手指，天下的事情一旦过于激烈，祸患必然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古代君子处在变故之际，以忠恕之心施行宽平的政事，所以最终避免了报复的祸患。可惜元祐诸贤没有明白这一点。熙宁、元丰的法令固然有许多使百姓困苦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两项可以施行；不问是非，全部纷纷改动，那就过分了。熙宁、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固然多有狡猾奸佞之徒，大的贬到外藩任职，小的斥退到州县，也就可以了。可是，担任谏官的人却搜罗瑕疵、寻找毛病，攻击他们而丝毫不宽恕；掌管诏令制度的人又揭露隐情、发掘隐秘，唯恐他们的罪行不能昭彰，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德，却憎恶他到了极点，就会造成祸乱。诸贤对于那些小人，憎恶也已经过分了。那些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惴惴不安、无处容身，那么他们联合起来谋害我们，寻求发泄毒害、快意报复的机会，将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旦

译君主的心意改变，他们乘隙而动，诸贤想要在世上保全自己，难道还能办到吗？主人攻击盗贼，尚且还有怜悯之心；盗贼攻击主人，凡是能够刺刀杀人的手段，必定竭尽力量才肯罢休。所以，开始时是陈瓘、刘安世弹劾群奸；最后却变成杨畏、来之邵攻击善类。开始时是苏轼起草诏制，虽有过分抑扬之处；最后却是林希起草诏制，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开始时被贬死在瘴疠江边的只有蔡确一人；最后刘挚、吕大防之流死在岭海之间的，不知有多少。这难道不是祸患由过激而产生吗？贤人君子遭受祸患，本来就已经不必计算了；国家形势衰败到再也不能振兴的地步，不也可悲吗？唉，世上的君子在当时遇到类似事情时，还是应当把元祐诸贤作为鉴戒啊！辨《通鉴纲目》书“汉亡” 炎兴元年十一月，魏国的邓艾抵达成都，皇帝出城投降，皇子北地王刘谌为国死难。汉亡了。尹起莘说：“书写‘汉亡’，是为了表明汉是自行灭亡的，并不是邓艾之流能够阻止的。”君子说：“尹氏的说法不对。”朱子撰作《纲目》，上下记载一千多年，记载亡国的事很多，却从未写过“某国亡”；唯独在这里写“汉亡”，这是《纲目》的特殊笔法。昭烈帝是汉室后裔。他痛恨奸臣窃取君命，汉朝的国运将要转移，立志铲除群凶，以恢复高祖、光武的伟业；不幸天命已经离去，竭力挽回也无济于事。到了曹丕篡位，他就在武担山南面即皇帝位，想在已经熄灭的余烬上吹出火焰，使烈祖的光辉重新显现。他的名义非常正当，其意义也极为宏大。自从陈寿谄媚晋朝，撰写《三国志》，尊曹魏而贬抑刘蜀，对昭烈帝父子不称汉而称蜀，大概就是把他们排除在汉统之外了。司马氏沿袭这种说法，于是用黄初年号接续建安纪年，大概认为汉已经灭亡。朱子的意思则认为汉的血脉仍然存在，不能说已经灭亡。昭烈帝父子在陇、蜀建立年号，祭祀汉朝并配享上天，共四十五年，所以汉还没有灭亡。等到邓艾的军队抵达成都，刘禅不采纳皇子刘谌的意见，却采用谯周的计策，于是赤帝不再享祀，汉统才断绝。所以特意写“汉亡”，以表明汉并不是在奉刘备为山阳公的那一天灭亡，而是在邓艾抵达成都的时候灭亡。尹氏找不到其中的意义，便替它作了一番辩解，这哪里足以懂得大贤删削取舍的深意呢？陈子桱的《续通鉴纲目》，难道懂得这个深意吗？所以崖山覆败时，特意写“宋亡”，是因为巴延进入临安时，宋还没有灭亡；等到帝昺蹈海而死，宋才开始灭亡。由此看来，陈寿把“丞相亮讨贼之师”写作入寇，姚燧诋毁陆秀夫之流为逃亡播迁的臣子，这些臣子难道不是真正违背名教的罪人吗？辨《周官》调人复仇 设置调人这一官职，前代儒者多有怀疑。我私下认为，这是圣人挽救时弊的办法。商朝末年，百姓正兴起彼此结仇。周灭商以后，这种遗风还没有完全改变。圣人的心意大概是认为：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悌弟的心；允许复仇，就会开启互相残害、互相虐杀的暴行。所以设置调人之官，用来排解困难、化解纷争。因过失误杀或伤害他人的人，对这一方来说虽是无心之失，对另一方却免不了痛苦愤怒。因此让乡里的民众共同调解，使他们释放怨气、解除仇恨。因过失杀伤他人的牲畜，也同样处理。若父亲、兄长、老师、长者被人故意杀害，这就是必须报的仇。因此让仇家避开而不相接触；若避到海外，那就比流放幽州还重；若避到千里之外，那就和逃窜三危一样；若避到别国，就无法保有自己的乡土。作为人家的子弟，虽然不能亲手刺杀仇人，也可以稍稍舒缓愤怒、安慰自己的心。有调人的命令却不肯躲避，就是不服从王命。因此君王给调人以瑞节，让他拘捕仇人，判定他的罪行，把他驱逐到应当躲避的地方。若被杀者的子弟已经杀了仇人，而仇人的子弟又杀死对方的人，这样来回报复，就没有停止的时候。

译所以要使各国互相结仇而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杀人而合乎义的情形，如依法诛杀大恶，执法杀死首恶，这些都属于义举。遇到这种情况，就让行凶者躲到别的境地，并命令被杀者的子弟不得复仇。若仍然复仇，也是不服从王命，必须诛杀而不宽赦，因为他们所杀的是奉法办事的官吏。有争斗而愤怒的人，也用调和纷争的办法使他们平息。平息后仍不听从，就记下谁是谁非；日后再互相报复，就依法诛杀他们。有人说：杀人者处死，是国家的大法。他既然杀了别人的父兄，为什么不按照王法把他处死，却要让他的子弟去复仇呢？我说：法律有常法和权变，事情有故意和过失。杀了人的父亲，像鲁轨杀徐达那样，可以诛杀；但像田横杀郦食其那样，就不可诛杀。推究实情来确定法律，依据法律来考察实情，是可以的。如果只是为了发泄私愤、滥施奸威而屠杀无辜，那么所谓“不待教而诛”的人，哪里还有什么调和的必要呢？圣人在衰乱之后承接天下，怜悯过失误杀而放宽严厉刑罚，顺应人情而制定避仇之法，考虑得精密，处理得恰当了。成周设置官职繁琐辨 有人说：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是以道德教化为根本，提纲挈领、掌握要领，使鬼神各自履行职责，使百姓万物各自安居本位罢了。周公制定《周礼》，从巫祝之类的官职，到除去毒蛊、消灭害虫、除去狸虫、驱除蛙黾、消灭水虫、驱逐妖鸟，繁琐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圣人的法则吗？回答说：上古时代，草木茂密，鹿猪成群，给百姓造成的灾害很多。圣人与百姓共同面对吉凶祸患，凡是兴妖作怪、危害万物的，都在这里加以驱除。野兽的蹄迹、鸟的足迹遍布中原，不可以不驱除；蛟龙、蜃怪、魑魅出来欺侮人，不可以不铲除；虎豹犀象成为百姓的祸害，不可以不驱逐。神灵降临莘地，蛇在郑国城门外争斗，鸟在宋国社坛鸣叫，鬼在齐国宫阙哭泣，这些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何况上古洪荒时代呢？所以根据事情设置官职，用禳祷来驱逐清除，都是为了百姓。周公的法则，就像尧擒获猰貐并杀死它，禹驱逐龙蛇并放逐它们，益焚烧山泽来清除禽兽一样，谁说这不是圣人的法则呢？有人说：除去害虫使用莽草，除去狸虫使用炭灰，除去蛙黾使用牡鞠，除去水虫使用牡橭，古代本来没有这些方法，周公从哪里知道它们呢？回答说：圣人通晓万物的道理，因此能够想出除害的方法。比如制造舟车来通达远方，古代本来没有，是伏羲氏开始制造的；尝遍百草来治疗疾病，古代本来没有，是神农氏开始创立的。难道都有谁传授给他们吗？世俗儒者不致力于穷究事理，不知道古今适宜之法各有不同，竟说巫祝之官可以删去，硩蔟氏可以删去，壶涿氏可以删去，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就武断地非难圣人。况且傩礼用来驱逐疫鬼，难道不近于戏笑吗？然而《周礼》记载它，《鲁论》记载它，古今都实行它，从没有人认为不对，为什么偏偏对这几个官职产生怀疑呢？《椒邱文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 明　何乔新　撰 传【附行状】李泰伯传 李觏，字泰伯，是建昌南城人。他的父亲李某隐居在家，专心求学，不求闻达乡里，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母亲郑氏没有儿子，曾到麻姑山祈祷，一天夜里梦见两位道士下棋，她到门外观看，其中一人从棋局中取出一枚棋子交给她，于是怀孕，生下李觏。李觏聪颖明悟超过常人，五岁就能调习声律，学习文字，十岁通晓举子业。有时读书，忽然想起旧事；曾经读到这篇书，慢慢思索，却从来没有见过它。家境贫寒，他竭力奉养双亲，不羡慕荣华利禄，倡议建立旴江书院，讲明正统学问，跟随他学习并拜他为师的常有几十上百人。他的学问以推阐圣经为根本，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穿凿附会的说法，唯独不喜欢《孟子》，曾说：“孔子尊崇王室，孟子却劝诸侯背叛王室，所以我撰写《常语》，其中多有毁斥孟子的内容。”郡里举荐他为茂才异等，有诏命召他应试；考六论时，一篇也没有考中，李觏对人说：“我读尽了有关这门学问的书，考题一定是《孟子》的注疏。”说完便扔下笔走了，停止应试回乡，更加致力于博学考古，撰写了《礼论》《易论》《明堂定制图》《平土书》。范仲淹镇守饶州，得到他的文章，惊异不已，于是向朝廷推荐说：“李觏讲论六经，辨析广博而明达，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的风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因为母亲年老，不愿出仕，请求就近授予一个官职以便奉养母亲，并把自己所作的二十四篇文章一并上呈，没有得到答复。皇祐二年，范仲淹又和余靖联名上章推荐他，于是授予将仕郎、大学助教。嘉祐二年，召他任大学说书，第二年又让他担任海门县主簿，以俸禄供养他。胡瑗因病离职后，又让李觏代理同管勾大学。不久因祖母尚未附葬祖坟，请假回乡迁葬，到了家便去世了。临终时，他握着门人陈次公的手，把《明堂定制图》托付给他，又以《三礼论》尚未完成为遗憾，其他话都没有说。李觏著作有《礼论》七篇、《易论》十三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明堂定制图》一卷、《富国强兵安民策》各十篇、《潜书》十五篇、《广潜书》又十五篇、《庆历民言》三十篇、《常语》三卷。门人从闽、浙而来，登记在册的有一千多人。邓温伯仕途最显达，邓温伯任御史中丞时，上奏推荐李觏的著作，并请求授予他的儿子李参鲁官职。朱仲晦曾说，李觏的学问从经书中所得最多，又说《周礼论》与自己的意思相合；只是他毁斥孟子，世人有时讥笑他过于偏激。赞曰：宋朝承接五代末年分裂动乱的余波，道统丧失、文风弊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天下安定以后，才有柳开、穆修之流，改变萎靡委弱的习气，恢复浑厚雄健的文体；但他们还不知道以经书为根本来阐明圣人的道理。李觏和曾巩出现以后，才深深探求经书，文章以阐明道理为根本。当时洛学还没有兴起，而这两人的学问已经如此卓异，难道不能称为豪杰之士吗？所以我采集他们的事迹加以评论编次，也是不想让他们的事迹失传。

译南京礼部左侍郎章恭毅公传 章公名纶，字大经，是温州乐清人。他的先祖中有个叫仔钧的人，出仕于闽，官至太傅，于是家居闽地溥城。太傅的孙子章贲为躲避战乱迁居乐清南阁，传了几代到章开宗。章开宗本来是吴氏之子，后来改姓章，是章公的高祖。父亲章文宝以品行笃厚闻名乡里。章公起初名叫仑，八岁进入社学，读书刻苦自励，到了夜里就点燃枯竹来继续读书。稍长以后，跟随兵部主事、黄岩人章仲寅先生学习举子业。当时我先父任温州太守，忧虑乐清东部几个乡濒临海边，民风强悍暴戾，思考改变他们的办法，于是选拔良家子弟中的俊秀，补为郡学弟子员。章公在入选之中，先父询问他的学业，发现他十分熟习，便替他改了现在的名字，并留在府衙亲自教导他。府掾南昱也聪颖好学，先父免去他办理文书的事务，让他与章公一同学习。政务空闲时，先父常把他们召到后堂，亲自为他们讲析义理，教他们写文章。从此章公的学业大有长进。正统四年考中进士，第六年秋天授任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他将要赴任时，先父告诫他说：“南都政务很简易，你不要因为事情少就放纵自己，也不要因为名位已经取得就自我止步，应当勤奋自励，求得最大的成就。管仲所说‘安于宴乐如同饮鸩毒’的话，不可不深思。” 章公拜谢说：“怎敢不遵奉您的教诲。”到任以后，除去每月俸禄用于奉养双亲和抚育子女之外，全部用来买书，积书达到一万卷。他诵读、讨论，勤勉不懈怠。从六经、诸史直到九流各家的学说，没有不探究其要旨的。南畿跟随他学习的士子很多，经他指教的人，往往考中科举、登上仕途。景泰元年，升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先父当时正掌管铨选，提拔任用人才，多向章公询问。章公推荐的人都是知名士人。当时景皇帝在位，北方部族尚未归顺，南方蛮族又发生叛乱，章公上疏陈述政事的缺失，大意说：“陛下顺应天命中兴国家，上承祖宗列圣的统绪，下为四海臣民的君主。如今刑罚尚未平定，盗贼尚未止息，灾异尚未消除，正是整治内政、抵御外侮、使治化兴盛的时日。臣谨陈述治理国家的急务十四件，冒犯天威，触忤大臣，即使祸及自身和家族，臣也不敢躲避。”条目是：一，亲自掌握君权，在于圣德英明；二，发扬圣学，在于儒臣直讲；三，面议大政，在于委任孤卿；四，治理政事能够得到人才，在于爱惜名位爵禄；五，整肃政事和朝廷纲纪，在于激励劝勉宪官谏官；六，广开言路，在于听取任用忠良。第七是敬畏上天的警戒，落实在下诏征求意见；第八是精心谨慎地选拔举荐人才，落实在举荐者能够得到人才；第九是严格明察考核，落实在升降官员公平恰当；第十是守卫边境，落实在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第十一是不臣服者进行征讨，落实在专门任用将帅；第十二是禁止犯罪，落实在谨慎遵守律令条例；第十三是官吏奉公廉洁，落实在淘汰冗余官职；第十四是振兴人才，落实在教育培养有方。他反复陈述了一万多字，景帝赞许并采纳，命有关部门商议施行。他又请求增加解额，以扩大贤才进身的道路；改革钞法，以顺应民情；淘汰僧道，以除去游荡而食的闲人；禁止越级申诉，以惩治奸民；劝导屯田耕种，以供养军队；减轻赋税征收，以使农民获利，这些意见大多被采用。北方敌首额森派使者入朝进贡，并且请求朝廷派使者回访。朝廷议论认为，额森是托克托布哈的臣属，不值得屈辱使者前往。公说：“从前额森冒犯皇帝车驾，罪行不可诛赦；但他最终能够感到悔悟，奉送太上皇回京，进贡也没有断绝，应当派使者前去晓谕，赐给他金帛，以答复他的善意。”四年夏天，皇帝车驾想要临幸隆福寺，公上疏说：“佛教是世俗之外的教法，不是圣人的道路。凭万乘之尊，亲临非圣人之地，史官会把它记载下来，流传万世，恐怕会累及圣德。” 奏疏上达后，当天就停止了这次出行。冬十一月，额森的使者来到，奉表自称为汗。朝廷想赐给他诏书，却疑惑该怎样称呼他，于是命群臣议论。公说：“汗，是外国最尊贵的称号。如今用它称额森，那么把托克托布哈置于什么地位？如果只称他为太师，又恐怕使他内心惭愧愤怒，侵犯我国边疆。应当沿用他部落原有的称号，称为卫喇特王，这样或许才合乎体统。”五年夏五月，公因为储君之位长期空缺，灾异屡次出现，于是陈述修养德行、消除灾祸的十四件事：一是警戒天变，二是顺应天地调和治理，三是保养圣体，四是节制巡幸车驾，五是务求俭朴，六是勤于讨论政事，七是敦厚孝道义行，八是谨慎赏赐，九是重视名位爵禄，十是革除巡抚，十一是选择重臣，十二是辨明异端，十三是拒绝进献贡物，十四是裁汰冗官。大意认为：“太上皇统治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人的父亲。陛下曾接受册封，是上皇的臣子。上皇把天下交给陛下，陛下应当以天下来尊奉上皇。恭敬地希望陛下时常率领群臣到南宫朝见，以敦厚兄弟同气之情，以隆盛尊奉上皇的礼制。恢复汪皇后在中宫的地位，以端正后宫礼仪；恢复沂王的储君之位，以端正国家的根本。这样天意可以挽回，和气可以招致，灾害可以消除，祸患也不难平息了。”景帝看了奏疏大怒，把公押入锦衣卫监狱。当初，监察御史钟同也曾提出过意见，于是同样被逮捕。审讯那天，给他们加以拷打，鲜血流遍全身。过了五个月，天降大风雨，黄沙遮蔽天空。景帝渐渐有所醒悟，秘密命令锦衣卫放宽他们的狱情。六年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因父母丧服期满来到京城。廖庄也曾上疏请求恢复储位，等到入朝觐见时，有人防范此事，便杖责八十下，贬为边郡驿丞。景帝因而想起公和钟同都曾进言，于是命锦衣卫分别杖打一百下，公被打死后又苏醒，钟同最终死在杖下。天顺元年春，太上皇复位，这就是英宗皇帝；他首先下令释放公，公出狱时，京城人士聚集观看，行人堵塞道路，有人叹息流泪。皇上想找出公的奏疏，却没有找到，内臣中有人记得大概内容，便为皇上诵读，皇上再三叹息。第二天，升公为礼部右侍郎，不久命公前往郑王府册封王妃。郑王赠送的钱币和马匹非常丰厚，公竭力推辞不受。回来时遇到襄王入朝，公前往拜见，襄王说：“你就是请求恢复储位的章郎中吗？”公回答：“是。”襄王很高兴，命公诵读奏疏中“敦孝义”一节，叹息说：“我朝培养士大夫将近百年，才得到像您这样的好人。”

译山东上奏发生水灾，请求减免科征，户部阻挠而没有实行，公请求减去田租的一半，皇上答应了。皇室亲藩中有人遭受火灾请求赈济，同僚说没有先例，公说：“朝廷把亲近亲属看得重要，难道还必须有先例吗？”于是备具奏章，皇上特赐白金五百两。忠国公石亨招公卿宴饮，公推辞不去，石亨很不高兴。兴济伯杨善掌管礼部事务，与公议论政事多有不合，杨善也嫉恨他，便互相在皇上面前说公的坏话。适逢南京礼部缺少侍郎，皇上任命公担任；等到入朝辞行时，皇上召他到文华殿，赐白金二十两、文绮二表里，告谕他前去，并且说：“有应当上奏的事情，都详细报告。”公叩头谢恩。四年冬，改任南京吏部，公署庭院中生长出灵芝，植树的人认为这是公的和气感召所致。八年春，英宗皇帝去世，遗诏以嗣君继承皇位为重，婚礼不得超过百日。公上疏说：“先王制定礼制，天子也应服三年之丧。陛下刚刚登临帝位，应当以孝道治理天下，以道义率领臣民。如今山陵尚且新建，正朔还没有更改，正在居丧期间，却仓促举行婚礼，臣私下认为不可。恭敬地希望下诏等到明年春天再举行。” 事情交给礼部办理，礼部都说公狂妄，请求治他的罪，宪宗皇帝下诏不要追究。成化元年春，两淮发生饥荒，公上奏救济灾荒四件事：一是救助百姓的急难，二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三是抚恤流民，四是储备积蓄。事情交给户部后，全部予以施行。四年，皇上下诏命公与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高明考察官吏。公说：“御史某人缺乏风骨气节，郎中某人没有廉洁声誉，主事某人浮薄轻佻，都应当罢黜。”高公坚持认为不可以，公独自把应当罢黜的人请求皇上裁定。南京六科十三道因此愤怒，交相上章诬陷公有罪，朝廷派礼部侍郎叶盛、刑科给事中毛弘审查验证，完全查出诬告情状，公的贤能更加彰明。五年秋，公因星象变异上书自我弹劾，请求退休，皇上发布优厚诏书不许。任期届满，升为南京礼部左侍郎。十年春，考核政绩来到京城，又请求退休，仍不准许。这一年，公因继母去世回乡服丧，守丧十二年。夏天，公自己陈述年老衰弱，恳切请求退休，皇上才答应。公辞去职务以后，在泉石之间自在游赏，超然处于尘世之外，自号广莫野人。十八年闰八月，他居住地北山的石岩忽然自行崩塌，声音如雷霆震响。公登楼眺望，说：“奇怪啊，一定有与此相应的事情。”十九年三月甲寅，公因病在家中去世。人们认为岩石崩塌大概就是他的预兆。事情上报后，皇上命浙江参议张敷华前往宣谕祭奠，工部进士王俌负责营造坟墓。二十三年七月，诏书追赠公为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恭毅。公所著有《拙稿》《困志集》《进思录》，收藏在家中。他写文章以义理为主，不迎合世俗爱好；诗歌平淡温雅，不使用雕琢的辞藻，都足以流传。儿子两个：玄应考中进士，任南京礼科给事中；玄防因恩例任鸿胪寺序班。当初，公与南昱是同学，南昱在公去世后三年考中进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副。赞说：章公诚恳温和，平易近人，与人交谈一开口便能显露肺腑。面对客人时常以长啸吟咏为乐，人们却不知道他其实刚正不屈。到了面对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别人局促得像车辕下的小马，公却奋然争辩，丝毫不把祸福放在心上。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必然勇敢”吗？从前陈宜中指斥权奸，正直的声名闻于天下；到了晚年却阿附奸相，求取进用，大概是遭逢变故而气势衰馁了。陈宜中和公都是温州人，然而公在狱中三年，每天与死亡相伴，等到出狱后，直言和刚劲气节一点也没有受挫，比起陈宜中来又怎么样呢？唉，世人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梅伯华传 梅伯华，字汝芳，世代居住在大江以南。他的祖先本是若木氏的后裔，因采邑在梅地而以梅为氏，春秋时期隶属于楚国。秦始皇帝派将军王翦灭掉楚国，随后又调兵征伐梅地，梅防的子孙于是散居江南，以国名作为家族的姓氏；杭州西湖、广东大庾一带，宗族支派尤其繁盛。伯华自幼便喜爱修养品德，仪表丰美，气质清雅，超然于尘俗之外，如白玉霜雪一般。他喜欢居住在山林水泽之间，常与诗人、隐士在泉石、云壑之间游赏，整天忘记回去，不认识他的人都怀疑他是仙人。他性情刚正耿介，很少与人交往；然而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知道敬重他。有些好事者把他的画像画在屏风上，见到的人都会肃然起敬，不知不觉间鄙陋吝啬的念头便自行消失。楚国令尹子兰、申公子椒，以清廉修身自负，希望托身与伯华结交。伯华说：“你们没有实际内涵，只在外表上装饰自己，最终必将抛弃自己的美德而随从世俗，你们不是我的朋友。”凌波仙子洛迦樊生，也因为雅正朴素、超绝流俗，希望与伯华结为异姓兄弟。伯华笑着说：“你们虽然得到我的形体，却不是可以和我共同度过寒冬的人。”丞相广平宋公贞内心刚强，品格质朴，对人很少赞许，唯独敬重伯华。他曾作赋来歌颂伯华的美德，伯华看后并不高兴，说：“真正了解人，确实不容易啊！我曾认为宋公有铁石般的心肠，哪里想到他竟轻易吐出华美的言辞，甚至拿文君、绿珠来比拟我，唉！真正懂得德行的人太少了。”当春日和暖、群花争相开放时，红花芳香、翠蔓灿烂，而伯华却安然处在荒凉寒冷的野外。有人因为他落后于时俗而讥笑他说：“大丈夫为什么不趁时机取得红紫之荣，反而自苦于寂寞之中，这样还有谁会知道你呢？”伯华说：“荣枯是命运，但也有本性在其中；我只知道安于自己的命运，尽自己的本性罢了。况且你还没有看到最终结果。狂风猛烈摇荡时，那些花将要飘零，哪里能长久停留呢？”说话的人惭愧地退下。石湖范文穆公与伯华交情深厚，在伯华居住的范村买地，招伯华全族来居住，并且替他编写族谱，辨析其族韵格的不同，且感叹画像的人没有察觉这些。由此伯华更加闻名于天下。太史公说：“梅氏的先祖有两个族支。商朝末年，梅伯因忠诚进谏而死；汉代南昌尉梅福，也是他的后代。伯华与梅福祖先不同，是梅氏本支中最为兴盛、繁衍最广的一支，难道不是若木氏遗留下来的恩泽吗？伯华知道荣枯有命而能安然接受，不是懂得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虽然他违背世俗、安于幽静，但他的后代都具有辅佐国家、执掌鼎鼐的才能。到了他的儿子梅实，以调和羹汤的才能显达于当世，连续多代不断。”

译《传》说：‘盛大的德行必定享有百世祭祀’，确实如此啊！” 《都宪程公平蛮录》古代的君子以真诚对待万物，不因为苗蛮之人的粗犷而对他们怀有二心，这就是诚信达到极致的表现。金石可以被贯通，豚鱼可以被感化，花草树木也可以受到感动，何况是与我们共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像都察院副都御史东吴程公安抚木邦时，只从容说了几句话，就使荒远偏僻、粗暴强悍的夷人欢呼听命，难道不是被真诚感动而这样的吗？木邦原本是麓川宣慰司所属的部落。其先有个叫刀干孟的人，是麓川头目，侍奉宣慰思伦法。番夷中凡是什伍之长，都称为头目，大概是说他们如同人的身体有头有眼一样。洪武年间，刀干孟自行占据当地，与思伦法结兵相攻，我太祖皇帝派兵擒获并诛杀了他。永乐初年，木邦各部蛮人说自己已经与麓川结怨，头目愿意自成一部，供奉职贡。太宗皇帝顺从他们的意愿，把麓川的土地分出设为木邦宣慰司，任命刀干孟的儿子罕楪法为宣慰。罕楪法把女儿曩罕弄嫁给头目思任法，并把所属的孟密、习播等地割给他们；那里有宝井，盛产青、红宝石，曩罕弄独占其利益。正统五年，麓川宣慰思任法叛乱，英宗皇帝命靖远伯王骥率军讨伐，木邦、孟密各自出粮供给官军。不久，木邦迟疑而没有供给，只有孟密运送粮饷没有懈怠。思任法被诛杀后，王骥把麓川所统辖的孟木等十六寨割给曩罕弄，以奖赏她的功劳。罕楪法死后，传了两代到罕落法，才开始与孟密结下嫌隙。景泰年间，思外法去世，罕落法带兵掠夺孟密的村寨，于是和曩罕弄连年交战。罕落法死后，他的儿子罕穵法力量薄弱，因邻近的夷人孟养日渐强盛，便把妹妹嫁给其酋长思六，又把孟木等寨割给思六作为嫁妆田。思六又和曩罕弄争夺土地，连年交战。成化十七年，罕穵法暗中派头目前往镇守金齿的太监王举处，请求发兵征讨孟密，并且约定事平之后每年进献宝石。王举很高兴，把此事告诉镇守云南太监覃公平、总戎黔国公沐公某、巡抚都御史吴公诚，说：“曩罕弄欺负孤弱、背叛主人，自立门户；如果不加以诛讨，各部就会仿效她，争战将没有止境。”当时诸公都认为他说得对，却不知道他是受利益驱使，于是共同上奏此事，请求调集夷、汉兵十七万人讨伐。宪宗皇帝下发这份奏章，命群臣详细议论后上报，群臣都说孟密地势险要而且路途遥远，用兵不便，宜派大臣前去晓谕，这样可以不动用军队而使其归服。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于是命群臣推选大臣，要求推荐熟悉治国体制、了解夷情的人，把姓名上报。众人推举公与兵部侍郎李敏、户部侍郎李术，都认为可以任用。皇上任命公出使；当时公正值母亲丧期，居家服丧，服期已满却尚未起复。皇上派序班苏铨捧着诏书、谕令、符验和关防，到公家中授予公。时间是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七日。苏铨到达后，公叩头接受使命，于当月二十九日启程，兼程赶路。十月十八日到达云南，与太监、总戎、巡抚共同商议此事。诸公因为这与原先的谋划不合，纷纷提出不同意见。公说：“天子命我安抚辑和番夷首领，倘若导致南方夷人不得安宁，我将凭什么回去复命？”于是派苏铨与布政使吴玘、副使董俊捧着诏书和榜文前去晓谕。吴都宪留在云南，公和覃太监、沐总戎到达金齿。原文“防王太监具道勑防”所述王太监详细说明了诏令中的相关内容。十二月六日，公与覃、王两位太监及沐总戎从金齿出发，经蒲缥驿渡过潞江。江水和瘴气令人畏惧，渡江的人必须先饮食，否则就会生病。当夜住在潞江驿，黎明登上高黎共山。山路全是高大巨石，石缝深邃，下临陡峭山壁，走了五十里到达五十三参山。险峻的岩石耸立着，仿佛将要坠落，人和马从石缝中行走。到了山顶，有一条分水岭，兰花和蕙草都寄生在古树之间。曲折地下山到龙江驿，那里瘴气很多，不敢住宿，于是到达腾冲。曩罕弄、罕穵法都派头目前来迎接。苏铨也派使者向公报告说：“曩罕弄等听说诏书使者到来，在郊外迎接时又高兴又激动。”然而他们生性多疑，托词说占卜所得的鸡卦不吉，不肯立即出来。公于是和诸公出腾冲，经过镇夷巡检司，由南甸到干崖宣抚司，在云晃扎营。瘴雾整日弥漫，苏铨又派使者向公说明：“曩罕弄等都说，都堂是天皇帝命来救我们的人；但我如果去见太监、总戎，他们想要杀我来邀功，我不敢去见。”于是太监、总戎回驻腾冲。公前进到雷弄驿，在戞勒扎营等待他们。成化十九年二月三日，曩罕弄等越过大小南牙山，命她的孙子思混等到公营中献上谷茶，并且说：“明天到营中听取谕令。”谷茶的叶子像建茶，用盐水和蜜腌渍，当地夷人把它当作珍味。当时有嫉妒公成功的人，故意散布反间话说：“都堂大肆制造刑具，等曩罕弄一到，就把她押送京师；其余的人都要剥皮剐肉。” 群蛮非常害怕，趁夜逃回去了。公叹息说：‘我奉天子的命令安抚边境，事情将要办成，却被奸人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返回驻扎腾冲，又派经历王执中前去晓谕他们说：‘你们既然已经来听命，为什么突然逃回去？一定有人阻挠你们。假如不听我的话，我将进兵加以诛讨，到那时不要后悔。’曩罕弄等叩头，详细说明了逃回去的原因，并派头目扫硬带着金宝、羽毛、象牙等物入贡，把情况全部上报。皇帝下敕命令公等安抚他们，并且允许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安抚司。公又派参政金醖、佥事易居仁与苏铨一同前往，晓谕皇帝的意旨。成化二十年正月三日，公又亲自从金齿出发，前往晓谕诸蛮，到了腾冲。苏铨等又派人告诉公说：‘曩罕弄虽然说愿意接受安抚，却总是以鸡卜不利为借口，犹豫不肯前来。’覃、王二位太监说：‘夷人疑惧，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应当先回去，请公拿着敕书、谕令晓谕他们。’他们送公到镇夷关，随后各自返回镇所。公独自带着几百名随从士兵到了南甸，罕穵法率领族人五百多人在道路左侧迎接跪拜。公宣读敕书晓谕他们，罕穵法说：‘孟密原本是木邦的土地，请求仍旧隶属于木邦，这样就没有事情了。’

译公方折驳他说：“木邦本是麓川的土地，你的祖先刀干孟夺取了它而据有，朝廷加以安抚而不追究，是因为让你的子孙世代守护这片土地，不想把事情追究得太远罢了。从前曩罕弄擅自占据孟密，也是仿效你的祖先而已。孟密虽然在木邦境内，却是你的祖先割让给他的，并不是你用兵夺取孟木等寨；况且总兵官又把曩罕弄赏给你的地方作为赏赐，你有什么理由占有呢？如果想恢复旧地，那么你们木邦就应当归还麓川，难道只是孟密吗？”各部酋长都拜谢说：“都堂说得对，我们不敢再争了。”第二天军队进驻戛勒。二月十三日，铨派知州贺从政向公禀报：“曩罕弄都退驻在孟恰山一带，南牙山险峻，恐怕仇敌掩袭，不敢越过，只派他的妻子和头目来请示。”公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他的妻子所能处理的，我应当亲自去告诉他。”贺从政和当地人都劝阻说：“南牙的道路险恶，轿子和马都不能通过，而且夷人和鬼方都能杀人，都堂不宜前往。”公说：“这是君主的命令，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半夜出发，随从五十多骑。天还没有亮便登上大南牙山。山高万仞，乱石崎岖，树木遮蔽，恶木毒草丛生。路旁孔雀、猿猴鸣叫嘶啸，林木之间和山顶上浮沙有一尺多厚，滑得无法行走。公和随从匍匐攀爬前进，走了半里便疲惫至极，坐在沙中休息片刻再走；像这样一天只走八九里。又有四块巨石侧斜俯卧在道路中间，俗称“天生梯”：里面靠着悬崖，外面临着陡坡，只能提起衣服横向爬过。到了山脚，在河底扎营住宿，营帐都用马鬃和芭蕉叶覆盖。曩罕弄派头目养勒前来迎接。夜里四更听到子规啼叫，公起床吃过饭，天将明时越过小南牙山。曩罕弄又派头目刀孟扛等人前来迎接，另有一百多名头目，都穿着妇女的红紫色衣裙，前来拜见。又走了四五里，曩罕弄率领夷兵、象、马一万多人前来迎接，人和象都在道路旁拜伏。曩罕弄命译者上前，谷茶并且叩头说：“我们今天见到都堂老人，死也死得好了；守卫者也可以长大成人了。”于是迎接公到孟恰营，夷兵、象、马分布在营外。公穿戴好冠服，设置香案，曩罕弄和他的部下俯伏在前。公宣读诏敕告谕他，并让译者把话传达给众人，众人都叩头谢恩。撤去香案后，曩罕弄率领头目前来拜见。公告谕他说：“罕穵法思六侵夺你的土地，本来就是不合义的。你们不向朝廷请示，擅自互相攻打，也怎么能没有罪呢？天子想到你们不知道礼义教化，不值得责罚，命我来赦免你们过去的罪过，把你们原来的土地归还给你们。你们各自守护疆界，按时供奉职贡，不要互相侵夺，以免触犯上天的诛罚。”曩罕弄伏在地上说：“我们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天皇帝派都堂前来，这就像久病的人得到灵丹，枯树遇到春天重新开花一样，哪里敢不听从命令！”公从容地命令颁赐纻丝、纱罗、绢布，按等级各有不同。这天是本月十五日。夜里住在营中，夷兵护卫十分谨慎。三更时分风雨大作，曩罕弄等人率众到山下的小营避雨。天亮后雨过天晴，有人传说曩罕弄半夜逃走了。公说：“我已经把朝廷的威严和恩德告诉他，他感激拥戴还来不及，一定不会逃走。”于是命随从官员整顿军队返回。刚登上轿子，曩罕弄骑象飞驰而来，他的部众仍有一万多人。他望见公的轿子，立即下象跪在道路左边，请公暂留几天。公不答应，说：“我要赶快回云南，为你向天子请示，这件事不能耽搁。”于是命三司设宴，奉朝廷命令犒劳他们，曩罕弄和他的部众再次拜谢告辞。公的轿子向东出发后，曩罕弄望着尘土，仰天祝愿说：“天皇帝万岁，都堂千岁！”他的部下也跟着呼喊，欢声震动大地。公回到南甸驻扎，各部酋长都率领部属前来拜见，公像先前一样颁赏设宴慰劳。于是发文给木邦、孟养，命令它们各自把侵占的村寨归还孟密，并且告诫它们各守自己的土地，不要越境挑起争端，把全部情况上报朝廷。各方都听从公的请求，就在当地设置孟密安抚司，以曩罕弄的儿子思柄为安抚，直接隶属云南布政司。各部夷人于是彼此和睦相处。这是公的功劳。兵部说，公没有使用一兵一卒，也没有折损一支箭，却使叛乱三十多年的夷人安然听命，应当加以褒奖。诏令升公为左副都御史，加俸禄一级。公将要回京，吴都宪去世，朝廷因公一向威望信誉显著，留公巡抚云南，兼理军务。二十二年秋八月，皇上召公回京，升为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升为左侍郎，又过一年升为南京工部尚书。从公奉命抚治夷人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公喜欢作诗，即使跋涉于险阻之地，也吟诵不绝，从未停止。每当诗兴得意时，便欣然忘记自己身在万里之外。在云南时，他曾命画工绘制所经过的山川景物，并附上自己所作的诗，偶尔拿给我看，说：“你替我把这些记下来，使子孙有所考察。” 我认为，真诚确实能够感动万物，这是必然的道理。两个夷部相互交战，已经将近三十年，谁不说他们粗暴凶悍、顽固不化，非用兵不可？公往返于不毛之地，以义责备他们，以理晓谕他们，就像家人父子之间相互劝告一样。而世人所说的钩距笼络之术，他心中从未稍有萌生，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真诚吗？所以见到他的面容、听到他的话的人，无不欣慰振奋；他们的粗暴自然消除，凶顽自然改正，这些人本来就是被公的真诚所感动。孔子说：“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行得通。”公正是这样的人。公本来应当由国史为他立传，所以我特意详略记述他的事迹，以备太史采择。公名宗，字源伊，是苏州常熟人。考中进士后，升任刑部主事，调任员外郎，历任吉安、武昌二府知府，升四川参政、陕西布政使，直到现在的官职。他修身处世、治理政务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平定蛮夷只是其中一件罢了。澹庵先生胡君行述

