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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水心集》，宋代叶适撰。《水心集》二十九卷，宋代叶适撰。叶适另有《习学记言》，已经著录。其文集的篇目，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赵希弁《读书附志》所载共有二十八卷，另有《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只有《书录解题》记载了这部《别集》，并且称为淮东本，没有《拾遗》，编排次序也不同。《别集》前九卷是制诰、进呈之文，后六卷名为《外稿》，都论说时事，末卷名为《后总》，专门论述买田养兵。《读书附志》只记载此集由门人赵汝譡作序刊刻，却没有详细说明体例。这一版本是明代正统年间处州推官黎谅编成的，卷首有他自作的说明，称自己年轻时读过叶适的《策场标准》，仰慕他的文章，后来到栝苍访求遗文八年，得到札子、奏议等八百多篇，于是搜集编次，合编为一集。这大概已经不是宋本的旧貌了，只有赵汝譡的原序还保存着。不过赵汝譡实际采用的是编年体例，黎谅没有深入考察，只凭自己的意思排列编纂，终于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次序。其中像《财掜论田计》等篇，多是论述时事的文章，应当就是《别集》中散佚的篇章，不在原来二十八卷的文集之内，黎谅也不能辨别。叶适的文章雄健丰赡，才气奔放，在南宋以后卓然成为一大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他所作的碑版文字，简洁质朴而厚重，尤其可以追踪比配前代作者。叶适曾经自称：譬如人家设宴招待客人，即使有时金银器皿照耀满座，也免不了是借来的；只有自家陈列的东西，即使只是粗瓷瓦罐、土杯瓦盏，也全是自家的物品。他构思文章就是这样，所以能够脱离常规，自行运转文思。韩愈所说的“文章必须出自自己”，他大概可以无愧于此了。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说，水心写《汪勃墓志》，其中有“辅佐执政，共同主持国事”的话。执政是秦桧同时代的人，汪勃的孙子汪纲不愿意这句话，请求改写，水心在回信中没有同意。适逢水心去世，赵蹈中正在刊刻文集，尚未完成，门人中有接受汪纲嘱托的人，竟然把“辅佐执政”四字删去了。现在考察集中《汪勃墓志》，已经改成“处在掌管纲纪的地位，共同主持国事”，那么子良所记载的事情确实可信。由此也可以大略看出叶适作文从不草率。《水心集》原序 能够汇集各种文章而自成一家之言，在唐代以前是不多见的。先生的作品，从壮年到老年，贯通今古，一天天进步、一个月一个样地超越自我；精神心思穷尽天地之理，伟大深刻的文章震动山海，像展翅高飞一般，仿佛登上明堂、进入清庙，穿着华美尊贵的礼服，奏起金声而玉声相应。他文章的光辉和变化，正如骊龙飞翔而祥云随行。盛大啊，他的文章！精纯啊，他所体现的道！大概周代典籍、孔门经书的深奥之处已经失传，左氏史册、司马氏史书的精妙也没有后继；诗歌到了韦应物、张籍，辞赋降到屈原、宋玉以后，华丽与质朴开始分开，正统与奇诡开始分途，道失去它的统绪已经很久了。世人于是把文章当作可以玩赏的东西，争相仰慕追逐，用力量驰骋，用技巧雕琢，用文采彰显，用才华铺陈，没有不把自己寄托于文章之中的，而道也就更加远离了。难道可以说，容易说的是道，难说的是文章吗？有人反过来说：“我也有自己的道，你的文章又有什么用呢？”孔子不是说过：“言辞没有文采，实行起来就不能传播长远”吗？六经难道不是万世流传的文章吗？以文辞为经线、以藻饰为纬线，是文人的文章；以事实为经线、以法度为纬线，是史家的文章；以义理为经线、以言辞为纬线，是圣贤哲人的文章。以圣贤哲人的道理为根本，再参照史书而写成的，就是先生的文章，这才是所谓的集大成。想要种植高大的树木，必须使它的根扎得深厚；想要蓄积巨大的湖泽，必须疏浚它的源头。文章就是湖泽和树木，学问就是它的根和源；学问与文章相互作用，永无穷尽，难道这果真只是笔墨上的事吗？这部集子起于淳熙壬寅年，经历了三朝。在四十多年中，时运的通塞、人物的聚散、政治教化的盛衰、谋划的安危，往往都在文章中有所表现，读它的人可以为之感慨。因此采用编年体，希望有所考察。从前欧阳公独擅长碑铭，他对于世道的消长进退，以及当时贤能的卿大夫的功业德行，还有闾巷山岩中质朴的儒者和隐居而未显名的人，都加以记述，作为史书的补助而流传，他的用意深远。这也是先生的志向。门人大梁赵汝譡作序。（我小时候，先父东皋处士把一册遗书题名为《策场标准集》交给我。我读了这部书，才知道这是宋代水心叶先生叶适所著。书中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意，显然流露在言语和意思之外。可惜前后多有亡佚、缺脱，以致有些地方无法阅读；我曾经仰慕而寻求他的全集，终究没有得到。等到我考中乡荐，被授予栝郡的官职，先生原是郡中龙泉县人，后来迁居温州瑞安。我曾因公事到县里访求遗本，却没有保存下来的。间或得到一两篇，或几十篇，经过八年，才得以搜集齐备。这些集子有的叫《文粹》，有的叫《叶学士文集》，有的叫《水心先生文集》，加上我小时候读的《标准集》，它们的总目录共有四种。只有《标准集》一部，十篇中亡失了七八篇。我利用公务之余，亲自把各集中所作的札子、奏状、奏议、记、序、诗、铭以及杂著中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章抄录下来，共得到八百多篇，汇编排列，分为二十九卷。他所著的经、传、子、史类文章，编为后集，总名为《水心文集》。将它刻印流传久远，与四方同道共同阅览。集中有些字义脱落，无法考证，我不敢擅自补写，暂且空缺，留待后来的君子订正。正统十三年戊辰年孟春望日，处州府推官章贡黎谅谨记。） 奏札、奏状、表、奏议、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记、序、墓志铭、行状、铭、青词、疏文、书信、奏启、祭文、杂著。《水心集》卷一，宋代叶适撰。奏札 上给孝宗皇帝的札子

译臣私下认为，今天作为臣子所应当为陛下提出的明确主张，只有一件大事罢了。二陵的仇恨还没有报，旧日疆土的一半还没有收复；这件大事，是天下共同的愤恨，也是臣子深重的责任。有的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人虽有进言却没有把话说尽，这些都不合臣子的道义。金国兼并强大而难以攻取，所以进言的人都说应当乘机；金国积累日久、坚固不可动摇，所以进言的人又说应当等待时机。考察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审慎确定谋划，懂得行动的先后，然后才会知道机会应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他们来乘取；时机应由我们创造，又何必等待他们的时机呢？如今做事轻率苟且，习惯听从卑下的议论，不再有振作奋发的真实意图，那么必然会认定一定要乘机、一定要待时，借此拖延岁月而耽误大事。况且金人早就知道不可能长期控制中原。尼堪建立伪楚、伪齐，达兰归还五路河南，现任酋长即位之初，又商议割让白沟以南来确定盟好，这说明他们原本并未打算越过河东、河北而占有其外的地方。颜亮虽然威胁天下，但北方起兵归附、前来归命的人本来就接连不断；我们的偏师虽然仓促作战而缺乏纪律，也能攻打陕虢、震动关辅，取得要郡并守住它。这样说来，金人所谓难以攻取，难道真的难以攻取吗？所谓不可动摇，难道真的不可动摇吗？这些姑且还可以不谈。如今真正需要忧虑的，正是我们自己有了所谓的困难，自己有了所谓的不可行。我们自己认为有困难，却不知道改变困难而顺应容易之处；自己认为有不可行之处，却不知道改变不可行而顺应可行之处。于是力量屈竭、士气衰尽，甘愿退缩伏首，常常希望讲和，把军队撤回防守，拱手奉送金帛，只求在东南暂时安稳。臣认为这是今天最大的祸患，是首先应当论述的事情。陛下感念家国之祸，刚开始继承帝位时，修整两淮，治理荆襄，抚慰安定蜀道，安置收容归正的人，建立忠毅、忠锐等军，训练民兵和弩手，修筑新城墙，制造器械，讲求马政，购买粮米、储备物资，到处积聚储藏。臣实在愚昧浅陋，私下推测陛下的志向和愿望广大深远，夜半叹息，难道只有一件事吗？然而二十六年来，始终没能奋发振作，明诏有所举动时，却被积累至今的所谓困难暗中阻挠，被积累至今的所谓不可行之处默默制约，事情就是这样。大概这些困难有四项，不可行之处有五项，请允许臣为陛下一一陈述。重视誓约，畏惧先行采取行动，用金帛诱使邻国，这是自景德以来立国的一贯规矩。这种规矩先被契丹破坏，后来又被女真重新形成，以至于多次渡海，并谋划夹攻，花费数百万去购买空虚的燕地，这又是宣和年间制定的方略。所以斡里雅布最初到来时，不过是责问我们收纳张觉、扰乱原有盟约罢了。尼堪再次到来，也不过是责问我们后悔割让三镇以及暗中结交伊都罢了。青城之辱，实在不忍再说，但他们也不过是认为应当按照誓书办事罢了。这三次事件，可以说是颠覆天常、神理不容的大罪。然而金人自以为他们有理、我们理亏，用兵有了名义，于是国家竟替他们包容污辱，安然承受奇耻大祸，放逐主张抵抗的大臣，下诏谢罪。建炎年间没有和议时，祈请求和从未断绝；绍兴年间既已议和，屈辱减损也不再计较。册封任命的文书竟下达到至尊之身，侍从陪隶之礼施加到宰辅身上。幸亏陛下的威灵远播，才得以使双方以对等身份往来。放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却扩大兼爱宽容的原则，自使敌人的势力变弱，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陛下如果还想加以回护，暗中等待对方出现破绽，那么愤怒没有公开表达，当然不足以激励受命出征的将士。如果流泪下令诛讨，显示决绝，而国信所保存的典章和旧例又都在，恐怕天下的大义仍不足以改变主管官员一向遵守的常规。这就是国是难以统一的第一点。既然国家认定的原则如此，士大夫的议论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所以他们不认为金人值得愤怒，反而责怪平定燕地是不当之举；不责备主张议和导致敌寇入侵的人，反而把守卫京城说成错误策略。放弃三镇，参与议论的人都认为正确；割让黄河以北土地，签署文书的人毫不怀疑。后来秦桧推行“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汤思退又跟着仿效，撤除防守、放弃土地、开门接纳敌人，几乎使国家在隆兴初年陷入危急。王之望、尹穑一致附和，又提出以务实压倒空谈、破除朋党、追求事功的说法，这种论调相承至今。何况防守已经撤除，土地已经放弃，和亲已经成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实际事务值得办理，还有什么功业值得追求呢？即使如此，这还只是小人的议论。至于提出奇谋秘计的人，不过说乘机待时；主张忠义决策的人，不过说亲自出征、迁都；深谋远虑的人，不过说巩固根本、实行自治。高谈阔论的人远远谈论性命之理，却认为功业可以忽略；精微议论的人妄自推求天意，却认为中外没有区别。小人的议论是那样，君子的议论又是这样。陛下如果想询问众人的谋略，流言便会像集市一样纷纷传播，彼此造成兴废；如果只凭自己的意志决断，又会考虑不周，事情难以轻率发动。这就是议论难以统一的第二点。女真相对于前代而言，并不是强劲的敌人。然而童贯在敌人刚到时就逃避军队，种师道在被围时轻视敌寇，李纲在太原失守，李回在黄河一带销声匿迹，黄潜善不知道向南迁移，杜充尚未交战便投降，赵鼎一味持重而始终没有定策。至于张浚经营谋划，多次导致溃败；这些人都是国家所托付、委以心腹重任的大臣。贤能与奸佞虽然不同，败坏事情难道有什么区别吗？陛下遍览过去的策略，在国家处于艰难鼎立之时，难道没有杰出才能、异乎常人的人可以成就功勋吗？如今环顾臣之前后，前后任用的人交替进退，真正了解这件事的根本、可以反复讨论的人是谁呢？怀抱这种志向、可以策励并寄予希望的人又是谁呢？把奔走钻营官场、登记履历当作门第资历，把核对文书、涂改朱墨当作精明干练；能捉拿一个奸民，便自许有智慧；能斩杀一个受黥刑的士卒，便马上自负有勇气。那些心怀私利、崇尚同党、诋毁伤害善类、暗中堵塞正道、图谋凭借力量占据要津的人，充斥朝廷内外。陛下若想依靠这些人，是要求跛行之人发挥骏马的脚力，当然无从谈起。若另出心意，破格收用人才，又会流于轻率欺骗，没有什么可以凭仗。这就是人才难以任用的第三点。国家的体制特别不同于前代，原本是由于唐末衰乱，藩镇擅自发号施令，到了五代，发展成士卒擅自决定废立的祸患，所以才收揽天下权力，把一铢一分以上的事务全都归于朝廷。

译皇帝独自承担控制和管理的劳苦，却不能享有富贵的安逸，所以内部治理柔和，没有狡猾强悍、图谋作乱的百姓，不需要动用一寸兵器，便可以安枕无事，这是它的优点。然而对外的防范网却疏漏，有骄横不臣服的国家；即使聚集重兵勇将，也没有一次取胜的功用，最终免不了屈意损威来求得和好，这是它的缺点。议论的人偏偏只喜欢安定，认为宁可有外患，也不可让内部发生变乱；考察这种功效，当然已经远远超过汉唐了。况且靖康之变中，没听说我国有一城一邑敢于违抗命令、坐视敌人长驱深入；大家屏息等待死亡，遭受屠杀的惨状，与五代有什么不同？这样看来，得失的计算难道还不明白吗？只知道鉴戒五代导致的乱局，却不思考靖康所遭受的祸患，所以李纲请求把河南分设为藩镇，范宗尹也曾经割分边地设置镇抚，结果都随即被废止搁置。陛下遵循守护旧有体制，却想驱使一代人去报君主之仇，那么形势相互违背，确实没有施展力量的地方。若顺应时势而有所增减，那么所要改变、所要动摇的，关系极其重大，岂能轻易谈论？这就是法度难以改变的第四点。即便如此，这四种困难还只是它们最精要的表面现象；考察实际情形，又有更加不可改变的地方。古代把百姓作为兵，不把兵当作百姓；根据事情的需要来养兵，不是养兵来等待事情发生。军队聚集就要求作战，不聚集就不敢作战。如今军人每天领取钱粮一百以上，家属小口都依靠官府供给，国家财力无法供应，军人却常常呈现饥寒之色，这是把兵当作百姓了；北方二十多年没有战事，军队始终不解甲，这是养兵来等待事情发生。养兵照旧，和亲也照旧，这是聚集军队却不敢作战。合营、屯驻、厢军、禁军，现有士卒达到六十万；众多校尉和贵重将领，俸禄供给没有限度，外部使州县空虚，内部使朝廷困乏，大概正是军队因为人数太多而终于变弱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一点。从前固然有因财力不足而造成的忧患，却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惶惶急切、无节制地搜取钱财的情况。自从漕司造船、督府犒军以后，酒价涨到十倍；和买折帛法推行后，百姓承担两种赋税；免役钱开始征收后，役法败坏；盐袋钱增加后，盐政走到了尽头；子勘合、免丁钱、牙契钱，没有一项不增加钱额，州县之间也更加苛细琐碎。总的说来，经总制钱是州的祸害，按月催办板帐是县的祸害，而西蜀的折估、青草、水脚、对减、激赏、隔槽等名目，造成的痛苦又特别严重。天下每年收入官府的钱有八千万缗，但支出费用常常不足，大概正是财物因为征取太多而终于变得匮乏了。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二点。讨伐仇敌、修立大事，使事情不违误平日的计划，这是君主和宰相的职责；整顿纲纪、振兴小治，使事务不失时机，这是百官和各有司的职责。从来没有把百官各有司的职责交给吏胥却能治理好的。如今从检正都司、六部所属各官，一直到寺、监，都是纲纪事务所在之处。事务交到属吏手中，任用与否无法辨别，贿赂公然流行，关说请托彼此交易，百姓的冤屈得不到伸张，事务拖延而不能决断；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大概是因为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胥，才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三点。以官员听从吏胥，意味着疲弱软怯，是人情所要避讳的，然而却不能避免。为什么呢？国家以法为根本，以成例为要务；官员即使地位尊贵，人即使贤能，但不是依法就不能决断，不依成例就不能施行。突然问起某事，不如吏胥熟悉；暂时任职，不如吏胥任职长久；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不如吏胥知道得全面。所以不得不把事务交给吏胥。官员一旦把事务交给吏胥，那么朝廷的纲纪事务就在吏胥手中，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如果把人放在法律之前，先考虑任用什么人，那么人才能得到任用；如果把法律放在人之前，先考虑依照什么法，那么人就会被废弃。不任用人而只任用法律，官员就会失职，吏胥就会得势。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四点。法律虽然被施行了，人虽然被废弃了，但是人才的等级品评，谁适合担任某种官职，谁不适合担任某种官职，谁适合做小官，谁适合做大官，他是否真正可以任用的实际情况仍然存在。如今任职时把人看成可以废弃的对象，选择官员时却把官职作为诱饵；学习科举之业，挂靠恩荫名籍，计算资级而录取，沿着旧途径而升迁，竟然没有什么人不能做。哪里还有什么贤能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呢？廉耻一天天减少，名声和实际一天天丧失，风俗大大败坏而不可挽救，大概正是因为不任用人而只任用法律，最终发展到不用贤能而只用资格。这是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的第五点。这就是说，不仅前面四项是表面上最精要、最难改变的困难，后面五项才是事实中尤其不可改变的困难。国是难以改变，议论难以改变，人才难以改变，法度难以改变；再加上军队多却弱、不可改变，财物多却匮乏、不可改变，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胥、不可改变，不任用人而任用法律、不可改变，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改变。因此，用功名来期待他们，他们的志气反而更加懈怠；用气节来激励他们，风俗反而更加苟且。身居高位的人不能登进勇爵，儒生有时反而以受到轻视为羞愧；亲信之臣不能充分承接皇帝的密旨，外朝的人有时反而因受到疏远而疑惑。公卿大夫私下彼此告知，都认为按照今天的形势，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好姑且穿好衣服、吃好饭，保全自己、养育子女，就这样满足了。难道这不是今天实际祸患深重、残害那件大事的情形吗？因袭旧习、互相牵制，已经不是一时的事了；其中的利害应当讲明，虚实应当辨明，是非应当裁断，废置应当决定。如果不讲明、不辨清、不裁断、不决定，即使陛下的志向想有所作为，又能依靠什么独自实行呢？一世的人都被捆住手脚，堵塞耳目，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本性，哪里还知道君主的仇恨应当报复，能够为陛下竭尽死力呢？所以臣说：二十六年来，始终不能奋发振作，明诏有所举动时，是积累至今所谓的困难暗中阻挠了它；积累至今所谓的不可行之处默默制约了它。这样看来，那些困难难道真的困难吗？那些不可行之处难道真的不可行吗？自古以来，有些君主虽然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却不能控制天下有利的形势，最终一事无成。陛下却不是这样。凭陛下的圣明、威武、勤勉和明察，广泛学习、远大见识、卓绝的认识和独到的睿智，汉宣帝、光武帝，唐太宗都比不上。

译讲明利害，辨明虚实，裁断是非，决定废置，都在于陛下的作为。大的议论一旦确立，国是难以改变的问题首先就改变了。陛下的国是改变，士大夫议论难以改变的问题也就改变了。对在朝中的群臣，召来询问；对在外任职的群臣，也举荐而询问；亲自任用能够承担这件事的人，斥退疏远不能承担这件事的人，那么人才难以改变的问题也就改变了。改变国是，改变议论，改变人才，正是用来举成大事的。至于应当顺应时势而增减的，只是某些具体事务，并不是轻率妄为地随意更改。这样，法度难以改变的问题也会改变。四种困难一旦改变，军队因为多而弱，就可以让它减少以后变强；财物因为多而匮乏，就可以让它减少以后充裕。然后使官员与吏胥彼此制约，而不是受吏胥制约；使人事与法律相互参照，而不是受法律役使；使贤能与资历同时发挥作用，而不是屈从于资历，这样所有不可改变的祸患都可以改变了。一年之内必定改变，三年之内必定建立成效，五年之内必定成功。二陵的仇恨，一定能够报复；旧日疆土的一半，一定能够收复。不会超过这个期限。因此臣认为，机会应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待金人来乘取；时机应由我们创造，又何必等待金人的时机呢？如果搁置不论，因循而不改变，那么我们所谓的困难就真的成为困难了。金国哪里还会再有容易攻取的机会？我们所谓的不可行就真的不可行了。金国哪里还会再有可以改变的时机？亶被废黜、完颜亮殒命、斡鲁叛乱，这些都是他们的机会。我们能乘取什么呢？那是他们的时机，我们又等待什么呢？所以臣认为，轻率苟且、习惯听从卑下的议论，正是拖延岁月而耽误大事。臣白天诵读，夜里思考，审慎观察天意，考察人心，已经十五年了。今天才得以面对陛下的清明之光，发表这些开端性的议论，请陛下加以听取。希望陛下反复诘问、辩难，以探究事情的始末；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地祖宗之灵对陛下的期望。上给光宗皇帝的札子

译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开始登临帝位，思虑深远，还不到十天，就立即下诏让内外群臣各自把意见分条上奏，实在是一位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在开始阶段首先考虑根本要务的做法。臣不敢泛泛罗列奏陈，苟且应付旧例，只希望陛下稍微留心听取。臣听说，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必定能够首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根本意图。能够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知道弊病所在，深入剔除根基上的问题，不害怕改变做法，那么国家即使已经衰败也能复兴，接近失败也能重新成功，最终一定会实现愿望才停止。如果不能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只是因循姑息，随从眼前的苟且，却寄希望于将来的远大目标，措施错杂并用，精神不能相应，文理彼此矛盾，时间久了也没有成效，心志懈怠疏忽，那么国家即使已经兴盛、已经治理好了，衰乱也会从中产生，更何况还想求得兴盛和治理呢？所谓应当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在微弱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怎样变得强大；在分裂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怎样混一兼并；在蒙受仇恨耻辱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报仇雪耻；在弊病败坏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振作兴起；在中原全盛的时候，就必须考虑维持和守成；在四方宾服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兼爱众人、休养生息。先观察时代所应当崇尚的事情，再选择应当采取的方法，不能错乱施行、杂然并用。尧、舜和三代没有不是这样的。秦、汉以来可以称道的君主，以及本朝艺祖、太宗，圣人接连兴起，积累勤劳，奋发勇智，功业隆盛而广大，给后世留下丰厚的福泽，什么时候有过迷失时势而误用方法的呢？陛下拿臣的话来观察今天的时势，那么今天究竟应当崇尚什么，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方法呢？难道认为现在国势微弱就应当谋求强大，国家分裂就应当谋求混一兼并，蒙受仇耻就应当谋求报复，弊坏不振就应当谋求振兴吗？还是认为如今中原全盛就应当维持守成，四方宾服就应当兼爱休息呢？难道正处在微弱、分裂、仇耻、弊坏的时候，却只按照中原全盛、四方宾服的形势来处置，采用维持守成、兼爱休息的方法，却希望侥幸取得强大、混并、报复、振兴的功业吗？治理之道的征兆微妙而难以察知，臣虽然极其愚钝，私下议论今天的事情，恐怕是沿用过去时代的办法来应对后来的形势，采用后来的方法却想求得过去时代的功业。补药和泻药混杂使用，不能治好疾病；禾苗和杂草混杂播种，最终不会有丰收。这就是所谓治理国家的意图应当首先明确的道理。如果确实先明确了这个意图，那么国家应当坚持的原则就可以斟酌确定，议论的趋向就可以审慎详尽地裁定，考察功劳、责求成效就可以按年月来等待。臣冒死希望谈论今天六项尚未完善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造成的。什么叫六项尚未完善的事情？就是今天的国势没有完善，今天的士人没有完善，今天的百姓没有完善，今天的军队没有完善，今天的财用没有完善，今天的纲纪法度没有完善。什么叫今天的国势没有完善？请就汉、唐的兴衰来考察宣和、靖康年间事情的始末。汉朝处于中衰时期，被王莽篡夺，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刘氏。然而当时人心还没有崩溃，所以光武帝凭宗室的疏远支属，竟能与讨饭的饥民聚集谋划、协力作战，最终诛灭王莽，使汉朝基业全部恢复二百年。唐朝自天宝以后，大乱接连发生，盗贼窃取名号、跨据藩镇的人接踵而起，又加上世代都有内部祸患，日渐衰弱削损，但也因为人心还没有崩溃，所以仍能专门主持号令，完全羁縻其土地疆域一百五十年，没有流离迁徙而无法恢复，也没有使中原终于变成草莽之地。国家宣和、靖康年间的变乱，虽然说是小人挑起事端，竭力夺取幽燕，贪求功劳而不能安定，激成了祸乱；然而三镇即使被割让，当地百姓也从未愿意投降；京城即使陷落，天下也从未发生变乱；金人虽然凭借威势扶立张邦昌、刘豫，但奸雄没有一个崛起并与我抗衡。建炎年间皇帝巡行，远至温台；护卫隆佑太后分别前往洪州、赣州、川陕，各自设置防御，三方彼此阻隔、互不知晓，但臣民奔走拥护爱戴，一如平日。等到刘豫再次侵犯江淮，乌珠又夺取河南，形势震动而逼迫危急，金人自以为凭借突进冲击的势头无人敢于抗衡；然而将士奉命作战，首尾夹击，激烈交战，刘豫因而退却，乌珠大败，最终只好甘心求和。从宣和末年至绍兴十年以后，前后总共二十年间，中原实际上没有溃败叛乱的形势。然而最终还是免不了停止用兵、增加岁币，分裂南北，以和议对待仇寇。大的方面没有东汉收复天下的功勋，小的方面也没有晚唐羁縻统治的政绩，为什么呢？这正是臣深深怀疑当时在国家微弱、分裂、蒙受仇耻、弊坏不振之时，没有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却错误地采用维持守成、兼爱休息的办法，彼此像榫头和卯眼不合，矛盾相互冲突，害怕敌人却反而使其安定，帮助成就了敌人的锋势，以至于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此后将近二十年，颜亮凶暴狂妄，离开自己的巢穴，跳跃突进发动一战，鼓声震动之处，常州、润州的房屋瓦片几乎都不得安宁。当时我们正过分防备忧虑，哪里敢说他是真的来送死呢？然而群臣反而与之相反，各地华夏百姓纷纷反叛金人，颜亮最终身首异处；于是中原各地响应会合，几乎达到百万人，而我们依靠的是一向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声势不能相接，也仍然能够所向建功。这说明中原虽然名义上属于金人，实际上却从未对我崩溃叛离，至今仍然如此。此后以来，停止作战、让百姓休息，吝惜金帛而不敢珍惜中原，又将近三十年了。岁月虽然已经久远，长者老人虽然已经死亡，号令虽然已经断绝，然而臣揣度天理，验证人心，观察事势，认为那些虽名义上属于金人、实际上却从未对我崩溃叛离的人心，仍然存在。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在这个问题上斟酌确定国是呢？况且国势微弱就必须谋求强大，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就是这样。国家分裂就必须谋求混一兼并，秦、晋、隋奋力争夺，艺祖、太宗所向无敌，就是这样。蒙受仇耻就必须谋求报复，夏少康、越王勾践、汉武帝、唐太宗，就是这样。弊坏衰败就必须谋求振兴，秦孝公、周世宗，就是这样。难道过去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斟酌确定国是，如今却不能吗？如果说事情已经如此，我一个人又能怎么办？又说上天不悔改降下的灾祸，我难道敢违逆上天吗？事情没有建立，就说要乘取它的机会，却不知道行动的人才有机会，不行动的人就没有机会。

译即使它有机会，和没有机会又有什么不同？功业没有完成，就说要等待它的时机，却不知道有所作为的人才有时机，不作为的人就没有时机。即使它有时机，和没有时机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看来，采用后来的方法，却想求得先前的功业，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仍没有明确，今天的国势也最终仍没有改善，因而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什么叫今天的士人没有完善？自古以来，国家哪里有不把任用贤能当作急务的呢？然而凭主观意志办事、让人胜过法律，正是今天所忌讳的。因此事情的曲折经过，没有不推托给法律成例、照着旧习办理的；这是吏胥所擅长的，士大夫却以此为羞愧。幸好时局没有事变，只要迎来送往、唯唯诺诺，就可以称为称职，于是贤能之人便终于没有用处了。正因为没有用处，所以如今修饰品行、守持廉隅的人，反而因行为突出而受到排斥；钻研经学的人，反而因有学问而被非难；志向高卓不凡的人，反而因有才能而遭嫉妒；品行和学识广博通达的人，反而因有名声而被忌恨。这难道是世人厌恶贤能吗？贤能无用，是形势造成的。即使有人被禁锢于朋党，被埋没在卑微地位，被困老于山林岩穴，又有什么不能任用的呢？然而臣私下感到奇怪的是，人才的主张已经对世道没有作用，文人的风流气概一天天坠落丧失，士人的风俗一天天颓败，官员没有一向的声望，人物没有确定的品级，各路没有平时能够镇守的将帅，群僚没有足以充任事务的人员，人人都犹豫叹息，却又把财用不足当作忧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既然认为他们没有用处，就可以压制阻遏；又认为他们有用处，就不可以磨灭吗？既然认为他们有用处，却不求取他们的实际才能并加以收用；认为他们没有用处，却不思考其中的弊端并加以挽救，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才使今天的士人没有完善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把这一点明确下来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没有明确，那么今天的士人也最终不会完善，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谈的了。什么叫今天的百姓没有完善？三代养育百姓的情况，臣还不敢谈。至于汉朝文帝、景帝时期，公家和私人都有余财；到了武帝时期，财力就萧然耗尽了。江左元嘉年间的政治，其盛衰情形也是这样。大概百姓的富裕和贫困，完全取决于用兵多少。自绍兴中期到乾道、淳熙，快五十年了，其中只有一两年用兵，也可以说很少了。百姓应当富裕，州县应当宽裕，本该和文帝、景帝时相比，可如今为什么百姓的力量最困穷，州县最困顿呢？试着就士大夫询问：‘今天天下的县，某县可以治理吗？某县不可以治理吗？’回答说不可以治理的，十个县中有八九个。再试着就士大夫询问：‘今天天下的州，某州可以治理吗？某州不可以治理吗？’ 回答说不可以治理的，十个州中有六七个。再问它们为什么不能治理，回答说：‘月桩钱、板帐钱罢了，经总制钱上供罢了，归正人和官兵的俸料罢了。’又问百姓力量为什么穷困，回答说：‘役法罢了，和买罢了，折帛罢了，和买之后又折帛罢了。’这样说来，国家实际停止用兵，超过文帝、景帝时期；但天下承受用兵的祸害，却超过汉武帝时期，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才使今天的百姓没有完善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没有明确，那么今天的百姓也最终不会完善，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谈的了。什么叫今天的军队没有完善？古人的军队认为长期驻守是笨拙的，集中屯驻是祸患，不敢把军队与百姓区别开来而单独供养；即使单独供养，人数也不多。一旦发生事情，就以豆、桑葚之类充作食物，选拔简练百姓，即使人数少，也没有不取胜的，因为是用严厉的训练使他们如此。如今单独供养的军队，有将兵、禁兵、厢兵，世世代代坐享粮食，总数合计起来，这就不少了。古人的军队，只是担忧不能达到这个数目罢了；若有这样的兵力，本来足以横行天下。又有特别供养的大规模军队，即御前军，屯驻在四处，铸造兵器、购买马匹，截留拨用漕运纲粮，资财力量都耗尽了。然而上下都犹豫不决，全都说：‘军队不能不供养。’向仇敌屈意求和，坚守盟誓，每年派遣使者，珍宝货物都耗空了。然而朝廷内外又都惊惧戒备，全都说：‘军队不能使用。’却不知道既然军队不能不供养，为什么反而不能使用呢？统帅、副统帅不是合适的人，削减侵夺军粮赏赐，士卒贫困饥饿，怨恨叹息流传开来；议论的人又认为，即使把军队使用起来，也终究不能使他们拼死效命。这又不知道既然不能使用，却只是白白供养他们，那么白白供养军队为什么反而成为拖累呢？这样看来，过去的人能够训练军队，即使兵少也必定取胜；今天却因军队而自我拖累，兵越多反而越弱，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臣深深怀疑治理国家的意图没有明确，才使今天的军队没有完善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先明确这一点呢？如果治理国家的意图最终没有明确，那么今天的军队也最终不会完善，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谈的了。什么叫今天的财用没有完善？所谓良好的财用，难道不就是粮食、谷物、布帛取自百姓力量所能承担的范围吗？等到王制逐渐废坏，才运输鱼盐、专卖酒和茶来补助用度；但最终也没有把所有利益都搜尽，也没有把下民没有的金钱全部强行征取。即使财用有所不足，也不至于完全不够，大概还没有达到一切任意施行、毫不顾忌的地步。如今茶盐的净利、酒税和专卖收入，为什么这样浩大呢？即使在汉、唐极盛之时，把天下所有的输纳都算在内，也从未能抵得上今天三项专卖场务的数额。还有更为浩大的，是经总制钱，强行创立名目，分别隶属征收；和买、白着、折帛、折变，又加倍征取，层层增加收入，这是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收入既然如此，支出也同样如此，大概常常仓促之间接续不上，彼此相视而无计可施，于是印造两界会子，作为权宜之计，而掌管这件事已经有些年了。不知道征取钱财已经如此之多，为什么到了年终仍然纷扰不安，反而担心不足呢？如今天下幸而想暂时安定于无事，却只是因为这些钱财而成为祸患。假如再有战事，那种一切不顾地征取财物的做法，岂不是还要成倍出现吗？从前不敢把财物全部征尽，虽然少却还够用；如今不顾一切地征取，虽然多却仍然匮乏，为什么呢？这就是臣深深怀疑治国的意图尚未明确，因而使今日的财用没有治理好。陛下何不先把它明确下来呢？如果治国的意图始终不明，那么今日的财用也终究不能治理好，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什么叫今天的纲纪法度没有治理好？从前建立国家的人，知道威权不能由一人独自专擅，所以一定有所分掌控制；

译知道权力不能全部施用，所以一定有所放开。三代以前，天下如星罗棋布，全部分封给诸侯，天子自己所占的不过千里而已，这不是后世所能做到的。然而仍然牢固地树立四方屏障，倚靠它们来防御；封守高大的险要，显示地势形势。至于彼此对立、鼎足而峙，争夺强弱胜负时，就一定要提高委任的权力，增加分划的范围。难道没有外重而滋生奸乱、跋扈而招致寇患的忧虑吗？历代相承，没有谁改变过它，大概不是不想使权力集中严密，而是也不能不使它有所疏分。既然如此，却把权力全部收回，统一总揽天下事务，把天下之大看得如同一家之小，哪里有像本朝这样严密的呢？唉！靖康之祸，为什么金人一来作乱，国家就拱手相让呢？小臣们甘愿受死，而州郡却迎接投降吗？边关不能抵御，而汴都被摧毁吗？到今天还没有醒悟。难道是偏爱那些凡事都禀承我的臣子，认为这对国家有利，却忘了敌人凡事都禁止、压制我，才是对国家有害吗？难道是只知道专权而不知道分权，只知道严密而不知道疏放，只知道控制而不知道放开吗？这就是臣深深怀疑治国的意图尚未明确，因而使今日的纲纪法度没有治理好。陛下何不先把它明确下来呢？如果治国的意图始终不明，那么今天的纲纪法度也终究不能治理好，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臣恭敬地承受明诏，想到军国大事的利害，却不能完全了解；百姓的安乐与忧苦，也没有办法自行上达。法令有的可能不适合民俗，政事有的可能不合时宜。臣本来认为，没有什么比这六件事更大的了。然而首先应当明确治国的意图而已。若不先明确治国的意图，使这六件事在根本上受伤、在末节上败坏，就会心腹蛀蚀而枝叶披散，支离破碎、涣散不整，臣的议论也就再没有可以施用的地方了。如果确实先明确治国的意图，那么臣今天所议论的也只是它的具体条目。源流漫长，变化万端，不同时考察古今就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不同时了解难易就不能通晓它的变化，不独自领悟良策就不能掌握决断，不预先看到成效就不能持久地等待。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姑且留下来听一听吧。如果确实想先明确治国的意图，那么本来就应当审视今天的时势。陛下认为今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果真是微弱吗？那么意图本来就在于使它强大。果真是分裂吗？那么意图本来就在于使它统一。果真是仇恨耻辱吗？那么意图本来就在于报仇雪耻。果真是弊病衰坏吗？那么意图本来就在于振兴。只在于陛下审慎观察、反复考察罢了。既然如此，如果说今天是中国全盛、四方宾服，臣恐怕只是借用了这个名义，实际并非如此。如果说治国的意图应当只是维持保守、兼爱百姓、让他们休养生息，臣恐怕这种说法只是形似而实质错误。这只在于陛下果断改弦更张罢了。臣恭敬地看见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明威武，刚健有为，勤劳恭俭，整顿激励群臣，改变社会风俗。宏大的志向尚未实现，却亲自把舜、禹那样的美德授予陛下；《二典》所记载的帝王，若以帝王初年相比，哪里能超过他呢？陛下严肃恭敬、戒慎畏惧，足以承受先帝的托付；仁慈宽厚，足以慰藉回应天下的期待；虚心无私，足以容纳接受正直的意见；广泛阅览、兼听各方，足以洞察蒙蔽欺诈；极其公正而少有欲望，足以杜绝侥幸；能够长久驾驭、远方控制，足以在这里招揽英才；再先明确治国的意图，又有什么困难呢？譬如行走天下，只在于问清渡口罢了。臣冒犯天颜，实在无比恐惧。上给宁宗皇帝的札子〔嘉泰三年〕 臣听说要占验国家盛衰的征兆，一定要以人才的聚合或离散作为验证。从前周文王、周武王亲自招致众多贤士，使他们出仕任用，顺应上天的命令，因此国运最为长久。召康公跟随成王赋《卷阿》诗，谈到求取贤才、任用吉士；它所寄托的兴盛意义深远，它的旨意丰厚而长久，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含有劝戒。诗中说：‘蔼蔼然，君王有许多吉士，只有君子才任用他们，使他们喜爱天子。’又说：‘蔼蔼然，君王有许多吉人，只有君子才任命他们，使他们得到百姓的爱戴。’对上使天子喜爱，对下使百姓喜爱，不把抗拒冒犯当作才能，而把顺从和悦看作所得，这其中难道有谄媚曲从的意思吗？他们忠信诚实，尽公忘私，只把国家的安危忧乐作为自己的忧乐，不拿个人的是非去计较胜负，所以能在上受到君主信任，在下受到百姓爱戴。大概人才聚合一致、和平极盛的政治，效果就是这样，不是末世所能比的。过去陛下刚继承大统时，臣身在百官之列，偶然应召进见，便情不自禁，曾经申述发挥《卷阿》的意义，献给陛下。上天启发陛下圣明，德意日益开阔，志虑日日更新，消除党争偏私，秉持中正之道，人才或许可以重新聚合，和平也可以逐步实现。臣疾病缠身、身体衰残，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感慨叹息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臣听说治国以和为本体，处理事务以公平为最高境界。和就像厨师调味，主在养护口腹，而不让酸、咸、甜、苦彼此争胜；如果仍然有酸咸甘苦的争执，就不叫和。平就像工匠制造器物，主在便利使用，而不受痕迹、节目的拖累；如果仍然把痕迹、节目当作负累，就不叫平。所以善于调味的人，一定使各种味道不各自固守自己的味道；善于制器的人，一定能消除众人的不平，使大家都发挥公平的作用。做臣子的谁能没有私心，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使他们忘掉自己。仁宗初年，曾经有党争议论；到至和、嘉祐年间，从前被废弃的人都重新洗刷罪名而起用，不分彼此，不隔新旧，人才重新聚合，于是成为本朝的盛世。臣久病而日渐衰弱，已经断绝了追求荣显的希望，区区愚见，只希望做臣子的忘掉自己，把国家大事铭刻于心，追念过去谋求报答，今后像子女侍奉父亲一样，没有懈怠竭尽；对于职任所系，竭尽智力、贡献力量；对于名分和职守的严格要求，极尽忠诚恭敬，不偏私自身而自我迁就，而是与公家彼此以国家利益为先后。这样，下属就会懂得和平的真实意义，君上也会享有和平的实际福泽；远则追法周文王、周武王，近则取法仁宗，就可以无愧于《卷阿》诗的赞美。陛下或许会采纳臣言。札子二

译臣病苦之余，近日承蒙圣恩垂怜，调任转运湖外，任守泉南，今天又特别蒙受召回。入朝奏事之初，有两件职掌之事，不敢不陈述愚见。臣采纳湖南士民的议论，认为二十年来，年成即使丰熟，稍有歉收便不能支撑；土地所产以米最为丰富，而中等人家却没有储粮。臣曾经仔细考察其中的缘故。江湖相连，没有一处不通，一条船出了门，万里之内任意往来，没有阻碍。百姓每年除种粮自食之外，余米全都用来贸易。大商人聚集小户所有的粮食，小船也依附大船一起经营，辗转贩卖粮食以求厚利，父子相承，把老死于风波当作平常习俗。他们不能承受小小歉收而没有余粮储蓄，是形势使然。所以每逢稍有歉收，乡里不能互相接济，只能仰赖州县赈济。城市百姓在新粮未熟、旧粮将尽之时，十家中有九家要依靠常平仓的粮食。这件事各部门都应当承担责任，而漕司是一路调剂有无的地方，责任尤其重大。然而湖南漕司每年计划收入很少，比江西才有十分之三四，比湖北才有十分之五六，甚至不足以支撑本司一年的经常费用。过去因聚集大军，钱数很多，总司征取不尽，可以相互通借，所以自己没有察觉，反而冒称富厚。自从大军钱屡次削减旧额，总司按照簿籍全部征取，日积月累，终于导致底子亏空。如今漕司空空匮乏已经五六年了，除了凑足交纳的数目之外，每逢新旧交替，使者和属官聚集商议，拍手无计，连接送费用都无法筹办。臣近来向各郡征取钱粮以应付小歉，虽然事先讲求救荒政事，最终还是不能有所捐助借贷，作为各司的倡导。去年祁阳蒋圏借粮作乱，守令一时惊慌，造成震动，幸而将他擒获；想拿出少量米粮来供养他的力量也办不到，最后只好默默停止。臣认为一司的财力物力已经困乏到这种地步，平时尚且不足以自我维持，万一遇到水旱急难，就会辜负任职使命，关系重大。臣每每想到，漕司从所属郡县所得的财赋，长期失去固定规制，不能再照旧征取；本司应当自行选择其中的财源，不能与州县百姓相抵触，制定有规可据、可以斟酌施行的办法，逐步经营，希望稍微有所作为。万一遇到水旱急难，这就是百姓可以指望的地方，确实是一路的紧急政务，不能忽视。臣近来虽已熟思此事，却不敢上奏，因为创始本来就困难，而臣正在病中昏惫，不能胜任。如今若有通达练习、敏捷明达的人，授予他臣的意图，让他研究办理，准许他自行施行，不使留下祸害，足以作为一路的预备，也可以减轻九重之内的顾虑，岂不是非常幸甚。札子三 臣深切认为，泉南一向有‘乐郡’的名声，与其他州不同。大概因为上供都依照太平常赋，额外征取很少；起运缴纳以产钱确定数额，横费不多；官吏畏惧法令，百姓不轻易出钱，因而百姓爱戴官吏，官吏也体恤百姓。历来遗留下来的教化常常显示出宽免，不知道催逼，所以郡中收入仅仅够用而没有余裕。近来因为更换变动频繁，按通常估计到年终应当亏欠四万余缗。臣将要离任，想尽各种办法补足原来交纳的数额，极其费力。如果再日积月累，臣私下恐怕所欠会更加严重。过去已经放免的，不免又重新征取；一切政令一旦实行，官吏和百姓彼此怨恨，‘乐郡’的名声从此就再也得不到了。臣仔细考察，发现本州应当取得的财赋中，有两项历年沿袭而没有整理核定：第一，南外宗子等所请受的钱，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转运司和本州各应负担一半。如今按照嘉泰二年计算支出一十三万余贯，而转运司自淳熙十五年起只应负担四万八千余贯，又增加拨给漳州有名无实的数目；实际上每年只取二万一千余贯而已。米价钱方面，转运司应当拨给一万五千贯，近年却只负担一半。三项截至目前合计，本州亏少钱四十二万二千余贯。第二，本州历年代替宣信、建昌、邵武四郡发纳上供银一万五千六百余两，而四州军却应当负担本州的衣、绢、紬等物。自从减半以后，合计五千五百余匹，绵七千余两。只有信州取足，但所给疏劣不堪使用；其余三州军每年合计亏少三千二百余匹，积欠紬价达到五十九万八千余贯。臣认为，这两件事对于一个郡来说绝不是小事。况且转运司把本应负担的钱交给本州，让本州自行补贴，因而困乏民力，这个道理怎么能说稳妥便利呢？何况三州军士的上供银由本州每年分两次起发送出，不敢拖欠一分一厘，而三州军却坐视不还，使本州自行筹划衣绵，分发给官兵，这在道义上说得通吗？大概转运司对于本州是所属官吏，虽然本州常常申诉，却不敢强行索取；三州军彼此只是各列一郡，互不统属管辖，于是坐视积欠，终于达到一百多万缗，本来就会如此。若不是守臣分析利害，传达给圣上听闻，而陛下怜悯泉南百姓，亲自主持，特别发布圣训，这些弊病就没有途径革除。恳请陛下颁下睿旨，转运司必须按照原先颁下的指挥，今后每年负担本州宗子米价等钱的一半，并且按实际价格支给，不得拿有名无实的项目充数。至于造成三州军上供银以及本州衣、绢亏欠折损的部分，今后都命令各自筹措办理。过去所有的积欠，则一概全部豁免。这样，本州每年实际上可以节省三万余缗。守臣再加以节俭，用来补足不足，希望已经放免的不会重新征取。一切政令也不会立即强行实行，‘乐郡’的名声可以保全，从而仰合陛下加惠泉南百姓的本意。上给宁宗皇帝的札子〔开禧二年〕

译臣听说，甘于软弱而侥幸求安的就会衰败，改变软弱而趋向强盛的就会兴起。如今陛下命令大臣，先作预先筹划，思考报雪长期积累的耻辱，谋求恢复祖宗基业，大概是想改变软弱而趋向强盛。臣平素就有这样的志愿，半夜想到此事便感奋激发，切实认为一定要先审察清楚今天强弱的形势，确定议论；议论确定后再修实行之政、施行实际的德政。这样，软弱果真可以变成强盛，并不困难。臣将广泛陈述极尽的议论，只是事情范围广大、言语篇幅很长，实在担心长久占用圣上的听闻。臣常常想到，契丹是历代相传的大国，女真却凭几千人持棒作战，而天祚帝每战必败，终于灭亡。论形势来说，在当时我疑心契丹似乎可以分担战争功劳，最终却一次也不能取胜；到了卢沟之战，历代积累的军队和实力全都覆灭，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何况西兵是我方的精锐，方腊突然反叛，声势震动汴都，各将领率领偏师出战，把方腊擒获，余党也没有留下。渡江以后，艰难地护卫京师，诛除盗贼，大体都是西兵、西将的余部。契丹凭燕、辽全盛的力量，却灭亡于女真突然兴起的军队；我凭关陕骁勇强悍的军队，却败给契丹将尽之时的将领。那么，宣和年间强弱的形势，就可以看清了。从此以后，京城陷落，中原失守，维扬成为渡江之地，会稽成为航海之地，十年之间，再没有能够与女真抗衡的人。后来金人和逆臣刘豫不断逼迫我们，逼得我们奋起应战，于是我们开始在大仪取胜，又在李家湾取胜，又在顺昌、柘皋取胜，金人才开始同我们议和。颜亮凶暴狂妄而自取灭亡，我们才开始能够以敌国的身份自立。金国是败亡之后才议和，虽然议和却仍不失为强国；我们是长期应战之后才取胜，虽然取胜却仍不敢充分发挥力量。这样，绍兴、隆兴年间强弱的形势，也可以验证了。如今想改变软弱而趋向强盛，把被迫之后才被动应战的军队，转变为主动兴兵问罪的行动；振作东南苟且求安的气势，摧折女真一向锐利的锋芒，这是极其重大而重要的事情。确实应当深思谋划，确实应当慎重考虑，应当反复筹划百次也不畏惧，不应一次退却便收兵不前。所以一定要准备完善之后再行动，守备确定之后再交战。如今有人说金人已经衰弱，有天灾，有外患，便因畏惧而采用轻率勇进的计策，使用粗疏武断、径直推进的办法，姑且先挑起争端，不顾后来的艰难，想做宣和年间不能做的事，想做绍兴、隆兴年间不敢做的事，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臣希望陛下先确定自己的议论，议论确定后再修实行之政、施行实际的德政，把软弱变为强盛，确实没有困难，关键只在于如何施行安排。谨候陛下裁决。札子二 臣所说的准备完善之后再行动、守备确定之后再交战，是因为臣恭敬地看到建炎、绍兴渡江以后，并不是不想固守两淮、襄汉，只是金人冲突进犯没有规律，形势上来不及做到。既然议定和好，就收兵撤戍；既已订立约定，又不敢谋划进取，所以淮、汉千余里常常空荡荡地不能自保。如今虽然分兵驻守边境，稍稍图谋向外发展，但我方既然能够过去，敌方也必然能够过来。到那时淮、汉守备不完整，仓促之间不过是迁移治所，而专门依靠大军迎敌，胜负不可预知。一定要扼守长江之后才停止；这样一来，过去的军队还不足以维系西北方面的希望，敌方到来的军队却已经足以动摇东南的民心了。本来是希望在外部排斥敌人，哪里愿意内部受到骚扰？万一人心动摇，又能依靠什么呢？所以臣希望经营淮河沿岸、汉水沿岸各郡，使它们各自建立家业，坚固充实地自守。敌人即使拥兵而来，也会被坚城阻挡；各处彼此策应，首尾相接，像藩篱一样防御，而腹地不动摇，然后才可以谈进取的计策。这就是臣所说改变软弱而趋向强盛的第一项实际政务。四处御前大军，是国家倚赖以维持命运的力量，每年耗费钱数千万缗、米数百万斛，东南的财力已经耗尽。譬如亭子所依赖的是四根柱子，一根柱子有缺陷，便会连累三面，没有一根能够独自完整。臣担心其中统制、副将、校人以及马匹、器械、铠甲、营伍、队阵、进攻、战斗、退却、防守等方面，必然不可能样样都合适。如果如今所委任的人果真已经选得合当，就更应该从早到晚用心办事，事事警醒策励，件件加以处置。如果所用的人不恰当，那么弊害就会很多。伏望陛下审慎对待，郑重处理。这支军队将近三十万，不能马上指望做到一人抵十人、十人抵百人。但只要每个人真正发挥一个人的作用，淮、汉能够守住，这支军队能够作战，那么数年之内，取得胜利就绰绰有余。这就是臣所说的由弱变强、实行实政的第二件事。谋划这件大事，没有什么比人才更重要。陛下近年来首先以大义倡导率领，可是朝廷中的大臣响应的极少。这未必都是因为他们怯懦、犹豫不决、不肯承担责任，也有积久安逸、平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缘故。他们听到和看到这些事时，都茫然生疏。从前宇文粹中谈论京城守备器具，白时中还自称事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便不知道，何况两军交战、临机决断，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如今天下也不是没有智谋、才干和力量、愿意自行效力的人。如果淮、汉千里之地果真应当坚守，四处大军果真应当精心训练，那么四方的人才，无论才能大小，都应当授予一个职务，让他们观察事情、衡量谋略，亲自实践，逐渐熟悉历练，时间久了，才会舍弃燕安而以粗朴艰苦为乐，改变脆弱腐败而成为坚强。强劲的敌人就在面前，行动的人自然会想着奋勇向前。这就是臣所说的由弱变强、实行实政的第三件事。至于朝廷之上、疆域之内的纲纪、法度、号令、赏罚，以及黜退虚浮、依从实际等事项，条目极其繁多。然而总的先办好这三件事，其余的事情就可以依次办理了。请陛下裁决。札子三

译臣所说的实行实际的恩德，是这样的：臣私下观察仁宗、英宗号称极盛的时代，却不能在西北取得成功，大概是因为增加军队太多，经费困乏，所以宁可自己屈己退让，也不敢使百姓困苦。王安石大权掌握财利之柄，封桩库的钱到处充盈。绍圣、元符年间拓展土地、推进筑城，却没有征敛到百姓身上。熙宁、元丰时期的旧臣夸耀其功绩，然而陈瓘严厉批评曾布，认为把天下的积蓄转运消耗在西边，国家的根本从此动摇了。于是蔡京改变茶盐法，搜括土地财宝，驱使商贾，所得达到一千五百万；对内穷奢极欲，对外使战争更加炽烈。宣和以后，方腊刚刚平定，正要治理创伤残破的地方，于是七县才开始设立。燕云地区刚刚收复，急需供给新边的费用，于是免夫钱又兴起。自此以来，紧急军书接连告警，增收征取的项目中大的有十几项，于是东南的赋税便以八千万缗为定额了。财富本来是用来使国家富足的，财富增加了而国家反而更加贫困；增加赋税本来是为了成就事业，赋税增加了而事业反而更加涣散。然而英明的君主亲自成就非同寻常的事业，难道会受货财多少的限制吗？近来国用置司设置之后，正好遇上整饬武备的时候，外面的人只看见规定过于细密、考核查验极其详尽，不能不产生疑虑，认为将要重新征取了。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名实相符而不欺骗，费用使用有一定的制度，规定宽减民力，长久达到富足安康，这才是诏书的本意。两浙的盐丁已经全部免除了，正是为了宽恤百姓，又怎么会重新征取呢？参考内外财赋的收入和经费的支出，把一切加以会计、总括、核算，这在道理上本来就是应当的。臣认为，国家的根本，应当先考察收入；收入中如果有违背正理、足以祸害百姓的项目，那么支出就不是正常的经费，它确实是在损害国家。如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然已经稍有减损，仍然苦于太重，催办缴纳十分困难；至于和买折帛一类的征收，民间甚至有拿田租的一半以上来缴纳的。贪官暴吏辗转摊派折变，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州县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靠这样的情况来保全自己，恐怕没有善后之策，何况还想要谋求恢复拓展，更应当有广施恩赐的恩泽。伏乞陛下特地下诏给大臣，让国用司详细议论、审慎衡量：哪一种名目的赋税危害百姓最严重？哪些横征的费用应当首先裁减？减少收入的数额，确定支出的费用，不必另行补足，就可以直接免除。百姓蒙受自行活命的利益，疲敝的民俗也实际得到宽缓休息。陛下在上面修行实政，又在下面施行实际的恩德，和气融洽普遍流行，美好的颂声广为传闻；这就是能够屡战而不屈服、必定取胜而没有失败的原因。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情呢？以上这些都只是大概的要领罢了。陛下不认为臣愚昧迂腐，臣岂敢不竭尽心力详细陈述。请问陛下裁决。《水心集》卷二，宋代叶适撰。奏状、表章。《安集两淮申省状》。以上已经逐项开列说明在前，此外其中利害曲折也还很多。臣私下考察去年敌军进入两淮后所残破的地方，安丰、濠、盱眙、楚、庐、和、扬共七郡，其中百姓逃散渡江求生的将近二十万家；依靠山水相互保聚、自求坚固的也将近二十万家。如今所聚集的，正是那些自行保聚的百姓；向下游迁徙的人虽不能全在其中，大约也已有十多万家了。那些迁徙的百姓死于严寒、饥饿和疾病的，几乎损失了一半；而保聚的百姓也有被敌人驱赶掳掠而去的，至于散为盗贼的，又不包括在内。估计如今七郡的百姓总计三十万家，和议尚未确定，房屋居室也没有建成；即使和议确定了，他们的祸福期限又还不能预知。这三十万家人，终究将惶惶不安、无处归宿。淮河一带本来就是四面交战的战场，是强敌往来的地方，百姓生活在其中，形势自然应当如此。然而自古以来建立国家，从来没有不设法安置他们的。若没有安置的办法，这片土地就会成为弃地，国家又由谁来共同守卫呢？假如今年边境警报再次紧急，这三十万家人又将逃散迁徙、丧失生命吗？春秋战国时期，划分国土加以防守，大的修筑城邑，小的修筑营垒和壁垒，方圆百里的国家都有边防面；如果不是暴君苛政，百姓从来不会四散到各地。两汉以后，天下分裂为南北，中原长期不能统一，几百年间，人们生活在战地，各自把那里当作家园，养育生者、送葬死者，老人和子孙从未断绝。他们如果没有自我防守的办法，不肯轻易抛弃故乡，又怎么能这样呢？自唐代以后直到本朝，以和戎作为国家政策，千里之内的州、百里之内的县混然合为一片，炊烟相望，却没有任何屏障；一旦边境战尘突然兴起，便像星星飞散、云朵消散一样，没有能够自我保全的。南渡以后，先前经历了逆亮之祸，近来又有布萨揆的侵寇，历代繁衍聚集的百姓，一朝之间荡然无存。因此臣昨天在国家开始营建筹划、谋求恢复之初，认为不必立即全面施行，姑且应当先在边境淮河地区招募弓弩手，耕种最靠近边境三十里以内的土地，西至襄汉，东到楚、泗，大约可安置十万家，排列房屋使他们居住，使边防牢固充实，敌人不能逾越，用来安定外部边防。大概汉、唐守卫边郡而使中州安宁，没有不是这样做的。如今事情已经来不及了，长淮的险要要与敌人共同占有，只有顺应百姓的愿望，让他们依山凭水自行保聚；任用其中的豪杰，借助他们的声势，用小职务加以羁縻，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春夏分散耕种，秋冬进入堡垒保守；大将凭借城郭，各位使者统一号令。这样即使敌人大举入侵，我方百姓也能像平常一样安居，敌人即使攻打城堡，也无法攻下。即使营垒也不能进入，然后再设下伏兵诱使敌人深入，放出军队骚扰他们回归；如果这个谋划确实确定下来，施行而且取得成效，又何必急切地害怕敌人呢？这就是用来安定内部。空手搏虎，侥幸希望它毙命，是一个人的勇气；一个人的勇气未必能够验证，而一个人的怯懦，其后果却必然可以看见。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因为天下广大，就采取一个人的勇勇之举。因此臣希望朝廷用谋略困扰敌人，用计策守卫边疆，安置聚集两淮百姓，以捍卫长江防线。假使淮地百姓不逃散，敌人又怎么敢产生窥伺长江的谋划呢？所以修筑堡坞、聚集山水寨，应当以精诚的意志防守，以强劲的力量施行；数量少却一定要精良，规模小却一定要坚固，不要拘泥于空话而妨碍实际利益。那么今天所采取的办法，与汉、唐的屯田，以及六朝、三国、春秋时期的营垒壁垒，各自都有施行的根据，虽然彼此没有谋划，却能相互契合。伏乞下令通知并指挥施行。《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

译臣去年承蒙差遣，兼任江淮制置，专门负责办理屯田。接受命令之初，就曾深思，认为如今的屯田与过去不同。节省运输、就地取粮，分兵长期驻扎，经过岁月磨炼，等待敌情变化，这是过去论说屯田的通常办法。近来由于外部寇乱惊扰，淮地百姓逃散南渡，生计破坏，田舍荒芜成为废墟，十郡一片萧条，再也没有可以保聚的地方。如今最急迫的，是耕种他们原有的产业，恢复他们一向安居的地方；守住他们原有的房屋，使他们忘却最为畏惧的事情罢了。怎么能拿过去的通常办法来冒然施行呢？所以臣急忙先在江北创建三座堡，先修筑第一层。如今三堡已经建成，流民逐渐归来，应当招徕安置，酌量给予赈济和借贷。如今在东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以内，原来有田舍的，依照原住处安置；原来没有产业的，随意选择地方居住。其中有强壮的人，稍加劝导招募，发给他们弓弩，教他们练习射箭，按时命令考核试验，用赏赐来激励他们。估计每座堡的辖区内，大约可以得到二千家作为标准。万一敌军骑兵今年秋天再次到来，就让百姓随处进入堡中，与官兵共同防守；这就是今天经营部署的大略。至于屏蔽江南、防守把守各处口岸，其中的道理还很多，臣岂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陈述出来。臣去年有幸列于朝班，首先提出防守长江的建议，后来来到建康，考察详核前后的案牍，所见无非是修缮战舰、布置岸上士兵、埋设鹿角、钉设暗桩、开挖沟堑，计算步数防守、相隔数里驻屯；这些都是元勋故老已经实行过的办法，也是谋臣策士平素讲习的策略。虽然其中施用起来有利有不利，但始终没有人能够舍弃这些办法而另立一套。何况臣是后进而且没有学问，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遵守、举用旧有的办法，希望不要有所缺失罢了。像鹿角、暗桩这类措施，去年议论的人本来曾指斥为儿戏；等到追问他们另有什么办法时，却又寂然无言。臣仍然认为，振作人心而坚守，凭借长江阻挡敌人、巩固自己，那么前面所说的几项措施，难道还不足以建立功劳吗？到了十月底，边境紧急报告告急，淮地百姓渡过长江的以亿万计，江南震动，人心惶惑。有一天，两个骑兵假装穿着番人服装，跃马来到江岸，众人相互传说敌人到了。渡江的船只被砍断缆绳、离开岸边，船桨失去控制，渡江的人攀附船只而翻覆淹死的有几十、上百人。臣这才叹息说：‘这确实是不足以依靠的啊！’如今即使岸上有堡寨，江中有船只，鹿角、暗桩设置了好几层，沟堑又深又宽、无法越过，但人心已经动摇，又有谁能与敌人合力抵抗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万一敌兵果真到来，他们都会丢弃这些防备逃跑罢了。所以建炎、绍兴年间，乌珠一类人没有一次不是直接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只有逆亮没有渡成，而那些因此死去的人反倒算幸运的。于是朝廷开始拿出重赏，招募勇士渡过长江到北岸劫袭敌营。石跋、定山上下，总共往返十多次，俘获敌人、割取首级，捆绑押解来报答江南。看见这些行动的人受到激励而更加勇敢，人心这才安定下来。敌人也因此卷起铠甲逃走了。到这时才知道，三国时孙氏常常用江北来守卫江南，而不是用江南来守卫江面。至于六朝，没有不是这样，正是前人已经使用过的明确验证。自南唐以来，才逐渐丧失了这一办法，所以建炎、绍兴年间来不及考察推究罢了。然而渡江作战的军队苦于江北没有家基和堡寨，没有可以驻足的地方，所以石斌贤等人不能建立大功。宣司曾经急忙召呼封益明、王益，想让他们率兵策应和州，最终却沉默停止了。如今石跋屏蔽采石，定山屏蔽靖安，瓜步屏蔽东阳，下蜀向西护卫溧阳，向东连接仪真，缓急之间可以相互援助，首尾彼此联络。所修筑的都是旧有的基址，砖石还在。如今各堡在无事时，只用五百人、由一名将领戍守，常常加以修缮，不要使它们废弃毁坏。收聚百姓，以他们为主人。如今江岸渡口交通繁盛，已经自行形成市井。如果万一有警报，乞请朝廷立即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按照吐浑等人的军仗配备，并与帮收总领所请求供给的物资一同发给；各堡防守、训练诸州禁兵，抽调二千人；到九月，把防江效用军中抽调一千人；各堡共有二千五百人，再加上堡坞内外居民二千家中善于作战的人，或者临时再行招募，也各有二千人。各堡合计为四千五百人，共同防守。然后命令制置司在八九月另外招募一千名精锐勇敢的敢死之士，给予丰厚的帮请给，以等待劫袭敌寨、焚烧粮食和正面搏击之用。堡坞建成对于防守长江有四项好处：过去江南列营有五万人，去年也不少于三万人，但民兵没有参加；这样只能坐等供给、被动防守，敌人如果果真窥伺长江，要求他们不逃跑，本来就已经困难，何况还要进攻作战呢？为什么呢？敌人在北岸，占据长江的险要，兵多骑兵多，而我军的士气已经被夺去了。如今堡坞建立起来，敌人有所忌惮，本来就不敢窥伺长江；即使前来窥伺江南岸，士兵的胆气也会自行生出，意志和力量得到施展，使他们向前进攻，没有畏惧怯弱，这是第一项好处。虽然各处都有战舰，但敌人已经在江岸，有时扬言要夺船直接渡江，有时实际上正在制造船只准备渡江，我方水军往往不敢驶出。北岸胜负尚未决定，旁观者已经胆寒，忧虑恐惧无穷无尽。如今堡坞既已建成，即使敌人在江北，我方也有接应的便利：或者靠近江岸排列一千张弩一齐发射，或者弃船登岸，乘势攻击追逐敌人，这是第二项好处。至于海船凭借风帆，八面风向都便利，行动迅速，尤其超过水军的战船。然而把敌人逼在岸上而取得全部胜利，形势容易；等敌人进入江中再决死战斗，形势困难。如今堡坞已经建成，只有容易而没有困难，这是第三项好处。战舰和披甲士兵闲置无用，在船中拥着兵器坐着旁观，从来都以此为忧，却没有可以医治的办法。如今船只能够发挥便利，人员没有虚设，这是第四项好处。假使敌人果真忌惮堡坞会对自己造成危害，或者聚集大军，决心一定要夺取它们，如今石跋、瓜步靠近江津，定山距离长江才三里。我以战舰、海船作为江中的屏障，强弩射程所及，敌人腹背受敌，自投死地，这是毫无疑问的道理。倘若敌人畏惧而不敢前进，置之不理，竭力进攻和州、滁州、真州、六合等城，或者退逃，我就用堡坞的全部力量帮助追击，或者迎击其前，或者出击其后，必定可以制胜。

译这就是堡坞的好处所在，因此用力少而取得的功效广大。孙氏所说的用江北来守江南，能够在百战之后建立国家，并不是侥幸免于灾难。因此臣希望趁着屯田、堡坞建立之时，取得军队和百姓混合防守的作用，就在江面先修筑第一层防线，使江北百姓心中有所依靠；即使敌人再次到来，也不再谋求渡江，纵横突进、骚扰制造混乱，给江南留下祸乱。然后依次深入，根据险要之处，利用当地豪杰；现已看到百姓团聚、凭借山水建立寨栅的有四十七处。这些地方，官府的力量没有办法周遍照顾，只能特别借助其声势，让他们自行防守。春夏分散耕种，秋冬进入堡中。这是孙氏和六朝保卫巩固江淮的成规，并不是充国先零、枣祗许下那种说法。否则在南北同时争战的时候，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淮地百姓哪里能够一次次逃走、一次次回来，使自己濒临流离死亡呢？臣从去年冬天起忧虑恐惧，内心受到煎熬，旧病之外又增添了新病，背部患病半年，呻吟辗转。自从接受改兼江淮的任命以来，不敢推辞逃避，带病竭力督促办理，完成了这三座堡坞。其中的条目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臣羸弱的病症已经形成，不能再支撑，只能忍死等待事情办完，哪里能不惭愧恐惧？伏乞朝廷赶快选派精通训练、通晓事务而且老于智谋的人来到建康，替臣查考剔除我妄作疏漏的过失，考察寻求前史中规划缜密的旧法，最终汇集功业头绪，以完成长远的谋划。臣不胜恳切祈请叩求之至。定山、瓜步、石跋三处堡坞的图本，以及四十七处团结山水寨居民的户口姓名账册，现谨随同此状一并缴上申报，伏乞指挥施行。辞免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官职状。次对之职，是选任等级很高的官职。从前臣忝居留都，虽然曾经借此蒙受恩宠，退居之后甘愿住在穷巷，本来已经被黜退而处于幽微之地。眼看岁月屡屡流逝，哪里敢在梦中想望呢？如今七十岁已经到来，臣曾一再上奏陈情，只要能够归家休息，便认为已经满足。哪里料到陛下怜悯臣衰老困顿，委曲陶冶，特意授予新的任命，使臣重新得到旧有的官物。然而臣私下查考旧例，又参考前代文书，只是必须明确告老之后，有时才允许以赋闲之禄来表示恩宠。如今臣仍然奉祠任职，又怎么能借着闲居而冒然接受呢？臣早晚反复自我衡量，震惊不安，毫无空闲。伏乞陛下俯察臣微薄而真诚的心意，特赐为臣敷奏，请求停止免除这项任命。华文阁待制的恩命，只请以本官身份依旧担任宫观官，不越过通常的名分，这样或许可以稍稍安心。臣无任局促惶恐，等待命令到来。辞免授予宝谟阁直学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官职状。所奉诏命非同寻常，反省自身，既震惊又惶恐。臣子年老而贫困，受到上面的怜悯，便为他改授祠官、增给俸禄，用来表示恩典。至于超越常格晋升职名，以恩宠光荣来作劝勉，那就不是德行日进、事业广博的人，不应列入这种选授。臣年老衰颓，暮年困苦，贫病交加，承蒙圣上至仁，曲加怜念，特授祠官，理当恭敬服受恩私，俯身拜谢接受，岂敢稍有迟疑。恭想先帝的大训，珍藏在华文阁；学士在那里入直，是最为清贵亲近的职位。然而臣志向品行已经衰落，所学也已耗尽，性情随年岁衰败，才干也随老年而消尽。倘若贪图荣宠而冒昧居此，不知自我引退，便是彰显圣朝滥加授予的过失，而不是用来劝勉人才的办法。伏望圣明慈悲，特赐代为奏明，使臣只仍旧职，恭敬供奉新授祠官。所有宝谟阁直学士的恩命，乞赐停止免除，臣不胜恭候圣命之至。为兵部郎官朱元晦辩护的奏状

译臣听说，臣子向君父进言，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却敢进言的，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意，而忘了君父是不可欺骗的。臣私下见近来朱熹被授为兵部郎官，还未到任，侍郎林栗便急忙弹劾使他离去，士大夫舆论惊怪骇异，无法测知其中缘故。朱熹一向有文学和操行，任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只因王淮深深憎恶他，才不敢出仕。陛下差遣朱熹为江西提刑，使他入朝奏事，朱熹迟疑推辞，始终不敢前来。王淮既已罢免，陛下催促朱熹入朝应对，任用为郎官，人人知道陛下提拔朱熹是逐步进行的，无不称庆。忽然被林栗诬奏而驱逐，众议因此汹汹不平。臣起初对此疑惑，认为林栗为什么竟至于此？莫非朱熹确实有某种事情，外人不能知道，而林栗独自得知实情并把它告诉陛下吗？等到林栗弹劾的奏章传出，朱熹的文字流传中外，臣才得以对照考察事情始末，然后知道他所说朱熹的罪行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只是发泄自己的私意，竟忘了欺骗君父的罪过罢了。林栗虽身居高位，臣虽卑微而且远离君侧，但臣子对君父的大义是一样的。哪里有林栗拿不实的罪名在君父面前欺骗蒙蔽，臣却忍心不把实情陈奏给陛下呢？林栗说：朱熹竟敢自称私下考虑认为此事不便，只想回到江西继续任提刑，已经接受了尚书省的札文，却不肯到兵部供职。臣听说朱熹既接受了郎官的任命，尚书省随即发札，遣他回江西提刑司；接待宾客以及将校士卒等人，也都已经辞去。当时朝中等候朱熹的人，都共同看见了这些情况。朱熹因脚疾发作，不能下床，于是申报尚书省，请求给假，等痊愈安定后再来供职。因此林栗说朱熹只想回江西任职、不肯供职，并不是事实。林栗说：朱熹不肯接受四司郎官厅的印记，把它推出门外，叫人送给长官和副长官。由于长贰不应收管郎官厅印记，臣又命人送还，并加以严厉告谕。既然能够出入宫门、上殿奏事，又能遍访宰执、台谏，乘轿进入兵部供职，实在并不困难。况且郎官印记难以丢弃在外，恐怕遗失，朱熹却坚决不听。臣身为副长官，不能统率属官，以致朱熹傲慢地拒绝违抗君命，实在深感惭愧。所有印记无处安置，不得不命四司人员抱守整夜，直到天亮。而且臣听说朱熹在入朝应对以前，脚疾已经发作；应对那天，偶然稍稍减轻。应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与宰执、台谏相见，脚疾疼痛又加重。他已经申报尚书省，只接受恩命，请求给假后再供职，恰逢休假旬休，还来不及将此事上奏。所有郎官印记，朱熹既然还没有供职，怎么可以接受呢？朱熹已经向尚书省申报请求给假，即使想听从林栗的严厉告谕，扶病前去供职，做得到吗？郎官在尚未供职以前，印记应由哪位官员收掌？这正是长官和副长官应当知道的，难道可以推卸给朱熹吗？因此林栗说朱熹不接受印记、傲慢地拒绝违抗君命，并不是事实。林栗又说朱熹本来没有学术，只是偷取张载、程颐的余绪，把浮夸荒诞的学说奉为宗旨，称作道学，妄自抬高自己；所到之处总带着十几个门生，学成春秋战国时的姿态，妄想追慕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求仕的风气，用治理世道的法则来衡量，实际上是扰乱人心。臣听说朝廷开设学校、建立儒官，在上面公开施行教育；士人开设家塾、尊重师友，在下面私下学习修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假如朱熹果真没有学术，人们为什么要仰慕他？假如果真有学术，那么跟随他学习的人，难道是想强行自我标榜，以劝导人们忠孝吗？他们这样做，正是为人才着想、为国家着想。只是蔡京当权时，忌讳学习元祐时期的学术，曾有不许为师的禁令；如今林栗把诸生不能跟随朱熹讲学说成朱熹的罪过，又说这不是治理世道的法则，应当禁止断绝，这也不是事实。林栗又说朱熹想索取高价，妄想求得要津，傲慢地拖延多日，不肯供职，以为他的作伪无法掩饰。林栗竟逆向推测朱熹的用心并把它公开宣扬，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臣所知道的是：朱熹本月初八日被授为郎官，十一日又任江西提刑；林栗弹劾朱熹应当在初九、初十两日之间，相隔不过一两天，林栗却说朱熹拖延多日不肯供职，可见他急于诬陷朱熹，根本不顾自己的话不合事实。林栗又说陛下爱惜官爵名器，馆学、寺监中任职已久的人按次序应当升迁，郎官只令他们兼权，陛下对郎官选任也并不轻视，而朱熹却轻视它。兵部郎官本来由大宗丞计衡兼权，因为朱熹的缘故，调计衡到都官，而把兵部职位给朱熹；这样待遇朱熹也不算薄了，朱熹却轻视它。臣听说陛下明诏，曾任监司、知县的人才可以授为郎官，这项规定已经实行很久。馆学、寺监官员虽然任职已久，却不曾历任知县；监司又不可兼权，怎么能说他们应当升任郎官呢？在差除之际，调换职位次序，把计衡调走而任用朱熹，朱熹有什么功德可言？这又是林栗急于罗织朱熹的罪名，组织拼凑言语来充实文章，却不顾自己的话不合事实。林栗又说，职制是朝廷的纲纪，朱熹既已任兵部郎官，按臣的职分本应受臣统摄，请求将朱熹的新旧任职一并停罢。臣听说唐代左右丞可以决定郎官的进退，本朝旧例却从未如此。只有台谏弹劾时，才有请求停职斥退的说法；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时，才有寝罢任命的文书。至于六部、寺监弹劾所属官员，必定说‘请实行回避’，使文辞低缓婉转，其意义在于重视台谏纲纪、尊重国家体统。如今朱熹成为林栗的属官，还未供职，林栗便望风弹劾他，而且还兼用了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封驳弹劾百官的做法，这是为什么？林栗以职制纲纪为名弹劾朱熹，却先自行扰乱职制纲纪，可见他所说的职制纲纪并不是事实。把林栗的话从头到尾参验，没有一件是真实的。至于其中所说‘道学’一语，尤其毫无事实根据。这里关系到的利害，不只是朱熹一人，臣不能不竭力辩明。自古以来小人残害忠良，通常都要给他们加上名目，有的说他们喜好求名，有的说他们标新立异，有的说他们培植党羽；近来又创立‘道学’这个名目，由郑丙倡导，陈贾附和，身居要津的人秘密相互传授。见到士大夫稍微仰慕清廉修养、略能守持操节的，便把道学的名目归加到他们身上，把行善说成污点，把好学说成自己的罪过；彼此设法排斥，使他们不能进用，又从旁窥伺，使他们不得安宁。

译于是贤能之士惶恐不安，中等才器的人离心解体，销声匿迹，甚至污损德行、败坏操守，以躲避这个名目，几乎像‘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一类的诬陷。过去王淮里应外合地勾结台谏，暗中废斥正直之人，大概就是采用这种手段。这对于陛下彰明善行、黜退恶人、培植人才、为子孙后代谋求无穷利益的事业，损害实在不小。林栗身为侍从，才能浅薄，不能向陛下传达圣意，使下面的人确实信服，反而沿袭郑丙、陈贾秘密传授的说法，把道学当作大罪，罗织文辞，驱逐了一个朱熹。从此浮词虚言四处流传，谗毁之口横行，善良之人遭祸，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伏见林栗因不能参与庙号的议论而感到羞耻，于是提出‘乐尧’的说法，人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蛮横愤怒；详定所的吏员持文书覆核，他便请求罢去详定所，人们又知道这是他的专断。何况弹劾官员不能只凭风闻，这是古来一贯的原则；如今他又姑息放纵一己的狠毒固执，不畏惧君父的明察，把没有事实的话公开说出，公然驱逐有声望的士人。陛下如果推究他的用心、察看他的意图，他这样举动，究竟想要做什么？实在不能不预先防范，不能不及早辨明。臣去年冬天蒙恩入对，论及一件大事，提出‘四难五不可’的条目，篇幅很长，还没有得到详尽讨论；正斋心涤虑，等待陛下反复诘问，以便竭尽臣的愚诚。如今不过因为郎官的去留，何至于上封事争辩不休，白白扰乱圣上的思虑呢？只是臣看见从大臣以下都畏惧林栗的凶焰，没有人敢公开辩明，问题积聚成为祸根，将要危害国家大体罢了。伏愿陛下端正纲纪所在，在欺骗蒙蔽已经显露时加以断绝；不要只看亲近与否，要看是否贤能；不要只看官位高低，要看是否正确。摧折凶暴横行之人，以扶助善良之士；振作刚断的决心，以慰藉公正的舆论。国家的根本，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臣不胜尽忠报国之至诚，冒犯圣上威严，伏地等待治罪。论淮西铁钱五事的奏状 臣私下见近年以来私铸铁钱散布于江淮，公私都受到弊害，人心动摇，问题很多。幸蒙朝廷不惜耗费重资，特意加以收换，才开始得到安定。臣昨天在蕲州亲眼看见其中利弊，询问采集官吏和百姓的意见，了解得相当切实。如今暂时兼领有关职司，理当随时补救整顿，务必使淮地百姓最终达到安宁，谨将情况具奏。事情有五项：一是开通民间使用的道路，二是责成州县掌握关防的要领，三是审察朝廷称提钱币的政策，四是谨慎执行各监铸钱的方法，五是详议冶司废置的适宜。什么叫开通民间使用的道路？起初铁钱不分官铸私铸，民间也不辨优劣，得到钱就使用，直到禁止私钱。百姓受到惩戒后，买卖交易时逐文挑选，有的把官钱指为私钱，不肯收受；有的只要同一色样的钱，例如舒州、蕲州的人各自只使用本监铸造、带本监字号的钱；有的只要新铸官钱，以免挑选。百姓拿钱买东西，一贯钱中常常被退出三四百文，甚至用米谷等其他物品相互抵偿；城市里还好，乡村尤其严重。因此钱币流通困难，物资也变得稀少。朝廷禁止私钱，本来是要使官钱流通；如果官钱反而受到更多疑惑，哪里能称得上便利呢？臣近来把干道、同安、蕲春、大冶、宿松、汉阳、定城等处新旧各种官钱的样式钉板印榜，向民间晓谕，听任方便使用；同时制定私钱样式，命令挑出不用。又命各州签厅官把钱样钉在都保处，并另派官员亲自到村落，周到地劝告说明，希望百姓耳熟目熟，用钱时不再疑惑。必须等官钱流通、物价恢复原状，才能看出禁绝私钱的好处。在臣所管辖的本路，已经逐一这样施行；至于淮东、湖北，臣没有亲眼见到，不知道情况如何。近来因回司经过蕲口镇，镇民到臣这里称赞说，真州、泰州所用的绍兴年间以及熙宁元年、二年蕲春监铸的钱，都嫌粗劣，挑出不

译用。臣随即命人拆开辨别挑选，发现钱文模糊得尤其严重，十枚中有二三枚如此；现已通知各处，另行议定措施。这样看来，挑选钱币使用，各地民情相差不大；况且新旧各种钱以及私钱的色样不一，经过挑选更换的钱文又互相不同，如果不在流通地区明确加以告报，最终恐怕以后使用的人仍会疑惑。臣不敢只让冶司把样钱发往两路州郡，想请朝廷颁下统一样式，长久照此使用，使村落偏远之地也能认识而不疑，使民间交易流通无碍。这样，已经受到扰乱的民心就可以收回，人们也会知道收换铁钱的实际利益。什么叫责成州县？掌握关防的要领，是两路先后规定期限收换私钱。淮东私钱多，淮西私钱少，虽然与禁令实行有早晚的缘故有关，但积累数年，确实有许多私钱，此外没有归宿；应当收换的都是一样。如今已经申报在期限内全部禁绝，但旧式私钱仍有不少散落民间：有的在期限内携带前往却来不及，过了期限便不能投入换取；有的贯数、百数太少，无力拿去换取；有的被富人收藏，打算将来禁令放松后重新流通。既然都已禁绝，便难以顾及剩余的私钱。然而市场流通的钱中常常夹杂私钱，幸好民间能够辨认挑出，不要新铸私钱；偶尔有两三文流到市场，奸民窥伺其机，哪里肯马上停止？自从禁绝以来，号令纷纷发布，争相制定严厉措施：有的命令五家结为一甲，有的命令每十天申报有没有私铸；巡尉把捕捉私铸者列入考核，查获后治其经由和泄漏；沿江水路常常要巡逻，渡口都必须搜查。吏人甘愿接受决罚、发配，官员则等待朝廷典刑。臣查照旧事以及不断承准发布的申明，虽然都已经遵守并加以觉察，但始终没有掌握关防的要领。若执行得过严，就会导致诬告罗织，诉讼案件繁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若执行得过于宽泛，便等同于徒具文书，奸邪仍然存在。臣近来命各州签厅官责令所属厢、巡辖地分、都保等处，专门禁止私钱流通之家，每十天详细申报确无使用私钱的结罪文状，呈送本司。只发布这一道命令，不必繁多，但要坚定长久地执行；私钱无从使用，私铸自然停止。这虽然是冶司的职事，也只能施行于本路。想请朝廷下令，在使用铁钱的州郡，除了按照官钱样式听便流通使用外，还要由本州每月具文，结罪申报确实没有使用私钱的情况，送尚书省备案。想要保证绝无私铸，这个要求难以取信；想要保证不使用私钱，这件事却容易遵行。何况已经收换，朝廷为百姓着想的心意已经充分。如果有人违犯，惩治一名大吏，自然会使人震动畏服。这样执行，法令就简明而可行，切实而可长久。什么叫审察朝廷称提钱币的政策？当初铸造铁钱，并不是要增加这一项货币，而是专门为了断绝铜钱流入外地的祸患。铜钱渡过江北，既然有铁钱可以替代它；铁钱渡过江南，也必定应有铜钱可以替代它，这才可以。如今只为铜钱划定流通地区，却不为铁钱划定流通地区，事情不公平，难道是施行法令以来偶然没有想到吗？所以江北自行流通铁钱以后，金银和官会都无不价格高昂，富商大贾的资本受到阻隔；而淮河旁的百姓只能在两岸洲夹之间往来，铜钱不能通用，又受风波阻滞，稍稍停留便使盘费消耗折损。即使安居已久，仍旧凋敝疏落。淮人叹息，认为朝廷因为铜钱的缘故，使江北不能自由流通，徒然怀着压抑愤懑之情，却没有办法上达。近来户部建议，权且制作两淮交子一百万，通行于沿江州郡，仍允许用来缴纳赋税。淮人如果突然得到这么多交子，流通使用稍微扩大，眼前确有利益。但臣采集当地民间的议论，认为过些时日，交子流转不通，必定有每百文减落的忧患，将成为商铺停业倒闭的原因。如果要使称提得当、道理公平，就应当让铁钱渡过江南，也像铜钱渡过江北一样，都有兑换之处，使双方都没

译有废弃不用的忧虑。在江南沿江州郡，用铜钱、会子各一半，或者一分铜钱、二分会子，直接兑换铁钱；根据所收得的铁钱，或拨付给总领所，或专门兑换铜钱。这样既可以减少各监每年铸钱的数额，或用来支付两淮和籴、储积马料、修筑城池，就更不必支出降发交会之钱，朝廷原来也没有损失。

译淮人知道铁钱渡江有兑换的地方，自然会更加看重；在淮南经商旅行的人，也不敢轻视铁钱，那么金银、官会以及其他物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这样称提政策即使施行，铁钱也可以长久流通而没有弊害。如果担心过江兑换铁钱的人太多，自然可以酌量节制，但只要保留这条疏通渠道就够了。什么叫谨慎执行各监铸钱的方法？臣仔细考察自兴置钱监以来所铸铁钱，其轻重、厚薄、粗细、大小大致相等。其中淳熙七、八、九年间，蕲春监所铸的钱，字画精细，轮郭坚明，与其他钱相比，又尤其精美。淳熙十五、十六年至绍熙元、二年，忽然变得粗劣，积习日久而产生弊病，形势上也自然会如此。近来铁冶司急于在铸钱方面胜过私铸者，于是翻新样式，每季另作一种字文。旧钱重四斤十二两，如今增加到五斤八两。新钱比旧钱大了几乎一轮。臣私下认为钱文应当统一，轻重大小应当均衡，这样百姓听来不疑惑，使用时不迷乱。每季各有一种样式，连铸钱工匠自己都难以记忆，民间凭什么辨认？而且新钱特别大，形制不同于旧钱；一般人的心情喜新厌旧，所以才有‘只要新钱’的说法，难道旧钱就因此成为无用之物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六年〕 另外，特别大的钱如果单独作为一贯来辨认，便可以流通使用；分开时可以互相通用，串联成贯却不相合，大小只要看一看便能分辨。新钱的刻画粗大，其实不如旧钱。虽然用铁较多，钱体却并不沉重，只要加以比较检验，自然可以分明。又查照淳熙七年至绍熙二年上半年，同春两监共铸造超过四百余万贯；淳熙七年以前以及其他监所铸的钱，又没有统计数目。如今公私流通使用的数量很多，官府自然应当保护旧钱；新钱只应约束监中工匠，尽力铸造精良，深切鉴戒末年粗劣的弊病，一定要像最初铸造时那样精美而已。如果只是翻新样式、增加用铁来显示不同，实在不可。正因如此，湖广总所近来申请说新旧官钱不同，不敢通用，正是这个缘故。臣已经下令各监，只以蕲春监淳熙七、八、九年的钱样为标准，务求精美，不再增加重量，也不按四季翻新样式。想请陛下再加裁定，使百姓听来不疑，新旧钱一律相同。什么叫详议冶司废置的适宜？臣私下认为，臣僚当初建议专门设置铁冶司，是因为当时私铸盛行，铁钱流入浙西内地，朝廷惊骇，专设官员加以谋划，这确实合乎权宜之道。那时禁奸抑制私铸的方略，锋芒虽显得猛烈仓促，却也切中事情的关键。如今看冶司陈请的三十多件事情，都已经施行了；然而终究是议论建议过于广泛，行文调度繁琐拖沓，以致各司意见乖违，州郡受到牵制，人心惊疑，异议纷纷而起。自从各路有监司负责发布命令，人心稍稍安定，才敢向前办理，这些都是臣亲眼所见。事情变化到来时，往往以安静胜过张皇，不在事后大肆铺张。冶司自己也有所畏缩，即使已经得到圣旨的事情，多数也没有果断施行。比如舒州、蕲州两监铸钱的事务，旧例由守臣负责；如果增造钱币而减少工力，导致粗劣产生弊病，舞弊改弄文书，支用随意，主管官吏本来就应当罢黜惩罚。冶司只应督察考核，总掌大权而已。如今把铸钱之事收归自己，便导致两州怨声载道，认为这是破坏两州。事情仓促发生，甚至拆分设置干官，勘察建造官署营房，所属人员过多，控制州郡。况且铁和煤炭到处都可以买到，并不像铜矿的矿脉需要寻找，官员却坐食清闲，冗员器械都没有用处。依臣所见，私钱既蒙朝廷收换，民间再按样式使用，官钱便能流通；州郡严禁夹带私钱，私铸便会彻底停止；铸造都遵循旧法，新旧钱不再令人疑惑，称提政策达到公平，江南江北也就一致了。各路既然自有监司负责，提点江淮、湖北便只需徒然进行迂回取会。还请陛下以圣慈与宰执商议，在数月之间考察此事是否合宜，妥善结束此局，使它符合权宜制度，不成为多余的赘疣；堵塞希求恩宠、侥幸求进的门路，杜绝贪功而造成纷乱的念头。以安静治理而不扰民，淮人自然会安定。臣错误地蒙受恩选，既然委任此职，所有愚见不敢不说；冒犯天威，臣不胜惶恐俟命之至。蕲州到任谢表 臣起初任参幕之职，没有什么功劳值得记载，却突然借此治理一城，承受恩典而被录用，面对宠命实在惶恐；错误地接受重任，深知困难。中谢。臣近来曾任太常属官，充任博士，正值寿皇沿袭舜、禹旧制之时，又当陛下恭敬朝见祖宗之初，颇得参与讨论，曾经承任引导之职。何其有幸，在清明朝廷之上得以列入末班，却因贫困憔悴，自求外调，远远地来到故楚之地任职，携家漂泊，几乎走遍长江。恭想陛下驾驭豪杰之时，也兼有收留救济孤寒之士的办法，于是命臣试任州郡，以政绩考核治理百姓。江州、黄州之间山地湖泽交错，一向号称偏僻，本来极其贫困；又因淮南开始流通铁钱，以及蕲口设置钱监以后，暗中依赖官炉铸钱的余利，难以承受私铸的烦扰，逐渐骄奢放纵，再没有法度约束。因此查核增铸、禁绝私钱，担心两种钱币销折过多，市井甚至白天关闭；又取十年铸钱成本的数额，使军库一下子空虚。平息纠纷已经很难，承担责任尤其重大。将要宣扬国家抚恤安民的恩德，奉行监司督察的威势，稍稍安定民心，勉强供给经费，恐怕不是我这样软弱拙劣的人所能胜任。此次实在是承蒙皇帝陛下善于审察任用臣子，明察远方，破格提拔疏远卑贱之人，使臣成为守土望民的亲近官员；磨砺迟钝顽劣之才，收取臣敏捷通达的效用，协调边地，培植壮大国家根本。臣怎敢不根据时势和实际需要，以安静治理为福；即使每日计量所得不足，虽没有丝毫功劳，只要心力尚未耗尽，仍当报答天地造化之恩。授任淮西提举谢表

译臣一向抱有迂阔愚拙之资，自己投身于闲散之地。以御守之职要求臣，所试行的事务浅近而尚未报效；如今又令臣巡行按察，所受任命优厚而难以相称。中谢。臣认为，朝廷长久只设置一名使者、兼总三台，是由于过去荒残，在权宜情况下应当省并。如今土地开垦拓展，大概是吏治事务逐渐繁多，又加上铁冶司从旁控制江湖地区，正赶上钱币混杂的过失，幸而有朝廷收换之恩。然而官钱私钱仍难辨别真伪，铸钱又有新旧之分，导致人们徒然按喜好分别取舍，民心彼此疑惑，货物逐渐减少，这正是最大的忧虑，最需要周密防范。这就好比琴瑟已经解开，却又重新调弦，仍有胶柱鼓瑟的讥讽；又好比马牛不能安然接受驾车服役，便会发生车翻之患，应当加以思考。臣暂时兼领蕲阳，尚未显著取得善政成效，又不熟悉淮地风俗，早已牵动思乡之情，竟凭一个学习章句的诸生身份，冒昧承当治理钱谷的繁重任职。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顺应时势、革除弊端，因事加以讨论，不惜重费，以解除因错误而造成的穷困愁苦；又不改变根本谋划，以消除奸邪和非正之事发生祸患的阶梯。臣恭敬承受圣德，遵循宽厚仁慈的原则，考察所属各部的条文，以自身作为法则。倘若能够减少刑罚而使事情最终安定，那么圣威所及之处，百姓的生活就会安宁。授任太府卿、淮东总领谢表 既掌管钱粮，又主管军队，本来请求漫游闲居，却又承受了烦重的委任。中谢。臣自念按次升迁至学校官职，实在惭愧于学业荒疏。家门内部又遭受重重困厄，饮食用度微薄，贫穷几乎难以忍受。臣多次请求一定要获准，但既然辞去尊贵而处于卑下，陈列才力而任职，仍以古人为训。退处本来合宜，如今却升任卿班，显示如此官名的恩宠，参与听闻军政，掌握财赋的权力，荣宠文书加在臣这衰弱的资质上。至于这个地方，多年以来务场败坏，经常性的资金大为亏损；纲运弊坏，潮湿恶劣的粮食也匮乏。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只是眼前的忧虑；军民都陷于困顿，长远的祸患又将如何？何况从细小事务进入粗大事务，以轻微力量驾驭重大职责，忽然遇到警急，与太平无事时又有什么不同？国家还应选择任用有才干的大臣，臣姑且冒昧接受俸禄。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即位初年勤劳政事，谨慎审察外部防务，认为臣粗略读过古书，应当能够更改时务；又因臣想在湖海之上收敛藏身，暂且让臣在军旅之间周旋。臣怎敢不把办好经常事务看得重要，约束自身而先损己节，谨慎掌管收支，这正是有司的常法？如果能够避免尸位旷职，最终也不至于回复为一个腐儒的旧态。谢授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表 陛下明白显示眷顾挽留之意，使臣这个卑贱的野人没有立即退居山野；恢复旧职，又重新跻身近侍的荣列。臣的姓名已经埋没在陈旧朽败之中，任命和赏赐却忽然超过寻常。臣自念资质朴拙疏陋，确知自己的学问缺乏进取、通变的能力。先前在朝廷内任职，忝居论思之列，渐渐形成违忤；到了外任专守藩翰，又辜负了忧勤之责。始终没有在盛明时代取得显著功效，本来应当在晚年息心退处。若是扶着短杖慢慢行走，驾着低矮的车子，追忆悔恨过失，却还滥居轩裳之位，实在不是自己所应处。臣自叹衰老，指着山林沟壑说要归去。只依赖陛下宽大的度量，兼容皇帝的明察，使臣隐退时能够从容善退，保全优闲安逸的晚年。至于过去徘徊不决的过失、长期寂寥废弃的处境，因这次上表请求，陛下竟曲加深厚慈恩，全部予以洗除，使臣重新通达禁中官籍，仍享受白衣俸禄，继续跻身真游之列。这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实非臣敢有所企求。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亲自秉持上天之德，使教化接近太平和谐；以尊贵任用臣下为开端，以宽厚施用于美善风俗，怜悯臣走到末路，是想补救臣过去的修为；体恤年老困穷，不忍使臣失去旧日的操守。臣私下仰望如此宏大的恩施，真如神功。臣身体尚未消亡而年岁已逝，志向徒然存在而力量已经耗尽。虽说越发处在受恩深重之地，却不知道报效国家的方法，惶恐惭愧，手足无措。谢授宝谟阁直学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表 帝王的典章近在身边而容易遵行，皇帝的居处亲近而更加恳切；如今越级进入次对之列，得以前来启发辅弼，面对帝王的冠旒，却惭愧自己衰老，难以副合陛下厚重的知遇怜惜。臣私下认为，陛下鉴察政治得失，审慎选择先后次序，伟大的教化所到之处，以崇尚文教最为盛大。收藏奎图的府库，始建于太宗；直学士的官职，设置于景德年间；直到列代圣主，都使这一美名更加光耀。朝廷分别任命诸位儒者，依次升入华贵职位，使他们通晓古今，在从容规谏之间预先察知细微征兆；在补报职责之外，臣不过辛勤耕耘朽壤，努力凿掘枯泉，徒有手脚生茧的劳苦，却从没有像曝背食芹那样的微薄献纳。有时晋升陪列阁职，又重新恭敬奉事神灵；臣浅薄鄙陋，反而多需润色，哪里能依赖这些呢？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与上天同施造化、与世间共同建立法则，万物见到圣德而焕然更新，一丝一毫都由圣上成就。陛下留存臣这样的旧臣，怜悯爱惜残余之人，并不一定是选取贤能，只是表示将要借此施加恩宠。臣怎敢不恭敬承受这特殊的恩数，早晚警惕而不忘盛恩？等到本次祠官任期届满，终究偿还晚年请求退身的愿望；试着寻求末学之人的微末才能，稍稍竭尽平生以辅佐君主的忠心。湖南运判到任谢表 臣冒昧受到选拔，陛下在臣久闲之日选用臣，恩厚如此，怎么能够报答？又在臣尚且患病之时授予任命，身体羸弱而难以胜任。陈述实情未被察知，只得恭敬奉命勉强前往。中谢。臣自念反省过失特别深入，对自己的能力尤其审慎。前些时候蒙恩放归穷舍，便甘心在仕途上停止希望。只是君父的怜悯始终不衰，朝廷的记取任用也一直存在。刚刚颁给祠禄，立即又赐予州郡旌节。虽然允许臣申诉推辞，终究仍蒙陛下留意，于是出任重湖地区的节制代理，掌握转运财赋的权力。圣意显示必欲使臣前往，严格规定期限会期。臣子担负奔走办事的职责，哪里敢多次违抗？上天垂下覆盖万物的恩私，臣理当仰望承戴。臣冒着暑热奔驰，连续跋涉漫长路程。到达置司之处，奉行隆重的诏旨。然而想到臣灾难困厄交相聚集，疾病侵凌，形体已经变异，心神也随之昏乱丧失。多年沉重痼疾，各种药物都已尝试，却没有丝毫痊愈的希望，只是偶尔有苏醒的感觉。旧交以为臣还活着而来问候，反而疑惑是否另有病因；医工也不知道病的名称，可以说是奇异的疾病。如今在一路担负事务，责任并不轻微；舒展运用四肢，已经无法承受。如果姑且带着疲惫之身任职，那岂只是粗疏冒失而已？更担心造成缺失败误，反而上累天地生成万物的恩德。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效法帝尧知人善任，使文王拥有众多贤士。陛下考察臣已经试任的表现，宁可使臣不任职，也不愿受到欺骗；采纳臣过去的声誉，要求臣以今后的成效来负责。因此才命令臣这个废弛懒惰之人玷污如此光华。臣怎敢不消除虚浮的威势，以周全下情；建立真实的信用，以使远方风俗受到观感？只看这残破的身体还能出多少力，便倾尽全力去做。倘若多年旧病偶然能够平复，臣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以此报答。授任秘阁修撰谢表

译臣正因疾病请求归去，打算在一山之中等待休养；陛下疏通恩典，寄以馆职，反而使臣在三湘的声望更加显重。众人以此为荣耀，臣却认为是僭越。中谢。臣私下认为，修治中秘典籍的官职始于政和年间，必须资历深厚，号称馆阁旧职。适逢臣厌倦时望，积累了外任功劳，不让论撰的名声徒然虚有，才开始副合选拔授官的实质。臣反思自己，一向被称为畸异之人，虽早已玷污清贵官班，也滥居烦杂使职。陛下施恩已经很深，臣尚未报答，福分却突然超过承受能力而延长灾祸。坐看寒暑更替，又过了闰年。到如今扶杖行走而去询问民情，几乎成为尸位素餐、徒具官名之人。对簿书行程惘然不安，对医药事务也只能勉强应付。空怀病入膏肓的痛苦，却没有能力接受针砭磨治。始终没有丝毫劳绩，哪里当得起这种褒奖和升擢？这就像用丹青美饰朽木，把丑石安置在玉圭玉璨的行列中。臣凛然自知不能胜任，却越级承受这种特殊恩数。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以至公之心衡量听察，兼爱万物而曲意成全，怜悯臣拙劣疏陋，仿佛臣正是可取之人；不因臣孤单疏远而遗弃臣，使臣得以寄身文字之林，列名于奎璧之间。恩赐光明灿烂，宠命也极其显耀。臣在仕途末路幸逢此恩，发誓将此心铭刻，感激奋发。只是沉重的疾病纠缠侵迫，不知衰老之年还能延续多久，恐怕微薄的力量支离不堪，无法报答天地的大恩。授任工部侍郎谢表 沉重的忧伤尚未消散，徒然怀抱失去父母的遗恨。直到服丧期满，才冒昧参与掌管土地事务的官员行列。再次窃取自身的荣耀，却永远辜负了父母养育之恩。中谢。臣自念，前些时候奉君命奔走办事，突然遭逢家中灾祸的悲伤；当时神志昏乱，却仍回头自我省察。虽说应当顺应变故，仍惊叹日月不停流逝；勉强恢复常态，却恍惚觉得形体精神已不是从前。陛下记念怜悯，俯临召命，臣趋行入延和殿，获赐先行见驾，又恢复旧班，起任工部。沐浴膏泽的美好恩典，几乎不同于余生所能得到的待遇；施给枯槁之人的恩惠，比造物主的生成之恩还深。然而臣旧日的步履已经摧残，往昔的心志也已损耗，难道没有激昂报国的心思吗？只是衰老迟暮的逼迫更加严重。所得如镒而所失如铢，难以考核眼前的功绩；记住一件便忘掉十件，对未尽的事业又能有什么补益？只是积累了徘徊惭愧之情，不知道退避的办法。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显行龙德，独运乾刚；谨慎地寻求辅佐，又增加谋划善终之臣。把臣从寡陋特异之中拔擢出来，希望臣消除迎合依附；察知臣历经忧患之后，多能自我警戒惩创。回头看这一生还能有多少时间，常常害怕想转移忠心却已经来不及。沧海善于处下，或许还能承受臣如涓滴般的输诚；苍天高远，臣尚且可以求得它听闻微小的禀告。授任吏部侍郎谢表 刚过二十多天，便突然调任冠部，授予华贵而繁剧的职务，又增加掌事的权力。中谢。臣自念一向体弱，不能自我振强；没有才干，却愿意居于人下。于是想安守本分，并不是故意自谦，而是身处疏远退惰之中，功名已经断绝；在艰难困顿、疾病昏昧之后，意趣和乐趣也全都消失。上天允许臣遇合，承受圣命，亲近跟随冬卿参与献纳，考察土地贡赋而修治虞衡之政；对外显耀恩荣，对内藏守拙劣，对臣来说还有什么不足？只是惭愧自己无法仰承圣恩。如今越过六部中清贵的职位，掌管右列官员的铨选次序，职责既然重大，要求成效必然深重。名位已经超过实际，哪里还谈得上相称？耳闻目睹、记忆所及，早晚都隐藏着忧虑。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具有拔擢士人的至明，以喜好贤能为大德；驾驭臣下，极其称亭审慎；对待臣，合乎循理守分的原则；官位和职掌严明等级威仪。臣只能清贫自守，像陈列两簋那样简单，哪里承受得起礼乐的盛大陈设？微小如一金，哪里列得上陶铸人才的行列？即使勉励保持平凡的操守，又怎么报答这卓异的知遇呢？授任建康知府到任谢表 内则参与中书的显贵之列，外则承担帅府的重大责任。别人认为这是恩宠，臣却因此忧虑。中谢。臣认为，行宫曾多次蒙受高宗临幸，建业又是六朝旧都。时代虽然久远，抚今追昔，往事仍然存在。既然道义上应当牢记仇敌，怎能身处今日却不思考古事？既然忧虑国家根本，哪里容许忘记实际而追逐名声？藩篱城墙刚开始急于扫除，堂奥深处却突然烦劳备警。江流回绕，于是将要驻屯数里之地。民力已经耗尽，必然要按丁征役，招募市民多至万人，检阅水军战舰又有一千多艘。想以数年完成的规划，要求在十天一个月的短期内实现。臣自怜忧患缠身，又苦于疾病昏乱，忽然接到催促前往的命令，竟不知如何措置。此实在是恭逢皇帝陛下文治武功兼备，施恩如天，生养如地。看见衣服破损、拖曳湿濡的卦象，正应当戒惧；诵读‘未雨绸缪’的诗句，更应当勤勉施恩。臣怎敢不因惊惧警惕而预先防备，抚慰百姓而及早准备？看看自己已经衰老，没有急于求成之心；凭借国家的威灵，希望附从不争而取胜的道理。代薛端明上遗表 臣听说，不可改变的，是人有生命的定数；不能磨灭的，是将死之人留下的忠诚。臣还可以忍耐片刻，愿意竭尽忠诚。中谢。臣奋身于孤远之地，正逢太平盛世。孝宗的圣德日益焕新，臣越级居于谏职；陛下的大明初次照临，臣又被擢升为从官。岁月渐渐流逝，臣奔走于朝廷内外：在师漕不和之际传达圣上的旨意，在汉人与虏人关系出现间隙之后宣扬国家威势。臣从书殿升入华贵职位，在政治仕途上窃受恩宠，深深惭愧于自己不应居此，不敢冒昧承当。直到承蒙隆厚慈恩，允许臣晚年退隐，栖居山岩洞穴。臣无时无刻不戴受尧天之恩，如今气息将尽、形体将销，再也不能仰瞻舜日。进入幽冥已经迫近，眷恋宫阙的心情却徒然更多。伏望皇帝陛下效法泰平大道裁成万物，体察乾道运行变化，明白洞见万物的法则，不失义理的中正；审知治理国家的根本，常以仁慈宽恕为本。永远承受大宝之位，更加迈向昌盛的宏图。授任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谢皇太子笺 按照礼制是有依据的，应当连同现在的祠禄一并赐予免除。因为皇恩尚未听从我的请求，反而承蒙旧日次序，重新居于原职。我这衰残之身，竟蒙受这样的教化养育。伏想我不能做事便应停止，既然年老就应当休息，早已处在退闲之列，又何必在晚年求取保全。因此，官职究竟在哪里，起初本没有追寻往日梦境的意思；陈年旧迹都已忘却，幽远得如归去的云一样寂静。如今竟至于兴起对远方之人的怜悯，回头顾念沉沦之人，于是因我再三请求的至诚，焕发出一道新近的恩典。泾舟所咏的雅诗，尚存着飞跃余韵；舜阁垂下的文章，又记载着赓续唱和的盛事。乡里的社集很少参加，友朋之间也夹杂着疑信。血气已经衰退，即使说还能有所作为，日月这样流逝，最终又将做什么呢？恭逢皇太子殿下，凭借德行称誉当时英俊之士，秉持正道而参与国家政务。内承受秘密训诫，充分熟悉众多士人的长处；对外和睦地处在百官之中，没有遗漏任何一个人的才用。因为我过去忝居班列很久，殿下不让我突然回到农圃间去。臣怎敢不勉力耗尽衰颓的年岁，温习整理幼年所学？厨廪供给有所承继，却无法报答白吃俸禄的讥刺；扈从卫护又没有功劳，更加惭愧自己忝居荣名。庆贺接受玉宝表

译恭敬地看到诏书，得知元正之日接受玉宝，这是天运重新归来，国宝再次获得；感慨深过往日的怀念，喜悦胜过今日的相逢。臣谨此谢恩。恭惟圣宋一统相承，九州全都归服，琢磨成的真实玉玺，承受宏大的天命，举行西祀东封。如果说这是使神明的美善显赫昭著，继承遗志、述成事业，正由此可见孝德的兢兢业业；变化有时隐微而难以防备，但道理没有一去不复返的。臣私下所想到的，何止是阳虎获得玉玺，竟至于从蒙人那里取得呢？那些远方之国仰慕仁德之风而愿意进献，特意通过方镇转达诚意，使之上达朝廷，同时进呈玉宝样册的文字，更加彰显篆籀文字的实迹。至于秦始皇初刻、永昌年间的刻辞，以及我朝所具备的各种珍宝，几乎没有遗漏，没有一样不具备。实在是由于明德的护佑周密，最终借他人之手使玉宝回归。皇帝陛下以古人为师修治自身，奉祀先祖而继承事业，哪怕饮食呼吸之间不存念祖宗的基业？岂敢有片刻懈怠于为子孙谋划？所以应当是上天明鉴临照，使东州携带玉宝归附，恭敬地送还旧日的邦国符信，使新的帝命光明显扬。群臣诸侯会同，有关官员逐件进献；江淮之地伸长脖颈，盼望根本之地永远安定；关中洛阳倾心归向，想来恩德荣耀将遍及各处。庆贺接受玉宝笺 副袆服已经穿戴，实在充分彰显了内政的光明；玉宝归来，确实是远方相助，顺应而安慰了百姓的愿望，契合了上天的心意。臣谨此谢恩。恭惟皇后殿下，德性安静而端正，仁爱滋润而有恩泽，佩着黄赤色绶带接受玉玺，服饰文采与皇帝相同；以洗濯节俭为德，亲自遵循先代妇人的道义，应当由此招致家国的庆瑞，终于看见祥符回归，使圣上的心意欢悦，也更加得到郊庙的认可。臣有幸遇到盛大典礼，却因阻隔不能陪列近班；赵国的和氏璧完整归还，再没有从旁边经过的事；而穿着粗布衣服的鲁国宝玉又重新获得，尚且可以提笔书写经典了。再次上省请求致仕状 臣私下反复思量，原本没有什么才艺，却冒充列入科目，过去勉强充任使令之职，只不过没有越过本分太多罢了；多次供职却没有声名，内心抚摸良心，实在惭愧。如今已经七十多岁，平素又有气疾，头晕目眩，身体拘急逼迫；近来尤其怕冷，身体涩滞、蜷缩、凄惨战栗，咳嗽随着声音发作，涕泪交相流下；疲倦困惫已有数月，身体瘦弱憔悴，衰羸残败；只能看着树荫休息调养，实在没有长久存活的道理。伏乞陛下怜悯，特赐代为奏闻，允许臣致仕。倘若在将死之年还能保全名节，希望能够歌咏太平的欢乐，仰报君父难以报答的恩德。臣不胜感激，恭候命令到来。再次上省状 臣敬承省札，奉到圣旨不准致仕。皇上的恩德深厚而尚未允许，实在没有考虑臣的年岁；臣的下情又迫切，只好再次冒犯上达，难道敢自我违背常法吗？伏想臣年轻时怯懦，年长以后更加多病昏聩；正当壮盛之时，已经没有血气勇力，所陈述建议常常惭愧流于迂阔，哪里有丝毫事功可言？何况如今衰老来到，心志消磨，眼睛视物、耳朵听声，都只剩下昏聩模糊；手拘挛，足痉挛，已经不是奔走任事的身体。只希望在晚年请求退身，得以辞别圣明的朝廷，粗略地仰慕知足的风尚，不成为学者的羞惭。伏乞陛下俯加怜恻，特赐为臣奏闻，允许臣就在今年致仕。使臣如渔父樵夫一般的旧日身份，重新归还山泽中的瘦弱身躯；如耕田凿井的遗民，永远蒙受天地的造化。臣不胜感荷激切，恭候命令到来。《水心集》卷三，宋叶适撰 奏议 法度总论一 想要亲自治理自己的国家，必须先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议论者说：古今时代不同，谈论古代的事常常不能适用于今天；这种说法也确实切中要害。虽然如此，天下虽然广大，百姓还是这些百姓，事情还是这些事情；疆域内外，建立国家和家业，下面百姓的真伪好恶，上面统治者的生杀予夺，古今并没有不同。却偏偏说古今时代不同，谈古就不能通于今，这就是把古代排斥于今日之外，把今日隔绝于古代之外，而且使治理国家的人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都出于苟且简略，无法裁制。所以“古今时代不同”的说法虽不能废弃，但臣在这里还有话要献给陛下，希望陛下深思。大概陛下想亲自治理自己的国家，如果只是依照已经实行的事情，沿袭旧有的成例，听任已经形成的局面，却不加以振救的方法，国家就会日益陷入积累的败坏，那就不能说是在亲自治理自己的国家。假如不依照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沿袭旧例，不听任既成局面，并且加上振救的方法，那么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必然要凭自己的意志去实行，凭自己的心思去运转；如果忽然只出于一个人的智虑，却不合天下人的心愿，那么谋划就会越发错误，政事就会越发疏漏。所以臣所谓要在这里有所进献，是请陛下先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考察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并不是一定要立即照搬。因此，观察各种器物的人才是良匠，观察各种疾病的人才是良医；全部考察以后再亲自施行，就没有拘泥古法的过失，而有合乎正道的功效。况且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全都记载在典籍中，考察它并不困难。陛下幸而召见臣并教导臣，臣逐条指出策略谋划，不到一顿早饭的时间，古人治理国家的大概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陛下深入阅览，长叹而起，深思熟虑，凭圣明的意志作出决断，那么不用吃完一顿饭，亲自治理国家的办法就可以决定施行，并没有困难。用封建制治理天下的，是唐虞三代；用郡县制治理天下的，是秦汉魏晋隋唐。礼法制度建立在其中，用来维系上下的形势。唐虞三代必须能够不损害封建制，然后王道才能实行；秦汉魏晋隋唐必须能够不损害郡县制，然后霸政才能兴起。因此，制定礼制、创作乐章，规定文书和正朔，制定律令、度量衡，端正名分、辨别嫌疑，尊崇贤人、举用能者，使百姓富厚、风俗美善，这些都是唐虞三代所说的法度。至于各国各自施行政令，各家各自专营事业，累世不改变，终身不变动；考察宽缓而升降必定，简约而可信，这就是不损害封建制而实行王道的办法。掌握威势、彰明权柄，管理簿书、按期会集，考核计算功效，核查虚假、验证实际，勤惰分别，令行禁止，减省徭役和刑罚，这些是秦汉魏晋隋唐所说的法度。至于一个郡实行一个郡的政事，一个县实行一个县的政事，赏罚明确，授予和剥夺各自专断；刺史的询问有条理，司隶的监察不烦扰。这就是不损害郡县制而实行霸政的办法。议论者所谓古今时代不同、谈古不能通今，只是说王道和霸道难以改变，唐虞三代难以恢复罢了。假如想要取得古人的法度来控制天下的命运，却不除去其中有害的部分，反而急切不安、惴惴恐惧，使危害更加深重，守得更加牢固，胶着而不能解脱，停滞而不能通达，这难道真有古今时代的不同吗？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虽然各自取决于德行厚薄、教化深浅、国运长短；然而陛下亲自考察它们，难道有希望它们施行，却反过来加以损害的吗？既然如此，那么当今的法度所造成的危害，一定重大而难以除去，深远而难以察知。对照古代没有危害的法度，寻求除去今日的危害，那么陛下的国家方圆数千里，完全可以亲自整顿，以恢复祖宗的旧业，洗雪百年的耻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译法度总论二 古人之所以得到天下，一定有得到天下的原因；他们失去天下，也一定有失去天下的原因。得失并不是相互等待、彼此补救着发生的，所以为什么不能以纠正失败来造成成功呢？因为一定有真正取得天下的道理，并不需要先纠正其失败然后才能成功。若以纠正失败来造成成功，反而一定会丧失原有的成功。唐虞三代都有相互因袭的法制，并没有因为桀纣造成的败坏混乱而废弃汤禹治理的功业。汉朝虽然灭亡了秦朝，也多有沿用秦朝旧制；但总的说来，天下的政事日益趋于细密，法令也日益加密。只是因为它仍有亲自建立国家的意图，而不专门把惩罚前人的过失、反向纠正作为谋略，反而因此取得了功绩。况且东汉末年，四方分裂，败坏混乱十分严重。魏武帝虽然加严科条、审定律令，使人重足屏息，操纵控制群臣，但仍然截然分明地使人各自尽力履行职责。到了晋朝衰败时，比汉朝更加严重，南北对立，接连兴起又接连灭亡；等到那些突然崛起、显露于世的政权，仍然各自有建立国家的意图，使下面的人没有粉饰错误、养成过失的心思；只要有人在，政事就能兴举，随着所建立的制度而行，也有的清楚可见。到了隋朝末年，丧乱蜂起，弊病像痈疽一样溃裂，而唐太宗一旦建立法令、确定制度，使之疏明简直，上下都容易遵行。这样看来，魏国并不是因为讳言汉朝的过失才兴起，唐朝也不是因为惩罚隋朝的灭亡才强盛。兴亡治乱各有通常的趋势，想要兴盛的会沿着兴盛的道路前进，将要败亡的会走向败亡的门径；这就是它们彼此并非相互等待，也不是出于相互矫正的原因。唐末的乱局，又加上五代，虽使活着的人多年没有安宁的岁月，但考察它祸败的原因，难道真的远远超过秦汉晋隋的灭亡吗？大概国家将要灭亡时，外在征兆本来就已经如此了。然而本朝建立国家、确定制度、维系人心，希望永远存在而不可动摇，都说是为了惩戒五代、纠正唐末的错误策略。细密的更加细密，严密的更加严密，举手动足，动辄都有法令禁条；又用儒术加以文饰，用正论加以辅助，于是人心日益柔弱，士气日益懒惰，人才日益衰弱，所有行为都变成怯懦松弛之举，彼此共同奉行繁密的法令，于是向世人宣称：这就是王政，这就是仁德恩泽，这就是长久不变的办法。仁宗极盛的时代，距离五代已经很远了，但当时人惩戒五代的念头仍未忘记。到了宣和年间，距离五代更远了，法度已经紊乱丧失，却仍说这只是为了惩戒五代。何况靖康以后，本朝发生大变，竟与唐末五代同处于祸乱之后；绍兴年间重新整顿，一直到今天。然而考察朝廷的法制和士大夫的议论，堤防、关闭、锁钥，哪一样不是为了纠正唐末、惩戒五代呢？本朝用二百多年建立的国家，专门把纠正过失当成成功，却独独把真正取得成功的道理搁置起来而不讲。所以办一件事，本来是为了使这件事获利，最终却反而损害了这件事；制定一项法令，本来是为了使法令有利，最终却反而损害了这项法令。上面明知不可行，却姑且把它交给下面；下面明知不可行，却姑且再推回上面。空虚的文饰相互扶持，浮泛的议论彼此依靠。因此君子不能任用，却任用小人；官员不能胜任，却任用吏胥；人情事理不值得信任，却偏偏相信法令。即使其中还有恻隐、宽厚、公平，粗略地得到古人的意思，但只剩下文书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又与周秦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中原分裂，人们却不知道原因；请求与仇敌讲和，却不激发自己的愤慨。这些都是当今的病患，而人们自己认为没有医治病患的方法，甘心把自己置于不可振救的境地，坐视其败亡。根据过去的鉴戒来观察今日，陛下深思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真正取得成功的道路还没有讲明吗？如果真正讲明并实行它，应当兴举的就兴举，应当废除的就废除；过去严密的，今日改为疏阔；过去细小的，今日改为重大。今天发布命令，明天就可以大为改变了，哪里需要等到整整一年呢？法度总论三

译所谓办理一件事本来为了有利于这件事，最终却损害了这件事；制定一项法令本来为了有利于法令，最终却损害了这项法令，是什么原因呢？如今朝廷的法度中，长久施行、不可改变的，不过十几条，而且全都是法度的祸害。所以任用人以资格为有利，资格却成为任用人的祸害；铨选以考任为有利，考任却成为铨选的祸害；荐举以关升、改官为有利，关升、改官却成为荐举的祸害。至于任子，又有几种祸害：从员郎致仕便得到荫补，是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荫补可以得到京官，是一害；一人入仕，世代的官爵没有穷尽，是一害；如今淘汰其中谬误泛滥的部分，限制人数，又是一害。科举也有几种祸害：按才艺取人，已经比不上古今的标准，甚至连同才艺本身也丢失了，是一害；古代教化天下人成为士人，使他们懂得义；如今教化天下人成为士人，全都为了入官，是一害；解额一定，人数多的冒滥取中，人数少的沉没不显，奔走追逐利益，丧失最初的志向，这又使今日的法令自行败坏，是一害；一旦参加乡贡，老了仍未成名，便用官职赐给他，既不选择贤者，也不相信才艺，只说这是恩泽，结果官署充满，人才败坏，又是一害。京师学校有考察的法令，却以此为诱饵来利诱天下；州县学校没有考察的法令，就只是聚集吃饭罢了；因此学校的法令反而成为祸害。制举本来用来求取卓越而有声望的人，却要求他们死记诵读，凭考试成绩录取；所说的意见不实行，所学的东西不采用，因此制科的法令成为祸害。博学宏词科，过去是因为废除词赋考试，想用应用文章提拔人才罢了；如今美官要职竟成了快捷途径，一旦入选，就无法退回改授，因此宏词科的法令成为祸害。募役法本来是为了免除天下人的徭役，如今却造成保正长的弊病，天下都受其祸患，因此役法成为祸害。过去的敕律总括核查各种事务，朝廷随时制定适宜办法，编定为新书，使之条理一贯；有些出于个人意见，没人知道如何推行，只说依照成例申明严办罢了，因此新书成为祸害。国家本来担心州县的过失不能上达，所以设置监司来禁止、督察；如今禁止、督察监司的法令，又比州县的官吏更加严厉，难道是因为监司不是合适的人吗？还是即使是合适的人，也一定要使用这样的法令吗？因此监司的法令成为祸害。府史胥徒是用来办理文书、供给奔走差遣的，即使尧舜也不能废除；但如今他们根基牢固，不可动摇，大官拱手而立，只听从吏胥，于是吏胥成为祸害。又因此推行过去所实行的办法，实行经界法，于是经界法成为祸害；实行保甲，于是保甲成为祸害；实行方田，于是方田成为祸害；实行青苗、市易，于是青苗、市易成为祸害。办理事情、制定法令，没有不是为了求取利益的；但事情和法令一经实行，又没有不是造成祸害的。上下内外，也几乎都知道它们是祸害。然而贤者认为这是必然无法避免的祸害，庸愚者则依仗有这些祸害，足以使自己容身；小人有时还从祸害中求取更多。天下都在法度的祸害中运行，却没有蒙受法度的利益。这样已经二百年了，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天下人都认为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陛下将用什么来挽救呢？所以臣希望陛下揭举这些条目而加以治理，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使天下豁然开朗，一天之内便走上光明的道路。即使是三代以前的盛世，遥远而不容易谈论；两汉及唐朝的盛世，却一定可以达到。资格

译请允许臣说明资格制度为什么成为任用人的祸害。按照贤能举荐人才，依据德行任命官职；贤能有大小，德行有高下，官爵便随之而定，一经确定就不改变。这是尧舜以来的常道。哪里有从低微职位逐级升到显贵，沿着小官的次序然后才到卿相，像近世所谓资格制度这样呢？然而尧舜以来的时代已经遥远，不能立即恢复，所以用资格任人也不能立即废除。至于不能得到资格的利益，反而承受资格的祸害；资格的祸害深重，于是人人都抛弃贤能而成为愚庸之人，治国之道日益败坏而自己还不知道，这就不能不因循现行法令而稍加变通。按照年月积累资历和考核，即使尧舜三代也有这种办法，但为什么不这样对待天下的贤才和有德之人呢？因为贤才、有德之人，用这个官职来称任，此人是合适的，难道可以怀疑他资格还未达到，姑且把他延迟吗？到了汉朝，人们已经苦于这种弊病：郡守、国相、列侯成为九卿，九卿成为三公，天下的贤才隐伏不出，而庸俗吏人得到任用。伊尹、吕尚、周公、召公一类的人，并不是秦汉以后不再出现，而是法制度使他们无法出现。唐太宗虽然通过战争取得天下，但任用人能够尽其才，不拘泥于常规格局，因而成就一时的治理，这一点仍值得欣喜。大概资格制度产生于世道不治、贤愚混杂而无法分别的时候，所以用它来加以限制罢了。本朝却在太平之世实行衰乱时代的法令，太祖、太宗任用人还没有固定模式，只凭皇上擢拔，间或得到杰出之士。到了咸平、景德初年，资格制度才逐渐严密。有一次寇准想凭自己的意愿选取天下士人，却受到上下群臣共同攻击。因此李沆、王旦在真宗时，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司马光、吕公著在哲宗时，这几个人因为谨慎遵守资格制度而被视为贤能，声名重于当世。只有王安石打破资格制度来任用人，然而当时所谓名士竭力争论也不能胜过他。此后章惇、蔡京、王黼、秦桧相继仿效，但引进小人、扰乱天下的，正是这五个人。由这五人所任用的情况来看，就应当把不守资格视为忌讳。虽然资格制度显然不是良法，但李沆等十多人却因守资格而获得声名，而他们当时也被称为治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辨别人的流品，分别君子和小人的道路，确定清浊高下的次序。那些被称为德行、气度、才智、谋略足以居于大位的人，原本也已经得到认可，只是想让他们通过履历来加以验证罢了。所以有的人虽然从小官做起，但他的声望已经足以担任卿相；等到任职久了，最终也确实做到了。这可以说是得到资格制度的利益。如今却不是这样，既没有流品，也没有贤愚之别。从出身而关升，从关升而改官、任知县；从改官、知县而任四辖六院，从四辖六院而任察官；从察官而任卿监，从卿监而任侍从，从侍从而任执政大臣。有的从知州、监司而任郎官，从郎官而任卿监、侍从、执政。只是资历深的依次升进，资格达到的按次迁转罢了。像这样，却想靠举荐贤才来建立治理功业，能办得到吗？侍从不推荐士人，宰执不举荐贤者，只拿着资格进言说：“此人足以担任这个职位。”陛下即使想用政事责问他、用谋略询问他，他又从哪里知道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承受资格制度祸害。况且本朝废除资格而任用人，没有比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桧做宰相更甚的；遵守资格而任用人，也没有比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做宰相更好的。然而考察他们的功效，检验他们所任用的人才，本朝实行资格制度，确实也有任用人的利益。所以臣希望陛下审察资格制度的实际情况，想到今日人才已经极其衰乏，稍微加以变通，招徕收用人才，以最终成全资格制度的利益，而不承受资格制度的祸害。况且上天产生人才非常困难，人主得到人才也同样困难，不要使他们夭折、阻塞、摧残，以至于人才尽失。大概当今世上仍有可以任用的人，如果确实使朝廷的资格制度完全用于应当任用的人才，就会有资格制度的利益，而没有资格制度的祸害。铨选

译什么叫铨选的祸害？辨别人才有次序，升降不失当，是朝廷的重要事务。所以从一命以上的官员开始，都应当任用天下所谓的贤者，而不是让不肖之人得到便利。臣私下奇怪，人主制定法令，常常替不肖之人留地步，消磨贤才，使他们一同陷入不肖之列罢了；而官职中最重要、祸害最严重的，就是铨选。吏部是朝廷传达政令的要害之处；尚书、侍郎是天子亲近而尊贵的臣子。把这个职位给他们，授予他们这个官职，给他们辨别天下士大夫、升降天下士大夫的权柄，却又制定法令交给他们说：“我丝毫不信任你们，你们也丝毫不能自行判断。”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他所办事情的罪过或功劳，任职地区的远近，资历的先后，俸禄的厚薄，职位空缺的多少，都说：“这些一概已有法令规定。”天下法度最为详密、曲折诘难最多，使士大夫连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能自主，不等刑法施加便自然畏惧的，回头看没有比铨选法令更严重的了。唉！把官职给人，把俸禄授人，百姓的性命由此而出。若对此加以用心，天下的治理不在这里吗？希望改善治理风俗，不在这里吗？想要培育厚实的人才，不在这里吗？要求取得实际功效，又将从哪里取得呢？为什么要把天下这样重大的权柄，自己束缚蒙蔽在尘垢、积弊和损坏之中，反而成为天下大弊病的根源呢？然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几百年了。它代代相承，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之道，传述先王之道，没有不懂得所谓治国之道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法度。等到有一天担任这个官职，却闭口不言，拱手四顾，任凭吏胥询问自己过去所知道的法令。如今吏胥从中上下其手来观察他，那个人也昂然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主管此事的官员，本来就应当守这个法令罢了。”唉！难道这个人的本性原本如此浅陋吗？陛下拥有这些名位器物，是用来鼓舞群臣、调动众人的工具，通过授予、剥夺、升迁、黜退来安排天下，怎么忍心沿袭数百年的弊端，沉没在区区败坏腐烂的法令中，消磨天下人才，却甘心这样迁就不肖之人呢？这样，治国之道从哪里产生，治理的功业又从哪里显现呢？何况唐朝中期以前，吏部任用人的本意，仍然有迹可考。如今所遵循的，只是唐朝衰乱之后留下的弊病罢了。历代君王共同的常道，不能在陛下这里不恢复。所谓私心、偏颇、怨恨、诽谤、煽动众人、招揽权势，不过是末世庸人用来恐吓上位者，并在治道将要兴起时怀疑、破坏治道的说辞。陛下深入考察古人已经实行的办法，果断坚定，不被众议迷惑，因而把今天的铨选交给一两个人办理。大概如今大臣把官职授给人，称为堂除，这正是过去铨选中常行的事情。大臣不知道自己的职任比这更重大，却只把堂除看作宰相的大权。既然堂除成为宰相的大权，就难怪铨选沦为奉行文书的地方了。假使今天的铨选能够稍稍自行任用人，像堂除一样；若把堂除的选任全都归于铨部，那么大臣才会知道自己的职位职责，铨选也能稍微帮助朝廷任用人才。这样，尚书、侍郎就不至于虚设了。荐举 什么叫荐举的祸害？让天下的大官能够荐举天下的低级官员，似乎应当是良法；但如今却成为大祸害。况且关升、令录、职官、改官、京官，以及升为朝官，又转而成为员郎，这些都是朝廷自行设置的限制和隔离，用来区分贵贱，使人如果没有举荐便不能升入。若经历三考、四考，就需要有三位举主；若经历六考、七考，就需要有五位举主。既然关升、改官是朝廷制定的法令，难道不是在说：“我不能只把官职给贤能之人，还要让贤能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贤能，必须靠荐举才知道吗？”既然如此，朝廷每年授予别人关升、改官，难道是在说这些人确实贤能吗？大官每年举荐人使其改官，难道是在说这个人确实贤能吗？那些得到关升、改官的人，难道会说“我确实贤能”吗？上面不信任举荐人的判断，举荐人不信任求举者，求举者也不能自信，必然都说这些事情无法知道。然而朝廷的法令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办理；朝廷也说既然我制定的法令已经这样，就不得不听任事情这样发展。这样上下相互做交易，全都交付给不可知的关系罢了。因此奔走竞争成为风气，求见请托塞满门庭，较量权势轻重，求取举荐之事多得无法胜数。像这样，不仅下面的人知道，上面的人也知道。一个人还没有从这种处境中脱身时，便低身屈体去求取；做仆役、贱人所感到可耻的事，他却不以为耻。这时他的内心难道还会有什么操守吗？等到这个人已经摆脱这种处境，便板起面孔、装出庄严的样子居于其位；在他下面的人又以低身屈体的姿态来进见，他也只知道接受罢了。如此相承下去，用这种人被举荐，用这种方式举荐人，陛下的人才败坏，百姓受到祸害，这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唉！这种情况开始时或许还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流弊发展到极点，人人都固守旧法而不思改变。况且京朝官已经成为天下人所尊贵的职位，朝廷自己也把它看得尊贵。如果朝廷不能自我尊贵，使天下也不知道尊贵它，按理说朝廷没有什么不能做，但考虑今日的情势，或许还未能做到。如今把任职次数合并计算，累积考核任用；只要按日月积累而在任没有过失，就可以依次升为京官，不一定非要举荐。确实可以举荐的人，就依照现在的法令举荐，授予他如今所能授予的官职。这样或许可以使稍有自重之心的士人知道有正常途径可走，不必急急忙忙地低身屈体去求取；连仆役、贱人所感到可耻的事情，或许也会知道羞耻了。这样，举荐人的负担不至于被求举者太多所困扰，也许他们会知道如何自立，甚至能够真正举荐贤能来报答皇上。解除求取举荐之人的急迫，姑且采用这个办法，使风俗稍微改善，治国之道稍微明白；按照次序晋升，必然不再需要举荐。大官有时如果举荐他的才能，朝廷相信并任用他，破格提拔而不按通常调补，这才是荐举的正道。然而这只是有关部门的事务，是执政大臣应当请求后施行的事情；早晨改变，晚上确定，并不像军务、财赋那样有难以处理的地方。明知如此却观望隐忍，不肯这样做，终于成为天下的大患，也实在可悲。任子

译什么叫从员郎致仕便得到荫补，这是一个祸害？臣子以子弟承袭官职，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授予这种资格，应当合乎义理、符合恩典，使朝廷录功记旧的用意有所表现。如今从举主荐举而改官，通常十多年才做到员郎；从常调入仕，不过做到佐郡便停止。他的功业没有什么不同，却又据此给他的儿子授官，难道是因为这种平庸无能、没有长处的士人，必须让他的后代世代承袭吗？况且有的人入仕后显达，职任功效有时受到天下称誉，却不幸官位止于员郎，那么他用来荫任子弟的资格，也和按常调做到员郎的人没有区别。这就是所谓所依据的义理不恰当，所施予的恩典也不相称。什么叫从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荫补便得到京官，这是一个祸害？京官是朝廷所珍重的职位，使天下士大夫经过六七次考核、得到五六位举主荐举之后才能取得。如今空缺遥远，等待它的人很多，入仕久的甚至到三十年才得以改官；有疾病、忧患、公事私事的过失，有人终身也得不到。偶尔有一个人特意获准改官，上下都相视，认为是异常之事。如今却使做到太中大夫、待制的人，便可以用京官荫补子弟。为什么对他们那边如此看重，对京官这边却如此不爱惜呢？难道因为是侍从大臣的子弟，就不需要举主和考第了吗？难道他们的才能可以超过天下贤士大夫吗？重视京官，法令就穷尽而不能改变；轻视京官，恩典就泛滥而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轻重彼此不相适应。什么叫一人入仕，世代官爵没有穷尽，这是一个祸害？古代分封土地、赐给茅土，用来报答臣下的功劳，使他的子孙承袭，这是酬报祖宗、流传后裔的办法。至于官职授予，必须适合其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在官籍上达到某个位置，便苟且地依照法令直接授予他的子孙。把它当作恩典，就会泛滥；把它当作法令，就会造成弊病；把它当作义理，就会违背义理。况且朝廷不崇尚贤能而崇尚显贵，朱衣紫绶与平民混杂，夷、跖一类的人也杂处其中。崇宁、观年间以来七八十年，臣下不依靠道义而得到显贵官职的人，在其本人这一代本来就应当削夺，但如今他们的子孙做官，不懂才艺的极限，骄横奢侈而无所顾忌，自称世家，这将使世上的贤者凭什么受到劝勉呢？什么叫如今淘汰其中谬误泛滥的部分，限制人数，反而成为一个祸害？朝廷过去之所以把荫补全部授予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其中有谬误泛滥，只姑且施行这种无穷尽的恩典。如今既然知道其中有问题而加以淘汰，却只是限制人数，也同样不可以。作为上位者，只应使下面的人懂得义理罢了。按照义理可以授予的，即使全部授予，我有什么可吝惜的？否则，与其给一个而舍弃一个，还说：“这个人在我规定的人数之外。”这样，这个人不能独自算贤，那个人也不能独自算愚，义理更加被蒙蔽，人伦纲纪也败坏了。所以员郎并不是朝廷极其看重的官职；按常调做到这里的人，可以重新不再授予荫补；确实有勤劳，或贤能有德，已经被上面听闻的，授予荫补也可以。京官是朝廷所珍重的职位，怎么可以把它授予侍从、执政的子弟呢？按照如今授予员郎、卿监的办法授予他们，可以。计算他们入官的世次，考察所任官职的多少，以核查此人有无功劳、是否贤能，据此制定正确的法令，可以。这样，可授予的就授予，何必用人数限制呢？虽然如此，因循今日的法令而有所变更，也不得不从这里做起。假如把公卿大夫的子弟选出来，养育在学校中，选择天下明师良友来成就他们，使他们的才干品行卓然，可以为国家所用，那么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过去法令中前后烦琐冲突的地方，都可以一举除去，先王的本意也就显现出来了。科举 什么叫如今连同才艺本身也一并失去，这是一个祸害？古代所谓俊杰之士，他们应试的文章往往受到世俗称誉，而他们本人也有时能够在世上有所建树。如今用来取士的标准，并不是古代用来取士的标准。即使在高等选拔中取中，也常常受到天下人的鄙视嘲笑。乡里的卑贱之人、父兄的庸常子弟，低头诵习所谓“黄册子”的文章，家里用它来教，国家用它来选。命服所装饰、荣耀的，竟是人们所轻视的东西。况且世人所看重的，难道一定是知道看重这个人的才德吗？也可能只是他的艺文值得称道罢了。这本来不足以推知他的内心；如今那些值得称道的文章又没有人能够取得，而人们所轻视的东西反而被取中了。既然如此，上面寻求士人并任用他们，公卿大臣都从这条途径出身，难道有谁会先被人轻视，最终却足以成为国家所看重的人吗？什么叫把天下人教化成为士人，却全都为了入官，这是一个祸害？应当使天下人羡慕成为士人，而不羡慕入仕做官。这是极其太平的时代，《兔罝》这首诗之所以作成，正是这个意思。大概羡慕成为士人，就会懂得义；懂得义，就不必等待爵位才受到赏赐，不必等待俸禄才算富有。这样就穷尽了人情所爱慕的东西，却不足以动摇他们自我守持的勇气。如今天下所有人，从童年开始学习，只要努力到足以勉强应付三日一考的文章，眼前便喧嚷充满获得青紫官服的希望。父兄用这个督促责备，朋友用这个劝勉激励。既然所有人都怀有这种心思，那么廉耻节操所要磨炼的地方、对义理和天命所应当安然承受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朝廷得到这种人而任用他们，将凭借什么来振兴天下的人才呢？什么叫解额一定，这是一个祸害？百人取一名，在太平时代是斟酌适中的办法。当时闽浙士人很少参加应试，解额尚且显得狭窄。如今江淮之间，有时甚至把仅仅能够识字作文的人充作名额，而闽浙士人中那些才华卓异、颖悟出众的人，却困于名额太少，不能参加选拔，只好奔走四方；有的去求做门客，有的冒充亲戚，有的赶着买粮纳钱。士人做学问，精深可以达到性命之理，而他的作用在于进退出处之间；然后朝廷凭借他的才力，来承担天下的重任。如今却在前面用利益诱惑，在后面用法令限制，假冒、请托，没有什么不做的。既然因为有这些可以选取的士人而取士，是义理上当然的事，那么为什么不把那边狭窄的解额加以疏通，使它与宽裕的地方平均呢？

