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河利害第二

译《欧阳文粹》卷一　　　　宋代陈亮编，论 本论上 佛教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有见识、不受迷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过去也曾经除掉过它，但它又大规模聚集起来反攻；暂时打击它，它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它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难道它果真不可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方法罢了。医生治病，必定要推究疾病的来源，并治疗受病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趁着元气虚弱而进入的；因此高明的医生不专门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补养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消退，这是自然的效果。所以要拯救天下的祸患，也必定要推究祸患的来源，并治理受祸患侵害的地方。佛教在西方，距离中国最远，但中国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之时，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有佛教，也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落，王政缺失，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教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趁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产生的根本。补足王政的缺失，修复废弛的礼义，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从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尧、舜和三代施政时，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数量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的。赋税按十分之一征收，并区别各种征赋，用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都尽力耕作田亩，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但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进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牢酒醴来养护他们的身体，设置笙、匏、俎、豆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就教他们礼仪。所以根据田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还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的一切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制度，都顺着人的欲望制定相应的装饰文采，用来使他们喜悦，使他们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他们的性情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这些道理。所以从天子郊外到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加以学习，使他们互相告诫劝导，诱发愚钝懒惰者。唉，这是多么完备啊！尧、舜和三代施政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用意非常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非常周密，诱导百姓的方式非常深厚；又勤勉施行，使这些教化浸润万物。这样逐渐浸润，深入百姓之中。因此百姓活着时，不用力耕作田亩，就从事礼乐活动；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无非仁义礼乐，人们趋向它而不知疲倦，终身看不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空闲向外羡慕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机会进入”，指的就是有这些治理工具。到了周朝衰落，秦兼并天下，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从此中断。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努力建立完备的治理工具，也不能周密地防范百姓。佛教就在这时乘隙而起。一千多年之间，佛教传来的人日益增多，我们所施行的政教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兼并土地和游手懒惰的奸弊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教导百姓的制度，也相继全部废除。这样以后，奸诈的百姓有了空闲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也看不到礼义的影响了。奸诈的百姓有余力，就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该趋向哪里。佛教就在这时乘着空隙，以鼓吹夸大的荒诞说法来牵引他们，百姓便不得不跟随而归依佛教。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带头驱使他们，说：“佛才是真正可以归依的。”既然如此，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可疑虑而不归依的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把它赶走。”又说：“我要提出一番说法来排斥它。”这不是太不加思考了吗？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难道是一人一天所能解决的吗？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口舌能够胜过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过去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天下，孟子对此忧虑，专门宣讲仁义之说。仁义之说胜过它们，杨、墨之学就废弃了。汉代百家学说同时兴盛，董生对此忧虑，退而修明孔氏之道。孔氏之道彰明，百家学说自然平息。这就是修治根本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一个身高八尺的人，披甲负盾，勇力足以超过三军，然而见到佛就下拜，听到佛的学说就产生敬畏仰慕之心，为什么呢？他确实强壮俊健，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微小，柔弱怯懦，进退畏缩，但听到有人讲佛，就义色显露于脸上，不但不向佛屈服，还想驱逐、断绝它，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学问明白、礼义纯熟，内心有所守持，足以战胜佛教。既然这样，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知道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屈服；假使天下人都知道礼义，就可以战胜佛教，这是自然的趋势。本论下 从前荀卿子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本来是恶的，并著成一篇文章来坚持这一观点。我起初很赞赏它，等看到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厉害。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父子亲情，断绝夫妻关系，这对人的本性非常悖逆，而且还有像蚕食虫蛀一样侵蚀社会的弊病。然而百姓却纷纷归依佛教，是因为佛教有宣扬善的说法。唉！假使我们的百姓确实明白礼义就是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纷纷跟随礼义呢？只是为什么教导、晓谕他们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呢？佛教的说法在人们耳中已经听熟，进入他们内心很久了；至于礼义之事，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如今如果向众人宣布：“禁止你们信佛，改行我们的礼义”，百姓就会惊骇逃走。不如逐渐施行，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鲧治水时堵塞洪水，所以水患更加猛烈；禹治水时疏导洪水，水患便平息了。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就难以正面抵抗。不如顺势逐渐引导，除去它的危害，这样更容易。如今尧、舜和三代的政教，其道理还流传着，其制度也都存在。果真能够讲明并修治这些制度，勤勉施行，逐渐浸润，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那么它就会充行天下，佛教也无从施展了。

译古书说：“万物没有能够同时发展到极盛的。”这是自然的趋势。何必一定要焚烧佛经、毁掉佛寺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中，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落以后，这些族类一同侵入中原。所以秦凭借西戎占据宗周，吴、楚诸国都僭越称王。《春秋》中使用“鄫子”这样的称呼，传记中说有人在伊川披发而行，而仲尼也把不改穿左衽衣服视为值得庆幸的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教没有传入中国，天下难道还会不纷乱吗？由此说来，王道不明、仁义废弃，四方夷狄的祸患就会到来。等到孔子作《春秋》，尊重中原而贬斥四夷，王道才逐渐彰明。如今九州百姓没有不右衽而戴冠束带的，他们的祸患只是佛教罢了。战胜佛教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说法，所担心的只是忽视它而不去实行。郊祀上天、祭祀大地，以及宗庙、社稷和朝廷的仪式，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这些都已经举行；至于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是郡县官府的事务，只在于讲明并颁布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施行、逐渐浸润，就不能深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以来，王者的政教必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仁德才会显现。如今议论的人会说：“佛教传来一千多年，有力量的人尚且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就是因为不能在一天之内取得成效，便放弃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功业，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孟子感叹制作俑的人不仁，是因为痛惜由此开启了逐渐发展到用活人殉葬的风气。既然如此，制作佛像，难道不是比制作俑更加严重吗？佛教刚传来时，人们还没有看见它的危害，便把它引入国内；如今它的危害已经显著了。不只是先知先觉者才看得见，为什么还有人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呢？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气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兴盛已经很久了，正可以趁它达到极点的时候使它反转、改变，并不困难。过去三代的政教都是圣人的事业，时间久了也必然产生弊病，所以三代的制度都改变其质朴或文饰的一面，互相救弊。即使佛教是圣人的教法，到了产生弊病的时候尚且应当救治，何况它并不是圣人之教呢？奸邪之士能够取得人们信任，是因为即使是小人，也必定有某种长处可以取得信任，所以古代君主被他们迷惑，直到国家混乱灭亡还没有醒悟。如今佛教之法可以说既奸邪又不正了。它的说法中也有能够迷惑人的地方，使世上的君子即使看见弊病也不考虑救治，难道它不是很善于迷惑人吗？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救治它的方法呢？救治它，没有比修治根本来战胜它更好的办法。舍弃这个办法而想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深谋，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施展，言语还没有说出，计策还没有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大，若不是逐步引导而施行，没有人能够同它抗衡。因此，我修治根本来战胜它，写成《本论》。俗本有《本论》中篇，说：“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治理天下有先有后。尧、舜的典籍记载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先后次序。”三王治理天下，用法则和数量使天下均平，用爵位和土地使诸侯国等级相等，用井田使百姓均平，用职务和事务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数量，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职业，官员有确定的职守。这样使下位者供奉上位者，勤勉而不困苦；上位者治理下位者，简约而不劳累。财物足以供给使用，还可以防备天灾；兵力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成为祸患。凡是这些治理工具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用来教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就成就了。即使后来由荒疏的后代和孱弱的子孙继承，仍然要过七八百年才结束。三王治理天下，难道与后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吗？财物都必须取自百姓，官员都必须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必定使用军队，防范百姓必定使用刑罚，与后世治理天下大体相同。即使这不是欧阳氏的著作，其中值得记录的内容也就是这些。”

译原正统论 古书说：“君子最大的原则是守正。”又说：“王者以大一统为要。”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的不正；所谓统，是用来统一天下的不一。正因为有不正和不一，才产生正统的议论。尧、舜相传，三代相继，有的是出于至公，有的是出于大义，都取得了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一统，所以君子不加以讨论。这是因为帝王之道得到体现，始终关系也很分明。到了后世混乱之时，僭越伪冒兴起，盗窃篡夺出现，于是有占据正位却不能统一天下的，如周平王时有吴、徐；也有统一天下却不能占据正位的，前代称秦为闰统。于是正统的议论兴起。从汉代以下直到西晋，又推而下及宋、齐、梁、陈；从唐代以上直到后魏，再往上推，便成为杂霸。帝王之道错乱，始终的关系不明，于是学者产生疑惑，是非也不公正。并不是他们故意不公，而是其中的是非很难判断。自周朝灭亡到显德年间，实有一千一百一十二年，其间有治有乱，有取得有传承，有分裂有统一，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概括，所以论者在这里感到困难。大体说来，其中可疑的关节点有四处，不同的说法有三种，这是讨论正统的人所感到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可疑的关节点？就是周、秦之际，汉、魏之际，东晋、后魏之际，朱梁、后唐之际。秦确实取得周的天下并统一全国，其行迹与禹、汤没有不同，但论者却贬斥秦，这是第一处可疑。王莽取得汉的天下并统一全国，王莽没有终其一生，汉朝又复兴，论者说王莽是伪统，这本来还可以理解；魏取得汉的天下后，天下分为三国，论者却说魏为正统，这是第二处可疑。以东晋承接西晋，却没有终点；以周、隋承接元魏，却没有开端，这是第三处可疑。梁取代唐，与魏、晋取代前朝没有不同，魏、晋可以成为正统，那么梁也应当是正统；昭烈帝是汉的后裔，因为不能统一天下而自称蜀，不能取得正统还可以理解；后唐并非李氏，未曾统一天下却取得正统，这是第四处可疑。什么叫三种不同的说法？有昏昧者的说法，有出于私心的说法，有依附他人的说法。正统的说法起源于谁呢？起源于《春秋》的创作。当东周迁都以后，王室衰弱，吴、徐一同僭越，天下有三个称王者，而天子的号令不能施加到诸侯；《诗》的地位也降低到与列国相同，天下人都不知道正统在哪里。仲尼认为周平王虽然是周王室开始衰微时的君主，但正统仍在周，于是作《春秋》，从平王以下，常常推尊周王室，阐明正统所在，所以记作“王”。用周王加于正月的名义来约束诸侯，诸侯虽然有过失，也必定把责备加在上位者身上；诸侯即使强大，也不能擅自封爵。用天子之名加在王上而区别吴、楚，褒贬讥刺，全都采用周朝的法度。他的一切用意，无不在于尊崇周王室。后来的学者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便说“贬黜周而以鲁为王”，或者说“从鲁隐公的不正开始”，或者说“从让国的贤君开始”，拘泥于这些说法而偏爱鲁国，却完全不知道圣人的用意在于尊崇周王室，以周的正统统摄诸侯。到了秦称帝时，秦既没有至公大义，又违背、抛弃先王之道，自己创立五德相胜的说法。汉朝兴起，诸儒既不明白《春秋》关于正统的深意，又习染秦代荒诞不经的学说，于是想尊崇汉而贬斥秦，却没有依据，便创立三统五运之论，诋毁秦为闰统而贬黜它。汉之所以取得天下，是因为以至公大义兴起；但论者只说“因为火德当值而承接天统”罢了，更有甚者还引用蛇龙之类的妖异作为旁证。至于王莽、魏、晋，则只是采用五行相胜的说法，所以说这是“昏昧者的说法”。西晋灭亡以后，南方是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北方是后魏、后周、隋。偏袒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天下才统一。”于是推定正统为“晋、宋、齐、梁、陈、隋”；偏袒后魏的人说：“正统必定有所承受。”于是确定正统为“唐承受隋，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到了双方极端相互抵触的时候，写《南史》的人诋毁北方为“虏”，写《北史》的人诋毁南方为“夷”，所以说这是“出于私心的说法”。梁取代唐，与魏、晋取代前朝没有不同，魏、晋既然可以取得正统，梁也应当是正统，为什么偏偏说梁是伪统呢？因为后来有后唐。后唐起初与梁是世代仇敌，唐灭亡后，想借用唐的名义，托称大义来窥伺天下，于是不得不指称梁为伪统，并以替唐讨伐贼人的名义行事。晋、汉继承后唐，便沿袭这一说法而不改，所以说这是“依附他人的说法”。在可疑的关节点上存在这些不同的议论，因此彼此以是非相互攻击，很少能够得到恰当的结论。《易经》说：“天下万物的运动，最终归于一。”帝王的统绪不容有两个，但论者却如此纷乱。然而士大夫先生们从来没有人纠正这种情况，难道是因为兴废的关节、治乱的根本难以说清吗？自《春秋》以后，著述的人很多，但能够贯通古今、阐明正统类别的却很少。司马子长排列叙述历代帝王，却把项羽也列入本纪，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文中子作《元经》，想要裁断南北朝正统的疑问，却在元徽五年结束宋，在太和元年开始记魏，这样既使宋没有终点，又使魏没有起点。凭司马子长的广博通达、王氏的好学，尚且有这样的不完备之论，难道正统的问题果真难以说明吗？如果能够推求天下的至公，依据天下的大义，考察各朝的兴衰，追究其始末，辨明可疑的关节点，那么不同的说法就会止息，正统也就明白了。

译明正统论 凡是论述正统的人，都想让正统相承而不断绝；到了正统中断、无法接续的时候，就随意借一个人来接续它，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占据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一统，这就是正统。尧、舜、三代、秦、汉、晋、唐，天下虽然没有统一，但它们占据了正位，仍然可以说天下本应归正于我并归于一统，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统。东周、魏、五代，开始时虽然没有取得正位，最终却能够统一天下。统一天下而占据正位，就是天下的君主，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统，如隋就是这样。天下大乱，天下没有君主，僭越篡窃者同时兴起，正统无所归属。在这种时候，奋然起兵，争夺天下。东晋、后魏，有功劳者强盛，有德行者称王，盛大的恩泽都施及百姓，号令都能施加于当世。幸而以大的兼并小的，以强的兼并弱的，终于统一天下，那么强大者称为正统，还说得通。不幸的是双方并立，不能相互兼并，考察行迹双方都合乎正统，比较大义双方也相等，那么正统将归向谁呢？有的始终不能取得正位，又不能统一天下，这还能称为正统吗？不能。那么，如果不幸正好处在这样的时代，正统也会有时中断。所谓正统，是万世共同认可的大公之器。有的人取得它，有的人不能取得它；但论者却想让它不断绝，随意借人来接续，所以说这种论说曲折而不通。有人说：既然可以中断，那么王者的史书凭什么承接纪年呢？回答说：想让正统不断绝，便随意借人来接续，这是史书的过错。处在今天而了解古代，把当代的事情记下来传信于后世，是史书的职责。天下有正统，就记作有正统；天下没有正统，就记作没有正统；这样以后史书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从前周厉王之乱时，天下没有君主，周公、召公共同主持政事，十四年以后宣王即位；这是周的正统曾经中断十四年而又续上的情况。然而写周史的人记载周公、召公执政的年数，称作共和，太史公也把它列入年表。汉朝中途衰落，王莽篡位，十五年后失败；这是汉的正统曾经中断十五年而又续上的情况。然而写汉史的人记载王莽的事迹，作《王莽传》。这样看来，正统中断，哪里妨碍记载事实呢？正统是万世共同认可的大公之器，史书只是一个官署的职掌。拿万世大公之器去借给某个人，只为了迁就一个官署的记事，实在太糊涂了。“正”和“统”作为名号，极其尊贵而重要。尧、舜和三代取得这个名号，有的是凭至公，有的是凭大义。自秦、汉以后，祸乱接连不断，各朝兴废的行迹、治乱的根本，有的不是因至公大义而兴起，有的虽因至公大义而起却没有成功，所以正统屡次中断，能够取得正统的很少。正统的次序，说尧、舜、夏、商、周、秦、汉、魏、晋之后中断，从此以后天下大乱。从东晋太建元年起，直到陈正明三年，共有二百多年。开始时，有力量的人同时起兵争夺天下，趁时机的人苟且偷安、假冒名号，奋力争夺、互相败乱，无法尽数记载。大略可以记次的，有十六七家。后来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时间久了逐渐互相兼并统一，天下仍分为四部分：东晋、宋、齐、梁、陈，梁又分为后梁而成为两部分；后魏、后周、隋，后魏又分为东魏、北齐而成为两部分。这四者都没有取得正统。后来后周兼并北齐，把正统传给隋；隋先兼并后梁，又兼并陈，于是天下统一，重新取得正统。所以从隋开皇九年起，重新确定正统为隋、唐、梁、后唐、晋、汉、周。秦自汉代以来都被认为是闰统，现在却把秦提升为正统，作《秦论》。魏与吴、蜀形成三国，陈寿没有把魏作为两方的正统，而是合写为三志；现在贬黜吴、蜀，提升魏而统摄两方，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论者各自认为是正统，现在一并贬黜，作《东晋论》《后魏论》。朱梁是四代所贬黜的，现在提升而确定其正统，作《梁论》。这就是所谓辨明可疑的关节点，不同的说法便会止息，正统也就明白了。正统论上 自周朝灭亡直到显德年间，实有一千二百一十六年，其间有治有乱，有取得有传承，有分裂有统一，不能用同一标准概括。大体说来，其中可疑的关节点有三处：周、秦之际，东晋、后魏之际，五代之际。秦确实取得周的天下并统一全国，其行迹与禹、汤没有不同，但论者却贬斥秦，这是第一处可疑。以东晋承接西晋却没有终点，以隋承接后魏却没有起点，这是第二处可疑。五代取得天下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臣下作乱，而前代议论者却单独认为梁是伪统，这是第三处可疑。论者为什么要议论呢？就是因为有疑问才设论。尧、舜和三代的始终，清楚地显现于万世而无可疑，本来不必议论就很明白。后世取得天下的人，帝王之道有时错乱，始终的关系不明，就不能不产生疑问，所以说：“正因为有不正和不一，才产生正统的议论。”然而论者很多，他们所坚持的是非、取舍各不相同，使后世不知道应当听从谁，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可疑的关节点上又夹杂私心，并沉溺于非圣人的学说。西晋灭亡以后，南方为东晋、宋、齐、梁、陈，北方为后魏、北齐、后周、隋。

译偏袒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天下才统一。”于是推定正统为晋、宋、齐、梁、陈、隋；偏袒后魏的人说：“正统必有所承受。”于是推定正统为唐承受隋，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到了双方极端相互抵触的时候，写《南史》的人诋毁北方为虏，写《北史》的人诋毁南方为夷，这就是出于私心的偏颇说法。自古王者兴起，必定有盛大的德行来承受天命，有的功劳恩泽施及百姓，有的经过累世积累逐渐成就王业，难道能偏执地归结为一种德行吗？至于汤、武兴起，是为了救除弊政、拯救百姓，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有人却说这是五行运行的结果，有时某一行衰弱，有时另一行胜出。这是历官、术士的事情，把帝王兴起说成必定乘着五运，是荒谬妄诞的说法。不知道这种说法出自什么人，大概自孔子去世、周朝更加衰乱以后，先王之道不明，各人学习不同的学说，放纵地发表怪异奇特、放荡不羁的说法。后来的学者不能卓然奋力地把它们斥退断绝，反而随从它们，增益这些说法来相互纠结巩固。因此从秦开始推论五行相胜，以水德自称；自汉以来，建立国家的人没有不是由于这种说法。这就是所谓沉溺于非圣人学说。只有天下的至公大义，能够消除人们的疑惑，使人不能遂行私心。内心没有私心，疑问得到裁决，是非的不同议论就会止息，正统也就明白了。所谓非圣人的说法，可以搁置不谈。正统论下 占据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一统，这就是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就是这样。开始时虽然没有取得正位，最终却能统一天下。统一天下而处在上位，就是天下的君主，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统。晋、隋就是这样。天下大乱，天下没有君主，僭越篡窃者同时兴起，正统无所归属。在这种时候，奋然起兵，争夺天下；有功劳者强盛，有德行者称王，威势恩泽都施及百姓，号令都能施加于当世。幸而以大的兼并小的，以强的兼并弱的，最终统一天下，那么强大者称为正统，还说得通。不幸的是双方并立，不能互相兼并，考察行迹双方都合乎正统，比较大义双方也相等，那么正统该怎样决定取舍呢？东晋、后魏就是这样。有的始终不能取得正位，又不能统一天下，这还能称为正统吗？魏和五代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不幸处在这样的时代，正统也会有时中断。所以正统的次序，从尧、舜开始，经过夏、商、周、秦、汉而中断；晋取得正统，后来又中断；隋、唐取得正统，后来又中断。自尧、舜以来，正统三次中断而又续上。只有有中断又有续接，这样是非才公正，取舍才恰当，正统才明白。然而诸儒的议论，到了秦以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往往有许多不同。他们厌恶秦而贬黜秦，认为秦是闰统，这是谁的说法呢？这是汉人的私论，是沉溺于非圣人、偏曲学说的人所提出的。其理由有三条，不过是说秦灭弃礼乐、施行严苛的法令，以及秦兴起时不合五德运行的次序罢了。五德之说可以搁置不谈，另外两点只是秦始皇的事情，却没有追究秦的始末。过去尧把天下传给舜，舜把天下传给禹；夏朝衰落时，汤取代了它；商王朝衰落时，周取代了它；周王朝衰落时，秦取代了它。王者兴起，有时凭德，有时凭功，大体都是乘着前代的弊病而取代它。起初，夏朝世代衰落，夏桀昏庸暴虐，汤救治乱局而兴起，逐渐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古书说“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终于攻打夏桀，灭亡夏朝。等到商朝衰落，商纣昏庸暴虐，周文王、周武王救治乱局而兴起，也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诗经》中所说的“崇、密”之事就是这样。后来终于攻打商纣，灭亡商朝。推究秦的兴起，它的功德固然有高下之别，但它的行迹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秦纪》说：“秦的祖先大业出自颛顼的后代，到他的孙子伯翳辅佐禹治水有功，在唐、虞之间被赐姓为嬴氏。到了非子，因为替周王养马有功，秦仲才开始被任命为大夫；襄公又拥立平王，于是接受了岐、丰之地的赏赐。”在这个时候，周朝的衰落固然已经很久了。祸乱始于穆王，接着发生了厉王、幽王时的灾祸。平王向东迁都，于是与各诸侯国相同；齐、晋是大国，鲁、卫与周同姓，却擅自互相攻伐，合力起来削弱周朝，并不只是秦国暴虐的结果。秦在这时已经平定犬夷，便取得周王所赐的岐、丰之地；从缪公以来，又开始向东侵略晋国土地，直到黄河，完全消灭各戎族，扩展国土千里。后来关东各诸侯中强大而僭越的越来越多，周的土地日益缩小，直到再也没有天子的制度，只剩下天子的名号罢了。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的君臣叩头向秦投降。到了秦的后世，终于消灭诸侯而统一天下，这就是秦兴亡始末的踪迹。秦的德行虽然不足，但它建立的功业，难道还不胜过魏、晋吗？秦开始兴起时，专门凭借武力取胜；到了始皇，竟然背弃先王的典礼，又自行推定自己属于水德，更加任用严刑峻法而少施恩惠，其制度、文饰全都不合古制，却自以为是；这就是它被贬斥的原因。始皇的不德，不过像桀、纣罢了；如果桀、纣没有废掉夏、商的正统，那么始皇也不能废掉秦的正统。那些偏袒东晋的论者说：“周朝迁到东方以后，天下就再也不能恢复了。”可是仲尼作《春秋》，处处尊崇周而贬斥吴、楚，难道不正是因为正统所在吗？晋迁到东方，与周没有不同，为什么现在却要贬斥它呢？回答说：“这里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它们的德行和事迹后才这样判断的。”周朝最初兴起时，根基久远；当它强盛时，规划天下疆域，建立大小各国，广封诸侯来维系王室，确定名分，使其传给子孙并守护它，以此作为万世的谋划。到了厉王之乱，周王室十四年没有君主，但天下诸侯不敢侥幸窥伺周室；由此才看出周德深厚，也看出文王、武王、周公的作为确实是圣人的事业。何况平王迁都时，国势虽然缩小，但周德在人心中还没有被厌弃，周的法制对人的约束也没有改变；平王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从西方迁到东方，没有越出王畿范围，因此正统仍在周。推究它的德行和事迹，是可以毫不怀疑的。晋作为晋，与周作为周不同。晋用来维系天下的德行和法制，并没有万世的谋划，也不是圣人的事业，只是因为它接受魏的禅让，把天下合并为一统；推究考察它的事迹，只能说它正而且统一罢了。

译从惠帝之乱到愍帝、怀帝之间，晋朝已经危如一线，只因继承的君主世代相传，推究其事迹，说它是正统还可以。建兴年间晋朝灭亡，晋的正统也就在此断绝了。周向东迁，是以周的身份向东迁；晋向南迁，难道还以晋的身份向南迁吗？自从愍帝死在贼人的朝廷，琅邪王在江南起兵，他既不是继承帝位的君主，也不是继承帝位的正统，只是晋的臣子和百姓有不忘晋朝的心，出于忠义而起兵，最终却没有成功，实在令人悲伤。如果因此竟窃取正统的名号，难道可以吗？《春秋》的法则是：君主被杀而弑君的贼人没有被讨伐，就认为臣子已经不存在了。假使晋的臣子遇到圣人，正好会受到《春秋》的诛责，何况还想窃取天下的正统呢？至于国家已经灭亡后，由宗室子弟在一方自行即位，最终不能重新统一天下，那么晋的琅邪王与后汉的昭烈帝、五代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昭烈帝、刘崇从未成为正统，那么东晋也就可知了。那些偏袒后魏的论者说：“魏的兴起，根源十分久远。从昭成帝建立国家、改元开始，趁天下衰败，奋力崛起，与各方争夺中原。传到第七代孝文帝时，去除夷俗而接近华夏，改换姓氏、建立都城，终于平定天下的乱局；然后修明礼乐，建立制度，使国家文治昌盛。” 考察它逐渐积累起来的根基，其道德虽然比不上三代，但它建立的功业与王者兴起有什么不同？如今只因它不能兼并晋、宋的一方，就因为有一点不完备而贬低它的大功，使它不能承继百王的正统，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拿圣人的标准来验证，就不会疑惑。”如今替魏辩护的人，不过说：“它功劳多，国家强大罢了。”这是圣人所不取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可以说有功劳，吴、楚的僭越之国也屡屡比诸侯强大。圣人在《春秋》中所尊崇的是周。既然如此，功劳和强大，也是圣人有所不取的。论者又说：“秦从夷狄兴起，因为能够灭周并统一天下，所以进列正统。魏也是夷狄，因为不能灭掉晋、宋而被贬斥。”这就是根据成败来决定毁誉，难道是最公正、最确当的论断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各自归属于不同的集团罢了。周、秦兴起的道理，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魏兴起时，刘渊凭匈奴，慕容氏凭鲜卑，苻生凭氐族，弋仲凭羌族，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类，都是四方少数族中的雄杰。他们力量不足的便弱小，有余力的便强大，其中最强的是苻坚。” 苻坚在位时，除了晋以外，天下没有不属于秦的。他停止战争，兴办学校，或许可以防止刑罚政令方面的祸乱；不幸的是还没有来得及防备，就失败而陷入混乱。其次强大的就是魏，从长江以北，天下都成了魏的。幸而传了几代以后才发生乱局。这样说来，魏也不过才比苻坚优越一些罢了，难道能够窃取正统吗？五代取得国统的君主，都是因贼乱而起的君主；却唯独把伪梁贬斥，是因为憎恶梁朝的私论。唐朝自僖宗、昭宗以来，不能把命令施行于四海，各地藩镇的军队于是兴起。不久，小的被大的兼并，弱的向强的屈服。其中最强的，是朱氏建立的梁和李氏建立的晋，他们一起兴起而窥伺唐朝。梁先取得天下，李氏于是借讨伐贼人的名义，与梁争夺中原，最后取得天下。形势上不得不把梁视为伪朝，后来继承它的朝代又沿用了这一称号，使梁独自蒙受伪朝之名。梁固然不能算正统，那么唐、晋、汉、周凭什么能够算正统？如今把它们全都贬斥，论者却还对汉朝有所疑问，认为契丹灭晋后天下没有君主，汉从太原兴起，逐渐进兵进入汴京，它与梁、唐、晋、周的事迹不同，如今却把它们一概而论，可以吗？回答说：比较它们的心术和事迹，只是小有不同，大体相同罢了。况且刘知远是晋的大臣。当晋遭遇契丹之乱时，他竭尽力量救难；力量不能胜任，不能保存晋朝，是出于无可奈何，因此可以稍稍不同于其他四国。汉却不是这样。契丹与晋交战已经三年，汉独自高坐旁观，就像秦人旁观越人一样，最终只是侥幸等到晋失败灭亡后取而代之。契丹北归时，把中原交给许王从益，便离开了。从益的势力虽然不能保存晋，但如果忠于晋的人能够拥立他，也还可以希望有所作为。汉却杀了从益以后才进入汴京。以此比较它们的心术和事迹，汉与其他四国相差多少？何况它们都不曾统一天下，关于正统把它们断绝，又有什么可疑的？《欧阳文粹》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二　　　　　　宋　陈亮　编论 《春秋》一 有些事情发生在久远以前，流传下来的说法有两种，应当听从哪一种？回答说：听从其中可信的一种。既然如此，怎么知道哪一种可信而听从它呢？回答说：根据说话人的情况来相信它即可。普通人的说法是那样，君子的说法是这样，就舍弃普通人的说法而听从君子。君子博学多闻，但他的传述也不能没有错误。君子的说法是那样，圣人的说法是这样，就舍弃君子的说法而听从圣人。这些道理世上的人都知道，可是学习《春秋》的人却偏偏不同。孔子是圣人，万世所应取信的，不过孔子一人罢了。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个人，虽然博学多闻，但他们的传述不能没有错误。孔子对于经文，三人对于传文，若有不同，学者却宁可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不相信孔子而相信三人，他们的迷惑太深了。经文记载鲁隐公的事，说：“公与邾仪父在蔑结盟。”隐公死时又说：“公薨。”孔子始终称他为公。三人却说：“这个公是摄政。”学者不听孔子称他为公，而听从三人说他是摄政。关于晋灵公的事，孔子记载说：“赵盾弑杀他的君主夷皋。” 三人却说：“不是赵盾，是赵穿。”学者不听孔子而相信是赵盾，反而听从三人而相信是赵穿。关于许悼公的事，孔子记载说：“许世子止弑杀他的君主买。”三人却说：“不是弑杀，买因病而死，只是止没有亲自尝药罢了。”学者不听孔子所说的弑君，反而听从三人所说的没有尝药。他们为什么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呢？经文简要直截，没有悦耳的言辞；传文新奇，有令人喜爱的议论。这是学者乐于听闻而容易受迷惑的地方。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迷惑，但我对于孔子的信任是坚定的。经文记载的，是我所相信的；经文没有记载的，我就不知道。诘难者说：“你的话是故意激烈地这样说罢了。三人都曾向圣人学习，传文是用来解释经文的。经文文字隐微而意义深刻，三人据此加以阐发，所以经文有未说出的地方，传文能够详细说明，并不是故意制造两种说法。”我说：“经文没有记载，三人凭什么知道事情是这样呢？”回答说：“推究前后文意可以知道，而且他们也有所传承而得知。国君一定要即位，而隐公的经文不书即位，传文就由此知道他是摄政。弑君的人后来不再出现在经文中，而赵盾又出现于经文中，传文就由此知道弑君的不是赵盾。” 君主被弑而贼人没有被讨伐，按理就不会记载安葬；但许悼公却记载了安葬，传文便由此知道世子止并非真的弑君。经文虽然隐微，传文只是曲折详尽地加以阐明。学者认为三人的说法就是圣人的深意，所以才听从它，并不是说舍弃孔子而相信三人。我说：“既然这样，随意揣测圣人而使学者迷惑，只是三人的过错罢了。假使学者一定相信三人，我不能强行改变；假使他们只追求事实真相，我就不得不替他们辨明。” 《春秋》二 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是为了端正名分、确定等级，探求实情、核实事实，辨别是非，彰明善恶。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因。自从周朝衰落以来，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诸侯国互相残杀，争着做君主，天下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喜好廉洁、懂得谦让，处在争夺国位的乱世，却怀有让国的高尚节操。孔子从经文中得到这件事，应当怎样辨明它？应当怎样褒扬彰显他？难道会隐去他摄位的事实，和其他君主一样笼统称作公吗？所谓摄，是臣子代行君主职事的名称。伊尹、周公以及共和时期的臣子都曾摄政，却没有听说商、周人把他们称作王。假使息姑确实摄政，而称号与正式君主没有区别，那么名分就不端正，是非也不能辨明。摄政的人，内心不想做君主，但自身暂时代理君主的职事；虽然行使君主的职事，实际上却不是君主。如今经文称他为“公”，这就把息姑内心不想做君主的事实当作他所没有做的事，反而由孔子加给他一个名号，违背他的本心，用虚名掩盖事实。这样做太好了！不探求实情，不核实事实，使善恶不能明辨；这样一来，孔子的用意就疏漏了，《春秋》也就错谬了。《春秋》的用词有同有异，尤其谨慎严密而简约，用来辨别容易混淆之处、彰明细微差别，慎重地取得后世信任。在是非善恶难以明辨的时候，正是圣人尽心用力之处。息姑摄政时，结盟、征伐、赏赐、刑罚、祭祀，全都由他决定；整个鲁国的人都听从他的命令，他与正式君主还有多少区别？只不过没有占有君主的名号罢了。假使名和实都在他身上，又从哪里知道他是摄政呢？所以息姑摄政还是不摄政，只在于称公还是不称公；辨别疑惑、彰明细微，关键就在这里。况且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杀了；活着时，志向没有实现，死后又被加上违背本意的虚名，那么息姑的遗恨，凭什么在后世得到伸张？极高的节操、难以显明的善行，又怎么能指望《春秋》来彰显呢？如今解释《春秋》的人，都把名字、氏族的取舍看作轻重的标准，所以说“一字就是褒贬”。况且“公”这一个字，难道不比名字、氏族更重要吗？孔子对于名字、氏族尚且不随意加给别人，难道肯把“公”字随意加给别人而掩盖事实吗？由此说来，隐公如果确实是摄政，孔子绝不会写成“公”。孔子既然写成“公”，那么隐公就决不是摄政。诘难者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呢？”回答说：“惠公死时的事情没有见于记载，那么隐公开始即位的情况也无法知道。孔子在二百年以后得到鲁国遗留下来的史书来修订它，对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加以空缺，这是为了保存可信的史实。”诘难者又说：“说他是摄政的，只是左氏；公羊、谷梁也都认为他是假摄政，是为了等待桓公即位。所以可以假称为公。”我说：“鲁国的事情都由他处理，鲁国的人全都听从他。活着时称为公，死后称薨，从哪里知道这是假称呢？” 《春秋》三

译弑君叛逆，是最大的罪恶。犯这种罪，任何事情都不能赎免；对于人来说，不能容忍；按照法律，不能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是小罪也必须慎重，何况施行大法来惩处大恶呢？既然随意加罪，又随意赦免，就是自己侮辱法律，使人不再畏惧。《春秋》使用法律，不会这样轻率。三人的说法是：《春秋》记赵盾有罪，是因为他没有讨伐贼人，所以把最大的恶名加给他。后来又认为赵盾并非真正弑君，于是重新让他出现在经文中，以说明赵盾无罪。这就是随意加罪又随意赦免。假如赵盾有弑君之心，怎么能轻易把大恶加给他？假如只是因为他没有讨伐贼人，情理上可以责备他，应该给他加罪吗？那么他后来始终没有讨伐贼人，既没有改过来赎罪，为什么突然赦免他，使他和无罪的人相同？无论进退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本意。赵穿弑杀君主，是大恶；赵盾不讨伐贼人，不能替君主报仇，又对下面的罪犯失于施刑，这两者轻重悬殊，是可以明确知道的。即使赵盾确实值得责备，赵穿怎么能够免罪？如今却使首犯免罪而成为善人，使无辜者承受大恶，这就可以断定不是事实。《春秋》的法则，是使作恶的人不得侥幸逃罪，使有疑似之处的人得到辨明，这就是所谓公正地判断是非。按照三人的说法，当初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免祸。赵穿是赵盾的族人，于是弑君；赵盾没有讨伐他，事迹便涉及参与弑君。这是疑似而难以明辨的事情，圣人尤其应当探求实情、核实事实，把它说明白。假使赵盾果真有弑君的心，那么罪自然在赵盾，不能说他只是因为法律而承受恶名，却还称赞他贤德。假使他果真没有弑君的心，就应当替他辨明，必须先确认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再责备赵盾纵容贼人；这样赵穿的大恶就不能侥幸逃脱。赵盾的疑似行为得到辨明，而他没有讨伐贼人的责任也不能推辞。这样一来，是非善恶就都明白了。如今作恶的人反而免罪，疑似的人几乎承受弑君大恶，这可以断定不是事实。假如说赵盾不讨伐贼人，是因为他有侥幸弑君的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治赵盾的罪，这不过是专门推测奸诈、任意揣度人心的官吏所为，是故意矫激的做法，不是孔子以忠恕之道、以王道治理人的《春秋》之法。孔子忧虑鲁国史书是非错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果真如此，他难道肯照旧不加纠正吗？难道肯顺从它而称赞恶人，又教人越出国境逃避罪责吗？由此就可以知道，这是错误的传说。诘问者说：“那么夷皋究竟是谁弑杀的？” 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就是这样：‘赵盾弑杀他的君主。’现在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亲自送药却没有亲自尝药；又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没有亲自送药，而两位父亲都死了；还有一个人，拿着刀杀了自己的父亲，让官吏来审治他们。这三个人的罪相同吗？回答说：即使是平庸的官吏，也知道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亲自送药却不知道尝药的人，有爱父亲的孝心，只是不熟悉礼法，这是值得悲悯的，不过是无罪之人；没有亲自送药的人，确实不孝。虽然他没有爱护亲人的心，却还没有杀父亲的意图，即使善于审理狱讼的人，也应当把他与拿刀杀父亲的人判作不同的罪等，何况反而把亲自送药的孝行与拿刀杀父亲同罪呢？这是平庸官吏也不会做的事。既然这样，假如许世子止确实没有亲自尝药，孔子就绝不会写成‘弑君’。孔子既然写成‘弑君’，那么止就决不是没有尝药。诘难者说：圣人只是借止这件事来垂示教诲。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止来垂示教诲，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应该亲自尝药。圣人只要明白地用一句话告诉人们，就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何必给孝子加上大恶的罪名，而文中最终又不出现尝药的事情，使后世只知道止弑君，却不知道药应当亲自尝呢？教诲还没有垂示出来，却已经使人陷入大恶了。圣人垂示教诲，不会这样迂曲。果真是这样吗？责备止也不应当如此严刻。诘难者说：“既然如此，赵盾为什么又出现在经文中？许悼公为什么记载安葬？”回答说：“弑君的臣子不出现在经文中，这只是三人的说法罢了。难道圣人因为许悼公安葬就施行法律吗？又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没有讨伐贼人而记载安葬呢？止因弑君出现在经文中，过了四年，吴国击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到定公四年，许男才重新出现在经文中而不称名。许国被记入经文的情况本来就很简略。止的事迹已经无法考知了。”诘难者说：“三人的说法并非凭空臆测，他们是从所传闻的材料中得到这样的结论。既然如此，传闻的内容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能全部相信？《公羊传》《谷梁传》说‘尹氏卒’是正卿去世，《左氏传》却把‘尹氏卒’解释为隐公的母亲去世；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根据传闻所得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难道能全部相信吗？” 《春秋》四 有人问：“《春秋》为什么开始于隐公，结束于获麟？”回答说：“我不知道。”问者说：“这是学者竭尽心力研究的事情，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回答说：“《春秋》从哪里起、到哪里止，我知道；你所问的是起止的意义，我不知道。我对此没有用心研究。过去孔子在鲁国做官，不被任用，离开鲁国到诸侯那里，又不被任用，困顿后归来，年纪将老，才开始著书。他得到《诗经》，从《关雎》到《鲁颂》；得到《尚书》，从《尧典》到《费誓》；得到鲁国史记，从隐公到获麟，于是删削修订它。此前的时代太遥远了。圣人著书，只要足以作为世人的法则罢了，不去穷究遥远而难以明辨的事情。所以根据自己所得的材料加以修订。孔子不是史官，没有长期担任史官的职务，因此把自己所得的材料全部修订到这里就停止了。鲁国的史记却从未停止记载。如今从《左氏经》中就可以看见。又问：“既然如此，起止难道没有意义吗？”回答说：“意义在《春秋》的内容中，不在它的起止处。《春秋》是谨慎使用一句话而使万世信服的书。”我厌恶各种说法扰乱《春秋》。《春秋》五 有人问：“你在隐公、摄政、赵盾、止弑君这些问题上，根据经文而废弃传文；经文简略，需要依靠传文才详细，难道可以废弃传文吗？”回答说：“我难道是全部废弃它吗？传文对于经文已经很用心了，它叙述经文中的事情，有时确实要依靠它的详细说明。至于传文中错误的部分，那就错得无法忍受了。它解释经文的意义，有时也有所得；但到了错误之处，本来想把圣人说得伟大，反而把圣人说小了；本来想尊崇经文，反而把经文降低了。取用其中详细而正确的部分，废弃其中错误的部分，是可以的。赞许它尊崇、推重圣人的用心，可以；相信它贬低、缩小圣人的说法，不可以。问者说：传文有些地方应当废弃，那么经文有些地方就无法通晓，怎么办？回答说：不依靠传文也能通晓的经文，十之七八；因传文而受到迷惑的，十之五六。太阳、月亮和万物都受到仰望，但它们不能使盲人看见；有东西遮蔽眼睛的人，也同样看不见。圣人的心意明亮地存在于经文中，只有明智的人能够看见，只有不被其他说法遮蔽的人能够看见。”

译《石鹢论》论说：依据天道，参照人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则。传授各自的说法，攻击异端，是的就说是，不是的就说不是，这就是三传各自不同的地方。至于向上考察天意，向下验证人情，推究隐微之处来探寻万事的根源，并为后世垂示、确立一代王者的法则，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因此杜预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范甯也说义理必须合乎应然之理。然而同一部经的旨意，三传却有不同说法，彼此互相否定，学者因此疑惑。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坠落了五六块石头，有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左氏传说：“坠落在宋国的石头，是星星；六只鹢倒退飞行，是风造成的。”《公羊传》又说：“先听到石头坠地的声音，察看后才知道是石头，再仔细数才知道是五块，所以先说石头，后说五；看见是鹢，慢慢仔细看才知道它们是倒退着飞，所以先说六只，后说鹢。”《谷梁传》的意思，又认为先后说数目，是表示聚集和分散的言辞。连石头和鹢鸟这样的事物，尚且要把言辞说尽，何况是人呢？左氏辨明的是事物本身，公羊、谷梁鉴察的是其中的意旨。唉！难道是圣人的防范本来就不一致吗？还是后世学者产生了偏见呢？为什么纷纷扰扰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春秋》记载二百年间的事情，阴阳的变化，灾异显现的征兆，听闻并推究它们的结局，各有条理。况且左氏把石头解释成星星，是因为庄公七年有“星星坠落如雨”的记载。如果坠落的东西是星星，那么应当说星星坠落而变成石头，怎么能不说星星而直接说坠石呢？大水、大雪成为灾异，必定会记载。假如只是小风使鹢鸟自行倒退，那就不是风力造成的；假如是大风把它们吹得倒退，那么众鸟都会倒退，难道只有鹢鸟倒退吗？成王时期的风有拔树的力量，也没有听说能使鸟倒飞。假如风能够使鹢倒飞，那就超过成王时期的风了，可是经文为什么只不记作“大风使鹢倒飞”呢？按照《公羊传》的意思，是先数石头、观察鹢鸟，再安排记载的次序。况且孔子出生在定公、哀公之间，距离僖公已经五代；在石头坠落、鹢鸟飞行的时候，是宋人把它们按次序记入旧史，那么这也不是仲尼善于记事的表现。况且仲尼隔了几代修订经文，又怎么能亲自数石头、观察鹢鸟呢？谷梁认为先说石头后说五、先说六后说鹢，是因为石头、鹢鸟是微小事物，圣人尚且不颠倒先后以谨慎记数，那么对人的褒贬也可由此推知。至于西狩获麟，经文没有记载捕捉麟；鸜鹆来巢，也没有记载捕捉鸜鹆。难道唯独对石头、鹢鸟谨慎记数，却对麟、鸜鹆忽略吗？如果这样，仲尼的用意就荒谬了。却不知道圣人记载灾异，只是为了彰明劝戒罢了，又何必拘泥于数目呢？如果一定说圣人谨慎辨物、仔细查数，那么这些事情人人都能做到，并不是只有仲尼才可以做到。唉，三家的说法没有一个正确。周朝内史叔兴又认为，阴阳的事情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天裂是阳气的表现，地震是阴气的表现；阴气压制阳气就发生日食，阳气胜过阴气就造成干旱。阴阳的变化表现为灾祸和祥瑞，国家的兴亡也由此产生。既然说是阴阳的事情，谁能说它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呢？他还不能压抑这种说法，岂不是更加过分吗？” 《辨左氏》左丘明作《春秋外传》，用来记载各国人的言论。他记载柯陵之会说：“单襄公见晋厉公，观察他的神态，发现他目光远视、步态高扬，并且告诉鲁成公，晋国一定会有祸乱。成公问他：‘这是天道吗？还是人事呢？’单子说：‘我不是盲人史官，怎么知道天道？我看到的是晋侯的仪容。’又说：‘观察一个人的仪容，就能知道他的内心。’后来事情果然像单子所说。丘明喜好奇异，竟到了这种程度，想要让人不相信他的书并把它传给后世。如果单子的话确实如此，那么单子还不能算是持论笃实的君子。幸好他的言论与事情偶然相合罢了；不然，难道是丘明事后写下此事，迁就他的话来符合后来发生的事情吗？为什么这样说呢？观察人的仪容，即使圣人也不能知道人的内心，更不能知道他一定会遭遇祸福。礼这种东西，是圣人用来修饰人的情感、防范邪僻的工具。礼的文饰和制度，都是顺着民情制定节制，不过是替人建立大的防范罢了。人的眼睛喜爱五色，于是制定器物、文采、色彩等礼制来彰明它；耳朵喜爱和谐的声音，于是制定钟、磬、琴、瑟等礼乐来引导它；身体安于尊严的姿态，于是制定冠帽、衣裳等制度让人穿戴。又怕人放纵而超过礼制，于是又为这些行为制定节度。登车有和、銮的节度，行走有佩玉的节度，环绕行礼、拜谢有钟鼓的节度，升降进退、周旋转身无不有相应的节度。所以一个人的衣服必定要配合相应的仪容。因此说：“端正衣冠，尊重自己的目光仪态，使人看见后庄严而敬畏，这样只是在外表上防止邪僻，使不正的心念不能进入罢了。”衣冠不端正，目光仪态不庄重，升降周旋不合礼节，不过是不合礼而已；上天降祸赐福给人，难道是由于这些吗？人的内心又能凭这些来推知吗？喜怒哀乐在内心发动，必然会表现在外表；从这个角度推论，还比较接近事实。单子却不是这样，他竟然断绝义、抛弃德，只根据人的目光、仪态和步态来观察，又认为不必谈天道，只凭这些就可以断定祸福。所以他不能算持论笃实的君子，只是他的言论侥幸与事情相合罢了。《尚书》说：“表面恭敬，内心骄纵，罪恶通天。”又说：“花言巧语、伪善作态，却极其奸邪。”仪容与内心的差别就是这样。所以说：“观察一个人的仪容，即使圣人也不能知道他的内心。”尧、舜没有后代，颜回短命，即使圣人也不能预先确定。君子修养自身，只是内在端正自己的心，外在端正自己的仪容罢了。如果说可以凭仪容知道内心，进而又知道他的灾祸败亡，那怎么可以呢？《欧阳文粹》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三　　　　　　宋　陈亮　编论 《易》或问一 有人问：“大衍之数，是《易》的精髓吗？”学者没有不在这件事上竭尽心力的。回答说：“大衍之数，是《易》的末节，何必在这上面竭尽心力呢？”“《易》是文王创作的，它的书就是六经，它的文字是圣人的言语，它所说的事情是天地万物以及君臣、父子、夫妇和人伦的大纲。大衍只是筮占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文王所创作的事情。”既然如此，大衍之数就不值得学习吗？回答说：“掌握大的方面，就可以兼通小的方面；从来没有只学习小的方面而能够达到大的方面的。”懂得这一点，才懂得怎样学习《易》。六十四卦自古以来就被使用。夏、商时期，关于筮占的说法在《尚书》中略有显现。文王遭逢纣王之乱，有忧虑天下的心，有谋虑万世的志向，却没有地方施展，于是认为卦爻起于奇偶之数，阴阳变化交错而形成文理，其中包含君子、小人的进退，动静、刚柔的形象，也具备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于是借用卦爻来寄托自己的言论，命名为《易》。到了后世，人们把它用于占筮；孔子生于周末，担心文王的志向在后世不能显现，而《易》专门被当作筮占之书使用，于是作《彖传》《象传》，阐发卦的意义，必定称说圣人、君子、王、后来配合所说的事，又常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这些宏大的事物来作说明，大概是要表明它不只是用于占筮。孔子因此推究《易》的本来意义，纠正世俗的失误，后来文王的志向才大大显明，《易》才开始列入六经。《易》沦为占筮，并不只是当今才这样。如果没有孔子，文王的志向就会湮没而不为人所知。六爻的文字，是占辞；大衍之数，是占法；这些都是古代所使用的。文王更改了占辞，却没有改变占法，所以称作“大衍”的不是文王所创作的事情。所谓占辞，包含君子、小人的进退，动静、刚柔的形象，以及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学者把这些占辞专门用于筮占，尚且会被孔子认为不对，何况丢弃占辞而执着于占法，想借此看见文王创作《易》的用意，岂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凡是想成为君子的人，就学习圣人的言语；想从事占筮的人，就学习大衍之数，只看各自的选择罢了。《易》或问二 有人问：“《系辞》果真不是圣人所作，为什么前代的大儒、君子不加以论述呢？”回答说：“哪里只是《系辞》呢？舜涂泥修筑粮仓、掘井的故事，没有记载在六经中，也没有由孔子的门徒讲述，大概只是乡里人的传说。流传久了以后，孟子的门徒又把它当作事实讲述，其中本来就有出自荒谬妄诞说法的内容。最初，大儒、君子认为世人不相信它，所以置之不论；流传久了以后，后世反而以为那是大儒、君子所作，不加非难，于是事情好像确实无疑了。由此，喜好曲解学问的人沉溺其中的越来越多。孔子死后，周朝更加衰弱，王道丧失，学术废弛，到了战国，百家异端纷纷兴起。所谓十翼，不知道起于什么人。从秦、汉以来，大儒、君子都没有加以论述。”有人说：“既然如此，凭什么知道它不是圣人所作呢？”回答说：“大儒、君子对于学问，只要通达其中的道理就够了。中等以下的人，即使指明事迹、提耳告诫、反复譬喻，仍然会有人迷惑；他们长期沉溺于习惯听闻的说法，曲学之士又喜欢提出奇异的说法来争胜。什么叫‘子曰’呢？那是讲师的说法。我曾经用它来譬喻学者：‘元，是善的首长；亨，是美好的会合；利，是义的和谐；贞，是事情的根本。’这就是所谓《文言》。当鲁国穆姜讲说这些话时，已经是在襄公九年之后十五年，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左丘明传述《春秋》，固然有许多浮夸荒诞的言辞，但他的用心也一定是想使他的著作能够被后世信任。假使左丘明知道《文言》是孔子所作，就一定不会把它追附到穆姜的说法后面，使后世产生疑惑。大概左丘明没有想到后世会把《文言》认为是孔子所作。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孟子难道是喜欢非难六经吗？他排斥其中杂乱的说法，正是为了尊崇经文。” 《易》或问三 有人问：“大衍是筮占之事，那么关于筮占的说法就没有错误吗？”回答说：“它的方法是对的，它的解释是错的。使用四十九根蓍草，分为两份，挂起一根，四根四根地揲取，归还余数，再两次扐取，这个方法是对的。至于以二象征两仪、以三象征三才，直到以乾坤的阴阳老少来配合万物的数目，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传文说：“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又说：“各种工匠的事业，都是圣人创造的。” 筮法，是上古圣人的方法。它所依据的数，出于自然而不可测知，四十九这个数是正确的；它的作用，贯通变化而没有穷尽，七、八、九、六是正确的。正因为不可测知而又没有穷尽，所以称为神妙；正因为神妙，所以可以用来占筮。如今讲大衍的人，把事物取来与数相配，用以配合蓍草，这是可以测知的；又用九、六来规定乾、坤的阴阳老少，这是有限而可以穷尽的。何况占筮又不灵验吗？奇偶，是阴阳的数；阴阳，是天地的正气。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没有老少。况且圣人从未这样说，即使《系辞》中杂乱的文字，也没有这样讲。”问者说：“既然如此，九、六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回答说：“四十九根蓍草，没有一根不用。过去讲大衍的人，只取四次揲取的余数，却舍弃挂、扐的数。兼顾挂、扐所得的多少，九、六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了。蓍草的数没有与其他事物相配合，阴阳没有老少，乾坤没有固定的阴阳老少。明白这一点，才明白筮占。唉！如果文王没有孔子的《易》来阐发，它会不会沦为占筮之书呢？如果《易》没有王弼，它会不会沦为异端的说法呢？借助孔子来探求文王的用心，借助王弼来探求孔子的意旨，再借助我的话来考察王弼的得失，是可以的。”