译先生名钟，字应律，姓胡。澹庵是他的别号。他的先世世居蜀地成都。宋代有名叫谅的人，任汀州知州，施行仁惠的政绩。汀州的次子让，任抚州典幕，于是定居在抚州大塘。后来又从抚州迁到丰城厚郭，所以如今成为丰城的望族。曾祖名某，隐居退处而不显名。祖父名宗仁，沉静少言，自号乐山处士。父亲名轸，考中永乐乙未科进士，屡次升任山西按察副使。母亲吴氏，封为安人。先生天性机警敏捷，气量宽宏富裕；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举止气度却庄重凝厚，没有子弟轻佻浮滑的姿态。二十岁时，宪副君在京师做官，想到母夫人年老，不能前往奉养，便把她留在家中，嘱托先生尽孝奉养。先生侍奉她极其谨慎，每天进献甘美肥腴的食物，容貌温婉，神色愉悦，务求使她称心。宪副君任琼州知州时，属吏中有贪婪暴虐的人，准备向上级官员告发并罢黜他。这个属吏察觉后，反而诬陷宪副君有罪，使他被逮捕押往京师。先生从家中赶往蜀地，又从蜀地赶往京师，渡过波涛汹涌的江河，冒着霜雪，水陆奔走，往返几万里才到达。到达后便到有关官府，详细陈述父亲受冤的情况，最终洗清了宪副君的诬罪，并使那个属吏获罪。宪副君做官以清廉耿介著称，俸禄不足以供养自己；全家有上千人，年节所需的冬衣夏葛，亲族姻亲之间问候馈赠的礼物，以及各种竹筐米盐等琐碎开支，全都仰赖先生供给。先生只是勤劳节俭，不追求奢侈靡费，家中日渐富足，因此宪副君更加能够专心尽职，不被家庭拖累。他天性极其孝顺，母夫人生病时，昼夜侍奉医药，一点也不懈怠。母亲去世后，悲伤毁损身体，超过丧礼的规定。宪副君在晋阳官舍去世，先生徒步数千里奉送灵柩回乡安葬，墓葬之事竭尽全力办理，不因此烦劳他的几个弟弟。侍奉继母徐氏，和侍奉亲生母亲没有不同。徐氏去世后，他依礼服丧安葬，乡人都称赞他。先生年轻时喜爱学习，擅长书法，有志于为世所用。后来因为作为长子总管家政，不能专心学习，常常以此为遗憾。于是督促他的几个儿子泾等学习，并且勉励他们说：“我家承受诗书的恩泽已经几百年了，你们正逢太平盛世，应当努力学习，以光大我家宗族，来继承先世遗留下来的事业。”泾感念他的教诲，刻苦磨炼，终于有所成就，考中庚辰科进士，授任监察御史。先生又写信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做官三十年，以清廉耿介著称。如今你有幸凭借祖先遗留下来的福泽而取得官位，更应当以清白谨慎自我约束，不要给你的祖父留下羞辱。” 当今天子即位之初，向群臣推恩，因先生的儿子泾的官职而封先生为乌防绣衣，出入时光彩显赫。乡里都以此为荣耀，而先生接待别人谦恭和顺，君子们因此更加称许他。晚年更加收敛锋芒，修筑别墅，以山水、琴书自娱，产生了超脱尘俗的思想。他生于永乐己丑年八月二十八日，死于成化丁亥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九岁。妻子邹氏，有美好的德行，封为孺人。儿子四人：长子就是泾，次子渊，次子海，次子淮。女儿一人，嫁给临川人甘凤。孙子一人，名枨。唉！先生出生并成长于世代显贵之家，却能够磨去豪门习气，以道德礼法修养自身，以勤劳节俭使家庭富裕。以宪副为父亲，能够继承他的志向；以侍御为儿子，能够成就他的才干。可以说是真正的君子了。先生去世时，泾正在南畿巡按，听到讣告便辞去官职回家，准备在这一年冬天将先生安葬在县中某山的南面。他哭着对乔新说：“我没有福分，先父突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想要谋求他的不朽，墓穴应当有铭文，墓道应当有表文，以彰明他潜藏的德行并昭示后世。希望您替我叙述先父的志向、品行和世系，写成行状，使我能够请当代有文辞的人为他撰写墓志铭和墓表。” 乔新和泾一同在乡里被举荐，又一同在朝廷任官，对先生的品行义行了解得很详细，所以不敢推辞。于是按照上述内容如实写成行状，等待有道德而又善于文章的大君子采择评论并撰述。《资政大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谢公行状》公名一防，字大韶，姓谢。他的先祖本是晋代太保文靖公安的后裔，世代居住在南昌新建的古源。祖先永亨为躲避仇家而藏匿在婿家，入赘于王氏家族，于是跟从王姓。等到公显贵后，才向朝廷请求恢复祖姓。父亲得仁，任汀州经历，因为施行仁惠而得到百姓拥护，部使者推荐他，升任推官。他审理案件明察而宽恕。正统乙巳年，大盗在沙县起兵，攻打围困汀州城，声势非常浩大。郡推召集民兵协助守备将帅防守，多次挫败贼军锋芒。包围解除后，官军抓捕村民四百多人，诬陷他们是贼，又为他们据理力争，使他们获释。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他去世后，汀州人建立祠庙祭祀他。公天资温厚纯粹，二十岁时跟随翰林侍讲、吉水人尹凤岐先生学习蔡氏之书。先生看了他所作的经义和论策，大加赞赏，对诸生说：“大韶将来的成就，我比不上他。我已经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了。”郡推在军营中去世，公扶送灵柩回乡安葬，守丧期间研读丧礼，足迹不踏入城市。服丧期满后，凭借所学参加江西乡试，名列前茅。参加礼部会试，以《书经》成绩冠绝天下士子。到廷试时，英宗皇帝询问礼乐刑政的要旨，公的答对上推唐虞三代的盛况，下至汉唐宋的沿革详情，共三千多字。末尾又说：“礼乐的根本，刑政的根源，不外乎一个诚字。臣愿陛下运用这种诚意来兴办礼乐，那么大礼就能与天地同其节奏，大乐就能与天地同其和谐。运用这种诚意来施行刑政，那么一道政令发出，百姓就会像信任蓍草和龟甲一样信任它；一项刑罚施行，百姓就会像畏惧斧钺一样畏惧它。”英宗皇帝读后，深深契合于圣意，赐进士及第，擢升翰林院修撰。又命公和庶吉士杨英等一同在翰林院进学，让他们阅读内府秘书，因此所学更加广博，所得更加精深。发为文章，不写奇崛雕琢之辞，而是纯厚畅达、深远绵长，众人都推重佩服。少保李文达公尤其器重公，常常以伟器期许他。修撰英宗实录时，文达任总裁，以公为纂修官，依据事实直书，颇得史官体例。当今皇帝初次临御经筵时，以公为讲官，赐银二十两、钞二千贯、纻丝二表里。实录完成后，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加赐银币尤其丰厚。公于是请假回乡祭扫先祖坟墓，到家后捐出俸禄创办义学，教育宗族乡里的子弟，又置办义田、义仓，救济贫困而无力养活自己的人。郡推的祠庙在汀州，公亲自前往祭奠，遗民迎接拜见，他不论贵贱都平等接待，和他们行抗礼。

译汀州的官吏百姓都叹息并称颂他的贤德。回到京城后，恰逢朝廷因星象变异征求意见，公上疏陈言五件事：一是端正宫闱，以端正政治根本；二是亲近大臣，以询问治国之道；三是开放言路，以疏通壅塞蒙蔽；四是慎重处理刑狱，以扩大爱惜生命之心；五是戒除无谓的浪费，以充足财用。忠诚恳切，剀切直言，其中有许多是人们不敢说的，士大夫一致称赞他。即使不认识公的人，读到他的奏疏也都感慨叹息，仿佛能够想见他的为人。皇上认为宋、元二史的褒贬至今没有定论，特意命内阁儒臣精选学识老成的人，按照朱子的史法编纂成书，以续接《通鉴纲目》。当时翰林院入选者只有十四人，公也在其中。公分工修撰元史，于是推广前任待制王祎的观点，认为泰定帝是世祖的长孙，应当继承大统；雅克特穆尔迎立明文帝，不过是想趁机谋求富贵。因此在记载雅克特穆尔起兵谋逆时，凡是以军队附从雅克特穆尔的人都记作谋叛；在上都派兵征讨时，记作讨伐叛乱。这纠正了前史的错误，君子都认为正确。史书完成进呈皇帝后，升任翰林院学士，在文华门右廊赐宴，又赐钞一千贯。成化十四年二月，皇太子出阁读书，诏令选拔儒臣充任东宫官，公与学士彭彦实等人都因学问和品行被选为侍讲、侍读。成化十九年九月，升任礼部右侍郎。凡是制度礼仪和文书仪式，多有裁定；前所未有的事项一定考察经典、查核史书，参照祖宗旧制，详细制定为仪注，务求能够实行。二十二年冬，升任工部尚书。工部掌管的事务一向繁杂琐碎，而工匠首领称作作头的，常常利用吏员的短处操纵事务，肆意谋取奸利。公亲自核查文案，严格考核稽查，剔除弊病，谨慎核对物料出入的数目，订正工匠逃亡隐匿的处罚，斥退作头，不许他们接近左右。凡有营造修缮，必定计算工期，考虑财用，交给属官中廉能的人主管，所以费用支出有一定规制，役夫也不必长期服役。二十三年春，公患痰咳之疾，请假三个月，上书请求停发俸禄，皇上发布优诏不准。夏五月病情稍有好转，急忙出门处理政务，不久病情再次发作，换了几名医生，病势逐渐加重。去世的早晨，命仆人取水洗脸漱口，洗毕穿戴好衣冠，出去坐在小斋中，指着嘴说口渴，侍者端汤进来，他喝了，又端来粥，还没有来得及进食，便突然去世。这一天是本月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岁。事情上报后，追赠太子少保，赐钞一万贯，赙赠其家，派官员前往谕祭两次，并命有关部门修造坟墓安葬。公天性平易乐观，待人接物一概以真诚为本，尤其重视友谊；有人不幸被法律牵连而不能为自己申辩，他一定向有关部门说明，替他辨白，仿佛是自己的事情；有才能可以任用的人，而沉沦于低级官位的人，他就向当权者推荐，使其得到任用。不幸客死异乡的人，他替他们运回灵柩，有时还抚恤他们的妻子儿女。在翰林院任职时，多次主持科举考试，曾经主持礼部贡士考试，选拔罗伦，置于魁首之列。后来罗伦以状元及第；主持南畿贡士考试，又选得王鏊，使他名列众士之首。到大廷考试时，王鏊名列第三，众人都佩服公鉴别人才的精确。公年轻时便喜爱学习，直到老年也不懈怠。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娶邓氏，有贤德，多次加封为淑人。她比公早三年去世，安葬在县里的某原。到这时，几个儿子择定某年某月某日，奉公的灵柩与她合葬。儿子三人：纲，是乡贡进士，比公早九年去世；纪；经。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国子生余校次，次女嫁给国子生况銮，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孙子五人：麒，是县学学生；骥，是国子生；凤、骅、骝，都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公以大魁的身份做到司空，文章和品行卓异，是士林的楷模。他去世时，皇上悲叹哀悼，赐予和丧葬礼典优厚隆重，可以说哀荣兼备了。公官居二品，墓道上有碑，幽墓中有铭，应该请当代名儒为他编次论述，使其流传不朽。乔新和公是同乡，同在朝廷做官，居所又相邻，彼此相知最深，所以谨慎叙述公的世系、品行和历任官职的大概，等待立言的君子采择采用。《椒邱文集》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 明　何乔新　撰 诗 四言古诗 终慕堂 蓟门敦君相信念自己的双亲早逝，想奉养他们却来不及，因此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终慕堂”，表示永远不忘双亲。我赞美他能够尽孝，于是作诗来抒写他思念双亲的感情。看那堂前，椿树郁郁葱葱；想到我的父亲，心中如同被割裂。看那堂北，萱草柔弱低垂；想到我的母亲，眼泪不禁流下。椿树啊，萱草啊，时而繁荣，时而凋落。父亲啊，母亲啊，逝去后再也不能复生。难道没有尊贵的酒吗？只是要斟给谁呢？难道没有钟鼓吗？只是要为谁奏乐呢？太阳和月亮运行不息，迅速超过奔流的河水。回想父母恩德无穷，我的思念绵绵不绝。早晨的风飘飘吹拂，庭院的树木萧萧作响；我思念我的双亲，内心焦切不安。傍晚的风猛烈，庭院的树枝高高扬起；我思念我的双亲，内心忧伤难过。古代有圣人，终身思慕父母，永远言说孝亲之情。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苍苍九天高远，茫茫九原幽深。我的生命终有尽头，我的思念怎能忘怀？在平林送宪使钱廷珍赴任 《平林送宪使钱公》这首诗，是送钱公的。钱公凭借美好的品行和深厚的见识，光荣地接受皇帝的宠命，主持滇南的宪政。驿车已经驾好，群位公卿出城饯行，所以作这首诗来为他送行祝颂。那茂密的平林多么繁盛啊，来，把我的马喂饱。君子将要远行，于是在郊野为他饯行。美酒醇厚，佳肴丰盛；群位公卿都来到这里，为他举行祖道饯行。啊，这位君子，是武肃王的后裔；金券玉册在手，祖先的功勋由来已久。福泽集中于身，德名更加显盛；能够继承前人的美好事业，是国家的英秀。头戴有獬豸的冠，身穿绣衣。是皇帝忠贞的臣子，整饬宪法制度。汾水的曲岸，梁山的山麓；四匹雄马奔驰不息，在那里询问并筹划政事。闽海茫茫，疆域广大；皇帝命令忠贞的臣子，以此治理南方邦国。不要压抑柔弱者，也不要放纵刚强者；辅佐钦差大臣，惠及远方百姓。龙节光彩煌煌，鸾铃声铿锵；绣衣使者声威显扬，来到海滨之国。谁是豺狼犀兕，我就用斧头砍断他的喉咙；谁是饥饿的鸿雁，我就给他粮食哺养。公施行政令，有威严也有宽容，惠及神明和百姓，使人没有怨恨，也没有痛苦。看那蓼萧上的露珠，降得多么浓重；贤善的君子啊，所受的恩宠禄位多么崇高。巍峨的滇城，向南控制金齿；钦差大臣来到这里，夷人和汉人都欢喜。于是激励奋扬，有纲有纪；谁给百姓造成创伤，宪法制度就会十分明察。黑水向南流注，这是大禹治水的功绩。伟大的皇帝有命令，前往宣扬我的恩泽。使他们安定，使他们归附，百蛮都不敢侵犯。那些贡品大贝，归入天府。嘤嘤的鸟鸣，是鸟儿呼求同伴的声音。想念我的好朋友，心中怦怦跳动。苍天高远，昆明湖水浩荡。真想跟随你而去，只是道路险阻而且漫长。庄严的皇帝诏命，由公来奉行。我悠长的思念，哪一天能够忘记？发誓作此颂歌，用来彰明您的美德。美好的德行永不被忘记，也用来安慰我的心。以上《平林》十章，每章八句。在桂山送朱方伯赴陕西 《桂山送方伯朱公》这首诗，是送朱方伯的。朱公历任各藩司长官，有功劳也有功绩，因此承受皇帝的宠命，治理西夏。群僚出城饯行，作诗来表达颂扬和祝祷之意。桂山高峻啊，桂水奔流啊，孕育了这位忠贞之臣，是国家的杰出人物。这位忠贞之臣，确实能文能武，在朝廷内外奋发建功，声名浩大流传。于是考中乡试，踏上通达的仕途；于是掌管国家法度，于是陈述宏大的谋略。龙节光辉，鹭车奔驰。谁使我的锄头荒废，谁使我的田地干涸？炎热海边的角落，有猫头鹰，也有害虫。皇帝命公前往，守护那里的大道。施行政令不急躁，使百姓得到治理和安抚。皇帝的恩泽于是流布，百姓的疾苦因此痊愈。皇帝说：“好啊！我赞美你的功绩。你既然善于治理和宣扬政教，就前去辅佐邦伯，纠正弊政，开拓远方，以弘扬皇帝的德化；在内安抚众民，在外威服北方貊人。” 泾原有骑兵，竟敢侵犯我国边境吗？公统率王师，前往抵御他们的侵侮。军队持龙纹盾牌、虎皮弓袋，带着斧头砍断敌人的喉咙。众多丑类于是被消灭，北方边境因此安宁。公有伟大的功绩，皇帝因此厚加赏赐。闽地广阔，升任公为方伯。对百姓关怀抚慰，公就是百姓的父亲；教导百姓、治理百姓，公就是百姓的老师。看那玉制酒勺，将黄酒注入其中；温和的君子啊，多种福祉都聚集于你。上天保佑公的后代，使他有许多贤能的儿子。他们春试登榜，秋天入台，能够继承并发扬父亲的美德。河东、华山绵延千里，这里是古代帝都。皇帝说：“去吧，你就是国家的长城。”公拜谢叩头。皇帝的宠命多么隆重，我怎敢不竭尽臣子的力量，成为国家的屏障和城墙。金城高达万雉，是周、汉营建的；公前往加以修缮，抵御北方边庭。四方诸国前来归同，这是方伯的功劳。将来在外建立功勋，就能升为卿、为公。隼旗熊轼的车子，出行驻扎在芋原；群位公卿为他饯行。宾主往来礼数周旋，有鲜鱼，有干肉，有菹菜，有枣。方伯欢宴宾客，鼓声咚咚作响。咸阳的遗民把公当作父母，老人和孩子都奔走前来迎接。秦人因公到来而欢喜，闽人却因公离去而悲伤。愿公执掌国家枢机，充分施展自己的恩德。终南山的山麓，烟霭中的树木苍苍；我思念我的公，哪一天能够忘记？粤山的山顶，停聚的云层重重；公思念我，请不要吝惜您的音信。以上《桂山》十二章，每章八句。五言古诗【附集句】读曾南丰的诗 韩公去世已经很久，诗道一天天衰落，哪里懂得浑厚雅正的创作，只是一味逞强写妖艳媚俗的词句？有的像长满苔藓的台阶下的蟋蟀，整夜发出悲鸣；又像娼家妇女，用脂粉来装饰丑陋的姿态。寥寥数百年后，天子兴起，继承韩公的事业，一扫西昆体的鄙陋，努力追寻《楚辞》和《诗经》的遗风。诗势峻拔如登华岳，石阶多么险峻；雄壮如雷电惊动，白昼腾起龙螭；清澄如方塘之水，风平浪静时绿波荡漾；淡远如空桑之瑟，枯桐上张着朱红色的琴弦。雄奇处可以追及李白、杜甫，奇崛艰涩处又超过宗师。金陵和六一都异口同声地赞叹。群小厌弃黍稷，彼此甘愿吃糠喝粥；黄口小儿任意凌辱讥骂，反而说他不会作诗。哪里知道在韩公之后，还有谁能够接近他呢？想象他挥笔写作时，天地元气充沛，淋漓浑厚，仿佛出于天成。难道他还把推敲字句当作自己的追求吗？写出的万篇文章都高雅不凡，譬如群童之中周灿彬彬。宏大的声音刚刚可以窥见，要进入风雅的境域，这种文章正是阶梯。努力追赶古人的作品吧，险峻的道路要极力攀登，不要拾取红紫之花，勉强拼缀来争奇斗艳。拜谒寇忠愍公祠 神灵的祠宇多么深邃肃穆，幽静的竹林也疏朗萧瑟。残破的碑石剥落了一半，荒芜的苔藓侵入庭院台阶。感叹公怀有奇异高尚的节操，毅然足以胜过万夫。平生致力于辅佐君主的志向，是想与古代帝王共同建立功业。从容决定储君大事，决策辅佐皇帝的神明谋略。皇帝正在深切眷注他，群小人却纷纷诋毁诬陷。可悲啊，孤注一掷的邪说，竟使君心改变。公出任北门守将，后来被投置于南方瘴疠海边。厌弃人世离去得何等早，仿佛骑着箕星返回太虚。遗民迎接他的灵柩归来，哭泣祭奠，挤满道路。精诚感动枯竹，翠绿的竹笋忽然纷纷生长。江边高地上祠宇敞开，绣有黻纹的冠服庄严整齐。直到今天百姓和官吏仍纷纷前来献祭。我来到庭下拜谒，四处察看并扫除平芜。英雄的姿态凛然如在世，仍足以震慑奸邪谄佞。正直之道自古难以相容，迎风凭吊，更增添郁结和曲折的悲思。拜谒考亭朱夫子祠

译美好的树木多么繁茂，方塘的水也多么清澈荡漾。溪山幽静秀美的地方，建有夫子的祠宫。自从孔子、孟子去世，秦朝焚书坑儒的火焰又重新燃起。我们的道统几乎要熄灭，世人仿佛变成盲人和聋人。上天没有让斯文断绝，于是启发洛水的程先生。茫茫然寻求失落的道统，恳切地开启群蒙。夫子继承并振兴其后，超然卓绝，盖世无双。重新研究六经，心灵与往圣相通。长风扫除阴霾，明亮的太阳在晴空运行。圣明的君王久已不再出现，天下还有谁尊奉您为宗师？昏鸦在聒噪，凤凰却蜿蜒高翔。嘲笑神龙，只能携带二三个弟子，在空山中讲说道理。早晚弹琴诵读，儒生衣冠何等雍容。直到今天建溪之上，仍然有确实如邹鲁的儒学风气。乘着鹥鸟忽然远逝，声名光辉永远显赫无穷。可叹我出生得太晚，仰慕圣道始终忧思不已。年轻壮盛时不肯努力，转眼间才发觉头发将要变白。今天早晨来到门墙，拜了两拜，眼泪沾湿胸襟。九泉之下如果可以复生，我愿执鞭随从您左右。拜谒李忠定公祠 宋代故丞相李忠定公的世家。樵川一带都知道他精忠大节，史书记载得很详细。假使公的主张在靖康初年被采用，徽宗、钦宗一定不会有被金人掳往北方的耻辱；假使公的主张在建炎年间被采用，高宗一定不会有渡海逃难的危险。谗言邪说交相而起，而公最终死在贬谪之所。唉，真可悲啊！我拜谒公的祠庙，感念公的忠节，慨叹之余，感情不能自已，所以作了这首诗。孤狐登上御座，黑暗遮蔽了太阳的光辉。北方骑兵忽然南下，长驱直入，没有坚城能够抵挡。朝廷没有长远谋略，只拿金帛请求结盟。我的公怀抱忠愤，上疏请求亲自出征。朝廷内选拔禁卫军，外面招募勤王之兵。北人听闻后魂飞魄散，迟疑徘徊，退军迁营。群邪相互排挤陷害公，却不顾皇天将要倾覆。公的谋略既然没有被采用，敌人的势力更加嚣张。徽、钦二帝在青城被掳，车驾不能返回，空留下悲哀怨恨的呜咽。建炎初年，继承大统的皇帝即位，公执掌宰相大权。一心一意想收复三镇，急切地希望返回汴京。慷慨陈述十条策略，光明灿烂如日月星辰。国势稍有振作，敌军都为之震惊。汪伯彦、黄潜善苦苦相互嫉妒，公又被流放到荒远之地，向南而行。敌国君主占据帝位，神龙般的皇帝幽闭在边庭。公的车驾不再北向，河洛地区战血腥染。皇天不肯留下公，公骑箕星升上青天。这里是公的故乡，遗留的祠庙庄严地保存着他的仪容。神魂遨游三百年，英气仍凛然如生。登堂拜谒，以溪边的草和芳香祭品奉献。思念公而不能相见，俯仰之间清泪零落。嵇侍中庙【贾后字南风】华林园中怒蛙鸣叫，桂宫中贾后南风争权。五王挥动戈矛，宫阙笼罩在烟尘昏暗之中。英姿焕发的嵇侍中，忠诚义气本是天性。当他奉征召起身时，捐躯赴难的打算已经确定。可悲啊荡阴之战，鼓声衰竭，将领也已经病弱。狡猾的童子侵犯皇帝的车驾，王师忽然奔逃溃散。敌军的箭矢射中皇帝身体，六枚传国玉玺坠入深坑。公难道不是忠贞壮烈吗？看见危难便想到舍命报国。凶恶的渠帅何等咆哮，拖着公砍他的脖颈，鲜血流淌，沾湿皇帝的衣襟。绣有藻纹和火纹的礼服相互映照，年深日久，化作碧草。草木茂盛纷纷覆盖道路，而公的名声光明永不磨灭。高高与华山、嵩山并立，直到今天仍镇守荡东门。庙貌庄严端正，我来到这里叩拜神灵。敬献苹藻等祭品，韩原上驱车奔驰。成臼承载着妻儿，郑国诛杀并非滥刑。勤勉免灾实在是上天所为，想念公却不能使公复生。面对清风，吟诵高声诗篇。登越王台怀古，依南谷的韵 瓯地、闽地古代建立国家，钓龙台留下了遗迹。高台空空，龙已经逝去，深邃肃穆的祠宇敞开着。剑履收藏在空帷帐中，彩绘与荒苔杂处。想到越王勾践的后裔，依然勇武而且才华出众。挥戈追逐秦朝的失鹿，土地疆域一天天扩大。接受分封，得到赤色社土，身穿组练的军队从咸阳归来。百粤进献贡品，威名震动九州。遥想全盛的日子，意气也是何等雄伟。直到今天仍有人献椒酒祭祀，遗民依旧前来。鱼灯已经暗淡，马鬃形的坟冢仍层层相连。故宫荒凉，只剩禾黍，落日下潮声悲哀。我感触于此发出长叹，登临远望，低头徘徊。长平怀古 寒云从高冈升起，猛烈的风摇动林木。山鸟嘤嘤鸣叫，恍惚像赵国士兵在哭泣。低头徘徊追忆往事，感动得眼泪不断流下。可悲啊长平之战，虎口般的杀戮厌食人肉。翩翩的佳公子赵括，考虑事情为什么不成熟？赵括喜欢谈论兵法，自己丧命，家族也覆灭。残忍啊白起之子，欺骗上天，放纵施行残毒。雄兵密集如林，一旦之间都填满山谷。直到今天耕地开垦者，往往还能挖到遗失的箭镞。谁说天网稀疏，报应就像车轮转动一样周密不爽？杜邮之死难道算冤枉吗？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唉，执掌兵权的人，起来传诵这件事，应当反复再三地读。前车之鉴实在还不远，后来乘车的人要谨慎，不要奔驰追逐。潞城怀古【春秋时潞子婴儿的国家】早晨从上党城出发，白天抵达婴儿国。当地民俗本来质朴粗野，原野田地也贫瘠坚硬。向西望见荆轲的坟墓，苍茫地隐没在丛生的荆棘中。卫公留下的祠庙还在，壁画和仪容冠履都庄严如旧。我怀念冯野王，他从年轻时起就谨慎修身；虽说是世人称贤的人，却遭众多奸邪嫉妒正直。起初被斥退到藩国，后来又被困于绳索囚禁之中。都说积善会有余庆，这个人却死于谗言邪恶。天道实在悠远难测，古今都令人同声叹息。我想去拜访他的松柏坟墓，剪除杂草并加以培土；可是空旷原野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惆怅遥望，眼泪沾湿胸膛。武乡怀古 武乡古代是一个县，孤城俯瞰漳水。漳河水日日奔腾，城墙上的雉堞有一半已经坍塌。居民只有一百多家，房屋建在山脚旁。我来赈济饥饿瘦弱的百姓，四处察看，来到漳水岸边。石勒的城池早已荒废，黄昏烟霭呈现凄清迷蒙的紫色。当时他放纵凶暴叛逆，所到之处都生满荆棘。占据襄国自称孤，他回来后在乡里设宴。当时把这里比作丰沛，夸耀谈论也毫不惭愧。哪里知道过了二十多年，竟成为若敖氏那样的饿鬼。荣华富贵怎么能长久，兴起和覆没不过像水面浮沤。为什么金秺侯的英名却能照耀青史？晋阳怀古【十首】怀念卜子夏【河津县】龙门山高大秀美，天地间的灵气聚集于此，产生了著名贤人。卓越的卜氏之子，确实是群贤中的先行者。讲说道理，以孔子为老师，与颜回、冉耕等人共同交游。编次《诗经》，发明深远的义理；传授《易经》，探究幽深的玄理。哪里只是富有文学才华，流传下来的教诲还有许多格言。悠悠千年之后，斧屋仍然高高屹立。我想割除荒草污秽，采摘苹草来祭献寒泉。九泉之下如果能够复生，我愿意执鞭跟随。怀念郭林宗【介休县】炎炎的日光一天比一天昏暗，群阉臣肆意玩弄王法纲纪，忠臣贤士被弃置在草野，奸邪狡诈之徒却登上朝廷高位。李范秉持清正的议论，侃侃而谈，扶持天地间的常道。哪里知道洪水已经漫天，一根芦苇怎能渡过？先生明智而贤哲，确实是万民所仰望的人。既不随俗，也不固执迂阔，观察时势，谨慎地决定出仕或退藏。最终还是脱离了奇祸，防止大雁任意高飞。抬头看乌鸦究竟停在哪一家屋上？想到这些，不禁心怀悲伤。中郎发扬潜藏的德行，使美好的光辉流传千载。怀念寿亭侯关羽【解州】黄星灿烂地照耀长空，汉朝的社稷转眼间已经倾覆。高皇帝有贤明的孙子，慷慨立志恢复汉室。威武的寿亭侯，辅佐君王共同驰骋征战。他的紫色长髯坚硬如铁，脸色像红玉一样。他击破曹操，于是收复荆州，关璋等又开拓蜀地和襄樊。陈鱼丽阵法精妙而敌军狡黠，敌寇的势力日益窘迫。天意终究不能挽回，临沮一战最终失败。活着是万夫所敬仰的英雄，死后守义也不算耻辱。英魂本来就不会消亡，仿佛挥鞭驱雷，驾着云车飞行。直到今天，天下各处祭祀供奉他的尸祝仍然很多。人们献上美味的羔羊和小猪，桂花酒清醇而芬芳。吕防如今怎么样了？只怕已经成为饥饿的鬼魂，啾啾哭泣。怀念文中子王通【河津县】

译洙水、泗水开启了儒家的道统，绵延传到孟轲。孟轲去世后，圣人的事业断绝了，这一道统也逐渐被讹误。河汾之间有一位著名儒者，立志于圣道，心意从不旁骛；他探究礼乐，反复研习诗书。董、薛以及王、魏等人跟随他游学，共同切磋，上希望继承中断的道统，下希望阻挡衰颓的风气。续作经书虽然可以说有僭越之嫌，其中的格言却也已经很多。为什么那些没有学习的人，反而纷纷拿着自己的议论来诋毁责骂？想要知道他治理世事的心志，就去看《东征》留下的歌辞。怀念郭汾阳【太原】华清宫的春日白昼漫长，羯鼓声正此起彼伏。铁骑从渔阳而来，皇帝的车驾仓促向西巡幸。郭公真是雄才大略，手执斧钺处理平定天下的事务。向北征讨，扫除彗星般的叛乱；向东讨伐，诛杀凶恶的叛臣。回鹘请求接受盟约，吐蕃连夜奔逃。从容处理进退之间的事务，顺应人心，也安于天命。奸邪的宦官也改变面目，流泪而生出深深的敬意。汾阳得以开国封土，受到的恩宠何等盛大。国家安危系于他一身，夷夏各族都知道他的姓名。中兴时期有许多英贤，但谁能和他的福禄功业相比？丰功伟绩记在史册上，千秋万代仍然光辉照耀。怀念阳谏议【夏县】晴朗山谷凝聚着黛色，寒冷的溪水荡漾着清澈的流水。回想从前，阳谏议收敛锋芒，在这里从容自守。贤明的声誉传到皇帝座前，征召的诏书来到山林。于是辞别鹿豕为伴的隐居生活，离去与朝廷中的鹓鹭为伍。我以为先生应当直言不讳，可先生却只是安然自处。青蝇忽然停在藩篱，贤相被流放到荒远之地。先生于是叩击宫门争辩，接连上疏，毫不停止。精诚忠心贯通明亮的太阳，刚强之气凌驾清秋。白麻诏书最终没有下达，奸邪谄佞既愤怒又羞惭。先生去世数百年后，士人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偷薄。美丽的荃草和蕙草，到这里竟化成了茅草。朝阳之下没有凤凰鸣叫，朝廷仪仗中却有很多骅骝。思念先生而不能相见，惆怅地抱着孤独的忧愁。怀念裴晋公【闻喜】淮西有一条凶猛的疯狗，狂叫声为何如此喧嚣？朝廷的谋略正准备讨伐它，然而它的撕咬已经波及四邻。晋公手持旌节斧钺，出兵驻扎在激水之滨。铁骑已经发出萧萧声，战车也辚辚而行。颜真卿、李愬争相效法防御，古通也怎敢迟疑退缩？元凶终于被杀，朝廷的宠赐为何接连不断？回朝后辅佐国家大计，正直的议论常常侃侃而谈。青蝇纷纷飞来聚集，皇甫又算是什么人？他归身于绿野，以诗酒陶冶本真。各镇将领都仰慕他的旧德，四朝都推尊他为宗臣。他的功业高踞姚崇、宋璟之后，谁能继承这芳美的声名？我吟咏《平淮雅》，清泪几乎沾湿衣巾。怀念文潞公【曾任翼城县令】潞公轩高高矗立，翼城县也土地肥沃。过去他任县令时，曾在这里弹琴饮酒、游赏自得。泉石清幽，芳林也郁郁葱葱。有一天他手执斧钺，凭借德望担负起特殊的恩宠。建立太子之事，他以此为耻而不谈功劳；受到弹劾，也不为自己申辩。后来掌管北门，旌旗仪仗使东部境域安定。朝廷之上气度雍容，士人百姓自然欢欣鼓舞。伟大的社稷之臣，百世之后仍能仰见其风范。我一生仰慕他的高尚风操，看到景物更增添遥远的怀念。典范相隔遥远，难以亲见，俯仰之间泪如霰雪。怀念司马温公【夏县】瑶台多么巍峨，涑水也浩荡绵延。我的先生独自到哪里去了？空荡荡的堂屋里只留下他的剑和鞋。想起熙宁初年，事事都考据《周礼》。新法纷乱如毫毛，旧有的根基渐渐毁坏。先生当时居住在洛阳，悠然自得地徜徉在花竹之间。早晨披着嵩山的云气，晚上在伊川水边垂钓。宣仁太后开始临朝后，先生翻然出仕，为时局而起。恳切地抚恤创伤，急切地铲除杂草秕糠。于是使憔悴的百姓重新见到太平和谐的治理。为什么竟厌弃污浊的世局，忽然骑箕星而去？忠诚、清正和纯粹的德行，美好的声誉流传不止。可叹我出生太晚，早已仰望高山。向遗像叩首，斟取泉水献上芳香的白芷。怀念赵忠简公【闻喜】淮甸战火弥漫昏暗，皇帝的车驾准备向南躲避。群臣们抱头逃窜，谁肯为宗庙社稷筹划？英武的忠简公谈笑之间击退边疆骑兵。皇帝的六龙车驾一到江边，将士们便争相奋发。蕲王已经向北进军，魏公也向南方到来。敌军主帅失色逃归，叛逆的刘豫也暗中逃走。重建王室的功劳，当时有谁能同这两位相比？秦桧忽然得到任用，竭力主持议和退兵的主张。于是使社稷之臣白头之后被流放荒远之地。妖鳄鼓动腥臭的波涛，海上的酋长高举红旗。遗表写得多么铿锵有力，最初的心志仍未改变。先生去世才一百年，吴宫已经荒芜。董泽还有遗留的祠堂，岁时祭祀献上椒和荔枝。如果先生有灵而骑箕归来，惆怅之情仍会更加悲咽。

译题《苏李泣别图》黄云昏暗，天将暮，归去的马匹即将凄惨地出发。斟酒登上河桥，羞于同故人告别。今后再见不可预期，请允许我同你永远诀别。祁连山前的箭雨，沙漠地窖中的积雪；你的心和我的志向，都想要效忠守节。年老的父母坐受诛灭，这一志愿终于受挫。如今你获得生还，忠贞烈节将光耀竹帛；回头看我使家声坠落，有谁可以共同诉说？韩王从前投降匈奴，封国和爵位世代不绝。想起我的祖先飞将军，守卫边疆，被称为奇伟杰出。我的罪本来应当诛杀，可我的族人难道也应该灭绝吗？可叹啊！保全自身的臣子，谁肯替我申诉？我的心难道忘记归去？望乡的心如同火烧。亲族没有一个遗留，想到这些肝肠寸断。痛哭着送你的归旗，悲哀的泪水流成鲜血。你回去拜谒茂陵，不要因此闭口不言。请转告霍将军，这颗心应当明察。巡行黄花镇 驱车走出东郭，一路向着边城。此时年岁将尽，阴云雾气使白昼昏暗。狂风惊动枯枝，寒鸟嘤嘤鸣叫。宦官在道路上迎候，左边的边帅穿着戎装迎接。旌旗分列，姿态旖旎；刀剑交错，纵横闪耀。在黄花镇检阅军队，在驴安扎营停下旌节。山路上的石头坚硬不平，断裂的溪水开始结冰。瘦马挥鞭也不肯前进，仆从们都流下眼泪。古代贤人尚且畏惧险道，我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安定？边疆的战乱正浩大混乱，哪里敢害怕远行？三次登临都记下严寒，还担心耽误王命规定的行程。怎样才能得到霍嫖姚这样的将军，一举扫清边疆尘氛？经过诸葛武侯庙 我出使蜀地，经过沔县，听说县中有武侯庙，非常想前往拜谒；可是积雪遍布道路，仆夫已经疲惫不堪，于是终于没有去成。我登高诵读《出师表》，感慨地叹息后世像先生这样的人是多么少啊。于是写下这首短歌，用来表达仰慕高山、景行前贤的心意。石棺山是山名；吉利，是曹操的小字。时在成化丙午年冬十月二十九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石棺山云气浓重，沔水波光荡漾。山中有武侯庙，栋梁屋宇也高大雄伟。想当年汉室国运衰微，各路诸侯都致力于争夺雄长。吉利占据整个魏地，仲谋专擅江东。这位人物可与伊尹、吕尚相匹敌，长久地高啸于草庐之中。英姿勃勃的高皇帝后裔，志在铲除群凶。他徘徊于襄阳、汉水之间，谁能与他共同建立功业？一听到卧龙的名声，三次登门拜访，礼意更加恭敬。从容地决定天下大计，君臣如鱼得水般欣喜相逢。首先同孙氏结好，接着又挫败曹氏的锋芒。益州、梁州已经归顺，滇地、嶲地也乘势归附。于是使天下之内重新重视汉室的红色光辉。天意实在难以相信，大星陨落在长空。先生超然辞别污浊尘世，回到永安宫去朝见先帝。纵观百世以后，谁能践行他的事业？有谡这样的将领，谁肯杀戮？有正直之人，谁能够容纳？公道未必能够施行，忠诚和利益未必能够被采纳。九泉之下不能复生，谁还会成为人世间的卧龙？庙宇的容貌如今还在这个县邑，声名光辉显赫无穷。可叹我生得太晚，仰望前贤，常常忧思不已。高声诵读《出师表》，感慨之下泪水沾湿胸襟。景陵书事【即南齐的竟陵，伏羲之后，风氏受封于此】汉江在这里向南汇流，据说这是古代防乡，风氏遗留下来的封地。茶翁旧井荒凉，五华山飘着温暖的翠色，三澨水浩荡无边，晴光明丽。想到名宦仁杰，怀念贤藩子良。民俗淳厚，百姓少有诉讼，政务严明，官吏文书却很繁忙。水乡以船为市，渔家把芦苇做成桅杆。春深时茭白和笋鲜美，秋晚时稻花飘香。菱角和芡实充作常贡，鱼虾卖给远方商人。茅屋屋檐清晨雾气浓重，莲荡午后凉风习习。月照芦汀时犬声吠叫，霜落蓼岸时鸡声报晓。晴日里野鸭水鸟浮游不定，傍晚芦苇苍苍。最喜爱停船的地方，渔歌送着夕阳归去。王昭君 昭君身处掖庭，姿态皎洁如冰玉；她自负容貌绝世，始终不肯贿赂画师。君王没有见过她本人，便把她远嫁给胡人。容貌的受宠或被厌弃本来有命运安排，并不在于美丽还是丑陋。名花凋萎在荒秽之地，小草却栽种在轩堂台阶前。自古以来全都是这样，悲叹又有什么用呢？真氏女 她是真文忠公的后代孙女，元代时出仕任筦库，因欠官钱数十万，便卖掉女儿来偿还。过了很久，女儿流落到倡家；她以刚强贞洁自守，每天只跟同伴出场，唱雅正的词、吹洞箫而已。狎客不敢侵犯她。姚牧庵任承旨时，曾在翰林院宴请宾客，女儿因为擅长歌唱前往供奉。牧庵听出她说闽地口音，询问后知道了她的身世，便怜悯她，向主管官署说明情况，替她脱去乐籍，嫁给翰林院吏黄逮。黄逮后来做到显贵官职，有客人谈起这件事，我于是作诗记述它。我本是相门家的女儿，年少时容颜如玉。父亲欠了官府的钱，把我卖掉来赎罪。再也不能研习诗书，只学唱《金缕衣》。在筵席上唱一曲，便换得锦缠头回来。宰相是名闻当世的儒者，听到歌声忽然惊讶。询问之后才知道缘故，既怜惜又悲叹惊异。他告诉官府，替我脱去妓籍，以礼送我回到有名望的人家。如今在纱窗下整理旧日的学业，难道还肯再唱淫靡的歌吗？从前是粪土上的花朵，如今成了闺中的秀女。长安那些游荡的少年，哪里敢窥视我的窗户？我穿着罗裙，戴着象牙簪，淡雅地作儒家妇女的装束。丈夫是词苑中的属吏，不是羽林郎可比。今夜又是什么夜晚？三星正好照在门户。喜悦到了极点忽然变成悲伤，泪水潸然如雨。幽兰栽在粪土里，仍然常常芳香洁净。我自身仍是处女，郎君自然应当知道。梦萱堂 灵萱草被秋露沾湿，岁月忽然已经流逝。漫漫长夜不能入睡，想到这些更添烦忧。孝心既然明白地感通神灵，精诚的心意于是暗中相合。仿佛升到北堂，看见母亲的声音容貌，欢快而愉悦。斟酒为母亲祝寿，起舞使母亲欢娱。不知是在梦中相逢，只觉得忧愁的心怀舒展开来。寒鸡忽然报晓，幽明两界于是走上不同的道路。披衣起来更加悲凄，清泪沾湿华美的衣襟。推开窗户悄然望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落月和林中的乌鸦。挽悼段节妇【新城县令段敏之母】结发嫁给君子，曾以和美相处、共度百年为期。哪里知道命运浅薄，中途失去了赖以依靠的丈夫。门前没有童仆应门，城郭附近也没有田地。孩子呱呱地躺在襁褓中，哪里敢奢望把他抚养成人？年末还没有制成衣服，中午过去了灶里也没有烟火。媒人忽然来访，花言巧语说个不停。他说《柏舟》诗中的女子，哪里胜过《凯风》诗中的母亲？守节殉身只是白白受苦，饥寒交迫最终又有谁怜惜？妇人听后气愤填胸，几乎要挥拳打他。我的心虽然不是石头，却比石头更加坚硬。贞洁的松树挺立着寒天的翠色，怎能容忍柔弱的藤蔓缠绕？媒人惭愧地逃走，舌头收缩，再也说不出话。她更加勉励自己守苦节，至死发誓不犯过失。梧桐树下秋月寒冷，照着我姣好的身影。难道没有忘忧草？面对它却仍然不能展颜。天道确实没有差错，儿子壮大，孙子更加贤能。日月快如箭矢，转眼霜花已经铺满头顶。忽然厌弃世间的奉养，城南建立了新的坟墓。如今孙子振翅高飞，在虞廷中日日往来。追念母亲的志节，清泪长久地潸然流下。不羡慕双乌绰号，也不羡慕门前楔树；不羡慕五色花锦，也不羡慕将来降下诰命。只愿太史记载她的贞烈，使光明的美名流传百世。何家庄八景 高岭晴云 险峻的山峰高耸入天，舒卷的云气充满山谷。幽居的人欣赏这奇妙的变化，从早到晚也看不够。迎风时翠色的山盖翻动，映日时如锦绣屏风高高矗立。淡淡的云气含着红色霞影，浓厚时混合着黛色的青绿。云的出入自有时节，悠然自在，毫无拘束。苍生盼望降下甘霖，不要停留在山林之间。东阳霁雪