译什么叫一旦参加乡贡便用官职赐给他，这是一个祸害？古代取士，要经过四五次选取，然后才决定他一生的仕途；本朝的法令却不是这样，参加乡贡只取中一次便算了。一次取中以后就不再舍弃这个人，三十年以后，怜悯他没有成就，也授予他官职。大概过去太祖初年，怜悯天下士人中有些经历五代、困于考场，却仍不能自行被选取的人，于是因此赐给他们官职。如今士人充塞，偶然一次取中，哪里值得拿来作为理由？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沿袭成常法呢？士人是人才的本源，国家的命运系于此处。四种祸患不能除去，朝廷又从人才本源处摧残削弱，不再使它生长培育，那么人才不足以任用就是理所当然的。除去四种祸患，得到四种利益；所谓从开始培养它，就像从两手合抱的小树苗培育到桐树、梓树，古人的话不可忽视。学校 什么叫京师的学校？就是有考察人才的办法，却用利益来诱导天下人。夏、商、周三代和汉代儒者，他们所说的办学方法已经很多了，都是人人耳熟能详的，这里不再谈论。至于东汉的太学，那确实很好。唐朝初年还可以算是美观；本朝开始议论兴建学校，拖了很久也未能办成。直到王安石才终于建成，但不久就发生了大狱。崇宁、观间，因才俊而闻名于学校的人，不久便成为大官，被宣和、靖康年间任用；那些误国误朝的人，大抵都是学校里的名士。等到诸生伏在宫阙前击鼓，请求起用李纲时，天下有些人认为其中有忠义之气，而朝廷却认为鼓动叛乱、煽动民众的，没有谁比太学之士更严重。等到秦桧任宰相，竭力使诸生成为没有廉耻的人，以谄媚自己，又用小利诱使他们，暗中堵塞拒绝进言的人，士人纷纷形成这种风气，争相献颂、拜表，希望得到恩泽。一旦所得不及期望，诽谤议论便喧嚣起来。所以到了今天，太学尤其败坏，竟成了姑息养奸的地方。秉持正义、阐明正道，用这些来约束自己、教化他人，应该没有比天子的学校更合适的了。可是如今，为什么会使它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它根本上制定了这样的办法：每月记录、每季考核，细细校定分数的毫厘，把它作为人一生利害的依据；此外又用权势和利益招徕人才。这样发展到今天，正是理所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什么叫州县的学校？就是没有考察人才的办法，只不过聚集在那里领取粮食罢了。从前崇宁、观、政和年间，大概曾经考察州县学校，像考察天子学校一样，使士人的进取都由此而来，并废除了科举。这套法度未必不好；然而执行这套法度的，都是天下的小人，所以不久便废止了。如今州县有学校，校舍、廪饩无不齐备，设置官员、聘立教师，比汉、唐完善得多。只是没有任何考察，而徒然让人聚在那里领取粮食，因此那些负有俊逸气质的士人便不愿入学了。州县设学，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幸而重新出现，本来是要造就士人，使他们成为才俊；可是那些才俊反而不愿入学，难道不是法度有所偏失、讲求实行又不够彻底吗？如今应该稍稍提高太学的地位，改变旧有习气，不要用利益诱惑人才；选取当世的大儒，让他们长期任职，彼此以师友相待，讲明学习的道理，使学术源流有所承继。那些卓然成就德行的人，朝廷任用他们为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至于州县学校，应该让监司考察上报，传达给礼部，再上达天子。那些卓然成就德行的人，有的升入太学，有的就直接授予官职。人们知道要由学校进身，科举的鄙陋便可以逐渐洗除；学校有了根本和统绪，古代的文章法度或许也不会坠失。像这一类事情，修改法律、制定制度，都在朝廷，本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自己认为不能办罢了。即使如此，如果治理之道不明，纲纪、尺度和数目不能一一揭示并加以纠正，那么确实会有不能办的事情。陛下一旦把它们一一揭示并纠正，那么像这一类事情，即使想不办，也不可能了。制科。采用科举的常规办法，不足以得到天下的人才。偶尔能得到人才，只能算是幸运。自明道、景祐以来，能发表议论的士人已经有这种说法了。可是，推究它的根本直到末流，也没有看见有谁是偶然得到人才的。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反而败坏天下的人材，使他们到了参加科举也无所用处的地步，这就是科举的弊病。至于制科，朝廷对它尤其重视，选拔尤其困难。假使科举不足以得到人才，那么制科也差不多应该能够得到人才了。可是，科举之所以不能得到人才，是因为用固定的法则来约束不固定的人；既然如此，制科若要有希望得到人才，就必须不拘泥于固定法则，然而制举的法则反而比科举更严密。如今所要寻求的是天下豪杰、特立而起的人才，用来扩充圣王的事业、共同成就治理的功业，为什么要拿那些琐碎的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和制度来责求他们呢？又在一篇策论中，把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大致都问遍；如果认为他的言论足以回答我们的询问，那也可以称为奇才了。制举兴盛的时候，设置学校、建立教师，用法式相互传授，浮泛的言论和空虚的议论，剖析搜求无穷，这就叫制科习气。所以科举既不足以得到人才，制策又反而把人才丢失了。既然如此，朝廷要办成一件事，必定先制定一套法令。如今制科的法令，本来就无意于得到人才，只是徒然立法来困住天下那些泛泛能够记诵的人罢了。这当然是豪杰特立之士所轻视而不屑参加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从前用三道题考进士，而参加制举的人认为答策最难；那些能够答好的人，还多少有可能被选取。自熙宁以来用策论考试进士，这种风气蔓延开来，连五尺高的儿童也都学习谈论利害来应付惯例，于是制举的策论便不足以显示才能了。因此哲宗认为如今进士的策论中有超过制科策论的，制科也由此废止了。这样一来，八九十年间，那些被推荐却不能参加考试的、参加考试却不被选取的、侥幸被选取的制科士人，他们的才学平庸，往往还比不上科举中的俊秀之士。可是仍然每三年下诏一次，而且还追补恢复，不等科举之年，人人都可以被举荐，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呢？给它设置极其严密的法令，给予它极其美好的名声，不过是使那些得到这个资格的人急于谋求官爵罢了。况且天下真正懂得治理、知道如何发表议论的人，不应当有这么多；三年一次用策论考试进士，使他们纵情发表议论却没有地方施用，这确实是失策。如今又让制举者凭借所谓五十篇文章，泛泛指陈古今，铺陈利害；言语繁杂，看的人厌烦，听的人厌烦，而且士人十分庸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对于当今世道，他们怀抱着并没有高明多少的实际本领，却冒领了并不应当加给他们的名声，那么朝廷急切地寻求这种人才，反而成了供人讥笑的把柄。如今应该暂且停止天下这种过多的言论：进士不再亲自策问，制举不考记诵，不考论著，逐渐忘掉旧有的套路；有一天慨然振作起来，由天子亲自选拔人才。三代的英才未必能够突然得到，但也不至于像近世这样冗长而毫无可取之处。这种制度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宏词。

译有些法令或许产生于相互激发，宏词科废止已经很久了。绍圣初年，既然完全废除了词赋，又担心天下用于实际事务的文章因此断绝，于是开始设置博学宏词科。后来又设置词学兼茂科，但它的法令尤其不切合实际。为什么呢？朝廷诏告、典册一类的文章，应当典雅正直、宏大畅达，阐明义理，用来教导晓谕天下；《典》《谟》《训》《诰》等书就是这样。孔子把它们记录为恒常的文辞，用来教导后世，历代君王都不能改变它们，可以说分量很重了。至于两汉的诏制文告，辞意短浅鄙陋，连它们万分之一的风采都没有。大概当时的人所看重的是武功，所尊重的是经术，而文辞虽然使士人喧然自夸、彼此推重，朝廷却忽视它。大体上只是除去刀笔吏所能做的那一点罢了。然而它的深厚温雅，仍足以在后世称雄，自汉以来没有谁能赶得上。至于四六对偶、铭文、檄文、赞颂，从汉末一直沿袭到宋、齐，这正是两汉刀笔吏能够写却不肯写的东西，而今世却把它称为奇文绝技，凭借它来选取天下士人并在朝廷任用，究竟是为什么呢？自词科兴起以后，最受重视的就是四六文章，然而这种文章最鄙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贴切、用典精当互相夸耀，甚至有人凭一副对联写得工巧，便终身专擅官爵。这种风气盛行而不可遏止，已经七八十年了。前后居于卿相之位、显贵之人，祖父、父亲、子孙接连占据要职的，大多都是词科出身的人。他们不曾真正懂得义理，学问不曾懂得方向，才干也从未达到器用的标准。他们拿起纸笔写作对偶文章，却从未从内心取得成就，也没有把文章的源流追溯到古人那里。这样的人究竟凭什么被当作卿相显贵来对待？为什么世代沿袭而不能改革呢？而且还有更加悖谬的地方：自熙宁以来，朝廷以经术造就士人，本来就是忧虑天下习惯于词赋的浮华而不适合实用。王安石和神宗往返极力讨论，直到把当时的文人全部排斥在外，他们的意图已经十分明白。绍圣、崇宁年间号称追述熙宁，既禁止求仕的人写词赋，却反过来用美官诱使已经做官的人写宏词；这就是开始用经义启发士人，最后却用文辞蒙蔽陷害士人。士人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准则呢？所以一旦已经写作宏词，这个人就已经自行断绝了道德性命的根本传统，以为天下人所能做的事情不过是这点小技艺；它造成的祸患，又不只是把朝廷的高爵厚禄拿来给他们而已，而是反过来使人才陷入不肖之地，无法挽救。况且从前因为废除宏词而设置词科，如今词赋和经义并行已经很久了，但词科至今仍没有任何更改。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开始时创立法令，却不能考察它最终的结果？为什么自己反而背离了原来的方向？大概进士、制科的法令还有可以议论、增减的地方；至于宏词，则只是直接废除罢了。役法。自熙宁实行募役法以来，官府的各种差役全部由官府出钱募人，官府承担了其中的弊害，而百姓得到了利益；官府承担劳苦，而百姓享受安逸。即使如此，官府难道能够亲自承担所有弊害和劳苦吗？所以差役的弊害虽然除去了，募役的弊害却正在兴起。所谓役钱，就是募役的弊害；而如今的保副正长，又是募役无法实行所产生的弊害。役钱的问题已经不必再谈，保正、副、正长只是役法中的一件事，却如今成为大患。天下所有能说话的人，日夜共同谋划，也不能自己提出一个办法。过去把百姓编入保伍，设置保正、保副，是要用兵法来统率下属；其法令规定：招募一都之内有才能勇力以及家产最多的人担任户长，用来催缴赋税；由耆长负责追捕逃亡，并且都有雇钱。熙宁、元丰的法令，分划得如此详细明白，却仍然纷纷扰扰，不能确定。后来财政困难、费用日益不足，讲求财利来源的人无处取财，便认为耆户长的雇钱官府从未全部支付，而担任耆户长的人也不愿领取，于是只取这个名目来征发钱财、起运上供，把耆户长的差役全部归到保正、副身上。这样看来，如今募用保正、副的办法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从未不是强行差派他们。在核算家产、推定先后，以及流水、鼠尾、白脚、歇替等差役上，乡吏上下其手，百姓为了争夺这些名额，不惜拼死抗争。如今天下的诉讼中，重大而难以裁决的，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了。朝廷之上，对于各种事务的条目，细致周详，动辄都有法令禁制；可是所谓保正、副，却偏偏没有法令。为什么没有法令？因为名义上是募用，实际上是差派，所以才会这样不均平。近世浅薄庸俗的人发表议论，不过是痛恨官户，查究隐藏的产业；他们的主张甚至发展到由宰执也同编户一起服役。可是天下一半都是隐匿的产业，这种弊害怎么能断绝呢？况且不责备州县用差派保正、副、正长来困扰百姓，却只想局部地整治官户和隐匿产业，这是什么道理？如今如果把耆户长的雇钱归还给州县，使二税催收、召集的差役有所分工，归属于保正、副，那么差役的弊害大半已经除去了。假使一都之内确实有才能和力量足以服众、智谋和勇气足以率领他人的人，就尊重并采用旧法，让他担任保正或保副，同时减免他一户二税的一半；务必使人们争着担任保正、副而不可得，不要强行委派给本人而使他不愿意。这样一来，天下难道还会把差役看作祸患吗？如果再这样做，那么即使是官户，无论新旧，也都可以担任这些职务；又为什么要专门这样督责官户呢？况且如今对百姓的心意为什么这样薄，对办理官府事务的要求却为什么这样苛刻？京师有诸道，诸道有诸州，诸州有诸县，从县以下才亲自接触百姓。按理应当使什伍、比、闾、里、党等基层组织逐级上达县令，然后选择其中的人担任保正、副；这样做正是为了亲近百姓，处理他们的小争端，不使它们发展成大斗殴，教育百姓使他们不触犯禁令，这是减少刑罚的首要事务。像这样做，官府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理？如今反而从来不这样做，拿极其鄙陋的想法同百姓计较最下等的办法；百姓越发争斗而不知道悔改，鞭打刑罚便跟在后面，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实行它并没有什么困难，却不肯思考除去这种办法，为什么呢？新书。

译什么叫新书的弊害？本朝把律作为经常性的根本法，而敕令格式则随时修订制定。自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绍兴以来，都各自编成一部书。近来干道、淳熙年间也已经两次成书了。以后来的书取代以前的书，以新的修改旧的；凡是朝廷上下所依靠的、用来彼此维系和约束的，都是让使者奉行这些书罢了。况且天下依靠法令治理已经很久了，臣哪里敢贸然议论新书的弊害，像晋国叔向告诫郑国子产那样呢？然而有三种最切近、不可不知道的弊害：天下所有事情都完备地写在这部书中，人们的智慧和思虑不能超出这部书之外，这是第一种弊害。书已经完备了，可事情反而更加败坏；法令已经具备了，可命令却不能施行，那么本来应该有所说明。如今却只说各项事务已有现行条法，只限于援引旧条、申明严厉而已。明明知道法令不足以依靠，却想强行把它委托给法令，这是第二种弊害。人才因此逐渐衰颓懒惰，只会摘取利害、泛泛推广，到最后也不过说一句‘臣愚昧，希望申明严厉地执行已经实行的法令罢了’。以法令为弊害，还可以说；以人为弊害，就不可说，这是第三种弊害。至于朝省前后批示、六部的勘验、各司州郡援照条文施行，以及彼此习惯于公开作欺骗虚诞之事来消磨岁月，那只是弊害中较小的。用法令治理国家，是当今最大的议论，难道可以不认真讲求、详细了解吗？人大多不公平，而法令极其公平；人有私心，而法令没有私心；人有生死存亡，而法令始终存在。所以如今常说，能够使人扰乱的是人，不能扰乱的是法令；这就是难以任用人而容易任用法令的原因。即便如此，人也并不是容易任用的。以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况来说，君王必须以至诚之心一意与臣下相处，然后那些人才可以任用。如今怎么能够做到呢？如果不任用人而任用法令，那么就必须任用足以推行我们法令的人，而不能任用智慧不足以理解法令、力量不足以执行法令的人；这样以后，法令才可以依靠。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如今也仍然做不到，为什么呢？假使这部书果真已经完备地包括天下所有事务，那么还要人做什么？因为这部书所完备的只是文辞，并不完备实际；完备的是表面相似，并不完备真实情况。假使现行条法确实都已经具备，那么天下为什么还会有人犯法、还会产生弊害？这并不是没有法令的罪过，而是没有适当执行法令的人的罪过。道理已经很清楚了！如今不改变用人的状况，却只说援引旧条、申明严厉，反复强调法令，那么法令终究不会施行。所以，任用人而废弃法令，确实不容易议论；但任用人来执行法令，是为了帮助法令不能自行施行，并不一定要像如今所谓的援引旧条、申明严厉那样。不过是批状、勘当、照条之类罢了。既不任用人来执行法令，只限于援引旧条、申明严厉；批状、勘当、照条之类的文书，使天下人的耳目疲于应付，使那些办事的人聪明昏乱、思虑无从施展，只求按照惯例应付、堵塞章奏，于是也喧然愿意帮助陛下申明严厉。这正是法令日益败坏、人才日益消磨的原因。每天只知道照常饮食生活，却不能自知；法令腐烂、道理穷尽，只能暂时相互束缚，却没有长久牢固结合的方法。这正是国威不能振作、强敌得以侵凌的原因。因此臣希望陛下即使不能任用人而废弃法令来施行唐虞三代远大之政，也姑且任用人来执行法令，使法令不成为空文，人也因此显示出实际功用。功劳和罪过都依据赏罚来处理，号令在众人听闻和观察中保持一致，简明而可信，果断而仁厚，这样就可以赶上汉以来的情形了。吏胥。什么叫吏胥的弊害？自古以来就为此忧患，并不是一天之内才有的；而如今尤其严重。大概从崇宁发展到宣和，士大夫的职守，即使是那些学识浅薄、能力拙劣的人，也不再修治职事，只专心从事奔走求进。他们对于簿书、期限和会计，一切都听从吏胥。吏人根基牢固、盘踞成穴，权势熏灼，滥施恩赐，自己占据优厚位置。渡江以后，文书散失，旧法旧例，全都靠省记，轻重、给予和剥夺，完全凭个人意志决定。其中最骄横的，是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部、刑部以及其他部门和外路，也跟着仿效，这是常情。所以如今世人称之为公人世界，又认为官府没有封建势力而吏人却有封建势力，都是指真实情况而言。况且公卿大臣的职位，有些人没有能力居处，却低头刮席，条令宪法多有不熟悉，只能把性命托付给吏人，这本来就是事实。然而即使得到适当的人来居此职位，也不过像古代所谓伊尹、傅说一类的人罢了。那些琐碎的条令宪法仍然不懂，却要同这些吏人共事，最终还是不行。这样看来，如今吏胥的弊害，不论官员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总之都应当改革罢了。府史、胥徒，自从有国家以来都是共同存在的。然而必须使上面不侵夺官员的职权，下面不侵害百姓，由他们自行治理事务而听从命令。秦、汉的弊害，是让法令压制天下豪杰，使人从刀笔吏出身而做到三公。如今幸而已经甄别品流，但其他弊害还没有完全除去，而且又把天下经常办理的事务全部编成书，交给他们去执行。他们这些吏人能够知道这些事务，而官员却不能知道。这种弊害又超过秦、汉。为什么呢？如今各部门的吏人，他们的爵位和俸禄，往往是士大夫不敢奢望的。汉代公府的属官、各卿府的主事，征召的都是天下名士，他们的权柄足以动摇郡守和国相。如今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就是这种人。对他们只用鞭打、杀戮、刑罚来对待，却又给予这样的高爵厚禄，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官员冗多，却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士大夫又不熟悉国家台省的旧事，一旦冒然居于这些职位，便受到胥吏侮辱。为什么不让新进士以及任子中等待出仕的人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呢？考核三次期满后，按照通常调任的规则出任州县官；才能特别优异的，有的就留用。这样便有三种好处：士人顾惜终身名节，畏惧法令、崇尚义理，收受财物、出卖狱讼的行为一定会大大减少。吏曹清明，许多事务就会兴举；并且可以借此让士大夫熟习政务，使他们有才干，不至于像当今这样苟且懒惰，这是第一种好处。让他们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就没有根基牢固、盘踞成穴的弊害，没有保举、援引和私立名目的弊端，封建势力也因此可以除去，这是第二种好处。增加一百多名员额，逐渐消除冗官的弊害；等待缺额、选择任职地点的争夺伺候风气也会逐渐衰息，这是第三种好处。得到三种好处，除去三种弊害，这也不是需要劳民动众的难事。京师纲纪的关键在于吏曹清明；吏曹清明，诸司和州县吏人的蠹害也必定比今天少。大概结托、请托不能实行，裁决众多事务、整齐簿书也不会成为疑难玩忽之事，这样下面的人自然知道畏惧了。监司。

译什么叫监司的弊害？朝廷设置官员，必须知道设置这种官员的本意；任用这种人，也必须先知道任用这种人的理由。州郡很多，而监司很少，是因为州郡的事务难以全部察看，所以设置监司来考察；又因为州郡的官员难以全部选择，所以只要选择好监司，也足以把事情托付给他们。自汉以后，所谓监司也不过如此，还来不及谈到岳牧相互维系的意义。既然如此，那么奉行法度的是州郡，治理州郡不奉行法度的则是监司。所以监司，就是掌握和控制州郡的人。既然让他们掌握和控制州郡，就不应该再反过来处处控制他们。这才是当今设置监司的体制应有的样子。如今上面对监司的控制，反而超过监司对州郡的控制。上面紧紧防备他们擅权自用，有时规定非时不得巡历，有时规定巡历不得超过三日；随行的吏卒、批给的券食、接受的礼物馈赠，都有明确禁令。这样一来，朝廷连防备监司都来不及，监司哪里还足以防备州郡呢？况且不责求他们完成大事，却姑且禁止细小事项，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不知道设置官员的本意、不明白用人的道理，只沿袭琐细文法来立法，这是第一种失误。所以监司松弛懒惰，人们反而认为他们宽大，上面也认为他们懂得体统；监司认真履行职务，人们反而认为他们侵犯权力，上面也认为他们制造事端。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监司本来应当用法令治理下属，用义理办理事务。如今转运司只负责搜刮州县的财赋，窥伺它们的余羡，把拖欠的钱粮混杂在一起，作为一司每年的常规计算；提举司只督促茶盐，使用苛刻惨酷的法令，至于常平、义仓、水利、民田却置之不顾；提刑司则把催促经总制钱、印发僧道免丁繇子作为职务，而刑狱冤滥、词讼繁多积滞，却有时根本不加省察。这样一来，监司不守法、不合义，反而比州县更严重。所以如今任州县官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嘲笑监司的所作所为，难道这是监司本来的样子吗？这就是没有把依靠法令治理、依靠义理办事的权力交给他们，反而使监司所掌握的事情处在州郡之下，这是第二种失误。况且既然不是依靠法令、也不是依靠义理，那么交付给他们的事情本来应该取得实际功效。如今转运司只是把上供的数目报给户部，实际的转输运送却没有做到，那么它总管一路财计究竟有什么用呢？茶盐方面，榷务、都场已经取得了剩余利润，提举司却接受并扣留它们，掌管停卖，督促煎煮，还为此索取欠款、办理债务；至于经总制钱，州郡已经各自催办上供，提刑司却只是发下文书，知通收取、索要季帐，稽核纲解后报给户部罢了。这三司把这些当作职务，不过是白白供养许多以资历考核升迁的人，白白凭借意气制造声势，以便谋取私利罢了。国家纲纪和百姓性命，哪里能依靠这些？这就是既没有法令，也没有义理，实际功效又没有取得，是第三种失误。至于恢复转运司的权力，以便整顿户部事务；废止提举司的事务，使转运司的权力统一起来，也都是今天最为急迫的事情。从前有人说，即使只选择十道使者，仍然担心不能得到适当的人，那么监司的职位大概是极其重要的了。难道可以把它当作照例差遣、因循使用的职位吗？《水心集》卷四，宋叶适撰。奏议。始论一。

译拥有天下这样广大的疆域，就必须穷尽天下人的思虑；不能穷尽天下人的思虑，少有不发生祸患的。太祖、太宗接受天命，亲自剪除平定七国，完全拥有了汉、唐以来的天下。只有燕、蓟先前落入契丹之手，力量还不能收复；赵保吉兄弟在西方作乱，灵、夏随后陷落，耶律逐渐骄横，李继迁开始自立，边境也更加需要警备。主持国事的人不再深入追究事情的始末，只认为中国既然广大，道德既然充足，所忧虑的不过是不能保卫疆土、使百姓安息罢了，难道还会缺少西北两个边疆小区域吗？他们不但不致力讨伐两个敌人，以确定西北疆域，反而派遣使者、颁发封册，重申百年盟誓，委屈心意奉送币帛，专心守护和好。与此相同的被称为正论，不同的被称为浮薄。当它最强盛时，南北互称兄弟，天下没有战争，比前代安宁得久，人们以为对天下的忧虑已经全部解决了。然而欺凌侮慢没有除去，祸根始终存在，小人趁着其中的间隙，倡议收复燕地。前面的祸端刚刚铲除，后面的祸患便随之出现；民心没有改变，而国家的防守已经离散了。起初错误地把三镇交给他人，两河各城还以死力固守，太原的统帅仍然拼尽力量以后才被擒获。建炎继承帝统时，已经失去的只有河东，其他地方本来还在。大臣怯懦，不能日夜谋划来击退敌人，于是建炎二年便全部失去河南、河北，绍兴元年又失去京东、京西，三年又失去五路。这并不是有叛将、乱臣占据土地来同我们抗衡，而是刘豫由女真人出面扶立罢了。后来尼堪死去，伪齐废除，金人掌权后厌倦战争，把数千里土地全部归还给我们。兵不血刃而得到数千里土地，这是上天在诱导我们。然而一旦兀术背弃盟约，经过苦战，所谓划定的疆界不过是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们也不敢再争。后来完颜亮被杀，北方溃乱，归义的百姓处处聚集屯驻，京东、京西、秦凤、熙河的州县相继收复，中国的威势差不多可以振作起来了。然而宰辅无能，接连采取错误策略，继续旧有盟约，最终也勉强割让四个要郡给敌人，只使中原遗民饮泣、内心怨恨，对我们彻底绝望。我们不能守住土地，百姓即使不发生变乱，最终也会分裂；我们不能守住土地，土地即使已经得到，最终也会失去。原因难道还有别的吗？起初谋划事情不能穷尽，所以祸患才到了这个地步。由于谋虑不周，使百七十年积累的天下，不是因百姓怨恨叛乱而失去，而是直接失去了一大半。把长江、浙江一带限制为南北的疆界，已经六十年了。唉，这是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追悔；但对将来的忧虑却不能不穷尽。否则天下的祸患，还将有超过这些的，难道可以坐在那里讲说尧、舜、三代的旧事，洋洋自得、熙熙乐道，却不思考内外的区分，不辨明逆顺的道理，不树立仇恨和羞耻的义理，只听任它成为南北疆界，同宋、齐、梁、陈并列而已吗？成败转瞬即变，得失反复无常，哪里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呢？思虑不周，过去的天下虽然广大，却不能守住；思虑周全，如今的天下难道不但能够守住，反而还可以取得吗？所以以一取得百，是帝王的谋虑；以一取得十，是霸主强国的谋虑；以一取得一，是必然可行者的谋虑。再加上思考内外的区分，辨明逆顺的道理，树立仇恨和羞耻的义理，又取得我们失去的土地，而不是贪求对方所得的土地，就比仅求必然可行更高明。以一取得百、以一取得十，显然很难；然而能够取得它，是因为谋虑周全。以一取得一，显然容易；然而不能取得它，是因为谋虑不周。如今将把天下的事情全部加以思虑，然后以一取得一的局面，便可以看见了。所以不能用空泛的言辞概括，不能用片面的说法作出定论，也不能拿遥远的事情来议论。始论二。

译不能穷尽天下的思虑，最终就会失去天下的大计，这是最大的事情，不可不极力论述。古代所谓忠臣贤士，竭尽力量去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说话希望少，行动希望多，说得好像粗略，实行起来却一定有成效，所以人们不敢多说，而专心努力实行。如今世上的议论超过行动，用力却很少；大的如制策，小的如科举，最高处超过唐虞，低下处鄙陋如秦汉，辗转联缀，都是取法于华丽辞藻，并不是当世最重要的言论。即使有精微深厚博大的议论，竭力使天下的义理不可逾越，也仍然只是空话。大概一个时代的爱好既然如此，哪里能够穷尽天下的思虑呢？有大利益必然有大害处，治理国家的人不敢专享大利，而应当分担其中的大害，用人来参与治理，使害处消除。从前的帝王没有不是这样。国家因为唐、五代的极端弊害，收敛藩镇权力，把权力归于上面；一兵的名籍、一财的来源、一地的守卫，都由君主亲自掌握。想要专享大利而不承担大害，于是废弃人才而使用法令，废弃官员而使用吏人，禁令防范细密周详，尤其不同于古代，而威权柄柄也最为集中。即便如此，难道真的有这种道理吗？所以人才衰弱匮乏，外部被削弱、内部变得虚弱，拥有如此广大的天下却畏惧别人，正是这一代法度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难怪不能穷尽天下的思虑。自从赵元昊反叛、辽人重提索取关南土地以来，天下士人开始稍稍振作，深思远虑，提出相应主张；然而内部又陷入崇尚多言的风气，外部又受到法度谋求自利的阻碍，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中道。不幸的是，熙宁变法之事由此兴起，一直到宣和末年、靖康初年，士大夫争论法令的新旧，辨别朋党的邪正，只是把它鼓成烈火、扩成洪流罢了。超过这些事情以后，哪里还有空闲来议论呢？这又是熙宁、元丰以后，因世事纷乱更替而不能穷尽天下思虑。靖康的灾难来临，痛苦愤怒达到极点，正是上下深谋远虑、不知寒暑、不顾寝食的时候；可是苟且顾及眼前、忘掉奇耻大辱的人，却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说法，把宗庙和君父的仇恨看作身上的疥癣，忍住不去搔抓便以为没有害处。有人明白显示祸福来胁迫他们，衣冠之士全都低头奉迎仇敌，所以二十多年没有人在饮食和刀笔事务之外提出思虑，更何况长远的事情呢？这又是绍兴以来被小人挟制，不能穷尽天下思虑。陛下总揽权纲，掌握枢要，责求功效，考核勤惰，崇尚实用，斥退虚名，审慎考察，谨慎升迁，打破流品界限以求人才，尊重武官以率领勇敢之士，天下于是纷纷知道皇上的意旨而服从了。然而怀有作为愿望的人，因为没有事情可做而消沉退缩；背负妄为罪责的人，因为有所托庇而得到宽容。只谋求新的利益，却不改变旧的弊害；取用百姓已经使他们困苦不堪，却还认为这是仁政；奔走办事的人已经疲惫不堪，却还认为这是良法。国家没有奇功，常道就先丧失；士人没有奇节，平常的良心就先败坏。风俗衰败、时势紧迫，有谁来共同谋划长远之计？这又是隆兴以来不能穷尽天下思虑。若不是深入观察、远大览察，遍知过去的错误而不加隐讳；意志坚定、力量强大，独自实行艰难的事情而不迷惑；该做的就做，不要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便不做；该改变的就改变，不要因为如今正在沿用便不改；除去百年来积存的弊害，开辟兴盛王业的大道；计算岁月中的措施，追求日新月异的功效；早晨即起便慷慨奋发，如同饥渴求食求饮，或许才能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思虑周全吧？所以臣愿意分条列举前后的源流，陈述当今的根本事务，把成败得失说得明白而不混乱，用来帮助陛下的聪明见识一二。取燕一。导致靖康之祸的原因在于取燕，追究靖康的过失，也一定会说是取燕。即使如此，推究利害的极点，以确定今天的大计，不过仍然是取燕罢了。为什么说导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自从石敬瑭割让燕地而不能收回，宋太宗征讨而不能平定，赵普、田锡、王禹偁一类人本来就曾认为立志收复幽蓟是不对的。到了景德年间订立和约，中国人于是把燕地当作外部事物，不再纳入议论范围。到庆历年间，刘六符反过来索取周世宗的关南各县，富弼替此事设法周旋、增加财物，事情才勉强停止。后来萧禧争辩河东疆域，又拿数百里土地给了契丹，而王安石、韩绛没有同他争论。何况王黼、蔡攸之流奸佞庸碌，竟想一定取得异代已经割让的燕地，终于对契丹失信，受到女真的侮辱，造成大变。这就是所谓导致靖康之祸；然而士大夫只是笼统谈论它的大概，还没有知道它的实际。实际是什么？就是说没有能够取得燕地罢了。假使契丹的政令仍然强盛，社稷仍然稳固，我们独自抗拒旧日的愤恨，辛劳作战，即使得到了燕、蓟，也会因财力耗尽、百姓怨恨，内部崩溃、外部扰乱，最终因此亡国。像这样说导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才可以。如今天祚帝在外面丧失土地，在内部被夺去帝位，逃窜到夹山，朝夕之间就可能死亡，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乘时拯救乱局，是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划分治理天下，是虞舜、夏禹的政务；纪律大致严明，将帅大致精悍，乘此时机取得全燕，收拢汉、唐遗留下来的百姓，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已经灭亡的契丹仍然坚守重大的盟誓，却不知道女真一旦沿袭它的做法来欺凌我们；到了那时，王黼、蔡攸没有考虑到这些。若采用韩琦、富弼的谋略，又将如何处置呢？种师道已经失败，刘延庆又失败，萧后古尔班因战败不能支撑；女真的溃兵轻易冲击我们的军队，好像进入无人之境。他们这样用兵，于是向女真祈求、纳献重赂，数以百万计；所买到的只是山前六郡的空城，竟让王安中同投降女真的郭药师共同办事，竭尽中国的财力来供给常胜军。山后的土地，往返争论而没有决定，郭药师却挟持女真向南进逼了。由此说来，祸患在于不能取得燕地，而不是取燕导致了祸患。不能取得燕地却把它称作取燕，由此说它导致祸患，这是过去失败事情的说法。实际上从未得到燕地，却仍说祸患在于取燕，这是今天的谬论；还不明白真正的最大危害，难道不可畏惧吗？取燕二。

译为什么说追究靖康的过失，也一定要说是取燕的谋划失误呢？可以补救的就补救，可以惩戒的就惩戒。在当时悔恨，尚且不应有拖到数十、上百年以后还悔恨的道理。斡里雅布、尼堪相继到来时，两河陷落，京师倾覆，士大夫把祸患归咎于取燕，并不奇怪。即便如此，取燕确实有罪，替取燕的罪过寻求补救，也不能只归罪于取燕便了事。可是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始终只是主张割地；杨时则发表迂缓的言辞，只想慢慢讨论它是否适当；胡舜陟则只想积累诚意，等待上天悔改降下的灾祸；许翰则请求把事情交给种师中，认为劫寨失败在于任用勇猛的将领而忽视老将，不过是说兵力并非不能使用罢了。像这样，能够挽救取燕的过失吗？等到建炎年间皇帝南巡到维扬，最终来到江浙，天下的祸患更加紧迫，而过去取燕的事情已经渐渐远去。然而士大夫仍然追究取燕而不放弃；徽宗驾崩的凶问传来，光尧颁下哀痛诏书，仍然拿海上之盟来解释本意，向天下谢罪。议论的人只知道责怪取燕的过失，而思考怎样补救的人，却只是请求议和。唉！到了今天，靖康之祸已经六十年了，而责怪取燕过失的说法，仍然存在于议论者口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问他有什么谋略，他说没有空洞的计划；问他用兵如何，他说不可轻率动用；问他对于国家大计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他说姑且先治理好自身；问他祖宗的仇恨和耻辱，他说这是天命。像这样，难道会因为一次夺取燕地的失败，就使几十、上百年的局面都无法挽救吗？从前魏冉攻打齐国的寿纲，范雎认为这是错误的谋略，于是主张夺取韩国、魏国来挽救它；郦食其请求拥立六国后裔，张良认为会坏事，于是提出八条难题加以阻止；魏太武帝差点在统万被擒，后来仍然灭了赫连氏；周武帝差点死在晋阳，后来也灭了高延宗；唐庄宗夺取后梁，也只是勉强免于失败罢了。时而联合，屡屡失败，忽来忽往，胜负无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还要因为夺取燕地而遗恨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夺取燕地（三） 怎样才叫彻底考察利害的极点，从而确定国家的主张？也一定会说：唐朝中叶，燕蓟先被叛臣占据，以至于唐朝灭亡。到了石氏把土地划给契丹，石氏不过是那类匹夫盗贼中的下等人罢了，他为了求得苟延残喘，寄希望于非分之事，哪里懂得天下的常势呢？假如让契丹安坐而完整占有燕地，以此控制中原，石氏最终不能守住，于是造成敌骑长驱渡河的局面。后来周世宗没能完全平定燕地，只有本朝承受了失去燕地的祸患；从端拱以后直到咸平，京师危困，常有戎马逼近郊外的忧虑，齐、赵之间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寇准、曹利用开始创议和约，拿出金帛去诱使契丹，之后才稍稍安定。庆历年间谋划撕毁盟约，范仲淹说敌人一定会形成进犯京城的声势，请求赶快修筑汴都城墙；吕夷简于是建议把魏州建为北京，表示将亲自出征来挫败敌人的意图，最后却到了增加岁币、降低言辞姿态才罢休的地步。大抵渡河进犯京城，是开运年间已经试过的事；景德年间只是勉强避免，而那条覆辙始终存在。由此说来，靖康之祸不只是群小奸佞造成的，国家势力长期衰弱，本来就为它准备好了条件。燕蓟，是中国的外郭；河北、河东，是中国的市场和交通要地。丢弃外郭，却在市场和交通要地设置防御，把一代人的谋划思虑全都建立在自以为可以长久安定、不会有其他祸患之上，这正是贾谊所说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不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况且秦统一六国、排斥匈奴，修筑长城来隔绝他们；秦汉的天下，难道还能实行唐虞三代以前那种杂居错处的办法吗？现在即使使张王的军队返回都邑，修缮陵庙，完全收复祖宗失去的土地，而燕蓟不能恢复，国家的弱势仍未削除，石氏覆辙造成的威胁也必然不能振作，国家也必不能建立。为什么呢？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凭天下来取得天下，也凭天下来守卫天下，所以应当穷尽天下的形势，不能畏缩苟安，树立私说而妨碍正论。不然，项氏、刘氏把天下一分为二，自沛公起兵而取得鸿沟以南，谁能说不可以呢？可是张良却召集黥布、彭越、韩信，分出数千里土地与他们共同消灭项氏。怜惜那个而抛弃这个，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国家的大计，不是熟习一般见闻的人所能议论的。亲自出征 将要寻求当今的实际谋略，必须先停止当今的空洞议论。空论有两种：一是亲自出征，二是等待时机。什么叫亲自出征？天下正有事变，君臣不得安宁，亲身投入战争，经历创伤、危险和艰苦，然后取得平定，这本来是常事。太祖、太宗未曾不亲自统领军队，真宗即位初年，本来已经亲临大名。澶渊战役时，当时颇有不同意见，传闻说王钦若请求南逃江南，陈尧叟请求退往蜀地，寇准决定让真宗随军，渡过黄河，六军振奋，奋勇效命。王达兰死于流矢，契丹于是请求和议，从此上下才开始把亲征当作秘密策略。况且契丹自岐沟以来，没有一年不得志；大名、澶渊战役中，大将拥兵闭城而不敢出战，契丹击鼓进军，如入无人之境，王达兰不过是偶然战死罢了，真正使契丹求和的，是金帛的力量。难道可以说将士都不必用兵，非要等君主亲自踏入战阵之后才算成功吗？假如寇准用这种说法来自我夸耀，可以说是极其没有见识了。空论既已形成，到靖康年间，也有人说应当依照真宗旧事亲自出征，也有人说如今敌我强弱不同，不能再采用亲征。建炎年间深入两浙，绍兴初年赵鼎返回建康，而刘豫逃走，于是议论者真以为此前之所以屡败，只是因为没有亲征罢了。一亲自出征，敌人便退让，所以有人把秦桧二十年的和议归罪于他；其实秦桧并不懂得不能和议的真正原因，只是认为问题在于亲征罢了。金亮氏到来时，光尧也曾出兵建康，虽然名义上说是慰劳军队，实际上也是采用亲征。因此陛下刚即位时，也曾下诏亲征以慰劳军队，后来因为订立和约才停止。如今持谬论的人说：长期和好，不过是苟且求安罢了；问他们不把苟安当作正论的主张是什么，他们就说只是亲征而已。唉！这样谋划国家，危险了。军队强大可以，财富充足可以，将领有才能、能够擒敌也可以。这些都要靠分界明确、纲纪端正、法度修明，以及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来实现，难道亲征就能实现吗？百事中没有一件认真讲求，却把君主推到危急的事情面前，说：“天子所在，军队没有不胜的。”书生的空论，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长久不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利害的最终形势就无法判定。等待时机

译什么叫等待时机？这是当今议论者常常拿来谈论的。时机有尚未成熟的时候，就等待它到来；从前谋划国家的人本来都这样做，而今天所说的只是貌似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越国报仇于吴国，范蠡、文种认为必定要在二十年以后；二十年之内，勾践想要忍不住愤怒、立即决战，两人便竭尽死力阻止他。等到越国成功，果然是在二十年以后，这难道不是所谓等待时机吗？然而二十年之内，越国人日夜所做的，全都是报复吴国的准备。所以时机未到就不行动，时机到了就行动，于是灭掉吴国。如果二十年之内什么也不做，却想等待二十年以后，可以吗？自古两国敌对相争，强者修养德行、施行政令，弱者积蓄力量、谋划策略，都有预先治理、先行确定形势的办法。但必须顺应形势，借助可以利用的时势，才能取胜；违背时势而只想凭自己的意愿行事，就会失败。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等待时机。陛下二十多年之间，接续经历光尧二十多年的事情，听惯了等待时机的议论，也实行了等待时机的办法。后来等待时机的说法转变为乘机而动，这成为群臣推辞大事、误导陛下自我宽解的借口。亮氏死去，北方请求归命，女真发生动乱，那时难道还不是时机已经到来吗？等到陛下按住兵器、让军队休息，互相往来交换玉帛，从乾道元年直到今天，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机会可以乘取呢？时机如果这样久远，所等待的机会又这样遥远而始终不能利用，那么从前隋、唐、楚、汉多事之时，那些奋起建立功名的人，难道也一定要这样昏昧沉默，使少壮一直到老年，最终始终看不见机会吗？大概等待时机这种空论，误害天下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了。臣请求判定今天的议论：时机由我自己造成，就不可以有所等待；机会由我自己发动，就不可以有所乘取。不作为就没有时机了，还等待什么？不发动就没有机会了，还乘取什么？陛下姑且亲自造成自己的时机、亲自等待它，不要让群臣彼此依赖、彼此推诿，只是白白消磨岁月，前一个时机过去，后一个时机又来，不过如此罢了。从前治理国家的人，比较两方面的形势，时机便会出现；最远不过数年，最近甚至不到一天。他们的君臣一起起身顺应时机，常常只担心它来得急迫、不能及时赶上，不担心它遥远而无法等待。遥远到不可等待，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像这样，并不是真有可以等待的时机，而只是姑且制造等待时机的说法罢了。实际谋略

译什么叫寻求当今的实际谋略？如今的土地占天下一半，相当于兼有三国时的吴、蜀，也相当于南北朝的宋、齐、梁，并且还是财富的渊薮。北方土地虽只占一半，计算其赋税收入，也不过占全国十分之二三。土地广大、财富充足，完全可以自行发展。然而五六十年来不能自行发展，反而听命于敌人，是有原因的。过去所担心的，是财富不足；如今却反而被财富过多拖累。过去所担心的，是军队不多；如今却反而被军队过多拖累。过去所担心的，是法度疏阔；如今却反而被法度过密拖累。过去所担心的，是纲纪分散杂乱；如今却反而被权力过于集中拖累。姑且先说最紧要的四件事。如今天下的财货，折合缗钱计算，茶、盐专卖及榷货收入已有二千四百万；经总制钱有一千五百万；上供、和买、折帛有一千多万；另外四川的钱引又有三千三百多万。这是古代没有的。不仅古代没有，宣和以前也没有。财货如此多，支用也同样如此多。现在大略计算户部的经常费用为一千五百多万，这是祖宗盛时用度的一倍。至于拿六千多万供养四处屯驻的军队，更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所以财富因为太多而成为负担，终于走向枯竭。如今天下的军队，只有内廷三衙的军队，名义上是宿卫京师，虽然可以议论，但还不能废除。四处屯驻的大军，为什么这么多呢？各州的厢兵、禁兵、土兵，以及各处小规模关隘所驻的军队，合计军队数量也将近百万，也是古代没有的。可是大而言之，往往几十年同金人和亲，不敢交战一天；小而言之，几百名草寇穷盗突然发动，也不能制服，这又是古代从未见过的。因此军队因为太多而成为负担，终于走向衰弱。如今内外上下，一件小事、一项轻微的罪过，都预先有法令等待处理。穷尽一代人的心思所能想到的范围，偶然得到一个主意，自以为非常奇特，可是法令本来已经把它规定好了。这就是法度过密。可是人的才能不能充分施展，人的志向不能充分伸展，人人昏昧地低头听命于法度，事业功效一天比一天败坏，风俗一天比一天堕落，贫民更加无所申诉，奸人更加得意，这正是上下共同的忧患，臣不敢欺骗陛下。因此法度因为太密而成为负担，治理国家的道路便不能实行。从今天的边境像犬牙一样绵延万里的地方开始，全都由上面发号施令。一个郡之内，军队由一名官员掌管，财赋由另一名官员掌管。彼此监察、彼此临制，互相有统属，各自有主管的职分。推广到一路，也是这样。所以即使远在万里之外，细微的屈伸、行动和休息，上面都知道。这就是纲纪过于专一集中。可是没有分工，就没有可以托付责任的人，天下便只是一片泛泛而已。百年的忧患、一朝的祸患，都由上面独自承担，群臣不能参与。万里之外都由上面发号施令，那么上面固然得到了便利；但百年的忧患、一朝的祸患都由上面独自承担，那危害又会怎样呢？这就是敌人所以能够凌辱我们而无人抵御，仇恨耻辱所以最为深重而无人报复的原因。因此纲纪因为过于集中而成为祸患，终于导致国威不能建立。陛下即使早晚思虑，减少滋味享受，远离声色，掌握权力、彰明治道，想有所作为，最终却不能有所作为，正是这四件事造成的负担。那么应当怎么办？财富因过多而成为负担，就不如减少它。所以四总领是户部的祸害，经制折帛钱是各州的祸害，板帐月桩是各县的祸害，就不能不改革。军队因过多而成为负担，就不如减少它。所以四处屯驻的大军耗费总领所的财计，厢兵、禁兵、土兵耗费各州县的财计，也不能不改革。法度因过密而成为负担，就不如使它疏略一些。所以军、财、民政分别承担而不统一归于一处的状况，不能不改革。纲纪因过于集中而成为负担，就不如分权。因此四方边境没有可以托付的防守，外面没有外郭，里面也就没有堂室；这样，守在那里不能防守，出兵又不能进取的状况，不能不改革。改革这些弊病，就能安慰民心、恢复民力，解除纠缠、医治痼疾，振兴停滞、弥补弊端；那么一两年之间，就可以昂首向北方出兵，夺取燕地的谋划也就掌握在手中了。但如果不先把祸害彻底除尽，就不能获得利益；祸害全部去除，利益才会显现。所以这四件事的祸害，还应当在后文逐条列举说明，使人知道祸害已经除尽，除害的行动才会坚决；除害确实坚决，才有可以谈论的利益。因此说明它们所以能产生利益之处，还在四害之后。财赋总论（一）

译财货和用度，是今天的大事。必须彻底考察它的根本和末节，然后才能把它施用于政事。要彻底考察今天财用的根本和末节，必须先考察古代财用的根本和末节。考察古代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如果不了解古代，就不能了解今天，原因就在这里。财货的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代人治理国家时所忧虑的事情；而今世却把它当作最大的祸患，认为无法整顿挽救，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大概从舜、禹开始有贡赋制度，用来会计天下诸侯，比尧、喾以前已经严密了。如今《禹贡》记载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总计秸秆、米、粟，征收范围不到五百里以外；九州的贡物收入，与今世相比，不过是充实朝廷礼仪品物的供奉，大概只有今天的千分之一二罢了。周公治理周朝的财用，比舜、禹时更加详密；但王畿千里以外，有些法令还不能施行，千里以内也没有全部征取。大概三代所征取的，是整理天下的疆界和田地，借助民力来治理公田；因为没有办法使财富增殖、流通和转运，所以铸造货币来调节它。在那个时候，没有听说以财富少为忧患，反而把财富多当作功绩。可是这些事情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盐业专卖等末利，起于春秋鲁国中期；田地开始有税，但诸侯各自凭本国就能自足，并没有煎熬逼迫的忧患。大概汉朝兴起后，文帝、景帝盛世时，天下的财富并不都运入关中，君主不向天下征收全部租税，像吴国人那样的诸侯也不向本国征收全部租税。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没有听说他们因为财富少而困窘；中期还常常遭遇盗贼、夷狄的祸难，内外征讨，也没有大受困扰。只有秦始皇残暴豪横，有头会箕敛的讥讽；汉武帝奢侈，有均输、盐铁专卖、算缗等政策，后来又在西园聚敛钱财，大量出卖天下的官爵，才造成这种局面。大概两汉虽然不能同三代相比，但它们把财富当作祸患，并不像今世这样。可是这些事情距离今天也很远了。天下分为三国，又裂为南北，年年交战，没有多少时候安宁，而且国运短促，祸变频繁发生；至于调度供给，仍然还算有条理，哪里像今天这样贫困窘迫、亏空见底呢？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可以直接查见的。可是这些事情距离今天也很远了。隋朝最富而灭亡，唐朝最贫而兴盛。唐朝向百姓征收租、庸、调，除此之外没有再征取什么。而唐朝武功最多，开辟疆土最广，用兵时间最长，军队出征最为成功。这件事距离今天较近，可以用来说明问题。唐朝达到治理、取得强盛，并不依靠财富多，这一点已经确定了。既然这样，唐朝之所以能够达到那种局面，并不是因为财富少而成为祸患。可见财富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代人治理国家时所忧虑的；他们所忧虑的，只是谋划、取舍、确定策略以及计算是否有助于治理成功罢了，并不像今世这样因为单单一项财用不足，就使百般谋虑全都废弃，抱头窘迫，只去计较极其微小的得失。譬如懒惰浅薄的人，匆忙奔波，只知道料理自己的口腹罢了。把财富少当作最大的祸患、认为无法整顿挽救的说法，大约起于唐朝中期，在本朝承平时期盛行，到今天达到了极点。国家的名物、仪章、精神、威望，一切都在消耗；对内用来取悦百姓的手段、对外用来向敌人显示武力的手段，也一概没有了。习惯于用宽缓迂远的常谈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却把全部力量用在苟且督促、逼迫上，鞭打疲惫的百姓，驱使小吏，还把这说成有才能。陛下回头思考，加以圣明的忧虑，一定会有极其不能安宁之处。因此臣认为，如果不考察今天财用的根本和末节，沿着历史考察到本朝，除去其中错误而不合常理的地方，就无法知道财富的多少、有无并不足以成为国家的祸患。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天下的大计都无法预先议论，更何况希望有所设置施行并一定取得成效呢？财赋总论（二）

译唐朝末年藩镇擅自专权，财赋散失，经历五代仍不能收回；又加上非常变乱屡次发生，家家户户都被搜空店铺，承受征敛的祸害，财用极其匮乏。因此太祖制定控制各镇的制度时，把掌握它们财用的权力作为最紧要的事情。后来僭伪政权相继平定统一，各节度使的一切进退都听命于朝廷，于是强化君主威势，消除了尾大不掉的忧患，财赋归于上面。到了太宗、真宗初年，用度能够自给，也还没有听说以财用为忧患。祥符、天禧以后，朝廷内部的蓄藏逐渐耗空；仁宗景祐、明道年间天灾流行，接着西部战事突然兴起，五六年不能平定。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号称本朝太平极盛的时代，可是财用开始极度匮乏，天下议论纷纷，都把财用当作忧虑。当时善人君子认为，过去已经征取的固然不能取消，而今天缺少的也不能再征取，大家都甘心接受无能为力的局面；所谓精悍的驵侩之吏，也深深自我收敛，不敢显露才干，把搜刮财物当作事业。可是即使穷尽天下财力，也没有一整年的储备，只能为盐、茶专卖等问题焦劳苦议，仍然找不到办法。因此熙宁新政加强司农的职权，改革常平法，排斥兼并，专门管理财物的收发，谋求财利的臣子纷纷出动窥伺观望；市场店铺的交易、关卡津渡的要害之处，甚至小商贩和卑贱差役，每取得十、百之利，都有办法征收。大概嘉祐、治平年间财用并不匮乏，而熙宁、元丰年间谈论财利却没有比它更厉害的；他们借先王作说辞，以财利供给上下，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崇宁、政和年间以来，蔡京独揽国柄，依托这种说法施行政策，声称自己的办法超过王安石、曾布、吕惠卿尚未完善的地方；于是改变钞法，驱使商贾，穷尽土地的财宝来供给皇上使用，自称蓄藏达到五千万，财富足以完备礼仪，和谐足以扩大音乐享受，各种奢侈互相竞逐。不幸党争和意见分歧使政策屡次恢复、屡次改变；王黼又想提出超过蔡京谋划的办法，加上平定方腊，便加重东南的征敛；夺取燕山，又使北方更加困苦；西部军队作战总共二十年，关陕尤其疲病，于是靖康之难发生了。大元帅刚在河北设置府署时，张悫负责军粮供给，盐钱不过几十万缗罢了。后来来到维扬，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都急忙把专卖财货当作自己的营生，于是又兴起征收旧经制钱的议论。何况大将还发展私家军队，自己供给军粮，军队不再有统一统属；转运使所到之处，便削减搜刮，朝廷下发大批征调文书，守令、丞佐拿着巨大的校验文书，带领五百人，追捕乡民，号哭之声不断。无所申诉而又贪赃的人，便借此把它作为自己的利益；经总制钱的名目既然确立，添酒税、折帛钱、月桩和籴，都同普通赋税一样。于是说财用紧急，自古以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而财用匮乏、不能接续，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此后辛巳之役、甲申之役，边境一有警报，赋敛就增加；增加以后，便不能再减。试拿祖宗盛世收入的财物同汉、唐盛世相比，熙宁、元丰以后已经增加一两倍；各处封桩钱、役钱宽剩、青苗倍息，比治平以前增加数倍。蔡京改变钞法以后，又比熙宁年间增加一倍。王黼的免夫钱达到六千多万缗，其中大半已经无法查考。但总的说来，自渡江直到今天，所收入的财赋比宣和年间又增加了一倍。这是自有天地以来财用之多从未有今天这样的程度。然而它之所以越来越困乏，惶惶然忙于聚敛，不能一天安居，原因在哪里呢？考察治道的兴废却不计较财用多少，这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古代财富越少，治理得越好；今天财富越多，治理得越差。古代财富越少，反而有余；今天财富越多，反而不足。既然这样，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要顺着财富少来治理，使它还有余，还是财富多却不能治理，使它反而不足呢？何况财富多的劳苦，财富少的安逸，难道是厌恶安逸、喜欢劳苦，才到了这种地步吗？所以臣请求论述今天财用的四种祸患：一是经总制钱的祸患，二是折帛的祸患，三是和买的祸患，四是茶盐的祸患。四种祸患除去，财用会减少；财用减少，便会有余；有余，便会安逸；拿这种情形来求得治理，朝廷早晨下令，晚上就可以改变局面了。

译什么叫经总制钱的祸患？从前李宪开始经营熙河，起初有所谓经制财用；后来童贯接续办理，也称为经制，但他们所筹划的，不过是满足一方的用度，并不是今天所谓的经制。当方腊已经平定、东南残破之时，郡县的事务都需要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任经制使，调动各路财计。当时各处都很艰窘，没有办法救急，所以减少役钱，取消头子钱，出售糟酵，互相补足。靖康年间招募勤王兵，翁奇国以江宁知府兼任总制，强行搜括百姓财物，按数百万计；已经散失的视同沙土，尚未使用的也弃置沟壑。维扬驻军戒备，国用更加困乏，吕颐浩、叶梦得实际总管财务，四处寻找都没有办法，于是议论陈亨伯所收的经制钱。他们说，征商税虽然重，却没有人能强迫商人贩卖；酒虽然贵，也没有人能强迫百姓饮用；至于头子钱之类，不过取自州县的剩余，可以供突然紧迫之用。叶梦得号称士人，却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只顾应付眼前，顾不上长远，也不足为怪。但当时所取不过一二百万罢了。后来内则由户部，外则由转运使，不计前后，动辄增加名目；黄子游、柳约等人，有时以造运船为名，有时以供给军费为名，逐层增加酒税，随时刻取头子钱。赵鼎、张浚相继督师，都靠这些钱取用；孟庾以执政的身份，承担总制的名义，耆户长钱、壮丁钱开始实行并征发役法，由此大为败坏。经制、总制两种制度一同推出，项目名额多达几十种；州中原本不过几项催办事务，却被像切瓜、布棋一样分割，分别归属：一州由通判掌管，一路由提点刑狱督办，胥吏疲于计算，属官厌倦于催征。酒税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三处分取，亏折官本；茶税有秤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增加七分；免役钱有一分宽剩；有产者要办勘合；典当买卖要有牙契。到后来，僧道有免丁钱，截拨有縻费。因此酒税的名目几乎达到二百种，头子钱从每贯中抽取，达到五十六；所收之多，以贯计算达到一千七百万。如今凡是截取后交给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用度中，有十分之八来自经总制钱。士人刚刚入仕，拿起笔来茫然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老胥猾吏却在旁边讥笑。上面取财的名目竟有这么多，于是州县搜刮的名目也更加繁多：江湖一带有月桩，两浙、福建有印板帐，名目尤其繁琐，账籍尤其杂乱。上下焦劳忙碌，靠此度过日月，已经五十年了。以前的士大夫还有人知道这是不好的，只能叹息而不能拯救；如今新进和后来出仕的人，有智力的自我夸矜，有力量的奋力而为，把两税看成什么东西，何况还会追溯到先王的贡赋制度吗？臣曾经计算过，王安石开始正式谈论财利时，青苗钱、免役钱的收入，公家并没有用处；坊场、河渡、免引、茶场、水磨等税额，也只用来供给吏禄罢了。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以说已经很刻薄了。蔡京接着推行钞法、改变钱币，诱骗商旅，用盗贼的方式谋取财利，可以说更加厉害了。然而还没有搜罗零碎细小的收入，拆散贯陌，使人饮用价值无法计算的酒；这种祸患像经总制钱一样严重。大概王安石的办法，是桑弘羊、刘晏都不曾采用的；蔡京的办法，又是王安石不曾采用的；而总制钱这种做法，即使吴居厚、蔡京也以做它为羞。到了局势紧急、惊慌失措、手足无措的时候，即使绍兴以来号称名相的赵鼎、张浚，也都安然接受。又把这种办法留给后人；秦桧凭借权势、嫉妒和威胁压制一世的人，还超过他们；等到他从被丢弃的零碎琐屑中搜取财物来维系国命时，这是何等无耻，竟到了这种地步啊！所以经总制钱不废除：第一，人才日益衰弱；第二，百姓日益困苦；第三，国家用度日益匮乏。陛下如果确实有意于惠及天下，谋求复兴，报仇雪恨，选拔人才、养育百姓，振兴国用，不过在于发布一道命令罢了。什么叫人才日益衰弱？本朝人才之所以衰弱而不及古人，正是因为文书法令繁多严密，每件事都必须遵守规定和旧例，稍微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件事，就被视为妄自作为。当风俗形成、名节严厉之时，人们还知道利益不应当谈，财物不应当取。那时居家求学与出仕做官的人，虽然不能完全一致，却还没有严重分离。如今却不是这样。平日谈论前古“仁义、性命与天道”的人，不过是高雅的爱好，不过是好看的装饰，不过是科举留下的习气罢了。一旦做了官，簿书和期限在面前逼迫，急切而不讲义理的手段便使用起来。他们说：那是学问，这是政务；学问和政务截然分成两件事。县里只要板帐、月桩不影响郡里的经常用度，就算无罪；郡里只要经总制钱不影响户部的经费，就算有才能。设置守令、监司，把人民和国家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必定远大于这些。而如今沿用这种办法，风流日渐消散，名节日渐败坏，想恢复祖宗盛时的局面，难道还办得到吗？这就是人才日益衰弱，是经总制钱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什么叫百姓日益困苦？庸俗官吏和小人的说法一定是：“经总制钱，是朝廷用来取州县剩余财物的；板帐、月桩，各州县只是各自凭力量催办。对于百姓来说，本来不曾明白增加赋税，增减多少，只取决于地方官而已。”臣请求拿事实来验证：知州离百姓还远，知县却离百姓最近。月桩、板帐，多的达到一万多缗，少的也不少于几千缗。从前所谓的税收名目，只是强行增加一个名目罢了，如今连原来的名目也已经失去。为了把钱财通融收集起来，使用十几个爪牙官吏，百般欺骗百姓，使他们日积月累地被削减。过去号称强县、富州的地方，如今都不能再举手振作了。如今所谓富人，都是那些凭借智力足以兼并土地、同县官抗衡的人，以及有士绅衣冠和权势的家族。至于普通百姓中的中等人家，衣食仅能满足，过去还可以靠耕织自营，如今全都流离转徙，沦为盗贼或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不废除，州县遭到破坏，百姓的困苦就不会停止。什么叫国家用度日益匮乏？今年得到缗钱一千五百万，古代三代、汉、唐也没有超过这个数，这是用来充裕国家的，又怎么敢说匮乏呢？陛下知道赌博的人吗？把所有钱聚成孤注的人，和不赌博而乞求分得一二成赢利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本钱已经先耗尽了。治理国家有大计，从开始到结束，必定有品级、节制和条文，哪里有左顾右盼，搜罗那些零碎而本来不应收取的东西，还把它们一并作为朝廷的出纳，又进一步削取其中的头子钱，出售酒类而取得数倍利息的道理？像这样还可以治理国家吗？那个国家如果不贫困，本来不应当到这种地步；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又怎么能够富足呢？所以经总制钱不废除，即使取得很多、征敛很急，国家用度的匮乏最终也无法挽救。现在想要变通改革，不如先削减现有数额的一半，纠正那些不应当征取的名目，把它们废除。然后命令州县不许再设置板帐、月桩来困扰百姓，罢黜那些沿用旧法、刻薄搜刮、不能任用的官吏，提拔任用怜悯百姓、爱护百姓的人，使他们逐渐恢复治理和养育百姓的政策。其次废除和买，再其次废除折帛，最后议论茶盐，宽减其征榷。如果这样做，人才就不会衰弱，百姓就不会困苦。财用之所以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是军队太多造成的。使财用和军队相互变通，就能减少军队数量，使军政得到整顿。这样，国家用度就不会匮乏。陛下难道真的爱好多财、多兵吗？只不过还没有找到除去它们的办法罢了。这样一举而使天下安定，王业正是由此开始。什么叫和买的祸患？经总制钱造成的祸患就是这样。经总制钱从州县征到百姓，百姓尚且怨恨；和买则直接从百姓那里征取。国家把二税作为常赋，难道只是在二税之内供给经常用度还不足，又可以另行求取吗？经常用度不足，正当地增加赋税名目和数额就可以了。承平以前，和买的祸患还少，百姓有时因为缺钱而需要出售，官府有时因为提前购买而使百姓获利。如今把过去和买的数额全部交给百姓承担，使它同夏税一同缴纳。百姓除了家庭劳力所得的钱以外，流动的财物和经营生计的本钱，全都折算进去。而且像这样的做法，上下都知道不合义理，只是困于没有办法，谁也不敢请求减免罢了。陛下果断下令，向天下宣布：“从今以后一概废除和买；和买中作为上供的项目，所用的绸绢只有军衣还不能削减，其他宫禁、官吏、时节赏赐以及法令规定应当供给的项目，一概停止办理也可以。”和买废除以后，取自百姓的名目消失，正义的声誉就会畅达四海。什么叫折帛的祸患？支移、折变，从前的弊政本来就很多，但如今没有比折帛更严重的了。折帛开始时，是因为战争兴起，绢价上涨到十多千，而朝廷又正缺乏用度，于是主管财计的人开始创设折帛。其说法是：可以宽免百姓，又有利于公家。后来绢价已经平稳，百姓缴纳的折帛钱却是缴纳实物的三倍。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原本是因为夏税不足，才用和买来补足，如今却让两者都折钱缴纳，这在事情名义上说得通吗？在征取道理上合理吗？这种做法没有名义，征取也没有道理。平时连自己的国家都治理不好，何况要治理大于一国的天下呢？不过，折帛所成的钱数很多，依靠它等待使用的事情也很多。陛下必须详细考查其中全部项目，然后才能有所纠正。如果经总制钱不减少，和买折帛不废除，却舍弃眼前的事情，放眼遥远的八方，这就像有方、召那样的将才也不能做将军，有良、平那样的才智也不能谋划一样。什么叫茶盐的祸患？专卖管制过于严厉，谋取利润过于深重，刑罚设置过于苛重。这些事情在建炎、绍兴以前就已经存在。如今用度既然繁多，经制制度还不能一一恢复古制，减省经制、总制，废除和买、折帛；如果连茶盐也舍弃，就没有办法维持国家，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可是，如果专卖管制不放宽，取利不减轻，刑罚不简省，也终究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使各项事情有条理地施行。两三年以后，臣请求再谈论这件事。治道形势

译想治理天下，却看不见天下的形势，就无法治理天下。从前议论治理天下的人认为，三代时期，各朝君主各有所崇尚：夏崇尚忠厚，商崇尚质朴，周崇尚文饰，几百年不变。后来周朝的失误在于衰弱，秦朝的失误在于强暴，所以忠厚、质朴、文饰相互更替，好像循环往复而没有尽头。又有人说：衰弱的失误在于恩惠过多，那么不如用威严来补救；强盛的失误在于威严过重，那么不如反过来用恩惠补救。恩惠止于赏赐，威严止于刑罚，所以赏赐不至于泛滥而失去劝勉作用，刑罚不至于被轻视而失去威慑作用。他们大概认为，治理天下的形势，没有超出这一点的了。时而放松、时而收紧的是弓，而后羿的技巧并不在其中；空虚就倾斜、充满就倾覆的是器皿，而倕的巧妙也不在其中。所以三代并不是因为崇尚忠、质、文而兴盛，周、秦也不是因为强、弱的变化而失误。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姑且可以舍弃这些说法吗？古代的君主，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这些人都能以自身造成天下的形势。他们的功德虽有厚薄，治理的成效虽有深浅，但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天下的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在外物。形势掌握在自己而不在外物，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只由自己施为，没有什么能够在事后制约他。疏导水土，沟通山泽，制造舟车，磨制兵刃，确立天地间的法则，并制定仁义礼乐、刑罚、庆赏，用来纲纪天下百姓；至于使日月有宾礼、寒暑有秩序，以及禽兽草木之类，也没有能够逃脱自然运行变化的范围。这些都是上古未曾有过，而由圣人亲自创制的。到了后世，天下的势力寄托在外物上而不在自身，所以这种势力一旦形成，便浩浩荡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反而把人君施行威福的权柄举出来，助长它的锋势。等到这种势力离去时，又不能加以制止，国家也随之灭亡。不能把自身置于天下大势之中，却只凭微小的刑赏来迎合天下大势，并希望保全自身，臣没有见过这样做可以成功的。天下的势力，有时在外戚手中。吕氏、霍氏、上官氏，并不是不能加以监制，但王氏最终还是因此使汉朝灭亡；有时在权臣手中，汉代的曹氏、魏代的司马氏，以及江南的齐、梁，都亲眼见过权臣篡夺的祸患，却习惯于把天下交给别人而不以为怪。更严重的，是卑微的宦官、匹夫的奋力呼喊、士卒的擅自发号施令，而天下的势力无不可能寄托在这些方面。至于五胡之乱、西晋的覆亡，它们的祸患尤其只是起因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相互游谈聚论，沉溺于酒色享乐而已。因此天地为之分裂了几十代。唉！势力在天下，而人君却想凭自身求得容身，犹豫反复，不能使自己安定。有时势力在宦官手中，有时在士卒手中，却把施行威福的权柄全部交给他们，这实在令人叹息。臣曾经奇怪，唐末五代衰乱时，竟都能用列校中地位卑下的人更换君主，容易得如同反掌。而周世宗一旦登上大位，北方威服契丹，南方降服李璟，法度得到整顿，文武并用。太祖皇帝登基十年之间，不炫耀兵甲，却俘获那些僭伪的君主，像拾取遗物一样容易，使天下归于一体，并为子孙万世谋求太平。此前衰败残缺了二百多年，英武的君主、忠智的臣子，谋划挽回、收拾残局，尚且不能做到十分之一；而那些怯弱的君王、年幼的君主，却低头服从，彼此相看而愤激，甚至流泪痛哭，没有谁敢作什么。为什么一旦之间便全都落入掌握之中，竟如此迅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能够把自身置于天下大势之中，天下大势也就环绕归附于己，这是必然无疑的。况且人都是人，凭什么彼此役使？都是有好恶利欲的，凭什么彼此治理？难道聪明人不能为自己谋划吗？难道勇敢的人不能自我防卫吗？杀一个人，天下人何必就害怕？赏一个人，天下人何必就仰慕？至于刑赏、生杀，难道只因为我能够施行，就足以控制天下吗？即便如此，鸟飞得高过重重云层，鱼游得深在幽深水渊，却都不能免除被置于鼎俎之中的忧患。天下人之所以奔走在前后，维系依附、彼此联络而不敢自暴自弃，确实是因为势力所在。因此，所谓势力，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团结就能治理，离散就会混乱；张弛有度就兴盛，松弛废弛就衰败；相继延续就存在，断绝就灭亡。臣曾考察史籍，自从天地形成以来，这种合离、张弛、绝续的变化，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认识天下大势，并以自身来承担和驾驭它，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财政问题上

译治理财政与聚敛财富不同。如今所说的治理财政，其实只是聚敛罢了。不只是今天说治理财政的人如此，自从周朝衰微以后，治理财政的本义就丧失了，人们把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供给君上使用称为治理财政。至于其中做得较好的人，不过是巧妙地取用，使百姓不知道，上面有余而下面不困，这才算是治理财政。因此君子避开治理财政的名声，小人却把持治理财政的权力。君子不懂得其中的本义，只是空有仁义的意愿，以为治理财政就一定要取财，所以避开它而不做。小人没有仁义的意愿，却有聚敛的才能，即使这对自己并无益处，也一心以多取为快，所以承担它而不推辞，把持它而不放弃。上面也认为君子不能胜任，于是把天下的重大财政事务交给小人。即使明知小人背负着天下的不义，也没有人顾惜，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不加怀疑。唉！让君子避开治理财政的名声，让小人掌握治理财政的权力，而君上的任用又出自小人却不感到惭愧，那么百姓所受的困苦、国家所受的指责，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聚集天下百姓，就不可能没有供给衣食的物资。有时这里有而那里没有，有时这里多而那里少；有时不求取便潜藏而不显现，有时没有节制便散失而无法收回；有时逐渐消耗而日益微薄，有时稍微枯竭便不能接续；有时财源虽然存在，却没有疏浚引导的方法，于是财物流通受阻而不能运行。因此，把天下的财富同天下人共同治理的，是大禹、周公。古代没有不善于治理财政却成为圣明君主、贤能臣子的。像这样做，上面的用度本来已经充足丰裕而不会匮乏。后世的议论却认为小人善于治理财政，而圣贤不做求利之事。圣贤确实不求利，但上下供给不足，而圣贤又不知道怎样使财物流通，只是说“我不做”，这难道就是让小人去做而不加怀疑的原因吗？熙宁年间的大臣仰慕周公治理财政，设置市易司，来夺取商人的利润，又把债务分摊给天下百姓，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说：“这就是周公泉府的制度。”天下那些自认为君子的人，又跟着争辩说：“这不是周公的制度，周公不求利。”那个人又为此辩解说：“这正是周公的制度；圣人的用意，六经中的记载，后世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用这种说法讥笑那些与他争辩的人，然而这种制度实行后，天下最终因此遭受极大的弊害。所以如今的君子真的认为圣贤不治理财政，凡是谈论治理财政的人必定是小人，只有小人才可以做。泉府的制度，是收取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适合民间使用的货物，按其价格买入；至于赊借…… 赊借的人，祭祀和丧事都有规定的数额，并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作为利息。像这样做，真是周公所创设的吗？为什么呢？当时天下号称人人平等，没有特别富有的人。开闭、收散、调节轻重的权力，全都出自上面；把土地平均分配给百姓使他们耕种，建造房屋使他们居住，衣食的供给没有不具备的。然而祭祀、丧事仍有不足，于是还要从通常规定的数额之外取得。如果这样，周公不供给它，谁来供给呢？若不给就无法满足所需用度，于是只能供给；但百姓一切都依赖上面，而这笔费用又没有名目，所以就让他们赊借、贷款，使他们按日数偿还，并以所服的劳役作为利息。况且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适合民间使用的货物，百姓正缺少这些东西，而上面却不收取、不调剂，就是不仁。既然如此，这两种制度若不是周公，谁来制定呢？大概夏、商、周三代本来就实行过它。如今天下百姓不再平等已经很久了，开闭、收散、调节轻重的权力，并不全都出自上面，而是由富人和大商人分割占有，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了。如今可以突然夺取它吗？嫉恨他们为自己谋利，便想替国家谋利，可以吗？唉！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周公本来就不会实行这种制度。在几千年之后学习周公的制度，时代不同、情势不同，既不可实行；即使强行实行，也本来不足以治理财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说周公不实行这种制度，并且认为圣贤之道不涉及治理财政，这足以称为真正了解周公吗？即使让周公去做，他本来就不是为自己谋利，即使取百倍也不会有害，更何况把所得全部给出去呢？那么应该怎么办？君子避开治理财政的名声，如果只想把不谈利益当作义，坐视小人去做，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等到事后才皱眉议论、声色俱厉地争辩。那么仁者本来就是这样吗？如今天下的财富，也可以大略计算一下。自黄帝、尧、舜以来，天下的财富，如今不知道还有多少没有被取用？秦、汉以后，开始从百姓那里取得，后世一天天增加，如今又有多少被抛弃而不求取？天下遗留下来的利益，有多少是天下人不知道、没有得到、没有加以利用的？还是上面仍有尚未征敛的财富呢？还是已经全部征敛，再也不能增加了呢？既然如此，先有百姓而后有君主，先有君主而后有国家，有了君主和国家而后才有君主与国家的用度。并不是百姓不愿意把财物给上面，那么供给不足又该怎样解释？如今治理财政的人，是为自己治理，还是为天下治理？父亲有十个儿子，关上大门，每天只取用儿子的财物而不考虑后果，是为了使父亲富足吗？还是因为疼爱儿子，就一定要让儿子把财物交给父亲吗？还是因为孝敬父母，本来就要把儿子困窘到极点吗？还是父亲本来就要把儿子的财物全部占有呢？既然如此，如今开闭、收散、调节轻重的权力，以及财物有余不足的情形，用一句话就可以判定了。为什么还要把聚敛当作治理财政？而上面竟让小人、君子都认为不应当治理财政，听任财源断绝而无法接续。像这样做，怎么还称得上君子呢？财政问题下〔缺〕 外论一

译臣撰写《外论》四篇，其中三篇谈论当今事务，第一篇开头写道：“治理国家要依靠义、名、权。中原不能得到治理，是外族失去了义；中原之所以成为中原，外族之所以成为外族，是名分。把这两者都为我所用，所以他们来侵犯，就同他们交战；他们来归服，就同他们交往。看他们是因什么而来，并据此加以治理，这是权变。古代把要服、荒服都同样视为藩卫，但如果不得其义，就不能治理；不得其名，就不能守卫；不得其权，就不能应对。三者全部丧失，就好比舍弃舟楫而渡过深渊，把沉浮寄托在勇敢或怯懦上，侥幸渡过，不能作为常法；不幸沉没，死亡也就随之而来。后世的事情就是这样。”自从严尤论述防御边疆以来，认为前代从未有过上策；直到唐太宗能够擒获颉利，把各部戎族设置为郡县，才开始认为严尤的说法不对。像唐太宗这样，难道就是所谓上策吗？唉，这种看法也太浅陋了。按照先王对待外族的办法，哪里有什么可议论的策略？又何况还要进一步区别它们呢？秦、汉能够相提并论吗？像唐太宗这样的人，如果真认为那是策略，就是不能了解先王对待外族的用意，又怎么能自称上策呢？尧、舜时代，南边从淮水、徐地，东边达到青州境内，凡是海滨广阔的盐碱地、山谷深远的地方，教化治理所不能达到的，大体都是外族之地。那时外族大概与中原错杂居住，并不像后世的玁狁、獯鬻那样住在长城之外，相距动辄几千里，因而被认为难以治理。尧、舜的土地很狭小，又没有锋利的兵器、危险的箭矢、欺诈的谋略和奇异的计策，而外族却不能侵扰暴虐，这是因为名、义、权三者都具备。唉！中原之所以成为中原，只是因为拥有这三者罢了。如果舍弃必胜的凭借，而单独把诈术和武力作为手段，那就已经变成外族了。到了纷乱不已的地步，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自从战国诸国同时兴起，三百年间，秦人最强，小国相继灭亡，秦地扩张而成为六国之大。秦又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并全部占有，还想兼并匈奴。秦人的暴虐超过外族。汉高祖以平民身份起兵，亲自争夺天下，不几年便占据秦朝旧地；汉朝足以用仁义道德怀柔百姓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冒顿反而不能控制弘数十万人的军队，凭借它侵犯边塞，一直进入太原、晋阳呢？大概从这时起，名、义、权三者就同时丧失，不再有中原与外族的区别，只是地势不同而已。力量强大，就发动军队、转运粮饷，深入屠杀，像老鹰捕捉禽兽一样；力量弱小，就低头屈服，拿出金银缯帛，爱惜女儿而把她嫁给外族，难道又单独爱惜什么呢？张良、陈平大概只是谋士，而绛侯、灌婴担任丞相，主持国家政论，所以不过是挥棒大喊、望着房屋讨饭的人。这些人又怎么能了解先王的用意呢？只有贾谊了解这一点，认为匈奴召见、命令皇上，是把皇帝当作可以共同进贡的臣下。即便如此，贾谊在制服祸患的方法上也很浅薄。他请求自己担任典属国，想用三表五饵之类的办法把匈奴控制住。这样做，难道是先王对待外族的用意吗？即使真的使匈奴不如汉朝一个大县，这有什么值得治理的？更何况本来就不以强弱为依据呢？夷狄曾经苦于中原没有信义，用甜言厚利互相诱骗劝说，首先挑起战争，意在诛灭剪除对方。既然如此，中原衰弱，是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世上没有尧、舜、汤、武对待外族的用意，终究不可能见到；没有稷、契、伊尹，终究不能掌握法度、陈明义理来辅佐君主。他们所诵读学习、用来向天下夸耀的，大概只是书籍中的章句罢了。唉！有名分和义理却不能坚持，有权力却不能运用，或攻伐或讲和，只看对方势力强弱而不能自行决定，这些汉、唐的事情就不值得议论了。既然已经如此，却在无可坚持之处坚持，在无可运用之处运用，把讲和当作同外族合为一体；天下人又习惯于所见所闻，不知道其中有中原与外族的区别，这是祖宗的做法，臣不敢深论。臣所论述的只有一件事：自景德元年同契丹订立盟约，历经六位圣主、一百二十年，使者往来，天子亲自在朝廷上同契丹行揖让之礼，从来没有一天背弃盟约。当时正以为边境安宁，可以长期分担无事的局面。不幸天祚失道，金人突然兴起，攻破并夺取了契丹国。天祚认为自己同大国在义理上兼有兄弟关系，应当前来投奔我国；即使最终不能恢复自己的国家，也希望白沟以南的土地归还给自己。当时，中原若是由于大义，派出十万军队制约女真，使他们不能得逞；女真知道大国在援助天祚，局势怎么会迅速发展到这种地步？这难道能同趁盟约之机并灭契丹、分取幽燕旧地来建立功劳相比吗？失去这个机会而不加考虑，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由此可见，外族虽然遥远，却常常把信义寄望于中原；中原因为认为外族不义，便不施行信义，也不知道信义正是成为中原的根本，不能因为外族没有信义，便废弃自己的信义。兼考察前代成败的原因，深思今日造成祸患的根源，再修明先王所说的义、名、权三种原则，那么中原对待外族本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何必劳心于智谋计策，依靠士卒争强斗胜，越来越追逐末节而不能回返正道呢？所以，像这样即使不足以听取，却绝不可以改变的，正是臣的主张。外论二

译秦、汉以来，对待匈奴不是和亲，就是征伐，为什么呢？他们所能采取的办法不过如此。和亲，君主受辱、名分卑下，但百姓可以得到安宁；征伐，有功则君主荣耀、名望尊贵，但百姓受伤；没有功劳则君主和百姓一起受伤。而征伐有功的时候常少，无功的时候常多，所以后世的议论，大多认为和亲较好。必须先知道征伐的危害，之后才能知道和亲的好处。先王从未征伐外族，虽然不与他们讲和，却也不与他们结怨，所以既没有降低我国的名声，也没有丧失我国的实际利益。即便如此，先王之道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而今天请求讲和，尤其没有名义。金人本来就是我们的仇敌，不能再用平常的眼光看待，执政者却错误筹划，借用和亲的名义来安抚他们。子弟不能替父兄报仇，反而害怕仇人怀疑我们不能消除遗恨，于是想同仇敌结好来求得自身安宁，这可以吗？过去绍兴年间实行过这种做法，天下人并不满足，后来甚至废黜、驱逐大臣，诛杀名将，把意见不同的人全部罢免，使士大夫的行列空虚，喧扰了几年才安定下来。一天金人违背盟约，才发动不得已的军队来回应，天下又自行宣称要以复仇为事业，把军队暴露在淮水之上，久久没有取得功效。宰相仍然采用从前的策略，请求停止督师，撤去攻城器械，把东西北三道的四个要郡割让给金人，于是再次讲和。不久敌军又大举出动，天下人心惊恐，认为盟誓一定不能保全；然而从此以后边境又相安无事十多年，仿佛一只老虎卧在庭院中，什么时候起来都无法预知，屋里的人不得安宁。假如没有弓箭、陷阱，或者还不免空手同老虎搏斗，以必死的决心作最后的抵抗，也胜过坐着等待被它杀死。如果有弓箭、陷阱可以使用，却因为害怕老虎而不敢用，这是为什么呢？唉！丧失我们所掌握的手段，任凭敌人自行行动，难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如今天下不是不知道请求讲和不合义理，然而不敢亲自向皇上说明，是害怕用兵的危害。他们以为一旦断绝使者往来、停止进贡，必然导致战争，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应对。那些认为讲和不可行、敢于亲自向皇上说明的人，并不是真正知道其中义理上不可行，只是把这种说法当作媒介来求得进身，并不能用来抵御敌人。所以真正知道讲和不合义理的人，都内心惭愧、痛惜叹息而不敢说；敢说的人又不足以信任。这样看来，如今我们对待敌人的办法更加疏漏简略了。今天的议论，臣不敢只向皇上单独禀告，希望执事诸位都能明白这一点。从前祖宗的时代，内部治理已经安定，所谓寻求和亲好处，是为了保全宋朝百姓，所以不怕屈辱自己而努力实行。那样做可以，但今天面临存亡的忧患，不能再拿过去的事情来作比较。假如敌人再次像辛巳、甲申那样，突然聚集大军要求战或和，本来就不可以；何况他们突然兴起而强暴，占据我们的太平土地，已经五六十年了。即使再出现天祚盛极而将亡、由别人出来取代他的局面，讲和也不可以。因为这不只是义理上不可行，形势也确实如此。从前祖宗的时代，正因为能够容纳、抚养契丹，使它不敢桀骜傲慢，所以军队可以达到不用的境地。如今的战争，已经绝对不能不使用了。所不同的只是早晚迟速，而早晚迟速相差也不会太远。远则五六年，近则三四年，最近的甚至可能就在早晚之间。然而执事者害怕一次战争，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皇上，于是也不再替国家考虑，只希望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任内，便把它引开而置之不理。忧患在子孙身上，可以偷安于自己看不见它；忧患在自己身上，却发生在几十年以后，也可以偷安于眼前还看不见它。如今已经没有十年的遥远期限，而是近在早晚之间，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紧急祸患。彼此相看，最终还是不敢说出来，为什么呢？贾谊认为，这就像把火放在柴堆下面，火还没有燃烧，便因此说安全，用来讥刺绛侯、灌婴之流。如今柴薪已经全都被火点燃，正睡卧在火中，却不知道赶快从烈焰中奋力逃生，反而坐着等待被烧焦，这本来不必等到贾谊那样的聪明才可以讥刺他们。依臣看来，一场战争虽然可怕，却还不值得因此畏惧。即使断绝使者往来、停止进贡，臣认为也还不至于立即开战，因为求战在敌人，使敌人不能开战则在我方。这样的办法，正是执事者应当思考的。战胜敌人固然有道路，用兵固然有法则，应当实施的事情也固然有先后次序。执事者尚且不敢听闻开头的办法，臣又怎么敢详细谈论结局呢？况且如今能说的人很多，他们不考察事情的本末，不衡量形势的深浅，却历数天下最重要的计策来炫耀推销自己，这些人中哪里有真正可以任用的？只有把复仇视为正义，明确说明和亲绝不可行，从此以后，才有可能讨论其他办法。外论三〔缺〕 外论四〔缺〕 《水心集》卷五，宋代叶适撰写 奏议 纪纲一

译纲纪法度，是一回事。法度是细节，纲纪是大体。古人治理国家，哪里能够样样正确？大概有的取得了大体，有的取得了细节；如果丧失其中一项，必然还取得另一项。若大体和细节全都丧失，却想靠烦琐的文书和细小的事务来维持国家，只能静止而不能行动，容易屈辱而难以尊崇，这正是本朝的情形。即便如此，法度的丧失还没有达到纲纪丧失的程度，这是古人最忌讳的。自尧、舜以来，外有岳牧，内有九官，一律颁布制度，依据文书考察，巡守诸侯；即使各国各家不同，也没有敢不相率入朝的。治理军队如同治理刑罚，治理四方外族如同治理中原，这是唐、虞、夏、商的纲纪。到了周代，又参用宗室、维系功臣，制度更加严密。秦朝则破坏封建制度而改为郡县，削弱百姓，禁制将相；除天子之外不让任何人拥有尺寸之权，只尊崇京师而威服天下。当时北方夷狄也开始合并为一个国家，于是修筑长城将其隔开，加重沿边军队，排斥夺取其要地，使匈奴隐藏踪迹、自我退避，不敢争衡。然而秦王肆意暴虐过甚，下面的人不堪忍受他的命令，很快便败亡，所以世人都认为秦朝的纲纪是错误的。即便如此，秦朝的纲纪确实有失，但它是失在过于强大，而不是失在软弱；失在过于庞大，而不是失在狭小。强大形势本来容易形成，秦朝只是没有掌握形成强大形势的方法罢了，也不能过分责罪秦朝。汉朝沿用秦制，三边各自防备，内地郡县专掌刑赏；丞相、御史虽然统摄天下，刺史、司隶虽然督察郡国，但郡守、国相都能自行掌握军队。军队就是百姓，百姓就是财赋，财赋又完全归其所治理的地方；凡是能够进取的就授予首级之功，凡是退守的也没有人从中牵制。两汉的治理所以远远超过后世，难道不是因为掌握得简明而控制得扼要吗？在它强盛时，排斥夷狄、开拓土地达到几千里；到了衰弱时，尚且还能拘系、降服单于，使其臣服，这哪里是那些畏缩平庸的儒生之论所能指责其过失的呢？这就是汉朝的纲纪。三国分裂，虽然政令繁多、赋税沉重，百姓无所措手足，本来不足以谈论治理；然而边地三方鼎立，彼此争雄，一有失误，祸败便随之而来。它们在困乏、丧乱的余波中都能各自立足而不被动摇，难道不是因为把土地分给不同的人，把军队交给不同的人，功劳有可期待之处，罪责有归属之人，各自截然行事而不相互拘制吗？西晋让外部势力控制内部，造成各胡族的动乱；等到各征镇固守时，又以忠义相互激励，虽然只剩空名虚号，仍然是统一天下的凭借。到了王导，东晋重新重视上游的权柄，壮大扬州的势力。石勒、苻坚都竭尽天下力量，年年作战，而晋朝最终仍依靠这些而得以延续。北方的魏、晋、周、隋，南方的宋、齐、梁、陈，都沿用这种办法。由此可见，纲纪所在，忧患在于授任不当人，而不在于人本来不应任用；忧患在于划分辖区没有依据，而不在于土地不应划分；忧患在于外敌，而不在于内部侵侮。这些道理大概已经十分明显了。唐朝采用周、隋府卫制度，挑选天下百姓，集中组成强兵。内有诸卫将军，外有节度使、总管，四方夷族臣服，万里之外来请命。虽然常常困于征伐，但唐朝的威令又超过汉朝。州郡削弱、分置更加增多，而自行任命以及掌握生杀的权力，与前代相比都已经稍有削弱。到了中期，边将权力过重，终于形成末大之患，无法抵抗；内地也都分裂为藩镇，交错混乱、相互吞并，不分缓急，不辨内外。历代相承的纲纪由此丧失，最终到了五代，形成了本朝惩治创伤的主张，而纲纪再也不能振兴。纪纲二

译唐朝中期，已经丧失纲纪，藩镇横行。到了后来，藩镇又不能自行拥有威令，反而士卒骄横。五代的动乱，帝王屡次更换，祸根不在藩镇，而在士卒。即便如此，藩镇位居士卒之上，士卒又借藩镇之名行事。旁观者没有看清这一点，便认为祸患完全在藩镇。太祖想使天下安定，认为不削弱节度使，祸患就不会停止。于是开始设置通判，监视统摄刺史，分割他们的权柄；又任命文臣暂代知州，使名义似乎不正、任期似乎不久，以削弱其权力；监当掌管专卖税，都监总领军队，而太守孤零零地只管一座空城，接受诉讼而已。各镇都束手听命，年老的将领归来担任宿卫。从前节度使造成的祸害全部消除，四方相距万里，都尊奉京城；文书早晨从朝廷发下，约定的事情晚上便回报，军政的伸缩缓急，全都掌握在朝廷。那时契丹强盛，太原尚未归服，西方还有各族戎人的后裔，所以防守它们仍依靠边将。到了太宗，又逐步收回这些权力，即使边境也像内地一样。大概百姓长期困苦于唐末五代的动乱，一旦有人能使强藩悍将退让听命，使天下安息，怎么能不自以为这是驾驭天下的好办法，遵照实行而不改变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便如此，作为天下的纲纪，本来有恒常的原则。譬如一家之中，篱笆、墙垣、城墙是用来巩固外部的，厅堂深处和寝居之所是用来保障内部安宁的。巩固外部应当坚固，安定内部应当柔和；如果外部也像内部一样柔弱，就无法治理。唐朝失去了这个原则，把其他地区变成藩镇，内外都很坚固，而君主自己不能安定。本朝反过来纠正它的弊病，使内外都柔弱，虽然想求得自身安定，却有很大的不可行之处。因此自端拱、雍熙以后，契丹日益侵扰，河北、山东再没有安宁的居处；李继迁叛离命令，西方长期不能解除武装；各将领不能奋力进行一战，是因为权力和任用太轻，法制过于严密，从中央控制外部而使许多事情无法施行。咸平末年，真宗亲临大名，傅潜、王超因为畏惧怯懦而败退，王继忠因为轻率进兵而被擒。景德初年，真宗又亲临澶渊，幸而最终达成和议；否则按照当时的谋划，还想长久同敌人较量，京城被侵犯的危险，不等到靖康年间就会出现了。依仗敌人已经讲和，苟且希望天下无事，于是割让西方土地给赵德明，使其发展壮大；至于治理的器具，却日益严密，法令日益繁琐，禁令防范和束缚使人无法行动；用爵禄恩惠豢养群臣，使他们习惯于琐细的文墨之中，侥幸的习气占了上风，志气一天天消磨，节操义气一天天败坏。议论者有人非难这种说法，追述太祖时期姚内斌、董遵诲、郭进、冯继业这一类人，都只守一郡，官职低、兵力少，然而得到丰厚财物和俸禄，长期任用并责成他们建功，所以边境没有忧患。太祖能够凭借力量在内部平定僭伪，大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雄才大略。臣私下却叹息后世不能做到，不知道这本来就是过去治理国家的根本。先前因为惩治五代的创伤过于严厉，削弱损减已经很多，防备限制已经很严；这还只是没有去除的部分，到了后来便把它们全部去除了。自景德以后，王旦、王钦若把歌颂功德、编撰祥瑞作为职业，上下都认为守护国家的重大谋略应当百世不变。大概古人尚未达到的境地，今天独自得到了，哪里还有时间议论其他事情呢？纲纪的丧失，还只是粗略的方面；连人才也一起败坏，人的智慧和谋虑不能自行超出绳墨约束。历代史籍并不是不明白完备，但都没有能够援引过去来证明今天的，只是在繁琐细节上不断增加，使人再也无法摆脱，这才罢休。这难道不是非常可叹的吗？纪纲三

译历数古人治理国家的情形，天下势力衰弱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真宗末年、仁宗初年，契丹遵守和约三十八年，赵德明也遵守三十年，文臣安逸、武将嬉游，歌舞于太平之中，当时还看不出它的衰弱。等到元昊开始叛乱，章得象等人毅然因这个小丑而愤怒，想把他剪灭，立论一定主张不予赦免。后来多次出兵而多次失败，潼关以西的人没有坚定意志，契丹于是拥兵来到边境，要求索取周世宗从前的土地，等到富弼再次出面为此调解，事情才停止。于是国家形势大为屈辱，天下都明白它的衰弱已经显露出来。仁宗也慨然想整顿治理，任用富弼、范仲淹、韩琦进入两府，但议论反复，施行错乱，小人从中互相争斗，三人终于离去，而此前的谋划和旧日的习惯便再也无法打破了。当时议论者认为三人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治国功效，却想用几年时间成就天下大事，他们的意图过于锐进，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唉！这三个人，正是因为不能用岁月循序渐进地成就天下，才遭遇了这种结果。富弼与韩琦相继执掌国政，他们吸取从前祸患的教训更加深重，而循序渐进的主张也更加得到采用。即便如此，所谓循序渐进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富弼任宰相四年，韩琦任宰相七年，他们究竟循序渐进地做成了什么呢？于是财用耗尽匮乏，人才衰颓懈怠，天下的玩忽和弊病更加严重，而士人以空虚的名声相互推重。因此王安石辅佐神宗，想要完全扭转这种局面；但王安石不知道祸患在于纲纪、内外、分划和任用的不同，却认为问题在于军队不强、财物不多。假使王安石知道这一点，端正纲纪，明确内外的分划和任用，责成他们取得功效，然后削减烦琐的赋敛，振兴本朝学校，尊崇经术，使天下焕然一新，哪里还会有喧嚣纷争的议论？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有所丧失。神宗志向强烈而想有所作为，最终却举措失当，改革法令便伤害百姓，开拓边境便制造事端，竭力谋取灵武，终于遭受失败；他也后悔用兵没有益处，却不知道改变衰弱的形势使它变强，而只想凭借衰弱的形势造成强盛。改变它与因循它，只是最初议论时一句话的不同。等到他用力推行、坚持不改，便形成了党禁；又经过绍圣、崇宁年间，天下遭受大祸。凡是青苗法，凡是保甲法，凡是关于兵役和财赋的政令，所有那些想凭借衰弱形势造成强盛的措施，到宣和末年都一扫而空。从前衰弱形势中仅存的东西，也全都废坏；衰弱形势于是变成无法逆转、病入膏肓的危疾。即使分设四名总管来谋划防御，委任长安、建康的守臣，招募军队以救援王室，天下仍像冰块消融、云气散去一样瓦解；一座城池的土地被敌人劫持控制，号令也无法到达。当时即使割让土地给别人，让他们自行防守，尚且做不到，何况还能自己防守而禁止别人呢？由此看来，本朝谋划国事的始终本末，大概可以看清了。自从周德威失去榆关的险要，接着云中、燕山两道归于契丹，敌人已经在长城以内，而黄河以北又已有不可守的形势。治理天下的人，不能不依据九州的图籍，略察四方，谋划中央，左顾右盼，以尽览天下的大势；应当使外部坚固、内部柔和，分划区域、任用群臣，使众人合力而功过各有所归，从而端正天下的常势。只凭现有的条件，遮掩隔绝前后，想依靠君主一人的力量来守住它，难道做得到吗？这就是天下的大患延续二百年而始终存在的原因，也是议论今天天下之事时，穷尽几百句话仍不能解决的原因。纪纲四

译建炎初年，李纲掌权，主张分置京东、河北，采用唐代藩镇的制度，使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各道分别设置要郡、次要郡，把兵马权统一起来。李纲所作的筹划，已经很浅陋了。于是征括马匹、收取财物，搅扰天下，议论者纷纷而起，事情很快便不能继续，最终李纲被驱逐。此后汪伯彦、黄潜善无所作为，认为只要稍微迁往南方，安于现状、守住旧制，派使者去祈求金人，就足以苟延岁月。不久发生维扬之祸，众人牵挽运输、奔走逃亡，东边一直到了海角，这才把川陕交给张浚，并设立宣抚处置的名号，授予便宜行事的命令。范宗尹接着提出请求，江淮也分别设置为镇抚使的辖区。当时盗贼遍地，伪齐挟持金人，连续用兵向上游进攻，于是又设置镇抚大使，文臣、武将共同任用，各处犬牙交错地相互连接，又派执政督视，以统一威望。张浚虽然狂妄疏忽，最终丢失关陕，但能够节制各将，保全整个蜀地。张俊、韩世忠、岳飞也相继平定、消灭群盗，江东之所以勉强守住而金人肯于讲和，正是任用人的效果。即便如此，区域划分没有办法，委任又不专一；张浚、赵鼎在关键事机上态度泛泛，想谈战争却不敢，想请和又不愿，耗费日月，军队疲老、粮食匮乏，上下都感到厌倦。秦桧却认为权力不可交给外部，兵权不可授予他人，于是委屈低头，只听从金人的命令来求成和约；废黜、诛杀将领，流放、驱逐有名望的士人，使军队全部归于御前督府；最终收回便宜行事的权力，使州郡重新接受太平时期的常规制度。秦桧正自夸功劳，把自己比作赵普，认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没有人能赶得上自己。况且祖宗的天下无缘无故丧失了一大半，迁徙、劫掠的仇恨，百世都不能忘记。如今却把安抚平定江东当作大功，这是为什么呢？从戊申到辛巳已经二十年了，女真人有一天突然说出不逊的话，传到朝廷，朝野喧然，拍手无措，彼此惊骇，没有办法可做，这时叶义问、汪澈才出现。自陛下继承帝位以来，张浚总领江淮，虞允文、王炎等相继在汉中担任宣抚，大概已有四五十年；当时采用分划的办法，逐渐把事权交托给臣下，这说明治理国家的纲纪终究不能废弃，也已经粗略显现出来。然而不了解地势，就不能任用合适的人；不能任用合适的人，就不能要求他取得功劳；内部治理不安定，那么要报仇雪恨又同谁商议呢？如今千方百计搜刮财物，竭尽东南的力量，来供给四处驻扎的军队，但军队不知道如何使用；凭借旧将的子弟、部曲，按次序得到统帅之职，可将领又不知道如何统率军队；任命和调换，全都由内廷发出文书、由承受官承办。名义上说是机密，大臣却听不到；各州的禁兵零散细弱，只专门派路钤负责教阅训练，而守臣却不参与防备遏制。内部的长江防线空虚撤除，沿淮的纲纪设置又错乱无序。既然如此，有百姓谁来治理？有军队谁来使用？有土地谁来守卫？年年调迁、月月更换，谁能看见实际的功效？而陛下恢复国土的谋划，最终难道只能忧闷而不施行吗？天下的事情不能凭个人的私智来做，方略也不能凭个人的私术来验证。胜败、兴废，古今只有同一条规律。本朝的议论，却想私下制定、私下验证，所以衰败疲弱到了今天，却没有人明白其中的原因。这就是臣所说的：必须完全了解天下的祸害，然后才能完全取得天下的利益。终论一

译如今天下的祸害，胶结坚固而不能解开，拘挛收缩而不能伸展，积久的弊病和累积的蛀蚀，我已经全都说过了。要解开它、伸展它，难道没有办法吗？陛下开始发布政令时，必须用它来安慰天下人的心，一定要先废除经总制钱的一半。现在州县彼此离散、惶惶不安，不能休息；臣下的精力消耗殆尽，疲惫不堪，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全都是被这种钱拖累的。废除其中一半，使天下逐渐得到休养，然后州县按月摊派的桩积钱和板帐钱就可以废除了。然后百姓缴纳头子钱时被压缩零碎的数额，以及勘合、牙契的定额，都可以宽减了。然后废除和买，废除折帛；和买、折帛废除，百姓所说的不正当征敛就全都没有了。这三项废除，天下人的心就会得到安慰而满足欢喜。那么国用从哪里取得供给呢？臣认为，二年以后，分划既已确定，朝廷的经费与今天相比必定减少十分之五六；所废除的费用足以抵偿这些，且还有余裕，但二年以前还做不到。陛下可以计算二年内所废除的费用，共六十万缗，把内帑封桩的钱全部拿出来补助。这些内藏封桩钱，用来废除、削减三省的苛细征敛，又用来代替户部四总领的费用；这种显明的德行和光辉、崭新的美好声誉，自两汉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举动。这样一来，趁此机会革除朝廷百年来积存的弊病，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用它来减少进士入官的人数可以，用它来减少任子入官的人数可以，凭它打破资格限制可以，凭它重整铨选可以，凭它废除吏胥可以。百年以来，世间舆论认为会惊动众人、招致祸乱，因而战战兢兢不敢实行的事情，像臣所说的这些弊害，如今都可以一并实行，没有什么困难。这样，朝廷就清明了。然后把两淮、江南、荆湖、四川分为四镇，把现在驻札的军队分别交给它们。所谓四镇，并不是把这一百多个郡全部拿出来建立四镇，而是在其中各自割取、隶属若干州，使军队、百姓和财赋都能够自行使用，朝廷不再过问；其余地方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它们而已。同时还要专门选择合适的人，让他们各自治理一州。所谓军队、百姓和财赋都能自行使用，就是说朝廷平日设置四总领、供给军队运输粮饷的做法，二年以后都可以不再供给他们；凭几州的财赋就足以养活军队了。这样，他们的职权就专一了，我们的费用也减轻了。虽然如此，把军队和人交给别人，把土地和人交给别人，这是今天非同寻常的大事。但实行它并不会惊动世人、扰动众人，陛下一天之内下令，事情就可以办成。办成以后，长久实行，安定下来成为常制。这样做，内则在一个月之内彻底除去百姓所忧患、所苦恼的事情，外则在二年以后，使军队精锐、士气振奋，能够让他们用于必死之地而作战，于是大功就可以建立了。陛下不吝惜钱财，不吝惜权力，只想着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解开胶结坚固之处，伸展拘挛收缩之处，行动容易而责成果断，以建立大功罢了。那么就应当先削减经总制钱，废除和买、折帛，先安慰天下人的心；然后把朝廷所谓繁琐严密、不可改变的法度全部改变，使大家共同走上疏通明达的道路。把江淮、川蜀的土地和军队、百姓、财赋分给他们，以加重臣下的职任；然后把朝廷所谓专断闭塞、不可分割的纲纪全部分开，使它们各自符合外部坚强、内部柔和的策略。这样做，兼取两汉的长处而不重复两汉的过失，以成功来检验，以礼乐来完成，那么三王之治也就不难达到。虽然如此，做这件事，官府并不难，难的是士人；士人并不难，难的是百姓；百姓并不难，难的是军队。这确实是当今世上的大事。谋划解决军队的困难一旦确定，天下的利益就都可以获得了。终论二

译要达到今天的治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上面使朝廷宽裕，下面使州县宽裕罢了。竭尽朝廷力量、使它不能宽裕的，是四处驻札的军队；竭尽州县力量、使它不能宽裕的，是厢军、禁军、弓手和土兵。那么，怎样整治四处驻札的军队，使朝廷宽裕呢？现在既然削减经总制钱，废除和买、折帛、蜀地的折估、青草钱，又从内帑拿出二年的费用来供给四总领，就应当任用四个人，由郡守兼摄都统制，召回旧日的统帅，让他们回去担任宿卫，查考其中隐瞒冒领、侵吞剥削、请给不足以及军人的罪行，分别加以治理。然后使这四个人完全听凭自己施为，而我们不再过问。所要过问的，只是我希望精简军队，使每处不超过三四万人。我希望使用士兵的精锐，而不把他们的家小一并养得富足。磨砺士兵并供养他们，是准备把他们用于死地以求取胜。可是现在反而为他们建立家业，于是军队倒成了百姓。古代是百姓成为军队，如今却是军队成为百姓，难怪他们消极懒惰、孱弱不堪而不能约束了。从前的议论，有说希望一人抵挡百人，又说希望一人抵挡十人。百人、十人哪里抵挡得了呢？姑且做到一人抵挡一人，那就是精兵了。一个人能够发挥一个人的作用，那本来就已经相当于十四五万人了。使用他们使其抱定必死之心，谁敢抵挡呢？女真人南下时，夹杂着奚人、契丹人、勃海人和汉儿，开始时才五六万人，后来也不过十万人罢了。用兵，使用的是士气；兵多反而会先使士气困顿、先行衰竭罢了。我要过问的就是这些。还有要过问的，就是改变弊政，实行新令。我希望他们不喧哗、不妄动，只听从我们的命令。这样做，关键只在任用合适的人。分别给他们几州土地，使他们自行取得供养，其余州县就可以宽裕了。这是二年以内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在二年以后取得成效。这样，朝廷就宽裕了。那么，怎样整治厢军、禁军、弓手、土兵，使州县宽裕呢？应当先选择一二十州交给他们，使厢军分散从事杂役。如今厢军全都隶属官府，营中没有实际驻守的人员，应当连同一二年的衣粮一起给他们，让他们各自作为本钱自行周转供给，州县不再供给。又要解散禁军。厢军可以解散，禁军解散后恐怕会作乱，怎么办呢？回答说：禁军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有办法禁止、管束州县，使州县不能私自役使他们，并且还要接受上级训练。如今那些地方不再进行上级训练，就把禁军解散，让他们像厢军一样从事杂役；他们反而会欣然自得。这样，禁军就可以像厢军一样解散；弓手的费用稍微减轻，土军的差役较少、也不紧要，也可以解散。这样日久之后就会逐渐消耗殆尽，关键在于一定要解散而停止。厢军、禁军、土兵、弓手全都解散了，靠什么守卫当地呢？从三等以上的户籍中，每家登记一人为兵，免除其赋税。大州役使二千人，至此为止；下州八百人，至此为止。州县各自为他们安排住所和事务，将校也一概任用本地人。秋冬训练，春夏则不训练。有警报时再召集，不采用平常的办法。但这些士兵必须是州县四方三十里以内、靠近家乡的人。这是三四年以内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在三四年以后取得成效。这样，州县就宽裕了。朝廷宽裕，那么一切原来向州县索取的费用都可以不用，改为只食用正常的租税。州县宽裕，那么一切原来向百姓索取的费用都可以不用，改为只征收正常的租税。而且还不只是这些。朝廷宽裕，群臣就有闲暇，人才也会增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缺乏。州县宽裕，百姓就有闲暇，善良的人也会增多，不会像现在这样人心浅薄。上面人才多，下面良民多，军队减少而精锐，费用减少而国家富足。五年以内，二年以后，汇聚起这些气势，使用其锋锐，正义的声威广泛传播，奇策一齐出现，不用它来消灭敌人，还能用来做什么呢？虽然如此，做这件事没有别的，只在于竭力实行罢了。按照时间计算，应当在二年以后、五年以内见到成效。今天实行这件事、除去这个弊病，到了某一天弊病消除、成效显现或没有显现，就应当更换相关人员，增加督促之意继续实行；按日月来计算，实际成效就可以取得了。终论三

译臣前面所说的，都是国门以内的事情。至于国门以外的事情，很难议论。自陛下继承帝位以来，士大夫没有谁敢谈及国门之外。陛下继位以后，才开始争相以国门之外的事情进言，几乎成了一种风气。谈国门之外的事情，既然往往鲁莽、空泛、范围过大，虚浮而缺少要领，而国门以内的事情又都没有弄清楚，所以臣想先把国门以内的事情说尽，再谈国门之外。现在连敌人的将帅姓名都不知道，控制抵御又不了解地利，那么指着具体事情来议论就是妄言了。臣请先谈女真兴起的原因，是因为常常感到奇怪：士大夫为什么过分称誉敌人，甘心俯首示弱呢？他们称誉敌人，说阿固达、尼玛哈、乌珠三人是那个国家的雄杰，都是古来未有的人物，所以本朝遭受的祸患最深，这是极其荒谬的。阿固达在自己的部落中称豪，延禧的烦扰已经过分，他不甘心被囚禁拘执，于是起来反叛，这也是常情。又不幸延禧政治混乱，还没有交锋，就动辄败北。女真人凭借自己的军队，吃用自己的粮食，取得他们遗弃的兵器和丢弃的铠甲，乘势收取他们的土地；敌人披靡逃遁，女真人坐享其成而取得国都，却要说阿固达的雄才如同石勒、慕容隽一类人，凭智慧和力量百战，屡次失败又屡次崛起，最终靠自己夺得国土，这可以吗？阿固达死后，乌竒、迈立不能主持政令，斡里雅布、尼玛哈便分割了他们的势力。后来乌珠来到江南，三人的奋战，以及我们布阵竭力抵抗却仍然不能取胜，是什么原因呢？从敌人开始进入我国时，我国已经空虚，千里之内没有抵挡他们的人了。他们只是浩荡而来罢了。如果我们不曾同他们交战而失败，那么尼玛哈、乌珠凭什么能够独自超过古代的远人，竟然如此残酷地夺取我国中原呢？大概是因为我国上下的人没有谁肯效命，都拱手称誉敌人，甘心俯首示弱，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他们一定要得到的，不过是河北、河东。山东、河南的土地，先给了张邦昌，后来给了刘豫，又重新归还给我们。张邦昌不敢抗拒，而我们又不能守住，于是退到维扬。刘豫被废黜，土地归还给我们，而我们仍不能守住，于是退而割让江北、淮南。他们确实看见我们不能守住，才来夺取并占据这些地方。然而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还有不能自我安定的心理。过分称誉敌人而不能守住自己，在事情开始时，刚刚看见、听闻而感到惊骇，仓皇扰乱，或许还可以有这种议论。如今安定已经很久了，却仍不停地称誉敌人，为什么呢？所以称誉敌人的军队精锐，而说我们的军队疲弱；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的疲弱，却只称誉敌人的精锐呢？为什么？称誉敌人的号令严明可信，而说我们的号令被轻慢侮辱；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受轻慢侮辱的状况，却只称誉敌人的威信呢？为什么？称誉敌人的谋划审慎妥当，而说我们的谋划苟且简略；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的苟简，却只称誉敌人的审当呢？为什么？称誉敌人来威胁国人，并且把这作为偷求安逸、窃取俸禄的计策，这是风俗败坏、不忠诚的人，却没有人知道。正当靖康艰难之时，只有宗泽不赞同这种议论。如果说宗泽还不足以同古代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人相比，那么假使宗泽能够得到任用，二圣终究不会北狩了。他当然可以通过一战而使敌人失败。大概天下的祸患中，有最令人痛心的：没有交战就已经失败，没有守卫就已经灭亡；自古以来，还没有见过像靖康这样的时候。现在不追究这种议论，不去做能够交战的事情，反而说自古以来没有谁比阿固达、尼玛哈、乌珠三人更雄杰，臣认为这种议论也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天地间的道理，长久不能伸张，必定是在等待陛下。尼玛哈、斡里雅布一同出兵，独自围困太原；一年以后攻破都城，把中国的辎重全部夺走，慢慢地离去。乌珠生长在极北之地，连梦中都不知道江海舟楫是什么，空自走来询问渡口，到了四明才返回。假使我们的兵法全都废弃、不可使用，那么敌人的雄杰之名确实可以相信。假使兵法仍然存在，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丧失心智、失去灵性、狂乱迷惑而自求死亡罢了。为什么竟然还要称誉这些丧心失灵、狂惑求死的人，认为古代的雄杰都没有超过他们呢？终论四

译请让我谈谈金人能够守住这些地方的原因。阿固达、尼玛哈起初不过是吞并各个部落，并没有平素就兼并天下的志向。契丹长期安定而政治悖乱，金人一旦在不顾死命的情况下起兵，屡次击败辽人。杨朴于是教他们称帝、改元，直到这些事情全都完成；兼并契丹以后，燕人又为他们所用。等到郭药师引导他们进犯宫阙，后来便攻破都城，占据中原。大概晋代所说的刘、石，以及鲜卑、氐、羌，都曾在中国生长，奋发他们的雄心，公开起兵窥伺；而尼玛哈、乌珠本来没有这样的志向。他们只是敢于决战，而两国都自行不敢与他们较量；其中的缘故，是我们的旧臣和他们的降虏共同为他们建立国家的文法制度，参照本朝和辽朝的大略，制定出繁琐而互相牵制的制度。至于聚集重兵、凭借坚城、衣食嗜好极其精美完善，那已经不是当初的本来志向了。起初，我们因为二圣显仁，所以派使者请求讲和修好，他们骄傲自大，不肯答应。郦琼叛变，带着全部军队归附刘豫；他们怀疑其中有离间之计，又认为可以联合起来困扰他们，于是赶紧废掉刘豫，以河南、关陕等地归来为条件而停止用兵。乌珠再次出兵，在顺昌、柘皋大败，才稍稍畏惧我们，于是盟约就确定了。况且女真的部落兼并中原，契丹作为他们的主人，形势不顺，内心也不服，而他们能够守到今天六十多年，是因为中原积累了怯懦、不能自我振作的气势，又没有人为天下倡导；即使有人倡导，处在文法制度牵制之下，也终究不能坚守城壁、拼死争斗。因此才如此。自绍兴十一年以后，不只是我们一心想要讲和修好，女真的族类也都把和议视为有利。亮氏弑杀君主和母亲，立志平定华夏，迁都旧汴，向南渡过江淮；鼓声震动之处，水波腾涌。然而刚刚迈步不久，如今敌人自身就在后方站立起来了。他们刚把过去的君臣关系改变为敌国关系，又曾公开声称要归还故疆。范成大出使、汤邦彦出使期间，双方多次较量礼仪文书。起初他们平视我们的军队，挥袖逞勇；到了后来出现裂隙，已经足以激怒他们，但他们最终仍没有行动。今年迁入他们的巢穴，传闻很多，难以作为可信依据。然而上京萧条，从臣死亡，思念燕地的乐趣，后来又返回，这些事实不能诬说没有。那么女真人失去了原来的部落和契丹的土地，以燕地作为家园；他们君臣上下守护国家所用的文法制度，都以中国为准则，又愿意和好而不愿意作战，喜欢安静而厌恶变动。这样看来，虽然积累了六十年之久，但同刘、石、鲜卑、氐、羌那些人的关系，终究不是手足肺腑般的托付，显然不能相比。那么这件事，只在一战把他们打败罢了。一战取胜以后，敌人的心就会动摇，不再留守中原；他们应当把燕地作为坚固的根据地。我们开始时，如果一战取胜，他们想要中原，本来就容易；等到最后他们取胜而我们不能抵御，使他们连同燕地一起得到，那就困难了。虽然如此，事情难道有不经历困难就能成功的吗？如今暂且不说他们最终取胜而不可抵御的情形，姑且寻求一战取胜的方法。取胜的方法，就是彻底除去我们的弊政，使用抱定必死之心的军队、将领和士兵，决然打破二百年来糜烂而不可通行的言论，真正以必死之心同敌人作战，这样就能取胜。像如今议论军事的人，提出某种策略，摆出某种阵势，任用某个人来建立奇功，难道可以依赖吗？不过是以实际胜过虚浮，以意志胜过士气，以力量胜过空谈罢了。终论五

译请让我谈谈前些日子谋划恢复失地的事情。赵鼎是一个自认为有学问的书生，搜集整理古代文义的遗说，同当时的士大夫共同提出尊内中国、斥外四夷的议论；这种说法是讲《春秋》的人所应当阐发的，不能说不好。虽然如此，中国不能只是一味尊崇，四夷也不能只是一味轻视。所谓女真，难道是靠讲论、分析义理精微就能制服的吗？张浚最初被任用时，年轻而狂疏，恩德和信义还不足以感动士人，智慧和力量还不足以使人服从；他逼迫强硬、轻视性命的将领，一举之间丧失了关陕、蜀地的全部，这只是侥幸罢了。赵鼎对事机茫然，不交战也不防守，敌人来就前进抵拒，名义上叫亲征；敌人离去就退后安顿，名义上叫驻跸。而张浚尤其没有统纪，光尧四处张望而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若说到孝思的急切，佑陵的梓宫还没有归来，显仁的銮辂还没有返回；若说到谋求功业和安定，整治军队、讲习武备从未停止，但内外的分界始终没有确定的期限。于是“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议论横行其中，坚固得不可破除，而赵鼎和张浚都被逐出了朝廷。到了绍兴以后，秦桧死去、敌寇活动，而隆兴初年，张浚专门以恢复失地自任，号召天下；那些以自称忠义为得意的人，因有利可图而跟随他，实际上却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他在淮河以北聚集军队，一方面承袭范仲淹过去的旧说，想同金军统帅往来磋商，确定和议，为两国百姓请命；另一方面想赶紧联合北方的大姓世家和契丹旧部，率领他们响应，以图建立大功。到了符离一败，军队将士溃散，人心颓丧，其他议论纷纷兴起；而汤思退、王之望、尹穑极力主张割地订盟，于是中原再次失望了。张浚没有成功而败坏了事情，后来他招徕归正、归明的人，使他们散布、充斥内地，困穷了州县，扰乱了铨选部门；直到今天仍没有根基的人，上书议论政事，自称了解敌情，谋划奇策，以此求取差遣，而他们所耗费的岁月，都是张浚造成的。大概张浚和赵鼎就是前些日子主张恢复失地的人中的首领，他们的方略可以考察清楚了。从前南北各自成立政权，南方想要归还城池而让北方归还，北方想要夺取土地而来到南方；心术不正的人，志向念头不安定，从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做将帅的只把他们诱来，却不敢彻底拒绝他们，难道真是把这当作建立功业、验证才能的办法吗？如今南北虽然又形成各自对立的形势，但北方原本是我们的故都，所以南方想念北方的较少，而北方期望归向南方的较多；大姓世家和旧家族常常思考归顺，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忧虑我们的威势没有建立、作战不能取胜罢了；威势建立了，作战取胜了，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使中原的士人奋勇挺身，驱逐敌寇，迎接我们。然而我们真正能够恢复失地，并不专靠这一点。何况契丹旧部，哪里可以诱导招来？这同童贯任用郭药师攻伐燕地、抵拒女真有什么不同呢？张浚年轻时做将领，困顿挫折直到白头，忠义之心却没有衰退；但他所谋划的也不过如此。光尧的圣训说张浚不可任用，难道不是知人之明吗？如今乡里出身的投机之士，志向在于邀功取宠，又把张浚门下已经陈说过的议论拿来，彼此修饰夸张，当作北方的奇策。国信所的小吏用土产相互馈赠，暗中询问仆役，却说自己得到敌人的机密事情，用来夸耀。沿淮的守臣想着求取进用，谋划把心腹安插到跳河之曹。渡过淮河不久，就编造虚假的事情，把它当作侦察敌情的明证。像这样的事情纷纷接踵而来，于是恢复失地的议论便同举子学习程文、以求通过考试没有区别，而国家大事实际上再也没有可考察凭据的东西了。希望陛下一概扫除，不要再留在圣心之中，竭力实行今天的实际事务，以实际胜过虚浮，以意志胜过士气，以力量胜过空谈。使用抱定必死之心的军队、将领和士兵，在二年以后、五年以内要求他们取得成功，也是可以的。终论六

译请让我谈谈如今应当如何分划部署。敌人把取得中原作为守卫的目标，却不把防备我们作为守卫的目标。他们作战只是妄自前进罢了，防守只是严密用兵罢了。从前人们南北对垒的形势，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没有形成对垒的形势，所以才如此。然而我们既然依据没有对垒的形势来作战，就想仿效他们妄自前进；防守也仿效他们严密用兵，这就是所谓没有对垒形势的状态。符离之战，就是妄自作战。即使能够取得宿州、亳州、徐州，一直抵达汴京郊外，又将怎么办呢？他们从淮河一带妄自前进，是因为明白我们不能抵挡他们；我们却也仿效他们，为什么呢？驻札的军队，是严密用兵。没有考虑到必须防守就驻兵，把军队驻在没有用处的地方，又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应当进攻而设置军队的地方有四处：兴元一处，襄阳一处，合淝一处，沿海制置司一处。我们应当防守而设置军队的地方有两处：建康一处，鄂州一处。应当进攻而设置军队，其中一定要进攻的有两处：兴元、襄阳；不一定要进攻的，则是合淝、沿海制置司。什么叫一定要进攻？从襄阳出兵可以直取宛、洛，从兴元出兵可以直取秦、凤，这两处是我们一定应当有所作为的地方，是据守中州、控制关陇形势的首要所在，也是古今一致的议论，决不可改变。什么叫不一定要进攻？从淮河一带出兵可以抵达亳州、宋州；大梁一带土地分散，难以统一，而且又是敌人必定争夺的地方。敌人必定争夺的地方，我们能够抵拒，使他们不能前进，从而安定江南的人心，这个功劳就很大了。渡海是奇险之举，是危险的道路。进军的目的在于夺取齐地；如果关中、洛阳的事情办成，四方响应，朐山重新归来，就可以使用这支力量；否则就便利地等待他们罢了。什么叫应当防守？建康、鄂州并不是应当专门防守的地方。但国家必须分为内外，这四处属于外部，那两处属于内部。内部不能不设置军队，都是为了守护江南。虽然如此，设置的军队不必多；一定要做到一人发挥一人的作用，那么合淝应当最多，兴元、襄阳次之，建康、鄂州又次之，沿海制置司再次之。总共不超过二十万人，就足以充任这些地方。谋划天下的大事、成就天下的大功，不能只靠攻击敌人没有防备之处、出现在敌人意料之外。必须有堂堂正正的阵势和旗帜，有攻坚破深的力量，然后才能做到。我用这种方式进攻，敌人也会用这种方式进攻。从前说敌人能做到而我们不能，如今不要再说敌人能做到而我们不能；所以我们能做到，敌人也能做到。把我们能够做到的全部拿出来，同敌人能够做到的相比，长处短处互相显现，胜负就分出来了。一再取胜，就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天下的功业难以成功，天下的事情难以谋划；晋、宋之间在河南显示威势，是常有的事情。枋头、灞上、滑台、虎牢、洛阳，都曾经到达过。只是因为不能合乎天下的形势，所以南北分裂，而南方的土地一天天削减。失去蜀地以后，又失去淮河流域，又失去江北，所以隋朝兼并了陈。绍兴十一年以前，中原的号令有时还可以接续，后来才截然断绝。末年溃败混乱，而各位将领也有的曾经到达某些地方。后来又不能指望看到襄阳、庐州以北，议论的人才喧嚣着说夺取中原是稀世的大事。他们不知道中原即使可以取得，北方仍然还不能谋取。何况连襄阳、庐州以北都无法企望到达，却想坐在这里筹划中原呢？陛下应当掌握分划部署的要领，谨慎地命令统帅，建立极其艰难而不可动摇的实际准备，以此面对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激发将士的气势，而不要务求从敌人无备、意料不到之处出兵，把这当作立论的美观，实际上却无法使用。这就是当今谋划事情、建立功业的开始。终论七

译大概如今所谓的分划部署，就是以一方抵挡一方，并以一方夺取对方一方，恰好取得平衡。以蜀地抵挡秦地，也要夺取秦地；以荆襄抵挡韩、魏，也要夺取韩、魏；以淮地抵挡梁、汴，也要夺取梁、汴。此外又以沿海制置司不负责抵挡齐地，却立志夺取齐地。这样一来，在长江以内，深入吴越，旁及闽广，而我们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又处在分划部署以外；我们自身防守，仍然绰绰有余。至于人口、军械、财粮，我们用来做这些事情所需的一切，不必等到收集经营，就可以自行充足。这样并不一定要从微弱中奋起、在艰危中立足，以少取多、以寡取众，像从前越国对吴国、燕国对齐国那样；也不像女真对辽国和对我们那样。而且中原是我们的土地，中华是我们的名号，复仇是我们的义理。那么从燕地以南，形势就容易动摇而归从我们。这样，我们除了以一抵一、以一取一之外，还有更容易做到的事情。虽然如此，我们所拥有的，也不是敌人所没有的；我们认为容易的，也不是敌人认为困难的。力量相等的双方，必定要凭力量取胜，而我们又有所谓困难。自宣和以前，以弱小的形势实行软弱的政令，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宣和以后，我们又不只是软弱而已。我国的人，士气被夺、内心恐惧，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如今却抬头振作，奋发气势，大力整顿纲纪，想一定在一二年以后、五年以内建立大功。天下人有的暗中讥笑，有的惊异注视，有的怀疑，有的非难，有的加以阻挠，各种不同的议论从四面出现，使人心离散而不能前进。况且人才从来没有经过平素的训练，见识不足以坚定他们的志向，意志不足以施展他们的力量，那么想要减少军队，未必不会激起变乱；想要减少财赋，未必不会因财力不足而失败。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形势，也是君臣之间不能安然自保、以求取得成功的原因。虽然如此，事情确实有不能不这样做的地方，只在于陛下深信并竭力实行罢了。大概从前，人的行动同他所建立的议论还相距不远。议论建立在这里，就像射箭有靶子一样；靶子有的在百步之外，有的在五十步之外，必须先立好靶子，然后挟弓搭箭去射它。所以弓箭是随着靶子而发出的，而不是靶子随着弓箭改变。如今的议论，却先揣度那个人不能实行、那种形势不能实行，然后据此建立议论；这不过是把靶子拉到近处，以成全射箭者的无能罢了。自东晋王述、蔡谟开始，才有衡量力量、审察时势的议论；殷浩和几位庾氏人物多次谋划北方，桓温所用的力量尤其强盛，谢安所处的时机最为顺利，但都劳民动众而没有建成事业，失败和丧亡随之而来。所以王述、蔡谟的议论反而取胜；而当今偷懒苟安、无能的人，暗中窃取他们的说法来怀疑、扰乱当世。因此国威长久不能振作，而陛下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也长久没有施行。臣希望陛下彻底考察古今的变化，弄清利害的实际情况，取得困难和容易的真实情形，解开胶结坚固之处，伸展拘挛收缩之处，先用它大大安慰天下人的心。天下人正侧耳张目，惊动四顾，却不知道陛下的主张究竟从何而来。然后建立坚定的议论，讲明分划部署的规制，警策群臣，激发他们的志向和力量，最终都依从陛下的议论，如同射箭先立好靶子；不要让群臣一会儿前进、一会儿退缩，怀藏欺诈、粉饰过错，来怀疑和阻挠陛下所建立的事业。那就像把靶子拉到近处，以成全射箭者的无能。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是国家安危兴亡的大关节，也是陛下首先应当知道的。这样的事情一旦确定，臣虽然卑微浅陋，也能够把自己的议论作为群臣的倡导，承接并体察圣意，向下面充分宣示；诛罚和奖赏就可以施用，功劳和罪过就可以分别，人才也就出现了。兵总论一

译如今事情中最大、应当极力论说，而论说得到要领后又应当首先施行的，有两项：第一是财赋，第二是军队。虽然如此，财赋之所以成为大事，只是由于军队成为大事罢了。国家兴废的决断，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世上谈论军队的人，言论充塞而纷杂，有的可以听见却不能采纳，有的可以采纳却不能实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谈古代的人，说古代制度简易直接、节省简约，没有军队的祸患却有军队的利益；然而它同今天不同的形势、不同的适宜条件相接，不能施用，那么古代即使很好，又有什么益处？谈今天的人，说今天制度繁密、沉重、迟滞，有军队的祸患却没有军队的利益；然而已经习惯于今天既已安定、既已形成的局面，不能改变，那么今天即使不好，又有什么损害？虽然如此，这还不是真正选择利害来决定取舍。假使真能选择利害来决定取舍，那么即使不必为了仰慕古人的名声而采用简易直接、节省简约的制度，今天的军队有祸患而无利益这一点，连普通人都能明白地说出，难道不应该赶紧谋划、赶紧改变吗？我曾经考虑过，三代的军队依托两汉的郡国制度，管仲的内政制度，隋唐的府卫制度，这些都是古人的美名。自从府卫变成召募，召募的制度败坏，边兵才逐渐加重，于是藩镇之乱兴起。朝廷收取藩镇的重大权势，而人主以亲自统领军队为名，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军队。等到人主不能亲自使用军队，而权柄又不专属于各位将领时，就四面茫然，没有可以统一统领的力量。于是对内常常忧虑军队自行作乱，对外又不足以制伏祸患，以至于拥有极多的军队，却遭受强敌无穷的侮辱，这不正是当今所谓真正的祸患吗？美好的名声不必一味仰慕，只要分别衡量当时能够实行的事情，就可以说是有智慧。实际祸患不能制止，却又不知道在当时应当改变什么，这就不能说是有智慧了。姑且试着谈谈军队的通常制度，以适合今天的事情，有四种：有边兵，有宿卫兵，有大将屯兵，有州郡守兵。边兵，是依靠当地的地势训练当地的军队，不需等待内地的军粮供给，牢固守卫边塞。宿卫兵，是依靠都邑附近的百姓，把他们训练成军，轮番上岗，和招募来的士兵混杂使用；国家供给其中一半，而不是全部供养。大将屯兵，全部使用招募来的士兵，训练他们成为精锐，完全供养他们罢了。州郡守兵，是用州郡本地人守卫，而不使用州郡的力量供养他们。所以四种兵制各自实行，兵力就不会集中在一处，于是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会因财赋而困窘。这样，前进就能够作战，退后就能够防守，不会受到强敌的侮辱。如今，边兵中的一种是招募的，宿卫兵也是招募的；大将屯兵从前有旧有人员，如今又招募来补充，使它形成军队。州郡守兵，就是从前的禁兵，已经消耗殆尽，如今又招募人员，名义上称为禁兵。四种兵全都靠招募，竭尽国家力量供养他们，这只是知道招募士兵、供给他们衣食罢了。这就是竭尽国家力量，却不足以供养百万军队的原因。国家财力已经困乏，军队又不能使用，所以进攻不能作战，退守不能防御；一百个人跳出来作乱，就使一方震动，而强敌的侵扰侮辱，没有任何时候可以禁止。臣希望陛下慎重考虑、确定计划，把四种军队分别安排，改变今天的制度。不超过二年，制度实行并确定下来，财赋就不至于成为最大的忧患，而军队也可以使用了。兵论二

译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使专擅一方，抗拒皇上的命令，喜怒、叛乱或归服，都在片刻之间，于是藩镇之祸，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议论。然而国家权力落在将领手中，还可以说得通。没有多久，又变成将领的权力落在军队手中；将领所做的事情，只听从军队，终于用来劫持胁迫朝廷。所以国家权力落在将领手中，人人都知道；将领的权力落在军队手中，却没有人知道。大厯页元年间，节度使固然已经由士卒拥立，唐朝末年尤其严重。五代直到本朝初年，人主的兴废，全都由群体士卒拥立决定；一旦他们出动，天下便低头听命，不敢抗拒。然而议论的人只认为祸患在藩镇，难道不是疏忽了吗？太祖逐渐收回节度使的兵权，所以裁汰军队，使军队极少；治理军队却极其严格。太祖能够平定僭乱、以威势使四海服从，靠的是统摄纲纪、驾驭军队的力量，并不是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群臣不考察事情的始末，不审察形势，忘记从前士卒呼喊奋起、专门造成君上无礼的祸患，反而认为太祖建立国家的关键在于军队。都城建在大梁，没有地势险要可以凭借，它的险要在于军队。建都大梁，是沿用后周、汉代的旧制，并不是太祖选择后才把都城建在那里。假使果真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那么就应当连营百万，亲自增加军队，不必等待后世了。可是军队的数量竟然不到二十万人，这是为什么呢？不依靠军队强大，是前代帝王的通常原则。何况太祖的军队不到二十万人，那么他不是依靠军队来巩固国家，就确定无疑了。后来召募日益广泛，供给粮饷日益增加，大概是端拱、淳熙以后，契丹强横而无法制服，所以才这样。康定、庆历年间，谋划国家的事情日益错误，依靠军队治理国家的说法大为盛行；没有加以禁止，后来天下才开始有百万军队。削弱天下来供养军队，而国家的治理也就没有什么可作为了。然而上下正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取得了办法；为此治理文书、管理财赋，完全采用衰世聚敛刻剥的手段，从百姓那里取来供养军队，却仍然不够。等到军队不能使用，又以低头屈服来侍奉骄横的邻国，使军队在营伍之中自行安逸。所以王安石想向神宗讲解销减军队的方法，知道军队不能靠无限供养来取胜，却仍没有醒悟；他借口军队不必太多，教导各路实行保甲，达到四五十万人，暗中想用它代替正规军。正规军不能被保甲代替，保甲却使天下百姓都变成军人。于是空耗的形势显现出来，天下的形势更加衰弱了。元祐年间废除保甲，史臣认为太祖设置等级制度，按什伍编制壮士，以消除奸雄之心；军制最为完备，而一百多年没有发生祸乱。王安石实在不足以了解这一点，《实录》所记，大概就是当时议论的根本。虽然王安石确实不足以知道这件事，但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人，又哪里能知道呢？到了绍圣以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保甲制度重新施行，正规军仍然如旧，内外都耗损，根本和枝末一起衰弱。大观、政和年间，保甲人数达到六十七万二千人，法令全都败坏，有名无实，旧有制度大为崩坏，士卒不能披甲执戈，平民彼此牵连，也变成了盗贼。斡里雅布起初只带着一万多兵，却长驱直入，没有人能够抵挡。仓促间派人召集白徒来勤王，京师一失守，勤王的人就会在天下各地抢掠。唉，真令人痛心！养兵反而使自己困窘，兵多反而给自己招来祸患，不用兵反而自己失败，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然而议论者还说：“依靠军队的稳固，采用良好的治兵方法，可以沿袭而不能改变，可以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深深诬蔑太祖，也严重误国。再加上四处屯驻的军队，更是过去所没有的；把祖宗数倍的财用投入四个总领的巨大深渊，州郡又各自因厢军、禁军而困窘，侵削民力，直到耗尽。问到对外防御，就说：“请求议和还来不及。” 问到内部防备，就说：“仓促之间值得忧虑。”统制、统领、总辖、路钤、将兵等官员遍布天下，白白消耗丰厚俸禄，而军队从来没有一天真正派上用场。如今国家还没有显出难以治理的弊病，敌人也没有显示难以攻破的迹象，却只是自己被军队困住，积弊日深，行动迟滞，不能轻快地谋求利益。第一，是四处屯驻大军的祸患；第二，是州郡厢军、禁军、土兵和弓手的祸患。除去一种祸患就得到一种利益：一州的兵患除去，一州就有利益；一方的兵患除去，一方就有利益；兵患除去，军队就会强大，任凭使用，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陛下如果果断实行这件事，哪里会有长久不改革的道理呢？四处屯驻的军队