译《泰誓论》《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攻取了黎国。所谓攻取黎国的人，就是西伯。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责，他攻打黎国并取胜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忧虑了。假使西伯显著地表现出不臣服的迹象，和商朝并立称王，像这样过了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把它当回事；他的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一类人，也都默不作声，只彼此熟视而无一言，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以纣王的雄猜、暴虐，曾经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脯。西伯听说后，暗自叹息，于是被纣王拘捕囚禁，恐怕免不了一死。等到西伯已经叛逆、不再臣服而自行称王，纣王却反而宽容优待，十年都不追问，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仍然以臣服之礼事奉商朝。”假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还能服事商朝呢？况且认为西伯称王，这个说法究竟起于什么根据？孔子的话，是万世可信的。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谦让国君之位而离去时，回头看天下竟没有可以归附的人；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当时纣王虽然无道，毕竟还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就是僭越叛逆的国家。然而伯夷、叔齐二人不认为这是错误，依附他很久也不离去。直到武王讨伐纣王，他们才认为这是错误而离开。那两个人起初回顾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人，最终却依附于僭越叛逆的国家而不离开；他们不责怪西伯，却责怪他的儿子，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尚书·泰誓》说“十有一年”，解说者因此认为文王受天命九年，加上武王居丧二年，把这些年数合计罢了。因此，西伯听虞、芮两国争讼，被称为受天命，并把这一年作为元年，这又是妄说。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平常的事情，并不认为特别重要。后世拘泥于曲解经学的人解说《春秋》，才开始把改元当作重大事情。既然这样，改元究竟是平常事吗？如果是，就本来不值得说。究竟是重大事情吗？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了，中间不应当改元却又改元；武王即位时应当改元，却反而不改元，竟然沿用并冒称先君的元年，把他居丧的年数也算在内，称为十一年。等到灭掉商朝而取得天下，这件事远比听讼重大，却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西伯把受天命之年作为元年的说法，是妄说。后来的学者只要知道西伯生前没有称王，而在中间也没有再次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的事情，就会清楚明白而不虚妄了。有人说：“既然如此，武王服丧完毕后才讨伐纣王，那么《泰誓》为什么说是十一年？”回答说：“‘服丧完毕后讨伐纣王’的说法，出自各家杂说小说；而《泰誓》是六经中明白的文字。过去孔子处在衰微的周朝时期，担心众说纷纭，迷惑扰乱当世，于是退下来整理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去世后，距离圣人渐渐远了，众说又兴起，与六经相混乱。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明订正。如今若有卓越之士，一概以六经为可信，那么《泰誓》所说的就是武王的事情；所谓‘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迁写《周本纪》，虽然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举行祭祀，然后在孟津整治军队；可是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了“父亲死了却不下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的依据，所以我不采用。以《尚书》为可信依据，就可以了。放囚论 信义应当在君子中实行，刑罚诛戮则施加于小人。罪刑达到死刑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宁可守义而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最难做到的事情。唐太宗贞观六年时，登记审查死刑囚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期限，让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把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期望那些小人中的罪恶最重者一定能够做到。他们到了期限最终都自行回来，其中没有留下后代的；这正是君子难以做到、小人却容易做到的事情。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有人说：这些人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等到施加恩德来对待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改变成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感化人的迅速，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回答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个名声。然而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一定会回来，以希望免死，所以才放他们走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后回来的人，不是料定自己回来一定能够获赦，所以才回来的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走他们，是上位者在揣测下位者的心思；料定一定能够获赦而回来，是下位者在揣测上位者的意图。我所看到的，是上下双方互相揣测欺骗，以成就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所谓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不然的话，太宗向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犯下极恶大罪；而一天施加的恩惠，反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也是说不通的理论。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如果把囚犯放走，他们回来后仍然杀掉而不赦免；再次放走，他们又回来，这样才可以知道是恩德所导致的。但这种事情必定不会有。如果放走囚犯，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他们，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屡屡这样做，杀人者都不死，这能作为天下永远通行的法则吗？不能成为常法的东西，难道是圣人的法则吗？所以尧、舜和夏、商、周三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树立异例来抬高自己，也不违逆人情来求取声誉。怪竹辩

译说竹子有知觉吗？那就不应当生长在屋檐下；说它没有知觉吗？它却能够避开栏槛，弯曲着保全自己的生命。它果真有知觉吗？那么有知觉的没有比人更甚的了，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可是人对于万物有许多不了解，甚至有连自身也不了解的地方，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凭人的灵性尚且不能自知其身，那么竹子即使有知觉，也一定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弯曲或挺直。竹子果真没有知觉吗？那么没有知觉的没有比枯草、死骨更甚的了，所谓蓍草、龟甲就是这样。自古以来，大圣大智的人有不知道的事情，必定要向蓍草、龟甲询问并求取决定；这样看来，枯草死骨所具有的知觉，反而远远超过圣智之人所知的范围。既然枯草死骨都能这样，又怎么知道竹子没有知觉呢？如果因此凭蓍草、龟甲的神奇智慧而说万物都有知觉，那么再去叩问其他草木、瓦石，它们却全都顽然无知。既然如此，竹子也未必没有知觉。由此说来，说竹子有知觉不可以，说它没有知觉也不可以；说它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都不能断定，这样才可以。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其道理不能一概而论。难道要有心才会有知觉吗？那么蚯蚓就没有心；说凡是动物都有知觉吗？那么水也是动物了。人和兽出生就有知觉，死后便没有知觉；蓍草和龟甲出生时没有知觉，死后才有知觉。这些道理都无法穷究诘问，所以圣人治理事情，只处理能够知道的，把不能知道的搁置起来，这就叫作大中之道。防问 问礼乐 礼乐，是治理百姓的工具。君王爱护养育这些百姓，对于教导他们的方法，十分勤勉而周备。因此，礼用来防止百姓的欲望，周乐用来成就百姓的风俗，其作用是深厚的。如果不遵循礼乐，赏赐不足以劝勉善行，刑罚不足以禁止邪恶，政治就不能成功。大宋兴起以来，已经八十多年了，圣明仁慈的天子希望使百姓达到太平，已经很久了。然而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州县官吏奉行法令、恪守职务，已无暇顾及其他。以致愚昧的百姓眼睛不认识俎豆，耳朵听不到弦乐匏笙，民俗顽劣鄙陋，刑狱没有减少，官吏却没有人承担责任。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都在，凡是年时吉凶、聚会防卫等事情，考察古代礼乐中可以施行于民间的，其类别有一定规范；顺应百姓、便利事务、可以施行于今天的，也有一定规范；施行本来有次序，其中应当优先的，又有一定规范。是先兴起礼乐，然后才能达到富足吗？还是先富足，然后再教化百姓呢？政令如果宽缓迂远，就很少接近实际；教化不循序渐进，就可能违背百姓的欲望。既不迂远、政事又容易办成，而且有次序地教化百姓、百姓又不违逆的办法，是什么？听说儒者对于礼乐，不只是诵读它的文字，必定能够通晓它的实际作用；不只是向古人学习，也一定可以施行于今天。希望你们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推辞。

译问六经 六经，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尚书》记载上古之事，《春秋》记述历史事件，《诗经》用含蓄的言辞进行感发和讽刺，《易经》的道理深隐而深奥。其中与现实世事最切近的，是礼与乐。自秦朝焚烧书籍以来，六经几乎都残缺了。到了汉代流传出来的，都有残缺脱漏、颠倒错乱，有的传自年老昏聩的老师，有的取自坟墓和屋壁之间，所以学者不能明白，异说纷纷兴起。何况《周礼》最后才出现，但它作为一部书却很完备。关于天地万物的统摄安排，制作礼乐，建立国家、治理百姓，奉养生者、事奉死者，禁止邪道、推广善行以及治理天下的方法，都有条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很美好，而周代的治理事迹比夏、商二代更加详备，后世之所以能够看见它，是因为《周礼》记载得很清楚。然而汉武帝认为它是亵渎混乱、不能验证的书，何休也说它是战国六国阴谋家的说法，为什么呢？可是现在考察它，其中确实有可疑之处。它在朝廷内部设置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彼此辅助配合；外部分为九服，建立五等爵位差别，使尊卑相互统属治理，这就是《周礼》的大略。可是六官所属官吏在经文中略见的就有五万多人，里闾、县鄙的长官以及军、师、卒、伍等人还不包括在内。王畿千里之地，划分田地、设置沟渠井田，容纳百姓和各家；王官、王族封国和城邑的数目如此之多，百姓的贡赋又从哪里来呢？而且还要在其中容纳五万人，这些人耕种并纳赋吗？如果他们不耕种却要纳赋，那么靠什么供给他们呢？治理国家的办法，难道竟然如此烦琐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秦朝既然诋毁古制，完全废除古代制度；自汉代以后，帝王的称号、官府的制度都沿袭秦朝旧制，一直到今天，虽有沿用也有变革，但大体上都是秦制，从来没有有意采用《周礼》，难道是因为它规模宏大而难以实行吗？它果真不可实行吗？制定法令、垂示制度，是要把它遗留给后世；如果难以实行，使万世都不能实行，那就和不可实行一样。这样看来，反而还不如秦制。即使有人实行，也不能使国家兴盛，甚至可能因此导致混乱，王莽、后周就是这样；那么它不可采用，也就可以确定了。这又是一个可疑之处。然而其中祭祀、服饰、车舆、旌旗等制度，似乎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难道就是所谓‘郁郁乎文哉’吗？三代治理天下的要领是什么？《周礼》经文的缺失在哪里？适合今天的道理应当从哪里取法？请全部陈述，不要隐瞒。问治理天下 古代治理天下有繁有简，施行于百姓也有浅有深，不过是各自适合其情况罢了。夏、商、周三代盛盛之时，地方广达万里，而君王亲自治理的只有千里，其余地区用来分封诸侯。至于礼乐刑政，只颁布它们的大法而让诸侯遵守，那么它的总体规模大概就是这样简略。诸侯大小国家大概有数千个，必定各自建立都邑、设置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教导农事、训练士卒，安置居民、丈量土地，从一夫以上都有法制，那么他们所处理的各种事务是多么繁杂。如今从京师直到海边和边远要塞，即使一个尉卒的职务也必须由朝廷任命，政事无论大小都从朝廷发出，州县官吏只是奉行而已；这是把天下全都纳入君王亲自治理，从总体上说就是繁琐。可是州县大小城邑和乡里，田地井田、教导农事、训练士卒，从一夫以上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对于各种事务又是多么忽略而简略。礼用来治理百姓，乐用来使他们和谐；以德、义、仁、恩不断养育、涵濡，这就是三代之所以深入百姓的地方。用政令统一百姓，用刑罚加以防范，这只是浅层的做法。如今从宰相到州县主管官员，无不只是发布文书、处理官吏事务，急于督促赋税、审断狱讼罢了，这仅仅是浅层做法。礼乐仁义，官吏都不知道如何施行，却希望百姓受到它们的教化，怎么可能呢？治理大事采取简略的办法，力量就有余；治理小事采取繁密的办法，事务就不会遗漏；用浅近的办法约束百姓，可以防止他们走入邪僻；用深厚的教化逐渐改变百姓，教化就可以成功，这就是三代能够治理天下的原因。如今一切都违背古道，把本应繁密的事情简略处理，把可以简略的事情弄得繁琐，只致力于浅层事务而忽视深层教化，所以立国百年而仁政尚未成功、百姓生活尚未富厚，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如果想使国家体制无论大小都各自适合繁简，使法令政事的宽严松紧都合乎浅深的原则；诸侯、井田制度不能突然恢复，那么施行于今天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礼乐刑政不能很快形成，那么用于今天有什么便利的办法？违背古道的过失根源从哪里产生？修复的办法从哪里开始？考察治乱、贯通古今，是大夫您的职责，希望您尽心陈述。问《周礼》三王治理天下，各有损益不同之处，但制度、典章、文物，只有周代最为完备。《周礼》的制度设置六官来治理万民，于是各种事务都得到治理。公卿所承担的责任很重大。至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和大臣亲自办理的事情，一年之中有许多；又有巡狩、朝会、出师田猎、射礼、耕耤、宴享等凡是重大活动，一年之中也有许多。至于百姓，也有田猎、学校、乡射、乡饮酒等凡是大规模聚会，一年之中有许多；又有州、党、族等官署，在岁时、每月初一、春秋祭祀、酺祭禳灾、询问政事、宣读法令等方面，一年之中又有许多。加上斋戒、供给、定期召集、奔走办理，荒废的日子就很多。为什么由此看来，似乎官员不能安居于官府，百姓不能安居于家中，也没有时间修治政事、经营生业呢？怎么会烦琐到这个地步？可是解说者说，周代凭借这些来达到太平，难道朝廷的礼乐文物、万民的富足和安乐，必定要如此勤勉而详尽之后才能达到吗？后世苟且简略，不能全部实行，所以不能赶上三代盛世吗？然而治理天下果真需要如此劳苦吗？用于今天，果真能安稳实行而不使人疲倦吗？还是其中的设置施行自有方法，只是你们没有深入考察罢了？请诸位君子说明这些问题。问井田

译孟子认为，井田界限不均，谷禄就不会公平。土地经界既已端正，那么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坐着确定了。所以他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土地经界开始。”这大概就是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度。自周代衰微直到今天，田制废弃而未能恢复，已经一千多年了。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他们善于治理的事迹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没有不取法三代的，唯独井田制度废弃不用。难道是因为它不可实行吗？难道是害怕困难而不去做吗？然而不采用井田也不妨碍治理天下。仁政果真始于划定土地经界吗？不可采用或难以施行的制度，果真是万世通行的法则吗？王莽曾依照古制改定名田制度，但天下百姓忧愁困苦、怨恨叛乱，最终共同起兵灭亡了他。王莽加害于人的恶行虽然不止一件，但耕田制度在当时尤其使百姓感到不便。唉！孟子所看重的制度，后世都不用却仍能治理天下；采用它反而使百姓特别忧愁困苦、怨恨叛乱，认为不便，那么孟子还把它称为仁政，可以吗？《礼记》说：“时代不同、时势不同，不能互相沿袭。”《尚书》又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是从未听闻过的道理。”经书传文中的说法如此相互抵牾，那么究竟应当听从谁呢？孟子，是世人所尊奉的老师。难道是他拘泥于古制而不能通达后世的情况吗？难道这就是所谓迂腐疏阔吗？如果不是这样，其中必定还有道理。自三代以后，拥有天下而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汉、唐。汉、唐的治理与三代相比怎么样？汉、唐百姓田地的制度、赋税的差等，又怎么样？其中哪些可以施行于今天，又怎么样？希望你们都详细说明。问为政 治理政事的人，是追求名义，还是沿袭旧迹？三代的名，是端正名分；三代的迹，是治理的成效。所谓名，是万世都应遵循的法则；所谓迹，是万世都应遵守的制度。端正名分、建立制度，使言语顺当、事情办成，然后根据名分和制度来考察实际，那么文章、事物就会清楚明备，没有不齐全的了，这可以说是盛大而完美啊！董仲舒认为，三代的质朴与文饰虽有改制之名，却没有改变治道的事实，这是对的。自秦朝放纵暴虐，毁弃古代典章以后，三代的名与迹都发生变易，丧失了实际，这难道就是所谓改变治道吗？然而自秦朝直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有时治理得好，有时混乱；国家废兴、国运长短的形势，都只是由当政者造成的罢了。沿袭秦朝的名号，不能改动；三代的制度成效，却不能恢复。难道这是事理的自然规律吗？难道三代的制度只能适用于三代，而不能施行于后世吗？王莽寻求三代的制度成效，恢复井田制；宇文氏寻求三代的名分，恢复六官制；这两者本来就是昏乱败亡的国家。然而孔子谈治理政事，必定说首先要端正名分；孟子谈治理政事，必定说首先要划定经界，这难道是空话吗？但自秦朝以来，后世治世之主中，能够接近三代的，只有唐太宗罢了。他的名分和制度本来不曾恢复三代的一两成，但他的治理却接近三王，这难道所谓名分和制度，并不是指这些外在形式吗？难道是舍弃名分与制度而直接考察实际吗？难道孔子、孟子所说的另有深意，而学者没有深入考察吗？请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以及它们的异同，作答。问取士 古代选拔士人，上下相互期待、相互成就，以成全彼此的美德。如今选拔士人，上下相互损害，这样想要把事情办成，可以吗？古代的士人，教育培养有一定基础，进身求取功名也有渐进的次序；上位者以厚礼对待下位者，所以士人自我守持也更加看重。上位者不厚重礼遇，不能得到士人；士人不自重，也不能让上位者以礼相待。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在朝廷设置爵禄、车服、礼乐，用来等待士人的到来；做士人的则在家修养仁义、忠信、孝悌，用来等待上位者的任用。在朝廷设置这些待遇的人，知道下位者能够配得上自己的期待，就会更加厚待；处于下位的人，知道上位者并不轻视自己，所以就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上下相互成就美德吗？后世的士人却相反：上位者对待下位者，认为他们不过是为了求取利益而进身；即使设置了爵禄，也天天制定防范措施来革除求进者泛滥的弊端。下位者看待上位者，则认为即使自己自重，上位者又有谁知道我？如果不自行求进，就不能通达。因此，上位者对下位者越来越轻薄，下位者自我守持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反而变得轻率。唉！处在上位的人想得到合适的人才，处在下位的人想施行自己的道义，这还能实现吗？请说明三代选拔士人的制度是怎样的；汉、魏直到现在，其制度又有怎样的变革，也应当逐一详细说明。选士制度失去了根本，导致后来反而背离根本，要从什么时候起才能恢复？如果想在现行制度上稍稍恢复古制，应当从哪里开始？如今的士人都学习古代、通晓经书，渐渐知道自重了，但上位者用来礼遇他们的做法却没有更加厚重。唉！是因为上位者厚待士人，然后才能使下位者自重吗？还是必须下位者先自重，然后上位者才会厚礼相待呢？如果两方面都不肯先做，这种形势又凭什么能够相合呢？请详细陈述其中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可以施行于今日的办法，作答。《欧阳文粹》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第四卷　宋代陈亮编纂。

译通进司上书。臣下恭敬地看到，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家陈述政事的人很多了。臣起初私下认为有三种防备来推测贼人的情势，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开始时还迟疑，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兴起已经很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显露，和臣平素的推测相当接近，所以臣私下认为有一些意见可以用来稍稍帮助国家、供陛下阅览，谨分条陈述。只愿陛下仁慈圣明，宽免臣狂妄应受的罪责，臣就十分幸运了。关西放松防备、百姓看不见战争，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假使贼人刚开始萌生叛乱时，隐藏形迹、暗藏计谋，突然袭来，那么我方边地驻军少而弱，城堡尚未修完，百姓长期习惯安定而容易惊慌，将领又不是平时选拔训练的，必然败退怯懦；这样贼人驱赶羊群、冲突如猪，便可以奋力深入。可是国威还没有受挫，民力也没有疲惫，他们即使攻下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久守住；即使掳掠离去，我方还可以邀击他们归来，这属于下等的防备。所以贼人知道这一点，便不采用。外国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就逃走，胜利就再来，这是通常的行为，属于中等的防备。所以贼人把这种办法也一并采用了。至于借用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打我方一两个容易攻取的地方，使他们心中高兴，然后训练、蓄养精锐，谋划长久之计。因此他们来时，即使获胜也不前进，没有失败却自行退走，这是为了诱使我军出动并使我军疲劳。他们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我方西面，忽然出现，忽然离去，用来使我军分散防备、不能稍作休息。我方想迅速进攻，贼人正处于新锐状态，坐等交战；他们如果不来，就这样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经衰老，民力已经疲惫；不幸又遇上水灾、旱灾，征调赋敛难以承受，盗贼群起，他们再奋发出动全部精锐，攻击我方的困顿疲弊，也是可以的。假使我方不堪忍受这种困境，愤怒而出兵进攻，决定于一战；他们凭借安逸等待我方劳顿，也可以取胜。假使我方苦于战争，想不出办法，于是请求通使，以便索取按年定期的财物；他们估量我方困急，知道我方不得不答应，也可以取利。这就是说，我方一旦力量困顿，贼人的谋略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这正是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的上等防备，而贼人如今正在采用它。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吃国家粮食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种而自行取食；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仰食国家而国家力量不困乏的情况。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德足以使部下为他死；自从最初僭越叛乱，傲慢的书信已经送上，却过了一年才出兵；一出兵，锋芒便不可抵挡，俘获、劫持蕃官，擒获我方将帅，却以厚礼相待而不杀害。这些凶险谋略的积蓄，都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形成的。为什么贼人能够凭借上等防备使我方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呢？他们已经使我方困顿，并且把这作为长久的计策来扰乱我们，难道我们没有长久的防备来制服他们吗？训练军队、培养士卒，窥伺空隙、乘机行动，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这就是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君主不加干预，也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贼人的谋心，从内部观察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根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正是所谓在宗庙朝廷中筹划而取胜的办法，不可以不思考。如今贼人的谋略可以看清，不过是想利用长久作战来使我们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观察，西部百姓已经困苦。若真能充实财力、积储粮食，以此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整、军队强壮，那么贼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筹算也就能够实现了。用兵，无非攻守而已，但攻守都以财物用度来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物用度就不能长久，这一点不用多说。请试着谈谈进攻：从前秦国依靠六世积累的强大资力来攻打胡人，最终使天下困顿，却没有实现自己的志愿。汉朝凭借汉文帝、汉景帝积累的富足力量，三次出兵，才得到河南。隋、唐攻打突厥、吐蕃，常常同中原互有胜负，也曾战胜他们，却从未一举将其消灭。秦、汉尤其强大，而它们所要攻取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所占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贼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遭受挫败。至于攻守的计策，不是臣所能知晓的。依靠天子的威势所加，即使最终一定能够扫除敌患，但驻守边境的将领尚未听说得到贼人的破绽、挫折他们的凶猛锋芒。这样看来，攻守都还没有休止的日期，而财物用度又不是长久之计，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在那里仰食国家，而关西的土地和物产并没有增加；关东所有的物资，又没有办法运送过去。搜刮苛取那些琐碎细小的财物，既然已经知道没有益处而停止了；至于卖官收取粮食，下面没有响应的人；改变法令来防止货物流通，商旅又不再通行。这样，四五十万人所需的一切，只能取足于西部百姓罢了。西部百姓怎么会不困苦呢？他们之所以困苦而没有起身做盗，只是还没有遭遇水灾旱灾罢了。外部被贼人的谋略拖得疲惫，内部又遭遇水旱灾害和许多变故，天下的祸患怎么说得尽呢？关西的物产既然不能增加，就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送过去。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充足，那么也就没有东西可以运往西部。因此臣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权衡调节商贾这三种办法一齐施行，那么财物用度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能得到缓解；国家力量完备，军队也就能够长久地防守和进攻，这只取决于陛下如何使用它们。那些眼前小而琐碎的利益，既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划，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所以，为长久打算的人，起初提出的办法似乎迂腐愚拙而可笑，但一旦坚决实行，它的利益就会非常广大。所以臣区区之心不敢躲避迂腐愚拙的责难，请求陛下裁决采用三件有利于时宜的事情。第一件叫作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替西部谋划的人，都以漕运不通为忧。臣认为，只是还没有设法寻求疏通罢了。如今京师在汴河，漕运不能向西，世人习见这种情形，便认为不能向西运输，却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比古代发生改变，古人能够行走的道路都还在，今人为什么反而不能走呢？汉朝初年，每年从山东漕运数十万石粮食；当时运输道路尚未修治，漕运数量还少。后来汉武帝更加修治渭渠，漕运达到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着水路设置仓库，转相运输、储置，于是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那些遗留下来的仓库遗迹，往往还在，只是当时都还要经过三门的险要之处。唐代裴耀卿又寻访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仓库，开山修路十八里，改用陆运来避开险阻，最终溯河进入渭水。当时每年的运输量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沿用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粮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说到善于经营财利、精通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是其中最杰出的。

译如今江淮的米粮每年运入汴河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出一二百万石供给关西，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依靠汴河漕运粮食的人，出外戍守的很多，有司并不吝惜拿出百万石粮食分给他们，问题只是三门阻隔在中间罢了。如今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考察所得寻找裴耀卿的旧迹，不怕十多里陆路运输的劳苦；这样河运就能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同时缓解关西的困苦。即使是古代没有而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已经实行过而且相距不远，今人怎么会认为困难呢？裴耀卿和刘晏最初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他们晚年，收入增加到原来的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东关走，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想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奔南阳，这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经到过南阳，询问当地遗老，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往往还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的道路，应当不会过于狭窄险要。只是自从以雒阳为都城以后，行路的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日久便废弃了。如今如果能够考察寻求并疏通这条道路，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防汉等地，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从南阳开始，用轻车和人力搬运接力传送；招募、设置递送的士兵，分成十五六个驿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进入关西而不断绝。防汉一带山多而盛产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生活所需能够满足而且还有余力，用来制造船只车辆，并不十分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劳苦，从内库赏赐禁钱数十万，以供给西部使用；可是道路艰难遥远，车载运输超过一年仍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的输送，又多受秋季淫雨之苦，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地步。让州县的纲吏远道运送到京师，再转运并冒着艰难阻滞，最后才能送到西部，哪里比得上核计南阳附近各郡，估量它们的道路远近，把距离武关与到京师相当的，以及距离武关尤其近的，都让它们直接运往关西？京师的用度如果不足，就拿禁库中的钱财赏赐有司来代替补足，这样绕道与直达的不同、利害的差别就清楚了。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件叫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臣听说，过去谋划财利的人，比较容易取得成效；如今谈论财利的人，却很难找到办法。从前百姓只承担赋税，因此财用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中的铜铁、煮海制盐，专卖酒和茶，征收关税、市税，计算舟车税，尚且有办法勉强供应一时的用度。自汉、魏以来直到现在，这些法令一天天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琐细。如今征取百姓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准备有事时的用度；如今把所有征取百姓的办法都用在无事之时，并且全都以冗余费用消耗掉了。等到突然发生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增加征收了。但仍然有可以施行的办法：百姓中从事生产、向官府输送的人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正安逸；土地能够出产物资，需要耕种才能发挥作用，但尚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说，百姓还有未用尽的劳力，土地还有未利用的利益，这正是可以作为的地方。何况纵观前代用兵，从来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而用度不足，赵过创造了用畎田和人力耕犁的办法，以此补足供应。赵充国攻打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着想出兵攻击，赵充国却深思取得全胜的办法，能够忍耐而等待敌人困弊，甚至违背诏令停止进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边之地耕田，同时派游动部队防备抄掠的敌寇；这样看来，治理田地并不容易，他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期，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从四面逼近；按今天的情形看，似乎将要日日交战，根本无暇屯田，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种，每年收获谷物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蓄的粮食数不胜数。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无法一一列举。那些形势艰难、难以屯田的地方，没有比赵充国所处的情势更加紧急、更加无暇屯田的；也没有比曹操所处的情势更容易屯田的。然而他们都勉力实行，不因事情迂缓而不去屯田，是因为知道土地资源广博，能够用来缓解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谨且举出近处的情况：从京城向西，未开垦的土地多得无法计数，并不是因为土地贫瘠而被弃置，大概是因为人们不勤于农业，又因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久废弃的土地，其利益是经营屯田的数倍。如今如果督促他们勤于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臣听说乡兵给百姓带来不便，议论的人正要讨论这件事。充任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借口说是接受训练，聚集在一起饮酒赌博，向家里索取资财，不顾家中是否已经没有财物。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看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这些还算有用；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遇到水旱灾害却正好可能成为盗贼。其中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京西一向贫穷的地方，没有山林水泽的富饶，百姓只能依靠辛勤务农生活。如今三人之家有一人，五人之家有三人，成为游手之徒；总计十八九州，即使往少里说，也还有四五万人不耕种却要吃粮，这就是彼此消耗、使困境更加严重。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驱使出来，让他们在废弃的土地上耕种，由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收获的田产按照官民各得一半的办法分配；再招募熟悉农事的官吏担任田官，优厚地奖励考核成绩最好的，以此诱导他们，那么愿意耕种的百姓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经借钱给陈州、蔡州的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种。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经营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由官府出面购买，不难得到。而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征作士兵后，便放弃了原来的职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里，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取其安逸的一面来说，也能承担耕种熟田一顷。假使四五万人都去耕种，而长期荒废的田地收益又是数倍，那么每年收获的粮食就多得无法计算了。京西的区域，北面有大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西。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在各处积储粮食，那就只等陛下下诏让有司调拨使用了。第三件叫作权衡调节商贾。臣听说，秦朝废弃王法，开启兼并之门；上面侵夺公家的利益，下面苛刻压榨平民，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朝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并夺回商贾的势力，但始终不能做到。

译大凡治理国家的人，日益广泛地谋求增加财利；兼并商利的人，也日益巧妙地追逐利益。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人坐在那里就能操纵国家的财利；这并非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谋利的范围太广了。谋利范围广，君上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的人共同经营，这样财货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政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归于公家而独占，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所得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关部门屡次改变法令，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内所损失的就有数百万。议论的人不知道利益不可独占，想要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变法不恰当，变了又变，损失就更加多了。想把十分的利益全归公家，到了亏损的时候，十成中连三成也得不到；还不如同商人共享，通常可以得到五成。如今国家的利益，较大的不过茶和盐罢了。茶自从变法以来，商人不再经营，一年的损失，几年也补不回来，各处积压腐坏，只好丢弃焚烧。前些日子，议论的人屡次说三税法便利，有关部门已经详细考察过了。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它，使商人有利可图并使货物流通，那么上下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该暂时降低价格，诱使各地商人来把它销售出去。先发布命令说：“三年以后将恢复旧价。”这样贪图利益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购买。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产于水中，用之不竭。把它们低价卖出，三年之内连十分之一二也不会减少。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重，是因为能够为国家换取钱币。如今不把它们卖出而积存起来，正是在爱惜腐朽的土壤，这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繁殖增多，难道是靠自己一铢一铢地亲自到市场上叫卖吗？一定要有小贩和小商人来分销。小贩小商人没有利润就不肯做，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他们分取利润；凭借自己货物多，即使每件获利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成腐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利润来诱使小贩；善于经营大国的人，也不吝惜利润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取得少而最终获得多的办法。至于由官府亲自经营市场买卖的事情，连大商人也不会这样做，我认为这种做法难以长久实行。如果确实能够不计较微小得失而考虑长远，那么积存腐朽的物资就能散出，钱币就能流通，不费力而财用自然充足了。臣愚昧，不能够了解时局；至于坚守边境以抵御贼寇，若有利可乘便出兵扰乱敌人，凡是小的便利，希望暂且交给边将办理。至于使积存的粮食同钱币流通，并畅通漕运，不过两三年，国力就会逐渐富足，边兵逐渐熟练，贼寇的锐气逐渐受挫，等到出现可以乘的间隙，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才是万全的防御。希望陛下把小事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并实行大的方略，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欧阳文粹》卷四。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五　宋陈亮编书。奉诏陈述政事。臣近日接到诏书，获准上书陈述政事。臣学识浅陋，不能广泛征引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理和混乱的根源，谨慎地选取当前的紧急事务，分条列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答复诏书所要求的内容。恭请陛下裁定取舍。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劳勤勉之心，但如果不知道达到治平的关键，心力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察，但如果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困惑。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把细小事务责成臣下办理，把重大事情专门掌握并亲自决断，这就是达到治平的关键方法。采纳一条可用的意见，即使众多议论也不能阻挠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臣近来看到，自从国家大规模用兵以来，朝廷内外骚动不安。陛下思虑社稷的安危，挂念军队和百姓的疲困，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日益衰老，贼寇日益强盛，集中九州的力量讨伐一个西戎小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又有北方强敌违背盟约而行动，将用什么来抵御它呢？从来所忧虑的是四方夷族，如今四方夷族都反叛了；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都兴起了；所担忧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灾害都发生了；所依靠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困乏了。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也匮乏了。陛下内心一天比一天忧虑，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虽然用心劳苦，却不知道寻求达到治平的关键。近年来朝廷广开言路，献计的人不下数千。然而事务头绪反而更多，疲于应付还来不及。从前所采纳的众多意见纷纷杂乱，到了遇事的时候，究竟哪一条计策可以采用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然很多，却不如实行时果断。臣私下思量，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缺少的，无非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敌的防备、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项，陛下忧虑它们没有，而臣认为如今其实都有，只是陛下没有得到并加以使用，是因为还没有想到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初期，四方割据，中原地方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但尚且能够向南夺取荆楚，收服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和官吏，数量能有多少？只是善于使用，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受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国家初建时的十倍。因此臣敢说，现在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敌的防备，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全都不能加以使用，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弊？一是号令不慎重，二是赏罚不明确，三是不责求功绩实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敷衍，就使万事松弛怠慢；在下面废弛败坏，就使事情更加不可收拾。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能取信于人，赏罚不能恰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以功绩实效来要求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行。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实行赏罚，责求功绩实效，这三件事是帝王的奇特方法。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的雄才之主，像唐太宗那样的聪明之主，都懂得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汉武帝喜欢用兵，就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供他指挥；想得到贤士，就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来符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欢用兵，就诛服突厥，降服辽东，威势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勣这样的人接受他的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他身边。这两位帝王，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罢了。恭惟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越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患，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击破贼寇，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威服四夷，常常忧虑没有防备；想要任用贤能之才，常常忧虑没有人选。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如意，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没有运用威势和权力的方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力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身旁也没有小人；没有偏信任用的沉溺，内外臣民都尊敬陛下如同上天，爱戴陛下如同父亲，侧耳伸颈，注视着陛下的作为，那么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陛下显赫地掌握威权来统御他们，那么万事都能办成，又何必忧虑这五项无可奈何呢？为什么对三种弊病因循不改，而一件事情也不能办成呢？臣请谈谈三弊。言论屡次改变就不能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详细审察，实行不久便又重新更张，以不能取信的话来施行，以难以遵从的命令来要求，所以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确定的命令，官吏便互相说：‘暂且不用执行，不久一定还会更改。’ 有的人说：‘准备好礼仪下发文书，大略按照应该破格执行的指挥办理。’可是早晚之间果然又改变了，以至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疲于迎送，文书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朝廷内外的臣民，有的听见后叹息，有的听见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是有忧虑天下之心；暗笑的人，是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如此，想要威服天下，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弊病。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然而赏赐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恩德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错失有罪的人，威势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使用了。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归来，功劳并不小；但因犯法被贬，一连十年不予起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其他将领，以此树立法度。太祖神明勇武而决断，所以能够平定天下，他的赏罚法度就是这样。前些日子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占据官位。军中看到无功的人也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各位将领谁肯立功呢？副将中畏缩怯懦、逗留不进的，都应当判处斩刑；有的暂时贬黜不久又升迁，有的根本不贬黜，仍旧任职。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被诛罚，那么各位将领谁肯拼命效力呢？

译这就是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人，威势没有什么可畏惧。赏罚如此而想要用人，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赏罚不明确的弊病。自从用兵以来，处置事务的事情不少，然而多半只有名义而没有实效。臣请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几年来，防守的军队不断增加，各路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病患、矮小、怯懦的人，多得数不清，这是有防兵的虚名，却没有实际得到相应数量的军队。新征集的士兵，各处都在训练，征召呼叫上下奔忙，百姓不得安居。主持训练的，不是将领之才；所训练的，也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制。往来于州县之间，百姓忧愁叹息，哀号不止。既然大多是老弱、患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操练的方法，这就是有训练军队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实际本领。各路州军分头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耗费民力；用车船搬运，又使道路上的百姓受苦。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坚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规格。制造的地方只求凑足数目、赶快完成，不管所制器械不能使用。经手的官司又没有检查责问，这就是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百战百败，本来就是毫无疑问的。等到遇到事情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处理，这就是不责求功绩实效的弊病。臣因此说：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在下面废弛败坏，万事的弊端就说不尽了。臣请谈五件大事。第一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谋略而不靠蛮力，用兵争斗的是智谋而不是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获胜。汉王刘寻等率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苻坚率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两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曹操凭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手下大败，退回许都，后来又用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人，这是用兵人数多就失败、人数少反而获胜的明确验证。何况对四方夷族，尤其难以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这是因为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够用计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以少胜多；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实际力量反而更少。如今的办法，增加军队就会耗费国家，减少军队就会使贼寇取胜。如今防守边境的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充数，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所以七八十万军队，实际上抵不上七八万人使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分散零乱，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虽多却反而如同更少，所以常常交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显赫地奋发威势，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在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曾经有一人抵挡百人的情况；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够一人抵十人，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变多，古人军队少却常常取胜的原因。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一味追求增加人数，年复一年消耗国家、耗损百姓，即使贼寇不来，天下也已经困顿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将领。臣又听古语说：‘将相并非天生有种，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任用他们，才是名将。’国家寻求将领的用心虽然劳苦，但选取将领的道路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推荐将领，却又以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身居下位的英豪之士就无法得到任用。考察将领才干，又以弓马一人之勇作为限制，那么具有敌对万人智略的人才就全被遗漏了。山林间的奇才俊杰，被召来以后，却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授给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牛、垂钓、饭牛的杰出人才，也都会因而被激怒而失去了。到了没有人可以任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足蹒跚、庸碌怯懦、昏暗低劣的人，都把兵权交给他们，使天下三尺高的孩童都替朝廷感到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防守而为国家生出事端，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了。[原文“防为国家生事”疑有讹误，译文依上下文作“防守而为国家生出事端”理解。]议论的人不知道选取将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日弊病，奋然精心寻求贤能豪杰之士，不必限制其身居下位；有智谋韬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才，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用超乎寻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超乎寻常的功效报效国家。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病痛所在的地方，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要寻找弊病发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究竟在哪里？根源在于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了历代积累的财物；当时在单于台整军，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使国力困乏，何况如今七八十万人，连续四五年不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生的物产，竭尽万民的脂膏血汗，而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计策也无从产生。只有削减冗余士卒的虚耗，训练精兵并迅速决战，功成之后停止用兵，自然就会充足了。如今军队有可以削减的理由，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进击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错过时机而导致失败，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耗损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是抵御戎敌的防备。臣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谋略；次一等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外交关系。’北方敌国同朝廷交好，已经仅仅四十年，不敢妄自行动。如今突然发动它的狂妄谋略，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到中原屡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产生贪心，窥伺空隙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告诫激励各位将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部边界；只要能够痛击元昊的贼军一阵，那么我军威势就会大振，敌人的谋划也会受挫，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伐谋略’。如今侦察情报的人都知道，北方敌国同西部贼寇暗中谋划，想要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今如果我们能够先击败其中一个国家，那么敌人的势力就减少一半，不能独自举兵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攻伐外交关系’。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过去进攻我方时，传闻北方敌国常常有援兵相助。如今如果敌国内部本来就有防备集结的谋划，而元昊突然遭到攻击，他一定会向北方敌国求援；北方敌国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它南下侵犯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攻伐外交关系的防备。

译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前来侵犯，我军能够提前大举出兵，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国互相配合、里应外合呢？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确定的盟约，扰乱他们约定的日期，是兵法所说的“使亲密关系离散”，也是攻伐外交关系的防备。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获胜，常有轻视各位将领的心态。如今又看到朝廷正忧虑北方戎虏，在河朔经营部署，一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现在趁他骄傲懈怠，正是迅速奔驰、紧急进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得胜利的上等防备。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军气势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还要考虑是否出师。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是不可错过的时机。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料想不到我军能够西征；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统帅，到如今已经半年，经过训练和施恩树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日屡次上奏请求进行小规模防备，这说明我军逐渐振作，贼军的气势逐渐受挫，这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两个敌人先行到来，那么我们就没有防备了。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事务的大臣，仔细商议并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臣武将担任各种职务，遍布天下，其中难道会没有有才智的大臣吗？然而陛下总理万机，已经没有闲暇完全认识他们，所以不能亲自提拔贤能、斥退不肖。执政大臣往往拘泥于旧例，又不敢提拔贤能、斥退不肖。审官院、吏部、三班的职掌，只是掌管文书簿册和官员差遣罢了，又不敢越级提拔贤能、斥退不肖。因此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提拔贤能、斥退不肖，所以贤能和愚劣混杂，侥幸之人相互容纳。三年升迁一次，此外再没有区别和表彰。平常没有事情时，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不出去；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时却常常担心缺少人手。自古任用官员的方法，没有像今天这样错误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推荐人因推荐有功而转官，就是提拔贤能；官员犯罪被罢黜责罚，就是斥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其中弊病有多深。大凡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类别聚集，所以廉洁谨慎的人各自推荐清廉能干的人；贪赃污浊的人各自推荐贪婪污浊的人；喜好徇私的人各自推荐请求托关系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推荐没有才干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推荐者的数量足够，便给被荐者改任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进了，贪婪污浊的人也升进了，请托求情的人也升进了，无才干的人也升进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提拔贤能的方法吗？如今罢黜责罚官吏，难道有澄清吏治、纠察举发的办法吗？只有因百姓控告而败露的贪赃之人才可能被罢黜。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谋求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必定由他一人操纵，所以即使侵害剥削豪强百姓，有时尚且还不至于波及贫弱者。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官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在一时之间受到祸害。这样说来，贪赃官吏和没有才干的人造成的危害相同。如今贪赃官吏因自己败露而受到罢黜责罚，十个人中也除掉不了一两个；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加追究，宽缓放任而容纳奸邪。弊病如此，难道就可以作为斥退不肖的方法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设置官职虽然很多，却没有人可以任用，也就应该如此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功绩实效，那么有才干的人就都会排列在陛下面前了。臣所以说，五件事情全都具备，但陛下不能使用，是因为存在弊病。三弊五事，臣已经详细说明了，只请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就是这些。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形势已经如此，正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为社稷和百姓留心考虑。《欧阳文粹》卷五。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六　宋陈亮编书。辨析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臣听说，士人如果不能忘却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言语如果不能触犯听者的耳朵，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祸患，敢于冒犯一人难以触犯的威严。只希望凭借圣上的慈爱，幸而加以省察。臣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所信任委用的大臣，却突然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能之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然任职在外，事情未能完全了解，但臣私下看到，自古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见识并不长远。想要广泛陷害善良之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则必须诬陷他们专擅权力。原因是什么呢？除去一个善人，如果众多善人还在，就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他们全部除去，而善人很少有过错，难以一一寻找瑕疵，只有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受到知遇并得到充分信任，就不能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说他专擅权力，而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尤其受到深厚的委任，却忽然遭到离间，一定是朋党、专权之类的说法迷惑了圣上的耳目。臣请详细说明。从前范仲淹起初因忠直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闻名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成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使他们一同在两府任职之后，考察他们遇到事情时的表现，就可以辨明了。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韩琦纯正质朴而直率；富弼明敏果断而锐利。四人的性情本来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相互赞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竭力争辩而予以宽免；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则推断九件事情，极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的事情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是陛下一向已经知道的。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相互称赞还来不及；为国家议论政事时，则公开在朝廷上争辩而没有私心。由此看来，臣认为杜衍等人确实具有汉史所说的忠臣彼此不和的气节，而小人诬称他们结成朋党，实在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所能专擅的。臣深切思考，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擅权力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得到名位才可以施行，所以行使权力的大臣必然贪恋名位。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时，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召请他们。至于富弼，三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两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每一次任命，他没有一次不是恳切推辞，而且推辞得更加恳切，陛下却任用得更加坚决，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臣只看到他们推辞退让过于频繁，没有看到他们专擅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然而仍然不敢另外有所作为。陛下看到他们办理事务，于是开启天章阁，召他们入内赐座，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都推辞退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发出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他们分条陈列大事并实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接近一个月后，才敢略微列举几件事情。范仲淹老于世故，必定知道各种事情不能猛烈更改，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向在于长远大事，看起来多有迂缓，只想逐渐实行，使之长久并最终都取得效果。富弼性情虽然锐利，但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援引祖宗旧事，请陛下选择而实行。自古君臣相互投合，一句话就能合乎道义，遇到事情便实行，再没有推辞退避的。富弼等人既然受到陛下坚决的意志和委任，又受到督促责成和反复叮咛，却仍然迟疑缓慢，自然会怀疑自己办事不够果断。小人巧妙地进谗说他们专擅权力，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国朝屡次派遣大臣；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没有振作，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乏波及天下。北方敌人乘着空隙违背盟约而行动，来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责怪祖宗的话。陛下虽然愤怒羞耻至深，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它争战，只好屈意求和，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受到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出行，竭力谋求雪洗耻辱，跋山涉水、傍山临海，不怕辛勤劳苦，想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崇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错。恭惟陛下睿智聪明，具有识人的圣明，臣下是否有才能全都洞察无遗，所以在众多官员之中亲自选得这几个人。一旦把他们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部互相庆贺，使四夷在朝廷外部互相庆贺，这正是臣替陛下痛惜的地方。恭惟陛下圣德仁慈，在保全忠臣善士方面，即使在罢退他们的时候，恩典礼遇也各自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之职，也并非轻微，希望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委以信任而不加疑虑，使他尽力施展所为，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当前西北两方的敌人交相争斗尚未停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谋划的时机，富弼和韩琦怎么可以置于闲散之处？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辩，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十分幸运了。臣从前岁被召入谏院以来，十个月之内七次受到圣恩，进而位列两制，常常想到所受荣宠深厚，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报答效力。群邪争相进用，谗言巧辩盛行而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臣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吗？臣冒昧竭尽愚昧浅陋的见识，只请陛下加以选择。上书给政府。