译积雪遍布原野，这座山到了白昼还没有消融。污池和险石洁白明亮，仿佛都成了美玉。寒光穿透稀疏的窗棂，白花点缀着枯枝。出门纵目远望，仿佛玉柱倚着层层云霄。樵夫的小路遥远难寻，鸟声也寂静无闻。什么时候才能登上绝顶，开阔地眺望，抛开世间纷扰？杉山翠色 我从前种下美好的树木，封土培植总是尽心尽力，樵夫的斧头不敢向它们张望，牛羊也不能侵扰。到如今已经三十年，树木苍翠挺秀，成为高大的森林。高高的枝干拂过晴空，浓密的叶子遮蔽着幽静的水滨。春天到来时黛色可爱，雨后翠烟深沉，哪里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得光秃秃的，成为远处的山冈？竹墅秋声 高大的山冈开阔而平坦，种着十多亩竹子。长风从天边吹来，竹叶瑟瑟作响不止。清越的声音和谐如凤鸾，雅正的韵律协合宫、徵之音。恍惚疑心王子晋正在碧云里吹笙。居住山中清淡无为，尘世的忧虑洁净得仿佛被洗去。哪里还需要管乐和磬，发出铿锵声来聒噪人的耳朵？井庵晓鼓 玉绳星照着东峰，斜月映入空荡的窗户。山僧刚刚出定，鼍鼓便发出咚咚的吼声。鼓声多么充沛雄壮！随着风落入山谷口，岩石山壑仿佛都要震动。魑魅全都惊慌逃走，行军的人警戒前路，农夫赶往田垄。山中的老人早晨懒于起身，辗转反侧，搔着白发。水碓宵舂 村居生活恬淡，没有过多经营，所需要的只是粮食。引来泉水推动两根杵，不借助樵青的力量。水轮疾驰如飞，急流也冲激不止。月明之夜舂米声丁丁作响，随风传入空旷幽远之处。精巧的凿造实在像天工完成，便利奇妙而不露痕迹。却想起汉阴老人所说的话，脸色顿时变红，长久地叹息。戍卒故营 原野的田地多么平整肥美，禾苗黍稷也茂盛繁密。村民耕垦时，往往能挖到遗留下来的箭镞。据说从前防备闽粤，勇猛的军队曾经在这里驻宿。遥想屯戍之时，胡笳和战鼓震动山谷。如今四海成为一家，荒废的营垒已成平地。万座营灶不留痕迹，只有长林中晓烟一片苍绿。石门古道 两块巨石的形势高峻不平，山路从中间穿过，隐隐约约像宫阙的观楼。行人每天往来不绝。起初疑心这是登剑阁的道路，一线小路缠绕着岩峦；又疑心是出了井陉，曲折如羊肠般盘旋。我听说通向长安的道路上，车马悠然往来。驾车前行，驶向远方，交错的道路上响起和銮之声。夏夜独坐 炎热的夜晚苦于烦闷暑热，我独坐在绿树阴下。凉风从天边吹来，明月照着我的衣襟。幽深的心怀郁结而未能舒展，我慷慨地抚弄鸣琴。先弹《龟山操》，再奏《猗兰吟》。曲子奏完长久叹息，悠悠之情有谁知晓？鄙俗的耳朵厌弃清苦淡泊的声音，新奇的乐声竞相追逐哀伤淫靡。可叹啊，背着草筐的人尚且懂得宣尼的心意。田家即事，仿效陶彭泽 春天到来，原野的草绿了，我赶着牛走出东堤。野麋躲着我奔跑，田家人却向我啼叫。放牛任它随意走，我拄着杖采摘嫩薇菜。疲倦了便躺在松树下，松树高大，遮挡了暑气。低头听流泉喧响，抬头看浮云飞行。日暮时骑牛回来，幼子在柴门边等候。喝浊酒姑且自我安慰，彼此相看，情意依依。只愿长久如此，哪里知道羡慕轻裘肥马的富贵生活？偏头关书事 这里有天然设置的坚固关塞，地势险要而形胜壮阔。荒远之地控制着黄河，扼守山岭，连接紫塞。长长的营垒中貔虎般的军队安卧，分列的军阵如鹳鹅飞翔。羽檄通达到西部极远之地，烽烟连接朔方。投降的胡人随着牲畜放牧，戍卒从事耕桑。土屋冬天格外温暖，松棚夏天独自清凉。桦树林中藏着蛰伏的野兽，麋鹿田垄间奔走着群狼。云色昏暗，金笳声急；风势高劲，铁骑强盛。我承受皇恩，掌管关塞钥匙；施行德政，安抚戎羌。德化虽然没有边界，神州自有疆域。在青海之上洗兵，在黑山南面喂马。发誓斩下楼兰王的首级，以铭刻功勋报答圣皇。有感 季子曾经出使而使六国相继相待，孟轲却老于奔走游说。悠悠千年以后，不知道究竟谁重谁轻？为什么当世士人的死亡，竟争相凭借浮华的荣名到坟地乞食，竟然一点也不知羞耻？酒醉饭饱之后还自以为得意，哪里知道妻妾正在庭院中惭愤号哭？冰山多么高峻，群小争相依附，认为它像崧山、华山那样安稳，哪里还会忧虑崩塌？明亮的太阳从云端升起，炎炎光芒照彻大地。坚冰融化成泥泞，群小最终还能凭恃什么？王叔文掌权治国时，门下宾客如同集市一般。一旦他被贬窜到南方荒远之地，那些宾客也都被远远迁徙。寄语那些谄媚权势、依附权贵的人，为什么不以从前的教训为鉴？秋怀【六首】白露使百草憔悴，玄蝉寂静无声。庭院的树枝收敛了新绿，整夜只有寒螀鸣叫。感叹时序容易变迁，披衣坐在堂前。抬头看天宇之间，银河隔开了牵牛、织女两颗星。一根芦苇尚且可以渡水，我们彼此相望却不能相聚。玄妙的天运也多有阻碍，何况尘世间的人情？拿起琴弹奏《别鹤》，感伤得泪水交零。猛烈的秋风撼动庭院树木，秋气惨淡而悲凉。燕子已经远远飞去，群雁也向南飞翔。幽居之人怀抱深远的思绪，披衣起身徘徊。想起从前少壮之时，志气轻视杜预和房玄龄。长期滞留最终成就了什么？鬓发转眼已经苍白。平津侯公孙弘做过汉朝的辅弼，汲黯却老死在淮阳。想到他们关于积薪先后的感叹，凄然使人心伤。月色明亮，秋院寂静，捣衣声多么悲切？试问捣衣的人是谁，原来是游子之妻。过去夫妻亲昵相处，起初不能忍受一夜分离。为什么远行服役，十年过去还没有归来？淇水边有游女，邯郸多有妖艳女子。容貌虽可爱，节义却容易亏损。君王虽然不思念我，我的志向终究不会改变。愿君回头思量，追念我们相合相亲的时光。篱边菊花举起芳香，井边梧桐飘落浅淡的绿叶。花木的荣枯自然有时，世间的情状为什么如此忙碌？寒蛩又有什么追求？整夜发出细弱的鸣声。安居独处，恬淡无所营求，观赏事物姑且自我适意。春花虽然可以娱目，适合入口的果实也很美味；秋天的收获得到之后，仍不足以使人欣喜。即使丢失了羊，也不必忧戚。人的寿命有定数，何必抚卷哀悼往事？由此才知道，蒲圃中的楸树不如道路旁的栎树。方塘平静无波，风起时皱起如丝绸般的水纹。亭亭的芙蓉花浓艳，照映着晴日下的碧绿。回头看这草木摇落的时节，浮萍和蓼草纷纷映入眼中。哪里知道这窈窕的姿态，竟寂寞地处在寒江弯曲之处。想来它应当厌弃繁华，寄身于此以媚悦幽独。我在深秋来到这里，临风捧取寒香。只是担忧芳华将尽，月色洁白，霜花肃杀。提起衣裳渡过秋水，说是要采摘芙蓉花。采来它想送给谁？所思念的人正在天涯。想起同君分别之时，春风吹得兰芽茁壮。如今兰花凋枯，秋露寒冷，而君远行还没有回家。难道没有一杯酒？也有筝和琵琶。独自居住又同谁共欢乐？俯仰之间只增添叹息。这花哪里值得珍爱？只是想把它远远寄去，比拟你的容颜。只怕路途遥远，花朵会同群芳一起凋零。题黄君愈《宣江山一览亭》山中老人不在江上游玩，溪边老人也不住在山中。这座亭子多么高大，奇妙地兼得江山之趣。浮动的光影荡漾在帘栊上，飞来的翠色落入窗户。江山百里之间，一处处都可以指点眺望。拨开云雾叩开岩门，乘着月色泛舟烟水。鸥鹭亲近琴酒，鹿麋跟随杖履。体悟动静的道理，悠然使心中忧虑豁然开朗。可叹我怀抱清雅的志趣，向来爱慕山水。近年来追逐俸禄，旧日游踪隔在烟雾之外。听说你建起高亭，便打算弃簪出仕山林。登高纵目远望，确实满足了心中的素愿。《贫女篇》答王元哲

译我本是贫家女子，容貌鄙陋，不是姬姜那样的贵族女子。幸而承受保姆和女师的教诲，常常以礼自我约束。虽然没有珠翠装饰，衣服却洁净芳香。年少刚到及笄之年，父母便为我选择婚配，指望嫁入朱门，并不敢奢望自己的愿望。谁知丈夫命运浅薄，媒人又笨拙无能，哪里有人来唱《凤求凰》？当年一同拾翠游春的女子，如今儿女已经成行。可叹我独自一人有什么罪过，凄凄地守着空房。常常害怕芳华将暮，繁盛的青春被秋霜摧残。每次照镜子都独自悲伤，幽深的忧愁结在心中。忽然承蒙你的眷顾，言语触动了我的思念。徘徊失去时机固然可悲，失去贞身更令人痛伤。赤绳姻缘自有定分，像桑中男女那样私通，难道不是狂妄吗？我发誓守护贞节，肯越过东邻家的墙吗？伯鸾如果愿意来求婚，我当努力希望成为孟光。收起衣襟谢绝你的赠言，清泪沾湿罗裳。涔阳道中 秋日郊外雨刚停，我驾车前往涔阳。炎热的暑气洁净得像被洗过，高树含着新来的凉意。蕙草已经收敛了颜色，菊花正盛放芳香。远处山谷吹来风，众多绿色植物纷纷披拂摇扬。在溪边暂时停下车驾，水石发出琳琅般的声响。沙洲洁白如雪，鸂鶒成双飞翔。低头回旋观玩万物的道理，尘世的念头顿时消散遗忘。落日照亮西边山峰，渔歌从沧浪水上响起。苍茫的暮色到来，候骑纷纷站在道路两旁。登高眺望的兴致还没有尽，惆怅地登上高冈。在澧阳道中见到兰花有感而作 驱车行走在道路上，向涔阳极目远望。萧艾一片碧绿，远风从道路旁吹起，吹动车帷，送来清香；穿过树林，争相披拂寻觅。幽谷中有美好的兰花，翠叶迎着寒风，白花映照清晨的旭日。群莠苦苦遮蔽它，使它憔悴地守着幽独。幸好有气味相同的秋菊，可以相互依傍。洛阳人喜爱牡丹，楚地的客人看重薋菉，谁能怜惜这国中芳香？经过的人却争相驱车而过。想到孔夫子的感叹，凄然泪水盈满双手。姑且替它剪除荒草荆榛，不要让它们肆意侵凌亵渎。游叠山亭，和自立佥宪韵 玄云浓重，笼罩四方，白日忽然沉落西方。边地的战马忽然飞驰渡来，长江仍如平坦的津渡。先生从南方起身，早年深深体味大道的真实。持戈挽救衰颓的时局，力气耗尽而内心只是徒劳。六龙车驾已经漂浮过海，先生于是单骑来到闽地。在豺狼虎豹出没的地方艰难行进，在霜雪清晨中号哭悲恸。哪里知道造物者竟把保全气节的重任交给了这个人？向北驾车最终也不屈服，九死只当如一粒尘土。高尚的节操有什么可以比拟？只有闽山青碧而嶙峋。可叹师防一类人，竟甘愿做异域的臣子。浮华的荣宠如今又怎么样呢？庭院的草秋去春来，依旧生长。送朱方伯 春日郊外雨刚停，绿树含着繁茂的花意。使君驾车将要远行，两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崤山、函谷关相距多么遥远，前路正迂回迟缓。姑且尽情享受同袍之欢，在江边为你饯行。打开酒樽斟芳香美酒，递上诗笺吟诵新作。宾客随从互相劝饮酬答，不觉间迅疾的日影已经移动。想到这条通向长安的道路，近年来一直困于创伤。穷远边地豺狼咆哮，孤独的戍堡驻扎着熊罴般的军队。君此行镇守藩服，正好施展胸中的奇才。发布檄文晓谕疏勒，挥戈斩杀屠耆。于是使三边将士卖掉刀剑，改事锄犁。功成之后向丹墀上奏，得到提升，拥领旌麾。你的车驾已经一天天远去，今后何时才能再相见？愿你建立美好的功绩，来慰藉我的渴望和饥忧。斋居对雨怀惟孝 空荡的庭院洒落飞雨，花树在凉意中萧萧作响。独居时厌倦了读书，倚着几案也不能自我排遣。想念我的同袍朋友，忽然已经相隔多日。官署相距不过咫尺，却遥远得像千里之外。独自惆怅地饮清酒，玄妙的道理又有谁与我共同阐明？满怀情意却没有枯桐可弹，琴弦急促，思绪也转为焦灼。什么时候才能化作一双天鹅，联翅飞上重霄？瑶台上的两只灵鸟，文采多么绚丽？清雅的萧韶乐声感动了清梦，它们从丹山边飞下。鸣声震动笙磬，群鸟的叫声却只是徒然嘶哑。连鹓鸿都苦于相互嫉妒，何况乌鸦和燕雀？栖息之处常常不合适，羽毛日渐摧残凋萎。愿意共同高飞，结巢在碧梧树枝上。养护这五彩的羽毛，远离百鸟的讥笑。为周冬官作《春晖堂赋》春日阳光明丽，明亮的天气使百花含着和气。润泽的景象一片连绵，堂下的草乘着时令泛起浅绿。想到这些草木茂盛荣华，确实都借助春光的力量。春晖哪里能够报答？草木的一点心意本来就无穷无尽。那位温婉的周家母亲，顾念儿子的心尤其深切。儿子如今茂盛而贤能，正在通达的仕途上振翅高飞，朝廷还颁下加恩的诰命。诰书也已经明白彰显了美好的德行，母亲的头发一天天斑白，内心始终忧戚。难道没有肉类和香草，也有琴瑟可以娱情。即使能够供养口腹身体，也不足以完成儿子的孝职。常常担心光阴奔驰，岁月忽然又改变了。高堂悬挂着华美的匾额，皇帝的文辞多么光彩。愿它同堂北的萱草一样，长久使慈母心中喜悦。终慕楼 太阳落下，早晨还会重新升起；花朵凋落，春天还会再次开放。可悲啊父亲和母亲，一去之后却再也不能回来。思念双亲而不能相见，登楼寄托远望之情。西风吹动庭树，徘徊之间触动心曲。楼前有慈乌，在晨霜中哑哑啼叫。我的父母究竟到了哪里？感伤得泪水沾湿衣裳。楼外有飞云，悠悠地覆盖着父母的住宅。我的父母究竟到了哪里？感伤得泪水如同倾泻。难道没有祠堂和坟墓？岁时可以献上苹藻祭祀。虽然说祭祀时供品丰盛，却不如父母在世时奉养得好。海再深也或许能够枯竭，山再高也或许能够铲平；我的生命虽然终有尽头，对父母的思念却没有穷尽之时。秋夕独坐有怀凤仪秋官 炎热的阳光忽然沉落西方，明月映照空荡的窗户。凉风从天边吹来，秋声响在高柳之间。想念我早年交好的亲密朋友，靠着床几次搔首。回忆当初初次遇见你，一交谈便如同旧交。期望共同敦厚古道，弘扬斯文；相互剖析道理，为何这样突然远别，使内心互相缠绕纠结。你如同迁徙高树的黄莺，嘤嘤地寻求同伴；我如同失群的大雁，孤独地飞向粤地南山。难道没有鹰和鹯？只是自顾与你并非同类。忧愁来时还自我安慰，同心相知胜过握手相见。宝剑尚且有合在一起的时候，离别难道会长久吗？只愿彼此勉励美好节操，使芳名垂传而不朽。次文瑞佥宪游鼓山韵 灵山多么高峻，俯瞰弱水，东方万户的喧闹都归于寂静。诸天的道路仿佛可以相通，松间云气在春日里黯淡，花雨白昼中蒙蒙。浴凤池水波寒冷，潜藏着龙；石窟空寂，祇园中珍珠结成果实，梵刹以美玉作为宫殿。面对文物遗迹怀念先贤，想象造化神工孕育万物。承蒙陪在群彦之后，和大家一同驾车来到这座山中。细草承接着芳香车轮，垂杨系住玉骢。沉沉烟气凝成祥瑞云霭，宝焰在晴空中炫耀如彩虹。已经欣喜朋友们聚集，又怜爱彼此情意相同。穿绣衣的上客前来，华美衣带陪侍着群童。和你对弈，惭愧自己笨拙；谈论文章，羡慕你的雄才。仙鹤随着飞动的佩饰起舞，鲜花映照着醉后的红颜。以因缘业报嘲笑禅师，却仰慕谢公的风流。诗成之后鬼神也会护佑，何必羡慕纱笼中的诗句？挽悼孟侍郎鉴 出身华贵家族，承继驺、鲁之风，宏大的才华超过俊秀英杰。曾专长于《麟经》，早早在科举虎榜上题名。声威英名远播，位居黄门，地位清贵。口含香草趋入琐闼，手执笏板引导彩旗仪仗。奏对时承受特殊恩宠，破格升迁，位列九卿。曾在朔方辛劳地转运粮饷，也曾到南海借兵治军。区脱的狼烟止息，沧海的蜃雾放晴。赐准归乡，足见圣上的眷顾；重新征召起用，也合乎舆论。功勋事业追比先贤，威仪足以成为后生的法式。白鸡忽然入梦，黄阁之中最终辞去荣位。皇帝叹惜杨绾，同朝之臣痛惜孔明。芳名垂在史册，盛大功绩记在桓楹。旧日产业笼罩着昏暗烟霭，新坟周围宿草萦绕。临风唱《楚些》，凄怆的泪水沾湿帽带。水南八景 东岭日华

译羲和驾着太阳升上旸谷，千山万峰焕发光彩。岩峦含着雨后晴色，松树桂树散发幽香。绣色山谷中清辉流动，丹红山崖间暮雾收藏。温暖的日光照着花径露珠，晴光闪耀着竹桥上的霜。行客催促清晨出发，惊起的乌鸦趁晓飞翔。在柴门前翘首望去，明亮的阳光照耀扶桑。西池月影 碧蓝天空中的烟霭已经净尽，明月照映清澈的池水。风停后浮动的光影静止，水波摇动着倾斜的月影。山河仿佛在浩荡水光中浮动，月中蟾兔沐浴在涟漪里。露珠坠落，惊动鸥鸟的梦；莎草寒冷，白鹭探头窥望。天边的玉宇空旷遥远，云外玉箫声迟迟传来。清幽的意味有谁能够领会？长久吟诵康节的诗。梅径香风 寒风吹生在曲折小径，玉树般的梅花散发清芬。轻风吹拂横斜的花影，满眼都是寂寞的云气。风吹帘幕，闻到浓郁的芳香；拂过座席，看见氤氲的香雾。幽鸟怜爱香雪般的梅花，游人喜爱傍晚的芳薰。冰花在晴日下闪闪发亮，带露的花蕊清晨纷纷绽放。早早结成调和羹汤的果实，盛在金盘中献给圣君。禅庵古迹 山脚下的古禅寺显得凄凉，只能看见旧日遗迹。菱池里青蛙喧闹，石阶被苔藓痕迹封满。香阁笼罩着苍茫暮烟，祇园凝聚着浓重白露。已经没有僧人出来入定，偶尔有鹤在松树上筑巢。古磬埋在衰草之中，残碑横卧在断蓬之间。谁应当再次修饰它，使登临游览的人能够从容观赏？金嶂晓云 青翠的山岭倚着重霄，祥云向着清晨飘来，轻轻笼罩琼岛。树木滋润，沾满玉田般的露水；禾苗捧着太阳舒展华盖。云气随着龙曳动红绡，时而盘曲穿过山谷，时而矫健地形成桥梁。黛色在晴日下浓得仿佛要滴落，白昼的风光仍未消散。它确实有希望化作甘霖，四海正处在干枯焦渴之中。【“绛绡”见苏轼《昭灵侯碑》。】军峰霁雪 险峻山峰笼罩在寒冷阴翳中，阴云收敛在天边。白雪如玉，山势嶙峋，仿佛一根柱子擎起晴朗的银河。长河落入清晨天空，光影摇动书帷，曙色映照画楼。春日玄圃中的琪花灿烂，贫家也换上洁白的新衣。松树巢中惊扰鹤梦，茅屋上升起龙鳞般的炊烟。预先为丰年庆贺而喜悦，歌唱赞颂圣明。乌石层峦 层层山峰翠色重叠，嶙峋高耸直入半空。近处分得金嶂的秀色，远处压住玉山的雄姿。乱石堆积如黑色玉圭，悬崖高耸呈深黛碧色。泉水飞落，春日石阶湿滑；朝霞映照，清晨树林一片绯红。佳美的气象在参差山外，神异的光辉隐约在幽霭之中。这里积聚灵秀，孕育俊杰，本来并不逊于衡山、嵩山。南田晚渡 树林外斜阳将尽，暮色落在沙滩上，短桨船忙着渡行。船舷迎风不断受拍，船底胶浅，船桨一齐扬起。三位老船夫刚刚转过舵，群樵夫又呼喊着要过船。歌声中传来欸乃声，帆影在苍茫水面上浮现。栖息的鹘鸟频频惊起，游鱼也远远藏去。往来的人都想着渡过险处，不要让船只系在垂杨树下。挽悼严郎中宪之母 她是娴静的名门女子，闺门中充满美好的德声。采苹祭祀，遵守妇道；断织教子，感动丈夫的心。恭敬孝顺，尊重公婆；谦逊慈爱，妯娌都钦敬她。可叹凤凰雏鸟尚未长成，鸾鸟的身影却令人惆怅地先行沉没。芳草埋葬着珠佩，浮尘掩盖了绣被。庭院萱草沾着凄凉晓露，原野柏树锁住秋日阴影。美好的德行生前已经显著，去世后恩泽仍然深厚。凤冠上高耸着夏翟羽饰，龙诰上的泥金被泪水沾湿。啼鸟悲鸣于春日栏槛，愁云在傍晚山峰升起。贤郎肝肠寸断之处，急风吹过树木，一片萧瑟森然。倒马关 汉代的飞狐道，如今称作倒马关。险峻山峰俯临晋地，秀美山色连接燕山。疲倦的鸟翼难以飞越，瘦弱的马驾车往返不前。秋高气爽时胡笳声急，月色寒冷，梆子声稀疏。道路控制着八盘险隘，溪流九曲蜿蜒。鸡声从红树中传来，人家住在白云之间。牙帐冲入湿润烟雾，金戈经过雨水留下斑痕。戍兵辛劳地接受校阅，在狭窄小径上艰难攀登。烽火通向荒远边地，尘埃使壮年容颜改变。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复命，在玉阶下列入鹓鹭班？经过李都运故居 景陵都运李公一生积善，是清正谨慎的君子。他历任官职二十多年，田园没有增加一寸，只有几间茅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而妻子儿女也没有怨色。我经过他的家，为此感动流泪，于是作一首长律诗，叙述李公的德行，也抒写我的哀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高远的祖德绵延久长，宽广的雅量深厚从容。曾任黄堂贤能的别驾，也曾在粉署做年长的郎官。清正之气如金茎上的露水，美好的声名如楚地兰蕙。姓名传到皇帝车驾之下，宠信的诏命从朝廷重臣那里发出。国家赋税常常率先足额完成，醝丁也得到安定。内心公正使僚属信服，政务简约使官民欢悦。正要到北阙朝见，东门却又挂起辞官的车冠。儿童跟随离去的旗帜，老人拥着归来的马鞍。楚地忽然听闻染病，吴山之下突然盖棺。异乡魂魄遥远幽暗，旅途中的灵柩道路漫长。节操追随前辈，仪范使后世观者肃然起敬。薄田靠近沔水水湾，老屋枕着江边。葛岭松云昏暗，堂屋坟茔被草露浸寒。晚风吹动鼓子花，清泪多得无法弹拭。太师定兴张忠烈王安葬以后，嗣子英国公张懋把宗伯丘先生所作的《平交南录》刻在坟前。没有料到墓道旁生出一株灵芝，人们认为这是忠孝之心感动天地的结果。圣明的时代开启昌盛的国运，著名的地方孕育出伟大人物。他的气质由嵩山、洛水所钟灵，秀美的才材超过鄂褒。授予旌钺，镇守燕山；曲折地宣扬威势于瀚海之滨。云随征伐的骑兵而动，白雪映照着崭新的战袍。紫塞诸部全都归附，乌蛮也尽数进献珍宝。加封的名号一再增加，颁赐俸禄的恩宠频频降临。凶猛的叛军侵扰南方边境，天兵从粤地边缘出发。预先施展宏大的将略，不滥杀，以体现皇帝的仁德。鹅鹳阵守住各处关隘，楼船充满水上津要。蝥弧旗飘来，象阵踉跄奔逃。手持符节诛杀凶恶的首领，飞快上章晓谕叛民。边远地区全都受到感化，幽深山谷总像回到春天。攻取土地经过铜柱，班师回朝朝见紫宸。旌节和旄旗加授给将校，赏赐也延及宗族姻亲。在史阁监修史书之日，在经筵侍讲之时，哪里只是兼掌节制，更令人欣喜的是得以施展经纶。勇猛如周方叔，忧劳如汉代祭遵。临阵作战总是奋勇，接待士人常常和悦。胡马忽然向南放牧，皇帝车驾又向北巡行。发誓消灭颉利，立志歼尽军臣。杀气凌逼孤垒，腥风鼓动战尘。平生早有殉国之志，这一天终于舍弃自身。赐予爵位，分封玄社，铭刻功勋于翠色美石。特殊恩典应当世代享有，吉祥的感应也接连降临。墓道平坦如磨石，华美灵芝灿烂如银。润泽中含有沉重晨露，色彩映着均匀的曙霞。斋室歌咏灵芝祥瑞，新丰表彰孝道纯诚。庆贺的源流正滚滚不绝，世世代代都绘有麒麟般的功臣形象。集取陶渊明诗句挽悼吴处士 自古以来人人都有死亡，这句话确实不假。那个人也已经逝去，如今他的精神魂魄怎么样呢？年轻时强健而有志气，把心思寄托在琴和书上。误入尘世的罗网之中，暂时同园田生活疏远。园田生活日日萦绕梦中，便停下车驾归来闲居。长声吟咏，掩上柴门，安闲自处本来就有很多乐趣。悄然顺应造化而去，像壑中之舟转眼就消失。寒花徒然自行繁盛，深谷长久以后应当荒芜。荒草多么茫茫，时时可以看见废墟。人生没有根蒂，终究应当归于空无。想到这些心中悲伤凄凉，话说尽了而心意仍未舒展。集取诗句赠送罗上舍 驱车登上东门，游子傍晚要到哪里去？亲近的朋友一同前来送行，遗憾得不能把你挽留。大丈夫的志向在于四海，不能只顾念家中的私情。应当及时努力，振翅登上高高的阶梯。只是想到即将分别，思念之心总是依依不舍。抬头看南飞的大雁，声音是多么悲哀！起身坐下弹奏鸣琴，内心悲痛而摧折。美好的相会不能长久，握着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抚摸胸口长声叹息，眼泪沾湿了我的衣裳。愿你崇尚美好的德行，以满足饥渴般的思念。哪里能够乘着风飞翔，送你一同远行呢？集取诗句挽悼泰和萧隐君 生时住在华美的屋舍，死后终究还要委身于山冈。百年寿命谁能长久保持？人的生命就像早晨的霜露。想到君子，眼泪徒然沾湿衣裳。平生有远大的志向，一旦死亡便与生者异途。悲惨凄凉，岁序已到暮年，灵柩从正堂出发。沉睡在黄泉之下，仰望着白日的光芒。想归来却没有道路可循，四面张望一片茫茫。茫茫之中最终要到哪里去？坟上封树已经荒凉，北风吹来声音正悲切。飞鸟绕着树盘旋，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悲哀啊，又有什么可伤心的！我想唱完这支曲子，长声叹息却不能成章。

译《椒邱文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二 明代何乔新撰 诗 五言律诗 挽悼徐佥宪的父母（二首） 澄潭美好地隐居，处在云树蔼蔼之中；幽静居所遇上歉收之年，常常捐出粮食给邻里，争相赶赴乡里。春天归去，云榻冷清；月亮落下，夜台空虚。墓穴中刻有中郎的文章，文采光辉照耀着故乡坟墓。静庄凝聚了美好的资质，幽美的品德声名远播。象牙搔头没有娇媚的习气，熊丸之事可见其刻苦用心。织机断裂，蛛网密密缀结；荒废的台阶上，苔痕深深。绣衣御史焚黄祭告之日，忧愁地听着《陟屺》之吟。夜坐感怀 独自坐着，没有人可以交谈；寒灯陪伴着寂寥。盖着破旧的被子忧愁地过夜，疲惫的马害怕清晨上路。过去的事情叹息又有什么用？新的忧愁郁结未消。什么时候才能解下尘世的羁绊，在泉石之间自在逍遥？挽悼张贡士纪（新安人） 这位先生是南州的俊彦，进京观光直到日边；还没有受到皇帝的召见，突然却成了赤城的仙人。尘土昏暗，遮住了呈给双亲的试卷；云气寒冷，客坐在毡席上。阿咸扶着灵柩远行，归途上眼泪纵横。挽悼会稽陶怀祖的祖父母（合葬于凤效山） 夫妻能够白头偕老，世上应当很少；夫妻都贤德，古来也是稀有。正要一同隐居鹿门，忽然又一同归于死亡。窗月照看着残存的书卷，庭院里的蟋蟀哀鸣，织机也已断绝。孝孙如今是令伯，清泪多得无法尽情挥洒。挽悼大理卿王公宇（二首） 正直之气聚集于河岳之间，美好的声名在士大夫中蔚然传播。百姓歌颂他是清白的官吏，国家敬重他这位老成之人。平素蕴藏的才华正要施展，却可惜清高的品格永远沉沦。寒风吹动画幡，路人共同流泪沾巾。相门世族如槐堂般源远流长，儒学宗师精通洛学。文章足以铺陈皇帝的文采，才能足以辅佐皇帝的谋略。旧日舍旁的甘棠已经老去，新坟上秋草留宿。清白的名声知道不会朽灭，高大的墓碑照耀着林丘。游鼓山次主一佥宪韵（二首） 鹫岭高达千仞，登临可以眺望八方；仰望天空，拱卫着北极；远望大海，可以看见东洋。山岚在晴日中浮动，碧空下晓花明丽；雨后花香，不必忧愁归路昏暗，明月正在山的南面。花雨与梵钟声传向远方，莓苔覆盖的水泽和石径幽深。山花晴日里落入泉水，飞沫清冷，沾湿衣裳，香气飘到楼阁。僧人睡得安稳，悬崖险峻，游客稀少。此次来游尽情欣赏清景，日暮了还没有说要归去。谷洋公馆次尹亚卿韵 石径上烟雾笼罩着荒草，绿色一行行延伸，思绪转动而渐渐迷惘。云深处田野里的蛙声传来，雨停后竹鸡啼叫。流水声如玉石相击，横桥的影子仿佛卧着彩虹。想要穷尽登临游览的兴致，夕阳的余光已经落向西边树林。狮峰寺次景澄韵 佛寺临近幽静的境地，狮子峰高耸呈现奇异形态。松间云气侵入床榻，带来清冷；竹上露珠落下，染得衣服青润。鹤的长鸣惊动清晨的鼓声，黄莺啼叫扰乱白日的铃声。停车询问百姓的疾苦，这凄凉悲楚的声音实在不忍听闻。挽悼高时旭 早年便负有青云般的才器，才华为众人所怜爱。终童徒然有远大志向，贾谊却偏偏没有长寿。坟头宿草茂盛，遮迷了孤坟；浮尘掩盖了素琴。凤凰的雏鸟如今已经长大，将在五彩祥云之边振翅高飞。梦中咏珍珠李 成化戊戌年秋天，我巡行部属到荆门，梦见有人送给我一株佳树，高约一尺五寸，开白花，结青果，叶子光泽如同刚洗过一样，栽在瓷盆里。我问这是什么树，回答说：“这是珍珠李。”于是我写成五言近体诗一章。醒来以后，忘记了第七句，于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补足它，补成时是八月二十六日夜里。天上的三珠树，移栽在玉阶旁。白花在晴日里明亮，青翠的果实温暖而繁盛。不受风尘污染，偏偏承受雨露滋润。它同江梅有相同的气味，难道调和鼎鼐时终究会被遗弃吗？在安陆道中看见一匹老马僵卧在地上，因而感慨万分，写下两首律诗记述此事。这是天厩所产的龙媒良马，老了以后力量为什么这样衰弱？霜重使银色的马蹄裂开，天寒使玉箸般的腿脚下垂。想起华阳的茂草，思念汧陇的青池。虽然身老，驰骋千里的心志仍在，劣马不要轻易欺凌它。壮年时跟随飞将军，横行驰骋在北方戍边之地。傍晚军营旁是呜咽的流水，清晨饮用鸊鹈泉的水。曾经追随乌骓马战死，仍然驱驰着赭汗马凯旋。如今风霜使筋力疲惫，僵卧在楚山之前。宿普门寺次都宪副韵（四首） 彩绘的墙壁色彩鲜明，古老的祇园中竹树幽深；花香从另一道山涧飘来，松树的翠色落在高险的山峰上。云暮时龙归入钵中，天空中鹤飞过树林。年老的心境清澈如洗，不愧是古代禅者的心。仪仗车马鸣响经过谷口，远远望见梵宫幽深；停下车驾穿过金色山涧，看云气越过青碧山峰。晨钟声从山谷传出，暮色中锡杖的影子归入树林。坐着便觉得一切尘念寂静，心境如悠悠的水月。宝刹新建之日，贤明藩王的宠爱护佑更加增长；沉香檀香由内府赏赐，衣钵交给有名的僧人。清越的梵音与天籁相和，禅心映照着佛灯。虎丘推为胜境，空有层层佛塔。住在空王的佛宇一夜，凄然间百感倍增。尸位素餐，愧对所任官职；羡慕山僧高卧。清晨询问民情，弯曲马辔而行；夜晚对灯读书。故园在哪里？梦魂萦绕着碧云层。商王河亶甲庙（《尚书》中有《河亶甲》篇，现已亡佚） 迁都建立了雄伟的事业，遗留的神灵享用旧都的祭祀。郡邑官民前来举行盛大祭祀，樵夫渔人奔走祈祷酬神。德业在三宗之后仍然显著，画像经历百代仍有余光。乐天叹息此事已经过去，谁来替他补写亡佚的篇章？【白乐天曾补写《汤征篇》。】