译冒昧请问，四处的大军，难道知道它们是今日的祸患吗？如果知道这是深重的祸患，哪里会积累五十年之久，却不寻求处理它的办法呢？既然如此，也只是因为不知道罢了。自从靖康年间遭到破坏，维扬仓促失事，海道艰难，杭州、越地草创，天下远处命令不能通达，近处横向溃乱而无法控制。国家没有明确有力的威势来驱使强悍的将领，各将领却自行夸耀豪雄：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自凭借所统军队雄视天下。他们纵容敌寇、养尊处优，没有谁比刘光世更甚；任意施展权术、逃避责任，没有谁比张俊更甚。当时，军粮俸禄任由他们征取，功勋任由他们奏报，将校的俸禄多于士卒的供给。朝廷让转运使负责军饷，任意搜刮剥削，再也不顾惜百姓。将领们志意骄满，彼此产生仇怨，上下都认为这是祸患。等到张俊收夺刘光世的兵权，却没有控制驾驭的办法，吕祉因为疏忽，张俊催逼他，结果一天之内杀死主帅，卷甲逃走。后来秦桧考虑不够长远，急于求和，把屈辱当作安定，大概是担心各将领的军队难以收回，逐渐形成毒瘤；那样不仅北方无法收复，南方也难以安定。因此约定各军支遣的数额，分配天下财赋，特意命朝臣总领，作为军队粮饷收支的枢纽。各将领的军队全都隶属于御前，将帅虽然出自军中，但调换任免都由君主决定，以显示如臂使指、彼此役使的形势。过去的大将有的被杀，有的被废，只能战战兢兢等待命令，此后江左才稍稍安定。所以它成为深重祸患，原因就是这样。虽然如此，秦桧的考虑并不长远，他不只是把屈辱当作安定，反而直接把当时采取的办法当作大功。耗尽南方财力来供养这四支大军，常常惴惴不安，担心供给不足；秦桧却只是坐视而不顾。秦桧长期在位，年老患病而死，后来的人习惯所见，便不再知道其中的问题，只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因此朝廷以四支大军为根本，却困竭民间财力。四都副统制借此侵削军粮，内臣和权贵宠幸借此掌握将领权力，弊病相互承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长期不作战，老成将领渐渐耗损，新补充的士卒懒惰苟且，能够作战的军队十个中只有四五个，士气软弱；再加上劳役、调遣、轮换彼此交错，债务和家中负担日益增加，生计供养不足，怨声叹息在内外都听得见。过去祖宗竭尽天下财力来养天下军队，前代没有这样的事；如今竭尽南方财力来养四处屯驻的军队，又是祖宗时代没有的事。从土地来说，北方更为重要；从财力来说，南方更为富足。运用我们富足的财力，使军队强大、士卒饱足、军事实力雄厚，凭此从北方夺取土地，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可以做到。如今为什么反而把一切耗费在三十万疲弱士卒身上，承袭五六十年的积弊，把它作为庸将、腐败宦官买卖富贵的地方呢？那么陛下的远大事业将托付给谁呢？陛下如果真能奋发而想在天下大有作为，抒发不可压抑的平素志向，谋求报复与我们不共戴天之敌的深仇，就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假使整顿军制，减少州县的供给，使穷困百姓得到休养，培植国家根本；然后激励百姓，使他们一定敢于战斗，激励将领，使他们不再畏惧。与敌人交战一两次，胜负就决定了。军队减少之后才会强大，财力减少之后才会富足。这个主张很简明，策略很重要，实行起来也很容易。厢军、禁军、弓手、土兵 厢军供给杂役，禁军训练作战和守卫，弓手负责县里的巡逻，土兵负责乡里的控制防守。供役有军队，巡逻有军队，控制防守也有军队。大州有四五千人，小州仍有二千人。计算一名士兵的费用，正粮俸给所占约为其中一份；因为军队而设置营伍、将校，以及上路分、钤辖、总营等官员所占又是一份；恩赐、阅视、借请、券食所占又是一份；因军队产生的弊病、亏损公家而损害私人的费用又是一份。百姓所说的第一等户，全部赋收入还不够供养一名士兵。如今州郡两税正项登记的收入全都上供，连同所设法办理的酒税名目也全都上供。朝廷既然自己已经供养大军，州郡本来应当自行使用的财用，又全都用来供养厢军、禁军、土兵。还有配隶的罪犯，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也由州郡供养。这样一来，财力怎么能不枯竭，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养兵，是为了有事时作战，不是为了无事时供养。无事而养兵，就必须有不养之兵才行。如今在无事时养兵，竭尽州县的力量来供给衣食，本来就不是为了作战。这样即使有百万军队，也难免自降为最弱的国家，这正是形势必然造成的结果。世人的议论说：养兵的祸患，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人都知道。然而不能除去，是因为它不能除去。所谓不能除去，是一发动众人就会妨害政事，弊病还没有革除，祸乱就先发生了。害怕发动众人、妨害政事，认为弊病尚未除去祸乱便先发生，这确实只是庸人的常情。至于说养兵的祸患人人都知道，却不对，因为也可能只是确实不知道罢了。既然知道它是祸患，那么早晚所思考的、所发出的命令，就必定应当使事情达到不发动众人而不妨害政事、能够除弊而不生乱的地步，以使天下国家得到幸运。难道竟放任它这样下去，只说一定会发动众人、妨害政事吗？所以不减少宿卫、屯驻的大军，国力就不能宽裕；不减少厢军、禁军、弓手、土兵，州郡的力量就不能宽裕。在沉重迟滞、繁杂扰乱之中制定法令制度，把困苦百姓当作安定，把强行耗损国家当作实惠，把疲惫士大夫的精神当作使用人才，把人心日益浅陋、操守日益卑下当作远见，把不能有所举动当作体国，把养兵而不作战当作消磨奸雄之心，终于导致忘记仇耻、抛弃华夏、废弃天命、礼崩乐坏，积累众多弊病而无人能够改革；不过是宿卫屯驻之兵从上面困害，厢军、禁军、弓手、土兵从下面困害罢了。陛下只考虑对外而不谋划内部，心里想实行那些困难的事，却不实际去做那些容易的事，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心集》卷六，宋叶适撰 古诗 冯公岭 冯公是这座山中的居民，从前开辟此山，在这里居住。山路盘曲五十里，上下都能见到林木和房舍。冯公如今已经离去，不在此地，但耕作和采掘仍有余裕。风吹竹林，生出谷中小路；雨幕从空旷的岩间飘来。人随着乱云进入山中，近在咫尺却要互相呼喊才能听见。四季草木都散发香气，各种果实蔬菜都肥美。砍柴时得到山崖上的花，采来编缀成衣襟。这也是一处很好的居处，可以供幽人自得其乐。何必一定要种桃树，才算进入仙人的图景呢？瓯、闽两地的士人，日夜喧腾着奔走而来。辛苦时穿着草鞋出发，偶然却乘车经过。山中人老了，满头白发，姓名却不见于书册。我独自究竟是为什么呢？抚摸自身，想到居处与岁月。在吴江华严塔院赠给了洪讲师

译太湖把水汇聚成湖泊，吴江作为它的辅助。水流独自占据一方，逐渐把大海所遗留的水全都纳入；流水逝去而无所发端，令人感叹这片泽地仍可寻求。大师过去在有心之地与人相会，如今却成了鱼鸟的凭藉。飞鸟飞向无穷，游鱼游向无涯。造物主并不反复说明，也不分别究竟是什么、是谁。这时我和你相遇，彼此和谐欢嬉。曾经从烟雨之外观看，却还没有满足苍茫的思绪；秋风之后再次来到，又重新生出萧瑟悲意。太阳月亮还未进入灿烂之中，落下的车轮般月影仍映得波涛惊动，层层堆叠着丘阜。何况那些细小之物，蒲草荻草纷纷披散。当年吴季子的德行，纯厚而没有瑕疵，是范蠡所赞赏的；与他相比，简直细小到了毫厘的末端。张季鹰只求适意，也受到推重。人才并非只有一种，而事情临近时又常常苦于容易变动。我常担心后生之辈，使这种风流日益衰落。县中忧虑公事，迫于鄙俗，房屋低矮。你将登上高大的楼阁，面对这片连天的水域。英雄长久销歇之后，枯槁之物反而显出光辉。请给我安置一张榻，让我们分析义理，确定兴衰。送赵景明任江陵县知县 我的朋友赵景明，才华绝世，不近于疏阔通达之态，不沉溺留恋；他虽是豪俊，却有细密谨慎的品格，尤其精通人间事务，能够洞察人的内心。忽然奋然扬起胡须，万事都听凭他的指点裁定。汉代士人兴起讨伐胡人，唐军建立功业诛除藩镇，早已接受朝廷褒奖封赏，谁能困厄并嘲笑排斥他们呢？四十七年前的那个时节，忧患全都过去；如今担任江陵公，却要在风雨中结下愁闷。过去都说长官尊贵，如今却感叹服劳之困窘。夜光宝珠如果没有机缘，也会早早昏暗，自行引退。田园中有许多隐逸之人，却未必都怀有奇异才能；希望你奋发施展千钧之力，一箭射死强敌。送郑景元 兄弟一同登科，本来是难得的事；高才却往往因此自我折损锋芒。官职多而又不被记载，四年之间礼敬南岳。一旦全家离去，只能吃粗食，又遭逢年成不好。大丈夫胸襟开阔、意气畅快，怎能像鹰鹗一样只知忍耐而不惭愧呢？确实有古人的学问。建安虽然处在闽地，桂树美好而值得欣赏，合抱的大树枝干相连，丛生的树木遮蔽州城。岁月悠长，根株渐渐显露出坚硬的纹理，最终一定会成为大厦栋梁，累积的功业高入云壑。能够以这样的君子为友，苍天并不算薄待我。题写贾俨的“不忘室” 贾先生喜爱修养品德，是亲自耕作于鹿岩的士人。阿茂木俯临青泉，幽静之处曲折深远，那里有一室，几案洁净，图书史籍排列在前。你独能取用我的话，把它们高高标榜；我的话未必值得记取，但你的心意实在可贵。那些追逐外物的人，迅疾得像横流的水；当他一念觉醒，即使手脚磨破，也能止住崩决的洪流。神奇的药丸可以使痿病和劳疾复原，厚重的棉衣又使身体恢复温暖。只要人伦同类能够通晓明白，行为轨迹怎么会错谬呢？只是担心所见浅弱，缠绕得像附着松树的藤萝。堆积如山的柴薪难道看不见吗？只是对这把斧头又能怎么办呢？不要让学习像登高山一样，所到之处只能献上一小段坡地；应当像众多稗草一样收拾起来，与禾苗共同结穗。虽然说善的萌芽本来存在，却只能坐看美好时光过去。你先做曹掾，亲自磨炼仁义，救活的人不知有多少，一种善行便能消除众多灾病。每次看见有人在饭牛之下，都作宁戚之歌；直到今天乡里仍敬重他，墓上的柏树枝条垂着霜。你的资质又纯美，文采如藻火，佩玉如珂；半夜里一再叹息，时时警策自己、责备自己。没有相合的，像参星和商星相隔；已经逝去的，像江河一去不返。只愿天爵尊贵，不一定要凭科举取得显贵。陈同甫《抱膝斋》二首 古人只是抱膝而坐，将军却有车马仪仗相拥。他们只知道报效国家容易，却不相信藏身退隐困难。功业虽因岁月而耽误，晚年的声誉却已经充满世间。如今的人只是抱膝而坐，流俗忌讳长声叹息。儒家书籍中不传的学说，群儒竟想焚烧删削。讥讽呵责招来囚禁鞭打，连一顿饭也不得安稳。珠玉没有先行求见的门路，松柏却有后来遭受艰难的命运。向内窥视，只能深深叹息；抬头仰望，只见幽冥中的飞鸟。不要使两肋消瘦，姑且让四肢身体丰满些。来回徘徊，又重重徘徊，夜雪已经埋没了前山。声音惊骇，便难以听清；问题惊人，便难以回答。我想把话说完，又担心后来尊贵的言论纷纷杂沓。大鹏还没有凭风高飞，弱水之海也不能容纳它。一个平民背负独立的志向，考察经史中的离合。亲手扭转两千年的局势，使柔弱的枝条重新振起衰飒之气。想到烈士，如果上天回转，宏大的志向必须等事情完备。偶然不能施展，也甘心终老在斋中的床榻上。宁可做楚人遗失的弓，弓丢失了任人弯折践踏；不要做隋侯之珠，被弹射坠入尘埃。超然堂 早晨起身到曹参使驿，传呼我趋入庭中；我低头弯颈退回来，回去便关上房门。小吏轻慢地从门前经过，挥着手臂也不进入室内。宅舍空旷荒废，越来越倾颓漏雨；驺从仆役衣衫褴褛，常常受寒挨饿。这座堂怎么能够再叫“超然”呢？姑且在忙乱事务中支撑自己；郁闷时常怜惜庄周的齐物论，它遣词旷达，却违背经书法则，唯独称许松柏承受正命。舜是什么人呢？不过是穷尽人伦的匹夫。浮萍果实在江汉中沉浮，遥远的剑气腾跃冲入牛斗。招徕凤凰麒麟已经太迟，琢磨圭璧只能使它更加坚硬致密。屋檐擎举，自然显得尊贵，却竭尽人力使房屋反复起倒，反而毁弃天然资质。古今学问遍满天下，细微到毫厘之处却难以一一诘问。凭着这些令人凛然的道理观察万事，口中不敢说话，心里反而失措。今天幸而接续领取省仓米，暂且靠稀粥煎煮来填饱日子。再次经过吴江赠给僧人了洪 回旋的风遮蔽夹浦，气势和黑楼相抗。我们挽着衣袖登上长桥，身体瘦弱，屡次被迫扶持；如果没有倾覆的忧虑，纵横恣肆之势实在难以抵挡。坐定之后彼此惊愕，法师说这本来就是它的常态。有时气力雄健，驾着浪涛拍击这片土地。熟悉风势却没有失误，小艇从茫茫水面驶来，这才明白自己所知太少。讨论改动时变了脸色，依据张衒小处夸大整体，白白使事情难以衡量。欣赏变化却看不见细微之处，也违背了明智的方法。算了，不要再说了。听见钟声经过石塘。灵岩 穹窿山在右边低垂如眉，天平山在左边下垂如鬓。吴地人居住在低湿之处，这座山压住其间，登高突起成为表志，显得高耸数寻数仞。弯曲的松树颇为坚劲，瘦削地立在石上，反而显得荣润。又有千里水泽，幽深迷蒙，传来远方的韵致。适宜登上椒丘，摆脱尘俗，思绪振奋飞扬。吴王尚未灭亡时，绝代美人居住在孤峻之处；歌声美妙，食器中的蛤蜊海螺无不齐备。取琴本来可以停住时光，解甲却仍然转瞬即逝。最终归于寂寞，人们破釜煮食枯堇。旧日遗迹不值得凭吊，新建的事物又何必追问？我在姑苏驿住了三年，只能空望着近处的这座塔。正逢寒食节，暖气并不吝惜；强劲的风增加春日愁绪，异样的雪损伤花期。姑且用来壮大游赏的兴致，回去接受儿女们欢笑相迎。葑门 遗留下来的墨迹固然应当珍藏，神明与圣贤却不能虚妄；树立我来断绝后患，往往没有前人的实绩。右边立即变成虚空，左边却要品评赋税的细微和洪大，明辨义理，区分勇者和懦夫。端木赐谈论卫国，洙水泗水之间的文章都是卿相辅佐。孔子叙述伯夷、叔齐，后来的学者还崇尚那些高奇琐细的说法。从来一件大事，几乎被当作鸿毛般轻而易举；知道其中非言语所能达到的地方。结网捕鱼便要接受教训，谁能拿着空空的资质呢？放纵而行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座门内有一间小小的精舍，荒凉寂静，过错却多得不可胜数。幸喜我和两三位朋友一起，以拙力守着饥饿而卧。杨花怎么能把自己拦住不随风飞去呢？天边只有唾弃，露水垂垂，洒满畦中的红药花而使它们凋落。归还华贤良的《九经说》《贤良进卷》《语林》等书。

译华君家中五代为官，人物质朴厚重；钻研经书不怕艰难，著述议论又是何等勇猛！编排起来超过一百帙，装藏起来高如一座坟冢；其中的见闻颇令人惊异惭愧，吟咏玩味又使人欣喜而警惕。我本来空疏浅陋，你却盛意殷勤而远道相邀，捧着渡口让我阅读；涉过岸边，面对沧海汹涌，谁知道害怕它浩博无边，哪里还敢再议论它繁杂冗长？我遗憾芄兰只是柔弱蔓生，嫌弃栎社树木臃肿；是谁让一支孤管吹奏，却想充作众多笙竽呢？恐怕杨朱、墨翟的岔路会使人迷失；我佩服郑玄、丘林拱。四邻的黄策子，简明扼要，获得上天宠爱。华君啊，幸好把它带回去，躺着观看陇上云气生起。齐云楼 天下诸侯中最雄强的地方，苏州可以数第一二；这座都会自古称为陪京，如今也很尊贵。高楼一重重精巧地建起，巍峨地立在平地；空旷景色混入苍天，喧闹声音收敛到远方。城门虽然疏阔分散，栏杆门槛都值得记取。如果不是土木工程的力量，哪里能快意地登高远望？湖山在西南连接江海，东北一带平缓舒展；这里并不是愚昧粗疏之地，却终究有许多因智慧穷困的百姓。一夜灯火细巧，杂色纹样织成豪士服饰；三春花卉妖艳美丽，却扰乱了名称。奢侈至极才显得精致，财富有余便轻视讲学。先朝丰裕安乐之日，应奉官考察古义；花石纲飞运入汴京，奇石园林像鬼怪漂浮在泗水。天然造就的生活，起初本来用于施行赈济；王公占据上等肥沃土地，宅第园观争相炫耀奇异。这个地方聚集着璀璨的事物，四下望去却全是憔悴之民。狂暴的敌人误入水中，遗留的火焰仿佛交臂可及。艰难之时屡次巡视地方，草率仓促而亏损废置。因循苟且而坠入和好，俯仰之间消磨了年岁。反而怜惜城镇繁盛，却又使编户百姓贫困。有人说鱼虾微小，那里也已经困于征税。人生以苟且免祸为卑贱，所崇尚的应是刚强之气。什么时候才能呼鹰而使它吃饱？徒手搏虎的怒气很容易激发。唉，长久忧郁不乐，为什么总是惴惴不安？夜里听见踏歌喧闹，激烈的歌声触动哀思。吴地风俗本来敏捷迅疾，吴地军队确实锋利如蜂。项梁起兵报仇灭秦，子弟们奋然挥袖而起。功业必须靠力量达到，哪里一定要凭借狡黠聪慧？宁可羡慕喜鹊占巢，也不要像蚂蚁那样结成同类。事情尚未发作便忌讳先被听闻，因这首诗我实在深深叹息。虎丘 虎丘这个名称，已经有两千年了。虎丘这座山丘，为什么如此渺小？群山争相高耸，遮蔽日月，却嘲笑这块拳头般的小石，埋在平田之间。即使如此，它的小土丘也像异物；劈开阴暗的山崖十丈，悬空坟冢中仿佛含有遗恨，仍在寻找遗留的指痕。亭上默然无语，只传来枯寂的禅意。偏偏吴人爱山心切，逐面分方，夸耀倚山建屋。承接隋唐以来，确实稳稳地受到题咏称许。熙宁、元丰时期还崇尚新鲜湿润，莫让松梢任凭风雨横侵。石盘自然增添了苔藓的涩意；春去春来，吴人游遍山巅，脚底磨出厚茧，跌倒时也应当哭泣。北斋二首 我连年寄居在全吴的官署房舍，杂乱修营的前厅早已倾塌，后舍压迫倾斜，几乎倒下。常因连绵大雨后墙壁毁坏，无法清扫跳跃；青蛙在漏水积洼中洗浴，野谷穿过明亮之处而生长。因为这样不能奉养双亲，先行归去又愧对年老的父母。我低头徒然吟唱，瞪眼凝视以排遣愁怀。眼前生活容易满足，遗留给后代却不是长久之道。幸好如今修整完毕，楹柱椽桷都完整坚固；晴日窗前白昼悠长，夜里卧榻刚刚感到清凉。早晨朋友们安详相聚，燕雀在草间杂乱鸣叫。居室位于君子之后，柴门本来就是珍宝；何况这里是泽国的士人，栋梁败坏，涂泥被水冲毁。我错误地充任使者、主管职务，想着振兴枯槁之地。人们所羡慕的事物，未必都是上天能够造就的。书卷收藏在此，暂且停止归去讲说蛀蚀的旧简。刚强而浩大。人情没有尽头，不是嫌弃简陋，就是追求美好。居处稍稍安定之后，游赏宴饮难道不会令人怀念吗？只想到旧日的酒，酒糟酵母荒乱地堆积，破酒瓶埋成高大的土堆；新砌的台阶连接长阶，种竹子夹护超然堂，移栽花木环绕北斋。等到你我同遇清风白露，忽然感到情意与景象和谐；幽深之处容纳浪花般的花蕊，润泽之地长出芳香的草根。两株高大的梧桐亭亭而立，是从娄门街买来的，等待它们经历多次寒冬，深远得仿佛万仞山崖。我还能停留几天呢？只能局促地勉强安排。刚嫌树影瘦弱，又担心地势孤单。世间令人喜爱的香味，往往都和腥膻混在一起；雅正的旧交却使郑声杂乱，言语仍然推进俳优之戏，和侏儒一起发笑。只怕好恶不合，不要穷尽有限之物，追逐到自身未腐之前。题写椿桂堂 九官八士，都是古代的善人。椿树在前、桂树在后，芳名由冯公传扬。诗意虽然短浅鄙陋，乡里传诵之后，终究难以忘怀。你家同胞五兄弟，夜里伴着短灯读书；东方天亮，黄旗已经升起。两次记名于张榜的庆典之中，穿着麻布袍三次快步趋入文陛。文采出众，人力足以使科名齐备。上天既然兴起你们，这座堂不必以栋梁华美为好，只需种下这样的树。树高千层，透过日光垂下浓阴，香气久久不止。满庭车骑同时排列，更要以坚硬高大的树木替代团团之木，留给北风观看壮烈的节操。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绍兴庚辰以来，先后相继考中进士；县里以“五桂”命名他们所居的坊，又亲自题写住所为“椿桂堂”。姑苏通守与我是同僚，嘱托我写下这首诗。赠给讷相 柯山讷相，凭丑陋的形貌来相面，却能推知美如子都的人。每次把人的气色与官府簿籍相比较，起初像捕捉影子，最终却能探得符验。刘公确实升任提刑，丘宗卿加授龙图阁职衔；其中这两件事，最能称为验证了我的判断。所追究的并非本人，只是诬妄泛说心事，依凭劝戒，多次借用名器，烦劳邀请呼唤。君门九重，距离万里，求见者争相奔走；他们的荣枯，全在一人之身暂时寄托，百骸聚集如木偶的身体。那些穿朱着紫的人，谁又不是一颗头颅？你应当珍惜这种术数，不要随意许诺，恐怕辜负西山饿夫。送郑虞任赴京西任检法官 春风逝去，无边无际；夏日洪水上涨，还没有停止。我思念你，逆江汉而行，锐意进取的事业难以停止；事务繁多，像乱丝和唾沫一样纷杂，但精神宁静，便能像鱼鳞一样理清。前年在浙东幕府，借助你的力量而获得专美；在边地遇到闲暇，人才和物资都储备充盛。荒村是鱼米产地，孤戍却成了花药市场。深知你足以体会禅味，玩味世事而忘却忧喜。只是疑心柳树上的白色，是否时时杂在鬓边的紫色之间？难道不是长久不得志，感叹之情妨碍了隐几而坐？回头看旧日隆中，田畦垄亩长满茂盛的草木。在张氏东园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子和鸿雁不必相互等待，各自进退只求便利。我来到这里，你为我设馆居住，如今又正好为我饯行。一春三月都在下雨，亭边树木笼罩着浓雾；柳絮沉重，难以飞扬，杨花萎蔫，堆着紫红色的花瓣。即使有一百壶清酒，又怎能使人一笑排遣？从前我们同年任郎官，初次在四海之内相见；你凛然怀有英俊特异之才，如霜天里搏击温暖的雪粒。雄奇的文章一落笔，便没有一句可删选。再次相见时更加纯粹，如玉经雕琢、黄金经锻炼。汉家阐明道术，向四方发布诏令召集群彦；在石渠阁谈经，在白虎殿议论。通达事理贵在归宿，标新立异难道值得夸耀吗？你此行即使有微小罪过，也是上天把深厚眷顾托付给你。如今你坚决辞去职任，可以相信并非一开始就留恋。楚地炎热适宜穿细葛衣，峡中涨水难以乘短舟；回船停泊在书林，趁这时还没有合上书卷。奉作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园《咏归堂》二首。

译浣花在春日水边闪耀，濯锦在晴日水岸绚丽。成都确实是繁盛的都会，这里的水尤其妩媚。难道没有濠上亭吗？只是步履局促，难以俯仰。发誓要避开市朝，选择住宅靠近幽静偏僻之处。葵菜苋菜的畦地肥沃茂盛，海棠杏树的园坞花朵鲜艳。早晨阳光照湿浅滩，傍晚暮色从远洲升起。沿着水岸吟咏而不厌倦，引来水流环绕园圃。苹草荇菜依傍篱笆，野鸭大雁栖宿庭院。远处百里之外的长松，万物景象争相显得渺远苍茫。时世太平，少有隐逸之士，披蓑戴笠者自歌自舞。岷江有意向东流去，激射奔向吴楚。为什么要沉溺于滞留淫逸的习气呢？这不是圣人所赞许的。我生长在海边的州郡，古人说江水像铺展而来；凭借力量漂浮在万顷水面，尽可坐观。一道水流最初从你这里来，斟取那源头深蓝而洁净、如玉斗般的水。爽朗的雅韵舒解烦忧，逸驾凌越而行，却又蹒跚不前。吟咏归来究竟有什么意味？难道也是歌咏古风吗？深水清澈，游行却没有桥梁；水势滔滔，渡河又没有船桴。在纵横回旋、潜伏奔涌之中，到了晚年将依靠什么？三间房屋开始开辟，十亩田地最终耕耘锄作；东西两处庄舍，兄弟彼此呼应。遥想你趋向前人的规矩，又制作退居之后的规划。回头思量曲肱而卧的快乐，一身并不求有余。我却无家可归，羡慕你虽迂曲而能自得其所。送冯傅之 我请求来到荆州，脚却从未走出门。明明是楚汉遗迹，茫茫风尘使它昏暗。如今又停止著书，专门讨论佛经翻译。颓然面对佛法，诸多有形之物都不能留存。傅之在京口与我告别，到岁末才追溯探求根源。帆张开，船势飞动；缆绳系住，留下停泊的痕迹。彼此相顾举杯饮酒，醉到极处，沮水漳水仿佛翻腾。儒生仰慕杰出豪气，赤手便要诛杀鲸鲲。将军修筑坚实堡垒，一寸砖石都应当亲自积聚。当时大雪五尺，派士卒到江边询问。回答说屈大夫被群鱼横行吞食。哪里像卫国的宁武子，舒卷自如，始终温厚安和？听到这些我更加叹息，恐怕会坠入只看祸福的观念。用国家珍宝来消除灾祸，谁能避免沉没焚烧？必须使德性修养起来，才能挽回混浊的江海。我如今才力都已耗尽，只能笨拙地谋划东南一隅。尚且保有《春秋》的志向，想要执持左衽之民而奔走。想到你孤独一人又能怎么办呢？修补房屋，补缀墙篱。梅花有一两枝绽放，春意已经到达草根。如果你看见南枝繁荣，请折一枝寄来，任它随着急流而来。送李郛 盖世的才华难得，能独自成一家；众人参与、听闻其来由已经很久。元祐年间流风最盛，绍兴以后谁能兴起继承？可叹你一生探讨，心中通晓文字之难；竭力争取，像鸟啄冰雪；在篱阁中落笔，又坐听虫鸣露声。翻阅草木般的书籍，早已看轻富贵。片刻之间，万一姓名能传入野史；只忧虑年老之后断绝知音。你亲自送出青色编册，使它充满朝廷和市井。我看你还像少年一样；题写美玉却成为瓦砾，哪里称得上贤能？希望你用未死的岁月继续努力，等到举世不信时，才知道这是上天的安排。送喻太丞任处州知州 喻公从先朝起就因文章才名被录用，先任奉常、冬官而受到征召。为什么反而收敛退居泉石之间？可惜已经快要排云直上了。处州没有城墙，山就是屏障；百座山嶂、千座山峰自然飞舞。孤高地登上山顶，天上只有一轮桂月，其中有秀美诗句，必须等您来取。送刘德修 群舟停住，安稳的水流还没有脱离，孤帆却已受困。单独的一块船板在横向溃决的水势中漂荡，起初便承担了众舟的责任。蛰雷正等待时机，春雨应当遍满大地。勇士攻打坚固之处而退却，智士却使敌人倒戈而擒获。去年走在北关道路上，长久叹息出处相隔。忽然欣喜凤凰仪态高雅，缓解了枭鸟被肢解的凶残。揭开遮蔽，洗净道路泥涂；召集和协，打开狭窄逼迫的局面。一日期望万年，转瞬之间展开长远策略。安然走上西州道路，千仞高空收敛归来的羽翼。鬓发何必一定保持青黑，肝胆本来就是洁白的。古代圣人难道不辛劳吗？他们在这里筑成英俊人才的居所。是谁让这里闭塞于榛莽之中，曲折地使用蛮貊之民？天门开阔荡荡，瑶玉般的果实连蔓可摘。种玉如果有方法，从今以后便可空着匣子等待。题写李君亮的《义概堂》分出食物给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即使多到超过万亿，也可以在一天之内迅速备办。寒暑更替三十次，古代那些烧锅做饭的人，起初大概也没有吝惜胸怀吧？西方士人重视义行，看见贫困者便特别招呼；几个州的百姓年年吃着青菜。雷声震动匕箸，云气涌入，床座都显得狭窄。从前我亲手施粥，如今却因腰背力量衰弱而耽误。想起你从小孩时起，又抱着孩子一起吃饭，难道会有什么不足吗？庆幸没有遭受嗟来之食那种鄙夷脸色，上天还为此降生了贤孙。文章射策最为高妙，劳烦你请太史令来记述。请来峨眉山的长者，懂得出处应合时宜，以教训陶成美好的恩泽。修筑堂屋供奉遗像，用雅颂文字刻满众人的题咏。我作歌已经在后，啊，美好啊，作为周诗的一篇续章。《医工叹》，再次赠给柳山人 柳先生居住在濠水北岸，以辞语质朴粗野，谁把这些话传授给他？他从未进城，只沿途卖卜。有人询问灾祸福气，必须叫船来。唉，我的奇异疾病，为什么多年频发？起初只是过于清冷，肌肤凛然；不久腹部便闭塞，遭受拘挛。一身上下全都异常，形体改变，恍惚像土木偶人。人们徒然说早知此理，性命本来不生不灭。如今安德又是什么？难道你这个庸医不是上天派来的医工吗？人死没有规律，你妄谈病的标本，究竟从哪里说起？补益劳损、保护虚弱，反而转为凝聚；驱除寒气、荡涤湿邪，却增加淫郁；挟带风邪上行，闭塞胸膈；肌肉失去舒展而糜烂，皮肤也连成一片。你还说没有伤害，于是我的疾病才由此产生。虽然可怜我的谬误，但时命难道真能明白这种因缘的颠倒吗？苍天应当有主管杀伐的人，却把权柄交给医工，难道不是悖谬吗？我为万事劳苦，明天应当休息。自古以来零落都归于山丘，只疑心自己未死却也不能复生。仔细看了又看，只能再次使众医感到羞惭。我残存的聪明和视力，已经不能留存。治病的命令已经错乱，妻子儿女正在谋划。拘执审问只是白白留下忧虑，朋友们也因此担忧。柳先生听完，摇着头笑了笑。既然有主宰，那么答复这些问题就不是我的过错。山歌在静夜中声音婉转，更把这首曲子放进歌声中传唱。夜宿石门 好溪水倾泻穿过百条山谷，南北两面汇聚着万座山峰。山势不过是堆积的土丘，世俗映照岸边而自惭；为了容纳石门，它忽然秀丽地突显出来。老树枝干遮蔽深水，弃舟从洞口进入，便已经离开尘世。群芳拱卫着洞穴居处，四周山冈呈献奇异的繁盛。藤萝姿态奇异，细小枝条也像经过人工施作。锦绣般的茵席由翠色织成，照耀四季而不分春冬。水流行进千丈高处，喷薄冲击无穷无尽。又有洗头盆，云深雾浓，常年封闭。昔年谢康乐在此筑居，等待终老。后来继承者有丘、裴二人，言语也称雄杰。遥想百世之后，也不辱没骚人的风致。三位羽衣道士匆匆而来，天色已晚，斋厨空空。你停桨经过此处，暂且洗去胸中的尘埃。自叹苦于久留，寂寞生活不容易供养。可叹我年老无用，长期奉承山水，已经成了山中老人。在会昌旁筑屋居住，地势低下，处在鱼虾丛聚之处。种竹子像捆扎芦苇，栽松树像插下折断的蓬草。小孩子只能在盆盂中取食，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周公那样的境界？将来一定要和你同住此处，代你输送粮食，帮助你舂米。月谷 从前我跟随东莱吕太史，在秋夜一同住在明招山，正好看见谷中一轮孤月升起，倒影在长林之间被揉碎。请法师记住这无尽的意味，把一方地面扫得干干净净，与我并肩清闲。祈雨题张王庙

译夏至时，老秧含着一寸长的嫩芽，平坦田地反复干裂，不敢耕犁；众农民没有办法，只能聚在一起哭泣，想把泪点和干泥混在一起。祠山古今都受到同样的敬奉，签卦分明地指示休咎；传说神灵以杯珓约定三日之期。人们摇动绳索翻动水车，从清晨直到黄昏；龙神兴风作浪之后，情景多么惨痛！过去沉睡如今醒来，令人欣喜清爽。人们说天上有掌管水利的官曹，取用这种变化水旱的权力易如反掌。浙河以东直到淮河边，令人哀伤，震泽几乎变成平原。愿张王向玉帝叩首，请求赐下这场雨，使天下周遍而没有偏私。开禧三年春天没有下雨，江河浅窄，田野全都干裂；夏至时秧苗老了，担心不能插入土中。于是到祠山庙祈祷，约定三日，过了一夜大雨倾降，插秧结束后仍有余泽，因此作此诗刻在庙廊上。建邺守、龙泉叶适。寄给黄文叔，感谢他送来真正的日铸茶 建溪茶疑似白雪，真正的日铸茶胜过兰花芳香；谁知道真正的东西反而苦涩，暗淡中发出幽微光彩。骑省本来可以发表正确的议论，可是农卿如今已经不在了。怀念友人只能徒然长叹，泉水枯竭，鼎中也没有汤。往年詹元善多次把建溪真茶寄给我，说是通常品种甘美而色白。如今这种茶辛辣粗涩，是叶尔；世人看重日铸茶的香气，也崇尚色白，而文叔送来的真芽颜色不白，也没有香气。那么，事物不虚伪，难道将要在声色香味之外取悦人吗？还是只求姑且保全它本来的质地罢了？送黄竑 有位客人家住宝剑窟，把自身比作夜明珠。见到我便站着谈论，尽情吐露心事；惊讶地看着世俗之徒只顾沾沾自喜。千百年的豪杰都可供他指使，他笑着鞭打强敌，像把奴仆钳制。可叹我病弱衰老，已经完全没有风韵，只想靠着茅檐晒背。劝你坚持难行之事，不要反而安于容易；先在吕梁之舟上经历考验。焦尾桐琴偶然被当作灶下柴薪，良玉经过磨琢才能成为庙堂之器。谁说怒海中的鲲鲸凶恶，晴朗江川另有鸥鸟嬉戏。心志通达，熟悉险难，行动自然可以得到信验；如果有安稳水流，或许请寄来相思之信。净光松风阁 城中的云日像火一样炽热，催促净光寺动工。进食的声音转如雷鸣，却不知哪里有白苹生起。很快便有满座清风吹来。不要说建楼不是急务，老翁应当运斧，儿子拿锯。等到三间屋子能够容纳这阵风，病老者便扶携着登楼而去。送蔡梦得 寸步难行的旱路，黏住船桨却可行千里；油脂染着车轮，遍及四方，严厉对待诸侯。江沙茫茫没有渡口，老翁如今要到哪里去？绿树也为白发羞惭；只应当苦苦吟咏直到龙宫，以颔下明珠般的光辉报答你。和答钱广文《兰松有刚折之叹》兰花生在地势背阴的地方，繁茂地含藏着花华。兰本来不是凭刚硬而成为刚硬之物；向松树学习却没有栋梁的资质，又有什么用呢？冰雪和终日的狂风摇撼长林，常常担心它被风浪摧折。愿你以美德自比，一枝兰香便能容纳众多蒿草。笑我并非真正的栋梁材料，千年之后也只能徒然独高。赵振文傅借来琉璃灯罩，照出山水人物；一支蜡烛发出的光，使百般巧妙都显露无遗。即使最精妙的画师，也不能超过它。古人称为清净琉璃，万物显现而我常归于寂静；为什么还要自己争奇斗艳呢？光照之下显出痕迹，座中有怀着求取之心的客人，惊骇得睁眼，不忍观看。愿停止一整年的劳苦，留下来作为袖手旁观的安宁。和答徐斯远，并简寄赵昌甫、韩仲正。江东文士中可称道的有几人：有人如戴宝冠佩霞衣的朝灵君，有人如善于远游、指天而去的卢敖，有人如应召出海的吕望。离开海滨后，书信不断，问候平安；平生怀抱都陈列在案上。将来终会施展心意，像朝阳鸣凤一样发声。只是阴晦之中的狐狸使夜晚变短，徒然令人惆怅。徐仁父先大夫的诗卷，指出其中改补《锅》诗八句，说：“希望有所请教，因此疏列在下方。” 江南的隐君子，琢磨语言如同雕冰；段清啊，那位美好的人，补锅篇的意义深远，其中有劝善惩恶。烹煮一餐便可停止，操持之道却能成就千年。不必夸耀偶然染指，年末只期望曲肱而卧。题写孙季蕃的诗 杜子美、李太白常常活在世间，美人般的诗魂栩栩如生地相通。把天河倾泻下来浇灌你的舌头，把不周山移来荡涤你的胸怀。一千家织锦机都由一只手织成，万古战场上两座山峰直立。哪一种是南、哪一种是雅，不要再呼唤它们上前；空洞的箫和徒然的笛，只在寒烟中吹奏。石刻《春秋》是一代奇宝，王氏把它作为熙宁、元丰时期的学术，却废弃不用。瑞安沈彬老把它蜡拓保存下来，后世沈体仁在阁中收藏它。我给它命名为《深明》。叹息从前洛门初次登临时，石刻不久便遭遇禁书之祸；沈公秘密收藏了一百多年，高阁突兀，和它们一同堆积。万物散聚，常常横陈；水边花、岸边草纷纷杂乱。海上云气化成雨，龙正要腾起；想象从前，悲伤于获得麟的往事。赠给二位葛姓友人 纷纷飞落荒村，渺渺然聚向芜城。抖擞衣襟走出虹霓，背负一筐土越过丘陵。鲁、卫之地百世肥沃，伯夷、叔齐万年清名。忽然翻然舍我而去，东风初来，冰层开始消融。吕子阳辞别兰谷的家园，却迁居到石泉精舍。子阳意气高迈，仰慕古人的文章，如同空中无定的云。清明之气不容诗酒污损，放达旷逸自许；渔夫樵夫和亲友都亲近他的园林，好树木日日夜夜生长。朋友逝去，兄长沦没，面对绿叶变红、花色更替，谁能依旧同我欣赏？攀登石磴，摸索藤萝，心意独自远游。我从前迷失津渡，经过吕斗出；飞亭压在行路之上，石影参差。砚匣旁寒花的阴影回旋，书奁在暮色中离家十里，山势更加深远。美玉般的竹子满地，灵芝长成树林；竹鸡睡去，月已当午，闲听孙登长啸的声音。永嘉端午行 行船经过桥东、峙岩北，大船像搬家一样停住，彼此没有空隙可立。瓶中盛着叵罗酒，银价飞涨。穿冰色衣衫、雪白裤子，额上勒着胭脂。使君劝客，亲自把标旗交付给他们。两队争夺胜负，悬挂的分界细如毫发。众人起身一同观看，只见船势倾侧，船桨安稳不动。浪头高耸，古来便在峥嵘水势中争斗胜负。湖边常常有输家，难道这就是命数？岸边水波腾涌，水沸一般，彼此随着回旋的水流而动。庙中放声长歌，感谢神灵相助。如今只剩冷落萧索，又能做什么呢？败鼓搅动壕沟，观看的人也稀少了。千年的风俗，已经一去不返。醉中的冤仇，只能徒然辗转难眠。题《扫心图》大心就是觉悟；没有亏损便成了小心，水泡也随之消灭。出家道人常常带着笤帚柄行走，遇到心念忽然生起，便应当把世间扫清。也有说无根之树，又说明月当空；居于劫尘颠倒之中而不能自主，只是笑说本来就没有可扫之处。后端午行 一个村子一条船，遍及一方，到处旗脚争相飞扬。祈求丰年、竞赛还愿，顺从当地风俗；禁绝这些事没有益处，反而成为苛酷。欣喜地让百姓恢复旧日景象，楼前一笑，遥望沧波。太阳昏暗时停下船桨，各自归去。黄瓜和苦菜，也夸说甘美肥嫩。赠朱承务 八八颠倒，卦象流转三百六十次；前代百姓所问的，究竟是什么神灵？屡屡占问险事，只是徒然亵渎。既然因病就应当停止，既然年老也自然应当休息。春泥不能填补裂缝，不要徒然驾着空船。尼童何了诜跟随道一长老六年，有一天忽然舍弃一切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在天目山。何诜十分欢喜，准备剃发出家跟随他，这样是否可以稍有帮助呢？一位师父如今到哪里去了？天目山高达万丈，披着我的粗布袈裟，面对着大茅君。着存亭

译驯养的乌鸦得到食物，常常喜欢鸣叫；灵异的茅草没有播种，却自行生长。魂魄飘散，茫茫无边；光明仿佛有所照见，悲哀却难以平复。山脉遥远绵延，绣峰停驻其间。墓中气息腾腾，缕缕云烟飘去。蛟人怀抱宝物，夜里出来游行。指点今日到来之处，就是建亭的地方。寄题运使方公祠堂 投宿村店，鞍鞯破旧；乞取盐来下酒，心中殷切。走遍南方荒远之地，染上痟渴病；玉井中没有藕，凭什么才能痊愈？您的儿子名声很高，超过苏武；暂且来到这里，重新看见您经过的地方，追想往事，徒然泪流满面。榜上的墨迹还很新，墙壁受到保护；五丈高的佛幢留存着衣冠，大字刻写的碑记词意辛酸。神灵降临时正值荔枝成熟，神灵离去时又担忧桂子受寒。唉，岭南百姓不知道礼仪，因为您才开始拜祭，额头都流汗了。从今以后春秋两季吹箫击鼓祭祀，愿您像在世时一样赐福给我们，我们的首领长久稽首。鄱阳的董季兴曾到怀玉山游览，捐出田地给寺院，为百姓祈雨。您已经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又拿出山中的五章诗给我看，请我为它作赋。然而近来淫雨连月，庄稼腐烂，尚未插秧；现在正庆幸有几日放晴罢了。怀玉山的湫潭，龙懒惰而无心性。六月困倦沉睡，祈祷也未醒来。广文偶然来到这里，也和它一样困顿。买田施食，殷勤请求，谁知道呢？在领县的春风边上，蛟龙怒鳄嗔怒，腥气熏天。只要您有一个念头，晴雨就仿佛任意变化；雇请僧人输送俸钱。改东门出二首 百步之内凿出新路，千年旧池重新开通。适逢满月，雨水在川中漫流，水域深广，荒草繁密；草色碧绿交杂，花卉在众多枝头开放。鲂鱼潜伏，夜里受惊；白鹭跃起，清晨冲天。飞行使我这副老皮骨消瘦，扶杖行走，叹息道路曲折而步履迟缓。怎样才能拥有远大的志向，完成心愿，隐居在郊外门扉之后？左边有高大的山冈，从前就重重叠叠、崎岖不平。自从我保护樵采和放牧，林间光色渐渐繁茂。与菊花相映而显得疏淡，秋日花落，桃花映照着浓艳的春色。本来只求在平野上站立，放眼八荒，分辨燕、秦。最终只限于分寸之地，珠僧的磬声也与邻近相通。面墙而居虽然能有所涵养，蒙昧的心意怎能因此显出自己的名声？中塘默林，是天下的盛景。我姑且写下浅陋的记述，来启发喜爱游览的人。幽僻的花朵点缀着穷尽的腊月，患病的老人行走在村野。所欣喜的是一朵花蕊吐露，怎能得到百万株呢？上下三座池塘之间，萦绕绵延十里有余。荒芜的茅草各自显出尊贵，野径争相疏落伸展。愁云忽然收回旗帜，急雪仍然驾着风车返回。苍茫之中一年将尽，忽然觉得天象舒展。群帝一同命令出游，众仙庄严地相互趋行。龙和鸾的变化各不相同，笙笛的声调制度也各有差别。万物各自凭借时会聚集，感应召引，震动天地。奇妙的香气透入真实境界，姿态色彩使人疑心已进入虚无。问谁最初种下这些花木？难道自开天辟地之初就有吗？直到今天仍缺少胜景的欣赏，浩劫随着花木荣枯而来。儿童等候花瓣飘落，纷纷捧拾，装满筐盂。把它们熏蒸，混杂烟煤，捆扎起来卖遍江湖。胭脂蘸着罗縠，深红的艳色映入裙襦。调和羹汤的事情就算了，我甘愿老死在山中，保持清瘦。用这些花来取悦妇女，也实在令人叹息。夜深了，烛火将尽，月色淡淡，心意徘徊。林逋和何逊，即使赋诗吟咏，也不过是区区之作。王氏读书室 谁能采桑？谁能带着经书锄地？古人读书，往往在偏僻乡里穷究精微道理。何况如今修治华美的房室，山色翠绿涌到门前台阶，风烟聚合成景趣，花木竹子构成图画。主人戴着乌纱帢，子弟穿着绣花罗衣。新装订的蚕丝纸书，上面记载着开天辟地之初。展开书卷忽然有所领会，欣喜得如同演奏齐国的竽笙。努力探究其中的精微，不要追逐粗浅的皮毛。王简卿侍郎作诗赠给王孟同；王孟同是王成叟的侄子，我于是也接着作了一首。我的叔父从前跟随我，在寒灯下听微弱的更声，扶助口哑耳聋之人并应答错误，扶着跛脚走路，结果使我们两人都日渐衰落，再也没有一点峥嵘气象。你当然会离去而不肯停留，出门去访求咸英；在大溪遇见侍郎，心胸顿时得到洗涤。清新的诗篇抒发出来，把文字中的妙意说尽。侍郎大概是当代豪杰，平定蛮夷早已成名；读书一目五行，提笔便使千人惊叹；点化文字，谢绝雕琢，涵养浸润，透出晶莹光彩。树林泛黄，橘柚果实沉重；水洲洁白，蒹葭轻摇。提起衣裳，想起屡次往来的岁月，晚来的霜雪已经飘零。我前些日子作了《中塘默林》诗，后来游览此地，又作了一首。早就听说中塘美好，曾作诗劝人游览。凌江进入枉浦，姑且又相信传闻而来。造化为什么这样用力营造，光明灿烂却不自怜惜？山山高耸相映，坞坞曲折相通。林间光色从百道汇合，花香连接十个村庄。风吹来，迎面是纷乱的骏马；太阳送走，交错的是美人。天运回转，在阴气过去之后；大地转动，在阳气上升之前。起初好像逃避秦乱的人彼此相别，疏远地依附着，羞于独自称贤。又疑心这里尚未兴起周朝，众山拥掩，却欣喜于完整无缺。可惜看见得太晚，再来寻找又怕年华雕残。每看一处便三次叹息，走十步要九次转身。诗人惊叹梅花的事，枯干的枝条反而鄙陋于肥硕鲜艳。常在寒冷的号角声中天明，喜爱那明亮悬挂的冰。疏枝上的冷艳带着涩意，小窗前显露孤独的妍丽。吟咏悲伤，像炙火留有余味；句子欣喜，像明珠脱离深渊。忽然遇到众多贤士，想张弓发射，却羞惭得琴弦断裂。没有什么可以寄给美人，只有千家万户暮色中的炊烟。明早指向归去的道路，雾雨之中田野空自迷蒙。送葛元城 多年停留，应该浩浩荡荡；一日分别，却反而草草匆匆。想到你身名两方面都还没有实现，使我衰老多病，没有一件事称心。古人探求道理，从年轻时便开始；今人看重耳目所见，轻视眼前以外的事。不担心喜爱龙而龙不下来，只担心喜爱美玉，却拿石头的价格来酬答。送白酆还蜀 文采翻飞，如秋江生起波澜；诗意幽深，如寒涧发出鸣声。前一年久留盘桓，走下巴峡；今年面容憔悴，走出京城。凭谁问天边那五色羽毛，为什么飞来又飞走？古人只是苦于樊笼中的悲哀，哪里知道今日连笼子也无处可寻。朱娘曲 回忆从前剪茅草时，住在长桥边，朱娘的酒店与我相邻。她自称三代都充任拍户官，抛掷万斛财物，却叹息长久贫穷。母亲已经七十岁，儿子也老了，等有了孙子，还能和我一样当垆卖酒吗？后街新近买来一对洁白的泥器，准备请媒人传话，求得一门好亲事。世间事原来都像空花随风，成家没有办成，反而把家业毁掉。城中的酒徒仍然夜里出门，惊叹落月已经向西南倾斜。桥水向东流，最终总会流到大海；百年的酒糟丘一朝改变，再也没有欢歌来撩拨你的老翁。回头看去，还疑心帘影仍在那里。翁诚之挽词 西方来的人美好无比，眷恋这南方城邑；朝阳鸣叫，声音像锥子从囊中脱出；本想针砭国家，恰似璞玉已有价值，却只能空有连城之价。三次出仕为郎官，年老才将及；一旦离开郴州，再呼唤也不应答。北风吹动潮水，潮水没落而不再涌起；渡口的野梅飘落，如碎玉纷飞。送曹器远 曹先生苦心怀抱百般忧虑，古人已经远去，只能思念志同道合之人。平生没有得到施展雄豪之力的机会，今日难道就甘心卑微地停息？麻源洞中落着如琼玉般的叶雨，南方草市上正值芦花盛开的秋天。十年积下的老话，究竟为谁说尽？向西望着沧江，徒然白了头发。送丁子植 你是温婉美好的少年，想起十五岁左右时，割舍慈亲而离开父母，谦逊立志，亲近师儒。已经考中破荒之第，仍然勤奋学习尚未读过的书。平生在烟雨之外，秋浦的荷花初开。属官称你为高士，参与议政，关系到政事的宽严。吟诗的兴致暂且不要放下，希望你能少为百姓隐忧发声。送方书记兼简府主

译我从前防守江流下游，唯独称许蔡先生专擅军谋；未能奏效，头发已经白了，又背负着如山丘般众多的诽谤。小范兵力精强，思虑深远，一句话便能使众多疑惑坐而折服。满幕僚属没有过错，只是论功行赏、升迁秩位；推荐贤才，使他们滚滚进入上流。蜀地连接吴地，桑麻遍布乡里，炊烟如同鹦鹉洲前；傍晚长笛声中，黄莺的哀鸣和蕲水的怨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伟叔蔡兄来到永嘉，多次辱承赠诗。他回去时，我奉上俚歌作为答谢，同时叙说离别后的孤寂。庆历年间的故家，忠惠之后性情酷爱文章，稍稍嗜酒；文章如飘风骤雨，如蛙蚓在寂静的草间，玄献之文颂赞龙蛇奔走。古人的道理广大，为什么不能容纳回旋？徒然赐给我像同登堂一样的荣耀。若能遇到韩门弟子亲自指点，哪里会有不列入名籍的道理？湜水流过水心，可怜土地平坦如掌。读完您的诗，我不禁一阵惆怅。如今文星正照临莆中，去寻找那掀天而起、深不可测的巨浪。送戴料院 品德如金石般坚贞，文章比锦绣还新丽；锋利的锥子也能穿透，浑厚的大道最终仍归于淳朴。想起去年感慨你的离去，早该合入朝廷士绅之列；如今又悄然离去，为什么还只是被选用的官员？西风掌管草木凋落，黄菊却另有自己的春天。九街之内人群纷纷，白汗沾满红尘；谁会抛弃连城之富，却去购买径寸之珍？世路难道没有尽头？只是想到你行李频繁往来。幽赏 在禅房整理花圃，安静地与水石相会。春日的鸟儿时而鸣叫、时而沉默，夏日的光明交替着明暗。众多孔窍纷然发出不同声音，盘腿而坐，凛然无所对待。《梁父吟》并序 诸葛亮出生于初平、建安年间，正逢何进、董卓交相作乱，豪杰一同争夺天下，都借王室的名义作借口；他知道形势非要取代汉朝才会停止，又自量才干，若不是有超越世人的气度，也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于是他在荆山南面耕作，姑且求得免祸，不让人听闻自己有所作为。他甘于穷困约束而不厌弃，大概准备终老于此。然而从这以后，他终于同先主在长坂、武林之间周旋，使先主取得益州而辅佐他，建立刘禅的基业，掌握曹丕支配天下的命运。虽然功业没有完成，但从秦、汉以来，可以说人臣的盛大功业，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诸葛亮尚未去世时，亲自上表给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然有余。至于我在外任职，每天没有别的调度，随身的衣食全都仰赖官府，不另行经营生计，以求增长尺寸之财。臣死之日，不使内有多余的布帛，外有多余的财物，以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果然如他所说。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长叹。假如诸葛亮终身没有遇到明主，只是抱着孙子和长子，在隆中老去，那么他亲自耕作的收获，难道会少于这些吗？为什么要亲自经历汉、魏之间的劳苦，直到留下遗恨而死？这大概是因为天下给予他的厚待，超过了他自身应得的吗？他在幼年孤苦之时，不玷污自己的名声；处在富贵鼎盛之时，不安于其中的利益。伊尹、周公，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这样。难道能和管仲联合诸侯，便接受三归之台、反坫之礼；像萧何保卫关中、陇右，却还要依靠田宅和放贷来自我玷污相比吗？《史记》说诸葛亮耕作陇亩，喜欢吟诵《梁父吟》，身高八尺多。我既然推重孔明的操行，又想象他吟咏时的思想，于是追述他的意旨，作成《梁父词》，流传后世，使读到这首词的人，还能考见孔明的心志。词说：依凭大麓留下的遗址啊，储藏着后土神灵。享受天地美好的福祐啊，皇帝洁净身心，进献诚意。聚集后土雍容的神采啊，仿效百圣的礼仪文章。退下大车而驾蒲秸之车啊，只崇尚节俭的德行。端正专一内心而举行燔燎啊，祈卜仁义长久。刻写玉牒而请求天命啊，为什么要秘藏起来不传布？赞美梁父山的草木啊，使它们承受显赫的荣光。叹息梁父山的遗老啊，悲伤忽然再也看不见清明的盛世。那千乘万骑纷纷杂沓、婉转前行啊，仍然徘徊着，只听见行进的声音。天运恰好相合啊，即使圣人也仍然无法知道。那条河水浩浩荡荡啊，虽然美丽，却不能渡过。泰山的山腰既有风雨，又有艰险，于是登上封坛，以类祭告天。难道不能统一天下吗？只是各自所遭遇的情况不同罢了。即使有伊尹、周公辅佐天下啊，又有什么值得自己欢喜。叹息我的一生极其艰难啊，遥遥赶不上七十二位君主。日月幽暗而不明啊，遭逢漫长的黑夜。争夺铁钺而日渐疲敝啊，追逐逃亡的鹿而撕裂它的大腿和肩胛。汉氏作为目标啊，却不能遗留下其余百姓。我既朴拙浅陋而不能谋划啊，又怯懦软弱而畏惧兵戈。把珽、玳瑁插在盗贼之中啊，哪里还有可能求得不朽？曾经距离死亡有多远啊，只求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幸而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啊，依靠镇南将军，距离并不遥远。我来耕作啊，隆中土地肥沃平坦啊，适宜种植稑、穜。察看高田低地，上下相度啊，划分这百亩土地。那二代百姓能够安乐啊，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这样的土地吗？只顾让我的肚腹独自饱足啊，眼看年岁运行到酉。上天已经用雨露灌溉它啊，我又用沟渠田畎滋润它。禾苗繁盛而穗头相同啊，有的一粒稃壳中竟有两粒米。霜露降落在这些秷楤上啊，我和牧童承受其害；雀鼠毁坏了整束的穗子啊，我和邻里的老人一同收割。把一龠一合的粮食贡给许下啊，尚且只是玉食万分之一。使君父开启魏国啊，辅佐祭祀之事而不使它失坠。昔日文王德行盛大啊，还奔走在商纣暴虐之下。蔑视君臣之分而放纵自己啊，我为什么还要使用这些粮食？黻冕啊，茅蒲制成的衮衣啊，蓑衣。尽力耕作而磨出老茧啊，靠着丰茂的草地休息片刻。敲着母牛的角长声歌唱啊，歌声合于云门的音律。历山已经荒芜啊，鸟儿下来啄食鳬芘。有莘的贤臣一天比一天远去啊，田野老人锄着旧日的泥土。计算起来，吃这些粮食啊，一个月还不能达到一钟。以一个农夫放下农具为耻啊，所以故意做一个在耕作之外无所用的人。叹息圣贤的心啊，我或许能够理解其中幽微的含义。我确实有遗憾而不可追及啊，只希望来年还会重新兴盛。剡溪舟中 浙江的大浪像踏在空中，镜湖挟带着天上的雨，又卷起风。我独自来到勾践的国土，寒冷的溪流曲折蜿蜒地贯通其间。蛰伏的龙已经卧在潭谷底，湿漉漉的萤火也照不亮蒲苇丛。山林低矮鄙陋，没有栝柏；霸主的气象埋没了，只剩蒿草蓬蔓。此时正值初冬，尚未凝结严寒；天地苍茫，白日常常像黄昏。渡过江去，芙蓉已经不能再采。沿路的野菊，谁还能顾及？饥饿的乌鸦和远方的大雁长久相随。夜里听见悲鸣，早晨看见飞翔；前村的鸡犬守护着篱笆房舍。这样又有什么苦处呢？只是它们的栖息处自伤憔悴，少有筋骨；我半生漂泊在旅途上，长久叹息。王家的少年还不懂世事，小船往来，究竟是为了什么？百年之间有心保存礼乐，却连一顿饱饭也不足以谋求通达或困穷。姑且还能对着酒长久酣歌，圣贤自有命运，又能如何？新近移栽瑞香，过去曾为此作文，后来忘记了，于是现在追忆如下。

译一株花可以抵得三春，名花实在难得。百年时光等同于一寻一丈，也不换取千乘之富。国野人有三十株，勉强卖得百文青铜；应该怜惜它的花托和根须，却苦于柴米所迫，只好移栽到向阳处。花朵像妃嫔一样整齐排列，土壤肥沃适合根性，功效很快便能形成。除去香气，花色浅紫；露水轻轻滴落，含情脉脉，满怀愁绪，却想向谁诉说？折去花枝，情意更加怜惜；正希望它长成蔽日的树阴，还没有受到拔擢的灾厄。可叹我自己羁旅在外，拿什么安慰这位新来的客人？深夜殷勤前来探望，请稍等到山月变得明亮。送薛子长 把冰藏起来等待炎热的威势，把皮衣织好抵御冬日的雪霰，彼此各有适用之处。空舍屡屡变迁，兰花菊花倚着门户；松柏长出，参天而立。看见美好的材质，不一定都要有高大粗壮的树干。薛生安静而敏捷，器宇超绝；年幼时便希望能作文，这是天资脱颖而出，可以酬答最初的愿望。众多技艺追逐高低，杂学只是徒然贯通；通向圣贤只有一条道路，责任重大，工夫自然要自我勉励。古人的文章已经建立，后世即使光明显著，也难免惭愧；我没有能力承担，希望你幸勿厌倦。送陈彦群 雨水洗过蝗虫幼虫，余凉生起；经历瘟疫疟疾之后，今天江上的山峰洁净了，失去了纷乱雾气的污垢。我举杯欣喜地有所嘱托，为同年好友饯行。平日里我们多有离隔，远别之时才叹息遗憾。大郡得到一位师儒，高雅文章振兴孝行俊秀；举止雍容而进入儒雅境界，切磋琢磨，显出美玉般的才质。众多儒者治理六学，志向存于不朽；胸襟宽广，不以寻丈计量；汲取海水，也不以升斗衡量。因而进入簪组仕途，并希望留下篆籀文字。您的才干赋性超卓，杰然挺立，气度更加深厚；如火燃尽而不留余烟，果实甘美，能使众人口服。来信时幸请详细评论，以副我频频抬头的期盼。题人扇 外在的德行想要隐藏，面目自然遮蔽；内在的德行想要发扬，肝胆完全照见。两种方法相互抵消，我便有余裕。和穆如清风，使用起来没有穷尽。与英上人游紫霄观戏述短歌 野水随着道路曲折流淌，东风吹动树木发出声响。景物已经变得和柔，山川原野更加繁茂荣盛。高大的桑树已经抽枝，细草也成丛生长。遥想云外的高士，竟来到这尘世中行走。向南走到大水塘，水面与心境一样平静。道路旁有古老的精舍，黄茅和荆榛聚集其间。远村的人倾倒衣裳般的物资，却少有鲜明之色。银钗插着山丹花，歌声笑声喧闹婉转。拿什么慰劳邻里？只有粔籹和餦饧相杂。去年谷物不足以饱腹，今天白骨纵横。大家同样受造化驱使，还没有穷尽悲喜之情。回来时太阳已经西沉，旧路变成沟坑。大车上的是谁家的子弟？不睡觉，正在夜里赶路。死魂还没有填满眉间，摸索着土地，又将走向哪里？想到这些实在自感惭愧，怀抱谷物，却不是黄鹂和鹒鸟。白纻词 有一位美人啊，独自居处。登上那座南山啊，砍伐寒冷的苎麻。挑灯细细纺织，抽出其中苦涩的纤维。织成冰花，织线洁白如雪。不担忧绝妙技艺无人学习，只担忧出嫁时穿不起。郑国的侨、吴国的札如今都已遥远，却争相观看用锦缎缠头来买笑。王木叔秘监挽词 美人从前来到这里，芙蓉依傍山边，为了引发灵水而吐出锋芒。美人如今归去，在什么地方？箫声哀切，鼓声悲恸，葬在前面的山冈。我想跟随他而去，却仿佛云已飘出。友伴着风，子伴着雨，游遍四方。梦魂没有凭据，无法挽留；坐着收拢衰老的眼泪，内心终于摧折隐藏。月波楼 下方树林中百果迎春，花朵从屋舍间藏到水汀；阴凉的泉水映着沙光，风中肥厚的雪色谁能爱惜？繁花浓翠徒然歪斜。喜爱您的楼高出江面，百里江山向四面展开；高峻的山峰森然耸立，远处更加寒冷；有纹理的江水曲折回旋，安静中仍像波浪。孤独的潮水夜里从西头卷来，海门推出冰山般高大的奇峰。哪里知道星河的光彩被它映得黯然，只使鹳雀常常惊疑。这个村子的风俗淳朴而质直，接枝移花，如今又恢复古法。劝您种下教化，让儿孙承受，不必拥着歌妓演奏歌舞。送陈子云通判三首 周子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忧虑百姓，忧虑世道，说话越发新警。他常常妒羡我州何等有福，竟能得到陈子云来任通判。临到吃饭时吐出食物，叹息自己没有余力；幽深的情怀惨淡郁结，偶尔才能舒展。感念您的好意，超过了周子的话，确实不是虚说。三月里，频频击鼓鸣锣召唤龙神，欢喜地降下小雨，却遗憾雨水不多。秧苗还没有移栽完，您已经离去；还要借助后来的福气，把丰收之事写信告诉我。刘全之是太守，陈子云是通判，胡衍道任永嘉知县；说他们有福，是周纯臣的话。赋董季兴玩书岩 玩书岩里，刻成了真正的水帘，花朵年年在春天开放。一旦收起策杖离去，后来的人从哪里来？面对它，就像面对古人一样，真美啊！骨格清秀，精神也爽朗。向西望是匡庐，向东望是雁荡；满车都是图画，常常载着出行。走到哪里，就在名山留下塑像。《水心集》卷七，宋叶适撰。古诗 送林孔英 东堂上辨析疑义，像用匙启开锁钥；西厢中坐着讲论。水流奔赴沟壑，本朝应当选你为经学博士。万里之外怎么会投身郡中文学之职？东风吹散石门的冰。吴地的人送你离去，蜀地的人迎接你。雪山高峻，大江水满，直抵楼船。经过那里，清朗；再经过那里，更加清朗。赠岩电隐士 近来的术士大多莽撞放荡，要把虚名随着妄想传播。神气虽然离去，形体却不受尺量拘束。只须防备寻察，冤屈自古以来就有。钟鼎之间没有山林之趣，老了以后难道还能恢复少年心吗？苦苦说明面相部位有所亏缺，其实早已腾踏而起，并非沉埋不显。送谢学宾 衰老之年懒于接待客人，躺卧十次才适宜起来一次。谢先生从哪里来？我的鞋齿屡屡折断；你的容貌闲静，神情又庄肃。谈论事情安静而条理纷然，嘲哳之声间或莞尔一笑。音调合于宫征，麒麟出现也没有愤怒的角；凤凰离去，忧愁地隐藏尾羽。正应当晚年才听闻道理，不受血气驱使。山头蕨芽老了还未收割，庭中的桂枝春天已经增添。巢父、许由也有藏身之地，你只消把声名稍稍压在屋檐旁。秀才何伦双亲去世，因无力举行丧葬，希望有知晓此事的亲戚故人予以帮助。两位母亲长久未能安葬，魂魄寒冷，常在夜里哭叫。病中的妇人捶心号哭，仿佛全身都化作泥土。我死了也不自我珍惜，只是请稍稍忍耐，赋诗筹集有甓之资吗？什么时候才能挖深九仞，再加高四尺？蜂儿榧歌 平林一带常以榧子供俚蛮食用，玉山所产的榧子一升便可登上金盘。其中一株树挺立在断崖上，石乳遮蔽树根，经历了许多岁寒。形状嫌蜂儿榧还粗率，味道嫌蜂儿榧少有格调。过去为急于求得高等而勉强相比，如今细细评论，反而落在它之下。世间奇异之物难以兼备，百年之间不许胜过它的栽种。余甘为什么满地都是涩味，荔枝却正好满天甜美？浮云变化，令人感叹俯仰之间；灵芝和醴泉终于成为独自追求的事。后来徒然向玉山寻求，坐在那里面对蜂儿榧，仍然只能凭空想象。赵子容任温州司法，整日查阅册子，事情自然得到治理。又新建廪储，积粮的功绩和利益可以流传。于是作《读书行》，率领各位朋友一同创作。法曹一职冗散，没人过问；听说只要追求纷华，便会损耗常平仓，修筑敖仓，粮米堆积如山。读书哪里知道米尘已经满地？回来仍旧面对茅草覆盖的亭子。怎么能舍弃学业去干谒当时的卿相？不如到天上读书，去蓬岛、瀛洲，那里清幽无限。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

译墙上挂着《陋室铭》。门外剪除茅草，亭子小而靠近市集，鱼虾散落，四周寂寂无声。大江风浪在昏冥中涌来。郭翁虽然年老，容貌仍然润泽；腹中藏有古今学问，内心和平安定。只应独自拿笏板支着面颊，清静地坐着，完全不挂念丝毫外物。何必跟随栏头的奴仆？每天招来三万亿税钱。前有谢灵运，后有沈延年，桑麻遍布的旧国依然宛然。城墙颓坏，道路残缺，却总让人喜爱。不知对百姓来说是否安稳？送程传叟 茂苑的台子高耸，春日明亮。您的容颜如花，杨柳青翠。萧条的离别发生在风雨之外；杨柳自然仍青，您的容貌却已经改变。谁知道我仰头向天控诉天公？三辰五星，都在心中。老来做海边的新主簿，蜃气错杂，迷失东西方向。去年没有禾谷，虽然种下了豆类。乞求性命，只指望今年成熟。家人还不能马上欢喜，稍等上司催促结清事情。送徐景大 桃湖是远离秦乱的地方，孙氏环绕湖边，桃叶遮蔽桃根。父子二人的声名震动场屋，穿着绿衫，手攀桃花村，彼此相随向南探访灵异遗迹。九日山重重，海水深深；碧色山岩上有韩公文，高大的册印保存其文；秦系的诗清丽，刻在小砖上。我已经衰颓，书也写不成，有话又怎能衡量轻重？你如今自己写出如琼瑰般的诗句，南伯、南侯都倒屣相迎。题《五畏斋》曹氏、滕氏也曾据有南面之位，坐在槿木之下，衙吏贴近而群趋，难道先敢说威福由我发出吗？下面有赤子百姓，上面有苍天；圣人相继兴起，建立皇极，把政事交付给长官，尤其应该恻隐。前面的碑石竖立着，显示铭文的诚意；后面的榜文列出七条，垂示训诫和解释。清廉如冰的王县令来调琴，四件公事尚且不敢轻视，首先畏惧的是常常勤于收摄方寸之心，不让外物侵损。感情上防止骄傲，粗疏的意念上防止自满，万事都须以畏惧为根本。您没看见吗？一个普通人胆子虽大，气势像山一样，风浪却只在顷刻之间。怀远堂 祖后从前尊贵地统治，忠臣奸邪起初混杂不明。邪曲的行为在朝廷上张扬，正直的话语反而招来旁人的攻击。尽力铲除新法的污秽，又拯救疲惫百姓使之康宁。白头而失意的老人，冠服却光辉灿烂。尤其善于抑制外戚，使官职减削、车箱降低。两个孤侄相依相连，俸禄用于上团防。赐下书籍督促熟读，收敛衣襟，常怀恭敬庄重。盘中筵席变成蒲草和苋菜，歌舞中忌讳姬姜。堂屋打开窗户俯瞰远野，只见条山苍茫。不知上天是什么意思，反手之间便改变生死存亡。是什么人造成颠覆，使我也一同陷入猖乱？燕云之地有半边黑暗，汴水千里泛黄。离宫殿飘零萧瑟，荒废之地零落而趋于荒凉。三吴通向芦苇水岸，宫禁之中隔绝了龙颜的光辉。曾孙更加寂寞，在泥里耕作桑田。风掀动炊饭和喂食的灶，雨水毁坏晾晒禾谷的场地。渐渐又能在荒墟上建屋，逐步能够装满粮仓。回望旧居，想去拜访，却因河川无桥而不能到达。可悲啊，血腥玷污了狐兔，长久埋藏地下。想来它曾多次更换主人，人们指说那是旧日的侯王。时运随着朝代更替，形体精神终究惨伤。老人如今将近八十岁，健壮强悍，恼怒于需要人搀扶。诗句中有青玉案，墙上写着乌丝行。细细抄录，四面屋檐仿佛都在震动；环绕观看，三伏天也觉得清凉。水洲清澈，清晨莲叶舒展；露水洁净，菊枝芳香。鹤笼中的翅羽宽阔，渔船在波浪中悠长。严肃地怀念南巡之日，惊骇溃乱并不止于一方。应当由后代请求天命，所以再一次使昌盛隆厚。即使俊杰出身草莽，仿效贤者本来就是虞、唐之道。不应像女尧舜那样，早早坠落簪裳。劝老人好好睡眠饮食，神明之道自会分辨善恶。应当有诏书飞快降下，洗沐之后入朝建章宫。报德庵 王孙生长在长安仁厚之家，亲眼见过宣仁平定国家的艰难。身后葬在苕水之旁，举目所见湖山已经不是旧日相识。孩子背土筑成新的墓道，亲手种下的合抱小树都已参天。皇天报答德行，年年无穷；盘曲的树根、蔽日的枝叶藏在云烟之中。露星亭 北斗斗杓点缀着青翠，城池四郊环抱拱卫，远处传来青色山影。知道您想俯览群山而显出山小，便取砖磨制成天上的亭子。身心应当安置在高处，万象默然，森然聚集。古今的日色交替着深浅，有志之士可惜白白虚度光阴。送高仲发 小弟啊，长久寂寞；季弟仍然长久贫困。你抛下我走上远路，脚步声声，伤我心神。舍屋西边有三亩熟荒地，急忙让老夫自己耕种。稻子成熟还没有收割，你就赶着秋风回来吧。明觉寺 云山在尖峰之上，海潮涌来。九月的天空，雪山般的树叶重重覆盖。道人高绝，只是危坐。山魈和野虎，都前来趋拜拱立。住山三年，两次遭遇荒年。侍者饿得消瘦，扶持着进入参堂。沿着村庄索取粮米，并不算可耻。不要让木鱼变成龙钟之声，穿透水面。送蒋少韩 从前您去岳阳时，我病得不能吟诗，长久抛下吟风咏烟的诗句，却永远系恋江湖之心。如今您从岳阳归来，惠然来访，使我开始看见日月，没有遮蔽亏缺；天空和水面相互冲激。我在洞庭湖边洗脚，在君山山顶晒头发。谁会惊讶你瘦得骨头都显露出来？你所求的只是清明如天。蔀屋人家有丰盛房屋，永新县里有象牙床和金竹席；春风吹来，转动酒壶，却不许我劝你留下，因为还要等待上朝，在茅茨殿请求言事。寄题钟秀才咏归堂 钟君文武兼备，随处都能施展所求；马上便能起草檄文，也能兼作诏词。五种兵器铸成，杀气震动；回头又写下三篇赋，祥光流动。左边越过阴山，右边横断大漠。汉地自然厌恶尘沙的苦楚，圣门宫墙却层层深远。吹着风而不知不觉，吟咏归来，真是快乐。建的堂屋虽然狭窄，胸襟却如海浪宽广。沂水哪里只是八九次吞吐？当年曾点看见真正的乐趣，推开琴弦，也难以挽回子路、冉有、公西华的议论。夜里督促孩子读《易》，参加五次香火，直到香灰燃尽。沈郁澄澈、莽撞粗卤，东邻的人已经沉睡。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还会有渔人叹息其中的艰苦。鹿鸣宴诗 《鹿鸣》载于《周雅》，是按时举行、用来选取士人的乐歌。永嘉近千年来，文物在这里兴盛。贤侯奉行明确的旨意，荐举士子；棘门锁闭，秋日的门扉中备有币帛珍宝，却难以骤然识别人才，只能独自鉴察，防止受到众人讥笑。确实说，得到人才令人欣慰；重又为失去人才的人悲伤。我这个鄙陋之人一向学问少，如今已经老了，只能徒然仰望而知敬。欣喜于众多才俊聚集，低头惭愧自己形单影只。晴霜使万里肃杀，威凤正在高空飞翔。朝阳下羽毛翙翙，春日梧桐青翠繁茂；新荣不可轻易求取，坚守苦节却发誓终身不改。潘广度 秦地的歌声呜呜作响，究竟来自哪一处村庄？楚地的《些》歌在行路中传唱，愁苦得令人魂断。明亮的春风自然吹拂，灵草一片碧绿；朗朗的月光，难道竟任由顽云吞没？坐具平铺，佛法的义理却两手空空。劫难以前的人，总有一篇文章完全舍弃断绝。顺逆得失若能得到福报，便可越过昆仑渠。送杨通判 花朵稀疏了，让树林显得稠密；禾苗疏落了，和远处的田野共同享受漫长而宽舒的白昼。更可笑的是余寒逼仄，穷困的里巷中却有许多乐事。鲜明的翠色帷幕展开，可惜您何不暂且停留片刻？忽然泛舟江流，遥想那三年任职、整饬法纪的地方。您一心如圭玉琬琰般高洁，瘦削的儒者而道义深厚；傲岸的官吏，威势却浅薄。山行鞋已经制成，画笔还没有蘸墨。若不上雁荡山峰，又凭什么寄托高远的志趣？哀悼巩仲至

译年老衰惫，哭泣也没有眼泪，行走时叹息，坐下又悲嗟。荒凉的鹤鸣村，尚且正开始萌发以友相交之意。当时我们都年轻，涉入世途，迷失在骊黄牝牡之间。中天悬着明月，争相想伸手把它捉住。早晨谈话直到太阳西斜，夜间交谈又过了五更。您的文章很早便享有声誉，如蜀锦装载着云车。洋洋洒洒三千篇，典雅正大，排斥淫靡的歌辞。石碑富有规制，玉简流传着芬芳。简牍尤其精妙美好，一个字也不能增删。您笑我出身山野，我却悲叹您混迹泥沙。古来都说骚人困穷，正好留给后代夸赞。昨天是谁寄来音信？已经接受南台衙门的任职。谁知忽然遭到弹劾射击，反而燃烧在北坞的荒田中。您的弟弟守护着大玉，千里之外耕种稻麻。请登上小芙蓉山，万仞高峰凌驾烟霞。这次游览本是隐者的事情，也正约定要多次相会。来信说您患病，实在令人欣慰；还发誓指日可待春花盛开。我拿着乌臼木做的蜡烛，用蒋富茶煮水相待。哪里知道那竟是绝笔，杨柳徒然开着白花。我很疑心您的魂气已经升腾，仿佛在天的尽头。您一生多次注解《周易》，遥遥认作草玄家的传人。送王通判 左原的坟冢，孙氏出自巴东山；灵秀之地兼有成长之气，雄奇的才性自幼便怀着赤心，上天使他通达。可惜五十岁才开始治理，中途北风吹沙，暗中渡河又不相合，把您吹落到南方去了。水中有子鱼，山中有荔枝，我借此在筷子前替您筹划饮食。赠林秀才 您的父亲遮掩亲人的丧事，向州里集资，自己说先世也曾这样做。如今您谋划安葬，贫穷得无立锥之地，何况全族还有接连不断的丧事拖累？春风尚未回来，万山一片赤裸；秋霜忽然降临，连一寸碧色也凋零。鸱鸟和鸢鸟尖嘴锋利，魂魄凛然。听到的人应当垂泪，最终更为怜悯。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从前是儒生，被仁义之事愁苦煎熬，后来决意跟从道士，摆脱科场因缘；神仙之事茫昧难明，却得以每日高卧。徐生继承了他的风尚，永远辞别负郭的田地；白襕已经回施，黄氅还要索取钱财。书籍抛在尘案上，笙磬仿佛来自钧天。照镜子时为什么唯独难以超脱世俗？想来并不是稍有异于常人。花色改变，树林秀丽；孤鸟飞过汉水，迎着月光，满庭芳草寂静；霜气沉降，天空高峭。亲友相交从此生离断绝，只能空叹真正的游踪渺茫。自罗浮行田宿华严寺 浮山从前飞来，与罗山相合。山巅到了严冬，树木的颜色便改变。青松闪耀，红色的鹃花不用栽种便自然生长。种植的树木屡次被砍伐，却常常仍然苍翠。我因病无暇耕作，行走回来又观看我的田地。呼唤人来扶持我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后来又请人照料我这衰老之身。先是童仆和客人从四面聚集，田畦沟壑彼此勾连。怎敢说年终便可休息，反而要趁晴暖天气翻犁。古今民政虽不同，忧乐难道有不同的根源吗？收敛身心，睡在荒废的寺院里，明月照着前夜也同样圆满。鹊鸟懒得依附枝头，安静的鼯鼠饥饿地嗅着床边。我穿行田间，后悔没有早些务农，时时划船唱歌而回。送巩仲同 花溪初次相逢的日子，恨它太短；橘洲再次寻访的情意，却更加深长。上天催促鹡鸰飞往玉楼，漱流不能与龙洲相傍。春风忽然高起，行船的旗帜随之飘动；酒喝完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要增添野外的流水？自古交情要看老年时节，像您这样的朋友，哪里能轻易离别？送林退思任四川分司茶马干官 当年弃去繻券而斥责关吏，在广阔宫殿中射取高名；起初跟随媚妾引荐，哪里料到会被谗人倾覆京师？皇恩晚间降临，蜀道却险峻；早晨在郭西门握手相送，悲恻之情难以言说。山峰托举着空中的积雪，深谷底部四周都是冰。鸟儿快乐地徒然啼鸣，孤猿一定先行悲号。汉中王霸业所在之地，自古便因刀兵争战而崩摧。韩信的坛台宫阙已经坠落，张鲁的营垒也令人感慨。您奋然拂衣而去作客，勇猛的意气自会轻快。笑我年老为何胆怯？如今万里路上正可纵横驰骋。送周明叔、王成叟，并呈给昌甫、仲正二兄。王成叟自有成就，周明叔志向明达；当世两个贤士，在湗村饮用醇酒，舍弃糟醨。湗村相距遥远，两个贤士是上天遗下的人才；雕琢成佩环，以夏布染色作衣裳。衣着登上高冈，却没有长松可以扎根，只能把根系结在空中的兔丝上。水边之行时曲时直，船帆悬挂，船身忽高忽低。在章泉进食，以豆羹配南涧的葵菜；沐浴在明月珍珠般的光辉中，簸弄着芙蓉旗。两地的意气合为一体，唯有万般议论细微难明；我独自怀抱这些心意而安定，能够前往追随你们。陈伯明在仙都岩建造读书堂。这里大概是缙云最胜、最特殊的地方；购买书籍、置办名田，工程大、费用多，应当借助众人的力量，不是一家能够独自完成的。我为此作《仙都行》，来坚定促成此事。东莱、龙川的师道，曾在一时之间成为谈论的中心，话语至今还在耳边。我们这些人勤苦求学，常常剖开内心；后来的年轻人懒惰，自身便迷失了。听说您彼此取法，在黄帝乡的石简之间安稳求学；上梁搜集杰出篇章，寻求古学中的《关雎》和师挚的洋洋乐声。读书只在于见闻广博，参照互证而求得解释；要有良田，就应当广泛购买。乡野老人有句话，别人还不知道：盐投入酱中，事情最终总会显现。您难道没有看见，衡庐、岳麓的山灵天授，通达之士必定垂名千载？山高海深，能够产出奇异之物；将来古文还会从屋壁中出现。送龚叔虎 寺院昏暗，莓苔深厚；年年水涝雷雹，我粗略询问您的旅况，穷困的屋舍里钻木取火，煮食莱芜。您回答说：“从孩童时代起，我早就知道灶下的梧桐，迟疑之间已经过了四十年，反而又在火上安炉。今昔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所能听见、看见的终究走向不同道路。德行衰微，可叹教化浅薄；笔力退步，又怜惜文辞枯竭。拿什么来满足我的追求？往日众人归来时，行装中有孤儿的文章，如绣带般华美；您此行应当像冰壶一样清澈。世人只玩赏春日的花朵，您应当用秋天的果实来充饥。去追随孔鸾高翔，不要接受斥鷃的呼唤。” 赠赵季清县丞 您多生以来便有奇异的姿态，姓名已经列在仙籍之中。早晨游于风后馆，傍晚返回旌阳宅。五月却凉得如同秋天，照亮夜晚的干将剑洁白如霜。修养这样的锋芒余力，连参、鲁两位柴夫也显得愚笨。赵成父在上饶筑亭，就采用东里旧圃的匾额，题名为《鱼计》。秦侨寄居洛地，随从南公；新近的条例又想不让开放。封闭亭子并命名，若真有割土断地之法，郑圃难道会在章泉之中吗？旧日的鱼遥想应当已经化龙而去，今天的鱼姑且还在水波之间居住。人替鱼筹划，鱼却不知道。今天的快乐不要忘记昔日的悲哀。孔复君搭建楼阁收藏书籍，疏通池水，堆叠山石，花木药草环绕排列。老夫连一部书的精妙之处还没有完全领会，却颇因藏书多而被世人讥笑。旧友跟随我，如今不再有所求；楼中藏有万卷，仍嫌太少。书中的道理十分周遍，可惜虽有眼睛，却没有时机看尽。管仲、诸葛亮的学问偏狭浅陋，徒然成为障碍；周公、孔子的深微道理，却常常运转不息。楼阁东面兼有水也兼有山，四时红绿交相翻飞。把这些留给儿孙，成为美好的门第，光芒应当射入斗牛之间。送蔡子重 怜惜您从前曾任江上属官，过去的功绩如同太阳，鬓发却已经萧萧。不要轻视小县，在深谷里续接琴弦，运转琴轸，琴声正待调和。薄冰还未消融，野梅已经结蕾；和暖的风已经催促，山杏开始开放。隐藏的文才显露出巧思，各种技艺相同；一颗心纯正无瑕，上天使它通达。许敬之采用我的话，作成《松山草堂》。然而游览山林的兴致仍未停止，于是再申说这些话作为箴言。

译许氏住在松山，靠近门边开辟道路，可以登上山顶。千年的茂盛树木，叶子始终不改；百尺深的甘井，泉水常年流淌。堂中悄然无声，人迹境界全无。偶尔有剥啄之声，便延请清瘦的仙人。天下的山都应当如此；舍弃身边的山而向外寻求，只是徒然丧失自己。低处能够蕴含高处，这是谦；高处能够产生光明，这是贲。草鞋的价格已经很贵，如今还要到哪里去呢？穿着鞋，打着呵欠伸懒腰，我已经老了。送蔡子寿 那位朋友蔡氏之子，任用他，足以担当将相；同辈之中也有奇异的人才，光明挺立在万人之上。我曾叩问他隐微的事情，他所到达的道理也很畅达。还要等待雨露使其坚实成长，风波难道会使他凋零丧失吗？浅薄的酰鸡已经显露，翻覆的盐虎压在背上。新式样逐渐侵入，反而堕落成衰老丑陋、卑弱琐碎的模样。屡次监当，繁密的霜气使野色生成；行李正显得凄凉悲怆。恐怕您还没有平安，于是写信寄去问候。寄柳秘校 我颇为耳聋，早早辞谢葛亮的征辟；少有善行，却还著述扬雄之书。篱边的风索索作响，苦瓠到了晚间；山雨层层落下，甘菊渐渐稀疏。今人彼此轻视，多在暗中讥笑；古人却自信自许，可以与他们同调。咀嚼芹菜，品味藻类，泮宫中自有学业。先生亲手提携，终究会化而为龙。魏华甫鹤山书院 苍翠的山峰有顶，我便以它为庐。太阳是君，月亮是妃，霍然向下奔趋；风来梳理，雨来洗涤，耳朵自然清醒。玉帝下诏允许我担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校勘、整理六籍，使凡夫愚人得到启发。曾经遭受秦朝祸乱，书籍多有散失残缺；郑笺、毛传纷纷杂乱，令人悲叹。精神感通，仿佛亲自受教；损益殷、夏，使它恢复原初。想起您低回徘徊，校勘天禄阁藏书，以高论自我排遣，铲除陈旧之言。何况如今卓绝，离开尘俗境界，微妙的领悟哪里能被常情拘束？漂零时常怀疑一切如梦，魂魄到达惶恐之处，忽然坠落西南。书写韩、吕二人的关系，使他们因类相聚；程、张二人的师承，也因道相合。调和甘酸，嗜好秦地炙肉，难道肯追随象罔而迷失玄珠？应当分明激发愤懑，贯穿篇首，确切镂写，传给我的门徒。于是才知道，山中近来所得的东西，慢慢翻阅的闲书杂编，都可以抛弃。修长的树林和远处山岭，被秋色映照而隐蔽浓重；院前近花逢春扶疏，雕胡米已经进献豆笾，安静的黄独还没有挖入筐篮。独自垂钓，桐江在笑我短小羸弱；背负鼎器的莘野，又嫌我豪迈粗疏。岷山、峨眉高耸，留在后面拒住灔滪；突兀的山峰催促前行。不要责怪猿鹤不懂人事；顺从百姓的愿望而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寄李季章参政 纷纷进入蜀地的人，借用您兄弟的名望，每每求您替他们安排归程，您全都预先屏退。囊袋倾空，斥鷃飞去；虽有据守之地如龙盘卧，却常常只能仰望天升。可惜啊！只是受到时运的限制，长期使当世士人的情怀郁结。您的文章多么奇崛！冬雷、夏日增冰；德业又宏大而能济世。雉鸟登高已有征兆，牛鸣之声也已经显著。烹鼎有利，不与水火相争。我穷困未能得到什么，死守破釜，一斗粟米也要经营；错误地承受了兼金的厚重。自看一根羽毛也轻，只应当刮亮老眼，等待云雨施行。送陈寿老 天台、雁荡的车马接连不断，青田又催促潮水涨落；近处冠岩环绕山谷，没有世俗之情。秋天的茎干、春天的嫩芽，争逐时序直到老去；穷尽远望也看不见华美车驾，经过这里的又有谁来幽静寻访？穿过薜荔藤萝，更抽出奇异的笔锋，向云端射破靶心，一箭接一箭命中千驾鹅。古今文人并不多见，元祐只有四人，建安有七子；关于性与天道，也都能够听闻。沿伊洛寻求源流并没有错，阆风招来宾客同游《太玄》。从头到尾，在中兴之年以黄金铸印，难道肯轻易佩戴？一定要把尧、舜陈列在王前。我家穷尽悬挂的粮袋，抬头只看见斗簸。您举着红旗，魑魅便逃入密室；火焰短了，夜晚便格外漫长。雪高冰深，离去后无处可归。题郑大惠诗卷 回忆从草庐出发到邻家，炊烟艰涩，雪花搅乱筵席；酒糟涌动，粥食正好使人醺醉，温润肌肤，不能让雕刻之物妨害肝脾。哪一年儿孙撕裂锦绷，门扉以金涂饰，玉石用来切琢？吟咏之中得到神会，万象贯通；任凭浪风吹起狂歌，总不肯停歇。两家至今仍住在相连的墙边，夜里读书，听见鸡鸣便彼此相伴。经书通晓，先进入韦、平的门室；诗句写得好，还要登上李、杜的堂奥。送孙伟夫 我的朋友是希颜一流的人，求道最为勇决；智慧胜过一驿之地，敏捷读书超过万签；阅览吐纳如春山，风采清丽如寒泉。良工制作瑚簋，本来就是为郊庙设置；于是留下来刊正文字，稍稍补助衮服之缺；远远寻找丰城宝剑，却徒然辜负历山的月色。花发时嫌梅柳催促，花落时又遗憾桃杏凋谢。亲人的年龄已经超过八十岁，乘舆前来要经过九曲折。文书迷失在版簿之中，赋税劳役大半因此断绝。听说这是新进士，铨选期限森严，难以越过；厅堂荒凉，茅草压顶，饭菜恶劣得使芹菜都缩舌。这样的无情游历实在可悲，自己也为年老将要离别而伤感。端午思远楼小集 凭高远望本来难以尽观，楼居的地势却已经倾尽。思远之地并不遥远，却徒然生出遥远的情怀。上面只有群山环绕，下方只有溪流回环萦绕。这里实在独擅清幽之境，难道只是因为开阔明朗才著名吗？当地风俗喜欢操舟，五月里飞舟如惊鲸。鼓声沉沉传来，人们起身奔走，像喝醉了酒一样疯狂。不知道被放逐的人有什么悲哀，只凭勇气充盈。衰老的翁人躺在蚕茧般的帐中，南风吹来，帐幕绷得有棱角。孔炼士谈论龙虎山的胜景，在他将要出行时，因而作诗送他。群山倚靠天空，旁边四面环绕；中间的山峰接受众山拱卫，低伏如蹲在云中。锦色与紫色交错，山外的水又注入彭蠡湖，仿佛倾泻奔流。道陵已经离去，丹灶冷落；如今符箓施行，妖鬼安静。孔师为什么也逃离儒门？大概是喜爱冰林雪景。蒙顶是我所居之处，没有山，冬天也不下雪，只能承受虚空中满轮月色。您若有意，肯再来吗？还要等墙东的笋长到可以挖取。会昌观小集呈席上诸位文友 这个地方的气候奇异，十月里阳光屡屡暴烈，清霜又有多少呢？连续多日困在闷热之中，病弱之身熟悉冷暖，衣服鞋履却分不清单复。上任的印信自从辞去车马，来访者蒙受击毂之礼。东池刚开始营造，斧斤之声还没有停息，野藤蔓遮蔽了前庭。池中有几株菊花，呼唤锄头却不肯接受锄柄。善恶两方面都担忧覆败，宾席上煨着苦薯，怜惜我这一年收成不好。众位豪俊都是当时贤才，灵秀美好，争相如龟玉般珍贵。学问高山只留下一尘，到了海边却空有百条水流。惭愧没有歌舞相伴，徒然有针石来劝勉。兴意阑珊，各自东西离去，微月照在疏木之间，清光明亮。送胡衍道 庭院中的松树立在雪外，青色栏杆和梅花都在冰中；洁白的景色正值得频频把玩，哪里忍心突然离散？我老得像蜕壳后的蝉，随叶飘落到重泉。欣喜您整顿佩饰出行，直上高远的天空，卓茂的声名冠绝天下。王祥歌咏海沂，奉持璋玉承接大祭。唉，举荐俊杰、通达深情，为什么万事都难以齐备？道理或许有一处尚未贯通，中途未能伸展志向，偏执的资质徒然受到纷乱。同道之人应当同群，不只同在一门。众多金属合在炉鞴中，一位工匠分配栋梁椽木。爱惜百姓应当爱惜农民，不只是爱惜他们的劳役。宾主双方没有怨恨，政令刑罚也会合于太平。三年来我一直亲近您，临别的话说得十分真切。离去以后难道还能再见？愿您记住并施展自己的力量。送吕子阳从永康带着他所解说的《老子》来访我，停留不久，他的家人报告说百姓缺粮艰难，于是他急忙回去开仓赈济。

译收起冠缨，在古蜜浦相见；挽着衣袖，到了生姜门。《九九书》自作注解，请我缀写篇首。我久已衰老，所学越发荒废隐没。您的道德尊崇；当时正是冬雷屡响、云层频降雪，白昼常常昏暗，火把照出夜色。鞋钉明亮，牙齿咬痕细小；小邦肥羔，虾蟹充满盘中，椒橙失去滋味，糁絮劳烦吞咽。第二天早晨接到家中问讯，裁剪书信询问阿孙；信中苦诉乡人饥饿，只能采蕨菜吃它的根。仓门封闭，井水满溢，淘米哪里能得到清水？寻找老人如同寻找父亲，愿借东飞的翰墨相助，想到这些便无暇安坐。长叹着整顿归途的马鞍。我年老而淡泊百事，身体与身世都无所存留。想偏私地润泽一垄田地，哪里能救活大地的干旱？西城柳树摇摇，北寺江水漫漫。不要让人因饥饿而死在嗟来之食中，以此慰藉行路的艰难。送叶任道教授赴静江任职 太学上奏的文章，夸赞您列为第一。国子先生在乡里行走站立。岭南的梅花，太过枯涩。花哪里会召唤人？人为什么这样急迫？炉亭的雪很深，孤鸿声声哀叫。传递书信替我申诉，直到明光宫。云翻雨覆，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不如堂堂正正守护如金石般的操守。送赵季清，并感谢他所赠的诗 像串联的珍珠贯穿冰丝，幽暗深渊中发出明亮的光。二千八百字，每个字都合于管弦之声。想来您会在风前蹙眉，雪后耸肩。又听说您被贬往匡山，五老峰间烟霞鲜明。著书已经装满破箧，官务繁冗，盐还没有煎成。稍等片刻，写完上呈的书信，再用彩绳联缀。送陈漫翁 笠泽的老龟，像蒙蛹一样卧在丝中，自我包裹。您从莲叶旁来，亲自领受最后的话语，可怜我未能听到。把独茧授予长长的丝绪，因此领会了英明的智慧。郁郁然副合奇异的许诺；士人在相互沉沦之中，拍手支撑栏柱。一片瓦也不漂零，百世都能保守风雨。转动圆环确实没有难处，但摧灭大木仍然令人畏惧。高飞要先深潜，厚积才能承担重负。狂暴的波涛侵袭三伏，回旋的山谷阻塞万流。旅途中的情怀正犹豫不决，等待雨霁天晴舒展。樵山峰色浓黑而散开，蓼花岸边微红聚集。船驶进石门滩，暂泊下来观看佳景。送戴汉老 隐侯所治理的郡，成公的宅第；文章流传，如屈原、左丘明之流，转入义理的深窟。前辈中的渊、骞渐渐凋谢，后进中的由、求早已超绝。圣朝评论士人，人人都能成为公卿、乘千辆车的人，何必停留以追求高名？春风无踪，万般情感都化尽，只交付给双溪舞雩之下。孙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鸟寻找屋角，燕子穿飞环绕帘栊，窥看新屋并共同庆贺；万物欣喜有了依托。含藏的德行深厚，您的祖先义德完备。可叹逐利会毁坏一切，最令人怜惜的是常熟令；珍藏的才能未能全部施展，却以温恭教化众人，以谦逊友爱流传深厚的规范。一丝一缕都同穿一件衣袍，一粒黍米也没有不同的炊食。感受天上降下的甘露，滋润遍及园中的葵菜。鱼蟹虽然芳香鲜美，却不如这菜肥美。凉风送来佳音，桂林自然生出枝条。借您的赤霄羽翼，登上您的文石台阶。朴削之功已经很勤勉，还应仔细磨砺审察。想来前峰相近，长久映照着客星垂落。丁氏东屿书房 早晨接纳窗棂上的光，千卷书纷纷抽出翻阅；夜里挑亮窗下的灯，一字一句追究根本源流。旧日老师早已传授学习，新交朋友则在晚年才听闻见识。邻里少有聚首，江海之间却勤于会面。不要贪爱美丽的鸟羽，不要玩赏芬芳的树林。书也暂且放下，独自观照此心：在茫茫未出生以前，在寂寂已经死去之后。万般变化随云飘浮，朗朗明月停在弓弦般的天空中央。究竟有什么灿然陈列？它从何处来，又确定在什么时候？孔子、颜回虽然已经远去，听闻道理却如生命相连。住在白屋而无怨难，身居朱门而不骄矜容易；始终保存先人的质朴，不辜负素士的志向。雁荡环绕长长的山麓，南北两峰像两扇门对峙。和气覆盖众多庄稼，长久福祚延及后代。红绿修饰着岸边的容色，冰雪净化了空中的境界。蕙草转动，兰草也回旋；是谁在书房外作这篇赋？端午行 仙门诸水汇流，在下瓦窑沟中，有人凭吊湘地的客子。西城南北楼间，旗帜在稻花风中翻动，船桨在梅子雨里艰涩。夜间巡逻听不到骚扰的声音，蒙着绛纱遮住头脸离去。虎长老修建双峰 九州的大山麓，标志山峰早已与天地一同垂名。雁荡山的名声最初传于晚唐，压倒群岳，夸耀神灵。难道不是龙伯把它播迁到这里？海水枯竭，历久才形成。穷尽搜寻奇石，呈现万般巧态；仿佛取来万物，排列成千种形状。阴暗的水潭和向阳的山岭，多么恍惚；紫色的光、碧色的火，长久回旋磨荡。夜里随着王乔玉箫发声，清晨应和矩那的金磬。听到的人尚未到达，心意已经倾倒；往往在梦中乘风驾雷而来。西方僧人还嫌独自休息寂寞，便在偏房曲栏频频招迎。勉强扶起坠毁的楼阁连接云汉，又修补破墙，恢复丹青。来车去马徒然络绎，亭主人自己居住，又有谁来相知？毛希元隐居庐山卧龙瀑 毛先生曾斥骂吴曦，蜀山渺远而孤高；五老峰急忙叩门聘请，延请留居如同尊贵宾客。卧龙分得自己的安眠之地，蕙帐中多有珍珠般的蚌珠。岩花遗憾开得太晚，谷鸟却在早春先鸣。凭吊古人，深深沉思；千载以来有许多逸民。登高长久远望，万里都是积云。您勇于书写印绶经历，以忧愤著成经纶之文。为什么不草拟露布，从容平定风尘？如今低头在山涧曲折处汲水，煮豆以豆梗作柴。沮溺之流以此为耻，古代贤人最终也甘于贫贱。赵振文住在城北厢，两个月没有一天不游览马堘，于是作歌赞美此事，请了解赵振文的人一同作赋。马堘东西延展，百里皆是花，像锦云绣雾参差升起。长安的大车在宽阔道路上喧闹，若问起马堘，却说从未听闻。酴醿花缚在篱笆上，金沙花铺满墙，薜荔爬上楼阁，山茶围绕房屋。高花何止价值千金？既然有价也买不到，就应当深藏。穿青鞋轻快而行，黑色鹤袖飘动；严劳伸长脖子引领，金蒋随后。像在隋园采摘花蕊，煎出凝冻般的酥酪；略微移开坐床，献上春酒。陈通、苗傅过去曾在这里用兵，如今地方寂寞，狐狸出行。圣人有道，能使草木繁茂；我们这些人栽花，正是享受太平。知道您已经住在苕水，整日听橹声摇到水洲；无边的沧波和蓼花，各自也有情意。碧落中的鸥鸟偏偏聚集，追逐风光；苍天漫然许可，把身世抛掷一旁，人们反而会恼怒。您难道没有看见，南宫载着宝物归来？哪里比得上赵先生穿花而去？周纯臣的儿子去病，性情善良聪慧，却早夭，作此赋哀悼他。周先生百事未遇，幸有儿子可以慰藉眼前；不敢夸说才调有别，只自喜禀赋完整，能够守持本性。您超过老苍，行为通达权变，大家共同看着您成长。年纪尚轻，为什么竟在初年夭折？从前您穿过胞络，冲风而来，筋骨挛缩；和丹药、乳汁一起喂养，又煨煮加盐，投下的猛烈药物全都用尽，才终于使奇病痊愈。隋侯珠和和氏璧是绝代珍宝，您的气命却令人百般怜惜。问您如今在哪里？只剩幻影，无缘再来；不允许父亲把您抓住，转眼毁灭，与尘埃烟雾同归消散。这悲伤确实没有用处，这份爱却加倍难以割舍。没看见赵几道泪水奔流如幽泉？没看见孟良甫哭喊之声震动穹天？您的父亲亲自为您撰写铭志，想使它流传如金石，也请我作诗，刻在墓门旁。送卢简夫 您从前在芦苇之间跟随我游览，却从未用一首诗来报答。文杏树难道不是庙堂廊庑的栋梁？涧中的苹草何况又是王公所羞用的东西。如今您忽然前往西湖，灵雨和彩云供您作笔墨仪仗。您当深思以正直之道辅佐明君，像蛰伏的雷震动天空，使天下都听见。赠祈雨妙阇黎

译雨水吝啬，水流艰涩，从季秋忽然到了春半，河流断绝。这里有位名为了妙的僧人，能够祈祷求雨；他直说是上天闭塞，并非人力所能求得。早晨诵咒，夜间安禅。十日中有九日阴暗，细细的咒光降临；禅寂相互激发，润泽于是慢慢通达幽深潜藏之处。我这老人拜请祈雨，实在孤独而艰难。香烟浓郁，直薄重霄；旁求潭洞，搅动蛰伏的龙，鞭打雷霆驱使闪电，打开天关。上天的意思难道要使一犁之地继续干旱？人心正等待百条水渠充满。您补天也来不及救人；不知道是禅心沉寂，还是可叹您竟如此作为。寄题朝宗新楼 从前师友们还在草创阶段，回想您诸位父辈勤勉磨砺。春台如今使车马断绝，桂树尚未厌烦铃旗的繁重。楼阁侵入云中，切近月亮，像绛色的一炬；众人拥坐，檐前排列着青翠的几座山峰。不要说空洞之中难道没有东西，已经读遍五车书，直到江水东流。和汪提刑祈雨 谁能像汪仲举这样感通上天？步虚歌尚未唱完，龙已经前来传话。会稽山、秦望山全都洗得清明，越地人称作提刑雨。我惭愧年老懒惰，没有精力勤勉；连续几个月呼唤龙，龙却听不见。水南的早稻贪恋结实，一夜之间腐烂成泥尘。蔡尚书挽词二首 童年时便登上鳌头，老成之士也甘心服膺；到白头仍位列豹尾，后来者还夸说自己先登。东流一直看到海，北风忽然结成冰。茫茫落花飘到屋檐，穷巷中仍只有短小的灯。拨开沙土得到黄金，经过百炼倾泻光影；飞行而上，与日月并列，晶莹透彻，使肝胆清醒。空山中马鬣草凄惨，为什么竟又成为墓圹？我的哀悼不是徒然施与，留下它寄托长夜中的明亮。题处州翔峰阁 九重盘曲的山岭在州城之中，万山从四面远方而来。它们被收入床席之间，寻丈之地也不算狭窄。阳光已经明丽，风气也清爽舒展。悠然坐着不离席位，所得的景致十分宏阔。隐伏的山峰招来低伏的群山，腾跃的形势一同进入眼中。向下看田里的禾苗，连禾秆和谷粒都还看得见。登临观看需要亲切，也同样贵在遥远辽阔。峡山如丝线般狭窄，岳峰直至瀛海，使人眼花。您看齐云山上，往往没有边际和界限。什么时候才能登上蓬莱，泛舟游遍浅浅的五湖？读王德甫文卷，因而送他参加省试 文章开头昏蒙，是文章的毛病；傲慢粗疏的结尾，则是最令人忧患的地方。您振奋精神，勇猛果决；刚刚铺陈，又不至于坠入衰弱怯懦。这个人实在仿佛得到上天之力，卓然挺立于大地，修长的根干忽然插入岩云之间，幽深处又倏忽伸出星辰极远之境。光彩灿烂，像姑射仙女；姊妹们都整齐端庄，明丽洁白又像珊瑚树。拂去尘垢，擦净杯案。昔日有新科状元，早晚可与吕氏相比；又推重旧日的菑川，年老终能辅佐汉室。何况如今还不到六十岁，急于任用哪里算晚？将来一定上奏切直的疏章，明朗地压倒诸儒之冠。王宗卿答春堂 春天可以比喻母亲的慈爱，母爱深厚；春天尚且不能相比，儿子想报答母亲的恩德，而恩德太重，终究无可报答。华美的堂屋忽然被云岭隔开，梦中却清清楚楚地与亲人相聚。阿连进献新近批下的敕书，翠色皮裘和黄色简册都因兄长而得到；早晨上奏巽章，请求任祠官，只愿自己傍晚归来使母亲容颜喜悦。老农邀请您不要轻易离去，万红千紫扶住春天使它停留。雨中的田地自行播种，晴朗的田地收获庄稼，这是上天留下来报答春天的好地方。送叶路分 猺人啾啾，獠人唧唧；听到琴声，十指洁白如玉，没有悲哀的声调，应当怜惜听者还没有洗净耳朵。衡山高啊，湘水深；您如今戴着幅巾行列在鹓鹭之间，千万不要在貔虎军旁系上官带。柔软的荷叶刺少，离舟船桨短；柝桐花蕊多，班驳的露水漫长。答李制置 恨不得把击鼓的槌子投入淮河，又听说侯挚能够施展狡黠谋略。西州的卧龙提出长远计策，早晨泛舟清洛，傍晚在丘陵驻营。大禹的遗迹广大无边，远处草莱茂盛；边地正在耕作，满庭的雅歌自有节度，岂能仿效催促杀戮的淫声？北平渐渐车陷泥淖，白檀可以越过，只是时势尚未相同。等您刻成燕然颂，我也当严整车驾，期待无穷。林叔和来访，谈起旧事而感叹，于是作诗赠他。我与您处在不同州域，却交友四十年；年轻时便以狂放之心探索，出言直达大道之前。从前朱建安拍手大笑，渊源谨慎地承继父兄，刻意仰慕颜回、公孙骞；不求垄断学术，只求登上有路，正直如弦。计算自己所不能敌的，财富超过百千；众多骏马跨越险远，唯独鸿鹄超越渺远，原以为应当共同驾车，可以争相联翩而行。谁知竟然大错特错，只剩寸影孤云；在边地、南省都没有姓名，低眉自我愁苦煎熬。家中蔬菜仅能遮掩豆类，野蝗飞来遮蔽天空。经过我城西角隅，我们彼此相看，头发都已花白。寒菊已经收尽花朵，枯井仍未恢复泉水。人生寄居大地，像蚂蚁在土堆上往来曲折；其中较量得失，不过区区如浮烟。庆幸您的好儿侄，挥笔追逐奔流的川水；自许如卧龙，斩蛟直透重渊。只担心他们气力豪迈，还没有接受规矩雕镌。超过老人而不只是相像，几代之后才称得上贤能。从今以后闭门于蓬荜之中，共同作归来之篇。上滩 篙师上滩时，面孔像盘曲的石头一样紧绷。等船前进一尺一寸，原来只在一次俯仰之间。连神禹也未到过的地方，狂暴的水流终究四处播荡。逆流顺流本来取决于上天之力，人力谋划却不肯退让。苦战着排开三军，声势压过票姚将军。身处乱石之中，倾覆只在指掌之间。谁说这里是通向何方的天衢？鼠径般的小路也断绝了来往。五言律诗 高宗皇帝挽词二首 哪里只是超越前代而已，功业深厚，道德更加尊崇；几乎如同开创华夏，又重新拓展乾坤。黄屋承载着尧年遗风，渡过青山，禹穴昏暗；遗民仍然盼望皇帝临幸，泪水和血洒遍中原。黄河、济水初次开通，府江、淮河也得到治理；晚年亲自视察军队，继承武事的缘由只有子孙圣明、长久国命唯有上天知道。鹤鸣于空虚之中，惊起云气，仪仗自行移动。[当时皇帝厌弃世事的那一晚，京城下相传有彩云翔鹤的奇异景象。]上天的哀悼又如何能够称说？最终代替周室而继承其时运。孝宗皇帝挽词二首 节俭的德行增益文治，雄伟的志意和才略又自有武功。宣扬道义，最终遗留万乘之国；丧服制度完整实行三年。时时请求为遗民留命，常常执持恢复汉室的权柄。全都归结为一个“孝”字，高大的谥号列在百王之前。往年我有幸登上宫殿，叹息之声震动君王的衣襟。难道不是人人都想奋发？只是天意深远难测！帝王尚且要等待君臣相遇，南北之间也有升沉之别。还存有登遐之日，诸军特别赐给黄金。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词二首 领受合号，亲近贵戚，使光宗开始任用儒者。唯有医治国家的高手，果然验证了活人之效。书籍背靠郭门可以纳税，车驾行经田野正合适；蹇驴相对，满眼是遍川月色。却没有办法派遣长须之人。能够成就事实，伟大而又谦逊，最终尤其少有人听闻。忘却自身，宾客出行；每日收敛双手，避开浮云。上天想要开启昌盛的运数，谁来平靖楚地的战乱？尚未刊刻的千字诔文，长久掩藏在一座坟丘之中。阳复 阳气复苏，冰层开始潜动；云气衰退，太阳的界线变得明亮。近来传来新诏，诏书重新起用旧日的簪缨之士。北斗回转，向东指去；军队仪容正对着北方营垒。龙蛇多有变化，不久便可看见升迁腾达。送郑丈赴建宁五首 经过家乡乡里，恭敬地侍奉母亲；士大夫的荣辱得失，任凭别人议论自己的出处进退，唯有自己明白。百年之中，古来很少有一笑；万金也轻，廉士的操守我哪里敢轻慢？新茶正可以采摘嫩芽。有志向，即使身体健壮，心胸开朗也在岁寒时节。一时之间众位老者大多凋零，想见到盛大的名望已经很难。湖海一带正在连年干旱，瓯闽恰好稍有宽缓。治理州郡并不缺少人才，千万要加强饮食。

译清庙中的图书，保存着宝熙朝的雅颂之声。繁重的三节召命接连而来，岁月渐渐侵染鬓发。衣食之家才刚刚足够，丘园归隐的心意也很深。躺下听床下的士人，时时吟作武侯之歌。海内都称赞您的才华，功名震动了士大夫。隐居做小吏已有十年，所说的一句话也必定惊人。近来酒量减少了，但年岁越老交情反而越亲密。您知道我像促膝交谈一样，只把古书陈列出来。屏弃了诚信而自甘愚拙，分外忧愁，更加独居。若遇到知己，问我还会不会教孩子读书。住处偏僻，门户长久关闭；年成歉收，只能自己锄菜。彼此相望而没有别的事情，并不是旧日情谊疏远了。哭郑丈四首 您的道义，比秦城还重；您的声名，使冀地的骏马也相形失色。您在河汾讲论圣人之道，在邹鲁振兴儒学风气。有足以经世的学问，却没有官职可以效忠。浮云般的荣华，您哪里会放在心上？只是我所守的道义，自怜困穷罢了。谁说身处当今，便无从见到古人侍奉父母的事迹？您远胜曾参、闵损，世代都怀念您。德行盛大，仿佛上天与您为伴；慈爱薰染万物，如同春天。清风如果还承载着对您的追念，也足以洗涤尘世的喧嚣。书架上插满了三万卷书，胸中充满了五千卷经史。京都通达百郡，像大海汇聚群川。水井深浅随人汲取，东西各有便利。后来的年轻人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盛况，只知媚俗求学，徒然奔忙。我还记得当年列在诸生之中，曾经窥见太史所藏的书。泉水蒙塞，烦劳疏浚；通达的资质枯槁，还要费力吹嘘。外宅难道能使您成为宰相？我早已带着生刍前往巷门吊唁。迎风流下两行眼泪，面对灵车悲痛欲绝。何参政挽歌三首 退朝进食之后勤于考察古事，临朝时常常引用经书。人心容易偏斜，国脉贵在均平。您早年曾任二府之职，晚年位列三孤，最终归于神灵。可惜您如羔裘般的光彩，却不肯走到朝廷的尽头。在沧浪水边晒发，滩声就在近旁；广阔的绿色包围着岸边，整齐的长柳依依。红色的含桃只结了一半，仿佛将要减少；这样的景致足以增寿。闲暇越多，越能涵养高致。真美啊！凤凰垄上悲哀太深，只好交付乌号之弓。往昔承蒙您格外眷顾，平常常到直庐相访。听见鸡鸣便催促入朝，骑马站立等候编纂书稿。零落之后还有谁在？追寻的只剩昨夜梦境。您何曾嗔怪石介？只是韩愈自己狂放疏阔罢了。送陈粮料 万里之外的渥洼马出自天上，世间无可比拟；既然能够参与掌握大的关键，就不要施展小聪明。身居钟鼎之家虽然尊贵，安于箪食瓢饮而守道也并不贫穷。梅花的情意兼有雪的意趣，正好留住这芬芳的春天。题费肃校书遗事 若想知道隐居的人是谁，就是当年的费懿恭。他推辞金马门的征召，径直回去，卧居锡山峰下。两次诏书征召，他始终不起；长久以来只随身带着一只瓢。儿孙全都考中进士，不要砍伐旧日栽下的松树。送邓谏从制干 援引荐举也没有力量，声名只不过徒然流传。最终带着太平之策，重新登上蜀江的船。船帆的颜色挂在晓月之下，橹声穿过傍晚的烟霭。面对无尽的沧波兴致不尽，便在浣花溪边收拾心情。题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的《家传》能掷卦而显灵，秋日清朗时演唱渔歌，春天将近便撰写《牛经》。关闭的店肆外花竹秀美，整齐地排在门前；柑橘飘香，令人怜爱。喜欢功名的人徒然求取虚名，正如岘山上的铭文。我屡次生病，穆卜山人却只欺骗我而不肯相见。他常说有千日的厄运，却不许我有一朝安宁。地上庸医到处都是，天边凶恶的星曜聚集。归根复命，本来就是如此；我反而笑自己为何还觉得困难。致政通直钱公挽歌词 梅花垄上萧瑟冷落，往日的豪华再也回不来了。好儿子应当有万石之禄，宽广的房屋还剩千间；都留给嗜好诗书的人，不要让纨绔子弟攀附。传家之业从老先生开始，留下文字记载池山。亡友项子谦兄挽歌词 从前探望您生病，我乘小车带着酒壶。您心思清醒，欣赏文章字句；说话艰涩，困顿得几乎失声。想到您真令人垂泪，徒然失去了壮大的志向。如今只应看着幼子，空着手去捉兔子。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去世，因为山宅需要出售，迁葬之后却一直未能安葬。到后来五月，才终于能够下葬。二首〔后一首为七言律诗，附后〕 可怕的是阴阳之气恶劣，又惊叹日月催迫。最终只得埋藏玉璧般的贤者离去，不能留下坐禅。雨水洗净了一只箪笥，风吹动千株橘树，令人愁苦。门前系船的木桩还在，宿鸟徒然啁啾。可叹我和您一生都同样淡泊，如今一生一死，又同样凄凉。经纶世务的事业流传后世，直到如今，这位老人还带病践行。自当把断弦挂在墙上，另奏一曲拂向高天；乘着新船渡过野外的水面。暮春还没有能同浴沂风雩的朋友，姑且携带遗编住在坟墓旁。西山 正对着吴桥港，西山的第一户人家。凡是有林子的地方都是橘树，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开着荷花。竹林下晴日垂钓，松树间雨中试茶。再远望东边挂起的彩霞，空濛的翠色与朝霞交杂。看柑 幽深曲折的小路随着池塘弯曲，酸甜滋味都在橘子之中。令人欣喜的是黄色已经有了一半，沿着树一株株看去无穷无尽。习惯了品尝，便成了真实的性情；悲歌之中记下乡土风俗。惭愧不是美人所赠，任凭村童随意采摘。赠杜幼高 杜家五兄弟，在词林中都名列前茅。取法古代乐府，接续后世《春秋》。奇崛的才华有谁欣赏？羁旅寄居只能徒然忧愁。故园如同镜面般的水，日日环抱着村庄流淌。待制汤公挽词 用缫丝的席藉可知是美玉，用粗淡的齑盐可见是大儒。单传的学问本应位居宰相，稍退一步也只是尚书。蛀蚀的书简与您一同归去，遗下的簪子任凭尘翳遮蔽。西风吹来，溪雨上涨，泪水沾湿了送葬的草束。吴参议挽歌词 一生奔波，尝试百般技巧，最终仍栖身于一丘。到了死期，甘愿接受恸哭；面对时事，却忧愁不胜。贫穷只留下藏书，皇恩将用别业来酬答。看您用心如此决绝，身后一定留下美名。冲佑大夫鲍公挽词 那位幽居的人如今在哪里？高阁紧锁着重重关门。梅花凋冷，映着桥边月；菊花残败，隔着篱笆对着山。可怜这清幽绝美之地，我长久回忆与您谈笑的时光。寂寞的私盐港上，渔夫和樵夫仍自行往来。雪后思远楼晓望 腊月将尽，冰霜刚刚凝结，风吹花落，江面仿佛将要平展。赶紧登高欣赏，已经感受到岁末的情怀。不要同鬓发争着变白，试着让自身与雪一样清白。楼头连接着远处的山峰，历历分明。宿觉庵 宿觉的名声虽已衰谢，残存的山景如今还在。暂且打开云外的居所，雨中也不关闭门户。麦子成熟了，僧人却常常挨饿；茶叶枯了，客人只能徒然吞咽。荒凉自有荒凉的趣味，衰病之身又能向谁诉说？赠胜上人 近来能够吟诗的人，都称说胜师的诗语。他兼有年轻人的生气和老诗人的笔力，体格沉厚而带着幽雅姿态。遣走腊月的千枝寒冰，勾引春天的一丝柳色。方山最高处，不料竟然来到您的茅屋。朱文昭母杨氏挽词 文昭有一位贤母，直到白头仍教导子弟学习文章。她的义行可与三迁相并，严峻的著述写成百卷，流传古今，归藏石室。用文字删削记录萱堂之德，鹿驯乌顺，墓地周围的宰树森然苍翠。冲佑安抚郎中张公挽词 谁来怜惜张太守？他思念职守，更忧虑边疆。濠水流过中间，月光照到群山尽头。天上的神人与世间人也许都迷失于往事，只有我独自搜集您的遗编。在茫茫天地之间，冥冥之中想起您，令人慨然。县尉林公挽词 遗憾的是取得一官太晚，公的才能尚未施展；徒然传下苦读的名声，留给后生夸说。您的儿子中有三位俊才，成名于王、林两家。终当以贵重的遗骨相酬答，野外燃烧烽火报告宣麻拜官。陈侍郎挽词 生死悲欢，长久叹息，只能寄托在短短的吟咏中。北门清晨喜鹊飞来，西郊傍晚乌鸦寻觅。三品官的名位尊重，千年坟墓的颜色深沉。广东正令人思念，泪水激起海潮般的声响。太令人胡氏挽词 《溪西志》已经刻成，潸然落泪，泪水沾满衣襟。轲的丧事嫌办得太迟，奢侈地参照奉养的礼制。先前在甫里，送行时系着锦缆；在馆头，迎接时乘着布车。曾想题写在枫叶上，却连虫篆鸟书也写不成。题张提举园

译竹林之外万朵云气聚合，荷叶中心飞来一只雁。若没有歌舞喧闹，恐怕连鬼神也会猜疑。野岸广大，难以全部锄治；幽深的根株却容易栽培。前山尚未放入园中，漂亮的楼阁还应向南开设。送谢希孟 白了头还奔走于幕府，早已辜负了平生志愿。鹏鸟尚未放开翅膀，骏马还须收束行程。驿站的梅花催促着冻结的花蕊，船舵上的雨声送来春天的声息。替我告诉常平使，敞开胸怀等待子荆。送周子静 地势幽深，湘水洲渚上浪涛连天，远处是桂阳城故里。楸花为诸生送别，柳絮迎接一夔。开创功业留待后人，行走之士自当调创新律；而我已衰老，只能闭守旧日声调。林处士挽词 尚平接待马弟的往事，仿佛还能记得：前身如同海阔时本来随浪而行，山高处另自领受春光。难以招魂于古渡之外，只能徒然老死在夕阳水滨。顺从本性便无所谓生灭，您应当已经领悟真正的因缘。钱知县挽词 送您三次出任县邑长官，十年来感叹往来不绝。谁说债务难以偿清？它不会随着命运一同往返。像卓茂、鲁恭那样终究留下爱民之情，像龚遂、黄霸那样，哪里会埋没您的才干？暮云含愁，天色将晚；雪花飘落，又增添哀伤。送潘景参 我早已知道，潘县令曾经荐举祢衡；只是自己惭愧才力浅薄，凭什么来帮助您的声名？松柏并非没有年岁，盐梅终究会调成羹汤。又在沙岸边分别，举杯等待潮水上涨。赠徐灵渊 欧阳询、虞世南，加上褚遂良、薛稷，他们的时代已远，遗迹也化为尘土。今天观看您的书法，仿佛亲眼见到古人。笔法尽归于严整的法度，同时富有活泼的精神。碑版荒唐已久，应当很快传遍四邻。戴肖望挽词二首 巍峨如萧太傅，正直如郑尚书。可惜流光已晚，反而没有紧急诏书来任用您。交情如梅蕊般凋尽，哀意使柳芽也显得稀疏。只有安江水满，长久映照着空寂的夜月。年老而失去平生好友，悲伤地寻找，连道路也转得令人迷惘。水草丰美之处应当返回，钓鱼的田地瘦瘠，正适合归去耕犁。草木与大地一片萧瑟，云气低垂，天空惨淡。再也没有机会同您商量，短暂的白日送走了寒夜的鸡鸣。徐灵渊挽词 自己选择营造西南住宅，才开始听闻幽居的乐趣。山多，足以供人游赏；树木映照门户，流水展现在卷帘前。荷花靠近棋局，常常以棋赌胜；邻人送来草束和酒，屡屡高歌。谁说这种快乐必须藏起来？它却像流梭一样被抛掷而逝。包颙叟挽词二首 江上风沙漫天，住宅处在盐碱地上。放眼望去，村落被茂密的竹子遮住小路，高大的兰草早已映着门庭。谈笑之间显出磊落气概，才力难道不能腾跃施展？如今还有谁知道您的心事？沧波上雾雨昏暗。培养志向的几个儿子，专心研习经书，熬过漫漫长夜。虽说绿色官服容易得到，更觉得彩衣娱亲难以再有。客人散去，棋盒关闭；庭院空虚，酒瓮已经干了。没有话语可以慰藉孤苦，只能拿这些去询问漫漫长天。林敬之挽词 新河市人群杂沓，处士的居室却清贫寒酸。甘愿推辞鲁穆公的馈赠，独自研读《孟轲书》。篱笆坏了，任由孩子修补；禾苗荒废，交给客人锄理。永嘉新近已有志书，不要让您的姓名被疏忽遗忘。王运使挽词 从前铁骑越过边塞，三边各自承受军队压力。众人都传说您善于守御，能够保卫国家西部边陲。卿的品秩虽早已蒙恩，郎官的班次却迟迟没有诏命。应当把尚未尽数赏赐的功劳折算下来，刻在丰碑上。薛子舒被罢官后，长久没有授予新的官职。直到端明获准辞谢，才改任承务郎。男子的出仕或退隐，处境自有求取的困难；问天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阻隔。贾谊的学问突然中断，经过马周那样的年岁，希望改任京官。以后常常趋行到黼扆之前，若能实现太平便好了；另造一只会昌船。赠吕县丞 自从得到长官赏识以后，县邑之人的诗作也转为工巧。批阅文书，月月都屡次满额；寻求荐举，年年却总是落空。柳色已经像蓝草一样青，碧桃本来就胜过锦缎般的红色。最终归返剡溪之上，举桨辞谢东风。詹鲁山解元以寿母求诗 九十岁的人很少还能追欢。即使把钱袋里的金子全拿出来，也还嫌儿子舞得笨拙。不怕酒宴进行得深沉，寄来腌鱼也不忘留下训诫；摆设鸡肉先赏识其声誉。系船时已是橘花将晚，雾雨喷洒在面前的树林。赠蔡茂材贯之子与 蔡家藏有五千卷书，收藏在石庵之中。讲诵经书的声令，几日之间飘零，随着陨落的风而去。隔着墙传来孤独的声响，穿过别井，暗泉彼此相通。怎样才能没有卦象的阻隔？将我的道义传播到东方。余知府挽诗二首 长寿是福分之首，您还兼任主持一郡政务的重任。后来才知道圣人仿佛已经到了天上，世间的才具也被磨尽。此时灵龟去了哪里？化鹤归来又在何处？亲近您的人都不遗憾，有见识的人自然兴起哀伤。可怜我怀抱空虚的心意，鬓发间增添了许多白丝。已经参加过真率集，哪里还回得到少年时代？柳絮如碎屑般飘在春前的叶间，松枝在雪后显得更加萧瑟。建炎年间已没有故老，难以谈说巡行四方的悲哀。赵知县挽词 多年住在僧舍，整日学习书法。偶然从空暇中听见割鸡的笑语，却不见您像王乔化鳧那样留下来。瘴气笼罩的月亮清晨又落下，蛮地的云气寒冷而未散。西华山夜里下过雨，洗净了您一生的愁苦。赵清叔挽词 从前我和您一同执笔研墨，知道您兄弟都很贤良。家门曾邀请百位客人，醉后的行囊却忌讳只有一金。忽然之间生命已接近钟声，长久悲叹，磬声也显得昏暗。多年之后，赵家府第衰落，只剩下惠王的后孙。赠听声欧阳承务 您无意评判人的好坏，却有方法验证人的荣辱兴衰。举世的声誉一有震动，浮生的骨骼便仿佛随之而来。弹指声轻，便知是福地；咳嗽声微小，也应合于灵台。您笑我年老还能如何，我这副身躯不过是一堆死灰。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风雨之中自在往来，衙署所在的地方排着印书的书箧。新装饰的车子分行而过，道路宽阔；宝瑟声中听歌频频。灯市的晓光侵入月色，花田在傍晚占尽春意。经过张翰的旧宅，才相信世上确有闲人。赵尚书挽诗二首 才干事业正逢其时，偶然声名显著，又受到新宠；文昌之位却留不住您。大尹政务通达，神明之力也足以使战争和解。请不要因相国嗔怒而受到牵连。春花插在秋日的鬓发上，还能得到自由之身。江北江南，曲声吟唱着高许，两地和谐相迎。黄篾船行在浪中，令人失笑；白蘋随风摇荡，年老多病仍贪恋活着。漂泊零落，各自坠入空虚；长久怀念洞庭的橘子。买下住宅，靠近墙的东边。周宗夷东山堂 城郭山峰像屏障一样高标，极目所见，谁家能独有这样的景致？山势偏偏更爱东边山坳，只对着这座厅堂闲适。飞动的山石压低屋檐，流莺停留，拂过栏杆；仙关仿佛锁住琼海，幽梦有时还会攀登而上。丘安人挽诗 左司留下的事迹，远远承接妇人的古风。保存的产业扩大，增添了新住宅；许多儒者从旧门第中兴起。真亭留下长寿的身影，云气景物护卫着山野。我要攀援车驾前去，却因衰老残病和故园阻隔而不能成行。题郭希吕刘咏道游雁荡诗后 隐士刘君甘愿隐沦，老者郭君也脱离群体，各自锁住鱼亭中的月色，共同穿行于雁荡山的云间。群峰排列，造就龙的形质；悬瀑飞迸，形成帘幕般的水纹。百般奇异怪景，都从您的诗句中一一分辨出来。送戴宣子 我爱那千竿翠竹，垂下的浓荫仿佛古城。兄弟都挺拔站立，文章声名各自显著。手捧粟米奉养亲人，年岁已晚；举家漂泊越过江海，风浪轻缓。希望您早日得志，还来伴随这位竹君子保持清幽。题仰孝廉事实后 孝子的事迹流传已久，名声确实能通达万物、感动神灵。当年老虎失去了凶猛，如今竹子又恢复青翠。坟墓耕垦，连豆苗也没有留下；庭院荒芜，只枕着旧日厅堂。幸存的只有古代题写的志文，珍爱它胜过经书。赠卢次夔 家住东郊，深深懂得诗人的心意。谁能同您在冰梭之间寻访？道路如锦，琴弦玉轸；断裂的文琴，城中漏声彻夜增添滴答。窗上的花影白日里渐渐减少。新凉时写下白头之句，清冷得让人费力悲吟。送赵几道邵武司户 秋水上涨而没有险滩，官署中也有清雅诗句。杨柳将要落尽，菊花愁苦地晚开。书读得多，前人有益的智慧便会增加；文章古雅，后世自然会留下声名。功夫达到广博深厚之处，上天会让勤苦获得成就。常德郎中林公挽词

译身佩玉饰，声名远播；怀抱沉沙之志，兴寄深远。可惜没有长绳可以系住夕阳，最终还是让它沉落。兰省徒然频频征召，桃源之地再也无法寻访。虽然悲伤于有人从北方诋毁，也难以减损这块南方美玉的价值。赠郑秀才 文章写得苦涩，意思尤其恳切；神色低沉，声音转为低微，仿佛三生都停留在浅土之中。一杯酒阻隔了深切归思，文艺园地中的笔锋横扫侯门；挥动麈尾，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只有素车来回聚集，红色旌旗飞舞。赠给李秀才顺之 水势暴涨，争夺着茅竹；平稳的水流要靠斗门调节。插秧的禾苗还要留水，于是收缩木板来保护河道。源士李氏从前陈述义理，难道守令就能不听他的言论吗？应当让他死后享受庙食，禾谷成熟时用鸡和猪祭赛他。送侯居父 古宅中竹影浓密，夜晚书读残了，灯焰也稀微。我深知清静之人的趣味，因而更加觉得做官的心情淡薄。别殿的行程催促着，甲兵停息，工役闲坐而掩上门扉。在御前清近重要的地方，又能重新得到荐举，进入皇宫。赠给外甥高竹有 娶了女儿，她已经成了客居之人；参见老翁之后，又要分别，各自同行。打开小书卷来阅读，短灯架上的灯光照着野外，清晨迷蒙的树影；天上的星象在夜里照耀城池。你须把远游途中所作的诗篇题写寄来，让老夫评阅。赠给夏肯甫 我早已熟悉贤尊，常常把远方来访作为期待。忽然传来千古长存的消息，却徒然抱着一生的疑问。遗憾菊花为何来得这样迟，忧愁梅花离去又如此晚。应当留下来唤醒春日蛰伏的生机，可惜诗句落笔，仍不免悲伤。赵知府母齐安郡太夫人挽诗 生死之间已经没有遗憾，杭州人也不要倾泪悲哭。只留下无穷的德泽，常常牵动故乡人的感情。霜气清净，水势才开始下降；风势高远，山色转为清明。闲来想到与您的儿子，曾在幕府中再次结盟共事。沈氏书堂 它应当可以和石渠阁相并，又令人怀疑金匮之书是否还在。晒书时天象逼近，洗涤砚台时仿佛海光翻腾。我年老将要停笔，读到您的才华，仍要细细评论，然而说到底似乎一个字也没有说到。大道最终还是归于根本。薛子舒墓 心中郁郁不乐，走在西门路上；樵夫的歌声占满晚云。磷火迷蒙，照着王弼的旧宅；蒿草丛生，长满孟郊的坟墓。稍有疾病便怜惜庸医误诊，题写书信又与父亲分隔；又说要重新执笔，也想让我的见闻流传。项君先前有一座名为“幽兴堂”的堂屋，他的儿子项木便以此为名建造庵舍。平生所经历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身后又有谁知道呢？魂魄安静，云气稀疏，出神远游，月亮也随之移动。春茶展开翠绿色的旗芽，霜后的荔枝像锦绣的帷幔低垂。还想增添幽静的兴味，只需消受几枝桂花。施翔公掌教长沙 蓍草和龟甲，是羲皇以前便能预知的东西；箫韶，是舜帝以后流传的乐音。追回贾谊被贬谪的旧事，唤起屈原沉入湘水的悲哀。水汀上的烟霭空阔，梅花署中积雪深厚。我所走过的旧迹已经久远，因你而作这一声低吟。送刘几道任惠安尉 你年轻时曾经苦守节操，跟随我来到北城角落。丽日光明，文苑中群星繁盛；礼让如北斗魁星渐渐低垂，绿色绶带也在暮色中缓缓飘动。白发催促着岁月更替，不要像仙人一样远游而去，待在鲸波之间奏凯归来。送陈约甫任永丰知县 四十岁还没有入朝，行迹中三次系带任县令；文章反复知晓，儿女已长成，医术也老练，醒悟到自身曾经赏菊。趁着出行时景色正好，梅花催促着到达的日期；香气又令人欣喜，肺气减少了中焦的热，转而成为清凉。王秘监夫人挽诗 还很怀念朝廷除去丧服的日子，忽然惊闻夜里撤下灵帷。自己尚可跟随儿子居住，又何必随丈夫归去？墓道旁新藤抽芽，重重轿舆停宿，菵草排列其间。如今世交之家已经全无，老泪随着风挥洒。奉送周知录木叔；秘监是他的舅父 谢傅令人惆怅，羊甥却何其遥远；羊甥实在值得嘉许。帝乡之中，沉埋的遗迹显现在囹圄门户；众多囚徒夸说冷落的钓客，星光映雪，树林稀疏之处有隐士。花朵衰残，年华令人害怕；临到分手时，闲闲地在岸头沙地上发出感慨。叶路分居思堂二首 叶媪开办了新的学校，与同道之人一起吃野菜；讲明经义，传授一经，彼此考究古事，以三余自勉。苔色使青色简册显得迷蒙，虫蛀的纹理侵蚀了白色书卷。您若能修葺这处遗址，堂屋将胜过当初。苦苦谈说诸梁之后，簪缨之家远孙繁多；白袍虽屡次考中，黄榜却始终没有沾恩。淡淡地磨着冰砚，萧条地倚着帐门。可叹我忝居宗族末支，老病之身实在不堪再谈。叶文翁再次被荐举，却没有考中进士；他驻兵永嘉，空闲时一定跟随我游访。他博闻强识，善于议论，却恭谨温和，在众人中没有一点寒士以外的表现。当初，卫国夫人黄氏是您的五世祖妣，也是丞相颙的高祖母。她年轻时守寡，兴建义学来教育后进。丞相显贵以后，便把这些作为报答夫人的事情。您因义学的旧址，建造居思堂，请我为它作赋。嘉定十四年六月。王通判挽诗 祖先的德行和风范，近来的诗流传着句法；超然已治理过许多山邑，恰好却很少有省郎来招待旅馆中的人。自身俱已寂然，传家的道统还没有消失；长令汉代杨震的名声，随着左原的标志流传下去。林签判挽诗 治理县邑有什么好处？有利于百姓，反而损害自身。怕再回望湘水中的月色，惊惧于失去象台的春天。坟上的草已经一片碧绿，园中的花徒然又开得新鲜。更嫌黄莺自言自语，幽深的愤懑实在无法尽述。送张知录 门第出自飞龙之后，家声传到馆阁以前。自身本可享有太常寺的科第，作客却缺少广文先生的坐毡。流落时没有先前的声誉，遭逢时却有宿世的缘分。炎洲的道路不知有多远，只能徒然数着远去鸿雁的行边。《水心集》卷八，宋叶适撰 七言律诗 送郑景望二首 两地的旌旗在一个闰月中相接，十年间主管牧守，终于位居九卿而显贵。安车遍行东南，以奉养老母；还将用当地遗风陶成雅颂，以歌咏功德。爱护自己的身体如同珍宝美玉，调节节令，戒备螟螽之害。遥想您独自登上千山道路，处处梅花随着暖风开放。江左的诸位贤者都已凋零，近来已经没有真正知晓您名声的人。愿您的年德超过前辈，救世的功勋不要落后于时势。国家看重四维，贤人建立其纲纪；上天使天下重新统一，道义成为藩篱。经纬天下、安康济世，哪里曾有尽头？自古忠臣都不会远离时局。曾晦之挽词 在交游最盛的时候，却失去了良马；在笔砚困顿之时，仍系着碧蓝色的衣带。骏马老了，尚且能够舒展雄骏的才华；灵龟潜藏，终究不羡慕芳美甘甜之物。寿命超过八十岁，人人羡慕；恩泽留在乡里，件件都被谈说。平生无限的心意被埋没，深夜里溪南传来樵夫的歌唱。次韵喻叔寄来的九日诗 环绕湖面的秋色茫茫远去，高塔立在峰顶，显出自强的气势。于是登上高峻的山岭，俯览吴越；逆溯开辟以来的历史，数到羲皇。暖风吹动帽子，严公的聚会仍在；早来的闰月花朵牵绊着客人的酒杯。闲来无事的陶潜玩味幽独，真可怜车马纷纷，不知与谁一同忙碌。中洲处士折来梅花，又附上新作相赠；我率意写下鄙陋的诗句答谢。中洲的洲中，十株梅树盘曲着枝干贴近地面，照映着蒿草。它们并非没有主人，只是谁来相伴呢？自己不肯冒着严寒，却要早早开放。午间的蝴蝶只随着游子的心意，傍晚的胡笳难以写出隐逸之士的悲哀。幽深的情怀寂寂无声，苍天也应该发笑。把梅花插向归去的船帆，雪已经覆盖了桅杆。送刘德修，当时在京口 秋风日日吹来，江水倒流；我在江边与你执手，情意绵长。两座山仿佛只想横在中间停住，一叶船也应该退回来。告诉蛟龙收敛豪怒，也让鸥鹭少些猜疑。吴头楚尾何时才到尽头？把前面写的诗也一并展开。送范文叔任彭州知州 您如今收拾行装归去，何等勇决！只有我独自迟疑，不能同行。江水入冬仍然浩荡，风帆迫近岁末，正应奋飞。相逢时谈论政事，确实只是徒然；静坐时发誓表明心志，却又感叹从未实现。想来您退公以后，会在夜窗下重新整理书卷，照着读书灯。送潘德久