译我欧阳修没有才德，年轻时凭文章言语自负，近来有幸充任谏诤之臣，得以参与朝廷的议论。朝廷内外事务繁多，正是天子急于听取采纳意见的时候，陛下不认为我愚妄，反而加以奖拔。等到所受宠遇过分、恩德太深，我便自视微薄，觉得平素所受任用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所以正想勉强自己来伸展报效之心。方相公不因为我没有才能，反而从天下各路中选择最重要的地方授予我，并要求我在那里报效。到了这个时候，我本来应当怎样做才能尽到职责呢？等到到任以来，将近半年了，我谨小慎微地自守，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并不是我敢于懈怠，实在是有原因。至于山川险易、城塞屯防、边疆守备等事情，都是河朔的大事，朝廷已经委托枢密院富公筹划办理了。然而本司的事务自然也不少：从黄河以北的州、府、军、县，共有一百八十七处；城中和乡里的百姓共有七十五万零五千七百户；在职官吏一千二百多人；厢军、禁军、马军、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每年支出的粮食、钱帛有二千四百四十五万，此外还不包括非常时期的用度。其中事务条目的细节和利害的根源，如果不详细寻求、审慎考察，就不能掌握要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万五千七百户〕 此前张昷之等人急于履行职务，对于公家的利益，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他们兴利除害、便利事务的地方很多，但有时失于审慎，更改过于频繁，又失于苛细琐碎。所以自从我继任职务以来，遵循他们的长处，警戒他们的短处，凡是关系到利害的事情，都慎重对待，不敢轻率议论。如今已经半年了，官吏有无才能、公事私事的弊病，大略已经了解了十之七八；又先查找那些事情牵涉苛细繁杂而眼下危害不大、有关部门自己可以改正恢复而不必烦劳朝廷处分的，已经依次办理了。于是才有闲暇涉及其他事务。然而事情关系重大利害，有关部门不敢自行决定，必须上报朝廷的，种类很多。起初不敢把这些事情烦扰圣听，不只是自己怀疑判断不够审慎，实在是担心朝廷鉴于张昷之等人从前的过失，不能相信并采纳我的说法。如今已经谨慎考虑很久，也详细了解了，如果有所请求，确实希望得到信任并予以实行。河北的事务中，大的方面朝廷已经委托富公办理，其余重要事务不过五六件；其中不可办理的一件，可办理的四五件。虽然都属于有关部门的事务，但朝廷支持它就能实行，不支持它也就不能办理。自古以来，国家财产的利益必定出自山林川泽，所以《左传》说：‘山林和大海，是天地的藏府。’ 自两汉以来，开发山林、煮海制盐的利益，必定归于公家；如今天下各路的山林川泽全都加以禁管，已经没有遗漏的利益了。唯独河北一带聚集着军队和百姓，是最重要的地方；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有高山，这些都是财利的产地、天地的藏府，然而主管财政的人却都不能取用。祖宗时期，怜悯河北百姓年年受到敌国困扰，便把海盐的利益全部给予疲困的百姓，这是国家施于百姓的恩德已经深厚、不可剥夺的地方。西山绵延数百里，金、银、铜、铁、丹砂之类无所不有。珍宝长久埋藏地下，光气和矿苗往往向外涌出。地官加以禁止，不许开采舍弃，这实在只是让土地荒在平地上。河北的土地，四方都比不上它；但在保州、边州、广信、安肃、顺安、雄州、霸州之间，全都修筑塘泊，百姓不能耕种的有十分之八九。澶州、卫州、德州、博州、通利军、滨州、棣州、大名府的交界处，东面和南面年年遭受河水灾害，百姓不能耕种的有十分之五六。今年大丰收，秋税尚且免放一百万石。沧州、瀛州、深州、冀州、邢州、洺州、大名府的交界处，西面和北面都是咸卤地以及大小盐池，百姓不能耕种的有十分之三四。又有湖泊淀池不能生长庄稼的土地、监马场和牧地，以及因贫困逃亡而荒废抛弃的土地，多得数不清。大山大海的利益既然不能取用，而平地上能够产生财赋的土地又有限且不加利用，能够帮助财政的不过是酒税收入罢了。它的收入有定数，而用度却没有常数。所以即使有桑弘羊那样善于筹算的人，离开山林川泽和土地也无法办理财用。等到用度不足，不过是向朝廷求取，乞求银帛，接着把灾祸降给疲困百姓，号称变更转运罢了。这就是所谓不可办理的一件事。然而如果能够选择官吏来办理职事，裁减侥幸取得的官职以减少浮费，谨慎衡量资质、精心制造器械来帮助武备，依据物价贵贱使漕运畅通、调剂有无，像这一类事情，如果能够实行，尚且足以补益万分之一；而且这些都涉及弊病的补救，确实需要更改具体事务，曲折细节不是一封信能够说尽的。我冒昧把大纲列在另一张纸上。伏望陛下特别加以省览，察看其中的利害；如果所说不至于大相违背，希望稍加信任并予以实行，使我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尽力办理最终却没有成效，那么不等朝廷责罚，我自己也应当被弹劾罢免；如果有幸能够有所补益，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恭请陛下凭借聪明，稍加裁择。上书给范司谏。上个月中旬收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祝贺您，但因事务繁多、仓促忙乱，没有能够写成。司谏只是七品官罢了，对于您来说并不值得欢喜，而我却偏偏想专门写信祝贺，实在是因为谏官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职，从九卿和各部门官员以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高贵官位和重要职务可以施展自己的道义。然而县官超出本县界限，郡守越过本郡境界，即使是贤能的郡守县令也不能越权办理，因为各自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其他事务，兵部、鸿胪寺的卿官也不能处理其他事务，光禄寺也因为各有主管部门而只能管理本司事务。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又不属于本职范围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办理，谏官可以进言罢了。所以士人学习古道、胸怀道义，出仕当世而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官位低下，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堂之上，同天子讨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

译宰相以尊贵的地位推行他的道，谏官以卑微的职位发表他的言论；言论能够实行，道也就能够实行。九卿、百司以及郡县的官吏，各守一职，就承担一职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务，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要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有关部门的法令只能在一时施行，君子的讥刺却会写在史册上，昭然流传百世而不磨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七品官，承担天下的责任，又害怕百世的讥刺，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这种职位。近来您开始被召自陈州，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来这里不做御史，就一定会做谏官。”等到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如果听说有站在天子陛下之前，直言正色、当面争辩朝廷政事的人，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范君。”自从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您的言论，却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的事，却不能预料后面的事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有所作为吗？从前韩退之作《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那样做的。韩退之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却妄加讥刺；我独自认为并不是这样。韩退之写这篇文章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了。又过了两年，他才在朝廷上争辩陆贽之事，以及反对任命裴延龄为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的事，总共才两件。当时正值德宗时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授官任用失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可以进谏的事，却一定要等七年吗？当时的政事，难道没有比反对裴延龄、弹劾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接受谏官任命，晚上就应上奏防范。幸好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就结束了，以此勉强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只做了五年、六年便调任国子司业，那么他最终将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职了，这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时一两年，甚至有人半年就升迁一次。这又怎么能够等待七年呢？今天的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任此官，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并乐于听取正言吗？然而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所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我们的君主显明具有采纳谏言的明察。那些平民出身、穿粗布衣带的士人，穷困地住在茅屋里，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时，却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我不敢说。”有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了。”又有人说：“我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刺，陈述一次正直的言论，以不辜负重大的期望，并且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万分幸运了，万分幸运了。与高司谏 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开始知道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同人交往，又居住在偏远地方，只听说如今的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几个人，凭文学享有盛名，被称为朝廷得人，而您也列在其中，却没有特别显著、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疑惑您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来到京师，您已经做了御史里行，但我还没有机会见到您的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您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对此存疑。正直的人不能弯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辨别是非；以不能屈曲的节操，加上能够辨别是非的明察，又担任言事的官员，却低头抬头都默默无言，与普通人没有不同，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疑惑。自从您担任谏官以来，我才得以认识您；您神态刚正、面色严肃，谈论前代的事情，清清楚楚，令人听得明白；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的话。唉！把这种辨析是非的能力展示给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您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您的姓名到同您相识，共十四年，我却三次对您产生疑惑。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迹并加以比较之后，我才断定您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您在安道家同他相见；我听说您诋毁讥讽希文的为人，起初以为是戏言，等到见到师鲁，他也说您非常非难希文的作为，我的疑惑才最终确定。希文一生刚强正直、喜好学习，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始有终，这些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如今他又因为触犯宰相而获罪，您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责备自己，于是跟着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黜，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有刚强果断的，也有怯懦柔弱的，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能做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亲，自己又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念利禄，不敢稍微违逆宰相以招致刑祸，这只是庸人的常情，不过是做了一个没有才能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会怜悯您的不能做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昂然自得，毫无惭愧和畏惧，竟然诋毁贤人，说他应当被贬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进言的过错。力量上不敢做的事情，是愚者能力不足；却用机智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正是君子的敌人。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三四年以来，他从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担任待制，天天参与皇帝的顾问，如今朝班之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难道这是天子突然任用了不贤之人吗？假如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来对待，就是他的聪明还没有发挥完全。您身为司谏，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当他被突然任用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并不贤能，反而默默无言，等到他自己失败以后才跟着非难他？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今天是天子和宰相因为不合心意而驱逐贤人，您就不能不进言；这样，您即使认为希文贤能，也不能免除责任；认为他不贤能，也不能免除责任。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从前汉朝杀死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的议论，必定没有人肯明说是在杀贤者，一定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望之和王章不贤而获罪。如今您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望之和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一定不肯自己说是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二人应当诛杀，因而没有什么可谏的。如今您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您又想欺骗今人，却不害怕后世无法被欺骗吗？

译何况如今的人并不是可以欺骗的。我认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贤臣，容纳言论；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仍然受到褒奖称誉。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从进谏中被擢升任用的，您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如此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仍然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过职分议论政事，那么可以说话的人就只有谏臣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能够说话的人了。您处在这个职位上却不说话，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其他能够胜任的人。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您还能够用自己的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而自称谏官，这就是您已经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的事情了。可惜的是，圣朝有事，谏官不说话而让别人来说，事情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羞耻的，正是您。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的责备是全面的。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您能说一句话，是不忍心就此断绝您，而以不能做到贤者所能做到的事来责备您。如果您仍然认为希文不贤、应当被驱逐，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便是结党为邪的人了。希望您直接拿着这封信到朝廷去，使朝廷判定我的罪并杀掉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当被驱逐，这也算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您在安道家召我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在座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冒昧写下这些浅陋的意见，恭敬地希望您幸而察看。《欧阳文粹》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七　宋·陈亮编书 上书给杜中丞 我从前曾看到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御史台于是准备另举其他官吏来代替石介。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中最为卑下，石介也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士人；任用或不任用、是否恰当，并不足以损害政事，但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而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别是非，是真正崇尚义理的士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干，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政令，不是疏远卑贱的人所应当议论的，因此以此给石介定罪，说他应当罢免。唯独我认为不对，但又不知道石介究竟是指什么事情而言。传闻的人都说，石介所议论的是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然而我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如果您随即认为他错了，那就大大不对。况且主簿在御史台中虽然不是言事的官，但大体说来，凡是处在御史台的人，必定要以正直、刚强、明察、不畏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进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议论政事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强、明察、不畏避了。推量石介的才能，岂止可以做主簿，完全可以任御史。这样看来，是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也没有辜负您对他的了解。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太祖曾因某件事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后来太祖又问起，赵中令再次把他们进呈，太祖仍不任用。又有一天太祖再问，赵中令又把他们进呈，太祖大怒，撕碎他的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腰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入袖中，回到中书省。后来太祖又问，赵中令把碎纸缀补好，再次进呈，太祖才恍然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先已审慎地知道那两个人可以任用，然后果断坚持而不可改变。如今您举荐石介，也是一开始就审慎地知道他可以举荐，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了解他后举荐的，就不可突然停止；如果是偶然举荐的，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他所说的话，辨明是非之后再作罢。如果石介虽然触犯皇上，但所说是对的，就应当帮助他辨明；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说：“所举荐的只是主簿，并不是言事官；等他担任主簿而不能尽职时再罢免，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处理。”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正直之法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个人不肖，

译也应当弹劾并罢黜；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个人贤能，也应当举荐并为他伸张，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官职高下。如今在官位上的臣子，成百上千，有邪有正，他们是否应当被纠举，全都取决于御史台大臣；您起初举荐石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您，正准备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没有才能时，便也说他不行。说他有才能是您自己相信，却仍然不能果断坚持；如果以后再谈论其他事情，又怎么敢希望天子相信您的话呢？所以说：“主簿虽然职位卑下，石介虽然地位低微，但士人中真正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何况如今罢斥石介而另行举荐，必定也会选择贤能的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辨论；如果举荐他进入御史台，他又有所进言，难道又要斥退他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必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怯懦、沉默的人才会停止。恭敬地希望您，如果想举荐愚昧的人，我也不敢再说什么；如果将要举荐贤能的人，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选他人。如今世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的事务，所以我敢于把这些狂妄的话写出，私下献到您的门下。恭敬地希望您幸而察看。答复王相公 您派来的使者二十一日到达许州，我得到您赐下的一封书信。恭敬地反复拜读，既惭愧又惊惧。我有幸充任您的下属官吏，承受您的恩宠光照，每天在您面前奔走，深切仰慕古人能在堂下献上一句话，想着有所陈述；但遗憾自己愚昧无知，不足以自我效力，只是怀抱这点诚意，已经很久了。昨天因为刚离开府署，便借写奏记陈述自己地位疏远卑贱，幸而得到大君子美德的庇护，便把它作为离别时的眷恋之辞，已经有了次序。自从到任以来，对于施政中做得好的地方，本来应当得到僚属的帮助；而我昏暗懦弱、独自无能的过错，则借此表示感谢。于是又妄想献上一句话，以完成从前那点诚意，表达忠诚恳切之心；又冒昧赞美您的德行，希望您扩充功业、增益美名，以此祈祷。我的诚意虽然勤恳，言语却狂妄迷乱，仿佛面对蓍龟的神灵再三亵渎，理应受到拒绝而得不到回应。没想到相公没有立即抛弃我，仍屈尊写信逐条陈述、晓谕我，把这当作恩宠的答复，所赐实在太厚重了。然而恭敬地拜读并寻绎您的信，似乎还有没有察知我的诚意之处，斗胆把自己的话说完，以求逃避责罚。我听说古代主持政事的人，一定要看年成的丰歉。年成不好，就节省国家用度，救济百姓的困穷；奸盗滋生，争讼增多，政事也就繁杂。年成丰收、百姓安乐，然后休养生息，使政事简约安定，以恢复正常。这是善于治理政事的方法，也是礼典所记载的。大凡我从前所陈述的，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我的意思是说，经历凶年之后，灾害消退，风雨调和，耕种恢复正常，常平仓的粮食已经发放，百姓有了食物，关西的运粮又大量到达，军队不缺粮食，不发生旱灾和蝗灾，百姓安居乐业，天子不再忧虑；能够做到这样，然后才致力于大体，简省琐细事务罢了。难道有只镇定风俗、救济百姓忧患，却不设置军粮的说法吗？恭敬地希望您详细考察。从前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一定说：“称职而已。”大概是只要守住自己的官职，不敢怠慢职事，同时不去考虑其他事情。恭敬地说，相公赐给我的信中，有关于任官不越出职位的言论，由此可见君子的用心。然而我所陈述的，并不是说轻视一个邦国的小事而不去做，必须等到面对四海之广才施行，也不是放弃职守而越界思考。只是希望您增进德行、扩充功业，想着使君主有所成就并惠及天下，而不以治理一个邦国为满足；这既是祈祷，也是劝勉的话。唉！士人地位极其卑微，却敢以言语干犯上位者，有三种情况：不衡量地位轻重的形势，不考虑贵贱尊卑的身份，一定要据理力争直到事情解决的，这是直士；感念德行、思图报答，不计较事情是好是坏，只求竭尽诚意而进言的，这是知义之士；言语乖谬、不合道理，没有被询问却自行僭越进言的，这是狂士。然而，直士的言论虽然逆耳，按其本意应当思考并择取；报德之人的言论虽然未必完善，推究其内心的来由，也应当容纳接

译受。狂士的言论既然狂妄，就不值得同他争辩。我这个地位卑微的士人，斗胆有所干犯而这样说，在这三种人中占了两种。恭敬地希望相公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采纳，不必同我争辩并断绝往来，一切听凭您的恩赐。回复丁判官

译我得到夷陵这个地方时，天子因为我有罪却不忍心立即诛杀我，给了我一个县邑，并告诫说：“前去治理我的百姓，不要再加重从前的悔恨。”所以我接受命令时，先是害怕，后来又高兴，自己对自己说：“幸好是我到了夷陵的不幸之地。”有罪却还得到一个县邑，又让他去安抚治理，并说不要再增加以前的悔恨，这就是我认为幸运的原因。从前春秋时期，郑詹从齐国逃来，传文说：“佞人来了，佞人来了。”这是不愿意佞人进入本国、厌恶他到来的说法，语气极其严重。我这次前往夷陵，心想夷陵的官员会相互议论，府署的吏员会相互议论，百姓会相互议论，道路上的人也会相互议论，都会说：“罪人来了。”夷陵所有的人，无不厌恶我、不希望我进入他们的国家，就像鲁国厌恶郑詹到来一样，所以说这是夷陵的不幸。等到船停在江陵的建宁县，夷陵有人来，首先送给我一封书信，说其中的文意十分恳切；他们不但没有厌恶我，反而又加以厚礼，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非常高兴，同时又有一种不敢自我满足的心情。一个人受到别人厚待而神色自如，是因为自信内心有足以承受这种厚待的东西，并不感到惭愧。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年少时没有老师传授，学问出自自己的见解，还没有一次发挥出内在的积累，忽然有所发挥，果然就立即获罪；这说明我的学问没有扎实根基，只是内心空虚、没有真实内容所导致的。如今我还没有机会见到您这位君子，您却先辱赐书信，以深厚的心意相待；我用空虚的资质来承受如此深厚的心意，私下害怕真正见面后不能像您所期待的那样，只会更加惭愧。况且治理政事的人惩罚有罪者，如果不鞭打皮肤、刑伤肌肉，使身体感到切肤之痛，就一定会选择恶劣的地方把他斥逐出去，使他奔波跌倒，困窘苦楚于山谷之间，前面遇到毒蛇猛兽，后面又有荆棘，行动没有一次碰上偶然的吉利，反而总是遭遇奇异的凶险；这样的情状足以令人怜悯而又发笑。之所以要深深困辱他，是想让他知道自己悔改，改过向善；这也是治理政事者的仁爱。所以我获罪后，得到一个县邑，还要带着老母和寡妹，漂行五千五百里江湖，冒着酷热，踏过深险；一遇风波危险，就呼喊神明，求取片刻的性命。幸运到了任所，还要弯身低头侍奉上官；吏人连声呼喊姓名，呵斥我出去、下拜、起身，我便快步奔走；如果遇到大庭院的门禁，就让我坐在墙下，同州学中的差役列在一起；得到一顿饭还没有吃完，就先跑出去。上官遇到我，或喜或怒地呵斥盘问，我常常收拢双手、两腿发抖，窥伺对方的脸色，希望得到一句温和的话，却不可得。之所以这样困辱我，也是希望我能够自己悔过认错、改过向善。所以我来这里时，只期待受到困辱；如今却不是这样，您独自反而给我厚礼，不以罪人的身份困辱我，使我不至于穷困厄难而能够得到安置，实行了“不要再加重悔恨”这一先前的训诫，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我又害怕自己顽固的内心不知道自行改过。士人处于穷困时，没有不希望别人怜悯自己的；但如果不是深仁厚义的君子来怜悯他，他反而会感到害怕和惭愧。谨借弓手返回之便，斗胆陈述心中的话，内心实在诚恳，恭敬地希望您幸而察看。与张秀才（一） 前些日子您以诗、赋、杂文和启事作为见面礼送来，我反复披读了三四遍，不能马上停下来。您家籍贯在河中，是乡里选出的进士，精研学问，勉励品行，曾经已经在乡里被选拔，升到府中，又在有关部门参加考试了。实在可以说是那个地方的优秀人才。然而士人居住在乡里，出游一定有朋友，求学一定有老师；乡里一定有先生长者，府县一定有贤能的太守、长官和属吏。那些能够替您称说才华、叙述美德的人，应该不少。如今您却越过数百里，冒犯风霜，来到大国，拜访官府，向守门求见的人低头，说明自己的姓名，在别人台阶廊庑之间奔走拜伏，这是多么辛苦啊！难道是因为心中自负自己的才华，想把它发挥出来吗？还是顾念乡里的狭窄鄙陋，不足以扩展自己，认为大国有很多贤士君子，可以奋发显扬，使自己的声名光大而流传久远吗？那么您这次来，志向难道只是近处求取、微小的追求吗？莫非是磨炼光彩、洗濯声色，谋划已经成熟，占卜得到了吉兆，然后才勇敢决断地来的吗？如今市场的门早晨打开，商人奔向那里，贩卖货物的人坐在那里；拿着宝物想要估价的人到那里去，带着钱寻求宝物的人也到那里去；没有产业、挥着手臂来游荡的闲民也到那里去。洛阳是天下最大的市场，来这里想要估价的人有，坐在那里替宝物评定轻重贵贱的人也有。我处在这些人中间，官位、学问和品行都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是非可否也不足以取得别人的信任，我也不过是一个没有资本而挥臂游荡的人。如今您来这里试探自己的价值，已经到了可以评定轻重的人那里，却反而把我也算在其中。让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承担替人评定价值的责任，虽然知道自己贪恋所得，却不知道凭什么来替人估价。所以承蒙您赐文前来，我既惭愧又高兴；既然不能满足您的请求以报答厚意，姑且说这些话作为答谢。与张秀才（二） 前些日子您离开后，我又取出您先前赐给我的十几篇古今杂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论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寻究您的心意，难道不是忧虑世道、担心风俗，探究古代、阐明道理，想要防止今天的弊病而恢复古代的风尚，削减、剥除、整齐当今各种纷乱、驳杂、冗余的事物吗？这样以后，我更加知道您非常好学而且很有志向。然而讲述三皇太古之道，舍弃近处而追求遥远，致力于高远的言论而少有实际内容，这是小小的过失。君子求学，务在求道。求道必定要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阐明道理之后，再亲身践行，把它施用于政事，又见之于文章，发扬出来以取信于后世。周公、孔子、孟子这些人，正是经常亲身践行并实行这种道的人；六经所记载的文章，就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取信的文章。他们的道容易知道而可以效法，他们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的人来谈道，就把混沌虚无说成道，把洪荒广漠说成古；他们的道难以效法，他们的言语难以实行。孔子谈道说：“道不远人。”《中庸》说：“顺着人的本性去做叫作道。”又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春秋》这部书，因为成全隐公的谦让却不加以匡正，传文说：“《春秋》相信正道，不相信邪说。”

译这是说隐公不能践行正道；《春秋》记载齐侯迁移卫国、筑城于楚丘，是赞许他的仁，却不赞许他擅自封立，传文说：“仁不能胜过道。”凡是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圣人的道，是亲身践行、施用于事务便可以获得的道，难道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吗？尧、禹的典籍都说：“考察古代。”傅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孔子说：“我爱好古道，勤勉地求取它。”凡是这里所说的古代，指的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等事务，难道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吗？这才是君子所学习的。所谓舍近求远，孔子说：“我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了；那么现在距离尧舜，难道不是更远吗？”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而不谈它以前的事情；他所说的学习，只说“继承尧舜”。像孔子这样圣明而勤勉，难道不能谈论尧舜以前的事情吗？大概是因为时代逐渐遥远，难以彰明，不能使后世相信。如今生在孔子之后久远的时代，反而想求取尧舜以前的道理，这正是世人所说的致力于高远言论而缺少实际内容。唐虞之道是历代帝王之道的首要，孔子感叹说：“广大无边啊！”意思是说它高深、宏大、宽广，无法用言语形容。等到《尧典》《舜典》把它记述下来，光明显著，使后世尊崇仰望而不能达到，庄严得仿佛出自天然，那么《尚书》中的言语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其中所说的事情，不过是亲爱九族、使百姓平安、忧虑水患、询问臣下谁可以任用；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整齐律令制度、谨慎权衡、使臣下诛杀或放逐四个罪人而已。孔子之后，只有孟子最懂得道，但他所说的也不过是教人种植桑麻、畜养鸡猪，把养生送死作为王道的根本。两典的文章难道不是文章吗？孟子所说的道难道不是道吗？而他们所说的事情，正是世人很容易知道、很接近的事情，大概只是切合实际罢了。如今求学的人不探究根本，却喜欢荒诞之人的言论，想在远古之初追求混沌，把无形当作最高的道；不分高下远近，使贤者能够做到，愚者也可以努力达到，没有过度或不及，全部以大中为根本，所以才能横贯万世而实行不变。如今却认为这些不足以去做，反而以追求高远为胜，并扩充荒诞者无用的学说，这难道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事情吗？应当稍微放低高远的目标，使遥远的道理贴近现实，以达到中正之道，这样或许就能达到目的。凡是我所议论的，都是陈旧浅薄的话；以您的多闻博学，本来不应当由我来向您讲这些。然而我之所以这样说，本来是想让您减损高远的追求而俯身趋近现实，哪里敢于特意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呢？希望您稍微思考一下。答复李诩（一） 有人来到这里，辱赐书信以及《性诠》三篇，说：“拿它来请您判断，果真是这样吗？自信坚定的人，不需要等待别人；拿来向别人求证的人，是自己有所怀疑的人。如今您自称孔子以及孟、荀、扬、韩重新出生，也不能改变我的言论，可以说是自信而不疑了；但您反过来拿它向我求证，除非我比孔子高明，才可以替您辨析；何况我还没有达到孟、荀、扬、韩的十分之一二。我不是懂得道的人，只是喜欢学习而还没有达到境界的人。世上没有老师已经很久了，还要依靠朋友相互切磋的益处；如果不自满而中途停止，或许终身能够有所成就。我本来常常乐于同求学者往来论议，并不是敢说能够使别人有所增益，而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增益。何况像您的文章议论，哪里容易得到呢？我本来就乐于替您辨析。如果您还有疑惑，我岂敢不把自己所学的全部告诉您？既然您自信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孔子也不能改变您，还让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来人回去后又索要回信，我不知道怎样答复，惭愧而又惶恐，惭愧而又惶恐。答复李诩（二） 前些日子承蒙您给我看信和《性诠》三篇，看出您喜欢学习、善于辨论，而且文章能够详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如今世上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但多有不足，所以我想同您把这个问题说完。我担心世上的求学者大多谈论人性，因此常常这样说：人性不是求学者急需探究的事情，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事情。《易》六十四卦不谈性，它谈的是动静、得失、吉凶的常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谈性，它记录的是善恶是非的实际情况；《诗》三百零五篇不谈性，它谈的是政教兴衰的褒贬；《书》五十九篇不谈性，它谈的是尧舜和三代的治乱。礼乐之书虽然不完整，而且杂出于诸位儒者的记述，但其大要是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方法。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切合世间的人事，所以谈得非常详细。至于人性，百句中只有一两句谈到，有时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它，并不是专门为了谈性。因此即使谈到，也不加以究极。我所说的“不谈”，不是说完全断绝、不曾谈论，而是说谈论得很少，并且不是以性为主题来谈。《论语》记载七十二弟子向孔子提问，有问孝的，有问忠的，有问仁义的，有问礼乐的，有问修身的，有问为政的，有问朋友的，有问鬼神的，却从来没有人问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孔子告诉弟子的，总共有几千句话，其中涉及人性的只有一句。因此我说，人性不是求学者急需探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尚书》说：“习惯同人性一起形成。”《论语》说：“人的本性相近，习染使人相远。”这是告诫人谨慎对待自己的习染。《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去做叫作道。”这是说明人性本身没有固定的表现，必定要有方法去引导它。《乐记》也说：“受到外物感动而发生变化，是人性的欲望。”这是说明外物对人的感发无所不至。然而它始终没有说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谨慎对待所受的习染、感动后的行动以及引导本性的方式罢了。因此我说，都是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人性，却没有对它作究竟的探讨。我年轻时就喜欢学习，知道学习的困难；凡是六经所记载、七十二弟子所询问的事情，即使终身学习，也有不能通达的；对于已经通达的道理，终身实行，也有不能达到的。我因为急切致力于这些事情而无暇顾及其他，由此知道七十二弟子也正是如此急切而无暇旁顾；又由此知道圣人用来教导人、垂示后世的事情，也是惶惶不暇。如今的求学者，对于古代圣贤惶惶急切去做的事情，学习它、实行它，或许还没有达到其中的一二，却喜欢谈论人性，穷究圣贤很少谈而又不加究极的事情，执守后世儒者的偏颇学说，经营无用的空言，这就是我没有闲暇去做的事情。有人问：“那么人性果真不值得学习吗？”

译我说：“人性同身体一起出生，是人人都有的。做君子的人，只需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罢了。人性的善恶，不必穷究。假如人性果真是善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人也不能不治理；假如人性果真是恶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人也不能不治理。不修养自身，即使是君子也会成为小人。《尚书》说：‘只有圣人不存善念，就会变成狂人’，就是这个意思。能够修养自身，即使是小人也能成为君子。《尚书》说：‘只有狂人能够存善念，就会成为圣人’，就是这个意思。治理之道完备，人民得到治理，这就是善。《尚书》说：‘百姓于是变得和顺’，就是这个意思。治理之道失误，人民没有得到治理，这就是恶。《尚书》说‘殷朝的顽民’，又说‘过去染上的污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做君子的人，以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为急务，而不穷究人性来立说。七十二弟子不问人性，六经不以人性为主要内容，即使偶尔谈到也不加究极，难道是轻视它吗？大概是有意如此。有人又问：‘那么孟子、荀子、扬子谈论人性，难道有过错吗？’我说：‘没有过错。它们有什么不同呢？’我说：‘开头不同，结尾相同。假如孟子说“人性善”，便因此懈怠而不再教导，那就是过错；假如荀子说“人性恶”，便因此放弃教导，那就是过错。’ 假如扬子说“人性混杂”，便因此放纵而不再教导，那就是过错。然而这三个人，有的亲自奔走于诸侯之间来推行自己的道，有的写了数千万字的著作来告诫后世，从来没有不把仁义礼乐当作急务的。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善良的人一天不受教导，就会丧失善性而陷入恶；恶人勤于教导，就可以使他达到善；性情混杂的人加以驱导和率领，就可以使他离开恶而趋向善。他们的说法同《尚书》所说的“习惯同人性一起形成”、孔子所说的“本性相近而习染相远”、以及《中庸》所说的“要有方法去引导”、 《乐记》所说的“谨慎外物的感发”，都是相合的。这三个人，推究他们表面上的言论虽然不同，考察他们用心的地方却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三人的言论并没有过错，只是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凡是议论三人的人，如果根据我的说法把他们统一起来，争论不休的声音就可以平息了。我所说的就是这样，您可以自行选择取舍。” 答吴充秀才 前些日子承蒙您给我看信和三篇文章，打开来阅读，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稍稍安定下来再看，才不过几百字。若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充沛得有不可抵挡的气势，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然而您还自己担心茫然无所适从，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是好学者的谦逊说法。我的才能不足以用于当时，做官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我的毁誉不足以改变轻重，气力不足以打动人。世上那些想借助名誉来提高身价、借助力量然后进取的人，能从我这里取得什么呢？前辈您的学问精深、文章雄健，施用于当世，也不是要等待我的声誉来增加分量、等待我的力量来帮助进取。然而您却亲自前来，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急于求道，不挑选对象便来询问吗？求学的人没有不求道的，但真正达到的人很少。并不是道距离人遥远，而是求学者有所沉溺罢了。文章作为言语，难以写得精工却又令人喜爱，容易使人陶醉而自我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其中。稍微有一点工夫，就说：“我的学问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说：“我是文士，只专门从事文章罢了。”这就是他们很少达到道的原因。从前孔子年老后回到鲁国，六经的撰作，不过几年时间罢了。然而读《易》的人，仿佛没有《春秋》；读《书》的人，仿佛没有《诗》；他用功何其少，却能达到极高的境界啊！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但大体说来，道德充实的人，文章并不难，自然就会达到。所以孟子惶惶不暇，没有时间著书；荀卿大概也是到了晚年才有著作。至于子云、仲淹，正是勉强模仿言语文章，这说明他们的道还不够充实，却强行作文。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的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学习文章罢了，因此越用力、越勤奋，反而越不能达到境界。您所说整天不能走出轩序，不能使文章纵横高下都如意，是因为道还不够充实。如果道充实了，即使运行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之中，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前辈您的文章浩大充沛，可以说已经很好了；而且您又立志求道，还自己认为道未广博。如果不停下努力，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也并不困难。我是学习道却还没有达到的人，但幸好不甘心停留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而沉溺于所达到的地方；借着您能够不自我停步这一点，又勉励自己稍微前进一些。《欧阳文粹》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八　宋·陈亮编书 答复祖择之 人到了，带来书信一封，以及诗、赋和杂文两匣。我告诉他说：“读过一遍后，认为怎么样？”我本来浅陋，不值得劳烦好学之人的询问；而且我年少时卑微，长大后又困穷，平素所作没有足以称道的，不能用来取得人的信任，也从未有人来询问过我。以我这种不足以被询问的愚陋，又从来没有回答过别人的询问，您突然提到这件事，所以我既惭愧又害怕，不知说什么才好。虽然如此，您不远数百里，派使者来到我的门下，情意深厚，礼数殷勤，我哪里敢不答复呢？我听说古代的学者，一定尊重自己的老师；老师受到尊重，然后道才能受到尊重；道受到尊重，然后学生的敬意才能深厚；有了敬意，才能守住自己；能够守住自己，然后才能果断地施行；能够果断施行，然后才不畏惧、不改变。三代衰微，学校废弃；到了两汉，师道还存在，所以那些学者各自守护自己的经学，并用它来实行。汉代的政治、文章以及当时的政事，后世没有能赶得上的，它们的来由实在深远。后世遵从师法渐渐败坏，而当今世上没有老师，于是学者不尊重严肃的学道，便轻视自己的学业；轻视它，就不能达到；不能达到，就不能笃诚信奉；信奉不笃实，就不知道该守什么；守得不牢固，就会有所畏惧，也会被外物改变。所以学者只知道俯仰逢迎、顺从时势，把希望取得禄利看作急务，以至于忘掉根本，趋向末流而不回头。用不诚信、不坚定的心，守护尚未达到的学业，即使想要果断地自行施行，也不知道施行它的道理。何况还有禄利的诱惑、刑罚灾祸的恐惧来使他改变呢？这就是您所说的，世上少有而没有同道者的志在古人、通晓大道之士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您所写的文章，用意很高远，卓然有不顾世俗的心，简直想要亲自达到古人的境界。当今世上，用心像您这样的人有几个？士人处在乡曲之中，能够做您的老师的是谁？交游之间，能够阐发您的议论的是谁？学习没有老师，就不能专一守持；议论不广博，就没有可以发明并探究深意的地方。您的言论旨趣高远，十分好；但所守尚未专一，议论尚未精密，这就是您的毛病。我私下想到，您的交游中能够称赞您的才华、美誉您的人不少，如今您都舍弃他们而远来见我，于是我知道您正是想求取古代君子的那种不肯止步于此的用心。因此我把这些话告诉您，不敢隐瞒。世上已经没有老师了，学者应当以经书为师；以经书为师，必须先探求它的意义；领会了意义，心就安定；心安定，道就纯正；道纯正，内心充实的东西就真实；内心充实，发为文章就会有光辉；施行于世，就会果决坚毅。三代两汉的学问，不过就是这样。您忧虑世上没有同道者，却不嫌弃我的愚陋，将要把我看作同道，所以我才敢说这些话，不知合不合您的心意？答宋咸 州人来到，承蒙您惠赐书信以及《周易》补注，实在很好。世上没有孔子已经很久了。六经的传承失去了本来面目，其中有些地方已经无法考正，若非孔子重新出现，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真相。儒者对于学问，范围本来很广，又在残编朽简之中苦心劳神，想要探求千百年来失传的讹误，茫然向前看，圣人已经远去而不可见；幽远地回头看，后世来者无穷无尽；想要替尚未觉悟的人解释难以理解的疑惑，这真可以说是劳苦而功效很少了。然而经书不是一代人的著作，它传承中的讹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刊正和补缀经书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假使学者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由明白的人加以选择，十条取一条，百条取十条，即使还不能使六经完全恢复到没有错误的状态，但能像日月一样明白，把众人的长处汇聚起来加以补缀，大概也不至于造成大的错误，可以等待圣人重新出生。那么，学者对于经书，难道可以停止吗？您对于经书很用心，凡是其中的缺失，没有不想加以订正的；您刊正、补缀的地方很多，所得自然也多。我学习不敏锐明达，又没有坚强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恐怕终究不能稍稍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补益六经的万分之一。得到您所作的书，所以我尤其铭感在心，不能忘记。近日正奉命出使边境，匆忙之间不能详尽书写，只愿您保重自己。答徐无党 来人带回您惠赐的书信，以及《始隐书论》等，还有前次所记的《获麟论文》。在文辞驰骋之时，哪里是寻常人的笔力所能达到的？至于辨析经书的意思，我却不敢认为是正确的。大概您的自信十分锐利，又曾经从我这里取得信任；如果您认定它是对的，谁能改变您的想法呢？如今凡是研究经学的人，没有不忧虑圣人的意思不明，而被诸儒以自己创立的学说搅乱的。现在在经书之外，又自己另作一套解释，这就像忧虑沙子混浊了水，却又把土投入其中来增加它的混浊。不如把沙土全都除去，那么水自然会清澈明亮。鲁隐公面南而治国，使群臣百姓成为他的臣属十多年，死后进入宗庙，立谥号称为“公”，那么当时鲁国人谁会说息姑不是国君呢？孔子修订《春秋》，凡是与诸侯结盟、出兵、任命将领的事，一概用“公”来记载。至于他去世，书中写道“公薨”，那么圣人何曾把隐公和其他诸侯区别对待呢？依据经书，隐公在位十一年后去世，那么左氏从哪里知道他是代理君位？公羊、谷梁又从哪里看见他有让位给桓公的迹象？您又从哪里这样说呢？仲尼说：“我难道要使周朝成为东周吗？”这与您从周平王开始起算的说法，为什么相反得如此厉害呢？所以我常告诫学者，著述时要谨慎，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秋初您若来访，这里不能详细说明，只是略略揭开端绪，您一定能够自己思考而得到答案。与石公操一 前年在洛阳收到您在郓州时寄来的书信，突然之间不能立即答复，于是一直拖到今天。不过我用心的程度未必像书信耽搁得这样久，只是不知道公操您是否察觉。欧阳修来到京师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都随着南方的船只来到京师。我平生和时人交往尤其少，但对您的称誉没有一天听不到。假如有幸能够认识船上的所有人，那么公操的美德哪里说得尽呢？凡是人和人彼此亲近，居家时便握手同席，共叙欢乐；分别以后便询问疾病和起居，以彼此忧虑，这是常人的情感。若是听到像您的声誉这样的话，哪里还用询问其他事情呢？听到它而欣然高兴，也不比握手相交的快乐少。不因相见而欢乐，不因疾病而忧虑询问，难道是无情吗？莫非彼此期待的正在于道义罢了？如果对方有过失而不能合于道义，才可以为之忧虑。近来在京师多次得到您所写的文章，读来非常好，其中喜好古人、忧念世事的心意，都是公操自己从古人那里得到的，不需要我的赞美。然而其中有些自我推许过高、诋毁时俗过分的地方，您的议论似乎还没有深究其根源。这件事有本末，不能突然说尽，必须见面后才能详谈。不过有一件事现在可以详细说一说，我料想公操早晨听到、晚上就能改正，先试着陈述如下。

译君贶家中有一封您亲笔写的信，还有两块记载画像的石刻拓本，刚看到时惊骇得认不出来，慢慢仔细观察，辨认它的笔画，才逐渐能够通读。唉，奇怪得太过分了！我拿着它去问别人说：“这是不会书写的人写的吗？”回答说：“不是不会。”“书法的规则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回答说：“不是。”“古代有这样的写法吗？”回答说：“没有。”“现在有这样的写法吗？”也回答说：“没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回答说：“只是想和世人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对于学问，只应当做到合乎是非，不曾听说要故意求异。好学没有超过扬雄的，他也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古人有的被称为独行而高出世俗的人，考察他的行为，也不过合乎君子的规范，只是与世俗庸人不相合罢了。行为本来并非故意不同于世俗，大概是世人做不到，反而抛弃它，于是全社会斥责它为奇异吧？即使超越圣人，尚且还想在中庸之道上接近圣人，何况您这种书法，前面不能以古人为老师，后面又不足以成为来者的法则，即使天下人都喜欢它，也尚且不可以这样写，何况天下人都认为不对，您却偏偏独自这样做，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果真是喜欢标新立异，以此取得高名吗？然而我先前说公操能够使人称誉，难道是因为您履行中道、持守常德才这样的吗？还是因为您昂然自命与众不同，用来惊骇世人而获得声誉呢？古代教导儿童，站立一定要端正，听人说话不能偏斜，平常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欺骗；在开始学习时勤勉谨慎，只怕他们看见奇异的事物而受到迷惑！如今您端正地居住在学舍中，作为教人的老师，却反而率先随意地标新立异，那么要学生拿什么作为法则呢？如果不幸学生都跟着效仿您，您又果真还能成为独自与众不同的人吗？如今不赶紧停止，我恐怕将来有人责备后生喜欢怪异时，会追究这件事，把罪责归到这里。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所以斗胆告诉您，希望您明察。与石公操二 前任同年徐君出行，因而得以托他寄信，谈论您书法奇怪的事情。当时我的妹妹住在襄城，正赶上她的丈夫要匍匐前往探望她，所以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只略略陈述了一番。您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断绝交往，反而写信答复我，但实际上您并未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您不能明白，而是由于我听得不仔细、议论得简略，才造成了误会。我看见您的书法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说，而现在才说呢？起初看见时，我怀疑您不会书写，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写不过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或者忽然不学，本来不必议论，所以我默默不说。到了京师，看见两块画像石刻拓本，又听说有人说您不愿和世俗相同，努力这样写，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才确实可以劝谏了。于是我进一步谈论此事，等到收到您的书信，您自称不会书写，这又和我先前听到的不同，于是才知道自己听得不仔细。然而您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仔细。您说世上善于书写的人能够达到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的水平，不过是一种技艺；您所学的是尧、舜、周公的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为我的话，想要努力学习书法。这些话都不对。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您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些人喜爱学习他们的书法并以此为乐，与嗜好饮茶、观赏画图没有不同，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就不能没有法度。古代刚有文字时，主要是为了记事，又因事物取类，创制它的形体，所以《周礼》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笔画的曲直都有它的道理。扬子说：“截断木头制作棋子，揉制皮革做成球，也都有一定的法则，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不同于古代，但把古字改成隶字的，并不是圣人，不足以作为师法；然而它的笔画曲直仍有准则，例如“母、毋、彳、亻”等字彼此相近，若随意改变，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非常不可以。譬如把饭菜放在案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然后进食，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若把脚放进帽子里，反穿衣服，把身体坐在案上，把饭装进酒杯里来吃，却说“我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样对世人来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书法虽然是末节，也应当遵循通常的法则，不能故意写得怪异，道理也是一样。您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说的，并不是讨论书法好不好，而是忧虑您接近怪异、故意自异，以此迷惑后来的学生。如果您果真不会书写，又何必学习呢？我难道是特意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独特之处，就是痛恨佛、老之学，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非常不对的。佛、老之学，是迷惑之人的作为；雕琢文章，是浅薄之人的作为。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质朴、厚重的君子不这样做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是把天下都看作没有君子能与自己相同。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不如今天的呢？”因此仲尼的一句话，不敢把天下后来的青年都排除在外；您的这句话，却把天下都看作没有君子。这里就是所谓非常不对。士人不信奉佛、老，不雕琢文章，譬如做官而不接受财物，这是道义本来就应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近来我长久被小病所苦，精神不佳。与乐秀才 前些时候我乘船往来，您多次屈尊来看我，又承蒙您把自己的文章一编先送给我，带着启事到门下拜见，并奉上贽礼。田秀才向西来时承蒙您写信，此后我家的仆人从府中回县，又再次承蒙您的书信。我是有罪的人，是众人共同抛弃的人，您却这样以礼相待，我怎么承受得起？承受不起而又没有时间答复，本来应该就此断绝交往；但您再次写信，第二次没有答复，更应该断绝；您却又来信，您为什么这样殷勤不止呢？像我欧阳修这样的人，不过是天下穷困卑贱之人，怎么能使您如此恳切呢？大概是因为您努力学习、喜欢询问，急于替自己谋求发展，所以才这样。然而您反复索求我所写的文章，这似乎是听错了什么。年轻时我参加有司主持的进士考试，学习写诗赋来应付程试，经过三次考试才取得名次；因为认识的士大夫很多，所以往往有人能够说出我的名字，又因为交游相爱的一点私情，有人过分称赞我的文章，于是您听到我的虚名，想看看我的作品，原因就在这里。我年少时孤苦贫穷，贪求禄位仕进来奉养父母，没有时间拜师穷究经书、学习圣人留下的事业，只是涉猎书史，姑且随从世俗写所谓时文；那都是穿凿经传、移此比彼，写得浮薄，只怕不讨当时人的喜欢，并不是像古人那样有卓然自立的言论。