译题写在天宁寺墙壁上 我因审理诉讼来到彰德，乘着使者的车驾停驻在寺院上方。蒲团被花雨润湿，石灶上芋头的烟气飘香。古塔栖息着秋鹰，空阶上蟋蟀在暮色中哽咽。两株槐树是行走坐卧之处，人们说它们像召公遗爱的甘棠。鲁山拂晓出发 清晨从鲁阳城出发，城头的月亮正明亮；花骢马冲破夜雾，玉节映照着稀疏的星光。茅店里的客人还在睡觉，荒村的鸡还没有啼叫。撩起车帷将要询问民情，并不是为了观赏山景而行。江燕（二首） 江上的燕子飞到哪里去了？轻快地飞到汴城。闲适的情怀同野鹤相似，巧妙的鸣语却自愧不如林中黄莺。掠过水面，来到美玉般的山涧；营造巢穴，寄托在彩绘的栋梁上。昨夜风雨猛烈，归来的梦魂缠绕着南边的华屋。阳光照耀，芹泥柔软；风清气爽，杏花雨已经收歇。乌衣燕辞别旧国，在紫阁结成新的伴侣。栖息在麟台旁安稳，飞过鹊观而幽深。群鸮不要侧目，我无意同你们争竞高下。宫词 绣阁中香风温暖，珠帘外晨光迟迟。懒倦地吹奏青玉管，忧愁地吟咏《白华诗》。清越的漏声惊醒夜梦，流莺的鸣叫触动傍晚的愁思。羊车将临幸到哪里去了？盐竹徒然纷纷披散。武宁关书事（四首） 奉诏远行，边地双旌拂过锦鞯。军阵依照鱼丽阵法，谋略采用《豹韬篇》。草木长满飞狐塞，黄沙填埋饮马泉。功业成功后我还有什么愿望？只愿画像留在凌烟阁。清晨越过黄花岭，穿着轻裘冒着微寒。胡笳声惊起宿鸟，旗影掠过长蛇。孤独的戍堡烽火刚刚昏暗，阴面的山崖积雪还没有融干。什么时候才能擒获颉利，在金銮殿奏凯拜见皇帝？群峰环抱拱卫之处，险峻的关城高高耸立。北面接近戎王营垒，南面连接汉军骑兵营。风高把悬挂的旗帜吹裂，雪暗中冻鼓声声。试数边疆将领，谁能比得上李北平？鸟道盘绕着孤峰，潼关函谷关也不值得夸耀。秋日马肥，出兵打猎；士卒吃饱，夜里听见歌声。杀气浮在朱门之上，寒光照耀玉珂。军威先声传到漠北，塞外骑兵自然放下武器投降。归田述怀 以病为由辞别朝廷仪仗，自己在山田中开垦荒地。听蛙声来占验水旱，凭鸡骨来卜问灾祥。春日酿的黄柑酒味美，清晨煮的紫蕨羹清香。闲居有许多快乐的事情，洗净砚台写作新篇。次贰守陈一卿韵 归来住在旴水之上，花竹之间有无穷欢乐。种高粱足以酿酒，无忧无虑胜过做官。知心朋友本来就不容易得到，经世济民也确实艰难。风雨萧萧的夜晚，安睡在茅庐之中正觉得安稳。长门四时词（四首） 白芷与美石相映，黄莺鸣声圆润；玄色台阶旁柳色新鲜，枯枝全都转为绿色，寒谷也尽皆回复春天。对着美酒承受和暖的春光，鸣筝拂去素弦上的尘埃。自怜衰老鄙陋的资质，不能等待美好的时辰。高树的阴影下云气散去，深宫傍晚景色清凉。水波增添，鸂鶒在水中沐浴；风吹来菱角荷花的香气。复道知道离天很近，重重宫城只觉得漏声漫长。只忧愁新沐浴之处，有谁为我试煮兰汤？鸳鸯瓦上的霜花很重，龙楼中的月影浑圆。自己叹息妾身命薄，哪里敢怨恨君主恩宠偏薄？拥髻悲叹过去的事情，含着愁容数说往日的过失。沉思班婕妤《纨扇》诗中的话，哪里比得上《绿衣篇》呢？天气寒冷，肌肤起了鸡皮；风清月白，玉色肌肤如花散开。含情吟唱《白雪》，心情舒畅时进献流霞酒。辗转反侧，翠色衣服单薄；低头徘徊，玉箸般的泪珠斜落。君王正在寻求旧日宝剑，什么时候才派遣皇帝的使者来召我？拜谒先祖坟茔（在桃竹坑） 先祖坟墓在西边山涧曲折之处，墓旁的树木郁郁葱葱。每当前来浇灌松树，便长久怀着荐献藻菜的思念。心中江山都含有秀美的色彩，桃竹之间响起清越的声音。告诉各位儿孙，应当知道祖先世代德行深厚。六言绝句 汉川分司偶成（二首） 天边一片凄迷，江头急雨倾泻，浩荡的江水奔流，整日没有人来叫我渡河。渡河的船闲置不用，只有一叶扁舟。我的道将要施行，斯文自有天命，未必不是由上天决定。不要相信窦家喜鹊报喜，姑且听听蜀岭上杜鹃的啼声。邮亭偶然题写 古渡口一片平坦荒草，细雨落在长亭，垂柳笼罩轻烟。诗意的景色充满眼前，足以入画；可是客居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凄凉？《椒邱文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三 明代何乔新撰 诗 七言古诗（附长短句） 题《东坡游赤壁图》长江从西边流来，绕过赤壁；山色苍苍，江气一片白茫茫。黄冈被贬的客人是人中的仙人，傲然俯视江山，把它看得如同一场戏剧；笑着吞下山月，吸取江风。羁旅的忧愁怎肯让它缠绕我的胸怀？乘一叶扁舟，夜里泛游赤壁之下，文章的光辉向下照耀着冯夷的水宫。湘妃歌唱啊，河伯起舞；河神山灵彼此亲昵。与我同游的客人不是凡俗之人，想来就是元之和文举。酒意酣畅时飞上千仞高峰，呵斥虎豹，鞭打虬龙。忽然独自站立在风尘之上，俯视尘世，众人都像微小的沙虫。洗净磨折的耻辱，认出前代凭一炬东风取胜的事情，过去称为痛快。英雄尚且不必数说曹操和孙权，何况周瑜和黄盖呢？江面空阔，月亮落下，高枕而眠。深夜梦到蓬莱山巅，横过江面的孤鹤从哪里来？仿佛想载我回到钧天仙境。洞箫声停止，客人已经离去；起身遥望三山，烟雾渺茫，只剩下两篇赋留在人间，星斗的光辉照耀万古。题《祖逖闻鸡起舞图》洛阳有两只鹅飞起，冲上天空；兵尘浩荡，如云如烟。将军素有辅佐皇极的高远志向，听到鸡鸣便起舞，心中却茫然。晋阳有刘琨，赵国有石勒，豺狼虎豹凭借强势肆意残害盗贼。中原大半地方烽火警急，谁愿到黄河南面斩除荆棘？半夜荒鸡高声鸣叫，知道这声音并不是不祥之声。披衣慷慨起舞，宝剑在空中挥动，英气耿耿直冲苍穹。一舞使剑光纵横闪耀，眼中已经没有屠各这样的敌人。再次起舞，动作顿挫如飞雪，想要扫除欃枪，安定沙漠。可惜琅琊王没有长远谋略，只是凭借天险保守三吴。将军豪气要吞并吐谷浑，渡过黄河击楫，声音呜呜作响。在雍丘屯兵，威势赫赫，敌军吓破胆而屡次败北。关河的部落全都前来归附，谯郡沛郡的遗民都仰慕他的德行。两京还没有收复，功业尚未完成，妖星夜照镇西营。上天不保佑晋国，将军最终死去，千载之后英雄仍令人长流眼泪。

译题《明皇秉烛夜游图》沉香亭上，乌鸦飞得很快；歌舞吹奏还没有结束，宫中的更漏声已经催促。欢乐还不够，又能怎么办？夜游时再举起西园的蜡烛。银盘般的万支火炬把天空照得通红，恍如红日运行在晴空。又让羯鼓催促花柳，相信圣明的君主真是天公。太真妃姿态娉婷，奉上酒杯，愿祝大家万寿无疆。隋家的天子放出流萤，萤火闪耀的光芒又怎能长久？伶官拜了两拜上前说道：如今四海都安乐和睦，将会有安禄山和李林甫这样的人。圣人不快乐，又能做什么呢？念奴高声歌唱，八姨起舞，鱼鳞脍和驼峰肉摆上精美的食器。明日暂且不上紫宸殿早朝，翠帐中醒来时太阳已经到了正午，金鸡帐里躺着一条猪龙。内宠不减当年秦宫，昏沉的醉梦日夜相继。哪里料到兴衰就在眼前？桃林一战，鲜血没过脚踝。傍晚看不见报平安的烽火，苍茫之中向西走出马嵬坡。驿舍没有灯火，只能相互枕着睡卧；斜谷中铃声在暮雨里寒冷地响。归来后再没有往日的欢乐，霜凝在鸳鸯瓦上，无法入睡，只能对着孤灯怨恨，长夜未尽。题《韩蕲王湖上骑驴图》（张俊封为循王，附带写秦桧杀岳飞，又想分割背嵬军的事） 身穿锦裘，头戴绣帽的韩将军，在江上、淮东屡立战功。朝廷中的苍桧树多么茂盛，枝干冲天，遮蔽日光，长久笼罩四方。高皇帝尚未宣扬韩世忠的功德，就把仇敌指作亲信，把忠臣指作逆贼。鸟还没有捕尽，弓已经收藏；岳飞父子却死于谗言邪恶。韩将军连续上书请求解除兵权，超然物外，萧然如神仙。自称清凉居士，时常骑着跛驴走在西湖边。古槐稀疏而冷落，秋日阴影淡薄，门巷萧条得可以罗雀。相随的只有旧日奚族童仆，部将全都进入循王的幕府。路旁种下故侯瓜，湖堤上带酒观赏梅花。酒喝得兴浓时经过岳侯墓，眼泪凄然落入烟霞。敌人忽然生出南侵的志向，满朝争相献上檀公的计策。黄金铸不成韩蕲王，烈士忠臣只能徒然抽泣叹息。题《幼安濯足图》（华歆字子鱼，所以借用“子鱼”一名） 当涂之人觊觎汉家的鼎器，江东的孙郎任意驰骋。九州茫茫战尘飞扬，洁身东行到玄菟之境。黄云昏暗，汉室的气数昏沉；暂且避居，又依附公孙氏。公孙并没有兴复汉室的志向，只是姑且共同谈论俎豆礼制和诗书。谁说这里处在东方偏僻之地？箕子的旧邦风俗教化很美。共同隐居的并不只有邴原和王烈，还想结交古代孤竹君的遗民。狂妄的小子行事渐渐不像样，便又乘扁舟渡海向西归去。还担心黄尘玷污我的双脚，于是提起衣裳在沧浪溪洗脚。沧浪之水清澈见底，还想枕着流水洗我的耳朵。水中有游鱼，仿佛就是子鱼，也像含羞一般忽然受惊游走。可叹子鱼实在可羞，过去是我的朋友，如今却成了我的仇敌。什么时候请一把尚方剑，斩下他的头颅扔进浊流？

译题《金章宗画马图》混同江上黑龙兴起，占据中原，仰慕文治，想使顽劣粗陋之物变成精金，使文物制度直追周、汉的美盛。明昌天子是世宗的孙子，善于书法，善于绘画，也善于文章；挥笔在白绢上描绘骏马，神妙不在曹将军之下。马鬃如龙，胸脯如凤，确实无可比拟。汗血还沾着渥洼水，汧阳的云锦也并非不多，然而像这样奇异的马又能有几匹？想起当年武元皇帝在海东兴起，随从的骏马都像游龙。向西奔驰到木叶山，风沙平静；向南踢踏大梁，荆棘空存。梁王已经死去，陈王被杀，饮马泉荒芜，连苜蓿也没有；天闲十二厩的马全是下等货，蹄子薄，尾巴秃，只是徒然多肉。这幅图想来是建国初年的作品；到了明昌以后，这匹马没有北方荒野的铁骑可供驰骋，只能忽然奔走在山前山后，草木都已枯萎。为徐主事的父母祝寿 金鸡喔喔啼鸣，华堂迎来曙色；祥瑞之气葱郁，如雾般弥漫。凤笙在空中吹奏，灵鼓随之响起；五彩斑斓的身影纷纷起舞。座中的仙翁是蓬莱来的客人，双目炯炯，清澈如秋水般碧。北堂的母亲又是瑶池仙人，白发萧萧，映衬着珠翟。传说服食玉屑有返老还童的方术，姓名早已收录在丹台仙籍。圣明皇帝推恩，加以宠赐，金函宝诏在明光殿颁下。长庚星光辉煌，照亮门户。花下设宴，陈列酒樽和俎器。新词唱完，歌咏《鹤南飞》；笑着吸饮仙人掌中的甘露。小丫鬟隔着云屏吹奏笙曲，仿佛就是董双成。仙家原来只在人间，何必渡海去寻找蓬瀛？贤郎久已列名金闺，抬头望着白云却还未能归来。愿椿树不老，萱草长存，年年岁岁承受上天的恩泽。送族孙垕参加乡试 我家本来是韩侯的后裔，散居在江南；知道黎川县有世代居住的深曲之地，平西台的簪笏诗书世代相承。舸斋直阁掌管诏令，先祖掌管监察后又执掌国政。谁说族亲相隔久远，感情就会渐渐淡薄？恩义不亚于同胞兄弟。我的兄长长史尤其卓异，辅导亲藩，以正直敢言著称。西江庚午年乡试开考时，我和你的祖父一同腾达。你的祖父早年便如秋霜般凋零，而我如今归田，鬓发也已苍白。高兴地见到你如琼枝玉树般的人才，卓然秀出，继承了书香。今秋你带着应试文书参加乡试，谈笑之间便折取蟾宫桂枝。乡试录取的文书传到时，山中老眼摩挲观看，惊喜不已。我家的几个孩子愚钝而顽皮，有书也不读，只知道游玩嬉闹。祖上的一经全靠你来传承旧德，顿时使门户增添光辉。冻云酝酿着降雪，北风凛冽；你骑一匹马战战兢兢，跟随计吏前行。不要叹息三次登山而遭遇严寒，万里通达的道路正等着你展翅奋飞。龙门水暖，春雷响起；还要把三篇策论献到尧帝的朝阶。琼林宴结束，归来已经很晚，锦旗在前引导，多么荣耀啊！大丈夫立志必须达到长远目标，仅仅考取一第哪里值得说道？祖宗的功德和文章，百世的光荣应当由你继承。为秋官李时赐题写《双桂堂》西台使君是人中的蛟龙，意气酣畅，飞上广寒宫。喜爱宫中的两株桂树，翠绿的花萼、金色的花蕊多么玲珑。移来灵根栽在仙境道路之下，嫦娥含情也不忍吝惜；又在彩绘的兰砌旁重新栽培。白日里倚着胡床玩赏花色。谢家的兰砌徒然驰名，王氏的槐堂也不足为荣。风起时仿佛听见环佩声，月明时恍惚如蛟龙争斗。使君的两个儿子更加卓异，年少时便接连登上桂籍。弟弟早已在金榜上声名远播，哥哥也正在云路上振翅高飞。桂树啊桂树，是德行的象征，岂同凡木徒然枝叶扶疏？在炎风苦雨中谨慎培植，等待将来成为明堂的椽与柱。题《南庄图》为陈孟祥的岳父祝寿 碧梧上的露水清冷，秋天将过一半；南极星腾起光辉，照耀晴朗的银河。主人家祝寿的日子，群仙聚集，羽饰的旌节和疾驰的车轮漫游而来。主人原本是南庄仙人，有五亩青桑、二顷田地。对着美酒高声歌唱《紫芝曲》，焚香细细唱和《白驹篇》。近来迁居金河之曲，双目炯炯，容貌如玉。不知道高寿如今有多少岁，只觉得添寿的筹码已经堆满屋子。翠凤刚刚烹熟，白鹿也已煮好；宴席上小玉弹奏银筝。东床佳客起身祝寿，酒意酣畅时笑得连缦胡缨都颤动。展开图画又想起南庄的美好，坐着便看见大海环绕蓬莱仙岛。什么时候才能骑鹤归去，笑着拂过扶桑树采拾瑶草？题张将军庙（名飞，字翼德，庙在保宁） 车骑将军是盖世的英雄，年少时持剑追随真龙天子；一同交游的只有多髯翁，俯视其余人物都如沙虫。曹瞒欺天，悖逆而凶暴，想把汉家的鼎器迁到邺宫。将军怒目圆睁，头发上冲，忠诚和愤怒凛然直逼苍穹。辅佐昭烈帝，剪除蒿蓬般的乱贼；威势如怒虎，气概如长虹。提戈斩杀敌人，毫无畏惧的神色，万人都不敢触犯他的锋芒。攻取荆州兼并益州，开辟汉中；重新吹燃汉室的余烬，光明隐约而盛大。剖符受封，终于成为彻侯；山河为证，立誓始终不渝。上天不保佑汉室，凶险的祸乱接连发生；变故从身边产生，最终牺牲了生命，飘然骑着箕星返回太空。在天帝左右，辅佐造化之功；消灭瘟疫鬼，驱逐螟螽害虫。嘉陵江上庙宇高大，官吏百姓虔诚恭敬地献祭。凤笙呜呜，鼓声隆隆，疾驰的车驾和云中的神马纷纷降临。断碑上苔藓层层，谁曾经挥笔写下南丰先生般的文章？光明俊伟同星斗一样，功名何必一定刻上景钟？这篇文章足以表彰将军的忠贞，威灵赫赫流传无穷。送金郎中还南京，分韵得“韡”字 您家兄弟二人可以比作什么？皎洁如玉树，挺立如美玉般的花朵。哥哥早年便拜任地官郎，掌管南都赋税，政绩声名美好；弟弟新近升任白云司，清白的声名传遍众人耳中。两京遥遥相望，如同参星商星；冀北与江南相隔，动辄千里。哥哥春日寻芳草池吟诗，白日看云，闲坐乌皮几。哥哥考核优异来到皇都，弟弟承迎，十分欢乐。难道不是清晨在紫陌上上朝，早晨并骑而行；夜里寒窗听雨，同被而眠，埙箎之乐交替奏响。仪容庄肃，不必让清商乐调间杂流徵之声。欢乐还没有尽兴，又要分手。早晨听着鸡声起身启程，宾朋在官道旁为你饯行。金杯中酒光闪耀，酒香浮动；芦花如雪飞落，暗暗铺满长汀；枫叶像栖霞，映照秋水。离亭分手，正是凄然；何况秋空中雁声哀鸣，征车辚辚，实在不能停留。离别的情怀依依不舍，什么时候才能消尽？遥想分别以后更加相思，愁苦地看着荆花在春日里灿烂开放。读《西台恸哭记》（留梦炎、叶李都以宋臣身份出仕元朝而显贵；方凤、吴思齐与谢翱一同隐居，终身不做官）

译北风怒吼摇撼，龙舟倾覆，十万貔貅般的军士葬身鱼腹。庐陵的杰出宰辅战死，燕山将士的颈血化作原野上的青草。当时门下有很多俊杰，后来如鸟散云消，哪里敢哭到裂冠毁冕？那些是什么人，低头屈服在穹庐之下，吃仇敌的粮食。辕门的从事怀抱孤愤，穿着芒鞋潜行于严陵瀬曲，哪里肯跟随留梦炎、叶李侍奉新朝？甘愿同方凤、吴思齐躺卧在空谷，迎着风直上千仞高台。采摘溪边的水草，献给寒冷清澈的水；歌声唱尽《楚些》，却招不回亡魂。萧瑟的寒风振动林木，仰天长声恸哭，连上天也忧愁。山鬼惊啼，猿猴徘徊。频频往来于冬青树下，含泪抚摸着眼睛，遥望天目山。凤凰已逝，真龙已亡，王者之气消散。日暮时惊乌停在谁家的屋檐？提起衣裳几次涉过江边，仍然担心尘土玷污我的双脚。天帝说：“巫阳，你下界招魂，催促驾着青虬返回玉京。”铙歌骑吹只能空自流传，《月表》尚未完成，最终由谁来续写？刚烈的魂魄虽已埋葬，神明却不会消灭；想来仙游就在文山脚下。相逢时握手共同抽泣，细细谈论兴亡，眼泪多得像捧在手里。浮云忽然飘过，风中蜡烛转瞬即灭；忠义历经千年仍有余香。荒凉的坟墓高高耸立在钓台以东，我想乘风前往，祭奠一杯美酒。题《郑氏齐寿堂》，分韵得“彩”字 三神山在什么遥远的地方？员峤、方壶高耸在瀛海之中。谁把华美的厅堂建在仙山之巅？云气盘旋，飘浮着祥瑞的彩色。堂中有夫妻偕老之地，成仙之人双颊如丹，双鬓洁白而美好。行真可以作为百世的师表，灵宗又是前朝的宰相。平生非常仰慕王儒仲，曾同他一起隐居山中。知道他承载着石田，烟气温暖时长出美玉般的嫩芽，琪树在春深时结出珍珠般的花蕾。如今高寿已经超过七十，正应当设宴奏乐庆祝美好相会。霞光般的酒杯光彩闪耀，玉液流动，芳香鲜美；雕刻的俎器中盛着龙肉制成的肉酱，在蟠桃花下共同举杯。还吟咏《周诗》，歌唱长寿和乐；贤郎原本是蟾宫仙人，剪取春云来供席间嬉戏。愿祝双亲一同活到百岁，双目炯炯，精神容貌加倍清健。丹药炼成后不必骑黄斑马，鸾鸟仙鹤正在空中飞翔等待二位。苏墨亭 都水主事、山阳人尹君治理徐州洪水时，在乱石中发现苏文忠公的题名。题文说：“郡守苏轼，山人张天骥，诗僧道潜，于月中游览。”尹君洗去污垢，辨认出这是苏轼的书迹，便把石刻抬到办公之处，建亭覆盖它。翰林学士徐先生为亭子题名“苏墨”。经过这里而观看的人，都作诗赋咏叹。唉！尹君如此珍爱文忠公的遗墨，可见他对苏公一生的风节和志向，是十分仰慕的。眉山老翁是彭城太守，文章雄奇，气节刚劲，是人中的蛟龙。他屡次叩击宫门上疏，抨击新法；一旦受命来到这里，便安抚疲病的百姓。云龙山人也超绝非凡，每每驾驭仙鹤，追溯天边。诗僧何况还有参寥，羞于同贯休比较工拙。长空月色洁白，玉宇中秋意清凉；乘一叶扁舟载月，在山谷边游览。尘俗的胸襟几乎被荡涤干净，便怀疑身世已经在瀛洲。琼楼贝阙清凉如洗，月光倒映在金樽之中。酒意酣畅时俯视尘世众人，如同瓦瓮中的醋虫飞起又停下。醉后磨拭山石题写姓名，金戈宝剑般棱角森然。不知埋没了几百年，深夜仍有虹光腾起。多才的水部郎偏爱古物，得到这方石碑。谷边泥土之上，他剜去苔藓、洗涤污垢，辨认出是苏轼的书迹，珍爱它不亚于岐阳石鼓。芳亭彩槛，深而且高；壮士把石碑抬来安置其中，仔细观看，顿时觉得心神肃然。它的姿态妩媚，哪里同《黄庭经》相同？吴兴的墨妙已委弃在芳草间，学士新题的名称更加美好。千年之后化鹤者倘若归来，还要再写文章赞美莘老。题《阴崖舞凤图》昨天乘画船泛游湘江，曲折的江面上景物萧疏，紫色的玉石般山峰森然耸立。天边忽然飞来一只彩凤，羽毛还带着湘江云气的青绿色。阴崖在清晨雨霁，暖烟消散；翠色花枝随风飞舞，风声萧萧。九疑山凝聚着黛色，湘江水波平静；树林之间仿佛听见箫韶之乐。黄陵庙前春天将尽，鹧鸪的啼声被斑斑春雨截断。正好飞向虞舜朝廷，观看德行的光辉；碧梧树枝叶茂盛，扶桑树迎来清晨。题《霜林孤鹰图》霜林摇落，秋天空旷高远。猛禽盘旋摩空，风力强劲。大鹏也要退避，狡兔为之忧愁。老树无声，万山寂静。高大的树枝独自挺立，多么雄伟啊！金色的眼睛、玉色的利爪，绝非凡俗之材。强健的翅膀独自高飞，晴日的雪花飘落；老鹰挥动铁拳般的利爪怒然攫取，寒云随之散开。荒城古老的社庙中，藏有许多狐兔。荆棘丛中幽暗蔽塞，烟雨里传来长啸。趁着秋气一扫而空，使妖邪的巢穴尽皆空无；在万里寒空中，看它高高飞翔。白发行 我从前年方十六七岁，面容如玉盘，头发如黑漆。在玉河堤上修禊时，公子王孙全都为之失色。圣朝天子下诏兴贤，我在文场很早就像祖生那样奋发。杏花园中聚集群贤，同辈都惊叹我是人中的仙人。天官选拔人才，我任职于官署；白天阅览刑书，夜晚披览缣帛书册。谁说劳苦憔悴会损伤容颜？两鬓依旧青黑如故。在外台掌管监察，升任御史台；北面到汴水，南面到闽山。奸民和老吏私下议论：“使君精悍，容颜还像少年。”自从手执斧钺来到冀北，渐渐觉得头上多出三根、五根白发。承蒙恩召拜为秋官卿，所幸簪中的头发大半还黑。去年解下官印辞别清明朝廷，归来在林下自得逍遥。一夜之间满头垂下白雪，即使遇到春风也不容易消退。年轻时读书一览便能成诵，笔下文思如泉水涌出。如今读上百遍还转眼忘记，挥笔写字重得不亚于千钧。闲暇中照镜子，只是徒然悲伤；百年光阴还能有多少时候？家人送来酒，勉强开怀安慰我；天命如此，并非人力所能改变。凡是有形之物最终都要消磨，世上应当没有不死的药。何必懊恼而伤害心神？知道天命、顺应天理，姑且快乐度日。

译题《南山晚翠图》姑苏才子常浩然，胸中吐纳着凤池般的仙气。他能书、能诗，也擅长绘画，精妙处往往逼近王维。既不学赵昌画牡丹，以金丝般的花蕊、白粉般的花瓣夸耀清丽；也不学徐熙画水边莲花，以深红浅翠的花帐映照水波。他酒兴酣畅时纵笔挥洒，画出峥嵘磊落、天机毕现的气象。墨汁淋漓，仿佛云雾都被沾湿；黛色昏暗，似与徂徕山相连。他平生抱负与众不同，刚劲凛然，全都显现在笔端。起初看去，仿佛晴日的山影落在屏障上，六月里却飒飒如秋风，使人感到寒意；又仿佛潜伏的蛟龙藏在白壁之间，带来寒涛，洒遍四座。毕宏、韦偃都称得上画松高手，不知这幅画与他们相比，谁先谁后？玄都观的屏障已经不可复见，三绝之才令人怀念郑防。我从前在武侯庙见过松树，像龙虎攫取搏击在锦水边；又曾在晋山山麓见过，枝干如屈铁交错，森然像戈矛。归来面对这幅画，不禁神色为之感动，抚摩老眼，追思往年。本来知道画家必有深意，只是画中的意思谁能说尽？两棵树亭亭而立，仿佛桥木和梓木，并肩站在云际，擎起苍天。这样的奇材本应合用于清庙栋梁，为何竟老死在荒山之巅？繁密的枝条也足以充当椽桷，只因没有遇到匠石，徒然盘曲。如今我皇圣德超过姚、舜，正要建造明堂，招纳俊贤。林间的朴木尚且收拾利用，何况这样的奇材，怎忍舍弃？我家季方爱这幅画，觉得它不只是蓝田出产的美玉。把它珍藏在高阁中留给子孙，哪里还会羡慕米家那艘装满书画的船？面对清风，更想招来杜陵老人为它唱和，与我共同吟咏《南山晚翠篇》。三台怀古 长安市中还在歌唱布乎吗？关东盟主推举袁本初；帝王后裔刘备历经崎岖，向西进入蜀地；孙郎慷慨奋发，向南吞并吴地。宦官余党中最为桀骜狡黠的曹氏，奋戈顿地，仿佛大地将要裂开；黄云骤然升起，遮蔽长空，昏暗的汉室帝气终于沦灭。轻车劲卒攻入邺宫，袁家的猪狗仓皇逃往辽东；燕姬赵女全都没有损失，只留下妲己，赐给周公。三台高筑在漳河曲折之处，规模仿佛未央宫和天禄阁；玉石题额、翠色屋瓦绚丽地映照晴空，高耸的楼阁仿佛压住王屋山。曹操身居冀郡，皇帝在许昌；时机到来便奉迎皇帝，返回山阳。弱者寡妇欺凌孤儿，像狐狸般媚惑人，私心却想仿效文王。成济在南宫门下拔戈，崇高的基业很快便归了司马氏。绣帷中的艳丽尸骨已经化作尘土，至今留下的只有当年的瓦片。西陵的疑冢为何如此层层累累？我来凭吊古迹，更增悲叹，想叫来一斗酒，招请孔融，共同评论曹操当年削弱汉室的时势。为俞进士的母亲祝寿 和煦的春风吹拂着瀛洲的绿草，玉树琼芝环绕庭院，景色美好。北堂白昼清静，寿宴已经摆开。青鸟成双飞下蓬岛，座中的老母亲仿佛西池仙人。霞光满面，白霜染满鬓发。庭前八个儿子都秀美贤良，其中一人尤其称贤。去年他在金銮殿应制对策，曾经喝醉在琼林宴上；今年请假回到故乡，正好赶上母亲高堂气色葱茏。两袖带着天香，宫袍碧绿；他在酒尊前起舞，劝母亲饮下云液。只要母亲展开笑颜，哪管乌纱帽渐渐歪斜。宜男花在暖风中盛开，春天正长；凤翎鹄嘴般的花朵含着晴日光彩。愿祝慈母容颜像花一样美好，年年在这一天献上霞色的酒杯。题《金人出猎图》阴山的寒风卷起晴日下的积雪，白草萧萧，仿佛冻得将要折断。选拔士卒校阅狩猎，清晨合围，万骑践踏冰面，如同践踏铁板。骑士穿狐裘、戴狐帽，系着紫色绒带；向上凌驾大漠，向下深入壕沟。铁骑咆哮，声震大地，兽群无计可逃。鴐鹅嘎嘎飞来，不知来自何处，一片晴云遮蔽天空。海东青直冲上天，凶猛而雄健，顷刻间平野上洒下血雨。鹍、鹳、鹙、鸧纷纷飞散，血染羽毛，坠落猎场。车队和军士献上猎获，大旗落下；割取鲜肉在野外进食，驼蹄肉香气四溢。金轮般的太阳半落在西山缺口，铙鼓笳管轰鸣着向区脱进发。解下马鞍，系住战马，仍不肯睡；笑着击杀黄獐，饮它的血。白旗忽然在鄂诺河方向移动，猛士比金源还多。柴潭已经干涸，蔡州已经攻破，狡猾的兔子即使肥壮，又能把你怎样？秋夜捣衣曲 高大的梧桐上露珠坠落，银色的砧床寒冷。宫中的漏壶声沉沉，长夜刚刚开始。碧空无云，月亮正当中天。楼台在月色中荡漾，玻璃般的月影轻轻移动。女子穿着芳香的鞋子走下空庭，还未拂动玉砧，心中已经悲伤。玉腕缓缓挥动，捣打寒衣。丁丁东东的声音传出，成为令人断肠的声响。它不是丝竹之声，也不是木石之声；像碎玉佩和繁密的铃铛，时断时续。雄壮时如巫峡春涛倾泻，清越时如寒溪冲洗鸣玉。商声呜咽，征声悲凉，飘散到遥远的秋空。更使人联想到公主辞别唐朝嫁给回纥，以及蔡文姬归汉时告别焉支山。声音忽沉忽扬，格外苦楚。回头看自己的身影，默默无言，眼泪如下雨。严陵台上有哭泣孤臣的声音，白居易舟中有哭泣商妇的声音。砧声越来越急，愁绪也越来越深。栖息的乌鸦惊起，在霜林中哀啼。长风把这捣衣声吹入征夫耳中，他应当知道香闺中有人正在怅然遥望。玉制的北斗酒勺斜斜指向天边，天将破晓。停下捣衣棒，凄然倚着庭树。却爱莲塘水面不起波澜，一对鸳鸯交颈，睡在香雾之中。乐樵隐画虎 山中人以砍柴为生，熟悉老虎；如今画虎，推他为独步。蘸墨濡笔将要作画时，猛兽的神态雄姿宛然可见。如今画虎的人大多凭此博取名声，往往只用粉墨画出形貌，谁能像这幅图一样造出神妙的气韵？老虎顾盼之间凛然生威，仿佛寒风骤起。原野田地中常有成群的野猪肆虐，为什么不替我咬碎它们的脑袋？黍稷年年都有收成，田里的野猪从此踪迹全无。城狐社鼠成为百姓的忧患，替我把它们捕食干净，不要再留下。村民都称快欢笑，鸡鸭成群散在田野，任其取食。可叹这幅图真是可爱，魑魅遇见它也应当自行败退。割草的孩子和牧童慑于余威，满山的藜藿也不敢采摘。题《狮子图》莎溪一带，在弱水岸边，金精降临，孕育出奇异珍兽，伟大啊！狻猊产自这里，雄姿猛态，远远超出寻常。双眼闪闪发光，像赤色的电流；利爪如劲，尖牙如剑。它在空山怒吼，声如春雷；百兽听见，全都退避。饥饿时不吃成群的麋鹿，搏击犀牛、撕裂大象，像孤军奋战般横冲直撞。饥渴时饮用龙门岸边的水，积石半露，余波浑浊。圣皇端坐皇极之位，月窟冰天都仰仗他的德化。荒远夷人得到此兽也不敢留住，便用金绳捆缚，献到京城。经过万里修途和流沙之地，群兽都害怕得逃窜，不敢喧哗。尾端还带着昆仑山的雾气，嘴角仍含着葱岭的霞光。红色车舆和有文饰的台阶映照晴日，远远望见皇帝的容颜，它便自然驯服，低头安尾，姿态闲雅。黄色的毛、青黑的鬣毛绚丽夺目，皇威远播，使万国安宁。长杨宫的灵囿祥瑞众多，狮子啊狮子，收敛你的凶猛，长久与驺虞并列而行。

译题《桃源图》咸阳的帝位旁落，群雄在河北、山东纷纷起兵，到处都是敌人的营垒。楚地的老人中，只有他们懂得避乱，迁移土地，搬家躲入烟水阻隔之处。烟水茫茫，那里另有一片天地，尘世间的人疑心自己遇见了地上的神仙。砍除荆棘盖起茅屋，起初只是建成住所；引水开渠，渐渐种田。老人清晨放出鸡鸭，孩子趁春天栽种桑树竹子。那里没有刑罚，没有赋税，也没有官府催逼，淳厚的风俗本来就是羲皇时代的遗风。儿孙们相互亲近，常常一起生活；有时备办酒食，邻里之间互相往来。桃花隔断了通往人间的道路，不知道西风中还有战尘。渔郎摇橹来到这里，不知从哪里来，大家争相引他回家，拿出鸡黍款待。当时只记得有秦始皇，如今才知道这里所说的是司马氏的晋朝。水流花谢，道路已经长满荒草，谁把仙源寄托在画图上？云山间若有道路可以寻访，我便打算辞别家园，前去选择居处。十楼怀古 黄楼【在徐州】黄河从西方奔来，大地的轴心仿佛折断；浑浊的巨浪排向天空，仿佛天也要裂开。彭城的老人和孩子悲声哭泣，自以为全家都要变成鱼鳖。仁慈英明的太守、眉山人苏轼，发誓凭一人之力挡住洪水冲势，指挥民夫，肩挑土筐、推运车辆，长堤渐渐隆起，如晴空中的彩虹。水波平静，百姓安居，都为获得新生而欢喜，载歌载舞。皇帝下诏，极力褒奖嘉许；拯救溺水百姓、抵御灾害，功劳实在不小。高楼飞架，压在城东；张设筵席招待宾客，何雍来作客。后山撰写铭文，颍滨作赋，笔力直与天地造化争奇斗雄。精神遨游八方，不知身在何处，只留下高大的石碑照耀古今。当年的舒王、李相如今怎样了？羁留的鬼魂在烟雨中啾啾哭泣。竹楼【在黄州】黄冈太守文中虎，气概刚劲英发，胸襟仿佛容不下整个天下。在西清、东观都不能容身，又乘着朱轓，镇守江边。江云山雨，白昼也昏暗不明。太守面对这些景象，心中作何感想？惊涛中看厌了蛟龙鼋鳖翻舞，老树间听愁了猿猴长鸣。平生才名冠绝当世，每每发表忠言，匡益国政。奢侈之徒暗自讥笑，奸谄之人排挤他一身。南北漂泊始终像寄居，太守虽知天命，却不能排遣忧愁。竹楼突兀地建在江边角落，他笑着呼来一斗酒，祭奠前代贤哲。任凭风帆沙鸟沉浮。仙人如今游在蓬莱岛，遗迹荒凉，只有蔓草凄迷。我来到这里却见不到楼中之人，只能独自酌饮寒泉，献上苹藻。燕子楼【在徐州】彭城城下，汳水缓缓流过。我划船到江岸，探访燕子楼。彩绘的檐角和绣饰的拱梁如今在何处？只看见燕子冲过烟雾、掠过水面，成双而飞，似乎也带着愁意。想起从前南阳的张仆射，文武兼备，声名地位都很高。他手持隼旗龙节，来到名藩任职，威名显赫，震动东夏。关家姬品德贞洁、资质美好，容貌冠绝天下，又能作诗。张仆射用明珠买来，让她侍奉宴席；击球、设宴时，她总是相随。曲折的内室、幽深的楼阁中，欢乐还未尽，哪里料到清歌竟变成恸哭？从此只吟咏《柏舟》诗，不再唱秋娘的《金缕曲》。十年来独眠楼中，霜晨月夜，眼泪不断。却又叹息年老的浔阳妇人，怎忍抱着琵琶经过别人的船。黄鹤楼【在武昌】黄鹤楼高耸在迷蒙烟雾中，黄鹤飘飘，不知飞到了哪里。我曾迎风登上此楼，只看见苍茫中的汉阳树。我听说羽士徐佐卿曾化作黄鹤，清晨飞往太清境界。偶然在云路中被金镞射中，嘎然惊飞，进入幽深昏冥之处。锦袍仙人从前曾来到这里，醉眼摩挲，斜视晴空。我倚着栏杆招呼黄鹤，它却不来，只好捶碎美玉般的楼台，任其荒废在草丛中。楼前的大别山高大巍峨，楼下的长江滚滚而来。孙仲谋、曹孟德如今在哪里？只留下遗迹，使后人悲哀。我本是芙蓉城中的客人，却被谪居尘世，至今不能归去。明月下黄鹤如果归来，我便想乘着它溯空而上。岳阳楼【在岳州】高楼飞起百尺，压在城上；坐在楼中看长风掀起巨浪。澄澈的湖水周回八百里，雨意烟姿呈现千万种形态。倚栏远眺，心中茫然；三湘七泽都来到眼前。想呼唤湘女弹一曲瑟，又想请灵均屈原起来，细细追问上天。我怀念范文正公、韩高平这样的老臣，能做到后乐先忧的人古今少有。他们在朝廷中秘密筹划，能够匡救时局，却突然被遣往边地，行迹很快如同扫除一般消失。我又怀念武穆岳飞将军，用兵决断，仿佛神明相助。他率楼船在这里剪除敌寇，功成之后却不能保全自身。英雄已经逝去，再也无法询问；一斗酒又怎能排遣孤独的烦闷？想乘玄凤飞上九嶷山，再到重华舜帝那里诉说忠愤。庾公楼【在九江】庾公楼昔日俯临江岸，高大的栋梁高悬，任凭风雨震撼。年深日久，楼已倾圮，只剩一座荒丘。月光照着寒冷的芦洲，杜宇悲啼。庾公风神潇洒，是清谈名士；他的光辉连接椒掖，曾主持国家政务。他谋略不足，轻率挑起历阳的祸衅；临难时只顾逃窜，保全自身。叛乱平定后，他幸而免于诛杀，仍然手执旌旄，镇守南国。神州尚未恢复，边骑骄横，拥兵如此，什么时候才能剪除仇敌？当时身边有殷浩、谢尚辅佐，却只吟咏风月，没有长远谋略。楼中设宴，挥动玉麈，志向见识仅仅比牧猪奴强一些。九泉之下的人已不可复生，云散入太虚，水归于深谷。庐山飞瀑和着雨水奔来，仿佛要替元规洗去余下的罪恶。建国楼【在大梁】银枪已经投降，铁枪已经死去，建国楼倾倒，土上的花染成紫色。午沟一带王气淡薄，秋烟之中才相信太原果真有真龙之子。唐家末叶如乱蓬一般，茫砀山云气深沉，白蛇化龙；李克用起初出自剧盗，随后归顺，接受节度使之职并获得赐名，恩宠隆盛。向西摧毁强大的晋军，向东迁往洛阳；纥干山大雪满地，雀鸟都冻死了。凶恶残暴超过曹操，何况又在墙茨之间放纵淫乐，志得气盛，夸耀成功。高阁的屋檐如鸟翼飞张，凌驾苍穹。封丘门外，晋王到来；阿儿的鲜血溅在雕花柱楹上，红色令人痛惜。为什么没有按照王敦的旧例剖棺戮尸，以此警示当世？是谁献上谄媚之策，误导庄宗，想借太阿剑斩杀郭崇韬？文选楼【在襄阳】汉江碧绿，环绕着南雍州的残瓦颓垣，在江岸上游。割草的孩子和牧童笑着相互说：这是昭明太子的文选楼。昭明太子好学，无人能比。他难道肯像诸王那样沉溺于斗鸡游戏吗？古今作者浩如烟海，他想选取雄浑的作品，流传万世。旁搜陶渊明、谢灵运和曹植、刘桢的诗，细读班固、扬雄、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明珠满眼，取来照乘；夷玉在篇章之中，收来悬挂藜火。江蓠、沅芷等香草，聚集在灵秀园囿；其中也有殷代彝器和周代卣器。谁说小孩子强自懂事？作者借助这些作品得以流传不朽。江陵的典籍本来已经很多，七馆文字也勤于搜罗。当时如果不制定编选汇集的计划，如今化作飞烟，又能把它怎么办？柴潭楼【在汝宁】