译每每携带一根瘦竹，身形高长而隐藏；忽然牵引文藤，法令颇为严明。听说将军如郄縠一样重视文教，那么幕府中有陶潜也无妨。江面正当开阔处，水势又新涨；春天来到尽头，花朵更加增添。没有战报传来，吟咏本已很好；把白下的全部景物收入诗匣。楼参政挽词 在外任补缺的官员何其多，却只接近州郡；回到宫禁之中，反而胜过久留。晚年参与国家议论，并非没有苦乐；只是谈及时困难，还有更多忧愁。天下知心之人，自古以来就少。人间这一场梦，醒来应当休止。我感叹自己不认识鄞江的道路，只能因您将清泪寄向海流。无相寺道中 傍水的人家有十多株柳树，依山的亭子种着千株菊花。竹鸡啄食露水，正可作为幽静的伴侣；萝卜在风中晒干，等待岁末。与仆人抱着柴薪奔向绝涧，跟随僧人寻找磬声，礼拜精舍。不知道身外还有谁可以作主？更觉得求取名声的计策越来越疏远。赵路分挽词 平生具有王孙的品性，太康承继家业，孝顺友爱而且温厚善良。鸿雁高飞，天鹅远举，必须说这是命运；桂树枯死，兰花摧折，香气却不会断绝。古人失去时机，实在令人遗憾；如今却从亏损之处取得补偿。何况佳城又遇到朱公子，旌旗高张、牙旗飘扬，都归属于您的爱子。陈益谦挽词。余与益谦居处相望，从前只是雅意相互作揖罢了。益谦去世后，他的儿子写信来请求我作哀挽诗，说您父亲的才学，都是我从未了解的。我向王成叟询问，果然如此，于是作了这首诗。舍屋南面、巷子北面，水流相同；稻谷和豆类高低参差，各自谋生。没想到有许多才华，却能够转动物事；更可怜的是没有地方让人伸展头角。蛛丝垂落在书架上，诗书仿佛含怒；鹭鸟羽影映在空荡的陂塘，荷花也含愁。幸好深夜里明月照满人间，而地下的两人都幽幽长眠。寄给吕巽伯《换酒亭》琅琊的最初基址还没有筑牢，却还要倚仗虚名来使用我们这些人。既然可以把清醒以前的事情全部了结，为什么偏偏要逃到醉中去呢？艰难危急之时不肯共同承担，放纵逸乐只空传给后代称高。还有远孙留在墓旁，环绕亭子的寒叶在夜里萧萧作响。并工 一齐催促施工，要赶在春天以前完成。又恰逢春天将归，令人欣然一笑。新笋一下子便能长到数尺，晚开的花只好宽容地等到明年。回廊寂静，苔藓铺满地面；后塔阴森，仿佛造成了雨天。坐着睡去也不惊醒，回头才觉察鬓发胡须将要衰老。菊花开放，送徐灵渊 白头之后，几度重新相逢？九方在今年种下菊花。衰老多病，自己怜惜自己，又到哪里去观赏芳香？姑且向小园中夸谈议论。草木摇落而生出奇异光彩，暖热、风霜与丽色交相映照。正好可以出行吟咏，您却已经离去。把秋色另行移往何处，交给谁家呢？次韵韩仲正 塞外的门户低低地闭着，人蜷眠而害怕北风；您的诗从江东传来，把我唤醒。树林迷失已久，早已随着群鹿奔走；盘旋止息，又何曾有渐鸿那样的从容。平日里只求锥刀般微利，哪敢像楚国富人那样奢求；千年之后，铅椠之业仍忌讳孔丘的穷困。不要把新意翻作棋局，成败得失都交给国工。齐国太夫人挽词 风吹树木，秋日含悲，请求暂且安闲。寿星陨落于霄汉，不知何时再回来？儿子同房、杜甫一样处在经纶天下的地位，丈夫则在荀氏、陈氏兄弟之列。恩宠厚重，七次封赠，开拓表海；品行高尚，具备三种美德，名字刻在名山。还说这样仍不足以报答平生的养育之恩，眼看着元台在前，却遗憾无法攀登。安抚待制侍郎徐公挽词二首 玉一般的资质、金色的印章，光照海滨。养成了上天赋予的德性，远异于寻常之人。曾参、颜回的境界幽深渺远，关乎前代圣人；管仲、诸葛亮的事业粗略疏阔，只能留给后人评说。惆怅于穷途，一再遭逢癸年；叹息于厄运，又遇上寅年。送给公什么东西，才足以让您带走？只有埋在墓中的铭石，字色仍然鲜明。饮冰自守，哪里能不清醒呢？把北方看成南方，把丑陋看成美丽。制定策略必须替万世长远考虑，孤忠也要保全自身。星象的文字怎忍在生前坠落，梦中的事情反而要到死后才流传。不要指着鸣山说归路已经熟悉，年年走过青林黄叶之间。许相公挽词二首 容成堂上，光华另胜谢客；岩石前的意象幽闲。自身位至三台，还没有满年；增列九老，究竟是谁吝惜呢？高远的期望落在尘嚣之外，苦心的议论喧闹在醉梦之间。我想替公深深写下赞语，桂林中的芝树不可删削。行走在露水中徒然增多，晨色催促而来；夜间的香火烧尽，化作飞散的尘埃。松江鲙鱼虽美，又凭谁来追忆？金谷的花正浓，只是自行开放。云中的玉女想必都已经离去，雾里的仙人却又会重新回来。千年之中只有一次判决，哪里禁得住销磨？泪水遮掩寒塘，错乱迷惘地回头。送丁子齐任主簿 研习经书到六十岁，仍未被科举录取，只好自行参加南宫考试，计策又能怎样呢？来年必须奋力一战。称霸浮家，今日已经厌倦了百程奔波。预先忧愁菊蕊在路途中凋破，却又欣喜梅花在到达以后开得更多。自古功名都要及早建立自身，我却误随陶令，晚年蹉跎。丁少明挽诗 枕边清冷，面对秋山，不记得过了多少年。时时生出超逸的想象，醉眼观看长天。吟成绝妙诗句，惊动世人；散尽粗俗浮财，花钱如使鬼神。百花都有情意，风暖之后便开放；一根竹杖孤独无伴，走在明月之下。新近王子碑上的文字能够说明此事，笔意足以与这首诗一同流传。宋仲方游吴，袖中文章索诗作别 九曲弦歌传遍街巷，儒林中的声望有谁能居先？从前怜惜你年少求学，长期跟随老翁；如今欣喜你的新文章，确实证明你是贤才。删定之后、图画之前，原本都还没有成为圣人；南方的花、北方的叶，究竟谁更美呢？最终希望你猛力精进，像用一篙之力，冲过龙门的急流。毛崇夫挽词 我从前年幼时侍奉这位老翁，自甘居于穷僻之地，与古人走同一条道路，修习清白的事业，曾经先有所觉悟。官位接近青云，却始终没有通达；庭院中长出稚嫩的蝌蚪，细雨里新生；小径旁只剩衰败的柳树，旧日随风摇动。世间的荣枯都已与私情断尽，留下清白名声，这才是最大的公正。直院中书莫公去世，我前往哀悼，悲痛得不能成文，于是留下小诗，并将鲈鱼、金柑一同送到灵前作为祭奠。阁老如今已经没有在世的身影，黄麻诏书和紫诰也一同沉沦。徒然悬想东岭来时的月亮，却难以挽回西山离去后的春天。试着割取冰下鲈鱼，仍然脆薄；再次品尝野橘，依旧甘辛。最怜惜赵子与你有同心之事，彼此相看，题写封面的泪水染湿了坐席。薛君季常挽词 汨罗江徒然使《离骚经》随之陨落，伊水、洛水的源流如今更加清澈。自从分别三年便没有消息，忽然惊闻一日之间已竖起铭旌。天地还没有放任虚空毁坏，蛮触之间仍须成就事业。桂树团团围绕半丘黄土，春风还会让它为您增添荣光。题彭泽县尉厅《林壑之胜》彭泽西山的幽秘景致，陶渊明当年也不敢打开幽深的封缄。如今才从石尉兼王尉那里，把前岩直到后岩的景色洗濯显现出来。只暂且供人行走游览，难道能够终老此地、脱下朝服吗？应当回头诵读《归去来兮辞》，重新拿起农具，在家园中亲自除草。送赵提干 我和您有中外亲情，感情格外深厚；可叹我老态龙钟，志向已经摧折。哪里有平常人甘愿堕入泥滓，却不肯曲折周旋、助成风雷呢？趁着到前村以花枝买笑，柳带又在别浦牵动离情。细雨中的酒亭向东眺望之处，应当把新写的话语托潮水带回。贺县尉 端正庞厚之中仍有北方人的风度，大雅之才原本不是楚地士人所能相同。今日深入探究，必定能彻底明白；将来直上青云，必定能够摩天。离家遥远，隔在百滩之外；在我这里经过时，正是昏昏沉沉的三伏天。篱笆破了，屋舍荒废，无路可以进入；荷花在席门东边招手。送曹潜夫

译东南建置宫阙，感叹岁月已经远去。远道参见司马，到了蜀都，元帅幕府中正需要接受辟召。生羌所在的边界之上，分掌符节，闲暇时吟诵杜甫的诗千字，时时带着扬雄的酒一壶。只是我已经衰老残败，对您的前程寄望殷切；在杜鹃声中辨认归途。谢李参政因送曹泸州寄来的书简 大厦本来就需要独木支撑，李公补位正逢良时。立国千年，置身唐虞之上；一念勤劳于百姓，怀有禹、稷的思虑。遗憾过去孤陋寡闻，徒然耽误自己；何况如今一切消尽，又有谁知道呢？两只野鸭、两只大雁留下萧萧身影，孤岛亭边正被黏网捕捉。赠给李秀才肖舒 船帆来往于海中山之间，我这位自称瘦削的仙人，笑看岁月闲过。忽然遇到巡游，为防止猪突般的冲撞，也得以叨陪扈从，见到天子的容颜。寺院传来弓剑之声，隐在烟岚之外；门扉掩映着诗书，处于浪涛停泊之间。等到您的诸位孙子登上金榜，便在九重宫阙高拱双手，向尧帝般的朝班报捷。郭伯山挽词 兄弟各自用一生研习经书，百年的义塾至今还留着炊烟。讲学的灯光常常照着，白鹤窥看坐坛；杏花一半红了，猿猴挑选枝头，却还没有奏效。边疆功业将成之际，明主也为之珍惜；京城官秩未成，故人悲伤相挽。您如今已经老了，应该先得到安息；有了墓志铭，名声还会在后世流传。题王叔范《自耕园》亲自耕作，不必借助他人，谁能知道它在卢南第几街？吴地如今都说景色佳丽，浙江人自古以来就善于安排经营。花竹包围，春色留在巷中；谢绝蒲荷，直到雪满水涯。一定要想出新园的名字，往日的台馆已经半数沉埋。福国太夫人陈氏挽诗 曾经得到天子的赞语，赞美华贵的簪饰；想来是忠诚很多，所受报答也格外深厚。寂寂的孤鸾羞于照看自己的影子，辉辉的双凤却失去了梧桐树的荫蔽。冲动的心意自会与家规争竞，空寂的本性全不受世俗罗网侵扰。听说墓志铭亲自交给祝氏撰写，斜阳照着碑石，落在寒冷的树林中。送郭黄中 雁山如削成的玉石，直上青云；仙人般的同伴常来游览，使纷乱的尘俗飞散。鞋履本可停留，却无能稍作停驻；洞箫之声何其有幸，又能亲耳听闻。承受下户百姓的恩德尤其深重，以宾客礼节接待高贤，心中自然欣喜。忽然想起门西贫士之家，蛰雷环绕饭甑，黍米刚刚蒸熟。刘孺人挽诗 当年女子亲手缝制衣物，使一家人和乐；从此以后，更加雍容和睦。她的性情安于行善，品行不露痕迹；儿子自然会为她撰写铭文，笔下自有踪迹。听说湖水清澈，可以看见龙首；又疑心墓地长久被云峰遮蔽。哀伤的情感不断变化，哪里有终极？留下的恩泽凌驾云霄，绛色的光环环绕松树。张提举挽词 您的祖父亲自扶持太阳般的事业，如今孙辈承继升进，令人欣喜，仿佛又见到祖翁。清明的恩波再次流入淮河，河水充盈；信节刚刚传到岭外，声名便已远播。夏日树木层层叠叠，增添野外情趣；秋风一阵又一阵，寄托幽深情怀。多年惯唱渔家曲，今晨却难以忍听薤露之声。薛端明挽诗二首 岂只是补阙之官，名位和官职始终未能相逢；在拉衣进谏、勉强劝谏之时，上朝便有奏疏。上天向来接纳下情，殿上却没有行动，谁能独自不疑？论道究竟如何，出面传达诏令，晚年督军；颇为感叹封侯太迟。凌烟阁的画工如今寂寞，豆蔻林高，荔枝果实低垂。冰雪田野刚刚融化，宫阙旁的月亮沉落；英豪列坐四周，地炉烧得很深，争相观看麈尾频频挥动之处。朱弦之声难以奏完，余音尚未尽；怪我轻易谈论当世之事，却知道公默默领会古人的心意。空山中安稳地对着梅花住宿，却错误地到林逋墓中寻找。送林子高 我年老了还来追随，也胜过一般人。研轩的品格标志，久已化为尘土。志意先向远水，常常趋近大海；气节与修长的竹子相同，自成为坚贞的筠竹。谏苑的旧交，欣喜有了消息；漆坊的新隐居之处，却叹息没有邻居。梅花应当等到您出行时开放，野岸山房正好探访春色。塔头林君挽诗 河水环绕着水浦，曲曲折折地萦回收束；楼台稳固而更加清幽，全都仰赖好人修筑坚实的地基。任凭世俗之人追逐虚名，儿辈自当了结读书人的责任。眼泪苦涩却仍滋润着墓旁柏树的荣枯，今年田地荒芜，盼望有人周济急难。想起乡村旧事，格外牵动感情。题写刘潜夫的诗篇，并以此送他将要远行。你寄来的《南岳第三稿》，搜尽了遗落的明珠，聚尽了芬芳的花朵；几次惊得祝融峰也为之哭泣，一齐传给尉佗去夸耀。龙吟自然充满空中的声韵，凤笛全没有后来那些巧饰的杂音。庾信没有留下可比的作品，何逊也往哪里评论；你应当算得上这一行的名家。送宋知录。我和你做邻居，情谊原本没有疏远。新近在河桥送别，正值月色初明。老人轻易地作此诗，与你一别三年，勉强记住也难以忘怀。一看见余下的篇章，彼此都为你的才华增进而欣喜。局务寺丞援引同类，惋惜你将离开朝廷。只是担心你留恋衙楼，回头又厌弃回家的山路，那就不如不归。和王宗卿《白兔诗》。乌鸦带着初升的太阳照耀宽阔的津渡，白兔随着斜月映满亏缺的月轮。祥瑞登上韩愈的笔端，名声尤其厚重；欣喜催动欧阳修的吟咏，事情因而更加神妙。不要说奇异的毛色妒忌霜雪，应当知道高雅的情意正合于松柏与椿树。即使有龟年的长寿、仙鹤的高龄，仍嫌太少；把这些祝愿献给尊堂，另记一个春天。李处士挽诗。回想吟诵诗句时，曾对你的儿子说：“高宗亲自挥泪，两地的战事不要再重演。富足欢乐的百年家业，活着便共同享受荣华。多留一些萤火般的灯光照亮书案，闲时穿着蓑衣靠近钓鱼的石矶。身体里面已经没有尘世的偏僻污秽，愿在霜覆的小路、雪掩的山坞中送他归去。” 衢州杂兴二首。朱砂研磨成玉色，已经无法寻觅；暖风催促绿色的麦苗长成浓荫。走遍越山才见到平坦的原野，江上的流水没有逝去的声响。这里地势跨连京师，城邑雄壮；风俗兼有吴、楚之长，智谋深厚。诏书宽大，州人传诵，都知道有贤能的侯长。带着安抚百姓的车马来到这里。樊梅野，雪被扫成泥，桃花李花纷纷照着旧日的小路。远行的人束好书卷，驾着轻快的四马车；主人烧火煮饭，等候鸡鸣。百年的牢狱之地，长满荒草；万里之内耕田植桑，田畴相连。可笑我这个腐儒，这些又有什么用？如今只得飘转到楚江以西。送刘晋卿。草色变黄，树叶凋落，我将往哪里去？这使我感慨叹息，百病丛生。天上的骏马屡屡被劣马嘲笑，美玉徒然被璞石排斥。年轻时的壮志是要超越尘世，如今谋划事情却总落在别人后面。明堂所需的巨大栋梁，我哪里有资格担当？不如守护竹子、培植花木，甘愿隐居沉沦。七言绝句。题阎才元《喜雪堂》三首。十月从东方来，黄尘中夹着细雪，点点霜花总是不足以成景。正是使君诚意充足，带着腊月的瑞雪来到荆南。大雪平压龙山，厚达五尺；老鹰危险地坠落，哪里还有地方躲避？阴寒的威势渐渐使万物融化，春日过后泥土柔软。麦浪连接着天空，燕子正在飞翔。屋檐角低垂而卑下，稍稍倚着栏杆；纷纷的霏雪只适合面对高寒景色。将来若能理解这座名堂的意义，就不会把它看作销金暖帐那样的享乐之所。除夕、元旦接连登上烟霏楼二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山岩峰峦宽展，远离灵虬寺；水边竹林低低横斜，处在处士的园中。这是蕲州无与伦比的美景，也如同淛江以南的秀美山川。荷花摧残，柳树光秃，实在经受不起春色。荒凉的堤岸默默无言，只有几个人经过。假如我有才干，能够迅速改变这里的面貌，就应当把这片土地巧妙地恢复其天然之美。元宵节正值立春，天气晴好，于是郡中百姓长久以来不能出门的状况有所改变。三首。灯火没有光亮，已经多年如此；欢乐也少有滋味，这里是边远穷苦之地。勉强吹奏箫鼓，迎接戴乌帽的人；招引游人，来到酒席前。在茅檐下过了十个夜晚，冻云仿佛在商量，送走腊月又迎来春天；还把成捆的芦苇点燃，熏起漫天火焰，回转阳和之气，捧出太阳般的光轮。穿着艾褐色的粗绸衣，宽宽地裁剪来包裹身体；孙子带着孩子来看灯。我暂且甘愿抛开这些事，任凭他们寻找，不要互相斗弄心机，徒然猜疑。《岷江愁》二首，挽陈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译岷江的群峰仿佛彼此献酬，岷江潭头流着深青碧绿的水。不愁江水上涨催人离去，只愁人死之后，连送别山川也停止了。哪一家的两面魂幡在春波上飘扬？黑发的中郎将，本来是宰相之才；有儿有女，后代应当美好。同穴而葬、同时离世，如今又能怎么办呢？刘高士亲自画了一幅琴横放在膝前、面对云气升起的图，请我作诗。试着在山岩遮蔽、山谷环抱的时候，拨弄琴弦，调正琴轸，按住前代的琴徽。不必急着写成多情的曲子，任凭闲云自在地飘飞。水心即事六首，并感谢吴民表宣义。生姜门外的山色仿佛染成一片，山水给人以娱悦，岁月悠长。净社全城同来曲水边饮酒，法明寺全城一起烧香。我很久没有家，如今姑且归来；卖田买宅，事情处处相违。填高地基、扩宽房屋，耗费太深；柱子小、屋檐低，也实在值得厚厚责备。虽然屋东有莲花荷叶浸映，暑热烦闷时，睡梦仿佛经过一片红色的池塘。到了秋天，人意稍稍苏醒，却好像惋惜霜前花叶被风吹得零乱。拒霜花刚插下，花朵稀疏；甘菊刚移栽，日晒之下花草枯萎。如今竟成这样，还能维持多久？于是画作《会昌图》。听人唱《三更啰》：里边谈论着白、旁、单、浆、水，心村潮水退回，又流入家家门前的水浦；月亮升起，仍然照着处处门户。吴翁隐居避世，已经超过七十岁；园中的灵芝衰老荒芜，亲手拿锄头耕作。他把篇章惠赠给我，写成锦绣般的文字。西邻有了同伴，也足以相互唱和。悼念路钤舍人德久潘公的诗三首。诗人幽冥茫然地去了哪里？花鸟相互宽慰，不再忧愁。如今老一辈人物只留下很少的新话语，真想把九泉之下的韦苏州唤醒。《风》《骚》的领域，本来就难以亲近追随；世间的声誉和名望，也未必真实。越是遥远、越是疏阔，应该不在山歌水语之中，而在所记下的精神。回想当年谈论诗歌，从不自我雕琢；上承《雅》《颂》，又有谁能居先？这根琴弦究竟是为谁而断？重新抚读遗留的篇章，不禁慨然长叹。我与柯君振分别三十多年，他告诉我因父母丧事而不能安葬，请我作这首诗，也许可以使有些人对此产生哀悼。土地浅薄，难以埋藏；梦中的身体仍在。春花秋草之间，经历了多少悲苦辛酸。没有人替我买下南山脚下的土地，让月照的门户、风吹的窗棂成为好邻居。《橘枝词》三首，记述永嘉的风土。橘房中满是蜜汁，里面的金色果肉包着果皮；人家在短暂的日光中把橘子挂在稀疏的篱笆上。霜降后剪取、露水中装船运走，不唱《杨枝》，只唱《橘枝》。琥珀色、银红色的酒，朱红色的是醇酒；私自酿卖和官府出售，各自酿出春意。只需喝一盏，就能调和气息；千万不要多饮，以免自己伤害身体。穿着鹤袖、貂鞋，头巾上闪着乌色；吹箫击鼓，趁着年华游乐。向东去踏青，直到峥水以北；尽管欢乐游玩，也要早早回家。赠给某位道人。赤着脚，蓬乱着头发，住在古观旁；沉迷于人海之中，心意茫然。公卿见到他，也看不出什么奇异之处；他却还说长生不老另有方法。经过叶威仲家而没有遇见他。菊苗新近抽出，马兰丛中的柳树已经衰老；风吹花朵轻轻拂过，只听说先生已经过山而去。钓鱼丝没有主人，空系在东风中。我泛舟时，不能置办完整的船只，便创制了隆起的篷顶，又安上窗户。虽然只是划一桨匆匆而去，也要让身体舒展，面对美好的山色。新做的弯篷船窗高得像屋子，群峰呈献姿态，停留在船窗之间。锄除荒草。锄除荒草，培护贫瘠的土地；寺院东边的角落里，种出一片风光，栽植了各种花木。谁会嫉妒眼中没有世俗之物？前面的花开遍了，后面的花也开了。送给相士朱文昭；朱文昭是朱相士的族孙，得到刘碧云的相法。南荡的书林旁，长满了攀援的萝藤；碧云穿着鞋在庭院莎草上晒太阳。从今以后应当走遍湖海各地；相法即使亲自传授，也还要多看多验证。潜经阁。当年先生住在一间轩中，亲手抄录六经，自从忘言以来直到今天，遗留下来的墨迹仍像新写的一样；把它写成卷册，交付给住在楼中的第四代孙。题写《施纸被蔡宣义所藏孙太守褒谕帖》。请求孩子鼾声沉沉地睡着，使冻僵的身体得到温暖。押衙特意前来，奉上亲笔书信。孙公已经离去，蔡公也已去世；近来乡人都叹息说，后来的不如他们。刘氏女子自行发誓出家为尼；怜悯她操守的人，请帮助她完成这个愿望。汉水之上的洪波不可亲近，夔州的白发之人自嫌贫困。世间浮泛的念头像枯蜡一样，仍要把此身嫁给虚空。送蔡学正。把刚强炼尽，才达到与万物相和的境界。峥嵘的夜气，正适合澄清磨炼。好溪新近涨水，碧绿一直连到天边；临近傍晚没有风，也不起波浪。奉和般若长老。长老的诗语特别惊人，六次反复翻腾，身体仍然不动。告诉东邻家的小儿女：“涂红染绿，正没有什么能禁止春天。” 营师常常手持蜡烛替人观看并讲说气色，戏作这首绝句。天色微明，我已经出了门；掰开浮热的眼皮，看看四周的人，不如睡足之后朦胧起身，留下沉暗的光线来观看自己的本来面目。众人商议挽留李师炼丹，后来没有成功。炉火养炼了多年，水银仍未收取。病体还要在危急时寻求救治，道士另去寻找安放丹炉的地方。今夜潮水平静，暂宿在馆驿头。下仙观看梅花二首。背着人远远住在奚师坞，为什么还要追寻？特意来此又是为了什么？只愿明年这个时节，溪边老翁相互呼唤，不要彼此猜疑。沿山分布着清晰可见的五千株梅树，惭愧那位识花的人姓施；把它们说成龙形，他却全都不肯承认。昨天早晨新见到的，是水沉香般的枝条。对读《文选》和杜诗，作四首绝句。自从屈原作《离骚》，一直到杜甫作《短长吟》，千年之间有许多作者，谁能在山海般广大的诗歌天地中衡量高下深浅？实在令人疑惑：这位老人性情坦率，却无奈既评论文章，又顾及世俗人情。若与他的父亲相比，反而增添了傲慢，诸位贤者又怎能获得更高的声名？江淹的《杂体诗》含意并不浅薄，调和色彩与声音，罗列众多珍品；选出陶潜这样的前辈，又添上庾信这样的后起新人。草堂的四株松树仰视直入云空，瀼西的千种果实交相呈现青红之色。似乎应该隐约地留住在蜀道，遗憾的是还要奔波离开峡中。题学海楼。夜里诵读，完全忘了时间，枕着喧声而眠。你家江上的月色，旧楼还在。近来转而使江水朝宗，距离更近；目送风帆驶到海门。张总干挽诗。多年靠官府供给生活，身处旅途边州；当权者即使知道你，也不能自由地推荐你。荐举的文书虽已写成，人却已经寂灭；半轮斜月下，只能返回新坟。翁常之挽词。晋代的绘画、唐代的吟咏，年老之后反而更加奇特，令人叹息；辗转反侧本来只是风吹机杼，既然能够在形体中轻盈离去，为何不在梦境中轻快归来？秀美的山峰插入天下，曲折的溪流曾送我走过郴州的道路。长久迷失之后，更想扶着衰老的身体替公前往葛陂，听那化龙的的卢马嘶鸣。陈待制挽诗四首。说成成功或失败，终究都像积雪消融；寻常的好恶，任凭风吹散。齐侯自愿乘坐千辆四马车，颜子又何妨只喝一瓢水。已经报告西川失守，那边却倒过酒杯索要赌注，筹划茫然。也不知道汉水以北是否聚集了军粮，能否使江东的防保障全。往年行走和停留，偶然与他相同；放下鞭策去追逐羊群，道路却还没有通。这样空自归来，又在什么地方呢？只见一竿红日升在海门以东。世间事情从来如同半盘棋，夜里睡眠也常常不合时宜。峙岩桥边，船离开船舵，寒意侵人；水观旁边，花朵正在枝头开放。送鲍宾甫。近年来的诗友，一个个向东西各处离去；赠给你一匹骊驹，惭愧礼物不多。古柳渡头，声调即将分别；沧浪水声传来的地方，夜深时还在歌唱。请惟耿长老住持水陆院。做官的人不管僧人的闲事，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我都没有真正亲近。姑且顺其因缘吧，耿长老这次住持寺院，也只是任由自身安排。读叶子元的诗，题写在诗后。心境闲适，却误把它比作飘转的游丝；境界优美，反而徒然怀疑是浑浊的火焰在流动。我也不如你早早觉悟，醉中吟咏，全都收摄在诗句之中。送别李毅高宣教。

译实在可叹，女娲的六代后裔，竟凭豪迈武勇压过众位兄弟。黄金散尽，身体如同寄居；闲来只管春风吹过白下门。送黄岩二位陈秀才。一双未经雕琢的玉石，禀承天然的和润，远远前往东州接受琢磨。等到再也没有瑕痕，刻削相貌也不要多说；实际功用不必太多。修建会昌桥。十里苍浪，隔着绝岸遥遥相望。幽居之人行走的地方，有谁来招呼？幸好没有车马妨碍往来；买下寒蔬，随意挑取。蔡艮甫《观颐堂》。（“观颐”有两层含义：士人处境困穷、身居下位，安守本分而满足于分内，不希求非分的获得；收敛自身、退守本位，不顾借助他人而得到的荣华，这就是所谓观察自己的修养。蔡君近于此道。） 花卉不多，但春天长在；田园虽然粗疏，却年年自然丰收。试问灵龟千岁的秘诀，这其中的滋味又允许谁来共同体会？章仙姑。以柏树之水作为粮食，自我疗治饥饿；春江绵延千里，正曲折流淌。应当知道偃鼠安居休息的地方，并不在神龙即将出蛰腾起的时候。小令送陈粹甫知录。水荡中的小船轻快，指向沙洲之外；溪边檐卜花正催促着开放。借南风之力，便能迎接亲人；还没有离开家，就已经到家了。送孙子渊任潭州司理。我住在潇湘，这里的狱讼自然清简。囚犯的衣衫被虫蛀蚀，任雨水飘零。如今三院更加幽静寂寥，我闭门校勘书籍，花朵开满厅堂。郭县令因为郑全真去世，买田来供养他的后代。郑先生活着时常常没有饭吃，死后又处于困苦之中，这难道还不知道吗？郭象有缘得到上天安排，新的租谷充足，连石碓也不再诉说饥饿。赠给通川诗僧肇书记。大海辽阔，淮水深远，万里相通。吟诗的情怀浩荡，随着春风而行。回头寻找斗水大小的龙湫来居住，裁剪云烟景物，字字都精工。赠瑞鹿莹老，为铸钟化缘。寺寺屋檐下有花，院院都传来钟声。谁肯顾念这座山中的寺院？等着看那幽深美好的廊阴里，僧人拢起衣袖，稀疏地敲击钟槌，回应远方传来的风声。寄题叶路分的与君楼。如今如果肯接受征召，总要把三座山峰求来赠给你。这是宋太宗赐给陈希夷的诗。二首。封侯没有先例，只能求取名山；只允许幽居之人独自占有闲适。假如当时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山林泉石本来就应当处在城市朝廷之间。正南方高耸着三座奇峰，东西两侧又安置在紫翠山色之中；四面栏杆近在眼前，正好观看烟雨笼罩、空濛淡远的景色。寄题骆子高解元的蜗室。须知，蛙的两角奋怒而上升，便如同彩凤在千寻高空鸣叫。沧海总会知道伸缩进退之处，你看那黄潦之水，正任意漫溢而盈亏。挽薛严州。瘴气笼罩的雨、蛮地弥漫的烟，全都扫荡清除了。钓台的道路已经修通，洁净得没有藤蔓。可怜他独自站在沧江之上，却不许朱轓车再登临一次。送胡彦思。秋天干旱又连着春旱，处处祈求那微茫的雨意。想要下雨却又仍然不下，你这次出行恰好赶上这样的时节；若不能降雨成为甘霖，就不肯回来。赠给蒋知县二首。安稳地系好芒鞋，全家出行。何曾派遣差吏到前面迎接？存斋极力询问，情意深厚。仅凭这一点便能使人长存，不需要借助名声。纸张昂贵，应该夸赞他作赋奇妙；即使没有牛，也还要吟咏《周诗》。况且长官自身清白如水，把这些话告诉百姓，让大家共同舒展眉头。赠孙十五道人。将军桥畔，是女仙的家；年年同钟馗宴饮，和花一起想要超脱尘世。人没有奇妙的诀法，只能长久睡到白日，住在屋檐边。送王宗卿二首。米多糠少，这是丰收的可贺之兆；莲花并蒂开放，麦子长出五茎。另有到家时呈现祥瑞的地方：篱笆边黄菊环绕，向人明亮地开放。久违了“曾闵膝前”的亲近，却辛劳地换来“龚黄”意外的褒奖。只要双亲的年寿多过百岁，人间的一品高官也算不得高贵。题方武成诗卷二首。听说莆中方武成，年登二十，便已经长吟“鬼神送与天成”这样的句子；不要说他思虑太多，简直是呕出了心血。自古诗人所达到的高远境界，看你举步前行，已经超过前面的山峰。姑且呼唤贾岛来同列诗社，不要让陶潜成为另一宗派。送惠县丞归阳义二首。两道山岭描成翠色的骨堆，一条溪川如彩画般曲折绣绕。三年尘土之中无人知晓，山水徒然空闲，只好把你呼唤回来。我住在水心南岸的村中，平常的风景，本来不值得谈论；仿佛住在天地之间，草因陶醉而醉，花使人迷恋，共同记住这些景物。送吕子阳二绝。七座山峰斜斜转折，北斗星光清寒；千仞高山飞来，雁影显得宽阔。只怕被你把景色题写殆尽，后来再来的人便无风景可看。见到好花便搬来买下，自惭家贫；空有许多杂花，还未得到春天的许可。江边放眼望去，无数橘树半黄半绿，惹恼了诗人。徐师垕《广行家集》，定价三百。徐照，字名齐，像贾浪仙一样，诗篇不多，也少有人看。爱惜钱财又嫌价贵，迟迟不肯催促购买；忽然传到鸡林，价格就要加倍，反而难以得到。薛景石兄弟向徐道晖请教诗歌，请我以财物作抵押，借子钱给他们。弹丸本来就是吟诗时所用之物，珠玉流转、钱财流通，道理自然相通。认得徐家写生活的句子，近来却典当栏杆，讳言诗才穷尽。渡浙江。晚霞消尽，月亮像弯钩。万顷水面没有风，只有一条江水漂浮。最怕船夫用力深深击桨，反而使江心激起回旋的水流。游衢州府园。破疑庵里有押衙石，尘外堂中存着急就章；仍有春风替它轻轻拂拭，看人们的歌舞直到夕阳残照。再过云庵。寥落的夜角声，难以禁受这漫长的夜；山鸡滑滑的鸣声，只记得昏暗中的风景，不随人一同老去。苍松默默无言，面对修长的竹子。依王道夫舟中诗韵三首。鸲鹆收起鸣声，躲避鷅鹠；农家已经从蚕桑和麦收中知道秋天将至。西湖的风物无人同我共赏，只有不时跃起的鱼跳入驶过的船中。收起弓来，听着音乐，心肝仿佛都被拔出；谈论剑术功劳时，眼眶欲裂，豪气震鸣；飞鸟都听不见，鹰隼在千仞高空远远搏击，风势使它顿时飞得更高。过去诵读《凯歌》，追寻《小雅》的遗意；近来又看见羽檄经过西京。中兴事业中的文章，还须依靠诸位；容许我在春山中带着牛犊耕田。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诗三首。滚滚红尘，使我在五月滞留；来时落叶飘零，已经不胜秋意。如今春意竟浓到如此，万里沧浪之上，又有一叶舟。鱼龙远远躲避，水光浮动；草木奋力生长，山意豪迈。我独自站在和风中，清醒着消解隔夜的酒；晚云全部收尽，月痕高悬。潘君狂放得厉害，诗歌能够写出古人的气象；子文的品格高出世俗。不要惊讶他到哪里去求得二顷田地，他向来打算到三月便决定归去耕田。《水心集》卷九，宋叶适撰。记。白石净慧院经藏记。

译乐清县东面是雁荡山，西面是白石山。乘船向上游行去，水陆之间可见巨石高踞崖头，气势十分壮伟。离这里还有几十里，外围险峻绝壁之中又有奇异景致。山麓平漫开阔，深泉流布，香草大树很多，陆地上的景色尤其美丽。居住在那里的是黄、钱两家，世代不贫，以文章义理自我砥砺，成为秀异之士。北山有一所小学舍，也是我年轻时讲习的地方。我常常沿着溪流上下游走，读书以忘却日月；间或跟随黄氏父子捕鱼垂钓。岛屿错落萦回，可以游玩的有十多处。有位杨翁，善于种花，我有时来观赏他的花，他总是非常高兴，热情邀请，从不厌倦。间或又游览他们所说的净慧院。院僧择饶、义充、从岳、文捷都善于诗歌义理，都是黄氏子弟，终身没有出过院门。从岳又把哥哥的儿子仲参收为自己的儿子。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见到他能够在山谷之间坦然自得，没有一次不感叹当地风俗淳厚，并记下泉石的美景。后来离开那里，却一直不能忘怀。天下的风俗大概往往都可以这样；假使居上位的人知道用正道去教化它，而不以偏颇驳杂的政令扰乱它，那么按照我从古人治理天下之道中所听闻的，还有什么不能达到呢？后来仲参忽然来拜访我，叙说他来告别的缘故，原来已经过去十五六年了。我问起从前的那些人，才知道择饶、义充、从岳、文捷都已经死了；其他老人也大多不在了，杨翁也已经去世，草木凋零衰败，再也认不出来。于是我们相对悲伤了很久。我问起寺院的兴废，他说：“门、廊、殿堂、库房和浴室等房屋，过去毁坏残缺的，如今大致已经具备。唯独转经藏的屋宇宏大华丽，佛像设置精严，几乎成为全院最好的建筑；这是今天新建的，过去并没有。于是仲参请求说：这座经藏，是先人在临死前嘱咐我停止学业来建造的。我虽然不敢把这份劳苦归于己有，却也不敢废弃先人的遗命；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您过去游览、今天又详细询问的地方，何不替我写篇记呢？”我既嘉许他完成先人遗志的孝心，又看重他重申旧日情谊的请求，并且正好可以借此记下我所不能忘怀的往事，所以不能推辞。我问起寺院创建和变迁的始末，他说：最初建于唐代龙纪年间，名为广教院；如今称净慧院，是大中祥符年间赐给的名称。政和年间，曾改作道士的道观，后来又恢复为寺院。恢复之后，睦州盗贼兴起，寺院在宣和三年被焚毁。淳熙三年十一月初一，才开始建造这座经藏。淳熙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记。太原人阎公治理江陵，刚到任，便和将领属官巡视新城城墙以及攻战守御的器具，说：“美啊，这是丞相卫国赵公所建的。”赵公任荆州长官六年，不急迫地下令强行兴办工程，删减苛细事务，专心使地方无事，把保障楚地作为最紧要的事。他克服重重困难，聚集各方力量，终于建立功业，成为方镇中最值得称道的首位，铭刻史册，书法也应当记载；但赵公没有命人作记，所以一直没有记录。将怎样彰明丞相的勤劳，使荆州百姓长久怀念他呢？我实际接受了代替赵公的任命，担心他的功绩湮没，于是阎公对我说，你以谋议著名而任官，应该尽到记述的职责。起初，江陵从靖康之难中恢复，砍伐茭芦，驱逐虎豹，四次招集流民，重新建立坊市，将近五十年，渐渐恢复原貌；只是城墙日益朽败，毁坏的墙垣、坍塌的壕沟，没人修补延续，驴马车驮可以直接通过，城门关闭也没有门闩。前后任守臣都因为役使民众多、费用广大，不敢动工，甚至说外城没有用，稍微修葺内城就可以了。人们如果只顾自己的居处而不自我防备，必将成为朝廷的忧患。朝廷命都副统制总领钱粮，讨论修筑城池的办法，却不许安抚使参与商议，事情长久不能决定。赵公听说后叹道：“郡守号称专掌一城，近来的制度又规定由他督促修城；如今要修江陵城，帅守却不得参与，这不合制度本意。” 于是赵公详细写成奏章，并联合其他官署坚决请求，诏令准许。拨给钱二十五万贯、米四万石，全部由中等以下的劳役承担，以江陵、鄂州驻扎的士兵为主，再由郡府的义勇协助。赵公每天拄杖穿鞋出现在城上，以此鼓励慰劳他们。工程始于淳熙十二年九月，完成于十三年七月，修成砖城二十一里，建造楼橹、战棚等房屋一千零三间，疏浚护城河，环绕修筑通道，凡是防御所需的器械都具备了。此后江陵百姓可以改建房门、增扩住宅，早睡晚起，四方来的人看见高厚的城墙和高大的城垛，巍然屹立在长川、大泽、广野之间，绕城奔驰，登楼远望，知道它横跨长江、向北连接襄阳和沔阳，无不感慨地希望凭借国家威势壮大军队守备。天子升迁赵公为金紫光禄大夫，以此宠信褒奖他。孟子论述高城深池的好处，认为不如人心和睦；然而先修治城郭，本来就是诸侯、郡守的常规政务。后来官吏怠慢因循，以为庆幸，认为百姓已经和睦，可以坐镇地方，何必耗尽财力、劳烦民众，去翻新无用的城垒？等到突发变故，仓促之间，即使有尧舜那样的百姓，也不能凭此自保；这是英明君主应当鉴戒的。至尊寿皇圣帝顺应天意和时势，不轻易发动征伐；从淮南直到京城以西数千里险要有害之地，都特意派将军修筑城池，州县只负责按期供应物资而已。唯独江陵修筑较晚，而赵公曾任宰相，知道皇上的心意，因而竭力请求。那么阎公想要作记，难道只是为了彰明赵公的功绩吗？也是为了显示寿皇圣帝的谋略功业，使臣子不敢忘记。赵公名雄，曾任右丞相，离开江陵后任本乡资州的长官。阎公名苍舒，任吏部侍郎、龙图阁待制；他继赵公之后从汉中调来。绍熙元年八月二十日。汉阳军新修学记。

译古人说：“使天下同一道德，使风俗归于一致。风俗难以一致，是因为它鄙陋而又偏远。即使在道德极其完备的时代，也没有能够完全齐同的。”江汉地区混杂着蛮荆之民，从虞、夏时代起便由国家治理，只是比中原疏略。只有周朝不断增加仁义教化，使教化扩展到南方，终于能够使江沱一带陪嫁的女子不怨恨劳作，使《汉广》中女子停止游玩的思念，歌咏于《国风》正声之中，号称登上太平。然而国土分割、地域阻隔，最终没有卓然以忠诚明哲、立志守义而自成的人才。后来楚国任用本国百姓，纵横吞灭诸国，君臣暴虐欺诈的行为显现于《春秋》。又过了很久，孙卿、屈原一类人发表议论、形成风旨，成为天下人的老师。于是怒峡之巅、沔水之边，兰草芷草芳香洁净，美玉光彩照耀，楚国的文章辞藻曾经十分兴盛。楚人从前和平专一、秉持内在本性的理义，其中有合于《风》《雅》的地方，或许自己不知道那是优点；后来悲愤刻薄，雕琢外在花木般的巧饰，于是改变《风》《雅》而成为华丽淫靡，也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过失。随着习俗迁移变化，常性便爽失越离。千年以后，终究成为楚地所谓的人才。唉！周道完备时，江汉百姓虽然受到善性的感化，却未能成就人才；等到王者恩泽衰微，反而沉溺于荆楚习俗，不能振作自己，难道不可悲吗？” 如今吴越、闽、蜀之地，家家能够著书，人人知道带着书册来辅助君主、取得显贵官职，而江汉地区却很少有这样的称誉。难道是他们的本性和习俗都失掉了吗？汉阳从前是郧子的国家，追寻遗留下来的声音，可以知道这里正是《召南》《汉广》的地方。汉水南岸就是鄂州，如今是大城镇，王师驻扎之地，街市大路相通，是商贾汇聚、货物交换的地方。汉阳却只专心捕鱼、勤于耕种，不以奔走集市、追逐利益相夸耀。士大夫认为这里风俗安静质朴，往往舍弃鄂州来此居住。军学地势低洼，先前江水暴涨，南湖不能泄水，回旋积水停滞，冲毁剥蚀，地基塌坏。知军事吴兴皇甫焕把地基筑高，全部拆除旧屋，重新建造学宫。建成之后，厅堂廊庑高大，百根楹柱彼此支撑，外面环绕砖墙，红白相间，光彩鲜明。侯请我作记。此时东平人巩丰正任学官。巩君博学敏达，长于教化；皇甫侯聪明明断，长于政务。他们兴办这项工程，不只是向人显示才力所能达到的程度，还要考察古今风俗，因循乡野男子、贫家女子的常性，激发俊秀豪杰的志向，使他们的趋向归于一致，使师友关系厚实，积蓄见闻知识，扩大同类交往，极力推究先王道德的正道和文献源流的深远，最终都归于纯粹的性命之理。这样看来，他们与成周时代的士人百姓相差不远，何必一定要成为所谓楚地的人才呢？千年的习俗，本来不足以扰乱他们。至于追逐利禄的学问、枝叶性的文章、只在口耳之间传授的教导、讨好世俗以求宠幸的做法，更在孙卿、屈原之下，不能用来感到羞愧。因此作这篇记，以回答他们的请求。绍熙元年十月。觉斋记。所谓“觉”，就是道德、仁义、天命、人事的道理。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本来具备、永远存在的吗？对于人来说，难道不是平均赋予、没有偏私的吗？然而它无色无形，没有相对，也不依待外物。人要得到它，必定要有颖悟独特的觉察，必定要有深远独到的见解。他的耳目聪明、心志思虑，必定要有超出见闻觉知之处。不这样，便不足以得到它。古人培养这种觉悟，凭借什么方法呢？难道不是专一趋向问学而不改变吗？难道不是向师友提出疑难、永不停息吗？难道不是先义后利吗？难道不是笃实地做好自我修养之事，而不苟且地迎合做人处世吗？他们得到这种觉悟后，便把死生祸福看得同等，是非邪正也确定下来。人的重大伦理关系、天下国家的纲纪，都可以从这里达到极致。我看三代以后，时代久远、风俗败坏，士人把利害得失作为准则，杂乱搅扰自己的思虑，纷乱蒙蔽自己的聪明，以求参与人情顺逆之间；高兴时彼此玩弄，发怒时彼此攻伐。他们阻塞固守公共的道理，使它变得狭小；反而开张扩展个人私欲，还自以为广大。在这时，独自觉悟、独有见解的人，觉察了道却违背世俗，于天下人看来反而昏昧，成为最大的迷惑，真可悲啊！一个人觉察到一世人所迷失的道理，整个世代却共同喧扰一个人的觉悟。他所谓问学师友的次序、义利与人己的辨别，常常担心忽有忽无、时起时灭，正和世俗相斗而没有结束。然而道理虽然永远存在，觉悟它的人却已经受到损害。等到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异端学说传入中国；向上不能穷尽性命之理，向下不能通达世俗事务，却把一切都视为聪明的障碍、思虑的祸害，颠倒错乱、漫无边际，还说这是打破巢窟；颓废放纵、离散无为，却说这是得到了本心；以愚昧求取真实，以粗疏迎合精妙，最后归于虚无，这又是大大的不同。然而他们认识这个道理、觉察这个道理，也一定要有颖悟独特的觉察，也一定要有深远独到的见解；耳目聪明、心志思虑，也一定要超出见闻觉知之后才行。士人只是厌恶杂乱纷扰成为自己的累赘，于是舍弃它而去寻求另一途径的，十人中有八九个。唉，聪明本来就应当没有纷乱、归于端正，思虑本来就应当没有杂揉、归于专一。道德仁义、天命人事的道理，不可以有所改变；夷夏之学，也不可以有所混乱。如果又让世俗之人的觉悟遮蔽内在，又让异端之人的觉悟夺取外在，那么本来具备、永远存在的道理，难道不会残缺而且隐没吗？” 所以，如今士人对于道，有两重困难。华阳范东叔把自己书斋命名为“觉”，请我作记。大概东叔的造诣和见识很深，所以把我心中的疑问拿来质问他。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烟霏楼记。

译所谓烟霏楼，本来是西楼。太守仲并给它改了名字。我从湖口渡江，沿淮河北上，到达王潼洲，夜里烧着芦苇赶路，投宿在民舍。天将亮时走在路上，车夫和牙兵互相争骂殴打，我加以安慰劝解，他们才肯离去。走进小杨湖一步，脚就几次陷下去；一路所见只是空荡的堤岸、断绝的水岸、残芦衰草而已。进入濯港，才看见黄梅诸峰，雄伟秀丽，令人喜爱。然而百余里之间，碎小的山坡、丛聚的山峰，曲折绵延相连；浅泉细石，分布在田边，蕲地没有不被开垦的地方，居住的人家也彼此相望。但州城没有城墙，市集没有店铺，房屋没有楼台亭观，名花佳木也不种植，公私一切都很简陋。四方迁来的人，以欺骗敷衍苟且偷生，只要勉强备办衣食便停止。他们对于远离尘埃烦扰、清凉地治理荒芜、营造茂盛美好的居所、登高远望以完成生存之乐，不但做不到，也根本不知道。因而郡中涵晖见山和超然观的旧址，不是景物散乱，就是景色逼仄遮蔽、意境昏暗，都不足以安置烟霏楼。只有通判厅西面直通开阔处，下面是中洲，隐士李之翰居住在那里，略有水竹花石的优胜。四周房舍宽敞而遥远，看不出太大的简陋。鸥鹭飞鸟的羽翼、鸡犬的声音，飞翔奔走的喧闹与寂静，各自合乎本性。树林篱落交错，暮霭向西铺展；面对灵虬山、马下山等山峰，它们像宾客一样拱手作揖、俯首相迎。阴晴晨昏之间，天地之气交替升降。登楼的人也仿佛置身吴越绮丽之乡、湖湘清幽之滨，使吟诗的人忘记诗句，使饮酒的人忘记酒。大概一州的景观，没有能超过这里的。蕲地山泽汇聚，是淮河流域的名城，难道它的天然情趣不足吗？只是地力尚未充分发挥罢了。以我这不肖之才，忝居此地长官，却不能疏通涤除它的简陋，使百姓安定获利，只是品评选择它的美景来放纵自己。这难道是古人所说的使富裕者接受教化吗？不过现在的官吏也有不能用这些来责备的，所以记下这些话留给通判朱君俣，并刻在楼上，使蕲地百姓充分发挥本性的德性而成为人才，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而获得利益，使生育繁殖不断增长、人才英发，使器用坚固充实、长久成就，像韩地的欢乐、公刘的芮地、鞠在淇澳的君子一样，也希望他们知道：这一切从今后游览此楼开始。绍熙三年正月四日。李氏中洲记。您隐居在蕲地已经很久了，住在城西中洲，依着水边开圃种植，以茅屋遮蔽而居，没有安逸华美的馆舍，也不建高大的珍台。其间小路仅仅能够通行而已。春阳舒展，花木仿佛有所繁荣；秋气收敛，也不厌恶草木凋落。四时次序，大致具备而已。蕲地人因为您的居所而安适，因为游览此地而快乐，于是就地给它命名。贩夫走卒都称它为“中洲”，毫不避讳。您的可称道之处有两点：世上的豪杰、特立独行之士，难道不都想端正自己的性命之情吗？然而气血偏颇，使人常常不能守住中和；利欲交相侵染，常常压过理义。最终，便以势力高下决定进退，以岁月壮老决定盛衰。规戒针砭还没有忘记，自己却又踏入其中，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您在气血、利欲的混杂方面，已经先行穷尽了。遗弃世俗而顺应事理，明察万物而通达，所以能够在内心修养，不向外暴露。屈伸俯仰，都有足以自信的依据。即使淡薄滋味，简省服用，约束居处，颓然穷困老去，而可乐的真实内容始终存在。这是第一点。佛教传入中原，开始本来只是异教而已；时间久了，便与圣人之道混杂。有志之士常想穷究精微来胜过它，最终却不能分辨差异，反而又与佛教相同。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同时明辨两者，学问又失于简略。您起初学习佛学，既然悟知它的学说，然后回头寻求圣人之道；这其中究竟有是、有不是吗？违背伦理纲常的容易知道，合乎性命之理的却难以辨别。于是您确实找到了两者不同的所在，所以修身教人，都出于仁义道德的根本正统，也知道进入道德境界是有门径的。这是第二点。不以技艺丰富为贵而能力已经足够，是士人的常道；不在功用上分门别类而事业已经成就，是士人的常职。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真实内容。不求仁，就失掉了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求仁而不能得到仁的真实内涵，更不能停止。古人舍弃一世人所看重的东西，来求取他们所谓的仁；后人追求一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却丧失他们所谓的仁。轻重没有先行审察，却把自己丧失的当作所追求的；人与己没有先行辨察，却把彼此争夺的当作快乐，这可以吗？不可以。这就是您近于道德的原因，也是我对您感到惭愧的原因。您已经七十岁了，中洲之上，树木老了，花朵凋残，不再计较爱惜。您的察识将更加警醒，进境将更加深厚，不懈怠、不昏昧，以等待天命。唉！我对您的惭愧还不止这些。李氏名之翰，字周翰。司马温公祠堂记。

译司马公是河内人，生于光州，因此以光州为名。绍熙三年，太守王侯闻诗，在郡城东堂改建祭祀司马公的祠堂。光州边远而极其简陋，百姓的智慧见识还不足以经营农耕，又哪里有闲暇知道司马公的仁德呢？即便如此，司马公自元祐以来，名声由京师传遍四方，家家绘制他的像，饮食时都为他祝祷，并不一定只有师友士大夫才会敬重他。司马公的家乡已经不能亲眼见到他，只因他曾经出生在那里，便表彰激励、尊崇显扬他，以此说明尊尚贤能、治理百姓的根本道理，这大概正是王侯的志向吧？自从王者之道泯灭，圣贤的德业不再彰显，士人凭借自己的所有去追求功名，认为凡是用世的谋术，都必须与众不同才可以；所以有人使自身行迹诡谲，进退出处混乱；放大自己的欲望，失掉廉耻界限；把朴拙说成承担重任，把跌宕放纵说成豪杰英才；学问少而愚笨，却称作有力量；先顺从后背叛，自以为懂得权变。他们在情性伦理上荒谬，本来也多有悔恨，却仍然强横固执、坚忍不改，希望以此取得成功，这大概是道德丧失、流俗驱使人们颓靡造成的。司马公的子弟努力学习，以进士起家，担任州郡属官，接受官府差遣，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德性充实积累日久，廉洁的人以他的清白为准则，高士效法他的操守，儒学先辈尊奉他的学问，进退取舍成为法则；所以他的步趋合乎规矩，用舍进退都关系到民心。他作为宋朝的元老大臣，甚至穿深衣、戴幅巾，退居山林水泽之间，真诚守义，不敢把自己丝毫置于儿童和下层人之上，与他们共同承受吉凶忧乐的变化，难道一定要自以为特殊尊贵，认为应当离群绝伦、兴趣与众不同吗？至于有人把自己比作伊尹、吕尚，配比经书训诫，使君主屈尊降体，自以为圣人重新出现；等到他们施行政事、改变法制，众人都不赞同，天下大乱，而司马公以自身与他们抗争，稍稍恢复旧制，以便利百姓。小人结党并怨恨司马公，于是把贤善之士纳入朋党，指司马公为首领；又追究贬斥，在崖上刻名，把名字刻在坚石上流传四方，朝廷官员都遭毁宅灭迹，同族也被废黜禁锢。当时天象错乱乖戾，碑首倒下裂开；后来果然仓皇南渡，海内动荡。我读《实录》到靖康元年二月壬寅，看到诏令追赠司马公为太师，没有一次不感愤落泪。原来是非邪正长期郁结不能伸张，竟要等敌人借灾祸来揭明它，事情才停止。这样说来，司马公一人的力量难道能够撼动上天吗？然而天人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可畏啊！因此我借王侯建祠堂这件事，连带论述并排列这些事实，以说明圣贤的德业不在于那些人，而在于这里。六安县新学记。六安是皋陶的故国，灭亡四百多年后，英布与项羽灭秦，英布又帮助汉王反楚，后来再次称王于此地。孔子编次《尚书》，列举古代圣人，只有尧、舜、禹、皋陶四人。我曾怀疑，尧、舜既然已经留下治国方法，而知人善任、安定百姓尚且如此困难，那么后世凭什么取得中正之道呢？竭尽自身的聪明，遇事都能使道理成立，而在本性上没有缺失，难道不是圣人的德性、人的正道吗？然而凭借资质而独自成就的人，常常远离本性；凭借才能而自恃所见的人，常常背离自身。大概是他们的道理错谬、德性浅薄，所以不能算天下之才。如今如果要合并天下而建立常道，所担忧的就是没有圣人。唉！尧、舜所面对的困难，不正是这样吗？自从皋陶开创品评天德的方法，兴起九德的教化，使天下的人才得到成就，所解决的就不再是天下没有圣人的忧患，而是忧患没有这种资质与才能。如果果真有这样的人才，就把远的当作近的，把疏离的当作亲近的；顺着他们而不要废弃，接近他们而不要更改。把不同的合成相同，把少数会合成多数，把短处接续为长处；这样各家各国都能得到治理，办理事务也都争相努力。因此教化德性的办法，从皋陶开始；既能够用常道治理天下，也能够凭借众多人才振兴天下。禹、汤遵循了这一办法，一直到成周时代。否则便会有偏失而无法挽救，最终成为上天所弃的德性，而尧、舜所面对的困难也将一直存在。到了后世的学术，竟把充实完备、盛大德性当作圣人，废弃人的才质，改变人的本性；对天下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不肖，一概都要等到达到道的标准以后才任用。这与皋陶的宗旨相差多么远啊！难道后世的教化本来比皋陶高明，而皋陶还没有达到吗？我不能知道。等到英布以一个人的雄强狡诈奋起，所做之事极其微末，而从司马迁以下的人都喜欢称道他，这种对道术升降的取舍，也更加令人叹息。会稽陆子虡任六安令，新建学校，每天拿卖酒钱一千来供养学生；担心自己离任后不能继续，便会断绝供食、毁坏学校，于是来请我作记。我曾因公事，从巢父、许由居住的地方向北行，沿淮河眺望颍水，再向西进入默林沙窝一百多里；群山四面合拢，仿佛聚集的锦绣，向南经过蕲、舒，所谓四五祖山、灊山、天柱峰，确实是名山啊！有人说六安山谷尤其深邃，我想皋陶氏想要到达那里，也未必能够做到。九德，是皋陶用来教导天下、也是教化开始的内容。因此写下来留给陆君，让他刻在石上。绍熙五年二月。绩溪县新开塘记。

译在山谷中耕田，越过高处、通向深处，烧土、改变地形、层层修筑堨坝，引来泉水灌溉；有灌溉不到的地方，就增加开挖池塘，储存雨水以备使用。过去把百姓聚集到这里的人，选择水土的有利条件，本来已经很详尽了。至于按照田地面积开挖、测量亩数疏浚，一定要使水源不缺，而不把它交给雨旸节候、听凭天时；无论水旱，田地不分高低，都想使它成为丰收之年。人的愿望虽然如此，但人的力量不能完全做到。百姓吝惜缴纳税赋，只肯同官府计较几寸旱地，常常把这种情况上报，于是诉讼文书繁多，欺诈伪造兴起，绩溪百姓没有良好风俗。王君木叔刚任县令，巡视百姓的田地，考察水利距离远近、塘堨有无，于是知道丰歉的原因，说：“凡是得不到水的田地，都应当另开塘引水灌田。”农民却说：“田地狭小，我哪里能毁掉现有田地，又拿出钱财和力气来创建池塘呢？”他再三教导，仍然不听。木叔说：“这就不足以谈论治理县政了。”于是节约缩减，稍稍得到余钱，便向监司请求购买百姓的田地来修筑，又把废弃的古迹一并修整。池塘所需的木桩、木料、石料，都买来给他们；工钱饭食不足的，也多方加以补助。工程完成共用两年，建成新塘六十八座、堨六座；购买的田地从三十亩到六十步不等，支出的钱从二百三十缗以上直到千文不等，灌溉的田地从二千亩到三千亩不等。这样以后，绩溪的田地便没有得不到水的了。绍熙五年，县民开始不再因旱灾向官府报告，而这一年获得了完整而美好的丰收。木叔治理百姓，真是又周详啊！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先向他们说明意图，其次制定条文教令，再次用号令驱使他们，最下等的才是鞭打惩罚、驱逐威胁。说明意图难以使人长久服从已经很久了。像木叔知道按照田地开塘是为了百姓的利益，便用条文教令告诉他们，用号令使他们去做；百姓有不听从的，才加以鞭打惩罚，这已经够了。既然只是为了使他们获利，即使偶尔鞭打惩罚，也没有过错。如今木叔认为单靠条文教令和号令不足以使他们行动，又不能不做，所以替他们购买田地来开塘，又替他们购买木桩、木料、石料，供给工钱饭食并加以补助，像父母对待骄纵的孩子一样。有人说：“这不是通常的办法，是木叔委曲求全来迁就百姓。”委曲迁就百姓而能够使他们获利，即使不是通常的办法，也应称为仁。绩溪百姓可以忘记他吗？既然不能忘记，难道可以使这些工程废弃坠毁吗？木叔名柟，是永嘉人。庆元元年五月二十日。乐清县学三贤祠堂记。士人所忧虑的是没有贤能、没有德行；既然贤能而有德，进一步达到公卿之位，就应当办理公卿的事务；不能达到的，世人便认为是命运如此。贤能有德，难道一定要成为公卿吗？孟子说禹、稷与颜回所走的是同一道路；在当时，大概已经有了流俗的议论，而孟子仍这样说，真令人悲哀！只是把贫贱看得不如富贵，这只是流俗中的小过失，还没有损害德性。至于说贤能而贫贱终究不如贤能而富贵，有德而富裕还胜过有德而贫穷，以这种狭小的标准来衡量轻重，辗转讹传、积成陋习，使天下谈论贤能有德的人，必须兼具富贵才肯罢休，那么流俗造成的祸害就大了。这样看来，把不能达到公卿之位说成命运，是害怕贫贱而喜欢富贵，并不是正确的天命。太子詹事、龙图阁学士王公十朋，字龟龄，是温州乐清人。秦桧死后，他首先提出直道对策，高宗醒悟，提拔他为上第。孝宗初年，他竭力请求恢复仇恨之报，意见不合，接连出任外州长官。从绍兴庚辰到乾道辛卯，王公的名节在当世首屈一指，士人没有不趋向仰慕他的。有钱公尧卿，字熙载；贾公如规，字符范，都是王公的同乡士人，与王公亲近友善，年龄和辈分又稍在王公之前。钱公孝顺友爱，品行醇厚，把行善当作爱好；贾公是慈悲恻隐的长者，救济贫穷、抚恤孤儿，他们都没有做到高官。然而乡人推重这两位公，虽然天下只知道乐清有王公，乐清人却认为这两位公本来也是本地所拥有的贤人。使民众处于平等地位，而贤能有德的人能够成为士人；民众相互平等，不能彼此治理。所以士人可以成为公卿，民众都可以尽力成为士人，但士人不能全都成为公卿。怎么能因为主管官员所作的区别，就把三位公区别对待呢？假使王公任用时能够退处而不惭愧，钱公、贾公居处时能够不因自身而惭愧，这就是乡人推尊、景仰怀念他们的原因；那些微小的差别本来无关紧要。即便如此，还有一点：民众可以都成为士人，却不一定都成为士人；士人不能都成为公卿，也不应让没有贤德的人成为公卿。一个人自身修养到什么程度，不是修养自身的人不能知道；而主管官员所作的区别，却只是看户籍名号、熟悉表面而已。可悲啊！这就是流俗祸害有时小、有时大，最终不能止息的原因吗？起初，县里已经在学校祭祀王公，又因为学校再次兴盛，钱公、贾公曾经出力；后来把贾公列入祠堂却遗漏了钱公，是官吏疏忽造成的。王公的儿子、吏部郎闻诗，于是向州府进言，列祀三位公，以年龄先后排列次序。我赞美司封所做的事，而且恰好熟悉三家的子孙，所以替他们阐述孟子的大旨来作记，借此审察考究流俗的趋向和爱好究竟是否恰当。庆元元年六月。醉乐亭记。

译城郭附近必定有适合登临远望的美景，作为当地人宴饮舒缓、往来的场所，用来聚合众人、记录时节、消除烦闷、排遣忧愁，难道是上天特意设置的吗？永嘉多大山，在州城西面的一带山却独自纤细秀丽，十几步之内便常常自然形成拱揖之势；山峰高而不孤立耸峙，山脚低而不散乱停滞，阴阳相附相从，朝向和背向都富有情态。水流到城西南，宽有千尺，从自峙岩、私盐港、绿野、新桥一带，陂塘纵横，船艇各自驶出，茭白莲花之间棹歌彼此应和。后来都汇集到思远楼下，当地人认为山水所到之处就是吉祥之地，于是更加深挖山间地势；每百金藏在一处，雇请工匠，施舍僧人，田间道路交错，树木栽植其间。每年将近寒食，男子清洁巾袜，女子换上新的簪钗耳饰，扫墓祭祀，彼此一起游玩嬉乐，城内城外几乎没有不居住的人家。因此西山游览最为著名。即便如此，地方狭小而偏僻，百姓众多而贫穷，外表有鲜明华丽、都市雅致的样子，实际上却没有名园杰阁，也没有奇花异木。游人虽然争强好胜、互不相让，但有的只是借债、典当来完成游玩而已，本来不能争比珍奇华丽、穷尽水陆美味。守臣不了解这一点，说：“唉，奢侈富足得太过分了！”贪婪的胥吏窥伺其中，便以暴虐法令拘捕惩罚他们，必定巡逻抓捕，夺去酒食，剥夺他们的笑谈，给他们戴枷捆绑、鞭打殴击，使其破产缴钱；如果不这样榨取利益，所得还不到数倍。唉！由贫困转向奢侈，只求一天的快乐，却留下终年的忧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改变的情形呢？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宣城人孙公初任郡守时，访察百姓所安习的风俗，知道了其中的缘故。到清明节，才停止专卖，解除禁令，听任百姓自由饮酒。第二年，又在住宅西山之中建造新亭，供游息者休憩，命名为“醉乐”，取自前人“醉能同其乐”的意思。孙公本性不喜欢饮酒，他的政事也并非专门为了宽纵，大概是通达百姓的愿望，务求了解他们的实情。像这样，亭子建成后，百姓便歌咏它、以它为乐。当时四邻各地水旱灾害无常，唯独永嘉屡获丰收，难道也是上天用这里人心和睦来回应他们吗？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能够防止百姓放纵游荡，使他们遵从教化；节制百姓的醉饱，使他们归于德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位者没有从中谋取私利而使百姓受害。到了后来，有人因顺应百姓自行游乐而加以管束，又以让百姓极度醉酒来招徕他们，竭尽其中的利益；百姓尚且有不能游乐、不能醉饮的，那么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就日益减少，而人类也实在可悲了。因此我记述孙公的事迹，既认为他已经胜过当今所谓使百姓受害的人；推究孙公的志向，又将胜过古代所谓治理百姓的人。绍熙五年五月。金坛县重建学校记 求学最重要的事，没有比辨明人与自身的分际、审慎地认识自己应处的道义更重要的了；使自己能够立身，而不使外物受到损害，这样才可以通达大道。孟子说，伯夷、柳下惠是百世的师表。考察孟子的话，伯夷认为别人不能完全像自己，而自己也不可以苟且任用，所以一定不被任用，以伸展自己的志向。柳下惠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别人本来不能完全像自己，而自己也不必一心想着不被任用，所以有时被任用，有时不被任用，以成全外物。这两个人的高下都超过常情。只是他们预先辨明了人与自身的分际，并且平素审慎地考虑如何处置，所以即使处身高位也不伤害外物，即使处身卑下也不丧失自我。再考察孔子的话，“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本来就是求学的最高境界。即使降低志向、辱没自身，但所说确实合乎伦理，所做确实合乎思虑，也不把自身当作私有的自我。何况既不伤害外物而又不自以为高，也不丧失自我而又不至于卑下；对于人与自身的分际尤其预先辨明，对于如何处置尤其平素审慎，不过是一贯实行宽恕罢了。裁成群圣贤的道理，使行为制度确定；顺从本性而穷尽所学，使教法明白；在实际运用上，便可以从自身实行。不被任用时，就收敛隐藏，等待时机。这就是孔门的学问，颜回、孟子都传承了它，古今的义理都以此为准。即使经历焚烧、灭亡和混乱，传注终究不能被异说混淆，终究不能使人迷失。那么，后世学习孔氏之学应当怎样做呢？敬重孔氏所传的学说，就可以谈论求学的方法了吗？删简传注、排斥异说，就可以谈论求道的次序了吗？如果没有预先辨明人与自身的分际，却只在表面上加以敬重所传之学；没有平素审慎地考虑如何处置，却只是一味删简传注、排斥异说的人很多，他们立己不能忠诚，成全外物不能宽恕，所以身居高位便伤害外物，处身卑下便丧失自我。这不是孔氏之学造成的。奉议郎李枀任金坛县知县，改建旧日废弃简陋的学校，大规模修建学宫，请前襄阳司理参军路芾主持后学的教导，又请我记述其大意。从前太伯、季札把德行积蓄在自身，不与外物争竞，外物纷纷归附他们，他们却不以此自满，谦冲自守而心安有余。澹台灭明行走不走小路，不是公事不出门户，言偃认为他是得道之人。古人的行为虽然不同，学问虽有浅深高下，然而没有一个不是辨明人与自身的分际，并审慎考虑如何处置的。史书称子游是吴人，而澹台子羽大概曾跟随弟子南游到长江一带。当吴、越交替兴起时，直到汉、魏以后，京口常常成为江南必争之地；当地人凭借智谋、诈术、勇力在当时闻名，却听不到古人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教化，为什么呢？如今若顺着当地风俗而教他们追求俸禄利益，那么他们所学的，本来就只是科举文章的华丽辞藻罢了。若要教他们大道，就一定要从敬重所传之学开始，也一定要从删简传注、排斥异说开始。唉！距离古代久远，师友之道又不明，我上考太伯、伯夷、柳下惠，下参照季札、子游、子羽，再以孔氏之道加以折中，认为人与自身的分际应当预先辨明，应当平素审慎地考虑如何处置。大概也只是希望接近这个境界罢了。庆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沈氏萱竹堂记

译瑞安的盐聚一带，渔民聚居，北湖背靠市集；远处山水清幽秀美，游览的人遗憾不能居住下来长久游赏。沈体仁君开始修治园林，扩展池塘使它连接清流，堆土使它对着高峻的山峰，环绕四周，使景物彼此遮映；搜集花木，挑选奇石，日积月累，衣食有余便都用来置办这些。这样以后才招待宾客：有亭子用来迎月，有台子；苔藓、梅花、露草、药草以及草木中的奇品，无不按先后次序排列。屋宇中最大的一所叫萱竹堂。沈君作诗十章，听到的人都来唱和，于是北湖的胜景便在一时之间大受称誉。沈君间或请求我为此作记，并且自己叙述说：“人所欲求的，不过是睡卧、居处、游览、观赏罢了；君子则以义使自身安定。我的高祖、曾祖都蒙受忠信、服膺礼学，曾向西进入关中，向北奔走洛阳，拜天下有道之人为师友，沈氏成为儒者，已经一百年了。到了我这个不肖之人，不敢使先人的事业坠落，所以有了这座园堂。从前唐人杜甫作诗，称说权势不如宗族，所以堂前自然生竹，堂后自然生萱，是说住宅荒落，除了本族人便没有人来游赏。淘米不能使水变清，割葵不能伤害根部，是说饮食粗疏简薄，除了本族人便没有人能吃饱。唉，贫穷尚且可以承受，何况只是稍微有些财物呢？所以我经过这里便建成此堂，是为了使族人会聚于堂中，共同在园中享受喜乐，并不是为了崇尚游乐、装饰景观。请您替我发挥这层意思。随从耳目之欲而无穷无尽，是人的常情。等到游览观赏的力量不能满足欲望时，就没有不遗憾的。如今您已经拥有游览观赏所成就的利益，反而认为供耳目玩赏的事可以轻视吗？古人中只有颜回懂得自己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他在陋巷中饮水，仿佛只是寄身停泊在那里；圣贤的境界相同，而行为却不相同。所以有人登东山、登泰山，有人感叹流水逝去，有人以喜爱山比作仁、以喜爱水比作智；像这样的人难道是异于常人的人吗？不过是孔子罢了。游览观赏的方法发展起来了，大到登临高山大泽，放纵游荡、独自前往；小到面对幽花密草，长啸高歌、自我抒发。这是文臣才士用来施展其丰富、飘逸、雄健、豪迈才情的方式，也是被放逐的臣子、遭贬谪的士人用来排解郁结和悲忧的方式。历代的文章著述没有压抑这种做法而不加以发扬的，又怎么可以鄙薄它呢？至于沉溺于耳目之娱，耗费自己的财力，用游观的技艺供养别人而自身却得不到，这就是师旷所说晋平公不值得听取的事情了。那么，您建造这座堂，既收拢聚合宗族，共同涵养和平之气，又舒展心思，特别表现出高洁的情操，也就可以了。我所以根据您的自叙稍加推进，是想让人知道游览观赏的意义不应当受到贬低。” 庆元三年七月。石洞书院记 东阳郭钦止君在石洞下面建造书院。石洞是郭氏著名的山。起初，洞穴深邃，又没有道路，只有砍柴的人来采薪罢了。郭君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疏通修治，越过前面的崖壁开拓，众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想劝他停止。郭君逼近观察崖壁的缝隙，远远听到水声从空中传出，说：“啊，就是这里了。”于是凿开崖壁一百步，修筑梯级后继续前进；泥土被打开，山谷豁然明亮，忽然像进入了另一处境地。再稍稍深入，到了开阔平坦的地方，只见山石有的高耸飞翔，有的俯伏蹲踞，竹子挺拔，树木瘦劲，都覆盖在山上；水流飞湍、瀑布奔流，红色的芭蕉、绿色的蒲草，都在山下受到水的浸灌。潭水溪涧的低洼平衍处，山坳岭脊的嵌空突起处，都可以建亭筑屋，可以垂钓、下棋。巧思和智慧所能想到的景致，都不必谋划便先已形成。郭君又让茂密的树木遮蔽，以增添幽深；种植芬芳艳丽的花木，以装点向阳之处。左右的朝向和地势彼此回环掩映，山的向背曲折，阴晴早晚的姿态无不具备。郭君非常喜爱这里，认为山水的美，千百年来隐藏着，正如赵国的璧玉、隋侯的明珠，外表还是璞石，内里却蕴藏着珍宝。如今有一天忽然显露出来，与武陵、天台从前隐藏而今时显现，有什么不同呢？不久他又叹息说：“我是贫寒出身的人，这块地偶然出现在我住宅附近，并不是上天赐给我的，我怎么可以自我骄矜而游赏呢？难道要让子孙在这里勤奋学习，却只教他们专门的学问吗？为什么不让乡里的秀异之士也一同来呢！”于是把这里规划为书院，礼聘名士主持教学，迁来家中收藏的书籍充实书院，储存石洞的田产作为书院的粮食，又把石洞的山划作书院的山，以此表示郭氏不敢把它据为己有。郭君去世后，几个儿子修缮书院，使它没有废弃；郭津请求我为此作记。唉，郭君已经远去了，他以学问替代游乐，并不以外物的享受来厚待自身；以众人会合来成就独处之地，并不以地势优胜而私有其家。从郭君建成此处到现在五十年，建成它很艰难，传承它也很长久。游览之事的兴废，可以预示家族的盛衰；学校的兴废，可以预示人的盛衰。求学并不取决于地点，即使在萤火照明的灯下、冰雪覆盖的屋中，只要取得一点一滴的进益，圣贤的事业也可以成就。求学以懂得圣贤的本意为开始，以竭尽努力为终点。如今有人穷尽聪明才智，把它们传载于文字；深的可以达到性命之理，浅的也能有助于科举；但如果不懂得其中的本意，就仍然等于没有开始，又凭什么完成呢？郭氏的子孙和乡里人，一定要努力，使他们观赏云雾山岚，汲取泉水溪流，内心和形体都清洁纯净，用这些来完成他们的学业，使卓异豪杰的人才从中产生。这样看来，求学虽不依赖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本来确实也有赖于求学。庆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

译开元寺起初占地数里，几座门楼和阁楼高达一百三十尺，两旁展开两座台，千佛阁在它们后面，高度又超过它们。钟声和梵呗声隔着云雨传出，栏杆、门窗、台阶、门户等罗列华美，夸耀壮丽，不只是全郡的巨大美观建筑。当时永嘉极其偏僻简陋，显贵官员和富裕百姓的住宅，低着肩才能进入，贿赂和珍贵赠物，装满了竹篚，而奉养佛寺却像这样丰厚。我还颇记得有个叫清了的僧人，所到之处，空村落也会迎接跪拜，献上金帛；船只相接、车舆相撞，都以先到为幸。寺院在洪水之中建造，不出几年便完成，大概是使百姓之家贫薄而使佛寺丰厚。自唐以来直到宋室渡江，僧人和民众的风俗都是这样。绍兴庚申年，火灾蔓延烧毁开元寺，全部化为灰烬。寺僧感愤激发，发誓一定使它重新兴起；死了便由后人接续。但从此以后，人们更加认为施舍困难，像乌鸦聚集在门前，侧目斜视，纷纷离去，完全不予答复；有的人始终不肯捐出一文钱。辛苦超过六十年，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已经建成的部分，规模的广阔高大，和最初的寺院相差一倍。所谓千佛阁，是由广来负责建造的。广和尚才智丰富、见识广博，熟习经论，能够诵读讲说，为民间所信爱，募捐较为容易，积累达到三千万钱。斧凿声不断，十年才建成。过去狭小的地方，和今天相比，已经显得华美宽敞了。然而其他佛寺、道观，遭兵乱和火灾毁坏，荒废的地基、断裂的础石到处可见，十座中也没有一两座能够复兴，更不用说恢复旧日规模了。美好啊，虽然如此，我考察如今百姓谋生的情形，土地一寸一寸地开垦，稻谷一茬一茬地种植，水面日益收缩，堤岸不断向水中推进，田垄被削平，处所的土壤一天比一天狭小。奇异的树木、别样的花草，争相种在园圃中；高大的栋梁、深广的屋宇，在住宅之间争奇斗胜；细软的衣服、华丽的服饰，在市场上交相交易；士、农、工、商四类人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奢侈。既然如此，把从前厚待佛寺僧人的财力转而用于自己情感所便利之处，抑制异端来安定风俗，舍弃简朴而追求华美，也正是义理所产生的结果。虽然如此，若要充实先王之道，使一切都归于极其顺当，就本来不应把吝惜对人的财物当作自己的利益，也不应把损害外在事物当作家庭的奢侈；这样以后财富充足、教化兴盛而德行端正，礼制明辨而风俗质朴。这就是三代以上治道统一、义理明白的原因。所以我借着千佛阁扩展论述，同时把古今的变化记载下来。嘉定元年九月。宿觉庵记 玄觉禅师作有诗歌几十篇，虽然不完全符合中原的道理，但我喜爱他拨除、抄略烦琐的义理，自己建立证解；内容深奥却容易通达，浅近处又不可测度，明白觉悟、勇猛决断，不被生死所牵累，实在是人中豪杰。他去世后六百年，学者仍然尊崇他而不衰。他居住的山绵延十里，有江月、松风的胜景，依山而建的寺院有十多座，也在这些寺院之下。我因疾病长期困扰，不是人事方面的原因，便不随意应酬出门。后来有一天，钱塘人本然，四川人，名居宽，坚决请我登山；那时山已经归入贵人之家，保存下来的只剩两三处，且已是枯茶败草，隐约散落在乱石之间。我感慨而怜惜它，在绝景亭下面建造一座小精舍；寺院的正式名称为四字，土人只称它为净光，所以重新叙述旧事，题名为宿觉，让居宽主持它，略微种植竹树，设置一些可以遮蔽隐避的地方，出入其中以作为避风雨、度晦明的场所；又时常与坊间僧人、巷中朋友在里面游居，以招来他的门徒，希望能遇到像玄觉那样的人。唉，我已经老了，患病而力量不够，懒惰而志向不能进取，难道不是因为不再知道以古人为期许，而在异端学说中逃遁、流转、沉没了吗？世上有害怕天晚，急跑而慌乱迷惑的人，但还知道不断回头顾望。我记述这件事，既是用来警戒自己，也是用来嘲笑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嘉定二年二月。时斋记 我和巴西人李君亮公同在馆阁任职，又是同年进士，彼此友善。李公偶然告诉我，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时斋，画图给我看，请我作记。我问他为什么命名为“时”？李公说：“《易》中说，时当停止就停止，时当行动就行动，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当时我正谋划荆南之事，没有果真写作。等到返回途中经过钱塘，李公由太史之职请求出任眉州知州，又没有写成。十多年后，我从温陵被召回，李公以少司空的身份入朝侍从，迎接我时笑着说：“可以写记了吗？”我因父亲去世，又一次没有写成。第二年，李公自己请求出任泸州帅而归。又过一年，才来信说：“希望您终于把它写成。”时的作用太大了！它在朽败之后发生，在断绝之后流行。天地虽然是万物和人的主宰，却不能自成一体，一切都只能听命于时。时所兴起的事物没有什么能夺走它，时所废弃的事物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它。因此万物无不讨好时势，取悦时势，求取必待时机，何况人呢？选择奇巧、运用智谋，争逐险要、夸耀力量，祸患压身也不悔改，血气衰弱也不停下，只怕时机离开自己。时势常常运转而不止息，万物和人也都不断运动而不停止。《易》虽然借具体事物阐明随时而变的道理，最终却不能穷尽它的变化通达；古今之人心意惶惶，接连兴起又接连倒下，如同机括发动、车轮转动而不能停息，难道不可悲吗？只有艮卦以止息为象，时势虽然运行，却必然有止息。人以停止为根本，道必须先停止而后才能行动。孔氏认为君子应当从中取法，这种意义是以停止来说明行动，而不是以行动来说明行动；是以静止来制止动荡，而不是以运动来制止运动。时势共同趋向的地方，将要逃离而不再返回；利益共同获取的地方，将要停止而不再前进。荣宠和美色已经很艳丽，俸禄和地位已经很甘美，却有人甘愿淡泊、安于卑辱，以此终其一生；大的可以成为世人的范式、风俗的纲纪，小的则是委弃自身、顺从天命。这大概就是时势正在运行，而我本来使自己停止；万物正在运动，而我最终使自己安静。所以能够不失去时机，而自身的道也光明。这难道是熟悉利害之情、借时势来成就自己吗？君亮性情谦退，行为冲淡，曲着手臂枕在一张床上，像冰雪和枯槁一样清冷，不与外物相对抗，而山川草木无不各得其所。他入朝则充任顾问，出外则镇守一方，天下谈论静止的人，都归结到他身上。大概李公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进益，而我也借此警戒自己。开禧二年二月。《水心集》卷十，宋叶适撰。记 龟山杨先生祠堂记

译贤者的时代渐渐远去，影响渐渐衰微，有的衰微之后终于断绝，真是可叹啊！至于喜爱贤者的人却不是这样，即使相隔久远也不会衰减，越是久远反而越加隆盛。微子临终的遗命说：“崇尚德行，效法贤人。”既然如此，衰微的可以希望重新兴盛，断绝的可以期待重新延续，这就要看后世的人了。臧文仲听说六国中的六、蓼灭亡，说：“皋陶、庭坚的祭祀忽然断绝了；德行不能建立，百姓没有依靠，可悲啊！”当时距离这两个人已经一千五百年了，他还这样说。即便如此，凭这两人的德行，却使他们的后世不能传承，难道只有臧文仲为之悲哀吗？即使相隔万世、更加久远而无穷无尽，也仍然会为之悲哀。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努力实行二程的道学，排斥王氏的邪说，节操高尚而安定，行为严峻而和厚，是学者的老师、当世所尊敬的人，可以称得上贤者了。他死于绍兴丙辰，七十多年后没有人做官，后人不能自立产业，直到卖掉住宅离去，难道不令人悲伤吗？他的四世孙子复为此忧虑，纷纷争诉。太守余景瞻说：“不是这样。有司治理这件事，不过是使用交易法罢了，怎么能空手取得呢？我是以义理来教养百姓的人，你姑且听我说。”余景瞻到郡任职后，那里有一百多万贯的旧例钱，他推辞不取，便用这笔钱赎回产业，归还给杨氏。将乐又遭盗寇之乱，百姓住宅都是后来重建的；盗贼敬畏杨公的名声，所以杨氏的旧宅唯独保存下来，但屋宇已老旧破败。余景瞻又修补漏损残缺之处，特意建立门巷，黑白两色装饰得鲜明美好。只是子复仍没有衣食来源，于是又让他任职于学官，给他廪禄。杨公有一卷手稿和史论，余景瞻尤其珍惜它，说：“这东西将要被好事之徒夺走。”于是就在屋檐下描绘杨公的像，并把他的书一同收藏起来，每年派官员祭祀祠堂，然后才把书拿出来陈列。唉，他为杨氏考虑得真周全。衰微的可以兴盛，断绝的可以延续，这样也就没有遗憾了。过去余景瞻明敏锐利、果断有为，是非贤否立即便能看出；他镇守延平，却更加周详缓和、曲折审慎。乡野百姓有诉讼，便召到案前，像对儿女一样对他们说话，收敛锋芒，以树立纲常法度；白天勤勉，夜里思考，各件事情都按纪纲次序办理。如今像杨公之事这样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却有人或许没有去做。既然如此，即使那些尚未列入余景瞻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也不愿让它们置身于余景瞻的思虑之外。所以我希望余景瞻做到的，并不只是因为他能够喜爱贤者罢了。嘉定二年四月。平阳县代替缴纳坊场钱记 从前世以来，乡村按地分承包酒坊，征收课利；买取名义上的净利钱，任由百姓加钱竞买。有人买不到，便成为败缺，而应当停闭；即使应当停闭，钱数却照旧，官府督促缴纳，毫不宽贷，不论贫富，逐户追偿；即使是好官、善政，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嘉定二年，浙东提举司上言，温州平阳县说：县中乡村坊店二十五处，应当停闭的有二十一处；有坊店的名目而没有实际所在之处。旧传从宣和年间起就是这样。钱数按贯计算，共二千六百七十三贯。州里把青册下发给县里，每月征取，务求每年足额缴清，不敢有丝毫拖欠。保正强行向饮酒户征赋，实际并没有酒；杯盂中的酒、罂缶中的酿酒，富强之家侥幸逃脱，细小贫弱之家却受到伤害；穷山高入云端，极少有人醉酒，却仍然要卖柴、雇人耕作，受到压迫摊派，白白缴纳钱物；而永嘉甚至有按田亩起征的，反而超过正税，这就更加严重了。况且县民没有沉溺饮酒的过失，却承受坊场败缺的罪责；十家百家零碎地被催缴，负责催办的人又侵吞，百姓闭门逃避，甚至祸及锅釜，子孙也不得停息，愁苦没有终止。现在只希望您垂怜裁处，略加救助。我听说近来因制造伪会子获罪的人，所籍没的田地以及废弃寺院中剩余的田地，也还有一些；认为应该赐给县里，收取田禾利益，大略足以相抵补偿青册上的亏缺，解除饮酒户的负担，这是我们无比的愿望。于是朝廷为之恻然，答应了请求。命令传布到全县后，没有人不歌舞赞叹，以此记载皇上的恩德。坊场出现败缺，是州县共同的祸患；如今平阳却凭使者一句话消除了百年的弊病，那么从前所说的“没有人能够挽救”，难道只是没有认真思考吗？我听说仁人把百姓看作子女，知道他们的痛苦毒害就像亲身经历一样；慎重选择有利之策，常常与事情相称，用有方法的措施治疗，用有名目的资财供给，不因为高谈阔论而废弃实务，不因为空想而妨碍实际；这样以后，举措才能在朝廷中彰明，恩惠才能由君上施出。这就是法令不衰败、百姓不困穷的原因。分别陈述此事而上书请求的人，是知县汪季良；替季良请求，并且准备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其他县邑的人，是提举孟稹。九月某日。瑞安县重建厅事记 百姓和县令的关系最亲近。县令必然有办公、居住的屋宇，百姓合力供奉修建它，本来没有什么困难。百姓聚居而且人口众多，没有比浙东、浙西的瑞安更多的了。它不是大县，聚居的人却尤其多；高直的杉树、高大的竹子到处丛生，重重厢房和高拱的瓦屋杂乱排列。夜间行走仿佛游走在邻里之间，村落好像就在市集。百姓皮肤搔痒、眼睛受伤，有时也要赶到县令那里申诉；傍晚前往，第二天早晨便能到达。这样合力供奉县令办公、居住的屋宇，就更加没有困难了。然而我从孩童时起就看见县门非常低矮狭窄，毁坏和设置反复无常。厅屋摧残破败，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废弃而搬到别的屋舍。寒暑侵袭，县令常常神情低落、面色阴沉，精神不愉快，教养百姓的志向也随之衰落。对百姓的住宅华美，对县令的厅舍却俭陋，难道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吗？难道百姓只顾自己营造住宅而不顾县令吗？还是县令只能自我保全，无法得到百姓的帮助呢？要不就是期限逼迫、会期紧促，每月消耗、每年损失，根本没有空闲办理吧？庆元二年，信安人留寅君开始建造门楼。十四年后，到嘉定庚午年，嘉兴人许兴裔君主持县政，大厅和琴堂才得以同时建立。上面达到极高处，旁边还有夹抱的建筑，比旧日规模大了数倍；地基厚实，台基宽广，柱子和椽子都高大坚固。百姓前来观看，震动惊骇，忘记了往年建筑的简陋，认为今天的建筑瑰丽雄伟、壮观奇特，高高耸立而独自突出。唉，办公和居住的屋宇，说起来并不困难，但建成它难道容易吗？按照义理，下面的人应当护卫上面的人，所以《灵台》诗歌歌咏开始营造时的欢乐，附子罕竭尽最后力量来完成它。按照仁爱，上面的人应当使下面的人安定，所以县令您筹划经办，积累辛劳三年才完成这项工程，却还说不敢烦扰百姓。郭西有观潮阁的遗址，正面俯视海门，群山葱茏，鱼龙呈现奇异变化，是一县的奇特景观。可惜您已经离任，来不及谋划建设它了。敬亭后记

译起初，鲍商霖在雁池有一座房屋，河南人张思叔命名为“敬亭”，并且为它作记。由此名声传遍天下。一百多年后亭子废毁，归于薛氏子舒；他按照旧日地基重新建亭，把原来的记文刻列在亭上。程氏教诲学者，必定把“敬”作为开始。所以张思叔说：“敬就会踏实，踏实就会虚静，虚静之后就没有事情了。”依我所听闻，学问有根本和起始，如同万物开始生长，没有不茂盛成长的；这不是勉强可以树立的。孔子教颜回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以达到仁，颜回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颜回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奉行这些话。”这就是恢复礼制，是求学的开始。孔子教曾子说：“使上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不过就是敬罢了。”所以敬重父亲，儿子就喜悦；敬重兄长，弟弟就喜悦；敬重君主，臣下就喜悦；敬重一个人，千万人就会喜悦。这就是敬，是德行的完成。求学必定开始于恢复礼制，所以先治理自身不合礼的地方，然后才能恢复礼制。恢复礼制之后才能建立敬，所敬重的对象很少而喜悦的人很多，于是称作“没有事情”，也是可以的。还不能恢复礼制却仓促地要求做到敬，对内自己不喜悦，对外别人也不喜悦。如果确实实行这种做法，就近于愚昧；如果明白地实行，又近于虚伪。愚昧和虚伪混杂在一起，礼就会散乱，事务反而更加繁多，怎么能说没有事情呢？这是教导的失误，不是孔氏的本意。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礼还没有恢复时，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各种不合礼之处的聚集。耳目和全身各部位都要警觉不安，选择合乎礼的来接近，所以视、听、言、动都必定以礼为准。孔子时代的礼还很完整，完备的勤勉用力都有条目可以看见。后世虽然礼制残缺不全，但这个身体中的不合礼之处本来经常存在。它从自身发出，加到别人身上，小则纷乱错杂、溃败混乱，大则弥漫充斥；大概就像黑白一二之数不能掩盖一样，怎敢忽视呢？因此不合礼的事情，就不要用来视听言动；耳目和全身各部位都要警觉不安，选择那些不合礼的地方，务求把它们去掉，白天去掉，夜里去掉，早晨忘掉，晚上忘掉。假如真的能把不合礼的丝毫都清除干净，那么留下来的即使像丘山一样多，也大概没有一处不合乎礼。这就叫作礼制恢复，礼制恢复而敬自然建立，并不是强行造作的。我因此补充张思叔留下的意思，写下《敬亭后记》。留耕堂记 只保留方寸大小的一块土地，留下来给子孙耕种。我年幼时听到田野间传诵这句话，已经懂得其中的意趣。后来出游四方，所到的街巷，没有不说这句话来相互劝勉告诫的。如今葛自得君便取这句话为堂名。大概它的措辞质朴，而劝诫的意义深厚，恐怕不是只在语言修饰上下功夫的人所能看出的。普通人衣食住处、嗜好所需，只要自身够用，那么留下的东西本来就少。然而想到家庭的压力，没有谁不希望多留一些；被对子孙的爱牵引，也不能不为他们置办产业。士、农、工、商以及各种技艺的人，早晨经营，晚上追逐，各自竭尽力量，各自偏爱自己的需求，即使处境危险，最终也不害怕。已经很多却仍然觉得不够，是因为他们想留下的并不只供自身使用。唉！如果是这样，确实不能禁止。虽然如此，他所留下的东西必定要和这种心意相伴。心意不丧失，方法就不会错误。田间道路相连，谷物堆积如山，而把这些隐藏在方寸之心中，也没有什么惭愧。否则，财物虽然留下，心却没有能力使它留下；留给家人，家人不能承受；留给子孙，子孙不能守护；甚至遭遇刑罚、祸患、杀戮、屈辱、水灾、火灾、盗贼，转眼回头便失去了，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扩大欲望不如减少欲望，贪取多物不如取其少，愿意有所收获不如不与人争。财物虽然不能留下，内心却足以留下。难道只有田野街巷中的人如此，士大夫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葛君的住宅才几亩地，没有高墙大屋，桑树、麻、果树大致可以数清。他有两个儿子，行为符合文士的称誉，谦卑躬身、侧身行走，不合礼的事不做。他们穿草衣、吃粗食，自得其乐。这样以后才知道，方寸之心虽小却可以无穷，而他所留下的东西不同于常人所留下的东西。至于从这种心意出发来发挥它的作用，那还只是外在的事物吗？上蔡先生祠堂记 谢良佐，字显道，拜二程为师，和游酢、定夫、杨时、中立都是二程门下的高才弟子，号称上蔡先生。学者尊奉他的传授，说颜回、冉耕又出现了。不幸遭到党人的禁锢，禁令尚未解除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躲避兵乱，四处逃散；一个死在楚地，一个死在闽地，只有克念流落到台州。绍兴六年，给事中朱震，字子发，上奏请求授予他官职，不久朱震也去世了。克念有儿子名偕，偕有三个儿子，没有衣食，替人承接符牒，靠此奉养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黄<▯田>，字子耕，修撰郡志，访求故家后裔，找到了他们，请来会见，按照宾主之礼相待，供给冠帽、衣带、钱米，买田置宅，在学校中为显道建立祠堂，排列在二程之后。郡人惊异地说：“自从黄太守到任以来，过去被群奸侵吞的邦赋，有一天便全都收敛回来；公使被妄费掉的，也全都减省节约；于是能够用余下的钱兴办小学，建造棂星门，增加太学生的粮食和衣服，祭器中有珩、韠、罍、簠，又设置潜火、建立养济院、埋葬丛葬的尸骸，政事通达，教化普及，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受到恩泽依赖。”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建立上蔡祠堂这件事无法理解，甚至有人勉强笑着说：“为什么唯独这件事做得这样不切实际呢？”其实，意图有远近，认识有难易。《诗经》说：“使我的俊士兴盛起来”，这是近而易知的事；《诗经》又说：“接续古代的贤人”，这是遥远的事。兴办小学，是近而容易理解的；建立上蔡祠堂，难道就遥远而难以理解吗？大道若没有人来实行，就不能流行；大道不流行，天地的道理就不能彰明，这是古今最大的祸患。先王把闾里比邻连结起来并教导其中的人，不敢轻视他们。然而能够达到大道、成就人才的人，几乎绝迹，广大的国家也难得遇见一个，所以尊崇他、贵重他、珍爱他、看重他，哀悼他的死亡，用祭祀使他成为神明，用俸禄和地位使他的事业延续；即使换过千百代，也仍然嫌不够。大概这是因为天下公认的大道，如果任由人各自发挥私智，各家执守不同学说，谁都把自己气力血气所胜过的东西当作善，那么道德就会毁坏，义理就会消灭。理解子耕举措的人，应当说：“唯独建立上蔡祠堂尤其长远，并不是不切近。”从前正考父在鼎旁煮稀粥，沿着墙根快步行走；后来孔子出生，孟僖子又命令自己的儿子学习礼。谢氏困厄于庸奴之中已经很久了。子耕既然使他们洗除污辱，列入士大夫之中，怎么知道不会有通达之人出现，重新辅佐二程的道学呢？这样就可以用来推知上天的意旨了。既然如此，那么我认为子耕此举不切近，岂不是更加严重吗？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

译起初，新安先生朱公任同安县主簿。如今的知县毛君，在当时便在县学中祭祀朱公。从前孔子整理、叙述尧、舜、三代的典章法度，传给后世；黄老、申不害、韩非这一类人，也各自著书立说。学者于是动摇分散、背离正道，只偏信自己所接受的学说，没有人广泛探究、详细考察，务求合于根本的传承。到了董仲舒稍稍推明孔道，又与君主的意旨相合，杂家和异端学说才开始衰落，归于统一而归依孔氏。姑且设置俸禄利益来驱使人们归从，难道他们真的完全相信道德吗？所以经学教师和章句之士没有真正明白的人，只是成为短浅狭隘、遮蔽大义的人罢了。唯独司马迁采录《论语》，阐明《孟子》“不言利”的意义，并将其写入传世的史家著作。孔安国为古文《论语》作注，扬雄多次称赞颜渊笃实好学、推重《孟子》。小戴编集《大学》《中庸》，郑玄又为《孟子》作注。还有赵岐的《论语》注，以及何晏、韩愈、李翱诸人；韩愈本于曾参，李翱尊崇子思。唉！两千年之间，各种学说的萌芽和枝蔓泛滥，有时存在，有时消亡，而大道义理仍如此难以阐明；那么只有广泛探究、详细考察，知道根本传承的来源，然后才能标举颜、曾、孟子，为他们作传，揭示《大学》《中庸》作为教法。对求学的人一定要说：“不这样做，就不足以通达孔子的道。”这样以后，次序才不会错乱，道德也差不多能够完全被信奉了。这难道不是程、张以及朱、吕几位君子的力量吗？如今笺注传述衰微停滞，士人的聪明才智也越来越放纵任性；夷狄和中原都把科举作为同一条道路，浅薄的见识被掩盖，正统的学说却被深深守护；虚伪的接受和相互背离竟在同一室内交错，而不把这种心态看作残害道学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我每次看见朱公在细微得不能再细微之处极力辨析，尤其激切恳挚，总不免为此叹息。求学没有比喜爱大道更成熟的，没有比以颜、曾、孟子为乐更成功的，这是用来潜心修养的。《大学》《中庸》所阐明的，是行为没有比诚实更好，止息没有比善行更好的道理。夷狄之学是疾病，科举之学是小病，这正是朱公最害怕的。毛君曾经跟随我学习，离开我后出任同安县令，有惠民的政绩。政治取得百姓拥护虽快，却不如教化施及百姓长远。晋元帝庙记 城隍庙是晋元帝的旧祠。过去它孤单寒陋，祭祀的牲畜瘦弱，酒也浅薄，祝史傲慢怠惰，执事的官吏懒散松弛，竟忘记了这里曾经是晋元帝统治的土地。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黄公在石头城建造新庙。起初，卞壸的牌位同嵇绍配享。黄公认为卞壸的名望和辈分在嵇绍之后，应当按次序排列，而且两人同为晋臣，于是把嵇绍迁置到庙的东房。又认为晋朝传承了四姓，常常作为中原的共同君主，历经七八个强大盗寇而没有妨害它的建立，这难道不是因为任用人才所致吗？因此在两廊设置画像，从周顗到谢玄共二十人，以表彰他们的卓异。又认为王导、谢安是晋朝赖以保存的两个人，所以特意在庙西房为他们画像。宾客有时回头看着笑道：“这项工程的意义真深啊！”商、周时代，君臣相互信任，最终都能迎来太平，所以铭文常刻在鼎上，祭祀时一同配享，表示永不忘记。汉、唐以后风气鄙陋了，但那些特别的功勋、盛大的事业，也还记载官爵，绘制形貌，有麒麟阁、云台、凌烟阁之类的名目，夸耀他们得意的成就。到了后来，子孙忽视追念功勋，抛弃而不再记录；时运离去，事物改变，君臣一同灭亡，名声事迹全都泯灭，连一抔土也来不及谋划保存，只让文士在坠落的典籍、遗失的简册中舞文弄墨，让骚客在残烟衰草之外徒费吟咏，这难道也不值得悲哀吗？建康虽然是晋的都城，但相隔千年已经久远，迁移变革尤其多。不久前往冶城，询问新亭，哪里还能有从前的依稀遗迹呢？如今不惜拿出数亩地的宫室，聚集那些贤能而劳苦的人，按照礼制供给祭品；山川依然存在，柱子和椽子也可以想见。行走的人经过这里，恭敬如同仰望太极殿的题额；停留的人心神清明，如同听到广室中的议论。这样看来，黄公喜爱古迹，并不只是像喜爱鲁殿、秦碑那样欣赏它们的残缺摧落；只要有益于世道人教，以今时衡量古代，仍然如同同一天的事情。当初王敦篡夺的势力已经形成，满朝大臣却没有觉察，还安然自若，只有晋元帝把它看作腹心之患，决意讨伐铲除，忧患和耻辱甚至临及自身，忠义之气受到激发，终于把王敦彻底消灭；否则晋朝早就灭亡了。这实在是超过常人的明断，没有什么不足。自正始年间以来，以清谈风流相互称许，赏玩爱好成为风俗；士人虽然坐而空谈玄理，不惧怕亲临战阵，等到气势倍增、勇力积聚时，穿短裤的子弟也能击破百万军队。可见清谈能够产生功效，并不是导致国家丧亡。我认为这两件事从始至终都是大节，只是史书的评价恐怕有误，所以略记于此。瑞安县重修县学记 从前刘龟君任瑞安县令时，大力修治县学，记文说：“耗费钱财二百万贯，已经不少了。”不久县学便逐渐破败，屏障倒塌，台阶损坏，梁柱需要扶持，摇摇欲坠，像坐在漏水的船中一样。县里的人以此为极大的惭愧。前些年曾和我商议，准备自行修治。我说：“停下吧，政务在有司，不是乡民所敢擅自干预的。这难道是佛寺道观的房屋吗？又怎么可以集资来完成呢？”嘉定四年，黄葵君开始主管县政，钱财没有多出一铢，叹息说：“我大概只能放弃它了。”在学校任职的士人郑焱、陈观大力劝说、赞助道：“愿意竭尽力量供给费用，使学校即使比过去缩减十四分，也重新壮丽美好，如同新建成一样。”官吏的品级有三种：上等的是以学问来做官；次等的是本来只会做官，再用学问来修饰自己；下等的是只求做官而没有学问修饰。黄君一到任就修治县学，把全县政事看作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这就可知他是以学问来做官的吗？世人谈论官吏也有三种：上等的是学问有成而且能够教导人；次等的是虽然不能教导人，却能以政事养育百姓；下等的则像养猪喂兽一样，只会扰害他们。黄君知道以学问来做官，本来就不会鄙视怠慢百姓；教导和养育这两件事，大概都能努力而有所进步吧？世人通常说：“官吏一定要设置学校，教导并养育百姓，这是最急迫的事。”却不知道官吏应当先教导自己、养育自己，难道还有什么比关心百姓更急迫的吗？他虽然知道应当以学习来治理政事，却因洞察事物的智慧浅薄，考察自身的功夫不深，心里便以为教导和养护百姓是厚待他们，实际上教导和养护百姓反而成了损害他们。这样哪里能够勉力前进呢？况且从县令、县长以上的官员起，他们对百姓生死成败所起的作用，都不可预料。如果只是竖起几十间房屋，设置几十名官员，供他们吃饭，便说教养之事全都做到了，那也太容易了吧！所以，明察而宽恕、办事通达，是官员自我教育的方法；节制廉洁而少有欲望，是官员自我修养的方法。欲望少，百姓就有余力；办事通达，百姓就有余裕。然后把自己修养的方法推及百姓，也就是养人；把自己受教育的方法推及百姓，也就是教人。恕道由此成为忠信礼义风俗的起点，学习之道也由此得以彰明。我既然赞赏您能重视前代的学问，所以乐意把勉励您学习的话附记在后面。利涉桥记

译嘉定四年二月，黄岩县的浮桥建成。林鼒叔和对知县杨君说：“桥长一千尺，借用船四十只，两旁用栏杆、竹笆和缆索筑成堤岸，捆扎图绘狻猊等物，共计三十旬，铁九千斤，木石二万五千，役夫六万多人。县城东南方车马、担夫和客商往来的道路，都通到桥上；西北方砍柴、采集并携带物品到市场的百姓，也都奔向这座桥。各位公卿越过天台、登上雁荡，经过黄岩，都高兴地说：‘又增加了一座桥！’这样一来，争着渡江、抢船而造成的倾覆、践踏之患就免除了；井屋的富庶、店铺的烟火与桥相对而望，绵延不断，实在壮观。古时没有而今时有了，难；桥建在江流险要处，更难。台州有桥，从唐代太守开始；您以一县之力建成它，所承担的力量相当于全州，困难加倍。希望您写篇记，为杨君酬答。”我因病未能抽暇。叔和又说：“桥在未建成时的困难，众人都知道；桥建成后的困难，只有杨君自己知道。今年另外留出一囷粮食以等待将来的缺用，尚且担心不够。虽然如此，县里的地籍已经毁坏七十年了，杨君募集田地一百万亩，逐项丈量、分步析理，过了两年才恢复旧日的界限。杨君所费的力量虽然更加艰难，但承接他工作的人就容易了。容易了便会引发思考，思考没有穷尽，桥也就可以凭此长久存在。希望把这些一并赞美。”我长久卧居水心，来往的都是乡野之人，连门外的事都听不到，因此不知道杨君的才干竟然如此。郑大夫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人吗？他使郑国松弛的政事重新整顿，取得了大效和小验，这些都记载在《春秋》中。到了他捐出一辆车，天下人却把这当作笑谈。那溱水、洧水容易渡过，与今天建桥的困难相比，难道不是相差百倍吗？难道古人在这件事上也有某种缘故吗？世人常说，今天人们所难以做到的，不足以赶上古人轻易做到的；而把古人轻易做到的充实起来，也不能用来做成今天人们所难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叔和的议论还没有经过我的考证，不能不写下来。我年轻时常同叔和兄弟交游，他每每对我说：‘县城正北有山，清爽之气浮动，花柳的美丽、雪月的胜景，没有不在江北的。我偶然到程头，必定徘徊瞻望，往往因江水阻隔而返回，这样已经多次了。’如今桥既已建成，叔和与乡人每天拖着手杖在北山游玩，随着潮生潮落，随江水升降，悠然如同在银河中游泳、在沂水边沐浴，吟咏歌唱，这是杨君留下的德泽。而我已经老了，不再有四方奔走之事，只能感慨想象，不能跟随他们同游。因此附带记下这些，也用来表明我没有忘记这次游览。杨君名圭，字国瑞，建安人。他来到黄岩任职，是监司本来就因其才干而征召他的。这篇记写于这一年六月某日。台州重建中津桥记 人情都希望一劳永逸，但事物的兴废并不恒常，建成没有多久，毁坏就已经到来。何况连接竹子、排列木板，用来抵挡江潮，每日往来的艰难，只能用尺量、用寸度，而要承受无穷无尽的通行劳苦，又怎么能够支撑长久呢？所以台州起初建造浮桥，十多年中修缮了两次，不到二十年便彻底毁坏了。嘉定六年，太守俞侯认为不能再修旧桥，便商议另建新桥。按照前面的记载，郡里把桥看作大事，让五县共同承担。第二次修桥时，从临海取钱，从天台取木。俞侯不把任务责成各县，而是选用坚硬的木材、厚实的方木，雇工如同为自家办事，桥造得高大、厚重、严密，费用超过从前数倍。桥建成后，他写信给我说：‘官吏治理政事，应当使它不留痕迹；官吏办事，应当使它没有烦扰，这是天下的格言。然而，可以在自己身上不留痕迹，却不能在百姓身上不留痕迹；可以不烦扰别人，却不能使自己不劳心。我治理这个州，不敢有一天懈怠放纵。回头察看郊外的围墙，百堵房屋都高大整齐；钱和券相互流通，价格一定均平之后才放行。这是当今最难做到的事。我州既然被称为公平，取得的收成和耕作相称，时令粮食买入后再转卖给其他郡，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州又被称为宽厚。像这样做，百姓只是担心它没有留下痕迹。州中的道路在东南方向断绝，百姓需要桥，就像大地承载幼儿、背负孩子一样；桥坏得严重，就会跌倒并溺水。我早晚将离开这里，百姓所感到的烦劳，难道敢不由我自己承担吗？’所以我私下希望写一篇记，使人知道有痕迹也可以达到无痕迹的效果，自己劳心也能使百姓不受烦扰。唉，俞侯的力量和勤劳已经很大了，不能不加以记述。然而据我从古人那里听到的说法，没有痕迹的治理通常才是常道，没有烦扰的办事方式通常才是常术，所以并不把它当作奇异之事来记。如今星辰运行已经三周，而记载这座桥的文字，四百年以外、千年以内，究竟写了多少篇，桥又建成了多少次？中津亭的碑刻已经无处容纳，连阅读都来不及遍览。记述太多而不能专一，岂不是求名的弊病吗？俞侯说：‘不是这样。佛教有度化人众并用筹记数的办法，房屋纵横二十肘，筹码便会堆满。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怎么会厌恶它多呢？况且后世一定会考察这段时间的长短，以检验工程做得好坏；核算收入支出，以比较用费多少；考察施工的缓急，以了解官吏的贤能或昏庸。这是有志于百姓的人所希望留下的，难道像岘首山那样狭隘，只计较自己一人的名声吗？’我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请求，于是把他的话一并记录下来。北村记

译户部尚书吴兴沈公在城北奉胜门外建造园林，并派人告诉我说：‘北村有田三十余亩，中间包含五个池塘，大半都是水。能够用来栽植丛花、茂木形成荫蔽的地方，很狭小。灵寿书院只能勉强容纳人起卧，后来又把老堂那样的大屋迁来，向下超过三楹便停止了。要作为高大宏敞、深邃房屋的居处，它太狭窄了。洲屿隐藏，水渚伏卧，濠沟港汊彼此隔开，没有船不能通行。道路相连、相互交易的，都是鱼虾的朋友、菱芡的伙伴，而戴冠着带、乘车骑马的人已经断绝往来。白天并作一日而退坐，夜里分开来独自住宿；船橹回转、船桨转向，穿行南北，贯通东西。欸乃的船歌余音常在庭院之间，而丝竹鼓钟的演奏已经停止了。园林简陋到这种程度。只有对湖台高不过一丈，前面正对具区，湖心远峰时明时暗、若隐若现；近处的后溪、凤凰、毘弁诸山，往往聚拢在溪山亭下，几乎像是上天赐予的。即便如此，这也是樵夫野人共同拥有的景物。至于城中高大的楼观、广阔的园囿，光彩照耀、彼此映夺，我曾经连抬头仰视都不敢，只能侧身站立。我听说古代善于游览的人，粗略取法于天，而不精心经营人为之物。如今我草率地营造，苟且地完成，姑且把身体寄托在一条山沟之内，而遨游于天地之外，这难道不是所谓粗略吗？’ 所以他把园子命名为‘自足’；那些光彩照耀、彼此映夺的高楼大园，不只是我不敢企望，也不敢羡慕。我认为沈公谦冲简约而有清明的见识，既然凭借天然的趣味获得真正的快乐，又能够收敛自己的言辞，不自我夸耀专擅，可以称得上贤者。我曾经评论天下山水的美，虽然质朴与文饰、形态变化各不相同，但吴兴尤其是第一。它的山脉地势融会浸润，无不由最清澄的水气演化而成；水面澄明、深青而清澈，数百里、数千里连接着太湖；蒲、荷、萍、蓼的盛衰荣枯，无不富有情趣。飞来的鸥鸟、飞去的鸟禽，乘风的帆、破浪的船，任意纵横于浩渺之中，不知哪里才是尽头。从前这里的营造功业已经完成，像范蠡那样不被任用的人，像张志和一类的人，没有不在其中隐逸、长啸、歌唱的。这里大概是仙人圣贤的居处，而不是人间。我是海滨人，山水平凡庸俗，常常遗憾不能生长在吴兴，却还想以那里贤者豪杰为友。如今沈公竟然把筑园的曲折经过和命名的实意大旨告诉我，让我为之作记，难道不是我所希望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信州教授厅记 我查阅《上饶志》，发现没有教授厅，难道是有所缺失吗？教官的官署本来应当同学校相接，却另在城东，前去叩门请教很困难。而且那里地势低洼，下雨后泥泞严重，往来便会断绝。那地方本来不适合居住，居处又不足以安置教官，因而有所缺失，是有道理的。王梦龙君刚到任，召来诸生中的首领郑着，商议说：‘现在直舍后面有很多美竹，全是学宫的土地。百姓实际上租用了它，而前人没有知道改作，看来是有待于今日。学校略有余钱，士人能够得到充足的供给，已经很幸运了。然而我不能经常同士人接触，便会使以义理为食粮的人感到饥饿，这是教官的责任。’于是郑着带着郑汉儒、余凤分头办事，竭力向州府、转运司和总领所请求，也逐渐得到拨给。不久，师友聚会以及家人宴饮都有了地方，街道相通、门户通达，公私都感到便利。王君尤其高兴地说：‘这件事，从大官到普通差役，从出售材料的节制到归还土地的情形，没有一项不顺利，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认为并非如此。教授是老师，与官吏不同；官吏到任，是去任职，老师到任却不是去授课。官吏治理官舍，老师不负责谋划自己的居处。《子衿》的歌辞说：‘纵然我不前往，难道说老师就不来教吗？’但学生却不能不来。又说：‘在城阙之中。’ 这是说老师不能舍弃寂寞之处而到学生那里去，学生难道可以在城阙中嬉游而忘记自己的责任吗？学生应当手执扫帚迎接老师，面向北方侍奉老师，老师可以避开正堂而住在别处。修缮老师的墙屋，不毁坏他的柴薪树木，然后返回，也是可以的。这样看来，老师必须守持道义，不可随意屈服，然后才能教人。至于房屋、寝室和居处，诸侯国中的人本来就应当郑重地授予老师，老师不必因此自己劳累。如今吏部按照成法拟定任命，有时特意任命教授为堂差，使他奔走数千里，甚至始终坐守学宫，不敢离开长官的辖区；长官只以虚礼作揖，送他登车，亲自接见反而排在属官之后，他所请求的事情没有一件得到满足。国人的父兄却说：‘这个官只是来教子弟的，住所没有安置好，与我有什么妨碍？’于是凡是课试以外稍有涉及的事情，诽谤议论便堆积如山了。大概王君感到高兴的事情，是法令造成的，并不是古代的道义。王君离任后，继任的施应龙君又说：‘我带着家人背井离乡，一旦住进好宅，这些便利都是由您的恩德带来的。’他又为此高兴，请我作记。两位君子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陈述他们遵奉当今法令，同时又思考古代道义的事情，用来勉励他们。明白道理，不可以只是空有善意。平江县王文正公祠堂记

译湖外的风俗简朴而畏惧惹事，平江却喜欢争讼、善于逃避，和江浙那些顽劣的县相比较，它的地方风气由来已久。从前王文正公做这个县的县令，百姓非常爱戴他；他活着时就为他奉祠，难道不是因为王公能用德行使百姓归于平和，而不是用刑罚把百姓逼入险境吗？王公当时刚开始做官，年纪又很轻；初任官职，经历本来不足，年少则血气尚未安定，而王公却凝重安静，仿佛久经宦海、备尝世事的老人。贤人的禀赋，确实应当与常人不同吧？然而王公离开平江后，又监理潭州银场，任濠州、郑州通判。王禹偁推荐他的才干可以担任转运使，驿站召他到京师，他推辞不接受任命，献上自己所作的文章，这才得以直史馆、知制诰。这样看来，他不仅是长者、具有盛大德行，而且曾经又以吏治才能著称。他为百姓补救弊端、铲除积弊，铲除强悍顽劣之人，兴办有利于百姓的政事，以惠爱养护百姓，其中一定有可供叙述的政绩，可惜年代久远，不能流传。浅陋的人只因为王公后来做了宰相，成为百姓夸耀羡慕的对象，甚至说鬼魅见了他退避、蚂蚁见了他让席，也说这是福德力量造成的，这尤其荒谬。况且对百姓有功有德，离去后仍被百姓思念，即使遭受狼狈困辱，百姓尚且不忍忘记，难道一定要等他做了大官吗？如果不是这样，他曾经治理过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能得到百姓祠祀的却如此少呢？嘉定六年，永嘉陈君观任平江县令。当时的平江已经不同于从前：旧的诉讼刚刚审决，新的争端又无穷无尽；拖欠的赋税刚刚偿还，追缴征敛又没有止境；至于户籍、账册和府库，一切都已废坏。陈君应对突发事务敏捷，把混乱变成整齐，不久县政便大为治理。他于是修缮、完成学舍，用善道教示百姓。王公的旧祠原在长庆寺，距离县城七十九里，陈君担心那里不足以让百姓瞻仰，就在学校后面新建堂宇祭祀王公，又把本县先代大夫的像立在两旁，作四首《慕》诗来讽谏劝勉。百姓踮足肃立，低头醒悟，仿佛受到神灵感召，好像王公重新出现一般，这也是一时的盛事。教化不可能骤然完成，而陈君任期短暂，来不及等它长久形成；即便如此，我所说的有政绩可述之处，正可以从陈君身上取得。县中有幙阜、连云二山，高过万寻，衡岳反而在它们下面；山中的云气和奇异景物，在恍惚若有若无之间，足以使人渺然作赋。叶岭书房记 丙寅年，敌军突然兴兵北伐，我在朝廷争论，请求提升润江池的防务，另外招募士兵，赶快准备防守，补修楼船、器械和铠甲的损坏，以防敌寇到来，但没有获准。不久，田俊迈被敌军俘获，郭倬、李爽、皇甫斌不能作战而溃败，朝廷内外惊恐，于是把我调出金陵，负责江上制置。平阳蔡任子重实际上预先参与了这次行动。几个月后，敌军大举进入淮地，百姓逃往江南，达一百多万家。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敌人三名骑兵抄掠水边，两只船在岸旁沉没，城中听到后都震动起来，官吏也发抖。我先前连拿纸都不能坚持，长叹着说，这才明白建炎以来敌人轻易渡过长江，敢于在明州、越州以外的遥远地方作战，确实不是普通强悍而是不可抵敌。后来我在石跋嘴向他们挑战，又在定山邀击他们，敌人立即解除对和州的包围，退屯瓜步。郭倬虽败，也因困顿而归。当时子重专心治理军事，昼夜不能休息；而我听讼断狱，仍从容如同平常。否则建康人还没有见到敌军就先逃跑，便会重蹈建炎、绍兴覆辙了。大概有智慧的人不必等到平日有所训练，但一定要先没有恐惧，智慧才能发挥。像子重这样的人，我只是因为他是故人之子才征召他，没想到他的才干竟达到这种程度。子重多次被贬黜，仕进之路断绝，所居住的地方林木山丘回环曲折，名叫七星山叶岭，尤其接近草木荫影，与几案席位相错杂，于是把那里规划成书房，在曲折小径、修长廊庑之间读书，认为才干既然无用于世，姑且寄托于书本罢了。有人这样说，是因为不知道书。书不足以应对变化，而才干的高下与书本没有关系——这话是无知者的说法。假如真懂得这一点，就会知道没有书便无法应对变化，而才干的高下本来就取决于读书的深浅。古代成就才干的人，其中才德最高的达到圣人境界，正是因为读了这些书；静处时能够用它平息诽谤，行动时能够凭它建立功业，这也是读书的作用；淡泊无所留恋，而心中所存常在功名之外，这也是读书的作用。诸子百家、众多著作、不同地方的学说和各异的议论，各自达到极致，如天地间的珍宝并列在面前，能够兼收并蓄而不受祸害，都是读书的余波。书的博大、广大、深远，无法测量到这种程度。可惜我已经老了，来不及读完。你要尽心读书，不要只因为认为才干无用，便姑且寄托在书本上。风雩堂记 从前颜氏以孔子之乐为乐而忘记忧愁，身体仿佛只是蜕壳所附，家庭仿佛枯木所据，人欲的牵累全都消除了。所以孔子认为一般人不能达到而称许他。至于曾晳不同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他的快乐可以用语言说明，懂得道德的人努力便可以达到。到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下吹风，是鲁国的修禊之事。陈国宛丘、郑国溱水洧水，也都是这样的地方。当士女和谐聚会、众人灿然欢娱时，那些外在有所追逐、随世而狂的人，固然会被讥为放纵情欲、荡乱心志；但内心有所持守、不与众人一起败坏的人，难道不会被讥为闭关自守、隔绝外物吗？欣逢时令和美，穿戴整齐，轻易亲近名山大川，同鲁国人一样愿意出游，吟咏歌唱而归，容貌和顺、身体舒适，这就是义理之中的适宜，是物我之间的平衡。人的显达或隐晦，只在于被任用或不被任用而已。即使舜、周文王急于任用贤士，最终也不能把所有人都任用而不遗漏；孔子曾一度被鲁国任用，后来漂泊困厄，终于老死。何况子路等三人不过在小小邦邑之间，自以为可以求得任用，这是多么浅陋啊！曾点甘愿服习乡里之俗，安然处于不被任用的境地，难道也是忘记世事了吗？浴沂、舞雩，是近来谈论道体大旨的地方。求学者不知道洁身而同流合俗、远离财利而减少怨恨，却悬空推测、浮泛想象圣贤，希望在出仕退处、得失取舍的争论中求得圣贤境界，能够保全这种快乐的人实在很少。李公伯珍在豫章的园林中建造厅堂，命名为“风雩”。有的园林遮蔽层层山丘、容纳巨大的水面，或极尽奢华美丽，竞相追求难以超越；有的只是勉强修整，取其容易满足。这些都是世上的奇人伟士用来愉悦耳目、快意心情的东西。只是还没有人返回道德的领域、居处于性命的园囿，为什么呢？如今李公久任侍从，劳苦于方岳之间，退下来休息，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再羡慕的，却能够以曾点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他亲手栽种合抱之木，等待它长到凌云；池塘水泽泛起微小波澜，仿佛身在江汉之间；从草根到树梢，观察草木荣枯的状态，而风雩雨露的教化，每天都是新的、没有穷尽。至于西山的山崖、南浦的水边，船只车辆来往，禽鸟游翔，鱼类游泳，没有一样不得其所；他又能够以曾点的快乐为快乐，与万物同乐。那么，性命和道德将成为李公归宿的地方吗？这与娱乐耳目、快意心情相距很远。不过，这种快乐仍然有所凭借于外物，是曾点的快乐；不凭借外物的，才是颜氏的快乐。嘉定七年十月。温州新修学记

译学校建于绍兴初年，时间久了便遭虫蛀和毁坏。嘉定七年，留公茂潜来任知州，修缮并扩大了学校，又增加供给学校的田地，告诉诸生说：‘高起并修饰房屋、仓廪，如果只是使供养丰厚罢了，至于以师友为根本，必须把学生纳入道德之中，这是太守的职责。从前周恭叔最先听到程氏、吕氏的精微言论，开始推行新经，废黜旧疏，带领同道退居自求；看待已经断绝千年的学统，庄重得仿佛醉后忽然清醒、梦中刚刚觉醒，颇能有所补益，只是后来渐渐衰落。到了郑景望出世，明确洞见天理，精神舒畅、气息和悦，坚定相信并固守道理，言语和行为相互符合，这才知道今人的心可以同古人的心相接。因此，永嘉之学必定以警惕反省来抵御物欲，周恭叔开创在前，郑景望承继在后。薛士隆奋发而明朗开阔，独自探究事物的体统；兴复王道、远大的制度，以及叔末时代浅陋的办法，他不随毁誉而改变，必定考察旧有事实，仿佛有一套可以任用我来医治恢复的方术，全部都在其中。到了陈君举，尤其号称精密；百姓困苦于某项政事，国家厌弃某种法令，他都像用铢称量、用镒计数一样，逐一追究到根底，这才知道古人的治理可以施行于今人的治理。永嘉之学必定要包罗贯通以适应世事变化，薛士隆经始于前，陈君举纬成于后。这四个人，都是本邦的贤哲。’ 诸生难道没有可以仰望的高尚品行吗？学习如果不能从自身开始，却说要推及天下，可以吗？即使说要推及天下，却不足以反过来修治自身，可以吗？因此，那些妄自牵合各种说法的人，最终零落而不能保存；只在外表上奔走追逐的人，粗疏鄙陋而不能接近道理。即便如此，没有达到圣人的人，没有不滞留在自己先前所得之处，并且以片面接受为忧患的。孔子向曾参、子贡等人说明进修之道，都说‘吾道一以贯之’，难道不是因为不应区分本末，而希望把门人的不同趋向合而为一吗？如今看曾子最后所传的内容，最终仍把笾豆等有司之事看作可以省略，这说明只会应诺而没有领悟的人仍然如故。子贡平日的惭愧，最终仍认为性与天道是不能听闻的，这说明心存疑惑而未能通达的人仍然存在。况且道没有贵贱之分，难道偏要忽视自己认为卑下的部分吗？学习没有浅深之别，难道才刚开始就要为自己不能深究而忧虑吗？诸生侧耳聆听，转相传说，从学官到他们的父兄，都请求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嘉定八年五月。漳浦县圣祖殿记 漳浦有五千户，良山遮蔽着西南，连接大海，格外高峻秀美，有许多奇峰，传说时常可以看见巨人的脚印。山中的美果自然成熟，人们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和数目，采来吃的人想要带走，往往就会迷失道路。它接近人烟却奇诡异常到这种程度，并不只是因为禽兽草木广大繁盛而已。郭城以西有古陂，容纳众多水流，几里之外有真君修道院。当初国家感应冥会，依据道书命令天下都建立圣祖像，长官像在原庙行礼那样拜伏，圣祖殿也建在那里。大概一定要山水汇合、吉祥具备，神灵才会依附其间，用来帮助百姓获得福祥，祈求国家长久延续。只是百姓懒惰、官吏怠慢，公私房屋都不能与山水相应；水陂废弃失修，干涸得可以看见底部，圣祖殿也迁到岳祠旁边。这样一来，山水背弃人们，神灵也失去了栖息之处。所以直到今天，这里的风俗仍然鄙陋狭隘，反而成为下等县邑，并不是上天不把福泽给人，而是人自己抛弃了它。赵君师缙到任后，偶然因事从西门出行，访问道院，四处察看了很久，忽然心有所动。道士说明情况，他于是感慨地说：‘政务难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吗？’随即用自己的力量恢复圣祖殿的旧址，疏浚水陂、修治堤岸，按时蓄水、泄水，使水常常充满泽地。又对邑人说：‘按照阴阳之法，坤申是上位。水是生长万物、产生俊秀之物的地方。县邑难道会因此兴盛于善吗？’他在水陂北面建堂，在湖心建亭，高处种桃柳，低处种菱芡，红花铺展、绿叶环绕，俯仰之间相互映衬。这样以后，山水与人仿佛拱手、作揖，仿佛回声相应、气息相合；无论睡卧、饮食、坐立、起居，都没有不与山水接触的。神灵居处庄严而清净，百姓游玩和乐而安宁；县令在其中，上面的人尊敬，下面的人顺从，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喜好如果不合义理，只任性情发作，便有声色田猎的娱乐、珠玉裘马的玩赏，使人甘愿独自前往而别人不能同游。圣人未尝不深深对此加以告诫。至于所喜好的是山水，便认为这是有助于道德修养的快乐而称许它，难道不是因为动静相合、与物相应，长寿快乐来自反身修养的效果吗？然而若泛游于茫茫水面，遁迹于幽深遥远之处，以薜萝为家、以鸥鹭为友，也甘愿独往而不让人同游，这本来也是不取的。赵君治理县邑宽和简约，又借助邻近的山水与人共同欢乐，以安宁自己的精神，这些都值得记述。嘉定八年五月。绍兴府新置二庄记 嘉定七年，越州开始在诸暨县古博岭设置二庄。越州以西都是海，水势暴怒，堤防失守，洪水冲破宝盆，白杨市两县之间都被荡成沧海。事情上报朝廷后，朝廷立即颁布常规法令，命太守赵公彦倓修筑堤坝防御洪水，从汤湾起直到王家浦。赵公又拿出留州钱一千多万作为补充，工程从秋天开始直到第二年夏天才完成。越人感谢说：‘从前是土塘，如今变成石堤，应当可以长久无患了。’赵公忧愁地说：‘还不行。堤坝起初只破一个尺寸大的洞，慢慢不察觉，积累年月便会大溃。如今虽然坚固美好，后来还会这样，石头又能做什么呢？’起初，百姓杜思齐获罪，家产被没收入官，赵公请求向安边所买下这些田产，另行储藏其租税以备修补，这是第一件事。越州是京畿附近之地，百姓却不堪困苦；卿相轮流来治理，政事反而更加疏略。城池、城墙、营署没有不破败残缺的，聘问、宴飨没有不削减损耗的。至于命令乡里评选秀才，聚集奏乐来助兴，这是古今常礼，却已经寂静无声几十年了。赵公又叹息说：‘越州是东方诸侯的首领之地，却简陋到了这种程度，何况还凭借尊贵而傲视天下呢！幸好我在这里，诸事都略有准备，可以奏唱《鹿鸣》。将来又怎么办呢？’于是又用杜思齐田产的余资，从傅氏那里买田，以等待三年之用，这是第二件事。我了解赵公，所以他请我来作记。唉，政事没有先得到根本而能完成末节的。因此，防护海潮的功劳巨大，但灾害却起源于小洞；举荐士人的费用很小，但所关系的事情重大。设置二庄，赵公已经懂得其中道理了，还不只是这些。用券兑换米，再把米折成钱，三种东西相互流通，粮价便不至于昂贵。拿券索取钱，早晚都没有不给的，天下各地因会子而犯法的人相望不断，也就不必滥施刑罚了。勤于收取而节俭储藏，用钱贯计算的储蓄有四十万。乙亥年大旱，全部拿出来救济百姓，年成便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有根本所产生的功效。还有一点，名峰奇岭在扬州大概有数百上千处，唯独会稽是镇山；越州在东南一带以奇特高峻著称，是因为有山。那里深泉高瀑，百道水流争相奔流，从前人们疏浚它们形成湖泊；山势幽深曲折、秀美萦回，成为越中之美，是因为有湖。湖泊如今废弃了，赵公能够疏浚开凿，恢复汉晋旧貌，保存王谢遗迹，那么治理越州的美业便可以流传无穷。设置二庄这样的小事，又哪里足以完全说明赵公的功德呢？即便如此，天子已经召赵公回朝了。嘉定八年。东嘉开河记

译温州位于南海以东，土地常年温暖，寒冷少见；上面土壤肥沃，下面却很潮湿。从前设置郡治的人，环绕内外城池都开成河道，分隔坊巷，纵横贯通；登高俯视，像一盘棋局。永嘉并不是水流汇集之处，而河道之所以集中，不只是为了便利运输、减轻船运的艰苦，更是为了调节地势水性，防止百姓遭灾，使居住安定、使用便利。后来承接国家生养繁盛的局面，市镇人口充满，甚至在桥梁、河水、堤岸旁修建房屋，原有河道也变窄了。而河道政务又因为不修治，长官每年发动乡里的民众疏浚；有时百姓怠慢不能响应，反而把河边积存的土石填入深水之中，所以大河变浅，不能承载船只；小河则容纳污水、藏积秽物，清流不能进入，逐渐造成疫病，百姓受此困扰已经四五十年了。淳熙四年，户部尚书韩公来任知州，当年九月便使用州中有账目却无名目的钱米四十余万，又增加私钱五十万，命幕僚和州里的社长、里长招募闲散百姓为工，共一万三千多人；测量环城河道，共二万三百多丈，取出泥土，搬出砖石，两岸堆成土丘。村里的农民听说后，争相高兴地背走土石，一天之内几乎全部完成。随后天降大雨二十日，于是河道得到冲洗，水流冲荡汇集，水面深广而清澈，流通便利；即使遥远的坊曲巷道，也都有小船能够到达。河道下游的百姓既然能够舒解郁积闭塞，导引和乐之气，韩公的治理也就因此清明平和地完成了。大概先王的政事以养育人民为大事，百姓生存聚居所凭借的条件，以及衣食有无，是上位者的责任。疆界、道路、城郭、沟池的修补疏浚，这些工程是百姓力量所能自行完成的。假如官府也来做，就会费用巨大而难以供应。后世政治之道丧失，竟把废弃官府职能、增加百姓负担当作治理的大事；可是官吏害怕花费，便不再修治，有的又因为不了解而把一切推给百姓。至于劝导百姓，有时又不采用正确方法，使百姓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最终只是徒然扰乱而已。上位者对待下位者，难道一定要同他们计较吗？百姓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官府亲自去做就可以了。百姓有四五十年的疾病，而上位者却没有一天施救，这就不是仁者用心。韩公进行这项工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仁心。所以州中百姓共同刻石作记，来记载韩公的仁德，也希望使后来的官员知道可以考察取法的地方。《水心集》卷十一，宋叶适撰。记 郭氏种德庵记 我的同年友人、琼州刺史郭宗之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子森卿由科举出身，任崇阳县知县；磊卿锁居主簿厅中，乙科出身的人都在那里会集。我在容成以南，起初曾在长沙同宗之分别。宗之去世后，我深为悲痛，来不及哭泣，也不能前往吊唁，只能相对惭愧悲惋而已。因此我详细询问了他家的事情。森卿说：‘先人葬在莲堂，莲堂的山，是我们郭氏几代祖先埋葬之处。坟墓旁的庐舍，是先人亲手建造的。郭氏从镇将一代传下来的祭祀已有三百年，生活俭约而长久，劳苦却能安定。到了曾祖父正信，公平均善良，是全县所取法的公正之人。祖父广施舍、行惠助，是一乡所依靠而成就的人。此后，先人中的士人因文章显达，做官的人以善政著称。然而他们端正刚直、少有同伴，不看时势的向背，收敛自守而珍惜自身，不依靠权势求进趋。常常说：‘我希望先世流传的恩泽长久留在子孙身上，使坟墓永远有荫庇依托。’除此之外，何必做得太多呢？所以庐舍上题写的名称，我们兄弟以“种德”为它命名，是先人的志愿。’我听后叹息说：‘确实如此！家族没有德行就不能兴盛，德行没有播种就不能成就。即使是一人的家庭，也未尝不能同天地一样长久。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天地播种了它，而人自己毁掉了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一个人所成就的事情还没有细微到毫末，便以丘山般的心态承受它，能增加多少呢？因此，谦逊的人播种德行，盈满自得的人毁坏德行。对我来说可以得到的东西，难道对他来说就可以丧失吗？一人攘臂争夺，万人便会撕裂他的手肘。因此，谦让的人播种德行，争夺的人毁坏德行。把义勇放在前面，把利益放在后面，是君子；小人正好相反。因此，廉洁的人播种德行，贪婪的人毁坏德行。暗中上升、急速奔走，缰绳一定会失控，驾车的人一定会窘迫；缓缓行走、安稳迈步，精神才会安泰，气息才会舒畅。因此，退让的人播种德行，进取争先的人毁坏德行。做事求厚重，不求浅薄；治理自己，不治理别人。宁可散财而不积聚，宁可俭朴而不奢侈，这些都是播种而不敢毁坏。早晨播种、晚上收获，是市井之人的德行；按时播种、到年终收获，是农夫的德行；播种而不求收获，不敢毁坏，也不敢自称有所成就，是圣贤的德行。在空寂深远之中，万理灿然明白；播种的人常得福，毁坏的人常遭祸，这是天地的德行。郭氏大概已经知道怎样播种了，知道怎样播种，也就知道什么是德了。嘉定八年十一月。信州重修学记