译有司过分采纳我的文章，多次把我排在众多士人之前；自从考中以后，我想到从前所写的东西既不足以称合有司的选拔，也不足以当得起长者的知遇，才大大改变写法，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然而言论一发表，罪责就随之而来；学问有成，自己却遭受羞辱；替他们那样写就得到称誉，按照这种方式写却受到祸患，这是明摆着的验证。时文虽然说是浮华巧饰，但要写好它也并不容易。我天资不好，却勉强去写，所以比时人所写的尤其不工整；但已经足以取得禄位、窃取声誉，是因为顺应时势的缘故。前辈正值少年、志气旺盛，想要在世上取得荣誉，那么不如顺应时势。天圣年间，天子下诏命令学者去掉浮华，此后风俗大为改变，如今士大夫所作的文章，已经文质彬彬，有两汉的风气了。前辈如果往那里学习，不只是足以顺应时势、取得声誉；如果能够达到那种境界，简直可以和两汉的士人并肩。像我这样的人，先前所写的既不足以学习，后来所写的又千万不可学习，所以一直徘徊，不敢拿自己的作品出来，原因就在这里。《易》的困卦说：“有言不信”，说的是人在困顿时，他的话不被人信任。如今我可以说正处于困顿之中，哪里值得被您取信呢？承蒙您多次来信，而且情意恳切，我不敢不答复，希望您明察。与郭秀才 我昨天因办理官事到了汉东，秀才在叔父家中见我，带着两篇启事和名帖前来拜见。您从宾客的台阶上拜礼起身，随即恭敬地请我入内，礼仪非常周全；坐下交谈时，言语谨慎有礼。我读您的文章，文辞温润细密、华美丰富，非常可爱；看到秀才待我的心意又殷勤又有礼。古人相见，一定有彼此欢欣交接的诚意；诚意不能直接表达，便取羔羊、雉、鹜之类来表达心意，作为贽礼。先表达了心意，又以礼物缺少文饰为羞，于是用虎豹之皮、绘有文采的布来装饰，随后心意才能通达，感情才能交接。客人既然献上贽礼，主人一定用礼物答谢，于是陈设酒、肉、币帛、竹筐、壶、箭和宴饮娱乐之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又作诗来陈述自己的情感。如今秀才非常精于好学，广泛记诵书史，努力写作文辞，不用羔羊禽鸟、皮革布帛来装饰自己，唯独用文章来文饰自身；而且您的贽礼已经很美，心意已经很殷勤了，难怪秀才要求我的答礼丰厚。我既没有主人的礼物可以作为答礼，只能为秀才赋诗，取《女曰鸡鸣》末章所说：“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意思是知道客人将来，预先储备珩、璜、琚、瑀等美玉来送给客人。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仍然这样说，以表达深厚的心意。我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面貌厚重而神采外露，志气锐利，学习敏捷，应当趁此推进学业，修饰文辞，不断磨炼、整理、编织，使文章的文采如五色般润泽、鲜明、浓郁。若把这样的文章作为贽礼去拜见当世的公卿大夫，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赠送您了；他们一定会和您分庭抗礼，并加重礼遇，陈设笾豆，充实币帛和篚笥，延请您作为上宾。只希望您不断努力。与陈员外 陈君足下，您近来平安吗？最近县里因公事到上府，收到您的一封信，恰逢有一些官府事务，来不及写信答复。后来私下感到疑惑：我欧阳修本来愚昧无能，固然不足以希望同执友交游；然而平日共同相处时，幸而能够按照肩次、齿序相从，行跪拜起居之礼，私下把自己列在兄弟的行列中。您寄信来慰问，保存着劳问之意，本来应该有些亲密委婉的话，以表达亲近之意，为什么只用一张纸，前面写姓名，后面书写正文，既像状又像牒，如同呈给上级官府的文书呢？退下来仔细思量，这不是过分谦敬，就是有所防备。这是世上虚浮的交往中，表面上互相尊重的人所做的事，不应当是足下赐给我的方式。古代写信的材料，不过是铅刀、竹木；削竹木成名刺，只用来通报姓名；把书信写在简上，只用来舒展心意、问候对方。只有官府吏曹办理公事，上级发给下级才称为符、檄，询问事情、列举答复；下级上报上级才称为状，地位相等者往来才称为移、牒。不是公事，长吏有时自己按照心意告知下属，用来告诫、整饬的称为教；下属官吏因私事向所属部门申达，长官有所问候、请示、致谢的，才称为牋、记、书、启。所以没有状牒的仪式，却把它用于非公事，并且像如今这样混杂使用，源头大概出自唐代的大臣；有的显贵尊崇，有的掌握当时的权势，士绅都聚集到他们门下来传递这种风气。从前有人认为旧礼不足以表示郑重，于是稍稍增加礼数；起初只是用名刺拜见，问候起居，因而写成状。到了五代，才重新把问候、请安、致谢加上状牒的仪式，做得像办理公事一样，但只施用于尊贵的官员和年长的官吏。这种虚伪错误的做法由来已久，世人不考察古制，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处在今天的世道，没有不这样做的，却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大概是日常习俗积累成习惯，牢固到无法更改。可是士人若因为同师友结交游，以道义彼此期待，尚且还有亲笔书信中殷勤诚恳的意味，这还接近古礼。唉！问候、请安、致谢本来不是公事，却对尊贵长吏使用状牒的礼仪，尚且可以说不是古代适宜的用法，何况又把它用于按照肩次、齿序相从、行跪拜起居礼如同兄弟的人呢？难道足下不是以道义交游来期待我，而是吝惜亲笔书信的殷勤吗？还是把我当作被世俗积习牵制的人，姑且用世俗礼节来殷勤相待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用浮薄的交道在表面上互相尊重。正因为如此，我怀着不能自已的诚挚之心，谨慎地把这些话告诉您。近来因为公文命令要到滑台，前往巡视驿站，急于收拾行装，杨秀才早晨到县府办理事务，详情都可以向他询问。与蔡君谟 欧阳修敬启：从前我在河朔，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曾经汇集记录前代遗留下来的金石文字。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字，没有不收录的。其间即使遭受罪责、被斥退，奔走于水陆之间，颠沛困顿，加上人事的吉凶、忧患悲愁，以及无聊仓促的处境，也未曾有一天忘记这件事。从庆历乙酉到嘉祐壬寅，共十八年，已经得到一千卷，回头看自己的勤劳确实够多了，但也可以说收藏丰富了。我私下又想到，自己的爱好和世俗不同，偏偏专心收拾世人所丢弃的东西，只怕来不及收取，这又是可笑的。因此便自己写下这件事的经过，希望可以由此看出自己的志向。不过回头看，这篇文章文辞鄙陋、意趣浅薄，不足以给人看。后来再审视从前所集录的文字，虽然其中有佛、老的荒诞妄说，常常被我们儒者贬斥、断绝，却往往还是把它们收取而不忍心立即废弃，为什么呢？难道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字画工整吗？既然如此，书写字画的方法虽然是学者余力所及的事情，也确实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像佛、老的学说，本应抛弃，却因为字画而得以保存，竟只是凭借字画流传，这正是它幸运地找到了寄托之处，哪里只是得到一点助益而已呢？我的文章固然鄙陋，只是不能靠自身流传；如果有幸找到寄托它的东西，也未必不能流传下去。由此说来，替我取得不朽寄托的关键，就在君谟挥笔写字的片刻之间。我私下认为，君子乐于成全善事，愿意成就他人美名的人，若听到这番话，应当有不能推辞的理由。因此我就拿这番话来请求您，并不疑虑，只愿您幸而明察。《欧阳文粹》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九　　　　宋代陈亮编纂　札子 请求补充馆职 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任用人才不止一种途径，所以选取士人也不应只有一条道路。至于了解钱谷，通晓刑狱，熟悉民政，精于吏事，早晚勤劳，以办事完成功绩的人，称为有才能的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能够以文章议论和谋划来讨论天下事务，可以解决疑难、决定政策、论述治道、治理国家的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一定使有才能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见识的人竭尽谋略。因此把有才能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儒学之臣安置在身边，和他们日夜谋划议论，讲求要领而施行；又从儒学之臣中选取其中最优秀的，安置在朝廷中枢，把重大政务交给他们，使他们总管各种人才和职务，对他们进退升降并加以赏罚，这就是任用人才的大概原则。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应当排在有才能的臣子之后吗？所以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崇尚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见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把才能放在儒学之前，重视吏事而轻视文章。近年以来，朝廷忧虑各种职务没有办好，致力于奖用有才能的臣子，所以钱谷、刑狱方面的官吏，只要稍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而被人称道的，都已经被提拔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固然应当提拔任用，然而如果专门急于任用才能之士，因而忽视儒学之士，认为他们不足以任用，就会使下面有遗漏贤才的叹息，上面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臣认为，如今有才能的士人并不担心被遗漏，本来不足以烦劳圣上的思虑；唯有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大多被搁置，这件事不可不考虑。臣以平庸谬误的见识，过分承蒙任用，使我得以列在宰辅之后；但平日的议论不可能没有异同，虽然每天奉承天威，又不能从容地把意见全部说尽。臣愚拙木讷，现将我对馆阁选取士人的愚见，详细列在奏章中陈述，希望圣上在宴饮闲暇之余，偶尔垂阅一遍，其中或许有可采纳之处，乞请时常留意。现在恭候圣裁。论馆阁选取士人 臣私下认为，馆阁的职务，号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今两府缺少人，就一定从两制中选取；两制缺少人，就一定从馆阁中选取。这样看来，馆阁正是培养辅弼大臣人才的地方。人才既难得到，又难以识别，所以应当广泛采选、普遍访求，多多储备，希望有时能从其中得到一个人才，使他卓然出众，成为名臣。其余才能在中等以上的人，也应优厚地教育培养，奖成其才，同样不会失去成为佳士的机会。自祖宗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很多，其中名臣贤相出自馆阁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祖宗任用人才，起初好像并不精细，但由于采选范围广，所以得到的人也多。因此凡是有文章、有学问、有才干、有品行的人，或精通一门技艺，或长于一项事务，没有不收纳到馆阁中加以奖掖培养的。其中卓然出众的，都成为贤能的辅弼宰相；其余未能做到辅弼宰相而成为一时名臣的，也数不胜数。先朝沿用祖宗的旧制，收纳人才加以培养，得到的人尤其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共十三人，其中八人出自馆阁，这就是证明。只是近年以来，议论的人忧虑馆职泛滥，于是实行改革。但改革开始时矫正过度，所立法令过于严峻，选取人才便变得困难，使下面多有遗漏贤才的叹息，国家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今先朝所收纳培养的人，有的已经升迁提拔，有的已经因年老疾病而去世，现今留在馆阁中的已经没有几个，而新法又艰难阻塞，近几年完全没有选拔进用的人。臣现在略略列举馆阁选人的旧制和新规，那么便可以看出选人的办法如何，以及所得人才的多少。一、旧制中馆阁选取人才，有三条途径：三路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月酬劳是一条。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的人，以及制科及第的人，不论等级，只要任满一任替回，便可以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过两任也可以考试，这是第一条途径。两府臣僚刚接受任命时，各自荐举两三人，立即召来考试，这是第二条途径。其余历任繁难、长期滞留，或者寄任重要地方的，特令兼带馆职，这是第三条途径。如今三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条。自从科场改为间年举行以后，第一名及第的人必须任满两任才可以考试；从第二名到第五名，永远不再考试。制科列入第三等的人，也必须任满两任才可以考试，其余等级则永远不再考试。这样，进士高科这一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府大臣所荐的人，只是登记在册，等待馆职有缺时，再从簿册中点名召来考试。可是馆阁本来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出现空缺的时候，所以自从设置名册以来，直到今天九年，未曾召试过一人，大臣荐举这一条途径也堵塞了。只有按酬劳兼带馆职这一条途径还存在。一、新制中馆阁共设置编校八员，原本是因为馆中书籍长期不齐整，而馆职人员又多有其他差遣，不能专心校正，所以另外设置这八个职位，选取新近入仕、资历较浅的人，使他们长期任职，专一校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之所以先让他们担任编校，然后升为校勘，是因为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担任校理又一年，才停止编校而另行安排差遣。然而自从设置编校以后，正好赶上馆阁选人的途径逐渐废弃，如今议论的人便只把编校作为选取士人的新规。过去直馆、直院、直阁、校理都没有固定员额，只要有才能就任用，不限制人数。如今编校限定为八员，以此来接待天下众多士人，当然会使人才遗留在下位。八员之中，还要每隔七年才遇到一个职位空缺，补进一人，由此可知天下滞留未用的人才很多。以上是臣的愚见。编校八员，自然可以仍旧保留；每逢有职位空缺，就命令中书省选择人选拟定进用。陛下如果一定要把天下英俊之士都收罗进来，那么应当打破通常的规格而加以奖掖。如今有许多负有文学才华、怀有器识、光明磊落、奇伟不凡，名闻于世却尚未被时世任用的人。希望陛下广泛访求、仔细察看，把他们全部召来，暂且安置在馆职中，培养三数年，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选择其中最优秀的提拔任用。识别人，自古以来就是圣王所难做到的事，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废弃不做。即使选拔十人只能得到一两人，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何况对才能中等以上的人加以培养奖成，所得也不止十人中的一两人。

译论删定学士院制度诏书 臣恭敬地看见，国家承接五代遗留下来的局面，建立万世的基业，诛灭僭越作乱者，安抚招来四方夷族，封禅祭祀天地，制作礼乐。至于大臣的进退、政令的更改、学士所撰写的文书，全都关系到朝廷大事，昭示于后世，就是君王的训诫谋略；收藏在有关部门，便成为本朝的旧典。自明道以前，文书草稿尚且有编录；景祐以后，逐渐散失。臣曾经试着命人分类聚集、收拾补缀，已经失去了十分之五六，使圣宋盛世的文章诏令废弃、散失、沉沦，遇到紧急事情有所质疑时，有司没有可以查考验证的材料。大概是因为从前虽然有编录，却没有分类体例和卷次，只是本院书吏私自抄写，所以容易废失。臣现在想请将本朝以来学士撰写的文书，分别按门类、依照年代编成卷帙，称为《学士院草录》。其中有不足的，再加以访求补足。仍请选派本院学士中职位较低的两员，专门负责管理此事。从今以后接续编联；如果本院行人、吏员不及时编录，以致有所遗漏，允许本院举发察核，按过失处理。这是臣本院的日常事务；之所以还要烦劳圣上听闻，是因为近年来各部门的纲纪相继废坏，凡事只有曾经奏闻、并得到圣上诏令指挥的，才能勉强遵守。如果只是本部门临时处置的事情，主管判事的官员一旦离任，这件事不久也会废止停办。所以只想请求朝廷特别下达指挥，贵在能够长久遵行，不敢使它废弃散失。现在恭候圣裁。论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 臣恭敬地看见，国家近年以来重新制定贡举科目，把它作为选取士人的办法，建立学校并努力培养士人。然而士子的文章尚未纯正，节操品行尚未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能、兴起善行的意旨，也不能形成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风气。臣愚昧地认为，士人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烧书籍以来，圣人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收集散失的书籍，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有些是残编断简，从屋壁中发现的；有些是年老昏暗的人凭口头传授保存下来的。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办法考证，于是偏僻的学说、不同的议论便各自建立名家。可是师徒授受相传，尚且还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渐渐消亡，章句之书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家分别作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之下；这些说法的存亡，随着时代的爱好和厌恶而改变，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归依何处。到了唐太宗时，才下诏命令名儒撰定九经的疏注，号称《正义》，共数百篇。从此以后，它被著录为定论，凡是不以《正义》为依据的都称为异端。这样一来，它就是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世取信的依据。然而它所收载的内容既广，选择又不精，多次引用谶纬之书来混杂其中，内容怪异奇诡、偏僻荒诞，所谓不是圣人之书，与《正义》的名称并不相称。臣想请求特别下诏，命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疏注全部取来，删去其中谶纬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的言论迷惑扰乱，然后经义才会纯正统一，不再有驳杂。这件事所费功夫极少，而所带来的益处很多。臣愚昧地认为，想要使士子学习古人、勉励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要学习六经，却不删去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效能够完成，这是不可能的。恭请圣上慈恩，将臣的意见交给外朝详细讨论。现在恭候圣裁。请求确定两制官员的员额 臣私下认为，学士、待制号称侍从之臣，职责是承接皇帝闲暇时的召见，准备顾问，以论议思考、进献意见为职。自祖宗以来，选任尤其精慎，如果不是品德清正、行为美好、声誉盛大，文章高明、学问渊博、独步当时的人，就不能进入这一选任。因此选用极其困难，员额极少，官职因为难以得到而显得尊贵，人因为得到这一职位而感到荣耀。士绅的期望既然隆重，朝廷的体制也更加受到尊重。后来任用人才渐渐容易，员额逐渐增多，过去学士、待制多到六七十人，近年以来稍微谨慎任命，如今仍有四十多人。臣认为，爱惜名器、不轻易授予他人，朝廷已经知道了。为国家谋划的人，应当在这个时候创立经常遵守的制度。如今只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各自有固定员额，其余学士、待制还没有员额。臣现在想请求查考前代史书和本朝旧例，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分别确定固定员额。遇到有职位空缺，就精心选择贤能人才补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宁可空缺职位等待。若准许臣的请求，请下令详细讨论施行。现在恭候圣裁。

译论均税 臣做谏官时，曾首先提出均税的事情，请求派遣郭谘、孙琳办理。朝廷依照臣的意见，从蔡州一个县开始，用方田法均平税额。方才施行，议论的人便多说不便利，不久就停止了。近来臣恭敬地看见朝廷特意设置均税司，派官员分别前往河北、陕西均税。刚开始听说河北流传有人户虚惊、砍伐桑树枣树的说法，还不敢相信。后来看到陕西州郡上奏说年成不好、百姓饥荒，请求停止均税，渐渐已经怀疑这件事果然难以实行；但朝廷的意旨决定一定要实行，进言的人于是不能被采纳。最近又看到河北百姓共有上千人聚集到三司申诉。那么，道路上的传言和州郡的上奏虽然不足以完全凭信，但上千人聚集到京师，这件事不能掩盖，由此就可以知道民情了。均税本来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而是以便利百姓为根本。像这样做，百姓果真便利吗？臣私下得知，朝廷原本只是要把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起初并没有命令另行增加额外的数目。近来听说卫州通利军把百姓冒充佃户开垦出来的田地搜括出来，不在现有登记的数额内均减税重，却把重税摊派给冒佃户，另行设立税额来配征。这不是朝廷本来的意思，却正是百姓喧哗申诉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又听说，澶州各县在现今实际额定的管防数额之外，把账面上历来虚列而有名无实、没有收入的税额，以及开阁将行两项久远的税数，都摊派下来；这些都属于祥符、景德以前，直到五代长兴年间所登记的虚数，也一并摊给现今的百姓。又听说，按土地肥瘠分为四等，其中下等田包括白碱带咸的土地、咸卤沙薄但还可耕种的土地、死沙不能耕种的土地，也一律摊派税额。说这种地虽然不能耕种，还可以煎盐；况且河北百姓自祖宗以来，蒙受防边赐恩，允许煎盐而不禁止，只须按盐的斤两纳税。如今煎盐的人已经缴纳盐税，又命令他们再缴田税，这难道是祖宗惠及河北百姓的本意吗？又听说河南不能耕种的土地中，属于禁盐地区的，也一律摊税，却不知道百姓凭什么缴纳。澶州、卫州距离京师较近，偶然还能听到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余远地，若说所有摊派都便利百姓，怎么可能呢？由此可见，朝廷办事极其困难。小人迎合上意，只说有利而不说有害；庸俗的官吏贪图功劳、希求赏赐，只看见小利而忘记大害，替国家向百姓收聚怨恨。朝廷不知道也就罢了，假如已经知道，难道能不设法挽救这种过失吗？希望圣上特别下令，使均税只按朝廷原来的议定办理，把实际防边而现有的税额，按照轻重均衡摊派；其余新增加的税额和久远的虚数，一律免除；尚未均摊的地区，也暂且停止均税。这件事本来就是臣先提出的建议，听说如今实行起来有不便，臣实在不敢默不作声，现请圣上裁决。论牧马草地 臣任学士时，兼任群牧使。朝廷认为马政长期败坏，派吴中复等人与臣共同商议利弊，打算有所改革。由于还没有查明牧地的好坏和数量，难以决定废置，所以臣请求先派官员丈量牧马草地。后来臣仓促之间承蒙恩典，被提拔进入枢府，关于牧马利弊还有一些商议未完的事项，臣有些愚见，正准备分条陈述。如今听说各监所派的官员都将要前往。臣私下认为，各监牧账册所登记的旧地很多，历来界限不清，官府和私人相互作弊，长期以来已被民间侵占耕种。前些日子已经派高访等人清查丈量，百姓大多说是父祖世代的产业，只是丢失了契书，无法凭证查验，结果不过是追呼骚扰而已。如今如果再进行追查，必定也很难查清，只会徒然追扰百姓，还没有看见好处，百姓却先受其害。臣现在请求，命派去的官员只根据现有的草地，逐段逐段丈量确实的顷亩，明确树立封界标志；顺便察看土地肥瘠，是否适宜牧马。至于废置和改制，等各官回来后，再命他们考察牧马所依据的利弊，筹划后上奏。已经被民间侵占耕种的土地，不再追查，因为原来的计划就是把现有牧地给百姓耕种，怎么可以反而追究已经耕种的土地，再次造成骚扰呢？至于民间养马等事情，利弊很多，臣将继续详细奏报。关于不追究被侵耕土地一事，恭请先行下令，现请圣上裁决。

译论监牧 臣所掌管的群牧司近来奉诏，派吴中复、王安石、王陶等共同考察监牧的利弊。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牧马制度，是从祖宗开始的，年月已久，官府失于守职，积久成习而形成弊病，并非只是一时的问题；前后因循已久，更难于改作。如今幸蒙朝廷因言事官有所陈述，选派臣僚考察改革。臣认为，监牧的设置，法制都还存在，条目又很繁多，但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按文书查核，略加增减，恐怕不足以彻底革除弊源；如果想大加更张、创立制度，那么各种利害不能凭空推测，必须亲眼看见、心中明白，熟悉实际情况，然后才能审慎详尽地裁定，果断实行而不疑惑。因为谋划开始时不精密，后来实行就难以持久。况且这是臣的本职，岂敢推辞劳苦？臣请求暂时派臣，并在吴中复等三人中再选一人，与臣一同前往东西两厢的监牧地界，亲自察看：土地的广狭，水草的好坏，四时繁殖放牧的情况，吏卒的勤惰，以及牝马、牡马的种类是否各随所宜，棚舍和水井的寒暖是否便利；还要查明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为什么能够使马匹繁殖增多。详细追究根源，同时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这样不出两三个月就可以周遍考察，然后再把前后臣僚的请求，与众官共同审议裁定。与其坐在这里凭空推测，仓促改制，其得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臣又私下考虑，如今的马政都因循唐代制度，但现在马匹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利弊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至于唐代的牧地，都适合马的习性：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至河曲的原野，内到岐、豳、泾、宁，向东连接银、夏，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如今考察，有的已经被夷狄占据，有的已经成为民田，都不能再取得。只有现在河东、岚右之间山地荒地很多，以及汾河两岸，草地也很广，其中草柔水甘，最适宜牧养。从前河东马军常在这里放牧，如今马匹极少，闲置土地很多；这里正是唐代楼烦监的牧地，可以兴置一监。臣认为，追寻旧迹加以求取，那么楼烦、天池、元池三监的土地，或许还可以得到。臣往年奉使河东时，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见到那里不能耕种的土地很多；而且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极好，土地高寒，一定适合马的习性。至于京西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也非常广大。臣请求再下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就近在辖区内访求草地；如果有可以兴置监牧的地方，略有眉目后，便请求朝廷派官员与群牧司官员一同前往实地踏看、筹划。如果可以兴置新监，那么河北各监中有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地方，也可以商议废止。只有估买马一司的利弊最容易看清：如果国家广泛拿出金帛，给蕃部的买马利益丰厚，前来卖马的必定很多，就能在马多之中时时买到好马；如果有关部门吝惜费用，蕃部获利微薄，马匹会逐渐减少，连好马也不会来。不过，招诱的方法并不只有一种，也必须了解其中的曲折情形。臣请求特别派群牧司或礼宾院一员，直到秦州一带，查问蕃部买马的利弊。这三件事，即使只是暂时派官，等吴中复等检阅本司文书、研究商议尚未完成时，也已经分别回来，可以互相参考考察，这样或许不会仓促轻率地改制。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令施行。现请圣上裁决。推荐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品德淳厚端正，学问通达明辨。自列入侍从以来，长期掌管进谏，正直的言论和嘉美的议论，载于仁宗、英宗两朝。自仁宗在至和年间服药以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之间，进言的人虽多，却始终没有确定的议议。最后，司马光以谏官身份极力论述此事，陈说激切，感动了仁宗。仁宗豁然醒悟，于是果断决定而不再疑惑。由此先帝从宗藩中选出，入宫成为皇子，还没有超过一年，仁宗便突然离开了万国。先帝入承大统，是因为人心早已安定，所以天下安然服从。如今圣圣相传，于是传到了陛下。这样说来，司马光对于国家的功劳实在不浅，可以说是社稷之臣了。而且他的见识谋虑深远，性情尤其谨慎缜密。司马光既不自己宣扬，所以旧友也没有知道的。臣因为忝居政府，才得以详细听闻此事。臣如果不说，就是遮蔽贤能、掩盖善行。《诗经》说：‘没有言语不应答，没有德行不报偿。’司马光如今虽然身在侍从之列，每日承受恩宠侍奉君上，但他忠于国家的大节，却隐而未彰。臣既然详细知道，就不敢不奏报。推荐王安石、吕公著 臣恭敬地看见，陛下仁厚圣明、聪敏睿智，宽容接纳进谏。即使有狂直之士触犯圣颜、触及忌讳，也从未不始终保全他们，往往还立即加以提拔任用，这是自古明君圣主所难以做到的。然而，采用进言固然困难，进言的人也并不容易。谈论小事，既可鄙又不足以陈述；谈论大计，又似乎迂阔而不能迅速见效。想要婉转讽谏，又不能打动君心；想要直截陈述，又会触犯权贵；旁边又有众多言论被群体力量压倒，所陈述的意见大多未能施行，进言者很快又被调任，致使陛下有勤于听取言论的名声，却没有看到采用言论的效果，令人颇为怀疑言事之职只是求取快速升迁的阶梯。这是因为台谏官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加提拔便可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而臣下中有厌恶别人进言的人，也因此能够进说，直接说这些人只是务求官职，所以多言，使后来进言的人所说的话更加被轻视，君主也无法由此取得信任，辜负陛下接纳谏言的本意，违背陛下奖赏进谏的用心。臣认为，要挽救这种过失，只有选择沉默端正、守节而不急于求进的臣子，安排在谏官之职，这样既没有求取官位的嫌疑，也或许能使他们的话值得信任。臣恭敬地看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人所推重，固守道义而安于贫困，刚正而不屈服；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量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污染他的内心，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经历吏事，又有当时的才干，曾经被召试馆职，却坚决推辞不去；吕公著生性喜爱闲退，对世俗事务淡泊。然而，这正是所谓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的人。往年陛下上承先帝制度，增置谏官四员，后来中途废止，又只保留两员。如今谏官还有空缺，恭请任用这两人，补足四员之数，他们一定能够纠正朝廷的得失，辅助增益陛下的聪明。臣蒙受荣宠恩典，还不知道如何报效；如果有所见闻，就不敢不说。现请圣上裁决。《欧阳文粹》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　宋代陈亮编　奏状 议论新学 臣等恭敬地看见，近来进言的大臣说，关于陛下所说的兴建学校、选取士人的办法，意见很多：有人想建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人想恢复五经博士，有人想只依照旧制而修复废弛的制度，有人想特别创立新学并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陛下慎重对待此事，把它交给群臣议论，而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建立三舍，并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授予相应的官职。开始时，便教他们经艺文辞；最后，则根据才能见识和德行来选取。听起来考核似乎很完备，但实际实行却很困难。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考察才能德行来选取士人，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事业的最高境界。可是臣等说难以实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今的制度不同，施行办法也各不相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今天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设教，缓急适宜不同。规定时日以促成事务，考察功过并用赏罚督责，这是施政的方法，所以政事可以迅速完成。至于设教，则以劝善兴化、崇尚贤能、砥砺风俗为事务；它影响人的过程渐进，所以深入人心；收取成效的时间迟缓，所以其功效的推行也长远。所以通常缓慢而不急迫。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家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儿子直到国家选出的俊秀，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开始学习，直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教诲，敦厚孝悌的行为，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上、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时廉洁，处于众人之中时谦让。他们修养自身，行为施于家庭，推广到邻里，声名传到乡党，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的长老加以审定、推荐，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再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为选士；又过了很久，再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为俊士；又过了很久，再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议论，按照才能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而死，是人的正常寿命。古代却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是用半生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由邻里乡党观察，然后才可以了解这个人。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善行，勤苦而且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这样谨慎并有次序，之后虚伪求利之士便不能混在其中，风俗也不会趋于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施行办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以贡举取人；过去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议论者认为太迟，于是改为隔年举行，而应举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大多又离去了。他们离开遥远乡里的父母妻子，来谋求早晚取得功名俸禄，并不像古人从成童直到四十岁一直在乡里的学校中学习，使邻里乡党能够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这就是古代培养士人以宽缓为根本，而今天选取人才却受困于急迫；这是施行办法不同的大概情形。臣请详细说明当今的弊病：既然以文学选取士人，又想根据德行授官。若急于选取，那么真伪的情况尚未辨明，朝廷本来想通过学校劝导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造作虚伪，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若迟缓选取，等待众人观察、从容考察而逐步进用，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先能考中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游士，带着自己的身体来到京师，杂乱地聚居，并不像古人从小到大在家中和学校里成长，亲戚、朋友、乡党能够共同观察、从容考察其实际品行。他们不过是根据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以及学官数人的品评来决定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为了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就像东汉的风气崇尚名节，而党锢之祸波及天下，其开端就是处士横加议论、互相诋毁。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通过处理事务来显现，那么守常循理，与普通人没有差别；如果想要显得与众不同，就必然会装作迂阔偏僻、奇异怪诞，以求取得有德行的名声，又高谈空论，以求获得有才识的声誉；前日庆历年间学校的弊病就是这样，这是第四件不可行的事。如今如果外地专门以文学贡士，而京师独以德行取人，那么实际品行一向显著于乡里的士人，以及守道于丘园的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第五件不可行的事。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籍京师的太多，却不知道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定法令，使他们各自回到乡里；如今又反而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取京师士人，那又向人显示取士不够广泛，这是第六件不可行的事。儒者所说的能够通晓古今，在于懂得其中的意旨、通达其中的道理，并斟酌时势的适宜。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用意缓慢而不急迫，是为了劝善兴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在于长久而不追求眼前的成效和急切的功劳。臣认为适合今天而可以实行的，建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直接沿用旧制而修复废弛的制度，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创立也可以。关键在于深入领会教学的根本用意，切实办理有关事务，供给他们粮食，多陈列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的，以通晓经术、有道德的人担任教师；并谨慎考察其中有过失、没有德行的人，将他们黜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了。然后按照贡举的办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任官做吏、已经接触人事之后，就可以考察他们贤能善良的程度和优劣，随时选取其中特别出众的，加以表彰区别对待。这样，士人修养品行就不是为了求取一时的利益，而是可以使美名流传终身；于是虚伪造作的行为不会发生，偷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敦厚。这就是所谓切实事务在今天可以实行的办法。臣等恭敬地看见，议论学校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而朝廷又命臣等详细审定，这是希望汇集众人的意见并采纳其中长处。因而臣等冒昧陈述自己的看法，以帮助众议中的一种，并不是故意喜欢提出异论。恭望圣上慈爱裁择。

译论举人夹带文字 臣恭敬地看见，自从国家兴建学校以来，天下求学的人日益增多，致力于通晓经术，许多人还写作古文；文辞才艺值得称道、品行修饰完备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近来科场应试的人数比过去多了几倍，事情既然过盛，弊病也随之产生。臣私下听说，近年举人公然夹带文字，都是小纸细字，抄录得十分完备。每抄写一份，抄写的人可得钱二三十千；也有十几个人共同凑钱二三百千，雇请一个人，虚假依托举人的姓名，照例填写家状进入科场，只让夹带的文字带进试院。至于考试的文章，则由别人代作；事情没有败露，就依靠夹带的文字彼此传授；事情败露，也不过推出一个人。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应举者，即使败露也没有别的刑责，而雇写者已经获得厚利。臣认为，国家选取士人，务必求得真正的人才；如今如果容许浮伪之人滥行进取，就会使辛勤求学、具有真实学问的人无法与他们区别。况且历来科场重视完整的规制，所以优厚地加以礼遇，用来等待贤能之士。如今轻浮浅薄之徒不知道朝廷尊崇奖掖士人的用意，自己作奸造伪，以至达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叹。应当严密制定科条，明确加以约束，使轻浮浅薄、奸诈虚伪之徒不能混入其中；这样确有学问品行的人才能得到进用选拔，士人便不会被滥举，朝廷也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现在请求增订贡院的新制度，放宽监门官的责任，加重巡捕官的奖赏。这是因为如果入门时逐一搜查，就担心造成拥堵滞缓。因此臣请求，从举人进入贡院以后，严格加强巡察，多派内臣和精干的京朝官巡捕；每捕获一个夹带者，允许将此事作为劳绩上报，或者免除远地任官，或者优先指定差遣。如果搜查察觉出的人数很多，就命知举官奏报，请求圣上裁决，给予重赏。巡捕官除只准巡察夹带和传授文章义理外，不得无理侮辱怠慢举人，这样才大体合乎规制。况且朝廷待士人非常优厚，而小人自己轻浮浅薄，不能不加以禁止，以革除积重的弊病。如果准许所奏，请制定巡捕官的赏格以及夹带者应受责罚的刑名，增入贡院新定条制；仍然张贴在南省门，并下达进奏院，颁告天下。这样贵在先明确条约，然后一定实行。现请圣上裁决。议论科场 臣某等近来奉诏详定贡举条制。臣等认为，选取士人的方法，必定要寻求真实的人才；任用人的办法，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如今教化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不由乡里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声与实际；有关部门把士人束缚在声病格律上，学习者专门记诵，又不足以充分发挥人的才干。这是提出建议的人共同所说的。臣等参考众人的意见，选择适合今天的办法，没有比让人都在本乡土著、在学校中受教，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更好的了；这样求学者就会修饰品行。因此制定学校制度，配合保荐送试的办法。上面制定法令，下面的人就会趋向于它。如今先考策论，善于文辞的人就会留心治理和乱亡的问题；删简程式试题，学问宏博的人就能尽情发挥；用大义考问，学习经书的人就不会专门停留在记诵上。诗赋还不能自我约束的，兼用今体；经术还不能很快通晓的，暂且仍按旧科，这样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努力赶上。这就是所谓尽量发挥人的才干。因此制定先考策论、超过规定分数便免试诗赋、简化诗赋考式、以问题考各科大义的办法；这几项都是大要。其他如通礼由一个有关部门专门研习，以及州郡封弥、誊录、进士诸科填帖之类，都是琐碎而没有益处的，一概废除。凡是制定这些法令，都要再用赏罚来鼓励实行。这样，培养士人就有事业可从，选取人才也不会遗漏。如果可以施行，希望圣上裁择。

译论史馆日历 臣恭敬地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都可以用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因而都应当记载而不隐讳。所以自前代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把史职看重的。臣看见本朝修史，由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由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应当升擢的士人，才任命他们修起居注，这样不能说不重视。然而近年以来，官员虽然具备，职事却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体的事情，全都湮没而不记载，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依据各司的供报，不敢记载自己听见、看见的事实。如今时政记虽由两府臣僚修纂，然而圣明君主的言语举动和有所宣谕的事情，臣下奏议中关系得失的内容，都不记录，只记载授官、辞见之类。起居注也是如此，与各司供报的文字没有差别。修撰官只依据这些材料，按年月编排，称为‘日历’而已。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无法记。自古君主都不亲自阅看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必须抄录本子进呈，于是遇到有所忌讳的事，史官即使想记也又不敢记。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前代积压，彼此因循，所以编录的人常常只忙于追补积压的内容，没有时间顾及当下。如果想革除这种弊病，那么由于前后相因，史官将永远没有履行职事的时候，圣朝的典章法度也就会终于废弛。臣私下看见，赵元昊从最初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录，只是因为修纂后再追求旧事，已经无法得到材料罢了。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臣现在请求特别下诏，命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臣子，把皇帝的诏令宣谕和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根据各司供报编排授官、辞见等事，还必须考验事实。某人被授予某官职，要记明是因为某项功劳，例如狄青等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击破王则之类；某人被贬职，要记明是因为犯了某项罪，例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因白草平事件获罪的情况、近来大臣所犯的罪等。凡是有文书根据、事迹情状明确的，都应当详细记载，用来使圣朝赏罚的典章能够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朝廷赏罚不当，也应当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正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听所见记录；如果听闻见到的还不详尽，就直接发文给各处，汇集询问，并把臣僚奏议的异同、朝廷裁定处置的情况一并记载。以上各项事情，都命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录成草稿，标明月份，在史院亲自放入柜中封锁。等各司供报齐全后，再修成日历。还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考察检阅修撰官记录事迹的情况；其中有不勤于职事、怠惰失职的，奏报后实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也都命令在次月供报，并请求以后不再把底本进呈，只求稍微修整史职，上保存圣朝的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分，不能不说。谨此具奏。

译论修河利害第一 臣恭敬地看见，学士院召集两省、台谏官讨论修河之事，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这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通六塔，双方各执一说，不能知道谁对谁错。依臣愚见，两种说法都不对。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究利害的根源；陈述六塔好处的人，接近欺骗蒙蔽的谬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说旧河道可以恢复，只是看见河北水患，想把河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想到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所以臣说这是没有详究利害根源。若说开六塔有利，这种说法不用攻击就自己破灭了。既然说开六塔可以减弱大河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报告危急？这就可知所谓减水的好处是虚妄的。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让大河全部回流，使它恢复横垅旧河道。如今六塔只是分流、减泄的水，下游没有归宿，已经成为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祸患。如果让大河全部回流而进入六塔，那危害将怎样呢？所以臣说这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臣听说，河流中的泥沙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通常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高，水流不畅，于是便从上游低洼处决口，这就是通常的情势。然而水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流已经弃置的旧道，自然很难恢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泛叙述河源，只就如今想恢复的旧河道，说明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在京东决口，水流经如今所谓旧河道；由于水流淤塞不畅，于是在滑州天台埽决口，不久修筑堵塞，水又回到旧河道。没过多久，又在滑州以南铁狗庙决口〔今天所谓的龙门埽〕；此后几年，又商议修堵，使水重新回到旧河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决口稍小，水流与旧河道分流。然而旧河道的水最终还是因为淤积而壅塞，于是又在横垅大决口。可见，决口并不是不能竭力堵塞，旧河道也不是不能竭力恢复，但不久最终一定会在上游决口，这是因为旧河道淤积升高，水无法通行。等到横垅决口后，水流顺势向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祸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垅的水又先在下游淤积；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积了一百四十多里。后来游金、赤三条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已堵塞，于是上游也淤积，商胡又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垅两条河道，都是下游淤塞；河水已经放弃的高地，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无法恢复，验证得非常清楚。那么六塔所开通的旧河道不能恢复，不用多说也容易知道。臣听说，议论者估算京东旧河道的工程物料，说铜城以上的地势已经很高，却不知道大体上向东都是高地，而铜城以上只是特别高。铜城以北以东的铜城以上似乎较低，相比商胡以上实际还是高的。如果说铜城以东地势骤然下降，那么当日河水决口时，本应在铜城以上决口，为什么却突然淤积？横垅的河口又为什么会决口？既然两条旧河道都不能修复，那么河北水患怎样才能除去？臣听说，智者遇到事情有不能做到的，就一定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小的办法来做；这还胜过危害多而利益少的办法，更何况是有害而无利呢？这三件事可以比较取舍。臣看见往年商胡刚决口时，议论想要修堵，估计要用一千八百万梢芟，分派给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如今想堵的还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就必须使用往年的物料数量。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估计工程物料极多，后来李参等把数量大幅削减，仍然要用三十万人。然而想用五十步宽的狭窄河道容纳大河之水，这是可笑的。又想把一名工人所开三尺见方的工程增加一倍，改为六尺；而且宽、厚三尺，长六尺，已经是加倍的工程，对人力来说已经十分劳苦。如果说六尺见方按开方法计算，便是八倍的工程，这难道是人力所能胜任的吗？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然看似较小却不切实际。大体说来，堵塞商胡、开通旧河道，是两个大工程，都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提出这样的办法，却想开通一条难以恢复、又屡经验证会决口的旧河道，使财力徒然浪费而商胡不能堵塞、旧河道不能恢复，这就是有害而无利。即使幸而暂时堵住、暂时恢复，以缓解眼前的水患，最终也一定会像龙门、横垅那样在上游决口，反而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这就是利益少而危害多。至于六塔，对大河只有减水的名声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很多，如果让大河全部回流注入六塔，那么滨州、棣州、德州、博州以及河北所依赖的州县，将承受无法忍受的水患；而且旧河道淤塞不畅，上游必然还会有另行决口的忧患，这只是有害而无利罢了，因此智者不会这样做。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注的方向，增加修治堤防，防备下游，疏浚河道使其流入大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漫流失控的忧患。现在黄河所经过的几个州县，确实会成为灾患；堤防每年所需的劳役，确实也很辛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物，徒然发动大批劳役却不能成功，最终还免不了成为几个州县的灾患，还不如让每年出役的民夫承受这种劳苦；这就是所谓危害较小的办法，正是智者所选择的。大体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承担着三处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然决口；开六塔，上游也会决口；如今的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它流入大海，上游同样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得水利的大臣，到下游寻找入海的道路加以疏浚。不这样做，下游堵塞不畅，最终总会担心上游决口，造成的祸患没有尽头。臣并不懂治水，只是把如今事情中可以验证的情况加以比较罢了。言语狂妄，计策愚拙，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访求意见的要求。恭请将臣的意见下发，广泛征求众议后裁择。

译论修河利害第二 臣私下看见，朝廷近来因臣僚建议，想堵塞商胡、横垅的决口，使大河回到旧河道。已经下达三司，等今年秋天兴工，如今命东京估算物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工程、发动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估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并审慎考虑，然后才能实行；估计所得到的利益很多，才可以没有后悔。臣看见近年来发动工程、动用民众，劳民伤财，在开始时没有精心谋划，轻信片面说法。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群议稍一动摇，不久又后悔而停止。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烦劳圣听，只说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的事：当时执政大臣不慎重筹划，仓促谋求修堵，分派一千八百万梢芟，骚动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官吏催促驱赶，急如星火，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料已经交给官府，有的人正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兴工，却突然已经停止修治，白白浪费民财，替国家聚集怨恨；办事轻率，造成的祸害如此。往日的过失虽然难以追回，但可以作为鉴戒的迹象并不遥远。如今又听说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聚集三十万人的队伍，开凿一千里长的河道，估算所需物力，是往年的几倍。正值天灾旱年、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时，却不估量人力，不顺应天时。臣知道其中有五件大大的不可行。自去年秋天直到今春，天下一半地区苦于旱灾，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常只求安定平静，赈济灾民还担心饥民起而为盗，何况在这两路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这是第一件绝对不可行的事。河北自从恩州用兵以后，接着又遭遇凶年，百姓流亡，十户中有八九户失散；近年来稍稍归还复业，但死亡之后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创伤还没有平复，物力还没有充足。如今又遇到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以来没有雨雪，麦子没有发苗；已经到了暮春，粟还没有播种。不但眼下缺少粮食，而且今后的生活也没有希望。却想在这两路发动三十万人的劳役，如果从别路调派民夫，远处的人难以赴役；如果就在河道附近调派，又是这两路的力量无法承受的。这是第二件绝对不可行的事。臣看见往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曾经商议修堵；当时公私的财力还不像今天这样贫乏空虚，但仍然积聚物料、诱导征发民财，过了几年才得以兴工。何况如今国用已经告急，民力正疲惫，且还要应付商胡大决口的洪流，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凿开横垅长期废弃的旧河道，又是一个大工程；从横垅到海边一千多里，埽岸早已废坏，需要立即修缮，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往年公私财力强盛时，兴办大工程尚且需要几年，如今却要把三个大工程合在一起，在旱灾、贫乏、空虚之际仓促兴办，这是第三件绝对不可行的事。即使商胡能够堵塞、旧河道能够恢复，也应当审慎考察天时、人力的困难，何况商胡未必能够堵塞，旧河道未必能够恢复呢？臣听说，鲧筑堤堵水，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的书，知道水滋润下流的本性，于是顺着水流的趋向，开决使它流向低处，水患才得以平息。既然大禹具有神奇的功劳，也不能阻断堵塞水流，只能顺势防止决口罢了。如今想违背水的本性，设置障碍加以堵塞，夺走大河正常的水道，用人力转动它使之改道回流，这是大禹也做不到的。这是第四件绝对不可行的事。横垅被堵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流也已经有好几年，旧河道早已淤平而难以开凿，水流安定已久而难以使其回转。前些日子听说朝廷曾派故枢密直学士张奎估算工程物料，数量极大；近来再次检查估算，得到的工程物料少了很多。物料少，所开的河道就浅窄；河道浅窄，水势就难以回转。这是第五件绝对不可行的事。臣下私下看到，国家连年遭受灾异谴责，在京东一带尤其严重。大地贵在安静，一动便会发出声响；大山崩塌，海水震荡。这样的灾异持续不止，几乎已近十年。天地发出警戒，必定不是无缘无故。臣认为，灾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备畏惧；如今却想在凶旱之年聚集三十万大军，在灾异最严重的地方兴役，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将由此开始。现在京东一带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役将要兴起，到处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已经没有活路，流亡和盗贼的祸患不可不预先防备。希望圣上特别降下恩德诏令，立即停止这件事；在荒年应当先安定民心，慢慢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察利害，即使河道可以恢复，也请等到丰年后有余力时再逐步兴修。臣实在庸陋愚昧，本来没有远见，只是听到了外间的议论，不敢不说，谨此具状奏闻。

译论修六塔河 臣下私下看到，朝廷已经决定开挖修治六塔河口，使河水回到横垄旧河道。这是一件大事。朝廷内外的臣子都知道这样做不便利，却没有人肯为国家极力说明利害，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怕大臣，二是怕小人，三是没有办法应对。如今执政的大臣把心力用在河事上，也已经很辛劳了。起初想发动十万人开通旧河道，后来又放弃旧河道而修六塔河，还没有兴工便突然停止；不久终于被主张兴利的人说服，如今又重新修治。这样看来，事情已经形成难以再停止的势头。执政大臣锐意主持此事，又有无法再停止的势头，本来不是凭一个人的口舌就能挽回的。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肯发言的原因。李仲昌是个小人，凭着伶俐的口才说虚假之言，众人都厌恶他。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用了他的主张，必然会维护这个人。况且自古以来没有完全没有祸患的河流；如今河水已经浸入恩、冀两地，眼前的祸患虽小，但已经显现，正在回流进入六塔；将来的祸害虽大，却还没有到来。以伶牙俐齿的小人为大臣所支持，要同他们争论尚未显现的祸害，形势必然难以取胜。即使能够推翻他们的主张，进言的人仍须独自承担恩、冀受灾的责任，好让李仲昌有借口、大臣有理由把罪责推给他。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敢于发言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用心过度，不考虑自古以来没有不发生祸患的河流，只想使河流不发生祸患。假如能使河流不发生祸患，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又听信李仲昌能言善辩，说花费物资少、所用工力不多，便不能不相信这是奇特的防洪办法，于是决意采用它。如今进言者说旧河道既不能恢复，六塔又不能修治，追问该怎么办，他们便又因没有办法而取得胜势。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利，却很少肯发言的原因。众人所不敢说的事，臣如今独自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不是私下偏爱李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祸患，难道会不改变主意吗？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之后会有祸患，则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要判断事情的利害、权衡轻重，在不得已时选择危害较少、祸患较轻的办法，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什么奇特的办法，只是察看地势，谨慎修筑堤防，顺应水流趋向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特的防洪办法，不是带来大利，就是带来大害；按照通常办法行事，虽没有大利，也不至于造成大害，这才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利益的做法。如今主张修六塔河的人所说的是奇特的防洪办法，但最终不能成功，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大；主张顺着水势治理堤防的，是通常的办法，却没有大害。替国家谋划的人，究竟想选择哪一种呢？如果说利害不能确定，只管聚集大众、兴起大工程，使百姓劳苦、国家困乏，去尝试奇特的办法，侥幸希望成功，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以前已经详细说明河流的利害，只是没有得到采纳；现在再略述其中的要点，只请陛下下诏让有关方面议论，臣愿由陛下选择。臣认为河水从来不会不造成祸患。如今顺着已经决开的水流，在恩、冀治理堤防，祸患只有一种，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口、恢复旧河道，祸患有两种，而且来得快；开六塔河口使现在的河水回流，祸患有三种，并且危害没有尽头。自从河水在横垄决口以来，大名的金堤、埽每年都增加修治；等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又更加用力修治。唯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建立堵河的功劳，没有曾经留意堤防，所以如今河水浸溢。现在如果专心合力治理恩、冀之间，谨慎修治堤防，河患就可以抵御，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祸患，是十几年之间，当前河流的下游淤塞，那么上游必然会有决口；这就是来得迟的第一种祸患。如今想堵塞商胡口，使河水回到旧河道，修堤治埽，工程和物料都很浩大，劳累人力、耗费物资，使公私都困乏，这是第一种祸患。即使幸而能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由于淤积高深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间，上游必然决口；这就是来得快的第二种祸患。如今六塔河口虽说已经有上下约束，但要完全堵塞大河的正流，工程并不小；又要开通六塔河道，治理二千余里堤防，迁移一县两镇，计算其工程和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大数倍。这使公私困弊，数也数不清，是第一种祸患。即使幸而能够堵塞，河水流入六塔向东，横向漫流泛滥，濵、棣、德、博以及齐州的边界都会受到灾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赖以取得财赋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入那里，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遭到破坏，河北一路也会眼看着贫困空虚，这是第二种祸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漫流泛滥，时间久了又淤积增高，水流行进艰难，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三种祸患。这就是所谓危害没有尽头。如今替国家错误谋划的人，本来想除去一种祸患，反而招致三种祸患，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大河，横垄旧河道本来就因淤积高深而难以通行，而商胡决口后如今又驱水灌入其中，必然横向漫流泛滥；从澶州到海边二千余里，堤防和埽工不能很快修好，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水势。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士人无论愚昧还是聪明都共同知道，不必等臣说出来才全都明白。臣以前还没有奉命出使契丹时，就曾经详细说过，旧河道和六塔河都不能这样修治，只有治理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的办法。等到奉命往来河北，向懂得水情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全都如此。即使恩、冀一带如今遭受水灾的人，也知道修六塔不便利，都愿意暂且治理恩、冀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面的实情如此，谁替他们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得详细，哪里敢默不作声？伏请圣上特别谕令宰臣，再次审察利害，立即停止六塔的工程，调换李仲昌等人，不再任用；选派一两名精干的臣子，同河北转运使副以及恩、冀州的官吏共同察看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当前河水一定不至于造成大患。况且河水是天灾，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只应顺势疏导、防御抵挡而已，不必寻求奇特的办法，建立难以确定成功的功劳，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何况如果工程必定不能成功，事后后悔也来不及呢？臣所说狂妄而计策愚拙，只请陛下裁量选择。荐举布衣苏洵