译金源建立国家，雄强而尚武，蹴灭宋朝、消灭辽国，跨有中原。哪里知道中期以后渐渐衰败，凶猛的势力乘机凌辱。有蒙古军攻取燕京，南迁到汴京。花帽军守不住杏花营，黄河已经失守，哈达战死。还想借悬瓠城暂时喘息，悬瓠城高大，靠近荆楚。京湖地区也发起复仇之战，长久围困已经合拢，仿佛鱼丽阵。痴心还仗恃柴潭坚固，只见柴潭楼下碧水荡漾。上面埋伏着弩箭，下面潜藏着蛟龙。一旦决开堤防，水便流入汝水。蛟龙灭亡，水潭干涸，最终又有什么用？幽兰轩中苦上加苦，只能把遗骸分出一部分藏在宋朝牢狱中。当年忠烈冠绝华夏与夷狄，只有忠臣忽斜虎【按：忽斜虎应改作呼沙呼，因为押韵而保留旧名】。筹边楼【在西川】元和年间的宰相有一位贤能的儿子，手持斧钺、统率军队，镇守西部边疆。朱红屋脊、翠色瓦片，建起高楼。边境之外听到他的声威，全都风行草偃。楼中粉壁上画着山川形势：南面是羌、僰，西面是吐蕃。不必用米堆来标示地形，险要关塞都在举手顾盼之间。维州归向王化，首先前来归服，凛然的威名震动异俗。可惜相府嫉妒他的成功，把他和蕃族首领一起押送，逞行残酷。是谁提出这个计策？奇章公不顾国家大事，内心并不忠诚。马公反复无常，却能辨别义利。这番评论我还不知道是否正确，姑且不从。雄伟的姿态、宏大的谋略，如今在哪里？仿佛还可从丹青中看见他的风采。他家世代笃守忠贞，能够感动他人；独自站在风前，更增添感慨。题《画虎图》长林之中有一头猛兽，雄健而威严，不是熊，不是兕，也不是狻猊。月明之夜一声长啸，阴风随之而起，群兽胆破，争相奔逃。它在平坦的广野上悠闲漫步，使山中的狐狸和兔子忧惧不已。尖牙如刃，钩爪如钩，谁敢触犯？晋国不要夸说有冯妇，松坡中有虎隐卧，捕食放牧的牲畜，谁也不敢窥视其间。四周草木茂盛，藜藿繁密，谁知道凶猛的野兽就在这座山中？双眼如电，实在令人畏惧。犀牛大象遇见它，也都屏息敛气。高明的画工把它画在高堂之上，鸡犬远远望见，全都惊骇躲避。你没看见，边疆上手持斧钺的虎臣，使匈奴远远逃遁，四野没有烟尘；你又没看见，宫门台阶前的虎贲军，百官上朝时谁敢回头顾望？壮哉这头猛兽，真正超出群类。黑色斑纹像霞光一样绚丽，背负奇异的纹彩。不要说凶猛之兽没有可贵之处，冯马仍然能够击破楚军。《海屋添筹图》为徐进士父母祝寿 华美的月光映照着雕花窗格，长庚星在银河中明亮。高堂上笙箫和笛子齐奏，何等辉煌！都说今天是佳辰，正逢华诞。堂中两位老人，都是仙人般的人物；碧色的眼睛明亮有神，清澈如秋天。不知道年龄如今将近百岁，只看见海屋中不断添上筹码。凤凰作膏，蛟龙作醢；锦帐银屏灿烂如霞。绿华起舞，飞琼歌唱。谁说蓬莱隔着瀛海，难以到达？诸位郎君济济一堂，姿态如玉似雪，都是天上的麒麟儿。其中有一人尤其出众，被称作白眉。乘春风射策，登上彤色宫阶。儿子孝顺，并且以忠报国；父母荣耀，而且长寿。这样的盛事应当写入传记，收藏在石室之中，世间一向少有。经过鸡冠隘凭吊曹将军 将军名友闻，考中进士，调任天水教授。蒙古军攻城，他组织义兵抵抗，敌军才解除包围离去。制置使制作大旗，写上“满身胆”来表彰他，又下檄文命公扼守蜀地关口。他立有战功，多次升迁为骁卫大将军。后来蒙古军联合金人、吐蕃、回纥的军队五十多万人进入蜀地，将军与弟弟友万在这里拒敌作战，敌军死伤无法计算，鲜血流了二十里。援兵没有到，兄弟二人都战死阵中，全军覆没，没有一个投降的人。啊，真是壮烈啊！曹将军一向勇猛剽悍，军门中称他为“满身胆”。他横戈跃马，战马骄健，赤色的雾气弥漫天空，天气惨暗，边地尘沙翻腾。铁山仿佛崩摧，青野原头万骑奔来；汉川的士女仓皇逃跑，失魂落魄，连婴儿也被丢弃，哭声凄惨。将军慷慨激愤，怒发上指；兄弟二人一同驱马，发誓同生共死。右手持龙剑，左手执蛇矛，斩杀强敌如同斩猪。鸡冠隘口血流成河，强健战马和精锐士兵越来越多；风凄雨急，敌军气焰凶恶。上天不保佑宋朝，又能怎么办？喧嚣呼喊震动大地，仿佛大地将裂；战鼓冻得无声，宝刀也折断，绵裘湿透，双脚难以移动，却仍挥舞空拳，发誓将敌人全部消灭。猛虎倒下，蛟龙翻覆，双方互相吞噬；山川震动，尘霾昏暗。辱骂声越来越高，而头颅已经被砍断，怒气勃勃，仿佛仍然活着。你没看见吕家兄弟投降异族，遗臭至今，谁能与他们相比？将军死去三百年后，显赫的英名仍照耀古今。

译题尹内翰《家山图》南山凌驾苍穹，北山耸立如绝壁。美人喜爱山林，居住在山中，恍惚如同当年的谢安石。清溪一带沿着桃花流淌，春水荡漾，仿佛蒸腾着红霞。渔郎来到这里又惊又喜，只疑心误入仙人之家。几间草堂掩映在高树下，知道那是美人读书的屋舍。晴朗的山峰正对门户展开，秋日渠水飞瀑环绕树林，冲击出寒玉般的声响。自从献策来到皇都，在西清、东观受到格外恩宠。不再向长杨宫进献子云的辞赋，却还要在石室中修撰太史之书。闲暇时不免想起垂钓游玩的地方，桑梓故乡遥遥隔在烟雾之外。往日的猿和鹤如今怎样了？它们应当怨恨山人还不归去。是谁画下这幅家山图？长林远岫在春色中朦胧，墨云翻涌天空，太阴一片昏黑。精妙的笔力简直与天地造化相合。山腰小径细得如头发，仔细看还担心苔花湿滑。断崖边的老树幽深难见，仿佛听见孤猿在月夜啼叫。我过去住在金嶂山西边，离开以来芳草应当已经凄凄。面对这幅新图，我想起旧日山林，归心便追随着秋鸿飞去。人生没有比归去更好的事，不要让自己在山中的踪迹被扫除。什么时候能去三顾山访友，与你一起背着长锄采拾仙草？赋得《君马黄》赠钱宪使 你的马黄，我的马白；你的马系紫丝缰，我的马配黄金勒。榕城雨后放晴，炎热尘埃被洗清。我们并辔一同出城，走上城南小路；城南绿荫清凉如洗。下马铺荆而坐，谈说往日。你的才华卓异非同寻常，早年我曾执金豸承受恩光，向西登临岷山、峨眉山，向北到达太行山。鹭车所到之处，秋霜飞落；闽山绵延千里，以大海为边界。皇帝派遣侍臣抚慰疲敝百姓，青冥空阔，孤鹰高翔；当道之处不再有豺狼。往年玉节来到上杭，鼪鼯惊破胆，狡猾的洞穴荒废。去年楼船泛游东洋，支祁伏耳，海若藏身。你的才名借范仲淹、张九龄而更显赫，荐举文书像云一样送上朝廷。诏令升任宪使，总理台纲；你骑着骢马，行行经过故乡。到家还来不及夸耀银印黄绶的荣耀，只欢喜堂中双亲尚未老。把赤麟肉做成肉脯，以玉液作浆，侍奉双亲欢娱，不可草率。交游之中像我这样与你情谊最亲，我们曾在曲江春色中同醉。听说你获得高升，我欢喜得几乎起舞；惋惜你远别，又不免皱眉。两人的深情何时才能结束？姑且拼着一醉，在绿荫之中尽欢。骊驹歌唱完，玉瓶也空了；笑着指向三山，暮烟一片紫色。你的马要走，我的马归来。明日两地相隔遥远，彼此相忆；滇地的云和闽地的树，也都依依相望。见燕忆儿来凤 去年燕子飞来时，我的儿子欢笑着牵我的衣襟，口中吟诵“差池颉颃”的句子，在庭院下婆娑观看燕子成双飞翔。今年燕子又来了，我的儿子却已逝去；梁间只空听燕子呢喃，再也看不见儿子到堂下嬉戏。燕子啊，秋去春来，儿子一去却再也不回。深深思念，那柔弱的身躯如今在哪里？只有芳草和寒烟堆成一片青翠。草色一青再青，我的心却苦上加苦。不只是听到猿啼会断肠，看见燕子也使我伤心，眼泪如下雨。明妃曲【在琼州巫阳县，相传这里就是王昭君生长之地】宁胡阏氏原是汉宫女子，为国家和亲，嫁给骄横的胡虏。毡车轧轧，驶向阴山；回头望长安，眼泪如下雨。黄沙白草，道路漫漫；萧瑟的寒风令人彻骨寒冷。万缕幽怨，能与谁诉说？弹完鹍弦，泪水还未干。我的身姿难道不如赵飞燕？十年见不到君王的面，姿态未必惭愧于卫子夫。不能更衣侍奉，不能承受恩宠欢乐；我的命运薄弱，只能自己叹息。承受恩宠原本不在于绝世容色，却辜负了满面如花的春风。寄语良娣和昭仪，不要吝惜黄金去贿赂画师。昭阳宫的隆宠全系在画像上，冠绝天下的姿容又有谁能知道？题泉州福宁道《岁寒三友》淇园的竹子最为潇洒孤高，不是悠悠众生中可以与之同心的；何况还有五大夫般的松树，铁干铜枝，异于普通柽树、槚树。罗浮仙子也清丽纯真，穿着白衣、戴着珠冠，不被尘埃玷污。我们相逢共同结为岁寒之友，岂肯同百花争逐春日的芳香？不要学隋堤杨柳摇曳，春风一来就自以为长久；不要学董泽的蒲草柔弱，秋天一到已经半枯。炎风苦雨之中，务必彼此保全。眼前短暂的浮荣，有什么值得一说？将来成为明堂栋梁，进入清庙，调和帝王的羹汤，风味必然美好。共同保持贞洁，等待时势所需，不辜负平生的冰雪操守。读余玠遗爱碑 蒙古军进入蜀地，大肆杀戮，几乎没有活口。余玠以龙图学士身份统帅蜀地，凭借险要修筑城池，搜集兵员，培养士卒，沟通商业，鼓励农耕，蜀人才开始有了生存的希望。当时宰相听信偏将的诬陷，指使台谏弹劾他的罪过，召他回朝，最终他因忧愤而死。他死后，蜀人哀痛他，如同悲悼亲戚。余玠死后还不到一年，蒙古军便长驱直入，攻取宋地。眉山人黄大有撰写《余玠遗爱碑》，详细记载蜀地受祸的惨状以及余玠再造蜀地的功劳，比《宋史》记载得更加详尽。我读后感到悲痛，写下这首短歌来记述此事。唉！士君子怀抱忠诚、死守节操，却被谗言困厄的很多，难道只有余玠一人吗？北风萧萧，战场血腥，杀气白天也压迫蚕丛城。将军低头送上降表，何况敢抬头触犯敌军？龙图学士余玠奋勇举戈，想凭一人之力挡住横流。冉家兄弟也是英雄，献策在鱼山筑起高垒，连接云端的战棚控制黔中。铁马金戈气势雄壮，北方军队斜眼窥视，也不敢靠近。两川重新建立，究竟是谁的功劳？青蝇纷飞，玷污白璧；台谏承受风势，争相弹劾。把忠臣说成逆贼，把逆贼说成忠臣，志士含冤，怒气充满胸臆。万里长城忽然从内部崩塌，蜀中士女徒然悲哀。敌军骑兵从此践踏吴地，金阙琼楼都升起战争尘埃。招贤亭馆如今在哪里？只剩残碑记载余玠的遗爱。我想拿杯酒祭奠忠魂，仿佛看见云间他的旌旗车盖。你没看见，马伏波还未攻破蛮兵，诽谤已经很多；你又没看见，岳武穆尚未收复中原，家族已经覆灭。功名自古难以保全，鸟尽弓藏，世人共同叹息。江头废弃的营垒上苔花紫色，千年之后，英雄们含泪相看。

译戏题寿图 雪花纷纷从云端飘落，银烛飞动光辉，驱散初冬的寒气。华堂上箫鼓齐鸣，庆祝寿辰；仙车缥缈，青鸾降临。九十岁的慈母，七十岁的儿子，这种欢乐人间能有几回？儿子有儿孙，儿孙又有儿孙。玉树琼芝般的子孙纷纷而来，曾孙弹奏锦瑟，玄孙献上美玉般的酒杯。孩子们个个白发苍苍，穿着斑衣起舞，姿态多么欢快。一家人的慈爱孝顺，谁能相比？何况诗书的恩泽又如此深厚。上天剪水制成琼花，散落在华美筵席上，作为祥瑞喜庆的象征。斑衣起舞时太阳正长，老人眉毛斑白，笑容一展，仿佛使春日阳光回返。蟠桃千年成熟，正好采摘；碧绿的果实累累，清露香甜。斑衣起舞时太阳将要落山，儿子心中一时欢喜，一时又忧惧。怎样才能得到万丈长绳，系住那金乌，让它不要飞走？十禽言 走不得了，哥哥！山中有猛虎，水中有蛟龙鼍鳄，尖牙利爪争相堵塞道路。即使手持宝剑想前往，又有谁敢通过？劝你归来暂且高卧，苦竹冈头安乐得多。不如归去，人生往往被功名耽误。做成官、取得名，能够知道满足，自古只有疏太傅值得推重。寇准再次做宰相，年老仍不肯归退，可怜最终远远谪居崖州。蕲州的鬼谏之论，自来多半逆耳。有了逆耳之言又能怎样？被罢官，远远流放到南荒，直到死亡。当时阿谀奸佞的人并不少，却端着笏板站在朝堂上，辅佐天子。脱布裤，纺织机上的经纬已经空了，哪里还能得到布？旧裤子破裂了，想脱下旧的换上新裤子，可家里贫穷，谁来给我做？剥削皮肉、敲骨吸髓，为什么如此纷乱！如今再没有像廉叔度那样的清官了。婆婆饼焦，不逢丰年，偏逢玄枵之岁；粮仓长久空虚，孩子讨饼，饿得哭泣，满屋都是哀叫声。只好在马粪火中烘面饼，哪里敢盼望当年用烈火烧制的美食。提着酒壶，彼此携手一同到黄公炉。竹叶青酒啊，秋露白酒啊，请问你喜欢什么，我替你买来。饮一杯，唱一曲，不要推辞醉倒。下次再来时只剩愁绪，独自听笛声。泥滑滑，连日积雨刚刚放晴，天空又下起雪。泥深路滑，雪更加寒冷；双脚战战兢兢，尽都流血。可怜骑在马上的是哪家郎君，醉醺醺地拥着貂裘，反而嫌它太热。割茅草度日，今年饥荒歉收，实在难以承受。割来茅草又有什么用？卖给富贵人家，换取干粮。只怕野火把茅草也烧尽，孩子啼哭，妻子抽泣，眼泪滚滚流淌。得过且过，知道安分守己，终究不会有祸。天气和暖时不要夸耀，文鸟羽毛鲜白如雪；天气寒冷时也不要因羽毛脱落而惭愧。故侯曾经还在青门卖瓜，宰相也曾向牛衣中卧过。婆婆缫丝，缫出的丝五彩灿烂；织成山龙、藻火等纹章，献入紫禁城，供应朝廷服饰，祭祀汾阴、封禅泰山时都适宜穿用，不必再向莱夷进贡山蚕丝。为奉新胡处士作《松坡》你没看见彭泽门前的五株柳树，摇曳在春光中，能维持多久？你又没看见武陵溪边的千树桃花，落红凌乱，漂浮在寒冷的水涛上？你家住在楚江转弯处，有五亩芳香园地和几间屋舍。园中不种柳树和桃树，只让一千株长松陪伴幽独。大枝盘曲高举，直凌苍穹；小枝袅娜，正对屋檐和柱子。明月下仿佛看见蛟龙争斗，风起时如同听到鸾凤鸣叫。炎热尘埃不能侵入，清洁得像水洗过；好友在松荫下相对下棋。砍柴人偶然看见却不认识，反而怀疑这就是辟谷的园与绮。挖掘茯苓作食饵，以花酿酒，不必辟谷求长寿。高洁潇洒，远远超出尘世，彭泽和武陵又曾有过这样的地方吗？我平生也最爱松树，梦魂长久萦绕徂徕峰。烦请你预先扫净松间的石头，等我来访，弹奏丝桐。为白黄门昂作《三香图》蕊宫中的三位仙女，贞洁的姿态争相芳香清美。哪一年谪降尘世，化作三种花，总是清丽绝俗？一位在落伽峰，佩珠佩玉环，容颜如冰雪；一位在罗浮山下，穿白衣霓裳，光彩照亮夜空。凌波仙子奇妙更奇妙，以水沉香为骨，以冰雪为肌。三者洁白地并立在尘世之外，回头看红花紫花，都足以讥笑。前身同住仙宫，所以来到人间叙说兄弟姊妹之情。洁白的资质本来因同一元气所钟，清香岂肯与群花相比？江州司马白居易遗留下来的恩泽长久，三位子弟高峻如三种香花。娟秀的叔、季，是儒林中的俊秀；长兄又是黄门郎。我愿三位都崇尚美德，让芳名留在史册上。西蜀自来重视二苏，晋陵将来必定推重三位白氏子弟。金嶂山歌 巍峨啊，金嶂山作为山岳，穿破云霄，高耸银河，我不知道它究竟多高，只看见群山都在鞋履之下，像拱手作揖、低头拜伏的孩子；有的像万匹骏马竞相奔驰，又像长风卷动大海，驱赶着波涛。金精山在南面耸立，军山在北面高耸，层层山崖、秀丽山峰直入云中，正与此山的形势相抗。银江滔滔环绕山脚，深处清澈幽深，浅处白浪翻腾；金色鳞片、赤色尾巴的鱼在阳光下闪耀，有时乘着风雷，变化而生出翅膀。寒潭幽深不可测，下面有虬龙卧在澄碧水中。遇到旱年，村中老人举行祈雨仪式，云气油然兴起，降下丰沛甘霖。长松不知经历了几百年，黛色浓郁，藏着云烟；黑猿、青鹿在树下游走，鹍、鹳、鹙、鸧在山巅栖息。绿色树荫铺满大地，凉爽如水；我想高卧其中，消解烦忧。山顶的祠宇壮丽宏美，据说供奉炎汉高帝；长陵原庙在关中，神灵出游，岂肯来到这里？碧殿琳宫何等宽敞，原来是释、老二教的居所；他们一起谈论空寂，讲说玄虚，变幻百出，诱导群愚，百姓每天带着香和纸前来奔走。石桥盘曲，青苔湿滑；桥上有石台伸向树梢。山头瀑布不像白练的光芒，倒像阴暗山崖上千古未消的积雪。东村四周多有居民，百里平原全种桑麻；民风淳朴，没有纷华，早晨耕作，晚上吟咏，以此为生。嵩山、邙山、瀍水、谷水还勉强可以相比，王官、杜曲也不值得夸耀。紫芝、赤箭香气馥郁，云气温暖，在碧色岩石底下自行生长；采来足以延缓衰老，何必用琼浆和石髓？可叹我年老多病，早已悬车退休；喜爱这座名山，想在这里选择居处。若能实现美好计划，便结草屋三五间，种树千百株；早晨看山、拄着笏板，夜里点灯读书。松风瑟瑟，仿佛笙竽；冲洗尘世思绪，几乎全都消尽。虽不能赶上午桥庄的风雅，也可惜不像南阳的草庐。可惜这个志愿还不能实现，只能惆怅遥望云山，增添郁结。为安阳刘宗澜作《荣寿歌》刘郎卓异不凡，是龙头进士，早年便在彤庭献上三条策略。在白云司中久负声名，恩宠还及双亲，何等荣耀。往年初次拜为郎官，封赐的宝诰上龙光贯穿彩虹。今年又赐给大夫诰命，玳瑁轴首和金花在晴空下绚丽。父亲戴着乌纱帽，穿着锦衣；母亲戴着珠冠，光彩斑斓。脸色红润如丹，鬓发白如雪，荣华与长寿兼备，世间少有。黄花灿烂，秋空高远；绣幔低垂，绮窗迎来晨光。雕花盘子错落摆开，寿宴已经开始，恍如群仙在蓬莱岛宴饮。最可爱的是膝下的好儿郎，佩戴美玉耳饰，穿着云锦衣裳。酒兴酣畅后踉跄起舞，纷纷拜舞；左手拿着麒麟肉脯，右手捧着琼浆。宾客筵席上尽是贵客，笑语怡然，欢乐没有尽头。纤细歌声仿佛遏住邺台云彩，洞箫吹奏使漳河水沸腾。漳河水长流不息，愿荣华长寿也像这样。笑着摘取西池千岁桃。

译《椒邱文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四 明代何乔新撰写 诗 七言律诗【附集句】宴席留诗，答谢内翰杨先生 在銮坡退朝后，我们共同谈论文事。华美的馆舍中从容相聚，太阳又已西斜。碧瓮中的酒分来，如同仙掌承接的甘露；紫檀香气袅袅，如同博山炉中的云烟。黄柑、锦荔都是珍味，玉轴书籍、浅绛书册全是奇闻。我的才德鄙劣，常惭愧于您知遇之厚，只能歌唱酒已醉，来颂扬先生。送徐夏官省亲毕姻 你佩带清越的玉佩，轻快地走出彤色宫阶，大家都羡慕仙郎承受皇帝的宠爱。想来白发双亲应当已得到远方的消息，雀屏选婿又正好符合美满婚期。斑衣在阳光下绚丽，春光正好；绣幔凝聚香气，清晨漏声迟缓。不要在枌榆故乡久留滞，赶在鸿雁南来时入朝。迂斋次和夏提学的诗韵 长佩高冠，气概浩然。任凭别人讥笑我腹部肥大。我想带着凿和枘，追随先哲；哪里肯争相迎合、追逐少年人？常叹终南山有许多捷径，哪里知道涑水却有名贤？庭前老松高大，枝干磊落，我以同群花争论丑美为耻。无题和李商隐韵【宫怨五首，仙兴五首】唐代李商隐写《无题》五首，大概是寄托宫中怨情，用来寓托思念君王之意。他借物起兴，具有《国风》《楚骚》的遗意。元代以来，和作的人很多；宪副郁君又借此写出自己忧思深远、情意缠绵的心情。我读后很喜爱，每一韵和作二首。前五首写宫怨，含有曹植《洛神赋》的意味；后五首写仙兴，含有屈原《远游》的意味。只是遗憾词气衰弱，不足以追步前人罢了。风势轻柔，耶溪荡漾着画舟；兰桨桂楫缓缓徘徊。鹊桥露水寒冷，你为何来得这样晚？凤箫声在云深处消逝，愿你不要停留。琼岛的碧桃偏偏向着暖处生长，瑶台的琪树却经不起秋意。凌波仙子奇异更奇异，以水沉香为骨，以冰雪为肌。洁白地并立在尘埃之外，回头看红花紫花都值得讥笑。前身同住仙宫，特意来到人间叙说兄弟姊妹之情。素洁的资质本来由同一元气所钟，清香岂肯与群花相比？江州司马白居易遗泽长久，三位子弟高峻如三种香花。叔、季二人娟秀，是儒林英俊；长兄更是黄门郎。我愿三人都崇尚美德，使芳名留传史册。西蜀自来重视二苏，晋陵将来必定推重三位白氏子弟。门外羊车早已断绝踪迹，绣被中翻来覆去，只听见清晨钟声。心知柳絮飞扬无定，愁绪却像香云，淡时之后反而更浓。春水洲边吟咏杜若，秋风江上采摘芙蓉。梦魂不怕湘江遥远，飞绕巫山重重紫翠。绮窗透入桂花香风，梦魂萦绕披香殿的别殿。东仙岛怎容秦使徐福到达，天河又岂肯让汉代使者乘槎通过？长眉锁住怨恨，频频蹙起翠色眉头；娇美的面颊因伤春只泛起浅浅红晕。离别以来憔悴得多么厉害，已经在镜中看见鬓发蓬乱。缓步走到西厢等待月亮升起，哪里传来的笑声像春雷一样响？楼中的盼盼啼哭格外苦楚，画中的真真即使呼唤也唤不回来。鼓声停止，冰弦琴声又增添离别的愁绪；织成锦字，只可惜才华太多。我的身世完全像庭前的草，经历多少次东风，经历多少次化为灰烬。命薄的人，明知最终难以得到爱情，又怎能承受柔弱的身体容易遭受摧残？云气凝结在楚山，魂魄也应当断裂；雨水洒在湘竹上，眼泪还没有干。午睡时最怜爱鸳鸯被中的温暖，夜里吟诗，漏声中觉出闺窗寒冷。新愁旧恨，凭谁倾诉？只好展开回文诗，抱着发髻独自观看。以上为宫怨。碧海水流悠悠，船上装饰着桂木。瀛洲近在咫尺，姑且徘徊游赏。常常与方平仙人同赴宴饮，也曾乘鹤车为子晋停留。若木上空的云雾消散，蓬莱宫阙迎来清晨；榆花上的露水寒冷，蕊宫已入秋天。醯鸡在尘埃中生灭，惆怅浮生，白了头也只是徒然。放慢船行驶过方壶，寻访旧日踪迹；云中仙乐反复奏响，与华美的钟声相和。赤城春晓，霞光淡薄；玄圃秋阴，露气浓重。轻轻的绿衣缝缀着薜荔，飘飘的清佩用芙蓉制成。沧海波涛并不能阻隔通往三山的道路，哪里只是传说三山相隔万重呢！独自跨上云鹏，逆着晓风，扶摇直上，径渡弱水向东。采鸾离去以后，音容全都杳然；青鸟到来时，消息便可相通。瑶草葱郁茂盛，春雨使它更绿；丹霞光影隐约映照，晓霞一片嫣红。沉浮于欲海之中，不知有多少人？低头看去，真如一叶断蓬。红色的节杖和荷花旌旗，缥缈地来到。灵鼗、灵鼓，声响如雷。飞车低低拂过，越过扶桑；羽饰车驾高高凌空，绕过桂树。若没有传授食肉成仙的秘诀，怎能餐食玉屑？蓬心哪里是驾驭长风的才具。谁能长久地在九霄之上远视，还回到昆明池去辨认劫后的灰烬呢？蓬莱仙山遥遥在远方，前去的道路艰难。东风又吹来时，碧桃已经凋残。云气生于瑶圃，春天总是湿润；露水落在金茎上，白天还没有干。琼楼中凝神静坐，香雾温暖；在石坛上礼拜北斗，玉佩声清寒。殷勤地寄语求仙的同伴：河上的灵筌，请仔细观看。以上是《仙兴》。挽悼徐编修的父亲。从玄洲辞别后，转向壶洲只居住了人间六十年。尘土满了小窗，飞脉遥望云气深处。旧日隐居处传来钩辀鸟的鸣声，墨花零落在《来禽帖》上。烟笼树木，凄迷着放鹤楼；余庆绵延不断，知道不会止息。如今凤毛已在凤池之首。元日早朝作【前一天听到两广获胜的消息】乳鸦啼叫散去，夜将过去，庭院中的火炬明亮辉煌，开启九重宫门。剑上的霜光明亮，环绕着虎贲军；衣冠之士如云拥聚，列入鸳鹭般的朝班。红色宫门前风已平定，听见天上的乐声；黼座前香气消散，认出圣上的容颜。更加欣喜的是捷报从粤地边远之处传来，朝廷很快就要使群蛮归服。和高居正《秋台斋宿》诗韵。亲自承受圣上的话语，从瑶台下到斋阁，和您一同带着被褥前来。煮饮龙团茶，闲来长啸吟咏；香气凝聚在燕寝之中，欣喜地追随陪伴。起身看紫微垣中的北斗玉衡转动，坐着等待红色宫庭的玉钥开启。想写下拙劣的诗句来唱和您的绝唱，只惭愧自己不是汝士那样超群的才子。陆君孟昭在元宵设宴招待宾客，同僚高君居正当席赋诗，和作接连不断。我正好因事未能前往，于是依用居正的诗韵来表示感谢。玄露香气浮动，白玉酒杯共举，一醉在这美好时节。银河在夜空中转动，北斗横着斗柄；火树映照春回大地，花朵开满枝头。绣户前月色明亮，歌声悠远；丽谯上风声细微，漏声迟缓。惭愧我未能陪伴这清雅的赏玩，只能对着寒窗吟咏，看绿色帷幕低垂。送宪副王公赴山西。花骢马缓步走出京城，追送到都门，随意倾尽杯中酒。当年在兰省一同参加科举考试；今日在柏台，只有您独自声名飞扬。霜飞绝塞，秋色横亘，如鹗鸟凌空；花开满新田，清晨黄莺在鸣唱。明日彼此相思，南北相隔；暮云春树，全都牵动情怀。挽悼卢都御史睿。手持牙旗坐镇北方边陲，功业成就后归老于谷川水边。崇高的功勋曾蒙当朝恩宠，清白的操守还会使后世追思。绿野堂空空，云色黯黯；青门的瓜已经老去，野草离离。坟前石马在风雨中嘶鸣，仍仿佛当年在榆关击破敌军时。《紫薇精舍》，为陆孟昭题咏其父“怡晚”的别号【四首】。丹霞坞里的草堂已经建成，移来紫薇花环绕着屋舍栽种。紫色花朵半含着湿润的春露，清幽香气随着午风轻轻飘来。百年宰相事业知道可以重新振兴，两位才子的文风令人欣喜地重新传扬。难怪彩虹般的光芒直射牛斗，五花鸾诰封存在黄泉台下。行春桥畔、石湖边，精舍阴森森地靠近墓田。紫薇花开放，使人追思往事；白虎之气升腾，笼罩着新坟。青枫在冷月中，归来的辽东鹤；绿树烟雾深处，怨恨蜀地的杜鹃。怡晚仙人远远飞动玉佩；倚着栏杆默默无言，泪水潸然流下。

译文穆公遗留下的旧址，草木荒芜。仙郎重新在这里选择玄堂，一盂麦饭浇奠寒食之日，一勺椒浆洒向夕阳。山势仍保存着前代的胜景，薇花还开放着旧日的香气。读完《檀弓》后倚栏远望，看到遍地宿草，思念感伤不已。吴山深处就是先人的墓地，又靠近墓地建起一座草亭。慈乌在月下啼叫，清晨绕着树飞；白鹿衔着花，白天依傍屏风。石湖碧水映入窗中，使屋内清润；文笔峰高耸，映入座中一片青色。相国的功勋声名至今不泯，紫薇垣留下的后代振兴了芳美的声誉。挽悼太保金公【淮阳人，二首】台星在夜空陨落，贤哲之人凋零。悲哀震动朝廷士绅，眼泪暗暗流下。每每听到他辅佐圣上治理国家；边疆屡屡见他统率王师。堂堂的遗像，归入图画；赫赫的元勋，光照鼎彝。千年后的芳名，知道不会朽灭，何必再去寻找为他说之所作的碑铭。忆昔日先公执掌国政时，与您情谊最为亲密。子明推举贤相，只有平仲、君实这样的朋友才可论交。重视景仁，如今辽东之鹤一去不归；淮浦的月色，蜀地的杜鹃又在哀怨，楚山正逢春天。我不才，为您刻写碑阴，记录哀情作歌，残余的眼泪沾满衣巾。《金山晓钟》送陈巨源的父亲南归。清晨在浮玉山前停船，鲸鱼般的钟声隐隐响起，震动山林丘壑。惊醒幽谷中潜蛟的梦，也唤醒孤舟上疲倦旅客的愁绪。远处追随着号角声，听到铁瓮城；清越的声音又夹着渔歌，落入沧洲。分明如同夜半停泊在枫桥，月色与江声满眼都是秋意。虎丘夜泊。千里归帆驶下京城，夕阳中暂时停泊在阖闾城。深沉的梵宇中稀疏的钟声轰鸣，遥远的渔村里点点灯火明灭。芳草徒然留在藏剑之处，折杨柳的歌声还听得到踏歌之声。明天又要摇橹驶过吴江，遥想家乡山川，只有几程路了。浙江盗寇败逃，作诗以记喜。幽深山谷中的鼪鼯白天啸叫，战马奔驰，四马驾车，哪里敢推辞劳苦。霜气凝结，玉斧般的军威使妖氛消散；云气拥护牙旗，杀气高涨。荒废营垒中的亡魂化作夜间磷火，长溪里的战血涨成春潮。归来不必奏唱铙歌，只在高台下对着明月吟咏，记载这场胜利。宪副廷珍以诗祝贺我平定盗寇，我依韵作答。绿林中的妖气欣喜地刚刚收敛，乘画毂车归来，终于获得自由。野外的戍所花深，没有战事的痕迹；平坦田野草色碧绿，已有耕牛。取得成功，自惭愧不能和彬甫相比；忧虑国家，又有谁怜惜像子牟这样的人？多谢故人传来秀美诗句，只是无以用美玉相报，反而增添惭愧。将前往福清，经过南台，偶然作诗。连日宿雨刚刚收住，绝去了尘埃。煌煌的凤节使者，从南台出发。长林中怪鸟啼声仍然急促，孤岛上的妖气浓重尚未消散。白白怀念虞诩的减灶之策，运筹帷幄又有谁是子房那样的才子？薇垣诸老正在欢宴取乐，哪里肯顾念嗷嗷待哺的鸿雁？拟作唐人《送宫人入道》诗【三首】金屋中的岁月蹉跎，白雪已经染满鬓顶。官家下诏，允许她寻求仙道。夜里睡眠不再做湘云的梦，清晨诵读也应忘却璧月篇章。正好与采鸾一同遨游于广阔空濛之中，不要让飞燕嫉妒婵娟。碧桃花下吹笙的地方，仍仿佛承受恩宠侍奉御宴。仙人的衣袖飘飘然走出汉宫，从此不再听景阳钟声。哪里肯题写红叶传递幽怨，只炼黄芽以留住旧日容颜。上苑往年春日斗草，如今空坛之中在夜里倚着松树。白头的阿监遥遥相忆，知道已在蓬山不知第几重。穿着霞色衣裙在昭阳宫侍奉了二十年，欣喜地追随飞琼侍奉紫皇。已经知道尘世之梦不同于仙鹤之梦，道家的妆束应当觉得胜过宫妆。清晨朝拜真仙，踏着瑶池月色；深夜捣炼仙药，玉杵沾着寒霜。料想她没有忘记君王深厚的恩顾，丹药炼成后还打算献给君王。拟作诗送状元回乡完婚。享受恩荣醉罢，曲江的春天又来到，吟咏《桃夭》，走出紫宸殿。正赶上奠雁礼和雁鸣的时节，乘龙者原本就是化龙之人。金莲烛影摇晃，银屏迎来晓色；御酒香气浮动，翠色酒勺簇新。不要贪恋洞房中鸳鸯般的美梦，早些回到凤阁掌管诏令。元日在藩省祝寿，随意作口号诗。银河中星光暗淡，漏声迟缓，画省在深夜陈设祝寿仪式。庭院火炬使春意回转，红雾聚合；炉中香气随细风飘散，青烟低垂。万里舆图归于尧的统治，历数千年都可纪念。最喜夏时已经迎来今日太平，新年之际，百姓万物共同欣欣向荣。送韩行人出使琉球。五月乘星槎泛舟沧海，航路指向扶桑；雨后景色清明。出使粤地的才华推重陆贾，乘风而行的气概令人羡慕宗生。彭湖风浪平静，牙樯稳固；高屿烟雾消散，画鹢船明亮。遥想番王承受皇帝宠命，回望时定会俯首膜拜，遥望神京。夕坐小轩，归乡的思绪浩然。看尽人间的是非，思乡之心依恋不舍，也恋着北山的薇菜。坐着怜惜经霜的黄菊已经老去，笑着指看雨后的闲云归来。已经学会庄生齐同万物的道理，懒得再让詹尹占卜吉凶。归去吧！收起屠龙的本领，再到江边访问钓鱼的石矶。题黄君愈《宣江山一览亭》。高高的亭子翼然展开，倚着晴朗天空。百里江山全都收入眼中。俯视栏杆下银色溪流，曲折如白色绢带；推窗望见金色山峰，高耸如屏风。水波闪闪，摇动着几案上的文章；山岚雾气纷纷，扑向华丽窗棂。我想带着琴在亭上醉饮，在夕阳影里数着归来的鸿雁。酬答罗内翰赠别诗，依用原韵。满船烟霭月色，从盱源出发。又和先生共饮一杯离别酒。百年人生可怜如同早晚之间，胸中本来就自有天地。文章即使如班固、司马迁，个人又有什么益处；学问达到闽学、关学的境界，道义才尊贵。今夜姑且谈论千古大事，不必切切询问寒暖。分题作《玄鹤》，祝程郎中的父母长寿。从缑岭归来，骨骼已经成仙。雪白羽衣蜕尽，渐渐化作玄色。舞姿跟随苍鹿，几乎难以辨认颜色；与青乌相比，更加妍丽。高高的头顶茸毛蓬松，含有墨色光晕；稀疏的羽翎黯淡，带着茶烟般的色泽。今日在华堂举杯祝寿之处，正好奏起《南飞》，献上寿筵。挽悼李谏议的词【因冢宰王公推荐而入仕；退休时贫困得无钱回乡，秦府特意赐给归资】您曾在薇垣辅佐政务，正逢盛世；萧萧短发将要变成白丝。归老时偏偏受到贤藩宠遇，过去又曾蒙太宰推荐知遇。夜月照着槐树枝头，忽然进入梦中；秋风吹来薤露之歌，忽然引起悲伤。碧色碑石由谁为您铭刻遗德？千百年后无愧于有道之碑。为杨内翰的母亲祝寿而作【在初度之日受封】华屋中笙歌齐奏，清晨漏声迟缓；庭阶上露水带着香气，金芝灿烂。正逢北阙推恩的日子，又是向南山祝寿的时节。慈竹的影子映入瑶席，使席面清润；灵萱花映着翠冠低垂。阳冈上凤凰正高高飞翔，也分来皇帝赐的黄封酒，献入玉杯。送余佥宪退休回南城。在桂岭奔波劳苦，白雪已满头顶。请求退休，深深承蒙圣上怜悯；晚来的香气阵阵，来自篱边菊花。归乡的思绪飘荡，如江上的船。醉中呼唤童子歌唱《白纻》，闲暇时拄杖到红泉濯洗。不必再寻找瀛洲之路，老来能够闲居，便已经是神仙。送罗应奎降职任提举【三首】内翰罗先生以进士第一名登第，被提升为侍从；他上疏陈述国家大计，因此获罪，出任福建市舶提举。先生出身疏远之地，入朝任职还不到百日，就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这些人终年默默无言，不能有所建白；听到先生的风范，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所以先生出行时，我作诗三章赠送给他。