译我写教授厅记的第二年，施应龙君大规模修缮学校。施君按照学校的规制教导士人，士人起初并不便利。后来他拿出《论语》《孟子》，相互提问、反复质证，指出《中庸》《大学》是归宿，又增加司马氏《通鉴》，士人这才依附而欣悦，心中产生振奋，纷纷请求说：‘先生施予教诲，使我们改变远处的旧习，至高的道理已经深厚了。然而只有这座学校，自元丰以来十个纪年，摧残剥蚀几乎全都发生，连自身都不能庇护教导，又怎样能够立足？’施君为此忧虑，再次召来郑着、余凤，约定每年减少粮食供给，命工匠先制木料；接着信州的两位太守、东方两位使者以及属县长官，各按等级出力相助。派杨梦庚、郑连、诸葛褒拆除像殿中十六处损坏的地方，重新涂饰丹朱，建造论堂、棂星门，规模比旧日更加高大。凡是倾倒、栽植而损坏超过一尺的，全都换成成材；上面铺瓦，下面铺砖；柱子之间的门窗没有不重新整修的；祭祀用的豆笾、冠佩、章甫，也没有不重新设置的。唉，实在太辛劳了！起初我认为老师的房屋不是老师的责任，如今连弟子的房屋也成了老师的责任。这在古今本来就是不同的事情，但等到功业完成，目的终究只有一个。难道古代正确，今日就错误吗？施君做到这样，也就可以教人了。从前孔子感叹人才难得，而舜只有五位大臣，周代的乱臣也不过九人。孟子也说：‘从尧、舜到孔子，在见闻所及之处，明明白白，没有人能够企及。’道的凝聚、显明和发扬，这是最盛大的时期。然而道的根本成为《中庸》，本来就是上天把命令降示给我们；道的要旨成为《大学》，本来就是万物借此同我们会通。性情相合而归于中正，万物达到和谐，难道只有圣贤才能如此吗？这是千万人共同具有的。为什么孔子、孟子所称许的人如此稀少而不多呢？从孔子、孟子到今天，又过去更久了，可以称许的人为什么这样寥落而没有接续呢？唉，怎么才能广泛比类、扩大伦序来阐明它，并竭尽自身力量来奉行它呢？这就是师友的教导、问学的讲习，用来穷尽无穷、达到无极的原因。即便如此，当周道衰落、不再选取士人时，严重受冻挨饿的人几乎不能活下去。孔子、孟子并没有因为不被选取做官便不教人，孔孟的门徒也没有因为不被选取做官便不学习，因为道存在于那里。后世已经选取士人，老师要看是否能被选取之后才教，士人也要看是否能被选取之后才学。道并不因选取之后才存在，所以反而更加微弱。既然如此，教导那些不被选取的人，施君要勉励；学习那些不被选取的道理，信州的士人也要勉励。嘉定九年正月。长溪修学记 县里最初设置学校时，没有置办粮食，士人虽然居住在那里，却没有食物可吃。前任县令黄君龟明，亲自想出新办法，分项厘清、收拾筹办，历尽艰苦，然后才有了粮食。可是学校的房屋有一百楹，又破漏倾斜，几乎要毁坏坍塌；这样即使有粮食，也将无法居住。如今县令江君嗣祖，政事稍有空闲，径直来到直舍坐镇，使用斧锯，不烦劳役徒；没有喧闹，坏掉的房屋忽然修好，坍塌的忽然重新高起，于是居住和饮食都得到解决。士人们感叹说：‘自庆历以后担任县令的，何止几十人，只有这两位君子对学校有功，依赖他们学校才能长久存在。江君勇于为百姓办事，凡是可以凭自身力量来使百姓获利的事情，不等待告请，常常抢先带头去做，从不懈怠。古人所说“诚心诚意地求取它”，正是这样，并不是为了装饰学校、使自己的名声好听。’所以大家一起商议，五六次郑重请求我为他们作记，直到我答应才停止，说：‘我们希望后来读到这篇记的人，能够思念这位县令，不忍忘记他。’长溪绵延横跨山海，是最大的县邑，做官游宦之人遍布天下。廉村薛氏考中进士，在闽越一带首屈一指；赤岸尤为兴盛。从前曾在金台寺迎接蜀人师先生，像古代子游、子夏一派的人那样侍奉他，他的言论、风范和旨趣都被世代遵守。先生去世后，便在寺中建立祠堂，每逢正月或忌日一定设祭拜谒，礼仪完备，成年人与儿童都参加；到了丙子年又过了一周，敬重恭谨仍未衰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大概这里的风俗质朴而专一，和睦而安定；这里的士人文采虽盛而本质敦厚，既然能够思念他们的老师而不忍忘记，本来就应当思念那位县令而不忍忘记。老师之所以不被忘记，是因为他有道；县令之所以不被忘记，是因为他有政绩。三代已经相距很远了，县令有政绩却不由学问而来；孔子、孟子也已经相距很远了，老师有道却不知其源流统绪。学问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道难道能在一世之间形成吗？理本来无形，要靠恩泽浸润、融洽贯通以后才显现，这就是《兑》卦所贵在讲习的原因。开始时仿佛可以越过，久而久之便不可测度；它广大到无法用名称概括，都是由喜悦而来。江君何不把先生的事迹揭示出来，在学校中为他建祠祭祀，以慰藉他的父老兄弟之思；再选取懂得伦理纲纪、源流统绪的士人来主持教育他的子弟，以继承先生的道，使他们越学习越喜悦，时间越久成就越大。这就是先生因为县令而更加不被忘记，也是县令与先生彼此相成、共同不被忘记。嘉定九年十一月。《温州社稷记》

译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没有土地，万物不能生长；没有谷物，人就不能得到养育。国家刚建立时，就修筑社稷坛壝来祭祀，表示百姓各有天命。风、云、雷、雨，随着地域而兴起；禾、黍、菽、麦，随着播种而生长。神明由此产生，最应严肃恭敬，不敢忽视。后来怪异、淫邪、欺诬、荒诞的说法兴起，人们向老佛求哀告怜，听命役使于鬼魅；大的说是龙，细小的说是鳝蝪，都掌握水旱的权柄，擅自支配丰歉，把社稷反倒看成无关紧要。唉！难道是百姓悖乱而不懂礼吗？原来是长吏引导他们走上了不合义理的道路。大概温州的社稷，过去已经没有人能够详细说明了。我从童年起就看见它的坛阶残破，旁边没有四面围墙，只有三间破屋，饮酒、赌博、嬉游的人聚集在那里。祭祀将到，才慢慢割除荒草蔓藤；焚烧祭品刚结束，荒草已经又长得超过原先了。地气一旦不能感应，浮屠的普觉寺、行庙的祠堂、山中水潭深渊的玉函、莆杓椒丘的三王祠，乃至海神，都奔走拜伏，咒语诵声嘈杂，而社稷却冷漠地像完全没有参与。土地没有比它更尊贵，也没有比它更能察知万物；众神和群望环绕拱卫、各尽职分，为什么急于事奉那些而轻慢这个呢？所以说那是不合义理。嘉定四年，郡守杨简开始在地面上加砌砖石；这样一来，灌木荒草更加茂盛，刺壮城卒专门把它修整平了。嘉定十年，郡守巩嵘修整了社稷的大门，改造斋房，筑墙一百五十堵，备齐各种佩带、服用和器物。杨公说：“郡守没有什么比社稷更应优先的。”巩公说：“我的寝室漏了还没有修补，其他游观之处又没有用处。”两位公都懂得用义理来引导百姓。山水有高有深，神像设置得奇异独特，众神和群望凭借这些而被奉为神明。社稷却没有这样的设施，那么百姓的耳目即使一时感到新奇，到了以后也不能长久保持不同寻常。古人一定为社稷树立田主之木，各按当地适宜的树种栽植。郑康成说：“后土是田正所依凭的神。”周人种栗树，宰我说：“这是使百姓战栗，感到恐惧而不得安宁，不是亲近土地的道理。”永嘉的树木，没有比豫樟更适宜的了。“豫”像雷从地下奋发而出，“樟”有彰明之意，都是极为美好的名称。经过数十、数百年，它粗大到百围，高耸入云，百姓没有敢不肃敬的。这以后才知道，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是社稷之臣；如今守护这个地方的人，是社稷之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季子庙记》当初，赵公彦橚任晋陵县令，审理百姓诉讼时，发现大多是同族亲姻之间的争讼。他们所争的，是财产分割、子本借贷交易；哪怕是十、百的差额也一定要取，分毫也不肯相让。一味依法处理，亲情恩义就断绝；偏重情面，又会丧失廉耻。赵公说：“唉，难道他们不是亲戚骨肉吗？为什么不该争讼却还要争讼呢？”回头看城南一带寂静荒凉，有一座屋子丛生在竹篱草木中，大半已经倒塌，题为“季子庙”。他又叹道：“那位轻视千里吴地、不肯称王却在这里受祭享的季子，难道城中人竟忘了他吗？只是争夺会造成祸害，不相让却被看作高尚。如今竟然忘记他了吗？所以本来不该争讼却还在争讼。”于是就在市场边改建庙宇，题为“有吴延陵季子之祠”，与属官一起恭敬祭拜，已经二十多年了。人心受到感动的深浅，可以从诉讼文书增减的情况考察出来。竹林幽深，水流清澈，经过这里的人都像得到洗涤；季子的精神仍然存在。我曾经疑惑，泰伯既然逃到蛮地，染上当地习俗来掩饰自己，那么他的子孙对于礼乐文献，未必有先代君王的旧闻。季子凭什么能知道群圣贤的德业？他历来听见中国卿大夫所说的话，都能切中他们的过失，难道不是承受天命而生的杰出见识吗？至于他的父兄喜好勇武、轻视死亡，约定不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一定传给弟弟，那么道义本来已经在他们家中实行了。如果季子肯继承吴国而治理它，成为文王那样的人也可以；他为什么偏偏愿意像子臧那样呢？可见他的志向深远而宏大。谦让是用来蓄养德行的，极小的谦让也足以消除像山丘一样大的争端。国家尚且没有脱离争夺，如果不幸发生了细微的争夺，就会毁掉德行。难道这不是季子所做的吗？孟子说：“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所谓“不是人”，是说形体具备而人性却不存在的人。孟子又说：“爱好名声的人，能够把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让给别人；如果不是这种人，即使是一箪饭、一豆羹，也会把舍不得的神色显露在脸上。”唉！孟子既确实把不谦让说成不是人，又说不是那种人就不能谦让吗？为什么前后意思不同？从后一句说，非这种人不能谦让，那么能够谦让的，只有泰伯到季子五个人罢了，这就把天下人都排除在外了。从前一句说，人都能够谦让，那么天下人都可以成为季子。晋陵的百姓就是当地人，难道会有不能谦让的吗？只是没有察觉罢了。应当以前一句孟子的话为正确。嘉定十一年。《宋吏部侍郎邹公墓亭记》我的朋友胡卫道任常州知州，来信说：“邹公的坟墓在这里，学校师生前来荐祭省视，必定是合乎时令的礼仪。邹公家族渐渐疏远，家产也衰落了，祭墓没有亭子，守墓没有房屋，山中的松柏也全被砍尽了。然而敬奉邹公的事不能只由他的家族专任，难道我不应当负责吗？教授赵綝首先建造了墓亭，我命县尉朱起章治理旁边的房舍，拿出闲余的民间衣食来供养居住的人，并加以洒扫。又在墓的四角种树，等待它们长大来遮蔽墓地。这样就和看待邹公的家族没有不同了。工程刚开始便已经完成。不过，我想使这份敬意长久如同一日，而今后勤懒不齐，又怎么办呢？想到气类相同、始终不懈怠的人，只有学校中的士人或许能够做到。因此又让司户朱中守写明我的意思来请求，希望您写篇文章托付给它。”邹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独自任宰相时，邹公每天都在谏官之列。章子厚误国的罪过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其中最明显的有两件；后来在废立皇帝之际，罪过尤其重大，作为臣子不忍说出口。邹公既然以死力争，章子厚将要杀害邹公，邹公的祖父、父亲都因此获罪被贬，旅途中连床榻也无处容身，恰逢章子厚败亡，才仅仅免于一死。小人还伪造邹公的奏疏，激怒宫廷，所以虽然元祐党籍已经赦免，邹公仍被三次流窜贬谪；他在屈伸、荣辱之间的变化，却从未不是由于正道。邹公在朝廷上虽然言辞正直切峻，在乡党之间却常常和乐；见识思虑虽然通达，权衡取舍却总是依据经义；学术虽然敏捷善辩，讲习研究却常常沉静不言。他修身以及治理家庭，从来没有不讲究本末次第的。劝谏如果一定能被实行，是臣子荣耀的际遇；但道理很难完全实行，若没有节操，节操就不能显现。君主喜欢听取人的过错，是人主的盛德；但事情很难弄清，若没有节操，节操也不能显著。从绍圣到宣和，谏官五人，御史一人，都是有豪杰气概、享有重名的人。《礼记》说：“释奠必须合祭，遇到国家大故就不举行。”唉，邹公可以作为国家大故来祭奠了。学校里的士人仰面补上一块瓦，俯身修整半块砖，亭子的柱、椽便焕然一新。雪后的树干、霜中的枝条，苍色鳞状的树皮、翠绿的枝叶，使樵夫牧童自然绝迹。出仕时以邹公的道为准则，退处时也以邹公的道为准则，于是进退自然明白。胡卫道把这件事托付给学校士人，情意深厚；士人的报答也应当丰厚。卫道名卫，是越州人。《永嘉县社稷记》

译晋代分永宁县设置永嘉郡，又改县名为永嘉。在隋、唐之间，社稷坛地步积共有三千二百八十六，其中容纳八座坛。图籍辗转相传，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淳熙以后，失去的步积有二千多，坛阶也陷没了；甚至在佛寺祠堂中发布命令，也无法使它恢复端正。唉，难道是县邑小、百姓少，不值得予以整治吗？还是因为这件事见效缓慢、收效迂远，以为整治与不整治都没有什么得失，所以才造成这样呢？山阴胡衍任县令第二天，就惊骇、惆怅、惭愧、警惕，像背负罪过一样。他亲自查对旧图，在南面补足北面，恢复了原来的步积；又筑千尺围墙，以砖砌成，按照政和仪制修建五座坛，坛石都用青石包表。拓宽门道，整修房屋，嘉定十一年秋天，新的社稷祭礼建筑告成。这样说来，果断实行义理，可以称为勇；恢复自己失去的，可以称为难；把前任主管部门置后处理的事务办好，可以称为敬；能够参酌各方面而全部完成，可以称为贤。胡君推辞躲避，不肯把功劳归于自己，只推让着说：“古代百姓、人民与社稷常常并称，因为它们都有实际内容。后世百姓、人民与社稷虽仍并称，却只有名称罢了。就实际而言，教百姓耕种庄稼而获得养育，抑制过多雨水、滋润干旱，都是神的力量；就名称而言，只看到它掌管耕稼便向它索取，忽然干旱、突然发水，难道不是神的祸害吗？州里征收总额，还像是窃取百姓的声誉；县里征收的项目繁多，只会聚集百姓的怨恨。县社的名称还能保存下来，已经算幸运了。古代建立国家，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尊重奉事完全相同；朝廷与市场也相等对待，彼此不相分离。后世有的远、有的近，大多只是任意安排罢了。自晋、唐设置社稷以来，它偏僻地处大城尽头；如今那里草木荒芜、居民杂处，过去人迹罕至之地竟更加荒凉。乡野的茅屋、老园圃，难道只能用来寄放葵菜韭菜吗？华美的椽栋、高大的房屋，难道不能托付于屋檐荫蔽之下吗？永嘉县社稷的名称几乎都要不存在了，实在可怕。至于治理的方法同异，官吏应当详细考察；地势偏僻隔绝，人们尚且可以自我宽解，县令姑且免罪，难道还敢议论前人吗？”众人又说，胡君的思虑深远到了这种地步，几乎可以说是仁了。胡君役使百姓很简约，不妄加劳费，按时催缴赋税而不随便宽免拖欠。这样看来，审慎考察征收的事项，是养民的开始；端正社稷之名，是使名实相符的逐步措施。所以一并记下。《南安军三先生祠堂记》南安这个地方，从前周子和二程曾在那里相互讲习，群圣人的道因此得以重新显明，求学者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信安刘侯行父开始在学校东边租赁市场房屋，考察屋舍，设置祭祠，像学校一样祭祀三先生。当初，刘侯建成厅堂，装饰两侧廊序，在厅上加建楼阁；又把试院迁到地势优胜的地方，增加原有工程，花费都超过祠堂费用数十倍。然而他自己还认为不够，只题记说：“担心三位君子的奉祀有失于治理。”南安的大盗纷纷逃散，军队没有动用；平常诉讼稀少，刑罚大为减少；旧日欠负得到豁免，临时征敛不急于办理；百姓和财物富足安乐，大略如同承平时期。然而他自己仍认为不能教化百姓，只说：“忧虑三位君子的教化不能实行。”于是当地士人思念刘侯长久以来的爱护，认为应当与祠堂一同记载，便请我撰文。我考察自汉代县令以后，各地大儒能够配享孔子庙庭的，远不如三位先生；可是三位先生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为什么呢？有的祠祀大儒，是因为官职所及、县州所产生或所讲习的关系；有的依附学校，有的与学校分开。道并不系于某一地，但尊道的人仍然敬重道开始流传的地方，这只是适应当时事务的安排，并不是说礼制本来就应如此。一定要著明法令并普遍祭祀，才算合宜。这样说来，三位先生凭什么又超过那些大儒呢？大概道之所以在后世晦暗，是因为天与人不同、人与自己又不同；所说的道已经不是原来的道，所学的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学。不能完全遵从义理，拘泥于古代而损害今日；心智不明，姑且舍弃自身去辨析外物；辛勤劳苦而播种的，只是文辞藻饰的末流；粗疏冒进而有所收获的，也只是枝叶的余绪。扬雄、韩愈尚且如此，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自周子、二程以来，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已经属于不离之道；我奉事上天的行为，也和天意相合。舜、文王的道就是自己的道，颜渊、孟轲的学问就是自己的学问。文辞华美不必排斥，自然会衰落；功名利禄不必压制，自然会退却，因为根本已经建立。两条歧路是分岔，四方相连才是道路；邪说不能扰乱正道，就像烛火照亮暗室，也像旭日正在破晓。幽暗不能遮蔽光明，大经大法从来都鲜明地具备于此，又有什么堵塞道路的东西呢？这就是三位先生远远超过后世人的原因。在这里觉悟而前进，是我所前进的方向；安于这里而停止，也是我愿意停止的地方。嘉定十二年七月。《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学校是聚集道的地方，也是仕进之路由此产生的地方。有的人背离道而追逐利益，只求使自身荣耀；若想让这种人重新进入学校，学校都不能接纳，何况能为他建祠吗？台州学校中得到祭祀的有三人：罗提刑、适陈侍郎公辅、陈詹事良翰。罗提刑任职时没有能够完成旧日事业，所以名声不显。我听邹浩说：熙宁、元丰以后，贵人把百姓看得像蒿草一样，恨不得用刀斧除尽，可惜当时自己没有力量。那时能够慷慨陈述意见、保全百姓以答复天命的，只有江都令罗适、弋阳令董敦逸二人，而邹公独自认为罗公是亲眼见到并真正做到的。这样看来，从他未被人看见的内心推知，他确实没有背离道。在靖康年间忧惧交迫之时，旧有的惩戒已经松弛，难道不能仍然合乎道义吗？陈侍郎阐明四肢、心腹之论，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最终他因为意见不合而远去，后来往来于宗周，终于造成分裂的祸患。到隆兴年间，英明睿智的君主激愤而起，形势本应很快振作。陈詹事竭力坚持绝不议和、绝不放弃土地的策略，最为专一。如果当时坚忍等待，敌人自然会崩溃离散，难道还会有后代留存到今天吗？虽然后来绍兴年间再次起用他，但他已经和大臣意见不同，最终没有留下；虽然后来乾道年间再次入朝，但近习已经擅权，他终于自行退去。二位公都担任过谏诤之职，在朝廷任官的始末，天下人都传诵他们。他们哪里只是没有背离道，而且还坚定地实行道呢？道虽然难以实行，他们也没有为了苟且求得自身荣耀而停止。士人处在天地之间，没有别的职业，只是一心归依道、专心从事学问罢了。道有伸展也有屈抑，这是关系到生死的事；学问不论出仕还是退处都不能停止，这是贯穿始终的事。积累义理而后行动，是行道的次序；献出生命而后停止，是学问的完成。后世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有学校，那里的君子凭心意实行道；后来的人相距久远，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庆历以后，每当有名声、建立功业、显著善行的人，往往都把他们重新纳入学校。如今那些秀异之人和美善之士聚集相处，早晚瞻仰顾视，擦拭神像衣冠，就像三位先生仍然在世；春秋两季洁手进献酒食，芬芳清洁，就像三位先生正在享用祭品。又仰望他们的大节，俯察他们的细行，没有一处不可以作为老师。作为聚集道义的助力，难道还不多吗？有人怀疑陈侍郎不赞同程公的学术，似乎稍有不同。考察起来，程公亲自弹劾孔文仲，却与孔公一同列入党籍。史书说晏婴不赞同孔子，孔子的弟子却称许晏婴；与人交往，难道不能同时尊重两位贤者吗？嘉定十二年八月。《寳婺观记》

译这座观就是八咏楼。道士陈守正任职后，经过十年才把它整修完备。山势高峙而靠近，便显得逼迫而容易看尽；河流浩荡而遥远，便显得空阔而难以穷尽，这都是游览观赏的弊病。金华山虽然高达千仞，山势旁行，延伸到三县，曲折回环，使人不知不觉深入其中。其余是漫长的土岗、伏卧的山冈，林木茂盛，野地繁密，有的低伏，有的高起，仿佛万匹马在平原上纵横奔走、聚散不定；锦绣时隐时现，无法把握。两条溪流宽广而绵长，汇合后清澈而凉爽，不猛烈却有方正之势，缓缓流入江南。山岭绵延，是果蔬种植之地，也是柘树桑树的园圃；日月风雨借此呈现姿态，雾气烟霭彼此吞吐；光色、气韵和灵妙声响回应于耳目，十分奇异。四面远望百里，不空荡也不逼迫，有登临远眺的美处，却没有游观的弊病。在浙东，这座楼可称第一。从前沈约开始修建它，地方因文章而显名；我想游览的士人一定各有所得，只是我无法知道。近世大儒吕公出现后，人们因义理而显名，四方英俊之士每年常有数百、数千人，没有不登上此楼的。他们所得有浅深高下，我有时虽能知道，却也不能全部了解。山水是至善之理保存的地方。游览这里的人，如果能够秘密领悟为善的契机，回转冲和、收敛内守，通达变化、应对外物；宽厚施与而忘掉偏狭吝啬，明朗豁达而消除昏暗鄙陋；德性形成，天性安定，行动快乐，静处而长寿的功效便可以验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如果有人不是这样，便会因豪迈发怒而借酒使性，激动而变成狂放；因感触外物而悲愤，郁结而生离忧；用巧妙的讽咏助长轻佻放纵，用荒谬的题评显示自己的荒诞笨拙。这样一来，游览观赏虽然没有使人受害，人反而会使游览观赏受到损害，难道可以不警惕吗？唉，吕公去世已经很久了，同时代一同游览的人也都逝去，我也老了，再不能到这里来。因此借陈守正修观之机系录这些话，使后来的游览者有所考察。此观最初建于唐代，史书说它是“须女的居所”，于是用它给州命名。太守洪迈请求赐予美好的名称，所以称为“寳婺”。天象遥远，星辰运行的次序很难说清！然而祈禳常常有效，福禄屡屡聚集，地方百姓奉行敬事，没有敢不肃敬的，难道不是由于地方优胜的缘故吗？陈守正和他的门徒尤其不应因为人的原因而损害游览观赏。《宜兴县修学记》戴君桷任宜兴县令后，已经补充学生名额，领取学校的廪食。他查看学校房舍，坚固整齐的只有高尹商老的宣化堂、罗令仲舒的东序堂，其余也都倾斜破败，有的残缺，有的毁坏。于是他的属吏陈梦印、章悉购买邻县木材，挑选优秀工匠制作，经过两年重新修缮堂庙，设置大门；大门左右夹着前面的崇门，两门棂格相对而立。西序作为宗子小学，凡是各职次序所需的设施，过去没有的都已具备。然后让沈梦龙来告诉我说：“唉，这可以记载了！”荆溪是《禹贡》所说的中江，洲渚曲折，水流澄澈，云气与树木萦绕相带。君山最为雄伟秀丽，嵌洞尤其奇异壮伟，大概自楚、汉以来就是东南地区最著名的地方。近代苏公远离万里，游览蜀地而遍观天下，选择阳羡居住，把疏朗开阔、幽深美丽的特点兼备于一处。周孝侯年少时愚昧放纵、凶暴任性，甚至被比作异类；一旦受到感动激发，便杀虎斩蛟，即使在陆士衡兄弟面前赴死也不退却，只是大节仍然保全。有人怀疑，如果不是土地力量刚劲挺拔，就不能造就这样的人。熙宁年间改用经义取士，士人起初沉溺于时文；开封礼部有邵集英亲自策问，余选等人都名列第一。京师之大、四海之广，一个县却独占魁首，而且有两次；有人怀疑，如果不是土地禀赋文采华美，就不可能如此。由刚劲挺拔之气发出，哪里比得上纳入中和呢？使文辞华美，哪里比得上使根本敦厚？根本就是学问，中和就是道。土地哪里能够预先决定这些呢？阙党、互乡，因为那里的人成为土地的耻辱；鲁国多儒者，卫国多君子，人们便赞美那些地方。如今县邑中杰出的才能和聪颖的资质，将要进入道的境界，必须用本性来约束自己，用心来贯通事理，不让肝、脾、胃、肾任意放纵情欲，不让念虑思索扰乱心灵，那么偏颇之气就不能胜过中和之气，中和便完整了。将要深入学问，必须考察古代、验证当今，上至千世，旁及百家；各种流派、不同地域，都能贯通如出一源，那么枝叶就轻而根本就重了。学问与道相会，人与德相合；登上高丘可以俯视鲁国，面对长流可以观察流水逝去，那么山川即使丰美，也不过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义理的至乐，则独自运行在物欲之外。难道这不是县令修建学校的根本用意吗？罨画溪，仍然可以看作浴沂之地；善卷洞，也可以看作舞雩之地。这里并不是只有骚人墨客才有资格占有。嘉定十三年十月。《潼州府修城记》自从李顺平定蜀地以后，这里安乐至今，汉、唐都比不上。然而百姓长期脱离战争，膂力逐渐消耗；边远地区长期脱离战争，预防也更加简略薄弱。等到奸豪窥伺估量，便不足以应付仓促发生的战事。近来张福叛乱，驱逐官员，杀害制置使和总领，纵横剽掠杀戮，官吏有的死亡、有的逃跑，没有人敢抵抗。残害很快就将波及潼州。李公埴起初奉命任牧，便急驰赶到，与提刑曹公叔远召集义勇，壮大西军。对贼军所经过的县镇加强警戒，护城河、城墙的毁坏堵塞迅速修治；投放木石、设置炮具，凡是可以破坏贼军的器械都预先准备。昼夜激励，上下同心，发誓一定死守。贼军窥伺徘徊，知道这里决不可侵犯，终于取别的道路离去。唉，这不只是保全一个郡，更是捍卫成都一路，功绩十分显著。如果不是平素讲究谋略、临事果断，怎么能接续二百年的生养，使这里不至失守呢？修好城门以后，西面的牛头山高峭突起；按图志，名叫相里贵的人曾据守山上，几乎攻破城池。二公谋划说：“城池幸而得到山势，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难道可以把它交给敌人而另求险要吗？”于是追改过去的错误，把山巅与山脚连接起来，贯通合为一体。西溪的水渠沿山向南，通达武江。即使连日大雨、骤然积水，也没有奔腾急流来侵蚀冲刷。城墙全部用巨石砌成，创建瓮城城门，设置敌窗和蔽膝，都符合工程法式。东西道路往来之处，光彩辉耀、鲜明灿烂。凶悍的首领气势沮丧，狼子般的贼军魂魄坠落。当时李公的兄长也在遂宁镇守，同样修城，恢复夏鲁奇的旧迹，工程费用多达原来的数十倍；这不是修补，而是筑造新城。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改正过去的错误，能够在旧迹将要坠毁时恢复它们，不是在艰危时刻所能做到的。李公兄弟能够这样做吗？况且他们使生兵迅速训练，使缺损的器械迅速补齐，以便应付仓促发生的战事，并为长久太平作准备，这难道不是平素讲究、临事果断的结果吗？绍兴以后，巴、益两地的财赋都竭尽供奉边将吴曦，吴曦因此反叛；剑阁、栈道真正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看来应当像在塞下耕种那样下令，使戍守的士兵有足够粮食，不依赖内地；选择险要之处自行防守，逐步建立制度，必定应当从这两座城开始。李公是执政近臣，曹公也是东南有声望的人。假如有一天他们在朝廷相会，能够把考虑一个州的心思用来考虑蜀地，把考虑蜀地的心思用来考虑天下，那就可以了。嘉定十四年三月。《连州开楞伽峡记》

译湟水汇合众流向东，南面被两岸山崖夹束，水势湍急猛烈，激荡跳跃，力量倾泻百里，船只航行必定要越过峡口。后来才庆幸不必担忧山水险阻；这种险阻各处都有，大概只有这里最著名吧。嘉泰二年，山崖坠落堵塞水流，高处有数十丈，低处也有百余尺；遇到雨水不能按时放晴，溪谷便倒灌，水横向漫溢，船只不能通行，商货不能运输。嘉定庚辰年，太守杨侯榕刚到任，正逢大水，城邑被淹没，四处漫成湖海。他环视叹息说：“连州向来贫弱，监司又没有留意，将由谁来消除这场灾祸？”转运判官刘侯强学听闻后惊醒，立即征集两司八百万钱充作费用。这年冬天，便命司法李华与郡人张浩大规模疏通开凿。李华心思巧妙、力气强健，刘侯专任而不怀疑；容易的工程勉励加快，困难的工程招募人手来响应。小石用绳索运输，大石则凿削使其脱落；从上面攻凿，从下面筑堰取出。剩下的隐石在平流中黑黝黝地还有几处，工人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李华创制巨灵凿，贯入木头，以百钧之力捣击，石头便碎成粉末。春天将过一半时，所有危害水流的巨石都被铲平，船只从番禺驶到城下；群川众壑各自有了归宿。老幼聚集观看，高兴到了极点，有的人甚至流泪说：“连州终于又成为郡了。”考察《尚书》，顺着山势疏浚河川，用来使天意与人事相合，记载勤劳功业最为详尽；但事情遥远，无法一一说明。等到梁山崩塌，重臣才以为国君应当自行贬损，不敢谈论修治；其他山陵坍塌、土阜摧毁，令人惊骇的异闻，史官所记大概很多，却始终没有说某人能够开通疏导、攻除障碍而使它恢复原状，难道是事情散失而没有流传吗？还是因为敬畏而不敢说，也像重臣所说的那样吗？即使如此，拿今天的峡道来看，如果舍弃不治，一个州就会荒废。忽视人的祸患而不加抚恤，轻慢上天的灾害而苟且放纵自己，这两种过错哪一种更好呢？如今杨侯忧劳悲悯而仁厚，刘侯果断刚毅而明察，又得到属官李君这样的人成日奔走、竭尽力量，把连州百姓从水火涂炭中救出，这难道不是天、人共同的愿望吗？不久，杨侯升任提举常平；两位公正在同处，我祝愿他们能够为所辖地区抵御祸患、招致利益，百姓一定会蒙受恩惠。嘉定十四年七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石〕 《茶陵军减苗置寨记》茶陵是中等县，规模只有衡阳的三四成。绍兴初年，因为它邻近广、虔诸郡，是盗贼出没潜伏之处，所以建立军、升为使，表示有藩篱防卫，并加强这个县的力量，用来安定并使一路获利。嘉定初年，又因为它直通韶州，千里之内没有官府，仇杀毫无顾忌，盗贼常常发生，所以分出三乡另设酃邑戍，水口的防卫也更加严密；于是废除军、罢去使职，反而削弱本县，同样是为了安定并使一路获利。不过，能否安定一路，要看县令的才能如何，不在于县的强弱和今昔制度的不同；究竟哪一种正确，还不知道。而茶陵有两种祸患：军队迁到新邑，原地没有防卫，百姓不得安宁；赋税迁到新邑，茶陵承担更重的输纳，百姓得不到利益。经过几任县令到卢君子及任职时，虽然有养育百姓的方法、控制局势的策略，但事情已经败坏，想要挽回，哪里还来得及？我的朋友赵蹈中任湖南转运，考察到这些情况而怜悯茶陵。蹈中明察果断、严肃而又忧民，赞助良吏，铲除奸邪，捕捉弹劾罗天锡等罪在不道以上的人，依法论罪；取其租税三千八百石，补足茶陵的亏缺；又正好卖得财物三万四千贯，设置古云巡检，永远供养七十人。于是田亩增加的税额全部免除，服役者承担的粮食全部免除。官府急借而提前缴纳的，偿还给他们；贫困之家拖欠的，予以宽贷。营地和园圃刚刚建成，弓箭刚刚张设，训练教习每天早晨分派，军民上下都感到欣慰，争斗诉讼稀少而减省。炎帝庙、孔子学校以及县尉署长期破败，便加以整治；修固旧有的低洼积水、道路泥泞、街巷沟渠并使之高起，街道的石面光洁明亮，洗去近年焚烧劫掠的丑状，恢复百年来富足兴盛的快乐。蹈中爱惜卢君才力有余，又向朝廷荐举他，没有什么力量不尽出。百姓既庆幸他偏爱自己，便相继前来告诉我说：“一定要把这些记下来，使它永不被忘。”凡事开始谋议一定要详尽，横加的恩惠难以再来。如果分别派遣丞佐轮流接受百姓诉说，难道不简便易行吗？为什么还要另行设置呢？既然已经分割析裂，粮饷转运又失去供给，难道不应一并请求解决吗？为什么还要留下后患呢？土兵守卫自己的境界，耕种以后才取得粮食。茶陵近来五千亩土地都没有留下荒芜之地，哪里还找得到可以开垦的土壤呢？为什么还要仰赖别人哺养呢？禹辅佐成就五服之制，顺应万物的自然情况，哪里能拿出巨大无数的财富来作为一个县的土地呢？这难道是蹈中本来想独厚茶陵，却希望把恩惠遍及所属地区吗？嘉定十四年九月。《栎斋藏书记》我的朋友卫君湜，清正整肃而宽裕，淡泊而周详，非常爱好书籍；藏书像山一样聚集、像树林一样排列，于是建造栎斋来收藏。又和兄弟、众子弟在其中学习。这里有江湖空旷闲逸的情趣，园圃有花石奇异诡丽的景观，居室有台馆温暖凉爽的舒适，这些都略而不谈，唯独谈收藏书籍，是因为他的志向在于求学而不追求安逸。他又把自己称作“栎”，因为栎树确实是对世俗没有用处的，并不是退处自托的说法。考察孔安国所说的《皇名》《坟》《帝名》《典》，其中有尧、舜；然而《尚书》称“若稽古四人”，高辛氏以上的人却不在其中。《说命》说“学习古代训诰才会有收获”，却不知道“说”所说的古代究竟是哪一时期。六代以前的典籍已经不存在了，拿《子华子》来考察，也无法训释，这一点很明显。这样看来，所谓古代，就是唐、虞以后。因此孔子对于伏羲、神农以前，也缺略而不讲。至于考订礼制而尊崇天子，匡正音乐而贬黜诸侯、大夫，《春秋》进行修订却不凭空创作，《诗》《书》依照旧文而没有重新改定，这些道理世上的儒者往往不能明白。司马迁创立本纪、世家的体例，史学方法因此改变败坏，终于无法恢复。老子、庄子推崇虚无冲淡，正道因此毁坏分裂，终于无法合一。孙武、吴起把诡诈作为兵法的根本，申不害、商鞅把严酷刻薄作为治道的先导。至于言语繁缛，形成词章，名目千种、体裁百样，浮华之物多得不能胜数。韩愈、欧阳修虽把它们提倡到古文传统上来，却更加趋向文辞。经书传注流为注疏，粗俗的笺释、主观的解释，妄说多得不能胜数。程颐、张载虽用义理加以订正，却还没有接近性命之学。所有这些都产生于孔子之后，是纲目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而卫君所收藏的书都具备这些内容。可见卫君所费的力量实在艰难，所承担的责任也实在重大。求学的要领，是不断删减再删减，直到没有可以再删的；不断穷尽再穷尽，直到没有可以再穷尽的。所以称量钧石，必须从铢开始；会合亿万，必须从一开始。读书虽然广博却不被迷惑，记忆虽然丰富却不杂乱。日渐融会、月渐解释，心与形都得到变化；声色和玩好，像被弃置的灰烬。这样之后，才是退处于栎树而进向大道。确实应该遗漏众多景物之美，而专门谈论藏书。珍贵装潢的绮丽书籍不敢轻易触碰，金匮石室中仍然保存着它们的主人。这是更加重视外在吗？还是不重视内在呢？嘉定十五年二月。《湖州胜赏楼记》

译凡是城邑占据江海、湖泽的优胜形势，都可以就地用来观赏，大概景物常常聚集在广大之处。吴兴三面贴近太湖，走到稍高稍大的地方，渐渐可以把几案大小的湖面看尽。然而四水汇合于霅溪，镜子般的水波、湛蓝的浪涛，桥梁屋檐摇动，而美丽妆饰、华盛衣服的倒影彼此散开又聚合。众水流入荷叶浦，清水沉积、绿水浮动，野鸭天鹅栖息；彩荷、花蓼交错生长，没有边际。特立的山岭连绵不断，奇巧的石头绵延相接，颇能压住湖面的雄浑气势，也遮挡寒风。所以当地人心情安适、气息平和，船只纵横往来，大船小艇绘饰相间；细微声音幽雅，豪放歌声激越，曲折回荡在全州之间，随地都有胜景，随胜景都可观赏，没有不得其所的。太湖虽然广大，却不必专门登临远观。难道只是满足耳目狭隘欲望的事情容易追逐，而启发心志广大的事情难以亲近吗？也是因为这里独有灵秀爽异之气，彼处虽大，这里并不小。国风衰废，王道止息，柳恽凭《江南曲》在当时闻名。古代采苹，莒草装满，釜中煮熟，进献给太宗，礼仪极其恭敬；由少女主持，教化极其端正。柳恽所作《采苹》，只是歌咏而已，心思放荡，志趣淫靡，难道是《召南》的本意吗？然而词人艺士争相夸耀描写吴郡的胜景，由此开始，宽敞的堂屋、深邃的馆舍，到了今天更加兴盛。太守赵君既重新修建白苹亭，又在旁边建楼。他说：“清风在水上潜行，碧绿的波澜中山影隐约，兼有这两种景致的，就是这座楼。我本来有能力看到湖，却不这样做，因为百姓正要同我在秀丽幽深之中游赏，我不敢同百姓纵情于青天之外。”即使如此，用道来教化百姓，难道可以不让他们看湖吗？白居易评论谢灵运、柳恽喜爱山水，说他们情趣高雅，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善政。考察史书，柳恽前后任吴兴太守十年，他的政事清简安静，为吏民所怀念；他因病离任时，请求留下他的人有一千多人。白居易只是偶然没有详细考察。政事在于公平，公平在于长久，再加上不知疲倦，即使瘠土也能使它肥沃，穷困的里巷也能使它富足。何况这里蒲草、鱼类繁茂，山明水秀，向来以胜绝著称呢？赵君初到任时，减轻税额，增加学校廪食；亲人没有安葬、女儿没有出嫁、残废疾病没有医生、死者没有收殓棺木的，他都予以帮助，唯恐来不及，可以说很有志向了。可惜他暂时任职而不能长久，眼前的恩惠已经施加，却还来不及造成长远利益。因此依次记下这些事。柳恽名希苍，字汉英。嘉定十五年三月。《水心集》卷十二，宋叶适撰。序 《送刘茂实序》刘茂实将任奉新县知县，我写序为他送行说：“从前制定法令的人认为，县令、县丞、县尉、主簿等职官接近百姓，不举荐有才干的人就不能担任。最为重要的，是改任官职而出知大县，由皇帝上奏任命，在朝前由侍郎宣读传达任命词而授予官职，称为‘再及第’。由此便脱离吏部而登上朝廷了。大概这样厚待他们，是把一个县托付给他而提高他的地位，并不是怜惜士大夫而苟且使他荣耀自身。到了后来，沿袭习惯，常规不再明白，认为凡是做官的人必然要升迁，必然要改官。这是上面设置官职来等待人们求取，而规定进取的条目和限制本来就应当如此。自改官到外任郎官，有俸禄可以传给子孙，只是为了准备一身的事情罢了。所以他一旦得到改官，反而认为这是格法的过错，说：‘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做知县而使我感到厌苦？’直到常常躲避而不能不接受，才勉强上任。到了任所，仿佛无法脱身，没有人乐意长期居留。大家都只求苟且办理政事，即使想不造成大的缺失败坏，也这样积累一百几十年，前后只承袭同一种做法，而功业教化衰落得厉害。唉！让不乐意做知县的人改任他所愿意的官职，难道一定会达到这种地步吗？然而我见如今议论政事的人，确实把县看作难以治理，认为地位低而责任重，不能自主作为；又把不能自主作为当成罪过，也不过是没有尽力罢了。秦、汉以下，哪里容得有容易治理的县呢？只是还不知道三代的情形怎样罢了。曹、滕、邾、莒拥有面南而王的尊位，却从来不能自行施展自己的意志。即使孔子门下的冉求、仲由果敢有才，也没有不把治理一个邑看作困难的。这样看来，县难以治理，也不只是当今才如此。关键在于，使治理国家的人完全除去烦琐严密的法令，没有破坏百姓产业的劳役，没有名目繁杂的征敛，一切归于简约古朴；不要用难以做到的事情责求官吏，这样或许公私的议论可以一致，百姓也可以得到良好治理。不然，即使幸运地得到仁厚通达敏捷的人才，他不把改官当作自身的打算，而能依照现行法度施行有仁心的政事，然后才可以希望一个县得到良好治理。这难道不困难吗？”刘茂实才能厚重、通达敏捷，能够顺应事物的险易变化；他处身任职，自我勉励于道义的重大责任，又是朋友们所寄望的人，应当怎样要求自己呢？何况只是一次改官的利益呢？他就是所谓幸运得到的人。因此在他出行时，我历数古今的变化告诉他，不只是庆幸奉新百姓将要蒙受他的恩泽，也希望刘茂实的功名能够略见于世。淳熙九年八月日序。《石庵藏书目序》石庵藏书若干卷，由承奉郎蔡君瑞收藏。起初，蔡君的伯父号居士，安葬母亲，便在墓地旁搭庐居住。绍兴十九年，大旱饥荒，谷价每石五千二百文，足钱。居士准备把剩余的粮食分发出去，却苦于没有名目。当时庵旁有一块石头，冒出土来向上挺立，像盘曲的树根和丛生的嫩芽，想要萌发却仍然郁结，于是雇佣万人把它挖出。石头高二丈，宽度大约是高度的三分之一。石质温润如玉，所以称为石庵。蔡君想到族人多贫穷，不能全都求学，开始购买书籍放在石庵，又扩建房屋作为便房，希望读书的人能够居住其中；买田一百亩，供给他们的食粮。唉，蔡君可以说是善于教人了！富裕的人懂得减少多余财产来增加购书和置田，并收养救济族人，就没有富裕造成的过失；贫穷的人根据聪明才智的大小，凭借书籍建立自己的事业，不苟且依赖衣食，就没有贫穷造成的祸患。教化成功、义理确立，族中多有才德贤能之人，那么玉石呈祥的征兆，难道终于会得到应验吗？蔡君的从孙武学谕蔡镐与我同僚，请我为此作序。淳熙十五年三月日。《东溪先生集序》

译您名叫伯熊，字朝，姓刘，居住在简东溪，号东溪先生。刚行冠礼时，有位荣人杨先生喜爱您的赋，教导您说：“不要学习世俗之学。”您道谢后闭门焚烧从前的稿子，束起注解，诵读经书，一定要先凭自己有所理解，然后才纵览其他书籍。这样过了十年，您再次见到杨先生，说：“可以了，我已经敬畏您了。”您志向高远，独自出众，不受尘俗泥滓拘牵；自以为学问已经成就，认为应当直接施行，不必迂回取巧、逐步钻营。议论一定穷尽事理，想要针砭时俗的鄙陋，扶助世道、纠正文风；不做疏略浮华的文章，只要从根本上极力探究而成的，无不完备。因此您在科举中不得志，直到由富转贫，家业逐渐衰落，始终不改其志，一向把溪山云月当作住宅，把笔墨书册当作性情，常常穷日夜地研习，说：“孔子、颜回不也是这样吗？”绍熙五年，您的无服弟、起居郎德修，是向您求学的人；当时他镇守夔门，您前去探视，恰逢起居郎奉召入朝，便请您一同向东而下，在西湖上游览赋诗，徘徊叹息说：“古人虽然身为闲散宾客，却可以成为帝王之师。像我这样空疏，又能做什么呢？”庆元元年，您回到南徐州，病得很重，腰脊不能支撑身体，脉搏忽有忽无，精神将要离开形体，却仍然峻峭挺立、令人凛然，口中反复说的都是仁义之语。唉！假使您年老而仍未获报偿，又死在万里之外，只能浮柩归来，使人们为您悲伤，而您自己却不悲伤，这究竟是命运如此，还是性情如此呢？您的德行高下不凡，学问高深无穷。我看子贡做卫国将军时，告诉弟子们出行的事，孔子笑着说：“你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懂得做人的人了。”孔子还讲到伯夷、叔齐、赵武、士会、老莱子、羊舌大夫等人，他们都是洙泗以前的人。士人若不仰慕并践行古人的德行，积累真实的功业日久，却以眼前的成就自满，真是困难啊！我晚年才见到您，来不及反复讨论那些议论；从德修那里听到的情况，读您的书就可以考见了。六月某日。《沈子寿文集》序 吴兴沈子寿年轻时进入太学，名声传遍四方，做官四十多年，在王官中受到排斥；后来两度入郡任职，三次辅佐帅府幕僚，公事私事都使他憔悴，而子寿也老了。然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爱好文章文字，仿佛性命寄托于自身，并不是外在事物。他亲自编次、著述的文章，累计有几百上千篇。唉，何其勤奋而又丰多啊！我是后学，不足以认识子寿文章的价值；但他的文章不追求奇险，而有瑰丽丰富之美，精确切实，自然而然，新颖美好，使读者如同摆设芳美的酒和珍贵的菜肴，尽情饮食而没有醉饱失度的过失。它又能融会解释各种疑难，同时趋向空寂之境；读者不只是获得醉饱，还会消除愤懑、忘却忧愁，心情舒展、意绪闲适，自以为从这些文章中有所收获。看他文章开合疾徐之间，旁通贯串而横向铺陈，放逸奔驰而高飞翔集，大概是宗庙朝廷所用的文章，不是独自在幽远淡泊处自我娱乐的文字。我曾忧虑文人只夸耀长处而遮护短处，喜欢自我矜夸，把自己的所长拿出来，认为无人可以相比，看待别人却仿佛不存在。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人，凭此招致怨恨，难怪在世上困顿。如今子寿一味自我贬抑，从未用神色言辞触犯别人；替前辈感到郁闷，务必置身诸生之后；自己擅长的，反而寻求其中正之处。这本来就是人情所归、富贵所归，也是招来众人赞誉、化解长期毁谤的常道。然而他仍然孤高正直，直到白头也没有得到契合，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把文章作为外在的文采，把学问作为内在的本质；容貌端庄却不以此谋利，谦逊却不以此求福；居处狭小，饮食有膏粱也有藜藿，安然守持冲和之道，不为荣辱所动，这就是子寿以古人为目标、自我砥砺而成就德行的原因。至于是否与世相合，大概还没有必要说吧。《阴阳精义》序 朱伯起跟随郑景望先生学习，并同景元交好。景元才气豪迈，郑公却喜爱伯起质朴醇厚，认为他接近大道。景元有所见闻以及从书籍中得到心得，多半都告诉伯起。郑氏的园宅住在城南，十分简陋。景元侍奉兄长，早晨一同出门，料理花木药草；经过伯起群居谈论之处，便连续日夜采摘芥菜和韭菜，烧烤池塘里的鱼鳞之物并用网捕捞，说：“羹菜这样就足够了。”郑公没有登上禁从之列便去世了，景元老年时作为选人也去世了。伯起失去了两位先生，闭门寂寞；晚进之士遇见他，只见他瞪目而视，神情严峻。伯起酷爱地理，说起山川就像在吃烤肉一样津津有味；他渡海安葬妻子于大芙蓉山，说百年以后应当可以验证。著书二十篇，论述事物的本源、起始、乘势和止息，尤其详细。二郑因此喜好阴阳家之学。我曾奇怪苏轼居住在阳羡却葬于嵩山，一个人的身体难道能同时回应四方山川的要求吗？近来朱熹听蔡季通预先卜选墓穴，门人裹着干粮、执绋而行，走了六天才到达；由此才知道，喜欢奇异固然可能出自通达之人，却是大儒应当警惕的毛病。当初陈君举先生想替伯起的书作序，最终没有实现。唉！伯起不以术数为恶，低头想凭这部书自立声名，难道真的是对这些学问有深切审察吗？我特意记载他的师友源流，作为这部书的卷首。《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华杜旝撰写了这篇文章。经史诸子都有论辨，可见学问广博。论辨并不苟且，是非一定以正理裁断，也可以说是笃实。秦汉以前，士人各自建立一家之说，制造智巧，心意超出准则，只是树立标准以向世人标榜而已。至于心术取舍的错误，正要寻求在那些人那里加以纠正，却本来不知道自己也有应当被纠正之处。到了后世，折衷调和的学问才大为兴盛，士人依据古人已经形成的学说加以论述，知道有所统摄统一，足以施用，不必再自立一家。然而若不是卓然超出科举场屋之外，详细考察而深思的人，就不能做到。杜旝因此未能得到今人的信任，却不知道这正是他从古人那里有所获得的地方。于是题写在书末。《龙川集》序

译同甫流传于世的文章，有《酌古论》《陈子课藁》以及上给皇帝的三封书信，其中最著名。陈子沆汇集他的其他作品，编成若干卷，交给我。起初，天子读到同甫上奏的书信，连续惊异了几天，认为其见解极为出众。皇帝派执政大臣召见询问：“应当从哪里下手？”将要使一个布衣直接在殿上应答，以此决定大事，这是多么盛大的际遇啊！然而诋毁讥讽接连而起，最终竟利用空言罗织罪名，使他再次下大理寺狱，几乎丧命，又是何等残酷啊！假使同甫晚年未能登进士第，那么世人终究会把他当作狂悖之人。唉，可悲啊！同甫果真对世人有罪吗？上天啊！我知道他没有罪。同甫果真在世上无罪吗？世人的好恶没有不出于感情的，为什么他们对同甫偏偏不同呢？即便如此，同甫修养德行而不积怨恨，严格要求自己而宽待别人；这样看来，世人姑且认为他有罪，也就算了。同甫已经研习皇帝、王道、霸道的学问，上下考察二千多年，考究历代离合，发掘其中秘藏，看见圣贤思想的精微之处往往流行于万事万物之间；儒者失去了其中的旨趣，所以不足以开通事物、成就事务。他的这些学说都是今人从未讲论过的。朱熹心里有不同意见，却不能驳倒他。吕祖谦退居金华，同甫间或前去拜访他，纵论到半夜。吕公感叹说：“不能因为世道暂时不能任用你，就说你终身不能施展；只要猛虎率先听从，谁敢冒犯你！”同甫也颇感欣慰。我最为鄙陋迟钝，同甫深奥的话十句中有十句不能理解，只有一两句还认为我是可以教导的人；但我患眼病昏眊十年，已经全部耗损遗忘了。如今他的遗文大体都清楚完备地保存在这里，读者只需详细阅读它们罢了。《纪年备遗》序 孔子去世后，统摄纲纪的学问衰废了。汉代以来，经学、史学和文章辞藻分裂为三类，其他旁门小道又杂然兴起，不可胜数。人们把聪明才智耗费在微末浅薄之处，自以为机巧聪智，却不足以成就德行，于是人才败坏了。王通、司马光和司马昭文整理先贤遗绪，综合世道变化，使君臣德行相合，以建立治理之道。他们著述有粗细广略的不同，但求学与统纪的辨析不可混杂。平阳朱黼依据《资治通鉴》《稽古录》，分章另行论著，从尧舜直到五代，共三千多篇。叙述吕后、武后、王莽、曹丕、朱温时，都删去他们的纪年而归于正统。他说：“这是我写这部书的宗旨，史书笔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报仇、明耻、尊重内部、抵御外部，是次一等的宗旨。凡是百姓、家庭、国家治理所需，以及制度、等级、威仪的差异，都分别加以说明。众说混乱，就裁断而统一；错误相承，就厘清而订正。南北、华夏与戎狄的离合，争夺中的琐碎事情，都是人们厌烦而略去的，他也详细论述。所概括的内容既多，条目也就繁多。这样可以保存世代次序，观察兴衰，依据经训，推求事实，铲除并整理芜杂枝蔓，彰显发明隐微精义，扶持树立正义，搜求举出失坠散佚的内容；不以华饰作为辩才，不以主观意见作为觉悟，没有偏颇驳杂的学说，没有标新立异的议论，反而加以约束，知道哪些内容虽费力却应隐藏；到了具体时机便加以施行，知道怎样委曲而合宜。唉，这难道不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竭力去做的吗？为什么后世用力的人如此艰难，而成功的人又如此少呢？即使董仲舒推明孔氏之学，仍不能免于讥议，何况马融、郑玄、王肃一类人呢？所以我对这部书私下有所感叹。所谓“反复学习而不厌倦，不知道老年将要到来”，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吧？朱黼字文昭。当初陈君举还未成年时，曾向文昭讲学；他的年纪稍长，在同辈中最为先进。后来那些取得名声、身居官位、戴着弁冕的人接踵而来，文昭却在南荡之上披蓑耕作，山水重重，声名踪迹寥落，没有人知道他能够传承陈公的事业。一天，这部书问世，义理会通之处和珍藏的学问充满其中，终于成为完备的学术，而陈公已经去世很久了。我们共同谈论旧事，追念起来悲怆不已。如此说来，文昭难道只是以博学多闻自许而已吗？后世若有人想了解陈公，在这部书中寻求就可以了。《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去世时，儿子年幼，家中没有能够主持事务的人，我担心他的家业将无法立足。后来，接连有从温岭雁荡来的人告诉我：他家的庭院房屋十分整治，田地沟渠修治得很好，宾客祭祀恭敬有礼，僮仆宾客都行动和顺，一切都像少詹在世时一样。我极为感叹惊异。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儿子能在危难中早早成熟、自立而不衰败，也是由于少詹治理家业的办法一向已经确定，有法可遵循，所以才这样。如今又有人把他的遗集装在匣中送来，其中凡是零碎篇章、残缺简札，都收拾保存下来了；想到少詹平日的情形，更加悲怆。衣食安逸，才有余力知道教化；衣冠服饰深厚，就接近雅正。若能因此追承先人的志向，继续完成他的事业，差不多就可以了。至于他的文辞，我已经在墓铭中评论过，因此不再重复评说。《巽岩集》序

译李氏续修《资治通鉴》，自《春秋》以后，才有这样的书，这话难道不对吗？自史学笔法败坏，谱牒断绝，百家不同的传说同《诗》《书》《春秋》并行；而汉代至五代的事情，大多存在于杂记之后，史官常常狼狈搜集整理，仅仅能够成篇，唉，这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呢？《资治通鉴》虽然幸而恢复了古法，然而从一千多年前追溯战国、秦、汉以前，年代已经遥远，疑惑的言辞和错误的说法流传人心已久，正要钩取考索、质证验核，贯通不同之处、分析相同之处，实在劳苦，形势也难以统一。到了李公依据局势变化复归的时机，趁着岁月尚存，从本朝开始，凡实录、正史、官府文书，没有不加以订正的，都采用同一体例。又把家录、野记相互参照审定，丝毫不让它们逃失；邪正以及人心行迹，随着各卷都清楚显现。孔子之所以校正时、月、日，一定取材于《春秋》，是因为时代较近而史书完备；如今只有《续通鉴》也是这样。因此我说，《春秋》以后，才有这部书，它是各种可信史料汇聚之处。即便如此，李公终究不敢自认为已经完成一部定本，只是使极为简约的叙述出自极为详尽的材料，使极为简要的文字成于极为繁富的考订，以留待后人而已。求学者为什么不在这里取得裁断标准呢？我年轻时就学习长编，遗憾未能得到李公其他文章来会通其学；后来李公之子、参知政事李璧和湖北帅台善到金陵，台善把李公文集给我看，于是嘱托我作序。自从有文字以来，闻名于世的文章，大多把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作为最高成就，像风雷震怒、江河奔流，六骥协调、八音和谐，春光照耀、秋色明澈而海面澄清、山岳安静。高明的人自然能够做到，我则努力仿效。即便如此，这正是韩愈所说的下至庄子、屈原的境界，再往上便没有这样的了。看李公的大篇文章，详尽而端正；短小语句，简练而有法度。他起初从未以雕饰文采、琢磨镂刻来取媚世俗为意，仿佛曾点正要希求鼓瑟之境，化人的酒将要澄清；也不是用声色气味来自我娱悦。他尤其能在古文失坠、学术被弃置于堂上的时代，兴起虞舜、周文王的事业，如同提起衣襟抖动衣服一样，使上面的纲领显现出来；这大概就是舍弃枝叶而独自达到根本吧？四川自苏轼、苏辙、苏洵三苏去世后，李公父子兄弟后来兴起，兼收各方而融会贯通，完成家学；综合锤炼古今名实关系，对世道有所补益，天下人把他们看作继承苏氏。李公名焘，字仁甫，在朝廷任职有大节操，多次升迁却总是自行引退，晚年任侍从学士，专掌史事；天子正倚重他处理政务，不幸去世了。《平阳会书》序 玉山人汪子驷任平阳知县时，遵守法令而便利百姓，不夺取百姓所见，不强迫百姓所行，慎重用刑，简省差役。离任以后百姓思念他，其中思念最深的人说：“他能替百姓推求核定应当缴纳的赋税，哪怕一铢一合都核实准确；按税色、等级、项目分别登记多寡贫富，不任意增减，刻成册板交给百姓，使他们自行缴纳；百姓不用请求胥吏，官府也不会失去赋税。”他又为百姓兴建有利的设施，放宽或免除他们所忧患的事项，始终勤勉不懈地把百姓当作家人。至于学校、县衙，也都重新修治。并不是只有这样的心愿，也是因为他的力量能够把它实行。一县的会计事务，天下各地都有；向百姓征取赋税必须有正当原则，既然不得不征取，就必须宽缓。有正当原则，也有宽厚仁爱；从未有不依靠仁义而能使百姓思念他的。读这部书的人，可以由此知道他的志向。《黄子耕文集》序 豫章黄子耕，年轻时就有所建树，立即受到高人贤士的赏识，并不只是依靠先世的声望来抬高自己。他的诗文像太史公，有《洪州九词》《五溪十谈》，兴致旨趣以及对事物幽微之处的体察，追及古人而超过今人。他出任天台太守时，连一钱这样的细碎财物也都登记入册；兴建设施，为穷人的衣食住处筹划，动辄耗费数百千万人。人们只说他忧劳百姓如同忧劳自己的家，却不知道他自己的家事反而放任不理，从未替自己忧虑。我常常感叹，求学者各自具备才性品格，只有见识情趣最难获得。子耕虽然以恩惠利益使一州受到德泽，但将来离开这里，这种恩惠终究会有耗尽的时候；不如把《洪州九词》《五溪十谈》刻在巾山之上，使读它们的人增长见识情趣，使后生了解古人的源流，教化思虑无穷；同眼前的恩惠相比，哪里只是多出千百倍呢？请客人把这些话告诉子耕，希望他不要因此嫌弃自己。《周会卿诗》序 周会卿的诗本来和潘德久齐名，盘曲折转而生出的语句，有如天然设置。德久非常敬畏他。德久漫游江湖，吟咏呼号不择地点，所以所到之处都有声名。会卿常常闭门不出，乡里巷间的人都不认识他。他居住在谢池坊，凿山引水，自然形成深远的意趣。了解他的，只有同辈和旧日友人罢了。宗夷留给我的家什零落不全，有十几张纸；遗憾早年失去父亲，所收集编次的不多。一株兰花的芳香可以传出树林，难道纷纷的桃李就能把它限制隔绝吗？《观潮阁诗》序 赵君建成观潮阁以后，遍寻从前题写在阁上的旧诗，刻印保存，遗憾的是散失的没有全部找到。我考察自古以来的情况，本来就有因一题一咏写得精妙，而使那个地方和事物因此得以流传后世的。像这样的情况，哪里需要搜求很多作品？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很多。至于要考察时代次序、通过废兴验证事物、表现情怀和地方风俗，必须等许多作品灿然并列、共同留存以后，才可以考见。因此，那些没有全部保存下来的作品，实在可惜。《谢景思集》序 谢希孟给我看了大父谢景思的《药寮丛稿》二十卷。崇宁、大观以后，文章散坏，彼此夸耀以浮华放纵为奇险，以无根据的言辞苟且地摇荡心意、改变耳目，只求一时的尊贵，雅正之道已经尽失。谢公当时还只是童子，脱去丱髦，游学太学，俊逸的笔力喷涌而出，排斥压倒老成之士，却能不受俗学熏染；以汉魏为根基，承接齐梁的流派，向上追溯经训，旁涉传记；如同掌握门户的枢纽钥匙，庭院中陈列台阶次序；抛弃华丽的织绣，考击金石般铿锵的文字，洗去纤巧，恢复补足淳朴大道。他的《药园小画记》，大概取法谢灵运山居的约旨，表达志趣高洁而称美万物芬芳，没有忧愤难以忍受的情绪。谢公名伋，字景思，是上蔡人。艰难时世中往来于青城，毁损容貌、穿着破旧衣服，实际上辅佐父亲奉送传国玉玺，奔赴宋州。高宗知道此事，亲自任用他为祠曹郎，兼太常少卿，眼看就要赐给宅第并掌管诰命了。恰逢秦氏之祸，被排斥贬落二十年，才稍稍得到外调，而谢公也去世了。唉，困穷显达、寿命长短都不值得多说。王筠说：“从未有过七代爵位相继、人人都有文集像我们王家这样的。”考察王筠虽然粗略有些文才，但王氏七代没有人凭文章名闻于世，这从王僧虔告诫子侄的书中便可看见。怎么能因为簪笏世代不坠，就想让文章也同样齐名呢？然而也遗憾他的文集没有流传，无法验证文章的工拙。如今谢公的稿本已经收藏很久，我担心它最终沉沦散失，使真正能写文章的人不能被后世信任；这就是希孟的责任。《覆瓿集》序

译当初，薛子长跟随我在贡院时，崇德喜爱他安静而敏捷，文章超过同辈；但当时还没有特别惊异。后来他来到姑苏葑门，拿出老翁所作的《续通鉴论》，我才惊骇地认为非同寻常。那就像神马汗血，尾鬣不摇摆，却奔驰不受疆界限制；即使有数百匹名马，又哪里能够望见它扬起的尘土呢？从魏晋的曹、陆，江左的颜、任，唐代的陈、李，宋代的黄、秦、晁、张，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然而我也有所怀疑，只是不忍说出来。到了钱塘仙林，他又拿出《士风论》，我的疑惑更加深了。从此以后，子长每年总要一两次经过我这里，间或让我看到他的其他文章，我必定殷勤地感叹赞美，却仍然不忍说出疑虑。等我前往长沙，而子长去世了，那些不忍说的话终究也没有说。可悲啊！可悲啊！这是我的罪过啊。有人说子长拥有举世无双的笔墨才华，却在区区名次科第上不能和普通人相比，所以常常愤怒讥刺。果真如此吗？子长自我守护如处女，常吃粗食、饮清水，对利益丝毫不挂心，还能求取什么、羡慕什么？他却因此被触动心情，难道是因为看事情过于明白、衡量别人过于彻底才这样吗？即便如此，假如让读者剖析幽深、辨察精微，深深刺入腧穴骨髓；他的文章难道不能开启读者的智慧，使人洞察前事、照见后事，明亮如日月吗？难道不能使学问更新，广泛铺陈、旁征博引，浩瀚无边如银河吗？难道不能振起他的辨析，规劝贤者、法度圣人，光明胜过霜雪吗？难道不能树立他的廉洁，使它对世人的益处本来就很多吗？再往下直到曹、陆诸家，也都不能比拟他的门墙。《徐斯远文集》序 斯远一生的文章只有二十多篇，每篇都精美完善，我怀疑是他亲自挑选过，认为应当保留的只有这些。然而仔细看文字笔墨的轻重，其中十分之九收敛含藏；即使有成百上千字铺写纵放，也没有懈怠剥落的姿态；逆流陡然兴起，体势各自形成，这大概不是单靠挑选能够达到的。诗歌险峻而奔放，面对面就是山崖沟壑，咫尺之间仿佛相隔千里；取舍全由自己决定，不受通常格律限制。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开始排斥唐人的旧学，江西诗派于是显明。然而格调有高下，技巧有工拙，情趣有浅深，才性有大小。若只是面对浩瀚广阔的诗境，空虚地跟随它，却不足以充实自己所求，反而不如从喉头声响、口吻顿挫中发出豪迈苍茫的奇气，可以运转无穷。因此近年以来，学诗的人又渐渐趋向唐诗而有所收获。哪里像斯远这样沉浸玩味众家作品，凌厉峻拔、傲岸不屈，情感清瘦而意味丰润，外貌枯槁而精神润泽；既能降服鄙陋的唐人诗风，又超出江西宗派，斯远更胜一筹。斯远有超然于物外而不可改变的爱好，背负着沉溺山林的痼疾；然而在师友之间求学问道，小心谨慎而谦抑敬畏。异地闻名之士，无不遥相赞叹、长久追慕，仿佛相隔千里而同席交谈。当初渡江时，上饶号称贤才俊士聚集之地，是讲求义理的所在，像汉代的许下、晋代的会稽一样。风流几乎湮没，议论将要断绝，斯远与赵昌父、韩仲止扶植遗留下来的学术源流，安守困穷而不改节操，难以与世俗相合却容易触犯权势，把荣华利禄看得如同土木偶像，以文章表达志向，给后来的年轻人作榜样。这些事情，凡是努力向善的人都应当知道。《松庐集》序 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诗，直写而下，中间没有插入枝蔓，始终只用一个意思贯串概括。即使字句残缺、皮毛草率之处也都处理尽了，而语言卓异突出，不是通常的情态所能揣测。若从文人家法来评论，就是刘向所说的司马迁文章“辨析而不华饰，质朴而不粗俗”。虽然杜子美没有哪首诗不工整，但说到完整厚重的成就，不以巧拙来分割节奏，像这一篇的确很少。如今翁常之的许多诗，实在很像它。不过常之和我谈论诗歌时，却从未提到这一点，难道他一生得法只是偶然相合吗？常之常说，下句应当像秤星一样准确；船锚垂定、画线既成，就不可移动。他在风骚诗坛袖手旁观，却使许多人折服。吟咏玩味的人自然会知道。《黄文叔诗说》序 往年徐居厚说，文叔早年为诸经撰写解说的书，已经略备。当时黄公还不到四十岁。近年常有学者从金陵来，说黄公常常用《周礼注疏》和王氏《新经》相互参照讨论，夜里常常超过三更，白天漏壶尚未报时，便叩门说：“我已经领悟了。”那时黄公已经七十四五岁了。唉，这可以说是以求学贯穿始终吧？黄公去世后，我才得到他的《诗说》三十卷。自从有文字以来，诗最早建立教化，而文王、武王、周公运用诗教尤其详尽；考察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形，可以知道人和之感，直到与上天同德，大概已经用诗教使人的性情更加明朗，而性情既明，诗歌也就不会不同了。等到教化衰落、性情被遮蔽，雅诗颂诗首先消失；再严重些，民间歌谣也全都消尽了。即使遗留下来的诗篇还依稀没有完全泯灭，但在霸权强国交替取胜、旧国墨守文辞的情况下，也只是偶尔有人寻求它。人的才性品格有高下，以及见识思虑所达到的程度，有时可以从诗中验证。然而性情越来越昏乱迷惑，各人任意作说，割裂表面形似，以迎合自己接近的观点，那么诗怎么可能重新兴盛，反而正应当就此灭亡了呢？何况只执取秦汉残存的书籍，而徒然以训释字义互相尊奉呢？黄公论诗，尊重《诗序》所定的次序和伦理纲纪，使忠诚得以表达、敬意得以传达；笃信古文，旁采众家之长，内容博大厚重而充满悲悯，却没有迂曲繁重的弊病；承接久远传统，又具有新鲜美好的益处。仁政一经施行，处理事务便应当敏锐果断；王法既定，又要随时势而张弛调节。这样看来，人的性情不再被遮蔽，诗教就可以重新彰明；黄公大概正有志于此吧？考察《易经》有程氏传，《春秋》有胡氏传，而《诗集传》中好的著作也有好几家，大抵都想收拾群说，斟酌其中的平正之道，以保存教化于后世。至于能否真正符合人的性情，就不得而知了。如今黄公的书即将与诸家并行，读者如果确实思考它的教化能够保存、人的性情能够明白，性情明白而诗教复兴，那么差不多就可以有所获得；否则便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归愚翁文集》序

译我曾感叹章惇、蔡京当权，秦桧最终使其影响延续；又过了五六十年，经史被闭塞，理义被灭绝，天下把谄媚奉承、鄙陋浅薄形成风俗，难道只是圣贤一贯的正道隐没，连人的常性和伦理也一同丧失了吗？在这样的时代，士人还能守持古人的源流、前辈出仕与退处的始终，慨然奋力实行的，后来者若不是杰出特异、卓然兴起的人吗？我们永嘉的二位郑公就是这样。长兄叫伯熊，字景望；弟弟叫伯英，字景元。大郑公恭敬谨慎，年轻时德行已经成就，足以为人师；深厚诚实，没有一指一事不以仁义为根本，没有一句话不关乎廊庙政事。景元则俊逸强健、果断决绝，议论政事慷慨激越；想到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一定想彻底洗除绍圣以来的弊政，恢复祖宗旧制，不是随时沉默、苟且求取俸禄的仕宦之人。景望遵循大道而甘居寂寞，把退处看作进取，官做到宗正少卿便停止了。当初景元考中进士第四名，少卿高兴地笑说：“你有一天超过我了。”然而他担任秀州判官后，便以奉养亲人为由辞职，终身二十多年不再做官。朝廷最终也没有征召任用他，这是为什么呢？诸位公卿贵人知道他才大气刚，内心畏惧，正因为他自重而不轻易出仕、没有能力危害自己而感到幸运，哪里还有闲暇把废弃科目、摧折名士当作自己的责任呢？难道不可悲吗！自二位郑公以后，儒学豪杰接连出现，永嘉尤其多；然而他们都把景元当作兄长来尊敬。他居家时，和朋友互通有无，同坐接席，不知岁月变迁，自以为如同进入华胥氏的至乐之境，所以他的讲习和见闻尤其精深；即使片言半简，也必定发自肺腑，绝不模仿众人的作品。孔雀、翠鸟、鸾凤夸耀自己的华美羽色，回望身影自我炫耀，为世人珍爱，这是已经如此的情形。至于蛟龙兴起云雨，雷电随之而来，霪雨遍及百里，哪里只是炫耀一点小技、卖弄细巧就足够呢？我担心读者不能察知这一点，因此把事情的本末编次如下。《送戴许蔡仍王汶》序 戴许、蔡仍、王汶从黄岩来，跟随王成叟学习不久，成叟被有势力的人带到江西，三位士人失去了依靠，捆好书籍准备回去，请求向我求证。努力学习没有比求师更重要的；没有老师，就没有比以自己的内心为师更好的。《易经·蒙卦》的意义说：“山下涌出泉水，这是蒙卦。泉水在山中，虽然险阻难以显现，却有时激流、有时停滞，从不停下它的流行，最终成为江海；这是因为万物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而不是等待有人来疏导它。”所以君子观察这个卦象，以果断实行来培养德行。人一定会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不知道时，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告诉我，便反过来求问自己的内心。内心不能告诉我，那就不是自己的本心。知道应当做什么，决断而不疑惑，所以叫作果断实行。人一定会知道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不知道时，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告诉我，便反过来求问自己的内心。内心不能告诉我，那就不是自己的本心。相信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培养它而不使其丧失，所以叫作培育德性。学习达到能够果断实行、培育德性的程度，就可以发挥无穷作用。如此说来，三位士人回去，只是求问自己的本心罢了；没有老师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送林子柄》序 起初我见到子柄时，他还很年轻；知道他学习古人的道，十分惊异，但还不知道他的智慧是否足以明察事理。第二次见到他，知道他想把所学落实到行动上，更加惊异，但还不知道他的才能是否足以取得成就。如今已经第三次见到你了。明智的人能够明察，便知道你一定会追求达到这种境界；否则就不会勉强自己通达事理。才能能够成就的人，便知道你一定能安于天命；否则就不会勉强自己求取功名。唉，能够这样就足够了！你又对我说：“向古人学习，不只是使自身善良；把学问落实到行动上，也一定要使乡里共同向善。我将同兄弟、亲戚以及朋友，十天检验一次、每月考察一次。经营家庭而不回头顾念，私欲不扰乱心意；随着时间积累、年岁累积，使我们的智慧相互明察，才能相互成就。这样，或许使自身善良的人可以推广到治理他人，使乡里向善的人可以推广为天下的准则。”啊，能够这样，哪里只是足够而已！不过我听说：“不只是使自身善良，是以他人治理自身，而不是以自身治理他人；也一定要使乡里共同向善，是以天下作为乡里的准则，而不是以乡里作为天下的准则。”《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何况人类同类，天下又处于同一地域呢？他们的智慧相互启发，他们的才能相互成就，不是已经很多了吗？我仍然担心你局限于乡里而专注于自己，只满足于容易做到的事情，却忘记尚未做到的事情更加困难。因此写下这些话为你送别，并且一同告诉那些愿意与你志同道合的人。《周南仲文集后序》我在吴、楚、淮南一带十多年，周南仲、孟良夫兄弟以及滕孔等人相互往来追逐、切磋上下。记得经过秀州时，正遇到燕国使者回程，为了避开他们，我躲进曲巷中的庵舍；寻找访求已经断绝。积冰像堆积的山丘，我们拥被度过一夜，接续芦苇取火。窗纸忽然两次被照得发白，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夜。相互诘问辩难、往返讨论的内容很多。然而南仲竟想探究进入幽微深奥之处，言论达到世人无法企及的地方。他身穿衣服仿佛要腾跃而起，两眼完全赤红；我担心他的气血不能承受，便不敢说出这些话。没过多久，我得了无法医治的病，病势危重将死；多年以后才后悔当时没有回答他。那时您正纵横辨论，接连抵挡、堵住我的言辞，我只是默默无言。唉！您想听而我没有说，我想告诉您而您没有询问。颜回、曾参的旨意即使或许还有遗存，李白、郭璞的遗风终究也不可再见了。难道这也是命数如此吗？您去世前，把近来的文章寄给我，文章上承折中而旁出峻拔宏阔，没有跌失。我本来就惊异于您的文章与各家不同体制毫无相似之貌，而深源也说您平素常常对今人的作品不满意。如此看来，您一定将有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力量也不是容易达到的。文章，是语言的延展。古人约束义理而形成语言，语言中有尚未穷尽的意义，只是稍微曲折伸展出来罢了。后来世俗日益低下，文章的用途日益浅薄；凡是随着事情追逐外物，小则用于科举，大则用于典册，即使刻意削减浓艳、损抑华饰，往往也已经在义理之外了。这难道是所谓文章吗？君子把精神寄托在这种文章上，就不足以教训德行；学者学习这种文章，就必定会损害正道；力量将要耗尽，言语却不能成立，距离古人不是越来越远了吗？南仲已经去世，而我再也没有人可以同他讲论了。季度已经把他的文章编次并传给我，我在末尾这样记下。《黄文叔周礼》序

译《周官》晚出，刘歆仓促推行它，造成了大破坏；苏绰又造成破坏；王安石又造成破坏。一千四百年间，经历三次大破坏，而这部书所保存的内容已经没有多少了。《诗》《书》《春秋》都经过孔子评论订定，孟轲和诸位儒者共同辅助承继；世人不能真正理解，却相信他们所遵循的道理。井水在道路旁清冽，众人都来取饮，只是各有自己的容量罢了。所以治理之道虽然还有不足，而经典本身却有余裕。孔子未曾谈论《周官》，孟子也认为不可能听闻。它一旦突然出现，就像奇特的药方和强效药物，不是黄帝、神农所命名，也没有规定服食的方法；庸夫鄙人妄自咀嚼吞服，能够不昏乱颠倒的几乎没有。因此，实际运用虽有余裕，而这部书本身却不足。即便如此，据我考察，周代的道理本来没有比这部书更集中的，其他经典只是把它分散了；周代的典籍也没有比这部书更切实的，其他经典只是较为宽泛。公卿恭敬，群臣百官廉正，教化法令齐备，义与利平等，这本来就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实际政事，怎么能使它降为研究度数事物的学问呢！新昌黄文叔开始阐述五官之职而为之作说，孔子、孟子那种以义理贯通事务的思想，必定会互相发明；文王、武王那种以自身德行影响百姓的实践，也必定会彼此经纬。守护天下不能依靠个人私智，建立邦国也不是为了自我尊大。养育百姓极其厚重，向百姓取用极其微薄；对下民使其十分安逸，对在上者却使其十分劳苦。洗涤三次破坏所留下的腥秽，而一概以性命、道德来唤起后世共同的公心；即使还不能标举这部书而独自施行，也将同其他经典合在一起共同保存。它的功劳很大。同时，永嘉陈君举也著有《周礼说》十二篇，曾经把它献给绍熙年间的天子，成为科举学者所宗奉的著作。况且陈君举平素与文叔友善，他们的论议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君举以后代为准则来观察前代，从本朝追溯到汉代，再向上贯通；文叔则以前代为准则观察后代，从春秋、战国直到本朝，沿流分别考察。他们对乡、遂、沟、洫的次序，以及二郑是非的辨析，凡一字一句都细密入微，不可增损。《王木叔诗》序 当初，木叔做官二十多年，从未谋求参加科举。我多次向执政大臣推荐他，大臣不予理会。恰逢科举榜缺有义乌县丞一职，他直接取此职位回去。家人轮番讥笑诘问，他也无暇顾及。他在天台时，同钱丞相象祖关系非常亲厚。到这时，钱公恰好来任太守，把一州之事交给他，听任他施为。木叔一向耿介无私，即使同钱公亲近交谈，也尤其严肃敬畏；所以钱公虽身居宰执之位，也不敢仓促任用而使他受累。看集中《送钱郎中被召》等篇，大意就可以看见了。木叔不喜欢唐诗，认为它格调低下而气势衰弱。近年唐诗正盛行，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疑惑。争奇斗巧，极力表现外物的种种变化，是唐人的长处；反过来求之于内心，却不足以确定志向所止，是唐人的短处。木叔的评论，难道可以忽略吗？《徐德操春秋解》序 从前我为潮州写铭文，说徐德操学问广博而能抓住要领，文章简约而内容丰厚。他的几个儿子又在铭文旁边列出：“《春秋解》十二卷，《书社问答》二卷，《礼经疑难》一卷，《诗文崇孝同参录》，都收藏在家中。”我颇为怀疑，却未能见到。后来过了二十六年，我才看到所谓《春秋解》，实在后悔前一篇铭文赞美得还不够，也奇怪他的儿子们为什么不早些给我看。大概训释传述的学问中，只有《春秋》最难。它既是经学义理，又是历史事实；《春秋》名义上是经，实际上是史。专门讲经，义理就空疏而没有证据；专门讲史，事实又会受到拘碍而不能贯通，这就是它难的原因。年、时、闰月、朔日以及禘祭、郊祭、宗庙制度，是义理的纲条，并不专属于史事；济西、河曲，丘甲、田赋，是事实的枝叶，也不专属于经义。薛伯去世，经文没有直接涉及，但杞、滕、邾、莒的兴废本来清楚；诡诸去世，史事没有直接涉及，但戊寅、甲子前后的次序本来可以察知。看潮州的这部书，这类地方都卓异而可信，明白而笃实。至于把权力授予霸主，辨析彼此的取舍；记载夷狄的变故，先略后详；诸侯被群体诛讨，大夫受到众多贬斥。凡是《春秋》始终统摄纲纪所关联的事情，自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以来，都划分为义例；名分、用字各有区别，宗族有贵贱，人物有尊卑。能使本末相顾、隐显相称，恰到好处的，像潮州韩愈那样，几乎很少见。那么，是因为他对义理熟悉，所以经书写得有条理而不是空泛；因为熟悉事理的类别，所以写史而不受拘碍吗？古人借此教导国家，使人知道其中深意，所以才著书吗？虽然如此，《诗》《书》《礼》是用来记载尧、舜和三代盛世的，而《春秋》却是衰世竭尽民力的记录，不过是表示这些事情没有泯灭罢了。有人于是认为每一个字、每一层意义，都是圣人的用意，那我却不敢苟同。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功劳。”又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如果有齐桓公而没有晋文公，那么夷吾就是小器的；这就是《春秋》不把齐桓公称为霸主的原因。”又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那天，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道他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可见《春秋》取舍条目是如此疏略遥远；那么，那些苛细的文字、严密的条例，细辨人物荣辱于毫厘之间的做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我遗憾未能赶到潮州加以订正，因此私下附记在这里。《法明寺教藏序》从前西湖法明寺由讲师继忠居住。继忠有修行功业，誓愿和力量都很坚定，所以即使寺院被焚毁、荒草丛生，百年之间，官宦士绅仍常到一郡之中来。后来他的弟子子真建成东西两序，师昶又修建殿堂院宇，才开始落成。昶尤其精勤苦修，衣服鞋子都穿破了，饮食不接连吃满几顿；然而各地学生像云一样赶来，他回答问题如泉水涌出，人们说东掖上天竺寺的盛况也不能超过这里。天台宗既已建立，把止、观两种义理承接下来加以讲说的人，越来越繁衍；继忠与师昶也各有论述。因此，他们的弟子妙真、普济想汇集各家学说编成教藏，安置在院中，并率领州中士女修习念佛三昧，以表彰师昶的功绩，并使继忠的事业永远延续。这志向实在长远。佛教徒本以身体为旅途暂寓之所，却不断庄严修饰宫室；把言语看作多余的赘疣，却越来越多地流传文字，这本来就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曾拿这个问题问师昶，师昶也说不出道理。《宗记序》

译佛学由可到能，自成一宗。它的学说铺陈放纵，文字有数千万言。永嘉人鲍埜删取其中重要的话，定为一百篇。这并不是佛的学说本身，而是中国人所学的佛学。佛学传入中国，它的书都在那里。学习它的人本来就苦于艰深，因而不肯省察。有西域僧人教人把旧书全部抛弃不用，只要成为佛教徒就够了。学习它的人又怀疑这种说法荒诞，未能听从。唯独可璨等几个人非常高兴，决意听从，所以这种说法流传至今。唉！佛果真就是“已”吗？我无法知道。“已”果真就是佛吗？我也无法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中国人背弃佛学而自创学说，颠倒佛的话而自造言论，都自以为已经达到“已”，即使不说是佛，也认为超过佛。这是中国人的罪过，不是佛的过错。如今儒者却不是这样：对于佛学，不敢说它是异国的学说；对于佛书，也不敢说它是异国的书。那些夷人的法术、狄人的技艺，断然拒绝它们本来容易。可惜他们把中国人所说的当作非佛之学，把中国文字所写的当作非佛之书，在不该实行处实行，在不该建立处建立，处在民间而傲慢侮慢，知识广大却茫然昏昧。儒者的智慧不能认识，力量也不能挽救，于是中国人既不是佛，也不是“已”，放荡纵恣，终于不能回头。这难道不值得大为悲痛吗？我曾问鲍埜：“儒者中强硬的便发怒，软弱的便迷乱，却都不肯正视它。你凭什么方法了解它？又怎样替它分辨高下、取其精要而舍弃繁杂呢？”鲍埜说：“没有什么方法，只是觉悟罢了。成为这一宗的人，也说没有方法，只是觉悟罢了。”我听了更加悲伤。孔子说“不愤怒求知便不开导，不苦思求解便不启发”，所以又说这样便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如今一觉悟就背离正道，怎么知道这不是最大的迷惑呢？虽然如此，考察他们的书，却确实说是觉悟了。《胡尚书奏议序》礼部尚书、余姚人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将近一百篇，文辞简约而意旨紧要，篇幅不过数百字，少的才一百多字；但一定依据经书陈述史事，用事实考证当今事务，从不任意发言。有时前人已经说过的，他便直接记录上奏，并不一定出自自己。他一定斟酌时弊，不夸张，也不迟缓；听到奇异的消息、见到骇人的事情，一定立即上达，不怕触犯忌讳、揭露丑恶；然而态度诚恳悲切，忠心竭尽，所以他所说的话，皇帝乐于听取，十次中有七八次如此。自古贤人君子，进用常常艰难，退处却常常容易；面对富贵有节制，不追求逐步侵占；言语简洁而能伸张道理，意气正直而能够贯彻；可以作为侍奉君主的法则，像胡公就是这样。胡公晚年才得到际遇，十年间三次被召还又辞去；离开时总是刚强勇敢、果断坚决，回来时却从未不是迟疑退缩。皇帝曾单独召见他，详细地向他暗示，说不久将要让他共同处理政事，胡公谢绝说不敢当。我听说隆兴、乾道年间，他不能攻击龙大渊、曾觌，便不能成为有名的台谏官；胡公不只是按礼节弹劾他们，一定要极力论奏，直到罢免斥退才停止。又听说他不能劝谏恢复失地，便不能成为有名的侍从官；胡公既然辞去重用，出任括苍小州知州，上奏说：“贾谊号称通达国体，太瘇<足炙>盭类辟病痱，都是借自身来作比喻。” “今天的国体得了什么病？能够说出病症的人未必能够开方，不能说出病症却动辄开方，便会误人性命。今天的病，名称叫作风虚：虚是内里的病，风是外来的病。外来的风邪突然侵入，半身不能活动，这是靖康年间的情形；所幸还保存一半，这是建炎年间的情形。半身不能活动，是过去的过错；那保存下来的一半身体仍然战战兢兢，不能自保。如今想把不能活动的部分一并医治，听信市井之说，出售未经验证的方剂，汤熨、针刺、砭石等杂然并用；如果贾谊再生，一定会担心中风再次到来，那保存下来的一半也将无法挽救。这就是所谓值得痛哭流涕的事情。”他的话忧愤、危苦，明白而切中要害；世上本来没有认识这个道理的人，即使有认识的，也没有人用这种话来告诫。如今距离胡公的时代更加遥远了，那保存下来的一半仍然战战兢兢。过去钱乙患周痹，说：“病邪进入脏腑的人必死。”钱乙把病邪移到末梢，所以虽然身体偏废，气力骨骼仍强健坚固，活到八十多岁。唉，哪里能够把如今的病移到末梢，而只顾保持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呢？《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经学要求精深，史学要求广博，文章要求纵横恣肆，政事要求通达；士人往往专长于其中一项，却不能兼备。即使有人能够兼备，而所处时代又不同，有的不能得到任用，有的不能充分发挥，因此职位低下、名声卑微，功业不能显现于世，实在可惜。陈公对于各种经书，常常参验异同，不随语句妄生解说，而自然会通义理；前代旧事无不涉猎，本朝法令无不审慎依据；文辞古雅，不拘一体，偶尔出现的新意、奇特句读，常常令人惊叹。他任三州长官时，属吏不敢轻重失当，百姓因此安宁。在宣城时，他详细考察一郡财赋的始末，报告给皇帝，悲痛深切；不是深通治国根本的人，不能理解其中意义。他学问多而广，治事谋略周备概括；又亲逢盛世，天子任用儒者，使他成为馆阁老臣，总领群彦，处在最清贵显要的职位，后来掌管诰命，担任献纳之职，遍历二府，依礼进退，被称为一代宗师，可以说兼备了常人难以兼备的才能，也遇到了常人难以遇到的际会。给他这种际遇的是上天，修养成就他的却是自己。陈公虽有绝异的才能，却不拿自己来压人；后辈哪怕有一点长处，他也不吝称誉奖掖，推荐引进的人很多；任官授职时突破常规，按照各人的才宜，使他们充分实现志向，打算让一项长处担任一项官职，不让他们被多年资历流转所耽误。国家有大事议定时，他片刻之间也不退缩观望，神情姿态坚定峻厉；所论之事即使被驳倒屈服，明主委婉周旋、加以调护，也不能改变他的意见。同列中有人三心二意，而权力掌握在手中时，他一定正色竭力争辩，宁可立即离去，也不苟且顺从；因此也被世俗之人排斥。然而，他虽然具备常人难以兼备的才能，却不自负；遇到常人难以遇到的机遇，也不勉强迎合。这是因为他的修养不在外在际遇，而在自身。辞官之后，他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整理考订旧书，讲解推演而不知厌倦；园池中没有拄杖穿鞋行走的声音，庭院楼观整日寂静。唉，他的修养固然又不在外在际遇，而在自身；这些都是求学者应当知道的。《罗袁州文集序》

译我已经为达父的墓作了铭文，子晟又把他的文章编成集子，题名《橘隐》，再次请我写序。我曾经喜爱达父的文章：能够说出自己的心意，多半不写得繁琐；又能说出人的心意，即使简略也不失之粗疏。散行文字幽静深远，有兰草白芷般的洁净；合骈文字华美润泽，有桃李般的艳丽。每当他请人来请我为他撰文，我都推辞不写，必定要求达父亲自斟酌轻重曲折，我只听从他的手稿，不加修改。然而，凭文章求得知遇，也有极其艰难的时候。一次我袖带达父的投卷去见参政范公，达父依照对后辈的礼节，姿态十分谦卑。范公苦于他的烦琐，突然跌坐在胡床上。达父没有察觉，仍然进退不止了很久。旁观的人多责怪范公，我独自怜悯他年老疲惫，实在不能承受。范公于是伸出十指，告诉我：“前任执政推荐的人员应当罢免，大概没有办法满足四方的请求。”我笑着说：“如果罢免此人，门庭就冷落了，祸患恐怕反而更加急迫。”达父很是惭愧怨恨，虽然依靠范公的力量得以改官，后来却忌讳自己的文章，不肯轻易拿出来。又因在太学多次与同舍意见不合，于是自己请求担任军丞。棘正不肯涉足翰墨文章的畦径，治理县、守州，专门凭政事显名。文章如珠玉，是人们挟持以自我珍重的东西。豹身上斑斓的光泽，一定要在雾中隐藏；孔雀的舞蹈，一定要等到正午阳光照耀时才展开。文章读得痛快便迅速痊愈，争相传抄便使纸张涨价。难道会有轻易混同于瓦石、光芒暗淡而不能决断的吗？达父后来讳言自己的文章，也是应该的。然而，士人有的离开科场很久，陷入繁杂的官署和事务繁剧的部门，使精神受到迷乱；钱粮的尘污弄脏了砚台，刑狱的腥气玷污了台阶。官职事业虽然有所提升，文章义理却损耗了。达父又对此深为忧虑，所以他坐在案前处理政务时，见解新颖，凛然的政事足以使百姓得到安宁；退食之后，形体清瘦，文章却足以文饰自身。他行走时吟咏，坐下时思考，常常能与外物境遇相会。箱笼封闭、匣子秘藏的文章，竟不敢打开窥看。子晟既然刻印我的六十卷文章，达父一生的行事也可以考见一二，难道不是隐居和显达都得以流传了吗？《送卢日新序》汉东人卢日新，资质豪迈，家世原本处在边境、与敌相对的地方，因此年轻时便有建立当世功业的志向。他单骑独行，走到数千里之外。曾经在桐柏山中经营谋划，天下的侠士没有不知道他姓名的。他遇到朋友羁旅忧愁、穷困艰苦时，便饮酒尽兴而放纵行事；他所结交的人很多，未必全都属于同一类，有时因此获罪受过，却从不后悔。他对我说：“七年之中，我五次经过他的庐舍，却一次也没有进去。”向西延伸到秦陇，向北抵达淮泗；依我所掌握的情况，他指着地图画出各处要害，都隐约可以辨认。这可以说是有志向了。根据我所听到的道理，仁者不会把家庭置于国家之后而谋求国家大事，智者不会危害自身来求取君子的赏识。他这次出行，曾在庭院拜别父母，在堂上陪侍进食；如今他们安康还是强健，甘苦与病痛的情形如何呢？后来他同亲戚乡里以及旧日朋友叙说往事，久别重逢时，壮年的人已经老了，老年的人往往已经死去；年幼的孩子有的当初还未出生，如今已经不认识他了。在这些出仕、退处、离别、聚合之间，本来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此后他耕种襄汉的田地，诵读古人的书，在义理中求取志向，顺应时势而安定命运。他退处时有仁德可行，进用时有智慧可施，使后世还有可以传述的事迹，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认识日新还不久，他就要离开；临行又要求我赠言，我却没能说出什么。《播芳集序》前人说苏明允不擅长诗，欧阳永叔不擅长赋，曾子固短于韵文，黄鲁直短于散文，苏子瞻的词像诗，秦少游的诗像词。这几位先生都凭文章在世上显名，人们却仍然能够非议他们，确实如此。写文章真是困难啊！写文章的困难，固然根本在于人的才能不能纯粹完美，但也在于编纂文集的人不能决定取舍，兼收并载，所以才导致议论纷纷。假使略去他们的短处而取用他们的长处，那么这几位先生的文章本来就不容置疑了。近世文学看起来比古代更为兴盛，但直到今天议论仍没有平息。良金美玉自有确定的价值，难道能因为害怕天下人的议论，就让它们不流传吗？如果说汇集天下文章，就必须全部收藏而不遗漏，那么就会泛滥而没有统绪；如果说各按作者来取舍，那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更不能放在一起评论。因此，我们选取近世各位名家的文章，择取其中意趣高远、词藻优美的，编成一集，题名《播芳》。命工匠刻版印刷，使它广泛流传，大概是要让天下和后世都能欣赏，而不再容许挑剔瑕疵。《与平阳林升卿谋葬父序》林君好学而有文才，因贫穷不能安葬父亲，请我为此写文章。我以母亲的丧事还停在灵柩中，正谋划安葬而尚未成功为由推辞，说不忍心谈这件事。林君于是说：“我先人安葬祖父时，乡里的先生林英伯曾在江南替他谋划，故人叔材也得以修治坟墓安葬，并不以此为嫌。如今你没有什么可以推辞的。”我听了很伤感，说：“士人几代贫穷，是命运如此。如果死了还不能得到安葬，必须向别人乞求然后才能安葬，这是贫穷到了极点，也是最不可讳言的事情。难道还可以把这种事延续给后世吗？你遭遇得多么深重啊！”虽然如此，却不能因为忌讳这个名声，就让你的亲人不得安葬。你前去告诉别人，应当会有怜悯你的人。《水心集》卷十三，宋叶适撰 墓志铭 《陈少南墓志铭》

译少南因被贬谪而死，来不及下葬和作铭。三十年后，即淳熙五年三月己酉，改葬在旧墓南面一百步、先人的墓旁。他的儿子六龄才开始整理叙述事情始末，请我作铭。少南姓陈，讳鹏飞，少南是他的字。他还是平民时，便以经学和文章闻名当世，教导学生数百人。他讲解经书，不作章句方面的新说；至于君臣父子的人伦、世道变化和风俗变迁等问题，必定反复详尽地讲说，力求深厚。如今刻印流传的《诗书传》就是他的著作。他晚年才开始得到官职，尚未得到任用便被斥逐而死。死后名声没有泯灭，南方学者尤其思念他，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仍然称他为少南。因此沿用这个称呼而不改，用来作为记载。少南是温州永嘉人。曾祖某，祖父戬，父亲公谟。少南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取得第一名；绍兴十二年中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县主簿，调任浙西安抚司属官。召见应对后担任太学博士，因视学之恩改任承奉郎，任崇政殿说书。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兼资善堂赞读，又兼说书。太学刚建立时，经历中原丧乱，士人还不知道方向。司业高闶开始改造学制，等到少南因文章受到起用，便接纳了许多人才，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张相、范端臣、林光朝等人都被选中。由此，绍兴的文治便显现出来了。皇上知道他是著名的儒者，便恭敬地接待他。在经筵讲论周平王把鲁国仲子赠送的赗礼退还一事时，皇上忽然问道：“母亲因儿子显贵而显贵，是什么意思？”讲读官们都变了脸色，局促不安，不敢回答。少南从容地分析说明其中的道理，随后说：“舜、禹都是圣人，都是从卑贱微末的地位兴起的，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显贵而显赫，所以说母亲也贵。若是失去正道，给百姓带来忧患，使父母也忧愁，那就不是所谓的显贵了。这正是孔氏用来告诫人的道理。”皇上听了非常高兴，欣然接受。起初，秦丞相的儿子熺曾向少南求学；丞相既然敬重少南，又因为熺的缘故，于是很快提拔任用他，让他以博士身份担任讲官。少南任礼部郎时，熺任他的侍郎。少南认为熺的子弟们还不熟悉政务，他们下发的许多文案不合规制，便在文案后面批示后退还给他们。他每次见到丞相都说：“荆襄可以作为都城，用来控制并联络北方。如今设置郊祀坛和都城的驿亭，耗费劳力财物太多了。这是不迁离吴越，却忘记仇恨和耻辱，以求自我安逸。”等到在皇上面前讲解时，他又多次引用尊崇君主、贬抑臣下的道理，抬高或压制子弟夺权之事，借机有所启发和讽谏。从此丞相见到少南时礼数十分恭敬，但心里渐渐不高兴，而熺尤其不平，于是借御史的奏疏使他被罢职归乡。第二年，他主管崇道观。皇上将要再次召用他，有人从南方回来，执政大臣问少南在做什么；当时恰好出现了彗星，那人便回答说：“看见妖星聚集，他正在饮酒作乐罢了。” 因此少南被除去名籍，居住在惠州。福建盗贼兴起，少南徒步沿江南行，翻越山岭走了数千里才到达，妻子儿女不能跟随。绍兴十八年，他在惠州已经住了四年，得瘴气病去世，享年五十岁。恰好有乡人任广东经略，得以把他的灵柩送回，安葬在欧浦原野。娶王氏为妻，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六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周季显、徐贯之的孙子。男孩有两个，名叫载、古。他有《管见集》十卷、《罗浮集》二卷。少南性情简约庄重，言语行动都有准则。他自幼丧父，专心勤苦，以此成就名声；声利和欲望都不能动摇他。他的学问通达博大、见识丰富，对于治乱取决于君主身边人的道理，谋划议论和规劝切责，都符合大体。皇帝也本来想任用他，却不幸受到牵制；他一次不肯屈节，便获罪被贬而死。秦丞相死后，平日被他排斥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都被收用，没有遗漏；唯独少南已经先死，没有人为他说话。乾道年间，当时的宰相想把他的事迹上奏，希望皇帝慨然追录他的后人，最终没有成功。唉！少南一生所树立的事业并没有多少得到显现，竟到了这种地步。宰相一定要任用士人，士人也一定要修养清洁、博学多闻，以等待任用，这是治理时代的常理。然而他的进退、离合竟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士人中有才能卓异、事迹显著而没有玷污自己所作所为的人。他这样就可以算作贤者吗？其中也有幸运与不幸吗？铭文说：古时君臣际会，俊杰贤良汇聚。左有皋陶，右有夔，辅佐君主、引荐贤能。忽然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便被牵制拖入困境。只能自行遵循志向和道义，以此维系自己。唉，少南啊，你的寿命为什么不能长久？被放逐到南方边地，突然沉沦死亡。终于结束一生，改葬于此。后世如果有人考察，看看这篇铭文。《叶君墓志铭》叶君讳梓，字希材，是池州贵池人。他的父亲叶荟有兄长早死，便把兄长的几个孩子聚集起来亲自抚养。叶君认为食物将会不足，开始经营吴唐的田地，不久财产就超过了原来的规模。他规定家中不许任意浪费，衣食不能各自私有；衣食方面所得超过一钱，必须平均分配；有余财时，便分给亲友，在歉收之年救济贫困饥饿的人。衣食之外不得无所事事；读书人努力耕田，各自选择所能承担的事务，交给奴仆和门客办理，规定工作尺度和期限；他通常亲自承担劳作，不认为这是过分的事情；严格要求上下相互勉励实行，不敢懒惰荒废。后来家法成熟，宾客和家人顺从和睦。弟弟楠、森同时成为乡贡进士，楠又考中进士；其他子弟督促田亩耕作，减少对官府廪禄的依赖；性情行为质朴诚实，没有特别的嗜好和憎恶，家门内如同一人。叶君既以力量辅佐父亲，又被称为善人长者，叶氏由此成为大家。乡里没有不敬重向往他的；而叶君的贤名遍及池州以及附近的宣州、歙州、太平三州，人人都能记述他的事迹。这些情况，大概就是知武康县程九万的行状和太常丞徐谊写给叶君儿子的书信中向我所说的实际内容。我听说圣贤说过，从治理一身、一家直到天下，都各有应当实行的道理。然而自古以来，那些穷极富贵、掌握世人最看重的权力的人，施用于事务时往往错乱失措，丧失了处理事务的根本，最终只落得败坏消耗，毫不足以记载；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理的道理。叶君以一个平民的身份从田野中奋起，能使方圆千里以内的人都以他的家庭为显著榜样，可见他懂得治家的道理，不能不为他作传。叶君读书通晓古今，依据伦理纲常治理家庭，使家人服从善道而成就才材，这与使草木虫鸟变成祥瑞之物不同。曾祖父亶，祖父茂。叶君死于淳熙九年七月某日，享年五十七岁。十一月某日葬在吴唐，妻子汪氏附葬。三子之实是长子，也为贡士；之守、之安。铭文说：在吴唐治理生计，在吴唐归于死亡；不愧对这片土地，使他的芳名显明。《墓林处士志铭》

译墓林处士，就是永嘉人何傅，字商霖。他死时五十七岁。所居住的墓林巷，是城中最深僻的地方。两年前，我曾多次经过那里。草木稀疏而不茂盛，破屋才三间，全都用旧唐书黏贴。处士滋润和雅、周详整肃，像大人一样。他面对客人说话清远，认为有财产是负累，贫贱反而是所得；认为即使马上死去也可以满足而无遗憾。他忧虑几个儿子，说：“恐怕他们不能像我这样不犯过错。”他的锅灶常常空着，意气却悠然自得，从不以一点感伤来打动别人，别人也忘了他是贫穷的人。曾有一天大雪，道路上没有行人。处士和同巷的朱伯鱼问我，于是登上郭公山富览亭的旧址，眺望江北。雪越下越大没有停止，两只衣袖都积满了雪。我不能忍受寒冷，喝了酒便下山。处士却独自靠近城角，走过横木桥，在折断的芦苇之间徘徊，直到天黑才回去。根据我对处士的了解，他能够不让不义之事扰乱自己的心志，并以忍受冻饿、自守节操为乐，这也就是士人的最高境界了。难道可以说他不是贤者吗？处士从年轻时就致力于写诗，最终凭此成名。大概到他临死时，还在修改某篇诗章，未完成便去世。子女七人，最大的还没有加冠，最小的还在怀抱中。他去世那天，朋友翁忱已经为他赠衣、收殓，又带领过去常来往的人尽力资助丧葬，才得以安葬在西山崇明寺旁。铭文说：“古人有句话说：‘上天生成五种才具，百姓共同使用它们。’人的厚薄不齐，不是圣人就无法掌管。只要内心不悲伤，便把这些话刻在这里。” 《孟夫人墓志铭》夫人姓仲，是扬州人。曾祖父是迪功郎彦明，祖父是赠正奉大夫将之，父亲名并，字弥性，任左朝请大夫、淮东安抚司参议官，有俊异的声名。绍兴年间，夫人的丈夫名嵩，任朝奉郎、直秘阁、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实际上是少师信安郡王忠厚的次子，以才干著称。他做官未能终其年寿；夫人守寡后七年，五十二岁，于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去世，七月丁酉与丈夫合葬于常州无锡县富安乡许岘山。五个儿子：夔，宣义郎、监秀州华亭县市舶务；曾，已经去世；猷，宣义郎、新监临安府楼店务；导，承奉郎、新监秀州籴纳仓；翔，将仕郎。孙子两个，叫升、桂。孙女一个，是长孙女，嫁给奉议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讳灵湛，六岁便诵读《周南》《召南》诗篇，通晓其中的意义，气度超过常人。信安王以恭敬节俭约束家庭，夫人尤其勤劳苦作、恭敬顺从；侍奉丈夫、教训儿子，一概采用寒素的家风；精研义理、选择言语，多像先生长者的格言。处理家事精密而有决断，近于有智慧的士大夫所为。她曾拜见佛教宗杲，宗杲看重她的明悟，让她跟随他的弟子无着道人妙惣惣学习，也称许她所知的道理。不到三十岁便斋戒独居，蔬食清修，割断世俗欲望；白天诵习经文梵呗，夜间修习禅观。她以月亮映出的光明来譬喻自己的本性，认为这种本性贯通古今而不会亏损。临死时，儿媳等人在面前询问琐碎事情，她全都应答申说，契入并照见一切如幻如妄，嬉笑如同平日，也与常人不同。自从诗书古文以来，其中记载贤妇烈女的，无不完备闺门之内的道义，严肃对待生死关头。到了后世，教化衰微残缺，即使贤能的公卿大夫也把性命寄托于禅佛；等到力量不足以守住那套说法，便荒乱昏愦、留恋纠结。禅佛之人尚且会嘲笑他们，何况妇女女子能够坚定勇敢、精进修行，断绝欲望、轻视死亡，自然会被认为是奇异罕见、超越世俗而无可比拟的行为。夫人正是这样。假使她具有这样的天性，生活在没有禅佛的时代，凭借专一清洁、从一而终的操守，与诗书古文所称许的贤行相参照，难道还会有高下的差别吗？我和猷、导交游，喜爱夫人的义行，又感叹她没有得到合适的际遇，所以写序并作铭。铭文说：那些欲望使人昏暗，那些利益只是尘土；欲望利益消灭而不存，以本性作为亲近之物。刚强的人才能做到。伟大啊，夫人！古人称许贤者，是说他们以礼法成就自身，奉行孔子的伦常，把图籍史册陈列在前。时代不同，教化有别，考察德行却是相同的。许岘山的水、深潭和树木终究也可能湮没，但这篇铭文将使她的德行不泯。淳熙丙午正月初一。龙泉叶某撰。《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志铭》

译我的朋友四明姚君洪卿，于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苏州官舍去世。我哭着送他的灵柩出盘门，十二月十二日葬在鄞县阳堂乡延寿寺山。孤儿善长拿着行状来请我作铭。当时善长七岁，而洪卿去世已经四年了。洪卿讳颕，曾祖阜，任左迪功郎；祖孚，任左奉议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身份致仕。洪卿在淳熙五年策试进士第一，授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召入任秘书省校书郎，出任添差通判平江府，于是去世，享年三十四岁。洪卿性情冲淡谨慎庄重，尤其有宽宏的气量。赐进士及第时，我和他一同谢恩，又一同办理集会事务很久。我看出洪卿不因喜悦而妨碍自己的志向。洪卿求学勤苦而兼收博取，文章精深俊秀、详实周密；但他退藏自抑，常常愿意处在人后。既得到盛名，更加务求审慎从容，不急于暴露自己的长处。他所历任的官职，都是别人想凭才干迅速振作、自我施展的地方；洪卿却收敛锋芒，好像不敢有所作为。他有所作为时，唯恐别人认为他有才能。大概我后来又和他一同在吴地做官，看见他的志向更加明白，事业更加娴熟。他议论天下事务无不尽情说明，而最为关切的，是当时所谓的善人君子。我这才私下感叹，国家通过科举来求取士人，偶然选拔出来的人以及前代的伟人，都是由此途径出现；而洪卿器度端正、见识高远，还在不断进步，这是国家真正得到人才了。士人一身以及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什么都把命运系在科举选拔的得失上呢？因为荣辱兴衰不同。所以考取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上天赐予自己的，又认为一旦得到便不会再被夺走。如今上天赐给洪卿这样的荣誉，却又如此严酷地夺走它，连同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希望也一并失去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上天本来爱惜他，却又本来忍心伤害他吗？这大概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士人修饰自身、磨砺品行，如果不能在当时显现，也只能流传到后世罢了。洪卿已经考取进士第一名并任馆职，只因寿命短促而不能大为显扬。然而，他仍然应当有文章可次第流传，有官职事业可记载，有品行事迹可述说；可是善长都不能说明。难道上天只是暂时使他显达，最终又让他被遮蔽吗？这又尤其难以理解。唉，这就是我记录自己所知的大意、不让洪卿最终毫无流传的原因。洪卿有两个儿子，叫善长和某；一个女儿，名某；夫人王氏，是现任丞相冀国公的女儿。铭文说：不因已经得到通达而自满，不因再次被夺去而困穷。众人的荣华如尘埃随风飘散；洪卿自身有诚信，生命长短终究都有尽头。洪卿啊，光明显著；如今安妥地处在幽冥宫中。《将仕郎嵇君墓记》嵇君讳居易，字俟之，家居应天府宋城，渡江后成为上虞人。高祖是翰林学士颕，就是那位拒绝进献张尧封文章的人。曾祖景，任将作监主簿。祖父立，赠中奉大夫。父亲讳琬，任朝请郎、袁州知州。嵇君因袁州的恩例补授将仕郎，铨试入等，还没有升官，便于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去世。第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随父亲袁州墓右侧，附葬于始宁乡宋家墺。夫人赵氏，是我妻子的异姓姑母，所以前来请我作铭。我从未见过嵇君，但看他的行状说：“侍奉父母纯粹孝顺，处世节俭简约，有乃父的风范，没有子弟的浮薄习气；在袁州服丧时，哀毁得骨瘦如柴，因而得风疾而死。”行状的文辞与事实相称，却删略了他的美德，使我无所依据来为他作述。我推辞了五六次，夫人又郑重地让仆人来作介绍，对我妻子说：“宣教郎一生辛苦，既没有官爵，又减少了寿命；一家人的怨恨，再也没有地方申诉了。如今下葬没有埋铭，我将来凭什么在地下见我的丈夫？你替我好好请求，我不能不得到它就停止。”她的话十分悲切，周围听到的人都悲伤，有人流下眼泪。我于是更加重视夫人想用文字寄托丈夫的心意。他家庭相传的家风、夫妇相处的道理，一定有可以显现的地方。然而我惭愧自己终究没有依据来为他作述，不能伸展夫人托付我为丈夫立传的心意。大概嵇君的儿子叫柟、樗，有一个女儿还年幼；姑且记录下来留给他们，等柟、樗长大后能够考察父亲的品行，再告诉我，我将续写此书。宣教郎、行太学正叶某记。《杜君墓志铭》台州黄岩有一位善士，名叫杜君，讳椿，字大年。他以求学来充实自己的本质，不说浮华枝叶般的空话；他的行为是推己及人、宽恕待人，没有矫饰勉强、突出自异的事情。他居家处乡，自认为只是一个普通士人。凡是行善行义而可能侵犯自己的操守、涉及博取赞誉和名声嫌疑的事情，他都压制自己而不敢去做，所以始终满足于守住本分罢了。然而时间久了，人们自然被他感化归服，大概是他的本质无法遮掩。他参加礼部考试没有中选，后来本可因特奏名入仕，却推辞不出仕，七十四岁时去世。乡人都为他叹息惋惜。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杜君去世满三个月，两个儿子烨、知仁便把他葬在善化乡亲仁里樊川，并带来女婿林鼐撰写的行述，请我作铭。烨是乡贡进士，林鼐是我的朋友，任承议郎、通判筠州。我看世人受时代好恶驱使，终身追求迎合外界的准绳，最后丧失自己所树立的东西，这样的人很多。像杜君这样安于一丘之地，能够相信自己、独自快乐，年老而不倦，直到生命终结，确实可以称为贤者。因此我稍微采录他一生的大意而作铭。杜君曾祖明，祖谊，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铭文说：杜君曾经把居室的堂题名为“遗安”，意义取自庞公；预先把墓地命名为牧之的樊川，自号樊翁；临死命令儿子收殓时用深衣，安葬时用三月，意思是只遵从礼制；耕稼不能让它枯萎，仓廪也不求丰足；游息在樊川，合聚族人宗亲；杜君年纪最大，命令我作歌，和唱的是年幼的孩子。唉，你们后世之人啊，不要丢失这种风气。《媛女瘗铭》媛女刚出生时，谁能认识她呢？不久患癫痫，失去知觉和记忆。四岁便夭折。将要断气时，忽然向左右张望，应答不止，连续长声叹息，流下眼泪，同她母亲诀别。我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年近四十了。起初有两个女儿，接连几年都失去了，所以我和高氏都很自我伤痛，也为媛女难以长大成人而悲伤。媛女于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第二天安葬在钱塘门外宝胜寺后。龙泉叶某记。《陈君墓志铭》

译平阳人陈岩，字仲石。从他长成少年起，智慧所能开启的，只在向老师朋友求问学习；年岁增长，志向确立，见识通达、性情明澈，把所知所学施行于家庭，宗族都仰慕他；把所信奉的付诸乡里，乡党都敬重他。他的志向越高，实际用力越深。他督促责备自身，不让一天放纵于懒散游乐；守持自己的内心，不让一丝思虑混杂邪妄。学习经书、讲习礼义，必定要求周详地落实到事务、通达于万物，不计较事情的差异，也不计较同一时代中的先后。他可见的品行就是这样。唉，陈岩啊，是父亲的长子，是弟弟们所依赖的人，也是兄长和老师所传授的后继者。一个人出外做官，便是国家培养的士人。好比树木长大成为材料，可以选用；好比玉石雕琢成为器物，可以施用。可惜啊！不幸三十五岁，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去世。第二年三月，葬在安仁。他的弟弟崇致带着父亲和老师的请求说：“希望有一篇铭文。”我悲痛的是，他的志向和意愿来不及成就，这正是老师朋友为他痛惜的原因。道义衰落已经很久了，士人不修养实际职责，都把一定得到任用看作尊贵，偶然没有得到任用便引以为憾；卓越的志向反而只会增加负担。三代的时候，道义曾经实行。那些家庭能够使道义美善，人们各自拥有善行，谁又能把他们全部任用呢？这样说来，寿命长短是一样的，是否被任用也是一样的。君子自己获得正道，便能端正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其中应当有常人所不能了解的地方。铭文说：“怜惜你的妻子，抚养你的孩子，父母的力量只能做到这里了。事情虽到止境而心意不止，这块石碑将把它记录下来。” 《朝散大夫、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周先生墓志铭》先生姓周，名淳，字仲古。考中进士后，请求担任潭州南岳庙监庙教授；又因全州服心丧离职，后来担任广德军教授。广德的学校，自钱公辅、洪兴祖先生增修学宫，教导人们明白义与利的先后，人人因此知道努力。任期届满后，有人咨询他的情况，贤能者共同为他推荐，于是改任台州宁海县知县。有个富人的儿子由伯父抚养，后来控告父亲与自己在财产分配上不公平，案件牵连审理了多年。先生让父子同处一室，对他们说，养育的旧日恩情是值得念及的；父子于是相对哭泣，不再申诉。知州催索百姓长期拖欠的赋税，非常急迫，先生争辩认为不可，又因此请求担任岳庙监庙而离去。朝廷将要任用他，他却辞谢了，改任淮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安抚使想上奏边境情况，一定要请先生撰写，他便写好后交还。授任茶陵军使时，因茶陵官缺且偏远，所以请求前往；不久又请求担任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主管。授任淮东安抚司参议官，正要赴任，又请求担任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主管。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官阶至朝散大夫。先生是温州瑞安县人，居住在三港镇以西，起初买下一座荒废的山，亲自拿锄头镰刀，烧荒种树，渐渐凿平山地建成住宅。时间久了，大竹和高杉交错成林，遮蔽了绮丽的山岚和深青色的池水，房屋也焕然明亮。先生出仕的日子少，退居的日子多，常常整年闭门不出，闻花香、听鸟鸣，畅快而安适，不问外界事务。偶尔到集市上与挑担贩卖的人混杂同行，见到他的人都惊异，说他像古人。先生待人总是恭敬，能够推让和谦逊，虽有才能却不使人因他仕途不显而轻视。已上这些事情，使他品行高尚而人们不嫉妒。他著有《文集》十卷、《春秋说约》六卷。昌龄，是他的曾祖父；赠宣教惟良，是他的祖父；大宗正丞、赠中大夫之翰，是他的父亲。娶林氏，是将作少监林待问的女儿，封为宜人。有四个儿子：<木畟>，迪功郎、新任福州永福县主簿；橚，尚未授官；枬，先已去世；枋，太学进士。两个女婿是刘用晦、林必大。孙子三人：焘、烈、熙；孙女二人。九月壬申，<木畟>等把先生安葬在来暮乡龟岩。大宗正丞因为节操廉洁而为世人所敬重，遗憾他没有能够担任谏官、御史。先生却一再请求退居远地，以求违逆世俗而不后悔，直到最后也没有显达。铭文说：凡是初次做官的人，难道与百姓有什么不同吗？一旦超越卑下、跨登尊贵，就役使自己的精神。又在这些人中间，有人突兀高大、盘曲不平，智慧却不能周全，反而都伤害了自身。取用残破之物，斜眼窥视、皱眉呻吟，勤苦地拾取涕泪，品尝其中的芳香和辛苦。唉，先生退居以自我珍重，身处闲散而不希求荣华，受屈也不企望伸张。即使有人来招引他，他也不肯随从。并不把这些看作高尚，所长久守持的是仁德，不像那些琐屑地计算功劳、称说勋绩，仿佛把群鸟的羽毛编缀起来再附在坚硬的石碑上的人。我撰写这篇铭文，使后世听闻而不至坠失。太硕人臧氏墓志铭

译赠朝散大夫丘经、字子常的夫人，姓臧。淳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当时夫人的儿子丘崇以朝请大夫、直龙图阁任两浙转运副使，皇上特别优厚地赙赠赏赐给他。十五年三月六日，才把夫人安葬在江阴城东的敔山。丘大夫葬在城西已经四十多年了，最终未能与夫人合葬。夫人和大夫都是江阴人。大夫质朴厚道而谦逊，有人侵夺他的田地，大夫知道理在自己，却以打官司为耻，不愿自我申辩，便把田地推让给那人。绍兴年间实行经界法，百姓尤其害怕服役。大夫的财产本不应被征募，他叹道：‘我怎么敢牵连邻近人家，使他们更加艰难，把这件事委托给别人呢？’最终默默承担役务，费用几乎耗尽全部家产。他就是这样仁厚而不忍与人争较。大夫去世时，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夫人全部停止原来经营的生计，只留下城外几十亩田，说：‘耕种这些田，只是为了教养你们罢了。’虽然非常贫困，却仍能储存救急之物、积少成多，用来供宾客、祭祀以及馈赠待问之人，从不顾虑自己的力量是否够用。她考察士人的才干优劣，让儿子选择后再跟从学习；夜里一定让儿子拿着书在旁边读，说：‘我是妇人，不能懂得书中的义理；但看他玩味诵读、反复钻研，清楚专注到不睡觉，这正是深入学习的证明。’ 路途中某家的儿子、某家的弟弟发生了成败近事，她会说：‘这是我所知道的。’又预先推论更远的情形，多次用危切的话来激励、警醒他们，说：‘我寡居而你贫困，假使只做一个中等之人，便不能振兴家业。’后来丘崇考中甲科，仕宦经历内外各职。夫人常常告诫他，说皇上提拔得太过，应当自我警戒、奋勉。等到丘崇治理政事的成绩震动当世，显赫地成为有名的能臣，他所处理的事情都希望周详地穷尽其中的真情和伪饰；有时也宽容赦免，一定使人乐于他的明察、安于他的政令。凡是这些情况，她都孜孜不倦地告诉他。天下人推重丘崇的名声，却不知道这是夫人勤勉教诲的结果。夫人晚年终于得到荣耀和奉养，封秩随丘崇而至太硕人；又请把封赏转给儿媳吴氏，并用所得恩典庆贺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的万寿，累次得到迎接安置，所到之处都是繁华盛会，极尽宴饮游乐之趣。然而夫人常常不把这些当作幸运，偶尔独自掩面流泪，只是惆怅悲伤大夫未能看到这些。即使老年体衰，她还亲自缝补破衣，不肯把多余财物积存起来，总是分散出去，说：‘难道不是没有财物才会有罪吗？’三个儿子中长子早死，丘轼也先死，幼子就是龙图阁直学士丘崇。两个女儿嫁给汤季行、汤大成。孙子有寿儁、修职郎新任严州司户参军寿嗣、寿迈、寿倩、寿昌、寿嘏。孙女婿有丁圻、卢鹏、南吕鼎、从事郎、新任温州军事推官赵师端，另有一人尚未婚配。曾孙二男一女。大夫从前履行约定、勇于担当艰难，奋力成就名节；后来家门兴盛，子孙繁衍，终于成为世家，世人无不称道他母亲的贤德。夫人起初守寡，家境尤其贫寒，却更加坚定地守义；她的儿子依靠她而成就名声，这本来就应当记载。大夫崇尚德行而不与人争竞，死后很久善行仍得到报偿，难道不可以一并叙述，让人看见，也用来安慰龙图君的哀思吗？铭文说：寡妇嫁遇其时，贫困并非她所害怕的；她的义行没有毁坏，因此有儿子使家业充裕。命运使她在厚重的品秩中享高年，寿命长久；最终却不能留存。铭文使她不朽。叶君墓志铭 君名权，字元立，活了五十九岁。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去世，第二年二月甲申，安葬在本县长寿乡清名山原上。君兄叶梓的墓志铭是我撰写的。由于同属乡里世家，所以不再详述。叶氏三代共有二百人，分为四十多房，已有一百年不分席设案而共同吃饭。君为此与兄长商议，先安排一门人家的有无，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不是为了求富。等到尽力经营而没有私自挪用，天时地利又没有特别取巧，所以不仅能自给，还略有余裕，便借此周济邻近贫弱之人。君致富并没有什么特殊技巧。后来又规划祭祀、丧葬、婚嫁的安排，使各项都有常规费用；分派子弟，使各有固定职事；使他们不骄傲、不愚昧，共同经营家业，并且都通达学问和义理。这样，君在富裕以后，可以说既能守礼又有文教。这正是君所以帮助成就兄长、并继承守持其法度的原因。天下各家没有必然贫穷的，也没有必然富裕的，这是富人的愿望。然而仁者未必一定去做，去做的人也未必一定仁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未完全相合。君所做的事情，确实做成了。事情做成后难以维持，规模大了难以守护；只有志向明白的人容易遵循，法度简约的才不可改变。假使君的志向由他的弟弟和子孙都能自我克制、修养贤德而达到，那么君的法度即使不依靠像君这样的人，也都可以实行。这样，叶氏家族世代常能传承，宗族也常能保持团结，哪里会有终止呢！起初君的兄长去世，请我为他的墓作铭；如今君去世，又来请我。我不能说自己了解君兄弟，却仍郑重地为他作铭，并不推辞，是因为要劝勉天下治理家族的人。君娶舒氏，有三个儿子：之章、之彦、之奇；女儿嫁给高椿年。之彦因哀毁而面容憔悴、神色深沉，不是为了请求墓志铭的话，平时一句话也不说。我本来就喜爱他；又听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向善，并且能够不断进步。由此看来，君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铭文说：以义聚集，不要动摇；以仁致富，一定会有成效。把这篇铭文刻在墓表上，收入那墓穴之中。厉君墓志铭 东阳人厉详，自从我居住在永嘉以及吴地以来，他从东西数百里外前来求学，按时节也不回家。同席的人害怕他专心独占学习机会，我偶尔问厉详：‘难道你有兄弟在家承担事务吗？’他说：‘没有兄弟。父亲的教诲是：求学只在于广泛远闻，不要局限于一位老师；事业只在于持久，不可逃避。自身没有修养好，就不能停止。因此我不敢回去。’我听后悚然，知道厉君的志行超过了他的家人。有人对我说：‘君不扩建门巷，不建造高大的住宅，不经营给子孙牟利的产业，仅仅求得足用而已。他言语简约而志向谨守，退让自己而成就他人。桑、果、蔬菜、药材之类的物品安排有序而不杂乱，大概是知道自我守持的人。’我于是希望认识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四十八岁，没有大病却去世了。厉详赤脚哭泣，沿震泽而行，横渡浙江去为他收殓。淳熙十四年某月某日，安葬之后，厉详派人告诉我：‘先生将用什么来辅佐他？’我深深惭愧，因为累及厉详，却没能赶上见君最后一面；又知道君原本希望认识我而未能实现，君却已经去世了。于是为他作铭说：厉氏在唐代显赫，有都督、御史；灌顶之际中兴，因此旧址还在。君名邦俊，字元明；考及祖、曾祖都未能做官。妻子是吴氏，是卢辅的女儿；又把幼女许嫁给乐清夏鲁君。夏鲁君所能隐讳的事情，世人知道他在儒学上继承前人的功业；留下一子。在乡里怀念他的德行，在逍遥的墓地安息；不是向往过去而辞别，而是让后来的人来述说。翰林医痊王君墓志铭

译王君是绍兴、乾道年间的名医，按理应当为他作铭。起初，君的儿子大受把一篇铭文给我看，是宁武军承宣使张抡所作。大受说：‘先前我请知枢密院黄洽公作铭，黄公推辞说：“张侯的文章高妙，最终还是让他来作吧；您的简札本来就在这里。”’我赞赏黄公能够谦让，也非常喜爱张抡的文笔。大受拜谢说：‘希望改刻墓石，把这件事托付给您。’我惊惧，不敢回答，事情便搁下了。然而从此大受每次见我，总要请求，我总不敢答应。皇帝即位元年，我在荆州任参议，距离读到那篇铭文已经八年。荆州距吴郡四千里，朋友的问候往往几个月也送不到。大受多次寄信给我，必定提到改铭的事，又说：‘我弟弟一向强健无病，却一夜之间因中寒而死。人生危险脆弱，难以保全，而亡父还没有墓铭；八年的期限，难道还能多次相合吗？’我更加悲痛。唉，舍弃贵重的文章而采用卑下的，放弃精巧而把事情托付给拙劣的，大受难道会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吗？君名克明，字彦昭，饶州乐平人。出生后缺少乳汁，靠粥食养活，于是得了脾胃病，长大后越来越严重。医生认为不可治，君发怒，便亲自研读《难经》《素问》，用心斟酌药方，积年的疾病全部痊愈。起初凭借医术在江淮一带游行行医，进入苏州、湖州，最后定居乌镇。他常常奔赴数百里之外为人解急，贤能的卿大夫都亲自屈尊与他交游。尤其精通针灸；遇到难以诊断的脉象，一定沉思而得到关键，然后配药，没有不见效的。他从不多用药，即使病有数种症状，也只下一味药，说：‘这就是疾病的根本。根本除去，其他病也会消失。’有时也不给药，认为到某一天自会痊愈。有的病并非药物能够解决，过失在于某件事情，就应当随着那件事来治疗。凡属这一类，都是医术高明者所掌握的，只有君能够一定验证并实践自己的话。医书把治愈许多疾病看作奇事，而君本来豪迈伟岸，通晓古今，喜爱气节。大受读书能写文章，又因为他的先辈多是显贵的士大夫，所以特别为父亲反对庸医而写这些事。由于有意略去细节，所以如今所记的只有几件；至于治疗的曲折经过，又不能详述，实在可惜。魏安行的妻子患风痿十年，不能起床，君施针后，行走恢复如初。庐州守王安道中风，口噤不能说话，十天来其他医生都不知道病因。君对他说：‘这不是汤剂所能治疗的。’于是命人烧旺炭火，把药洒在地上，再把王安道抬到上面，药气熏蒸片刻，他便苏醒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北方使者黑鹿谷经过姑苏馆时，患伤寒病，快要死了，负责接待的使者请君为他治疗，两天便痊愈。后来君随徐度出使北方，黑鹿谷恰好担任先行接待使，对君亲近非常，君却无法测知其中原因。到了赵州，黑鹿谷的马逃逸，他坠下石桥而伤了脚；黑鹿谷向国主上奏，用自己的车载着他。北方因此知道了君的名声。君随张子盖救治海州战士中的大疫，使几万人活了下来。张子盖上奏报告他的功劳，君说：‘我并没有战功。’辞谢而不接受。王炎任四川宣抚使，征召君，君心中不乐，借口有病最终离去。王炎发怒，弹劾君逃避职事，因而获罪降秩。后来又随吕正己出使北方，接伴使忽然患重病，服用君的药后病情好转，厚重地向君致谢。君不肯把事情状况报还国信所。丹阳苏著奉命出使金国，告诉君自己有病，君这才收下酬金；病愈后最终把钱退还。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专门靠这种方式换取衣食。起初君以礼部试中选，官职累升至额内翰林医痊，赐金鱼袋及紫服，追赠父亲为秉义郎，母亲张氏封为太孺人。淳熙五年六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五月，夫人闻人氏也去世。闻人氏是秀州嘉兴人，有才干，侍奉婆婆非常孝顺。君喜好侠义，不问家中有无而能够经营生计、教育子女，修治园池、房屋，使家庭富足。这些都是闻人氏的力量。这年八月壬寅，儿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大异把君和闻人氏合葬在湖州乌程县永新乡义安里平山。女儿嫁给孔闻诗，幼女尚未出嫁。孙子二人，孙女二人。我已经整理叙述君的事迹，却还没有作铭。绍熙二年离开荆州经过吴地，大受对我说，他已经占卜了改葬的日期：‘某州某县某山某年某月某日。’大受又说：‘我惭愧于不了解父亲的学问，近来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件事。’胡秉彝的妻子患腹内秘结、腹胀疼痛，呼号辗转十多天。父亲前往诊视时，她家正在设饭招待亲友，父亲对胡秉彝说：‘我让夫人的病痊愈，使她也参加宴会，可以吗？’便把半硫丸研碎，用生姜调乳香送服，她很快起身，像平常一样面对宾客。铭文说：古代圣贤和智者能预先知道疾病的痛苦，把草木等药物配合使用，使阴阳共同调治，万物没有不是药，只等待我来使它痊愈。这些话至今还保留着，其中有药方和剂量。后世使用的人像看见柴薪却丢了斧头，持守平常方法却不能奏效，出奇制胜又反而误治。王君因读到这些话而自我领悟，把自身作为准则，把心意化为尺度，遇到疾病一定予以消除，却不宣称其中缘由。难道只有他能够这样，别人只是没有思考吗？他愤恨并伤感于末流医者用疏略掩饰浮华。我友人戴肖望曾向君求医，每每说君切脉用药，不是今人所能预料的。可惜我没能见到他本人，只能为他的墓作铭罢了。龙泉叶某撰。郭府君墓志铭

译绍熙二年八月十日，东阳人郭江改葬父亲于孝顺乡罗青阡，前来对我说：‘我父亲和兄长大概并不知道您，您却应当知道我的父亲和兄长是否有幸得到您的墓铭吧？’君姓郭，名良臣，字德邻，是婺州东阳人。从曾祖郭感、祖父郭招、父亲郭知常以来，家族在乡里富有。到了君与兄弟，都是读书人，仍旧未能做官显达；然而分割财产后家业仍能不衰，所以郭氏一天天壮大，是从君开始的。从前周敦颐、张载、二程考察古代圣贤的精微义理，使它通达于人心，用来寻求学术的要领。世人因为他们的学说不是旧有注疏传本中的内容，所以有信从的，也有不信从的。百年之间，经历盛衰变化不止一次。乾道五、六年间，学术才重新大为振兴。讲学的人遍布闽浙，传播到江湖一带；士人争相走出山谷，抛弃家巷，租住馆舍，借贷饮食，只希望能够听到他们的讲说。君的两个儿子澄、江，幼年便有非凡资质。君怜惜他们年幼，不能让他们远行求学，于是建造好房屋，准备甘美饮食，招来乡里或别郡年龄与澄相近的人共同居住，又聘请通晓这些学说的人做老师。还曾让澄外出跟随大师学习，回来后又与他的老师一起研习。澄沉静而聪敏，凡是老师讲论的内容都能记住，凡是老师举发的义理都能推演出所得，不是靠一位老师才达到的；老师很多，甚至自认为不如他。澄仍然执弟子之礼，十分恭敬。与澄同学的人，即使考中科举离去，后来仍旧来向澄请教。于是君日夜辛劳经营生计，把所有余财交给澄，供四方师友的费用。几年后，君五十二岁去世；澄刚刚服完父丧也去世了，死时只有三十岁。唉！君不能享尽寿命来厚待澄，澄年少夭亡而不能穷究学问，这就是命运；但他们的志向是无法掩盖的。后来一两位大师也相继去世，求学的人便不知道应当遵循谁。整个时代又有人把这件事视为忌讳，从前聚集在一起的人散失了，后来的学子寻找方向，却没有人能够引导他们。这是我从参与世事以来直到今天亲眼所见的。学问只在于求实：实实在在修养自身，实实在在使家庭有规范，把它推及侍奉君主，实实在在使自己的义理得到实现，古今都共同如此，不可改变。难道个人喜欢的人就能随意仰慕，个人厌恶的人就能随意隐讳吗？说学术兴盛是因为有人艳羡，衰败是因为有人轻视，大概都错了。我感伤学术的变化，又感念君与澄的志向，所以借郭江的请求来叙述这些事。我问郭江：‘你们从前求学的房舍还在吗？’他说：‘池水深，树木寒，靠学田的收入生活，每年把租赋分别留下来以等待考察。’郭江的话都饱经世故而不屈不挠，这足以继承他的父兄了。那么君所凭借而能够不朽的，难道只是这篇墓铭吗？君娶曹氏，又娶杨氏。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澄；次子江、沔早年去世；汉、恢的女儿嫁朝散大夫、湖南运判张商卿；承议郎、淮西江东总领司干办公事何庶；修职郎、建康府溧水县主簿魏挺；修职郎王驎。孙子八人，孙女二人。铭文说：学术的变化，是重大的事情。在君墓上记载此事，使后来人有所考察。因此君其他善行很多，都略去不写。郭处士墓志铭 君姓郭，名良显，字德扬，是婺州东阳人。曾祖郭感，祖父郭招，父亲郭知常。郭氏在东阳显著已久。浙东几大世家中，郭氏位居最先。郭氏没有爵位，财产也没有超过别人，却能成为大家，为什么呢？东阳旧俗以气力逞强，佩刀束棍，结伴行走道路，一旦不如意便互相仇杀；在法庭诉讼中把胜者看作强者，甚至歌舞庆贺。郭氏却使家族美盛，采用儒学，又知道世人所尊贵的学问之上还有根本；有才德的人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以礼来请托他们教育子弟，并不只请本乡本州的先生。嫁女要选择一时的名人，陪嫁物品都依从女婿的志向，不因族姓是否相当而有丝毫挑剔，这是出于亲近爱护。有人遇到急难来借贷，郭氏一定量力帮助，从不推托躲避。游学之士经过他家，心情无不满足地离去；一旦得以通达，便不再往来。即使他的女婿和宾客多有显贵者，也不轻易把事情托付给他们。他敬重贤者、懂得义理，以有羞耻心、不拔高夸耀自己为高明，不显露卑陋。从君的三代到君的兄弟十多人，各家门户大略都如此。难怪他们虽然不富裕、没有做官，却在浙东声望最为显著，这是有原因的。君尤其厚道质朴正直，学习并了解古代的事情，陈述世事的变迁；治理家族大体遵循父祖的规矩，又亲自努力处理细小事务。亲族中有孤女不能出嫁，他便为她选择归宿；饥饿的人给他食物，生病的人给他药，死去的人给他棺材收殓，乡里一切细小事务都以施惠利人为根本。他去世时，普通百姓都觉得失去了依靠，大多痛惜他。大概君行善与本性相去不远，心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不仅仅是奔走于人们知道的事情上。君于绍熙元年、五十四岁时去世，死于二年九月十五日，葬在高塘周寅坞。娶叶氏，先于君去世。三个儿子：湜、洵、溪。女儿嫁给修职郎、前太平州教授叶挺，从事郎、前赣州司户孙礿，文林郎、湖州乌程县丞叶知几，迪功郎、新任严州分水县尉史弥悆。孙子六人，孙女二人。溪将要安葬时，拿校书郎石应之的书信来，请我作铭，说：‘希望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因此把郭氏的事情一一记载下来。’如今溪的同族兄弟又有几十人了。他们互相以义相扶持，互相以善行竞争，良好风气已经形成，情意也日益醇厚；孝、慈、友、悌的行为在内相合，博闻通达的声誉在外显著，那么郭氏家族的壮大还没有结束。难道一定要全家住在一起、用一口锅吃饭，才算行善吗？铭文说：大的方面能运用家族的法度，细小方面能践行自身的仁德，郭君确实如此，不愧于世人的闻名。《水心集》卷十四，宋叶适撰。墓志铭 安人张氏墓志铭