译臣以庸陋空疏之才，忝居侍从之列，没有什么补益，常常内心惭愧。我私下仰慕古人荐举贤能、推崇善人的用意，认为替时代得到人才，也是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从前国家下诏书，告诫士人不要拘泥时文，劝勉学者接近古道。大概从天圣年间到现在二十多年，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履行忠诚、坚守道义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天下如此广大，不可能没有被遗漏在山林草野中的人才。那些自重的人，既然隐退而不出来，所以朝廷也无法听闻他们的名声。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应当访求并向上举荐的。臣私下看到眉州布衣苏洵，品行纯正坚定，性情和见识明达，也曾参加有司考试而没有考中，于是退居在家努力学习。他的议论精通事物的道理，善于识别变化和权宜；文章不作空泛之言，而以有实际用处为目的。他所撰写的《权书》《衡论》《机防》二十篇，文辞明辨宏大，广博地取法古代而适合今日，确实是有用的言论，不只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他的文才和品行长久以来受到乡里称赞，却守道安贫，不经营求取仕进。如果没有人荐举引进，他就会被圣明时代遗弃。他所撰写的二十篇文章，臣谨随奏状一并进上。伏望圣上慈爱，交给两制官详加审阅；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赐予甄别录用。谨此具状奏闻，恭候诏敕裁定。荐举苏轼应试制科 臣下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科目来等待选拔杰出贤能，又诏令两省的臣子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各自上报朝廷，这是为了扩大得到人才的途径，满足朝廷求贤若渴的要求。臣虽然庸陋昏昧，难道敢不努力吗？臣私下看到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广博，资质见识敏捷明达，文采灿然，议论蜂拥而出，品行修养严谨，声名远播。臣如今保举他，认为他可以应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希望圣上慈爱，召他交付有关部门考试，考察他的回答；如果臣举荐错误，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荐举章望之、曾巩、王回担任馆职 臣以庸陋空疏之才，过分承受奖赏任用。私下想到古人报效国家的功效，没有什么比荐举贤能更优先的。虽然知道识别人才很难，惭愧自己不能广泛访求，但高才和笃实品行的人也确实难以多得。既然有所见闻，岂敢默不作声？臣私下看到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学问广博，文辞敏丽，不急于求取仕进，品行道义自我修养，东南士人把他当作师范。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成为进士以来早已有声望，他写的文章远近流传，志向气节高尚明爽，能够自守而不改变。前任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学问品行纯正坚定，议论精密明达，尤其通晓史传和姓氏方面的书籍，可以充任顾问。这三个人都是一时俊秀，应当受到朝廷乐于培育人才的仁恩；可是有人被弃置在江湖，有人沉沦于州县，不能得到朝廷知闻和举用，议论者都为他们惋惜。章望之、曾巩、王回三人，臣如今保举，认为可以充任馆阁职务。希望圣上慈爱，特别予以甄别提拔。如果日后他们不如奏状所说，臣甘愿与他们同罪。《欧阳文粹》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十一　宋陈亮编序 送徐无党 草木鸟兽作为事物，众人作为人类，虽然它们的生存形态不同，但死亡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泯灭。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于众人之间、死于众人之中，却独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距离时代越远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施行，在言论中有所表现；这三方面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在自身修养方面，没有什么不能做到；施用于事业，则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表现在言论中，也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已经施用于事业而没有表现在言论中，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和《史记》所记载的人物来看，他们难道都一定是善于言谈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用于事业、表现在言论中，也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有擅长言语的。像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不过是弯着胳膊当枕头、挨饿睡觉罢了。他同众人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个愚人一样；但当时所有弟子都推重他，认为自己不敢指望赶得上他；直到后世，经过几百上千年，也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需要施用于事业，何况还需要表现在言论中吗？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到其中列举的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尽，但他们的著作散失磨灭，百篇中还保存不了一两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岁〕 我私下为这些人感到悲哀：文章华丽，言语工巧，却如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落，如同鸟兽的美妙声音掠过耳边一样。他们当初耗费心思和力量来写作，又与众人奔忙营求有什么不同？只是忽然就死去了，虽然有的早、有的晚，但最终都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泯灭。言语不能够依靠，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学者，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不朽的；可是把一生的精力辛勤耗费在文字之间的人，全都值得悲哀。东阳徐生年轻时跟随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受到人们称赞。后来离开我，同众士人在礼部参加考试，取得高等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一天天进步，如同水涌出、山显现一般。我想挫抑他旺盛的意气，勉励他多加思考，所以在他回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我本来也是喜欢写文章的人，因此也借这件事来警戒自己。送曾巩 广文曾生从南丰来到京城，进入太学，同其他学生一起到有司那里应试。有司聚集各种人才，手持尺度，概用同一标准考核，不合标准的便弃置不用。即使有突出拔萃的人才，只要差一丝一毫不合尺度，也会被弃置而不敢录取。幸而遇到好的有司，也不过同大家一起叹息爱惜，仿佛取舍并不属于自己的事情，推托说：‘有司自有法度，既然不合标准又能怎么办呢？’有司固然不肯自己承担责任，天下士人也不责备有司，人人都说：‘他不合乎法度。’不幸有司一旦失守尺度，往往是遗漏的人多而取得的人少。唉！有司所掌握的果真是良法吗？为什么长久以来竟不思考改革呢？何况像曾生的学业，大的方面本来已经突出，小的方面也可以符合尺度，有司却把他弃置不用，真是奇怪。然而曾生没有责怪一同应试的人，也没有怪罪有司，告诉我他将要回去，准备扩大自己的学问，坚定自己的操守。我起初惊异于他的文章，后来又赞叹他的志向。农夫不责怪年成不好，仍然耕田播种，只要勤于应对水旱灾害就行了；一旦有所收获，难道不是很多吗？曾生带着几十万字的文章来到京城，京城中没有人来求取曾生，然而曾生也没有因此求见他人。我难道敢求见曾生，而曾生反而屈尊来顾念我吗？这样，京城的人既没有求取他，有司又遗漏了他，唯独我得以结识他。他将要离去时，我便把这件事写在文章中，使人知道，曾生可以用来责惜有司，而我则可以庆幸自己独自得到他。送杨子聪 士人在州郡任职，必定要根据所在地方大小、地位高低和声望来衡量职位轻重。河南是大府，参军虽然职位低下，但因为所在地方的声望而显得高低不同，本来就与其他州郡不一样。然而地方大、声望高，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将相名臣；官吏百姓闲坐偶语，常常直呼某相、某将、某官的名字，并且一两年就要数说一番。至于郎官、御史、方镇、牧守、使者、贵客从河南经过，进来不必等候在边界，离去也不在郊外送行；相逢时不回避，坐在市中的人也不起身，难道是平素傲慢吗？只是因为见惯了他们。那些人把公卿大臣和重要官员看得如此轻易，何况所谓参军呢？不被众人一起嘲笑、随意侮辱，就算幸运了。参军每次到府中，远远望见府门便快步趋行，官吏擦肩而过也不作一揖，经过时反而靠近他。手持名刺和笏板，请求通报姓名，即使心中自负才能，也想进身自我表现，却无法做到。其处境郁郁不得志，卑下而低贱，反而比其他州郡更加严重，所以做这一职位的人从来没有感到快乐。然而在这种处境中，能够使自己显露才华、昂然出众的人，实在很少。他们的才华即使美好，如果没有不同于众人的地方，也不能做到。户曹参军杨子聪住在府中，平常穿青衫，骑着破旧的虎鞯马，出入府门，下面的官吏本来就把他看作同辈，随意轻视他。住了一年，相国彭城公荐举他，集贤学士谢公又荐举他，士人中有文章而贤能的人也都同他交往，他终于能够显露才华。假如他离开这里到其他州郡去，就不只是昂然出众而已，而将会卓然独立、杰出非凡。子聪是南方人，喜欢本乡的风土；如今任期已满，调往吏部，必然会在南方任职。我看南方的州郡中若有卓然独立、杰出非凡的人，一定就是杨子聪。送张唐民 我读《周礼》，读到教导百姓兴办学校、选拔贤能任用士人的制度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认为三代之时的士人难道全都本来就是贤者吗？当时王道完备、习俗形成，仁义礼乐贯彻于学校，孝顺慈爱、友爱敬悌贯彻于日常家居；又有教育培养逐步推进，又有爵禄作为鼓励，假如有人一点也不努力，便还有被排斥黜退、不列入士类以及遭受刑戮羞辱的惩罚。这样看来，士人生在那种时代，势不得不走向行善，难道一定是天生就知道善的吗？到了后世，道术残缺，学校废弛，苟且虚伪的风气形成，又忘却了教育培养的办法；至于爵禄、黜辱的制度，也失去适当的方式，不足以使人受到鼓励和警戒。这样看来，士人生在那种时代，能够自己行善，卓然自立而不受迷惑的人，如果不是天生就有这种贤能的本性、上天所赋予的资质，又有谁能做到呢？那么，凡是所谓贤者，他们的可贵就远远超过三代的士人了。因此善人尤其少；幸而有这样的人，往往连饥寒困顿、跌倒困厄都应付不暇，其中幸运的，也有经历艰难之后才通达的。贤者难道一定要困顿艰难吗？大概是因为高出世俗就难以合群，违背习俗就多遭困穷，这也是形势使然。唉！如果人事得到修明，那么天下的人都可以使他们行善；如果士人被废弃，即使上天赋予他们贤能，也会困厄于时势。上天并不是不喜欢善，只是善行不能胜过人力所造成的结果，大概是形势使然吧。

译这就是所谓天与人之间的道理，体现在《周易》否、泰、消、长的卦象中；能够通晓其中的学说，那么自古贤圣的穷困与通达、灾祸与福分都可以知道，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秀才张生住在青州，他的母亲贤明而知书，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唯独张生最贤，品行道义闻名乡里，又喜好学习，努力写作古文，这就是所谓卓然自立而不受迷惑的人。今年他参加进士考试，被有司黜退；母亲年老而家贫，没有办法供养她，可以说是困苦而艰难了。唉！我的力量已经不能周济张生，而张生尤其喜好《易》，常常拿其中的道理来同我讲论。假如他回去完成学业，那么天命的道理、人事的形势，以及穷达祸福，就可以不再动摇他的内心。虽然如此，像张生这样的人难道终究会困穷吗？怎么知道他不会经历艰难之后终于通达呢？送王陶 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而《易》尤其彰显圣人的作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都是《易》所讨论的事情。它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刚与柔。乾卦刚健，坤卦柔顺，这是刚柔最大的作用。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错综，刚与柔交替处在各自的位置上，于是吉、亨、利、无咎以及凶、厉、悔、吝的征象便产生了。刚属于阳，属于德，属于君子；柔属于阴，属于险，属于小人。从乾卦初九变为姤卦，再向上发展到剥卦，其中五卦全是阴爻，是剥落阳刚的卦象，是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静守退避的时候。从坤卦初六变为复卦，再向上发展到夬卦，其中五卦全是刚爻，是决去柔弱的卦象，是小人的势力消退、君子行动进取而出来任事的时候。刚作为一种德行，是君子通常所运用的力量；庇护百姓、使万物得利，功劳没有比它更大的。它在卦象上超过泰卦的九三而到九四，便是大壮；到九五，便是夬。壮就是强壮，夬就是决断。四个阳爻虽然强盛，却仍有两个阴爻；然而阳多阴少，便可以使用强力去攻击它，所以这个卦叫大壮。五个阳爻而只有一个阴爻，阴爻不足以构成直接的威胁，只需把它决去罢了，所以这个卦叫夬。这样看来，君子运用刚强之力，应当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知道阴险的小人确实可以除去，然后用强力决断。勇猛的人可以冒犯，强硬的人可以使其屈服，圣人在使用大壮、夬决的力量时一定有所戒惧。所以大壮卦的彖辞说：“大壮，利于守正。”它的象辞说：“君子不是合乎礼的事就不去做。”夬卦的彖辞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它的彖辞又说：“安居于德便会有所忌惮”，用来说明刚强之力不能单独任用。因此，复卦从开始便亨通，临卦逐渐增长，泰卦阴阳交合而发展为大壮，以众多的阳刚攻击少数的阴柔；夬卦趁阴柔衰弱而把它决去。君子运用刚强之力，要逐步进行而不失时机，又不能单独任用刚强，必须用正道、礼法，用喜悦、和谐来辅助，这样功业才可以成功；这就是君子行动进取、出来任事的方法。太原王陶，字乐道，是喜好刚强的士人。他常常憎恶世上阴险的小人多居住在京城，不轻易同人交往，努力学习古道，以此自信自守。如今他开始在易州任职，得到的是君子行动进取的卦象，所以我写这篇论刚强的文章赠给他。大壮卦初九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出征则凶。”夬卦初九也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便会招致过失。”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对于运用刚强之力的戒备，不只是在彖辞、象辞中，而且又常常在初爻上深切告诫。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愿你努力学习、喜好刚强，以积蓄自己的志向；但这种力量还没有真正施用于事业。如今你要前往任职，尤其应当谨慎对待开始的时候。

译送王圣纪 前年五月，连下大雨，麦子被打坏，河水泛滥，京城东郊淹没了低洼田地。后来又不下雨，到了八月，高地上的豆类和粟也枯死了。三司有人说：“先前博州发水时，百姓借着河水灾害上告，得以免除租税的有数万人。今年秋季应当征租，恐怕百姓侥幸利用水旱灾害，借机妄求免租，使军粮受到亏损。”于是谨慎地命令有关官吏严格执行。朝廷因此援引田令，约束州县官吏，无论远近都要注意防止百姓申诉水旱灾害，一律以农田诏令的期限为限；情节严重的，便施以笞刑，使他们不再申诉。京城附近的百姓向县里申诉，县里不听；便向开封府申诉，开封府又不听；于是相互聚集在宣德门外，向宰相申诉。朝廷便派官吏四处巡视各县，巡视的人回来，有的说有灾，有的说没有灾。然而说没有灾的占十之七八。最后一个巡视者回来报告说：“百姓确实遭了灾，只是官吏徒然害怕约束，为了苟且自保罢了。”天子听到后，悲悯不已，便全部免除了京城附近百姓的租税。我曾私下叹息说：“百姓生来幸运而成为京城附近的百姓，事情紧急时距离朝廷近，也容易被知晓。雨从天降，河从地上泛滥，加上红日当空，这三种现象都是容易看见的。前两三年旱灾和蝗灾接连发生，朝廷每年按照灾情轻重，分别免除多少赋税；到了军粮不足时，便在当年买粮，或者让人纳粟换取爵位来补充。这说明在上位的人爱护百姓，而仁人的心也容易被触动。用容易知道的近处事情，谈论容易看见的灾情，来告诉容易被触动的仁心，然而官吏却把它堵塞，几乎不能上达。何况天下四海如此广大，远达几万里，事情难以知晓，不像大雨、洪水、烈日那样容易看见的事情又有多少呢？假如上面有容易被触动的仁心，却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有想要上告的苦衷，却不能通达到上面，那只是官吏处在中间把它堵塞了罢了，怎能不令人叹息！扶风县在关西，距离京师有千里之远，百姓的不幸以及事情中隐藏的曲折，哪里有限，能够替他们决定生死曲直的人又有多少呢？县令和主簿、县尉三人，使百姓的意愿能够不被堵塞而传到州里，州里又不堵塞而传达到上面。县里不堵塞、百姓的意愿能够通达，只要县令、主簿和县尉替他们上达就是了。王君圣纪在该县任主簿，圣纪喜好学习而且有文才，辅佐这个县，正开始试行治理政事，所以我把自己平素所叹息的这些事情告诉他。章望之的字 校书郎章君曾经带着自己的名“望之”来请我取字，说：“希望您有所教诲，使我能够以此勉励自己、自我督促。”我替他取字“表民”，并告诉他说：“古代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众人，是因为他说出话来就成为百姓所信服的准则，做成事情就成为世人效法的规范，他的一举一动、一容一貌都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因此，戴纮、綖、冕、弁，是为了作为头部的仪容；佩戴玉、玦、环，是为了作为行走的仪容；穿着有黼黻纹饰的衣裳，是为了作为身体的仪容；手有手的仪容，脚有脚的仪容；作揖谦让、登堂下阶、献酒酬答、俯身仰首，没有一样没有仪容。又显现出宽和柔顺、温厚敦实、刚正严明、果断坚毅的神色，用来作为仁义的仪容。穿着这样的服饰，乘坐这样的车，站立在朝廷上端正君臣关系，出入宗庙而主持重大事务，庄严地使人们都仰望而敬畏，说：‘这就是我们百姓所尊敬的人。’这并不是百姓懂得尊敬君子，而是君子能够自我修养而成为值得尊敬的人。然而如果品行不能充实于内心，德行不能完备于众人，即使服饰盛大、仪容修饰得文雅，百姓也不会尊敬他。名山大川，是一方人所仰望的；山川中的五岳四渎，是天下人所仰望的。因此，君子的贤能超过一乡，是一乡所仰望的人；贤能超过一国，是一国所仰望的人；声名功烈显著于天下，是天下所仰望的人；功德施及后世，是万世所仰望的人。孝顺、慈爱、友爱、敬悌贯彻于一乡，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就是一乡所仰望的人。春秋时代的贤大夫，如随国的季良、郑国的子产，是一国所仰望的人。居于朝廷中枢，使奸臣逆子不敢在外暗中发动；如汉代的大将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朝廷以他的存在来权衡轻重，天下把安危寄托在他身上；像唐代的裴丞相，就是天下所仰望的人。他们已经去世，事情也已经过去很久，但听到他们的名字，想象他们的为人，仍觉得仿佛无法赶上；皋陶、后稷、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功劳可以延及百世，他们的道可以作为百代君王的老师，即使有圣贤也不敢超过他们，周公、孔子就是这样的人。这些都是万世所仰望的人，也都是作为百姓表率的人。”

译传记说：“对于贤者，应当认识重大的、长远的道理。” 章君是儒者，衣冠整肃而气质刚正，神色仁厚，喜好学习而且有志向；他外表洁净而修整，内心光明而充实，发之于文辞，便又辨析广博、奔放纵横而没有边际。这几方面，都足以让他自己选择目标并加以勉励。他本来就能够认识长远而重大的道理，我还有什么可以勉励他的呢？只是顺着他的志向，扩展开来说，以满足他的请求。胡寅的字 “寅”是恭敬而畏慎的说法。《虞书》说“寅宾出日，寅饯纳日”，这是尧命令他的臣子羲和修治职掌，而史官赞美他的文字；又说“夙夜惟寅”，这是舜告诫他的臣子伯夷的话；又说“同寅协恭和▯哉”，这是皋陶告诫禹的话。尧、舜、禹的事迹记载在《书》中，是万世的法则；他们君臣之间相互谈论的话竟然如此，可知即使圣人，也仍然恭敬谨慎、心怀敬畏而思考自己的职责。尉氏胡君名叫寅，来问我将给他取什么字。我认为名字只是古代人在出生时用来区别彼此的称呼罢了。像太甲、盘庚、仲壬，只是用来辨识他们的次序而已；到了左丘明记载鲁国大夫的话，才开始说命名有意义，后来的学者又把文王、武王、伯鱼之类附会到这种说法上，更是不对。文王当时是商朝的诸侯，恰好商朝不幸出了纣王，变得淫乱暴虐；但文王仍然生来就服事商朝，难道他出生时就已经有灭亡商朝、抬高自己的心思，所以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昌”，预先期待他弑君来建立功业吗？孔子生儿子时，恰好有人送来鲤鱼，便给儿子取名孔鲤；至于史鱼、孔鲋，又有什么命名的意义吗？所以名字只是用来辨识的称呼，从来未必有什么意义。然而考察古人取字的情况，却似乎好像有某种意义，大概只是要解释他的名字，说他的字应当如此而已。胡君说：“我之所以来请您取字，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寅’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考察古书，选取尧、舜之书中经常讲到的道理，给他取字为“子畏”。郑荀改名 三代衰落以后，学校废弛、道理不明，于是诸子百家兴起。老子厌恶周朝的混乱，凭借自己浅陋的见识，认为圣人的学术不过如此，开始否定仁义，诋毁圣智。各家诸子因而更加放肆地发表异说。到了战国，思想放荡而不能回归正道，于是名家关于山渊齐、秦坚白以及同异的争论兴起，圣人的学问几乎就要消亡。最后荀卿子独自采用《诗》《书》的言论，贬斥异端、扶助正道，著书批评诸子，尤其急切地劝人学习。荀卿是楚国人，曾经想凭学问求用于诸侯，没有被任用，退居兰陵养老。楚人尊敬他。等到战国平定，三代的《诗》《书》还没有完全流传出来，汉代贾谊、司马迁一类的大儒，没有不采用荀卿子的学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学说最接近圣人。荥阳人郑昊，年轻时写作诗赋，参加进士考试已经考中，于是放弃它，说：“这不值得学习。”开始跟随年长而有学问的人学习，慨然有仰慕古人、唯恐赶不上的志向。郑君年纪还轻，但性情淳厚明达，又以坚强努力的志向辅助自己；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道理来拜师学习，就没有什么达不到的。他将要改变自己的名字，多次来请我替他取名，让他自己选择，于是改名为“荀”。由此又看出他的志向果决。荀卿从来没有亲自见过圣人，只是读了圣人的书而得到圣人的道理。然而从子思、孟子以下的人都轻视他；假如让他同子游、子夏一起在孔子门下学习，我不知道他们的先后高下该如何排列。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够像荀卿一样，可以说是已经学习有成；如果还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那么谁能阻挡他呢？我既然赞美郑君善于自我选择并且仰慕荀卿，于是替他取字为“叔希”，并且用这个字勉励他成就学业。《欧阳文粹》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十二　宋陈亮编序 《廖氏文集》孔子去世以后，周朝衰落，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六经的传承从此中断。汉朝兴起，过了很久六经才重新出现。它们散乱磨灭，既然已经失去了传承，后来各位儒者便得以把自己的异说安插其中，例如河图、洛书，就是怪诞虚妄得最严重的说法。我曾经为学者只知道守护经书、笃信经书，却不知道伪说会扰乱经书而感到悲哀。我多次写文章来排斥这些说法，但学者沉溺于长期习惯的传说，反而惊骇地非难我，认为一个人的见识不应裁断千年来无法考证的是非，只是想推翻众人所相信的东西而独自坚持；世人没有人听从我。我认为，从孔子去世到现在两千年之间，有一个欧阳修说过这种话。再过两千年，未必没有一个人与欧阳修有同样的说法。再过两千年，还会再有一个这样的人。这样说来，赞同者达到三个人，后世的人就不必等上千年便会出现。赞同我的人既然逐渐增多，就可以战胜并推翻众人所沉溺的说法。六经不是一代人的书，它将同天地一样没有终极地长存下去。以没有终极的时间来看其中的几千年，只不过是一瞬间罢了。因此，我对后世的期待是长远的，并不是急切地向当今世人求取认同。衡山人廖倚同我交游三十年，后来拿出他哥哥廖偁遗留下来的文章一百多篇，题名为《朱陵编》。其中讨论《洪范》，认为九畴只是圣人的法则，并没有神龟从洛水出现的事情。我于是知道，不必等到千年以后，在当今时代就有人与我的观点相同。我起初等待后世，是希望有人因我的言论而得出相同的看法。像廖偁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言论，大概只是他的想法恰好与我相合。这样看来，即使在今天，固然也有彼此不相求而意见相同的人，又何必等上几千年呢？廖氏世代居住在衡山，以善于写诗而在湖南闻名；廖偁尤其喜好古道、擅长文章，他的德行在乡里闻名，当时的贤士都同他交游。只是因为没有显达而早早去世，所以没有在世上显名。唉！知道自己等待的东西，必定会有时机获得；知道自己积蓄的东西，必定会有时机施展。只要有志向，不必有所求取之后才会相合。我赞美自己同廖偁彼此不相求，却都各自有所收获，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君子的学问，有的施用于事业，有的表现在文章中，却常常苦于难以两方面兼得。因为遇到好时代的士人，功业显赫于朝廷，声誉光耀于史册，所以他们往往把文章看作末事，又有无暇顾及或不能写作的情况。至于不得志的人，穷困居处、隐退困厄，苦心经营、忧虑深重，极力进行精细思考；他们有所感动激发、愤懑不平，却没有地方施用于世，于是全都寄托在文辞中，所以说困穷者的言语容易工巧。像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在事业上没有显著声名；姚崇、宋璟，又没有在文章上显名。这四个人尚且不能两方面兼得，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只有简肃公在真宗时凭才干能力成为名臣，在仁宗和太后当政时又以刚毅正直成为贤能的辅臣。他决断大事、确定重大议论，嘉善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都著录于国史；他的遗风余烈直到今天仍受到士大夫称道。简肃公是绛州正平人，从小就因文章品行受到乡里推重；考中进士以后，把自己的文章一百轴献给有司，由此声名震动京城。他一生所作的文章达到八百多篇，这是多么盛大啊，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得到了。公的事业已经显赫；他的文章则气质深沉纯厚而刚劲正直，大概是发自他的志向，所以同他的为人相像。公有一个儿子直孺，早年去世，没有后代，于是让他弟弟的儿子仲孺、字公期作为后嗣。公的文章很多，常常流散在民间；公期能够努力收集整理，大概从公去世后三十年，才得以分类编次，汇集成四十卷。公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他家业的人。唉，公算是有后代了。梅圣俞为《孙子》作注之后 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皞的注，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孙武的书本来是讲兵法的，兵法的策略不止一种，而以变化无穷为奇，所以解释它的说法多也就适宜了。凡人运用智谋有长处和短处，施行办法各不相同，因此有的人会把自己的说法拘泥在偏见上；但没有超出所谓三家注本的。三家注中，陈皞最晚，他的说法时时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对此慨然不平。杜牧最喜欢谈论兵法，想要亲自试验却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十分广博详尽。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赞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以及袁氏兄弟等较量力量并战胜他们，于是同吴、蜀分据汉地而称王。传说魏国的诸将出兵千里，每次都坐下筹划胜败，曹公把已经制定好的谋略授予他们；将领们依计使用，十次中不会失败一次。只要有一次违背，军队就立即败退。因此魏代用兵，全都依照曹公的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到了这种程度。杜牧说曹公注释《孙子》尤其简略，大概是珍惜自己所得的精髓，准备另写一部书。可见曹公已经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经拿自己的书求见吴王阖闾，阖闾采用了他的办法，向西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因而称霸诸侯。假如吴起只实行自己的学说，也不过只能称霸；等到曹公采用它，却最终还是不能消灭吴、蜀。难道吴起的谋略就止于此吗？还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效能呢？后世的学者只看到他的著作，又各自受自己的见解牵制，所以注释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有恰当的。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吴起的著作说：“这是战国时代诸侯相互倾轧的学说；三代王者的军队，以及司马掌管的九伐之法，吴起都比不上。”但他也喜爱吴起文章简约而意蕴深厚，认为他在行军用兵、料敌制胜方面，也都有法度；他的言论很有条理，只是注释的人把它弄乱了，有的还失去了原意。于是圣俞亲自作注，凡是拘泥于偏见的地方，都剔除掉，再用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这样以后，吴起的学说才没有被弄乱而显明。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同三家之书一同流传，而后世取用其中学说的人，往往会更多地取法我的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穿戴衣冠、进退举止，俨然是一个儒者。后世看待他的著作，和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韵緫》

译倕善于制造弓，却不会射箭。羿和逄防，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奚仲善于制造车，却不会驾车。王良、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车的人。这就是荀卿所说的“技艺达到极致的人，确实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吧？儒者学习圣人的学问，而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直截而简约。至于把它曲折地阐发开来，以贯通天下的道理，探究阴阳、天地、人鬼和万事万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等一切人的大伦常，那么六经也不能把这些道理全部说尽，七十子以及孟子、荀子、扬雄等人，各自竭尽辨析之能，也没有谁能说完。孔子本来是好学的，而他所讲述的道理，从尧、舜以后开始，都是详尽的；在那以前大概简略带过而不讲，难道也是因为有些事情来不及详说吗？儒者所学的东西确实广大深远，而且需要用功很多，那么有些方面来不及涉及，也是合宜的。文字学，是儒者所使用的工具。它精细之处，有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等差别，有清音浊音相互生成的类别，还有五方语言风俗的不同。所以儒者没有余暇去精研它；那些精研文字学的人，往往又不能精通其他方面。这就是学者不肯放下自己所从事的学问而专心研究此道，也就是所谓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一定要等到专心致志的人，才有可能精通它；这样以后，儒者才有所取法。洛阳僧人鉴聿撰写《韵緫》五篇，推究子母、轻重的规律来确定四声，考察前代儒者的错误，辨明并纠正五方语言的讹误。他用心精细，可以说达到了入微的境地：像梳理头发、纺绩蚕丝一样，即使细密而繁多，条理也不紊乱。研究儒学的人没有谁能够驳难他。鉴聿通晓《易》，能够了解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以及黄帝、岐伯的著作；其中他最用心的，就是《韵緫》。他本来出身儒家，年轻时成为浮图，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之间往来十多年，从不随便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肯理睬。听说士人有一项技艺，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求教；他孤高自守，有古代独行之士的节操，正是所谓专心致志的人。他的学问应当达到这样的境界。世上流行的浮图著作有数百万字，文字夹杂夷、夏之语，读者很少能得到它们的真意，往往要到鉴聿那里求正。鉴聿的书不只是对我们儒家有用，也是想把它传给他的同道。《集古录目》万物往往聚集在喜爱它们的地方，却常常取决于拥有力量。强有力而又喜爱它们，就没有得不到的；有喜爱之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近在眼前而且容易取得，也有不能得到的。象、犀、虎、豹，蛮夷之地和山海之间的东西，以及能杀人的野兽，它们的牙齿、角、皮革都可以搜集而占有。玉产在昆仑山，距离中国在流沙万里之外，要经过十几次翻译，才能运到中国。珍珠产在南海，常生于深渊，采珠人腰系绳索潜入水中，身体和脸色都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便成为蛟龙鱼类的食物。金子埋藏在山中，要凿得很深，洞穴很远，带着火把和粮食，然后才能前进；山崖崩塌、洞穴堵塞，就会葬身其中，通常一次便有几十、上百人。它们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常常带来死亡的祸患，一向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等，世人却常常能够兼收并蓄。大凡喜爱某物而又有力量，就没有得不到的。汤盘、孔鼎、岐阳的鼓，泰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序、记，下至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的东西，是奇异、伟大、壮丽、精巧而令人喜爱的物品。它们距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祸患；可是由于风霜、兵火，湮没、沉沦、磨损、毁灭，散落丢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从来没有收集起来，这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好有喜爱它们的人，但他的力量有时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爱好更大的，爱好没有比专一更好的。我天性专一而喜爱古物，凡是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因此能够专心致力于自己在这里的爱好。爱好既然深厚，力量即使还不够，也仍然能够把它们取得。因此，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深崖绝谷，荒林破墓，神仙鬼物以及传说中的诡异怪物，没有一样不收集到，作为《集古录》。又因为认为辗转抄写会失去原貌，所以依据石刻拓本卷轴来收藏它们；书中有卷帙和次第，却没有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大概是因为收取的东西很多而且还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来记录。又认为聚集得再多最终也必然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集古录目》，并把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互相校正缺漏和错误的材料一并记载下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物品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拘拘于此呢？”我回答说：“满足我的爱好，赏玩着这些东西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这个道理而改变对那个道理的看法。《外制集》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病重，不能上朝。仁宗已经重新任用大臣，锐意治理天下，开始任用谏官、御史，将夏竦的制书追回。随后又从陕西召回韩琦、范仲淹，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辞让，反复五六次仍未停止；皇帝亲笔诏书催促韩琦等立即上路，十分急迫，而富弼正入宫请求面见皇帝，因辞让之事未能获见，皇帝便派宦官催促送到阁门使处，让他接受任命。唉！看韩琦等人之所以辞让，以及皇帝之所以任用韩琦等人，可以说是圣贤相逢，万世难遇；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盛美啊！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之士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被列入选用之中。夏季四月，我从滑台被召入谏院。冬季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顺，西部军队却还没有解除戒备；京东盗贼连续多年作乱，最后王伦在沂州突然起兵，转而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邓一带起兵，使京西受到震动。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天子正慨然劝课农桑，兴办学校，破除过去的惯例，不按通常次序任用人才；他怜悯百姓的困苦，想要除掉那些侵害百姓的贪吏；知道磨勘法实行久了的弊病，想另外甄别有才和不才的人，以进用贤能；忧虑各部门的职事不能修治，便重新严格实行赏罚，以取信于人；大概是想整顿法度。

译我当时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职，常常能够在殿中奏事，从容地完全听到天子改变和整顿各项事务、忧念百姓而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可以把这些写入制书，用来讽谕、晓示和训诫在位的官员。然而我正参与修订祖宗旧例，又修撰《起居注》，又编修诏令，每天同舍中同僚讨论治理政事，所省略的文书并不一致，而下达的任命文书大多只是一两件；当时又已经逼近丞相出任，所以不能专心思考、精心写作，以充分阐明天子难以直接说明的意图，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体制。唉！读书人的文章能够被世所用，已经很少；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天下的盛况？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即使竭尽才力，尚且担心不能相称，更何况不能专心履行自己的职务？这就是我对于这些文章常常感到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了一年春天，暂代知成德军。事务稍微空闲，便拿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英明天子的意图全部写进文章，其中大约也有十分之一二，足以表彰并昭示后世；其中毕竟有王者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浅陋而废弃吗？于是把它们编成三卷。我从任直阁下儤直八十日开始，任期届满，不到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随即又到河北，所以所作的只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制集》从前钱思公曾认为，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都可以由具有其他才能的人兼任；唯独翰林学士，不可以没有文章才能。思公自己说出这番话，颇为达官贵人所恼怒，但他也很自负，认为这是极为正确的论断。如今学士所作的文书很多，至于青词、斋文，必定要采用老子和佛教的说法，祈福禳灾、秘密祷祝，往往接近民间家庭里的事情；制诏又只求便于宣读，常常拘泥于世俗所谓四六文，诸如此类的文章大多如此。那么，这果真可以称为文章吗？我在翰林任职六年，其中两三次进拜大臣，恰好都没有轮到我当值；而且天下没有战事，四夷和好，兵革也没有使用。凡是朝廷的文章，用来指挥、号令、训诫、约束，如果不是因事而发，就没有什么可以阐明的。何况我中年早衰，心思意绪日渐衰落，所作又不精工，也没有什么时机可以发挥。那些琐碎的应用文字，受常规格式牵制，卑弱而不能振作，确实值得惭愧。然而现在的文士尤其把进入翰林看作荣耀的选择。我既然罢去翰林职务，院吏便把我当值时所起草的文稿按日期编排，得到四百多篇。因不忍心丢弃，何况其中上自朝廷、内至宫禁、下及蛮夷海外的事情无不记载，而时政记、日历和起居郎、舍人所略去未记的事情，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一些收获。唉！我将要老了，正准备在淮水、颍水之间买田。至于在凉爽的竹席上消受暑气，在茅檐下晒冬日，午睡醒来支着枕头，回想平生做官和退处的经历，回头望见翰林院，仿佛它在天上一样。于是翻阅遗稿，看见其中所记载的职官姓名，拿来考察这些人的兴衰和先后，谁还在任、谁已经亡故，足以知道荣宠不过是虚名，只能作为笑谈中的一声大笑罢了。也不过借此向乡间农夫老人夸耀一下而已。《欧阳文粹》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三　宋陈亮编序 帝王世次图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可以说是声名显赫的人了；但后世仍然失去了关于他们的真实传承，难道不是因为时代太久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问，不以能够穷究久远的事情为能事；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阙疑，并谨慎对待所传述的内容，以免迷惑世人。孔子在世时，周朝衰败，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各种异端学说同时兴起。孔子担忧这种情况，于是修订《诗》《书》和史籍，以止息纷乱的说法，希望所传能够真实可信。所以对久远的事情略写，对近世的事情详写；在《书》中从唐、虞以来断限，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人法则的大事而已。至于三皇五帝以及君臣世代次序，孔子都未曾讲说，是因为时代太远，所以谨慎对待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孔子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又兴盛起来，周室更加衰乱，延续到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很久以后，《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并不完整。正当王道中断的时候，奇书异说充斥并盛行起来，它们的言论往往反过来假托为孔子门徒所说，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传布盛行的异说，加上世上没有圣人可以作为判断标准，便不知道如何取舍真伪。甚至有些博学好奇的人，把见闻广博当作胜人之处，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都搜集起来加以编次，起初毫不选择，只怕有所遗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他依据孔子的学问追述前代，只说到尧、舜，写出大略而不谈更早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一直追述到黄帝以来，又详细排列各代的世次；他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按照他的说法制成图表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共同出自黄帝。尧去世时，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追溯到他的四世祖禹，而且舜、禹都活了一百岁。稷、契是高辛氏的儿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如今按照他们的世次往下推算，汤和王季处在同一世。汤传到第十六世成为纣，王季传一世成为文王，再传二世成为武王。这样，文王便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事十五世孙纣，武王又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而取代他，王室的世次是多么荒谬啊！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帝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德和伟业已经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后世想要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年代久远而难以弄清的事情，后世未必需要知道；不知道这些，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正是因此不去讲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的智慧懂得取舍，都是这样。

译《传易图》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孟子是好学的人，难道唯独对《尚书》疏忽吗？大概是他自伤不能亲眼见到圣人所作的经书，而传承者又失去了它的真意，无从考查订正，所以才这样说。然而难道只有《尚书》会有这种情况吗？我读《经解》，读到它解释《易》而另立篇章时，说：“差之若有毫厘，错误就会相隔千里。”又读今天流行的《周易》，其中为什么会有“子曰”这样的说法？到了《系辞》，却又说：“圣人设立卦象，系上文辞。”我想考察它的真实情况却无法得到答案，这才知道孟子的感叹，实在是有所激愤而发的。有人说：秦朝焚书时，《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没有被焚毁；后来汉朝兴起，其他书虽然重新出现，大多残缺不全，唯独《易》经因此完整无缺。然而像《经解》所引用的那些文字，在今天的《易》中已经亡佚了，难道今天的《易》也有散失的部分吗？这样看来，它也不能算是完整的书。从前孔子的门人追记他的言论，编成《论语》，在每段开头一定写“子曰”，是为了区别孔子和弟子的话。又因为他的言论涉及的事情不止一件，发生的时间也不止一个时期，文章彼此相连而难以编次，所以每改变一件事，就一定用“子曰”作为开头。至于《文言》，是孔子亲自作的，不应当自称“子曰”。而且《文言》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章有前后次序，又何必借“子曰”来开头呢？由此可知，今天《周易》所载的，并不是孔子《文言》的完整篇章。大概汉代讲解《易》的经师，选取其中的文字来解释卦体；至于有所不敢解释的地方，便把文章截断，使上下不相连接，所以用“子曰”来开头。前面说“何谓”，后面说“子曰”的，是讲经者自己编写的问答之辞，借取卦体的内容作为回答。也像《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先说“何曷”，然后引导出老师所传的内容，称为“传曰”。如今《上系》中凡是有“子曰”的地方，也都是讲经师的说法。这样看来，今天的《易》大都出自讲经师临时的解释了。幸好讲经师所引用的内容还被载入篇中；不幸的是，那些没有来得及引用的部分，散失的难道还会少吗？唉！经过弟子们相互传授，又经过讲经师的选择取舍，不仅保留下来的并不完整，其中伪造和错误的地方，又怎么能够穷究呢？所谓“系”，就是有所系属的意思。所以说：“把文辞系在卦爻上，用来判断吉凶。”因此称为爻，意思是这些文辞分别系属、联结在某一爻上。这说明孔子专门把爻辞称为系辞，而现在却把孔子赞述《易》的文章称为上下《系辞》，是多么荒谬啊！卦爻的文辞，有人认为是文王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说：“圣人设立卦象，系上文辞。”这是把文王、周公的作品称为系辞，不必再自行标明所作，又另称为系辞。何况那些文章只是概括地讲《易》的大体，杂论《易》的各卦；它们的文辞并没有系属在某一爻上，怎么能称为系辞呢？这是必然的。从汉代以来，儒者已经有了“系辞”这个名称，却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把它弄错了。汉代距离周朝最近，本不应当有这种错误；然而汉代所说的系辞，难道不是另有所指，并非今天所谓的系辞吗？《易》中《需卦》的爻辞说：“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艮卦》的爻辞说：“止住自己的腰部，裂伤自己的脊肉”；《睽卦》的爻辞说：“看见猪背着泥，车上载满鬼。”这些话都险僻怪异、奇绝异常，不是世间通常的语言，也没有可以遵循的训释。因此考证它们的学者便从自己的臆想出发，随着事情任意解释，难道果真得到了圣人的本意吗？《文言》《系辞》中还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证据尚且如此；至于那些不是世间常言、无从考察的地方，也就可以想见了。如今只听从那些凭臆想产生的说法，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这正是孟子所感叹的“还不如没有书”的情形。《易》的传注比其他经书尤其多，但传到王弼为止；王弼以后虽然也有人续作解释，却未必都是真正师徒传授下来的，只不过是把它流传下去罢了。大体说来，《易》到了汉代分成三派：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传自孔子，有上下两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共自成十篇，并且有章句。凡是有章句的《易》学，都以田氏为祖。焦赣的《易》没有师承传授，是从隐士那里独自得到的学问，专门研究阴阳和占验之术。凡是学习阴阳占验的人，都以焦氏为祖。费直的《易》也没有师承传授，又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篇章参入卦文之中的，都以费氏为祖。田、焦两家的学说在汉末衰废，费氏一派独自兴盛，递相传授直到郑康成；王弼作注时，有时采用郑康成的说法，所以王弼实际上是依据郑氏本子作注。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王弼的《易》，它的源流出自费氏。孔子的古经已经亡佚了。

译《诗图》周朝的诗从文王开始，成王时期颂美之声兴起。周朝盛德达到极盛时，文王的诗有三十七篇，其中二十三篇归于周公、召公，成为《周南》《召南》；八篇属于《小雅》，六篇属于《大雅》。武王的诗有六篇，其中四篇属于《小雅》，两篇列在《召南》的风诗中。成王的诗有五十三篇，其中十篇属于《小雅》，十二篇属于《大雅》，三十一篇属于颂，这就是诗的正经。此后第二代昭王即位，周道开始衰微缺损；又过六代到厉王，政治更加衰败，变雅开始创作。厉王死在彘地，天下没有君主，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共十四年。厉王的太子宜臼后来迁到洛邑，号称东周；周王室更加衰微，平王的诗被降为风，与列国同列，到桓王、庄王时诗便停止了。起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和他的大夫作诗七篇。周朝太史认为周公的诗主要讲述《豳国》公刘、太王的事，所以把它归入《豳》，称为诸侯国的变风；诸侯的诗没有正风，它们的变风从懿王时开始创作。懿王时齐风开始变，夷王时卫风开始变，接着到厉王时陈风开始变。厉王去世，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唐风开始变；接着宣王时秦风开始变，到平王时郑风开始变，惠王时曹风开始变；陈风最后，到顷王时仍有歌咏灵公的诗，于是停止了。大概从文王到顷王，共经历二十代，周王的恩泽枯竭，诗也就不再创作。如今郑国诗的次序，是考察旧史后排列的，先后不同。《周》《召》《王》《豳》都出自周，《邶》《鄘》合于卫，《桧》《魏》的世家已经断绝；能够考察的只有七国：陈、齐、卫、晋、曹、郑、魏，这就是变风产生的先后次序。《周》《召》《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这是孔子删诗以前季札所听周乐的次序。《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是今天《诗经》的次序。考察各国受封的先后、国土大小以及诗歌创作的时间，这些次序都已经错乱，论说者也无法探究清楚。此外还有鲁颂四篇、商颂五篇。郑康成认为，鲁国能够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有颂；到孔子时，商颂尚存五篇，而夏颂已经亡佚，所以记录鲁诗来凑足三颂，把它作为后代君王的法则；考察三代成功的经验，取法没有比夏代更大的了。郑康成所作的《诗谱》图，从共和以后才获得《春秋》的次序；如今他的图已经亡佚，我暂且大略依据郑氏遗说，按照它的次第推演，以显示前代儒者的得失。如今既然依照郑氏制作图表，所以对于风、雅的变迁，凡是郑氏及其序文没有说明而只是后人解释的，推定世次时也暂且依从郑氏的意思。其中的错误，就可以明确看出来了。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削后只保存三百篇。郑氏学派的门徒都认为司马迁的说法错误，说古诗虽然很多，也不可能十篇去掉九篇。根据我的考察，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怎么知道呢？现在书籍、传记中所记载的逸诗，哪里数得清呢？按图推算，最初十位君主中才取一篇；又有二十多位君主，才取其中一位的一篇。由此说来，何止三千篇？《诗》共有三百一十一篇，亡佚六篇，现存三百零五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诗谱补亡》欧阳子说：从前圣人已经去世，六经的道理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到秦朝又被焚毁、抛弃。自汉代以来，人们收集散佚的经籍，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能够大体完备地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来的学者沿着前代所传的痕迹，考察比较其中的得失，或许是有这种可能的。假如只是抱着焚书后残存的残篇脱简，在圣人去世千百年后茫然无措，既看不到前代儒者中间的论说，却想独自创立一家学说，果真能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前代儒者的论断，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它的始末，触犯并质问圣人的说法，严重违背义理、损害经书而不得不改，又何必徒然创立异说来互相诋毁呢？毛亨、郑玄对于《诗》的学问已经很博大了。我曾依照他们的笺注、传文考察经文，又用诗序、诗谱来验证，可惜其中不合之处很多。大概《诗》叙述商、周两代的事情，从《生民》《玄鸟》上溯到后稷、契，下至陈灵公，历经一千五六百年；旁及列国君臣的世代次序、国土、山川、疆界、图籍、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以及风俗的善恶、方言训诂、国家的盛衰治乱、诗歌褒贬的缘由，没有不记载的。这样看来，谁能在其中一点错误都没有呢？我怀疑毛亨、郑玄的错误已经很多，但不敢轻易替他们改动，是因为料想他们的学说不只是笺注、传文；而且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把两家的著作全部看到，未能全面通晓其中的旨趣。没有看完他们的书，却想判定是非，就像没有听完一个人的话，却想判断诉讼的是非曲直；这样能果断地自行作出判断吗？能使他们一定服气吗？世人说郑氏《诗谱》最详备，我寻求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和秘书省所收藏的书中也没有它。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绛州时偶然得到这部书。它的文字有注，却不见注者姓名；但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以前的内容全都亡失了。它的国谱采用旁行格式，尤其容易产生讹误，全部颠倒错乱，无法再考察。诗、雅、颂一共列有商、鲁，其正风、变风共有十四国；至于排列次序，大多无法详知其意义。只是各国受封以及变风产生的先后，不能不知道。周、召、王、豳都出自周，邶、鄘合于卫，桧、魏没有世家可考；能够考察的，是陈、齐、卫、晋、曹、郑、秦，这是各国受封的先后。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变风产生的先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这是孔子删诗以前，周太师演奏乐歌的次序。