译龙飞二年，状元郎才写成三策，又上抗章；他的忠孝并不孤独，明主却责望他迂阔疏远，任凭人笑老儒生狂妄。同游者惭愧于我；若不是田昼在当道，谁会怜惜您？正当建立千古高名，又有什么可以相比？七闽山色郁郁苍苍。清晨捧着奏书叩拜帝廷，皇帝垂帘听取，百官都惊讶。丹心耿耿如秋日明亮，刚劲的气势棱棱然直逼太清。邹浩冒犯圣颜，并不是为了卖弄直言；阳城伏在阁下，也哪里是为了求取名声。此次出行不同于湘潭贬谪，不要写下骚体诗去凭吊屈平。闽山遥远，是通向天涯的道路，荒凉得格外令人叹息。树林晚间饥乌啄叫、刷拭羽毛；潭水春日妖气弥漫，鳄鱼愤怒地磨牙。冰冷的流放之地，怎敢留恋当时的宠遇；铁汉自当让后世交口称赞。毕竟皇恩深似大海，难道肯让贾谊老死在长沙吗？张先生升谪之后恢复职位。垂暮之年身处穷边，众人都为之悲伤。赐还玉环使您何其幸运，沐浴着皇恩私惠。接受恩典后已经脱离新编入的户籍，又振作精神，重新做后学的老师。座上铺着青毡，早晨讲授功课；红色帐幕中香气凝聚，白天吟诵诗篇。不必再续写投湘之赋，只应吟咏《菁莪》，欢乐地歌颂盛世。挽悼鲍黄门辉【二首】跟随真龙天子远赴北方荒地，尘沙猎猎，边塞云色昏黄。亲自挥动宝剑长驱直入，虎威赫赫，谁敢向穹庐学习射獐？清血凄凄，染成碧草；精诚忠心耿耿，使秋霜也凛然。九泉之下若遇到冯长乐，也应惭愧当年拜见德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落日下寒风吹来，带着战血的腥气；黑云惨淡，压住边城。只知大义重如千钧，直把自身看得轻如一根羽毛。死去无愧于周富子，活着也不像汉代苏卿。英魂不与阴冷的风一起消散，愿化作欃枪星坠入敌军营中。送任丘胡教谕。寒云酝酿着大雪，正沉沉压低；离亭中的酒杯在手，离情难以自禁。您在西蜀已久，经常听到芹泮的钟声；如今又要在北河敲响杏坛的琴。应当发扬苏湖的教育传统，道学还须探求濂洛的心法。去吧去吧，不要叹息官况清冷，三条鳣鱼很快就会聚集在堂下树荫中。拜谒岳武穆王庙，依用赵子昂的诗韵。两京经过战乱后，禾黍茂盛，谁还顾念天潢贵胄？国势危急，金军铁骑正谋求探入虎穴，朝廷却连发金牌召回仆牙旗。黄龙府痛饮的愿望，徒然留下遗恨；赤县神州分崩离析，终究无法支撑。想凭吊忠魂，哪里才是地方？淡淡烟霭、衰败秋草，全都含着悲意。秋日行台抒写心怀。凉意透过稀疏的窗棂，暑气已经消退。倚着栏杆默默无言，面对斜阳。年华渐渐流逝，感叹自己将要老去；心事悠悠，惆怅于屡屡违背本心。自称效法韩愈退身，反而招致诽谤；谁怜惜蘧伯玉，渐渐知道自己过去的不是。行走在边地，收起屠龙的本领；坐看群鸢争相高飞。

译记梦。成化十二年冬十月初一，我奉行台檄令，在汝川招抚流民。这天夜里梦游一座山洞，洞的两旁石壁幽黑，上面题着“紫云洞府”。洞中有殿宇，像道家所说的三清殿，侍卫十分严密。殿中左边设置着空座，右边有一尊塑像，戴幞头、穿白衣、系金带。白衣塑像下面有一个人，戴纱帽、穿青衣、系金带，端坐着仿佛在假寐。仔细看他，原来是我的亡友、福建宪副游公大升。我沿台阶上去，直走到后殿，看见那里荒芜污秽、无人治理，便急忙出来到前殿，连声呼喊：“大升在这里吗？大升在这里吗？”大升快步走来接近我。我记得他已经死了，想到他劳苦的一生。大升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拱手而已。我询问前程之事，大升回答了些话。我又问：“这是什么地方？您如今担任什么职务？”大升正要开口，旁边有一位老翁看了他一眼，使他停止。于是我走出去，大升送我到洞门，彼此告别。不久梦醒，才知道丽谯已经三更了。想到大升的仪容仿佛仍在眼前，我流泪很久。大升清廉谨慎而有学问，他在闽地任官十多年，闽地的士子爱戴他如同父母。他死后，众学生摹画他的像，配祀于常衮像旁。如今我所梦见的如果是这样，难道他死后已经成仙了吗？于是作一首律诗记录此事如下。故人已经化去，不知过了多少年；夜间睡梦相逢，更加令人悲怆。曾经在翠柏台中任使者，如今又在紫云洞里成仙。生前常常感念交情深厚，死后还把吉祥的话传来。惆怅这样的交往哪里还能再次得到，潸潸清泪滴入重泉。淮渎祠诗【祠中有汉碑和御香亭，二首】桐柏山的灵源究竟在哪里寻找？浩浩荡荡的一脉从胎簪山发源。向东归入大海，奔流雄壮；向南汇入山阳，借其水势滋润深广。金色薤叶形的碑文光彩晶莹，遗刻仍在；宝沉香气馥郁，皇帝赐的香气降临。年年举行禳灾祈福，陈设牲畜和玉璧，愿祝福丰厚，以报答圣上的心意。碧色殿宇玲珑，高接绛霄；飞檐间不时看见祥瑞烟气飘动。过去已经因疏封而蒙受长源的恩宠，如今救济旱灾，更看见丰沛的恩泽降下。祭献玉璧时，灵官夜里手持简册；天使清晨乘坐驿车，带着香函而来。时令丰收，百姓欢乐，边境没有警报，正好展现神灵功绩，辅佐圣朝。宪副郁公回京，我急忙追赶却没有赶上，作诗寄给他。故人想来怕我因醉误事，五更时分便在离亭驱车出了邓城。茅店传来鸡鸣，霜气浓重；荒僻道路上马色朦胧，月光却明亮。打开酒樽后倍感寂寞，独自吟咏而疲倦；倚着几案，环境萧条，百感由此而生。遥想您在行台夜间停住车驾，面对岭上云、江边树，实在情意难尽。襄阳怀古。任旬宣之职南行驻扎在楚江岸边，登高远眺，凄然伤感，眼泪几乎流下。秋雨中的蒹葭，伴着文焕垒；春风里的苹藻，环绕寿亭祠。岘山不改变当年的颜色，汉水应当也没有旧日刻碑。傍晚平原燃起春烧，恍惚疑心正是吴、晋两军会战之时。拜谒李潭州祠作【二首】黑云惨淡，压住孤城。城外萧萧，铁马嘶鸣。满室之人甘愿同死，全都赴死；三军效忠守节，哪里忍心苟且偷生？英魂不与寒草一同湮没，精气仍随着夜间磷火明亮。采来洁白的溪草，斟上清清的水酒；面对长风连祭三次，悲情实在难以承受。贾相当年执掌国政，贤臣被远远斥退，任用谄媚之臣；哪里知道到了末路，能够抒发忠心的不是平原献谄之人？吕氏诸郎甘愿接纳贤士，李公一族竟然都献身而死。新祠翼然矗立在湘江之上，读一次高大的碑文，便一次悲伤神魂。登岳阳楼作【四首】城上飞檐高高翘起，百尺楼阁凭高而立；登临一望，离愁便消散。九江浩渺，在天边流逝；万物森然，在镜子般的湖面浮现。晴日雾气在清晨迷蒙，仿佛蛟女的居室；清凉的风白天送来商人的船。文章有谁能比得上高平老？灿烂的虹光映照着斗牛星宿。栏杆十二曲，碧色玲珑。千里湖山都收入眼中，云影凄迷，映照着远处山峰；波光荡漾，仿佛在晴空中沐浴。登临此楼，谁能理解范希文的心意？俯仰之间，深深怀念大禹的功业。江草江花纷纷映入眼帘，倚着轩窗默默看那幽远的鸿雁。云窗月牖之下俯视清流，满眼山川，畅快地作一次壮游。是谁身在江湖，却心怀北阙？不过徒然夸说这楼阁冠绝南州。夜里弹奏朱弦，鼓动湘灵的瑟；春天锦缆回旋，载着楚地客人的船。想要唤起屈原歌唱《九辨》，澧兰、沅芷正在秋风中瑟瑟作响。高楼险峻，与白云相连；倚着朱栏吟咏，思绪浩然。七泽的波光摇曳，仿佛浮在案几上；三山的翠色飞来，仿佛落在酒樽前。老龙应当还记得怀襄之日，遗留下的碑刻仍题着庆历年号。想驾着苍龙上朝帝阙，长安只在夕阳边。沅州。潭阳远在夜郎以西，石径曲折盘绕，转过道路便迷失方向。粗犷的风俗还保留着，盘瓠旧迹深藏，只有鹧鸪的啼声可听。茅屋檐宇破败，令人哀悼三户遗民；山岚雾气浓密，连接着五溪。想凭吊灵均，哪里才是地方？江边兰草白芷正一片凄清。经过刘大有先生故居。大有名有年，他的祖先本是庐陵人，元代末年迁居沅州。洪武年间，他凭借明经出身入仕，升任监察御史，学问品行卓著，颇有声誉。不久因为辞官奉养母亲而触犯权贵，被贬到通州摆站。其间，他从州中故家得到《仪礼》逸失的经文十八篇，将其献上，皇帝下诏收藏在秘阁。后来又起用为太平知府，文庙祭祀将他列入正统；由于不肯迎接皇驾，被贬为云南黔宁昭靖王。昭靖王知道他贤能，派遣诸子跟随他学习，并且向朝廷推荐他。交阯平定后，又起用为交阯按察司佥事。他去世时，黄忠宣公为他作诔文说：“胸襟如江湖，规模承洙泗；文章宗法韩、柳，学问根本程、朱。”他受到名流推重，就像这样。我经过沅州，寻访他的后人，见到两个孙子，一个任别驾，一个任县尹，都已退休居家；还有两个曾孙是州学学生，希望他的家声大概不会坠落。询问他收藏的《仪礼》逸经，已经失传了。拿出他的遗像、遗稿，以及学士解公所作的《环璧轩铭》，我观看之后，更加产生仰慕高山、景仰大道的感叹，于是作诗来表达我的心意。五亩故居已经荒凉，坐落在古道旁；追想他的风范，重新感到凄然。雄健的文章直追元和诸家之后，精妙的道理又探寻太极之前。环璧堂遗址仍有所寄托，曲台所藏的逸失《礼经》却已经没有传承。众多孙辈济济一堂，承继家学；令人欣喜的是名门之后并不缺少贤才。题徐氏《贞节卷》，依用罗应魁诗韵。梧桐到了秋深已经衰老，辜负了旧日心愿；何况霜雪摧折了碧玉般的枝条。柔弱的草伏在尘土中，徒然自我哀悼；狂涛倒灌大海，哪里能够改变她的志节？高尚的风操不愧为曹家妇，浮华文辞反而使蔡氏儿女羞惭。穗帐中凄凄冷冷，寒夜漏声漫长；挑灯高声吟咏《柏舟诗》。经过嘉禾，怀念南丰先生。在嘉禾驿下暂时停船，追怀先贤，眼泪几乎流下。学术本来应当超过董仲舒、贾谊，文章原本也不让于韩愈、欧阳修。读书岩已经倾圮，长满苍苔；洗砚池荒废，在暮雨中令人发愁。如今故乡有很多俊秀人才，却不知谁能继承前贤的修业。从建昌出发，告别防同、智同二位侄子。你们想来会怜惜我这个济叔般痴情的人，相携来到楚江岸边为我送行。离歌不能安慰离愁，苦涩的别酒哪里禁得住别泪垂落？疲倦的马想归去，却仍依恋不舍；孤舟将要开行，更是迟迟不动。临别之际叮咛嘱咐说不尽，只愿你们好好读《斯干》《棣萼》诗。

译病中抒写心怀。两鬓萧疏飘白，才觉察自己开始衰老。疏放狂率仍像壮年时一样。不愿依附杨相那样的冰山，铁汉向来仰慕器之。哪里肯抛弃膏粱厚禄，去迎合卑微的言辞？怎忍心拿美玉般的品德换取羊皮般的低劣？试看卫青、霍去病在燕然勒功，哪里比得上当年有道之人的碑铭。经过雁门关作【二首】征骑萧萧驶过雁门关，登攀险峻山岭和绝高山峰十分艰难。向东望帝阙，祥云缭绕；向北看戎人庭帐，落日映照其中。李牧的营垒荒废了，烟树已经苍老；晋王碑还在，雨水使苔痕斑驳。面对长风慷慨怀念前代英烈，抚剑长歌，脸上充满悲怆。雄伟关城的楼阁飞檐高耸，独自倚着高栏送走夕阳。万里山河归于关塞掌管，三边将校都听命于旌麾。鸊鹈泉已经干涸，边兵困苦；苜蓿地烟气消散，塞马肥壮。黄昏时分辕门前，胡笳和战鼓争相催促前进，终于擒获薁鞬归来。甘肃元旦，依用朱都宪诗韵。玉门关雪后放晴，狼烟断绝，远胜呼韩邪单于款塞归降的年代。万灶貔貅军队森然列阵，护卫两班；冠帽和佩剑整齐，群仙一般。明珠翡翠，经过重重翻译而来；穿花纹衣服的使者和穿氈裘的人，共在同一片天空下。羽檄不再飞驰，刁斗寂静，早已可以看见把功绩刻在燕然山上。经过长城作【在武宁关北面；其东九十里是狼牙村，宋代杨业战死之处】断残的城墙曲折绵延，横亘在平原上。相传这是秦人过去修筑的城墙；城墙折断处每每在耕作后露出，斜斜的蒿草也常在雨后生长。瓮城门内长满野草，鼪鼯在城垛间啸叫。云雾消散，鹳鹤鸣叫；向东望去，狼牙村相距三舍已近，凄清的烟树更加令人伤情。挽悼王都宪。当年在汉口举杯醉别，哪里料到嘉会从此再无相期？玉门关已经在生前得以进入，史册却只能空自留下死后的追思。夜月照着柳营，胡笳声已经吹断；秋风吹过蒿里，铎声悲哀。想用白茅借饭祭奠，却无法送到；向南望章江，眼泪沾满面颊。送朱都宪巡抚两广，兼任总督军务。紫袍上的香气拂过御炉烟，出京镇守仍兼有将相的权力。千群铁骑嘶鸣着踏上去路，五色绣旗照亮离别筵席。榕城霜重，炎热的瘴气已净；桂岭云消，黛色山峰更加鲜明。文才武略兼备，能够建立功业；早早就可看见功勋事业继承名贤。挽悼德安张都宪瓒。当年在黄鹤矶头的醉别筵席，分别以来云树茫茫。刚听说您入朝应对、趋赴三殿，忽然惊讶音容已经隔在九泉。衰草晚烟笼罩着平定盗寇的营垒，长堤春水载运着军粮船。想寻找斧屋所在的涢川曲处，只见鼓子花残落在夕阳边。送李黄门孟旸出使占城 金匣中装着诏书，从宫殿台阶前颁出；特意命令儒臣去安抚海外夷人。龙节远远考察周代的典礼，鸡林再次看见汉朝的官仪。海上的云彩收敛了光色，迎接朱红仪仗；水中的怪物潜藏身形，躲避深红旗帜。经过越裳时烦请代为宣告，皇家的威德超过周代盛时。经过畅村时所作【畅村在河津县】一人一马行行走过孤零零的村庄，土屋荒凉，白天也关着门。豪强宾客任意杀人，如同楚子【群盗杀人后祭旗并食其肉】；名门大族裸尸下葬，仿佛王孙【大户厚葬，盗墓者剖开棺材使尸体裸露】。怪鸱在暮烟中声声悲鸣，冤鬼在昏暗月色下阵阵哀号。长叹百姓还剩下多少，空旷原野上一望，心中黯然销魂。在绛阳道中即兴作诗 城郭萧条，村落空虚。悲伤的清泪落在西风中，芦苇丛里有像朱粲那样的盗贼【朱粲喜欢吃人肉】；郡县中有谁能像郑公那样【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救活流民五十万人】？荒郊上云色昏暗，饥饿的鬼魂啼哭；古道上夕阳西斜，衰老的翁人哭泣。只是惭愧自己还没有匡救时局的策略，抬头遥望苍天，祈愿年成丰收。山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我哀叹之后，即兴写成一首七言律诗。春风不吹入穷人的家，白骨堆积如丘，实在令人悲叹。小瓮里满满储存着彭越肉酱，大车平稳地载着德光肉干。头颅再也不能归入黄土，腥臭腐烂之物却还能填饱暮鸦。站在驿亭旁勒马，更加惆怅，满怀悲苦，老泪洒向烟霞。喜雨诗【三首】鸿雁翩翩飞翔，正在哀鸣。是谁把天上的水瓢，在今夜倾倒下来？稻田沟畎重新泛青，春意充足；浮萍池水上涨，清晨的波光澄澈。残存的百姓已经有了获得生机的希望，曲折小巷里开始听到笑语声。惭愧我西来没有丝毫补益，只能载歌载颂《周雅》，歌颂皇上的圣明。屏翳驱赶乌云，白天也不放晴；龙王的水瓢滴滴落下，从天而来。刚看到白练般的雨水垂在屋檐缝隙间，忽然又像银河落在山涧边。寡妇从今以后可以收取遗留的谷穗，农家不再为菜蔬被雨水污损而叹息。清晨默默听着百姓歌颂，都说皇上的仁德遍及九州。上天的心意确实与人相合，皇帝的心地仁慈。一场充沛的雨，安慰了我的百姓。雨水滋润枯草，使它们含有秀美的色泽；远处树木间生出凉意，暑热和尘埃都消退了。污浊的池塘里欢喜地听到蛙声，荒芜的菜园中惊喜地看到新生的菜芽。只怕户曹催征赋税太急，遗民仍旧惶惶不安地奔走。和安道宪副《颍阳元日述怀》【这天有雨雪，二首】行台的官吏散去，白天没有喧哗；在这里停下马来，就如同到了家。古柏常常令人怜爱它含蓄的晚翠，枯草渐渐显出换上春天光华的迹象。祝寿酒杯中香气如金茎上的甘露，瑞雪寒凝，仿佛玉树开花。却笑我病弱的身体偏偏事务繁迫，早晨起来时还没等到北斗星西斜。病刚好，哪里忍受得了燕雀的喧哗？听完歌曲，苦苦思念家乡。梁公尚且不被理解，师德、介甫也只是听说荐举了子华。世事悠悠，如蕉叶下的鹿一样难以预料；人情淡漠，如雾中的花一样难以捉摸。鄱阳湖向西而去，先人的旧庐还在那里。归乡的梦中，时常穿过斜斜的竹径。弘治三年春三月十五日，皇上驾临奉天殿，亲自策问天下贡士，命公卿和文学之臣到东阁阅读试卷。都宪屠公作诗记载这件盛事，诸位公卿相继唱和。我有幸与他们同事，谨依照严整的韵脚作诗，不自知这样做有续貂之嫌。御柳低垂，禁苑迎来春天，轩中又看见繁盛而新颖的礼仪。群英献上策论，陈述王道；诸位老臣接连歌唱，颂扬皇帝的仁德。等待宫门开启，清晨整理佩玉，在玉署中谈论文墨；白天垂着绅带，连续几夜裹被住宿。礼部官员住宿时遥望奎星的光辉，映照着紫宸殿。天子登基，天下正值春意繁盛之时，典礼令人欣喜地重新举行。文华殿中阅读试卷，瞻仰天子的仪表；颁发楮币，承受圣上的仁恩，光辉四溢。分赐御酒，醴酒的香气浮在宝鼎之上。退朝后，士绅得到贤才，都深深为皇家感到喜悦。拖着鞋从容走出宫禁。传胪的第二天，礼部赐宴，凡是参与供职的人都参加了。都宪屠公又作了一首律诗，我再次唱和。当年曾在杏园春色中醉饮，年老了又承受皇上的宠命。新制的糕饼用红绫剪裁包裹，使我想起旧日制度；分饮黄封酒，更感荷皇上深厚的仁恩。云彩随着舞者的羽饰来到庭院，清风送来天上的香气，吹到佩玉绅带之间。圣德如同上天，我惭愧未能报答；于是歌唱《鱼藻》，向枫宸叩拜。在文华殿读试卷，依司马马公的韵作诗 红色楼阁上的日影移动，漏壶声频频催促；献策的人都被推许有贾谊、董仲舒那样的才华。我们所奉行的道义正逢文运昌盛，圣上的容颜也因直言而敞开。儒臣捧着试卷来到深宫，常侍手执笔墨靠近御座。天色已晚，传令催促赐宴；在五彩祥云高处，大家醉饮金杯。谨身殿开封试卷后出来听传胪，依学士李公的韵作诗。雨后月亮当空，八扇窗户明亮。清晨众人一同在殿廊中行走，脚步声响起。上卿打开试卷，开始宣读题榜；宣赞官站在台阶前，交替唱名。天边的庆云显出祥瑞征兆，御前大乐奏起和谐的乐声。金明路上人们互相谈论：上天为我们的皇帝降生了杰出的人才。恩荣宴，再依学士李公的韵作诗

译龠舞和翟舞在庭前奏乐，频频在琼林赐宴，正逢芳美的时辰。槐树的绿荫相映，乐官穿着花饰衣裳；香气飘过舞队的巾帻。醇酒滋润，含有仙掌露般的甘美；欢声散作帝台的春色。英才们感激圣恩，争相自勉并发誓，秉持忠贞，哪里敢爱惜自己的生命。在东阁读试卷，依少司空谢公的韵作诗 金銮殿策试士人，诏令群卿参加；礼乐制度和文章辞藻，详细加以评定。希望像舜的衣服一样补益衮职，像盐梅调和商鼎一样调和羹汤。欣喜听说空中出现祥瑞云气，哪里还羡慕脚下生出青云？还记得早年登科的日子，穿着蓝袍的士子济济一堂观看题名。谭都督祠 铁骑逼近，压迫北门；将军率领士卒在平原作战。秋风中孤独的戍堡边声急促，落日下重重包围，杀气昏暗。帐下健儿争相拼死效命，阵前强敌暗自魂消魄散。直到今天溪水仍含有余怒，半夜里轰然响起，仿佛万面战鼓喧鸣。九日登鹞子崖 秋风吹我登上高崖，四面眺望苍茫景色，心中也十分畅快。面对菊花才知道佳节到来，看着群山反而欣喜壮怀舒展。浮云变化本来没有定势，流水奔腾而去再也不回。向北望去，帝都才相距咫尺；金殿玉阙，正是人间蓬莱。送张启昭 在文华殿劝讲，沐浴皇上的优厚恩宠，将以正直之道辅佐皇上的治国大业。金人有什么必要三缄其口，铁汉尽管让他一刀砍头。台谏官交相上章，实在可笑；儒臣士绅惊得张口结舌，也很可羞。圣上的恩宠眷顾本来没有改变，难道肯让你长久滞留在南都吗？乡里的交情最为亲近，怎么忍心在离别宴上频频劝酒？上疏只求有助于圣上的治理，参与论思，确实不辱为词臣。自怜石介并不是狂妄之士，任凭诋毁西山的人被称为小人。暂时离开銮坡并不是远谪，不要拿辞赋去凭吊屈原。在东河驿寄给京师诸位朋友 唱完《北山》歌，眼泪滚滚而下；奉命向西而来，鸟道漫长。使者白天冲过秦岭积雪，清晨骑马踏过渭桥寒霜。愁苦的心肠暗暗随着猿声断绝，归乡的梦常随雁影飞翔。京城中的同袍大概会笑我，马蹄年年奔波究竟是为了谁而忙。在白瀑寺依墙间诗韵题写胸怀 仕途奔波劳碌，志气已经懒散，无心再求彻侯的封爵。只愿气节流传在青史上，不羡慕功勋姓名刻在景钟上。官场的处境如在天边，云色淡淡；客中的愁绪如雨后树叶，层层重重。叫童子汲取山顶的瀑布水，洗去秋日以来憔悴的面容。

译在播州行台偶然写下 奔波万里来到夜郎，亲自承受紫诏，向特殊的地方宣谕。想要守持清白，光大先人的训诫，哪里敢毁损廉隅而辜负圣皇？琴和鹤都不让它们跟随使者的车骑，何况金珠，怎么肯收入行囊？宾朋若试着解开我的囊袋来看，只有新写的诗十几章。早朝听宣誓告诫 红楼钟声响起，万只乌鸦飞翔。玉佩珊珊作响，走向宫禁。银烛的影子摇映着温室中的树，宝炉香气拂过侍臣的衣裳。鸿胪官传达诏制，依照黄道方向进行；禁军鸣响鞘声，拱卫紫宸。退朝后从容回到简陋的院子，欣喜地看旭日升起，洒下晴朗的光辉。皇帝车驾出南郊 羽林军清道，出了都城。圣主前往南郊，表达虔敬诚意。紫微宫方向的云气消散，春日照耀着黄色祭坛。尘土安静，清晨的风轻柔；鸡翘旗的影子随着龙舆移动，鼍鼓的声音伴随象辇鸣响。臣民欢乐满溢，都拍手舞蹈。这一生多么幸运，能够看见太平盛世。斋居时赐蜜饵 金盘盛着蜜饵，从朱红宫廷送出；天子的言语恳切，赐给列卿。宋室的凤团茶难道能够专擅美名？楚宫的椒糈不过徒然传扬名声。它香甜如方士的青精饭，润滑如仙家的紫石英。衰老无用的我惭愧不能报答，歌唱《天保》祝愿皇上的圣明。陪同皇帝在南郊祭祀 圣朝在圜丘献璧祭天，万支火炬飞腾的光芒映照着帝王的冠冕。斋宫深处云气缭绕，清越的漏声传得很远；燎坛上风暖，祥瑞的烟气浮动。分献给神灵的官员，多是博学硕儒；辇路上成群赶来的，全是彻侯。我这个来自湖海的愚臣，有幸陪同祭祀，却惭愧没有辞赋来歌颂宏大的恩德。宪副郁公惠赠青布和诗，我用白纻相赠，并作诗答谢。自湘川分别后，历经霜雪，青布殷勤地从远方寄来。将要展开赏玩，还感到其中含有江水的湿润气息；裁剪成长带，仿佛沉淀着花香。诗人不要讥刺蜉蝣的羽翼，骚客也不要徒然夸耀薜荔做的衣裳。白纻惭愧不是琼玖那样的回报，暂且用它在池亭中迎纳新凉。秋夜斋宿时怀念仲深宗伯 明亮的星河映照窗户，斋居中来回徘徊，感情难以排遣。蟋蟀在石阶上哀鸣，秋声来得很早；落叶铺在银床上，夜色清冷。归乡的计划尚未实现，心情更加急切；暑气渐渐退去，情绪刚刚平静。知道您也有幽居的志向，什么时候能并马走出凤城？离开京城偶然作诗 九重宫中下达命令，准许我退职归休，于是便到江边买一只归去的船。客居的梦还没有离开金阙边的树木，思乡之心已经追随着楚江上的鸥鸟。我的处境和裴相投闲置散的快乐相同，事情却不同于灵均离开郢都时的忧愁。圣德如天，我惭愧没有报答；回头望着紫禁城，思绪悠长。太宰介庵先生以诗饯别，我依原韵奉答【四首】清晨拜别朱红宫阶，走出帝都；面对寒江归去，与鸥鸟结成盟约。秋兰和萧艾，哪一种香、哪一种臭？蝉翼与黄钟，谁重谁轻？滕甫未必就是恶党，休文也未必是狂人。生在今天，谁来执掌评判是非的《春秋》之笔？忠臣、奸佞、廉洁、贪婪，都应当仔细评议。因病请退多年，叩拜紫宸；如今挂冠离职，正欢喜做一个闲人。思念莼菜正值新秋，等到种豆时还期望故乡的春天。忧虑国家，唯独怜惜君实的心最为真切；谈论交情，谁能像景仁一样真诚？炎热的南风和北地的寒雪，还要烦劳您调和治理，珍重当朝的社稷之臣。清晨交还牙牌，告别禁城中的竹子和梅花，打算与它们结下岁寒之盟。君王的恩情何止重如万钧？旅途中的行装向来轻如一片叶子。发誓守全忠贞，保全晚年气节，哪里肯只求温饱而辜负一生？鹤山未必不是君子，成大又怎么敢妄加评判？冠盖相随走出拱宸门，知道回乡以后就会成为品尝鲈鱼的人。东篱旁晚开的黄花灿烂，别墅里的紫蕨如春天般舒展。谁能看出张汤那样多变狡诈？我自怜像汲黯一样任性天真。回去吧，姑且饱餐鱼羹饭，不要再谈什么忠臣和奸臣。归田以后，接连生了两个儿子。秋官郁君作诗祝贺，我依韵答谢。年近老年仍惶恐不安，常常自怜；两个初生的孩子刚会吃奶，却使人满心欢喜。窦家的骏马凤凰虽难以相比，幸好白居易的文章还有流传。稍稍欣喜台阶前瑶草秀美，哪里敢夸说掌上的宝珠浑圆？山间煮汤饼没有多种滋味，姑且和着新诗为庆贺宴席助兴。静静倚着松窗，感受万物的光华。平生的踪迹有一半在天涯：曾在蜀地、秦地的鸟道上频繁奔驰传递，也曾在楚地、粤地的鲸波中多次乘船。有口却以曾品尝楼护那样的珍馐为羞，有家却不肯做寄居瘠环家中的主人。悠悠往事不要再提，暂且向青门学习种瓜。秋夜不能入睡，躺着诵读郁秋官的诗，依韵抒写胸怀。南北奔波，感叹只有自己贤能；回到山林之下，欣喜而陶然。幸好有多部史书，留下来给孩子诵读；哪里有什么功勋名声，可以流传于世？抱着水瓮灌溉虽然劳苦，却甘愿守住朴拙；这才知道想要凿圆孔，是可耻的。茅屋檐下吃饱鱼羹饭，似乎胜过侯门的玳瑁筵席。做官游历多年，厌倦了繁华，终于求得闲身，在水边垂钓。懒得骑马去听宫中的漏声，只想探访渡口，乘坐仙槎。虽然没有食客可以替我传播声誉，幸好有痴儿能够守护家庭。住宅靠近城郭，何必一定要有二顷田地？只种几畦邵平瓜就够了。子弟廷祺园中的紫牡丹盛开，邀请我去观赏。我醉后作两首律诗来记载这件事，当时是弘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看花仿佛看见洛阳的春天，魏紫艳丽，远远超出同类。玉板牡丹每每惭愧赶不上逸驾，鹤翎牡丹也没有办法避开芳香的尘气。香气如同荀令携香而来那样美好，色彩像韩湘染成却还未调匀。今天面对花朵一定要尽情醉饮，因为黄荃画中的花本来就不是真花。它的前身应当是紫薇郎，化作名花，独擅天下香气。起初惊讶晨烟笼罩着翠色帷帐，忽然又疑心甘露浸润着霞光般的酒杯。灵秀的根株浅浅映出兰芽的嫩色，浓艳的花朵仿佛含有歙砚的光泽。世人至今只怜爱间色牡丹，谁来修订花谱，续写欧阳修的著作？读《康斋集》时所作【吴征士与弼所著】濂、洛、关、闽诸学者的踪迹已经久被湮没，斯文一脉何其幸运，竟得到这样的人。弹奏一曲朱弦，声音格外淡雅；斟饮千杯玄酒，滋味独自醇厚。竹色花香，本来就是他的快乐；芸编缃帙的书籍，并没有使他因贫困而改变。那些纷纷妄议的小人，不要轻易讥讽；论见道之深，有谁比得上这位老人？闲居抒写胸怀 从万里之外归来，头发已经全白；溪边的风、山中的月，使思绪悠长。黄河边铁骑驰骋的经历已成为春梦，锦水上牙樯游览的旧事仍令人追忆。病后更加染上元凯那样的癖好，闲暇中仍怀有杞人的忧虑。桃花流水如今在哪里？愿与渔郎一同驾舟漂泊。都宪韩公贯道惠赠诗作，我依韵答谢【二首】我才疏庸拙，长久承受圣明恩泽，却知道自己不是人才，不能在盛世有所作为。三晋的云山应该还认得我，两京的议论最终又归向谁呢？闲来寻找平子的《归田赋》，懒得诵读灵均的《卜居》之辞。渭水边的树木、江上的云彩，令人叹息相隔久远；什么时候能在习家池痛饮一场？年老后能够悬车退职，自古以来也很难得。静静看春雨中的桔槔。往年曾经斥责王尊的车驾，如今不必再弹击贡禹的冠帽。春草池塘引发飘逸诗思，午桥的酒器和菜肴使酒量宽畅。萧萧风雨中听到鸡鸣的夜晚，枕着菊花、盖着芦花被，睡得正安稳。癸巳年藩省祝寿，依自立的韵作诗 文武百官排列成行，像玉笋般整齐；紫袍红鞋，灿烂成章。大家共同推崇皇帝承继三统的宝历，更欣喜皇上的风教遍及八方。香气暗暗随着云影移动，恩泽原本就和海波一样长久。炎热荒远之地不应长久埋没弘识，等候着看您佩玉作响，侍奉圣王。