译我在太学时，与国子博士俞烈同为僚属。博士资质厚重而文才显发，和易而刚正，我仰慕他，和他交往很久。后来有一天，博士写信送给我；看信封题字与平常不同，打开读到其中内容，原来是把母亲张夫人的事状送来，说：‘希望您为她作铭。’唉！我知道博士的贤德，却不知道夫人教育他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是因为博士没有亲自说明，几乎埋没了夫人的美德，是我的过错。既派人致吊，又亲自哭奠，于是为她作铭。夫人是临安人，曾祖景初，祖父钺，父亲浃；他们与博士的父亲承事郎俞宽居住在同县，是姻亲。博士的祖父以儒术起家，治家严整，乡里敬重。夫人姓张，是父母疼爱的女儿。父母为她占卜选择合宜的归宿，把她嫁给承事郎。夫人见识超过一般才干，平日看惯了公公专凭学问和品行成名；嫁来后已经知道承担家务。两个小叔子还年幼，学业未成，夫人每天早晨洗脸束发，穿戴整齐，督促他们安心向学。博士出生后便能说话，夫人亲自教他诵读《蒙求》《孝经》。白天出去跟随老师，晚上回来就着灯火读书，亲自考察他的勤惰，往往直到鸡鸣才让他睡觉。长大成人后，仍然如此。博士后来参加礼部试，取得天下第一，获得朝廷爵禄，夫人也因此封至安人。俞氏家门因此显赫光荣。根据事状考察，夫人能够顺从公公的严厉，敬重婆婆的亲爱，以义理使家业丰厚，兼备孝顺慈爱的品德，这就是所谓妇人的常德。唯独她把爱好学习看得如同嗜欲，始终笃实不改，并使儿子成为当时闻名的人；那么她的见识超过一般才干，正是所谓不同于妇人常态的地方，这可以从结果得到验证吧？博士曾经做官不得志，将要外放，害怕使夫人忧虑。夫人当时已经患病，手足不便，但耳目仍然聪明，对博士说：‘我对你的期望，难道只在于今天的科举和官职吗？’博士于是请求以崇道观的俸禄归家奉养母亲。唉！夫人教导博士，难道只是为了科举及第吗？大概更有关于名节的训诫。夫人于绍熙二年九月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生三子：璨，任将仕郎，先去世；次子是博士，任承务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次子珙。女儿嫁给将仕郎王庭实、高健、进士戴思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二日安葬在下洪山，跟随她的公公合葬。铭文说：谁没有儿子，承受儿子的荣誉和俸禄？夫人所承受的，正是夫人教诲的结果；以此告诫后来的人，应当自我作为、自我成就。怠惰而只希望得到虚名的人，应当敬重这篇铭文。高夫人墓志铭 高夫人翁氏去世后，有人将要为她作铭，随后又自己疑惑说：古代妇人因德行善美而获得地位，功业又因事情显露，史书所记载的本来都是奇异俊杰、非同寻常的女子。至于家庭内部的日常事务和细微行为，似乎不值得记录。如今为妇女作铭，大多只是依照这种成例，外加至亲的褒扬叙述而已；文辞没有抑扬变化，就尤其难以作铭。这样一来，夫人的美德便没有办法真实地流传给后世了。自从我成为高氏女婿，多少听到过她娘家的事情。起初她们在京师有一处称作南宅的宅院，是宣仁后的母家；王侯贵盛，冠绝天下，后来因逃避战乱而辗转为客，留居永嘉。我的岳父幼年由祖父抚养，除了袍服笏板之外没有别的财产。夫人嫁来时，宅舍已经荒废倾颓。岳父任郢州尉，夫人路远不能随行，只得与两个女儿闭门纺织，自给生活。岳父谈到宣仁后时说：‘自从曾祖母渡江以来，从来没有特别记录高氏，仕途与寒士相同，只是门户制度和待遇差别很大。因为贫穷，家门几乎不能维持。’夫人聪明能干，通晓南北风俗，从刺绣织作等精巧技艺直到炊煮等烦苦事务，全都亲自操持。她预先计算财物有无，安排衣食；外人拥有的东西，她丝毫不仰赖，只希望偶尔得到馈赠时也像是自己办成的，唯恐不能使人满意。每逢族里乡间议论家务，她总是极其退让、柔弱、谦卑、节俭，表现得好像家中无人，有时甚至任人轻视。等到有一天安排盛大的宴会，拿出丰厚的物品，超过众人预料好几等，人人都惊讶意外，以为有什么特殊办法才能做到，甚至只认为她是在勉强支撑。可是时间久了，始终没有不做到的，于是这样过完一生。大概夫人知道要靠自己努力，不希望别人扶持；把各种事情合起来制定规矩，曲折处都以准则衡量，变化处都以尺度控制。世俗所谓经营生计、筹划家产，她全都不经营，只求刚好够用便停止。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辅助丈夫在贫穷中仍不废弃礼义，成就丈夫的廉洁而不失去义理。由于这个缘故，娘家旧日的事务，仍能按时举行而没有废弃。从鲁王以及宣仁后的亲兄弟以下，咸宁郡王、秘阁修撰荣绪等人，华贵宗族中有些已逐渐衰落；夫人却像用一根丝线牵引千钧重物，使乔木的幼芽重新长成尺许，这都是夫人的帮助。起初高氏嫁来时，我的余生号称尤其贫困；高氏能够均匀厚待、培植薄弱，使内外都得到足用，让我还能在乡里自立，都是依靠夫人的教导。我年纪越来越大，头发秃了，牙齿缺了，沿汉水漂行、渡长江，长期羁旅，只谋划如何不至于缺乏奉养。唯独夫人看出并怜悯我，并不只是因为我是她的女婿才爱护我。如今夫人不幸未能长寿而去世，难道只是高氏的哀痛吗？大概也是我的命运困穷啊。夫人在去世前几年便预先知道自己将要终老，首饰、鞋子和衣边等物没有不预先准备的。去年我来到蕲阳，夫人送高氏到江边，说了诀别的话，大概知道再也不能相见了，真令人悲伤！夫人是温州永嘉人，嫁给我的岳父；岳父如今任朝请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夫人封为安人。儿子有不愚、不息，两个女儿，其中幼女嫁给修职郎、建昌军教授包履常。夫人于绍熙三年三月某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十一月某日安葬在永嘉护国寺山。唉，我为夫人作铭，不敢依照古代旧事，不采用通常的褒扬礼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不知道能否真实地流传给后世。铭文说：从卑微中崛起而兴盛，依靠齐整的伦常；累积尊贵后衰落，要恢复旧业尤其困难。夫人诚挚刚强而又贤淑，衡量自己所能承受的，亲自辛苦劳作；内里奉行俭约谦卑，外在舒展而能陈述。扶助危困而达到安泰，保全旧日家门。别人或许力量不足，她便把自己多余的教诲分给他们；成就她的女儿，也使我摆脱贫困。诗书之道多么卓越，彰明美好的功勋和叙述；把这些真实事迹刻在幽暗的墓石上。徐德操墓志铭

译公姓徐，名定，字德操，是泉州晋江人。曾祖父宂，祖父逢，父亲泽，追赠朝议大夫。朝议大夫幼年丧父，母亲刘夫人带着他改从吕姓，因此以继父之姓为姓。五十年间，公都不知道自己是徐氏之子。朝议大夫临死时才告诉他说：‘如果你将来有所成就，不要忘记我的宗族。’公悲愤哭泣，服完丧，与两个弟弟来到行在，约定不求取科名，不能停留。等公做官任宣教郎时，两个弟弟都已考中进士，这才把事情的始末自己说明，恢复徐姓。公脱去布衣初任官职，授秀州崇德县尉。因母亲年长不能远行，历任处州、吉州教授，知邵武军，邵武县干办福建路转运司公事，太平州通判，知潮州。回朝奏事时，因称病请求，担任式夷山冲佑观主管。绍熙二年九月丙戌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官至朝散大夫。在邵武时，他因危险之事与知州争辩，多次辨明其不义，几乎获罪。在太平任职的那一年，即淳熙八年，火星侵犯南斗，公依据历法占候说：‘这一年会发生饥荒，百姓会流离，应当从南方奔向北方。’本郡处在江淮交通要冲，难道可以不预先防备吗？起初人们不相信，流民果然大量到来；当涂、采石之间接连发生饥荒和疫病，暴露在外，形势汹汹。知州不知道怎么办，只把一切交给公处理。公设置临时住所，建造了数百间供人起居的房屋，发放食物、散发药物；凡是等不到船、不能及时渡江的人，都归他安置，最终渡江没有漏掉一个人。宣州有个妖民胡木匠住在麻姑山，诱骗聚集了几千人。知州恰好离任，两名通判争相代理政事而彼此不协调，事情无人处理；盗贼乘机将要攻打州城，捆绑了一名巡检，穿过他的耳朵示众，人心恐惧。转运司于是命公代理宣州。公乘一辆车疾驰入境，下令说：‘你们吃粥糜，苦于吃不饱，只是被人欺骗而相从，并不是要作乱。能够自首的免罪，给他们粮食。’众人都听从命令。胡木匠半夜望见西北方有青云升起，惊叹着对同党说：‘这是吉人的祥瑞啊！我们不能指望攻下州城了。’不久他们果然失败，胡木匠又施展幻术逃走，没有捕获。潮州有个土豪吴亮，正值沈师侵犯汀州，官军会合闽、广兵力也不能捕获，实际是吴亮诱使他出来；有关部门压制吴亮的赏赐而不上奏，公为此叹息，对他格外礼遇，每月给很多饭钱。适逢汀州、赣州山寇又活动，渐渐波及潮州，公商议讨伐他们。贼人听说后说：‘这是那个能任用吴亮的官员，我们怎么敌得过？’于是相互散去。公安稳持重，崇尚俭朴节制，不用言辞脸色取悦人，不凭意气凌驾万物；学问广博而能抓住要领，文章简约而内容充实。闲居时，公教授的学生多达数百人，依据经书训诂来讲说，不任意发表通达私意、畅快臆断的言论。做官循序升迁，不求超出常规调任；依据法义治理政事，没有靠刑名和财利取得的功劳，也没有造成惨酷伤害。遇到有所感伤，仿佛自身受害；喜爱和乐趣不可消解，有所坚持和论说，发自坚定刚毅，不会因讨好而改变。公既能守持自身，不向世俗献媚，世俗也没有能够真正任用他的人。即便如此，世人操纵方圆、雕琢技能、梳理纠缠以迎合规矩，磨砺钝器使它变得锋利，死去活来地奔走，也不能断绝。假使这些事情有助于道义和政治的治乱，即使损伤本性、劳费精力去做，还可以说是值得的。若同样没有益处，而那点富贵又能有多少，最终都将磨灭殆尽，那么与其毁伤自身而求进身，不如保全自身而退处；行动而从别人那里得到许多，不如安静而使自己失去得少。公大概已经明白这些了。宜人鲍氏，是永嘉人，公因此居住在永嘉。四个儿子：玚，迪功郎、汀州司户，早卒；玑，应当承受公致仕后的恩荫；瑄，因庆贺今皇帝即位，补授将仕郎；女婿有进士陈度、迪功郎徽州黟县尉张炳、进士万与权。绍熙四年正月壬申，安葬公于孝义乡何奥村。诸子让瑄来请我作铭。我听说公在家时，只有每月朔日、望日去拜见郡守，其他官府一年也不到一次，根本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与人同坐交谈，从不涉及公事。如今玚等人的论述确实忠实深厚，足以证明他们始终不懈地继承了公的德行，难道可以没有墓铭吗？铭文说：不损耗内在本性来充盈外在事物，不亏损天性来增加世俗寿命；尚且不肯厚待自己的生命，难道死后还会以荣华为念吗？唉，这就是徐公值得称道的地方。忠翊郎致仕蔡君墓志铭

译故封忠翊郎蔡君，名待时，字晦，身材魁梧高大，喜爱大节。虽然没有做官，但家世是豪族，高祖、曾祖都还在世时，全家骨肉有一百多人。君还未成年，便已经能够处理上奉长辈、下接晚辈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合人意。叔父因住宅狭小、房屋众多，商议想要分家另居。君哭泣请求说：‘我幼年丧父，所依靠的只有叔父，希望终身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叔父。’叔父说：‘地方狭窄，容纳不下。’君感动流泪数月，不忍把田地财物分卖，又进一步推让，直到最后也没有立下分家契约。他治理家族刚正明察，先使赋税缴纳公平，买卖时多给少取。每十天为族人准备酒食，全部会集后，君亲手洗净酒樽、换上醇酒，分别举出他们的行为来劝勉说：‘某人在某事上做得好。’从此人们有所作为时，都害怕君知道。白山周围数里之内，暴横之气因此消散软化，贩夫商人都能得到真实公平的价格。可惜君所施行的影响范围太小了。我与君的儿子镐友善，常常称许镐的作为，镐非常谦谢，说不敢当。有时他对我详细说：‘这不是我的能力，实在是我父亲教导我的。’镐起初任武学谕，恰好有执政大臣与父亲是旧交，所以乡人把道贺父亲的事告诉他。父亲笑而不应，告诫镐说：‘你要谨慎自守，不要因为利益而毁掉性命。’镐果然被逐出，父亲便说：‘我本来就知道应当如此。’ 等到再次被召用，而弹劾蔡镐的人正掌握国政，蔡镐将要避而不赴。父亲发怒说：“天子召唤你，并不以你是大臣而有所嫌疑，你不发誓以死报答皇上的恩德，反而有闲暇顾虑自己的嫌疑吗？”蔡镐担任接伴金使时，父亲问他说：“你出使所办理的国家大事，取得了什么结果？”蔡镐说：“修筑瓦梁堰、完全修缮楚州城，这些事情都不便利，而且其中又有我私下的考虑，并不是使臣的指示。”蔡镐疑惑自己尚未奏报，父亲说：“《诗经》不是说‘光明盛大的使者，我臣下获得了五种善处’吗？怎么能说不是使臣的指示呢？”于是催促他赶紧奏报。蔡镐被迫面见皇帝时，五更的漏刻将尽，所写的奏稿还不能脱稿，请求等送伴回来再办。父亲说：“出使之事关系国家信誉，如果有不合意的地方，你还能再从国都北门进来吗？”亲自拿着蜡烛催促蔡镐写奏札，写完才睡。后来蔡镐把皇帝的褒奖诏谕拿来告知，父亲叹息说：“臣子对于君父，所遵循的义理是一样的。知道的事情不能隐瞒，我剩下的年岁难道还要等着靠你的俸禄生活吗？我所期望于你的，只是名节罢了。”蔡镐又说：“您有一天曾经经过我父亲那里，躲在屏风后面窥看，说：‘这个人可以和他交朋友，你要好好亲近他；我离开，你也跟我回去。’况且父亲怜悯我已经做官，不应再经营生业，特意拿每年收入的余钱，让弟弟蔡锺替我掌管，很是增加置买田产以私惠于我。所以我能够安于偏僻愚拙，不羡慕权势和利益，是因为父亲既不以养活自己的责任来责备我，又宽解了我儿女众多的忧虑。”唉，蔡镐确实是诚实厚道的人，但他没有说：“每件事都应当把美处推归给父亲。”我也相信蔡镐的话没有欺骗我，大概他们父子都是一时的奇士吧。君年六十四岁，于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去世，十二月十一日安葬在驯雉乡奥山，遵照与弟弟待用、爱友遗命同穴而不同墓圹。娶于氏，封为宜人。儿子蔡镐，官忠翊郎、武学博士；次子蔡锺，次子蔡棨，为武学上舍生，早逝。六个女儿，出嫁的四人，女婿是郑溥、戴龟朋、朱某、张筹。当初，蔡镐替君请求我为他的墓作墓志，我答应了，却来不及写成蔡镐便去世了。我想到蔡镐父子一同去世，大而言之，是国家失去了人才；小而言之，是他的乡里失去了所依靠的人，难道只是一个家庭的灾祸吗？已经为武学博士作了铭文，又为君作铭，铭文说：看他们宗族之间的关系，看他们乡党之间的关系，看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忠翊郎、武学博士蔡君墓志铭

译君姓蔡，名镐，字正之。起初进入武学时，便以信义著称。两名同学生病去世，总是请君为他们料理后事。多次考试都列入优等，因为厌恶压过同场考试的人，曾因病避开考试。司业很赞赏他的品行，把他的事迹上报；到赐进士第时，皇上记得他的姓名，说：“这就是戴几先所推荐的人吗？”回头对宰相说，另行给他一个好官。君没有所求，按照资格授任盐城县尉。诏令特意任命君为武学谕。不久，君自己请求从军。皇上认为不妥，说：“三衙怎么可以用品级来对待学官呢？”没有批准。君依法裁处诸生，诸生多不高兴。言事官便以此作为君的罪名，弹劾罢免了他。枢密院召君来参与议事，想让他去祝贺金国元旦。君听说后，故意超过期限才出发。于是被差遣为马军行司计议官；金国来使祝贺元旦，便让君担任馆伴。宴会在紫宸殿举行时，皇上突然患腹泻，将要到驿馆赐宴。金使辞谢，请求等皇上病情稍有缓解。按照旧例，馆伴如果没有皇上的旨意，不得超过金使的席位。皇上命君越过席位去晓谕金使，金使坚决辞谢。诏令改为只赐茶酒。宦官甘弁与掌仪官谋划，连茶酒也免去，又让君越过席位传达。君认为这不是皇上的旨意，催促了两三次，也不肯去。甘弁发怒，向皇上进谗言。君请求等待治罪，皇上的怒意消解，最终赐给金使茶酒，这件事才结束。后来又任武学谕，升为博士，充任接送伴使。当时商议修筑瓦梁堰，水淹三州方圆四百里，说是可以作为边境险要，但调发劳役十分烦扰。君回来奏报其不便，说：“这是要放弃淮西山外的四州和盱眙。滁河两岸桑树稻田遍野，家业已经形成，子孙也将长大，又怎么能捕鱼呢？况且水淹楚州城后，城墙坍塌损坏、开裂破碎，城内如瓮腹般低洼的地方，都已经各有固定位置，随宜修补本是州郡的常事。如今却要全部铲除旧土，重新修筑新城，费用应当有数百万缗。即使陛下不惜钱财，让军士铲平后重新堆筑，一旦舍弃旧城改建新城，两方面都很困难，恐怕还会发生其他变故。”皇上醒悟了，改为酌量修缮城墙，停止修筑堰坝。君想到离开父母已经很久，极力请求回去。执政者爱惜他，留下他担任贺金国正旦使。后来遭逢父丧，服丧将满，召命还没有到达，便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君性情安于善行，质朴端正严整，刚正充实而厚重，把利欲看得如同切身疼痛一样畏惧。凡是义理所在，他便趋前而亲近。无论侍奉君父、对待朋友执友，还是驾驭妻子儿女和下属，使人面对财物、处理事务，我暗中考察他，没有一件不合乎义理。假使让他治理百姓，一定会成为仁厚的州牧；假使让他统领军队，一定会成为良将。君的才业被限制在武举之中，受到的任用有限。假使让他成为士大夫，也没有人能够估量他将达到什么境地。寿皇圣帝使天下人学习兵法，所以尤其重视武学，亲自教授骑射，考察他们的能力；武士有一项长处，就一定加以培育并让它发挥出来。有司揣摩皇上的意图，因此君只是作为学生，便得到荐举。当时不趋附习熟，不顺着张扬声势、逢迎上意，不谋求侵吞财利和迅速升迁，却能够依据实际利害，诚实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以回应皇上，像君这样的人只有一两个。适逢盟约和议已经坚定，没有其他紧急警报，所谓边疆大事，不过是在专对、宴饮、馈赠之间处理，因此君值得传述记载的事迹只能到这里。像这样有可以达到高位的才干，却遭逢不利的时代；即使时代所好与自己相合，自己的才干却没有得到施展，这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若才干与时代所好恰好相合，那么不需要等待闲暇便使他失去机会的，只有寿命罢了。即便如此，关键仍在于君如何端正自己的行为，寿命又哪里值得多说呢！君的十四世祖起初是蔡午，传说是晋代蔡谟的后代，从婺州迁来居住在黄岩白山，于是成为台州人。曾祖蔡产，祖蔡元之，父蔡待时，都没有做官。蔡待时因为君的缘故，被封为忠翊郎。君病危时，亲自写下数千字，内容多是责备自己的过错，只是教导子弟要忠信孝悌，并且说：“不要谋求仕宦。” 这大概不是因为年寿不足以发挥才用，便没有尽力为自身珍惜。夫人郑氏。儿子名淑、滂、泽、湛、济，四个女儿都尚未出嫁。蔡淑奔走到濡须来告诉我，我们在北关门外相见；积雪很久才融化，泥泞积水有一尺多深。他一边拜下一边哭着说：“先父临终时，把再世墓志铭的事托付给您。如今已经择定在某年某月某日安葬于某处，若得不到您的文章，先人便无法得到完整的安葬。”我认为在他来吊丧时才知道君的义行，来不及写诔文，于是写成长篇文字附在铭文之后。铭文说：人们说君学习孙武、吴起，凭此建立功名；可是君竟能喜爱《诗》《礼》，温和恭谨。人们说这可以用爵禄来记载；君不炫耀武力而心怀文德。没有享尽年寿，确实令人悲叹；假如活到高龄，难道他不会因此感到欣慰吗？使人希望他仕途通达，却又悲伤他寿命短促，难道还不足以称为贤者吗？谁知道君的贤德呢？就在于能对君父彰明大义。用规矩和绳墨来严格要求自己，不鲁莽急进，也不横行陈列。像璞玉一样纯美，经过精巧雕琢而整齐匀称。骏马的德性确实良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王者的道路才值得驾驭。驯服的树木承受大地正当的命运，枝叶花实都成熟而文采茂盛。听从上天关于生死的命令，辨别异端而脱离幽暗沉沦。灵芝和醴泉相互映照，本来就是突出而没有人为原因。它们偶然出现，成为世间祥瑞；也有的最终被幽闭而不能伸展。可叹君自以为了解自己，却不如我了解得深。刻石来表达铭文，文辞不悲咽低回，却深沉和婉。何必一定要留给后人呢？君啊，我将以你为荣。陈彦群墓志铭

译彦群名季雅，是永嘉人，姓陈。资质灵秀，气度超迈，听到一点便能思考，遇到所见便能叙述。自认为才干很高，不喜欢接受老师传授。当时各位儒者正在制定制度、创办新学，抄录《周官》《左氏》以及汉唐官制、民政、兵制、财赋制度，考察它们沿革不同的地方，筹算规划，亲手推演，又旁采各史，互相考订研磨。他们的学说丰润美好，认为这岂只是取得科举功名，实际上还能用于世事；古人的治理之道，是可以重新实现的。至于其他方面，考察性命之理以洁净法则，振奋豪杰以使他们特立而兴起，也多有精微奇伟之处；若不是聪颖秀异的人亲自承受其中旨趣，本来不能通晓。君有时独自到学堂，放眼长视，作长揖礼，与先生弟子交谈论说，不向别人屈服，也不认同他们。后来有一天，州将荐举君为高等，读他的文章，遒劲熟练如同素来精通；讲说往往加入新的意思，超出众人之上，这才大为惊叹。于是考中进士，又考中教官，任隆兴府教授。不久，第二次遭遇丧事，调任潭州教授却未能赴任。君更加闭门，全部抽取古今文字，一边诵读一边探求，睡眠饮食都失去常规；总想广泛遍学，钩取其中要旨，汇集众人所能，类比推演，并集中发挥自己的长处。然而人们看君的相貌更加谦冲，接人应对、谈话时又归于平实，几乎可以亲近，于是都高兴地说：“彦群能够谦下待人了！” 君患脚部肿胀的疾病，烦闷疼痛，自行出门请医。医生说：“这是寒湿造成的。”便用附子七物汤给他服用。他更加昏闷烦乱，呼喊说：“我为什么不能吃冷的果子呢？”家人相信医生的话，禁止不给他吃。不久便去世，享年四十五岁。上天赋予君的资质，奇异绝伦而不同寻常；君以尊重自身为贵，刻苦求学以求成就。波浪奔涌急疾，高处甚至能够淹没山峰，远远漂流经过数国，最终汇聚在深渊，必定将有所作为。然而竟然落得如此结局，为什么呢？曾祖士真，祖寿，父裕。夫人刘氏。刘氏的父亲名仲光，字茂实，是位长者。名士们特别礼遇君，不按女婿的礼数对待他。君没有成就便去世，死时又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谦僧作为后嗣。茂实夫妇哭得极其悲哀。两年以后，即绍熙四年七月壬午，把君安葬在吹台乡白泉山师姑井。有人对我说：“您不是和他同年考中进士吗？墓志铭除了您还有谁合适呢？”铭文说：有巨大的树木啊，从一棵小草开始生长；树枝伸展，叶子铺开，遮蔽天空还没有停止。不怕斧头砍伐，按规矩长成栋梁。低头听从木匠，便是树木的灾祸；等到完整的材料被剥落、枯萎殆尽，只剩下衰老的树干。远者可以有千年寿命，万物生长并不容易，它们成长起来尤其艰难。上天啊，彦群！你已经前往这座山了。姜安礼墓志铭 姜君名处恭，字安礼，是淄州长山人。六世祖姜昭范，以善治《春秋》闻名。昭范的弟弟姜遵，官至枢密副使。君的曾祖朝奉大夫姜筠，因避乱逃到台州临海。祖父姜仲思，官朝散郎、签书南康军判官，代理军务，讨伐李成时坠马而死。父亲姜谌，官从政郎。到君这一代来到秀州嘉兴，才在那里定居。自朝奉大夫以来，家族相继为官却没有升迁。君九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尤其贫困；祖母和父母都散死在其他州，无法安葬，而朝散郎的灵柩旅寄在都昌佛寺，已经四十多年了。君谋求衣食，修治坟墓，收拾各具棺柩；他看到星星升起便出门，奔走到都昌寻找旧棺所在的庑廊，那地方后来成了僧堂。老僧把这件事告诉君，君掘地数丈找到了棺木，棺上的题志还很新。君带着灵柩回来，经过左蠡、小孤时遇到暴风，缆绳断了，船桨折断，船几乎倾覆，后来才得以把诸位祖先合葬在武康上伯岩山。君说：“这样我就可以死了吗？”此后又买了不少田地，修治房屋，虽然没有达到富厚，也渐渐周济族中的穷人，救助困乏的人，仿佛自己有余力一样。君虽未凭科举显达，却在渡江之后家族凋落之际，振作寒士的贫薄家风，从无到有，建立起家室。教导两个儿子姜辉、姜郜考中进士，女儿嫁给济南人吕蒙。有孙子孙女五人，婚配都及时完成，家门刚刚建立起来；考察他凭自己的力量取得这些成就，其艰难超过科场考试，偶然成事的人远远比不上他。我往来秀州十年间，听说过君的名声，又在太学认识了姜辉，想见君却没有实现。姜辉将要参加集英殿策试，我怀疑地对他说：“你的脸色间有青黑之气，这是什么征兆呢？”君平素患有脚疾，后来病情加重而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安葬在朝散郎、从政郎墓西一百步。夫人龚氏，是赠谏议大夫夬的家族，已经安葬。姜辉抄录君诗一百多首给我看，请求我作铭。我读后说：“君的诗清新雄健，抑扬有致而不刻意雕琢，与今人的诗律相反；乐于称赞别人的长处，而意趣又独到，大概得到了古人的精神，可以铭记。”于是铭文说：“绍熙四年二月十八日，君去世；这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君安葬。”唉，他的诗作将会流传，或许还不会消亡吧！杨夫人墓表

译杨氏是婺州武义人，嫁给东平人巩法。巩君去世时，夫人才二十六岁。长子丰三岁，幼子名嵘。起初，巩氏害怕兵乱向南迁徙，因贫困以教授为业，不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人们问夫人应当怎么办，夫人说：“我在义理上已经属于巩氏，还要顾虑什么呢？”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夫人把房中的物品全部卖掉，买了一所小宅子，为他们娶妻、建立家室。当时婺州有位大儒吕公，夫人告诉两个儿子：“你们学习不能成就，就不用回来了。”两个儿子有时一年都不能见到她。后来夫人的两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都为当时人所知。丰尤其有文名。夫人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丰任从事郎、干办江东提刑司公事；嵘任奉义郎、知徽州歙县事。孙子四人，孙女七人。绍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安葬在长寿乡大慈寺东坞，与她丈夫的墓地相对。每当我记起义乌何懋恭的话：“巩氏的儿子丰，才刚到二十岁，谈论周秦以前的事情，语言如冰玉一般，不可沾染尘垢。”然而我希望他稍微自我谦抑，曾劝他说：“你三岁便失去父亲，太夫人没有改嫁以等待你，你难道也要走科举之路吗？”当时我还不认识丰，却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位夫人了。去年冬天，丰穿着黑色丧服，旅居江下的民舍很久，我偶然前去慰问他，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丰哭着说：“我打算在母亲坟上立墓表，您来撰写最合适。”我说：“没有学术传授，也没有文字教诲，却能自然明白伦理名分，这是妇人的大德。所以她能够从旁教导儿子，使家道兴盛，这在世上有时会光耀流传。若想让华美的文辞达到《关雎》《鹊巢》那样，就应当先从她开始。夫人不到三十岁便失去丈夫，没有再嫁，终身训导两个儿子，使他们有所成就。巩氏一族再次在东南兴盛，是由夫人开启的。乡里女子如果能做到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微贱也可以使家族兴盛，耻辱也可以使之变为荣耀，对生死之道也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绍熙五年闰十月某日，朝请郎、守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龙泉叶某撰。张令人墓志铭 夫人名幼昭，字景惠，姓张，是温州永嘉人。嫁入陈氏，是中书舍人陈傅良的妻子。夫人的父亲和兄长都是儒学先生，她从小受到《诗》《礼》的陶冶熏染，偶尔所做之事极不寻常。她的丈夫有学问品行和文章才华，并有经世致用的事业，远近之人都以他为宗师，登门请教，往来不分昼夜、历经寒暑，屋内常常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夫人只带着一个婢女料理炊事，家中非常贫困，买米买柴、送饭分茶，都让人得到洁净的饮食，有无困难从来不让丈夫知道。新置有五亩田，丈夫的伯兄鳏居，想续娶却没有钱备办礼物，夫人说：“卖掉这五亩田就是了。”后来丈夫做官渐有成就，不至于缺乏，夫人便渐渐经营接济兄姊及其他亲友，有时一天就直接取出数十万钱。夫人高兴地说：“士人在贫困时，说要施舍给别人等等，不过是说大话罢了。如今终于能够兑现，难道不是幸运吗？”经过洞庭时，押运人员忽然报告说：“某人的行李被盗了。”家人惊慌失措，夫人笑着说：“即使这样，损失的也不过是财物；如果本来贫穷，就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丈夫在上皇朝任职时，极力进谏而未被听从，请求辞官，走下殿便启程。新天子继承帝位，急忙召他入朝，过了不久又罢免了他；这样往来惶惶不安地过了几个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钱〕 夫人带领男女儿女欢笑相随，说：“若把他看得过于高明，我便不安心；若认为他有罪应当被驱逐，那就应该如此。他不相信方术，不尊崇佛教和老子之学，不畏惧巫鬼；凡是他丈夫想要趋向、想要实行的事情，他都不曲折回避，效法古人而不拘循世俗。”夫人对这一切都顺从承当，说：“若不是这样，就是我不能顺从丈夫。”然而她常常说：“凭你这样疏略而容易被人看透的性情，想要凭此让上天知道你的心意，难道还希望别人也能知道吗？应当受到众多诽谤。”她与丈夫交往士人很久，对士人的品第高下都能说出一二。丈夫所交游的人，夫人也与他们的配偶相互照面往来，像妯娌姐妹一样，忧乐全都相同。妇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贤妇，有的凭文才智慧，有的凭持家才能；性情善良均和而不嫉妒，适合料理家室罢了。至于儒者的志趣，散漫宽阔而难以连续，高远而难以攀登，即使笃信并努力学习的人，也只能按照自己的分量取得一点半点；如果不能完全明白取舍和道路的不同，便往往互相指责。能够在闺房细琐之中彼此熟悉，在家庭内安然相处，像埙和篪一样应和，仿佛出自同一个人；无论穷困显达、毁谤赞誉，都能因此共同感到快乐，那么夫人的贤德就超过世间通常所称的贤德了。夫人特别疼爱弟弟，弟弟去世很久，她一直隐瞒不告诉她；过了一段时间才放声痛哭，悲痛得昏绝，于是得了病。庆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将近午时，她说：“伯伯在哪里？我今天就要死了，不能不和他告别。”傍晚伯兄到来，夫人说：“弟媳回来了。”丈夫抚摸着她说：“你还记得过去从《论语》《孟子》中所得的吗？”她再三点头，便闭上了眼睛。享年五十岁，封令人子师辙迪功。郎福州罗源县主簿师朴，承务郎女阿鬒，适潘子顺；阿晦，适将仕郎薛师雍；阿季阿福，许嫁太学上舍生林子燕，将仕郎徐冲二未嫁。卒，庆元某年月日，葬于某。夫以书来曰：“吾梦景惠盛服出布帷，问焉徃曰：徃见子，谢意属子铭也。”又曰：“常日有不乐，未尝破声色。其女问：‘何以能忍？’曰：‘我岂无气性者耶？但写上墓志不得故不为尔。’然则夫人之期于后逺矣，余何足以铭？铭曰：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达兮，有微而莫寻；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呜呼，所谓好合兮，所谓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则寿矣，勒此崖阴。参议朝奉大夫宋公墓志铭

译【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五年、七月、三人、二人、元二年、二月〕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有时会锋芒毕露地争论起来，忘记前后始末，宋公只是暗自发笑，并不理会。自郑景望兄弟、薛士隆、陈君举持论精审而立意坚定，号称有锋芒，宋公处在他们中间，慢慢加以折中调和。诸位先生都说：“先前某件事、某个议论，在岩老看来还不妥当，不可轻率对待。”他任官所到之处，有时侍奉上级，有时与同僚共事，那些人往往有的奋张胡须，凭借气势，制造事端、树立威势来显示自己贤能，宋公无不谦逊听从，任其自行办理。那人后来渐渐醒悟，惭愧于宋公，不过如此而已。上级称赞某件事办得好，某篇文章写得好，宋公泛泛地用别的话回答，有时还说：“这是请人代作的罢了。”官署中整天寂静无声，事务一天天得到处理，百姓甚至没有诉讼可言，而宋公并不把这看作自己的政绩，别人也不知道这是宋公治理的结果。因此，世上与宋公相处的人，大多只觉得他的作为不同寻常，却没有谁能用升降轩轾来衡量他，于是他终身都保持这样。人与人不同，不过在于正邪和贤能、不肖罢了。至于甘心追求荣华、希望显达、崇尚高爵厚势，那么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志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的人得到、有的人得不到罢了。有的人急躁，有的人争竞，有的人自负，有的人炫耀，先顾自己而后顾别人，开始凭这些得到，最终又因这些失去。所以应当使静时守节、行动迟钝，以沉着补足锐利，以周密弥补疏略，外表像愚笨、像鄙陋；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对于甘心追求荣华、希望显达、崇尚高爵厚势，就可以保有而不至失去。颛孙氏探求求闻达于世的要领，学习求取俸禄的办法。孔子告诉他，要先避开世间的祸患；老子、列御寇教人把自身放在后面，正是为了使自身居先；把名声置于身外，正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名声。如今岩老极其明达、锐敏、富有智虑、博闻强识，但他处在世间，却像迟钝、像鄙陋、像落后、像不及他人；然而他不贪恋荣华，不追求显达，不为高爵厚势，终于把自身置于后面、把名声遗落在后，人们无法了解他，连他的子弟也不知道。这是从什么道理产生的呢？难道因为他既不是杨、墨，也不是庄、老，不在大道的末流上枝蔓旁出，而是接近大道的根本，这一点或许就在这里吗？从前孔子评定古今人物的品第，到汉代又有月旦评议耆旧人物的说法，我对此已经有所疑惑却不能决定，姑且再叙述宋公的大略，刻在墓上，使后世君子能够详细了解。铭文说：按照所办之事来要求俸禄，俸禄即使得到了，也只是役使；避开祸害而谋求利益，利益即使保全了，也只是桎梏。他已经蕴含着高尚品德，那些卑下的人自然会自夸超出他。宋公所存守的究竟是什么呢？唉！实在无法测度。吕君墓志铭 吕君名师愈，字少韩，是婺州永康人。他善于经营生计，但不采用奇巧的办法迅速求利、辗转牟利，只凭节俭、克制和勤劳，使田地、桑蚕不失其利益罢了。又正当时局紧急之时，他已经努力教育儿子，凡是可以增益儿子学业的事情，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此他很快置办起家业，富甲一县；而他的子孙既然都深通儒学，又像从未富裕过的人那样在贫寒困苦中自我督学，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事务了。世俗议论常常以实际的贫穷为可耻，却用文章诋毁富裕，所作的是非判断往往失去事理的公允。我认为，如果确实以贫穷为可耻，就应当拿吕君的事迹来考察。若说文章所诋毁的是富裕，也不能推辞。为什么呢？吕君使用一把扇子，十年之后还修补使用；遇到几寸大的坠炭，也要用衣袖带回家。进入他的乡里，墙边没有闲置的土地，陂塘没有毁坏的堤岸，店肆中没有赌博的人，人们没有奢侈的服饰。既然如此，那些实际上以贫穷为可耻的人，怎么能不看看吕君的作为呢？文章之所以诋毁富裕，并不是厌恶富裕，而是厌恶富裕与那些损害富裕的人一同出现。吕君致富虽然微小，但遇到旱灾和饥荒，便常常两次拿出数千斛稻米，帮助州县赈济和借贷百姓；他懂得取舍，大概就是这样。难道他有那些所谓损害富裕的行为吗？能够将这些行为完全去除，使富裕长久而不令人厌恶，这就是吕君子孙的责任。吕君活了六十五年，于绍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去世，庆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在赵侯祠西南的山上。他先后两次娶夏氏，两个夏氏都在他去世以前去世。夏氏与吕君一同经营生计，尤其辛苦。吕君自认为将要老去而失去了帮助，对她悲痛至极，常常倚着她的棺材哭道：“社日某日祭祀用的醯醢、腊肉，某日酿的酒，难道都是我妻子做的吗？我不忍听到这些啊。”吕君最终也去世了。他有三个儿子：约、浩、源。五个孙子：季鲁、季殊、季旹、季懐、季恂。以前我拜访陈同甫时，同甫把他所撰写的夏氏墓志铭给我看，因此让我要为她的墓题写文字。我笑着说：“我的书法连偏旁部首都不能分辨，哪里能写这个呢？”同甫更加坚持，非要我写不可，我勉强答应了。同甫派他的仆人跟随我到渔浦取走文稿。等到吕君下葬，同甫的儿子演多次请求我写墓志铭，说：“这是先父的愿望。”唉，我的文章虽然鄙陋，但如果同甫还在，我难道能够不遵从吗？浩和源又以书辞来联系我，文辞悲壮曲折，都可以加以编次叙述。浩曾经在转运司任官，贡举中列有他的名字，却自己请求不接受，以此解脱父亲和兄长的讼狱，他的志向又有值得称道之处。于是作铭说：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举其要点来说，善于经营生计而能致富，善于教育子女而能使其贤能，吕君具备这些，可以凭文章流传后世。丁少詹墓志铭

译唉，求学真难啊！资质与性情不相合，年岁又不能与别人同时成长。幼年接受教育，到时却不能成就他的才质，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何况不幸失去教育的人呢？不幸失去教育，过了适当的时机才受到感发、激励而奋发，追回流逝的年华，顺着既定的性情，自我成就其才质，以取得独到的成就。这样的人，是世间罕见的才质。大概遍及各都、绵延各国，也只能得到一两个。即使如此，他能够这样，难道是徒然的吗？上天一定会厚待他，使他在事务中有所发明，使他在时代中有所施展；地位、次序、显达和恩宠，也使他不同于常人。这正足以证明求学之难，而在已经荒废之后重新成就自己，更加可贵。追回年岁却终于死去，成就才质却没有地方施展，开始时与常人不同，最终仍与常人一样。像丁君希亮，就是我所说的可悲之人。希亮字少詹，是台州黄岩人。曾祖皓，祖旼，父轲。少詹二十九岁时，我在钱塘遇见他。听到别人的言论，他自认为能够辨别高下；看到别人的行事，他自认为能够选择是非；抚身发誓，立定志向，自认为不会到达了某种境地却停步不前。两年以后，我在乐清教授诸生，少詹才来。人们说少詹年纪已经老大，读书有些根基，却在议论上自我夸耀、志向过大，彼此背地里笑话他。少詹知道这些，却并不恼怒。又过了一年，他改换姓名，跟随陈同甫到龙窟去。同甫惊讶地说：“这个人的眼睛明亮突出，精神正直严肃，不是安稳妥帖地做学徒的人；况且我向来不认识他，莫非是从山林岩穴中挺然而出的士人吗？”不久，少詹遍访硕学大儒为师，遍交贤良之士为友，广泛听取名言，尽力探求不同的义理。他常穿补缀的粗布衣服，吃粗淡的食物，夜里诵读直到早晨，亲手抄写的书稿堆满屋子。他放笔写成的文章，文辞雄健、意旨确实，议论事情深刻精微，都有规矩法度。人们于是惊异少詹的学问。他忽然博通文章，忽然精于广博的见识，锻炼出来的智慧无论粗略还是细微都能融会贯通。那些从幼年接受教育、又学习几十年而学术技艺仍然不断更新的人，果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他通常每年只留两三天处理自己的家事，我总是穿着草鞋翻山渡海，过一夜便离开。无论僧舍还是民居，随遇而居，即使身在千里之外，家中事务的伸缩取舍也没有丝毫差错。绍兴三年七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十月十一日葬在峤岭的原野上。娶于氏，先于他去世。有四个儿子：簠、林、籍一，还有一个尚未命名。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宗室崇譓，另外两个还年幼。铭文说：“我考察经书传记，士人到了晚年才成就的，后来必定会建立功名。唯独少詹没有功名，所以作下这篇铭文，希望能够借此安慰我这位亡友罢了。” 可悲啊！庆元二年五月某日。姚君俞墓志铭 我二十岁左右时，客居乌伤，没有可以结伴交游的人。春天时独自出门，满心寺被松树遮蔽的树荫之间，沿着绣川湖岸边行走吟诗。望见山边的桃花、杏花，踩着绿色的杂草走到城郭西门。耕田的人正吃午饭，我便跟着坐在那里。童子告诉我：“这条小路通入烟雾升起的地方，那里住着姚秀才。”君俞拖着破鞋出来，迎面相视，恍惚间像是旧日早已熟识的人。我为他在石磴上题写诗篇，来往多年后才离去。当时君俞正参加科举，学习词赋，锐意非常。然而他的风骨意趣孤高超逸，自我洁守，不同流俗。像山人、处士一样，年成饥荒时不吃粮食，蒸食菘菜、茄子，连盐和醋也不放。乡里人起初只是担心他贫穷，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但因为他长久不屈服，渐渐听从他的志向，到了年老仍能更加修养德行，始终没有非分的请求，于是都信服敬重他，说：“这个人可以做乡里的长者了。”临死时，他告诫弟弟：“棺材前只须挂一幅布帷，在桌案上放一个瓦炉。”又说：“了解我的人自然会来哭吊，不了解我的人即使哭我，我也不接受。”他又写信告诉我：“我能够守住义而不受辱，如果你能最终为我写墓志铭，那就是我的幸运。”我说：“好。”君俞名献可，是婺州义乌人。曾祖忠，祖昭，父辉。他享年五十七岁，娶傅氏为妻。有一个儿子逺逵，接着是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王氏，次女许配给黄某。去世六十二天后，于庆元二年十月辛酉，葬在西山。铭文说：“凭借财富而能做到廉洁，这是贤者得以被选拔的原因；倚仗官吏而施展威势，这是财物得以扩张的原因。因此，如果没有权势和利益，尊贵的名声、美好的实际，几乎就无法自行显现。至于以自身奉行义，即使没有一铢一两的财物，也可以不羡慕别人；把保全自身作为归宿，即使处于极其卑贱的地位，也可以不被扰乱。圣贤所竭尽奉行的，不与世俗走同一条道路。唉，您若听到这些话，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庆元二年九月某日。丁君墓志铭

译君姓丁，名世雄，字少云，是台州黄岩人。曾祖皓，祖旼，任承节郎，监北恩州王于税；父轼，任进武校尉。君年轻时带着《周礼》应试，主考官认为他有才，想把他荐送到高等名次，却因不合格式而罢止。不久校尉去世，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的子弟，君一边诵读书籍，一边承担家庭事务，慨然说道：“难道上天给予我的才能是有限的吗？我不能因为家庭而自我埋没。”他的居所依山傍水，菊花、蕙草成行，建起高堂温室，红色和绿色交相辉映，使穷村陋屋焕然成为王侯贵人幽静奇异、闲适华丽的境地。君又说：“崇尚修饰游观，并非实际事务；但是寄托情怀于万物之外，思念美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能使自身超脱尘埃之外。”四方士人听说后都前往拜访。君敬重那些贤能、有名望而资财丰厚的人，也资助那些困穷的人。乡里人无论官府事务还是私人急难，常常向他借助。赋税差役有时替人代为缴纳，疾病时请他给药，贫困人家有人假称死亡来请求殓具，他也不计较。年成凋敝时，他先拿出谷物，在秤旁刻下铭文说：“买卖物品的权力，只会被计较铢两的私利扰乱罢了。”凡是众人合力推举的义举，必定推他为首，都会说“丁君”。世人所谓喜欢做好事的人，无不说他“勤勉不懈”。没有丝毫公事，他就足不出门；把屋子藏在书籍之中，以老师教育儿子；雅正的音乐不过度，赋诗吟咏也有所措置。从前君的同堂弟希亮跟随我学习，常常对我谈起君，说：“我兄长非常好，不过他所欠缺的，是专心刻苦地学习。您为什么要用什么方法诱导他，削弱他原有的作为，增加另一种作为呢？”当时希亮年纪已经大了，后悔年轻时学习不够努力，于是昼夜竭力读书作文，简直像严父严师在旁边督促他一样。他就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兄长。我说：“善有不同的端绪，勤劳自身，常常觉得还不够，却仍然行善，是善；您今天正是这样。使自身安乐，常常觉得有余力，却仍然行善，也同样是善；您的兄长正是这样。归结起来都是善，不可以轻易改变或诋毁。”君四十九岁，绍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去世，庆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在繁昌乡温岭西山王子之墓。十步最初娶杨氏，早年去世；现在娶戴氏。有两个儿子：木、复；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士人有郑楷、徐良臣、万钟云。从前希亮既然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如少君，君却不因此改变；家门内的聚会，希亮总是推辞不参加。两家的宾客也难以往来，有人怀疑他们兄弟之间有隔阂。等到希亮突然得病，病危将死，又没有妻子儿女，才整顿衣冠，正坐着请君托付后事。君哭着说：“弟弟不要匆忙。”后来戴氏料理内务，君料理外务，安排办理各项事务，比希亮在世时还要周全；人们又因此称赞君兄弟，并且说：“他们并没有随便制造彼此的不同。”木派人来，请我为之作铭，我没有能够亲自前往。追念并记述君的事迹，回答希亮的话，叙述这些事情而作铭。铭文说：亲手种下的树木，家中收藏的图书，都是善人的遗泽。你们以后守护它们，难道会说不能超过前人吗？这样就可以使你们的家门大为光耀。《水心集》卷十五，宋代叶适撰写。墓志铭 郑仲酉墓志铭 君姓郑，名噩，字仲酉，是温州平阳人。曾祖琼，祖榛，父躬，过去都没有做官。君考中进士，任台州天台县尉、婺州武义县丞、临江军录事参军，后任临江军新淦县知县。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君审理案件，能够明察辨析而且坚持公正。保义郎孟友谅有妻子赵氏，又挑选寡妇茅氏与自己同居，像有两个妻子。茅氏的儿子，是她前夫李氏的儿子，收养在友谅家中。孩子因病死亡，茅氏告诉赵氏，说是赵氏谋杀了他。赵氏经拷掠审讯不能忍受，痛苦之下自诬服罪，将要处死。君审问得知她有冤屈，便与一郡官吏争论数月，赵氏最终得以不死。有个僧人惠果控告范模，说：“范模善于行骗。我带着疏文去募钱，范模却让他的徒弟黄文昌把我带到一座空寺里，假造姓名，错误地写了许多题施文书，趁机向人索取钱物和酒食来回报自己，现在已经设置下巨大的费用了。”然而没有旁证可以验证，有关官员对此表示怀疑。君命人增加纸张，夹杂询问范模其他事情，慢慢察看他的回答，发现其中有几十处字迹与题施文书上的字相同。审讯追究之后，果然是范模与文昌谋划改笔换书来欺骗他人，于是认罪伏法。新淦一向是大县，诛责很重，往往处置失当，历任县令都因不称职而被罢免。吏部的空缺在亭中已经很久了，没有人敢来承担。彭君叹息说：“我想不等候空缺出现，却又害怕事情艰难，这可以吗？”他单骑来到县里，把县中困苦的情况全都疏理出来，陈述义理、援引古事来震动各位使者，使他们稍稍有所触动，因而得到不少减免。既然不再受朝会催逼，便调和驯服那些顽劣的人以减少诉讼，矫正勉励那些强健而有志的人，使他们趋向学习。三年之间，县政大治，声名传遍江西。各位使者会同推举应当荐举的人时，彭君列为第一。彭君一向不肯在太守面前屈服，太守恼怒，借法律中伤他，幸亏各位使者从中缓解；而彭君也已经先患病，终于去世。他在官府任职之后又过了十二年，庆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儿子益朋、寿朋才把他葬在本县金舟乡斜溪山。夫人陈氏先已去世，女儿嫁给承信郎李韶和进士林某。我回忆从前曾在武义认识彭君。武义是小县，沙滩、水涯、村落、井泉都尽收眼前；而彭君身材高大，举止稳重如山。早晨出门处理政事，不过吃一顿饭的时间，便整日清闲安静。我那时意气正盛，还没有多少阅历，私下十分惊异喜爱彭君，认为这样的人应当勒石建功、封侯，勤劳国事，不应被置于此地。那时天子正综合考察名声与实际，整治政事，亲自选拔有才干的人，不按资次任用他们。彭君有时到行在，上呈数千言的奏疏，天子为此下发他的文章，让有关部门把其中可以实行的内容逐条上奏。那时他又特别受到当权者重用，人们都说彭君幸运地被天子一见，富贵就要来了；彭君只是笑笑，后来并未应验。过了五六年，他才按常格改任官职，人们又说他已经没有希望了。近来所谓“债县”，正好又逐步升迁，不能算没有晚遇的机会。可是彭君又已经死了，那么，难道世人私下希望他不得志，命运果真就与他相合吗？何况彭君气节刚强，必定实行自己的意愿，始终不会因权势而屈服顺从。这样看来，命运虽然不能完全如彭君的志愿，又何必过分责怪它呢！我有一夜住宿在茭道的驿站，夜已过半，回风飞雪，昏昏然将要入睡。忽然听见一队火炬和略显喧哗的声音，开门一看，原来彭君从县里赶来，和我相对而立，火光映照着他的脸。过了一会儿他说：“接到郡里的檄文，明天应当到某处去。”说完又作揖回到自己的住所。雪越下越急，到天亮时已经埋没井栏了。人们奇怪：这个县丞为什么竟然连夜冒雪赶路呢？如今我年老，不能自立，又有幸承蒙彭君知遇，坐在那里想起这件事，不禁长叹。寿朋来告诉我安葬之事，所以我为他作铭说：“哎呀仲酉，你的自身确实具有大智慧，又胜过众人；两次仕进都没有成功，将要被埋葬了。我的铭文大概会流传吧！”庆元二年十月十八日。彭子复墓志铭

译士人多半凭意愿去行善，很少凭力量去行善。真正能够得到圣贤之意，圣贤还会离我们很远吗？如果只是心里懂得了却没有达到，难道又要把意愿当作力量吗？这样一来，善就不是他真正的善，既堵塞了他的才能，也扭曲了他的德行。如今凭意愿行善，好比远望某处，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身体能够到达吗？天下的道理是完备的，用尺度来衡量，用规矩来校验，就像称量物品一样，哪怕相差一斤一石，也必须看实际的力量，不能欺骗。应当以力量追随意愿，而不要把意愿当作力量；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圣贤尚且舍弃不做；力量能够达到的地方，才使才能成为真实的才能，德行成为真实的德行。当初，子复在东南一带的学者中已经能够胜任成人之学；过去那些陈旧的传闻和腐朽的见解，都已经消散，剽窃剥取而来的奇论、新说忽然交错罗列。士人研磨聪明、洗涤明澈心气、涵养本质、精炼意念所得到的，自己都认为深奥微妙，难道不只是把一家看作尧舜、把自身比作孔颜吗？当时名师交游兴盛，子复又最早周旋其中，并不算不早。然而子复知道行善很难，并非众口同声、随声附和所能达到。因此不敢把心中所认为的是当作正确，而只以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情来实践；常常左手持经、右手持律，亲自观察、亲耳听闻，以考察实际来担当重任，以先做困难的事来达到长远目标。不是自己心中真正通晓的，即使确实听说过，也不轻率听从；不是自己实际履行所能达到的，即使明白知道，也仍然谨慎地搁置不做。他修养自身，使奢侈的人变得节俭；治理百姓，使纷乱的地方变得有条理；在朝廷不经营私交，在乡党不迎合赞誉，只坦然寻求正确罢了。唉！他不与人同趋一途，却不与人违背共同认可的道理；宁可少满足于自己的意愿，也要在实际事务上取得更多；只是辛苦去做困难的事，不敢安逸享受容易的事。子复用心多么勤苦，实行得多么笃实啊！从前孔子说，没有人能够一整天把力量用在仁上；又说，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人。这样说来，以力量而不以意愿行善，难道古人也认为很难吗？子复姓彭，名仲刚，是温州平阳人。曾祖父逈，祖父宗盛，父亲汝砺，赠承议郎。最初任婺州金华县主簿，他说：“古人首先要端正名分，主簿就是主管簿籍罢了。”如今簿籍大多废弃散失，凭什么称作这个官职？于是寻求得到四塍的账册，校核其中的差错，分类编成数百册收藏起来。衢州发生大水，上司下令赈济，子复复查核实以后才发放。子复请求说：“衢州水位高的地方漫出屋舍，冲坏庄稼，淹死人，行路的人都知道。既然已经再次查验属实了，还要前往复查，是为了防止胥吏欺骗，使百姓确实得到粮食。然而我又担心等到复查之后，百姓已经因没有粮食而饿死了。” 上司被他的话感动，当即拿出米粮，任凭子复处置，百姓因此得以活命。调任台州临海县令，他平均分配百姓的力役，绘制县、乡的土地图，标明有几个都、几个保，合成一幅大图；土地所有的一切物产和数目都记载在图上。有人献上乡图，子复说：“很好。”但仍有遗漏，那人说：“没有了。”子复指着图说：“这里是某处山岭，山岭旁住着某乙；某地有松林和水道，现在你忘记了。”那人大为惊讶，不知道子复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于是他扶助衰弱、整治破坏，使一切趋于坚固和新整，把其他县令不能做的事几乎全都做了。建立县衙厅舍将近一百楹。子复听取百姓诉讼非常明察，却不以为自己聪明，每每告诫他们说：“即使诉讼有理，受到委屈的人还是很多。”百姓爱戴并信任他，争斗和怨忿逐渐停止。直到现在谈到治理临海的人，都推重子复。提点铸钱官想荐举子复，让他购买铅，企图以职事相牵连，子复辞谢说：“铅不是本地所产。”提点刑狱荐举他，得到审察；子复直接到吏部，被授为两浙运司物斛官[缺]，开始召入任详定一司勑[缺]，每天坐在局中办理琐碎事务，改定了许多事项，后来都成为成例，贵人们却不喜欢他。于是因考察进士时与知举官据理力争而被罢职，过了很久才任全州知州。当时詹元善、陈君举任总漕，首先把月桩钱减少十分之三四；子复又自行削减郡中的冗费，然后停止预借，放宽对商税的征收期限，只收正额钱，带纳的部分减免大半，输送租税时允许自行概量，不再让斗面吏借机聚敛，类似做法大略都废除了。于是选取那些年高而有学问品行的人，让他们作为师长教育子弟，自己亲自拿着经书在其中讲说，并说：“这就是古人使百姓富庶之后再教育他们的方法。”不久，承议郎去世，百姓哭着扶送他的灵柩到境外几十里，说：“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太守呢？”服丧期满后任濠州知州，还没有赴任。绍熙五年，明州、越州发生大饥荒，特地下令让他提举浙东常平，大概从这时起将要任用子复了。任命下达后的八月庚戌日，听说他因病不起，享年五十二岁，官至朝请郎。娶王氏，封安人。儿子叫沪，将仕郎，叫深、叫浚。女儿嫁从事郎、新歙县丞林士发，以及进士林君易，另有两个女儿尚且年幼。庆元二年四月丙辰日，葬在金舟乡将军湾。唉，考察子复的行事，难道能说是力量达不到吗？那么，他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就去世，原因并不在力量。铭文说：谁能担当重任？就像积累铢两来称量；谁能走完远道？就从一步一步积累而行。开始是士人，最终成为圣人，一级一级登上台阶；古人的学问多么深远，实在难以明白。子复的志向，不是腾跃，不是高飞，而是在困难处用力，不凭空以意愿说之。那些能够任用人的，是上天；那些能够守住人的，是岁月。我拾取已经发生的事实，刻写这篇铭文。庆元三年某月某日撰写。宋武翼郎、新任制造御前军器所监造官邵君墓志铭

译除了那些名声显著的司和官员之外，琐碎的部门、卑微的机构，没有一处不是因人而兴废。它们的职任虽然卑下而近身，但侥幸取利的门路、积弊和冗滥却更加深远难治。傲慢的胥吏和豪强宾客所吞噬攫取的，官员只能收缩气势、低头顺从，反而得到美誉；若振作起来自行整治，又未尝没有祸患。君的儿子持正对我说：君任岱山盐场监时曾说：“盐场监是最卑贱的官职，来往求索的书信每天不断；州县将要兴建土木工程，有时要雇借民夫，上司摊派购买，提刑司所谓的五分头子，都从这里取用。提盐司以及州县官吏，每年按账例要钱一千余缗，其他所需还没有计算在内。过去常常让甲头拿着文状，写名向官府借钱，称作‘请本’。煎盐时实际要克扣亭户的钱来应付这些费用。君刚到任，接收前任官员的文牒，发现亭户所借欠的钱达到六千一百余万，说：‘已经豁免一半了。’从前我接收文牒时，大概还不止这个数。君大惊说：‘这样还能买足盐吗？’暗中向州里申报，把上面强行截留的项目全部停止并予以蠲免。那些实在不能免除的费用，则购买盐后剩下的钱足以抵偿。过了很久，亭户争相煮盐，中官君又增加购买散盐，按照称量的轻重所得钱增加了十八九分。有关部门两次把他列为成绩最优、应当升官的人。君又向提盐司祈请，免除绍兴年间长期借欠的钱，累计也将近千万。从此亭户百姓不再受到鞭打审讯，开始穿上新衣，置办家具。君又治理仓廒粮库，修饰官署，内外都坚固完好。岱山在明州昌国县大海边，居住着几千人；君公正处理他们的争讼，岛上百姓聚集欢悦、心悦诚服，不再牵涉太守和县令，说：‘自有岱山盐场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官。’那些故意让甲头写借钱文状的吏员大为怨恨，君最终被控告妄用盐本钱。有关部门考核君一任之内，没有借钱文状，却用了四百余万；虽说是买盐后的余钱，但毕竟属于本钱。君无法辩解，只笑着说：‘法律规定本来就是这样，怎么办呢？只能听候处置。’太守非常谅解君没有私心，使他得以免罪，但他已经濒临罪责了。世人常说：‘做官不尽职是可耻的；然而有时是人的过错，有时是法律的祸患。法律并不替人筹划，只是用来对待有罪者罢了。世上并不是只有贪污受贿、没有才能的人才会触犯法律，廉洁善良而有能力的人也’ 未必能够避免啊！这样人的真情就无法得到劝勉，而法律又在那里等待追究，那么即使是声名显赫的官员，也会因为害怕后悔而不敢勇于作为，人数一定很多。何况像君这样的人，也只是幸而免罪罢了，却仍然勇于作为。把各个琐碎卑微部门的事务合在一起，没有一件不治理，然后才能称为治理；治理的艰难就是这样。因此，我详细记载君的事迹，并不是因为他能够监领一个盐场就值得流传。唉！君名叔豹，字隐甫，姓邵，温州平阳人。曾祖父膺，祖父锡，父亲倬，赠忠训郎。君有超逸的气概，通达的见识；参加进士试没有考中，招募人员制造战船，被补授为吉州龙泉县监酒税官，认为这职位可耻，没有赴任。几年后，才任光化军监酒税。光化军没有苗额，只看酒税收入的损耗增减，十官中有九官都称不足，把这当作常规。君既使郡中经常费用充足，又赈济前来求食的流民，离任将近二十年。我的朋友王道父任太守时，有人陈述某项获利之策，说：‘从前邵监税能够做到，后来的人却不能。’君又任镇江府榷货务都茶场门，总领使专管酒务，依赖君的才能，想让酒的销售增加一倍；君辞谢说：‘我对于曲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不欺骗罢了。每日增加、每月增长可以，突然增加一倍，会使市场都变成饮酒之地，将来便没有办法以士人的身份见人了。’ 君不幸埋没在卑微事务之中，但他的刚强难以屈服，他的正直难以轻慢，所遇到的人大多敬重礼待他，大概也是因为他有所积蓄修养的缘故。离开岱山后，得到监造御前军器的职务，还没来得及赴任，绍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十二月甲戌日葬于尚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儿子持正、持志；女儿嫁林杓，先已去世；第二个女儿嫁朱至；幼女随僧人出家为尼。持正在春官有名籍，擅长文辞，凭君的遗恩调任监台州路桥酒税官，却忌讳说出这个官职。他亲手叙述君的行状告诉我说：‘起初父亲常常亲自计算柴米费用，让持正跟随先生学习；如今能够使先人荣耀的，难道不就在这件事上吗？’铭文说：‘本可列于俎豆祭祀之中，却降低而与夷狄同列；本可荫庇后人，偏有枝条遮蔽；仍有可以流传的，仅如毫发一般，又将湮没无闻，该向谁说呢？’庆元三年八月某日。沈元诚墓志铭

译古人所谓一乡一国的善士，是根据他的德行所能达到的范围而这样说的。后世所谓一乡一国的善士，也同样是根据他的德行所能达到的范围吗？还不能确定。那些士人住在破屋、偏巷，穿着破衣粗布，却专心承担行善的责任，希望以此成为天下的公准、后世的准则。他的善如果只停留在一乡一国，尚且不能流传久远；否则夷、惠一类的人，以及孔氏门下的弟子，凭什么能够流传声名呢？到了后世，士人以地位来行善，地位显贵便可以通达天下后世，善行的利益也才可以显著于天下后世。地位不能通达，士人便懈怠于自我修养，苟且求得安逸；即使只能惠及一乡、只能惠及一国，尚且还要忧虑其不足，何况不止一乡一国呢？即使善行不止于一乡一国，但世上没有孔子、孟子，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评价，于是高下难辨，真伪混杂，禾苗的嫩芽将被当作成熟的果实，表面脆弱的东西将被当作坚实成就。譬如万物，春天播种，不等到秋天就想收获。唉！不以德行为限制，却以地位为限制，使士人不能像古人那样，这难道是时势造成的吗？温州瑞安县有一位士人，姓沈，名大经，字元诚。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乡一国的善士？还是他的善行并不止于一乡一国呢？我看见他亲自承担行善的责任非常专一，地位虽然不能通达，却十分勤勉地想使行善的利益显著。他的父亲沈躬行，兄长大廉，秉持诚实、存养敬意，尊崇绍述已经中断的学术；沈君弘大而勉励这些学说，使万物通达于本性，以自身行为响应，处理事务依据道理；广泛阅读书籍和奇异的传记，探究一端一曲，文章即使短小的句子也合乎格律。瑞安素来以士人众多著称，唯独沈君是前辈宿老；他慰问、宠爱后进，有所裁正之处，没有人不服从。他在家中严肃庄重，妻子、儿女和族人都受感化而不敢怠慢。起初进入太学，司业、博士都对他倾心敬重。后来因多次参加科举，授任漳浦县主簿。有一位旧交任该郡太守，经过沈君家门，请他一同赴任，沈君无法推辞。到任不久，他请求监南岳庙，便回来了。绍熙二年正月辛酉日去世，这年十月某日葬在来暮乡余奥山。沈君在县人中地位很重，县里将有重大事情，必定要等他作出决定。沈君与百姓共同承担疾苦，观察时机补足缺漏，起身谋划新建庙学，补救荒年，修治地利，设置水险，补备过去欠缺的政务；所以如今盗贼聚集在海上的，都自行避开，不敢靠近县城。米商每年从海南来，米价没有大幅上涨；又修复石冈斗门，疏浚九乡河渠，使年成不受侵害，这些都是沈君谋划建立的。即使古人一向处于穷困简约之中，也未必都能使行善的利益显著；然而沈君能够专心承担行善的责任，掌握实际的权柄，差不多可以使丝毫之善惠及他人。他不懈怠于自我修养，也不苟且求安，实在是清楚明白。曾王父名钦，王父名度，父亲名夷；行孺人项氏，先于沈君去世。儿子：上达；中孚，字三畏，早年去世。女婿：林尚友、项迪。孙子：弥尊、弥章、弥高、弥坚、弥邵，另有一孙我还没有命名。孙女嫁给章学诗。上达请我为沈君墓作铭，已经六年了。唉！沈君的善行难道只止于一乡吗？乡人给他作铭也就可以了。何必因为他的子孙将来不止于一乡，就一定要等待呢？应当会有显达的人来记述他。我不肖，哪里敢推辞？上达坚持请求。铭文说：西岘原的南面，有堤有宅，是沈氏居处。先生的德行，难道只由他的乡人传扬吗？不是松，也不是柏。庆元三年某月某日。奉议郎郑公墓志铭

译莆田人郑洙说：“先父在乾道壬辰年去世，按照礼制在淳熙甲午年安葬。只是先父的朋友中，莆田一两位贤能的大夫也不敢为他作铭，他们教导我说：‘一定要另外寻求贤能而有文才的人。’我郑洙不肖，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人；心怀疑虑，屡次请求，延宕至今已经二十六年了。恐怕自己老了又要死去，不能使幽隐的芳名彰显、使遗留下来的事业光明，这岂只是我不肖，又要背负不孝的罪名，连累我的儿子而死去。即使不能胜任，也要勉力去做，把它写下来。”考察郑洙的行状：郑氏从太府卿郑露迁居莆田南湖。郑露的孙子是太中大夫郑敖，生有五个儿子，各自以居住地分立为祖。从郑敖的儿子司门郎郑准起，三代之后成为郑君的曾祖父，曾祖名亚卿，祖父名资深，父亲名安正。君名耕老，字谷叔。幼年丧父，母亲林氏独自承担教养之责，反复督促他跟随三个兄长学习，说：‘我是妇人，你欺骗我容易，想欺骗科场却难。’兄弟几人更加努力，乡里的议论多以甲乙次第推许他们。到第二次参加科举，三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耕老任福州怀安县主簿，而林氏去世。服丧期满，他叹息说：‘俸禄已经来不及奉养母亲了，求取官职又是为了什么？’于是再次居丧守庐两年，亲戚和故友强行劝他出仕，调任温州法曹。他不肯听从太守惯常使用常平钱物的做法，违逆太守的意旨，又想辞职离去。”}], 他的朋友掌管邻郡，坚决挽留他，请他教授明州学。四明自从被女真人焚烧荡平以来，士人的学校地处偏僻而且荒废失修，先生便为学生讲授科举之外的学问，又另行营建校舍，置办田产来供给乡饮酒礼的费用。侍从官中有很多人推荐先生，说他精通经术；孝宗召见他，询问政事，他回答得明白而有条理，孝宗很高兴，亲笔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后来执政者担心事务官多有等待补缺、不能任事的情况，便以添差福建安抚司机宜文字的职务授予先生。任期届满，他没有入朝参加集会，于是回到南陂，移植梅花，栽种竹子，终老在那里。先生起初虽然考中应举，已经厌弃声律文章的浮靡，研读《诗经》《周易》《洪范》《中庸》以及《论语》《孟子》，体会其中深微的义理，都作了训释，撰写《仁义礼乐》《扶中截流》等论著，推阐圣人的道理，归结于中正不偏、经常实行而不厌倦。他认为佛教以寂静无为扰乱这些道理，是败坏性命道德的蛀虫。他常抚摸着书本对儿子说：“时代不了解我，我死后只要把这些书藏在南陂上也就罢了。”他对荣华利禄淡泊无求，母亲去世后，对做官进取更加冷淡，常说：“我的心正处在神明澄澈的状态，迟迟去习惯险路、踩踏危处，正是我所畏惧的。”林氏墓旁有一座小精舍，南陂木兰溪有一所草堂，草堂南面有沂春亭、舞雩台，这些地方都是先生常来往的所在。他备有船只、琴和书，晴日月夜，不跟随宾客侍从，只在溪上悠然徘徊，忘记路程的远近。溪北的乡野农人常吹箫击鼓为他送行、迎接。莆地有许多大儒名士，都是先生同辈的人，彼此上下相交甚为友善。其中有些人接连做了宰辅，却从不以自己的仕途进退来要求先生。大概六经和孔氏的学问通行天下，而人的心智、见闻各有深浅不同。一百多年以来，士人虽然都以自己通晓深奥之理自命，但世俗的好恶取舍，仍不能完全与之相合。因此，精妙的被废弃而粗浅的事物盛行，喧哗虚伪的压倒真实，正一同追逐于末流之中，斫伤败坏了根本的学问。只有那些不急于求仕用的人，知道自我珍重；不急于施教的人，知道自得其乐。自我珍重便能严格要求自己，自得其乐便能宽厚待人。我根据洙所编次的先生事迹和他的著作考察，先生的学问是为了实行，却不求被任用；有能力教人，却不去教人；退处静居的时候多，出仕活动的时候少。他从未违逆世俗，而世俗也没有人与他相同。过去孔子对颜渊说“舍弃仕进便退藏起来”，曾皙说“我不同意三位同学的志向”，圣贤留下的深意，大概就在先生身上吧？先生去世时六十五岁，葬在文赋里东山。娶林氏，生二子：炳、洙；女儿嫁给朱审度。铭文说：“南陂的书籍如今还保存着啊，溪北的箫鼓声以后仍可听见啊。” 宋邹卿墓志铭 先生姓宋，名希孟，字邹卿，是温州平阳人。曾祖父[缺字]，祖父槩，父亲[缺字]。庆元二年十月癸丑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第二年正月葬在瑞安县长山。娶徐氏，长子伯廉，幼子弥大、直大、成大，以及出家为僧的义天，都先于先生去世。女儿嫁给叶浩。孙子孙女共十二人。叶浩把先生的事迹告诉我说：“老人一生的姓名不曾登记在官府文书中，脚步从不踏入官府，四十年僵卧不起，平常坐的只有一张一曲的绳床，疲倦了便闭眼假寐，始终不更换坐床。他题字在屋檐柱上，黑白字迹磨损成坑，现在那些地方还保存着。他对于自己有所羞耻的事绝不放纵，对于别人宽厚而不议论；敬重妻子如同对待宾客，役使童仆如同雇用佣人。把争斗看作残暴，把吝啬看作盗贼。心静便产生明察，思虑便能预先验证。他患病时不痛苦，临死时不慌乱。大概他本性中自有快乐之地，身体又有恒常的德行，资质与道相合，仁德也不待教导便自然达到。凡是书籍所记载的、求学问道时所讲论的，无非是道心和人欲出入无常，必须操持、揉治、磨炼，才能达到善。因此他写文章，义理反复申说而值得流传。又如所谓隐逸之士、隐藏德行的人，也一定要劳苦自身，白天研习，夜晚深究，以求得志向、通达大道，一时一刻都不放弃，使世人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在当世奋发振作；然而他们尚且常常隐没无闻，不能达到这种程度。” 既然如此，那么矫正邪恶、推进善行，援引显明之事来彰明隐德，古今的情形既然全都如此。如今老人保全了天性，凭借天赋资质而成就自己，安处于田野之中最为顺遂的境地，既不执着于求生之学，也不希求死后的名声，所以除了亲戚故旧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那些知道他的人还说：‘这不过是乡里一个善良的人，是普通百姓中的常人罢了。’我听到这些话，惊惶不安。唉，我是后世的夫子，前面遮掩，后面覆盖，弥补破败、扶助伤残，混混沌沌地夹杂在善恶之间，又被名实所役使，像泥中的脚印一样，只能显示出脚掌的痕迹而已。我不能成为乡里之善、天民之常，确实如此啊！铭文说：纯厚之心已经成就，行为不会倾斜，因为不曾拘泥于生死。承事郎致仕黄君墓志铭

译先生姓黄，名正已，字圣与，是温州平阳人。起初名叫千乘，字建侯，自己说曾梦见有人赐给他现在的名字，于是连字也一并改了。然而人们相互称呼先生，仍然说建侯。曾祖父贲，祖父淳，父亲邈。绍兴年间为太学生。高宗庆元八年，因恩典补授迪功郎。先生从小就顺从兄长、敬重长者，从没有违背礼法的行为；即使已经文章严肃端正，也更加谦逊收敛，曾说要遮掩别人的善处、掩护别人的恶处，退居在人后。遇到后辈需要教诲劝告，也总是委婉地启发引导，不使对方失去颜面。先生曾经不幸遇到意外之事，平素不喜欢他的人乘机排挤他，先生并不怨恨，仍像平常一样对待他们。那些人的党羽后来有急难，先生勇敢地前往救助，竭尽力量帮助他们，排挤他的人因此惭愧服气。人们由此爱戴信任他，称他为长者。家里一向贫穷，做迪功郎时仅能勉强供给衣食。先生环顾家中没有多少财物，叹息说：‘富贵有命，我自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可是如今难道还能再减少吗？’平日凡是用度都约束节省，甚至鱼肉蔬菜等细小费用，往往节俭到别人不能忍受；然而客人到来，便总是按礼备办酒食。有时一旦忽然把钱袋倒空给人，却又毫不吝惜。族人兄弟在节日相聚，先生没有一次不先到场，拍掌纵论，大笑为乐。有尚未来的人，听见笑声便说：‘这是建侯兄在这里吗？’ 大家都急忙倒穿鞋子出来，唯恐落在后面，于是彼此相伴，整天都舍不得离去，大概正是这种和乐敦厚的感染所致。先生本来有经世济时的志向，后来既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而他的儿子却考中进士第三名。先生对他说：‘我过去所希望的，不过是循序升迁做到一个官职罢了，然而始终没有得到。如今你却取得了高等名次，又兼得了我平步升迁而未能得到的愿望，你兼有两种幸运了。但是在朝廷任职要有义理，治理百姓要有政绩，从今以后你要谨慎地听取我预先对你的告诫。’于是每件事都为他规定准则；传授之余，便泛舟、散步，独自到山海幽深绝远的地方，忘记返回。嘉泰三年郊祀礼成，封为承事郎。故旧亲戚争相斟酒为先生祝寿，先生心中自喜，说：‘自从我祖先做官将近三百年以来，没有人能使祖先荣耀，我有什么德行，竟独自蒙受这种荣耀？只是我年老了，不能再行善，将来无法报效国家而死，怎么办呢？’开禧元年，先生病势危重，言语不乱，也不谈及身后之事。五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再娶的两位妻子都是林氏，均封为孺人。儿子中，官承议郎，任著作佐郎兼资善堂小学教授。女儿嫁给同县进士薛仍。孙子三人：迟、孙还、孙近。第二年三月壬午，孙明把先生葬在马奥山迪功墓右边的山岗上。只是先生隐居潜修、私下受益于圣贤之学，最终由他的儿子得到报偿；而中正任太史氏属官，掌管教育太子，正要有所作为。正当可以列鼎而食奉养先生的时候，先生却没有稍稍等待便去世了。铭文说：播种它，烹煮它，果实足以充作美食；煮熟而食，极其美好而且芳香。既然已经难以衰老，便可以期待长寿。把这些铭辞刻在泉下，君子为之哀悼。开禧二年正月某日。朝奉大夫致仕黄公墓志铭 越地新昌人黄公名仁静，字仲山，他的祖先是从婺州迁来的。曾祖父朴，祖父巽，父亲惠之。黄公屡次获封朝奉大夫，赐服金紫，享年八十七岁。开禧元年八月乙丑去世，十二月庚申葬在孟塘石冢山北麓。娶沈氏，继室潘氏，都封为宜人。儿子六人：度，官朝散大夫、直宝文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庶；庚，任宜州文学；庑，任从事郎、湖州长兴县主簿；庭，任迪功郎、池州州学教授；士隆，太学生。女儿二人，女婿为奉议郎、知婺州东阳县韩墨卿，宣教郎、知庆元府鄞县周之瑞。其中庶、士隆以及嫁给韩墨卿的女儿都已经先去世。孙子十二人：迈，任迪功郎、镇江府司户参军；章，乡贡进士；遵，准迪功郎、饶州司户参军；覃、芾、申，其余尚未命名。其中迈、遵都早逝。孙女九人，女婿为文林郎、常州军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军节度推官求淳，从事郎、婺州观察[缺字]棐，将仕郎陈镯；其余尚未出嫁。曾孙男子七人、女子一人，都还没有换牙。黄氏是越地的名门，而黄公是越地的君子。他年轻时出身士人家庭，家中尚不能充足供给米盐，早晚都为赡养父母而忧急，便竭尽力量督促课业，亲自带头。不久便有了二十顷田地，黄公认为如果这样不停积聚，反而会被财物淹没。于是各个儿子出外从师、入学交友，互相勉励求学，而度考中了进士。黄公高兴地说：‘我虽然还没有老朽，但上天大概是要赐给我休息了吗？’于是便在沃州尽头、孟塘山中营建隐居之所。因为某夫人年高多病，起卧都需要黄公照料，所以还没有决定离开。等到某夫人去世，服完丧期，松柏遮蔽道路，庭院花木合围。黄公穿着山人的衣服，拖着手杖，夹着书，在林木茂盛之中行吟，任烟月相伴送迎。凡是旧田新畴、仓廪借贷与进退、抱孙养息、婚嫁有无等事情，都显得寂寞恍惚，仿佛梦中之事。只有听说有名胜之士，便欣然邀请他们来，一同吃面羹，以苦薇为话题，讨论儒、佛两家的学说为什么相离又相合。他自称看见了性命的真实处，如同盐在水中，滋味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实有其形。他的学说深刻而美善。陈君举来游历，常常纵论到深夜，历时一年。君举以善于辩论闻名，却不能穷尽诘问黄公，只是敬畏地说：‘这不是从老师传授中得到的啊。’至于黄公天性旷达，不生疑虑吝惜之心，推己及人、使别人得利，也不为自己封闭积蓄。他没有以容貌姿色取悦人的手段，人们却称誉他的德行；他没有在市井中施小恩小惠，人们却怀念他的恩德。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内心确实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当时度在浙东浙西做官，黄公来访不过三个月；度任御史、谏官时，遇到应当进言的事情，虽然有些话难以全部委婉说尽，黄公仍以温和顺从的方式开导，希望他一定受到感发。前后八九次援引亲属关系请求任职，黄公都没有听从。最后朝廷命他出使并镇守泉州，他又坚决推辞。天子知道黄公实在已经年老，便亲自以显谟进他为直宝文阁，允许他以此养老。黄公在君臣、父子关系上的操守，人们又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大约从癸未到乙丑四十多年间，黄公的子孙多次因文章而显达。庭刚刚释褐，黄公的疾病便开始加重。他叫来章，对他说：‘你知道我快乐吗？’章回答：‘不知道。’黄公说：‘世俗粗事容易断绝，细微精妙的思虑却难以断除。我在这方面用力已经很久了，但枝叶落下又生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如今终于真正断绝了，所以快乐。’临终时黄公看着度，指着自己的心说：‘莫非你已经能在这里洞然明白了吗？’度回答：‘是。’黄公于是去世。铭文说：从前先生来此啊，以这座山为友，有谁能与它相配？如今先生离去啊，这座山显得多么遥远！还求什么呢？山风疏疏，月光皎皎。那茂盛的草木中藏着先生，难道不会还有诏命吗？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墓志铭

译先生姓詹，名体仁，字元善。起初跟随舅父张氏，后来又恢复为詹氏。詹氏的先祖有人从光州固始迁居建州武夷山，后来分居江浙各地，但都以武夷为根本。先生是浦城人。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先生年轻时便有非凡才干，乡试考取第一名，授任赣州信丰县尉。他见到张忠献公所论灭敌的秘密计策，张忠献认为他壮烈有才，征召他为属官。因先生的功劳，追赠朝奉大夫。先生起初以进士登第。张大夫死于钱塘，先生跟随灵柩返回，悲哀感动了道路上的行人。不久，张氏的祖父也去世了。二舅年幼，承受不了丧事，先生穿着重丧服，主持家中事务，教导舅父使他能够立身成人，没有说过一句异议的话。调任饶州浮梁县尉时，郡府因为先生多次捕获盗贼，想上奏请功，他却辞谢而不接受。任湖州归安县丞。正逢张氏祖母去世，服完丧期后，任泉州晋江县丞。先生聪颖超迈、卓然自立，身处低级官吏之中，态度平和，言语正直，喜欢借事开导劝说，以便于百姓。上级官员不因意气和关系而对他亲疏变化，常常恭敬地听取他的意见。梁丞相向朝廷推荐他，召入授任太学录，升为博士。当时学官被称为天下精选，讲学得人的盛况，后来都认为再也不能赶上。先生任职前后四年，功劳最多。升任太常博士。高宗将要议定谥号时，有人说应当称为尧宗，先生说古代没有根据；后来仿照殷高宗谥号改为高宗，作为少卿时议定孝宗谥号，也都是先生所确定的。议论此事的人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了他。升任丞摄郎，任金部提举浙西常平，授左曹郎，任湖广总领。有一千名逃兵进入大冶，借铸铁钱扰乱货币法令，抢劫作乱。先生认为各司应当迅速讨伐，说：‘这里距离京师一千多里，向上请示必须等待回复，正好给了贼人的行动机会。’于是各路党羽很快被击破，人们也没有受到惊扰。接着升任司农少卿，召回任太常少卿。光宗患病，拜谒重华宫未能按时举行，朝廷内外惊骇恐惧，有人甚至吓得失声不能说话。先生深切陈述父子之间的至亲大恩，激发朝臣，使他们交相上疏、接连进谏，用心尤其恳切。永阜陵应当重新上[缺字]，原来营建思陵的地方不是高爽之地；从思陵向西，地势更加低下，不是用来安置神灵的地方。宰相不听，先生竭力争辩。升任太府卿，随即请求外任，授直龙图阁、知福州。一年多以后，时论渐渐改变，言官便把争论山陵之事作为先生的罪过，使他罢职共八年。迁居苕霅之间，游赏水石，悠然诵读。后来恢复龙图阁职衔，任静江府知府。刚到任时，慰劳农民并察看农具，先生说：‘这些农具又薄又小，不足以完全发挥土地的力量，而且没有沟渠，凭什么排水呢？’于是改造农具，取来水利器具，另行绘制图样交给他们。调任鄂州知州，授司农卿，再任湖广总领。先生在鄂州有恩德，戍卒盼望他到来，合着双手说：‘我们又得到父亲了。’大概儒者的政治，不过在于端正自己、厚待下属罢了。世俗官吏用来便宜行事、任意专断的做法，即使有好处也不记录。凡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没有不兴办的；凡是对百姓有害的事，没有不去除的。认为对下属应当舍弃的，没有不舍弃；认为对上级不应当取用的，没有不革除。因此先生在浙西开凿漕运渠道，疏浚练湖，设置斗门来防备水旱灾害，特意散发数万盐本钱，使亭户百姓能够谋生。湖广钱币轻薄，铸发一百多万；权衡调整其价格，并把各州过去积欠的一百多万也一并处理；对各屯积累负担沉重的，增加券额发给他们；簸去陈腐，买入新米，使士卒吃到好米。又和鄂州运司共同修筑武昌万金堤。福州僧坊中用贿赂更换主持的，按照价值规定固定数额。先生一旦彻底清除，在桂州则十县的税钱被截留一万四千，杂税朱胶被减除八千。大凡州县以用度不足来报告、以赋税过重来请求的，都立即作出处理，没有耽搁。有人怀疑先生将要把各官署的储藏都掏空来给百姓，而先生掌管的财物却常常源源不断，猛烈地如泉水涌出、山岳聚集，这又是世俗官吏难以测度的。先生在朝廷任职时观察政局消长，考察事物会通，鼓励、发扬善意，帮助把阳明的德行施于人才和治道；使开合、明暗各得其宜，暗中扶持显著的辅佐之臣，成效有十多项，只是难以用言语传述。自从赵丞相离职以后，士人长期失去职任，先生率领同道向周丞相请求，反复极力论说，责问他应当通变的道理，于是上疏推荐知名人士三十多人。周丞相不能全部任用，但后来也提拔任用了许多人，这是先生的力量。当时边境战事早晚都很紧急，而先生已经患病，仍恳切地调护军民，杜绝那些迎合上意、企图求和的人。朝廷已经召先生回京，于是他在开禧二年二月二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武昌百姓如同失去亲人，号哭着为他送行。夫人吴氏、聂氏都先于先生去世，续娶沈氏，都封为恭人。五个儿子：端愿，任从事郎；端悫，任迪功郎；端直，任将仕郎；端方、端靖。开禧四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县某乡某处。先生年轻时跟随建安朱公学习，得到朱公学说的要旨，后来遍览群书，广泛探求百家学说，融会贯通，天文、地理、象数以及奇异的书籍，没有不全面探究的。每当处在简陋的街巷中，凭着小桌饮冷茶，或困顿游历、纵览各处，酒杯传行、饮酒淋漓时，他总是为人讲说事情的始末，条理通畅；眉目疏朗而眼神明亮，光彩照耀满座，直到深夜蜡烛燃尽，听讲的人仍忘记疲倦。著有《象数总义》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先生去世以后，张氏、詹氏的各位兄长早逝而家贫，先生抚养照料弟弟鼎，置办田地房宅，备办女儿们的婚嫁，使她们成为官员的妻子。回到詹氏以后，他把两家的经营看得同等重要，每天都像吊慰死者、救济孤儿一样，无论亲疏、贵贱、有无，都和他们共同承担；由此可知，他确实是笃实厚道的君子。我看林公在朝廷任职时，曾多次有机会取得高位，但他从不苟且求取。他曾与同僚闲谈，回头对我叹息说：“我们若能善于自立，只须有一篇好的墓志铭就够了。可悲啊，难道我死后竟由你来为我作铭吗？”铭文说：步伐拘谨，脚步几乎没有奇特之处；胸襟宏大而疏朗，是伟大的人，却难以用常规的尺度衡量。不求宽广的居处，身居简陋也能安然如此。大德从不逾越规范，林公大概就具有这种品德。看那些豪雄之士，能够竭尽海水、摧折高山，又以诚实朴厚来涵养自己；如金经锤炼、玉经雕琢，并非资质偶然造成。由于勤学而有所成就，既超越又腾达，却不必做公卿。唉！古人得到任用，难道一定要把我全部用尽吗？为这首铭诗作铭，虽有哀伤，也不要因此恼怒。林伯和墓志铭

译伯和姓林，名鼐，字元秀，是台州黄岩人。曾祖父林寔，祖父林灏，父亲林兴祥，获赠宣义郎，母亲戴氏，封宜人。宣义郎年轻时贫穷，以经商为业；有一次和同伴分得钱财，直到欢饮完毕才离开。宣义郎慢慢复核账目，发现多算了若干钱，便追到路上还给对方；同伴十分惭愧地说：“我对不起您了。”于是又欢饮后分别。宜人也很重义，不吝惜财物。夫妻二人以义相合，邻家女子将要许嫁却成了孤儿，他们收养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替她选择配偶并出嫁；那女子终身侍奉他们的父母。宣义郎享年八十四岁，宜人享年八十二岁去世。伯和以进士身份开始任官，任明州奉化县主簿、定海县县丞，任福州侯官县知县，又任筠州通判，尚未赴任。绍熙三年七月庚午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在定海任职时，接受百姓缴纳租税，允许百姓自行丈量估算，吏员争辩说：“数目不足，大家都要获罪。”伯和仍照此办理，最终没有欠缺。他在侯官县刚接掌县印时，吏员说账册没有办法解释，请求逮捕欠税户。伯和说：“我还没有弄明白。”于是张榜三日，约定百姓自行丈量，补缴欠税的十分之二，超过这个数才核实实际情况，并给百姓统一规定期限，让他们争相缴纳而不误期。随后他查阅全县的簿籍，掌握了其中要领，告诫吏员只在旁边等候命令，不得预先插手处理欠税。直到伯和离任，没有人因拖欠税赋而受到笞打。石门乡有田五十七顷，征收租税二斗六升。太平兴国年间，外乡的民田要向所属乡缴税；绍兴年间厘定疆界时却说：“这是本乡的税。”因此比其他乡多出六七倍，百姓无法承受重负。伯和说：“帅司特别把和籴、折变以及额外科配折合征收，这个乡才得以苏息。”侯官的风俗淳厚，伯和安静地安抚治理，百姓服从教令，庭院中树木成荫，终日寂静，再没有争讼的人。但他不以声色迎合上官。在奉化任职时，有位中贵人经过境内，上级命令他派县尉出迎，并在百里之外安排杂戏。伯和笑着说：“我的性情不喜欢戏乐，而且他只是经过我的辖地，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迎接。”最终没有出迎。在定海任职时，有富人凭本路常平使的名籍，傲慢地拒绝服役；伯和仍按法令役使他。常平使发檄文命令改换差役，伯和说：“私人的财产可以凭公文强行征用吗？”不予批准。常平使逮捕了他的属吏，几乎全部抓尽，准备罗织罪名弹劾他，恰逢常平使罢职，事情才停止。在侯官任职时，刑狱使与武吏一向不合，拘捕县中书吏移交审问，气愤地拍案，声音传出厅堂屋舍。伯和从容答复，不能使他屈服，刑狱使更加恼怒。一天，他突然进入县衙审察囚犯，见监狱空无一人便离去。后来又把此事报告帅司，请求加罪。帅司对此表示怀疑，便暗中访求百姓对伯和的评价，结果百姓赞誉不绝，这才作罢。当初我还未满二十岁，就认识伯和兄弟；他勇于自持，常常向我谈论古人的道理，说当世的学问有明有暗、有对有错。伯和喜欢游学，后来我日益亲近他，因而又认识了他的家庭。宣义郎质朴诚实，年老而厚重，又不逾越礼法；他敞开心扉说话，是否真诚，转过身去也能看出来。宜人尤其贤淑善良，听从丈夫处理家事；家中贫穷，却能料理宾客往来，家门内和睦欢乐。我常感叹，他们的父母兄弟能够这样，已经十分值得尊敬了。后来伯和出仕，实行自己所知晓的道理，敢于决断而不回头；全家人都各自收敛，并帮助伯和行善，因此声誉和实际品德都很充实，人们说伯和没有不适合担任的官职。后来宜人去世，长子仲履早夭，伯和与宣义郎又相继去世，棺椁之事反复牵累，家门几度重新振作，接近二十年。次子仲谦开始凭伯和的遗恩补授迪功郎，授任隆兴府司户。长女嫁给修职郎、新添差吉州司户赵崇贤；次女许嫁通仕郎木浩；另一女尚未出嫁，幼女先已去世。这样看来，从伯和的行事观察林氏家族的盛衰，他们之所以跌倒后又恢复端正，难道是安于天命、凭恃仁义的验证吗？起初伯和的夫人杜氏于绍熙四年九月甲申将伯和葬在善化乡樟槿山，但墓志铭一直没有树立。叔和和仲谦多次来请我作铭。我年老又多病，想到从前对伯和说过的话，如今自己退步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呢？而仲谦的文章奔放纵逸，学问不断进步；他反过来用我当年对伯和说的话教诫我。只是我年老了，也可以放下了。唉，这可以用来哀叹我的衰老，却也使伯和仿佛没有死去，所以一并叙述并作铭。铭文说：既然像鼎一样沉没，哪里还有濯缨之歌那样悲苦的歌声？如果不是栋梁折断，哪里会有伐木之歌那样哀伤而深切的声音？翁诚之墓志铭 公姓翁，名忱，字诚之，是温州乐清人。曾祖父为其祖父某，父亲某。公容貌端正，神情清明，端正脸色、调和语气，从不带有一丝迎合别人心意的假意。别人也认为公不是可以轻易希求接近的人；有幸见到他，必定先思考后说话，先选择后求取，从来不敢随便以不义之事冒犯他。然而有时退下来观察他在家中对父子朋友的私情，便会发现他改变了平日的严肃，和悦而亲切，纯美细腻，感情十分亲厚。他的学问不专宗一家，对事物义理的深浅精微都探究得透彻；文章严密厚重，具有周汉体格；诗歌尤其精于章法格律。读他诗文的人，仿佛在朝廷宗庙中听到韶濩的乐声和钟磬金石之声，不是山林泽野中瘦弱之人所能写出的。年轻时便有大志，即使身在民间、隐居田野、长期困顿，也要上达君主，直至宫廷内外，都想把自己的意见尽数说出而不避讳。假如能让他实行自己的主张，若言论得不到采纳便不会停止，若职位不能胜任便不会前进。公一生可以考察到的情形就是这样，难道还不足以称为名士贤大夫吗？他考中进士，历任明州慈溪县尉、邵州邵阳县令、岳州巴陵县知县、郴州通判，官至朝奉郎。公既不求别人了解自己，别人也没有能够真正了解他的人。至于他的立意广远，依据经典而坚定果决，把讽谏寄托在草木之中，把兴寄托在亭台驿传之间，人们多有畏惧而不能改变它。开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公在郴州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夫人张氏，二子：中行先去世；中立，官为将仕郎。三女：长女嫁进士包某，次女嫁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冯遇去世后，她又改嫁进士何某；三女嫁进士陈某。孙子孙女各一人。开禧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永嘉县秀峯山，附葬在其先人墓旁。于是请同年登第的龙泉叶某作铭。铭文说：唉！诚之啊，勤勉不息、谨慎不懈，不嫉妒、不贪求，能够保全一生而归真吗？难道不能在九泉之下追随古人吗？胡夫人薛氏墓志铭

译胡序，字少宾，夫人姓薛，是起居舍人薛徽言的女儿。两家都是永嘉的望族，世代互相通婚。少宾与夫人实际上是内外兄妹。夫人的弟弟常州君博学多闻，综合练达，号称具有管仲、诸葛亮那样的事业才能；天下所说的薛士隆就是他。少宾通达沉雄，对自己期望很高，抱负深厚，因此和士隆的取舍大致并不完全相同。年近五十，仍没有做官的意愿。夫人与他共同住在一室之中，时而躺卧、游玩、饮食罢了。人们猜想少宾家中富裕安乐，所以不轻易出仕，却不知道其实是贫穷。少宾监理湖州酒库，死在任上，家产更加空虚。夫人仍像平日一样治理家务，不让儿子询问家中有无财物。不久，儿子宗子、守相继考中进士，以能文有学问闻名为名士；他们的老师朋友遍布四方。他们在家时像闺中女子、乡里处子，巷中人都不认识他们的面孔，也从未拜访州县官府。不幸二人又都先去世，夫人虽悲痛，却没有因此扰乱心志。最后，小儿子定考中礼部试，夫人也去世了，享年八十岁。这是嘉定元年正月的最后一天。那年四月初一，附葬于永嘉县吹台乡少宾墓旁。夫人有五个儿子，寅也早夭。负责安葬夫人的是宇。女婿有孙楠、黄庭、陈侁、吴珩，黄庭是嘉泰年间进士。孙子四人：壑、垕、圭、堂。唉，我从夫人身上知道，治家并不因贫富有无而改变，家道始终能够保存；她的子孙也不因仕途通塞、名位显隐而改变，善行不断积累，声名始终流传。铭文说：少宾温和有德，是万夫敬仰的豪杰宗主；继承祖业，长久守持，日日勤勉而使声望增高。夫人遭逢世道变迁，早年听从教诲，晚年仍接受教导，以此成就她的一生。愿后人竭力行仁行义，使德行通达于家与国家，这就是夫人的志愿。致政朝请郎叶公圹志 公姓叶，名先，祖字显之。祖父叶公济曾游学太学，未能取得成就和资财，年老后离开，居住在处州龙泉。公因温州人叶至的缘故，叶公定居为永嘉人。公性情豪迈卓异，志向愿望很大，却困于没有立身的条件，不能振作自立。年老以后，专心屏居静处，不参与人事，品味山野的乐趣，远离市朝，戴着台笠以忘却冠带士绅的身份。享年八十五岁，于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去世，累次追封至朝请郎，赐紫衣金鱼袋。夫人杜氏比公早二十六年去世，封安人。儿子六人：逮、某、还，官为朝散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过、迈、造。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孙夔、项士龙、伍衡尔。孙子八人：思益、福、某、宷、宓，官为将仕郎；楠；郎，名阿胜；阿自。孙女五人：媛、季，都先夭；淑、止、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于永嘉县建牙乡无相院山的右侧。起初，杜氏葬在膺符乡上水陆院西面，到这时未能与公合葬。吴人胜宬记述圹志。《水心集》卷十六，宋叶适撰 墓志铭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观鲍公墓志铭》

译清卿起初脚有病，用两根竹子做成肩舆，去拜访亲友，到了那里便停下，饮酒谈笑如同平常。病情稍微加重，仍在园林中缓步行走，坐在盘石上数花蕊、嗅松叶，以此为乐。病势转剧，便谢绝宾客，端坐不动。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十二月甲申，他的儿子、迪功郎、兴化县尉埜，把清卿葬在其父朝散大夫墓东面的壬山。埜哭着对我说：“最了解先父的人，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鲍氏族谱说：“鲍氏是鲍叔的后代，四次迁徙到洛阳，唐朝末年迁到越地，后来又迁到杭州。七世祖皓，皓生守忠，二人都在永嘉任官，于是成为永嘉人。高祖轲，任太常少卿；曾祖极，任宿州教授，有声望。熙丰年间，翰林学士梁公焘为他墓志作铭。祖父诲，就是梁公铭文所说‘有隐德，受到东南士人器重’的人；梁公是元祐名臣。父亲得朋，任缙云县令；族父、司封员外郎彪为他作铭，司封也是名士。”清卿名潚，六七岁时读书应试，下笔便有奇特语句。进入太学后，每当一篇文章写成，士人便互相传抄传授，读者无不倾心，争相仿效他的文体，唯恐不能接近。前后多次考取高等，进士考试中居上第；任处州教授、兴化军干办湖运司公事、知新昌县、豪州通判、知潮州，自己请求任宫观官，后任知融州，又请求任冲佑观主管，终于在那里去世。官职累升至朝散大夫。埜说：“先人承接显赫的家世，富有美好的实际品德，这大概是上天赐予的；但他的心意本来是要有所施用的。然而，他把虚浮的名誉看得像糠秕，把官爵看得像刍狗，即使对古人所说因贫困而出仕，也只是稍稍低头接受。至于不合乎义理而得来的富贵，他从来都远远避开。因此，他因怀才不遇而忧闷沉默，直到去世。”等到他的儿子重又知道我的先人时，他历任官职、处理政事的琐碎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只有他在政务之外的志向，或许可以发挥其万分之一，以昭示我的哀痛。唉，千钧重任，即使由大鹏的翅膀承载，也还不过如一根毫毛；超越尘埃，凌驾浮云，飞上天帝庭院，哪里还会知道榆树、枋树之间不过寻丈的高度呢？难怪埜不愿意述说那些琐事。清卿对于治乱兴衰的智慧见识极其卓异，能够由明显推见到幽隐之处，谋划深远周密，可以遏止横流溃决；然而他不凭借权势，也不参与权势者的筹谋。处理吏务尤其敏捷周详，能探究深隐、应对突然情况，抓住机会立即发挥作用，不容许事情回转停滞。然而他不借此炫耀声威、分明恩怨；他与当时朋友上下往来的文章议论之间，像宫音发动、商音应和，又像笙和镛交错陈列。然而他不以此培植党羽、资助仕进。一吟一咏，有陶渊明、谢灵运的情怀；一杯酒一支曲，有嵇康、阮籍的旷达；整日倚着几案，淡泊自守、心如枯槁，有庄子那样的决绝。可悲啊，也就如此了。不过，清卿历任官职、处理政务，也有卓异奇特、胜过常人的事迹。当时永思陵重新安葬，清卿主持新昌县的顿递事务。中贵人、卫士纷纷索取，甚至撕裂供张、丢弃饮食、推倒床榻并呼喊拉扯；其他县都吓得魂不附体，奔走听命。清卿抓来一个小吏，拿取执掌的筹签削去他的职权。他站在运河边说：“大行皇帝的灵柩正在路上，天下都在悲痛哀悼，不是臣子自取快意的时候。小县的排设，已经完全依照法令办理了，可你们这些人还不停地责罚索取。我若挖出自己的双眼、跳进这水里为百姓请命，你们能安心吗？”众人十分惊惧，赔罪退去。于是沿途次舍肃然，百姓免受横征，且大官预先置办的物资还剩二百余万。到了濠州，归正人常常跳过淮河侵扰边境，杀人烧屋接连不断。千户隔河放箭，征主大声叫骂。清卿派人同他们交涉说：“我在这里，你们姑且等我召集各位首领来安抚你们。”又说：“你们看我的脸像满月一样，忍心这样做吗？”归正人受到感动，都下拜哭泣说：“请您放心，以后不敢再这样了。”从此直到清卿离任，边地百姓都打开门户安睡，牛马遍野放牧。这样看来，他历任官职、处理政务的事迹，确实可以称为卓异而胜过常人。我难道能够把这些事略去吗？清卿娶刘氏，封宜人。二子榘先去世，孙【文字残缺】嵤将凭致仕恩荫补授官职。铭文说：善人的精英，离世而成为神明；凭借壬山的形势而显灵。庄夫人墓志铭

译庆元戊午年，我开始住在生姜门外的西湖边。金华人王植，字立之，来到这里。当时士人受到禁制，不许以学问相交；立之是宰相家的儿子，隐藏姓名，舍弃车马行李，跟随我到水村的穷僻绝远之处。夜深寂静，蟹舍中一盏渔火若隐若现；而立之手执书卷沿着山崖行走，一边诵读一边思考，声音十分悲苦。他的中表亲中有一人在永嘉做官，设宴置席，宾客盛集。立之独自最后到达，中表亲笑着说：“是从学校来的吗？”大概是在讥笑他。从此他每年大约来一次。有一天我经过立之的屋舍，只见院墙幽静修整，窗户和几案洁净清明，童仆恭敬勤谨，器物陈设都合乎规制。我本来十分疑惑：凡是在外求学的人，家中一定会松弛；如今竟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询问缘故，原来是他的夫人庄氏的力量。庄氏嫁给立之二十多年，一切劳苦都亲自承担，而供养丈夫求学。因此立之不必为家计而分心，家事也能自行治理，这实在不同寻常。母亲对儿子，能够使他求学，是古今常理；妻子对丈夫，能够劝他求学，却不是当今才有，而是古人的事情。母亲对儿子，因为关涉俸禄利益，所以让他求学，不一定非要贤母才能做到；妻子对丈夫，是为了使丈夫流传名声，并不一定有俸禄利益，因此能够劝丈夫求学，不是贤德妇人就不能做到。我父亲祥去世那年，立之来后很快要离开，我挽留不住，他说：“妻子将要临产，我想不出行。”妻子说：“只管前往，我的产期还没有到。”如今她是否已经生产，谁也无法知道，我还是赶快回来吧。丈夫不因自己妻子临产的急事而耽误与我相隔千里的会面，这又是一种贤德。去年我在建邺，立之来后抽泣着说：“庄氏，你所说的贤妻，于丙寅八月初七去世了，十二月十四日葬在某处。”她嫁来以后，没有赶上侍奉我的父母，这是我祖母魏国夫人的慈爱；庄氏孝敬侍奉她，是因为我狭隘而不周；庄氏柔顺承受她，是因为她像我的妹妹一样。她还把嫁妆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使我的表妹能够出嫁，并割让自己的田地。她节俭到吝惜一文钱，却把钱用作我师友交往的费用。我困窘时，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反而把我能够跟随名士巨儒交游看作自己的喜事。我的朋友有两个弟弟，她虽然贫穷，却能供养四十口人，使他们聚居而没有间隔；她说传、任、备三人虽年幼，也不能只教他们眼前浅近的事情。我这一生已经完了，对今世没有什么可再期望的了，本以为庄氏足以陪伴我终身，没想到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确实如此。她穷困时，孩子们若为我悲哀，难道能没有话说吗？”我说：“是的。” 夫人名【缺】也是金华人，有两个女儿，名师莒、奴奴。铭文说：不轻易喜怒，成就了妇人的德行；不苟且追求利益恩泽，懂得求学所得。使我的祖业更加封厚，使我的杞树更加繁茂；既因为她的丈夫，也因为她的子女。寳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译公姓陈，名傅良，字君举，是温州瑞安人。起初在城南茶院讲学时，各位老先生传授科举旧学，反复琢磨、鼓舞激励，接受教诲的人没有异议。公还不到三十岁，心思卓异，剖析陈旧文献和旧说，使其弊病显露崩解；奇特的思想开始萌发，新颖的言论日益丰富，士人仿佛苏醒过来，惊讶于前所未有，纷纷相互号召，如雷声震动般跟随他。即使被其他老师束缚，也借着陈氏的名声。因此他的文章在当时独步天下。公并不自鸣得意，全部辞谢而去，唯独推崇敬重郑景望、薛士隆，以师友之礼对待他们。进入太学后，张钦夫、吕伯恭也相互以兄弟相待。四方来受业的人更加众多。乾道八年参加进士策试，殿试唱名时定为第一名，奏报上去却没有实行。任泰州教授时，朝廷难以用铨选制度拘束他，于是授任太学录。将要召试馆职，又没有实现。使者告诉公将任命他为编修官，公辞谢不受。任福州通判时，右正言黄洽援引王安石的事弹劾公，于是罢职，主管崇道观。任桂阳军知军时，有人说知名士人被废弃不用的共有三十三人，公列在第一位。执政者对此忧惧，稍稍升任他为提举湖南常平茶盐转运判官，又任浙西提刑、吏部员外郎。离开朝廷十四年，到这时才回来，鬓发胡须已没有一根黑的。都城人聚集观看，感叹着称他为老陈郎中。光宗亲自慰劳他说：“卿从前在哪里？朕想见你很久了。”又让他把著作拿给自己看。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编修官；任皇子的赞读，历任起居郎、舍人，都兼中书舍人。适逢皇帝生病，不能朝见重华宫，公暗中用委婉讽谏和显明直谏提出危急的议论，以含蓄的言辞劝说，因而请求致仕，退朝后径直离去；改任秘阁修撰，又兼任赞读。他没有赴任。今上即位后，授任中书舍人、侍讲，兼实录院修撰。御史中丞谢深甫议论公只顾言论而不顾实行，于是提举兴国宫。过了三年，监察官接连上疏，削减官秩并罢免。此时是庆元二年。嘉泰二年才恢复官职，再任兴国宫。任泉州知州时，辞去授予的集英殿修撰待制、寳谟阁待制。嘉泰三年十一月丙子去世，开禧元年三月庚寅葬在帆逰乡湗村前山，离家很近，巷中说话也能听见。夫人张氏，封令人。儿子师朴，官承务郎；师辙，新任监盐官买纳场。潘子顺、薛师雍、林子燕、徐冲都是女婿。已经做官和未做官的有张绍、张畴；未出嫁的女儿一人，孙女一人。公跟从郑氏、薛氏学习，以克制自己、谨慎敬畏为根本。他在张公那里尽心尽力地修养德行、积累义理。至于古人经略制度以及三代的治国方法，又和薛公反复讨论；后来吕公说明本朝文献如何相承，以及本朝建立国家、流传后世的原因。这样，学问的内外、本末就完备了。公仍不停止，年年经纬、日夜考索，询问世代旧闻，翻阅官府文书，搜集残篇断简，采录异闻；一事一物都必定考查到极致，然后才停止。千年以前的材料，他把它们串联编组起来，仿佛亲眼看见、亲身周旋其中。吕公认为他的长处不只在文字方面。公既然真正研究了治国之体，所以常常推本探究祖宗的德意，希望减轻重税，舍弃末业利益，把利益归还百姓；减少军队，减轻刑罚，以求百姓富足；又逐步修订取士制度，培养士人的理义廉耻，为人才打下基础，以等待朝廷任用。对于君主的德行和宫内治理，他希望内朝与外廷和君主形成一体，群臣和百姓都能交相询问、轮流进谏，不出现闭塞不通的情形。凡是成周之所以盛大的原因，都可以施行于当今。看古人辅佐君主，不只是凭气力承担重任，也不只是用华美辞藻润饰政事。唉，他的谋术精深而施用长远，包罗治理大义的胸襟宏大了。鲁国有臧文仲，郑国有子产，齐国有晏婴，晋国有叔向；这四个人处在周朝末世，能够更新美化旧学，并调和整齐地加以运用；尊重前人的见闻，又斟酌实际而施行；不吝惜古法，也不拘泥于今俗，所以能够辅佐当时并流传后世。这些都是《春秋》中闻名于世的人才，也是孔子所称贤的人。如今公又考察元祐、庆历，上溯到建隆，直到绍兴以后，准备梳理整治、接续中断的事业，起用废弃的人才，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苦，使天下温暖安乐。假如公能够充分发挥才能，那么和这四个人相比，谁先谁后还说不定。起初公以盛大声名闻于天下，归来后受到推重，似乎将要有所作为了。他校录《大学》时，议论科举的弊端，只不过有所删改概括而已；然而拘泥常规、习惯旧法的人却认为这是奇异之举。他任福州通判时，平定一府的是非，使隐情不能隐藏而已；然而害怕他的明察、苦于他的果断的人却认为他专断。流言反复传布，附和之声喧嚣，于是公的治道不能施行。孝宗曾在宫中从容阅读公的论著，光宗也曾趁便单独召见，答应将重用公。到了今上即位，过去有讲堂讲学的交情，初年又招纳人才，有咨询谋划的美意。然而有人夺去皇帝对他的眷顾，使皇帝反而发怒；有人蒙蔽皇帝的见识，使皇帝不再思考；于是公最终被斥退。假使那四个人遇到君臣关系、上下交往不能顺遂，完全随从时代的趋向，朝廷和市井间谤誉交杂，前后对他们的信疑不同，那么功业的成就尚且不能达到万分之一，何况还能超过那四个人呢？这就是我为公感叹的地方：他启发万物、开导人心如此容易，而周全保全自身却如此困难；成就声名如此深厚，而收获功业如此微薄。可悲啊！公下葬四年后，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开始把他的事迹写成行状，交给太史。行之跟随公学习，早年记载得最为详细；我也陪伴公交游了四十年，公对我的教诲勤切不懈。因此我摘取他一生的大要，刻在墓上，以记下我的哀思；行之已经记载的事情，就不再重复叙述。铭文说：唉！陈公未到壮年便兴起，群士惊奔而来，拜他为师，接受他的教诲；三代的纲纪，汉唐的制度，百世虽然久远，也能一二列举。考究事情直到终极，德行又恢复到本初；发而为辞章文采，不过是学问的余绪。内修圣德，外行王道，本末大小都宏阔精微；如春秋时代那四位贤士，是孔子严正推许的人。建隆之初，实在是继承先王武德的开端；斟酌增损，可以接续尧、禹的事业。上天若要使天下平治，必定要等待这样的才材；可惜生逢其时实在困难，没有人肯培养我。为什么忌讳声名过高？为什么厌恶实际富足？撕裂丢弃华美的锦绣，去缝补那些破败的粗布。把官印寄放在旁，仿佛背负累赘，谗言却纷纷而来；拥书如林，却有欣欣然的乐趣。有橘树的果实，有荷花的芬芳；有人划着船远去，声音远得再也听不见。我眺望湗村，南塘清泪纵横。两样东西仍然存在，公啊，你究竟是生还是亡？朝请大夫、司农少卿高公墓志铭》

译宣仁太后临朝听政九年，尤其压抑疏远外戚，不因私情授予官职；亲侄公绘、公纪只任防御使。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才开始推施恩泽，升任留后。宣和以前，公纪的儿子世则任官也不过遥郡刺史。到陪从护卫高宗、在宋州拥立高宗时，凭功劳升为使相。中兴以后用人范围扩大，外戚和功臣的子弟多显达受宠，甚至有担任侍从、执政的，接连不断。因此，公绘的儿子世定任秘阁修撰，世则的儿子百之也进入秘阁，百之的儿子子溶任司农少卿；公纪的曾孙子润任大宗正丞。大概一百年间，宣仁太后的近亲高氏一族，能够获得美好仕途的都在这里了。与其他功臣外戚、重侯贵戚接连做官、享受富贵相比，其受到的熏染和恩宠大约少了十倍甚至数十倍。一个人不问才干如何，只要逢上时机，便可以凭势力使人显荣；凭贤德使自己不同于常人，等待时机而显达，则是上天以德报偿。宣仁太后继承姜女辅佐周室的功业，承续太任母仪思齐的圣德，又恢复尧舜仁义之道，使宋朝延续无疆的大治，所凭借的只是至公大义罢了，哪里会顾虑外家亲属之间区区恩爱的厚薄呢？听长老说，元祐的政治使奸邪小人尤其不便，所以高氏在绍圣、崇观年间不得志。掌权者忧惧不安，几乎不能保全；高宗对此怜悯，命宰相修改诋毁高氏的史书，圣德于是重新显明，但褒奖录用的诏令偶然还没有颁及。我依据国史叙述高氏的世系次序，而少卿的儿子不倚请求我为墓作记，说：少卿字庆远，仁爱、恭敬、宽厚、宽恕，常常独自住在一室，不随意与人交往。他内心敏捷而表达畅达，在纷繁应答之中，偶尔稍微开口，声音细小得仿佛不能说话，人们却更加认为他贤良。调任平江府粮料院，签书越州节度判官，再任平江府通判。长官如同父兄，若职守不便于施行政令，便立即改正。吴地有人围田堵塞下游，按里计算都是豪强权势之家。公察看水势流向，立标拆除废弃的围障，人们不敢怨恨。任荆门军知军时，汉水沿岸一百六十里因雨水泛滥淹没民田，耕作者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官府拿出仓粮六千石仍不能救济。公说：“这可以称为大灾害，过去却没有人议论，为什么呢？”于是沿汉水筑堤，九十天建成，从此每年不再发生饥荒。服役时挖出窖藏的银子、铲子、锄头等很多，众人都觉得奇异。公抚治小郡，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利益留给百姓，兴办大利之事，约束自己、爱惜费用，整治败坏、补理缺漏。又选拔训练义勇军，逐年编练，使军容完整而焕新；声誉传到各司，荐授太社令，升任军器丞、大理丞、仓曹郎，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淮东长期干旱，飞蝗几乎把人的粮食吃光，公拨给州县粮食五十万，分别选择官吏，全部采纳前后救济抚恤的几十项善法施行。他劝盐商按照条贴钞的办法贩运盐船。蝗灾密集，每年七日，率领属官斋戒洁净，共同祭祀祈祷。大雪之后，蝗虫死亡，小麦成熟，人们认为这是至诚感动上天的应验。盐司旧例征取过厚，公削去法令不应得到的部分，并首先约束自己，吏员的侵蚀弊病大为止息。亭民的本钱，按量留存十分之一作为偿还放贷之资。博户在火伏日大多出售货物，支出的卖价增加了十三四分。公被召回，授任左曹郎；从军器监入司农寺，任少卿。当时太仓的米名义上账目齐全，实际上却没有实物，上下官员相互隐瞒，没有人敢复核查问。公上疏说明十年来弊病形成的始末，请求一并清理旧日亏欠，发给新钱，皇帝采纳了。他正要另立纲目条文，使后人能够继承，公却因服丧回乡了。起初，公的母亲安国夫人年将九十，聪明轻捷，完全没有老人的样子。几个儿子都超过六十岁，各自守任一州，夫人还往来东西探视他们。她将要跟随公请求前往时，疾病忽然发作；公奔走前去省视，夫人便去世了，连一勺饮食都还未来得及调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也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嘉泰四年十月某日，不倚和弟弟不倨、不俦遵照公的遗命，把他葬在平江府吴县长州郡畅乐乡。公娶王氏、韩氏，二人都封宜人；她们去世时都在公之前，葬地由公亲自安排。不倨、不俦都任将仕郎；孙子彦博、彦章，孙女二人。起初，公考核郡政列为最优而入朝，前后七次升迁，做到少卿。在朝廷中极为谦退，不敢和同列并论资历。他仪表秀美魁伟，见到他的人都亲近而敬重他。与他同僚相处感到安心，也不嫉妒他越级超过自己，都说他是仁人。高氏家族世代佩带簪绂，延续九代，起初凭武功，后来凭舅家恩宠。只有不倚考中进士，如今任修职郎、浙西安抚司干官。从前宣仁太后亲自用宫内的钱购买国子监书籍，赐给自己的私第，题识说：“元祐丙午，崇庆殿赐书，安仁坊高氏家藏。”那么，读书的功效，到不倚才真正得到验证。如今高氏子弟往往并肩耕作，靠微薄粮食度日，住在密室小屋中，只有一盏灯荧荧地亮着，手捧书册呻吟诵读，像平民寒士一样。这样一来，他们将来都能成为进士，都将凭文章科举振兴家门。唉，这大概就是后代的志向吧！铭文说：伟大的高氏先祖姑母，元祐年间考察古制，恢复祖宗法度，开辟贤俊进身的道路。少卿仪态庄重，上天使他的家门更加显达；他本来就没有骄纵放纵，不必等待锄耘扶植。淮楚郊野之间，凭劳绩建立功勋；表彰功绩的美名，如同金锡圭璧。我不能把一切都做到，留下来交给他的子孙；文字科举的吉祥征兆，正是从这里奠基。夫人林氏墓志铭

译夫人姓林，出生在婺州永康，父亲是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她嫁给同县宣教郎、临安府通判应懋之。应君是吏部侍郎孟明的第三子。夫人享年四十二岁，开禧元年七月，随丈夫任宁国知县时去世。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在游仙乡灵岩。儿子三人；女儿嫁给辰州司户王杰。应君写信来请求说：“林氏恭谨节俭，守节勤苦；在郡中使众人和乐慈爱，教育子女严厉，管理下属、接待众人宽厚；居家时每日不曾走下堂阶。她聪敏明察而有才智，辅助丈夫，并不只是以妇职顺从而已。世上想要使官位显赫、仕途荣达的人，没有不厚待妻子儿女的；而士人也有固守贫困、甘于俭约，甚至让妻子儿女受冻挨饿，却仍不能说他薄情的。那是因为他确实知道，真正的厚待不在于外在财物，而在于内在品德。所以，即使生前有拱璧驷马、华屋显赫，也不如身后零落时有片文只字、刻石流传。林氏去世后，倘若不受辱而蒙赐墓铭，那么这就是不在彼处而在此处得到厚待，我使她受到薄待的过失也可以洗清了。”我读信后为之悲伤。从前我在金陵时，早就听说应君善于治理宁国，号令清简，极少笞打，百姓爱戴信任他，众口一词，都认为他非同寻常。我因病回乡，停船在山边，才开始认识应君；见他本性清淡沉静，气度明达审慎，在困穷的县邑中仍意气轩昂，才干超过了他的职分。鸾鸟高飞、鸿鹄举翅，枳棘之地不能栖息，古人早已记述过这一点。应君难道会因为只是一个县令便自我菲薄吗？我已经衰老懒散，不再与世人交往，朋友之情也淡了；既然应君为夫人怀才不遇而深感悲痛，我也负有一份责任，所以不推辞而为她作铭。铭文说：是枢密院大臣的女儿吗？是侍郎的夫人吗？她的丈夫极有才能，难道可以继承武职吗？我确实为你作铭，且看你的后代吧！孙永叔墓志铭 余姚孙君椿年，字永叔，生于五十九岁时去世，于庆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下葬在龙泉乡澄溪原。君子的宏，名之宏，来请求我作铭；当时我患眩晕病，文章条理颠倒，自己也无法审阅记录，于是请山阴陆公先在墓上作表，以等待我的病好转。十年病也没有痊愈，之宏仍不停地请求墓铭，间或写下苦切的话来触动我说：“澄溪之中已经响起琴瑟之声，地下的泥土又该怎么办呢？”我惭愧得无法回答。起初，孙君五世伯祖枢密副使沔号称名臣，而孙君的曾祖玑、祖父绎都没有做官。父亲修职郎述，才开始督促孙君求学，东南的老师朋友多聚集在他家。孙君刚强卓异、博学通达，精力超过常人；无论寒天抄书、暑天讲学，都废寝忘食，不能按时睡觉吃饭。凡是书籍中义理类别的深浅、古今事物的变化通达、文章辞采的错综，以及心智神气的融会贯通，他往往都能在心中悟到所以然。越地博学的儒者和广有才学的士人争相倾服于他。他仗恃自己的才能，五六次踏入省试门，却始终不能中第，只能以进士之名闻名。后来头发脱落、牙齿掉落，终于枯槁而死；了解他的人都替他惋惜。因此陆公详细叙述他的学问，说他能够抽绎前代贤人的精微，才智足以发明当世的忧虑，只可惜来不及在君主面前口头论说、亲手谋划，使其得到施用并成就功名。孙君既然仕途不得志，便把自己的品行施于家庭，再推及乡里；寡嫂和孤侄都要依靠他才能立足，他供给族人的衣食，每年都有固定的粮食。亲戚、故旧、邻里都依靠他而免于受冻挨饿，寄居露宿的人也很多。他又拿出私钱筑堤防海，使县中没有灾荒，这都是依靠他的力量。因此，文章既彰显孙君的贤德，又哀悼他的困顿，起承转合委婉曲折，句字有抑扬顿挫。随着月逝年移，读者读来心情清爽，仿佛还亲眼见到君子的为人。生而可贵，在于我不苟且偷生；死而无憾，在于我没有无意义地早死。一字的称誉，一个善行的名目，古代名卿材大夫和优秀史官记载他们，也不过如此而已。积累诸般德行来尊显名声，孙君能够做到；具备美善文章来使声名长久流传，孙君也能够得到。如此一来，他确实可以生时安乐、死后荣耀了。人想要富有，是要用富有来彰明自己；想要尊贵，是要用尊贵来彰明自己夺取的东西。给予和夺取是否恰当，是贤者和不肖者不同的地方，也是名声能否成立的原因。世上大概有人穷困，也有人富足至极、尊贵至极；但给予和夺取是否恰当、名声有无，如今就可以预先看见，那么贤与不肖的实际，难道不是早已注定了吗？孙君预先注定的声名既然如此，陆公的文章又如此，那么之宏请求我作铭，有时催促得急，有时等待得久，而我对之宏的答复，在病中迟慢、在文辞上荒疏，大概也必定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孙君娶吴氏，有四个儿子：之宏为长子，和之亮都继承孙君的事业；乡贡生之襄；有个女儿嫁给某官史弥忠。铭文说：从前虞仲，翔相继应对；王景兴、朱育接着他们，事迹光耀在史册丹青之中。越地贤才众多，有人屈居，有人伸展。可叹啊，孙君！我怀念古人。林正仲墓志铭

译我小时候嬉游时，曾住在同县林元章家。当时乡邑风俗质朴节俭，房屋财产虽已足用，元章却新建了一座宽广宅第：东面可望大海，西面环抱三港诸山；曲折的楼阁层层相接，门窗通透；外面栽着梧桐、柳树，栏边种着芍药，路过的人都侧目伸颈，流连观看。元章能够收敛自己的欢喜而把财物施散，乡里人都乐意亲附他；他的几个儿子自行刻苦琢磨学业，又聘请陈君举为老师，于是全州文士都来到这里。正仲、懿仲都考中了进士。正仲名叫颐，字叔宽，端整而有器量，朋友们都爱戴信任他，曾任罗源主簿。当地有人把死者焚烧，尸骨烧成灰末，众人主持合和，将骨灰迎风飘扬，称作“升天”，并以此认为越细碎越孝。正仲撰文禁止这种做法，修治墓穴，用砖石安葬尸骨，从此才改变了当地的风俗。有个人因刀杖伤人被诬告，罪至大辟，案件拖了两年没有结案；正仲察看此案，发现那人身上的创伤已经溃烂，且将要淹死在其中。一府官员都称赞他，调任玉山丞。玉虹桥位于市中心，毁坏已久，估计修缮费用要数百巨万，众人只是抬头观望而不敢动手；正仲亲自拿出钱来劝助，终于修成，至今仍给人便利。后来被征召任建康户部赡军库监。元章去世后，正仲哀伤过度而成病，不久也去世了。群弟环绕在旁，他从容吟诵梦中所说的话：“世道虽然衰败，道义却不会沉沦，文章创作者会兴起。”于是挥手告别，享年四十九岁。这时是绍熙元年七月丙寅日。他因致仕恩典升任通直郎，绍熙三年十月己酉日葬于北湖。夫人姓叶，有两个儿子：子真早夭，子普年长；女儿出家为尼，次女嫁给项叔益。后来，子普对我说：“我的祖父、祖母和叔父，都有当代名人为他们撰写铭文，唯独先父去世二十年了，墓铭还没有立起来，冒昧请求您撰写。”当初元章凭一己之力奋斗，终于建立了大户人家的基业；后来却抑制逐利之心，晚年尤其淡泊。正仲才华丰富而官位狭小，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可记。懿仲名渊，字叔敏，学业精深、见识广博，尤其被认为应当远大有成，但最终都只做到选人。正仲去世时，子普才十岁；稍稍长大后，他修整庐墓，开辟墓道，奇异的草在秋天仍然繁茂，美丽的楸树在寒冬仍然苍翠。他给我的书信，文辞十分优美。懿仲的几个孙子也很早慧，同时考中童子科，乡人都把这看作极大的荣耀。五十年这样久远，兴衰成败没有不发生变化的；如今他的孙辈在从前祖先垦治过的田畴间成长，长者站立，幼者仰慕，比过去更加兴盛深厚，难道不是元章喜好善行的报应，也是正仲兄弟未及享受而遗留下来的恩泽吗？唉！我已经衰老，却已经见到了元章的第四代。我的衰老不足悲叹，而元章的后代日益兴盛，实在值得欢喜。铭文说：望江的宅第，其传承永不厌弃；元章的德行，聚云的墓道，历久而常新；正仲的贤能，合在一起而长存，使后代子孙繁盛。请看这篇铭文。提刑捡详王公墓志铭

译当初，龙图阁学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还是太学生时，曾在对策中请求收回君主所授予臣下的威权与恩宠，革除秦桧蒙蔽堵塞言路的政策。天子当天就予以施行；他进入馆阁议论政事，更加无所回避。任侍御史时，他首先推荐张丞相，竭力赞成恢复故土、报仇雪耻，于是和张公一同离职。他一向怀有大节，仰慕表安、杨震的为人。当时北方遗留下来的学术风气尚未衰微，年长的学者先生还很多；有人听闻王公的声望，佩服他的作为，却没有人敢像雁群那样排列在他之后。因此绍兴末年、乾道初年，士人常常推举王公为第一。唉，富贵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能够凭借公议使自己成为当世衡量轻重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吧？王公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守持家法，忌讳听到“诗”字。继承并发扬家业的是长子兴之。他起初跟随詹事在太学求学，后来授承务郎，任建康府粮料院监、福州连江丞；审察后升任大理寺官，任司直，主管军器监簿，又任大理丞，知和州，改知光州；自行请求任华州云台观，后奉召任考功郎、捡详枢密院文字。他坚决请求离职，任提点江东刑狱，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庆元三年十二月甲申日，葬于东山。夫人姓孙，比王公晚十年去世。儿子夔，任宣教郎，知某县；虬和一个女儿都早逝。孙子某某任某官。王公年轻时就有宽宏的气量和深远的见识，厚待他人而少取于人，轻视退避而看重进取，都是天性自然如此。当时正选择婚配，詹事却考中进士第一名。乡里富户多想把女儿嫁给王公，以借此抬高自己，王公拒绝了。詹事的姑女已经长大，而且家境贫寒，王公便娶她为妻，终身尊敬爱护。按照礼法，詹事本应先任用王公，王公却说：“两位父亲都老了，请先任用他们。”詹事去世后，王公仍像普通士人一样。将要赴省试时，詹事被任命镇守夔州，王公说：“父母要逆江而上进入峡中，我怎么忍心在这里争逐名次？不参加考试了。”于是追赶他们到浔阳。金陵为留守办理丧事，商议从便门出城，王公约教授白漕说：“这是主帅，最终却没有因为正当制止无礼的过错而被流放，必然会牵连到上级主帅。”因此任满秩后只到候选。宰相对人说：“这是王龟龄的儿子，不应当屈身于铨部。”发帖让他来见，王公听说后不等整理行装便回去了。在连江任职时似乎很不愉快，有一天称病辞职离去。新任主帅恰好到任，挽留不住，便赶紧向朝廷推荐他；任命下达一年多，才督促催迫他起身赴任。他又请假一年多。后来他任司直很久没有升迁，有人疑惑而询问他，他只是笑笑。审理边帅案件时，仇家想把囚犯置于死地，恰逢将要举行内禅，诏旨催促迅速结案，王公仍像平日一样审讯上报，最终使囚犯得以遇赦免罪。他一生所做的事，大多都是这一类。周丞相罢职后，许多人也因此离去，其中多是贤士；王公曾和御史同僚写信讥刺责备这件事，因此被调出任地方长官。还未赴任，就改任浮光。王公想不去，我极力劝他，他才前往。主帅和转运使共同设置定城钱监，运送铁料、输送煤炭，成为全郡的祸患；王公上奏请求废除。后来我经过光郡，百姓对我说：“王寺丞待我们就像一家人。”又指着路旁合抱粗的树说：“这是王太守种的，如今已经长高好几尺了。”又指着城外某座桥说：“太守离任那天，我们这些人砍断道路想留住他，如今才开始修复。”他出任江东主帅，而詹事过去治理当地；番番人听说王公到来，非常欢喜，迎接了好几处驿站。王公治理江东，和詹事的治理一样，人们认为他的政事既能爱护百姓，又能除去危害百姓的事，父子二人是相同的。因此他去世时，百姓哀悼他，就像思念詹事一样不能忘怀。按照常理行事而感动人心，是人的常性；但能够自我克制的人很少。继承父亲而贤能，是人的常职；但能够真正像父亲的人很少。既然如此，王公能够遵循人们通常应当遵循的道理，又勉励人们做到罕有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贤能而值得载入墓志。起初王公奉召任审察，后来两次任郎官，都是赵丞相提拔的。赵公获罪后，门下士人往往害怕躲避，改变态度，唯独王公不因外界而改变，始终如赵公在世时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诋毁赵公的人，熟知王公平素的操行，因此不认为他是赵公的党羽。他历事三朝，虽然没有机会议论建策，但正道之学、直言尽言，从未迎合时势取容；遇到义理便勇敢发言，也不因利害而动摇。假如上天假以他官位，让他处在袁、杨二氏那样的时代，未必不能从王公身上看到贤德的表现。因此我既替王公惋惜，又对夔有所期待。铭文说：像从前的詹事，宁可成为王室珍爱的宝龟，独自行走而无人可比，成为一世人所追随的对象。到了我兴之，天生良玉，温润地成为器物，美好成全而不待雕琢。官职虽可传承，却像那昙花一样短暂；必须用义守持，才成为声名远播的家族。河曲绵延千里，长江自有记载。你的父亲已经离去，你的子孙又将继起。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