译周、召、邶、鄘、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删去《桧》而把《陈》列在后面，是今天《诗经》的次序。当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经大略考察《春秋》《史记》的本纪、世家、年表，再同毛亨、郑玄的学说相合，编成《诗图》十四篇。现在因此取来补足郑氏《诗谱》亡佚的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的世次先后已经十分完备。依据这些材料考察其得失，便清楚可见了。因而仍然保存这套图表，希望借此表明我对于郑氏之学确实尽了心力。把他的学说全部考察过而有不能贯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评论订正；我难道是喜欢故意创立异说的人吗？共补订诗谱十五处，补入文字二百零七处，增删、涂改、校正三百八十三处，于是郑氏的诗谱又完整了。关于诗谱的序文，从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以前的文字都已亡失，我取孔颖达《正义》中所载的文字补足，并为它作注；周公以后，就采用旧注。《欧阳文粹》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四　宋陈亮编记 吉州学 庆历三年秋，天子打开天章阁，召见执掌政事的八位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务有几项，施行于当今应当先做什么，让他们坐下来写出答复。这八个人都震恐失措，俯伏叩头，说这些不是愚臣所能涉及的，只要陛下愿意去做，就是天下的大幸。于是诏书屡次下达，劝课农桑，考核官吏，举荐贤才。第二年三月，终于下诏天下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这样以后，即使海边、边塞以及四方万里之外，也没有地方不设学校。唉，盛大啊！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政治达到盛治还是衰败，要看学校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都设有学，地方设有术，乡设有序、党设有庠，家设有塾。”这是三代极盛时期最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至今大概八十四年，而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美的事业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的那天，臣民都欢喜庆幸，奔走办理此事，主管此事的人若以后不能办好就会感到羞耻。同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吉州原来有一座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到任后，谋划同州人迁移并扩大它，把它作为学校。事情正要上报请求，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方法。他建造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资助；使用劳力累计二万二千工，而人们并不认为劳苦。所用的良材和坚固砖瓦，共二十二万三千五百件，而人们并不认为太多。学校有正堂、讲堂和斋舍，有藏书阁，有宾客的座位，有游息的亭子，庄严整齐、气势宏伟、宽敞光耀，而人们并不认为奢侈。学校建成后，前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位，进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也不能同学生们在学校中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育人的方法本于人的本性，通过磨炼、揉治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勉励人的作用需要勤勉，进入人心则是逐渐发生的。善于教育的人凭借不知疲倦的心意，等待长久缓慢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纯厚美好，这才算学校教育取得成功。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久任职，又不能亲自从事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能达到学校建立，不能等到它取得成效。只希望后代的人不要废弃、轻慢天子的诏令，也不要懈怠而半途停止。但愿我以后有机会回到故乡显荣，并到学校门前拜谒，将看见吉州的士人都道德明达、才华秀美，可以担任公卿；询问当地风俗，婚丧饮食都合乎礼节；进入乡里，看见长幼在各自家中互相孝敬慈爱；走在郊外，看见年轻人扶助衰弱年老者，壮年人代替他们在道路上挑担负重；那时，学校教化之道就成功了。并且有机会在先生、长老之后同众宾客入席，听乡乐的歌唱，饮用献酬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使天下太平的功绩，再遍览学校的屋舍，思念歌咏李侯留下的恩爱，这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时，我把这篇辞文刻在石上，立在廊庑之间，以等待那一天。谷城夫子庙 释奠、释菜，是祭祀中较为简略的礼仪。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入学的人一定举行释菜礼，以礼敬先师。学官四时的祭祀，则都举行释奠礼。释奠有音乐，却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所以又更加简略。因此这些礼仪后来亡失了，如今释奠幸而还保存着，但也没有音乐，又不能四季都举行，只在春秋举行罢了。《礼记》说：“释奠一定要有合奏音乐，国家有事故时才可以没有。”意思是，各国都分别祭祀本国的先圣先师。比如唐、虞时代的夔、伯夷，周朝的周公，鲁国的孔子；本国没有这些先圣先师的，就一定同邻国合祭。然而自孔子去世以后，后世学者没有不尊奉他的，所以天下都尊他为先圣，后世没有人可以替代。学校废弃很久了，学者不知道应当以谁为老师，于是又取孔子门下的高才弟子颜回来配享，把他作为先师。隋唐之际，天下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和学生，释奠礼于是载入法令。后来州县学校废弃，但释奠礼因为已经载入法令，所以没有废止。学校既然废弃了，无处举行祭祀，于是都建立庙宇来祭祀。荀卿说：“仲尼，是一位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然而假如他得到了权势，就会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不幸的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便去世了，只是因为后世学者的缘故，才享有弟子们春秋两季的祭礼。”后来的人不去推究所谓释奠的含义，只看见官府为孔子建立祠堂，州县没有不祭祀他，便以为孔子的尊贵因此更加隆盛。更有甚者，竟说孔子活着虽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却有所享用，以此为孔子增添荣耀，说这是有德者所得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种说法多么荒谬啊！祭祀的礼仪以迎尸、酌鬯为盛大；释奠只是进献祭品，直接陈设祭奠罢了，所以说是简略的祭祀。古代还有奏乐、舞蹈、授予礼器等仪式，如今又都废止了，那么连原本简略的仪式也不完备了。然而古代所谓吉礼、凶礼、乡射礼、宾燕礼，百姓能够亲眼看到的，如今都废失了；州县幸而还有社稷、释奠、风伯雨师、雷师等祭祀，百姓还能够由此认识先王的礼器。至于牺牲、酒、礼器、币帛的数目，以及升降、俯仰的仪节，官吏又多不能熟习；到了临事举行时，大多不合规范，神色也不庄重，使百姓没有可以瞻仰的对象，见到的人因此懈怠，进而认为古礼不足以重新使用。除了尊崇古礼、喜好学习的人，没有谁肯尽心办理。谷城县令狄君栗，任职本县还不到一年，便修缮文宣王庙，将它迁到县城左边，扩大正殿，在旁边建造学校，收藏九经书籍，率领本县子弟兴办学校；然后考察礼制，准备俎、豆、笾、篚、尊、爵、簠、簋等礼器若干，用来同本县人举行祭祀。宋朝兴起到现在已有八十年，天下太平无事，正要修明礼乐，尊崇儒术，以文饰太平的功业；认为王爵还不足以尊崇孔子，又加上“至圣”的称号来褒奖尊崇他，并讲习、订正他的礼仪，下达到州县。但有些官吏不能理解皇上的旨意，凡是官府文书中没有要求的事情，就认为是不急迫的事情。谷城县的政事长期废弛，狄君到任后，一个周年便有了治理成效，又能遵循国家典章，修明礼制、兴办学校，把那些官府不要求的事情当作急务，谨慎勤勉，唯恐来不及，他可以算是有志之士了。仁宗御书飞白

译治平四年夏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取道汝阴，因此得以在子履的屋中阅览书画。只见皇帝的文书光彩灿烂，辉映日月；我为此整理衣冠、肃敬容色，拜了两拜之后才敢抬头仰视，原来是仁宗皇帝亲笔写的飞白字。我说：“这是宝文阁收藏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您的屋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侍从之臣，赐给他们飞白书，我有幸也得到一幅。我困顿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年轻时就不为时俗所喜爱；在人们流离、逃亡、被贬斥的十多年中，我之所以没有老死在江湖之上，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政治清明的时代，天子崇尚学习，乐于培养天下人才，不遗弃我这样一个微贱之士，使我能够同群贤一起游处于儒学之馆；又因为天下太平，年年丰收，百姓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亲近声色，正同群臣从容享受笔墨之乐，而我在这个时候有幸得到这份赏赐。这不只是一个微贱臣子的荣耀际遇，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您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说：“仁宗的德泽滋润万物，已有四十多年，即使没有知识的田夫、老者，也还能够在田野之间悲歌思念；何况儒臣学士得以仰望皇帝的清光、蒙受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呢？” 于是我们相对泫然流泪，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玉石蕴藏在山石中，珍珠隐藏在深渊里，但它们的光辉和气象常常显露在外；所以山发出如白虹般的光辉，水呈现五种色彩，都是至宝所在的征兆。如今皇帝所赐的书法收藏在子履的屋中，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能够望气的人，说有荣光升起直达天空；而那必定就是皇帝赐书所在的地方。御书阁 醴陵县往东二十里有一座宫观，名叫登真。宫观前有山，世代相传仙人王乔曾在这里炼药。唐开元年间，神仙道家的学说兴盛，天子书写六个大字，赐给这里悬挂。太宗皇帝时，下诏寻访天下前代的名山奇迹；他尤其喜爱书法，听说登真有开元年间所赐的字，十分奇异，便取到京师观看，后来又归还，并另赐御书飞白字，让这里收藏。此后登真遭遇大火，只有飞白书保存下来。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打开自己的私箧，用出售工料所得的钱，把宫观全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修建了若干尺高的楼阁来收藏赐书，并把它交给我。我的故人处士任君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前来请求我写文记载，前后十多次请求而不懈怠。我所掌管的是职方，全面掌握天下图籍，于是考察图籍加以验证：醴陵县供老子和佛居住的地方共有八十处，所谓登真的传说都相符合，于是为它写了这篇记。老子和佛教的学说，都已经流行世间很久了；作为它们的门徒，常常互相诋毁攻讦，仿佛在世上彼此不能相容。两家的学说都受到我们儒者的排斥，本应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以抵抗我们，却反而互相攻击，唯恐不能削弱对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所持的关于死生性命的学说彼此相悖，所以才这样吗？因此，两家学说随着时代的好恶而各有兴衰，即使善于辩说的人，也不能把两种学说调和为一。至于它们都喜爱修建宏大的宫室来向世人夸耀，这一点所做的事情相同；但佛教能够控制人心，并用祸福来鼓动人，所以趋附它的人常常很多而且势头炽盛。老子独自偏好谈论清静，远离神仙飞升变化的法术；这些事情幽深难以验证究察，所以它所应当做的，是把淡泊无为作为要务。因此，凡是佛教那种煽动人心、兴办作为的力量，很容易施展；而道家若不是遇到君主的爱好和推崇，就不能独自兴盛。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凭自身力量而不衰废的人，难道不比一般道家门徒贤能吗？彭知一就是这样的人。昼锦堂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事情。士人正处于困穷之时，在乡里受困，普通人和小孩都可以轻视、侮辱他。比如季子不受嫂嫂礼遇，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乘坐高车、驾着驷马，旗帜仪仗在前引导，骑兵在后簇拥，道路两旁的人肩并肩、脚相接，仰望着他赞叹不已，而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则奔走惊惶、汗流满面，羞愧地低头伏地，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从前的罪过。这就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之后意气的盛大，古人把它比作穿着锦绣衣服返回故乡的荣耀。只有大丞相卫国公不是这样。公是宰相之才，世代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士；从公年轻时起，就已经考中高科，登上显要官职，海内的士人听到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光，也已经有多年了。所谓做将相而享富贵，本来都是公所应有的，并不像困穷之人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借此惊吓夸耀他们。因此，高牙大纛不足以使公显得荣耀，桓圭衮冕不足以使公显得尊贵；只有德泽施及百姓，功绩施于国家，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用来光耀后世、流传无穷，这才是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公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在一乡荣耀吗？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到相州任职，于是在后园修建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认为以快意于恩仇、夸耀名誉为可鄙，显然不是把古人所夸耀的事情当作荣耀，而是把它作为警戒。由此可以看出公怎样看待富贵，而他的志向又岂是容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间，勤劳地辅佐王室，处于平安或艰险之中始终如一；到了面对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垂下衣带、端正手笏，神色声气不变，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真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了。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业绩，足以铭刻在钟鼎上、流传于弦歌中，成为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临公的堂舍，幸而曾私下诵读公的诗，因公的志向能够实现而高兴，也为天下人感到喜悦，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有美堂

译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知州。在他出发时，天子用诗来宠爱勉励他。于是他开始修建有美堂，大概是取所赐诗第一章的字句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开杭州也没有忘记它。今年他从金陵派人赶到京师，命我为它写记，请求前后达到六七次仍不厌倦。我于是为他说道：把天下最美的景物一概列举出来，而想要兼得它们的乐趣，往往有许多不能做到。因此，尽享山水登临之美，必定要到宽广闲静的旷野、寂静偏远的乡野才行；观览人物繁盛华美、夸耀都邑雄伟富庶，必定要处在四方通达的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足够。前者把心志放任于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中娱悦心意，二者各有适意之处，但它们的快乐不能兼得。如今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的广大，三峡的险峻，被称为东南奇伟秀绝的地方，却都在偏僻下州小邑之中，是幽居隐遁的士人、穷困忧愁而被放逐的大臣所喜爱的地方。至于四方人物聚集、百货交易往来、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成为一大都会，同时又能兼有山水之美、用来满足富贵之人的游乐的，只有金陵和钱塘。然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乱世中僭越窃据而成的；等到圣宋承受天命，天下统一，金陵因后来归附而被诛伐，如今它的江山虽然还在，但颓毁的城墙、废弃的遗址、荒烟野草，使经过观看的人没有不徘徊而感到凄怆的。唯独钱塘从五代时起就知道尊奉中原，表示臣服顺从；到它灭亡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劳烦动用兵戈。如今这里的百姓幸而富足安定，风俗又工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家，湖山环绕，左右相互映衬；闽地的商人和海上的商贾，驾着风帆海船，出入于浩渺江涛、幽暗烟云之间，可以说十分繁盛了。况且治理这个地方的，必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如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来作宾客，所以他们喜欢占据形胜之地，修建亭台楼榭，彼此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然而他们所取的景物，有在这里得到的，必然有在那里的遗漏。唯独所谓有美堂，山水登临的美景、人物聚居的繁盛，一眼望去就都能得到。钱塘兼有天下的美景，而这座堂又尽得钱塘的美景，梅公喜爱它而难以忘怀，是理所当然的。梅公是清廉谨慎、爱好学习的君子，从他所喜爱的事物，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至喜堂 峡州的治所在夷陵，地处大江边上。虽然有椒、漆、纸张可以与商贾通商，但民俗俭朴鄙陋，通常能够自给，不依赖四方；贩夫所卖的不过是干鱼、腐鲍，也只是百姓所爱吃的东西。富商大贾都不会无故来到这里，地方偏僻而贫穷，所以夷陵只是下县，峡州只是小州。州城没有外郭，通行的大道不能容纳车马，市场上没有各种货物的陈列，卖鲍鱼的店铺也让人无法进入。即使州长经过市场，也一定常常下车，捂着鼻子快步走过；百姓排列居住，灶、粮仓、厕所、水井混在一起，没有分别。一间屋子里，上面住父子，下面养猪，房顶全用茅草和竹子覆盖，所以每年常有火灾。当地风俗又相信鬼神，流传说：“修造瓦屋的人不吉利。”夷陵是楚国西部的边境，过去《春秋》称荆为夷狄，《诗经》也称“蛮荆”，难道这种鄙陋的风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理这个州，开始栽种树木，增修城墙栅栏，用砖铺砌南北街道，修建市场大门和市场区域；又教百姓修造瓦屋，使灶、粮仓分开，使人和牲畜分处，以改变当地风俗。后来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理县城，修建敕书楼，整修公事厅，更新官吏住所。景祐三年夏天，县里的工程完成了。我因获罪来到这个地方，朱公与我有旧交，又怜悯我因获罪而来，便来到县舍，在公事厅东面选择一块地方，修建了这座堂。把公事厅修得洁净高明，让我每天居住在那里，以舒缓我的心情。堂建成后，他又和宾客一同前来举行落成礼。获罪的人，本应被弃置在恶劣的地方，处于穷困险远之境，使他憔悴忧思，知道悔恨自己的过错。如今我却依靠朱公得到好地方，姑且享受安逸，使我顽钝地忘掉获罪的忧愁，这全都违背了我获罪来到这里的本意。然而夷陵地处偏僻，从陆路经过荆门、襄阳到京师，共有二十八个驿站；水路沿大江，过淮河到汴京东水门，有五千五百九十里。所以做官的人大多不愿远道而来，而任职的人往往不能按时替代，到了任期届满，有时只好自行离去。但是他们不知道夷陵风俗质朴，盗贼很少，争斗也少；县令每天的饮食有稻米和鱼，又有橘子、柚子、茶、笋等四季美味；江山美丽秀雅，城邑房舍修整完备，没有一样不可喜爱。这不仅能使获罪的人忘掉忧愁，凡是来这里做官的人，也无不开始时不高兴，到了以后便喜欢上这里。我作《至喜堂记》，收藏在堂壁上。县令官职虽低，却拥有土地和百姓，理应记载这里风俗变化的好坏，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罢了。《欧阳文粹》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欧阳文粹》卷十五　宋陈亮编纂记文 岘山亭 岘山面对汉水，望去隐约可见，大概只是众山中较小的一座，但它的名声在荆州特别显著，难道不是因为山中有那样的人吗？那个人是谁？就是羊祜，字叔子，杜预，字元凯。晋国和吴国交战时，常常倚重荆州；两人先后在这里任职，终于平定吴国，成就晋朝的大业，他们的功勋已经盖过当世。至于他们的风流遗韵，浓厚地流传在长江、汉水之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们，而对叔子的思念尤其深。元凯凭功勋流传，叔子凭仁德流传；两人所做的事虽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疑惑，他们为什么反而急切地追求后世的声名呢？传说叔子曾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这座山常在，而前代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于是回顾自身而悲伤，却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等待着他才显著出名。元凯把功勋铭刻在两块石头上，一块放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他知道山陵谷地会有变化，却不知道石头也有磨灭的时候。难道他们都是过分喜欢自己的名声，所以为无穷的将来忧虑太过了吗？还是对自己期待很高，而所思虑的又很长远呢？山上本来有一座亭，世代相传是叔子游息的地方；所以它屡次废毁又屡次兴建，是因为后世仰慕他的声名、思念他本人者很多。熙宁元年，我的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的身份来任襄阳知州。第二年，他依照旧亭的基础，扩建并翻新它，四周用壮观的回廊围绕，又扩大后面的轩，使它同亭子相称。史君在当世很有名望，所到之处都有声誉；襄阳人安于他的政事，也乐于跟随他游览。他于是用自己的官名给后轩命名为光禄堂，又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使它和叔子、元凯的名声一起流传久远。史君无法阻止众人的请求，于是来请我写记。我认为，史君知道仰慕叔子的风范，并且承袭他的遗迹，那么他的为人和志向所在就可以知道了；襄阳人这样爱戴史君、安享他的治理而感到快乐，那么他在襄阳施政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这正是襄阳人所希望记下的。至于亭子四周山川的优美形势，以及草木云烟在空旷有无之间若隐若现的景象，足以供诗人登高、让人写出《离骚》那样极目远眺的篇章，观览的人自然会各自领会。至于亭子屡次兴废，有的本来就有记载，有的也不必追究详情，这些就不再说了。先春亭 景祐二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的身份来任泗州知州。他到任以后，询问百姓平日所苦的事情，并治理其中最严重的。百姓说：“没有比淮河泛滥更严重的了。”第二年春天，他在城外修筑堤坝，依循旧堤加以扩建，估计长一万九千二百尺，动用人工八万五千。泗州百姓说：“这是有利于我们的事。”于是承担了这项大工程。但人工出自州兵，石料出自南山。兴办大工程而不让百姓知晓，便是施政者私自为我们谋利。我们没有出一分力，却享受很大的利益，不能不共同拿出一千三百石米来供给劳役者。堤坝建成后高三十三尺，土质坚实、石料牢固，可以抵御暴水、预防灾害，长久不毁。他又说：“泗州是四方通达的州，来往宾客应当受到礼遇。”于是依照以前蒋侯堂的亭子加以翻新，作为慰劳、饯行宾客的地方，命名为思邵亭，并且把这份美德推归前人，记下州人的思念。他又说：“泗州是天下水运的枢纽，每年漕粮都要在这里储存。”于是整治常丰仓西门的两间夹室，一间用来管理出纳，命名为某亭；一间作为船夫的住所，命名为通漕亭。然后他说：“我也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吗？”便在州署东面的城墙上修筑先春亭，用来临望淮水、远眺西山。这一年秋天，我被贬到夷陵，经过泗州。由此知道张侯善于施政。从前周朝的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看见道路污秽、川泽没有堤防，梁国的宾客到来却没有馆舍接待，羁旅之人无处安顿，于是知道陈国必定要灭亡。城郭、道路、旅舍、寄居之处，都是三代施政的制度，周官尤其谨慎地把它们明文规定为防御之备。如今张侯所做的事，先为百姓预防灾害，又顾及宾客往来，然后才想到为自己建造休息之处，所以说他懂得施政。在此之前，某年发生大水，州城几乎被淹没；前司封员外郎张侯夏曾任此州知州，修筑堤坝来抵御洪水。如今所谓依循旧堤，就是这件事。这次工程中，堤坝规模最大，所以我详细记载其中最大的部分。偃虹堤 有从岳阳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和洞庭湖的地图来告诉我说：“希望您能写些记文。”我打开书信，按照地图考察，从岳阳城门向西，到金鸡山右侧，外面有一条隐约隆起而绵长的堤坝，名叫“偃虹堤”。问是谁修建并命名的，回答说：“是滕侯修建的。”问修建它有什么利弊，回答说：“洞庭湖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又是岳阳、荆州、潭州、黔州、蜀地四方的交通要冲。从前在湖中往来的船只，到了这里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于是都停在南津；船上有事要到州城的人，路途遥远而且劳累，又常有风浪的恐惧、翻覆溺水的忧患。如今船只到来，都停泊在堤下；有事要到州城的人，路近而且没有灾患。”问堤坝的大小形制、所用人工，回答说：“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再增加二尺；上面削薄后，厚度为下面的三分之二。使用民工一万五千五百人，不超过时限便建成了。”问开始修建的谋划经过，回答说：“州里把这件事上报转运使，转运使挑选属下能干的人前去察看可不可行；总共反复三次，又上报朝廷，由三司裁决，然后才说可以；但他们都不能改变我们滕侯的主张。”我说：“这是君子所做的工程，可以写了。”

译因为对百姓的利益考虑深，所以开始谋划时就精细，因而能够用力少而取得功效多。一条百步长的堤坝，抵御天下最险、最不可预测的祸患，使百姓受惠，并且惠及荆州、潭州、黔州、蜀地；凡是在湖中往来的人，无论远近，都能享受它的好处。况且岳阳是四方交通的要冲，每天来这里停泊的船只大概有多少；如果堤坝的土石幸而长久不朽，那么滕侯对人和物所施的恩惠，可以计算得清吗？事情不怕不能成功，只怕容易毁坏。建造者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任者常常使它濒临废弃。自古贤能明智的人为百姓抵御祸患、兴办有利之事，他们留下的遗迹往往还在；如果继任者都能像最初建造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仍能享受他们的恩赐，天下哪里还会有被遗漏的利益呢？这就是滕侯所忧虑、希望把事情记载给后人的原因。滕侯志向远大、才干高超，名声闻于当世；正当朝廷急于用兵、需要人才的时候，常常重用他，但功业尚未完成，便退守一州，没有地方施展心志，只略微施展余力来使百姓受益。他考虑成熟、谋划周密，劳力不多而功效加倍，做事可以成为后人的法则，这是第一件应当记载的事；他不苟求一时的声誉，而考虑为无穷后世谋利，并告诫后来者不要使工程废弃，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岳阳百姓以及在湖中往来的人，又都想为滕侯作记，这是第三件应当记载的事。有这三件应当记载的理由，就不能不写，于是为它写下这篇记。许氏南园 高阳许君子春治理他在海陵郊外居所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建造了某亭、某堂。许君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他所统领的六路七十六州地域广大，凡是赋税征收的多少、山川距离的远近、舟船往来的情况，都能调度转运，把江湖数千里以外的事情看得如同运转于自己的手掌之中，能够使人乐意办事而事情成功。国家用兵之后，他修复前人长期废置的职务，补充京师匮乏的供给，任职六年，功绩十分显著；由国子博士升任主客员外郎，又由判官升为副使。治理繁杂事务而抓住要领，事情就会简明；简明就容易施行，施行时又不会违背原则。只有简明而容易，才能使力量不劳累而且有余。凭借统领七十六州的余力，治理几亩地修成园林，实在不足以施展他的才智，对许君的事迹也不值得记载。许君的美德很多，我特意记载其中一件，可以给海陵人看。许君本是歙县人，家世代有孝行；他的先父司封在父母去世后，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兄长，告诫妻子要像侍奉婆母一样侍奉嫂嫂。衣服即使破旧，兄长没有换衣服，他也不敢换；饭食即使已经准备好，兄长没有吃，他也不敢先吃。司封去世后，按制度兄弟中有一人应当得到官职，兄弟们彼此推让了很久，最后诸位兄长终于把官职让给了许君。许君如今终于在朝廷显达，使家门光大。他抚养兄弟们的子女，就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年到了进京考核的时期，弟弟的儿子生病了，许君留下来不忍离去；那孩子也不忍舍弃许君而独自留下，于是两人便一起同行。许君一向清贫，耗尽家中财产，奔走四方为他求医；药物一定亲自调制，饮食一定亲自照看，甚至他的大小便也亲自观察时刻；看到他的脸色和排泄情况似乎可以调理，便高兴；如果有所变化而违背正常情况，忧戚的神色便无法掩饰。那孩子最终死去，许君哭泣悲哀，连路上的行人都为之叹息。唉，我见到许氏的孝悌已经显著于三代了。海陵人凡是经过他的园子，看到竹树，登上台榭，就会想到他的宗族老少相亲相随，在这里和乐欢娱。爱戴这样的人，受到他的善行感化；从一家推及一乡，又从一乡推及远近各地。假使许氏子孙世代相传，时间越久而情义越笃厚，那么受到感化的就不只是许氏族人，还将看见园中的草木枝条并生、纹理相连，飞翔聚集在其中的禽鸟也不争夺巢穴而栖息，不挑拣雏鸟而哺育。唉，事情怕的是不去做，以及懈怠而中途停止；只有努力实行而不懈怠，直到完成，然后才能知道我的话是可信的。李秀才东园亭 我的朋友李公佐在住宅东园中有一座亭子，今年春天寄信到洛阳，命我为它作记。李氏世代居住在随州。随州在春秋时被称为汉东大国，是鲁桓公的后裔建立的；后来楚国开始强盛，随州靠近楚国，常常与楚国成为交战的国家，互有胜败。然而奇怪的是，它的山川土地既没有高大深厚、雄壮厚重的形势，疆域又与郧、蓼相接，只有一二百里，并没有古代强大诸侯国那样的制度，为什么能成为大国呢？在春秋时代，它从未同中原各国通使、会盟、朝聘；僖公二年才见于经书，是因讨伐它而被记载；哀公元年才开始约集列国诸侯举行一次会盟，此后便很少再见于记载。它偏处荆楚夷地，大概只是在蒲骚、郧、蓼等小国之间显得特别大而已。所以到今天它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只是下州；山泽所产没有美材，土地所贡没有上等物品。朝廷中显达的官员，从闽地边远之处出来而显贵的，往往都有；而随州靠近天子千里之内，将近一百年间却没有出一个士人，难道是它低下、贫困、浅薄、鄙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我年轻时曾因到江南谋生而居住在那里，能够说出它的风土：土地既贫瘠枯槁，百姓维持生计也不宽裕舒适；即使丰年，大族和财产丰厚的人家也从来没有树林池沼的乐趣，用来作为岁时休假时的游乐。唯独城南李氏是当地著姓，家中藏书很多，用学问教导子孙。我还是孩子时，曾和李氏的孩子们在他家玩耍，看见李氏正在营治东园，四处寻找美好的草木，一一亲手栽种，周围察看并封培树木，每天往来园中，非常勤勉。李氏去世后，公佐继承家业，又在园中修建亭子，更加修整先人所做的事业。我长大后也不再到他家，后来离开那里客居汉沔，游历京师，过了很久才回来；再次经过城南时，公佐拉我登亭，向四周寻找童年时所见的景物：树木新生的枝芽，已经长到可以合抱；草根新发的嫩芽，已经成丛；当年刚刚萌发的草木，如今都已经结果了。问起当年一起游玩的孩子，已经有孩子和我童年时年龄相仿了。我们一起倒数往日，到现在已经过了七个闰年。然而往事恍惚就像前一天发生的事，于是叹息徘徊，不能离去。唉，我正忙于做官奔走，不知道再次来到城南登上这座亭子，还要经过几个闰年；即使有幸再来，东园中的景物又会改变多少呢？想来亭子的梁木大概会被蛀坏，瓦砖大概会漏水，石刻大概会剥蚀吧？随州虽然鄙陋，又不是我的故乡，但我是在那里长大的，难道能对随州忘情吗？公佐好学而有品行，乡里人都推重他，他也是我的朋友。药师院佛殿

译湘潭县药师院新修佛殿，是县民李迁所做的。李迁在江湖间经商，每年做一次买卖，收入达到数千万。李迁谋划说：“百姓靠服劳役来谋生，出力辛劳的人所得丰厚，出力偷懒的人所得微薄。按照所得的丰厚或微薄，必定要看他出力的多少而相称，这样各人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没有惭愧。士人不是和我同类的人，至于工匠、农民，却和我们一样。雕琢、磨制、煎炼、调理筋骨、使皮革柔软，是工匠尽力劳动的事情；用斧砍削、锄地平土、开沟耕田、种植作物，是农民尽力劳动的事情。这样，他们所得的食物都不过分超过自己的劳作。如今我却不是这样，只是侥幸利用货物的涨落而上下其价，权衡时势的轻重而操纵奇货，用嬉游玩乐的方式漂浮于江湖，出力极少而安逸地获利，却所得过多。我对他们感到惭愧。凡是确实与我订立契约而不欺骗我的，公平使用斗、斛、秤、尺而不超过约定的，出入关卡和市场而不刁难我的，我能做什么呢？这些都是居上位而施行政令的人庇护我。该怎样报答呢？我听说佛教行善，它的教法说：‘有人能够舍弃自己的所有，用来崇奉修饰尊贵庄严的佛像，我就能暗中帮助他；凡是他所希望的，都能如愿。’于是我说：‘何不把我从这里所得的财物拿出来施舍，以作报答呢？’ “并且也是为了行善。”于是他得到这座寺院废弃的佛殿，把它翻新；又依照佛法塑造释迦佛和十六罗汉像，全部完备。总共用钱二十万，从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到景祐三年二月甲寅建成。”那年秋天，我被贬往夷陵，从真州借用他的船，行船停泊在浔阳时，看见他买了一块石头，磨治后装载到船上。我问他想用来做什么，他于是详细说了他所做的事，并且说：“想回去后请您记下开始修建的年月。”我看他的神色，似乎想得到我的记文却不敢明说。于是我赞赏他以经商为生，却知道出力少而获利厚是侥幸；又知道居上位的人庇护自己，便想着有所报答；回头看他做这件事的用心，又转而趋向行善，这些都值得高兴。因此我为他写了这篇记。我问起这座寺院最初修建的原因和年月，他们都不能说清楚。

译明因大师塔记 明因大师道诠，姓卫，是并州文水县百姓家的孩子。他生于太平兴国辛巳年，死于明道癸酉年正月，享年五十三岁。他起初做童子时，辞别家人，进入洛阳妙觉禅院，跟随真行大师惠璿学习佛法。咸平五年，才去掉俗姓，剃发，登记为僧。此后二十四年，获赐紫衣，于是主持僧众；又过四年，获赐明因的称号，同时兼领右街教门事务。他一共做了三十一年和尚，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子把他的骨灰埋葬在城南龙门山下。起初道诠还没有死时，我经过他的住处，问他年龄多大，他说：“五十二岁了。”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本来是太原的农家子弟。”于是我同他谈道：“《诗经·唐风》说，晋地本来是唐尧遗风的地方，百姓受到尧的德化。《诗经》多用来讽刺奢侈，但其中所说的以勤劳谋生、节俭朴素、敦厚纯正，最能保存古代遗风。如今还能说说你家乡的风土吗？那里的民俗是什么样子？真的像《诗经》所说的那样吗？”《诗经》距离今天一千多年了，那里还像《诗经》所写的时代吗？还是也随着时代迁移变化了呢？他说：“种麻来穿衣，烧陶瓦来煮食，筑土墙来造屋，甘愿承受辛苦和清淡的滋味。每年耕作，日积月累有了余粮，就挖窖收藏起来，通常经过一千年、一百年也不轻易打开。那种勤劳和节俭，确实有古代遗风，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他又说：“我小时候听长者说，晋地从春秋时起就是强盛的国家，到唐朝时基业一并兴盛。世代作为北京；到朱氏拥有中原以后，后唐依靠并州而强盛，最终也建立王业。后来晋祖又凭并州建立王业，汉朝也凭并州建立王业；由于时势的缘故，接连出现了三位天子。刘崇父子又在这里自行建国，所以百姓熟悉战争、运送粮饷、死战劳苦，几百年不得休息。后来圣人出现，四方依次平定；有一天军队逼近城门，把继元捆绑带回，并州百姓于是受到政令教化，放弃兵器专门务农，休息战争劳苦，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者。我是在并州平定后两年出生的，幼年又依靠佛门；生来没有见过战争，长大没有拿过农具，不穿麻衣，不吃陶器烹煮的食物，不住土屋，不用节省力气劳作便能休息，竟然是并州人中又一层幸运者。”“如今我老了，而且有病，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我喜爱他说话质朴而详尽，后来再次经过他的住处，却没有见到他。询问之下，得知他已经去世了，因而为他感到悲伤。等到他下葬时，他的弟子请求我记载他的始末，于是把他曾经对我说的话一并写下来，只是记明年月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王彦章画像 太师王公名彦章，字子明，是郓州寿张人。他事奉梁朝，任宣义军节度使，后来以身殉国，葬在郑州管城。晋天福二年，才追赠太师。王公在梁朝凭智谋勇武闻名。梁、晋交战数百次，勇将很多，但晋人唯独畏惧王彦章。自干化以后，他常常与晋军交战，多次使庄宗在黄河边陷入困境。到了梁朝末年，小人赵岩等掌权，梁朝的大臣和老将大多因防备而不被信任，大家愤怒而产生懈怠之心。而梁朝又完全丧失河北，事情的形势已经不可挽回，诸将大多心怀观望，唯独王公奋发自信，不稍微屈服、不懈怠志向，即使不能成功，最终也以忠节而死。王公死后梁朝也灭亡了，悲痛啊！五代从开始到结束才五十年，却更换了十三位君主，五次改换国号而进入不同姓氏的统治；士人不幸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不玷污自身、保全节操的很少。王公本是武人，不识字，说话质朴，平生曾对人说：“豹子死后留下皮，人死后留下名声。”大概他的义勇忠信出于天性，所以才这样。我私下读五代史，有褒扬善人、贬斥恶人的志向；读到王公的传记，从没有不感慨愤懑、叹息不已的。可惜旧史残缺简略，不能完整记载王公的事迹。康定元年，我以节度判官的身份来到这里，从滑州人那里求得王公孙子王睿所记录的家传，比旧史详细得多，其中记载德胜之战尤其详尽。家传又说，敬翔因末帝不肯任用王公而愤怒，想在末帝面前自缢；王公于是用笏板画出山川形势，受到御史弹劾而被废黜。又说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和王公一同为节义而死，这些都是旧史没有记载的。又说王公在滑州以防备为名自行回到京师，而史书说是“召他回来”；当时梁军全都隶属于段凝，京师的弱兵不满数千，王公得到保卫銮驾的五百人到郓州，因兵力少在中都战败，而史书所说“率领五千人前往”也都是不对的。王公进攻德胜时，最初受命于皇帝，预先约定三天攻破敌军；梁朝将相听说后都暗自嘲笑。等攻破南城，果然只用了三天。当时庄宗在魏地，听说王公又被任用，料定他必定迅速进攻，便从魏地骑马驰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庄宗善于料敌，王公善于出奇，这一切是多么神奇啊！如今国家停止战争已经四十年，一旦元昊反叛，败军杀将，连续四五年，而进攻防守的计策直到今天仍未决定。我曾独自坚持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感叹边将屡屡失去时机。当时人听到我的说法，有的笑我以为狂妄，有的轻视得像没有听见；即使我自己也疑惑而不能相信自己。等到读到王公家传中的德胜大捷，才知道古代的名将必定要出奇制胜，然后才能获胜；然而不精于谋划的人不能出奇，奇谋在于迅速，迅速在于果断。这是天下伟大男子所做的事，不是那些拘泥于通常计算的士人所能达到的。每次读到他的传记，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他本人。两年以后，我又来任州府通判。这年正月，我经过俗称铁枪寺的地方，又得到王公的画像，便拜谒它。画像年代久远，已经磨损，只能隐约看见，我急忙命工匠修补完整，却不敢有所增饰，怕失去它原来的真实面貌。王公善于使用枪，当时号称王铁枪。王公死后已经一百年，直到今天当地人仍用他的名字称呼这座寺，儿童和牧童都知道王铁枪是良将。同一时代难道没有一个枪法勇猛的人吗？而王公独能不朽，难道是因为他的忠义节操使然吗？这幅画已经一百多年了，修整后还可以再保存一百年。然而王公之所以不被泯灭，并不取决于这幅画是否存在。我尤其这样小心对待它，大概是因为仰慕他到了极点。读他的书尚且会想见其人，何况如今能拜见他的画像、辨认他的面目，更不忍心看着它毁坏。画像修复完毕后，我便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事情写在后面，交还给他们收藏。《欧阳文粹》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六　宋陈亮编纂杂著

译书写《梅圣俞诗稿》后 凡是音乐，都能通达天地的和谐，并同人的气息相互连接。因此，它的快慢、振奋和运动，可以在身体上引起感受；欢快愉悦或悲伤凄恻，也可以从声音中察知。五声单独从金石等乐器发出时，不能自行调和，必须由乐工使它们和谐。然而能够拿着乐器，了解它的声音，掌握音节的长短缓急，调和律吕，做到这些，才是优秀的乐工。如今指着乐器询问乐工：“那些簨、▯，排列编组、拿在手中而列成行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鼗、鼓、钟、磬、丝、管、干、戚。”又谈论声音而询问他：“那些清亮的、浑浊的，刚劲振奋的、柔和舒展的，有的用于郊外祭祀，有的用于庙堂之下，还有那些罗列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八音、五声、六代的乐曲，上面的歌唱，下面的舞蹈。”它们的声音、乐器、名称、物类，都可以逐一回答。然而到了它们能够震动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欢喜、可以悲伤，有时歌唱、有时哭泣，连手足为什么会鼓舞都不知道的时候，问起究竟凭什么能使人感动，即使有高明的乐工，也仍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这是不能用语言说明的。音乐的道理很深，所以优秀的乐工必定是心中领会、手上应和，却不能用言语述说的。善于听音乐的人，也一定是心中领会，再用意念体察，无法用语言说明。尧舜时代，有人凭这种领会使人神和谐、百兽起舞。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这些人掌握了它，成为乐官，治理国家，预知兴亡。周朝衰落，官职散失，乐器沦亡，流散到河海之间；一千多年中，再没有听说有人掌握这种道理。天地、人类之间相互连接的和气，既然不能借金石乐器宣泄，恐怕就独自集中到人身上了。因此，那些得到这种和气的人，虽然不能用音乐调和它，尚且能够把它歌咏成诗。古代登台歌唱《清庙》，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各有诗歌，用来表达本国的风土和性情。至于投壶、宴饮、射礼，必定让乐工歌唱来表达主人的心意，作为宴饮宾客的音乐。大概诗就是音乐的苗裔吧。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得到的是诗歌的正始之音；宋、齐以下，得到的是浮靡放荡之气；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等人，有的得到淳厚古朴、淡泊的声调，有的得到舒缓和谐、高亢畅达的节奏；孟郊、贾岛等人，又得到悲愁郁结的气息。由此以下，能够得到这种诗歌精神的人时时都有，却不纯粹。如今圣俞也掌握了这种精神，但他的诗长于表现人的情感、描写自然风物，精华华美而典雅端正，变化多种多样；舒展时像春天，凄清时像秋天，使人读了可以欢喜，可以悲伤，陶然畅快、酣适满足，不知不觉手脚就要鼓舞起来。这确实是深深领会了音乐的人吗？他感动人的程度如此之深，难道就是所谓同音乐一样承继其苗裔吗？我曾向圣俞请教诗歌，他可以指点告诉我声律的高低、文辞的毛病。至于他内心所领会的东西，却不能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借内心的领会、用意念体察它，却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圣俞长久居住在洛阳，他的诗也常常为人们所共有。如今他将告别洛阳归去，我因此请求得到他的诗稿，抄写下来。然而前面所说的心中所得，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一样，两人不用交谈而心意相通。我如今得到圣俞的诗稿，难道就像得到了伯牙的琴弦吗？

译书写《春秋繁露》后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所著百篇中说：“《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书。”大概只是略举篇名。如今这部书只剩四十篇，又总称为《春秋繁露》，已经失去原貌了。我在馆中校勘群书时，见到有八十多篇，但其中多有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上的三十多篇，其中有几篇在这八十篇之外。这是董先生的书流散而不完整，正等待校勘时，我却获罪被贬到夷陵。秀才田文初把这些书拿给我看，我没有时间阅读。第二年春天，我得以借假到许州，乘船顺流而下到南郡，独自躺着阅读这些书，于是记下了这些话。董先生是儒者，他论述《春秋》的禁防意义极为深刻；但有时谈到改正朔，便说王者统摄于“大一元”，这是受他老师学说的牵制，不能使自己的论述更加高明，以彰明圣人的道理，可惜啊！可惜啊！记述旧本《韩文》之后 我年轻时家住汉东，汉东偏僻鄙陋，没有求学的人。我家又贫穷，没有藏书。州城南面有一个大姓李氏，他的儿子彦辅很爱好学习。我还是儿童时，经常到他家游玩，见墙边有一只破筐，里面装着旧书。打开来看，得到唐代昌黎先生的文集六卷，书页脱落、次序颠倒，毫无编次。于是向李氏求取带回家，读了它，发现文章深厚博大而有法度。但那时我还年轻，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意义，只看出它气势浩大、无边无际，仿佛十分可爱。那时天下的学者以杨亿、刘筠的文章为时文，能写这种文章的人便可以考取科第，取得声名来向当世夸耀荣宠，从来没有人称道韩文。我当时也正准备考进士，把礼部试的诗赋作为要务。十七岁时，我在州里应试，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黜退。于是取出所藏的韩氏文章重新阅读，便叹息说：“学者应当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以停止了。”因而奇怪当时的人不称道韩文，但回头看看自己，也没有时间学习，只是时时独自在心中思考，认为自己正要通过考进士求取俸禄来奉养父母，假如得到俸禄，就应当尽力学习这种文章，以实现自己平素的志愿。后来过了七年，我考中进士，在洛阳任官，而尹师鲁等人也在那里，于是彼此一起写作古文。因而拿出所藏的《昌黎集》加以补缀，又寻访人家所藏的旧本来校订它。此后天下的学者也渐渐趋向古文，于是韩文便在世上流行起来，到现在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学者没有不学习韩文的，可以说盛况空前。唉！道有本来在远方流行、却在近处停止的，有起初被忽视、后来才受到重视的，这不只是世俗的好恶造成的，也有其中必然的道理。孔子、孟子在当时奔走不息，却成为千万世所师法的对象。韩氏的文章沉没而不被看见达二百年，后来才在今天大为流行；这也不只是好恶所造成的升降，大概是因为真正的道理历久而更加明白，不可磨灭，虽然暂时被遮蔽，最终却能永远发扬，这本来就是道理应有的结果。我当初得到韩文时，正值它沉没、被弃置废弃之际，我本来就知道它不足以迎合当时的爱好、取得权势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亲近并学习它，那么我所做的，难道是为了急于求取声誉、攀附权势利益吗？也只是立志于长久罢了。所以我做官得到升迁时不因此欣喜，退处时也不因此恐惧，大概是因为我的志向早已确定，而所学习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部集子出自蜀地，文字刻印相当精美；与现今流行的俗本相比，脱漏错误尤其多。三十年间，听说有人有善本，我一定设法求取来改正。最后一卷篇帙不完整，现在不再补足，是因为不愿再增加原有的错误。我家收藏了万卷书，唯独《昌黎先生集》是旧有的藏物。唉！韩氏文章所体现的道，是万世共同尊崇、天下共同传布并拥有的。我对于这部书，只因为它是旧藏之物而更加珍惜。读李翱的文章 我起初读李翱的《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解释《中庸》义理的文字罢了。聪明人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应当恢复中庸之道；愚钝的人即使读了它，也不能明白。不写也可以。”后来又读他写给韩侍郎的《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处境困顿时愤恨世道，因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才这样恳切周详。假如他得志了，也未必会如此。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好事、行义的一位豪杰，也可以说是善于劝导人的人。最后读到《幽怀赋》，便放下书不停叹息，又重新阅读，不能自止。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我没有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同李翱上下讨论他的言论。何况李翱同时代有道德而且善于作文的人，没有比得上韩愈的。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光荣，感叹自己连一顿饱饭也难以得到罢了。推究他的这种心情，假如获得了光荣和饱足，就不会再说这些话了。李翱却独独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乱地杂处在一起，都感叹年老而嗟叹地位卑下；看看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反而担忧实行圣人之道仍然不对。又奇怪神尧凭借一支军队就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取得河北，因此深以为忧。”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自己感叹年老、嗟叹地位卑下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祸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他看见今天的事情，忧虑一定会更加深重。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很多人。即使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他们也都被疏远，和李翱没有不同。其余那些获得光荣、吃得饱足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把说话者当作狂人，也把他当作病人；不发怒就嘲笑他。唉！身居职位的人不肯为国事自己忧虑，又禁止别人使大家都不能忧虑，真可叹啊！《崇文总目》叙释 前代史书说，秦朝焚烧三代的书籍，《易经》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不被焚毁。到汉朝征求群书时，各类书籍大多散失，唯独《易经》因为旧有的缘故最为完整。后来学者传习它，便分成三家：第一家是田何的《易》，说是从子夏开始，由孔子传授下来的；其中有卦象、爻辞、彖辞以及《文言》《说卦》等，分开成为十二篇，解释者又各自撰写章句，这是《易经》的本经。第二家是焦赣的《易》，没有老师传授，自称从隐士那里得到，只讲阴阳灾异之说，不像圣人的经典。第三家是费直的《易》，也没有老师传授，专门用《彖》《象》《文言》等参照解释卦文；把《彖》《象》《文言》杂入卦文之中，是从费氏开始的。田何的学说，以施、孟、梁丘一派最为盛行。费氏之学起初微弱，只在民间流传。到后汉时，陈元、郑众、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之学，费氏之学兴盛起来，田氏之学便逐渐衰歇。古代分为十二篇的《易经》于是失去了原来的面貌。王弼作注，也采用把《彖》《象》杂入经文的本子。自晋代以后，王弼之学独自流行，于是流传到今天。然而《易经》与五经相比，流传得最为久远；自伏羲画卦以后，经过夏、商、周三代，另有三种《易》，其卦变有五十六种，命名很不相同，至于以七、八、九、六进行筮占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译周朝末年，夏、商的《易》已经亡佚。汉朝初年虽然还有《归藏》，但已经不是古代的经典了。如今这部书只剩三篇，已经无法考究。唯独《周易》经历三位圣人，流传跨越三代；虽然解释者各自成为一家之学，但圣人的法则、天地的深奥道理都还完整地保存在其中。《尚书》起源于君主的号令，而以史官所记为根本。孔子删定为一百篇，上至尧、下至秦穆公《秦誓》，并叙述各篇的写作意旨。秦朝遭逢焚书之祸，孔子的末代孙孔惠和济南人伏胜各自在家中收藏其本。楚汉相争之际，他们所藏的书失传，只能靠口头传授。伏胜已经年老昏聩，于是错误地把三十四篇合为二十九篇。欧阳、夏侯等人都学习它，用汉代文字抄写，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时，孔惠所藏的书才从屋壁中发现，一百篇都在，但其中一半已经磨灭，而且全是科斗文字。孔惠的孙子孔安国用隶书古文加以整理，得到五十八篇，为它作传，称为古文《尚书》。到陈、隋之间，伏生的学说废绝，只有孔安国的传本独自流行。在此以前，孔安国传本亡失了《舜典》，东晋梅赜才用王肃所注的伏生《舜典》补足这一篇。到唐孝明帝时，不喜欢隶书古文，又改用今文在世上流行。过去孔子删定古诗三千多篇，选取其中三百一十篇，编入经书。秦、楚之际，亡失了其中六篇。汉朝兴起后，《诗》分为四家：第一家是鲁人申公作训诂的，称为《鲁诗》；第二家是齐人辕固生作传的，称为《齐诗》；第三家是燕人韩婴作《内传》《外传》的，称为《韩诗》；第四家是河间人毛公作训传的，称为《毛诗》。三家都在学官中立学，而《毛诗》出现得较晚，到汉平帝时才列入学校。此后马融、贾逵、郑众、康成等人都阐发说明毛公的学说，于是毛诗之学逐渐兴盛。魏、晋之间，《齐诗》《鲁诗》废绝，《韩诗》虽然还存在，但更加衰微，所以只有毛氏之学流行到今天。韩婴的书到唐代还存在，如今只剩十篇。《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婴的书有五十篇，现在只保存了《外传》，并不是韩婴详细解释《诗经》的传本；他的遗说有时还见于其他书中，与毛氏的义理完全不同，但人们也不相信。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诵习各有不同；至于考察《国风》《雅》的变化和正变，了解王政的兴衰，以及诗中的褒贬美刺，都不可不仔细辨察。礼乐制度在夏、商、周三代兴盛，在周代最为完备。三代的兴盛都延续数百年，而周代最长久。起初周武王、周公修治太平事业，把天下划分为九服。从天子到平民，都有法度。正当举行郊祀天地、开设明堂来会见诸侯时，车马、旗帜、服饰、器物、礼仪制度光彩灿烂，是多么盛大啊！到了周幽王、周厉王造成的动乱时期，周王室衰微。此后诸侯逐渐强大，但齐桓公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还要下拜，晋文公也不敢强求天子赐给他穿越宫门的隧道；周礼仍被用来维系局面，又延续了二百多年，礼的功效也很大。后来进入战国，礼乐几乎断绝。汉朝兴起，礼书从淹中得到，后来戴德、戴圣以及其他儒者共同补缀，得到一百多篇。三位郑氏、王肃等人都精通这门学问，但解释有时并不相同。礼涉及天地、朝廷、宗庙以及人们所有重大的伦理关系，可以说范围非常广。即使百家学说各不相同，难道不是内容非常博大吗？自汉代以来，礼制的损益变化以及主管官署的传述，凡是写在书中的，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三代礼乐从周朝末年起就已经大量亡失，又经过秦朝残酷的灭学之祸；但《尚书》以及《论语》《孝经》能够藏在孔子家中，《易经》因为用于卜筮而未被禁止，《诗经》本来靠讽诵流传，并不专靠竹帛保存，人们可以口头传授，所以六经之中，唯独礼书亡失得最为严重。音乐又有声调和乐器，尤其容易毁坏散失。到汉朝兴起、考求典籍时，乐书缺失得最厉害，学者不能独自建立学说，于是把有关音乐的学说一并归入礼家，书籍列为五经，流传分支则成为六艺。音乐用来通达天地的和谐，文饰万物的教化，归根到底是感通人神，使功德显现于形象。《礼记》说：“五帝所处时代不同，不能相互照搬音乐；这正说明王者应当顺应时代创制礼乐，何必拘泥地寻求古代遗失的制度呢？”至于律吕、钟磬等，圣人的法则即使经历万世，也仍然可以考察。自汉代以来，音乐制度的损益变化，只能见于史官所记，其专门书籍并不完备。隋、唐所记录的内容，现在把尚存的编入这里。过去周朝的制度败坏、诸侯混乱，周平王以后不再使用雅乐，反而降同于列国；吴、楚、徐、夷都僭越而称王，天下人不接受周王的命令，已经很久了。孔子生在末世，想推明王道来挽救周室，于是聘问诸侯，极力陈述君臣的道理，但诸侯没有能够任用他的；他退而回到鲁国，就依据鲁国旧史考察各项事迹，加上王道法则，订正其中的是非。他所记载的全部内容，都一律采用周礼，编成《春秋》十二篇，用来昭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已久，学说便产生分歧。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成五家，其中邹氏、夹氏的学说最为微弱。邹氏、夹氏的学说自汉代已经废绝，而三家传《春秋》的学说盛行。当汉代时，《易》和《论语》各分为三家，《诗》分为四家，礼分为两家；到学者散亡之后，只剩下其中一家。其余各家都废绝了，唯独《春秋》的三种传至今并行。孔子大力修订六经的文字，唯独对于《春秋》想用礼法约束诸侯，所以它的文辞尤其谨严简约，义理却深微隐晦，学者不能穷尽地阐明它的学说。因此三家的传说，对于圣人深微的义旨各有所得。太史公说：“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难道不是因为王者的法则都具备在其中吗？” 《论语》大概是孔子与弟子、当时人讲论问答的话。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讨论编次他的话，把它编纂成书。汉朝兴起后，传授《论语》的有三家：鲁人传授的称为《鲁论》；齐人传授的称为《齐论》。《齐论》增加了《问王》《知道》两篇，如今已经没有了。从孔子墙壁中发现的，称为《古论》，其中有两个《子张》篇。三家篇章的次序先后都不相同。考察现在的编次，就是所谓《鲁论》。古代的教学制度，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四方、文字、算术等技艺；到了成年以后，才传授经书。儒者探究天地、人神、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不通晓，所以学习必须有次序，然后才能取得大的成就。《尔雅》出现在汉代，用来辨正名物，讲解经书的人凭借它，于是有了训诂之学。文字的产生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力求便利和省略，时间久了有时就丧失原来的形体。《三仓》的学说开始记载文字法则，许慎作《说文解字》后，于是有了偏旁之学。五声有不同的音律，清音和浊音相互生成，孙炎开始为文字注音，于是有了音韵之学。篆书、隶书、古文的字体各不相同，秦、汉以来，学者努力穷尽其中的技艺，于是有了字书之学。