译两阶上的剑佩整齐排列，庄严成行；缥缈的登歌奏起《大章》。万国的衣冠环绕北极，九天的雨露润泽南方。仙人仪仗的香气随风飘来，星辰转动，银河横移，清晨的漏声显得悠长。最令人欣喜的是三边的战争气氛已经平息，征西诸将足以抵御戎王。宋玉宅【即安陆州学】旧宅萧条，坐落在泮水一角。骚人曾在这里寄托幽居生活，荒台日暮，没有行云降雨；废弃的园圃春意深浓，却有高车经过。茂密的树木在萧瑟凋落之后摇曳，华美明朗的文辞还留有《变风》的余韵。巫阳歌唱完毕，秋天空旷辽远；这里应当有宋玉的遗魂返回故墟。登临樊城怀古【仲山甫受封的地方】残断的城墙和衰败的野草，构成古老的樊城。当年前朝在这里发生过战争。往事已经随着流水逝去，空山仍倚着暮云铺展。仁王寺的旗幡隐隐可见，芦苇萧萧，那里曾是敌将的营地。登高览胜令人惆怅，怀念往日的贤哲；唱完《烝民》，感情实在难以排遣。拜谒贾太傅祠时所作【二首】在汉宫中从容进言，座席多次向前移动；得到您这样的贤才，为什么竟然很快被贬到南方？孝文帝尚且疏远贤能的辅佐之臣，绛侯、灌婴难道没有嫉妒吗？少年才子寂寞地处在荒祠中，鵩鸟啼叫；深沉的遗井，寒泉清冽。自古以来才大的人难以被任用，可惜您哀歌唱尽，只能悲然长叹。治理国家的才能和谋略，远远超出常人。春秋以后，只有在您身上见到这样的人。谁知一代兴亡的大才，竟忽然成为被放逐到三湘的臣子。斜阳照在座隅，怪鸟飞来；江面寒烟中，凭吊屈灵均。应当知道困厄和显达都由命运决定，何必悲伤到自我毁灭？题写《徐氏贞节卷》孤竹和劲柏苍翠交错，幽静的闺房中安然度过年华。发誓保全贞洁的遗骸，归葬北边祖坟；怎忍心移动芳鞋，嫁到东边人家？看见梁间春燕筑巢便忧愁，庭院中也羞于栽种合欢花。青史已经记载，中垒校尉传扬她光明美好的贞节，世人争相夸赞。舟中感怀，集句成诗 短桨划船，吴歌声中满川花开【邓文原】；客居的心为什么转而如此凄凉【高适】？平生自笑，竟像王夷甫【子昂】；年轻时确实期望成为鲁仲连【杜本】。独对青灯，灯影中思念往事【张翥】；怎忍把离愁寄托在哀弦上【龙仁夫】？故园还有平生的约定【邓文原】；落日和孤云之下，望眼几乎望穿【元好问】。题《桃源小隐集句》桃源四面少有风尘【王维】；独自建一座茅堂来涵养道心【薛玄义】。万叶秋声伴着孤馆中的梦【汪水云】；满庭草色，自有自家的春天【复见心】。只管从暮醉到朝醉【子昂】；却恐怕闲人反而成为责备人的人【李群玉】。请问路旁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崔颢】：朱门虽然富贵，也不如贫寒自在【陈希夷】。《椒邱文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五 明代何乔新撰写 诗 七言绝句【附集句】福安记事 福安连续几年遭受盗寇侵扰，又加上洪水成灾，房屋全被冲毁。洪水过后疫气大作，死者有十分之三四，甚至一家人没有一个活口。邻里害怕互相传染，也不敢经过死者家门，所以死者往往暴露在外，不能安葬。唉，悲哀啊！我们的百姓为什么这样不幸？我巡行各部到达县中，召见询问父老，感慨叹息不止。虽然尽心设法筹划，但才能比不上张养浩，不能取得救济成效。于是根据所见所闻，随意写成十首绝句，送给一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大家共同谋划救荒的办法。海门半夜传来长鲸般的怒吼，狂涛卷起民居，吞入巨大的海中。只有清霜台上的桧树仍挺立，亭亭不改往日青翠。白天街市里像有水神天吴起舞，无数百姓都化作鱼。车驾在行台停下，更增添了慨叹；城邑村落萧条，仿佛一片废墟。战乱之后一片萧然，饭甑上都积了尘土，更何况瘟疫鬼困扰残存的百姓。惭愧我不是张希孟，面对斜阳，泪水沾满衣巾。清晨赶车越过碧山角，阵阵腥风迎面扑来，冲入鼻中。难怪饥饿的老鹰在空中飞舞而下，前村外暴露的尸骨躺在污秽的荒草中。高桅大船白天纵横海上，不时听到海上传来鼓角声。不要奇怪近来征税越来越少，因为编入户籍的百姓渐渐成了绿林中的盗匪。穿青裙的少妇抱着孤儿，长跪在车前，泪水流满下巴。丈夫死在银矿中，生计全无；每天只能锄挖野菜，和着糠一起煮食。去年赈济时，依靠官府的储粮；今年官仓连半粒粮食也没有，只好捕捞海鲜换米。可怜那孤独的小洲，又遭遇了强盗。孩子捕钓青蛙，母亲捕捉鳗鱼。溪边风雨交加，寒冷难以忍受。回来时灶火已冷，连烧火的柴都湿了。寂寞无言，只能掩泪观看。鸿雁哀哀鸣叫，又能怎么办呢？桑田如今变成了沧海。愿我凭借诚意挽回天意，却反而把悲歌转作笑歌。茅屋过了中午，烟囱里仍没有炊烟。里正催缴租税，又索要钱财。若不是遇到使君亲自来问讯，我这一生已经注定要进黄泉了。有百姓贫困得无法生活，欠粮七升，不能缴纳。里正催逼他，还索取私人债务。百姓急得想要上吊，里正把他押到道路上来。我审问后怜悯他，鞭打里正，让里正代他缴纳，等秋收后再取回。百姓哭泣道谢，像重新获得了生命。因此记录下他所说的话。山亭瑞香，依宗源的韵作诗 翠袖般的叶子、珠钿般的花蕾吐出奇异香气，不随群花争逐春日。名园台榭如今还剩多少？哪里比得上山亭中的瑞香，到了傍晚反而更加芳香？在福安行台依景澄的韵作诗 清晨驾着驿车向粤山南面行进，苦雨萧萧，前路漫长。最令人不堪惆怅的地方，是平原上的桑树和柘树全都凋残受伤。再次经过大凝寺，依景澄的韵作诗 三年中四次经过这座禅寺，两次看到凋零，两次看到花开。今天又乘画轓停驻，放眼望去，绿荫更加浓密，尽是桑树和麻田。初度有感，当时寄居在宁德行台 五十岁生日第一次在客中度过，不像今天清晨这样感慨最多。祖先的坟茔在盱地，我的身体却在粤地；吟诵完《蓼莪》，眼泪如河水般悬流。石牛驿，依南谷的韵作诗 苦雨连绵，炎风逼人，催促着我踏上归程。这颗心并不为世间的名声所动。愿把防滴天瓢中的水取来，将闽山万壑一齐洗得清明。审讯案件稍有空闲，偶然读到唐人王建的《宫词》，喜爱它寄托深远，很有《国风》《离骚》的遗意，于是仿作四章，录下呈给易庵，并顺便寄给南谷年兄。宫女年老了，虽然容貌如花，在掖庭承受恩宠，原本并不在于倾国倾城。披香殿上春意初开，[“防闲”疑有讹误]闲看群姬玩弄化生。面容憔悴，已无心对着镜台；燕钗和象簪都锁在尘埃之中。昭阳宫中自有身姿轻盈得宠的人，哪里肯让羊车在半夜来到这里？纤细的眉毛像弯月，鬓发像蝉翼。住在金屋中迟留了十二年，别院里的昭容新近已经系上臂印。如今她已得到皇帝赐给的洗儿钱。碧梧桐瑟瑟地送来秋声，我坐着倚靠银床，百种感慨顿生。是谁向御沟中题写落叶？却不知沟水最是无情。在汀州行台依照易庵的韵作诗。榕树的绿荫低垂，遮暗了闽溪；花骢马轻快地行走，离去时几乎令人迷恋。驻节在行台，我心中独自欢喜；幽深的树林里，再也没有怪鸟啼叫。在玉华洞依照易庵的韵作诗。白云深处就是仙人台，宝树在春意深浓时绽放玉色花朵。蓬莱仙岛也未必能胜过这里，仙人为什么还不归来？洞前的琪树倚着云彩栽植，洞中的瑶花映着白雪开放。自从乘飞车游历碧落以来，月明之时空自看见仙鹤归来。路旁的李花被风雨摧残。花朵像白绢衣袖，花萼如珠玉短襦，头戴白玉冠。含着凄凉默默无言，怯于春寒。东风并不因多情而怜惜它，许多残落的花瓣追随着马鞍飞去。巡视所属地区到上杭，路过三洲馆，看见白花生长在枳棘丛中，芳香洁白而可爱，却不知道它的名字。询问村民，村民说：“是文坛花。”我哀怜它寄托根柢于不合适的地方，作诗慰问它；又推想花的心意，替它作答，共得六首。洁白如雪，姿态如冰，生长在荆棘丛旁，又怎能经受苦雨和斜风？五侯的亭台馆舍有许多空地，为什么偏偏凄凉地生长在这里？右边一首是慰问花。我生来就有不凡的本质，独自扎根于众花之中，不认识五侯之家。年年承受多少雨露，全凭上天分给，哪里肯向风前抱怨年华？右边一首是代花作答。华丽的馆舍和高大的台阁，正是二月时节；群花红紫相间，争相茂盛。可怜我寂寞地处在荒山中，徒然怀抱芳心，又向谁吐露呢？右边一首是再次慰问花。不夸耀颜色，也不夸耀香气，不和群花争相在艳阳下斗艳。造化栽培我自有用意，姑且守着本分度过春光。右边一首是花再次作答。沁园的台榭高耸，五彩祥云相连。春天一到，铃索处处悬挂。为什么甘心生在蒿艾之中？炎风瘴雨里，又有谁怜惜？右边一首是再次慰问花。碧桃红杏炫耀着春日的姿容，到了年末纷纷飘落，总归一场空。即使生长在主人家的铃索之间，难道能够禁得住五更时分的风吗？右边一首是花再次作答。

译《渭水秋风图》。仿佛从秦川剪取半亩云彩，晴窗前凤羽般的翠竹纷纷摇曳。狂风不要苦苦摧折它，清庙中的箫韶乐章还要等待这位君子。行台中有一种花，名叫剪春罗。一夜之间盛开，当时浙防[疑为官名或地名，原文不清]进入境内。我和景澄督兵讨伐他们，贼兵败逃。因此戏作一首绝句说：宝剑倚向晴空，杀气高涨。鼪鼯之类的贼兵吓破了胆，抱着弓哀叫。上天大概是要施行功勋赏赐，所以剪取春罗来制成绛色袍服。座中有客人谈论军事，纵横驰说，没完没了；我随意作了一首绝句来警醒他。赵括谈论军事，世上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人；长平一败，鲜血流成了渡口。谁知道使项羽困窘、安定刘邦天下的人，反而是当时那位敦厚持重的人。经过斜头时遇到下雨。傍晚乘肩舆经过斜头，萧萧风雨伴随着旅途愁情。叹息百姓人家的生计已经耗尽，柴门也不关闭，任凭野麋自在游走。记录村民的话〔二首〕。大儿子前年死在银坑，小儿子如今又要出征；只愿使君平定狡猾的盗寇，让我这个老百姓从此安心务农。军营昨夜运粮回来，今天又派人运送铠甲。这样在道路上奔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贫瘠的田地大半已经长满蒿草。经过卧龙冈有感。躺看关河上战尘升起，草庐中的几句话便显出雄才。如今未必没有诸葛亮，只是谁肯三次屈驾前来？世间铜臭之人纷纷显贵，庸才也身居高位，哪里知道王佐之才曾卧居隆中？不要说山林中没有伊尹、吕尚，只是有谁能像德公那样识鉴人物？法孝直的奇谋，世上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君侯与他共事时总能包容他的荒疏。张枢密也忠诚勤勉，却遗憾他在台章中诋毁李纲。〔评论者说：张浚忠诚勤勉，像诸葛亮；然而诸葛亮能够容纳法孝直，张浚却不能容纳李纲，这正是他的短处。〕 题《鳌溪图》。满榻都是松树的阴影，满院长着苔藓；隐隐传来读书声，蕙草编的帷幕已经打开。是谁在晴朗的江面上划动双桨？应当是门生前来求教文字。题屏风间的红梅。曾经服食仙人炼制的换骨丹，霞色衣裳随翠袖起舞，月光清寒；暗香疏影终究不是凡俗之物，不要把它和桃花一样看待。记录襄阳、邓州百姓的话〔七首〕。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军队，西南百姓获得了新生。雄健的文辞谁能像元夫子？应当再次在摩崖上刻石歌颂圣明。走遍襄阳，到了南阳；慰劳安抚百姓，辞别离去。道路上连刁斗的声响都不惊扰鸡犬，村居宁静，处处都以耕田养蚕为乐。总戎往年驻守荆襄时，黄口小儿在路旁哇哇哭泣；如今他们欢快地骑着竹马，拦住街道载歌载舞迎接都堂。用白茅覆盖屋顶，用竹子编成篱笆，砍来生柴供早晨烧火做饭。妇女孩子和乐欢快，还感叹直到今天才得以免于流离迁徙。绿林中的兵乱已经平息，瘴气烟雾也清除了。回去买些山田，亲自耕种。荞麦收获了，村酿也酿熟了；家家歌唱吹奏，颂扬皇上的圣明。在荒山寒谷停下车来，殷切地慰问百姓，都是出于真情。白发老人和黄口儿童都感动得流泪，没想到今天竟能看见太平盛世。玉节的光辉来到汉水之滨，残存的百姓欢喜到了极点，却又转为悲伤。岘山何必再刻碑铭记遗爱？千百年来百姓的口碑就是最好的丰碑。寒食节到郊外行走，写下所见。破帽在风中飘动，白发垂落；太阳西斜时吃饱喝醉，神情得意。回到家中还摆出骄傲的样子，却忘了当初曾在坟地间乞食。偶然写成。当年德公以识鉴人物著称，如今为什么竟成了大冬烘？世间未必没有王佐之才，却把长蛇认作卧龙。题《梅竹卷》〔四首〕。梨花如云，朦胧无边，楚地天空低垂。身着白衣的人相逢，思绪几乎迷乱。北斗转移，参星横斜，寒夜漏声漫长；梦醒后只听见翠鸟啼叫。姑射山仙人具有冰雪般的姿态，戴珠冠、佩琼玉，降临瑶池。湘江的帝子原本与她同调，在岁暮时节相依着翠袖。铁一般的竹干，玉一样的花朵，以玉为魂。扎根不依傍五侯之门，严寒时节只有稀疏的竹林还在，共同守护清白贞正，处在水石之间的村落里。霜花簌簌落下，暗香浮动。千万颗明珠般的花露在夜里无人收取；[“防度”疑有讹误]展开图画吟咏，兴致高远，恍如水部诗人在扬州。依照吴原明的韵作诗。老朋友寄给我锦缎，[“防儿”疑有讹误]希望让人认识淇园烟雨中的竹子姿态；却笑河豚夸耀自己是绝品，这位君子的真正滋味又有谁知道？忆念在汳台的竹子，偶然写成。当年我任总宪时，汳水边有

译半亩竹枝在雪霜中萧疏挺立。分别以来已经很久，平安的音信也断了；如此劲节清风，又属于谁呢？题菊。霜中的花、露里的叶，散发着清冷的香气；这是别人家独有的一种秋色。岁暮时群芳都已凋落，只有修长的翠竹陪伴着清幽。题松，为樊都运作赋。虬龙般的枝干舒展盘曲，翠色的枝叶承受着天上的雨；树干披着霜皮，年老而更加坚实，足以用作椽桷。近年来人们把木材收拾殆尽，哪里知道栋梁还在山巅？在晋阳途中所见，作诗〔六首〕。采来的槐芽还装不满筐，婆媳蹲在地上姑且一同吃。只怕到了四月槐芽变老，从此贫苦人家又要断粮。母亲在前面走，孩子在后面追；孩子追不上，哭声悲惨。他只知道各自去寻找活路，哪里还肯回头看孩子一眼？苜蓿花开了，松花粉飘落，贫苦人家的生计更加萧条。平原上到处没有牟麦，山鸟啊，也不要再叫“婆饼焦”了。十六岁的丫鬟在路边哭泣，遇到人只说愿意乞求卖身为奴。哪里知道富裕人家也都已经空乏，谁还有多余的粮食来养侍女呢？县令传令禁止吃人，谁来怜悯百姓的饭锅已经积满尘土？明知醉客不是糟中的猪，姑且先填饱饥肠来度过这个春天。把榆树皮细细捣碎，白天也不停地丁丁作响；和野菜一起蒸煮，半生半熟。幼儿哇哇哭叫，瘦弱的老人流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秋收。在平陆所见。披着苫席，借着野草，倚靠在倾颓的墙上；父亲吃儿子的尸体，祖父吃孙子的尸体。这一段民间惨状，实在可以画进图中。活着只差没有郑监门那样的人了。记录村中老妇人的话。芮城有一位村中老妇，坐在豆田间，呼唤着孩子哭泣。我问她，她说：“我有个女儿，十五岁，换来三斗豌豆，种下它，希望能够救饥。如今遭逢旱灾，豆苗枯死了，只白白使母子离散，最终仍免不了饿死。” 卖掉娇儿换豆回来，哪里知道种下豆子全都只成了豆秸？白白让骨肉东西离散，连一杯羹也不能拿来解除母亲的饥饿。经过故丞相府第所作〔二首〕。西风吹来，门扉紧闭，白天也不开；墙上爬满蛜蝛，粉墙已经倾颓。庭前的小狗，不要惊动它吠叫；再也没有怀金之人，在黄昏夜里来到这里。偃月堂空空荡荡，复道幽深；蔷薇凋零，荆棘长成树林。斑驳的喜鹊归向何处？再也不到人家传送好消息了。白羊石。白色石头纷纷散布着，像白羊一样；突出的棱角遍布沙场。只惭愧没有学会初平的法术，只能任凭自己闲卧着面对夕阳。在播州夜里听到子规啼叫，有感而作。命运使我坠落到遥远的异乡，轻如一根羽毛般被贬谪，更怜惜十口之家还住在都城。今夜在播江边听见杜鹃啼叫，泪水打湿寒衾，连梦也做不成。事情办完还京，临出渝城时偶然写成口号。去年乘着使车离开京城，今天早晨整理好佩带入朝觐见宫门。担子里装着诉讼文书和诗稿，除此之外没有带回川中一件东西。山居时观察万物，偶然写成〔四首〕。风暖和了，空庭中的草色青葱。门庭像集市一样热闹的地方，草却从来不生。闲暇中玩味万物，窥见上天的意旨，才明白春风也有世态人情。两只燕子应当还怀念旧主人，绕着屋檐往来频繁地衔泥筑巢。却叹息老园圃的春光已晚，黄蝶纷纷飞过别人的邻舍。风和日丽，百花飘香。我坐看游蜂忙着酿蜜，纷纷扰扰地营求，徒然自苦。蜜酿成之后，究竟是谁来品尝？灵鸟声声鸣叫，聚集在树林顶端，却白白招惹群童争相用弹丸射击。哪里像黄鹂那样卖弄娇美的歌喉，游人听罢还留下无穷的欢悦。题泥金画梅。这花本来就是玉石般的容貌，何必劳烦金粉来增饰？懂得它调和羹汤的独特风味，才知道它来自蕊珠宫。琼玉般的姿态不肯沾染尘世黑尘，这是西湖独有的一种春色。画中何必再谈论外在色相？金色花丸成熟之处，才显出它天然的真性。与同年王绣衣告别，集句〔四首〕。我离去而你留下，能怎么办呢？〔李竹所〕不要说青云路上故人很多。〔刘文房〕今夜乘一叶孤帆，又将漂泊到哪里？〔施钓〕独自的身影翩翩，追逐着逝去的水波。〔▯允从〕 头上的花枝映照着酒杯。〔《千家诗》〕凤城隐约可见，我们还会再次相期。〔陈益稷〕九重宫阙正思念栋梁之才。〔子昻〕难道可以在江南长久离别吗？〔吴全莭〕 杨柳青青，江水平静。〔刘梦得〕分别时相互劝饮，酒多得像倾倒一样。〔岑参〕什么时候才能一同剪烛在西窗下夜谈？〔李义山〕再殷勤地为你唱一曲《渭城》。〔刘梦得〕 暖日中飞花飘近鬓边的白发。〔虞集〕挽留你同饮一醉，本来就没有预定的期限。〔戴防公〕明年的今天，不知你我身在何处？〔韦应物〕站立在清明朝廷的白玉台阶上。〔萨天锡〕

译《椒邱文集》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六。明代何乔新撰写。哀辞〔附诔〕。徐孺人哀辞。孺人黄氏，是竹楼先生的女儿，赠翰林编修金谿徐君的妻子，也是现任翰林侍讲时庸的母亲。因儿子的显贵而受封为孺人，七十二岁时因病在家中去世。我与时庸一同在乡里被推荐；她下葬时，我没能帮助沐浴和装殓棺椁，所以作了这篇送葬的辞文送给他，让执铎挽歌的人吟唱，以慰藉孺人的灵魂。啊，熊氏的后裔，生下了这位美好而幽娴的配偶。她既美丽出众，世上少有匹敌，又安静柔顺，喜爱修养德行。正值芳华年岁便结帨成婚，在南州得到佳偶。她谨慎修身，哪里有闲暇享乐？她说年长的我要奉养，年幼的我要抚育。手持香荃、枕着蕙草，何况还佩带香草和规矩。妇女的职责无不尽力履行，哪里敢稍微违背她的法度？上天保佑贤淑美善，使她生下聪颖的佳儿。她不只是勤于三次迁居择邻，还卖掉簪珥来教育孩子。儿子能够敬守她慈母的训诲，于是高飞进入凤池。皇帝加恩并予以宠嘉，诏书光彩灿烂。家中并非没有绮罗绸缎，她为什么独独穿这种白绢粗布？食物难道没有肉羹肉脯，她却偏偏甘愿吃这些蔬菜。难道是她自己节制享受来使家业丰厚，又以俭朴来规范众位妇女吗？春秋岁月未曾停息，年老渐渐追上了她。她乘着猛烈的风远去，突然一去便再也追寻不回。空室寂静无人，幽深的墓穴空茫无边。想来她驾着翠色车子跟随西王母，醉饮瑶池中的霞光酒；又或者渡过浩渺的弱水，与姑射仙人一同徜徉。阴云四面密布，白色骏马徘徊不前。寒风凄厉刺骨，画着丧仪图案的扇子翩翩飞扬。惆怅于贤淑的身躯永远逝去，幸而她美好的德范极为彰明。面对佳城陈述诔文啊，感伤得我的眼泪滔滔流淌。玉田耕隐李先生哀辞。先生名陞，字汝登，“玉田耕隐”是他的别号。他年少丧父，母亲孺人家境贫寒却守节，亲自教育他。先生感念母亲的教导，刻苦自励，发而为文，词章书法都精妙绝伦，令人喜爱。为了奉养母亲，他不求出仕；延请名师教育诸子，使他们不致丢失先人的事业。不久，他的儿子廷韶、廷美一同在乡试中举，廷美又考中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等官。廷仪也凭借《礼经》成为乡试魁首。先生因儿子的恩典受封为刑部主事。成化壬辰年，母亲孺人去世，先生悲痛超过礼制，得病后终于不起。唉，悲痛啊！起初我任刑部官时，喜爱廷美清正谨慎，和他成为文友。等到我在闽地任宪司佐职，得以同先生交往；他容貌温和，言语恭谨，行为浑厚而端正敦实。我才知道廷美的贤能原来有其来由。闽地本来就有很多贤士，然而明达诚信、和厚待人，不因爱憎而毁誉他人的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先生罢了。唉！先生已经不能复生，长者敦厚的风范也不再见到了，那么我的哀悼之情，难道能够自行停止吗？因此作这篇哀辞，来抒写我的感情。辞曰：少微星在傍晚陨落了，阴云沉沉，昏暗无光。金风萧瑟，挟带着怒潮悲声鸣响。可叹先生啊，突然乘着鹥鸟升天远行。贤善的人啊，汇聚了三山的纯粹灵气。聪明秀美而喜好修身，以先哲为准则。穿着芳洁的蓉花衣裳，怀抱椒酒作为饮食。不愿享用膏粱，把锦绣看得和粗葛麻布一样。清丽的文辞光彩熠熠，如碧水中的芙蓉。高雅的操守凛然挺立，如寒岩上的孤松。心怀美玉、手握美玉，却独自在山林郊野中困顿。把忠诚深深奉献给所依靠的母亲，又哪里有心思追求浮华的荣名？在玉田筑室，姑且以耕作和读书来排遣情怀。可叹先生啊，既孝顺又慈爱。后代子孙多有贤才，实在是上天赐给他的。有人在兰省登名，有人在丹墀端笏而立，譬如群凤翩翩，见到德行的光辉便来行礼。后皇嘉惠于他，于是加恩分封。光荣恩宠相继而来，他更加践行谦逊，持守虚冲。那燕山的窦老，大概是异代而同样的风范。可叹先生啊，为什么不多留一会儿？驾着苍龙远远离去，和赤松子相携同游；或者将渡过清澈的弱水，在昆仑山丘采摘玉芝。乡里失去了占卜吉凶的蓍龟，吉凶之事又有谁来询问？后辈惆怅不已，再也无法认识先民的风范和事业。可叹先生啊，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上天无法询问，命运也无法知晓。九泉之下茫茫无际，没有谁能把您重新唤起。献上一束生刍，感伤得我的眼泪涟涟。嘉兴吕文懿公哀辞。姜氏的始祖啊，开始接受吕这个封号而建立邦国。后代子孙离开原来的封邑向南迁徙，于是在江东建立家业。把他的福泽托付给了先生，正值圣明时代而奋发建功。先生承继了世代的美德，又加上喜好修身。咀嚼诗书的深长意味，遵循周公、孔子的美好德行。每日勤勉，好像还赶不上；追随前贤骏马般的步伐，远游求进。乡大夫以宾礼选拔贤才，先生卓然成为乡试第一。叩击天门陈述有益的言论，试看贾谊、董仲舒谁能分辨先后？即使钦永、元白，也必将流汗退走。于是升任翰苑官职，日益接近皇帝的清明光辉。既在石渠阁校理图书，也在玉堂起草诏令。抒发治理国家的平生学问，辅佐朝廷提出宏大的议论。天下九州纷纷扰扰，早已暗中承受了他的恩惠。为什么严霜突然降临，忘忧草忽然先行凋零？接到凶讯后号哭悲恸，眼泪如雨落下沾湿胸襟。皇帝连续两三次下诏慰谕勉励，先生仍上表辞谢而不起任。离开承明殿向南行进，抵达嘉禾停留下来。于是匍匐着办理丧事，哪里还顾得上自身的摧残毁伤？可叹墓穴尚未修成，突然遭逢这场大变故。难道是上天不肯留下他，还是寿命长短自有定数？哀悼的讣告传到九重宫阙，圣上的内心也极为悲伤。按照哀典加等褒恤，使生者和死者都光彩照人。哀痛与荣耀兼备，对于先生来说还有什么遗憾？只是贤哲已经凋零，这使群情都感到悲痛。众多士人流下眼泪，悲叹栋梁折断、山岳倾倒。于是叙述他的品行，陈说诔文，面对西风抒发哀情。尾声说：黑云浓重，含着凄凉；石滩水流湍急，更增悲伤。惆怅啊，先生如今在哪里？超越寥廓长空，骑着箕星而去。层层城阙高达千仞，云中的道路险峻崎岖。三座神山遥远无边，弱水浩渺弥漫。唉，先生啊，为什么不回来呢？欧阳隐君哀辞

译隐君名颛，字允干，姓欧阳。他的先祖与文忠公同出于唐代吉州刺史，后来分居在太和的蜀江。隐君年轻时便有非凡的操守，不喜欢从事世俗事务。有人劝他出仕，他说：“我的兄长和弟弟都在当时出仕了，我还何必出仕呢？何况我的父母已经年老，难道忍心为了微薄的俸禄而远离双亲膝下吗？”于是隐君不出仕，把奉养双亲作为自己的职责，磨砺品行、树立节操，乡里都称赞他。邻里有争斗诉讼的，隐君替他们评断是非；年成歉收、粮食不足的，隐君就开仓发粮救济他们。他大概有王彦方、连舜宾那样的遗风。七十三岁时，在家中寿终正寝。冢宰王先生已经为他铭刻墓志，几年后，他的儿子溥来到京城，又请求我为他作哀辞。我推辞而未能得到允许，于是作楚歌招魂说：君子出仕或隐居啊，只遵循道义而行。像伊尹、傅说那样的贤臣啊，谁能知道他们的优劣？可叹先生啊，独自困顿地隐居在山丘。寄身于高大树林的幽僻处啊，洗濯在碧绿山涧的清流中。追随商颜高士的逸驾啊，承袭严光严陵濑的风范。并不是以与世隔绝为高尚啊，本来就是我的志向所在。我的兄长和弟弟啊，都在清明的时代联袂奋进。双亲的头发已经斑白啊，可叹我若离开膝下又将到哪里去？蜀江岸边啊，土地十分肥沃。抬头看我所侍奉的啊，有老亲；低头看我所抚养的啊，有幼子。善行熏染乡里啊，确实使朋友信服。那邻里之间正纷纷争竞啊，都到我的居所来听断。以一句公正的话如同手持衡器啊，众人的喧嚣便都止息。凶年接连发生饥荒啊，有人连糠屑都吃不饱。打开粮仓发粮使他们吃饱啊，烧掉他们的欠债文券而不再追讨。既用仁爱安抚乡里啊，又进一步用道义引导他们。这也就是治理啊，何必一定要离开双亲去求取仕进？有时在南涧悠然徘徊啊，有时拄杖走在西边田野。松柏繁盛而高大啊，稻谷茂盛，到了秋天必有收成。把世俗之外的功名看作什么啊，不过像遥远太空中飘浮的云。鹈鴂忽然先鸣叫啊，衰老渐渐就要到来。忽然乘着尘埃与风远行啊，快如闪电、疾如风驰般逝去。石间泉水呜咽而含着悲意啊，山岩云气黯淡而带着哀伤。山川依旧宛如昨日啊，只令人惆怅，不知您的魂魄如今归向何处。悲哀那老成之士再也不能复生啊，心中郁结，无法舒展。抽取我的思绪写成诔文啊，忧闷郁结之中不断增加叹息。祭告说：魂啊回来吧，魂不要向西也不要向东。西方秋神之地苍茫无际啊，东方大海浩瀚无边。魂啊回来吧，魂不要向南也不要向北。南方雕题之地民风强悍啊，北方玄朔之地幽闭阻塞。魂啊回来吧，魂不要在上也不要在下。重重阴云幽暗昏晦啊，太空中一片迷惘。蜀江之上啊，有田地也有房屋。左右错落排列啊，有琴也有书。山可以砍柴啊，溪水可以垂钓。回来逍遥吧，四方极远之地都不值得居住。参政郭公哀辞 公名循，字邦礼。他的先祖本是尚父、汾阳王的后裔，因避难南迁，便在吉州入籍。公年轻时考中进士，提升为刑部主事。曾经上书宣庙，陈述工部营造修缮中的弊端。皇帝在便殿召见他应对，改任司空属官，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仍任刑部官员，不久升为郎中。奉诏审理京畿各郡的案件，平反了许多冤狱，于是授任广东参政。当时海盗猖獗，朝廷命大帅讨伐，任命公协助处理军政。等到海盗平定，公的谋划占了大半。将要入朝觐见时，公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七岁。我只是感叹公的寿命没有达到百岁，官位没有升到三公，而功业也没有充分显著于世间。因此作哀辞，使他的声名长久流传。您是汾阳王的后裔啊，簪缨礼服接连相传。先世末叶辗转南迁啊，开始在庐陵定居。公既禀有这种非凡资质啊，又承继了贵族大族的宏厚传统。探究洙水、泗水之间圣人的精髓啊，追随濂洛诸儒的美好足迹。勤勉不懈地践履修养啊，以前代贤哲为准则。仁义在内心融汇充盈啊，文章光辉在外显扬。乘着青云高飞啊，车上和鸾之铃铿锵作响。宫门洞开，四方都敞开啊，凤凰在朝阳下鸣叫。皇帝说：“我嘉许你啊，你来担任我的鷞鸠之职。”以彰明刑法辅佐五教啊，合乎皋陶的法度。抚读讼牍而屡屡叹息啊，只求保全生灵。可叹共工氏般的弊政啊，竟没有传达到圣明的听闻。于是闭门起草奏疏啊，叩拜丹陛献上忠言。天子的听察非常亲近啊，说：“我考察到你忠诚正直，便让你辅佐司空啊，希望大力革除群小的弊害。”为什么苍天降下如此惨酷的灾祸啊，忽然接连遭逢丧服之事。服丧期满后入朝觐见啊，走上通达大道施展才能。怀抱忠贞来图报国啊，发誓即使九死也不改变。奉明诏审理案件啊，勤于运用五听察明冤情。发扬日月般的光明啊，使光辉照彻覆盆之下。声望渐渐传播而日益隆盛啊，于是被皇帝简拔记注于心。乘着鹭车奔驰啊，在岭南参与重大政务。为什么海边的一群丑类啊，纷纷在民间兴兵作乱。长蛇般的盗贼吐舌逞凶而挡住道路啊，平原上奔走着妖异的螭龙。奋起天子的兵戈前去讨伐啊，将他们割鼻、歼灭，一个不留。妖异的烟气廓清了啊，渤海平静而不起波浪。驾车前往京城朝见皇帝啊，四匹牡马奔驰不息。忽然沉重的疾病骤然加剧啊，突然长逝而无人能够挽回。公的年寿并不算夭折啊，官位也不能说低下。只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啊，使众多士人都感伤抽泣。从前先公曾与您一同在乡试中举啊，交情确实由来已久而深厚。我这个不肖的孩童啊，也曾有幸接受您的教诲。惆怅九泉之下您不能复生啊，竟无法进献苹蘩祭品。热气翻腾、悲愤充塞胸中啊，姑且把哀痛寄托在这篇文章里。故处士王君敷若哀辞 三山有位隐居的君子，名叫王敷，字若，是前翰林修撰中美的侄子，也是今秋官郎中彦弼的叔父。年轻时学习科举业，慨然有志于经世致用。后来因病废弃科举，于是舍弃应试之学，更加致力于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他写诗作歌，清新华美，令人喜爱；尤其擅长行书、草书，因此士大夫都很看重他。他侍奉父母，既孝顺又真诚；侍奉兄长，恭敬而顺从；居处乡里，和乐亲切。他的品行尤其值得敬重。彦弼幼年丧父，王君对他教诲激励极其周到，因此彦弼学业有成，考中进士，在朝廷显达，这全是王君教导的结果。如今彦弼获得休假回乡省亲，而王君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得合抱那么粗了。彦弼和我谈起此事，悲伤不能自胜，并且请求我作哀挽之辞。我认为王君下葬已经很久，没有必要再作挽辞，于是作楚歌二章赠给他。彦弼回去拜祭铜盘山的墓地，让未冠的少年歌唱它来助祭酒，大概也可以稍稍舒解他的悲哀吧。歌词如下：山中有一位美好的人啊。声音如金玉般悦耳啊，容貌如冰雪般洁净。他在石泉中洗濯啊，以此自我洁净；歌唱《紫芝》啊，倚靠着云中的松树。忽然厌弃尘世啊，远游高峰；挟带天风啊，在太空中飘游。左边有王乔啊，右边有韩众。出入恍惚啊，仿佛从鸿蒙初始之处而来。仙人的车驾寥落遥远啊，我将跟随他到哪里？徒然远望啊，忧心忡忡。

译铜盘山巍然耸立啊，在山冈之上；白杨萧瑟啊，坟土高大如堂。夜鸟啾啾鸣叫啊，含着怨意；石滩水流潺潺啊，带着哀伤。祭牲非常肥硕啊，酒也非常甘美；扫去石上苔藓啊，献上芳香祭品。仙人游往的地方啊，遥远得究竟在哪里？歌唱楚辞《些》啊，召唤巫阳。回来吧，回来吧啊，以慰藉这片孝心；不要迟留啊，使我的心更加悲伤。处士胡君允恭哀辞 辽阳处士胡君允恭，是今监察御史以道的伯父。以道年幼时失去父母，处士抚养他长大，简直如同亲生儿子。以道也竭尽孝心奉养处士，如同处士是自己的生身父母。等到以道懂得求学，处士早晚督促勉励，使他增长学业；凡是冬夏衣物的费用、脯腊以及肉类的需要，一概不让以道承担，使他能够专心学习。以道发奋进修，想显扬自身来为伯父增光。不几年便考中乡试，登进士第，成为有名的宪臣，这都是处士教导的结果。正当将用自己的俸禄奉养伯父时，处士却忽然因病死于家中。讣告传来，以道号哭悲恸，几乎昏厥，想辞去官职服丧，但又不敢因个人私情妨碍国家典制，心中常感歉疚，一提到此事便流泪。于是请求了解处士的人为他铭墓，又嘱托我作哀辞抒写他的悲哀。从前苏明允下葬时，他的儿子文忠公苏轼已经请欧阳公为之作墓志铭，又请曾子固作哀辞，说：“铭文将放入墓穴中，哀辞将刻在墓上。”以道向我请求哀辞，难道也是文忠公当年的意思吗？于是作楚歌二阕赠给他，让胡氏子孙每逢岁时上坟时歌唱，用来助祭酒，希望处士的魂灵降临故乡，从上空俯视旧乡，乘鹤归来，也足以稍稍慰藉侍御君的心，舒解他的悲哀。歌词说：秋风起来啊，幽暗的云层深深。江边鼯鼠在雨中哀鸣啊，夜里啾啾不止。惆怅美人啊，遥远地在何处？斧削的墓屋幽闭啊，位于海边角落。可叹这样的人啊，世上有谁能与他相类？志向芳洁啊，确实喜爱修养德行。隐居空谷啊，只求志向实现。钟鼎圭茅的富贵啊，遥远得如同浮云。厌弃这尘浊世界啊，驾车远游。逆着刚劲的风啊，渡过柔弱的水流。左边招来赤松子啊，右边挹取丹丘的仙露。蓬莱仙山高寒啊，为什么还要久留？何不回来啊，享用这些干肉祭品。秋露降落啊，群花凋萎。茂盛的草木欣欣生长啊，蕙草枯萎、兰花衰败。怀念美人啊，却不能相见。感伤得眼泪啊，交错流过面颊。可叹二弟早逝啊，留下的孤儿啊，幼小无依。谁来依靠并教诲他啊，使他能够懂得知识？使他飞上九霄啊，振动羽翼仪态。头簪笔、立于螭陛啊，金豸冠光辉灿烂。若不是伯父啊，怎么能达到今天？树想要静止啊，风却摇动它。俸禄正要用来奉养啊，为什么忽然离去？鸭绿江浩荡无边啊，没有停息的时候。含着悲哀、咽下痛苦啊，终身以此为期。斟取寒泉啊，以美酒助祭。何不回来啊，慰藉这片孝心。吴母魏孺人哀辞 我读《诗经》二南时，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说：“天下最难教化的，没有什么比妇女更难了。然而周代盛世，从公侯的妃子、大夫的夫人，到《江汉》中的女子、《汝坟》中的妇人，没有不具备贞信的品行、肃穆和谐的德行。这不是先王神妙的教化暗中感化她们的内心，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夏商周三代以后，妇女教育已经废弛，即使士大夫家中以贤淑著称的妇女，也很少见了，何况身份更低的妇女呢？等到考察南平吴母魏孺人的品行，才知道闺门之中的贤德，可以与《二南》媲美的，并非没有，只是世人不能完全知道罢了。孺人出生于名门，嫁给君子，她幽静娴雅的德行，就是《关雎》所歌咏的；她纺织粗细葛布的技艺，就是《葛覃》所称赞的。岁时协助祭祀，恭敬地供奉笾豆，就是《采苹》的意义；享有许多福分，生育众多子女，就是《芣苢》《螽斯》所歌颂的。唉，贤德啊！她与《二南》所歌唱的人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孺人去世后，她的儿子乡贡进士珙嘱托我作哀悼之辞。我认为，三代以前，贤德的妇女已经写入诗歌、配以管弦了；三代以后，幸而有像孺人这样贤德的人，难道可以让她默默无闻吗？所以作辞来哀悼她。歌词说：灵草萱花婀娜美丽啊，却被浓霜摧残；慈竹稀疏啊，迎着惊急的风而飘摇。唉，夫人啊，忽然弃世而去，像遗弃一般。夫人禀有美好的资质啊，又以美好的德行加以充实。佩戴湘兰使自身芳香啊，垂挂美玉作为装饰。陈列图籍史书来作为自我鉴戒啊，希望遵循公父氏留下的法则。刚满二八年华便结缡啊，嫁得名门中的佳偶。美好的德行、美好的仪态啊，姿态娴雅而容色庄肃。春秋按时从事祭祀啊，共同供奉苹藻。勤勉履行妇职织成葛布啊，具有《葛覃》遗留下来的风范。公婆交口称庆啊，妾媵也非常合宜。上天保佑贤淑美善啊，福禄安稳地降临。兰玉般的子孙纷纷满庭啊，确实像《螽斯》所说的子孙众多。可叹薤上的露水容易干啊，惆怅山谷中的舟船忽然漂移。寿命还没有到耄年啊，却忽然一病而再也无法挽回。文笔峰啊，佳城的墓地高大峻峭。天下妇女失去了自己的老师啊，感伤的泪雨滂沱。祭告说：缑岭遥远啊，仙鹤已经飞去。秦台寂静啊，凤凰不再归来。或许将与西王母一同在瑶池宴饮啊，或者驾着翠车，跟随麻姑嬉游。云色惨淡啊，风声悲凉。墓上宿草青青啊，秋露凄清。织锦机蒙尘啊，蟋蟀在其中奔走。惆怅她的声音容貌啊，遥远得再也无从知晓。人有生就必有死啊，谁能逃避呢。美好的品行极其显著啊，百世之后有谁能比。召唤巫阳啊，陈述招魂之辞。夫人若有知觉啊，何不回来呢。监察御史伍君哀辞 唉！我怎能忍心哭悼我的体驯呢？体驯有宽宏裕厚的气度，有刚正耿介的操守，有剖析烦难、治理复杂事务的才能。不只是我知道他，凡是士大夫大概没有不知道的。然而他的官位没有达到与德行相称的程度，才能也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年寿还未达到下寿便去世了。是天意吗？是人为吗？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唉，悲痛啊！当初体驯在福建巡按时，听说上杭的邪民聚集不逞，结党作乱，便单骑抵达盗贼所在地，并且发檄文命三司带兵前来防备，亲自进入他们的巢穴，用祸福之理晓谕他们。盗贼感动喜悦，每天投降的有几千人。唯独他们的首领凭险固守不服，体驯督促激励将士进攻讨伐，攻破了他们的营寨，割下首领的首级，驱散其党羽。三司想上奏报告他的功劳，体驯坚决制止，于是事情没有上达皇帝，奖赏最终也没有得到。体驯在上杭时，昼夜起居总在炎热的风雨中，因此得病；代任归还后病情逐渐加重，最终竟卧床不起。唉，悲痛啊！人们有句常说的话：“贤者一定显贵，仁者一定长寿。”像我的体驯，难道不是所谓贤而且仁的人吗？然而官位只到这里，寿命也只到这里，天道幽昧，大概实在无法探究。我与体驯相知最深，曾说将来在国家建立伟大功绩、在史册上留下美名的人，一定是我的体驯。