译隆兴、乾道年间，天下称颂莆田的贤人，都说是二刘公。著作郎名夙，字宾之；弟弟正字名朔，字复之。他们的学问根本在师友，成就于义理；轻视爵禄而看重出仕与退处，重视声名而轻视利势。在朝廷能尽情进言，治理百姓能竭尽力量；居家以父母兄弟为念，却不偏私自身。乡党把全州的忧患看作自身的疾病，一旦发现便设法除去。他们整饬操守，评定善恶，公正判断是非，审慎决定赏罚取舍，都可以公开昭示于当世。孝宗刚开始求治时，召二公进入馆阁；他们即使触犯皇帝也不欺骗，难以进取却容易退处，国人都尊重他们，认为这是麒麟出现、凤凰来仪。不幸正字四十四岁，乾道六年六月去世；第二年五月，著作四十八岁也去世了。四方人士互相吊唁，就像悲悼亲戚。此后四十年，讲述他们事迹的人仍然相互哀痛惋惜，不能停止。唉！难道他们内心的诚信真的感动了人们吗？士人如果不求做君子，应当看看他们。著作幼年换牙时，每天读一千字，已经能够记忆并不断背诵。同学黄刍、季野笑他说：“难道还怕这几句话容易忘记吗？”著作说：“我心里喜爱这些，诵读得越久，喜爱就越深。” 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奇异，追问他为什么喜欢，他都亲自说明了原因。二公和黄刍，大概一生都以中书舍人林公为老师。林公名光朝，是莆田人，就是人们所说的艾轩先生。正字年少时喜爱《易》，希望凭此成名成家。著作说：“《春秋》对于王介甫来说，已经把思想堵塞很久了。”因此正字改学《春秋》。绍兴庚辰年，礼部考试列为第一；此前九年，著作凭词赋列为第二。二公不专门学习科举，即使是考场上仓促写成的文章，也和论著、金石文字一样；至于《春秋》，在三家《春秋》的凡例之外另自创立新义；对《尔雅》的研究尤其精到，无人能及。著作释褐后，调任吉州司户，后任临安府教授。正值正字到永嘉迎接游夫人，著作改任温州教授。奉召考试馆职时，学士院询问荐举制度的弊端，著作对策说：“这是执政大臣只想施恩而不实行政治造成的。陈执中、章子厚，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小人，但他们尚且能够不因做官而徇私于亲属。如今若对执政大臣说：‘您是要做章子厚呢，还是要做陈执中呢？’他们就会勃然大怒；可是等到他们办事时，却有些事情连章子厚、陈执中都不会做。”学者直到今天还在传诵这段话。他被授任秘书省正字，后来因裁减员额调任枢密院编修官；母亲年老，多次请求离职，朝廷不准，又兼任史院编修官。著作说：“请求离职是为了方便私事，难道还能因此得到美好的职位吗？”竭力推辞而不就任。右正言陈良佑、侍御史周操猜想他一定会离开，便联名上疏挽留。于是授任著作佐郎。秦桧死后，高宗开放进谏之路，轮流召群臣对答。孝宗即位后，日夜盼望太平；金国议和尚未确定，内廷却设置射箭、驰球等游戏；大雨成灾，蝗虫损害庄稼，而曾觌、龙大渊倚仗声势，暗中操纵士大夫的进退，众人相互观望，没有人敢开口，即使发言也往往立即被驱逐。当时是隆兴二年七月。著作轮对时见到皇帝，说：“群臣不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臣不懂什么忌讳，只是私下对此深感愤慨。”皇帝立即变了脸色，说：“天下的事凡是可以说的，卿只管说，不要隐瞒。”他回答说：“从去年夏天到今天，已经发生两次地震，东南三地震动，最近又阴云积聚达一个月；各地水涝、蝗灾，雨中的异常尤其严重。朝廷内外纷纷说陛下应当避离正殿、减少膳食以自责，可至今还没有听到您的诏令。古代灾害发生，都是臣下替君主消除忧患；如今一两个大臣奉行这些事还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这些呢？恐怕是左右近臣盗窃了陛下的权力。况且长淮没有一名士兵驻守，陛下却亲自练习技击、驰骋马匹，难道是在为将来紧急时亲自统兵作准备吗？”阎德、陈敏近来坠马失去手臂，梁珂也摔伤濒死，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皇帝为之改变神色，于是下诏说：“政事没有修明，灾异屡次出现，江浙水涝损害秋收，朕对此非常恐惧。从八月初一开始不临正殿，减少平常膳食，命侍从官直到馆职官员上疏陈说朕的过失以及当今的急务。”著作又封章上奏说：“陛下如果召集旧日同僚谋议政事，得到张阐、王十朋这样的人才就可以了；却和曾觌、龙大渊一类人饮酒吟咏、相互唱和，对他们只称字而不称名，罢免宰相、改换大将也要等待他们发言后才决定，平正严明的法令制度、裁抑侥幸之人，都应当从宫廷内近侍开始。如今梁珂一年三次受到丰厚赏赐，另有内侍一天之内升迁四个使职，却只减少卿监、郎曹几十名员额吗？从前姚崇以十件事要求君主，说能采用就任职，不能采用就离去；如今陛下以五件事要求臣下，说不能这样做就离开，能这样做就留下。既然如此，还要大臣做什么？孔道辅首先论奏曹利用、罗崇勋，使他们罢职离去；吕诲、范纯仁竭力进谏，认为濮王称亲不可。如今像杨倓、曹某这样的人尚且被旁观而不敢议论，既然如此，还要台谏官做什么？” 他又说：“建国初年，僭越叛乱虽然平定，但人心尚未统一，因此设置巡逻士卒以广泛听取民情；有不便之处，便一概上报皇帝改正。如今只是徒然严密监视诽谤，难道能不令人畏惧吗？禹厌恶美酒，汤不亲近声色。宴饮游乐没有节制，严重时就会有放荡戏狎的祸患；临幸宠爱没有节制，最终会造成男女杂乱的灾祸。希望陛下停止以前的做法，以实际行动顺应天意，也许可以消除灾变。”奏疏送入后，他急忙请求罢职，朝廷挽留他数十次，最终任命他为湖北安抚司参议，他没有赴任。乾道三年十二月，曾觌、龙大渊出任总管，于是天下相互庆贺，而著作已经知衢州。他又上奏论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说：“君主不应向天下公开显示自己偏爱的对象，却常常禁止臣下各自偏执。”皇帝深以为然。他在衢州任职一年，政事平稳，诉讼简少，郡人给他画像并建祠祭祀。恰逢曾觌任副使祝贺金国正旦，经过衢州来拜见他，他不接纳，于是再次请求离职，改任知温州。春夏不下雨，他全家吃得很简淡，请求救济，等候命令八十多天。母亲游夫人只给他吃梅干，自己请求病退，任主管崇道观而离去。起初正字调任温州户曹，因为当年大饥荒，接着又发生大疫，正字按人口领取俸禄，把剩余的拿出来施粥，每天都有固定的数额。

译同僚、寄居当地的士人和富人争相仿效他；他们带着医生来到门前，却皱眉捂鼻，站在一旁不敢靠近。正字亲自为病人切脉、煎药，早晨前往，直到傍晚才停止；进入时径直而入，出来时徐徐而行。有人责难他说：“您这样做将使太夫人忧虑。”他回答：“这是老母亲的意思。”因此救活了数万人。他还收聚路旁被遗弃的婴儿，常常想尽办法招募乳母喂养，听任没有孩子的人选择领养。任期届满时，灾疫仍未停止，百姓都哭着说：“司户离开后，我们从哪里得到衣食？”后来著作来任太守，所以百姓仰望他也像仰望正字一样。等著作也离任时，百姓又哭着说：“上天把二刘赐给我们，却不能让他们始终留下，怎么办呢？”莆田人往来各地，必定询问著作、正字和游夫人的安否。三人都去世后，人们哭泣得都失了声。这些大概都是我年轻时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真实事情。正字卸任户曹后，请求监岳庙；奉召应对时上奏说：“陛下为什么不延揽收纳那些激愤而敢于进言的士人，却听取直率而难以入耳的话？这样也可以借此考察政事的成败得失。”因此不能留在朝廷，仍改官知福清县。福清是福州的支邑，每月被责令缴纳额外的钱，却没有经常性的赋税来源；正字把这些全部废除。又请求缓缴数月，主帅便连旁县也一并放宽；审理诉讼时，让双方当事人自行到庭，不派人追呼。市场上的食物只把价格挂在门上，百姓按价取物，把钱留下便离开，县庭常常空着。他还免除了各处的械具和拘索。当时王参政之望任主帅，自恃身份尊贵，不许属官与他行抗礼，正字以义理责备他，王之望很不高兴。任职五个月后，他因病再次请求任祠禄官回乡。第二次奉召应对时，虞丞相允文赞成皇帝谋求恢复故土，态度十分锐进，希望求得进用的人便趋向附和。正字极力进谏说：“臣认为今天与金国通和并不是失策。从前富弼多次增加岁币，如今已经减少十万了；过去两淮不许整备防守，如今江北各城增修城墙、疏浚城壕；此前江上遭受兵乱，金人还呵斥责问我们，如今沿淮分屯驻军，鼓声已经传到泗州、颍州了。金人有时故意向我们示弱，形势实在不可测量。应当选拔兵将，广泛储备粮草，责成稳重而能办事的人做好准备，从容等待形势变化。假如招募金人充任向导，借助别国军队来帮助作战，联合中原各地响应，兵力未必需要很多；只要取得敌人的储粮，粮食也不必太多。凭借虚浮的估计贸然行动，过分筹划推测，将有临危失去根据的忧患。这就是所谓把天下的命运押在一次行动上。”皇帝悚然，不再试行此策。当时授正字官职，士人没有不向往恢复的。朱元晦也认为君主的义务在于报仇雪耻；他在李德远那里遇见著作，坐下议论此事，著作不赞同他的看法。后来朱公说：“竟然成了宾之和德远夹攻我。” 德远，就是吏部侍郎李浩。正字又说：“归明人应当分散安置在各州县，不应聚集在京畿。”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疾病再次发作，他请求担任福建参议官，走到信安的驿舍便去世了。唉！二位先生的道术，正是所谓忧虑天下的危难而忘却自身，谋求国家的便利而不以自己的安乐为利的吧？著作郎从温州回来后，病情稍有好转，莆田又遭遇大旱，便亲手拟定十多项救荒措施，率领乡人实行。招募潮州、惠州的米商，禀告太守免除运输中的四成费用，使米粮聚集到城下，郡中因此没有发生饥荒。莆田的稻米有六万多斛，建炎年间盗贼兴起，漕运司计算军粮后还剩二万五百斛，便把它运入福州；从此莆田的余米又增加了四次征敛。著作郎出任湖北，向朝廷申诉，请求免除其中一半，却仍未停止请求；宰相把他的奏书放在衣袖中带进去，最终全部免除了。正字曾经经过秦溪，遇到有人死在道路上，便停留在那户人家很久，为他买棺材收殓并埋葬，然后才离去。经过剑津时，看见有船翻覆，便大声呼喊，解下郑夫人发髻上的金饰来救人，终于使他们获救。平日有人在黄昏后敲门求宿，他便留人住宿，给他们舂米做饭。二位先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显著还是隐微，大致就是这样。他们常说，和朋友共同居处讲习，是古今最大的快乐；又常说：“天下是极大的，千年是极远的，唯一不可一日缺少的，就是公论。” 朋友群居，敬畏之心由此产生，公论也由此发出。在穷山中度过漫长的夜晚，围着篝灯共同交谈，常常听到钟声还没有停止。去世时家中没有留下财产。著作郎前后两位夫人都是林氏，儿子叫弥正，官至朝请郎、淮南转运判官；弥恭、弥邵；女儿嫁给郑其卿，另有林尚之，其卿所任官职为某官。正字的郑夫人生了三个儿子：起晦，官至朝奉大夫、秘书省正字；起世，官至迪功郎、南海县尉，二人都已经去世；起元，官至某官。大概著作郎止于承议郎，正字止于奉议郎，而弥正、起晦、起世都考中进士；起元，则是起晦任大夫时所任用的人。孙辈有瀛、箎、镇、庆、洪、合、鼎；正字则是希醇、希道、希谦、希深等人的祖父。我小时候侍奉二位先生，后来和弥正成为朋友，而起晦又确实与我同年出生。弥正说：“我的两位父亲有您来撰写墓志铭，真是幸运。”我患眼病昏眊已经十年，不能作文，唉，真是悲痛啊！二位先生去世时，艾轩先生替国家接受吊唁，蘸笔之后不忍心撰写铭文，一直拖到现在。难道我又怎敢越礼代作呢？虽说如此，艾轩先生之所以不忍下笔，是因为悲痛到了极点；悲痛而且深远，若他们的德行将要湮没，便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了，而我又怎敢忽视这件事？每当我想到绍兴末年、淳熙末年，像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以及刘宾之、刘复之兄弟等十多位先生，他们的官位虽然屈居低下，但他们的道义却得以伸张；他们虽然身死，但言论却得以树立。他们的好恶相同，出处一致，在任用、罢黜、进退、取舍等方面，必定能够统一自己的志向。他们就像在四通八达的大路旁标立的直木，是后辈所仰望并愿意跟随的。著作郎担任温州教授后，正字也接任学事；于是本州士人披山穿谷，疏浚泉源，使水流通达河川。如果他们还能因此有所闻名，那也是二位先生的力量。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如今已经老了，又怎敢忘记呢？于是作铭说：范是曾祖，愿是祖父，显考名炳，三代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府君将要去世时，有一道彩虹突然出现，升入堂中，绕着几案，像绶带一样，首尾蜿蜒。二位先生的文章，是文字符瑞；既有孝行又有德行，以言论、谋略辅佐朝廷，共同侍奉阜陵，竭尽忠诚和爱戴。‘朕乐于听取过失而不进谏，还等待什么呢？’应当像琢磨玉石一样修治自己，像墨线约束木材一样自我规正。治理烦乱，除去迷惑，以道义使之弘大。滋味虽苦却绵长，言语虽甘却带刺。那是什么人呢？若只想苟且逃过朝夕，怎么能够如此？元凯已经到来，舜便和谐地弹奏琴瑟；伯夷、叔齐称许他们，这一直流传到今天。在寿溪的原野、土囊山的下面，墓中的楸树彼此扶持，百世之后终归同样化为尘土。我为他们铭刻这首诗，古人的事业不会止息，希望后来的年轻人听到这种遗风而奋起。夫人徐氏墓志铭

译当初我进入太学时，和信安人刘必明在值班的官舍相会。刘必明刚刚脱去布衣取得官职，饮食时低头弯腰，双手交叉，低着头，神情小心谨慎，姿态极其谦卑。我很疑惑：士人刚刚得到官职，为什么就故意屈身作出这种样子呢？后来我在荆州，刘必明任博士，间或带着儿子克勤和我往来；面对风中的蒲草、霜中的芦苇，淡淡地交谈，常常一谈就是一整天，他比在值班官舍时更加谦卑。我仍然怀疑他是在自我抑制以求进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这样，并非出自本性。几年以后，刘必明任湖南县令，政绩卓著，举荐的名额也足够。有一天，他拿镜子照着白发，慨然叹道：“这难道是改任官职的时候了吗？”于是辞去职务。后来我听说此事，感到十分惊异。经过信安时，刘必明到客舍迎接我，仍然像过去一样谦谦下士。从这以后十年间，刘必明给我的书信没有中断，但他却越来越谦卑不止。唉！一个人若表现得高傲而不明白进取之道，反复招来污辱，却凭浅薄的疑心去猜度别人；到这时才知道刘必明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克勤对我说，徐氏的贤能又有特别之处。夫人是衢州龙游人。她小时候天资巧慧，嫂嫂教别的女孩子做极其奇巧精致的物品，在裙衫之间传看玩赏，并对夫人说：“你的技艺能不能达到这样？我将把它输给你。”夫人只用一夜便把物品做成了，没有人能看出这是两双手做出来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准备把她嫁给姑母家一个富有的儿子。夫人惊讶自己还没有服丧，询问得知缘故，便号哭悲恸，昏死过去，过了很久才苏醒；家里于是停止此事，再也不敢提起。服丧期满后，她的兄长仔细察看她的心意，夫人说：“做富人的妻子，我不愿意。”刘必明便派人来下聘。订婚以后，刘必明忽然暴病，不吃东西，瘦得像柴一样，亲戚都替夫人担忧。夫人说：“既然已经许嫁，生死都要跟随我的丈夫，还能说什么呢？”刘必明十分贫困，和弟弟约定经营生计，自己远行在外；弟弟有多余的粮食，便分到别的村子去，留下夫人在破屋中，只有一个婢女相依为命。夫人照常织布，并给丈夫写信说：“有一株柿树，绿色的树荫布满窗户，这是[缺字]母亲的思念。”刘必明曾经把白金交给她，夫人问这些钱从哪里来，[缺字]请以某件事验证，并把它作为答谢；夫人大怒，把钱扔在地上说：“我以为你廉洁，怎么竟然这样，赶快准备让我回去！”她将要回去时，刘必明拿出自己的书信，说明这是教书所得，夫人才作罢。这样看来，刘必明以谦卑成就了自己的高尚，夫人以刚强辅佐了他的清廉，这对夫妻都是一世的伟人，值得敬佩。夫人于庚寅年十二月去世，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西安县浮石乡港桥。克勤自立以后，尤其苦于未能侍奉夫人，却独自记下她的言语和行为，说：“恐怕不能流传下去。”铭文说：丈夫勇于退让啊，妻子刚强贞洁。德行既然相同啊，寿命本应相等。凤凰已经飞逝啊，凤凰悲鸣。把铭辞刻在幽冥之中啊，以此慰藉你的感情。《水心集》卷十七，宋代叶适撰写。墓志铭 蔡知阁墓志铭

译公姓蔡，名字叫直之，字必胜。他的祖先从莆田迁来，后来成为温州平阳人。曾祖父名岳，祖父名钦，父亲名蔚，获赠官职武德郎。孝宗即位时，公以武学进士身份参加对策，取得第一名，被授予江东将领。按照旧例，将官拜见统帅，都穿小袖衫在庭下行拜礼；到了公这里，却独自穿着袍服、执着笏板，肃然作揖。统帅于是请求以宾客之礼接见他，又召见审察枢密使，想任命他为学官，并且向公表示了这个意思。赐公对此感到羞耻，以有病为由推辞，出任东南十一将的副职。捕获茶盐盗犯，按规定应当受赏，公却不为自己申说。朝廷召他考试，任阁门舍人。曾觌掌权时，希望公前来拜见自己，因此故意召集众舍人饮酒，却总是更改会面的日期。同僚多次催促公，公都不肯前往。后来得到召对的机会，他陈述六件事，经过了很长时间。皇上反复诘问，公从容辩奏，亲手写成的奏稿交给外廷，其中许多意见都得到施行。任澧州知州时，母亲去世，他没有赴任。任邵州知州时，他论述选择方面大员的人才以及天下大计，孝宗尤其惊异，说：“看了你的一篇表文，前程不可估量，努力吧。”皇帝命周丞相留下公担任馆伴，公辞谢。到了郡中，他说：“本州每年从总领所领取钱八万；溪流险恶，船只破败，诏令改用银两。”他在邵州任职两年，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邵州人请求再留他一年，并刻碑记载他的政绩，公都加以禁止。后来他回任光州知州，还未到任，光宗召他重新担任阁门舍人，升任带御器械。不久，武德郎去世。皇上多次询问蔡某何时服丧期满，召他再次担任带御器械。当时带御器械的名额已经满了，公便辞谢。诏令让他以员外身份供职。光宗还在东宫时，听说公不肯拜见曾觌，便对宫僚叹息说：“优秀的士人很难得到。”退朝后，他常常用目光招呼公；那时公正从邵州回来。光宗开始参与处理政事时，在议事堂见到公，对他说：“你先前在阁门时很有人称赞，如今离开那里多久了？近来还好吗？”这时公第二次担任舍人。知阁门事出现空缺，朝廷将任用公入执政，急忙召来刘敬授予此职。皇上对此一直不高兴。到这时，朝廷终于召公主持阁门事务，公以此前不用士人为理由坚决推辞，皇帝不许。孝宗去世，光宗患病不能主持丧礼，太皇太后命今上即位。今上再三推辞躲避，公与同列韩侂胄扶抱他登上御榻，二人泪流满面，庭中之人都惊惧不安。公出任池州知州时，建德县押解十名自称冤枉的强盗囚犯前来，公对此产生怀疑。官吏争着说案件已经审定。公查看案卷，发现有一个弓手因其他事情与他们一同被拘押，囚犯姑且自诬服罪，只希望尽快见到太守。公急忙把他叫到屏风后，屏退旁人，对他说：“你知道真正的盗贼吗？赶快把他们捉来，会有重赏。” 盗贼果然被捕获，共十人；那名弓手哭泣拜谢后离去，人们都认为公如同神明。后来调任楚州知州、北神镇一带，那里年轻人以劫掠境外为业，前后都无法禁止。公每天给他们钱粮，按什伍编制加以侦察；又利用其中的豪强担任总首，每十天考核两界，使地方安定。有个效用张焕聚集人众渡过淮河，自称元帅，图谋夺取桃园寨，边地百姓凶惧不安。公发布文告，故意让人不知道真相，同时暗中设置计谋，俘获张焕带回，将他斩首于市，然后才上报朝廷。各位将领都叹服，自称不如他。公升任庐州知州。公掌管方镇以后，经过长久谋划，议定在今新城、斗梁、月城之间合并修筑城防，使之相连，开建两座水门，增建康戍军，并迁移其家属，使他们不再轮番戍守。疏浚肥河，修筑巢湖西口的闸门，以便漕运；又在巢湖制造战船，把愿意充任水军的湖民登记在册。湖中有孤姥山，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据守；于是聚集干道中的人建成寨屋五百间、敖仓七十座。如今这些设施逐渐废弃，但两淮的民马仍可供官府使用，直接听任其自行养育，每年大规模检阅并赏赐激励他们。朝廷的议论相持很久后才实行，而公已经回到家中去世了。合肥的桩积钱有七万，准备应付非常情况；朝廷认为统帅会侵吞挪用，便把这笔钱移置漕运司。公说明这是自己节省郡中费用另行储存的，后来储备反而超过原数。金国有个叫杨桩的人，多次到光州献上攻守策略，实际上是在窥探我方防守情况，官府却没有察觉，反而每次都上报朝廷。公上奏请求把他拘留在内地，朝廷采纳了。公被任命为吉州刺史，提举崇道观。朝廷将任用他为扬州知州，任命诏书即将下达。嘉泰三年八月甲寅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开禧元年闰月壬午日葬于瑞安县灵峰寺后山。妻子杨氏，封为宜人。儿子仪，官为保义郎、新华门看班祗候；任，官为迪功郎、江东安抚司干官；信，官为承节郎、新华门看班祗候；俦，官任某官，女儿嫁给吉州教授徐泾。先后共有孙子六人、孙女五人。公治理政事，寻求百姓疾苦，审察郡中的利弊，分条规划兴修废弃事务，前后都很有条理；从来不树立自己的名声，收取财物后常常把余下的分给百姓。每逢年节和寒苦时节，便赈济那些特别贫困、不能自行谋生的人；亲自到学校考察督促诸生，劝导教育合乎义理，士人因此受到激励而奋发。在庐州封土修整马亮、包拯的墓，依墓建立祠堂。赵立、魏胜在楚州战死，他修整二人的坟墓和祠庙，用公田收入供给祭祀。徐谊的儿子徐宜是公的朋友，因获罪谪居南安。公当时镇守池州，准备请求任宫观官、领取俸禄回去，为徐公奉养他的母亲。徐公惊叹不已，坚决阻止他。四方有名望的士人被排斥在家中，公不论亲疏，都前去慰问，没有一年空缺。大概公以忠孝激发刚毅，以慈良成就周密明察，所以他所建立的事业都能抓住根本，即使细小之处也都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只是我没有全部写下。此外还有一件更重大的事情。绍熙初年，光宗已经身体不适，虽然仍然临朝，但病情迟迟没有平复。外廷不知道内情，多次进谏说皇上应当依礼到北宫省视问候。奏疏堆满案头，有的甚至直接指责皇上；皇上宽容优待，没有因此发怒，但也不能采纳。此后朝廷内外的讹言纷纷扰动，没有不讥讽、指责皇上不过宫的，甚至群体性地……有人相互带头拉住皇上的衣襟哭着说：“寿皇已经去世，陛下应当登上车辇出去，随即到福宁殿，不能退回。”皇上也哭着说：“这不是你们应当去的地方，赶快回到内宫。”衣袴的缝边都被扯裂了。有人责问宰相：“皇上有病已经很明显了，父子相见，应当等病痊愈。您不把实情宣布出去，使臣下轻率议论君父，这可以吗？”宰相怅然说：“您大概还不了解。皇上确实有病，但又忌讳说自己有病，每天仍照常临朝，这正是病情造成的。而且臣下没有自行把皇上有病的名声加在皇帝身上的道理。”不久孝宗病重，皇上在宫中穿上丧服，内外的讹言更加厉害；有人说某将领已经奔赴，有人传说某军私下聚集哭泣，大体上都违背事实。前后有几名朝士暗中逃走，私下带着家人离去的更有很多。近幸和富民争相把贵重财物藏在乡村房舍中，城中人早晚都不得安宁。又有人责问宰相：“皇上即使有病而不能亲临丧礼，也无法向天下交代。”

译如今嘉王已经长大，如果预先建立储君并让他参与处理政务，那么疑虑和诽谤就会消除了。”宰相又怅然说：“从前曾经有一封草拟的奏书送下来，内容谈到储副之事。我把它放在袖中带进去请示，皇上变了脸色说：‘储副不能预先建立；一旦建立，就是要取代我。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话是荒谬的罢了。’然而后来试着联合众人上奏请求，皇上再次答复说：‘很好，我想退居闲处已经很久了。多次请求召见奏事，却没有得到许可，忧惧无从排遣。’公从争论过宫之事开始，到孝宗去世，白天不吃饭，夜里不睡觉，私下想道：‘梓宫没有主人，而皇上的病又不痊愈，请求建立储君也没有获得许可，计策将要穷尽。倘若禀告太皇太后，便立元子代替皇上主持丧礼，同时奉养皇上治病；这件事难道能够只和知枢密院赵公汝愚来往商议决定吗？’当时韩侂胄也在阁门，公一向与韩侂胄交好，便说：‘您是太皇太后的外甥，我想带您到赵公那里去。’韩侂胄知道他的用意，答应了。公于是带着韩侂胄去见赵公，向他说明情况，于是得知省关礼仪，便禀告太皇太后。赵公又约工部尚书赵彦逾，告诫郭杲，整饬宿卫；起居舍人彭龟年通知嘉王府准备出发，一切都安排好了。五年七月甲寅日举行禫祭。当时台谏官中有些人待罪城外，孝宗去世后不敢再入城；学官也要等祭祀完毕便归隐乡里。太皇太后于是召宰执来到帘下，传诏说：‘皇帝的疾病直到今天还不能主持丧礼，自己想退居闲处，这是他的亲笔。’ ‘嘉王可以在重华宫即皇帝位，亲自举行丧礼。’百官哭泣拜谢，起身时今上已经即位；天下重新安宁，正是因为公本来把韩侂胄带到赵公那里共同定策，终于立元子为帝的力量。后来韩侂胄倚仗功劳而专横放纵，树立党争之说来倾陷异己；当时又因刘弜任知阁门事而在内心嫉恨公，便胁迫劝说韩侂胄：“蔡直之向来厚待各位名士，如今在内参与机密谋划，在外扶持正直的舆论，这对您不是好事。”韩侂胄从此疏远公，把他调任池州。公叹息说：“我受到了太上皇深厚的知遇，不幸太上皇有病，国家将要在顷刻之间改变，而我却被判出此职，这就是我的报答吗？事情既然已经安定，为什么还要妄自区分彼此呢？”灾祸现在已经开始了，公赶快离去，闭口不再谈论过去的事情。韩侂胄果然制造流言中伤赵公，赵公被贬，死于衡阳。不依附他的人，全都以赵公党羽之罪受牵连。韩侂胄自任太师、郡王，擅自掌握国家命令，隔绝卿相，而公接连出任外州刺史，默默地去世了。悲痛啊！公不夸耀功劳，不追逐私利，可以说是近于完美了。然而，把建立君主看作困难的事情，即使通晓百世之理的人，也仍然会觉得困难。所以我不敢遗漏这段事，留待信史评定。铭文说：“当年孝宗重视武科，蔡公当时首先应试登第；品行宽厚善良，不逞强粗暴；内外经历都极为特殊；统领宾阁之前，历来没有遭遇危疑。” 等到伟大的谋略上达天听、皇帝登基时，公亲手扶持他走出三州；他自己戏言此行轻快而去，谁又会特意把它写在万山之中？林集、乌禆斯，今天振兴了古来未有之事。徐道晖墓志铭 徐照，字道晖，永嘉人，自号山民。他酷爱苦茶，胜过糖蜜，亲手煮茶，亲口品饮；无论何时都上下山水，穿行幽谷深处，舍弃白日而留宿夜间，搜寻山水的佳胜之处，向人铺陈讲说，简直和爱好美色没有不同。他有诗数百篇，构思尤其奇特，都是横空绝起，如冰悬雪跨，使读者惊跃战栗，点头吟咏赞叹而不能自已；然而并没有什么奇异的言语，都是人们所熟知、却未能说出的话。大概魏晋名家多发抒高远兴致的言论，很少验证切近事物的实际；到了沈约、谢朓，永明体兴起，士人争相仿效，初时仍很艰难，有人偶尔只作成一联，便已经闻名当世。把十多个字组织起来，使五色鲜明铺陈，又使音律彼此协调，难道容易精工吗？所以善于作这种诗的人，从心中取得成意，寄托美感于事物，融会一种法则，包容万种形象；即使豨苓、桔梗之类，时时用作药物，也无不依着节拍相互应和。君尊臣卑，宾客顺从、主人和穆，就像弹丸投入弹丸盒、箭射中靶心；这就是唐人的精妙之处。然而厌恶这种诗的人，说它纤碎而妨害大道，放纵而扰乱雅正；至于宫廷设置九奏，广袖大幅，却反而把浮泛的声响误认为宫商，把布缕缪组当成刺绣，那就失去了诗所以成为诗的根本。这样说来，发明今人尚未觉悟的机理，挽回百年来已经废弃的学术，使后世再谈唐诗从你开始，不也是词人墨客的一大快事吗？可惜他崇尚的诗还没有达到开元、元和盛世的境界，而他已经去世了。与他同作唐诗体诗的，还有徐玑，字文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紫芝集》常由朋友出资为他收殓并安葬在塔山林额两村之间。嘉定四年闰月二十三日，距他去世四十五日。铭文说：诵读他的诗，这个人还在吗？身可以消灭，坟墓却不能没有。运使直阁郎中王公墓志铭

译公姓王，讳文礼，字立之。我已经替他的哥哥兴之写过墓铭，家世说得很详细了。兴之是公的哥哥。当初，公由太学生因詹事的恩典补任承务郎，监理湖州乌青镇。有个医生善于配制药方，因为获得赐带，待遇如同从官，属吏都怕他。圣节宴会上，他的座次在卿监之上。公依照法令把他的班次降下。又有人控告他扣留别人的子女，公夺取这些人并把他们还给百姓。医生气愤难忍，依仗其他势力摇撼公，便竭力请求离任，公于是改任泉州惠安丞。当时禁止私设庵寮，有一座壮丽房屋号称弥陀庵，主持僧人倚仗郡将请托，谋求奸利，公将他捕来，当场拆毁撤除。太守恼怒，盘问他，声势莫测；公从容陈述实情，太守因此敬重公，推荐他的贤能，升任军器所干办公事。任期届满，四川统帅征召他为钤辖干官。兼任制司时，眉州有豪强王姓者收养族人的儿子；族人是大官，便让孩子冒用自己的户籍。不久，养子对族人之子说：‘户籍上的财产都是我原来的东西，你却一文钱也不给弟弟，我要告你。’这样二十年间三次获罪。公叹道：‘世上哪有携带巨额财产而把孩子过继给别人，还怎么会有不同户籍？’于是把财产分成两份，他的哥哥才服气，来到公处道谢；整个四川都传诵此事，认为公很有名声。后来改授湖北营田干官。泸州统帅张孝芳被杀，贼党中许多人免于死罪而被配流，经过江陵时，公请统帅上奏朝廷，依法判定他们的罪行。庆祝节日的礼仪结束后，属吏按照惯例报告说，山棚可以留下，元宵节张灯时正好使用。公说：‘年成不好，百姓将要挨饿，难道可以预先安排宴饮游乐吗？’竭力劝阻。恰逢公再次被四川统帅征召担任机宜文字，将要为他饯行，公说：‘山棚还在，我不敢离开。’统帅立即命人拆除山棚，然后公才赴任。人们因此都称许二人的贤德。吴挺死后，光宗久病不豫，朝廷没有派遣替代者。有人说：吴氏世代守卫四川，所以称为吴家军；暂时应任用他的子弟，等待朝廷命令，否则恐怕发生变故。不久，接连几位代理者到任，军中也都死去，四川人更加恐惧。只有公坚持认为不可这样做，再选李世广代理；又过了半年，朝廷才任用张照，并让李世广担任副职，众人才安定下来。公被征召为黎州知州。西南夷曳失索联合青羌、吐蕃五部，一起反叛。公严厉责备诸将说：‘你们常常挑唆蛮族使者叛乱，想从招降中谋取私利，所以边患屡屡发生。把最严重的赵鼎、魏大寿弹劾罢免。’又提拔义勇军正将杨师杰，委托他讨伐贼军。大渡河边有个聚落叫三村，居民一百多家，向来充当羌人的向导，为贼军提供资助，使他们入侵。公诱导他们投降，把他们迁往内地。邛部川的王者在各羌部中势力很盛，有一座女儿城，贼军借它出兵。公向他说明叛逆与归顺的利害，他愿意帮助王师，曳失索的势力开始分离。然而曳失索仍率数千人包围安静寨，公重赏招募勇士，内外夹击，大败贼军。斩获了贼军，缴获粮食和兵器，得以免死的人有十分之三四。诸将想乘胜渡河，公制止了他们。曳失索请求按照过去以财物买和平的旧约，得到犒赏后投降，公不答应，说：‘你如果能收拢军队向东退走，我是否可以宽免你的死罪？现在只有交战一途。’公在安静新寨、旧寨之间选择险要之地，修筑良溪寨，并查看两寨的缺口，加以修补完备。过了一年，曳失索悲切地请求投降；这时公已经调任常州知州。公替他在朝廷接受礼仪后，径直离去。曳失索哭着送他说：‘我是因为安抚使的恩德和威信才来投降，如今我将归往哪里呢？’公安慰并遣送他说：‘你只管驯服于王化、平息事端，不必再有其他忧虑。’从曳失索叛乱到归服的两年中，公把事情的始末处理得精细周全，没有错失时机和权变；现在只记述其中大事如下。常州有一件案件，有人亲手杀死雇主及其家中数人，又焚烧住宅，州府因没有证人证据而上奏裁决，公立即依法写成驳议。公在常州，就像詹事治理鄱阳一样，以明辨义理、敦厚风俗为根本，减少争讼；积压的案件像山一样多，他都一一作出裁决。任期将满时，天旱无雨，公上疏说，救荒没有比预先准备更好的办法。绍熙末年耗费数十百万，而百姓仍相继饿死，正是因为施行得太晚。公又禁止粮食出境，哪怕只是越过州界也不允许；即使贵家护送运输，上级督促发运，他也一概不听。这一年田里连禾秆都没有，百姓的粮食却仍然够吃。朝廷命公留下来，统率将士继续实行这些措施；不满意的人排挤公，最终使他被罢免。起任德安府知府，改任太府丞，授考功郎。他提出磨勘法：文臣四年、武臣五年才起算办理，必须从第五年或第六年的某一天开始。然而有人任职四五年便按一年计算，年满六十九岁时才算五六年中的一天，结果反而不能在此后任职。这不是天子优待臣下的办法。于是请求限定在每年年末办理磨勘，直到今天仍在实行。出任江东转运判官，约束浮滥、收拾遗漏，不久积存钱三十万缗，另行收藏以备非常之用。他为辖区内受损的积欠减免每月解送的钱粮，赈济广德饥民，宣州、南康修学养士的费用也都从中支出。严办吏员而宽待百姓，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随时按照情势纠正裁割，风俗大为改变。加直秘阁，仍任转运判官，因病请求主持冲佑观而归。到达兰溪时，开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去世。此前几日他还写信给我讨论政事，我一点也没有怀疑他有病。十二月辛酉，葬在白岩。宜人万氏先去世，续娶张氏。儿子仲龙，迪功郎、江淮宣抚司准备差遣；曰驿。某官骕；两个女婿是朱蕴厚、薛师谦。公果断刚烈，任官遇到政事，凡是法理不顺的，便直上奏疏加以治理，如箭离弦、河水决口，没有人敢触犯违逆他。只要认定自己的志向，即使面对雷霆之威也独自坚持，仍然当面指责而毫不隐讳。他在荆州对我详细谈到詹事绍隆年间的忧劳和忠虑；当时正邪、贤能与不肖，他全都记忆清楚而没有遗漏，能够懂得兄长的意旨并在行事举止中贯彻，步调像一个人，尺度像一只手，充实到本性之中，推及古今，少有不合之处。嫉恨公的人却说：‘这不过是一家人的政事罢了。’我从前到泉州时，距离詹事已经三十五年了，那里的人仍像当初一样思念爱戴他。到了浮光，我又亲眼见到兴之留下的遗迹。后来公代理阆州，突然离去；离开常州后又再次游历，当地人为他画像立祠，刻石纪念，满城百姓出城迎送，扶持船只，前后不断。一家人的政事，怎么样呢？那么，做公的子孙的，都勤勉于自己的事业，都遵循他的教诲，使百姓世世代代受到恩惠，都说‘一家人的政事’，不也是很好的吗？铭文说：仁与智同出一源而施术不同，盐与梅味道相同而物类不同。伟大啊！立之以刚强著称，而听闻他的资质又以仁厚为本；承继兄长的温厚，如高山千寻、洪流万里。他不以清谈著称于自己所做的事，既没有外在声色的炫耀，众人不要没有缘故地向他咨询。后来仍有人尊崇、祭祀他。陈叔向墓志铭

译叔向名葵，姓陈，处州青田人。父亲彦成，宣教郎，退休。叔向考中进士，任莆田主簿，代理县尉。盗贼被捕，按法应当改任官职。叔向叹道：‘那个人犯了罪并且将要处死，难道我要从中获利吗？’主簿依据旧例，掌管僧人的租税。僧人送来的簿册上记有固定米数，囊山一寺达到六十石，主簿便收取这些米。叔向一概扫除断绝。任婺州教授时，教官每年从学校收取钱米，又从东阳县收取数百千文的职田收入。叔向把这些另行收藏，用来为诸生购买书籍，基本都具备了。后来又任南外陆宗院教授。赵丞相任福州知州，叔向认为赵公还没有明白治道，便指陈告诫，写了千余言，并劝诫他不要沉溺饮酒、装饰游乐。赵公惊醒地接受规劝，推荐他接受审察，授任淮南运干。当时正商议修筑石梁、瓦梁堰，叔向说：‘如果现在果真实行此事，那么滁州、和州会被水浸淹而失业，濠州、光州、安州、丰州又会怨恨不保护六郡；事情关系重大、边防也会受到损害，应当另寻办法。’于是运司交付的财物将近一半被搁置，而金主最终去世。金人要求叔向改穿服装，叔向停留不渡淮河。有人劝他姑且听从，叔向说：‘漕运文书现在只要求输送银绢，并没有涉及吊唁抚恤。如果一定要改服，必须奏报朝廷。’金人不能强迫他，最终他仍穿常服完成使命。任平阳县知县时，那里号称事务繁剧。叔向以极其真诚的态度治理，处理事务恰到缓急之间，官吏和百姓既敬畏又爱戴。绍熙五年正月五日死于任上，享年五十六岁。夫人洪氏在其后十四年去世。儿子志仁、志义；五个女儿已经出嫁，分别嫁给乡贡进士洪纬、康伯起、太学生刘之、海之；海之死后，女儿改嫁迪功郎、监海盐买纳场席葆。庆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在永嘉县三洲台湖山。干道、淳熙年间，求学风气日益兴盛，士人跋山涉谷，自力于善道。叔向做官不希求荐举，有人荐举他便推让给同僚。他侍奉父亲孝顺谨慎。宣教郎病时，他几个月不解衣睡觉。兄弟相亲相爱，家门内和谐欢乐，没有疾声厉色。祭祀宗庙以长子为主，合族以宗法相聚，行义修身，内外都完美，真是一个乡里的和谐景象，具备吉人良士的实际品格。叔向既然和魏益之交游，常常遗憾自己心志昏暗、无所明辨，记忆繁杂、不能依赖。益之便教他完全抛弃心中所执，独立站在万物的根本上。不久，他忽然大悟。洪纤、大小、高下、曲直，全都仿佛有所看见。从此他以老师的道理归向益之，并且怀疑吕伯恭只是诵书很多，朱元晦修习的方法也不能治病。当时吕公已经去世了。朱公虽然在学说上与他不完全相合，却看重他调直坦率、没有隐瞒。士人中有想取得叔向这种境界的，朱公一定让他们前去跟从叔向，说：‘这样可以少犯过错。’从前孔子说‘心中愤懑便启发他，心有疑惑便开导他，举出一端，他就能推知三端’，孟子也说‘充实人的四种善端，便可以达到保全四海’，往往接近于今天所谓的觉悟。但所谓觉悟，仁必有方法，道必有等级，没有一经到达就能全部获得的。一经到达便全部获得，是庄子、佛氏的妄说。叔向打开了蒙昧之人的锁钥，游心于广大境界，却常说用功越来越难，进道越来越远，古人今人都不可轻易评论。他励志勇猛，大概正因为不以觉悟自满；若益之不这样，只守着自己的觉悟，那么百圣人的门庭就空虚了。然而要列举叔向与老师益之不同的地方，益之也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两位先生去世后已二十年，我也衰老多病，追念往事，悲慨不止。铭文说：处身卑下而行为高尚，言语简约而意义丰富；经学修养明达，表里纯正茂美。像美玉精金一样，应当陈列在清净的宗庙中。这是赵公推荐叔向时所称美的地方；叔向那样规劝赵公，赵公又那样恭敬听从叔向。唉，能够用功而使名声显达，是有道理的。黄子耕墓志铭

译子耕名𤥶田，黄氏自金华迁到分宁，到本朝已经成为豫章的著名家族。给事中黄廉是曾祖，户部尚书黄叔敖是祖父，朝散大夫黄壄是父亲。太史黄庭坚，字鲁直，是从祖。天下人都尊崇太史，海外异域也都称其诗为江西诗派；因此黄氏不只成为豫章的名门。子耕清澄润泽、明净透彻，平素服饰整洁雅正，纤尘俗气都不能沾染，挥去一切界限；人们说这是唤醒了鲁直。读他的诗词，如同走进幽深的草木丛、超越高丘和天地，奇特旷达、如风露般清新轻灵；又有人说这些境界不是子耕所能达到的。其实只是鲁直遗留下来的墨迹散落各处，还没有收拾干净罢了。子耕不依仗家学，长久跟从郭子和、朱元晦学习。所交的朋友虽然都是杰出人士，却都品行笃实、言语诚信，步步遵守规矩，从不放达纵逸、恣意旷荡而没有准则。因此子耕早年便在江西声名很重，调任瑞昌主簿，监理文思院。天子郊祀拜见上公，貂蝉冠服久远暗淡，大礼事务因此受到惊扰，主管事务的人把过失归咎于子耕。子耕拿出祇候库的文书，指着说：‘这里从未批准重新镀饰，又到哪里去取得金子呢？’主管事务的人恼怒说：‘监官无能，是属吏自己修饰的。’ 子耕笑着说：‘大臣庄重地整理冠首，是为了表示敬天。如果只知道陪备礼仪，难道能够胜任吗？’主管事务的人认为他是在戏弄自己，更加恼怒，盛怒之下准备弹劾子耕。有人说：‘他以礼敬重大臣，你却以谄媚对待大臣，这可以吗？’主管事务的人惭愧而停止。此前，湖北安抚使章森推荐子耕担任职事官；前宰相赵雄任洪州知州时，又和转运判官林湜共同推荐他。到这时，给事中、中书舍人和侍从官又交相推荐。权要想让自己的亲信招他，他不肯前往；正因他任芦阳县知县，于是授予他堂除五溪的职务。当地猺獠各族相互逼迫，杂处耕作，省地上的势力各自为政，县官不能控制。朝廷命子耕陈说诗篇加以劝导晓谕，遇有公事便约定期限，事情缓急都能随时办理，像一家人一样。监司又争相推荐，朝廷评定他的政绩，子耕很快授任处州通判。经总制所收的钱有定额却没有实钱，每十份只能收到六七份；每年三月，右曹按户籍核对，有展期、减免、磨勘的条文，民间称为‘殿最纲’。按此法必须执行，通判便用卑下的言辞借取系省预先征收的牙契钱，因此常常被评为殿。子耕恰好使一郡实行成赋法，对应当纳入经总制的钱，在十年中酌情收取，暂缓免除欠负，使钱额平均，所以旧有弊病全被革除，改评为最。两浙荐举士人，又把子耕列为第一。他先后主管官告院，任大理寺簿、军器监丞，一年中升迁三次。贤良之士都高兴地说：‘他将要被重用了！’但子耕心里并不快乐，有时漫步西湖，头戴莲叶，靠着船边击水，感慨叹息道：‘我过去在南北二山之间时，一山一水一石，没有不亲自题评品赏的。如今却没有清幽的意味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年老了吗？还是市朝和山林本来就彼此相违呢？’于是以贫困为由请求离职，任台州知州。又过了一年多，他以堂弟去世为由请求归家，为堂弟哭丧。议论他的人很怀疑他过于迂阔。子耕请求不止，任袁州知州；路过抚州时，因弟弟去世悲哭过度而得病，便辞去职务。几个儿子送药给他，他不肯服，只勉强依照丧礼行事。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拍床呼喊：‘可以走了！’夜漏已过十刻，亲手写下一个‘起’字，让烓扶掖着坐起来，过了很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嘉定六年二月丙申，葬在分宁县双井。夫人吴氏。儿子烓，是国子监进士；整，字子耕，子耕去世后二十日也去世。女儿在，嫁承事郎、监隆兴府苗米仓赵崇斌，先于子耕去世。孙子叫鏶。起初子耕得到台州知州的任命，了解他家世的人说：‘晚年得到这个职位，是来慰问子耕的。’子耕说：‘我一个书生承蒙这样的恩遇，已经过分了。’ 到任以后，他日夜勤苦，先劝导后禁止；原先每年以千数计的讼牒，减少到只剩一百多件。强悍顽固的人改变了节操，愚妄险诈的人改正了行为，郡中因此号称治理清平。近来官场风气受到熏染，官吏所师法、所采用的，往往是侵害百姓的做法；有人想施行惠民利民的措施，大家反而共同讥笑他。台州一向简陋，礼仪文饰中应当施行而有所欠缺的，官员总说：‘我还没有空闲。’子耕在酒税方面没有采用最高的征收等级，对私卖、偷漏暗中放宽，减轻原有定例，并增加升数，百姓感激他的宽厚。不久，实际收入反而都比过去多；又查出虚列的坊场钱一百多万，并不属于本辖区。子耕没有把这笔钱列入自己名下偿还，而百姓所欠的大半仍然借免不再收取。县里应当输纳七千万钱，子耕说：‘前后相承才积到这个数，不能拿鞭打百姓来收取费用。’全部予以免除，用来充作赈济粮仓的本钱，青黄不接时降低粮价出售，使价格不暴涨；又设置抵当库储钱，雨雪时衡量百姓的急需借给他们。设置两座丛葬墓，埋葬棺木一千五百具；设置养济院，左边安置老人，右边收养幼儿；又另建安济坊安置病囚。这些设施都有自己的本钱，使后世能够不断维持，不是只为取得名声。庙学狭窄，他首先增修，创建棂星门，增加诸生的膳食。有讼词称自己是小学生的，便建立小学，选择学谕来教导他们。朝廷制定释奠所用的礼器和服饰，而仪门两旁的廊庑长期以来都租给商人作市场；子耕把它们迁走并重新建造。又改建华丽的城楼，修完城墙、增筑城垒；春季发布政令、检阅武备，都修置亭台楼观，并为坊巷设置标志，使各处都能清楚辨认。这些工程各自耗费数十百万钱。此后，京畿以内的公侯府第、秦汉以来的郡国，都称许其制度。余观察子耕明白外物的成败如同影像、空寂一般，却在盈亏有无的细微处丝毫不肯吝惜，在岁月倏忽之间急切地预先准备；他常常自己吃粗糙的糟食和美味的泥鳅，背着家人不让他们知道。跟随太守游乐时，他尤其重视教化，振兴已经衰微的事业、接续将要断绝的传统，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正在编纂郡志，有人说谢显道的家还在。子耕前去访问，见到一个姓谢的官人，常代替院长传送符帖，大概就是谢显道的亲孙。子耕面对他哭泣，给他置办冠带，购买田地住宅，在二程之后祭祀谢显道，说：‘从今以后让他成为士人，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像子耕的志向一样？’从前有人称赞顾恺之作画时，垂帘闭门，门阶之间一片幽静；他难道不是不愿用名声事迹来炫耀自己的志向吗？即使如此，假如任用来治理天下的人都像子耕这样，那么天下的治理成效就数不胜数，古人的功效也可以期待了。铭文说：他的文章像鷟鸟般高翔，他的清正像鹤一样；虽然竞相趋向善行，实际却不自以为有作为。鲁直一派的宗风，百年之后再次振兴。双井本来就有名声，如今又因为子耕而重新焕发光彩。台州教授高君墓志铭

译君名松，字国楹，姓高，福州长溪县人。曾祖高亶，祖父高亨，都没有做官。父亲高融，平素品行端正，因科举起家，任衡州司户参军。后来却辞去官职，和乡野僧人交游，独自拄一根竹杖出行，常常一年忘记回家。家人经常到深山寻找，才找到他。君在绍熙元年考中进士，授临海主簿；青田尉的职务没有赴任。任台州教授。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夫人何氏先去世。三个儿子峻、𪨧、崃，一个女儿出家为佛教徒。嘉定六年以后九月某日，葬在廉江山门。起初陈君举成为名师，自创新学文体，使文风发生一次变化。他的门下多是老成而才俊特出的人。君年轻时就能探究深奥的道理，谈论起来一整天，精锐的锋芒不断涌现，同场进士都回头注目。他因考试进入高等选拔，史丞相应当举荐时认为他奇异，又把他提拔为第一。然而君并不专心应付科举，每天天刚亮便读书，直到夜里三更才停止。书读得越来越多，见闻越来越高远，华丽的枝蔓叶片自然脱落；因此他没有很快迎合世俗，而当年同场进士反而先行显达。大约过了二十年，他才以科举得第。后来司户去世，母亲陈夫人也去世。君更加利用这段时间放情读书，寻求源流会通，穷究古今的终极道理，从不轻易耗费读完一卷书的时间，作为洗濯身心之地。又过了二十年，同年进士中有的已经改任官职、登上朝廷，而君才到台州。按照旧例，博士撰写一两篇解经训文，坐在案前高声诵读，诸生低头听讲，称为讲书。君说：‘这能阐明什么呢？’于是命学生轮流上前，交替询问疑难，彼此发问直到满意才退下。士人喜欢来求学，人数日益增多。学校已经长期破败，君想大加整治改革，命令一下，整个郡的父老都欢喜佩服。但这时君已经病了。唉！君不是因为年老而厌恶做官，为什么几乎到了该做官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贫困才愿意做官，为什么几乎有所作为时又不行了呢？时运有早有晚，晚一些也可以；但为什么仍然没有时运呢？行为有大有小，小一些也可以；但为什么仍然没有行为呢？当初难以出仕，是因为不忘修养自己；出仕后难以获得俸禄，是因为更加修养自己。修养了几十年，却不能让它施展一整天，为什么呢？孔氏说：‘优秀的农夫能够播种，却不能收获。’唉，君也只是不能收获罢了；积蓄了几十年的种子，却没有收获一颗萌芽。铭文说：我曾从南方归来，经过桐山的乡里，刚刚走出幽深险峻之处，便喜爱那里平衍秀美的景色，摹写山水，那里本应生出文士；为什么又把它幽闭起来，尚且只能留待子孙呢？戴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戴，黄岩人，嫁给同县的丁世雄，享年四十七岁。庆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随同她的丈夫之子木某官、复某官。起初，少云在外面少有豪华的产业，在家中又擅长经营，货物价格往往压倒全县。来自天台、雁荡的客人大多归附他，少云一定留下他们设宴饮酒，佩兰、煮茶，整日整夜和他们娱乐。夫人端正地坐在内室，杯酒羹汤以及一切赠送的物品，都亲自经手料理。宴饮散后，少云鼾声大作，夫人吹灭灯起身收拾，清点内外物品，又重新准备好一切，和昨天一样。这样一直到少云去世。少云去世时，木生十五岁，夫人催促他请我写墓铭，意思是想使丈夫的事迹流传长久。木于是到别的郡跟从博学老师求学，而夫人正在翻修拆建旧宅，收集工匠、砍削木材。等木生回来，已经建成高屋长梁，瓦色鲜明，一切焕然一新。不幸夫人又早早去世，两个儿子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然而家事已经治理妥当，他们仍然照旧遵行。十年之间，木生考中科举，佐理安抚使幕府；同时，因射策而知名的士人接连登门，士大夫家中有这样成材的子弟，从来没有过。夫人和少云在墓下高兴地说：‘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常常忧虑世上的夫妻性情不同：遇到经营事业，丈夫想扩大，妻子必定天天想缩小；肴馔摆在外面，丈夫想崇尚奢侈，妻子必定以节俭相对。有人来求借，丈夫想给予，妻子总是吝惜固守。事情已经议定，考虑已经实行，妻子却从中阻挠，十件事中很少有八九件不被破坏。然而，阳面疏阔、阴里细密，只有向外张施而不知收聚，家庭也有可能不能成就，所以也不能把这种做法一概非难。至于丈夫与妻子志趣相同、爱好无异，丈夫有迟疑的想法，妻子便委婉曲折地替他申明；丈夫虽然已经开导别人，她却反过来指出丈夫的过错，洗去他的鄙陋，补足他的浅薄，承接他的刚劲，弥补他的不足；世人因此认为这是妻子的寻常做法。然而这样反而使家庭更加富厚，如果不是禀性真挚而卓异，哪里能像夫人这样呢？我赞美夫人与少云志趣相合、事事相随，最终把这些留给他们的子孙。因此又写下铭文：铭文说：苦心栽种的树木，浓荫又一层。过去所读的书，专一地存于心。墙高几仞，至今仍高耸。刘子怡墓志铭

译在这以前七八十年，仙居、清通两乡之间有一位隐士刘君，名愈，字达之。他学习佛法，获得空的见解，自称无相。绍兴庚午年发生大饥荒，百姓将要流亡，刘君看见官府只是整治险峻道路还不够，又把自家的山林交给使者砍柴出售，所得仍不足，于是用砧基簿向官府借米来补足，等到秋收后再自行偿还。甲戌年又发生饥荒，百姓相互诱惑要抢劫，稠树村尤其严重，县尉不敢前往，官府商议增加乡兵。刘君说：‘人心正动摇激愤，这样只会更加混乱。’他单骑到下渡潭，坐在酒坊里，把首领郑重叫来开导劝说。众人醒悟并且惭愧，彼此说：‘过去刘居士救了我们免于死亡，才有今天，不能违背他。’于是散去，我也随即停止追捕。隆兴壬午、癸未年发生大风，甲申年又大旱，草根树果全都吃尽。刘君急忙进入匦函，上书请求发放常平仓粮，以出售度僧牒所得转购其他州的粮食，言辞非常哀痛。皇帝大惊说：‘温州发生荒灾了吗？这是什么人，竟能替我这样说话？’当时太守袁孚已经代任归去，皇帝在半路下诏命他返回，把刘君的奏书交给他，全部依从刘君的请求。这三次大饥荒，年长者所记载的都称为厄运；而楠溪人能够团聚生活，没有在饥饿瘦弱中大量死亡，是刘君的力量。溪流中有一块石头露出水面，大得像两间房屋，下面有洞穴，号称石歃。船一旦失去控制，转眼就会冲入石歃。刘君和乡人陈常谋划说：‘这里不能开凿，就堆石头筑障，使水改道流走，才可以免除危险。’有人架木作梯下去捕鱼，遇到暴雨，捕鱼船聚集停泊，谁也不敢移动，从菰田一直到潮水交界处都能望见。刘君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县里，全部拆除，从此水道才开始安全通行。州里盐的定额是七十四万八千多斤，官吏强行摊派给四五等户，常常征收一份、强取两份，日日比较、月月催逼，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刘君派儿子去叩见御史说：‘天下人都在疾苦忧愁，难道公不知道吗？既然知道，难道能不说吗？’于是得以停止增派的数量十余万斤。刘君说：‘这哪里足以宽解百姓的争苦呢？’坚持六年不止，最终减去二十五万多斤，直到现在百姓不再被迫卖盐。后来出生的人有的已经不知道这是刘君的恩赐。刘君既然把百姓的利害当作自己的苦乐，酸腐贫穷的读书人便迎合追随他；他自己吃饭喝羹都不能吃饱，钱财也不按常规经营家产。不久又有仇怨者在他的枕边窥伺、在墙边守候，使他出门都不得远行。家人说：‘只要我家老人回到宅中，脸色不同的陌生人便会像赶集一样聚来。’六个儿子、五个侄子都朴实安静、稳重少言，从未受到督责，只是像鸿鹄待立在树桩旁一样侍候，不发出一点扰乱声色。幼子偲，君喜爱他，说：‘他能够光大我的家门。’士偲当时诚实详审，遇事斟酌后才说话，同辈都推许他为伟大而厚重的长者。君想要实行的事情，他奉命唯恐落后，严寒酷暑、远在千里之外，也从没有懒惰的神色。君去世后，家境渐渐衰落，遇到事情已经力量不足，只能缩手、皱眉、叹气罢了。士偲死后，儿子公亿头晕胸闷，跳跃着扑倒在地，泪流满面地说：‘难道是委屈了我的父亲吗？还是委屈了我的祖父吗？’我年轻时曾向君学习，数遍前后各位儒学老师，大概也只有君称得上名士。讲堂、书房，都整齐地陈列着经书、字帖，样样齐备。程颐、张载的精微言论，苏轼、黄庭坚的警快诗句，子孙们都能清楚地讲说。如今两乡的文化人物争相磨炼修饰自己，齐平一州的风气，正是从君开始。当时寒谷中的贫苦人向君拜手加额，把君当作生命所系；君拯救灾难、扫除阻碍，使他们走上平坦道路。这样的德行太大了，可是回报成效反而茫然，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富贵、利益、安乐本来必定要自己占有，便会忘记自身，以致为顺从他人而倾家荡产、追求道义的人，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吗？禹、稷忧虑天下人的饥饿和溺水，孟子认为他们与颜回走的是同一道路，大概是由于各自的地位和身份使然。君只是一个极其卑微的普通人，却忧虑众人的饥饿和溺水，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走出了自己的位置。难道天意最终不允许这样做吗？我不能知道。因此借士偲下葬之事写下这些文字，留给公亿，并刻在坟墓旁，等待后来穷究事理的人来考察。士偲字子怡，是我的朋友。铭文说：畬溪的山丘啊，可以使粟米充满粮仓；疏导溪流啊，可以使船只往来；扶助艰难凶荒啊，可以达到太平安康；阐明他的文章啊，可以在中州抗衡；美好啊，这样的人，谁能够忘记？为什么没有报答他？去问那苍天吧。刘夫人墓志铭 宜人姓刘，名善敬，永嘉人。祖父安上，官至给事中；父亲诰，监泉州市舶务。丈夫鲍潚，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夫人六十四岁，七月二十四日去世。嘉定七年正月十八日，葬在仙桂乡安丰奥。儿子榘早卒，埜任宁德县尉，孙子嵤任将仕郎。𤥶田鼎始。清卿喜好禅学，盘腿静坐，闭目观照，心境澄明寂静；而埜则搜集古今各家宗旨学说，枝蔓铺衍数百上千卷，横竖堆满案头，义理脉络断绝之处便在下面勘验批点，说：‘某段话落空了，某段还没有圆满。’穿山袍的僧人、乡野和尚，都是不请自来的朋友。他的造诣，没有人能够测量。夫人平素没有一般妇女的习气，服用简朴，鄙弃涂脂饰粉，气度冲淡高远。她听到清卿与埜辩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性情显现、根基成熟，终于有一天彻底明白，情感和知识一并消尽，心机和秘密都洞然照见；有时写出偈颂，远远超脱于寻常语言。她病重时，把珠步摇交给埜说：‘用它置办棺材衣衾，等我将要去世时来查看；洗手之后我便去世。’埜这样告诉我。从前庞蕴夫妇破家随禅，甚至靠卖漉篱自给，儿女都不婚嫁，争着求死。他们的言论传遍天下，佛教徒世世代代记载他们，认为他们是超异奇特的人。然而，假如人人都像庞蕴夫妇那样，人就会空虚而道义废弃，佛教徒也无法立足。夫人辅佐丈夫有功，清卿患病八年间，每一餐都由她亲自烹煮；家里的事务，从针线到整理家务，没有一丝一毫不完备。想要安乐地居住，伦理纲常也清楚明白；像这样夫妻共同游心于世俗之外，是可以的，却不是成为庞蕴那样的人。铭文说：既已歇息，既已休止；不逃遁，也不流转。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污垢；没有前，也没有后。沈仲一墓志铭

译沈君名体仁，字仲一。他的祖先先从吴兴为躲避唐朝战乱迁到温州，后来成为瑞安的名门。有一位彬老，向北游学，曾从程氏门下获得关于性命的精微旨意和经世的大意。当时朝廷禁止研究《春秋》之学，石经刚刻成便被废止；彬老暗中贿赂守藏官，亲自摹写收藏。沈君出生后一百多年，珍视这批遗书，像奉持蓍草和龟甲一样严肃尊奉。他的志向和心意宏大高雅，鄙弃远离声名和利禄，常说：‘沈氏本来凭借儒术和廉耻使门第高贵，为什么还要追求官位显达、过问产业生产，和俗人比较高下呢？’ 他敬重士人，爱好文章；即使只有十家人的称誉，或一首诗的工巧，也没有不降低身份去尊重的。堂上坐满客人时，他谈论义理侃侃而谈。夜深以后，市声寂静，才听见他独自诵读，声音清亮如玉。嘉定四年，君六十二岁去世。许县令恰好来到，我对县令说：‘仲一的病幸好稍有好转，为什么突然这样？’县令说：‘我正要离开本县，县中的大夫们聚集到仲一那里为我饯别，劳累所致。’我起初怀疑，难道君是因为在县中交游太多，竟劳累到这种地步？县令悲伤了很久，说：‘自从我任县令三年，仲一从未有一件小小的诉讼到公堂；然而太守催逼、倅官逼迫时，他总是停止休假而不吝惜出力。我依赖仲一，常把他当兄长侍奉；但每逢节日初一、十五，他束好衣带来相见，喝完茶便径直离去。历任十多个县令，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他劳累成病，是为了尽礼啊。’我因此更加赞美他守护家业、持守常道的节操。又参照我所听闻的情况，君一生以陈君举为老师，陈君举的言论已经有人记载；观察他的行为，年老之后更加恭敬，却不依仗老师来抬高自己。他结交朋友的范围很广：贤者亲近他，贫者得到他的照顾；给房屋、施舍食物，即使对方死去也不改变，却不凭这些来抬高自己。大概他持身有一贯的尺度。遇到天灾饥荒，凶恶之民想借机谋利、要求兴建设施，君总是首先推让给他们，从不怀疑；然而年成丰收时不以此自认为有恩，工程完成时也不以此自认为有功。那些人偶尔放纵而败坏事情，他也没有怨恨之意，不追究、不责骂最初提出意见的人。大概他处理事情自有一贯的标准。凡是像这些事，难道只是为君按照法律全部记载下来，也是在为后世树立法则吗？夫人姓项，有四个儿子：楹、东卿、焕道、得翁；有一个女儿出家为尼，未嫁；七个女儿中，张埴、赵炳、项振玉、薛仲序、丘仲寀是女婿。张埴任筠州录参，薛仲序任镇江府司户，丘仲寀任将仕郎五年。楹等把君葬在北湖马奥山，项氏派人来对我说：‘我丈夫的行为，了解他的人认为贤明，不了解的人认为难以相处。我虽是妇人，也不敢使这些事废弃。’她在世时亲手抄录我的文章，从甲到癸，告诫东卿说：‘将来我死后，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来铭刻我的墓，我还不能下葬。’我想到一生和君相逢，不过不超过四次，相比列子与南郭子綦的交往已经疏远了；然而他竟能如此深切地仰望我，难道是因为他的情怀寄托于高远之处，确实有超出形体的吗？铭文说：冰一样的肝，雪一样的胆，自己琢磨成就；书林画苑，纷纷交相罗列。诗中得到佳句，整夜吟哦。如今虽然相隔遥远，在山的那边；难道没有清风明月，可以共同度过吗？胡崇礼墓志铭

译崇礼是胡氏，名樽，会稽余姚人。他先后任承务郎、监临安府楼店务、西京中岳庙官，以及两浙转运使浙西茶盐司干官。庆元元年五月某日，他在吴地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庆元二年十二月某日，葬于翁湖山。夫人姓周，有二子，名卫、衍；有二女，长女嫁给歙县主簿石孝淳。崇礼为人质朴厚重，始终诚信笃实；才思敏锐而能以坚定自守，性情刚勇而行事和顺。世俗所沉溺的懒惰、嬉戏、浅鄙和欺诈，他从不流露；众人所竞逐的轻佻、机巧、狡黠和小聪明，他从不放在心上。他的父亲礼部尚书胡沂，是乾道年间的名卿，士大夫都推重他的表率；哥哥胡拱任监回易库，是淳熙年间的名士，朋友们都记载他的言行。崇礼行事，总想追随父兄，省察自己，没有一件事不以父兄为榜样；即使在梦中努力追赶，也没有一个念头不以家门为重。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用缇囊珍匣珍藏；重重封存的遗墨，摆在几案上反复玩味，有时竟移坐终日。尚书胡沂来不及获得谥号，崇礼叩头到丽正门请求说：“先臣有幸曾以詹事身份侍奉陛下于东宫。”光宗为之恻然，特赐谥号。谥号已经定为“章简”，光宗又说：“这不是用来谥我臣下父亲的谥号。”最终改为“献简”才作罢。胡拱不幸在盛年去世，崇礼悲哀思念，便辞去官职请求任岳祠官，说：“得不到这个职位，就没有办法安葬我的兄长。”余姚的胡冈，山冈相连、坟垄相接，已经延续八代了。族人无论贫富都互相周济，亲疏都互相体恤；即使枝条凋落、树叶脱落，也仍让它自行存续。越地人说松树、楸树长寿而繁茂，能够不受毁伤；有人羡慕胡氏，大概正是崇礼在其中经营保护的缘故。他在转运司核查各县的板帐时，有一天列出一项无名的重复赋税，禀告长官，请求全部革除。长官害怕他的正直，退让着道谢说：“应当商议后施行，不敢违背。”甲寅、乙卯年间，浙西先遭旱灾，后遭水灾；湖州、常州死亡者遍布，县梁河堤上积尸数以千计，崇礼哭泣着向朝廷申诉。恰好他所认识的人担任丞相，便急忙转运粮米，低价卖给僧人运走；长兴安一带山谷中那些沿门乞食、吃糜粥的百姓，依靠这些粮食稍稍得到苏息。不久崇礼积劳成疾，终于不起。这些事都是他的亲戚所记录、乡里所传述的，也是我与崇礼相识后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而不能忘记的。当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导闽浙士人，后来有陆子静出世，号称其学说径直、要约、简明、快捷，诸生有的刚听完几句话便已经感动而有所领悟。因此越地人学习他的学说尤其多，冒雨戴笠，夜里接续灯火，聚集在崇礼家中，都澄心静坐，反观内省。周氏贤明，亲自料理粗菜供奉饭羹，历年经过闰月也不改变常度。士人一旦成名，没有不向往敬重她的。崇礼认为她应当受到世间任用，然而她最终竟未被任用，也没有长寿。崇礼死后十五日，周氏去世，又过了八日，幼女也去世了。卫衍还年幼，只能让灵柩漂泊辗转，送回吴地。越地人都叹息悲痛惋惜，认为上天对于吉人善士，为什么竟如此不肯稍加宽假，使他们这么快遭到这样的结局？可是崇礼坚守义理、秉持德行，既没有得到行善的报偿，反而遭受死亡摧折的惨祸，为什么还更加严重呢？然而不久以后，卫衍考中进士，入朝任职，如今官至朝奉郎、通判明州。衍的后代承继其兄，任通直郎、知黄岩县，追赠崇礼为五品官。周氏被封为安人。胡氏家族又重新振兴起来，振兴必在崇礼的子孙身上。上天对于吉人善士，最终不会使其应验落空，只是有迟有速、有浅有深罢了。嘉定六年冬，卫衍偶然来到永嘉，见到我，谈起旧事，彼此相对叹息。我看卫衍在学术衰败之后仍然恳切治学，修补整治、张设振兴，仿佛要继承先人的事业。唉！这就是胡氏义理德性的传承，也是崇礼的英灵在暗中帮助他。影响有迟有速，哪里值得计较呢？铭文说：生来便知晓正道，求学便践履大道；职位本来就应当成就自身，哪里会被寻常的报偿所限制呢？浅耕的田地先有收获，深种的庄稼后来才收成；只要安静自守，福分自然会到，哪里用得着求取呢？露水滋润的楸树高高挺立，云气笼罩着坟墓。把这些刻在崇礼的墓铭上，以此尊崇他的德行。《水心集》卷十八，宋叶适撰。墓志铭。陈秀伯墓志铭。平阳的豪士陈君名尧英，字秀伯，年轻时就有大志。当时的显贵人物没有一个是他凭才能所能使其任用的；即使有才华足以使他们任用，最终也不足以成就事业，他看待他们全都觉得没有什么可取。绍兴六年，他上书登闻鼓院，陈述十二条策略；第二年正月再次上书论述清朝政事，内容也是十二条，言语更加恳切；三天后又上呈兵书，详细指陈利害，尤其紧急。高宗对此感到惊异，命政事堂召他来询问。陈君既不认为求和是正确的，而且上书言辞触犯中书执政，执政本来就不喜欢他；召见询问时，他只是长揖，神色倨傲，论说政事如泉水奔涌，毫不屈服。执政更加愤怒，上奏罢免了他。陈君并不后悔。将要回去时，他又拿三篇奏书送给宰相，说：“如果违背我的意见，中兴大业恐怕看不到成功的可能。”高宗自从谨慎修身、整饬政事以来，天下士人四方进献意见，接踵而来；脱去白袍而取得通判等美职的，已经很多了。唉，陈君的言论没有被采用，自己也没有成就，难道是他的命运如此吗？七年以后，陈君才进入太学；太学的学规不许上书，他也绝口不再谈论当世政事，只有在科场对策时仍像从前一样直言，因此始终没有得到契合。亲自遇到明主，设法使其领悟自己的意旨，九筵之室可以登临朝廷，屡省之歌可以扬声唱和；即使这样尚且会遭遇不合，何况一个人的取舍又哪里值得动心呢？在隐显穷达之间，陈君可以没有遗憾了。陈君所居的地方名叫陈营里。他的祖先从兰溪迁来，到陈君已是第九世。祖先曾经造一所宅第，推让给兄长塘渎，自己开通道路，曲折通达，华丽的屋檐和复道厢房，像邦侯的府第一样。陈君的住宅也如此，并且能约束自己、厚待他人，别人有急难便前往救助；当时常常借钱给人而很少收回，乡里人一向依赖他，把他当作施惠的主人。这些事情虽然不足以完全显出陈君的才干，然而士人如果一旦不能为世所用，往往连同其余才能一起消磨、摧折而无所作为，所以不能不把这些事记录下来。陈君七十岁去世，时间是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淳熙十年十月辛酉，葬于东山。夫人黄氏，只有一个儿子名雅言。雅言先于父亲四年去世。雅言的儿子名昻，跟随我三十年，请求说：“我常想把祖父托付给您来作墓志，到今天才终于能够开口。”铭文说：徐乐、严安那样直抒胸臆的意见也被采纳，贤良的秀伯确实也是他们的同类。谁不肯与我相交呢？东山可以永远安息。朝议大夫、知处州蒋公墓志铭。

译蒋氏本是阳羡人。梁普通初年，蒋涣任永嘉太守；涣的弟弟蒋湛因为西华山奇异秀丽，便留下居住而不回去。武帝认为他贤能，授予官职，并命后来继任的太守把这里的房舍授给他，所以乡名叫建牙。到蒋公的曾祖蒋锡、祖父蒋扶、父亲赠中大夫蒋惇，以及上推五代，都居住在郭南。蒋公名行简，字仲可，学问不以科举为目的，却通达世务，气度凝重审慎。绍兴庚午年考中进士。当时荆帅孙汝翼、从事查钥都是名士，倾心礼待蒋公；于是他成为薛士隆的女婿、孙氏的婿亲，任仙游县主簿，又被征辟为四川制置司属官，罢职后任滁州判官。金亮将要反叛时，蒋公请求调三千名丹阳弩手守卫清流关，再以州兵辅助，这样滁州便可以保全。主管军务的官员笑而不答，蒋公立即命令派出远处的侦察兵。敌军大举入侵后，滁州百姓徐徐渡江，童仆妾媵都没有逃走，器物也没有丧失。他又在天长督运，传言北兵将至，县尉想丢弃草料离开。蒋公说：“暂且停下，赶快把它们烧掉，不要成为敌人的资粮。”敌军不敢前进。有人以擅自焚烧粮草为罪名请求弹劾蒋公，制置使刘锜说：“这才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于是事情作罢。他监理明州市舶务，船舶一到，当天就抽解查验，亲自评定数量，随着货物粗细等次立即办完；老练的商人束手无策，外来的商客跪在蒋公面前，高高抬起头，把手放在额头上，拍地感谢。秀安僖王感叹说：“天下哪里有这样好的监官！”各司官员互相说起此事，不到一个月便把他的任职考举完毕。他任知海盐县时，太守告诉蒋公：“县里长期亏欠州府的用度，经过总计数额达几万，得到一个有才干的县令，或许可以补足吗？”蒋公严肃地拒绝了。不久新钱有了余裕，旧日的亏欠也补上了。到任期末，余钱有一万一千，通判巡行县里知道此事，催促蒋公把钱钞具数上报。蒋公说：“这是夏税钱，留给继任者办理罢了。”通判说：“使君正要以善于理财来推荐您，何必把钱留给后人呢？”蒋公伸舌惊骇地说：“善于理财难道是美名吗？”通判惭愧而停止劝说。蒋公回朝后，汇集平生所著文章五十篇，题名《枢言》，上呈朝廷。执政喜爱他的文章，说：“这是入院任职的选人。”蒋公不理会，离开朝廷任兴国军通判。大旱和疫病波及数路，蒋公只带一匹马、两名士卒，携带<口父>咀药，半夜住宿村舍，打开常平仓来救济百姓。后来再经过那里，所到之处总有几千人前来迎送。知军惊异地询问缘故，百姓都哭着说：“过去如果没有遇到这位通判，我们这些人全家都死了。”他任知峡州时，归舟上没有辎重，有十多络压船的石头，便把它们丢弃了。王丞相是他的同僚，周丞相是他的同年，两人争相慰劳他的辛苦，说：“郎君有空缺职位可以等待。” 蒋公竭力辞谢说：“如今重视内地、轻视外任，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我已经老了，承受不了入朝拜谒的礼仪。”后来他任知常德府，各司举荐他的奇异政绩；他在后苑清晖殿回答皇帝询问，光宗当面称许。他画了十多幅〔原文疑有脱误〕，特意送到中书；恰逢留守丞相把它带走，过了一个多月仍未决定，最终没有采用。任知处州时，蒋公治理郡政以爱惜、保护县令为根本；对于狱讼和赋税输纳，任由县令承担其迟误亏欠，公文交给递铺传送，不让一个人到县衙受牵累。任武陵知军两年，军纪严明安静，蛮猺震慑服从，省境安宁。括苍离故乡近，他治理得尤其详细，重新编造版籍，把隐寄、飞寄、影占、伪跋等情况全部厘清改正。好溪堰旁山上聚集着椿树、竹子，他请求朝廷禁止有权势者冒名租佃，贵人因此不高兴。提刑认为他怠慢自己，御史也胡乱上疏弹劾。蒋公由朝议大夫降两秩，被罢免。退休后，他住在小屋里，缪篆文字郁然芬芳，整日背对客人静坐；客人来了，只请入庄中交谈而已。庆元二年七月二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第二年七月八日，葬于膺符乡瞿屿干山。孙氏封为宜人，三年后去世。五个儿子中，两个早夭；长子伯舆任从政郎、邵武县丞，也已去世；次子叔舆任承直郎、新岳阳军节推；幼子季舆任迪功郎、婺州司户。孙子十一人，孙女八人。蒋公做官不希求名誉，真诚地为百姓办事。海盐、兴国在大战之后，没有增加或降低百姓的财力负担，蒋公首先实行这一做法，并多次向上奏言，认为百姓困苦憔悴，令人哀怜。他说：阆州的大军钱比其他郡独重；峡州的茶租全部摊给客户；兴国的马料摊派到五等人户；衡州、袁州每年征取曲引，赣州、吉州按日期比较赃罚；江东把板帐钱白白收取；湖南把冬苗、夏绢作为和买，已经不是正规赋税，又有以军衣、和买糯米科折，只是为了省务，还有反复折纽的价钱。像这一类事情，听到一件就可以推知十件，穷苦百姓凭什么承受得了呢？如今大吏没有不说州县困窘、以此喧嚷的。臣按自己所见，确实有困窘的县，却从来没有困窘的州。占有吝惜公事，把公家的财物看成自己的东西，狼心似的贪求永不满足。即使使几个州困窘，本来也是存在的。臣想选择熟悉民政的朝士，先在一路之内考察财赋的来源：哪些是经常之赋，哪些是横征，哪些是某人创设的支出，哪些是某人制定的条例；为什么会有余，为什么会不足。这样使追溯源头而造成亏失的人核查自己的违误，使沿着流弊而造成耗费的人订正自己的过失；对于抑配、白著、虐取百姓等行为，一律论奏并免除。这样的言论多么富有见识啊！正是太史公所说可以写入朝廷廊庙的言论。听从蒋公的言论，实行蒋公的谏议，恩泽哪里会有不降到百姓身上的呢？当初，河南人郭忠孝，字子雍，隐居在长阳山。蒋公将要出峡时，在白羊与他相见，郭君极力谈论天、人、性、命之理。郭君说：“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性，不是天命所赋予的就不能叫作性。顺着这个性而行才叫作道，修养这个道才叫作教。”蒋公又问郭子雍从兼山那里所得的最重要内容是什么，郭君说：“所得在艮。”艮就是界限。界限确立，内外便不能越过。上天所赋予的，是我界限以内的事，不能出去；人的欲望，是界限以外的事，不能进来。有人因此写成《白羊问答》，流传于世，那么蒋公的内心操守便可以知道了。艮卦有止息之义却没有固定的界限；处在不得志的境地，身处无人与之相合的时代，他的止息是听从天命，哪里还会有私欲夹杂其中呢？如果担心自己还没有达到无欲的境界，便以止息来限制自己，这或许可以，却不是止息的正道。我听说古代任用人才有四种情况：第一是胜流，第二是平进，第三是科目，第四是干泽。胜流，是有一种激励来磨砺他的节操；平进，是没有依附攀援而施展自己的志向，所以世人不能喜爱他；至于科目，是凭考试范围内的文章必然取中；干泽，是凿空取巧以求迅速显达。即使左雄、山涛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形。唉，蒋公直到老年仍不得伸展，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叔舆又说：自从韩侂胄提出朋党之论以来，士大夫有的离去，有的被驱逐，蒋公这才想辞去政事。等到赵汝愚公去世，蒋公为他的冤屈悲痛，因而突然感病不起。唉，这就更加奇异了。没有聚集征召之利，却有朋党灭亡的忧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他的好恶取舍全都以义来决定，而不让自己掺杂其中吗？铭文说：西华山的隐士，是巢父、许由一流的人物；他的孙子继承了他的志业，把这些话刻在这座坟丘上。高令人墓志铭。

译蒙城高氏六岁时，父亲任京山尉，她能够帮助母亲；一想到父亲便流泪，直到父亲回来才停止。后来跟随父亲到象山县任职，父亲考虑不到的事情，她一定在左右辅助。她替我租赁的房舍十分贫困，只有一间空房，整天听不到声音。亲自置办饭粥十多盘，鱼肉和粗菜大致齐备，有人认为这很难做到。她按官职俸禄的高低，每月储存钱财奉养舅舅、次舅、伯叔和众位同族，自己没有多余食物，所吃的只是太湖葱和城东的菘菜、芥菜罢了。她的服饰和举止总是庄重严整，见到她的人都赞叹她华美整洁，却不知道那些衣物其实已经破旧，只是经过洗刷才如此。晚年三个儿子才相继出生，才有了自己的住宅，稍稍开垦田地，不再购买粮食；然而她自处的方式仍和当初一样。她刚强简朴而少有欲望，是我所敬畏的；她安静周密而有智慧，是我所佩服的；她多才多能，处理缓急事情合乎分寸，明白事情的本末，大体上我都是依靠她来维持家庭的。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她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嘉定五年三月二十日，葬于开元观后山。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特立独行的士人，对世间已经不再有所期待，而漂泊自身以求苟且免祸的，本来已经很多了，这些人不足以悲伤。然而难道不也有大顺亲和、亲属和睦的人，可以托付后事吗？如今我不敢说自己特立独行，但我已经年老退休，又患病衰弱，早晚将要走到生命尽头，而高氏却逼迫得不肯等我，竟先舍弃我，使我没有了可以顺亲和戚、托付后事的人，这难道也不值得悲伤吗？铭文说：千世是多么遥远啊，百年是多么漫长；天地如此宽广，用什么来比拟这种祥瑞呢？叶君宗儒墓志铭。叶君姓叶，名士宁，字宗儒，自上世以来居住在乐清东乡，世代传承久远，是当地最古老的姓氏。父亲良臣有超脱尘俗的情趣，虽身处田野之间，却性情疏朗简远，言语不涉及利益，和他相对而坐，心境淡泊。叶君胸怀宽广而少猜忌，平日看见父亲能够低价卖粮、少收债务，慰问病人、哀悼死者，昏夜救助村落的急难，便全部照着实行，又稍加推广，人们认为他的恩惠已经施及自身。他跟随王公詹事交游，王公说：“这是我的晚年弟子，他在朝廷任事，多半都告诉他。”他意气高傲而不随俗，既不肯自我降屈，便说：“难道能长久做一个举人，却拥有百年的宅第、千年的田产吗？”屋前面对清流，旁边连接高阜，亭院深邃荒芜，整日寂静无声。故友和同邑人常常到门下等候，行路时只听得到棋子的声音。他走出空虚山，在山谷间游玩取乐，所到之处并不挑选。每当樵歌在夜里响起，船歌在清晨发出，水边林外，往往可以看见坠落的酒杯和遗下的木屐。既然他不吝惜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把德行施给别人，又忘掉自身的忧虑，便足以称为善人了。我十六七岁认识叶君时，他也还年轻，言论英发，是非分明，从不肯宽贷迁就，我很敬服他。于是想起仲长统的话，十分羡慕叶君所做的事。叶君曾说：“我兄弟很少，你是同姓，应当成为宗族中的人。”我谢绝说不敢当，心中却当然赞赏他的情意。此后彼此失去音信。嘉定三年，叶君在州城南养病，我才再次见到他；鬓发已经雪白，追忆昔日我们携手同行、相对长叹的情景，大概那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同年九月丁亥去世，乡里人燃指祭祀他。他死后众人都流泪，嘉定四年十二月甲申，附葬于父亲墓旁。他娶周氏为妻，有一个儿子名宾，三个孙子名晋、普、鲁。将要下葬时，叶宾流泪说：“先父当初曾有话说，如果到了今天，敢请您为他作铭。”过去孔子遇到旧日住处的丧事，悲哀地哭泣，解下驾车的骖马来助丧，弟子讥笑他给得太重，孔子却为自己辩解说：“我厌恶那眼泪无从流出。”唉，墓铭难道不是比解下骖马更加贵重吗？我和叶君一同年轻时，在道路上相遇；他把我托付为宗族后人的深厚情谊；相隔五十年而不能忘记，这些也都属于无从流泪的事情。圣人尚且这样做，何况学习圣贤的人呢？因此作铭说：鸿雁在昏暗的高空飞翔，翱翔于芙蓉之上；白鹭振翅飞翔，在黄塘之下。有一座高高隆起的坟墓，揭示其中所藏之人，留给后来者观看。李仲举墓志铭。李伯钧，字仲举，是楠溪人。从永嘉乘船经过枝港，直到潮水退尽才到楠溪；这里另成聚居区域，风俗、风气和语言都很不同。其中洲四面绝壁，水流汇集，水陂深而缓；草木多有细密的色彩，开阔清爽，适宜远望，旧名苍墩，是溪流温厚之处。李氏第十世祖名岑，号苍墩先生，父亲名嵩，任分宁县尉。仲举刚十多岁时，族里有大事，已经能够判断可否，老人们都对这个孩子感到惊异。长大以后，他足智多谋、胸襟宏达，以义理战胜血气；事务仓促难以处理时，他从容应对；遇到迷惑错误、不能决断时，突然疾速出手而抓住时机。他外表有文采而内心质朴，文章辞采灿然错落，轻重次序安排得当，以恭敬谨慎为根本。人们偶然同他相遇，没有不心情舒畅、精神喜悦的，都说他像面对贵宾、进入清净庄严的宗庙。问他这样的修养从何而来，只说是从溪谷间走出来的，越发使人惊异而难以测度。郑景望、薛士隆把他当作亲友，说：“不幸的是，世间那些轻视仲举这种人的人，难道会用章句来限制他吗？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小事看清，却能够承担大事的人。”他得到调任监慈溪酒务的官职，认为可耻，说：“我怎么忍心诱使饥民舍弃糠粃而逃向淡薄的酒糟呢？”辞谢而不就任。这大概说明仲举的事业已经成就了。然而他的寿命没有达到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有一个儿子名源，字深之，才艺、德行、器度都像他的父亲，而立身更加庄重，待人更加令人敬畏。即使处在闷热烦人的暑气中，他也常常整肃修饰自己，从不懒惰；在宽广庭院与人亲近聚会时，选择言语而不轻慢。感情、居室、器用，都有固定的法度，不沉醉、不贪饱于物质享受，说：“我的父祖就是这样，我怎么能承受反过来享受奢侈呢？”患消渴病时，他从未离开书本，说：“书是我的老师。”病势危重时，只是焚香，说：“香是我的朋友。”当初仲举让余同深之交游，我当时很年幼，却能够记住仲举的言行，仿佛看到他的风采，一直到今天仍能想见。深之比我小两岁，我跟随童子们嬉戏时，深之却庄严端默，我惭愧自己荒废嬉戏，便收敛衣襟而坐。我在四方谋事，回来一次便去见深之，他少言少笑，面色安康如故。我年老又多病，不出门户，所以老朋友的踪影断绝。问起深之，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很久。”他的儿子义方果然来到，而丧服已经除去。可悲啊！仲举父子积累了五六十年，家行修美，本业明达，本来正要施展出来，却竟然被阻止了吗？难道是上天不帮助正道吗？文王说：“称誉这些俊士。”成王说：“任用我的俊士。”所谓髦士，并不是科举所称的士人；称誉不能达到他们，任用也不能及于他们，是科举遮蔽了他们。用科举来评定天下士人，失去真正士人太严重了。这样看来，问题并不在上天。深之死于嘉定五年，享年五十九岁。有三个儿子：义方，是长子；义问、义崇，是弟弟的后嗣。女儿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义方把仲举改葬在祖先墓后，深之也附葬在那里。铭文说：所谓那个人啊，山高谷深；鹤在庭院中哺育，猿在树林中哺乳。是怨恨吗？不是吗？于是才有这样的吟咏。

译朝请大夫、主管冲佑观、焕章侍郎陈公墓志铭。陈思诚名景思，姓陈，是信州弋阳人。因为祖父丞相文正公的恩荫，补任承奉郎，监平江府粮料院。光宗初年即位，下诏令天下上书论事。思诚刚过二十岁，便上奏十件事，多数是当时紧要急切的问题。授任淮东总领所干办公事。光宗身体不适，省视问安的礼仪有所缺失，百官轮流进谏，思诚也引用李唐山人的话，极力论说任职者应当廉洁贤善。总领推荐他的才能，授任籍田令，升太府寺主簿，依次任本寺丞，又升宗正丞兼金部郎。请假到当涂探视兄长的病，兄长去世后，他不忍再入朝，求任知衢州。还未到任，便改除将作少监兼尚右郎，删修敕令，随即任监官；又除直秘阁、两浙转运判官，升为副使。按旧例，转运司虽然名义上监察两路，实际上对内不过是应办宫禁事务，对外不过往来运输部舟、护送金银、接待使客罢了。等到思诚所到之处，便延请询问穷苦百姓；拦道递来的诉状，都能清楚看见隐藏的情由，赏罚取舍合乎实情，百姓惊叹说此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人。他为杭州学宫修筑门楼、设置戟卫，仪制与其他州相当；设置钱塘左选，监督渡运，谨慎察看装载过重而倾覆沉没的船只。辖区内接受赋税输纳时，多收的、预先催收的，以及催收后搁置的，一概禁止。百姓因水灾旱灾而逾期申诉，也不禁止。百姓有所希望得到的，便来请求；思诚一定商议如何推行，众人都说：“现在才知道有转运使了。”他入内引见奏事时，说镇江府折罗的虚额应当废止，绍兴府和买的数额太重，应当减轻。他说：国家的根本在州县，州县的根本在百姓。想使州县宽裕，就应当使百姓的力量充足。如今本应宽解州县，却胡乱说要使百姓富裕、急迫办理州县事务；这就像看见星火燃烧，却把已经败坏的情况视作野蛮之地，这是教导官吏去困苦百姓，不是使百姓富裕。思诚仪表美好，气度融和畅达，皇上本来就为之振奋倾听，因而询问他的家世。思诚奏说：“祖父康伯，辅佐高宗，恰逢逆贼金亮自取灭亡，竭尽臣子的力量，依赖历代圣上的威灵，幸而取得胜利。临近内禅时，特地下诏令他主持定策，他自己请求退休，得以守护乡里的社神。都城人称赞说：‘这就是所谓衣锦昼行啊。’”皇上更加高兴，亲笔书写“归锦堂”三字赐给他。不久又赐给三品服色，从宫中取出金带命他系佩；又升任直焕章阁，迁任太府卿兼夏官侍郎。这时是开禧元年二月。当初掌权的人专擅国政已久，谋划钓取奇功，以威势使内外服从，事先并未研究妥当便挑起敌衅，朝廷之中无人能够听闻。思诚听说了，却还没有察觉其中的问题。一天，掌权者召集侍从官商议，金国移文送来，他变了脸色，怒斥说：“国耻还没有报，金国竟拿近来的事情责备我，为什么不就此正名呢？”众人面面相觑，惊惶恐惧，回答得并不坚决。思诚说：“从前孝宗为此忧虑很久，迟疑徘徊二十多年，最终不敢发动战争，就是因为害怕。一旦发动而不能取胜，国家安危存亡就由此分界了。如今财力困窘、兵力穷乏，贪婪的将领剥削百姓，外部盟约难以相信，内部人心又不一致。况且辛巳年那次战争，只是一项劳师之举，就已经耗尽经费，遗患延续到今天。征伐是重大事情，日后不能后悔；如果后悔而再次议和，羞耻只会更加严重。哪里有什么可以用来报仇的呢？”掌权者与思诚关系亲近，本希望他帮助自己，到这里却大为震怒，立即命令他提举玉局观。第二年兵分四路出动，一个多月便已经溃散，事情大都如思诚所说。任知镇江府时，他坚决辞谢，改任江西运副。当年荒歉，流民和饿死者遍布道路，而官府买粮达到四十万，形势十分紧急。思诚调剂有无，命令州县不敢阻止买粮；告诫寺观，凡收容迁徙者，死后都要埋葬；打开桩管的旧有积粮现行收纳，命令暂缓输纳，饥民依靠这些粮食得以活命，官府的买粮也报告说已经完备。市民掌握他出行的时间，便设置香花，恭敬地行礼。后来金国再次请求结盟，掌权者因罪而死。思诚从前的议论虽然家喻户晓，仍因亲近嫌疑而获罪，按照惯例罢免。第二年，他得到主管冲佑观的职务，起复已有日期。此前豫章发生火灾，思诚亲自救火扑灭，因而感受寒疾，时发时止，后来病情加重。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皇上惋惜他，命令恢复直焕章阁的职衔，让他以致仕官身份待遇。嘉定四年十一月八日，灵柩停殡于铅山县仁义乡。夫人汤氏，封为宜人。儿子名橐、梁，都任将仕郎。思诚胸襟明朗、通达事理，却因门第而自我畏缩。他向老师朋友求学问道，出发点在于嗜欲。我客居钱塘时，不论早晚，遇到疑难便充满胸中；到了他住所，纵横论辩，连童仆车夫也一定要到很晚才能吃饭。我在徐地任同僚时，夜里失眠过不止一次。朱公在建安时，接收文牍、续写书简，没有空闲的时候。远方有人来请教，刚听到消息，便遍访请教尊长，不因为对方寒微鄙陋而有所间隔。攻讦伪学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厉，士人战战兢兢，不能自保；浮薄之人便用当时的舆论相互恐吓。思诚常常替亲近的人说明正理，不顾忌讳地给朱公写信，把其中没有别的意思说得很详尽。朱公回答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韩丈与我本来没有怨恨，我对韩丈又有什么猜嫌呢？亲近的人看到这封信，认为它大大削弱了道学的道路，事情没有成功，思诚出力很多。边境之事将要发生，思诚询问旧事，我告诉他，立论有先后，定计有始末，并没有错误。思诚又说：“敌人衰弱已经有征兆了。”我又告诉他，鱼从内部腐烂、瓦片从内部解体的情形，其实还没有显现；如今外部势力弱而形势困乏，并不是这样。思诚醒悟说：“事情已经决定了，先生应当知道我是不会预先参与人事谋划的人。”不久果然因为议论不合而离职。唉！学问广博而专一嗜好，像思诚这样厚重的人，本来就很少。至于把百姓看得贵重，聚集百姓所需要的；把离职看得轻微，实行自己所知的，这又是当今世上难以做到的事。假使让他熟悉政事多年，以完成他的事业，大概就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吧！他的父亲是湖北提举、直秘阁，名安节。长子名景参，字守约；次子就是思诚。母亲福国太夫人韩氏，贤明而早年守寡，督促两个儿子放下纨绔华饰，吃粗米粗食，勤苦惜时，所以两人都有名誉并登进士第。当时他们都享有华美的荣宠，却不到十年便相继去世。福国太夫人安然承受命运，计算天数，并没有过分悲哀。只是想道：“我的儿子还没有墓志铭，让梁儿来请求。”唉！思诚以优厚俸禄奉养母亲，这是顺应正道。如今却要拖着石头放在坟墓之间，怎么忍心使老人劳累呢？铭文说：美好的绍兴隆盛之名，辅佐相孙成就中兴，所献十事有八九得以保存。良马称扬他的德行，扬起和銮之玉，来接受治理成功的荣耀。佩玉而挑担，访察民俗，身穿皮裘、盖着絮衣保暖。挥袖决策，势如风雷奔腾。既已升到朝廷之上，便拱手尊奉皇帝。为什么反而被贬斥，下游到杨原？上天不肯给他长寿，人间道义昏暗。母亲悲伤，儿子啼哭，记下这篇文章。校书郎王公夷仲墓志铭。

译进士考试在皇帝面前举行，考官评定名次后上报。所谓高等名次，天子常常亲自选拔、赐予。天下人由此推测皇帝的好恶，而士人能否得到任用、政治是否通达，也都系于此。绍兴二十七年，永嘉人王龟龄考取第一，临海人王夷仲实际考取第四。那时高宗治理政事已久，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希望与民间奇杰之士共同振兴世务；他遍阅所上对策，选取能够申明正直节操、吐露敢言内容的人，不论名次高低，立即提拔安置。可是王夷仲在举司前后受挫，往返十多次，已经困顿得像衰老之人了。忽然有一天，他受到明主无可估量的恩典，就是这样。王龟龄已经成为一时所宗仰的人，王夷仲和同时考中甲科的人，也都在世上获得了重大的名声。直到今天谈论策士的盛况，必定说丁丑榜就是如此。那么难道是士人自己能够使自己显赫吗？大概只是皇上喜爱他们罢了。王夷仲世代是临海县人，曾祖安礼，祖父居中，父亲庭筠。王庭筠脱去布衣后任婺州推官，任满等待太学博士的空缺，召试后任秘书省正字兼圣政检讨官，升校书郎，因脚疾请求主管玉隆观。第二年，即乾道三年，王夷仲六十一岁，病重，于六月五日去世；乾道四年二月九日，葬于重晖乡唐奥山。夫人贾氏先一年去世。三十二年后，长子似之去世；次子名应之，是免解进士；幼子名棐。女儿嫁给已故知池州赵善临。孙子名象，孙辈又有革、梦龙、丕祖、淡、字孙、文。儿子棐、孙子梦龙都考中进士。棐任浙西安抚司干官，梦龙任信州教官。当初王夷仲在婺州时，孝宗即位，赐给军兵钱，州府还没有现钱发放。太守正在宴请宾客，始终不理会，士卒冲进幕府直上堂来，杂乱坐下胡乱说话。王夷仲听到变故，步行进入府门；士卒望见他，立即招手叫下来，说：“节推来了。”又亲自像平常一样作声称喏，并且诉说：“侍郎发犒赏太迟，还想把钱折支给我们健儿，令人不满。”王夷仲笑说：“你们弄错了。”即位以来按惯例将近四十年，兵火使钱币散失，我才开始检点办理，怎么能说迟呢？钱已经在库中，怎么能叫折支呢？士卒稍稍退下。王夷仲禀告太守，向其他司借钱。不久又报告说，士兵殴打库吏，已经把人打死。王夷仲愤怒斥责说：“你们不听名次安排而胡乱取钱，必定斩首，绝不赦免！”士卒都认为折支的说法正确，说：“依照节推所说办理。”这才散去。州里的人极为赞赏这件事。王夷仲辖区中有两个士人，家中的银钱被官府拿去充作烹煮采办之用，吴郡王又从右曹发符取走，士人拒绝听从。吴郡王认为这是劫夺，便把数件诉讼移送到婺州。王夷仲暗中劝告太守，太守说：“唉！这人的力量足以令人畏惧。”王夷仲说：“难道应当害怕他的道理吗？不要害怕他的势力。”太守于是把事情交给王夷仲处理。王夷仲立即来到右狱，询问诉状的主人在哪里。吏员说：“是官人，跟随司里去了。”王夷仲鞭打吏员，急忙追赶诉状主人，将要给他上刑具；那人大为恐惧，立即认罪服法，士人得以幸免。太守也因此进一步了解王夷仲；后来入朝参与政事，便决意推荐他。在馆中任省试点检时，得到一份诗赋试卷，向众人说明，认为它远远超过其他试卷，只有一名参详官和同知意见不合罢了。第二天，同僚来告诉他说：“事情已经没希望了，同知升为谏长，参详官也入台任职了。”王夷仲说：“不是这样，这是程文工拙的问题，与台谏无关。”他极力争辩，终于把试卷列入高等。四方士人到贡院补试时，清晨城门还没有打开，大家因忌日去行香，亲王也不能上前，于是取出另一份试卷，经过宰相街司，竟陷入荆棘丛中；有人传说因此罢免了太学。王夷仲从容论对，向皇上说明此事。皇上说：“听说无赖之人也来了吗？”王夷仲说：“确实如此。万人聚集，本来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然而将来成为陛下栋梁的人，也都在其中。” 皇上的怒意消解了，浮泛的议论渐渐平息。因此王夷仲虽然没有赶上参与重大议论，却果断敢于辩说，面对危险的事情坚定正直，能够遏止横行的潮流。我又听说有一天，皇上批示王夷仲和张校书恪都任察官。他的亲友来祝贺，说：“皇上还不知道您是选人，明天将请求皇上召您入殿改官，您何不预先想好准备说的话呢？”王夷仲惊惶恐惧，辞谢说：“我承受这个职位还不到一个月，马上就做御史，别人难道不会认为我有捷径吗？”因为害怕，最终没有接受；于是草拟了一份札子，仿佛准备答辩，其中说：“考定科第、选取举员之后再改官，是不可更改的法制。近世有的纳粟，有的献书，有的凭父祖功勋，有的凭特别诏令入殿，都能够改换官秩；即使说是权宜之道，也只是打开侥幸之门，并非祖宗的本意。”亲友果然又来，说：“皇上命令不必辞谢。”王夷仲拿出草稿，知道不可夺回成命，于是便把这件事和草稿一同搁置了。他对于进退取舍，又能这样自我持重。家境贫困时，他尤其严格操守；有人赎回抵押物而得到十倍于原价的钱，家人面露喜色，王夷仲催促他退还，说：“五月里披着羊皮衣、背柴而行，难道还会拾取遗失的金钱吗？”代理通判十个月，只领取本俸；通判有时代理州事并兼取其他收入，有司弹劾其罪，通判窘迫地拿着五百钱的券据，祝告王夷仲说：“请您在纸上写下凭证。” 王夷仲把券据和书信都退还了。唉！王夷仲不幸没有得到充分任用，然而考察他平日操守的始末，然后才知道高宗亲自擢拔他，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铭文说：唉！蓄养得早，显用得晚；道义与世俗不同，任用与喜好相反。五十年之后，仍把这些事记在碑版上。著作佐郎钱君墓志铭。

译钱君是忠懿王的第九世孙，五世祖任端州司理，名尚，从钱塘迁到温州乐清，成为当地人。祖父尧卿孝顺友爱，乐于承担、救济他人，有真实的德行。绍兴年间，州里举荐他为孝廉，还没等到召用便去世了，因此表彰他的居所，命名为孝廉里。父亲选，追赠承事郎。钱君名敬直，字敬子。绍熙元年礼部考试第一。有人说士人不应以庙中远祖的讳字为自己的名字，应当避讳，于是改名易直，字季庄。先后任太平州教授、太学录、博士、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佐郎，因病得以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当时池州的任命还没有下达，朝廷依照旧例，任馆职者便授其子衡之为将仕郎。宜人翁氏已经先去世，于是第二年十月辛酉，与她一同葬在孝廉里东边，地名狮岩。次子名德之，两个女儿尚未出嫁。钱君十岁便能通晓《春秋》三传，按照其中的义理写科场文章，构思纵横开合，文辞丰腴润泽而纯粹美好。那些以科举取得声望的长老，反而惭愧地说：“这怎么能是一个童子呢？”稍稍长大后，学习并知道古人的统绪广大高远，于是慨然叹息说：“时文已经不值得写了。” 他常常积聚书籍，书都堆得环绕四周；直到夜里也不解衣带，早晨也不洗脸，反复钻研推求精微之处，必定以自己所达到的见解为正确。因此文思如云气蒸腾、河水奔流，笔锋姿态纵横生发；文辞滋润如膏，义理融解如冰消，充分显露出来，像美玉细密、黄金发光。他的才质很早就成熟了，性情尤其沉静缜密，不轻易施展自己的才能。大概人们聚居议论难题、锋芒四起的时候，正要拿别人来攻击事物，他却一句话也不说，使人无法窥见他的心思，颇有人怀疑他故意缄默，是在为自身打算。朋友中有人私下议论此事，他听见了也完全不介意。后来任太常寺官时，请求为范公祖禹议定谥号为“正献”；有内侍奉旨赐谥，他却拒绝替其议谥，人们这才知道他能够辨明事情的长短得失。在太史任上，因火灾逼近宫庙，当时他的病已经很重，卧在床上，便命侄子本之抄录稿文封好上奏。从宰相、近臣到当时的重要政务，他几乎都直言无隐，于是人们又知道他能够陈述义愤激切的话，必定先沉思斟酌，然后才发言，选择时机后才开口。行善而获得声誉，声誉的报应是福，这是常理。可是好恶发生变化，真伪难以辨知；若把善人当作盗贼，那么声誉反而成了诽谤，福反而成了祸，也同样是常见的情势。君不幸处在问学末流之世，又遇到世人的好恶、毁誉尚未确定之时，出仕而与世俗偶然相合，恐怕会多遭祸患而少得福了。然而君清廉而不伤人，正直而不割裂人情；不以显露他人过失来彰明自己，也不脱离众人而独自立异。世人环视而找不到他的短处，于是“深厚而不自夸”的名声一齐归于他，大官美爵也将争相向他而来。人们都说君一定会因此显贵受重，却又突然去世了。唉！上天使一个能够调和众人不能调和之事的人出现，却仍不给他应当得到的待遇，这难道是天意吗？即便如此，调和众人不能调和之事，正是为了匡正道义，并不是为了求得众人的附和；不给他应当得到的待遇，君子也可以不怨天。铭文说：一个县的人刚刚聚集，挤得像墙一样密；朋友来自数州，纷纷挤满厅堂。我与你情意缠绵相从，共度三十年风霜。如今你不再顾念我，我的悲哀将安放何处？天高高啊，地广广。愿诏令流传无穷，愿你的神灵永不昧失。刘建翁墓志铭 莆田人刘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年进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监建康府榷货务，知贵溪县，任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奉召试于秘书省，任正字，兼任吴益王教授。开禧元年五月去世，葬在石室西原。他的夫人姓方，两个儿子：长子希醇，任某官；次子希深。建翁的父亲名朔，是莆田人，号称二刘先生。先生在乾道年间去世，年纪还很轻，又不是显要官员，家境贫薄，无法自行振兴，世人都为他悲悯，说：“这样的人难道会有儿子吗？”等到建翁成年，能够奋发争强，修养志向和道义，声名远播，士人们都很高兴，奔走相告，互相传写文字。后来他考中乙科，大家更加高兴，常常欢饮相乐。他任职所到之处，无不争相推荐他，说：“这是刘复的儿子，怎么可以让他落后？”建翁有所选择时说：“某些职位不适合我接受，我也不敢因此怨怒。”然而他所受到的推荐，不过是通过朝廷改官的途径，实际上仍只是州县中通常的荐举罢了。直到任馆职之后，才有人满足地说：“这才足以对得起建翁了。”唉！建翁继承父亲的法度，没有辱没父亲，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由此看来，天下人对建翁父子的推重竟到了如此地步，也足以知道爱好善行是人们共同的心愿，而行善的人不可懈怠。建翁风韵十分清雅，气度安闲而容貌和悦，悬断、会通、熟习、解悟，不因迟滞吝惜而妨碍事物。事情即使纷乱粗疏、杂乱难理，经过建翁之手，也必定变得条理清楚、秩序井然，后来可以遵循守持。他治理县政极其宽缓，不设置苛细的节制和限制；诉讼的人从容地把各自的言辞说尽，随后他加以分析、折中裁决，隐秘的实情和逃遁的细节像镜中显现形象一样清楚，奸民没有不避开影子、收敛踪迹的。市井中的贫寒之人，他一定知道其姓名和人口数；遇到雨雪冻倒，就按人口发给钱米；发生流行疫病，就亲自煮药；不幸死亡的，就发给棺材办理收殓。在县城东边建立孤独庐，在西边建立安乐坊，每年减免斛面米六千石，购米本钱六十万。贵溪县人不称他为知县，而称他为“吾翁”，所以听到他去世后，停止市集，聚集哭泣，并为佛教、道教事务斋戒五昼夜。建翁既然受到上下信服，同时有任县令的人，内心并不善于做正字，而此人恰好身在谏官之地，便诬奏把他罢免了。全天下所爱戴的人，竟不能胜过一个人的忌恨；假如建翁稍稍得到进用，一定会争辨是非、辨明邪正，那就绝不可能使全天下的人都爱戴建翁了。这样看来，世人爱戴建翁的原因，难道真能完全知晓吗？建翁在家侍奉两代母亲，奉养从兄，抚养幼弟；对外交接朋友，接待乡里，沟通有无，尽到敬意，极其孝顺，对待一如两位父亲。人们并不知道两位刘先生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居室尤其简陋，没有增改多余的房间。余经过那里，到了门前下车，建翁徘徊着出来迎接，在街中笑着说：“自从两位父亲在世以来，四方经过莆田的人，没有不来拜访的。”于是他把我领到庭院中。大概如今的轿子比过去大了，这是世道变化的缘故。余也笑道：“轿子虽然大了，也没有大几寸；您的门扇，难道不是太窄了吗？您却不知道变通吗？”原来四周偏墙只勉强能通行门户窗牖。建翁指给我看说：“这是我两位父亲讲学的地方。”我低回留恋了很久，不能离去。铭文说：“建翁对于父亲，才德相同，寿命相同，官职又相同。为什么偏偏超过了父亲，却遭遇不到应有的际遇？可悲啊！” 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译公姓钱，名之望，字表臣，常州晋陵人。曾祖孟回，任殿中丞；祖父知雄；父亲友，追赠中散大夫。年轻时放达不羁，喜欢奇谋。金亮进至瓜洲时，公参与虞允文谋划，当时正在训练水战，公请求召集停泊在澄江的海船，让水军驾船从上下八面乘风截流而进，使敌人惊骇莫测，从而可以挫败敌人径直渡江的计划。虞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又问现在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当时敌军号称百万，江东危急恐慌。公说：“用兵不在人数多少，勇敢的人先奋起，躁进的人先失败。敌人虽然聚集如蚁，但他们背信弃义、残酷暴虐，驱赶胁迫远道而来，下属没有顺从听命的，这是内部溃败的形势。希望不要胆怯，镇静地等待他们发生变化。”不久，敌人杀死完颜亮逃走。符离战役时，公在路上拜见张忠献公，说：“相公为什么不从三边同时出兵，使敌人在东西之间疲于奔命，这样大功就可以建立了。如今却只奔向海、泗二州，一旦不能如愿，怀疑和诽谤交相而起，就无能为力了。”后来果然如公所说。干道五年考中进士，授官襄阳府大军仓。虞丞相记录他以前的验绩，调任江西帅司属官。赖文政反叛，前任帅臣龚参政茂良向皇帝明白说明，把平定贼寇的事交给公。公推荐黄倬可以任用，并把方略授给他，黄倬立即擒获赖文政。朝廷为公改官并增加秩级，公上奏说赏赐黄倬应当优厚，而臣所得的滥恩可以削减。皇帝赞许公的谦让，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镇江府，因母亲丧事免职；后来再次任镇江府通判，知光州，尚未赴任，又改知楚州。皇帝仍嫌他升迁太慢，改任知和州。起初，皇帝命建康都统郭纲和淮西帅、漕官核实官田，清查隐占的土地，使士兵耕种，公极力劝谏。清查田地扰乱事务，不能迅速完成；但只选择旧日荒废的圩田中的良田五百零七顷，沟渠、牛、犁一个多月便都准备好，士兵很快前往屯驻，百姓不知道有劳役。和州过去任用的武臣接连数人，使其日益败坏，公监察防御得法，郡政又恢复完整。公任满回朝，皇帝与他谈论政事很久，因而叹息没有机会。公回答：“现在就有机会，只恐怕陛下不能实行。”皇帝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公说：“曹操征讨乌丸时，先主谋划袭击许都。如今金主前往上京，随从的兵将只有十之七八。假如我军擂鼓前进，他们的儿子在室内惊惧，父亲在路上困顿，往返万里，士马疲惫至极，将凭什么作战？一两天的机会，古人尚且必争，何况相隔岁月如此之久呢？”皇帝拍着床说：“这么好的机会，竟没有人说到这一点。”授公金部郎官，不久知楚州。因屯田有功，任直秘阁。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濠州、楚州的使效名额多年来只是代替空名，今后逃亡、死亡都必须上报，皇帝于是才得以收回名额。诏令下达后，公说：“干道初年，孝宗招募魏胜、郭升、张荣的义从人，给田而免除课役，命令五部每月到州中一次，练习射箭并加以犒赏激励，名叫‘使效’，这大概是陕西弓箭手的办法，当时才三百多人罢了。州县厌恶他们强悍锐利、难以制御，死亡后不再补充，严重的甚至压制他们不让赴州，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用意。既然不是官府供给廪食，怎么还要使用代名？虽说免税，但所谓归正人本来都尚未承担课役，并不是因为使效才如此，所以只是特别优待罢了。议论者大概没有详察。”公于是招募五百人，部伍训练精熟，盗贼不敢发作。随后皇帝命令训练两淮民兵万弩手，公选出精强士兵七千八十九人，参照军制编组，以队伍约束，按技能区别，严格训练。后来皇帝派官员考核试验，只有楚州符合标准。起初，公担心大军轮番戍守，不把郡兵留在本地，山寨水寨也不按法令建置，遇敌便无法应战。自从徐子寅在山阳、宝应设置三十六座庄寨后，禁止私人拥有军械；但犯法的人很多，而羊家寨濒临大海，是奸猾之徒聚集的地方。公登记其中最为剽悍的二千零三十五人，约定作为紧急祸难时的防备，并放宽禁令，允许他们随意携带弓弩，众人都感激喜悦，听从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三十五人〕 有个叫李植的人，自称宿迁人。韩世忠停止进攻淮阳时，李植的父亲将要和宗族乡里一起脱离原地跟随韩世忠，如今家族已经零落，但还剩四五百家。公叹息说：“这就是诸葛孔明所说的西县百姓啊。”如今李植转相告知，招得四百一十六人，便按照庄寨的办法确定约束。皇帝因此特意补授李植官职。公在楚州四年，所做的事情多有这一类。升任直徽猷阁。公又分条陈述三边战守之事说：“扬州有三座[阙]城、三道塘，楚州有大小清河，淮东依仗这些，认为扼守敌人来路就足够了。敌人若乘虚而入，从招信、盱眙直抵淮阴，不到一天就逼近扬州，不到两天就可到达滁州、真州、通州、泰州，也可直抵江边。那两条路线为什么偏偏不会如此？陛下难道不能让像韩琦、范仲淹那样的人通晓一路的险易，详细商议吗？况且士卒饥饿、财用匮乏、兵力不足，是今日的大患。然而士卒要吃饱，财用就更加匮乏；财用要不匮乏，就连削减兵力也来不及，又凭什么增加兵力？如果士兵自己耕种，百姓自己作战，沿江各军分别选择驻地以内的闲田来种植，民兵万弩手也采用同一办法，供给器械，考核精勤懈怠，大略可以得到十五万人，与屯田大军相互配合，这就是三路的外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十六人〕 过去韩世忠驻守镇江，张浚驻守建康，淮东淮西于是划分土地，在大仪、天长、昭关、柘皋一带，敌人来就作战，哪里有固定的地方？三衙军队从旁帮助他们，所向都能取胜。近来各郡修城筑堡，派兵轮戍，互相犬牙交错地划定界限，尺寸之外便如胡越般各自分开；这样一来，谁肯在要害之地出力合战呢？臣观察各军的风气习惯，和过去相比完全不同：过去只愿作战而不愿防守，如今只谈防守而不谈作战，逐渐导致疲弱怯懦；十年以后，即使想防守也做不到了。陛下若能下诏让诸将恢复绍兴旧日的土地，使世忠、张浚一类人苦战立功的事业，在梦中也可以希望实现，不要让它消磨掉，只坐看彼此而尽失。孝宗看完奏章，长叹说：“正当天下无事之时，人们乐于安静，没有人肯改变旧制，这番议论可以说忧虑深远了。”当时光宗参与决策，孝宗回头对他说：“太子要仔细观察人才，必须任用他，才能看出才能。和亲已经很久，人才无处施展，再没有事情可做，必然就会逐渐萎靡。我想到这里便感到凛然，太子应当常常记在心上。钱某可以让他统帅扬州。”这年是淳熙十五年。雨从五月下到六月，清河水涨溢出，冲毁城墙一千丈。公安抚百姓，赈济借贷，恩惠和纲纪都周到勤勉，楚州人感戴他。升任直宝文阁，知襄阳府。

译言官讥讽公说，他先前在楚州，城池刚修好，洪水却突然冲毁，于是削去官职，罢免了公。公初到楚州时，认为旧有楼橹不坚固，便改建了一千间。城池毁坏并不是楼橹的过错，大概是议论者误解了。后来知静江府，钱币泛滥，恶钱流入两浙，朝廷商议禁止断绝。提点铁冶刘炜请求以私钱二文折合官钱一文，每贯抽取数百文，并约定数额；府库全都封锁，市镇城邑关闭，两淮骚然不安。公四次上疏说，止息弊端、平息奸伪，关键在于安静处置。淮东土地不产铁，百姓又不私自铸钱，货币转手流通，百姓有什么罪呢？况且天下安危在于边境，北方使者经过淮河，所接触到的耳目关系国体，尤其重要。皇帝醒悟后，拿官会桩管的米和度牒僧人的费用数百万缗，全部收回淮东淮西的私钱，投入炉鞴中熔毁，局势才稍稍安定。然而当时的宰相忌讳公的言论过于直切，最终以没有察觉私钱为罪，使他降一级官。安抚司的军队中，自刘纲、向子固以来有东西二寨；使效有晁公武，有效用有郭棣，有效士和强勇，名号杂乱，军纪不整，豪强盗贼潜伏其中，成为一方祸患。公请求把强勇军也合并进来，招募材武之士足一千人，隶属御前，设置统领，守将长期积存的弊病才开始革除。公在扬州时，正赶上重新整治两淮民兵；而他在楚州任职时，已经把措施安排得有条理，到这时便完整制定为一路的条目：按丁抽取，编成队伍，设立色目和总首，分部执行招收、开支和责任等七项事务，皇帝全部施行，并把这套办法下达给淮西。到了将丁壮转入老弱名册时，公亲自写信告谕各郡，恳切说明皇帝的意旨，选取丁壮四万八千二百多人，比旧有名册增加三分之一。于是淮西赵巩上奏请求罢除万弩手，皇帝交给公斟酌处理。公上奏说：“绍兴末年，孝宗命张浚在建康设置御前万弩营；癸未年戍守泗州，甲申年与敌交战，都有功劳；乙酉年讲和，队伍解散，各自归家。干道年间，命徐子寅在真州重新设置，后来任其就近耕田，不再召集，已经二十三年了。弩术衰弱，壮丁也逐渐消耗。”这正是赵巩所见的近况。至于本地土著没有逃亡的忧患，自己耕种也没有白吃粮食的费用，民兵万弩手最接近古制。孝宗所命、张浚所施行的制度不能废弃。如果不追究当初立法的本意，却只议论后来受弊的末端，那就是羊亡了才追究礼制了。万弩手因此得以不废。大概公在楚州四年，在扬州三年，加上前后反复向皇帝陈说，大体都把屯田、民兵、万弩手、山水寨看作进攻时作战、退守时防御的关键。从始至终都坚持一种主张，思虑始终执守一个方向，不像其他人那样只看时势，随世道上下改变，揣摩迎合。王卿月出使金国，途中得病，公代替他。已经授任直龙图阁，再次任职时，言官却以公经营贩卖为罪，使他降为显谟阁，罢免官职。起初，公把强勇军并入总领系统时，一定要让扬州自行承担一半粮食费用；公争辩而没有获准，便另行经营，以利润供给他们。又极力争辩说：“御前军队却要仰赖州郡供粮，难道可以吗？”五次上奏才获停止，将本钱归还备边库。从此公屡次遭到诋毁，动辄被贬黜。有人制造游士案件，搜查其纸张时得到公的弹劾文章，与御史所上奏的一个字也不差；又因为公主持铸钱事务，留任军器监实录院检讨官，正将要任用他时，大奚山盗贼兴起，于是特授秘阁修撰，知真州。大奚山孤立耸立在海中，距离州城只有一次潮汐的路程；百姓以煮盐为业，也从事捕鱼采集，亡命之徒聚集在那里，官吏和士兵包庇他们，并非一天了。提盐司追究得急迫，盗贼怨恨而作乱。各司招抚捕捉，进退不同，意见纷纭，贼势更加猖獗，终于倾空巢穴，夺取客船，直指城下，州人极其恐慌，准备逃走。公指挥各军奋力攻击，一战将其全部消灭，在山上排列栅寨，分兵驻守。若没有公的决策，广东几乎就要乱了；并且阙官罢摄士捐丁田米分钞历日钱岁万七千缗，场务积欠四万余缗，珠、香、翠毛一钱也没有购买。授任华文阁待制，不久知隆兴府。蕃汉百姓拉着道路哭泣，改任知庐州。过了几个月，疾病已经很重，公仍然勉力审判各司积累的、数百件尚未判定的诉讼。光州、黄州百姓争持是非曲直，到公处会审结案；郡中因而除去冗费，每年节省一万五千多缗。衙门士兵的两个寨子，以客将代写文书、充任将佐，公一举澄清革除。又因为安丰忠勇军治理不好，上奏斥责统制边公彦。公想详细考察沿边利害，另行制定纲目，但病重不起，于庆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庐州人和淮西人中，等候公病愈而来投状的有一千多人，叹息说：“包待制死了吗！”并作十五首咏诗哀悼他。六年三月十八日葬于江阴县。昭闻乡繇里山令人何氏，在公死后四十二天去世，附葬于公墓。儿子延硕早夭，廷玉任某官，廷瑞任某官，廷玠任某官；一个女儿先嫁戎知刚，后嫁某官。孙男二人，孙女六人。官阶中大夫，爵为晋陵男。起初，孝宗虽然修复绍兴旧日制度，重新与金国互通使节，却利用其间整治军政、讲求边防，暗中选拔奇才，以备有事时任用，亲自从低级官员中擢升到显贵地位的有数十上百人。公的才能在其中最高，忠诚恳切发自内心，遇到事情有不便之处，便直陈道义、指斥切责，从未瞻前顾后；他所建立的制度后来都被遵行，没有人敢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然而世人还不能了解这些，所以我详细记载他的言论和事迹，用来显示天子鉴别识察人才，使下层臣子充分表达忧惧、尽心职守，也使公与皇帝相遇相知的经历可以考见。铭文说：孝宗是至圣之主，忘却自身而喜爱能臣；不只是喜爱他们，还超越常格、越级提拔为卿。此时只有钱公，百次选择中才遇到一次；他的才华如泉源，汲取任用也无穷尽。扬州以东、豫州以西、越地以南、雍州以北，四方郊野没有警报，即使有警报最终也能平息。敌人戴上冠带，装作文明，世代的仇敌却怯于作战而萎靡不前，这是明主所忧虑的。孝宗升遐后，公困顿于多次毁谤；进入侍从行列已经晚了，但岁月不会停留。谋划周密，见识明达，勤勉努力，事情办成；当时的人尚且不了解，何况后来的年轻人呢？什么能够长久保存，什么必然坚固而腐朽？我把这些写入文章，留待长久以后的人来评断。《水心集》卷十九，宋叶适撰 墓志铭

译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致仕薛公墓志铭。起初，公由少奉常兼领祠官，前后两次如此；还不到七十岁，便多次自行请求以直秘阁官职致仕。家中有司马文正公的《真率约》，依照旧事，凡年满六十岁的人便实行其中的规约。我也曾参加过，到公的园池游玩。园池不大，花草疏落开阔，游息行止都很自在。楼阁很低小，但江山隐约可辨。书画精粗杂陈，观看的人各有所取。只有灵璧石是旧物，我们一起敲击它取乐。像这样每年一遍。不幸宾客中衰老残病的人相继去世了几位。诸公悲痛，亲自集合穿麻带绖前来哭吊；有人离席避让说：“真率翁来了。”我于是戏言：“这个‘真率’，是率领人走向死亡，而不是用来使老年人感到为难。”不久公也病了，真率会终于废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二月壬午，葬于清凉山。唉！难道上天对于闲退生活的乐趣并不肯轻易给予，而过去的长寿强健只是偶然聚集、不能人人相同吗？公名绍，字承之。他的先祖从河东迁到闽地长溪，有一位做县令，入唐任右补阙，人们因他清廉而把他的居处称为“廉村”。廉村之后的薛氏成为永嘉人，到如今在永嘉已有三百多年了。公相貌端庄厚重而凝练特别，仓促之间也不靠言辞神色自我表现，但内心充满诚意。和他交游久了的人，全都心悦诚服。干道二年考中进士，授官台州推官。台州全城都使用急酿酒，几乎没有官榷酒了。陈守岩肖忧虑而不知如何处理，公说：“这容易。”便命令撤去旧帘。有从门堂来的人说：“薛推官的新酒又美又便宜。”这话传遍全郡，家中饮酒的人都改从官府购买。众酒炉束手无策，酒榷收入增加十倍。后来向汋任职，向汋是老吏，监察处理有法度，尤其器重公，认为他有才干。此后我跟随公游历，前后口头谈论数十件事没有停止，知道公从向汋那里有所收获。监车辂院，知鄱阳县时，诉讼每天有数千件；县令素来不加省察，百姓争强斗气、心情郁愤，簪笔奔走到各司。公说：“平息争端没有比审理诉讼更好的办法。”直到常常夜深，胡须头发都变白了。太守派来的士卒在庭上辱骂公，公便把他囚禁起来。太守发怒，罢免了公，百姓挽留他，流着泪说：“知州难道看重一个士兵而轻视百姓吗？”知宜春县时，前任知县有柯长卿，邑人纪念他，所以称为“前柯后薛”。通判无为军，代理知州，积存宽余的买米超过十万。绍熙五年发生饥荒，百姓依靠这些粮食得以不死。知真州，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随即升任提刑。有个人偷了富人的婢女逃走，富人家说主人杀了我的女儿，州县便据此造成狱案。公到任后驳斥说：“哪有杀了人却没有证验的？”不久婢女果然自行到案。除授户部郎官、淮东总领，升任太府少卿。任期将满时，朝廷难以找到替代者，又留任一年多，召任太常少卿。淮东用盐利供应军务，盐场售卖不多，通常用纸钞充作钱；冒领赏赐的事情到了公任上，才改为按实际钱数出售，三年间增加三百二十万贯。执政大臣惊异不已，没有人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谢丞相从容地询问公，公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丞相叹息了很久，指着自己的坐榻说：“这里应当是公的座位，却被深甫无端占据了。”公已经感谢谢丞相的引荐，但对韩太师侂胄却没有迎合。另一天，公从陵墓下归来，韩侂胄说：“陵墓的树木比以前格外苍翠了吗？”公回答：“陵庙是极其重要的地方，不是奉使而来，哪里敢窥看树木？树木的盛衰无法考察清楚，但近日听官吏说补种了若干株，如今成活青翠的有若干株。”韩侂胄闷闷不乐，便住口了。忽然又说：“少卿来了有多长时间？又有什么要求？”公只是连声应诺退下，立即向谢丞相辞行，于是离去。唉！公不向韩侂胄自我结交，却一定要离开，其中大概有所守持，只是世人本来没有察觉。此外，公请求辞职时，钱丞相一向厚待他，挽留公并许诺任用他，但公最终没有改变志向，以完成自己的操守；这样的人，世人确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官阶累升至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为令人，先于公去世。儿子有：师岩，任南剑州司理；龟从，任湖州司法；岷，任武当军推官；师武，监隆兴府税务；师睿，早逝。龟从后来及第，岷是国子监发解的进士。长女嫁给进士林士尹，任监省仓上界门；另一女为建康府录事参军黄时宪的岳母。起初公在真州时，有个歌女流泪说，她的祖父在先朝任谏官，后来家道衰落至此，没脸再见天地。公考察她的世系，追问她的兄弟，果然都属实；公也流泪，宽厚地给她钱，并让洪令人捐出簪珥和衣被，选择士人把她嫁出去。铭文说：薛氏的墓地，在清凉山脚；千尺飞流，百寻老树。有一位美好的人，穿薜荔衣、戴竹笋冠，亲自种植小草，依山而居。山既深邃幽静，草也繁茂。好人啊，却不能长留！唉，这铭文是为考证其德行而作。国子监主簿周公墓志铭

译临海人周子及，名洎。曾祖父元，任恭城县丞；祖父公举；父亲国宾。子及年轻时便以文章闻名，干道丙戌年考中进士，授新昌县尉，征辟为淮西总领所酒官；淳熙戊戌年考中博学宏词科，调任江东宪司干官，除授太学正。起初，王抃从小吏起家，参与秘密谋议；贪利的人借机请求祝希荐举王抃，声势相连、权势相合，附和的人使整个朝廷都赞成任用他。王抃所用之人已经败露，仍没有人敢诘问。子及进见皇帝，详细论述王抃的奸邪，屡次写下数千万言，说：“中书舍人替王抃起草诏词，只是履行职掌罢了，却还借用王命向王抃献媚，使天下人传为笑柄，自己却不知道惭愧；那么其他公卿也可以类推。皇上想要开通言路、进用人才、修明政事，如今小人在身旁，彼此回护，蒙蔽隔绝；即使没有拒绝劝谏，也常常把劝谏当作儿戏。希望明确下诏斥退他们。况且陛下盛大的德行，难道会因为这些人而蒙受诽谤吗？”皇帝问小人是谁，得知是王抃后，大为醒悟，说：“我起初从你这里听到这件事时，正逢贺会庆节的旧例，北方使者还在，并没有下达除授名册，却忽然从宫中批示王抃出任外地宫观官，群臣都惊愕。子及指斥攻击王抃最为急切，于是又放开议论其他事情，不按次序记录，也写了数千言，说：‘余下宗室子弟享受恩科的名额，即使裁减，这哪里足以挽救官员冗滥呢？’ 应当从宫禁内廷开始，其次裁减宰执、侍从的子弟也可以。军士的粮食和钱饷，主管军队的官员克扣削减，几乎已经没有了；士兵饥饿而想要作乱，难道不应以唐代奉天之事为戒吗？内藏各库储积丰足充盈，如今百姓流离满道，若酌量拿出财物赈济救援，这本来也是百姓的财产。近来臣下奏对尤其荒谬妄诞，竟至于让宰执、台谏的子弟领取祠庙俸禄并据此考核任职，陛下也仓促听从；那些吃着精米肥肉的幼儿，难道会到远方任职吗？设置重要官职，本来是让他们在事情是否适当方面预先发言，在人的邪正方面预先辨别，用来防止尚未显形的祸患，收敛将要肆虐的奸邪。如果祸害已经泛滥之后才听从劝谏，又有什么用呢？陛下若能选择适当的人选，以严厉诏令告谕他们：今后措施设置不当、任用不合适的人，都必须在事前陈奏，不得有所隐讳。至于附和下属、欺骗皇上，闭口不言，事后已经显明的，必定惩罚，不得赦免；这大概也是针对王抃而说的。”这些话一说出来，听见的人都震惊恐惧，面色失常；大臣和皇帝亲近的显贵觉得他侵犯自己太过分，都侧目看他。子及心中不安，请求外任，不久因父母丧事离职，随后除授国子监主簿。此时北方重新通和已经二十年了，有一天又返回辽东，聘使却没有到来，朝廷内外都无法测知原因，只是私下议论，却没有人发言。子及上书说：“近日天空出现黑气，阳光昏暗不明；正当春天却严寒，雾雪满月不止，天象显示的警戒太严重了。陛下应当修养德行，加强戒备。”于是列举八件事：选拔将帅、挑选军士、派遣间谍、商议守城、准备战船、储备粮食、节约财用、委任谋臣；又写了数千言，纤细周详地指明规划，仿佛亲眼看见，一点没有遗漏。皇帝惊异，逐件驳难，并说：“朕秘密地预先安排了防备，你怎么会知道？”子及回答：“设置得秘密，臣不敢知道；但有无防备，众人都看得见。如今陛下说已经有了防备，小臣却认为还没有。二者之间，希望陛下留意。”皇帝叹息说：“朕近来见到你，胜过从前了。”第二天，皇帝告诉枢密使周某：“他通晓边境事务很详细，如今士大夫都比不上。”不久召他试任馆职。已经选定日期，却突然得病不起。这是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三个儿子朴、枱、棫，把他的灵柩安葬在云溪。夫人王氏通晓经史，能写文章，擅长作诗。她敬重子及，孝顺友爱，奉行父命，唯恐做得不够，所以她的父母兄弟之间没有怨言。子及去世后，他的母亲悲痛惋惜说：“我的媳妇贤良，谁应当继娶她呢？只有他的兄弟还可以，而且临川是有名的世家。”因此又娶了王氏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朱渭老、赵师繇，二人都是太学进士。朴后来改名成子，凭上舍身份奏名，任澧州学教授。按五日一次轮流面对皇帝奏事，是本朝的盛典。监主簿、学正都是低级官员，也和五品以上官员一样可以奏事，这是为了广泛延揽英豪、沟通下情。士人有的不能脱离草野身份，因避讳而疏略，这是浅陋的过错。至于子及却不是这样；博学宏词科的人，世人号称是选入两制的材料，起初只是任职事官，经过岁月培养，熟悉礼仪制度罢了；至于议论激切、当机决断，原本不是他们的职责。然而子及不顾祸福，不计是否合宜，总是把内心的全部见解倾吐出来，快得像泉水涌出，急得像弩机发射。难道是冒昧妄为、冲撞抵触到了这种地步吗？大概是忠义忧国之情长期积聚的结果。我常常奇怪，马周徒步进说的时候，唐朝的基业已经安定，他不过想使国势更加广大安定；没有侥幸封禅九成宫，裁省功臣和营造，教导诸王选择守令，下至用冬冬鼓声代替传呼，这些都是日常可见的事务，并不是老谋深算的策略。然而唐太宗把心腹托付给他，于是他便和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并列；难道唐太宗没有看见子及的言论吗？他的惊世绝俗，哪里只是一个马周可以相比？当王抃势力正盛、丞相和御史相互依附时，谁能想到太学正竟有力量除掉他。这样看来，孝宗的圣明远远超过唐太宗。我本来就为子及先遭父丧，后来又在一个月之内去世，不能最终发挥哪怕马周万分之一的作用而悲哀；这难道不是后世君臣相遇相知者所应当深深惋惜的吗？子及还有一篇论地震的奏疏，共一万多言，因病势危急，最终没有来得及上奏。看他直率通达，历数诋毁，言辞四面发出，应该听听岑文本所说的“切合理义，文辞不可增减”那样的言论，连绵不绝，令人忘却疲倦。至于其中细节，我已经写在序中，这里只说明大概，并且让成子另行编成书，使它流传于世，希望有志之士能够详细了解。铭文说：雕刻吗，只有工匠能够完成；告诫吗，只有蓍草可以预示。寿命不能长久延续；如果事先有所知觉，刚刚见到天子，便会倾尽胸中之言。除去一个凶人，推行父亲的事业或许可以实现；铿锵的谏书，留给后世使它长鸣。建康府教授惠君墓志铭

译毗陵人惠端方任永嘉县丞时，和百姓亲近相称，寻求事情的实际情况，审慎安置在合适的位置，不凭妄意任取任夺来求得快意。后来士人不断前来唱和，彼此结为朋友，共同吃蔬菜、饮薄酒，没有一天厌倦。然而他的立身高远，不可被近俗所玷污。几年来，人们称赞州里的贤能官员，都一致说是惠县丞。他的声誉传到大官那里，但通常因为势力薄弱，容易受到属吏轻侮，因此一直没有改官，人们尤其为他惋惜。县丞并不在意，只对我说：“我父亲于干道八年三月某日去世，十二月某日葬在君山乡原，称为野山。他曾任信州铅山县主簿，监行在激赏库籴场，靠推荐者得到宣教郎，最后只是建康府教授罢了。任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在可悲。”四十年后，没有远方的诏令来召我，想到父亲更加悲伤；幸而请您为墓作铭，可以吗？惠氏最早见于庄周，名叫惠施；居住在毗陵宜兴的惠氏已经六代。君名哲，字茂明。父亲承事郎俊民，苦心学习却患了迷惑之疾；祖父溥亲自教导他。君年幼便早慧，小时候就有所成就；和兄长国子博士迪一起励志读书，所到之处都能教化人，所存之心都能通达神明，上下与天地同流，辨析议论往往直到深夜还不睡觉。祖父高兴地说：“我的孙子大概有希望了！” 于是兄弟二人都凭文学有当时的声名，一同考中进士。进入官场后，因才能而受到异乎寻常的看重，因廉洁而受到敬重。在铅山县，他修复废坏、解决积滞，百姓对他的敬畏和爱戴超过县令，县令依赖他，如同事情出自自己。太守徐公林多次推荐他。籴场有米数十万，孝宗刚开始亲政时，巡逻士卒突然到来，有一天诏令急迫追捕主管籴米的官吏。提领官召见君安慰说：“廉洁的人不要害怕。”上奏后，取出出入账簿查验，找不到丝毫差错。于是周参政葵谋划推荐君，恰逢自己罢政，未能实现；周舍人麟之已经推荐了君的兄长，又将推荐君，也没有实现；单侍御时准备征辟君为属官，因制度阻隔而未能实现，恰好又遇到君去世，此时君才五十六岁。起初娶孙氏，后来娶蔡氏。儿子端本，刚任岳阳军节度推官；次子端方。四个女儿分别嫁给迪功郎、常州晋陵县尉钱正国，迪功郎、常德府司户申洙，进士周作霖，王鼐；他们都已经去世。孙子纯夫，任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大，任迪功郎、新建康府溧阳县尉道夫、德夫。自君的曾祖正议大夫智训起，他的儿子旉和需才开始显达为官；到君兄弟、子孙，世代都有科举功名。家族因孝友而兴盛，又以文章润泽；崇尚德行而不专务进取，即使做官也不急于求用，这是他们的家法。铭文说：湖洑之水青碧清冽，两座山峰共同映含光辉，祥瑞由此发端，和蔼而深厚。惠君的文章，是大地所凝聚的精华，如同祈雨的篇章写成而上天不降雨。生死变化，有时闭塞有时通达；看一看他的子孙，便知道家道将与时俱隆盛。朝奉郎致仕俞公墓志铭 公姓俞，名宽，字伯仁，临安人。曾祖父举，祖父昌龄，世代都是临安的儒学世家。父亲彻，尤其擅长文章辞藻，与张子韶、凌季文同有当时的声名。公十三岁进入县学，笔墨、意趣、气度都像成年人，长者们都器重这个孩子，说他将来必然显贵。起初，他的父亲已经被贡入辟雍，却因避乱没有前往，又被乡试黜退，慨然对公说：“我听说得到机会却不知停止，是没有义；失去机会却不知停止，是没有命。炫耀于得失之间，想停止又做不到，进不能侍奉君主，退不能成就自身，这是既无义又无命。我将要停止追逐了，你能够帮助我吗？”当时公还很年轻。等父亲去世时，公已经壮年，对丝、粟等生活费用的安排，都如同父亲在世时一样，不敢有所失误。后来，生者有供养，死者有送葬；冠礼、婚礼、宾客、祭祀都准备齐全；遇到凶年荒岁、贫困匮乏，必定给予帮助。进入他的私塾，诵读声清亮，深思悠远。人们一向认为公父子在儒学方面不会穷尽。等到公已经获得官职，既不急迫，也不迟缓；选择合乎道义的事情一定精审，不因利益而改变。能一同进仕便一同进仕，不能一同进仕便一同退处，只求不失去道义罢了。人们又知道，公不但能够用自己难以做到的停止来遵从父亲，也能够用自己难以做到的进取来教导儿子。公年纪渐老，才开始有山水花竹的乐趣。年老的兄弟二人相互扶携，偶尔出游；乡人看见他们没有车马，却步履轻快安稳，便相互跟随，迎接慰劳说：“真是有福的人啊。”公便和每个人交谈，斟酒给他们喝，边饮边走，欢笑一整天才回来。嘉定元年，公已经九十三岁。儿子烈，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出使金国担任报谢使，在都梁境上停留了几个月。公常常亲笔写信询问边境事务和敌情，嘱咐使者爱惜自己、报效国家，言辞十分壮烈。一天，他叫来小儿子珙说：“我想回去了。”家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二天又命人准备洗浴，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正是七月乙丑日，大概就是舍人出境的日子。这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次追封至朝奉郎，穿绯色衣服，佩银鱼袋。夫人张氏，封为安人。三个儿子，长子璨，任将仕郎，早逝。四个女婿是王庭实、高健、王思恭、戴宗师。孙子垓，任迪功郎、台州宁海县主簿；坦，任将仕郎。舍人免除父亲的丧服期，召入西掖任侍从官，如今任中奉大夫、知明州某官。我曾惭愧地为舍人同僚张夫人的墓作铭。等到公下葬，舍人又请我作铭；我因生病，不能完成，竟拖过了六七年。唉！公的心意是继承父亲，随着形势通变、屈伸进退，以等待天命；最终上天给了他极大的报偿，因此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砚台干涸、芦苇枯燥，是寒酸儒生的酸腐；肥马轻裘，是鄙俗之人的盘算。胸襟宽广，能够完备礼仪；行事简约，能够守持义理。上天的福泽正要到来，先导和迎接的使者已经到了。长长的原野曲折回环，高大的树木浓荫深深，正相应合。沿着这条墓道，昭示林公的这番心意。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