译先代儒者建立学术，起初制定的方法没有不详细明白的，但后世仍然有时讹误散失，所以小学之学不可缺少。过去孔子删定《尚书》，上起《尧典》，下至《秦誓》，大概共有一百篇。考察尧、舜时期，君臣在朝廷上相互和谐地应答，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夏、商、周三代以后，依靠约束、赏赐和惩罚，百姓没有敢违抗的。考察《典》《诰》《誓》《命》这些文章，内容纯正深厚、简洁质朴，反复叮咛而委婉周详，体制各不相同。周朝衰落、史官制度废弛以后，《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尤其谨严秘密。不只是史书有详略，也由于各时代君主的功业、德行有厚薄，时代不同，文辞也就不同。自司马迁向上追溯采录黄帝，直到汉武帝，才写成《史记》一家之书。自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间，历代君臣的善恶事迹，史官都有详细记载。虽然文章风格有文质不同，但总的说来，国家治乱兴废的根本，都可以从中考察。过去《春秋》以后接着是战国，诸侯交相混乱，史官制度废弛，简册所记的年代次序不完整。司马迁开始创立纪、传、表、志的体例，搜罗千年的史事，纵情挥洒文笔。此后史官全都采用他的方法。《春秋》的义旨是记载元年、正月，以求对一个时代的记载谨慎；即使没有事情发生，也要空记这一年的第一个月，因为四时不全，就不足以成为一年，这样是为了尊重天时、记录人事。晋代荀悦作《汉纪》，才重新恢复编年体，求学者都称许它。后世的史家写作，便都与正史并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月、正人〕 以上是本朝王溥等人编修的书。实录始于唐代，从唐高祖到唐武宗都有记载；此后兵乱盗贼相继发生，史官无暇记录，贾纬作《补录》十卷，有时还能得到其中一两分材料。五代时期尤其多故，天下分裂隔绝，号令从各处发出，传记作者的讹误尤其多。幸而中原各国君主的实录大体完备，他们盛衰善恶的事迹明白显著，不可磨灭。《周礼》说天子和诸侯都有史官；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考察它们记事的方法各不相同。到了周朝衰落时，七国相互侵伐，各自尊奉本国君主，是非说法大多不同，不久也渐渐磨灭，保存下来的很少。至于史官失职，因畏惧怯懦而曲意隐瞒，那么博闻的处士也各自记录自己的说法，以伸张心中的见解。然而像司马迁那样见闻广博的人，在写作《史记》时，必定向上采集帝王谱系、世本，旁及战国时荀卿所记录的材料，来成就这部书；这样看来，各家的说法难道能不完备保存吗？周王室末年，吴、楚可以说是强大了。然而孔仲尼修订《春秋》，把楚国称作荆，并把它当作狄人一样记载；即使楚国多次进爵，也不过称为子爵，这是为了抑制、贬黜侵伐作乱者，使后世知道畏惧。夏、商、周三代的弊病，在七雄都称王时达到极点。汉朝的弊病，在三国鼎立时达到极点。魏、晋的弊病，在永嘉以来达到极点。隋、唐的弊病，在五代时期达到极点。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区域，私自窃取名号的国家有七个。等到大宋接受天命，王师四处征伐，那些被捆绑、背负凭证前来请死的人都来不及应付，九服于是归于有德之君。历来考察那些僭越窃据的邦国，虽然有的因时势而苟且偷安，在一方自强，但最终都遭遇祸败。所以把它们记录在篇中，作为警戒贼乱的鉴戒。以上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两省以下各司吏员依次补授、选任的资格格式。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设置官职的名称和数目各不相同。周代的六官制度已经完备。汉、唐兴起时，都沿用秦、隋的官职名称而有所增减，足以达到治理天下、兴盛教化的目的。由此说来，关键只在于履行官职事务，代替上天完成职责罢了。至于车马服饰、印章绶带、爵位品秩、俸禄粮食，则随着时代制定制度，记载在主管官署的文书中。《尚书》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又说：“确实整治各种职事。”又说：“百官应当效法万物，各自恭敬地守在职位上。”这就是虞舜能够面向南方端坐而无为，却使天下得到教化的原因，难道不值得重视吗？以上是诏书褒奖答复之文，收藏在秘府。过去汉代儒者得到古代礼书十七篇，把它作为《仪礼》，其中《大射》一篇独独称为“仪”，大概是因为射礼重在仪容，升降进退、作揖辞让都不能失礼；《礼记》说，礼的末节由有关官员掌管。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讲论三代制度的；礼仪、文物、国家典章，都保存于礼官的记载中。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增减；至于车马、旗帜、服饰、器物，主管官署所记录的遗文旧事，凡是可以记录的，都附载在史官的书中。刑罚是圣人用来爱护百姓的工具，它禁止暴虐、制止杀戮的用意，根本出于最深厚的仁慈。然而执持杖棒刀刃来刑罚人而毫不疑惑，是因为审慎地判断后确认刑罚恰当。所以法家学说致力于推究人的情实，极力辨明真伪，务必使主管官员不能在细微处轻重出入。法家著书不能不详备历代治理的情况，因为要顺应时代制定法律、根据民情加以调整，损益并无一定；因此凡是法令的要点，都记载在篇中。过去大禹除去水患，安定百姓居处，分别确定九州的名称，把这些记载在《禹贡》中。到周朝兴起，又划分九畿，使天下百姓居住其中；内地建立五等爵位的封国，对外安抚四方边远地区，《周礼·职方氏》的叙述已经很完备。等到周朝衰落，诸侯相互兼并，争相吞并、削弱、夺取土地。秦、汉以来，邦国和郡县的废兴治乱、分割隶属，变化不定。至于日月照耀之下的广大地域，偏远荒服之地的归附或叛离，山川地理和风俗习惯，五方各不相同。出兵用武、顺应民情施行政令，都可以从地图和文书档案中考察。过去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得到姓和氏，是根据各自德行的厚薄。尧、舜以及夏、商、周的先祖，都同出于黄帝，但姓氏各不相同。后世被封为诸侯的人，有的以封国为姓；至于公子、公孙、官职、封邑、谥号、族属，也于是成为命氏的依据。它们的源流和次序，《帝系》《世本》说得很详细。秦、汉以来，官职、封邑、谥号、族属不再分别作为氏，而直接成为姓，也没有赐予族姓的礼制了。到了近世，迁徙没有定处，因此一个人得姓的原因，以及祖宗世系、世代次序和人伦关系的记载，更不可不加以考察。

译古书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 所以尧、舜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考察星象运行的中正时刻来授予百姓农时，秋天收成、春天耕作，教导百姓不要错过时节。周礼的六官制度，也依据天地和四时来分别掌管各种职务。既然如此，天时是圣人所重视的。夏代有《小正》，周公开始作《时训》，记载日、星、气候和节令的十二种时候。凡是国家的政务、百姓的生业，都以此作为准则。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至于山野老人和乡村农夫关于耕作、养蚕、种植以及四时的说法，难道可以遗弃吗？法家这一流派，用法律约束天下，使一切都归本于他们的学说。商君、申不害、韩非等人于是把它推演并扩大，凭借这套学说求取当世君主的任用，取得功名。至于尊崇君主、抑制臣下、辨明职分，用来辅助礼制、治理王政，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有时拘泥于细密苛刻，执着于严酷深刻之治，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辨察。名家这一流派，用来辨析核实名与实，厘清源流和等级威仪，使上下各等的人不相逾越。孔仲尼说过：“如果一定要说一件最先要做的事，那就是正名吧！”这是说治理政事的根本，不能偏斜。墨家这一流派，主张节俭、兼爱、尊贤、崇尚鬼神、反对宿命、推崇同一准则，这些都是墨家所实行的。孟子所处的时代，墨家和杨朱的学说堵塞了道路；孟子认为墨子的学说节俭而难以遵行，主张兼爱却不知道亲疏之别，所以拒绝并排斥它。但其中关于加强农业根本、节省财用的说法，也有值得取用之处。春秋时期，王政不明，诸侯相互混战，谈论学说的人在这种形势中出现，各自带着自己的学术来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他们根据时代、应对变化，针对具体事务权宜制定办法，其中也有值得取用之处。杂家这一流派，取用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学说而兼收并蓄。他们的言论广博，贯通各种学说，没有什么不涉及。但它对于治理之道也有补益，不可废弃。农家这一流派，是衣食的根本来源。在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农居其次。后稷播种百谷，勤勉劝导天下百姓，功绩光照后世，在书籍史册中都有明确记载。孟子游说各国，陈述王道时，没有一次不谈到勤于耕作养蚕。汉朝兴起后，鼓励农业、勉励百姓，为此制定诏令。现在把关于树木栽培和百谷种植的学说汇集起来，希望可以从中取得效法的准则。

译《尚书》说：“狂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 又说：“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这说明琐细浅近的说法也不可废弃。古人担心下情阻塞，不能让上层听到，所以每年初春都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采集民间歌谣来观察民情。至于乡俗俚语、街巷言谈，也有足以取用的地方。现在特意把它们列出并保存下来。《周礼》中的夏官司马掌管军队，用九伐之法整治邦国。《尚书·洪范》八类政事中有“师”，《周易·系辞》从睽卦取义，这就是兵法的起源。商汤、周武王之时，凭仁义取胜；春秋、战国时期，出奇制胜、习于权变，方法无穷。自田齐开始，才著录司马的兵法。汉朝兴起后，张良、韩信一类的人整理编次这些书。汉武帝时代，杨仆又搜集取用它们，称为《纪奏》。汉成帝命令任宏，于是把兵家著作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分为四种。从此兵家文章便编修排列完备了。然而司马的兵法本来以礼让为根本，后世没有人实行。只有孙武的书把兵法和技巧说得最详细；考察现在的分类，它不只是四种，还混杂了卜筮、刑法、政事等学说，都保存于各篇文章之中。古代的史官记事有一定法则，大事写在策简上，小事记载在简牍上。至于旧有的风俗，年长者所传述的事，遗留下来的言论和逸闻事迹，史官来不及记载，那么传记中的说法有时也有可取之处。不过即使是六经的文章、诸家不同学派的学说，也有时彼此不同，更何况隐士和处士的见闻各不相同：有的详细记载一时所见所得，有的揭发史官所避讳之事。把它们参照考求、互相核实，可以用来丰富见闻。孔仲尼的事业，流传在六经之中；他的道理宏大博深，君主治理百姓、历代帝王施政，若没有它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所以自孟子、扬雄、荀卿等人以后，又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学说，扶助并追溯其根本。历代诸子相互传承、相互祖述，各自自称一家；其中异端学说有的把大道割裂得支离破碎。然而考订各位作者的本意，归根到底与孔氏并没有什么不同。道家这一流派，以清静虚无为根本，去除刚强自矜和贪求，淡泊地自守，所以我无为而百姓自然受到教化，我喜好清静而百姓自然端正。即使是圣人面南而治的政治，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至于有的人不探究它的根本，抛弃仁义而归向自然，把因循苟且作为施政手段，儒者就对此感到忧虑。《集古录》跋尾十 以上是汉代公昉碑，原来是汉中太守、南阳人郭芝为公昉修建庙宇所作的记文。如今保存下来的汉碑，大多已经磨灭，而这篇记文的文字还基本保存，可以阅读。所谓公昉，起初并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只说“君字公昉”。又说，地方老人相传，王莽居摄二年，公昉任郡吏时正在吃瓜，旁边有一位真人住在附近，没有人察觉，只有公昉上前献上美瓜，又对他行敬礼。真人于是同公昉约定在谷口山上见面，便给他神药，说：“服药以后，心神可以转移到万里之外，还能听懂鸟兽的语言。”当时府君离家七百多里，休假拜谒来往时，转眼就能到达，整个郡里都感到惊异。从此府君调任御史中丞，穿戴好法衣和刑具，公昉便在地上画出一座监狱，召来老鼠把它杀死；查看老鼠腹中，果然有法衣和刑具。府君想跟随他学习道术，过了一阵却没有进展，府君发怒，下令逮捕公昉的妻子儿女。公昉呼唤他的老师，告诉他自己遭遇灾祸，于是老师便用药涂抹房屋的柱子，又给牛马六畜饮用；不一会儿，大风和云彩前来迎接公昉的妻子儿女，房屋、牲畜都飘然随之而去。事情的说法就是这样，完全可以看作怪诞妄说。唉！自从圣人去世而异端兴起，战国、秦、汉之际，奇异的言辞和怪诞的学说纷纷出现，多得数不清。过了很久，佛教徒从西方夷地来到中国，道教徒在中国兴起；这两种祸患交相侵扰，而我们儒者往往被牵引着跟随它们，那些卓然不惑的人，也仅仅能够守住自己罢了。想要排斥它们的学说、贬黜它们，常常忧虑自己的力量不足。像公昉的事情，把它讲给愚人小孩听，他们都知道是荒诞的，不必等到有强大力量以后才能破除他们的迷惑。然而那些汉人竟把它刻在金石上流传后世，心意只是怕后世不相信；这样一来，后世的人未必不会跟随它而受迷惑。以上是汉太尉刘宽碑阴的题名。刘宽的碑有两通，是他的故吏、门生各自为他树立的一通。这里的题名在故吏所立碑的背面；另列在后面的题名，则在刘宽儿子刘松所立碑的背面。刘宽于汉中平二年去世，到唐咸亨元年，他的后代胡城公刘爽因为碑石年代久远，全都倒在野外，于是重新立碑，并记载他的世系。唉！前代士大夫的世家都著录在谱牒中，所以从中平到咸亨四百多年，刘爽还能把自己的世代次序知道得如此详细。大概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封国土、接受姓氏，经过尧、舜、夏、商、周几千年，诗书所记都很有次序，难道不是因为谱系源流世代相传，百世不绝吗？这就是古人重视谱牒的原因。不这样的话，士人生活在世上，全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出身，也不明白祖先的德行和世代远近；他们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只剩下能够认得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罢了。这难道可以忽视吗？唐代的谱牒尤其完备，士大夫竭力以世家出身相互夸耀；到了它的弊端显现时，有的人便陷入轻薄浮华，在婚姻上攀附托靠，谋求财物贿赂，君子对此很忧虑。然而士人修养品行、喜欢依靠自己树立事业，也小心翼翼，唯恐败坏祖先传下的家业，这也正是因为有谱牒，能够知道自己的世系。如今谱学已经亡失，即使名臣大族，也未必有家谱；然而世俗习惯苟且简略，废弃失传的事物不止这一种，难道只是家谱如此吗？以上是王献之的法帖。我曾经喜欢观览魏、晋以来遗留下来的书法墨迹，并由此想见前人的高雅情致。所谓法帖，内容大多是吊唁哀伤、问候疾病，叙说离别，互通消息，用在家人朋友之间，通常不过几行罢了。它们起初并不是有意创作的，而是随手挥写、兴致余波，自然流淌，有的妍美，有的丑拙，各种姿态横生。打开卷轴、拆开信函，光彩鲜明地呈现在眼前，使人突然看见便惊叹绝妙；慢慢再看，它的意态越发无穷无尽。所以后世得到它，把它当作奇异的玩赏之物，也借此想象书写者本人。对于高雅的文章、宏大的策论，哪里曾使用过这种方式？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有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耗尽精力来学习书法，把它当作事业，用一生和整年时间钻研，这实在可笑。以上是昭仁寺碑，在幽州。这里是唐太宗同薛举交战的地方。唐朝自起兵以来，与群雄交战的地方，后来都修建了佛寺，说是为阵亡将士祈求福报。商汤、周武王打败夏桀、商纣，杀人本来就很多；但商、周享有国运都达数百年，他们承受上天保佑，是因为心存大公，为百姓除害。唐朝修建佛寺，表面上虽托称为战亡将士祈福，实际上只是想赎除自己杀人的罪过罢了。它平定祸乱、开创基业，有足以令人壮观的地方；等到在这种事情上斤斤计较，不也显得鄙陋吗？碑文由朱子奢撰写，但没有署记录者的姓名。书法字迹非常工整，这就是我所抄录的内容。

译以上是放生池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放生池在唐代各处都有。王者的仁慈恩泽施及草木昆虫，使每一种生物都能顺遂地生存，并不是为了施舍私人的恩惠。天地生养万物，本来就是为了供人使用。但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常常要为取用设置节制，使物资够用而不过度取用。万物能够顺遂生长而不夭折，夏、商、周三代的政事也不过如此。《易大传》说：“庖牺氏称王时，能够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制作结绳并编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这是说他开始教百姓获取物资、资助生活，为万世创造利益，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佛教徒的说法却认为杀害生物的人有罪，放生的人得福。假如真按他们所说，那么庖牺氏就成了人间的圣人、地下的罪人了。以上是司刑寺大脚迹及其碑铭二篇，由阎朝隐撰写。附诗说：“不是用手携带它，而是用言语把这件事指示出来。”大概是说，昏昧愚钝的人不能用道理使他明白，决断疑惑的人也难以只用空话；即使把已经验证的事实指给他看，仍然担心他不相信。这自古以来就是圣贤认为困难的事。古语说：“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能向他讲说上等的道理。”圣人并不是抛弃他们，而是因为对他们讲明道理很困难。佛教是中国的大祸患，不只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的聪明才智会受到迷惑，即使有一点聪明的人，也有不能解除迷惑的。正当武氏当政之时，毒害遍及天下，刑狱惨酷得无法尽述，而那个佛教却在这种环境中显现出祥光奇迹，这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自古以来君臣奉事佛教，从没有像武氏当政时这样兴盛；看看阎朝隐等人的碑铭就可以知道。然而祸害波及百姓、毒害流入王室，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里这样严重。碑铭的文辞没有足以记录的价值，之所以记录它们，是为了作为警戒，使读者知道：没有佛教的时代，诗书雅颂的声音盛行，百姓承受的幸福是那样；佛教盛行时，它的金石文章以及信奉它的人遭受的祸患却是这样。对此可以稍稍思考。以上是《华阳颂》。唐玄宗的诏书附在后面。唐玄宗的尊号是圣文神武皇帝，可以说极为盛大了；但他自称“上清弟子”，是多么鄙陋啊！当他放纵情欲、奢侈淫逸，尽情享受富贵之乐时，大概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供养他的欲望。即使神仙、道家之事确实存在，也不是他所能希望得到的，何况事实上根本没有可得到的东西呢？佛教、道教成为世人迷惑，实在太严重了。佛教徒说“不生”，这是害怕死亡的言论；道教徒说“不死”，这是贪恋生命的说法。他们贪求长生的心意十分深厚，于是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伦来追求它。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呢？生死是天理的常态，害怕死亡的人不能苟且逃避，贪求长生的人也不能苟且获得。只是长期积累的习惯，形成了他们邪妄的心念。佛教徒有临死而不害怕的，是妄想无生境界值得快乐，以这种快乐压倒自己所害怕的死亡。道教徒有死亡时，他们便彼此忌讳谈论，说“他超脱离去了”“他解脱变化了”，厚颜自我欺骗，把死亡托付为无法查问的事情。有人说：“他只是道术没有修炼到极致，所以才死了。”前一种说法姑且用来完成自己的错误，后一种说法便跟随它加以迷惑，认为事情确实如此。佛教、道教二者，都出于贪求，但所修习的方向不同。然而正因为必须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伦去追求它们，所以越是贪恋那一方面，对此世的舍弃就越彻底。像唐玄宗这样的人，正沉溺于此世的享乐，却又羡慕彼世的长生，劳心劳力不堪其苦，实在可笑。以上是《令长新戒》。唐代开元年间的治理很兴盛。唐玄宗曾亲自选拔一百六十三名县令，赐给他们恳切周详的戒勉之辞。此后天下任县令的人，都把《新戒》刻在石上，如今还有保存下来的。我得到的有六通，世人都忽视它们，不认为珍贵。唐玄宗自从平定祸难，终于达到太平，世人只把他看作英武豪杰的君主，却不知道他兴治时如此勤勉、用心如此，可以说他治理政事懂得根本和末节。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即使明智之人也不能避免，实在可惜。《新戒》共六篇：第一篇是河内，第二篇是虞城，第三篇不知取得于何处，第四篇是汜水，第五篇是穰，第六篇是舞阳。以上是《平泉草木记》，李德裕撰写。我曾经读《鬼谷子》，见它游说诸侯各国时，一定先观察对方的才性、贤愚、刚柔、缓急，再根据对方的好恶、喜惧、忧乐来开合诱导；时而公开疏通，时而暗中阻塞，变化没有穷尽。回顾天下诸侯，没有不在他的术数之中的；只有看不出对方所喜好的地方，就无法进行游说。由此可知，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心境淡泊、没有欲望，那么祸福不能动摇他，利害也不能诱惑他；这是鬼谷子的权术无法做到的，也是圣贤的高明境界。退一步说，能够减少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所喜爱的事物，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身处富贵，招揽权势利益，却对好奇贪得的心念不能停止，甚至耗尽精神去经营草木，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留下的戒语说：“毁坏一草一木的，不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于愚妄了。这篇《华岳题名》从唐开元二十三年到后唐清泰二年，共二百零一年。题名者五百一十一人，重复题名的又有三十一人。现录为十卷，题名者往往都是当时知名人士。有的是兄弟同游，有的是子侄一同侍从，有的是僚属和将佐都在其中，有的是山人、处士相互携伴而来。有的奉命出使、奔走效劳，经历了行役的劳苦；有的登高远望，尽情享受登临之乐。他们的富贵贫贱、欢乐忧悲，不只是人事千头万绪，也反映了世道变迁、祸患频仍。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丙子，这一年天子亲自耕种藉田，大赦天下，群臣正歌颂太平，请求举行封禅，大概正是唐朝极盛的时期。清泰二年，岁次乙未，是废帝篡位的第二年。这一年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召契丹从雁门进入，废帝在洛阳自焚，而晋高祖从太原进入，正是五代极为混乱的时期。前后两百年间，有时太平，有时动乱；有时兴盛，有时衰败。来往的人、先后的人，虽然穷达不同、寿夭不齐，但这五百多人最终都归于死亡。他们的姓名和年月，被风霜剥蚀毁裂，也有的保存，有的已经消失。现存的，只有这千仞高山上的石头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一年、五百十一人〕 所以特意把这些题刻记录下来，每当抚摸这卷书，总不免感慨，这与面对长河叹息逝去的人事，又有什么不同呢？《欧阳文粹》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七，宋陈亮编，碑铭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在殿中奏事，随后哭泣着说：“臣的先父王旦，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如今臣王素又得以充任侍从之臣。只是先父的训诫以及他遗留下来的功业和声望，臣实在不肖，不能发扬光大，而墓碑直到今天还没有文字可以镌刻。希望陛下哀怜，不忘先帝的臣子，以此恩宠施加给王氏，并勉励他的子孙。”天子说：“唉！你的父亲王旦侍奉我的父亲真宗，协同一心、德行相合，能够终始守住自己的职位，有始有终，可以说是德行完备的老臣了。你王素把这些话刻在碑上吧。”王素拜谢叩头，哭着退出。第二天，诏令史馆修撰欧阳修说：“王旦的墓碑还没有立，你可以为他撰写碑铭。”臣欧阳修谨按：已故推诚保顺同德守正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应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正的王公，名旦，字子明，是大名莘县人。他的皇曾祖名言，任滑州黎阳县令，追封许国公；皇祖名彻，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皇考名祐，任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三代都屡次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曾祖母姚氏，赠鲁国夫人；祖母田氏，赠秦国夫人；母亲任氏，赠徐国夫人；邉氏，赠秦国夫人。公的皇考凭文章显名，在汉、周之际，曾先后侍奉太祖、太宗，成为名臣。他曾劝杜重威不要反叛汉，拒绝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策，又以全家百口为赵符彦卿证明无罪，因此当时世人多称王氏有阴德。公的皇考又亲自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一定会有人做到三公。”这就是种槐树的用意。公年轻时喜爱学习，能写文章。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任大理评事，知临江县，监潭州银场；两次升迁后任著作佐郎，参与编纂《文苑英华》；升任殿中丞，通判郑州、濠州。王禹偁推荐他的才干，朝廷任命他为转运使，驿站召他到京师，他推辞不接受，只进献自己所作的文章，于是获准试任直史馆，升任右正言、知制诰。淳化三年，他主持礼部贡举；升任虞部员外郎，兼判吏部流内铨，主持考课院。右谏议大夫赵昌言任参知政事，公因为女婿关系而避嫌，请求解除职务，太宗嘉许他，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赵昌言罢职后，公又任知制诰，仍兼修撰、判院事，奉召入宫，赐金鱼紫服。过了很久，升任兵部郎中，任职期间真宗即位，授任中书舍人。几天后，召任翰林学士，主持审官院、通进银台和封驳事务。公为人严肃庄重，能够担当大事，远避权势，不能用私情来干扰他，因此真宗更加了解他的贤能。钱若水以善于知人著称，常称赞公说：“这是宰相的材料。”钱若水任枢密副使后罢职，真宗在苑中召见他，问谁可以重用，若水说公可以任用。真宗说：“我本来已经知道了。”咸平三年，公又主持礼部贡举。过了几天，授任给事中，主持枢密院事务。第二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再次升任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侵犯边境，真宗亲临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却突然得了重病，真宗命公骑马赶赴行在，代替元份留守。景德二年，升任尚书左丞。景德三年，授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契丹刚请求结盟，赵德明也接受誓约，表示愿意守住河西旧地，两边停止用兵。真宗于是想在无事中治理天下，公认为宋朝兴起已有三代，祖宗的法度都还在，所以他做宰相时努力实行旧有成例，谨慎对待改革；任用和罢免官员，奖赏和惩罚，都一定恰当。真宗久而久之更加信任他，他所说的话无不听从，即使其他宰相大臣有所请求，也一定说：“王某认为怎么样？”事情无论大小，不经公的意见就不决定。公任宰相十多年，外无夷狄之忧，不用兵，天下富足，百官各司都各得其职，所以天下直到今天还称他为贤相。公任用人才不看重名声，必定寻求实际才干；如果确实贤能而且有才，就让他长期任职，等众人都认为适合某一职务后才升迁。他所推荐提拔的人，自己从不让他们知道。寇准任枢密使，任期将满时，派人私下请求公让他做使相，公大吃一惊，说：“将相的职位，怎么可以求取呢？况且我不接受私下的请求。”寇准对此深为怨恨。不久诏令下来，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入见，流着泪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能得到这样的任命？”真宗详细说明公推荐寇准的原因，寇准才惭愧叹息，认为自己先前的做法不对。后来，故参知政事李穆的儿子李行简有贤德，任将作监丞，闲居家中，真宗召见并慰劳他，升任太子中允。起初派使者去召李行简，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真宗命人到中书询问“王某”，人们这才知道李行简是公所推荐的。公从知制诰做到宰相，推荐的士人尤其多。后来公去世，史官修撰《真宗实录》，得到宫中发出的奏章，才知道朝廷中的许多士人都是公所推荐的。公与人相处少言少笑，话虽简短，却能用道理使人屈服，对方默然不语，整天也不能窥见他的深浅。等到在皇帝面前奏事，群臣意见不同，公慢慢说一句话便能定下结论。当今皇帝还是皇太子时，太子谕德拜见公，称赞太子读书有法度，公说：“论说德行的职责，就只做到这里吗？”赵德明说百姓饥荒，请求粮食一百万斛，大臣们都说：“德明刚接受誓约却敢违背，请用诏书责问他。”真宗询问公，公请求命有关官司在京师准备一百万斛粮食，下诏让德明来取，真宗非常高兴。德明得到诏书，惭愧下拜说：“朝廷有人……”〔原文此处语句未完〕大中祥符年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真宗派人到野外捕得死蝗给大臣看。第二天，其他宰相把死蝗藏在袖中进献，说：“蝗虫确实已经死了，请把它拿给朝廷看，率领百官庆贺。”公独自认为不可。几天后，正值奏事，飞蝗遮天蔽日，真宗回头对公说：“如果让百官刚刚庆贺过，蝗虫却是这样，岂不是被天下人嘲笑吗？”

译宦官刘承规凭忠诚谨慎得到宠信，病重将死时，请求授任节度使。真宗把这件事告诉公说：“承规要等到得到这个职位才闭眼。”公坚持认为不可，说：“以后还会有人请求做枢密使，那该怎么办？到现在为止，内臣的官职最高不过留后。”公任事很久，有人在皇帝面前诽谤他，公总是主动承担过失，从不为自己辩解。至于别人有过失，即使君主正在盛怒，只要可以辩护，他就为对方辩护，直到得到宽免才停止。荣王宫失火，火势蔓延到前殿，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请求设狱审问火灾之事，应当获罪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公独自请求入见，说：“刚失火时，陛下以自责的诏书告示天下，而我们臣下也都上章待罪；现在反而把过错归给别人，拿什么向天下表示信用？况且火灾虽然似乎有人的痕迹，怎么知道不是上天的谴责呢？”因此本应获罪的人全都免罪。有个术士上书谈论宫禁之事，朝廷诛杀并籍没他的家产，搜得朝士与他往来的书信，召来询问吉凶之说。真宗大怒，想交给御史审问，公说：“这是人的常情，而且言语没有涉及朝廷，不值得治罪。”真宗仍怒，想把他交付狱官，公于是拿出自己年轻卑贱时曾被召问的书信进呈，说：“臣年轻卑微时也免不了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罪，请把臣也一并交付狱官。”真宗说：“事情已经揭发，怎么可以免罪？” 公说：“臣身为宰相，执掌国家法令，怎么可以因为自己也做过便曲解法律？只是幸好事情没有被揭发，就要因此治人的罪吗？”真宗的怒意消解了。公回到中书，把搜得的书信全部烧掉。不久真宗后悔了，又派人骑马去取，公说：“臣已经烧掉了。”因此许多人得以免罪。公屡次升迁至太保，因病请求罢职，入见于滋福殿。真宗说：“朕正要把大事托付给你，可你的病竟然这样严重。”于是命皇太子拜见公。公称赞皇太子德行深厚，一定能担当陛下的事业，又推荐十多个人可以任大臣；后来做到宰相的只有李及、凌策二人，但他们也都成为名臣。公多次以疾病请求退职，真宗不得已，授公太尉兼侍中，每五日入朝一次处理政事。遇到军国大事，不按时入朝参与决断，公更加惶恐，于是卧床不起，以疾病恳切辞职。朝廷册拜他为太尉、玉清昭应宫使。公患病以后，使者每天慰问他三四次，真宗亲手调制药物赐给他。病势危急时，真宗突然亲临他的宅第，赐白金五千两，他辞谢不接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真宗亲临哭奠，停止视朝三日，在苑中发布哀悼之命。他的子弟、门人、旧日属吏都受到恩泽，同年十一月庚申，将公安葬在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公娶赵氏，封荣国夫人，比公晚若干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司封郎中王雍，次子赞善大夫王冲，次子王素。女儿四人：长女嫁太子少傅韩亿，次女嫁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苏耆，次女嫁右正言范令孙，幼女嫁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吕公弼。孙子十四人。公侍奉寡嫂谨慎，对弟弟王旭友爱尤其深厚，把家事托付给他，自己一概不过问；同时努力用俭朴来率领和勉励子弟，使他们身在富贵而不知骄奢。兄长的儿子王睦想参加进士考试，公说：“我曾经把家势过于显盛视为忧惧，怎么可以同贫寒士人争着求取进身呢？”直到公去世，儿子王素仍未做官，遗表也不请求恩泽。公有文集二十卷。干兴元年，下诏配享真宗庙庭。臣欧阳修说：景德、祥符年间，真是盛极一时啊！看王公做宰相的原因，以及先帝任用王公的原因，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因此君主英明、臣子贤能，德行显著、声名尊贵，活着共同享有荣誉，死后长久配享宗庙，可以说有始有终，正如明诏所褒扬的那样。从前《蒸民》《江汉》诗中推重大臣辅佐君王的功绩，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仲山甫、穆公，实际上歌颂的是周宣王的德行。臣谨慎考察国史和《实录》，又参考士大夫和故老的传述，获得了公一生始终的操守，便记录其中值得记载的事情，撰写铭文诗歌，昭示后世，以彰显先帝的英明，也用来称颂圣恩褒奖显扬王氏、恩泽流传子孙并与宋朝无穷无尽的意旨。铭文说：光辉显赫的魏国公，辅佐我们真宗，配享真宗庙庭。恭谨端庄的魏国公，配享先公，并辅佐君王。真宗不用多说，亲自处理政务；每逢大事，遇到重大疑难，不用占卜，也不需筮问，公就是占验吉凶的蓍龟。公在宰相职位上，整日似乎沉默不语。问他夷狄是否已经收敛兵革，便询问卿士百工是否各司其职；问他百姓是否耕作纺织、衣食无缺。宰相掌管赏罚，功劳应当奖赏，罪过应当明辨；宰相所黜退和升用的人，只看是否无能、是否有才，掌握权衡，使万物得到公平。谁不侍奉君主，谁又能一定获得信任？谁不做宰相，唯有公能够善始善终。公死于任上，尊贵地位止于太尉。天子追念孝亲之情，来向清净的宗庙进献，使公陪享圣考。正当这位元老在世时，天子感念他的功劳，以隆厚的礼遇报答公。春秋两季随从配享，万年祭祀永无穷尽。作成这首诗歌，告知掌管宗庙礼乐的人。晏元献公 至和元年六月，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临淄公因病回到京师。八月，病情稍有好转，入宫拜见天子。天子说：“唉，这是我旧日求学时的臣子啊。”于是留下他在迩英阁侍讲，下诏每五日到前殿朝见一次。第二年正月，病情发作，不能入朝，命太医早晚前往诊视。有关官员整治道路，准备亲临他的家。公叹息说：“我没有什么功劳，竟然因为疾病使我的君主忧虑。”立即快马奏报：“臣的病稍有好转，已经渐渐痊愈。”于是停止前往。这个月丁亥日，传来公去世的消息。天子震动哀痛，急忙亲临丧所，遗憾自己没有及时去看望公。追赠公为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有关官员请求停止视朝一天，诏令特意停止两天。同年三月癸酉，将公安葬在许州阳翟县麦秀乡北原。下葬以后，赐给墓道的碑，碑额题为“旧学之碑”。随后又命令史臣欧阳修考订编次公的事迹，完整地写在碑的下方。臣欧阳修恭敬地阅读国史，看见真宗皇帝在位时天下太平，天子正推让功德，祭祀天地山川，讲明礼乐来修饰歌颂太平的声誉，而儒学、文章方面卓越贤能奇伟非凡的人物，出自公这样的世家。江西临川人，年龄刚满十四岁，一天之内便从田野间进入朝廷，拜见天子。

译当时天子正亲自考阅天下贡士，殿廷中的士人有一千多人，宫廷大臣、卫士和官员拥列环视，公神色声气不动，拿起笔立刻写成文章进献。天子嘉奖欣赏，赐同进士出身，于是进入馆阁，掌管诏书，以文章成为天下士人所宗仰。等到陛下在东宫修养德行，先帝选用属臣，便把公留给陛下。公由王宫官、东宫属臣，最终登上宰相之位。凡是辅导圣德、忧劳国事的一切事情，有旧劳和功绩，从开始到去世五十多年。公下葬后，先帝的名臣和陛下东宫时的旧臣都已不在人世，应当特别褒奖厚待公，像周文王尊重甘盘那样。臣欧阳修有幸担任执笔的史官，奉明诏，谨冒死上奏临淄公的事迹如下：公名殊，字同叔，姓晏氏。他的世系有时显赫、有时隐晦，迁徙也没有定处。自高祖晏墉起，唐咸通年间考中进士，最后在江西任官去世，才开始在高安登记户籍。此后三代不显。曾祖晏延昌又把户籍迁到临川。祖父晏郜，追封英国公。父亲晏固，追封秦国公。自曾祖以下，都因公显贵，屡次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张氏，陈国太夫人。祖母传氏，许国太夫人。母亲吴氏，越国太夫人。公七岁时就懂得学习和写文章，乡里称他为神童。故丞相张文节公安抚江西时，发现公的才华，奏报朝廷。真宗召见，赐进士出身后，两天又召来考试诗、赋、论。公慢慢启奏说：“臣曾私下练习过这篇赋，不敢隐瞒。”真宗更加惊叹奇异，于是换题考试，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置于秘阁，使他能够尽情阅读秘书。命故仆射陈文僖公考察他的学业。第二年，进献自己所作的文章，召试于中书，升任太常寺奉礼郎。封禅祭祀泰山时，推恩升任光禄寺丞。几个月后，充任集贤校理。第二年升任著作佐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不久真宗思念他，就在他家起复，命淮南发运使备船送他到京师。随从祭祀太清宫，赐绯衣银鱼，任同判太常礼院。又因母亲去世服丧，请求离职，朝廷不许他服丧期满前任职。当今天子起初封为升王时，公被选为王府记室参军，再升左正言，直史馆。当今天子成为皇太子后，公以户部员外郎充任太子舍人，赐金鱼紫服，任知制诰、判集贤院，升任翰林学士，充景灵宫判官，任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礼仪院。公已经凭道德和文章辅佐东宫，真宗每逢有所咨询，多用方寸大小的纸条细字写下问题询问他。因此凡是参与机密事务，公都一定先把答稿进呈给真宗看，绝不泄露。后来真宗把阁中遗留的书信全部阅览一遍，得到公所进的答稿，分类编成八十卷，收藏在宫禁之中，没有人见过。起初，真宗遗诏规定章献明肃太后暂时听理军国大事，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单独进见太后，奏事时没有人敢决定他们的意见。公建议说：“群臣向太后奏事时，只许隔着帘子听取，任何人都不得与太后相见。”议论于是定下。干兴元年，授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升给事中、景灵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铨；以易经侍讲崇政殿，升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任枢密副使，升任刑部侍郎。上书论说张耆不可以做枢密使，因此触犯太后的意旨，又因用笏板击打他的仆人，误伤折断了仆人的牙齿，被罢职留守南京。公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学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的兴废，便从公开始发生转变。召回授任御史中丞，改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主持天圣八年礼部贡举。第二年任三司使，又任枢密副使，尚未正式拜受，改任参知政事，升任尚书左丞。太后拜谒太庙时，有人请求让她穿衮服、戴冕旒，太后拿这件事询问公，公依据《周官》以王后服饰回答。太后去世后，执政大臣都被罢免，公任礼部尚书、知亳州，调任知陈州，升任刑部尚书，又被召回任御史中丞，再任三司使，知枢密院事，授枢密使，又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终于以刑部尚书任宰相，充任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自公再次被召用后，赵元昊反叛，军队出征陕西，天下因战争而困苦。公多次陈述利弊，请求罢除监军，不要把阵图交给诸将，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决定攻守；又请求制定财用出纳的要领，一切都有法度。天子全部施行。宫禁首先节俭以率领天下，财赋事务全部归有关官司办理，最终能够用谋略使赵元昊听从约束，于是恢复了他的王号。公为人刚正简朴，待人必以诚意，虽然身居富贵，却如寒士一般，与人对饮，欢洽如常。发现一个优点，就像出自自己一样称赞。当时知名的士人，如范仲淹、孔道辅等，都出自他的门下。等到公做宰相，更加努力荐举贤能。当公居于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进用，台阁之中也有许多一时贤才。天子已经厌倦西部战争，怜悯天下困弊，奋然有意改革，于是想借助群才来重新治理，多次下诏让大臣分条陈述天下事务，正准备施行，但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臣都觉得不便。第二年秋，公因事被罢免，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职，改革之事于是停止。公罢相后，以工部尚书知颍州，调任知陈州，又调任知许州；三次升迁为户部尚书，授观文殿大学士、永兴军一路都部署安抚使，调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多次进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位上柱国，爵临淄公，食邑一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五岁。他从年轻时就专心求学，直到病势危急，手里仍不放下书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曾奉诏修撰《土训》和《真宗实录》，又汇集古今文章编成《集选》二百卷。他处理政务敏捷，务求简便；对百姓和家中子弟则要求严格。有时事奉寡姊，孝敬谨慎，从不替子弟请求恩泽。他在陈州时，皇帝问宰相说：“晏某在外任职，从来没有提出过请求，他难道没有什么欲求吗？”

译宰相把皇帝的话告诉公，公只是自己写表章问候皇帝起居而已。所以公去世时，天子格外哀痛，赏赐比常例加厚；任命他的儿子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子和外甥中尚未做官的九人，也都授予官职。公起初娶李氏，是工部侍郎虚巳的女儿；后来娶孟氏，是屯田员外郎虚舟的女儿，封钜鹿郡夫人；又娶王氏，是太师尚书令王超的女儿，封荣国夫人。儿子八人：长子居厚，任大理评事，早逝；次子承裕，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任赞善大夫；崇让，任著作佐郎；明远，任祗德，二人都任大理评事；几道，任傅正；二人都任太常寺太祝。女儿六人：长女嫁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女嫁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余四人都还年幼。孙子十三人。公乐于行善，又以善于知人著称，士人中显名于朝廷的，多是公推荐提拔的。至于选择女儿所嫁的人，又得到这样的两位。唉，可以说真是贤德了。铭文说：姜姓的后裔，在齐国成为晏氏。齐国处于春秋时期时，晏氏在诸侯中显赫。传记记载，晏桓子、晏婴都受到孔子的称许，此后便没有什么声闻。这个家族没有灭亡，只是勉强延续，仍有光辉。自公以来，声名才重新振作，光大公的显赫声誉，实在是辅佐天子。天子说：“唉，我的父亲真宗，拥有许多名臣，才达到盛大隆盛的局面。你起初侍奉我的王宫、东宫，直到后来辅佐我做宰相，从始至终亲自一身，以德行辅佐我，对国家有功。”公在外地患病，从洛阳回来。天子说：“留下你吧，你是我旧日求学时的老师。如今在朝廷的人，没有谁像你这样是我的旧臣；谁能把你交给我？只是我的圣明父亲如今已经去世，谁来做我的老臣？拿什么赠给你呢？”于是赠以司空、侍中，礼遇有所加厚。我对你的思念没有穷尽，便把这些文字篆刻在碑首。天子褒奖公，史臣奉诏撰写铭文来叙述此事，使之永远昭示后世。《欧阳文粹》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八，宋陈亮编，碑铭 范文正公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去世。同年十二月壬申，在河南尹樊里万安山下安葬。公名仲淹，字希文。五代时期，范氏世代居住在苏州，侍奉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出土地。公的父亲随钱俶入朝京师，后来任武宁军掌书记，任官期间去世。公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夫人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长山朱氏。公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家世，感伤哭泣，离开朱家，到南都进入学舍，打扫一间屋子，日夜讲习诵读。他的起居饮食，别人都难以忍受，而公对自己更加刻苦。居住五年，通晓六经的大义，写文章论说，一定以仁义为根本。祥符八年，考中进士，礼部考试列第一，于是中乙科，任广德司理参军。开始回家迎接母亲奉养。等到公显贵以后，天子才追赠公的曾祖、苏州粮料院判官、名某为太保，祖父、秘书监、名赞时为太傅，父亲名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公年轻时便有大节，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乐忧患，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己诵读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他侍奉君上、对待他人，始终凭自己的信念行事，不因利害而选择趋避。他所做的事情，一定竭尽自己的办法，说：“凡是由自己决定去做的事，应当做到这样；事情能否成功，有些因素不在我掌握之中，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我难道能苟且行事吗？”天圣年间，晏丞相因公的文章才学推荐他，以大理寺丞任秘阁校理。因进言论事触犯章献太后，被贬为河中府通判。过了很久，皇上记得他的忠心，召回授任右司谏。太后临朝听政时，冬至日坐在前殿，皇上将率百官祝寿，有关官员已经准备妥当，公上疏说：“天子没有面向北方拜见人的礼制，而且这样会开启后世使君主削弱、使母后强化权势的渐进之路。”这件事于是停止。又上书请求归还政权，天子没

译有答复。太后去世后，进言的人多想追究太后临朝时的事情，要求严厉治罪。公独自认为太后受先帝托付，保佑皇帝自身，始终十年没有显见过失，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起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替自己做太后，公进谏说：“太后是母亲的尊号，自古没有代替册立的。”因此停止了这项命令。这一年大旱并发生蝗灾，公奉命出使安抚东南。使者回来后，恰逢郭皇后被废，公率领谏官、御史伏在殿门前争谏，未能成功，被贬为知睦州，又调任苏州。一年多后，授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更加论说时政的缺失，因此受到许多大臣和权幸的忌恨。过了几个月，任命公知开封府。开封一向号称难以治理，公治理后声誉卓著，事务日益简少，有空闲时就更多地取古今治乱安危之事，向皇帝讲说。又绘制《百官图》进献，说：“任用人才各按其才干，百官都能修治职务，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又指着官员迁升的快慢次序说：“这样做可以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不能不加以察看。”因此吕丞相发怒，甚至在皇帝面前交相争论，公请求当面对辩，言辞激切，获罪而被罢职，出知饶州。第二年吕公也被罢免，公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后，皇帝再次召回吕公为宰相，于是任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升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新近失去一名大将，延州危急，公请求亲自守卫鄜延抵抗贼军，于是任知延州。元昊派人送信求和，公认为在没有解决问题时请求议和，难以相信，而且信中使用僭越的年号，不可以上报，于是亲自写信，说明逆顺成败的道理，言辞很明白；却因擅自复信获罪，被削夺一官，出知耀州。不到一个月，调任知庆州。后来四路设置帅臣，任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多次升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公做将领，务求持重，不急于求取眼前的小功。在延州修筑清涧城，开垦营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寨，归附的羌人恢复产业者有数万户。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以占据要害，夺取贼军土地并加以耕种，又修筑细腰、胡卢二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都离开贼军，为中原所用。自从边防制度长期废弛，直到兵卒与将领常常彼此不相识，公才开始把延州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把它作为法式。公所在的地方，贼军不敢侵犯。有人怀疑公遇到敌情时如何应变，等到修筑大顺城时，公一旦带兵出发，诸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军队到了柔远，公才下令告知目的地，让他们前去筑城；直到所需版筑器具大小齐备，军中起初仍不知道。贼军派三万骑兵来争夺，公告诫诸将交战，等贼军逃走后追击，但不要越过河去。不久贼军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河，而河外果然有伏兵。贼军计谋失败，只得退去。于是诸将都佩服公，认为无人能及。公对待将领官吏，一定使他们畏惧法令而爱戴自己；所得赏赐全都按照皇帝的旨意分赏给诸将，让他们自己写谢表。各部族送来的质子，任其出入，没有一人逃走。部族首领来拜见时，公召他进入寝室，屏退旁人，撤去卫士与他交谈，毫不猜疑。公在那里任职两年，士卒勇敢，边地充实，恩德信义大为普及，于是制定谋取横山、恢复灵武的计划；而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求和，皇上也召公回朝。公于是回去了。起初，西部人被登记为乡兵的有数万人，后来又刺字编为军队。只有公所统辖的部众，只在手上刺字；公离开后，军队被罢免，唯独他们能够重新成为百姓。公在两路任职时，既然取得熟羌为己所用，便让他们守卫边境；又把屯驻的军队迁到内地就粮，减轻西部人运输粮饷的劳苦。他所作的安排，即使离职后百姓仍感念他；与他共同守持那些法令、不敢改变的人，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自从公因吕公之事被贬，群士大夫各自坚持二公的