译谁曾想到体驯竟止步于此呢？难怪我叹息悲悼，不能自已。因此借楚声来抒写我的悲哀。歌词如下：停聚的云气仿佛就在眼前啊，我思念美人却再也见不到。九泉幽深而昏暗啊，感动得我的眼泪像霰雪一样落下。美人美好修洁啊，洁白如玉而明亮如珠。吸取六艺的芳润啊，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刚到壮年便考中乡试啊，于是名声传到天庭。金豸冠高高耸立啊，白简森严，仿佛飞霜。乘着使者车奔驰四方啊，声望超过范滂、张纲。为什么闽山如此险峻啊，微小的丑类竟肆意作乱。像猫头鹰张开翅膀、蝉蜩发怒啊，谁能举手遏止他们的猖狂？美人催促车马疾驰啊，发誓把荡平叛乱作为自己的责任。先发布文告啊，并不只是为了逞意斩杀敌人。冲入迷蒙的雾雨啊，冒犯炎热的尘埃。难道不怜惜自身吗啊，只是想到王事十分紧急。妖氛豁然消散而天色明朗啊，自身却抱病而日渐憔悴。即使有和、扁这样的名医也不能医治我啊，忽然如朝露般先行消逝。年寿虽然不能算天年啊，为什么不能达到耄耋之期？官位虽然不能算卑下啊，为什么不能做到宰辅重臣？叩问巫咸却没有人告诉我啊，只能独自叹息流泪。可叹世上贪婪凌人的人啊，有的头发已经黄白却还像孩童。包容羞耻苟且偷生啊，不如早早死去。可叹世上邪僻奸佞的人啊，有的享厚禄而有荣名。芳美声誉不能树立啊，即使显贵受宠又有什么可称道？年寿似乎有所不足啊，名声却凛然有光。拿这些来与那些相比啊，究竟谁短谁长？我知道美人贤能而且仁厚啊，只是力量不足以振兴他。面对西风久久伫立啊，徒然含着悲哀陈述这些话。刘母安人翁氏哀辞 唉！风俗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连自称士人的人都不能始终守住节操，何况女子呢？南平刘母翁安人就是这样的人，足以使人惭愧。安人二十九岁时，丈夫去世，她的儿子璋当时还在襁褓中，不能保证他将来能够立身。安人处境贫困而守节，勤劳困苦、艰难危厄都不能改变她的志向，最终抚养儿子成材，使他能够继承家业。乡里惊叹而称异，有司推重她的品行，想请朝廷旌表她所居的里门。安人推辞说：“这是女子妇人本来应当做到的事，有什么值得上报朝廷的？”于是作罢。唉！安人的节操品行如此，与那些只守住一种善行却不能坚持到底的士人相比，又怎么样呢？安人守寡二十一年后去世，去世若干年后，璋以进士身份被选任为地官主事。又过三年，天子因璋能够胜任职务，推恩于他的父母，于是有了追赠的命令。璋担心安人的节操不能流传于世，嘱托我作哀辞。唉！安人守节、抚养孤儿，却不愿上报朝廷，难道是希望以节行闻名后世吗？那么不作哀辞也可以。虽然如此，风俗已经败坏，像《凯风》所说不能安居其室的人，纷纷都是。如果有像安人这样的德行却使她默默无闻，又凭什么辅助世道人心、激励败坏的风俗呢？所以哀辞不能不作。从前陶婴早年守寡，作《黄鹄歌》来表达自己的誓志。我认为安人的品行并不愧于陶婴，所以借物起兴、援引同类事物作辞来哀悼她。歌词说：“黄鹄翩翩飞翔啊，身穿金色羽衣，像菊花般的裙裳；早晨在太液池游览啊，比翼齐飞；傍晚栖息在邓林啊，和鸣声铿锵。养育了这五彩的雏鸟啊，果然严肃端庄、步履有序。惊急的风震撼啊，危险的巢坠落在地。可伤的雄鹄啊，竟在半途中长逝。可怜孤雌啊，踯躅徘徊，悲声鸣叫。徘徊顾看自己的身影啊，还不如不曾出生。难道没有雎鸠啊，在那河中小洲？也有鸿雁啊，一会儿飞起，一会儿降落。它们并不是我的良配啊，我宁愿守寡独居。思念那已经故去的雄鹄啊，云路遥远而渺茫。想要杀身追随它啊，本来并不是我做不到的事。想到幼雏无所依靠啊，按道义衡量却仍觉得不安。风霜的辛酸苦楚啊，我心甘情愿承受。粱米水藻不能充饥啊，怎敢说我饥饿？即使山石磨蚀啊，这个志向也不改变。羲和驾日不停留啊，忽然追赶到崦嵫山。羽化登仙啊，跟随故去的雄鹄嬉游。雏鸟如今羽翼丰满啊，灿烂缤纷而有文采。列身于朱红朝廷的鹓鸿之中啊，和阿阁上的鸾凰为伴。追忆从前抚养照顾啊，清泪纵横。算了吧！白杨惨淡啊，墓上宿草青青。” 骨骸虽然腐朽啊，仍有余留的芳香。精气虽然消尽啊，凛然之气却仿佛仍在生存。鸨鸟难道不像雁群那样肃肃而飞吗啊，死后还留下腥臭。可叹这只黄鹄啊，独享百世的美好声名。” 太保王文端公哀辞 太保王文端公，是西昌的世家子弟。永乐甲申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侍从，因为被选中而在春宫劝讲，升任礼部侍郎，最终登上冢宰之位；担任师傅等官，历时五十多年。他的文章和道德卓然闻名于世。天下士人歌颂他的文章而希望见到本人，见到本人后，没有不佩服他深厚远大的气度、摒弃自身瑕疵吝惜的。下至里巷中的儿童妇女，也都能说出他的姓氏和名号。他去世时，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没有不叹息悲恸哀悼的。唉！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盛德君子吗？乔新与公是通家之子，又不是一般人的哀悼可以相比，因此作辞哀悼他。我的胸怀郁结而心中悲痛啊，眼泪汹涌流淌。我的心为什么如此悲哀啊，因为哀悼贤哲之人已经逝去。自古以来谁能不死啊，可我仍深深眷恋，怀抱这种思念。夫子的盛大德行啊，本来就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夫子禀有美好的资质啊，又以博学增益自己。若不是秋兰啊，便没有可佩之物；若不是芳香的杜若啊，便没有可穿戴之物。寻求洙泗遗留下来的学统啊，践履濂洛先贤留下的法则。道德在内心充盈蔼然啊，英华在外表发散光耀。乘着风云高飞啊，宏大地施展治理国家的远大谋略。在东观修撰史册啊，在北门掌管诏令。雄篇巨册超过欧阳修、苏轼而驾凌班固、扬雄啊，追及姚鼐、姒禹般的浩大浑厚。那些崔瑗、蔡邕般琐屑的文章啊，本来只能惭愧退缩而奔走。或在春宫辅导太子德行啊，或在台阶之间辨明政事。屹立如明堂的柱石啊，确实是当代的蓍龟。志向在于使自己合乎伊尹、周公的法度啊，轻视姚崇、宋璟而不愿以此自足。秉持端正刚直来辅佐君王啊，履行准绳法度而不偏斜。泰山乔岳虽然看不见运动啊，却能滋润万物，功效极多。功业成就后便退隐啊，将要到山边安度晚年。从潞水之滨早晨启程啊，傍晚把船停在文江。把显赫的时代让给后人啊，寻访西昌旧日的隐居处。追随裴度绿野堂的遗风啊，延续耆英会的美好聚会。

译保持自己的美德而自得其乐啊，每天在尘世之外悠然自适。岁月匆匆容易流逝啊，衰老渐渐就要到来。赞美傅说寄身列宿的传说啊，骑着箕星尾星一同逝去。皇帝看到讣告而更加悲伤啊，叹息苍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留给众多士人掩泪相吊啊，悲叹泰山忽然崩塌。于是由太史考定品行啊，在太常确定谥号。美好的声名光明而长久延续啊，我知道夫子并没有真正亡失。感叹先公主持铨选，与夫子共同任事。只是童稚愚昧的我又知道什么呢啊，却曾多次到庭阶拜见。听说夫子乘鹤车升天远行啊，我内心悲痛不已。可叹再也看不到您的声音容貌啊，却不能忘记您的教诲。像谢安那样追怀谢傅啊，经过西州时徘徊不去。像苏轼那样眷恋文忠公啊，也写下书信寄托哀思。人情都同样怀念旧人啊，难道今昔会有不同的心情吗？若不是盛德君子啊，怎么会使我抽泣而不能自禁？长夜漫漫而天不亮啊，寒风凄冷从四面吹来。鹈鴂在树梢鸣叫啊，仿佛也在助长我的悲哀。采来杜蘅杜若献上芳香啊，恐怕夫子不会享用。托巫阳陈述招魂之辞啊，又恐怕夫子不会回头看我。姑且提笔抒写思绪啊，把内心烦乱昏闷之情写出来。陈君廷泰哀辞 廷泰姓陈，是今秋官郎中廷仪的兄长。他的先世世代居住在光州固始，唐代末年避乱进入福建，于是成为福建连江人。君为人和蔼平易而庄重，好学而能作诗，书法也刚劲有力，令人喜爱。他侍奉父母以孝著称，抚养各位弟弟，友爱尤其深厚。廷仪在朝廷做官，君多次寄信告诫他居官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因此廷仪成为当时有名的执法官，贤能的声誉很盛，这虽然是父母的教导，也有他兄长的帮助。天顺壬午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不幸遭遇意外而死。廷仪听到讣告，哭得极其悲痛，一谈到他便潸然流泪。唉！从廷仪如此哀悼来看，就可以知道君的贤德了。如今廷仪辞去职务南归，将把君安葬在廉湖山的原野，嘱托我作辞抒写他的悲哀，所以作辞招魂，让执绋的人歌唱来相互挽送，希望逝者听到后，在地下也不会因自己的不幸而悲哀了。歌词如下：闽地的山啊苍苍，闽地的水啊浩荡。惆怅美人啊长久远去，越想念你啊我的悲伤越增加。可叹君子啊喜爱修养，承继中州的华美世系。采摘芙蓉啊采撷芳草，日日徜徉啊安然顺流。孝敬你的双亲啊和谐欢乐，友爱你的弟弟啊亲切和乐。享受天伦啊自得其乐，哪里肯向外炫耀而求取知名？苍天昏暗啊，竟不保佑善人而使凶祸降临。祸患的机缘突然发生啊，难以预料；一刹那间生命陨落啊，竟被奸童所害。苍天高远啊无人可以呼告，土地茫茫啊无人可以申诉。跖那样的盗跖却长寿啊，颜回那样的贤者却夭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父亲的庭院寂静啊，含着凄凉；兄弟之原惨淡啊，更增悲痛。怀抱冤愤啊向谁诉说，魂魄恍惚啊知不知道？幸好承继芳美声名啊，还有子嗣；桂树枝条纷纷啊美好繁盛。确实仁厚的人会有后代啊，美好的福庆绵延无穷。采摘溪边草木啊献上芳香，红色魂幡纷纷啊迎风飞扬。作《些》歌向下招魂啊，派巫阳召唤；君不回来啊，我的眼泪滂沱。美好的墓地郁郁葱葱啊，占卜说确实吉祥；愿乘桂木车啊系结蕙草带。乘风归来啊，到廉湖山冈。双峰刘先生哀辞 双峰刘先生名求素，由进士逐级升任刑部副郎，因为守法不阿而触犯权贵，权贵中有人想借此使他遭受祸患，他惴惴不安，以为将有不可测的灾祸。幸赖先帝仁慈圣明，最终完全宽宥了他，只贬谪戍守辽海。今天子继承帝位，召还所有被贬谪的人，诏书下达时先生却已经去世了。唉，实在可悲啊！我与先生有同乡之谊，所以作文章哀悼他。悲哀这个人遭遇祸患啊，困顿失意而丧失生命。向苍天询问却得不到回答啊，感伤得我的眼泪沾湿胸襟。先生年幼便立志求学啊，以前代圣哲为榜样。若不是美玉啊，便不佩戴；若不是琼浆啊，便不食用。怀抱古代遗经探究始终啊，于是穷尽幽深、探寻精微。学业有成而用于世啊，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操守。阐明经义来辅佐教化啊，希望追随前代贤人的足迹。掌握国家法令而不改变啊，哪里肯吐刚咽柔、欺软怕硬？世途为什么如此险恶啊，忽然独自遭遇这场奇祸。那些谗人的诬陷极其狠毒啊，肆意铺陈谣言诋毁欺骗。明亮的太阳当空啊，阴云却黯淡地遮蔽它。清庙中的宏大美玉啊，众人偏偏诋毁说它是石头。芳洲上的美好橘树啊，反而诬陷说它是枳棘。仰望苍穹自行申诉啊，天空深远肃穆而一言不发。皋陶不能复生啊，谁来察明先生的烦冤？伏在狱门之内数月啊，忧愁憔悴而日益苦闷。幸好皇帝的鉴察极其明白啊，才稍稍把他放逐到荒远之地。走出国门向东而去啊，指向医巫闾山而停留。鸭绿江深广流动而无边啊，遥望故乡相隔万里。羲和驾日高驰啊，忽然已经逼近崦嵫山。顺应变化走向生命终点啊，与这个世间长久告别。贾谊被投置湘水啊，最终还被召到宣室相见。刘向遭受谗毁而下狱啊，晚年也登上显赫官位。先生一经贬斥便不再被召回啊，怀抱幽深的心志而无法伸展。进入漫长悠远的黑夜啊，不能等到见到阳春。古人有话说啊，自古以来谁能不死？奸佞小人没有良心啊，即使活着也如同鬼魅。先生守正而死啊，声名凛然，光明有余。一世的生命虽然短啊，百世的声名却长。假如能修成美名而长久流传啊，即使九死又有什么可悲伤？面对西风歌唱招魂之辞啊，姑且在幽深茫茫之中慰藉您。封监察御史魏公诔 成化丙午年秋九月二十四日，追赠监察御史的余姚魏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乔新与公的儿子、今任江西布政使的魏瀚，是同年进士。公去世时，乔新正在南北奔波做官，来不及作叙述其生平、执绋相送的文章，于是为他作诔。虽然不能把它载在白旌上，也希望可以附在家谱中。诔辞如下：

译魏公啊，是毕公的后裔；毕公辅佐周王平定殷商，开始受封土地，后来困厄于嬴秦之世，族人南北分散居住，世代绵延，出了卿士和辅弼。公的出生，实在承受了先祖的福泽。还在童年时，便和善守礼；在文艺领域崭露头角，在词林中声名振起。因贤良而被举荐，乘时奋发而起，美好的声誉很快显著，更加敦厚地履行朴素的德行。铨选官署选拔人才，公辅佐泷州县邑。当时蛮獠侵扰我们的疆界，元帅震怒，想用兵将他们歼灭。公说：“不可以，应以德怀柔远方，以恩惠和信义安抚他们。”但强悍之人仍不服，犀牛奔突、野兽骚扰；公宣扬皇帝的恩泽，蛮夷穿着椎髻卉裳，内心受到感动而改变，愿意归附皇帝的教化，编入我们的户籍。壮美啊，濬邑位于国家南部边疆，征发徭役接连不断，百姓天天疲惫。公前往辅佐治理，敏捷而有作为，不争强也不怠慢，恩惠和威严随事施行；逃欠租税、躲避劳役的人，按期回来自首。飞蝗远远避开，大田如茨草般茂盛；遗留的禾把、滞留的穗粒，也使鳏夫寡妇得到利益。公也有儿子，早年便有美好声誉，振翅飞上仕途，在宪府扬名。公说：“回去吧，恢复我原来的服饰，饮用我的寒泉，种植我的芳菊。”良朋来到，一同登临游览、往来追逐。皇帝推恩于公，于是下令让他在家中接受任命；獬豸冠高高耸立，绣服十分华美。恩宠虽然隆盛，公却退处自谦而不夸耀，谦德的光辉使乡里人感叹。寿命为什么不多啊，止于八十岁。可叹如今的人啊，谁能不死？像公这样福善啊，美好的声名怎会终止；余庆所延续之处啊，簪缨衣冠之士济济一堂。何况如今的方伯啊，镇守南方疆域，天对公的报答，大概就在这里。丰山的原野上，松柏苍苍；生命虽然有终止，精神声名却长存。我怀念这样的人啊，人的形体虽亡而名声仍在，恭敬地献上哀诔，使幽冥中的光辉更加显著。《椒邱文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椒邱文集》卷二十七 明 何乔新撰 祭文 祭沈方伯文 唉！沈公竟然就这样止步了吗？慨然追念往昔，使我悲伤叹息。当初辅佐夏官，充分施展才能，忽然遭遇奇祸，远远流放到辽海，在鼪鼯出没的洞穴、冰雪覆盖的地方。十年时光渐渐流逝，艰难险阻全都尝遍；别人都替公忧虑，公却顺应处境，视险境如平地。居住期间常常安闲自得，皇帝有恩命，下诏起用公辅佐汴藩；施行政务宽和优裕，大小事务都称贤能。桂岭边远之地，炎热烟气郁结，公前往巡行宣抚，顾不上自我保养。体内瘴雾发作，外受炎热蒸腾，苍天不肯留下公，忽然使他丧失生命。唉，悲痛啊！公的宏大才干，本应升入台阁，命运却多有奇厄，官位止于方岳。公的仁厚，本应享有高寿，命运却不善，忽然逝去而无法挽回。堂上有慈爱的母亲，鬓发已经被霜色染白，倚门盼望，如今只看见归来的灵柩。庭中有贤良的儿子，聪慧而有才，过去还在嬉戏，如今已经穿着丧服。唉，沈公，请享用这美酒。寿命虽然不长，名声却永不磨灭。悠悠的灵车暂且停在江边，我面对灵柩痛哭一场，以这篇文章助祭。唉，悲痛啊！尚飨。祭程襄毅公文 唉！从前的忠壮之臣在梁国建立功勋，积累美善、留下福泽，使后代昌盛。公的出生，实在承接了先祖的庆泽；性情刚毅，恭敬谨慎。京城乡试中脱颖而出，终于登上贤能科第；历任内外官职，劳绩确实很多。在黄门簪笔任职时，忠言直陈不已；出任藩镇辅佐官，恩惠流布。猃狁十分猖獗，边境屡受惊扰；公持节出镇，稳固得如同长城。入朝辅佐秋官，明察谨慎地审理各类案件；隐伏的罪恶、沉积的冤屈，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察。乌桓狂獽，扰乱我国南疆；公统率军队进行讨伐，把群丑击败于襄地。皇帝说：“你来做我的圻父，前往镇守南方，统领军务。”于是颁布教令条文，收敛奸邪骄横之徒，京畿肃然，没有人敢喧哗。多次上疏请求归老，晚年才获准辞职，从容饮酒作诗，追随洛社名贤的踪迹。厌弃尘世怎么这样早啊，竟骑箕星归于太空！皇帝悲悼，丧葬礼典优厚隆重；追赠有诰命，改定名号有谥号。活着荣耀、死后哀荣，如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何况还有贤能的儿子，在经筵侍讲，文章清雅、声望很高，与公前后相继显名。周代的休父、宋代的文简，加上公本人，世世代代都显赫盛大。我等一向蒙受公的爱护，承受教诲很多；听到公的讣告，悲痛惊叹。我等被俸禄牵系于此，无法亲自执绋送葬，只好写信寄托哀思，前往公的灵前奠祭。唉，悲痛啊！尚飨。祭陈亚卿文 公的先世出自太丘，世代以儒学闻名。传到公这一代，更加振扬美好声誉。年纪刚到童年，便沉浸于经史，发而为文，博大丰赡而雄伟。在京城乡试中被评为优秀，进士榜上声名飞扬。于是升任都官，主管国家刑法。只凭一纸诉辞便审清案件，使双方当事人各得其理。使圣明的皇帝能够顺从民意而治理，于是奉皇帝命令，到南方审录囚犯，释放沉积的冤屈。颂声洋洋，于是升任藩镇长官；在那里东方之地施行政务，宽和优裕。百姓歌唱而起舞，乌桓不服，越境侵犯我国疆土。皇帝命公持节前往，砍断他们的咽喉。叛逆者因威势而畏服，归顺者得到安抚。椎髻卉服的夷人纷纷放下武器前来归附。皇帝说：“你回来吧，前往担任我的司寇，对于大小案件，希望不要有任何错误。”可是造化之神为什么吝惜公的寿命，忽然使他远逝，竟不能让他稍稍延长寿命？朝廷失去了占卜吉凶的蓍龟，百姓失去了父母般的官员，何况我们这些同道之人，也失去了这位良友。吟溪水边，新墓已经挖开。不能帮忙执绋送葬，又用什么来慰藉我的悲哀？陈列这些美好的祭肴，以芳香美酒助祭。公若有灵请来临，鉴察我的真诚心意。唉，悲痛啊！尚飨。祭左时翊文 唉！时翊竟然就这样止步了吗？博大精深的学问，雄奇华丽的文辞，刚劲有力的书法，俊逸的诗篇，世间难道还能再见到吗？他做官时，在朝廷辅佐冢宰，在外统掌藩司；身份虽尊贵却不骄傲，年纪虽高却没有衰退。都说公最终应当升到崇高官位而享有期颐之寿，谁料忽然一病便无法挽回呢？世上的人，不能让别人满意就诽谤而不平，不能得到上天眷顾就怨恨而怀疑。公一生有穷困也有显达，有险境也有平坦，而公处之始终如一，只见他坦荡安适，从未见他忧戚悲伤。若不是乐天知命，谁能做到这样呢？唉！麻姑山谷、旴水岸边，我知道公已经驾着玄鹥、让白螭驾车，和泰伯、南云一同游乐。那一抔坟土在南山边，文采之光炯炯发亮，本来将照耀霄汉而灿然夺目。我等有的与公是通家旧交，有的与公有深厚交谊；听到公的讣告，本应匍匐前往执绋送葬，只是山川遥远，不能驾着白马送灵车。用什么来抒写悲哀？献上这一杯酒，以此篇祭文助祭。唉，悲痛啊！尚飨。祭刘侍郎文 唉！公的风采俊伟，胸襟如冰般清澈而磊落；才华超过王勃、杨炯，学问以濂洛诸儒为宗。论文章，浩大浑厚如苏轼、王安石；论书法，深博精辨如马融、郑玄。表现在诗词中，有如金声玉振般铿锵；显现在书迹上，也不只是春蚓秋蛇般的曲折错杂。因此在词场评论才俊时，舒展藻饰文思而从容有致；在螭头前执笔任职时，效法忠臣直言不讳。升任副宪卿时，美好的声誉在群臣中传播；出任藩镇辅佐官时，美好功绩冠绝各方。为什么一场疾病不能痊愈，忽然就不能在九泉复生了？这是为什么志向壮盛而气力衰微，才华丰厚而命运浅薄呢？然而年近五十，不能说夭折；官位升至三品，不能说微小；承继家业有贤子，福庆绵延；操守品行无所惭愧，声名光明。这样看来，公去世又还有什么遗憾呢？所可悲悼的，是朝廷失去了良臣，百姓失去了父母般的官员；何况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也失去了有益的朋友。讣告忽然传来，我内心十分痛苦。下葬时不能执绋，入殓时不能抚摸灵柩。面对长风洒下眼泪，斟这一杯酒祭奠。唉，悲痛啊！尚飨。祭黄公愈宣文【二首】

译唉！公是我的世代姻亲。我的嫂子是您的妹妹，我的妻子是您的孙女。我们感情亲密、情义深厚，并不是外人。公的一生，我是能够说得出来的：品格高峻整肃，胸襟气度融和怡悦；富有却能节俭自约，地位尊崇却能自处谦卑。贫弱饥饿的人依赖您才能举火做饭，离散的人依赖您才有依靠；柔弱而善良的人，依靠您得以自立；狂妄而狡诈的人，畏惧您有所不为。您施予的恩惠虽然不过涉及一邻之地，也足以成为世家大族的表率。如今您去世了，贫弱饥饿的人将成为沟中的枯骨，离散的人将成为山谷中的蒵草。那些狂妄狡诈的人，还有谁来呵斥他们？善良的人，还有谁来扶持他们？还有谁知道德义值得崇尚？还有谁知道奸巧险诈是错误？轻薄的风俗正兴起而没有止息，几十年以后，哪里知道不会变成防獍和枭鸱？怎能使公从九原之下复起，成为乡邦的表率！唉！死生的道理，我不是不知道。然而对于公的去世，我不能不说这些话，不只是因为姻亲故旧存亡之情，更是哀悼老成之人的凋零，伤感风俗由淳厚变得浇薄，所以洒泪斟酒，以这一杯祭奠您。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公的祖先世代都以善行著称，公能够践行并修明祖德，使美好的声名更加显著。门第虽然尊崇，却谦恭自持；财产虽然丰裕，却以勤俭为德。歉收之年，您发放粮食，施惠乡邦；义声上达朝廷，恩宠任命也随之彰明。皇帝用诏书晓谕您，赐给您章服，哪里只是用束帛来装饰空谷中的贤者而已？您的儿子恭敬谨慎，孙子英俊出众。有人在花县为宰，有人在璧水讲明经义；年寿达到八十，健康安宁而快乐。为什么还不到耄耋之年，竟然就这样停止了生命？只有我和公世代结为婚姻，情义深厚不亚于朱、陈两家。我退居林下，谢绝尘世之事，所希望的是同您在山水间徜徉。上天吝惜这样的美好，竟忍心夺走您，使您不能再同我欣赏山霞水月吗？今后还有谁与我相从？如今公将要下葬，而我恰好有病，不能在灵堂哭吊，也不能帮助执绋送葬。话语虽有深情，这份感情却难以忘怀。我写下这封诀别的信，以助祭奠的酒杯。唉，悲痛啊！祭大理卿王公文 唉！公的一生，我是能够说得出来的。您的学问广博，深沉得如江汉之水停蓄；您的文章雄健，浩大得如波涛激荡。您刚正耿介的操守，像松树坚贞、柏树强劲；您纯厚美善的品行，像美玉良善、黄金精纯。您掌管国家财政时，筹划经画的才干与韩、刘并驾齐驱；您掌握郡府权柄时，循良的政绩与霸、遂齐名。您任方伯时，俨然是东方藩镇的重镇；您镇守边疆时，屹然如北方边境的长城。至于您担任大理卿时，简直要追踪皋陶培植德行的事业、苏公敬慎审狱的作为，不只是像汉代张释之审理案件、获得实情那样而已。唉！公的才干已经优秀，公的品行尤其美善。推展您的蕴蓄，足以执掌国家大权；铺陈您的文章，可以掌管皇帝的诏制。上天生下公，恐怕一定是有意图的。然而您的年寿不到五十，官位也没有达到三公。难道是百姓没有福分吗？还是宏大的才干和卓越的见识，本来就是造物者所忌惮的呢？唉，公啊！您胸中那光明灿烂的精神，难道能埋藏、湮没在腐朽的土壤之中吗？一定会灿然化为列星，流动化为风雷，或者成为山河来壮大国家，或者成为麒麟凤凰来彰明文明。哪里会像世间那些平庸之人，最终有时消散殆尽、飘零无存呢？唉！自从公去世以来，朝廷内外都叹息咨嗟。何况我们这些人，向来承蒙公的知遇。从前登上公的厅堂，听到的是怡然的笑语；如今登上公的厅堂，看到的只是凄清的白幔。临棺奠酒，并用这篇祭辞助祭，大概是替天下人惋惜，并不只是感念今日、悼念往昔，抒写我个人的私情而已。请享用祭品。祭丘文庄公文 唉！唐代有曲江，世人称为贤相；公出生在那个地方，声名德行与他相互辉映。宋代有名臣崔菊坡，公的贤能与他齐平，而文章还超过他。公在文章方面，深广奔放、充沛洋溢，谁能与您相比？东坡父子所传的学问，深厚浩瀚，谁能与您相比？原父兄弟二人，都曾执掌史笔，褒贬取舍唯公裁定；叙事简约高古，有《史记》《汉书》的风格。您三次主持文坛，痛斥浮华浅薄，使粗鄙的文辞变得宏大厚重。后来掌管国学，教化严明，道统尊崇，当时许多公卿大臣都出自您的门下。后来登上内阁，辅佐首辅，使德泽遍及海内，士人百姓暗中都受到您的恩惠。公在宰相职位上，人们看不见您具体做了什么，所能看见的只是百姓万物都安乐兴盛。上天不肯留下您，突然夺走了司马、士林的栋梁，吊唁的人有的在野外悲痛哭泣。我二十岁时，就已经听到公的名声。甲戌年春天参加会试，于是有幸与您一同登第。公不认为我愚笨，常常磨砺我，说我应当努力进取，不要毁弃自己的志向。公有著述，常常让我加以评论，并且约定说，谁后死，谁就为先死者撰写墓志铭。我南归时，与您握手道别，临别的话语，竟成了永久的诀别。按情义本应前往吊唁，却说自己年老多病，不能亲自前往，实在辜负公太多了。陈述这些粗陋的词句，以助祭祀。公若能知晓我的心意，难道不会顾念我吗？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祭宪副游公文 唉！游公竟然突然止步于此了吗？官位没有达到丞弼，年寿没有达到期颐。都说公的福禄寿命还没有尽头，为什么竟舍弃我们而永远归去了呢？唉！公的仪容法度，再也不能见到；公的一生，还可以想象并推知。您的志节刚毅，挺拔如孤松高耸；您的学问宏博，浩荡如长江无边；您的胸襟气度和顺平易，温润如春阳温暖万物；您的文章纯厚质实，确切如菽粟能够疗饥。您有志于道，大概要寻访紫阳的道路，涉历濂洛之学的境界；假如能够进入孔门，即使不敢说已经升堂入室，但对于大道的根本，大概也差不多可以达到了。唉！公在世时，学者仰望您如仰望山斗，同僚信任您如信任蓍龟；奸邪小人害怕您而畏缩惭愧，善类依靠您而得到扶持。如今您去世了，学者失去了仰望的对象，同僚没有了考察疑难、征询意见的人；奸邪小人欣喜地放纵恶行，却没有人阻止他们；善类惴惴不安，有时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也不敢去做。因此认识您和不认识您的人，听到您的丧讯，没有不惆怅悲痛、叹息咨嗟的。何况我与公有朋友之谊，情义深厚，泪水理应急切地流下而连绵不断啊！唉！西山的山脚、剑江的山岭，将安置公的遗体；公的精神气魄，则无处不在、无所不临。奠祭棺木，并用这篇祭辞助祭，大概一方面是为斯文的丧失而痛惜，一方面是为朋友之谊而悲伤。唉！游公，无论知晓或不知晓，请享用祭品。祭伯父稼轩先生文

译唉！从前我的先祖兄弟三人，自幼年起，经历艰难困顿；由艰难而安康，由困顿而通泰，究竟是谁庇护、谁荫佑了他们？都是依赖先人的恩泽。先祖出仕，正逢时运富盛。欧伯父远远隐居，想要追踪巢父、许由的行迹。上天不肯垂怜，先祖突然去世。孤苦无依的几个孩子，便依靠伯父。您白发苍苍而卓然独立，是九族所信赖的蓍龟。一场疾病突然夺去您的生命，竟使我们来不及追念您。从前我如京在堂上拜见公，公谆谆告诫我的明确训诲，我怎敢忘记？如今我回来，墓上的树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追想您的声音容貌，怎能承受这悲痛？墓草已经青青，白露正在降下。斟下这一杯酒祭奠，清泪沾湿了帽带。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祭原司马文 唉，悲痛啊！公生于世，享年六十一岁。为四方效力，在朝廷奋发建功；有谋略，有作为，有功劳，有勋烈，都记载在史册上，显然是不朽的。彭蠡一带、龟蒙之地，您在那里如秋霜般肃然，如春阳般和煦。后来辅佐国家财政，整顿御史台纲纪，功绩更加显著，美好的声誉令人不能忘怀。至于为流离迁徙的人发出叹息、使荆襄地区安定，那件事尤其艰难，而您的功劳也更加光辉。当初公奉命南下时，有人在朝廷内部阻挠，有人在外部扰乱；企图邀功的人害怕您揭发他们的奸谋，残害百姓的人害怕受到罪责。只有公坚定而安然，不愤怒也不怨恨，像羊祜建议讨伐吴国，像裴度决意平定蔡州。于是协调各处防务，征求良策；有时牵马经过武关的险要，有时击楫渡过汉川的水流；攀援猿猴出没的洞窟，出入虺蛇豺狼聚集的角落。对他们晓谕、慰问，使他们安定、柔顺；授给他们田地住宅，收起他们的兵器。不超过一个时辰，忧愁叹息的声音就转为歌唱，丛生荒草的地区变成了田地。那些割下齐民首级来献功、把百姓当作仇敌的人，听到公取得成功，只能悔恨含羞。皇帝念及您的功劳，迅速加以宠赐，任命为都宪、尚书，崇高的官秩接连晋升。公本应长寿，达到大耋之年，执掌国家大权，使各项政绩兴盛。为什么在这时遭遇疾病，突然去世而无法挽回？难道是公厌弃人世，乘着尘埃和风远远升去了？还是百姓没有福分，而上天不肯留下您？皇帝震动悲悼，群臣更加悲伤，荆襄的士人百姓像失去了亲人一样，说公去世后我们将依靠谁？唉，悲痛啊！然而公的年寿超过六十，官位列于六卿；有传记载入国史，有谥号列于太常，显著的德行有碑文，葬礼也有篇章。对于公来说可以没有遗憾了，这就叫虽死而不亡。唉！从前公到来时，士人百姓欢喜到抽泣；如今公归去时，士人百姓悲痛到流泪。何况我们这些人奉命承接前辈的次序，又是一直仰慕、依赖公的人。感念今日、哀悼往昔，哪里承受得住连绵的清泪？寄托哀痛于一次祭奠，并不只是哭悼我个人的私情，更是为哲人的凋谢而悲痛。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祭宪副李世望文 唉！李氏世代显赫，世袭簪缨；公又从中秀出，继续振兴家声。专心研究《麟经》，穷究幽深、探求奥秘，发而为文章，精华灿然。您在南省选拔中脱颖而出，在南宫考试中列名，终于登上甲第。美好的声誉日益隆盛，铨曹选拔人才，于是提升为御史。鳏夫寡妇因此得到安宁，冤屈滞狱得到治理；出任佥都御史，巡按贵、蜀，正直不屈的声名远播，成为士人舆论所归向的对象。看看那些善于钻营的官吏，一年之内多次升迁；公却守着一个官职，超过十八年，晚年才升任宪副，掌管西部边疆军务。边境上尘埃不起，虎旅遵循法度；可是那些蠢动的丑类，掠夺我们的土地物产。元帅出征，发誓消灭腥膻之敌；公统率偏师，直捣敌人的巢穴，多次斩杀凶恶首领，又歼灭余党。上天不肯留下您，星辰坠落在将帅营中；大功尚未完成，您却突然丧生。灵柩向南运回，暂时停泊在湘水之滨，使我这些朋友更加增添凄楚。那些邀功求幸、取得胜利的人，俸禄优厚、地位尊高；公却为国事而死，谁来记录您的功劳？酒在杯中，菜在俎上，想念公却再也见不到您，眼泪如雨落下。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祷雨文 唉！我与神共同治理这个邦国，我所负责的是政务教化，神所掌管的是下雨和晴朗。想到雨水不能按时降下，是由于政教或许有所败坏，我本来知道过错在我；若不是神明，我还能向谁申诉？或许是我们这些人的诚敬不足以感通神明，慈惠不足以保全民众；或许是众生怨恨咨嗟而我们安然不加怜恤，许多案件冤屈滥断、壅塞而无人申理；或许是掌兵者只做削减民众财物的政事，牧民者没有施行抚养爱护的仁政；或许是廉洁谨慎的官员未能举荐，而谄媚邪曲之人反而受到亲近；或许是豪强大户未能惩处，而百姓的哀告没有被听见？如果过错确实在我，百姓又有什么罪？为什么神明明察而施加严厉的惩罚，使百姓遭遇这样的重大灾祸！肥沃的土地变得干燥，刚劲秀美而且结实的禾苗转为枯萎。想到这些，悲伤地流下眼泪。然而神享用百姓的祭祀，也正如我食用百姓供给的粮食。百姓穷困无告，几乎要使神的祭祀匮乏，这不只是我的忧虑和责任啊。于是叩拜灵坛，陈述微薄的诚意。愿神明鉴察我的诚心，怜悯百姓的困苦。黑云忽然兴起，灵雨随即降落；使呻吟声转为欢声，使枯黄的庄稼变得繁茂。年成有所收获，邦国的赋税也因此增加。这样，我就知道可以免受责备，而神也可以长久享用春秋祭祀了。谨此告神。祷城隍祈晴文 唉！过多的雨水造成灾祸，洪水堵塞泛滥而沸腾。田沟田亩被淹没，秋收无法指望；房屋被水冲走，老弱没有可以庇护的地方。百姓有什么罪，竟遭遇这样的重大灾祸？我们在此地任职，按时享用城隍的祭祀。百姓嗷嗷待哺，这岂只是官府的忧虑和责任，也将使神明缺少祭祀。下雨、晴朗、水灾、旱灾，实在由神掌管，不是官府能够控制的。我们亲自到神庙祈祷，希望神明怜悯百姓的困乏。愿神降下福佑，驱除遮蔽的阴气，使阳光明亮清晰；让积水流回沟壑，使盐碱地也能够耕种；修葺房屋，使百姓获得安定居住的条件；四野安乐，安宁而太平。谁能主持这一切？全靠神的恩惠。我们将宰杀鲜牲、进献芳香祭品，报答神恩永不停止。谨此告神。山西祷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