译是非。吕公忧虑这件事，凡是替公说话的人都指为朋党，有的因此被流放驱逐。等吕公再次做宰相，公也重新起用。于是二公欣然相约，合力平定贼乱。天下士人都因此赞美二公。然而朋党之论也随之兴起，不能止息。皇上既认为公可以大用，所以最终不顾众议而任用他。庆历三年春，召任枢密副使，公五次推辞而不获准，于是上路赴任。到任几个月后，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必以天下太平的责任要求皇帝。公叹息说：“皇上任用我的恩意已经达到极致了，但事情有先后；要在长久安定之后改革弊政，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做到的。”

译后来皇上再次亲笔下诏催促他分条陈述天下事务，又开启天章阁召见，赐座，给他纸笔，让他在面前陈述。公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分条列出当时最应优先办理的十多件事，进呈给皇上。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先看德行，不专重文章；改革磨勘按例迁转的制度，以区别才能高下；减少任子名额，罢除滥官；按照农桑成绩考核郡守县令等事。正要施行时，磨勘、任子等法令使侥幸得官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相互喧嚷，嫉恨公的人也以外间有议论为幸，乐于帮助他们。边境奏报有警，公立即请求出行，于是任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到任后上书请求恢复边防守备，立即授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他任参知政事才一年便被罢免，有关官员全部奏请停止公先前施行的措施，恢复旧制。进言的人于是借危险之事陷害他。幸赖皇上察知他的忠心，没有听从。此时夏人已经称臣，公便以疾病请求知邓州。在邓州任职三年，请求知杭州，又调任青州。公的病更加严重，又请求知颍州，乘肩舆到徐州，终于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公病重时，皇上赐药并派人慰问。去世后，停止视朝一天；因为他的遗表没有请求任何事情，皇上派人到他家询问家属想办什么，追赠他为兵部尚书。因此对他的哀悼和褒奖格外深厚。公为人外表和善而内心刚正，喜爱善行，广泛地爱护他人。母亲去世时，他还很贫穷，终身若不是有宾客来，就不吃两种肉。面对财物乐于施舍，心胸豁达开朗。等到退朝查看私宅，妻子儿女仅仅够穿衣吃饭。他所到之处治理政务，百姓大多为他立祠塑像。他修养品行、临事处置，即使山林中的处士、乡里的平民、田野中的百姓，直到四方边远之地，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乐于传说他的事迹者非常多。至于他的世系、官爵，已经记在墓志中，载入家谱，收藏在有关官府的文书中，这些都不再论述。记载那些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内容，大概也是公的志向吧？铭文说：范氏本来出自吴越，世代实际是陪臣。钱俶献出山川土地以及他的士民。范氏开始来到北方，中间几乎断绝。公奋发依靠自身，适逢时代机会；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违背有听从，难道这些全能由公决定吗？天子任用公，其中有艰难，也有劳苦，始终如一。夏国小儿扰乱边境，乘官吏懈怠安逸。皇帝命公前往，询问那些骄横顽劣的人；他们有不听从的，便铲除其巢穴根基。公在那里三年，使怯弱者变勇，使残破者恢复。像孩子得到怜爱、野兽受到驯扰一样，最终使他们前来称臣。夏人入朝，事情正要商议。皇帝催促公回来，以便共同成就治理。公拜谢叩头，说：“这实在艰难啊！起初并不是难，难的是坚持到最后。” 众多议论喧嚣不止，最终破坏了已经取得的成效。他们并不是憎恶事情成功，只是要倾覆公。不倾覆公，便不会有危险，这正说明天子的英明。公在世时有显赫荣宠，去世后有追赠和谥号。安置抚育他的子孙，恩宠延及后世。愿所有在位者都受到劝勉，不要懈怠。余襄公 始兴襄公下葬于曲江的第二年，他的儿子仲荀奔赴亳州，前来告诉我说：“余氏世代是闽人，五代之际为逃避战乱迁居韶州；自曾祖、高祖以来都隐居避世，到了博士府君，才开始有俸禄做官，襄公又继承了他。”因为曲江大体上偏僻地处岭南，自唐代始兴张文献公在朝廷有声望、成为贤相以来，直到公再次出仕成为宋朝名臣。大概余氏迁居韶州历经四代，才有显达的仕宦；而曲江沉寂三百年之后，才再次有闻名之人。公官位升至天台，品秩正为三品，于是拥有爵位和封地，以乡、州为开国封地，继承前代贤哲的事业，为韶州人增光。至于褒奖、抚恤、赠官、赐谥，始终所受恩宠极为盛大。褒奖有诏书，抚恤有物品，赠官有告身，谥号则由考功官署考核，有议论和行状；把这些合并记载，收藏在幽暗的墓中，有铭文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只是墓道上高悬着螭首龟趺的碑，用来向后世表明事迹、昭示他的子孙，本来应当有碑文，却还缺少文字，谨敢以此请求。我谨按：余氏是韶州曲江人。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某，任太常博士，屡次追赠太常少卿。公名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钤辖、经略安抚使、柱国、始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治平元年，他从广州回京，六月癸亥，因病在金陵去世。天子十分悲悼，停止视朝一天，赐给丧仪所需的粟帛，追赠刑部尚书，谥号“襄”。第二年七月某甲子，归葬于曲江龙归乡成山原。杜公为人质朴厚重、刚强劲健，而言语恭谨温和，不显露喜怒之情。他从小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书、杂家小说、阴阳律历，以及佛、老之书，无不通晓。天圣二年考中进士，任赣县尉，因书判优异，改任将作监丞，知新建县；再升秘书丞，刊校三史，充任集贤校理。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因上书论事触犯宰相获罪，谏官、御史都不敢发言，杜公独自上疏论救，因此获罪，贬为监筠州酒税，后来稍迁泰州。不久天子醒悟，立即重新起用范仲淹，因受此事牵连而被斥退的人也都召回，只有杜公以便于侍奉双亲为由请求知英州，升太常博士。母亲去世服丧，服满后回朝，任集贤校理、同判太常礼院。景祐、庆历年间，天下因长期安定而懈怠，官吏习于因循，多有失职。及至赵元昊以夏州叛乱，军队出征久无功，官府财力困竭，百姓更加困苦，天子赫然想振兴衰败的政务，整顿各项制度。朝廷已经改用两三位大臣，又增置谏官四员，让他们议论天下政事，杜公就是其中一人。随即改任右正言供职。杜公感奋激励，遇到事情就直言，无所回避，奸邪、权贵和宠臣都屏息畏惧他，他所起的补益很多。然而他也承受不了由此而来的怨恨嫉妒。庆历四年，赵元昊交纳誓书请求讲和，朝廷将要加封他；契丹却出兵逼近边境，派使者说：“我们是替中国讨伐贼人，并且来告知出兵日期，请停止与夏人讲和。”朝廷对此忧虑，想听从契丹而重重断绝与夏人的关系，却又担心兵事不能停止；不听从，又怕北边生事，议论未能决定。杜公独自认为，中国厌恶战争已经很久了，这正是契丹所希望的。倘若有一天契丹使我们停止用兵、休养兵力，这并不符合它的利益，所以它只是借此扰乱我们罢了，不可听从。朝廷虽然认为杜公说得对，仍留下夏人的册命不发，同时借杜公谏议大夫的身份去答复契丹。杜公带着十多名骑兵驰出居庸关，在九十九泉与敌使相见，安然坐在帐中，往复辩论几十回合，最终使对方屈服，取得其议论的要领后回来。朝廷于是发出册命，赵元昊西边的军队解除戒严，北边也平安无事。这一年杜公以本官任知制诰、史馆修撰；后来契丹终于亲自攻打赵元昊。第二年契丹派使者来报捷，朝廷又派杜公前往答谢；因他学习了敌国语言，被外放为吉州知州。

译仇家趁机借事陷害他，他降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杜公神色安然地回到乡里，闭门谢绝宾客，断绝人事往来，共六年。天子常常想起他，几次想起用他。有位大臣不喜欢他，便只把他迁为在家供职的光禄少卿，又任为武卫将军、寿州兵马钤辖，他辞谢不接受。皇祐二年，举行明堂祭祀，因普遍施恩升任卫尉卿。第二年知郴州，因父亲去世离职。此时蛮贼侬智高攻陷邕州，接连攻破岭南州县，包围广州。朝廷于是就在丧庐中起用杜公为秘书监、知潭州，他当天就快马驰赴途中，改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杜公上奏说：“贼在东面，却把我调往西面，这不是我的志愿。”天子嘉许他，立即下诏让他负责统制广东、广西的贼盗，于是他赶往广州，而侬智高又向西逃回邕州。侬智高刚起兵时，交趾请求出兵帮助讨贼，朝廷下诏不许。杜公认为侬智高是交趾的叛徒，应当听任交趾出兵，不应阻止它的好意，多次上疏论说此事，都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杜公说：“邕州与交趾接壤，如今不接受它的援兵，它一定会愤怒，反而帮助侬智高。”于是便宜行事，催促交趾的防兵出动，又招募侬、黄等姓的酋长豪强，都授予官职加以羁縻，并与他们订立誓约，使他们听从节制。有人怀疑这些人不能使用，杜公说：“只要使他们不与侬智高联合就够了。”等到侬智高进入邕州，果然没有外援；不久宣抚使狄青依靠杜公的军队在归仁击败贼军，侬智高逃入海中，邕州平定。杜公请求恢复服满父丧的礼制，朝廷不许。各将班师时，因为侬智高还在，请求把杜公留在广西，委托他处理后续事务。杜公升任给事中。谏官、御史联名上疏说：“杜公功劳很多而赏赐太薄。”于是再升为尚书工部侍郎。杜公留在广西一年多，安抚整治，使当地恢复安定，岭南海内肃然无事。又派人进入特磨，袭取侬智高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俘送京师处斩。授任集贤院学士。过了很久，调任知潭州，又调任青州；再升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侵犯邕州，杀死五名巡检。天子认为恩信在岭外已经显著，而使交趾畏惧的人，就是杜公。于是驿马召他任广西体量安抚使，并调发荆湖军队随行。杜公到任后，移檄交趾，召其臣费嘉祐来责问。费嘉祐惶恐地回答：“部落侵犯边境，罪当处死，希望留下并擒取首恶献上。”于是用刑具押送五人到钦州，在边界上斩首。杜公回来时，邕州人拦路挽留他，使他无法立即离开。第二年，以尚书左丞知广州。英宗即位，授任工部尚书。任满回京途中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杜公统制五管地区，前后十年，共治理六州，所到之处都有恩惠和爱护。即使身在战事之中，手也没有放下书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五卷、《三史刊误》四十卷。娶林氏，封鲁郡夫人。儿子三人：长子伯庄，任殿中丞，早逝；次子仲荀，现在任屯田员外郎；幼子叔英，任太常寺太祝。女儿六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孙女五人。铭文说：我迁居曲江，家世历代都不显赫；从襄公开始奋发而起，声名传播得很远。始兴开国的功业，承袭并光大前人的美德；两位贤者相互辉映，处在三百年之间，伟大啊！襄公是国家最正直的人，最初入朝任职，官有进言的责任，辅佐君主、贡献政见，奸邪和权贵都屏息退避；庆历之治，实在有他许多补益。时逢有事，他奔走南北，功绩载入史官，名声传到夷狄；出入艰苦勤劳，面对险阻和平坦始终如一。小人因此陷害他，使他被废弃在千里之外；一方有警报，襄公便从家中起用，威望施行，信义结聚。岭海幽远的地方有襄公在，皇帝不必亲自南顾。为什么又召他回来，使他在途中殒命？灵柩返回故乡，韶州人背土伐石，把铭辞刻在墓门，留给后世；这不只是为了韶州人。《欧阳文粹》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十九，宋陈亮编，墓铭 杜正献公 已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追赠司徒兼侍中的杜公，名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的祖先本是尧的后代，历经三代常任诸侯，后来把封地迁到杜地，子孙中散居各国的便以杜为氏。自杜赫任秦国将军起，三代以后有御史大夫杜周，以及他的儿子建平侯杜延年，仍在汉代显贵；又过九代，晋有当阳侯杜预显贵；又过十四代，唐有岐国公杜佑显贵；再过九代，才到祁公。他们家有家法，吉凶祭祀、斋戒日期、财帛祝辞等事务，全都按照家中的典籍办理。自唐朝灭亡后，士人丧失旧礼，一切苟且简略，只有杜氏仍守家法，不随世俗改变。从春秋诸侯的子孙以来，历经秦汉一千多年，能够不使世系谱牒断绝；而唐代盛时，卿大夫家法留存至今的，只有杜氏。杜公从曾祖、高祖以来，因恭敬节俭、孝顺谨慎而闻名乡里。到了杜公本人，尤其清廉自守；他成为大臣后，侍奉君上以不欺骗为忠诚，推己及人，以实行自己所信取信于人，所以一举一动、细微末节都谨慎而有法度。考察他一生的大节，更是伟大。杜公享年八十岁，官至尚书左丞。当他六十九岁将尽时，就上书请求告老。第二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后来屡次升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封祁国公。天子在他家乡举行明堂祭祀时，派使者召杜公陪祀，想有所询问；他因病不能前往，但每年按时慰问、慰劳和赏赐从未停止。杜公年轻时考中进士高等，任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晋州通判、知干州，升任河东、河北、陕西、京西路提点刑狱，知扬州，任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授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尚未赴任，又任河北路都转运使，于是知天雄军。召任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授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调知并州，升龙图阁学士，再知永兴军，代理知开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随即授枢密副使。庆历三年，升吏部侍郎、枢密使。第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公处理官吏事务如同他的为人；他听理狱讼虽然明察敏捷，但审核更加精细，所以屡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他对簿籍文书、财物出纳逐项推究，细微到毫发，整日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制定条目，一定做到使官吏无法从中作奸而已。至于把这些施行于百姓，则简便而容易执行。他最初任平遥县令时，曾因官事到别州去，县民中有争讼的，都不肯判决，等待杜公回来。他任干州知州还未满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任命他代理知凤翔府。两个州的百姓在边界上争着说：一方说“这是我们的杜公，你们夺走了他”；另一方说“现在是我们的杜公，你们有什么关系？”夏人刚叛乱时，朝廷命令天下为战争所苦，而从陕西以西尤其严重。官吏借机侵夺搜刮，征调催逼，直到百姓倾家荡产仍不能满足，往往上吊、投水而死。当时杜公在永兴，对当地人说：“我不能使你们免除差役，但可以使你们不受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事务，计算物资有无、贵贱，道路远近，放宽期限，按次序输送。由此物价不暴涨，车牛、草料、住宿和饮食往来都如平时，官吏束手无策。百姓比其他州节省费用十分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器械，百姓都没有察觉。开封治理京师，常受权贵干扰；凡有权势而能不受屈服的，世人都认为困难。杜公却能使权贵不敢干涉。他治理地方，向来以听任盗讼的能力作为优劣标准；杜公独能在此之外还有余力，像治理其他州一样减省百姓事务，因此京畿赤县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开封府屡屡出现能干的官吏，而兼能治理民政的，只有杜公一人。吏部审官院掌管天下官员，但任职者大多不久就迁调离任，所以属吏得以作奸。杜公刚开始管理铨选事务时，有一天三名候选人争一个职位空缺，杜公询问属吏，属吏收受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二人，不能争。”于是另授丙一个空缺。过了几天，属吏教唆丙控告甲有某件罪过，不应得到职位，杜公醒悟了，召乙来询问。乙谢绝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空缺，不愿再争。”杜公不得已把职位给了丙，并笑着说：“这不是属吏的罪过，而是我不知道铨选法规。”于是命令各曹分别把格式和条令全部列明上报，问道：“全了吗？”回答说：“全了。”第二天，杜公下令属吏不得登堂，只许坐在堂下听候办理文书。从此属吏不得参与铨选事务，任用和黜退全部由杜公决定。一个多月后，声誉便轰动京师。他在审官院时，有人拿钱求官，属吏推辞不收，说：“我公有贤名，不久就会被起用而离开这里，姑且稍等。”庆历初年，仁宗厌倦西部战争长期不止、百姓疲困，立即起用今丞相富弼、枢密韩琦和范仲淹；三人于是想全面革除积弊、修明纲纪，而小人和权幸都不高兴。只有杜公与他们互相辅佐，而杜公尤其压制断绝侥幸求进。凡是宫中传出的特旨和恩泽，一概不予施行；每积累到十几件，便一并封存，亲自退还，有时还责问请托之人，使他们惭愧、怨恨，哭泣而去。仁宗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某封还内降吗？我住在宫中，每当有人求取恩泽，总是用‘有杜某在，不可’来告诉他们，因此停止请求的，比他封还的还多。他帮助我的地方太多了，这些外人和杜某自己都不知道。”然而杜公和那三人最终都因此被罢免。杜公熟知本朝旧事，善于决断大事。起初边将商议想大举进攻夏人，即使韩琦也认为可以出兵，杜公却争辩认为不可以。大臣中甚至有人想以阻挠军队的罪名治杜公的罪，但后来军队果然没有出动。契丹与夏人争夺银瓮族，在黄河以外大战，雁门、麟府都受到警报。范仲淹安抚河东，想出兵相助，杜公认为契丹一定不会来，军队不能妄自出动。范公发怒，甚至用言语冒犯杜公，杜公也不怨恨。后来契丹果然没有来。这两位公，都是世俗所说杜公与之结为朋党的人，他们议论事情时就是如此。等三人将要被罢免时，杜公独自认为不可，于是也被罢免。以尚书左丞知兖州，一年多后便致仕。

译杜公从平民做到宰相，衣服饮食没有增加，连妻子儿女也有固定的节制。家中原本富有，几位伯叔分配财产时，杜公把所得全都给了贫困的兄弟。俸禄收入则分给宗族。周济别人的急难，直到告老时自己没有房屋可住，长期寄居在南京驿舍。他从小好学，擅长书法，喜欢作诗，年老读书仍不疲倦。他推举奖掖后进，当今许多知名士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家接见宾客，一定询问时事；听到有好事，欢喜得像是自己做成的；听到有不应当的事，忧色便显现在脸上，有时夜不能寐，仿佛自己承担着责任。他一生所奉行的这些事情，如果有人能做到其中一件，君子就认为是人所难能，而杜公却自认为不足以留名后世，临终还告诫子孙不得为他作传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而行善仍唯恐不足的人吗？曾祖太子少保，名某，追赠太师；祖父鸿胪卿，名某，追封吴国公；父亲尚书度支员外郎，名某，追封韩国公，都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娶相里氏，封晋国夫人。儿子名诜，任大理评事；防，任太常博士；讷，任将作监主簿；诒，任秘书省正字。三个儿子都早逝。长女嫁给集贤校理苏舜钦，次女嫁给秘阁校理李绎，三女嫁给单州团练推官张遵道。杜公于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防于某年某月某日把杜公葬在应天府宋城县仁孝原。铭文说：恭谨端庄的祁公，凡事亲自践履，始终如一，只有德行最为恭敬。公在官位上，士人知道贪污之人必受惩罚；退老居家，四方都仰望他，哪里只是士大夫如此？天子说：“来吧，你善于曲直判断，是正直的准绳。你的方圆都有矩规，没人能够逾越，公也不会欺骗你。”我在左右两侧辅佐，唯有依靠公。公虽然告老，仍不断受到宠爱。任宫臣、封国公，天子就命令在他的宅第中授予。巍峨的明堂举行大礼，万国随从祭祀；难道没有臣工替我办事吗？为什么还要召他？只是因为公有旧日的德望。公不能前来，我就亲自前往赐予。君子和乐平易，是百姓的父母。公即使活到百岁，人们仍会认为太少，不愿让老臣失去我这位元老。宠爱和俸禄虽隆厚，却总有停止的时候；唯有对他的思念不会停止，即使他离去仍令人追思。铭文昭示于远方，留给万世。蔡君谟 杜公名襄，字君谟，是兴化军仙游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甲科，任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任著作佐郎、馆阁校勘。庆历二年，以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当时天下无事，士大夫因长期安定而懈怠。有一天赵元昊叛乱，军队久战无功，天子感慨厌恶战争，想整顿各项制度来修明太平。既已排除群议，进退两三位大臣，又下诏增置谏官四员，让他们拾遗补阙，因此对待他们十分优厚。杜公凭才干声名入选，遇事感奋，无所回避，权贵宠臣畏惧收敛，不敢扰乱法令、干预政事，皇上也更加同大臣谋议。第二年，朝廷屡次下诏劝勉农桑、兴办学校、革除弊病、修复废弛，天下震动，知道皇上正在求治。这时进言论事的臣子无日不进见，而杜公的补益尤其多。庆历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为便于侍奉双亲，于是任福建路转运使，修复古代五塘以灌溉田地，百姓认为有利，在塘边为杜公建立生祠；又上奏请求减免闽人五代时丁口税的一半。父亲去世服丧，服满后，任判三司盐铁勾院，重新修起居注。如今的参知政事唐介，当时任御史，因直言触犯权贵，被贬为春州别驾，朝廷群臣没有人敢发言，杜公独自上疏称说他的忠诚，众人都替杜公感到危险；皇上醒悟，消除了疑虑，唐介得以改任英州，后来又被召回起用。皇祐四年，升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流内铨。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因论奏梁丞相梁适而获罪，罢去台职，改授其他官职，杜公把任命词封还，不肯草拟制书。此后凡有不当的任命，他一定都封还，而皇上对他更加优厚，说：“有这样的儿子，他母亲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于是特命赐给冠帔来宠荣他的母亲。至和元年，升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调知福州，不久又知泉州。杜公处理政务精明，尤其了解闽人的风俗。到任后便礼遇当地贤士，以此劝勉学习、兴起善行；改变百姓的旧习，革除其中危害最重的部分。从前闽地士人多爱好学习，却专门以作赋应付科举，杜公得到先生周希孟，让他用经学传授，求学者常有几百人。杜公亲自到学舍，手执经书讲解询问，作为诸生的表率。延请处士陈烈相见，以师礼尊敬他；陈襄、郑穆当时也以德行闻名乡里，杜公都降低身份礼敬他们。闽地风俗重视丧事，又信奉佛教，认为款待宾客必须竭尽力量、极其丰厚奢侈才算孝顺，否则便深深惭愧悔恨。乡里以此为羞，奸民便乘机作恶。有些手无寸长的无赖子弟，贪图饮食和钱财，前来的人没有限数，往往达到几百、上千人。甚至有亲人死了却秘密不发丧、不举哀，必定破产置办齐全后才敢公布丧事。有势力的人乘人危急，低价买下他们的田宅；贫穷的人则立即立契借债，终身困苦而不能偿还。杜公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弊害吗？”立即下令禁止。至于巫师、女巫借病蛊毒杀人的一类事情，也都严厉禁止、彻底断绝。然后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教给他们医药，使他们治疗疾病。百姓子弟中有不遵守教令的，便列举其事，制定五条戒律教诫他们。过了很久，闽地大为安定。杜公离任后，闽人相继到州府，请求为他立德政碑。官吏按法律不许，闽人便请求退下后私自把杜公的善政刻在石上，说：“使我们的百姓不忘记公的恩德。”嘉祐五年，召回授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三司和开封府，世人都说难以治理，也容易因毁誉而进退；任职者不是因政绩迁升，就是因失败获罪，而失败者十人中常有四五人。杜公任职期间，处处都有能干的声名。他治理京师，谈笑之间没有积压的事务，尤其喜欢揭发奸邪、发现隐情，属吏不能欺骗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译至于管理财利，他考察天下财政的盈亏和出入，量力制定支出，一定使下属部门财用完备而上级供应充足；对下属各司因循积累的弊病，逐一切磋、磨治、铲除、剔除。时间一久，簿书细节、纪纲条目都成为可以遵循的法式。嘉祐七年季秋，举行大享明堂礼。几个月后，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几次大规模赏赐以及营造永昭陵，都突然要在县官经费之外办理。杜公应对繁重事务更加从容，好像有余力而让人不知道劳苦。于是授任三司使，任职两年，以母亲年老请求知杭州，立即授端明殿学士前往。三年，调任南京留守，尚未成行，因母亲去世服丧。第二年八月某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蔡氏的谱系，自晋代从事中郎蔡克以来，世代都有显赫声名。后来家道中衰，隐德不仕。杜公十八岁时，以农家子弟身份考进士，取得开封府第一名，震动京师。后来在闽地任官，掌管一州，统领一路。那时父母都还健在，闽人仰望叹息，不以杜公的显贵为荣耀，而以他的父母为荣耀。母夫人尤其长寿，九十多岁时，饮食起居仍像年轻人一样康健。每逢岁时为她祝寿，母子二人的须发都已斑白，而命服金紫却光彩显赫。直到今天，闽地做儿子的，必定拿夫人来祝愿自己的父母；做父母的，必定拿杜公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杜公对朋友重信守义，听到朋友的丧事，便不饮酒食肉，设位哭吊，尽哀后才停止。曾有一次在灵东园饮酒，座中宾客有人射箭，误中伤人，宾客仓促指说是杜公的箭，京师哗然。事情传到皇上那里，皇上询问杜公，杜公立即拜谢认错，始终不为自己辩解，退下后也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杜公写文章，清劲精纯而优美，有文集若干卷。他擅长书法绘画，很爱惜自己的作品，不随便为人书写，所以他的残篇断稿，人们都珍藏。仁宗尤其喜爱称赏他的书法，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令杜公书写。后来命学士撰写《温成皇后碑文》，又命杜公书写，他却推辞不肯，说：“这是待诏的职事。”杜公累官至礼部侍郎。去世后，翰林学士王珪等十多人联名进言，称说杜公贤能，惋惜他的死亡。天子刚即位，还没有来得及认识杜公，但早已久闻其名，因而特别悲悼，特赠吏部侍郎；任命他的儿子旻为秘书省正字，孙子以及弟弟的儿子都授守将作监主簿，并优厚赐给丧仪费用。因为旻年幼，又命属吏帮助供给丧事。曾祖名显，皇，未出仕；祖父名恭，追赠工部员外郎；父亲名琇，追赠刑部侍郎。母夫人卢氏，封长安郡太君；夫人葛氏，封永嘉郡君。儿子三人：长子勺，任将作监主簿；次子旬，任大理评事，都先于杜公去世；幼子是旻。女儿三人：长女嫁著作佐郎谢仲规，次女和三女都还年幼。于某年某月某日葬杜公于莆田县某乡将军山。铭文说：谁说闽地偏远而盛产奇珍？这里所产的不是物宝，而是贤士。高大卓异的蔡公，是其中杰出的人。他奋身入朝，直言正色，出入君主左右，弥补缺失。偶尔回到闽地，留下政绩在人间。百姓吃东西不再害怕蛊毒，办丧事不再忧虑贫穷；患病的人有医生，求学的人有老师。问是谁造成这一切？哪一件不是因为杜公？人们想着要把他的坟筑得高大，使他的墓木合抱。凡是闽地人经过这里，一定肃然起敬。《欧阳文粹》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欧阳文粹》卷二十，宋陈亮编，墓铭 尹师鲁 师鲁是河南人，姓尹，名洙。然而天下士人，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称他为“师鲁”。大概是因为他的名望在当时很高，而世上了解师鲁的人，有的推重他的文学，有的称许他的议论，有的赞叹他的才干。至于他忠义的气节，处在困穷或显达时，面对祸患或福禄时，都不愧于古代君子，那么天下称说师鲁的人，未必全都知道这些。师鲁写文章，简约而有法度，博学强记，通晓古今，长于《春秋》。他同人谈论事情，是非分明，务必把道理穷究透彻才停止，不肯苟且停留、胡乱随从，而人们也很少能胜过他。遇到事情，无论难易，都勇于承担、敢于施行。他因此受到世人称赞，也因此招人嫉恨，所以最终困穷而死。师鲁年轻时考中进士，任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因书判优异，升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王文康公推荐他的才干，召来考试，充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仲淹被贬饶州，谏官、御史都不肯发言，师鲁上书说范仲淹是我的师友，愿意和他一起被贬。于是贬为监郢州酒税，又调唐州。遭父丧，服丧期满后，重新任太子中允、知河南县。赵元昊叛乱，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上奏起用他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然因葛怀敏征辟而任职，却尤其受到经略使韩公的深切了解。后来各将败于好水，韩公降为知秦州，师鲁也调为濠州通判。过了很久，韩公上奏，才得以任秦州通判，升知泾州，又知渭州，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因城中水位下降一事与边臣意见不合，调知晋州，又知潞州。他治理潞州有恩惠和爱护，潞州人至今还思念他。屡次升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天下太平无事时，师鲁独自喜欢谈论军事，写了《叙燕息戍》二篇，流传于世。自西部用兵以来，五六年间，他没有一次不在其中，所以他的议论也精密详尽，尤其熟悉西部军政事务。他提出的兵制主张，叙述战守胜败的关键，完全切中当今利害；又想训练土兵来代替戍卒，以减少边防费用，作为抵御敌人的长久办法。这些都还来不及施行，赵元昊就称臣，西部军队解除戒严，师鲁也因而离职获罪。这样看来，天下称说师鲁的人，对于他的才干也未必完全了解。起初，师鲁在渭州，有将吏违反他的节制，他想按军法处斩，却没有实行。后来那名官吏到了京师，上书控告师鲁用公使钱借给部将，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调任监均州酒税。他患病后没有医药，便被抬到南阳求医。病势危急时，他倚着几案坐着，看见幼子在面前，脸上没有多少怜惜的神色。与宾客谈话，始终不提自己的私事。享年四十六岁而去世。师鲁娶张氏，封某县君；有兄长源，字子渐，也因文学知名，比师鲁早一年去世。师鲁在十年间三次被贬，父亲去世，兄长也去世；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相继夭亡；有一个女儿，已嫁人，也去世了。他自己最终因贬谪而死。留下一个儿子三岁，四个女儿尚未出嫁，家中没有余财，丧事寄存在南阳，无法归葬。平生故友无论远近都来赠送丧仪，妻子儿女这才得以带着他的灵柩回到河南，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祖坟旁边。我与师鲁兄弟相交，曾经为他的父亲作过墓铭，所以这里不再叙述他的世系家世。铭文说：把他深深埋藏，牢牢封固；石头可以朽坏，铭文却不会消灭。墓志说：天下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师鲁，都知道他的文学、议论和才干；那么，他文学的长处、议论的高明、才干的优美，不说也可以知道。又恐怕这样过于简略，所以分条分析他的事迹，再在后面叙述。说他的文章“简而有法”，这句话在孔子的六经中，只有《春秋》可以相当；其他经书并非孔子亲自写成的文章，所以虽然有法度，却不简约。我这样称许师鲁的文章，并不算过分；然而世上没有见识的人不考察文章轻重，只责怪话说得多少，说师鲁的文章不该只写这一句就概括了。既已叙述他的文章，又叙述他的学问，说他“通晓古今”；如果一定要找能够相当的人，只有孔子、孟子。既已叙述他的学问，又叙述他的议论，说他是非分明，务必穷尽道理，不苟且停留、不妄自随从；这也只有孟子可以相当。既已叙述他的议论，又叙述他的才干，详细说师鲁历经贬谪，自从战争兴起，任职陕西，尤其深知西部事务，还没来得及施展，赵元昊便称臣，而师鲁却获罪离职，使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才干。这三方面都是君子最完美的品德，但在师鲁那里仍只是末事；他最大的气节，是仁义笃厚，处在穷困或显达、面对祸患或福禄，都不愧于古人。他的事迹不能全部列举，所以只举一两件重要的来取得信实：例如上书论救范仲淹而请求一同被贬；临死时谈话不涉及自己的私事。由此可以知道他平生的忠义，也可以知道他面对穷达祸福不愧古人。既已详细说了他的文学、议论、才干和忠义，又说他被仇人挟带私怨加以论告，因而贬谪至死；又说他死后妻子儿女困穷的情状，使后世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被废弃而死，以至妻子儿女困苦至此。这样写，是为了深切痛惜他的死亡，并严厉责备当世君子，使这样的人遭受这种结局。《春秋》的义法是，悲痛越深，文辞越深；“子般卒”就是如此。诗人的意思是，责备越急切，言语反而越舒缓，《君子偕老》就是如此。不必呼天喊冤才算替师鲁表达怨愤。所以铭文只说“深深收藏，牢牢封固，石头可以朽坏，名声不会消灭”，意思是说，举世没有可以诉说的人，只好把这篇铭文深埋牢藏；但只要铭石不朽，后世必定有人知道师鲁。言语越缓和，意思越深切，这正是诗人的义法。然而世上没有见识的人却说，铭文不应该不讲德行、不为师鲁辨明并非有罪；这是因为前面说他处穷达祸福不愧古人，那么他一定不会犯法，况且是仇人诬告，所以不必逐一曲意辨白。现在只直说他因何获罪，自然就会知道他无罪；增加这些说明也没有害处。

译所以姑且勉强依从议论者的意见，把这些话补上。如果说古文从师鲁才开始，那么前面还有穆修、郑条一辈，以及大宋许多先达，我不敢说古文从师鲁开始。偶尔写骈丽文章，只要合乎道理，未必就是错误，所以不是肯定这一种而否定另一种。如果说近年以来的古文从师鲁开始，那么范仲淹的祭文已经说过了，可以互相参见，不必重复写出。皇甫湜的《韩文公墓志》、李翱的行状不必相同，也可以互相参见。墓志说：师鲁喜欢谈论军事。谈论军事对于儒者来说是末事；说“喜欢”没有害处。“喜欢”不是嬉戏的“戏”，而是爱好。君子本来就有所爱好。孔子说颜回好学，难道这是轻视颜回吗？后辈小子没有经过师友教导，随意放纵自己的见解，哪里值得听信？我看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像孟郊的诗；替樊宗师作墓志，便像樊宗师的文章。他羡慕这种写法，所以师鲁的墓志用意特别深而语言简约。大概因为师鲁的文章简约而意味深长，又想到自己一生作文，只有师鲁一看就能展开卷子迅速阅读，一目五行，便能懂得深处；于是认为死者如果有知，一定会接受这篇文章。这只是用来安慰我的亡友，难道是顾惜那些后辈小子吗？苏明允 有一位蜀地君子，名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他的品行义理在家中修养，在乡里得到信任，在蜀地人中闻名，已经很久了。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他所著的二十二篇文章，把它们献给朝廷。文章流传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两个儿子考进士都处于高等，也因文学在当时著名。一日之间，远在西南数千里外的眉山，父子三人的声名突然震动京师，于是苏氏文章便独步天下。苏君的文章广博雄辩、宏伟壮丽，读者读来肃然，仿佛可以想见他本人。见到他以后，却觉得他温和谦恭，似乎不善言语；等到亲近相处越久，便越觉得可爱。偶尔让他拿出所长，越是追问越觉得无穷无尽。唉，真可说是纯正明达、笃厚诚实的君子。曾祖名祐，祖父名杲，父亲名序，追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代都不显贵。职方君有三个儿子，名澹、涣和苏洵，都凭文学考中进士；只有苏洵年轻时不喜欢学习，年纪已经长大还不识字。职方君放任他，不加过问，乡里亲族都觉得奇怪。有人询问原因，职方君只是笑而不答，苏洵自己也安然如常。二十七岁时，他才大大发奋，辞别平时来往的少年朋友，闭门读书作文。一年多后考进士，两次没有考中；又考茂材异等，也没有考中。回来后叹息说：“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我的学问。”把自己所作的几百篇文章全都取来烧掉，更加闭门读书，五六年不再写文章，于是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考察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的关键，得到其中的精华，涵养积蓄，充满胸中，却抑制着不发。过了很久，他慨然说：“可以了。”从此下笔片刻便能写出几千字，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一定达到深刻精微处才停止。他的禀赋厚重，所以发达较迟；志向诚笃，所以所得精深。来到京师后，当时的后辈学者都尊重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把他当作老师和法则。因为他父子都知名，所以称他为“老苏”以区别。起初欧阳修把他的文章上呈，朝廷召他到紫微阁考试，他推辞不去，于是授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他领取俸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修撰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正要上奏，尚未得到答复，苏君便因病去世，实为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享年五十八岁。天子听说后哀悼他，特赠光禄寺丞，命有关官署准备船只，把他的灵柩运回蜀地。苏君娶程氏，程氏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生三个儿子：景，早逝；轼，现在任某官；辙，任某官。三个女儿都早逝。孙子名迈、迟。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苏君善于同人交往，别人有急难便尽力相助；朋友死后，他还抚养朋友的孤儿，乡人多感念他的恩德。他晚年喜欢《易》，说：“《易》的道理深奥，之所以被淹没而不明，是诸儒用附会牵强的说法扰乱了它。去掉这些说法，圣人的本意就显现了。”他作《易传》，未完成便去世。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苏君生在远方，学问又成就得很晚，常叹息说：“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和欧阳公。”既然如此，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为他作铭文呢？铭文说：苏氏在当世显赫，实是栾城人，因为做官而留居眉山。苏氏子孙，自从高祖、曾祖以来，乡里都称许他们仁厚，伟大啊！明允在文章上大为发达，既有文章，又有贤能的儿子；他的名声长存不朽，后代更加昌盛。唉，明允可以说没有死亡。墓表

译泷冈阡表 呜呼！我的先父崇公在泷冈选择吉地安葬，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儿子脩才得以在墓道上立表，并不是我敢于拖延，实在是有所等待。我不幸四岁便成了孤儿，太夫人守节自誓，家中贫困，亲自操持衣食，抚养我、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太夫人告诉我说：“你父亲做官时，谨慎而乐于施舍，喜欢宾客；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却常常不让它有剩余，说：‘不要让这些成为我的拖累。’所以他去世时，连一片可以遮盖的瓦、一垄可以种植的田地都没有，来庇护你们、作为生活凭借，我还能依靠什么来自守呢？我对你父亲略知一二，正是因为对你有所期待。自从我嫁到你家，没有来得及侍奉你的祖母，但我知道你父亲很能奉养长辈。你年幼而孤苦，我不能确定你将来一定能立身，但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起初我嫁来时，你父亲服完母亲的丧服刚过一年，逢年过节祭祀时，他总是流泪说：‘祭品丰盛，也不如生前薄薄地奉养啊。’偶尔有酒有饭时，他又流泪说：‘过去常常不够，如今却有余，又有什么用呢？’开始我只见过他一两次，以为是刚服丧期满，偶然如此罢了；后来他一直这样，直到终身从未改变。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侍奉祖母，却由此知道你父亲很能奉养长辈。你父亲做官时，曾在夜里点灯处理官府文书，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一个判死刑的案件，我想为他求得生路，却没有做到。’我说：‘生路可以求得吗？’他说：‘为他求生而没有成功，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何况求取生路而能够成功呢？正因为求取生路而成功，就知道那些不去求生便被判死的人一定会有遗恨。其实常常为人求生，尚且还会错判使人死去，而世人却总是求着让人死。’他回头看见乳母抱着你站在旁边，于是指着你叹息说：‘术士说我逢戌年行运将会死去；如果他的话应验，我就来不及看到孩子长大成人了。将来应当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他平时教导其他子弟，常常使用这番话，我听得很熟，所以能够详细记述。他在外事上的作为，我不能知道；但他居家时毫不矜持粉饰，却能做到这样，这难道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吗？呜呼！他的内心难道是特别厚于仁爱的吗？这就是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的原因，你要努力啊。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关键在于孝；利益即使不能广泛施及万物，关键在于内心深厚仁爱。我不能教导你，这就是你父亲的志愿。”脩哭泣着把这些话记下来，不敢忘记。先公幼年丧父，努力求学，咸平三年考中进士，任道州判官、泗州和绵州推官，又任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岁，安葬在沙溪的泷冈。太夫人姓郑，父亲名讳德仪，世代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太夫人恭敬节俭、仁慈有爱而且知礼，起初被封为福昌县太君，后来县太君进封为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她从年轻出嫁时起，就以俭约治理家庭，此后常常不让家用超过限度，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俭约菲薄正是用来度过患难的。”后来脩被贬到夷陵，太夫人言谈笑貌和平常一样，说：“我早已对此有准备了，你能够安然处之，我也就安然了。”先公去世二十年后，脩才获得俸禄奉养母亲；又过了十二年，脩在朝廷任官，才得以追赠封号给双亲；又过了十年，脩任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因病在官舍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又过了八年，脩因才德不足而入任副枢密，终于参与政事；又过了七年罢职。自从登上二府之位，天子推恩褒奖他的三代先人，所以自嘉祐以来，每逢国家大庆典，必定加以恩宠赏赐。皇曾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屡次追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屡次追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屡次追封越国太夫人。今上第一次举行郊祀时，皇考被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封为魏国太夫人。于是我这个小子脩哭泣着说：“呜呼！行善没有不得到报应的，只是迟早各有时日，这是常理。我的祖先积累善行、成就德业，本来应该享有这样的尊荣；虽然不能亲身享受，却得到赐爵和封号，显赫荣耀、褒扬隆重，实在是三朝赐予的恩命，足以在后世显扬，也足以庇护、惠及他们的子孙了。”于是列出家族世系，全部刻在碑上。随后又记载我皇考崇公的遗训，以及太夫人教导我、对我有所期待的内容，一并揭示在墓道上，使人知道我这个小子脩德行浅薄、才能微少，却逢时窃居官位，幸而保全大节、不辱没先人，并非没有来由。周尧卿 有一位品行笃厚的君子，名叫周君，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父母去世服丧时，他和哥哥某、弟弟某住在倚庐中，三年不饮酒、不吃肉。他说话必定悲戚，哭泣必定哀痛。除服以后，他瘦削得不能胜任人事，过了很久才恢复。孔子在鲁国时，鲁国人尚且不能实行三年之丧；他的弟子对此疑惑而发问，那么其他国家不实行三年之丧，也就可以知道了。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后世情形更可以想见。如今世上的人，知道侍奉父母的很多。有的人服丧却不悲哀，活着时能侍奉父母，死后却能悲哀；有的人不懂丧礼；有的人懂得礼，却认为丧事只在于悲哀而已，不必完全合乎礼制。像周君这样，侍奉父母时竭尽孝心，居丧时竭尽哀痛，同时又合乎礼制。礼制的废弛已经很久了，丧礼尤其败坏。如今服丧的人，只有做官、婚嫁和听音乐这些事不做，不过是法律所禁止的罢了。至于丧服的等数、哭泣的节度、居住处所的区别、饮食的改变，竟都没有人知道这些是礼制。处于上位的人不以身作则率领下属，处于下位的人也不对上位者抱有希望，难道礼制就这样彻底废弃了吗？所以我认为周君有值得取法之处。周君名尧卿，字子俞，是道州永明人。

译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至太常博士，历任连州、衡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知高安、宁化二县，任饶州通判。尚未赴任，便在庆历五年六月初一日死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一岁。皇祐五年某月某日，葬于道州永明县的紫微冈。曾祖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追赠某官。母亲唐氏，封为某县太君。娶某氏，封为某县君。周君学问长于《毛诗》《郑诗》和《左氏春秋》。家境贫寒，不经营产业，却喜爱聚集书籍。任官所得俸禄虽然微薄，却常常分出俸禄周济宗族和朋友。有人怠慢自己，他一定厚礼相待，以使对方惭愧。他做官时，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政绩。有文集二十卷。周君有七个儿子：谕，任鼎州司理参军；诜，任湖州归安主簿；谘、讽、諲、说、谊，都还没有出仕。呜呼！孝并不是一家之中的行为而已，它可以推及侍奉君主而表现为忠，对宗族施行仁爱而彼此和睦，同朋友交往而守信。从一个乡里开始，推广到四海，刻在金石上，昭示后世并加以劝勉。考察周君所施行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记载，难道只是为了使他的子孙不至于衰败吗？《欧阳文粹》卷二十 以上是欧阳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欧阳公的文章以仁义为根本，并将其贯彻到政治事务中，大概正是为了辅翼六经、流传万世。即使只是片言只简，也应当保存而不删削；但我仍在其中有所取舍，岂不是诵读欧阳公的文章却不懂得它的宗旨，竟敢冒犯这种不当之举而不自疑吗？当初，天圣、明道年间，太祖、太宗、真宗以深厚的仁德恩泽涵养天下，大约七十年，百姓能够自行解决衣食，以享受生存、安送死亡；头发斑白的老人安坐嬉游，儿童幼小的孩子三五成群，一同在里巷之间鼓舞嬉戏。仁宗在上面恭敬自守、无为而治，太后在内宫主持政事，而执政大臣实际上能够参与裁决，安宁得与汉文帝、汉景帝太平时期没有区别。百姓中那些还记得五代动乱离散的人，到这时大概已经与世事相忘很久了。然而学士大夫的文章仍旧沿袭五代的卑陋风气，中间虽有一两个大儒兴起加以斥责，学者却不知道应当归向何处，因此当时的文章独独有愧于古代。天子感慨地颁下诏书，以古道整饬天下的学者，于是欧阳公的文章便成为一代人的师法。不久，科举中谋求俸禄利益的文章，除了两汉文章之外一概不称道，于是本朝文治达到了极盛。欧阳公在这个时候，唯独认为先王的法度没有完全施行于当今，这是最大的缺失；他策问学者时，言辞恳切周到，询问古今政事繁简、浅深的适宜之处，以及《周礼》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不可实行。然而当时的人习惯于百年来的治理，仿佛认为这些事无须过问，于是欧阳公的志向未能充分实现，荆国王文公便乘此机会掌握了局势。神宗皇帝正锐意追求三代的治理，荆公用霸者功利的学说，以三代的文辞加以修饰，整饬百官，确定职守，修治军队和民政，制定国家财政制度，兴办学校来培养天下人才；这些都是神宗皇帝圣明思虑所想到的，也曾试行过。不久察觉其中有管仲、晏婴都未曾倡言的内容，改变旧制的意图大概已显露在临终遗命中；但天下已经纷纷趋向功利，无法禁止，学者又习惯于当时所谓的经义，剖析割裂、牵强拼缀，文气日益卑下。欧阳公的文章虽然还在，天下却不再称道了。这就是子瞻深为悲痛、屡屡叹息的原因。元祐年间，才开始依照遗命办事，学者又知道诵读欧阳公的文章；不到十年，渐渐又恢复荆公的旧法，一直到宣政末年，五代的文风颓然盛行于世。然而其中的情形，哪里说得尽呢？两位圣主相继，又过了四十多年，天下的治理大体都已经兴举起来了，但科举文章仍然没有恢复到嘉祐年间的盛况。这不只是学者不能向上承接圣意，而且科举制度已经不同于祖宗的旧制，更何况还要上推到三代呢？因此，学者虽然私下诵读学习欧阳公的文章，却没有把它当作急务。所以我姑且选取其中通用于时文的篇章，拿来与朋友共同学习。由此而不停止，那么不仅会完全探究欧阳公的文章，三代、两汉的书籍也将自行求取，无法阻挡。先王的法度尚且还可以期待，更何况文章呢？那么我即使因此触犯这种不当之举，得罪世上的君子，也不推辞。虽然如此，欧阳公的文章雍容典雅、曲折宽平，反复申说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没有丝毫遗漏；它的意味常常比言辞和字面意义更加深长，使人读来和蔼可亲，足以使人领会祖宗成就太平之治的盛美，它对于世道人心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当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因为议论不合，党与便分裂了，而欧阳公实际上也参与其中。后来西部战事兴起，吕公首先推荐范公、富公、韩公三人，以平定天下的祸难。文正公写信自我责备，欣然与吕公同心协力，而富公独自始终挂念这件事。宰相之间彼此仇视，并不是国家的福分；内外相互配合而不互相阻挠，大概才是治国之道的根基。欧阳公和范公的心意，大概就是如此。在那个时候，即使范忠宣公对其中的关系还有疑惑，那么欧阳公用心于圣贤之学、成就祖宗太平之治的美业，其渊源也已经很久远了。韩愈曾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可亲。”所以我评论他的文章，推求他的内心，认为他存有至公之心，学问以先王为根本；希望读这部文集的人，能够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乾道癸巳九月初一日，陈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