译公姓林，名湜，字正甫，是福州长溪县人。曾祖名岩，祖父名樗，父亲名师中，获赠中奉大夫。中奉大夫林师中到蜀地迎接老师，得到老师相随归来，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中奉大夫是科举高第，公进入太学，与石斗文、吴偁、吴俯、张渊同时知名。绍兴庚辰年考中进士，任富阳县尉。金亮作乱时，他率领弓手截断险要关口，县里的豪强乘机贩盐并进行抢劫，公把他们捕获。任期代满后调任明州教授，朝廷适逢核算他的功劳，改官任泉州晋江县知县。泉州分派制造战船，公说：“县城近旁难道会有多余的钱吗？怎么忍心向百姓征敛，我将要辞职离去。”各蕃族都认为公做得对，来帮助完成这项差役，船先造好，而百姓并不知道。任期届满，百姓挽留他，整座城都空出来相送。任南剑通判时，太守商议由官府自行卖酒，公争辩说：“卖盐已经使百姓困苦了，又增加卖酒，而且闽地共有八州，今天从南剑开始，其他州郡也仿效，您难道不怕八州百姓怨恨吗？”太守忌讳他的直言，自己上奏，朝廷看到奏章没有通判署名，便对此产生怀疑。正要下令让公逐条上奏时，言事者也说：闽地接近瘴疠之区，所以两税中有酒钱，百姓可以自行酿酒；如今创立禁令，并不是旧有制度。太守的奏章于是被搁置了。汀州赋税输纳没有定法，官吏多有私自取用的，成为百姓的祸患；帅司、漕司请求加以均衡节制，把这件事交给公办理。公查问各项征收，发现有公库鲊脯、日常饮食、差役出贴支取等钱，数目都以千计，其他还有许多类似项目。太守和通判的俸禄是普通官员的数倍，而小官俸禄微薄，还要另行借贷来供给。公约定按年度核算增减，使收支恰好平衡，省下缗钱四万，归还给百姓。监司交相推荐他，召入朝廷审察，任干办诸司审计司，升任太常寺主簿、国子监丞、太常丞。绍熙元年，升任监察御史。公长期任职南方，没有朝中的援助；进入朝廷后，名士善人一见他就像旧相识，彼此说道：“如今士大夫的进退，常常把台谏官是否贤能作为占卜；公的品格本来就应该进入台谏，如今得到这样的人，大概可以有所作为了。”后来果然依照公的旧例，台谏官住在同一宅第，彼此爱护帮助十分深厚；弹劾、论奏、进谏，必定互相审察，所好所恶和指向旨趣没有多少差异，说：“这就是共同维护纲纪。”公独自叹息说：“我并不是只亲近贤能和善良的人，也不是只帮助那些被众人怨恨的正直之人；好恶取舍应当以公论为归宿，却说是共同维护纲纪。所谓纲纪，难道是台谏官用来营私的地方吗？”有一天，他面见皇上上奏说：“陛下把股肱托付给宰执，可是授官任职多是小人；把耳目托付给台谏，可是弹劾攻击的多是君子。治理与祸乱的大关键，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坚持论说，时间过去很久，侍立的舍人对众人说：“今天察院争论的是什么事，怎么反复不停？”从此公便与台谏长官意见不合了。当时小人知道公的立场，便多方为自己谋划。公与三位同列一起论劾，言辞非常尖锐，以至于一天之内罢免了数人，朝廷内外都为之震动。正要依靠公来加强声势时，皇上却认为他察觉揭发过多，下诏告诫公。公任殿试详定官，把直言的人评为第一，但皇上没有采用。等到殿中侍御史刘德修被降职调任，公说：“我可以离去了。”刘公大概就是公所说的亲近并帮助他的人。公上奏为刘公直言申辩，没有得到答复。钱之望任静江府知府，公两次论奏他，皇上罢免了钱之望。钱之望出任后，公任浙东提刑。宰执联合为公求情，希望他稍作留任，皇上不听。公调任江西转运判官。楚地诉讼很多，官吏积久厌烦困苦，公说：“难道可以任意放纵，使百姓以平息事情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吗？”便把积压的案件取来亲自审判，几个月后前来申诉的越来越少。免除赣州的科罚，停止龙南、安远的折变，减免兴国、淮衣的绢，以及南安圣节银和水灾州县中归漕司征收的名目，这些全都废除了。每年损失数万，但漕运收入仍比旧时增加。召入任吏部郎中，升任太府少卿。以孝宗遗留使者的身份出使金国。当初光宗疏于到重华宫朝见，公再三请求仍未见效，后来孝宗去世，皇上接受内禅。公入宫辞行，首先用侍奉亲长以使其欢悦、杜绝谗言来劝告皇上。皇上俯身听取，几次点头称是，并对吏部侍郎彭龟年说：“朕刚即位，还不认识群臣；这个人是老成持重、厚道稳重的人。”在路上，因为衣带以及国书中通名等处有不合之处，接连拒绝了金国的议和。金国赐给他衣服，要他穿上，公挥手把衣服扔掉。金人说：“君主的命令怎么可以怠慢？”公说：“宋朝正统相承，群官服饰都依照品级，如今改变这种制度，只有死而已。”争辩了很久，金人催促他入内谢恩，公仍穿着原来的正式服装，金人不能使他屈服。公复命回来，皇上迎接他，说：“你守礼十分坚定，没有失掉国家体面，这一点朕知道了。”升任司农卿。公从江西回来后，众人都希望他将被重用，但公论事从不留情。庆元初年，韩侂胄开始专擅国政，朝廷官员多自行引退。吕祖俭上书争辩此事，被贬到岭外。公见余丞相说：“吕子约匆匆南行，怎么办？衰世的事情，不应当有执掌奏章、收回大臣职权的责罚。丞相难道不可以努力阻止吗？” 这番话一时传得沸沸扬扬。掌权者近旁的人侧耳听闻，公于是极力请求出任外官，被任命为直宝文阁、湖北运副。不久，与冲佑观一道起任泉州知州。不喜欢公的人仍说不能再让他兼任冲佑观的祠禄，于是公请求退休，进官龙图阁后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公晚年居住在平阳松山温福之间，于是到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贤沙里。夫人黄氏，封为令人。儿子介，文林郎。孙子孟嘉、孟治，都登仕郎。孟淮，孙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哥哥淳任朝阳县尉，夫妻去世后，公为他们料理家业、振兴产业，并让他们的儿子弇出仕。其余弟弟妹妹也都各自能够自立。堂叔贫困而无后，公为他立嗣，又嫁出他的女儿。公性情淡泊疏朗，虽然做官时精明敏捷，遇事立即决断，但平日只是教诸生诵读讲说，好像不涉世务的人。他对善恶、贤能与不肖分辨得很清楚，尤其爱护珍惜善类。世人所谓善人君子，他常想让自己同他们共同承担荣辱、进退，所以议论多有激发，遭人忌恨，因此屡遭龃龉、废黜和斥退，却始终不后悔。朱公元晦被贬后，士人都忌讳他的学说，公仍不改变执弟子礼。临死前几个月，还写信询问疑义。介辑录他的文章，题名《盘隐类稿》，共十卷。介喜爱节操，知道公的事迹，能够像公一样，于是来请求我撰写墓铭。我过去与公以及詹元善一同任职太常，曾在接续火炬时纵谈不止，公把撰写墓铭的事托付给我。铭文说：上天的恩泽寥落，只分下一盏灯；它明亮地自行照耀，并非借助外来的光明。奉持玉璋入朝，如同景星出现。善人看见他，便知兴废之机。绍熙年间任御史，庆元年间任卿，凭借义理能够扶持正道，所要办理的事情多得做不完；乾刚与坤柔相互升降，以等待后世死者。铭文所说，都有事实可以验证。草庐先生墓志铭

译草庐先生姓林，名鼒，字叔和，是黄岩县人。他侍奉父母兄长，从不违逆；对朋友立志守信，从不背弃诺言。妻子儿女生活宽裕，邻里之间相处和乐。他的品行已经修养完善，年轻时广泛询问、博采请教；年长后探究幽深、寻求精微；年老了反而更加勤勉；身处困穷，信念更加坚定。他的学问已经明达，面对方山的树木，有时春天雕刻草木，有时冬天使草木繁茂。井水没有预先汲取，饭食也不早早烧熟。他蹒跚而行，倚着树桩而坐，神态自若。县里的后生聚在一起商议说：“难道不能跟随草庐先生交游吗？先生难道不想见我吗？”县里的长官起身回头说：“某件狱案有疑难，先生能替我裁决吗？某项政事有错误，草庐先生知道吗？”七十一岁那年，有一天他写了几封信，把信封好题写完，放到床上，正要睡觉的人一看，已经去世了。读书求学的人没有不来吊唁悲哀的，好像不想活下去一样。他去世后的十月丙戌日，第二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日，安葬在樟槿山。读书求学的人没有不前来送葬号哭的，好像不愿回去一样。有人摹画他的画像，恍惚间如同草庐先生的容貌；有人玩味他的书法，清冷之中仿佛听到先生的声音。唉！世人说文饰华丽的风俗使人浅薄，即使亲身实行朴厚之道也不能教化世俗，为什么不看看这种情形呢？自从孟子提出“世代尚友”的说法，便开始轻视一乡的善人。天下共同认可的善人尚且还不够，何况是一乡之人呢？考察《周官》，乡就是国；黄岩在古代是伯爵之国，两个乡就是公，周公旦、君奭都参与其中。一乡就是卿，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人参与其中。王国中的善人就是天下的善人，难道孟子没有见到《周礼》，只是根据战国以来的近事来说的吗？既然如此，一乡所称的君子，本来无论到哪里都必定是君子。怀疑天下的善人不足以充满一乡，又认为一乡的善人不足以充满天下，这是迷惑。先生的儿子季复还年幼，服丧期满后曾来告诉我。我既对孟子的说法有所感慨，于是把这些写在他的墓上。两位夫人都是陈氏的女儿，嫁给胡惠连。铭文说：“唉！过去五十年间相随相交，近者虽离、远者仍合；交情深厚，连一封信也还没有送到，忽然已隔重泉。立下誓言的言辞仿佛被忘却，只能徒然泪流。” 袁声史墓志铭 声史姓袁，名直友，幼年就奇异杰出。父亲延儒任武进县知县时，提举杜师旦兼任常州职务，因为武进县呈上的小字写得大而发怒，呵斥追问多次，家人都很恐惧。君忽然站在常州公堂上，高声说：“您年纪大了，眼睛昏花，小字由童子代写罢了。即使有罪，也不应牵连我父亲。”杜师旦认为他不凡，于是免罪。他稍长后胸襟开阔，重视大节。安葬武进人于乌程厉山时，他把全部财产卖掉，路上连续有四匹马拉的车，墓旁设置百家。丞相虽然在符离战败，孝宗的意志仍然锐利，议论者争相说应当攻击敌人，唯独君上疏说：“如今正像勾践栖身会稽的时候，粗略取胜并没有多少。希望陛下稍稍忍耐，还必须等到后来最终割地求和。”虞丞相又与皇上谋划出动蜀地军队，会师长安。君说：“吴氏挟制敌情来抬高自己已经很久了，如今果真能像臂膀和手指一样听从我们吗？”虞公默然，蜀军最终没有出动。后来虞公把君和魏掞之一起推荐给皇上，君一向不喜欢魏掞之，坚决推辞。魏掞之独自被召入应对。此后四十年，君已经七十多岁。韩侂胄把对敌作战作为自己的功劳，士大夫不敢过问。君私下对韩侂胄说：“自古以来都是君主倡导，臣下才响应；没有臣下专擅大规模征伐的。诸葛亮虽然是忠臣，桓温、刘裕却成了篡逆之人。公将凭什么作为依据呢？”韩侂胄没有回答，过了一年便被杀。君又多次上书，并且同执政大臣多次谈论天下大事。金陵没有主帅，他说宇文签书为什么不亲自前往？宇文不高兴，说了鄙俗的话：“真是九百。”君非常后悔，从此不再说话。袁氏世代居住建安，曾祖禫，祖父符，考中进士，任奉议郎。奉议郎给家谱作次序说：“司徒后裔邵甫丑，因绍术之乱逃到上虞。袁晁在浙东反叛，邵甫的后代又逃到闽地，所以成为建安人。”儿子敏孺任沧州通判，在白沟河给军队运送粮饷，军队战败，他也死在那里。廷儒任涟水军司户，女真人攻克涟水，他也死在那里。幼子即武进，凭沧州之战的恩典补任官职，平素与秦丞相亲近。秦丞相招呼他说：“来，我和你共同管理这个武进，只要用书信叙述战守形势，不要有亲附的意思。”秦丞相不高兴，武进最终没有前往。部注知县三次，终其一生如此。大概上虞、建安的袁氏能够以清白改变污浊，沧州的兄弟两次为节义而死，武进也不向故旧屈从其所欲。至于君的筹划思虑，必定以国家为念而不以自己为念；无论穷困、年幼还是年老，始终守持同一志向。这样的义理为何一千多年从未断绝呢！当初虞丞相推荐君，君既不接受，后来参加进士考试也没有中第。说友任衢州知州，光宗即位时，拿着他的表章前来祝贺，得到海盐催煎的职务，没过多久就辞去；又任常州推官，也辞去了。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六日，附葬于武进的墓旁。夫人陈氏，儿子五人。女婿是文林郎、江东提举司干官曾谅，以及范希奭。孙子孙女各四人。说友侍奉兄长谨慎，仕途渐渐显达，升至参知政事。君没有一文钱，食客每每花费万钱，全部费用都由参政供给。长子聘儒，癸丑年进士，任朝奉郎、浙东安抚司机宜。次子举儒早逝，接下来是学儒、钦儒、立儒，都由参政奏请授官。由此看来，我认为君虽然疏于世故，但谋划国家没有不正确的；不贪图小利，而大义常常独自决断。他的品格在春秋战国人物中也是一流的，不是后世一般才士所能相比。虽然如此，开创强盛局面很难维持，安处弱势却容易仿效。这大概是唐以后普遍的弊病，而春秋战国时没有这种弊病。那么，强盛果真不可以开创吗？铭文说：声史啊，你多么久远；不争逐，不经营，以节义作为自身，千年同样清白。愿你的后代承继这一事业，不改变所承受的传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五月〕 京西运判方公神道碑

译方氏从固始迁到莆田，已经九代了。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名早，祖父名渊，父亲名宪，任阳江县令，获赠朝议大夫。阳江县令去世时，公刚出生，成为孤儿，却独立坚强；才俊出众，远远超过同辈。考中进士，教官考核合格，任越州教授。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任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又添差淮西安抚司属官。调任两浙转运司属官，任上饶县知县、提举常平，获推荐接受审察，任明州通判、知南安军。政绩考核为最优，一路各司联合上奏，擢升为吉州知州，提点广东刑狱，调任广西转运判官，又调任京西。绍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终于襄阳，享年六十岁。庆元三年正月丙午日，葬于濑溪。公的学问极其追本溯源，自有书籍以来没有不通晓研习的，聚积书籍数万卷。用朱笔黄笔涂改标记，遇到疑惑便留下记号并追问，一件事常常类推列举十多条，继续考察。为《横浦集》补正《襄阳志》，都订正了过去的错误。韩氏文章流传于世已有二百年，最初各家所承不同，人物也不同，不能统一，学者以此为忧。公会通考证、旁征博引，撰成二十多卷书，于是可以据此依凭，其他版本便废弃不用了。夫人叶氏，是丞相颙的女儿。公采用丞相治理县邑的方法，把居民分为保正、保副，每十天到县里接受命令，保长每五天轮流服役。应当募用的人，按照肤色和体力分等，封好名册上报。百姓非常高兴，上下都不敢不信服。公天资精于吏治，在南安、吉州尤其被称为神明。他所作的升降取舍，人们认为是经方守成的准则，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起初，广西各州以及经略司每年的用度不足，朝廷命令转运使煮盐供给。或者由官府自行销售，或者由商人贩卖，通常经过四五年盐仍积压不售；官府供给枯竭后，便多次科派并提高价格，百姓就困苦了。天子怜悯远方，加恩于他们，常常赐给数十万贯钱，并罢黜主张改变盐法的人，以便便利百姓。公任转运时，正赶上官府售盐制度推行之后，便请求说：“大量食盐有固定的销售口数，不估量实际收入，却把官府用度强行摊为盐税，难道官卖就一定比商贩转卖好吗？如今拨给所属各州的盐箩有七万五千多，而实际卖出的才超过六万；稍有积压而不停，这就是十六郡每年所需盐量本来折算四份，却变成五份。广西另行从湖广总司调拨八万缗钱，从靖州调拨三万缗钱，年年成为常规。自己治理尚且来不及，却还要向其他道路运送财物；这就在折减之外，又增加十多万来使自己困窘。这样下去不到十年，官卖的弊病就会比商贩贩卖更加严重。增加下边的负担，固然会损害上边；没有特殊办法，等到改变盐法以后再减损，就已经晚了。不如从今以后，按各州实际卖出的数额办理，本路免除另行调拨的额度，势必足以相互补偿，这项制度也可以长久实行。”他的话深切恳切、沉重而带有同情。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便实行至今。唉！岭海偏远边地，与中原近县不能相提并论。那里一向财力薄弱，就应当减省贡赋税收，合并官署和吏员，把军队编入农业生产，并顺应当地风俗使它富足，不应备加责求。至于财物不足以供养本地，为什么还想让它具备中原那样的规模呢？所以公说，官卖未必一定比商贩贩卖好；关键只在于使岭南百姓免受高价盐的困扰，使官府勉强能够自行维持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公遍行瘴疠之地，尽知其中利弊，后来得了消渴病，医生不能治愈。邕州、桂州的人都悲哀思念他。两个儿子中，直孺新近改官；信孺在开禧初年挺身进入敌营，再次促成和议；韶州任广西提刑运判。韶州继承公的职务巡行属部时，父老迎接跪拜，悲喜交集，便共同绘制公的画像，春秋两季举行报祠祭祀。公官阶为朝请大夫，追赠至五品宾佐。又有人说应当把碑刻在墓上，于是来请求文章。我赞赏公博通儒学，却凭吏治得到百姓拥戴；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在考订古籍、劝勉学习方面验证自己的学问。不过，他爱护百姓的志向、使百姓获利的办法，又岂只是广西这一项盐政而已？详细考察他已经实行的事情，相信他尚未实行的主张，也许还可以有所成就。铭文说：盐利的末端事务，被牵引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权柄；增加征取没完没了，百姓都苦于此而受害。恳切厚重的方公，斟酌之后实行它；就像饮食一样，按照人的口渴和饥饿来调节。方公多么有文才，多么有文才；又博学，能够在朝廷上提出重大议论，可以询问，可以谋划。六府的事务只在暗中修治而没有陈述，唯独整顿了盐法，岭南各地都遵循。墓地的柏树长成山峰，有人开辟通往墓地的道路；岭南百姓的思念，以祭赛祈祷来报答。太府少卿、福建运判、直宝谟阁李公墓志铭。已故参知政事、吴兴人李公，凭诚信质朴正直，在孝宗时任职。天子念念不忘讨伐敌人、报仇雪恨，然而功业尚未实现，日夜忧思。他的同僚执政大多迎合皇上的意图，表面上趋向和议，退朝后却又反复改变。众人认为皇上必定不高兴，唯独公说，机会很难突然获得，根本应当牢牢守持；一切兴办之事，不应只凭空想去触怒敌人。公的言论和私下进言都恳切真挚，始终周详完备。皇上感受到公的忠实，时间久了便顺从采纳。此后，那些大肆宣扬迎合归附的人逐渐衰退消失，风俗也渐渐趋向淳厚。而从淳熙年间到内禅二十多年，天下安乐无事。

译朝廷内外歌颂此事，直到今天，这一局面都是由公开创的。公两次参与执政，始终不接受宰相之位，退归僧舍，吃饭不过数溢米，整日萧然自守，风操超绝世俗，远非一般人可比。三个儿子，长子任尚书，幼子任侍郎，中子官职虽未能顺利升迁，却也做到卿少，都有自己的事业，尚且在世上声名显著；而孙辈也才德出众。唉！以简约教导他们，所以同类众多；以俭薄承受教育，却给予世间丰厚的贡献。上天并不是偏爱厚待李氏，大概也是事理本来如此。我没有来得及跟随参政公学习，却在朝廷上与他的三个儿子相继同行。适逢少卿公的遗孤仁本前来请求撰写墓志，于是私下采用我平常议论叙述的内容作为文章开头。少卿名浃，字兼善，早年便有成熟稳重的气度；年轻时游学太学，诸生都畏服他的才能。授承务郎，监淮西惠民局；后来参加锁厅试，礼部试文辞华美奇特，有关官员认为奇异，说：“这是执政大臣的儿子，有嫌疑，不敢把他列上去。”亲友都来慰问公，公叹息说：“我已经出仕了，学问中还有比科举更重要的东西，科举有什么用？”从此不再求取科名，收集各种书籍，遍读历代兴衰因革和一代制度，另自编成书；尤其喜爱《左氏》，作《广诲蒙》，说：“这是众多珍宝的藏库，若能搜猎取得，便都在我这里了。” 历任干办军器所、国子监书库官。书库官任期在十年之外，公高兴地说：“积累这些岁月，足以使我的父母安宁了。”任期已到，他仍不忍离去。参政说：“不是这样，如今两个孙子已经长大，家里的消息早晚会传来；你们兄弟都已在京城佩绶为官，我想这会使我稍感宽慰。”公谢绝并接受劝勉，出任监六部门军器监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次任严州知州，没有赴任。起初公在军器监时说，制造会子的工匠有二百人，放假后便散居在外；时间稍久就以兑换、贩卖为名从事私役，任意自行其便，教成奸弊。应当设置营区，把他们集中起来，等到有人死亡后再补充收录。后来任外府官，又说有四项弊端：严惩伪造会子，这是第一；建立营房，这是第二；会子运输出峡时加重防禁，不让它流通买卖，这是第三；暂时停止印造，或者从内库拨钱收换官府储存的会子，以救济贬值折损之害，这是第四。当时会子制度还没有败坏，公的谋划已经如此。改任徽州知州，不久提举浙东常平；会稽催收零散税款，把人急忙械系，充满府县。适逢公代理帅职，全部释放他们，士民歌唱欢呼，拱手至额说：“真是李参政的儿子。”以兵部郎官身份召入，枢密都承旨苏师旦倚仗权势利益，压倒天下士人，唯独公不前往。苏师旦对此很恼怒，有人说可以用利益诱使公前来。公升任枢密院检详文字，却坚决不去，只在早晨入局相见行礼而已。苏师旦发怒，向专擅国政者告状，公被调任将作监。不久苏师旦自任节度使，贺客聚集如市，公又不去。专擅国政者认为他奇特，说：“这是意气用事。”但也认为他有值得尊重的操守，于是升任太府少卿。公上书说：“治理太平之世，应当斥退虚浮而致力实际。如今那些凭借虚浮、争逐虚名的人，酝酿形成了北伐的议论。边事已经败坏，却仍有许多人夸耀粉饰，来误导朝廷的听闻。诋毁敌人时，就把强说成弱，把锐利说成怯懦；称誉自己时，就把没有说成有，把少说成多。上层玩忽职守，下层懈怠，施政安排粗疏草率，恐怕祸患不可估量。”他希望皇上亲自给边臣写信，不许他们把没有根据、没有实情的话轻率地上报。另一天，他向宰相陈述事情，又当面劝告。于是专擅国政者也恼怒了，公便极力请求出任外官，被任命为直宝谟阁、福建运判。在任两年，勤勤恳恳为百姓办事。苏谦是建州的凶恶豪强。兵乱发生时，他凭借官府势力杀人、收受贿赂，案件屡次移送审理。言官中有人为他充当说客，让刑部告知公，说建州应当因太子册立而赦免罪犯。公说：“这个人是监临官，收受财物、枉法行事，怎么可以赦免呢？”不答应。刑部官吏朱书符在公文末端朱批说：“这是台谏的意思，不要误事。” 公大为震惊，立即准备奏章上报。一个吏员借台谏之名发号施令，满朝都赞赏公敢于抗拒，最终把苏谦投置岭外，并召公回朝。然而后来终于有人排斥诬陷，压下了这项任命。公反而十分高兴，因为别墅有寒泉和修竹，便留在那里居住。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嘉定三年九月十一日葬于余杭县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追赠宜人。四个儿子：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县；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县；仁表，迪功郎、新任海盐主簿；仁元，通仕郎。五个女儿，分别嫁给迪功郎、前任乌程主簿张端节，从政郎、新任嘉兴府司法余榕，迪功郎、吉州龙泉主簿张恢，承务郎、监江东总领所药局蒋杞。孙子名熙、名勋。公的文章发掘新意，使用生动的语言，精密简洁而高雅，没有刻意显露的姿态。四六文完全摆脱了几十上百年来的旧体式，对偶切合，排列协调，好像自然形成；圆转运行，方正收止，不拘泥于固定体式。诗和骚尤其清丽婉约，其余即兴为文，大多自然成篇，都有义理情趣。读者虽然珍爱，却没有人能够确定它的价值；公自己也深深收藏，连子弟都不得见。远斋，是公闲居时的书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所以公亲自为它作了记。文中说：“心是远离外物的；利害、得失、爱憎欲望，如果像一粒尘埃在它面前升起，远大的心境就会被隔绝。心大概本来就容易接近外物。我害怕的正是这种情形。”于是挥除、排斥、剔除、抉摘，使那些尘埃不能停留；而我的远大心境日益充实，充实到没有终极。方寸之心虽微小，却有无法穷尽的作用。唉，人们常常寻求使这颗心愉悦的方法，却从未知道使这颗心受害的方法。正要和利害、得失、爱憎欲望相互对立而并行，还竭尽力量去供奉它们，哪里有闲暇把这些当作尘埃来隔绝我的远大心境呢？又哪里会有挥除剔抉，使这些尘埃不能停留、从而充实我的远大心境呢？这样看来，公已经能够探求使心受害的原因并加以治理了。他能够难于进取仕途，却容易退处；能够深厚地树立德行，能够果断地除去奸邪。向上能够承继先人的事业，向下能够教导后代，这不是偶然达到的；文字的工巧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全部。铭文说：所谓门第，不过是发迹起身的微末条件；所谓辞藻华美，不过是获得名声的小事。贤德啊，兼善清明，自身修养心性有根本，积聚学问有宗旨。在本朝，他杰出而特立；在四方，他保护善人、铲除恶人。难道他不富贵吗？却把富贵看作一粒尘埃。我肃然起敬，想要见到这样的人。苕溪绵延千里，足以承载他的安止。我虽不能见到他，但或许他的精神就在这里。《水心集》卷二十，宋叶适撰。墓志铭 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

译君名南，字南仲。参加绍熙元年进士策试时，宫廷内廷之事、民间市井之事，几乎没有不谈到的。其中最切合世间议论的说法是：“陛下聪明，却被小人蒙蔽，严重的有三件事：第一叫道学，第二叫朋党，第三叫皇极。仁义礼乐就是道，询问、辨析、讲习就是学。人有不懂得学习的，学习有听闻不到道的，都是被抛弃的人才。古人和天下人共同趋善，所以可以称作道学，这是最美好的名称。小人诬陷他人，自己不能行善，又憎恶与自己不同的人，于是反过来攻击他们，说：‘这是天下最坏的名声。’陛下听信了他们的说法，于是把有才有学的人以道学之名抛弃了。恶名一旦建立，人们争相畏惧躲避，迁就迎合，扫除踪迹、消灭形迹，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小人诬陷还不停止，又把那些不应和他们、少加谩骂讥刺的人也一概嫌弃，说：‘我替他们诋毁你，你为什么沉默？’这就把他们同道学归为一党了。陛下又听信了他们的说法，于是把不偏不倚的人以朋党之名弃置不用。全国士人，不是陷入道学之名，便是困于朋党之说。只有那些不能明确是非、却自以为聪明，毫无坚持守持、却自以为贤能的人，才窃取箕子公平正直的说法，为庸人谋取自便的地位，于是建皇极的议论便兴起了。箕子所谓有作为、有谋略、有操守，是说有才能、有道义、有操守坚持的人。你应当记住这些话，片刻也不能忘记。不完全符合皇极而仍然接纳他们，是说他们虽然有所偏颇，最终却有可用之处，也应当收拾培养，使之成就。如今所谓道学、朋党，正是皇极所要任用的人。为什么要抛弃天下有才能、有道义、有操守坚持的人，反而选取那些表面上似乎没有过错、内心实则奸诈欺骗的庸人来任用，却说这是建立皇极呢？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庸碌无能的人反而得到尊贵，而与常人不同、应当奋发的人被压抑。天下的大祸，开始于道学，终结于皇极。”考官上奏拟定为第一名，但其中的话没有被采用。任池州教授。熙宁以后道学开始兴盛，攻击它的言论也接连出现，侮辱讥笑交相混杂，意旨极其鄙陋悖逆，士人都不敢辩说。唯独君能够为之辩护，甚至说道学、朋党正是皇极所要任用的人；自箕子以来，为这些话作训释的人，还没有谁能达到君的见解。当时天下更加鼓励攻击道学，新昌人黄文叔因为名声触犯权要，御史便指他为魁首，而君是他的女婿。君被罢免教授，调任常州推官。父亲去世，未能赴任，任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开禧二年，朝廷下诏声讨敌人，说：“仇恨羞耻累世相积，如今立即讨伐，调度事务纷乱。” 君身份卑微，不能参与议论，常常忧虑局势紧迫而心中不安，坐起颠倒。枢密院设立机速房，由朝士掌管；军事机密谋划，都要让他们论定后再上报，君也被选入其中。他非常恐惧，辞谢说：“我正认为事先发动战争，是自取疯狂、必死的药物，哪里敢接近这种职务呢？”朝廷不能改变他的志向，相关议论也随即搁置，于是他请求补任外官，任干办浙东常平司。第二年召入参加馆职考试。金军留驻濠州，江淮尚未安定，君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会拘守道理而去强行做形势所难以做到的事，常常顺应形势去伸张道理容易做到的事。今天的急务，只是恢复和议而已。宁可让力量尚有余裕时嫌和议过早，也不要等力量已经不足时后悔和议太迟。天下繁杂的事务，应当交给杰出人才；如今朝廷无能，全部交给胥吏办理，使小吏接连干预政事，饮浆酒、吃粗肉，纷纷扰扰地经营自己的家产，国家根本已经大坏了。”于是专权者恼怒，后悔召用君，勉强授任秘书省正字。赵几道任太常丞时，论说成肃皇后陵墓不应渡江，斥责并排挤君。母亲去世，君才得以停止追究；后来再次授任正字。御史弹劾他曾经用田产贿赂苏师旦，苏师旦立即没收田产，收入安边库；贿赂人的主名仍然存在。嘉定六年，朝廷因近来有一批人通过馆学而复出，授为干官，便让他的朋友兼女婿去询问君。君要求发誓表明自己不愿任职，言辞十分苦切，所以任命久久没有下达。九月月底，忽然吃螃蟹后腹泻、上气喘息；闰月初一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嘉定七年二月某日，葬于穹窿山职坞。君沉迷于书籍，喜爱诵读，出于天性。十五六岁时，看到吴地的求学者只知道科举，心里认为他们浅陋。他一到那里十天半月便离开，一年换五位老师；有一位老师一换，便震动众人，相互传告，排斥绝交。后来跟从我学习，起初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讨论质疑的，不久便耳目改变、心神化育，古今事物交错排列、高下不同，没有边际可量；他顿然领悟，迅速获得，接受时如同受到惊吓，实行时又仿佛有所疑虑；树立的见解高过山岳，超越风雷之外。所以旧日的朋友大多望尘莫及，全都衰颓离去了。他常把世道的兴衰看作自己的重负，吃一顿饭也顾不上，暗中忧虑时像忧虑自己的家事，把他人看作自身。人情大多玩忽，遇到事情，君便惊悸忧虑；看到表面缓慢，便知道事情紧急；年老后考校小史，拉人坐下深入交谈，他所知道的事情往往不是常人能够知道的。文章辞采扫除当今的作风，脱胎换骨而接近骚雅，想凭力量自成一家；同时又瑰丽精切，能够适应时代实用，也达到了别人不能达到的程度。他端正行走，拱手站立，一举一动都有尺寸法度；家门之内和顺肃穆，廉洁节操整齐严谨。自从赐进士第、授文林郎后，终身没有升迁，两次任馆职，也都只任数月。既然断绝仕进之意，便屏弃宴坐，衣食破旧；鸡鸣时夹着书本，直到夜半都在背诵记忆；数千年来尚未完成的事情，他都想为它们考正名实、著成伟大著作，都想评定奇闻逸传的品级，说：‘这正是上天留给我老年去完成、等待我去……’ 唉！人才实在难得啊！风俗败坏，教化丧失，即使侥幸得到一两个而使他们自我完善，所以把本来难以成就的事情完成，实在太难了！明明不被任用，却不愤懑、不怨恨，仍能快乐而不忧闷，这尤其难得！既然如此，那么在年老时补偿他不得志的岁月，伸展他未被任用的事业，似乎可以了吧！却仍然不能做到，这是为什么呢？君是吴县人。曾祖升，祖父囦，父亲安道，任承奉郎。娶黄氏，儿子深源，任嘉兴县丞，是乙丑年进士。浚源、澄源，女儿嫁给湖南机宜卫朴，次女尚未出嫁。孙子名某、名某。当初我多次邀请君，使他来研究自己的学说；君畏惧浙江的涛浪和冯翁的高峰，多次推辞，说：‘还没有空闲！’唉！我本来要托付事情给你，却反而成为你的负累！铭文说：什么地方人才多却被轻贱啊？超越苍天，驾驭鸾龙，一世空旷而仅仅相逢一次！什么地方人才少却受尊贵啊？登临险峻山峰，最终陷入尘泥，历经百次贬谪而穷困凶险！即使远远寻求也不能得到，往往近处获得却不被容纳！怀抱和氏璧却一同受刖刑，敲击牛铎却偏偏无人听见！晋国、楚国难道没有曾参那样的回答吗？颜回岂能与赤松子、王子乔相比吗？夜晚我整理箱笼，收纳职坞的月色；清晨我摇动船橹，驶入穹窿山的风中。悲叹你已不可再见，我将跟随谁呢？”},{ 《宝谟阁直学士、赠光禄大夫刘公墓志铭》

译刘公名颖，字公实，是衢州西安人。曾祖父名瑫，祖父名持，官右迪功郎；父亲名藴，追赠正议大夫。刘公在绍兴丁丑年考中进士，任溧阳县主簿。敌军窥伺长江后退兵，州里追索百姓未缴纳的租税，刘公向留守申明：敌情紧急，百姓已经不堪其苦，请趁此机会把这些租税赐给百姓。张丞相悟谢他说：“我的考虑没有想到这一层。”随即上奏朝廷，请求免除租税，因此了解并赏识刘公。张悟让自己的儿子栻同刘公交游。刘公任全州教授时，勤奋刻苦、努力自立，带领诸生从早到晚共同学习，湖湘一带受到他的教化，士人数量增加了一倍。改任鈆山县知县，陈丞相惊讶地说：“你是轻视而接受这个职事官吗？”刘公以应当遵守新制作答，而[阙]最终任常熟县知县。常熟一向号称事务繁杂难治，前后任职的能干官员都意气用事、强行整治，却始终不能成功。刘公放低姿态，逐项整理治理，反而以善于治理著称。任潭州帅司签判时，潭州帅倚仗自己的才能，使僚属官吏畏惧，刘公用中正之道加以约束，常常使他屈服并改弦更张。陈峒叛乱时，能够擒获并消灭许多叛军，靠的是刘公的谋划。入朝后，潭州帅才说签判的功劳在我之上，我实在惭愧。朝廷召他监进奏院，升任太常寺主簿，又升任太常寺丞兼兵部郎官。各路监司都是由皇帝亲自选任的，刘公被任命提举浙西常平茶盐事。他奏言应专门准备籴粮本钱，并两次提出彻底废除围田；计划尚未实行，便调任提刑。他禁止州县官吏在法律之外任意妄为，偶尔到监狱察看，发现有数十人不应当被拘押，便代替有关部门将他们释放。百姓奔走申诉，道路上接连不断；权势人物纷纷怨恨他，御史于是以他性情孤介偏执为由弹劾，使他被罢职。过了很久，御史离任，刘公被任命为江西转运判官。德化县的田地因百姓逃亡迁徙而荒废大半，郡守请求免税五六年却没有得到答复。刘公按照现今耕种的田地征收实际税额，均摊荒芜田地的负担；百姓愿意租种的，便分等减免其应缴的上供，其他仍照旧办理，于是逃亡荒废的田地全部恢复耕种。属州借绍熙登极之机，摊派进奉一千余，刘公立即上奏请求罢除，并推荐了十多名当地以清廉著称的士人。授直秘阁，任淮东转运副使。当初洪水冲毁楚州城，修城之事久久没有定议，总领把刘公请来参与商议。刘公以接伴使为使者庆贺生辰，入朝答对时说：刘超想毁掉旧城另行修筑，国家为什么要耗费数百万缗，作为军帅借机邀赏的场所？这件事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光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城池修成后坚固如初，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授户部郎中，任淮东总领务场，以额定钞钱抵充赏赐，暗中造成军饷计算上的亏失，累积二十年都没有人察觉；刘公暗中查核发现了此事，估算出售所得的盈余，使军饷增加一年的数额。升任司农少卿，任淮西总领。在此以前，有总领自行请求掌管都酿，扣留净利并把盈余据为己有；后来逐渐侵占得更多，反而用大军的钱来补助这项事务，又遍及江淮招买粮食，迁延多年反复交易，像商贩一样倒卖，朝廷使者的体统完全丧失了。公在任职期间，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名声和实际功绩，却辨明义与利，严厉斥责部内那些暗中借总司之名营私作奸的人；这些人都是难以撼动的大官。太夫人姓董。后来公被授予直宝谟阁、江东运副，又任平江府知府，都没有赴任。授宗正少卿、起居郎、实录院检讨官，权任户部侍郎，兼同修撰。脸颊生疮，任提举兴国宫。授集英殿修撰，任宁国府知府，改任绍兴府知府。绍兴府越过东西两都而成为雕郡【此处疑有讹字】，又多次遭遇旱灾，但百姓想要的事情很多，根本无暇顾及。公叹息说：“百姓有什么罪？我不忍按照太守的礼制办事，白白吃了他们的粮食，已经过分了。”对于浮泛的馈赠和妄求，一概不接受；又请求出卖僧道度牒，只停止增添差役，说：“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宽松些。”很快调任平江府知府，公径直归去，又任提举兴国宫。任泉州知府时，泉州土地富饶、百姓安乐；那些凶暴强悍、杀人埋尸，以及结伙偷盗、众人劫夺的人，全都株连押送到远地。公一概用安静镇定的办法治理，事情顺从当地习俗，百姓尤其爱戴他。外国商船到来时，旧例由提举前往检阅，公不去，只派职官晓谕说：“货物不是来买你的。”任华文阁待制时，次子正学去世，又请求提举兴国宫而归。公历任大小官职，每处都有自己的用意，随着地方的病弊施以针砭，病势稍愈便停止；不偏执于宽或严，也不以权术压制别人来满足自己。我所叙述的，大体接近事实了。他在朝廷任职时的进退，必定以义来树立德行；所崇尚的是陈述正理并加以扶助救治，不怀有回避和趋就的浅薄心思，也不贬损自己来迎合时势。孝宗时，广泛谋议，意见都来自臣下，大臣们争相承接风气来献策，公于是上奏说：“今天的过失，只在于轻易听信人的话罢了。”从前实行的事情如今又被弃置，这是损害盛德。皇上已经以优厚礼遇对待三衙和执政，使礼数相等，公又说：“兵权最忌讳专擅，何况如今的将帅，哪里值得称为可以颐指气使的人呢？”光宗时，他论说君主难以克制自己而容易流于放纵的情形有四种：安逸享乐没有节制，赏赐给予没有限度，儒臣容易被疏远，亲近宠幸之人容易过分亲昵。庆元初年，刚刚得到亲近进言的机会，便上疏说：“二三位执政，难道不是所谓坐而论道吗？要达到今天的治理目标，必须深加讲求；如今不过是处理寻常文书，点头答应便退下罢了。大官大职，怎么可以轻易授予？冗余的士兵和官吏，应该痛下决心削减。横加的恩典和滥发的赏赐，不可轻易开启先例。巧立名目请求援引别例，不可曲意听从，这些都是今天的大患。”又说：“修养德行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优先的；学习之道，在于保存始终不息的真诚，极力吸取别人行善所带来的益处。”《易》重视朋友之间的讲习，《礼》告诫独自学习会有孤陋寡闻的弊病；如今劝讲已经废置很久了。当时，风俗刚刚发生变化，正邪消长以及好恶、向背的关头，有许多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公独自指出，党羽之间互相倾轧排挤，报复接连发生，希望陛下用道来驾驭，用德来容纳；否则，元祐、崇观年间的事情就足以作为鉴戒。而且今天已经如此，将来后世又会怎样呢？公在朝廷议论政事，坦荡直率，大多属于这一类。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不贬低自己来迎合时势。公从泉州回来后，兴国宫任期满了四年，却不再请求调任；有人替他进言并与他相交，他辞谢不能推却，才接受。此后又请求退休，进为敷文阁待制，致仕。嘉定元年，授刑部侍郎。公说：“臣已经获准辞职了，只希望陛下怜悯，使我保全晚年。”进为龙图阁宫观官，数月后，又任命公知婺州。公又说：“如果勉强臣去赴任，必将狼狈颠沛而死，身后也没有什么可以保存的，既损害名义，又会受到士论讥笑。”皇上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愿，给他龙图阁宫观俸禄两次；公又请求退休，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公早晨坐着索要汤水洗手洗脸，洁净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光禄大夫。硕人杨氏，比公早四年去世。三子：强学，奉议郎，主管仙都观；正学，宣义郎。

译志学，宣教郎，知仙居县。三个女婿：承事郎、华亭知县陆三省，进士徐冲，通直郎、萧山县丞余冈。孙子六人：常道，迪功郎，监车辂院；常德，从事郎，晋陵县尉；常武，迪功郎，监绍兴府都税院；常宁、常明、常先，均为登仕郎。孙女五人，女婿有将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赵与懃、进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孙男三人，曾孙女二人。十二月壬寅日，把公安葬在靖安乡岩山。我已经记载了公一生的大节，又知道他从年轻时便见识高明、卓然自立，从不依附别人。陈应求、刘共甫都是著名公卿，挽留他而不能使他安居，他却甘愿任职州县。他出任浙西官职，接连七八次外调，十多年间有人以任期久暂询问他，公笑着辞谢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他任侍从时，曾与一位关系亲密、无话不谈的人交往；后来那人居于中枢掌权，提拔将相和任用别人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公从此与他断绝关系。公常说：“士人应当把不辱没自身看得最重，是否任用是命运的事。”他任少宗正时，赵丞相恰好归来，两人在一座废寺相遇，泥雨交加，连脚也无法伸展，只能站在僧床旁交谈。赵丞相说：“请代我问候余参政，他虽然离开了，但人才仍在朝廷，希望你好好待他。” 公说：“丞相是人才，参政也是人才。假如他果真贤能，那是参政自己的责任，不是宰相需要忧虑的事。”于是作揖告别。余公后来继任宰相，最终成为善待好人的宰相，保全、庇护了许多人，这也是公帮助他的结果。后来有人罢免公的致仕身份，而与他同时被罢免的人都已经起复担任执政，唯独公不予理会；他的言辞委婉而正直，志意恬淡而安定。唉，这样就完美了！铭文说：公先前隐居潜德，起初便出于正直的议论。隆兴初年，匣书上奏的奏章有千余件，天子惊叹说：“才不过一二人。”公当时已经入仕，德行器识早已成熟；万物粗细兼容，深奥的道理独自显荣。前进或后退，都不必雕琢而自然行进；形势有险有夷，心情有忧有乐。交给我各种事务，他都从容一并应对；位阶达到卿侯，众人都弯腰侍立，没有人能超过他。公于是开始居住在户【疑为地名或“扈”字】地，层层垒石，开凿山岩，洞中分列九仙；烂柯的今古故事，不过是一局棋。后来依傍菱塘陂，斜浦横流，于是作《五湖夜明》之歌。有灵芝九茎分裂，有松树高达千尺；云气隐藏，雾霭覆盖，用来庇护这篇铭文。故吏部侍郎刘公墓志铭

译开禧二年冬，敌军倾国入侵，蜀、楚、淮、徐在同一天遭到战祸。皇上下诏边臣谨慎守护城垣，放任百姓迁往内地。敌军求战，官军不应战；敌军在野外掠夺而毫无所得。不久大雪数尺，冻死饿死大半，敌军全都退去，只留下数千人驻在濠州，以牵制和谈。第二年六月，刘公退翁任贺金国生辰使，金国方面的议论往返尚未决定。公到扬州，皇上下诏让他返回润州等待。自从战事发生，盐商不敢通行，传言敌军将侵犯通州、泰州，而提举官相继逃逸，盐利大为减少。朝廷忧虑此事，便在京口任命公提举淮东常平盐事。公说：“盐场在北方，却把机构迁到南方；将来敌军不来，只是有盗匪劫掠窥伺，也是我的责任。”于是渡过长江，更加借贷亭户盐；积盐增加后，船只相接数千里，盐卖完了，又恢复原来的储备。又过一年，改为嘉定元年，公就任转运判官。金国最终请求和议，公从运司留下钱一万九千，分别护送、照看通问使和贺生辰使各一人，又亲自担任接送伴遗留使。嘉定三年任两浙转运判官，四年任副使。从浙江到淮地，凡是北方使者的迎送事务，都由公裁定，后来全成为成例，州县不再有额外的费用和暴虐的差役。两运司各自都有盈余钱财，大概在五六年间，金国约定议和，公被选任处在其中；直到盟约达成而且能够坚固长久，他所采取的办法使财物丰足、百姓宽松，上下之间彼此信任，安抚怀柔、安定百姓的政令得以实行。公姓刘，讳弥正，是莆田人。由进士出身，历任潮州司户参军、镇江府榷货务茶场监官、抚州临川县知县。入朝任诸司粮料院、太常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他提举淮东转运事务时，被召任吏部员外郎兼考功右司，升左司郎中，以直宝谟阁任运判，随后由副使升为太常少卿、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授起居舍人，升任郎官，最终任吏部侍郎。公性情安静简朴质实，不轻易同人争立异同；一到处理事务，便刚直峻切，革除百姓的疾苦，刚强果断，立即施行，必定达到自己的意愿才停止。他任临川县知县时，太守因畸零税逼迫县里，公特意放宽期限说：“这项税按法律不应征收。”太守非常恼怒，带着县吏项廷当面辱骂公。公说：“如果按喜怒来治我的罪，可以；但畸零税却不能征收。”遇到旱灾，公核查田地，凡受灾的便自行免除其税。端午节，太守告诫县里取鼓来为渡江者打节拍，又发檄文让公到那里，说：“不要让他们胆敢喧哗。”公说：“百姓没有鼓，而知县有公事不能前往；即使前往，也只是县尉的职责。”公在朝廷时，陈自强任丞相，刚愎自用；公不依附他，因此被外放，出使金国；又因怀疑金国会再次侵犯淮地，反而陷入困境。公任提举盐事时，众人都想借险要之地陷害他。公既然使盐利全部畅通，便极力约束兼任州职的武将，使他们奉行法令；上奏罢免由军功杂流出身而任县令的人，全部改用文臣。赈济辖区内的贫民，钱和米各有不同等级。他到真州时，官署和民屋刚刚建立，坊巷街道开始具备，城楼和橹楯也都新近建成。他取广储仓、富安仓的稻麦来供养饥饿瘦弱的百姓，淮东逐渐恢复到平常状态。自从渡江以后，帅臣和漕臣都成了负责供应的官员，儒生和节士苦于无法通行。大家料想公既然清廉过分，便不敢拿私事来请托。事情涉及内臣时，他从未与其相见；连炊烟也不在其处停留，门巷设置得寂然无声。公起初入朝时，兵祸已经萌发，专擅国政的人名义上让人讨论铁钱，实际上把边事交给他。公在两淮行事很久后回来，说无故而先发兵，是天理不顺；没有预先谋划便轻率举动，是人谋不从。专擅国政者因此发怒，催促出兵，后来军队果然全线溃败。公又说：“如今敌军停兵要挟我们，重新议和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要使敌军迟缓，没有什么比财力更有效。如果现在任命帅臣、守臣、监司以及管军以上、在当地拥有资财的豪强，都拿出财力来帮助军需；宫中供奉和吏胥蚕食的费用，也全部加以裁减节省，使国用不至于过分困乏，那么敌军就可以用力量牵制，谋划也可以慢慢决定。”他论述事情先后的次序就是这样。他在太常寺任职时说：当初配享光宗庙祀的是周必大、留正，等到升祔时，只有葛恤已经去世，才得以配食。如今这两位大臣都已去世，请另行议定应当配享的人。诏令刚下达此事，公任侍郎一个月，便以疾病自行请求离职，皇上不准。任满三个月，多次上疏仍不准，最后答应让他以职守州郡，但希望公病愈后复出，公仍未出任。最终在七月六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这一年是嘉定六年。嘉定七年三月，归葬于城南三里的宝涧原。前夫人姓方，今夫人姓林。四子：克庄，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克逊；克刚，正凭借公的遗恩受任；克永。三女，已经出嫁的，其中乡贡进士方濯是女婿。公的父亲名夙，官至著作郎；著作郎的弟弟名朔，任秘书省正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我曾经叙述过这个人，说他属于名闻当世的人才，却匆匆未被任用便去世了。公小时候率领几个弟弟勤苦读书，家贫不能备办灯火，邻旁老妇夜间纺织，灯光照到公的窗户，他便带着书去那里读。后来弟弟们都考中科第，天下人都说他们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公教导人在事务之内，所以连鄙俗的事情也努力去做；志向在事务之外，所以高雅的道理也不废弃；性情耿介却能容纳万物，所以不了解他的人也不忌恨；内心缜密而亲近善人，所以了解他的人都依靠他并以他为重。他升任侍从官的经历很浅，事功尚未显著，道理也未能施展。然而从他已经做过的事，可以相信他尚未做成的事；考察他没有做的事情，也可以断定他必定会做成。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善人来任用的；修养自身而达到善境的人，也没有不想为世所用的。然而公的两位父辈和弟弟都没有得到任用，公将要被任用却没有实现，这大概是形势难以相合，实在值得天下人为之悲哀。铭文说：只有墓碑可以刻铭，只有贤者值得记载。有的人一人便有许多篇铭文，有的人终身绝无一篇。我为公家写铭文已有四篇，都如此伟大，足以昭示后世。邵子文墓志铭君

译君名持正，字子文，是温州平阳人。年轻时便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两次参加礼部试，却没有考中。承受父亲致仕后的恩荫，任监台州路桥镇行在临平酒库。又因不妨碍资格规定而被推荐送试两次，也没有考中。官至成忠郎去世，享年四十九岁，葬在晔山。夫人姓陈，儿子名儒珍，葬后将近十年。儒珍请我写铭，八九次来访仍不停止。君历任官职低微，事迹又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然而我当初设有学舍时，君在众人之中，神情从容，言语简约，不轻易改变声色，人们大概已经觉得他不同寻常了。询问他的学业，文章典雅而丰富，尤其善于用道理驳正众说，所以在朋友中得到很多赞誉。后来我行走四方，君也在其中，于是士大夫看重他能作歌诗，精工四六文，优雅地调和异同，没有寒士的气态。对于疑惑滞塞的情感和思虑，他参与讨论，平和地处置利害的实情；所到之处，众人都为他安排坐榻、延请等候，倾心接待。后来他出仕，任监官，属下官吏都说君一定不喜欢这种职务，不只是不会喜欢，恐怕也不能胜任。然而君整饬勤劳、辛苦操持，非常适合这项官职，于是大家又都说：“此人资质柔和细密，却能耐受粗疏艰苦，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展。”所以即使是公卿贵人，也往往相互引荐并看重他，这样的人并不少。士人正处于沉藏埋没之中时，本来与庸人没有什么不同。幸而突然显耀震动、建立功业并留下功勋，握笔书写都来不及记载，题名于竹帛之上，光彩灿烂、荣耀显赫，难道这些是他平素本来就拥有的吗？以君这样沉藏埋没，而从朋友、士大夫直到公卿贵人，都能如此了解君，这才是他平素本来拥有的。可是他不幸始终未能显耀震动，使得执笔写作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可记载的，这正是我感到悲痛的地方，也是儒珍殷勤竭力请求而不停止的原因。然而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显耀震动，他平素所拥有的德性也确实仍然存在。君的父亲名叔豹，曾任监岱山盐官，是我为之写过铭的人。铭文说：“可叹啊，子文，四次参加乡试都名列第一；晚年更加锐利，却终于没有遇合。不要因为没有得到的东西，便废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虞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虞，是越地山阴人。她的父亲亲手雕刻北辰像来奉事，并祝祷说：“一定要寻求九天中的慧女。”不久夫人出生，聪慧颖悟，早早成熟；刚劲的书法、华丽的言语，不学便能；诗书和古文，也像平素早已学习过一样。嫁给丈夫以后，她便收敛压抑聪明，不让才华显露，说：“凭文章成名，是你的责任，我不参与。”家中凡是粗重的事务，她昼夜辛劳，从不厌倦；但忽然之间又能写出高雅的文章、韵味优美的诗句，常常超然于事务之外。从舅姑、叔季到内外亲戚，都说：“这位嫂嫂凭贤德和见识振兴了我们家族，不能只用才干来称说她。”丈夫死后，夫人烧掉契约、放弃债务，亲自营造坟茔住宅，根据山冈高阜的形势，宽俭适中，人们尤其认为她能干；她又更加督促儿子学习。她说：“你还没有理解，若不能用其他事物作证明，就应当进行辩说，连续不断地说出，像扳动机括便正中目标一样。”等到儿子子纯获赐进士第一名，不过几年便升至两制，封夫人为太硕人。夫人没有喜色，后来儿子接连外补，众人又感叹他仕途迟暮、失意失势。夫人也没有恼怒的容色，常说：“我忧虑的只是我的儿子不能赶上古人，其他还有什么可希求的呢？”嘉定五年，夫人随儿子镇守温州，明察简约、安静宽恕，能够消弭大争斗，使它们变得轻微，郡人非常爱戴她。太守也敬爱夫人，说：“这是母亲教导的结果。”夫人又天性仁慈，听到外面传来杖打人的声音，便总要请求进去劝止，说：“是不是错打人了？”所以人们更加爱戴她，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嘉定六年，寡居的女儿和幼小的儿子思念哭泣，从越地来迎接她。夫人怜悯他们，使君无法阻止，郡人把这看作极大的悲哀，说：“草木冻枯，天风凄凉，而我们的母亲要远行，难道不会感受霜露之苦吗？”于是使君徘徊请求归还，未获允许。夫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嘉定七年二月二十日，随丈夫葬在山阴县承务乡道木原。三子：子纯，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彦。一女，嫁坑冶司干官赵公珏。孙子有幼成，寄名子苏老鼎；孙嫌、孙长、孙硕、老昌、孙申、孙龙、孙艮。孙女名不惜、满女。我常常担心妇女只在内门中行事，几乎没有足以铭刻的事迹。像夫人这样凭文章才性异于常人，树立家族声名，在穷困显达之间志向都不改变，这就足以记述了。铭文说：“九天之上啊，游历人间；衣裙飘动啊，佩玉珊珊；悲叹寿命终尽啊，又回归天上；茫茫旧迹啊，只留在空山。” 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

译公名度，字文叔，是越地新昌人。曾祖父巽，祖父惠之，父亲仁静，官至朝奉大夫后致仕。皇上为光宗祝寿时，特赐他大夫紫衣金鱼。公于隆兴元年考中进士，任瑞安县尉，教授处州。母亲潘夫人去世后，任隆兴府教授，改任平江府教授，知嘉兴县，召任监登闻鼓院、国子监主簿。公的志向在于经世济民，以学问为根本；终身学习，不把个人见解自认为满足，也不以建立一家之说为名。有《诗书》五十卷、《周礼》五卷，以获得安妥的义理为多，各位儒者很少能超过他。研究历史，旨在抑制僭越窃取、保存大的分别，撰写编年史，不采用前代史书的旧法。至于天文地理，今人认为不必讲求；井田、兵法，今人虽讲论却不足以实行，公能够使文章与事务相结合，近处可以验证，远处可以据以依凭，没有古人迂腐浅陋、牵强附会的弊病。学问既成，却辗转于州县，长久默默无闻，不能施展。到这时轮到他当面对答，便上奏说：“汉、唐的英明君主，所处时代虽不同，却都竞相怀有成就事业的心志，历经岁月而不改变，最终取得已经完成的功效。陛下即位三年了，群臣还没有明白陛下的志向，难道能够用政事来回应陛下吗？” 臣详细观察世间的事务，认为养兵是最大的祸患；挽救祸患的办法，希望让百姓屯田，暗中恢复府卫制度，以此消除如今募兵制度的弊病。陛下开始推行这件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说：“经筵只读《通鉴》《宝训》，而李焘的《长编》是本朝六七件大事的始末所系，希望加以考察详究。”皇上欣然取来《长编》，交给讲读官。天子听到兵员数量和军费后，啧啧叹息，急忙下令让公把屯田、府卫十六篇具文上奏。恰逢皇上服药，来不及进呈；而经筵又认为《长编》文字太多，也就停止了。由此公稍稍升任丞。绍熙四年九月，升任监察御史。蜀将吴挺去世，公上奏论说：“国家只是倚靠世代将门来捍卫边疆，却不替蜀地谋划。叛臣每年征收缗钱四千余万，逆流运输，名义上说是馈赠边疆，实际上使吴氏富裕。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成都不是适合用武的国家根本之地，本来依靠梓潼，号称东西川；剑阁是天险，汉中是兴盛汉室的形势所在，屏蔽在外，这是古人守蜀的常法。如今内部没有一兵，如果吴氏向南指向两川，难道朝廷仅凭一个小小的制置使就能抵抗吗？”幸而吴挺突然去世，他的子弟没有显露异志，赶快把兴利事务合并为一，稍稍调移他的军队来充实两川，罢去制置使，命梓潼兼领，这样馈运可以节省，百姓的力量也能稍稍宽缓。于是皇上反复谈论蜀地的事情，直到天色已晚，便任命张诏为兴州都统制，并合并兴利事务，分治东西川。执政大臣没有人敢承担责任。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又回到兴州，最终在蜀地叛乱，宣抚、制置使失守弃地而逃，全都如同公所说。绍熙二年，光宗开始因病不去重华宫，公任监丞，便上书恳切劝谏。绍熙四、五年，皇上的病情加重，公已经任御史，连续上疏极力劝谏。皇上准备让右丞相葛邲调护孝宗，然后再入朝，葛邲认为这样不是真诚的，公于是借此弹劾葛邲以进谏。又说太白星白昼出现，侵犯心月，冲犯天关，荧惑星进入勾陈、太微星区，这些天象的占验是乱兵进入宫中；劝谏不被听从，便多次请求罢职离去。又说：“臣有父亲年近八十，不能亲自奉养，怎么能只用空话感悟陛下？并且请求走出国门等待治罪而进谏。”这些请求都没有被听从。后来又与台谏官列班到延和殿，当面弹劾宦官陈源、杨舜卿等人，认为他们的罪行超过李辅国。公最后口头陈说数千言：“孔子说，天下有道，庶人就不议论。那么公卿大夫不议论而庶人也不议论，是什么意思呢？君主有过错，公卿大夫进谏而君主改正，过错便不会彰显，百姓还议论什么呢？进谏而不改，过失便无法掩盖，使闾巷小人都能任意议论，纷乱由此产生，所以陈胜、吴广、黄巢一类人在下层议论，国家都随之灭亡。如今天下没有不议论圣德的，臣为此感到危险。”皇上神色庄重而不恼怒，但仍然不听。孝宗去世，今上在重华宫举行禫祭，诏令仍任公为御史，升任右正言。知阁韩侂胄突然窃取权柄，威福之权日益扩大，凡是他所喜欢或厌恶的，都用御笔来施行；公已经详细论列他的奸恶多日了。然而御笔一下，公被直显谟阁，任平江府知府。公说：“御笔正是蔡京用来扰乱天下的东西。”如今太上皇还没有得以见到皇上，表章也无法传达，大驾只能空返。年岁饥荒八九分，皇上又知道盗贼已经兴起，饥民瘦弱，满路都是；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还容许韩侂胄处在其中？难道可以设置御笔来驱逐谏官，使他低头离去，不能说一句话吗？公坚决辞谢。有人说，天下正苦于韩侂胄，假如趁公请求之机，授给他节度使之职并放到外地祠观，祸患几乎可以消除。中书省知道力量不能胜过韩侂胄，便听任公以冲佑宫观俸禄回乡奉养。不久任婺州知州，因没有发觉兰溪知县贪赃之罪，被降职罢免。从此纲纪发生变化，大权全在韩侂胄手中，而公任冲佑宫观官六年；但韩侂胄一向敬重公，不敢加害。起用公知泉州，公说：“我的父亲已经八十六岁，不应再任官。”于是以直宝文阁身份，又任冲佑宫观。韩侂胄被杀后，朝廷召用旧臣，授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多次以疾病请求离职，以修撰身份知福州；又与待制一起受到皇上亲自批示，授任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说：“兵祸严重，会导致灾难；饿死者只剩残骸，盗贼也不得安宁。”这是在形势上发动它。过去方腊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天下形势从此动荡，中原由此不能安定。今天的紧急危险，应当使动荡归于安定，使应当停止的停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赐给他带子让他赴任。公正月到金陵，到四月为止，所发钱米救活了一百多万口人。免除现征税二十余万，夜间劫掠城东南的盗贼立即被擒获，横山、郁山的贼众也都逃散。公上奏请求赦免他们，境内百姓安枕而卧，百姓为公画像立祠，家家供奉香火。当时盗贼在盐城兴起，官军溃逃，越过射阳，进攻海陵，又越境进入天长，截断漕运道路，将要冲向濠州、寿州。公驻守定远，扼守盗贼西路，供给淮东盐司粮食兵械，招募士卒奋力攻击，于是卞整投降，擒获胡海的首级进献，并招抚其归还本业的九万家。起初躲避战乱的百姓聚集在淮西，坐等供养的有十万人；后来编为武定军，仍有三万人，巢县忠勇军、滁州敢勇军以及督府效用也有数千人。

译公叹息说：“假使任其成为总领，祸患就不会结束；淮地百姓始终不得安宁，原因就在这支军队。”于是趁他们想归乡的心愿，把他们全部遣散。公既然主持制置方面的大事，对于几路之中上报的缓急事务，即使是小事也都按照法度办理。推荐才能优秀的人，驱逐贪婪懦弱的人。到第三年，江淮都称赞治理有成。空闲时修建冶城楼，祭祀东晋君臣，保存江左遗迹。夜间召集宾客僚佐，辨难经义，得到新的解释，便披衣推门出去告诉他们。任宝谟阁直学士，入朝任礼部尚书，天下人都以为公将受到重用。公自认为年纪越来越大，多次过了数月便请求告老，不参加朝会；偶尔出来一次，便又称病谢绝，不断请求离去，最终以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当日归还越地，提举万寿宫。嘉定六年十月己酉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起初公以府卫、蜀兵的办法向光宗进言而未被采用，后来又对皇上说：“如今吴曦已经被诛杀，如果立即把关外戍兵调往成都、潼川，和好就可以实现；如果立即登记军籍，裁减三分之一的兵员，这些都是已经具备的时机，可以乘机施行。自绍兴以来直到今天，已经三次罢兵，所增加的赋税都应当斥退还给百姓。”又说：“祖宗的家法纯粹任用儒生，改革之要在于尊重有德之人。”他经世济民的大旨就是如此。至于谈到韩侂胄，他主张首先把李全捆绑押送，并把泗州五千人归还金国，这些都与当时的舆论不同。当时又正争相说淮地的城郭可以全部修筑，公独自认为徭役繁重，难以支撑；军队应像鱼贯一样分处防守，一处失去险要，连城都会震动。古人有城池不守，也有土地不争，这大概是兵家的常势。讣告传来，皇上叹息哀悼，升公为龙图阁学士，加官中奉大夫，然后致仕。嘉定七年某月某日，葬于上虞县凤凰山。硕人洪氏先去世。儿子：迈，甲辰进士、迪功郎、镇江府司户，早卒；章，承奉郎，干办户部提领酒库公事；遵，乡贡进士，早卒；凖，修职郎、丹徒县丞；女婿为秘书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的孙子元真；承务郎元护、元贶。公最初入朝时五十多岁，论说韩侂胄的罪过而被罢免；等到再次召用，已经七十多岁。又向南走到闽地，向东北出至金陵，数年后再次被召，已经七十五岁。所以已经说出的意见不能实行，已经实行的事情也没有完成。然而公晚年仍编纂《易传》，书未完成，在去世前数月便停止了。他认为得到士人必须达到三十人，才可以供国家任用；如今才只有五六人。病情危急时，他只是推辞宾客，端正坐着与章谈论说理，终日不止。他不因年老而退缩懒惰，始终有所建树，使前人的光辉更加增益，这是我所敬畏的。铭文说：上天降下人才，人各有恒常的职责；不是出自本源，便只是积水泛滥。公以学问为辅，生死都依凭六经；发扬中和之道，施行仁政义术。那时天气忽暖忽寒，熔化金属、滚动巨石，公庄严不动，内守冲和深密。事物强盛而后衰老，先锐利而后弯曲，公始终自若，致虚守静而实际施用。推求他所做的事，可以考察其始终；小事足以与管仲、晏婴相比，大事足以召用毕公。身居中朝三品，外可倡导九州牧守。推究根本，齐整末端，废除百弊而举起一事。即使斤斤计较细微利害，难道还不足道吗？我心中感慨，于是写下铭文留作法则。太学博士王君墓志铭 君名度，字君玉，是越地会稽人。曾祖父光，祖父巩，父亲后民，官为承奉郎。年轻时聪颖奇异，两次参加礼部试，进入太学，以太学上舍身份赐同进士出身，任楚州、真州教授，却没有到任。君平素孝顺谨慎；安葬俞氏时，尸体暴露在外，他哀痛伤毁，登上高原，取水、做饭、沐浴等物都不能按时具备。忽然有泉水从旁边涌出，役夫欢呼趋前，工程因此迅速完成，服丧也得以结束。任舒州教授时，江淮士人零落，听到君的讲说后，都切实领会其中道理，座席坐满。恰逢知州、通判职位空缺，官府请他代理政事；他所治理的事务又能满足众人心意，人们说君的学问与才能彼此发扬。名声大为震动，侍从官争相推荐。任六部架阁多年，始终不能升迁，后来者多想越级超过他，君闭门读书，从不为自己申说。朝廷认为他贤能，特意任用为太社令，升为太学博士。嘉定六年闰月四日，坐在车舆中突然得病，回家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第二年十月丙午日，夫人董氏、儿子成以及孙庆；已经出嫁的孙女钱、洪、魏、成之；已经许嫁但尚未出嫁的贵溪主簿赵希亮、国子进士赵汝<宀多>，共同奉送君的灵柩，附葬于五云乡绵奥墓地。成孙把君曾经应对御试的策文以及他亲自记述生平始末的文字带来，请求我写铭。起初将要应策时，君询问同舍生当时应当说些什么，同舍生惊慌地摆手说：“我们是草野读书人，突然见到天子的诏令，本来就有浅深先后的次序，怎么会涉及当时的政事呢？”君说：“不是这样。停止贤良科策问以后，进士对于当世的重要事务没有不全部陈述的，这种做法自熙宁年间已经实行了。况且脱下草鞋进入宽广的宫殿，一生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却不说话，日后怎么能轻易得到这样的机会呢？”但同舍生最终都考中甲科，君的名次却居于下等，叹息说：“我只是知道爱戴我的君主罢了，哪里敢因为不喜欢听到过错，就轻率地衡量圣明的君主？只是我的意见淹没郁结，不能上达，这是主管官吏的罪过。”到这时二十年过去了，君刚刚任博士，几乎又要见到天子。有人说宰相才刚刚了解君，难道仅仅任一个博士就算完了吗？不幸的是，君没有等到任命。君知道已经有机会面见皇上，却不知道应当说什么；像应策时那样，凭自己的意气尽情发言，确实应当如此。那么，与其因为没有见到天子、没有止步于一个博士而替君遗憾，不如因为君将要把想说的话全部吐露却未能见到天子而替君惋惜。铭文说：从前你走到半途，我勉励你继续前进；慢慢沿着正道行走，经历九曲险峻；万块矿石中只有一块金子，合抱的大璧却沉没；谁知道我的悲哀？把这篇铭文刻在墓道之阴。《水心集》卷二十一，宋叶适撰 墓志铭 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致仕沈公墓志铭。

译嘉定五年三月朏日，过了这一天，朝请大夫、直龙图阁沈公去世。当时宜人强氏去世已经十三年。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烨，乡贡进士焯，进武校尉杰，从事郎、监提领所籴场门焘，迪功郎、监镇江府东北较务。另有一女为免解进士，嫁给承直郎扈武，亦已去世；次女嫁给王唐卿。十月月底，把公葬在开元乡管社山，与强氏合葬。于是有人来请我写铭。沈氏自汉代以后，在乌程一带冠冕显达、声名兴盛，历代不断。公的六世祖遇，才开始分居常州。到曾祖宗道，仍未能凭仕途显达。到了祖父复、父亲松年和公，都考中进士，父亲又任朝奉大夫。松年进入太学任博士，而公历任处州教授、刑部和工部掌管架阁文字、国子录、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秘书丞、著作郎、赞读嘉王府兼兵部郎官，升任起居舍人、起居郎，均兼侍讲；有官位又有贤能，接连更加显著。此后无锡的沈氏才开始振兴大宗。公名有开，字应先，年轻时求学便立志于大的事业。张敬夫、吕伯恭在京师任官，浙西士人都不知道敬重公，只有公跟从他们学习。薛士隆、陈君举客居毗陵，公又跟从他们。内心以防范为准则，外物以经世制度来治理，理脉贯通流转，并不靠华美辞藻满足口耳的需求。别人看他昏昧，公却陶然自得，自有快乐，毫不顾虑。到晚年才上奏请求列名上舍，朝廷正选拔旧日士人来教授国子，公也在其中；他最终讲学时垂下帘幕，关闭重门，深居不出，从不妄自请见拜谒。留丞相认为他不同寻常，召来交谈，作揖请他就座，常常高耸着身子倾听，过了很久。当时丞相担忧淳熙末年的知名士人没有被考察任用，沉沦在低微冗杂的职位中，几年之间几乎全都提拔任用，士人欢喜传诵，认为自赵元镇、陈应求以来才有这样的事情。丞相既然因此得到天下声誉，而公暗中赞助、秘密请求、竭力帮助的事情尤其多；天下虽然知道公帮助了他，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推动这些任用。公默默不把此事告诉别人，即使子弟也不知道。然而不喜欢他的人本来已经忌恨公，等到公教授嘉王府时，反复论说，深刻恳切，尤其详尽地辨析君子小人的关节点，忌恨就更加深了。皇上即位后，想熟悉了解国家事务，宫僚中有两三人每天两次被召入禁中，赐座询问百姓疾苦，这些都不是以前的旧例。因此忌恨公的人结成势力，共同排挤公；公最先被罢免，又有人用危险的言语中伤他，因而获罪被废斥十年。公安然不为之动，后来渐渐悔悟，任徽州知州；不得已勉强起任，多次请求离去，奉使江东时，迎接的吏员守在门口催促公出行，公坚决不去。又任太平州知州，于是请求致仕。又过了几十年，年七十九岁，才去世。他居家时没有酒肴宴饮、歌舞僮奴，家道衰落，终日端正而坐、缓步而行；看园中草木的来去变化，只与年高日久的旧人相伴。南北经过的宾客以及当时任职的人，都以年老有病为辞，不接见他们。唉！士人不是不想使自己贤能，只是被取舍和行事方法的不同所迷惑错误，又在得失、忧乐的差异中颠沛；年轻时与人相合，老年反而悖离，而能够得到所谓贤名的人很少。公的学问不以繁杂炫耀，却能守住根本；等到得到任用，也不以自身荣耀，而想着把事业交给自己的门徒；直到老年，安于俭朴退处，不被得失牵累。这三点都是人的大节，而公兼而有之，这就是所谓贤者吧？铭文说：苏州与常州之间，是季札立国的地方，地势低下而成为旷野；无锡的山，环绕而独立，水积污而成为泽薮；无锡的泉，清冽而可饮。诚信啊，沈公，正可与这里的德性相配。李宜人郑氏墓志铭 天富北监在海中的玉环岛上。乾道丙戌年秋分这天，月色澄明，百姓正想脱衣睡觉，忽然狂风骤雨，洪水暴涨。门户被冲开，水淹到膝部并漫过屋檐，冲到门边，人已经溺死了。像这样一顿饭的工夫，沿海死者就有数万人；北监原有一千多户人家，店铺全被冲毁，茅屋芦舍在波浪中时隐时现。百姓们的老少长幼再也没有安居之所。四十年后，濮阳人李寛任监事，百姓依靠他的力量，才在高燥之地重新建起房屋，街坊巷道纵横相连，居民鳞次栉比。工程完备后，各司常常把这里留下来作为驻止之地，不能及时更换。总共用了六年，北监的市镇才建成，大略恢复到丙戌年以前的样子。唉，四十年以后才遇到一个监官，贤能的官员是多么难以遇到啊！即使贤能的官员任职六年后事情才得以完成，那么把急迫仓促、草率匆忙当成功绩的做法，不也是残暴吗？因此李君每次来，我都以礼相待而不懈怠。李君把他母亲夫人的行状交给我，请我作铭，我没有推辞。夫人姓郑，是徐州人。曾祖郑仅、从祖郑望之，在前朝都以名望显著，做到侍从贵人的地位。她的丈夫是朝请大夫、浙东参议某，丞相文定公迪的五世孙，太子少保东之的四世孙。既然出生于名门，出嫁后又嫁入宰相之家。家法不用刻意教导便自然严明，家政不用费心谋划便自然整治。参议是奉直大夫的儿子，夫人前后侍奉公婆没有违背，对待亲生子与庶子没有差别，尤其厚待妾媵。参议去世后，子孙遵循他的德行，家中贵贱共一百五十人，同堂吃饭，号令统一而和睦，职分虽有不同而彼此同心。新嵊郊外的人认为，这是北方名族，能够保存旧日家风，值得效法实行。夫人七十五岁去世，葬在丈夫墓旁。十个儿子中能够出仕的，是文宿和寛。孙子、曾孙，以及孙女婿、曾孙女婿，又有几十人。唉，真可以称得上人丁众多了。铭文说：家族人口越多，贤能之人必定越发显达。夫人去世并安葬，在嘉定八年二月某日。《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

译徐公名谊，字子宜，另一个字是宏父，温州人。有个叫徐寅的人，辅佐王审之；徐寅的孙子轻视自己的官位，隐居在平阳，自号处士。徐寅以前的世系已不可考，处士在沙冈建庙祭祀，作为另立的一世祖。徐公的祖父仲熙，世代充任考迪哲，都以仁惠爱民著称；如今江南石马头那一百间房屋，就是他所建的。徐公显贵后，追赠考迪哲为奉直大夫。徐公在乾道八年考中进士，任池州教授，江浙一带的后辈士人都背着行囊来求学。宰相说：“应当为太学得到这样一位老师。”于是授任国子博士，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太常丞。天子亲自处理政务已有很久，威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臣下多惶恐观望，办事只奉诏令执行。徐公进谏说：“如果这样，那么君主一天比一天圣明，臣子一天比一天愚昧，陛下将和谁共同成就功业呢？”皇上面色严肃，改而让他讨论乐制。徐公回答：“宫声紊乱，国家便荒废而君主骄傲；商声紊乱，政治便偏颇而臣下败坏。”皇上立即缓和神色，接受了规劝。皇上徐徐说道：“你可以说是不因官职而自我懈怠的人了。”奉直大夫去世，徐公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徽州知州。光宗退位内禅，徐公上奏说：“三代圣王只有至诚而没有权术；至诚不止息，就可以达到上天的德行。愿陛下守住它而不要失去。”宰相挽留徐公，徐公谢绝说：“我正想劝您离开，您怎么反而这样呢？” 歙县上报一宗妻子杀死丈夫的案件，以一个五岁女孩作为证人。徐公怀疑地说：“妇人难道能够只用一记耳光就把人打死吗？” 把案件暂缓下来，尚未复审。后来在庭院中实际查问赋税时，死者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场，才说：“我儿欠了租税，被拘押了很久，饿得受不了，大声叫喊，差役打了他一下，他只是掉进水门罢了。早先夜里就已经死了。”于是保正伏罪，同时弹劾受贿的官吏，全州都受到震动。所谓实际查验赋税，是说婺源县原有三万多户，而逃亡和绝户的有六千户。新安的还朱乡，十户中只有两三户缴纳了赋税和差役。徐公开始命百姓依据鱼鳞图册造簿，让他们自己申报赋税，应命而来的百姓像蚂蚁聚集一样多。婺源的几个大豪强很不高兴，便到朝廷诽谤他；朝廷调任浙西提举来处理此事，请求查籍后施行，徐公不听。徐公在徽州时，常常独自步行进入村落，为百姓免除赋税一万缗；山谷中的老人们准备鼓笛，陪他饮酒，送别时哭泣。徐公入朝后上疏陈述兵民十二件事，奏疏被扣住不下发；他留在宰相处，请求把奏疏交给外廷，皇上把其中要点全部摘取出来，很多意见都得到施行。当时徐公刚被任命为右丞相，准备引荐徐公来辅佐自己，对他接纳得十分亲密。徐公说：“皇上天资圣明而宽厚平和，相公应当竭尽自身力量来协助赞襄。如果意向有所偏私，灾祸很快就会到来。”说完作了一揖便起身离去。浙西水利尤其重要，徐公评论其中切合时务的地方说：“从前下游没有疏浚，水便向上泛滥，所以开凿直的和弯的港道，恢复三江的旧河道，开通宜兴的一百条渎水，都是为了顺势疏导下游。只有高地上的田地和道路才应当蓄水、筑堤拦水罢了。从前谈论治水的人，如单锷、郏亶，都是这个意思。如今开通吴淞江下游以及宜兴各渎通向大海的水道，不下数十百处。过去浦港曲折蜿蜒地流向大海，如今靠近浦水的百姓多取直线决开水道，使苏、湖、常、秀一带原本的泽国变成田地。近年雨季有时来得较晚，连种子也无法下田，大概是围田太多、疏导水道太多的缘故。小人只见眼前利益而不怕后患，在浅水处围田便成为高田，在菱荡中围田便成为稻田；两者都不停止，又继续向下加筑堤脚。起初高大的堤坝大半用土筑成，原来的良田背水而晒；十天不下雨，农民便荒废耕作，却还沿用旧说，又要继续疏凿水道，实在失去了对利害的认识。因此，旧田的沟渠应当疏浚整治；围田的堤脚不应任意开挖；已经开挖但尚未填平的，应当压合堵住。如今谈论水利的人，能够实行这三条意见，那么高原上的旧田就能恢复为肥沃的土地，农民也不会受害。”入朝任吏部郎，升任右司、左司。今上即位后，升任检正中书门下公事，兼权刑部侍郎。遇到歉收、灾荒遍及半个天下时，宰相把赈济之事交给徐公办理。有官吏半夜带着请求发米的奏报送到，徐公突然起身，拥被点烛，衡量事情轻重，按数目分别答

译复；批复下达从未错过时刻。代理工部侍郎，任临安知府。徐公叹息说：“京城的救济安抚，好像传递饭食一样容易，何况如今连应办的粮食都只能用手捧来。作为首善之地，百姓还能仰赖什么？”于是向皇上请求说：“现在鳏、寡、孤、独的人，夜里住在暖堂，既受寒冷困苦，又没有钱可以租房。我想在都门之外筹建八所居养院，但费用远远不够；内库的钱都是三朝皇帝恭谨节俭积存下来的，请陛下加以谋划。”皇上皱眉说：“你说得对。”赐钱四万余贯，徐公立即相地置办木材。恰逢御史刘德秀上疏罢免他，这已是庆元元年三月的事。胡纮再次上疏，责令他代理副团练，安置在南安军，后来又调往袁州、婺州。嘉泰元年六月，才准许他自行居处；过了很久，恢复为朝散大夫，提举崇道观。嘉泰二年，朝廷军队向北出兵，任命徐公为江州知州；他辞谢未获允许，只得和儿子徐浑拄杖赶赴州郡。敌军从数路迎击拒守，兵势压迫江汉一带，奸民乘机谋乱，谣言四起，互相恐吓。徐公捕杀首恶，抚恤饥饿瘦弱的百姓，厚待宾客旅人；又在浙东招募人员，分派训练，烧砖筑城，创制轻便小船，使往来迅速，从夏口顺流而下，众人依靠徐公而变得强盛。敌军退去后，朝廷认可徐公的作为，授集英殿修撰，不久又任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任制置江淮。起初敌军围攻庐州、楚州，不能攻下而退去，仍然驻扎在濠州附近等待议和；他们不时抄掠，又与我军相遇，双方杀伤相当。淮地百姓大为惊恐，又纷纷逃到江南；在建康的有几十万人，都说敌军又要来了。徐公昼夜安抚百姓，进一步加强防备，请求把抗敌之权专门交给自己，不要从中牵制。朝廷怀疑这样做会不利于与敌议和，急忙调任他为隆兴府知府。黑风猺罗孟传与他的叔父罗时因忿怒争斗而互相仇杀，湖南方面压制罗孟传而偏袒罗时；孟传愤怒之下杀死飞虎军亲兵而反叛，祸乱牵连江西的吉、赣四州。戍守劳苦之际，孟传把土豪关押起来，带着实情向徐公申诉，并且请求投降。徐公分条上奏说：“接受投降不是臣下所能决定的事；但从大局看，应当听从诏令，准许他从江西投降。”可是徐公已经患病，后来赏赐降军涉及两路，徐公没有参与。嘉定元年，州城南面有星坠落；第二天正是七月初一，徐公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嘉定二年十一月初一，葬于鸣山。夫人宋氏先于徐公去世。两个儿子：冲，迪功郎；浑，将仕郎。长女嫁给西外宗教林士逊，次女嫁给进士章学礼，小女尚未出嫁。徐公年少时便有非凡资质，自然合于道。天下虽然争相研究性命之学，却往往拘滞于语言，流于偏末，大多只是模糊地追逐若有若无的影子罢了。徐公以觉悟为宗旨，理解明彻，从日常生活之中取法，为求学者开示修养和验证的途径；即使到了形体衰废、心神似死，神思如视、气息如听的境地，也像静中忽闻雷霆、幽暗之外出现明亮的太阳一样，无不豁然明白，自以为有所获得。前后执政大臣因国事来向徐公询问，他都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起初光宗患病，免朝而到重华宫，但每天仍照常视朝，朝廷内外的奏章都极其恳切。徐公入朝进谏后，退出来见宰相，流着泪说：“皇上安慰接纳进谏，神态从容，但目光呆滞，不能转动。这一瞬间意志恍惚，确实是病了。”何不下诏令四方祈祷祭祀，到郊庙去，并让皇子嘉王参与决断？徐公想挽留宰相，却来不及实行，宰相逃到徐村。皇上派徐公到浙江亭劝宰相回来，恢复他的职位，但病最终没有好。孝宗去世后，光宗又不能服丧。徐公和少保吴琚商议，请太皇太后临朝，让嘉王扶助代行祭祀，代为答谢群臣行礼。幕僚取来帘帷，等候命令后准备自行祭奠，这才停止。这样一来，准备在皇上临丧时实行禅让，后来是否可行便不得而知了。徐公忧愤得呕吐腹泻，躺着责问赵丞相说：“自古臣子，做忠臣就是忠臣，做奸臣就是奸臣；忠奸混杂却能成事的，从来没有。您心里虽然恐惧，表面上却想坐观成败，难道属于忠奸混杂之类吗？国家的存亡就在这一举了。”赵公问办法在哪里，徐公把知合门事蔡必胜交给他，使蔡必胜和知合门事韩侂胄在太皇太后除服之日坚决向她请求，嘉王最终得以即位。

译唉！在那个时候，诽谤和非议横流，天下人的议论再也无法遏止了。

译如果没有徐公定下这个计策，几乎就会使一个人挥袖奔走；那么社稷便会长久安定，宗庙也会永远尊崇。徐公施泽至今，他的大节是无法掩盖的。我看徐公忠诚而忧国忧民，能够担当大事，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可招致世人嫉恨的地方，世人也没有谁忌惮他。唯独韩侂胄得志后骄横放纵，徐公当面教诲他；韩侂胄因此惭愧怨恨，徐公便遭受了最惨重的祸患，流落十年，再也没有被任用。铭文说：古代听闻道的人，以自身实践来表达道；开辟乾坤，使圆与方各自运转。后世听闻道的人，却把言语当作自身；依凭前人已经实行的道理，陈列在笔舌之间。人的自身并没有得到弘大，见识狭窄而容易自安。徐公为什么早早悟道，却遭遇这一百种艰难？绍熙年间动乱纷纷，天意造成忧患和凶灾，举世震惊悲哀，却没有人敢于消弭锋芒。徐公当初谋求什么？只是肝裂脑碎。徐公后来成就了什么？保全了宗庙国家。那些进谗言的人，不配享受祭祀，顷刻之间便会被遗忘；把枕席安逸留给你们，却把泥涂困苦遗留给我们。活着不求荣华，死后不求谥号；做臣子的义务，只在于凭自身行为成就自己。鸣山高高，长风接连如涛；鸟儿时来栖居，助长他永久的哀号。中奉大夫、尚书工部侍郎曾公墓志铭。曾公姓渐，字鸿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族人散居江南、闽地和浙江，士人没有不做到卿相的。曾氏中从抚州一支迁居南城的，到公的曾祖处仁、祖父度，才开始专心致力于学习，成为儒学先生。父亲发，因多次参加科举而受到恩典，任监文思院。曾公不到十岁，便遍读经史，默诵《左氏春秋》，能够通晓并举出大义；他笔下写出的文章，五六十岁的老者也写不出来。过二十岁后，三次到尚书省应试，以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承事郎、签书南康军判官。政务无论大小，他都辅佐太守办理；遇到旱灾饥荒，便沿村劝导百姓出售粮食，又审理案件、讯问囚犯，奔走邻郡，从不推辞劳苦。各司依赖他的亲身办理，已经共同商议要推荐他。曾公迟疑推辞说：“一路之中应当推荐的人有几个，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我？”对方说：“谁的名声能超过您？”曾公说：“刺举官不考察实际功效，只凭名声取人；即使我急于求进，不加爱惜，难道不会反而使我被抛弃吗？”他坚持辞谢，于是免去推荐。召入任国子正，升任博士、秘书郎、实录检讨官。当时舆论正把道学说成伪学，众口一词地攻击诋毁。曾公厌恶这种风气，请求离职，已经获准。有认为他不应离去的人，留他在朝中，升任著作佐郎，兼考工郎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曾公不断请求离职，终于出任滁州知州。恰逢新法规定，不改任外地便不守边，他请求主管冲佑观，出知兴化军。将要出发时，文思院去世。起初，韩侂胄暗中掌握国柄，宰相以下官员的升降都操于他手。曾公不去拜见他，所以御史程松迎合韩侂胄的意旨罢免了曾公。到了这时，韩侂胄自任平章军国事，丧服尚未除尽，便下诏把曾公由秘书丞改任著作郎兼兵部郎官、军器少监、秘书少监。曾公认为这种骤然升迁不合适，又请求离去，没有获准。朝廷正下诏北伐，原本负责北门的官员已经辞职不就职，准备任用曾公。曾公说：“我起初没有参与谋议；如果一定要用我，就把我所说的意见全部准备好。”诏令于是搁置。又准备让曾公检点枢密院机速文字，曾公再次竭力陈述不可，也作罢了。他接连请求离职，韩侂胄虽然不高兴，却非常看重曾公，于是升任秘书监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兼代理中书舍人。自从韩侂胄显贵以后，台谏官和给事中、中书舍人都像供他役使的仆隶，弹劾、封还、驳正的文书全都拟好后请示，凡是韩侂胄想做的，便指示他们照办。韩侂胄很不把曾公当作可以任意支配的人，曾公有所论奏执争时，他便只得停止。右史陈子翀从泉州回来，众人都害怕他的凶狠险恶。曾公说：“此人曾经无故自称要做监察官，如今地位已经很高，必定会傲慢地占据要害之地，肆意吞噬搏击，那么善良的人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韩侂胄不敢违背曾公的意见，便改授陈子翀一个州的职务，让他离开。此时女真军队虽然退去，但濠州屡受侵扰；小规模议和长久不能决定。敌方坚决要求恢复正隆以前的礼仪和财物，主张议和的人各自心存苟且。曾公虽然铺陈宏大的道理，载于诏令训词，扶助善良、警戒奸邪，取得了承平时期典雅深厚的意味；又改定盟誓文书，以保存旧有体制。不久韩侂胄去世，过去受到压制和剥夺的人多被重新起用，赵彦逾也在其中。曾公争辩说：“赵彦逾与世道兴衰无关，为什么要起用他？”又准备抄没故宰相陈自强的家产，曾公再次争辩说：“国家以忠厚作为德行，已经二百多年了，难道会因为陈自强的缘故而变得刻薄吗？”当时曾公已经患病，在朝廷更改立场之际，许多意见都不合心意，便感慨叹息说：“天下的事情难道只能到这个地步吗？”于是以亲属关系有嫌疑为由请求免职，又以疾病为由竭力请求离去；朝廷授他代理工部侍郎，并升史官为同修撰。病情终于没有好转。开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他回头对儿子说：“你虽然贫穷，但还有田地房屋；谨慎守持门户，不要因为我的死去向别人乞求怜悯。”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于太平乡香山；大人汪氏封为恭人。儿子颖茂，承务郎，监福州水口镇；儿子颖秀，修职郎，新任监绍兴府苗米仓；儿子颕敷，早年去世。女儿的丈夫叫卫樗，任某官；幼女尚未出嫁。曾公内心诚实，容貌端正，明达通透；年少早慧，长大后更加贯通、研习古今，写出的文章都是精华，且有新意。他正要在科举中得志时，不了解他的人把他当作普通人，认为他只是在追逐资格和富贵，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只是以浅薄的才学互相夸耀。但曾公谦逊明智，从不以傲视世人为行径；简朴超脱，也不追逐接近世俗的声名。没有得到任用时不愿求进，偶然得到升进便立即请求退居。处在欢乐中能想到忧患，遇到变故也能安然处之。庆元、嘉泰年间朝廷重新开张时，他身负污浊政治所带来的羞耻，却以冰玉般的品格自我洁净；面对青蝇蒙受樊篱荆棘的讥诮，却愿与鸿鹄一同远去。与有德者相合，吸引同类，思考深远而谋虑长久；天下认为只有曾公贤能，应该为他立文、为他作传。铭文说：谁在支配卑下之人，使他们追逐死亡、奔求生存？有些人以油脂玷污自己，却不使清白消瘦。这就是鸿甫，守持正性的人。在众人争夺、群体攘取之中，他从容缓行。时势虽把机会交给我，我却不因时势而立即求进；怯于退让而勇于先行，把道义置于功名之后。他终于在开禧年间完成志业，志向开始于庆元年间。贤士庇护国家，如明珠滋润深渊。太阳照耀之处，月亮光明之处，都无法遮蔽收藏，足以彼此辉映。香山山冈上，云气和树木茫茫。他的寿命虽短促，他的精神存续却长久。嘉定八年九月某日。《毛积夫墓志铭》

译毛予中，字积夫。童年便有杰出的气概。十七岁时，江淮经历战乱之后，旅店还没有恢复，他睡在草野之中，时时遇到小股盗寇；行走数千里，了解地形的便利和险要阻塞之处，流着泪说：“管仲、乐毅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再生了吗！”夜里捕鹿时迷失道路，天亮后看见高高耸立的城楼，才知道是合肥城。恰逢主帅正在围猎，戈矛铠甲映日生辉，他便坐在道路旁铺着虎皮的地方，烧肉煮葵菜，放声高歌，纵情饮酒，完全不予理会。主帅作揖与他交谈，大为惊异，请他入座。稍稍长大后，他亲近师友，学习古今；诸生不能说出的道理，他全都替他们说出。他又出游沔鄂一带，取得了豪杰的声名，世间士人认识并赏识他，彼此十分欢悦，于是有人把他留在门下直到终身。他所到之处独占席位发表高论，滔滔不绝，无人能与之抗衡。他骑着烈马独自出行，不给马装鞍和嚼勒；有时进入酒垆，凭高悲啸，众人都共同惊怪，却不敢靠近。他旅居荒僻、困顿于小店，饭馆中常常坐满宾客；有时关闭门扉，袖手借书苦读，书中内容一旬一月之间无不通晓，人们畏惧他的博学而专精。然而他始终不能在科举中施展才华。礼部曾想把他的文章列入等第，又因意见不合而停止。我多次委婉劝他说：“你已经超过五十岁了，精神将懈怠而衰退，血气将燥烈而消瘦，应该回去耕田筑室，顺应天命，不要白白成为庸俗之人的累赘。”他闷闷不乐，不能自我宽解，仍然游历不懈；到超过六十岁，知道终身不会遇合，才抛弃科举离去。他倚着高大的松树，吟咏《小山招隐》一类的词，声调哀愤激烈，建造振衣亭，请我写记。文章尚未写完，他便病了。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写信来说：“我自量并不比朋友们差，幸而请您赐我一篇铭文，对我褒贬吟咏感叹一番，我死也没有遗憾了。”第二天他便去世了。唉！人的长处，世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即使这样，如果在他蹉跎失意的年岁里，给他一段奋发进取的时日，那么也必定会损害他奇特的操行，使他趋向平庸平易；哪里能够轻易估量呢！他居住在瑞安的深谷，号称毛家山，因为姓毛的人有二千户；祖父镗活到九十三岁，父亲骧活到八十六岁，都专心求学、喜爱行善，在乡里享有声誉。君自称这是长寿的家族，所以他的谋划总是宽广深远，仿佛有所等待。然而他只活到六十五岁，娶张氏为妻，端庄而温婉，生四个儿子：允兑、兖充；两个女儿：辑、辅。又娶康氏，生一子应，早夭。嘉定九年某月某日，葬于瑞峰山广度寺。允前来催请铭文，我年老昏愦，落笔还没有几行，便像附在蝉头上眩晕旋转，不能自持；对于褒贬吟咏感叹的旨意，大概很微薄了。所以叙述的只有这些，但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梗概。铭文说：不设定志向来消灭天命，不厚待生命而轻视本性，真是古代的人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嘉定八年九月某日。《徐文渊墓志铭》君名玑，字文渊，曾任主建安簿。麻溪峒的居民以铸造兵器、贩卖食盐为业，官府穷追严查，四处捕捉，居民于是聚集起来反叛，杀伤了许多官军。州府害怕，派君率军前往；君不用军队，只命当地人拿着榜文告谕，众人便都散去，罪责只归于三个人。后来监造贡茶。长官想从定额之外加取，君严肃地说：“这是君主用来荐献天地、宗庙的东西，不是臣下所应取得的。”调任水州司理兵官时，有人把大批平民抓作盗贼，企图借此邀功。君查明他们无罪，把他们全都释放。任龙溪县县丞时，城旁的陂塘旧称可以灌溉万顷田地，豪强党羽私自把它占作田地，陂塘因而淤坏。君察看后，便按照旧有规制疏浚开凿。调任武当县令，又改任长泰县令，尚未到任。君于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起初，唐诗衰废已久，君和朋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论说：“古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来衡量诗歌工拙，大概是风骚创作的精微之处。近世却连篇累牍，漫无节制，哪里能够成为名家呢？”四人的诗作于是极其精工，唐诗也由此重新流行。君常常替我评论诗以及其他文章，高明的地方远远超出常人，深邃的地方幽静深入，情思郁积而流行于辞章之中，精神洞见超越形迹之外。我总是俯仰终日，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而这样看来，所谓固执狭窄、浅陋不通的人，大概还不足以讥笑唐人。君得到魏人单炜传授书法，心中领悟了其中的道理，连一顿饭的工夫也不离开纸笔。晚年所写的字渐渐接近《兰亭序》，我说：“您应当自成一体，何必一定要学《兰亭序》呢？”君说：“不是这样。天下的书法，无论篆、籀、隶、楷，都是一个法则；法则完备而功力达到，便都是一体。没有写成《兰亭序》那样的，是功力还没有达到，并不是已经自成一体。”这个议论尤其使我惊异。君和我交游最早，我衰老得很厉害，朋友同辈也越来越凋零。君准备向朝廷请求，放弃长泰县令，最终跟随我；尚未实现便去世了。临终将绝气时，忽然长叹，接连说了几声“争争”。他的妹妹抚摸着他问：“争什么？”他睁开眼睛看着她说：“天在争。”妹妹又问：“天争什么？”他用尽力气大声说：“争名啊。”说完便死了。唉，君的志向本来就远远超越利禄，难道会因为名声尚未成就而有所不足吗？徐氏从君的曾祖父逢、祖父起，曾祖被追赠曹议大夫；恩泽延及泉州晋江人。君的父亲任潮州太守，到了定这一代，才开始成为温州永嘉人。君娶刘氏为妻，儿子名鼎，吕为国子学生。嘉定八年十月十二日，葬于建牙乡郭溪。铭文说：“像这样就足以成名了吗？” 那么他所得的名声哪里会止于此呢？像这样还不足以成名吗？那么古代能够成名的人就太少了。唉，文渊若能看见这篇铭文，我所为他传扬的名声，连上天也不会争夺。嘉定八年九月某日。故通直郎、清流知县何君墓志铭。

译何君名瀹，字叔禹，处州龙泉人。他任南城县簿、明州造船场官时，都因父母丧而未能任事；后来任温州司理、绍兴府北较务六年，因被推荐而出知清流县。开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于任上，享年五十六岁。此前夫人富氏已经去世三年。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与夫人合葬于北里山。儿子一人，名处权，是转运司发解进士。女儿的丈夫叫张希颜。何君家世显贵，大概是太傅清源郡王执中的曾孙、徽猷阁待制志同的孙子。父亲佃官职虽因差遣而减等，仍是奉直大夫。然而何君自我要求却像寒门孤士，从未凭借权势压人。任官时明察宽恕，必定尽职，却不苛刻暴虐。尤其恬淡，远离声名利禄；同族兄弟大多已经显达，而君一向处之淡然。将要前往清流时，正赶上淮北已经交战，众人劝他不要去。君说：“遇到患难而躲避，不合义。”州府发文令县中向军前供应军需，只有君能够到达；全椒、来安都没有到达。后来宿州、寿州两位将领逃走，溃散士卒聚集在滁河，没有粮食，喧闹将要作乱。君把戍兵的粮食借给他们，才使他们免于作乱。敌军突破淮河后，官吏焚烧粮仓、丢弃积储向南逃走，有的人又趁机从中取利。君独自带着粮票和马草钱五十余万归还给官府。总管司的守臣发怒，扣下空箱子，强行拘押他；总管出面责备劝止后才作罢。敌军退去后，守臣和郡中僚属留在金陵沙洲上卖酒，不敢回来。君挺身坐镇黄悦村，招集流散百姓种稻、赶紧收割麦子，昼夜处在暑热潮湿之中，终于得病。县中百姓正依靠君重新建立生活，惶恐地抬着车把他送到建康求医，希望他痊愈，但他终于没有起身，百姓哭泣着离去。可悲啊！自从提出复仇之议，我本来就恳切地上书论说，认为必须先使国家家计牢固充实；敌人一定不能前进，然后我方才可以不退。况且盟约已经订立很久了，必须等对方先破坏盟约，然后我方慢慢回应；否则以前理直时只知进逼，后来理屈时却退守藩篱而自相扰乱，那么国家内部就会动摇。执掌国事的人不加审察，轻率行动、妄自发兵，不久便使勇者和怯者都疲惫不堪。假使像君这样贤能、能够据守正道、维护义理的人，也只能劳苦困顿到极点，不能安享老年而死。因此他的灵柩归乡时，乡人都来迎接，不论亲疏贵贱全都流泪痛哭。这不只是因为人们一向感受到他的深厚恩德，也是因为惋惜君出仕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失去了本来应有的际遇。唉！如果没有后人记述，又凭什么彰显君的志向、慰藉他的子孙的悲哀呢？这正是处权殷勤请求作铭的缘故。铭文说：身为都子男，家世出于相门，却一去不还；时局纷乱，故园有蔬菜，溪中有鱼；魂啊，回来吧，不要怨恨呻吟。嘉定八年十二月某日。《林夫人陈氏墓志铭》夫人姓陈，是平阳陈营里人，嫁给同县的林璞。两个儿子：善补、善祇；两个女儿的丈夫：彭表、韩原。林君的田地不到一顷，荒地多而熟田少。父母年老，他便把田业让给别人，自己日夜诵读诗书、攻习文章，高声吟咏长啸，完全不知道家中的事情。一切都由夫人承担。夫人能够把没有的装点成有，时间久了也像本来就有一样，使丈夫的父母感到安适。后来连续遭遇丧事，年成又坏，田地将要全部丧失，她仍然努力督促儿子们学习而不懈怠。等到守寡后又患风湿病，沉重衰废了二十多年。夫人总是顺从地听任命运，从不悲伤忧戚；有人来使她劳苦，她反而整日欣喜欢笑，得到几句好话便高兴地回来。人们认为这很难做到。当时善补奔走经营于四方，杰出的人才和伟士没有不与他成为师友的；但他自己仍然犹豫不决，只有夫人相信他的志向并加以肯定。不久善补考中进士，任无为军教授。兵乱之中发生人吃人的惨事，他一有机会便请假回去探望夫人。夫人挥手让他赶快离开，说：“你已经出身做官、侍奉君主了，怎么反而回头顾念我呢？”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公婆和丈夫没有因艰难而感到亏欠，彼此依靠而成就家庭，本来是人间常理；至于在饥饿羸弱和疾病痛苦中仍不失善行，并且一定得到相应回报，也是上天的常道。这些道理，夫人兼而得之。夫人家中有盐亭山，山地低洼深广。她指着北边斗门以北的地方说：“这里适合安葬家人。”善补向官府缴纳了十亩地的税。起初，光孝寺也租佃盐亭山，在斗门东面，从戴家山向北延伸。僧人认为，既然是官员选择的地方，必定是山中最好的地方，便凭借寺院势力争夺，说：“这是皇帝赐给我的山。”后来又说：“凡是到达我山的地方，都属于我的山。”主管官府索取文书验看，僧人不肯交付；官吏收取重贿，也一直不肯裁决。僧人诅咒鬼神，沿路辱骂，聚集刀枪，约定拼死争夺。两年后，御史和民曹相继催促，符移文书纷纷而来，常平司判定善补有理。于是嘉定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把夫人葬在山的南坡。唉，世上竟有这样的事吗！有钱财却不足以买山，只能葬在官府荒废的山地，这是称誉士人的贫穷，是王政必定要怜悯的。逃避耕织的劳苦，却想独占山海的财富，这是异端横行，是王法必定要斥退的。铭文说：徂徕山中亲自耕作，竟要安葬百起丧事；如果人人都这样，诉讼什么时候能够了结？用簸箕和木锨掩埋，谁还会留在亡者身旁？夫人的归宿，是上天赐予的山冈。嘉定八年十一月某日。《刘靖君墓志铭》

译刘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学释褐出身，任江陵府教授，调任安乡县令，后来请求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去世，第二年二月某日葬于城北仁塘原。君品行恭谨，待人恭敬，操守坚定而志向严厉；学习必定以古人为准，尤其精通讲说，能够由浅入深。荆地听过他讲学的人，都欣喜而开明通达；将校们也改变服装来听讲。在安乡任职时，君以慈爱和信义取得民心，邻近各县也自行归附；到晚年，户数增加了一倍。大概因为他果真追求技艺，各方面的才能都通达，并不以儒者身份自我局限。起初君年纪很小，家道零落，靠我供给衣食。父亲去世，伯父不来吊丧；我怀疑他将要附葬祖坟，便在一天夜里把棺材抬到另一座山，悲哀呼号，僵倒在地，几次几乎不能活下来，于是终身羸弱憔悴。进入太学后，共三次考中上舍，积累多年才升为有名次的学生；等到脱下麻布袍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很早就尝尽忧患，把众人认为甘美的东西看作辛苦刺痛。我的丞相一向了解君，此时正准备召用他。澧州太守苏氏，以及若霍等诸司的杨、吕、范，又争相推荐君；但君自称已超过六十岁，头发脱落、牙齿折损，凭什么奔走一世？最终舍弃仕进而不再顾念。于是买宅在城南，四面没有墙垣壕堑，蒿艾长到数尺；他常常展开书卷长声吟诵，以淡酒薄羹自得其乐，竟然如此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八十三岁去世。郡中人推重他的品行，没有不叹息惋惜的。观文殿学士何公曾与他同舍居住，所以学生们共同给他谥称“靖君”，表明他无所争竞的德行，可以成为当时人的宗法榜样。他死后使人思念，活着时又足以劝勉人。所谓舍法，就是馆学中的制度，以经任年限为限制；大概有人在期限未满之前便把心思寄托在离职归隐上，却从来没有人在期满以后销声匿迹。做县令，是通向要路的储备；以改官为急务，大概有人在初任时便依靠关系请托，却从没有人在达到资格之时反而迟疑退却。虽然世道遥远、风俗涣散，天下没有甘心退隐的士人；流传的风气所影响的，已经没有不如此的，君难道会独异于人吗？只是他在征召招徕尚未预先到来时便主动退避，所以称他为知耻；在筋力一贯衰弱时便迎受命运，所以称他为知命。这就是君能够以古人为自我安顿，而今人却认为比不上古人的地方。君的九世祖叫存，以为上柱国时从建州迁到衢州，成为龙游人，号称江潭刘氏；家族传承到君，虽然仕宦未显达，但德行都在隐居中留存下来。君先后娶徐氏，又续娶留氏。儿子有克、几、凡。女儿嫁给进士应弥明。孙子四人，孙女二人。铭文说：衡量别人而退让，并不是故意自我隐藏；衡量自己而停止，也只是常理。有人能够做到，有人不能做到；这就是后世称他为靖君的原因。嘉定八年十月某日。《郑景元墓志铭》景元姓郑，名伯英，永嘉人。隆兴癸未年考中进士，科举年满后任秀州判官，调任杭州、泉州推官。母亲年老，他不忍离开，领取岳庙的俸禄九年；母亲丧期结束后，授任宁德县丞、福建提刑司干官，仍然不肯赴任。那时已经六十三岁，于是绍熙三年四月戊午去世，十一月壬申葬在西山余家奥原上。两个儿子：为仁、求仁，后者早夭。女儿嫁给蔡幼学、李复、陈鉴、世常。景元因患病、性情刚直而不肯屈服，所以没有被任用；难道是豪杰之士吗？根据我的考察，景元信奉道义而不肯苟且，宁愿不被任用，大概是有志之士吧？当秦氏凭愚昧专擅国政时，人们除了会识字以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学问。只有景元和他的兄长推究性命之学的精微，斟酌古今要旨，彼此以师友之道警策勉励，只忧虑学术传统不能相接。今天天下以学问著名的人，都是从他们之后发展出来的。他的议论激昂奋发，笔势宽纵而墨意有余，使谄佞者魂魄丧失，使显贵者面色变改；难道只是血气在驱使他吗？既然如此，这就是志向，而不是豪横。按旧例，考中第四名的人会与前三名相继升进，积累年月后都能做到卿相。景元以自己宣扬此事为可耻，所以甘愿做选人。最后朝廷以任干官作为提拔沉滞之士的一个门径，景元笑说：“这是冗官，按法本来就该裁减，难道我能亲自去做吗？” 最终因病辞去。考虑的是职分，而不是禄利；如此看来，是志向，而不是豪横。从他的兄长以及薛士隆、陈君举以来，他们擅长评定一世人物，号称方正严峻，景元却不是这样。即使是里巷中一个普通人的善行，甚至对方的辈分和地位比他低许多等，他也从未不委婉地在外面称扬、传播对方的声名。他家产不足十金，僮仆只有一个，宾客随从却昼夜聚集。他把蛤蜊、蚬子等与蔬菜、橡实混杂陈列；遇到急难困窘需要帮助的人，即使乘小船直接前往，半夜敲门，他也会整理衣服出来接待。景元果真是豪杰吗？他不让富贵使自己适意，却以贫贱来帮助别人吗？所以说，这也只是志向罢了。当初行之在陈、郑之间游历，后来嫁给郑氏；景元对我说：“参政李泰发的孙子已经下聘了。”我便不敢停笔，而她后来考中进士，如今任临海县丞。景元去世二十三年后，夫人黄氏去世，也已经合葬。当时行之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写信来说：“郑公已经去世很久了，应该在这里为他作铭。”豪气会随着生命终结，志向却至死不灭，这是树立德行的根本，是孔子、孟子所尊崇的道理，哪里需要计较时间早晚、地域远近呢？铭文说：陈代曾经说，弯曲一尺来伸直八尺，是孟子所呵斥的，说这是怀有求利之心。唉，景元啊，一尺何必弯曲？既然已经确定了荣辱，就像箭一样直而不弯；以廉耻自我要求，以通达宽恕待人。在西山忍饥，草木经历秋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某日。《东塘处士墓志铭》

译从前，平阳人陈岩求学，能够探究精微之理。陈君举、徐子宜秘密地传授学业给他，不幸早早夭亡。两位先生十分哀伤，让我为他记述墓藏之事。当时我从都城返回【缭】，经过荆州，仓促间搭舍暂住；陈岩的弟弟志崇一路追踪查访，追到我在西山的住处，重重戴罪拜伏求见。后来又逼近婺州、越州两地的边界，才得以安葬。志崇文辞精美华丽，跟随我很久，每当谈及家中大小事情，总是闭口不说。我私下觉得奇怪，追问缘故，他便长叹流泪说：“我哥哥立了墓志，而我的父亲也接着去世了；父亲本来对您也有意，只因我还没有资格与士人同列。于是按照三年之期拖延下来，拖到六七年，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做士人，既不敢懈怠，也不敢请求；如果就这样死去，便没有什么可以去见我父亲了。”唉，我的文章在世上已经没有用处了！难道志崇只是想在地下安慰他的父兄，所以才这样做吗？陈君名瑾，字国器，从左厢兵马使一职传到第十代，都是石床里人。石床长宽各三寻，平整得像雕琢出来的一样，相传古代有异人曾在这里饮酒下棋。陈君气度轩昂，性情深沉雄厚，说话做事从不轻率。既然苦于志向不能实现，便右手写字、左手抚琴，以此自我娱乐。他做事常常损己利人，所经营种植的事业影响深远，积累起来足以称道、足以记载的事情很多。然而最著名的，是东塘。起初，县城驿道东北一带都要涉水通行，水流冲刷，泥泞淹没，绵延数十里；早晚遇到风雨，近在咫尺也会阻断往来。北塘工程集合全县的力量，间或还要向大官乞求资助，历年很久仍未完成。陈君却独自用一家之力，打下石基，向东直达大海，经过一个闰年便建成了，坚固得可以行走，即使大水泛滥也不能浸坏。人们认为这是陈君的德行，便改称为“东塘陈氏”。我曾经忧虑世上的富贵之人，如果只顾使自己从百姓身上肥起来，哪怕没有丝毫利益施及百姓。陈君虽然贫贱，却不替自身打算，专门修筑这座塘，利益可以流传无穷，实在值得称道。陈君死时七十岁，夫人林氏早他九日去世。林氏贤淑而知礼，侍奉婆婆直到九十岁白发满头，始终恭敬，闺房中的妇女都以她为典范。志崇的弟弟叫德崇，两个女婿叫林萃、邵持正。陈君安葬在安仁山已经二十年了，此时孙子七人，都已长大成人；孙女三人，其中两个已经出嫁；曾孙男女也有三人。陈君曾因志崇、德崇的恩典，获授与修职郎相当的恩荣，但这不足以用来说明陈君的为人，而陈君也避讳此事，不肯接受。因此墓上题作“东塘处士”，铭文说：“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却还没有得到验证；把事业交给儿子，仍然让人疑虑。孙辈延续，曾孙繁盛，东塘难道会欺骗人吗？”嘉定八年十二月某日。中大夫、直敷文阁、两浙运副赵公墓志铭。

译赵公名善悉，字寿卿。父亲不尤，任横州知州；祖父士起，官武义大夫；曾祖仲驯，官开府仪同三司。从仪同三司算起，赵公是太宗的第四代后裔。横州最初进入宗学时，凭文章考入上舍，同时又有武力。靖康之难时，他逃到相州，与岳飞交好。聚集军队万人，准备迎接二圣，在河南、河北声势极盛，大盗都躲避他，说：“这是小使军。”高宗即位后，他率部归入御营，又跟随岳飞驻守武昌。岳飞死后，秦桧夺取岳飞的兵权，压制他，让他守在岭外，最终在那里去世。赵公孤愤激发，痛惜横州，便投笔自弃，把袍服笏板束起来放置，不再穿戴。娶清江人家的女儿为妻，一个月后便向她发誓。后来寄居在乐清岳父家，租僧房经营，举子夜里借佛灯读书，有时太阳西斜还没有生火做饭，鞋袜穿破污垢到这种程度，持续了三年。后来他得到京官身份，前往探望妻子，还没有到达乐清境内，遇到一个姓萧的官员同宿。萧官员随口问：“李通判还好吗？”有人回答：“唉，已经死了。他的女儿嫁给了宗室，流浪在外，音信断绝好几年了。”赵公笑了，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萧官员惊异不已。后来赵公做郎官，而萧官员位居执政，便把这件事上奏给皇帝。赵公任无锡县丞时，起初县中有印板账钱，吏员茫然不明，不能处理，亏欠了十分之七八。赵公补足旧账、增加新收，常常多出三四成以上。赵公任宁德县知县时，县小而容易治理，他竟整年没有施行笞罚。任临安府通判时，才敏绝伦，为全府第一。孝宗知道他的才能，所以两次特意让他因公事到殿中来，久久端详他的相貌，喜色流露，提拔他任秀州知州。金字牌忽然在夜间传下，皇帝亲笔写道：“海盐地势高而遭受旱灾，难道有什么水利可以兴办吗？”河道修成后至今成了肥沃田地。赵公回朝，朝廷命令授他郎官，黄参政不肯奉诏。王丞相请求给他一个大州，便任鄂州知州；因避嫌又改任江州知州。起初朝廷有旨令他射击铁帘，赵公多给士卒金银，鼓舞将士，射技在各军中第一。授度支郎中，担任侍从夜间值班时，皇帝谈论朝臣的能干与否，唯独称许赵公的才干，前后十多次，甚至从宫中写出他的姓名。任临安府知府时，大臣们仍以为难。晋升太府少卿。这时皇帝既想迅速重用赵公，却总是在外朝当众提起他，御史于是认为这是赵公的罪过。皇帝震怒，把御史奏疏几乎全部涂抹掉，但仍然罢免了赵公。光宗对宰相赵某说：“他现在在哪里？这是寿皇所嘱托的人。”于是授他提点铸钱。谏官再次上疏阻止，便任徽州知州。库钱满溢，寄存在外廊，赵公把应该归入公使库的钱全部用来代替各县缴纳赋税。调任江西运判，授直秘阁，又任两浙运判。金国使者张汝方在傍晚从京口出发，炮车高耸如云，风卷巨浪如山，船只将要倾覆，众人也在惊叫。夜间乙丙时，赵公选择金山的曲隈之处，点燃数百支火炬，招募人手用钩子牵引敌使的船和浮筏渡过来。国信所的官吏说，按惯例应当从正门进入，赵公呵斥道：“你难道想让使者葬身鱼腹才肯罢休吗？”赵公升任直敷文阁副使。宪圣后的攒宫复土工程完成，按功劳本应升任侍郎。赵公已经患病，叹息说：“我从前遇到孝宗，早就应当处在这个职位了。如今只是夕阳照到我身上，润泽家族还可以，报效国家又有什么力量呢？我还是坚决辞职来避免吧。”庆元四年五月初一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八月某日葬在明州定海县太丘乡启霞山。夫人李氏，封齐安郡子。儿子有：汝铎，承直郎；汝镕，宣教郎，知浦江县；汝鄈，从事郎，任坑冶司干官；汝鐀，任高州文学；汝駉，从事郎，任临海主簿。女儿嫁文林郎钱芄、朝散郎知宁国府张忠恕。孙子二人，孙女四人。赵公处理政务，快得像应对突然袭来的机弩，事情往往很快集中办完而不留痕迹；约定期限并不逼迫，却能守信。治理财赋宽缓，百姓有时得到借贷赈济，而官府仍有余财。他终身清廉节俭，从不用公库的物品。在皇帝面前发表言论，总是朴实直透，没有枝蔓。皇帝也坦然开怀，与他欢笑，彼此心腹相亲。皇帝曾对赵公说：“天下的事情，每天都必须在我心中过一遍。我把你留下来相聚，正是想共同处理这些事，你不可远离。”这大概就是孝宗有志于治理天下的情形。孝宗任用人才，必亲自选择清正简朴的人，不把权力完全交给宰相。宰相往往惭愧沮丧，说：“这个人凭什么能够得到进用？”同类官员也以没有参与为耻，常常喧嚷道：“这是某人带来的。”即使有些只是疑似而没有实据，但那些显然得到君主知遇的人，所处的地位逼仄，交游又疏远，孤立在外反而更加严重。所以赵公虽然一心想保持操守，却抵挡不住百般排斥。唉！当赵公正值盛年时，假如他结党营私、矫揉造作来迎合虚名，又何必担心不被任用呢？但他遭受摧残困顿，始终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不是在皇帝面前伸展，却反而在臣僚之间屈服吗？后来天子一概恭敬自持而处理政事，任凭臣下像雁行鱼贯一样进言听命，而赵公也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被真正办事的人所了解。然而赵公宁愿凭借君主的知遇，长久受屈，也不愿凭借臣僚的知遇，在短时间内求得伸展。这就是我认为赵公贤良的原因。他性情专一耿介，持守原则，从不委曲自己来迎合外物。推荐人才尤其谨慎。在两浙时，有人请求推荐沈桯，赵公因为沈桯犯过贪赃罪而不答应。在江西推荐许中应、李肃，两人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当时所谓的“伪学”受到畏惧，很多人不敢推荐他们。在秀州时，黄洽任中丞，推荐他所亲近的人。赵公听说澉浦监镇赵师石有才干，却并不认识他，便先推荐赵师石，随后对黄洽说：“应当把中丞所亲近的人排在后面。”黄洽大为恼怒，所以直到赵公离任，仍不停地诋毁他。唉，这又实在令人悲哀！铭文说：启霞山多么富丽，金光碧色灿烂耀眼。四种祥兽拱卫中央，足以安放一具棺木。人们都说这是天然造成的，于是在这片高地上树立墓碑。唉！我赵公胸襟旷达，才华超群，精神驰骋而无所拘限，难道只看这座坟墓的华美，便足以彰显他的遗声吗？要让他的事业在世间长存。嘉定九年二月某日。《水心集》卷二十二，宋叶适撰。墓志铭。厉领卫墓志铭。

译君起初名仲详，后来改名仲方，字约甫。厉文才是婺州东阳人，唐代曾任都督、刺史。厉文才的第四代孙厉元，任殿中侍御史，他居住的地方称为御史里、乘骢乡。厉元以后传到君，曾祖凝、祖父邦用都没有做官；父亲邦俊因为君做官，获赠武义郎。君在绍熙元年考中武举，任侍卫步军司计议官、武学谕、閤门舍人。作为副使出使敌国庆贺生辰，回国后出任安丰军知军，又回到閤门。出任和州知州时，王师北伐，依靠他的才能，便兼摄庐州事务。不久召回，授左领卫中郎将。敌军入侵，朝廷忧虑江北局势，命君守卫建康。敌军逃回后，君又回任领卫。因御史上疏而罢任，主管仙都观；又因中司上疏而降级，调往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五十四岁时死于邵州。嘉定九年，两个遗孤倬、俣才把灵柩运回。十二月庚申，葬在仁寿乡鲍庄纸白山。起初君与我都是读书的诸生，十日一休、每年一次省亲时，众人都各自散去，唯独君关闭一室，从不窥视门户；他同时应试两学士，文章绰绰有余。博士蔡镐见到后惊叹说：“我在武学中来往多年，从没见过这样好的文章。” 我笑着说：“这不是您所能了解的。”不久，君考中进士第一名。然而此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最终都没有考中。众人一同参加閤门考试后，才得到任命。这大概是天子用来特别对待武人的办法：与馆职官员同样得到任命，武人以此为荣，而领卫尤其亲近皇帝。君却不喜欢这种安排，只是俯仰周旋在其中，不愿彻底断绝关系。嘉泰年间，边事将起，间谍妄言敌国衰弱，已有证据，应当立即取胜。君在安丰时曾上奏，说淮北饥民叩关求救，朝廷最初并无意处理。掌权大臣突然在半夜下达采纳这一意见的命令，议论者于是共同指责君打开事端、制造祸乱，这些话传遍四方。即使他的旧日朋友和做士人的人，也纷纷责怪他。敌军最终背叛盟约，而君竟因此获罪，被贬后死去。唉，真是可悲啊！文臣主张守和亲，武将主张谈征伐，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了。他们不能相互协调，反而彼此攻击，甚至喧嚷愤怒、诋毁悖逆地互相加以恶名，也是人情常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季布在朝廷上争辩，竟想杀樊将军；臧宫、马武请求出兵，甚至烦劳君主反复详细下诏劝止，才作罢。这难道不是往事留下的明白警戒吗？君本是武人，大概只是失去正路而误入其中罢了。人们仍然拿他原来的步调来要求他，他们这样责备他，难道反而正是因为对他期望深厚吗？但是，假如君把全部心力用在进士科上，哪里会比不上从武举取得的成就？穿着宽袍大带，掌握帷幄中的谋议，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安然等待并讥评战事的缺失；那样一来，别人用来责备我的话，我反过来就可以用来责备别人了，岂不是又很可悲吗？君曾劝安丰种桑数十万株，开垦田地数千顷，设置历阳军，实际建树很多。后来人们采用君制造的九牛弩，在城下射杀敌军骁将；又使用战车，在清水镇击败敌军。君原本不认识田琳，却知道他的才干，便把情况告诉我。我替他向朝廷进言，使他代替李爽守卫合肥，敌军不敢侵犯，直到他来到建康。敌军在定山驻扎十多万人，君招募石斌、贤、夏侯成，再次击破并赶走敌军。敌军留在六合，我催促君出兵，君说：“敌军大概会自行退去，不必急着出兵。”敌军最终果然离去。像这样谋划成效明白准确的事情很多。然而世人当时对君的责备正深，所以来不及说明他的功劳，即使我也不敢说。这又更加令人悲哀。君娶张氏，张氏先去世；再娶同甫陈氏。儿子四人：伦、倬，都是太学生。伦早夭；俣，任江西转运司进士。合的女儿嫁给吴瑾，承信郎吕珣孙。孙子一人，名简。君的母亲吴夫人只有这一个儿子。自从君被贬后，她常常悲伤思念、哭泣不止，临死前哭声也没有停；等君把灵柩运回，她因悲痛哭泣而去世。唉！儿子有俸禄可以奉养母亲，却不能奉养到最后；母亲寿命将尽，又偏偏遇到这样的灾祸。像夫人与君这样，实在都值得悲哀。铭文说：呜呼！厉君通达明知，忠诚信实，贯通百家纵横之学和六经，才华深厚，终于如豹变般焕然一新，刚强与柔和交织成灿烂文采。为什么竟会踏上虎尾，丧失同道的群体？世人喜欢攻击瑕疵，唯有上天赐给他纯正。祥瑞回转，亨通再来，显扬的事业归于子孙。嘉定九年十一月某日。赵孺人墓铭。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日，赵汝铎把妻子楼氏安葬在乐清县永康乡崇福山。楼氏家族世代居住在四明，家世显贵。孺人的父亲锷任鄂州知州，叔父钥任参知政事，都因文学著名于当时。她们姐妹百人，彼此以才能相较，以巧慧相听取；劳作、仪容、法度、节操，自然都能合宜。孺人尤其谦逊恭敬、谨慎简约，起初嫁给赵君。赵君年轻时是有才干的官吏，才华突然显露；后来长期不被合用，退居在山穷水尽的地方。他仰慕王霸、梁鸿夫妇，接连吟唱《麦秀》与五噫之歌，准备隐遁远游来使自己安逸。而孺人特别喜欢佛教之道，常常端坐吃粗食，每餐只有半掬，滋味无论甘酸都未曾真正入口，仿佛没有饥饱的感觉。家人认为这很难做到，又担心她日渐消瘦，却没有人能够改变她。这年八九月间，她得了上气病，医生每次煎好药，她便安静镇定、沉默不语，药始终没有服下，因此病势加重。她要水沐浴，洗净后换上新衣，拿起青色背子，对婆婆说明：“奴婢罪该万死，不应该穿着这件衣服去地下见先舅父。然而临走时把人世间那些浮华的装饰去掉，也是没有办法的。”己丑日去世。两个女儿平素孝顺而爱母亲，拍打肩膀、咬着手臂，震动床榻，哭喊跳跃了无数次。过了很久，她忽然睁开眼说：“你们不懂事，妨碍我再次起身。” 她更加端坐，声声连贯地诵念佛名，气息逐渐微弱。她命令亲近的人轮流不断诵念。庚寅日将近黄昏、天色转黑时，她大声说：“弥陀来接引我，可以走了！”于是气绝。所谓弥陀，是佛教所说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唉！人活着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来，死了又哪里有地方可去呢？然而自从怪异荒诞的欺人之说在中国流行以来，聪明豪杰之士也背离正道而跟从它们，用那种分别影像虚事的心，沉醉在其中，如同醉梦沉酣。到了生死关头，变故败坏、逼迫接踵而来，能够不颠沛失措而保全操守的人，千百人中也难见一个。然而孺人竟然能够做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古人所说恒常的德性、贞正的操守和妇人的吉善，只是因为她所学习的道理不同才这样吗？《传》说：“人死了，才会厌恶他；无能的人，才会更加轻视他。” 赵君悲伤已经十分深重，而孺人临死又能如此卓异伟大，所以我为她在墓上作了这篇记。铭文说：天地之气氤氲，谁来送她降生？死亡既然已经到来，谁又来引导迎接？把虚妄当作神灵，异端邪说极其盛行。安然回归你的正途，不要坠落，也不要沉沦。嘉定九年十二月某日。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

译薛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晋代迁居福建，始祖为左补阙令之。唐代时，薛氏被视为有德高士。补阙的孙子怀仁，成为温州人。怀仁传九代到薛公，曾祖元礼，父亲强立；父亲强立后来考中进士，最终任江宁府职官。薛公政和二年考中进士，任怀州刑曹，教授杭州。召见应对时，言语与皇帝不合，于是改任沧州教授。年成歉收，他想用学校粮廪赈济百姓，郡守拒绝了。薛公说：“百姓饿死，士人怎么忍心独自饱食？如果买粮不能偿还，这个罪由我承担。”后来补足了旧有的余粮。被征召任浦江县令时，当时各地都有人报告所谓的“事魔”，牢狱中挤满了人，浦江县也诬陷逮捕了几百人，薛公一笔批放释放。燕山免夫钱已经收齐，郡里却仍另行征科，薛公坚持不肯下令办理，百姓自己装车把钱送到官府，说：“宁可多花钱，也不要使县令失去职守。”任桐庐县知县时，清江丞监管左藏东库。宦官王道让奴仆挟势查看绢帛好坏，索取很多，薛公禀告长官，把奴仆交付狱官。长官惊说：“怎么敢这样做！”薛公立即以病请求致仕。长官估计不能让他离职，便诈称宗室不奉法，放纵奴仆横行于库藏，暗中向王道祈求；王道的仆人又拿着诏旨押着薛公就职，这才作罢。女真侵犯京师，李纲决定守御，众人不满意；薛公的意见与李纲相同，于是授太仆丞，参与他的军务。城围解除后，调任光禄丞。薛公曾说姚平仲不可靠，不久姚平仲果然失败。李纲救援太原时，薛公又说敌军一定会再次到来，应当先经营河北，而且李纲不应离开。宋伯友提举河防，薛公根据点检现有粮草的情况，替宋伯友提出了许多计划，都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罢职归乡。宋伯友提举三门白波辇运时，薛公又上书请求选择继任宋伯友的人。后来朝廷分派安扶等人，李回重新守河，薛公叹息说：“现在失败了。”于是主管明道宫。绍兴六年，高宗乘船渡海进入青奥门，临幸水陆寺。薛公见吕颐浩说：“岛岸荒凉，无法使皇上安适，不如暂驻郡廨。增加船只来取得财物，都有固定的地方，百姓不会增加赋敛。”于是扈从人员得以休息。提举淮东盐、湖南运判王燮捕讨杨么，长期没有成功，改命岳飞讨伐杨么。杨么占据洞庭湖，陆地耕作、水上作战，楼船十多丈高，官军只能仰头看见，无法靠近。岳飞计划增造大船，薛公说：“这样做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取胜了。而且应当避开而不能与他们争斗的，正是他们的长处。幸好现在大旱，湖水退落；如果重金收买船头，不与他们交战，驱逐竹筏截断江路，在他们上游焚烧芦苇，使他们的长处坐然废弃，再用精锐骑兵直捣他们的营垒，那么破坏他们的巢穴就在眼前了。” 岳飞说：“好。”不到二十天，积年匪患全部平定，薛公升任直秘阁。这年冬天雷电交作，大雪纷飞，冰厚一尺多，席益在市场上煮粥赈济，灾情更加严重，白天也发生抢劫，盗贼成群出动；岳飞催收月桩钱，鄂州鼎运分拨。米价非常高，薛公详细上奏天灾民穷，言辞十分哀切。皇帝悲悯动容，捐出二十万钱，从广西常平仓贷出粮食，潭州、永州之间才开始恢复生计。王彦从荆州调往襄阳，拖延不立即赴任。王彦所率的八字军，是中原的精锐，朝廷怀疑他会有变故，便让直徽猷阁的薛公代替他，并询问出兵的策略和所带兵力多少。薛公说：“如果您的意图是除掉王彦，我不过是个书生，不是我所能参与的；如果只是代替他，湖南押送来的吏员就够了。”王彦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薛公到达后，直接进入府署，接受将领、属吏拜见，众人大为惊骇。薛公曲折说明其中利害，使王彦大为醒悟，当天便上路，最终赖此得以保全。薛公被任命为岳飞的参谋。岳飞的母亲去世，岳飞逃到庐山，张宗元代理岳飞事务。岳飞部将张宪借口有病辞职，部下多有仿效，形势汹汹，产生了异常的传言。薛公强行邀请张宪同行，军中对张宪说：“太尉极力请求张公同行，而且诏使也随即到了。岳家军向来整齐，若无缘无故忽然喧闹，那就是你们连累太尉了。”诸将把这些话告诉张宪，张宪假装明白，说：“相公的心腹，难道只有参谋知道吗？” 岳飞不久便被起复。当时距离郦琼离去才一个月，人们说如果不是薛公，这支军队也要乱了。薛公入朝任户部郎，后来两次任荆南、桃源知县。伍俊已经招安，又谋划叛乱，提刑万俟卨不能制服他，薛公答应任用伍俊为靖州守将。伍俊高兴地说：“我得到一个州作为据点，离桃源远得多了。”他立即出外道谢，薛公预先埋伏兵力，在庭中将他擒获，没收了他储藏的粮食，足够食用十多年。薛公从新疆回来，升任秘阁修撰、陕西都转运使；以左司郎身份召回，任虔州知州；主管云台观；又任虔州知州；任修撰、集英殿职，知福州；任广州知州、敷文阁待制。绍兴二十年九月二十日死于广州，享年六十三岁。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日，葬于永嘉县太平山。自从宣和年间失去驾驭，天下安土乐业的百姓都变成盗贼，反复兴灭的盗群数以千万计，刀剑不能胜，榜文也不能安抚，持续将近二十年；后来盗贼势力困乏，才渐渐平息。但虔州以南、雄州、南安三州，处在楚地和百粤的首尾地带，仍然凭借险要盘踞巢穴，声势依旧炽盛。薛公前后讨平俞三古、五官、朱关索、吴锦等贼，他们彼此称薛公为“剥皮殿撰”；而福建八郡，管辖范围遍及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邱崇、廖匕嫂、满山红之类的盗贼有数十万人。薛公训练奇兵，建立左翼军，任命石城人陈敏为统制，经过四年，平定豪强盗贼一百七十部。起初福建人依靠险要修筑寨堡来防守，时间一久便自行变成盗贼；薛公下令有寨堡的人不要修缮，盗贼平尽后，寨堡也空了，百姓返回家中，道路平坦畅通。所以绍兴年间，朝廷虽然忍受耻辱购买和平，最终承受外族侮辱，但内地已经驯服，纲纪大体恢复，这都是因为能够任用薛公，福建、荆楚的功业才得以完成。汀州李谷反叛，过了两夜便聚集三万人，薛公急忙会合军队，截断首尾夹击，不到十二个时辰李谷就失败了，属官们都不知道其中缘故。海盗陈小三率领六十艘船，停在边境之外；薛公给郑广三百名兵，约定三日后出击，别人请求增援却不准许。第二天刮起大风，贼兵不能进退，薛公把他们全部俘获献上。贼兵请求说：“起初我们以一击十，没想到竟然全军被擒，您为什么预料三日后会这样？”薛公说：“只管听从我的命令，不要问为什么。”他的机变迅速、神妙敏捷，大多类似这样。而他家中流传的事迹还有更加奇异的，我不能全部记下。当天下处于艰难时，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只顾苟且偷生，只有宗泽来不及建立功业便忧愤而死，赵立、翟兴不幸遭受失败，凭功名著称的只有陈规、胡世将、郑刚中罢了。薛公作战常常获胜而没有失误，不凭意气凌驾于人，处置裁决随手而成，大事小事各自成功，几乎超过那几位名将。然而他起初辅佐李纲，与当时舆论相冲；后来参与赵鼎、张浚的事务；临近晚年秦桧专权，他又深深参与秦桧的事务，天下人不愿听闻。即使像薛公这样的人，也没有人加以区别看待，只有同乡人夸耀传诵他罢了，实在可叹。

译然而秦桧曾想引荐薛公做户部侍郎，薛公以不愿靠谈论财利求进为耻，没有答应，秦桧颇为恼怒，所以薛公最终只任外藩官。直到临死前才得到待制之职，那么说薛公被秦桧任用，是因为他的资质符合秦桧所喜欢的，并不是因为追逐财利。薛公做岳飞参谋后，岳飞和他的部下被诬称为妄臣、反叛、冤枉之类，声势直冲日月，唯独薛公幸免。岳飞的子弟中有人因此责怪薛公。唉！大水泛滥和严重疫病一起发生，杀人多到成丘；死者的家属不怨恨，而幸存者知道不能把自己遭遇的事都视为别人同样遭遇。秦桧果断杀岳飞，却不忍心加害薛公，这是上天诱使他这样做的。岳家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夫人有胡氏、刘氏。儿子叔渊，任福州教授；叔宣，任严州录参；恂愉，女婿吴龟年，任检正诸房公事；季升，任参议官。孙子洪，朝奉郎；浩，朝请大夫；泽，潮州司理；润，上高主簿。曾孙师度，池州司户；师旦，建康榷货务；师昉，象州录参；师善、师石、师睿、师山、师道、师昂，任将仕郎；师昂、师正。到这时，距离薛公去世已经六十七年，前辈没有一个还在世了，即使乡人仍夸耀传诵，也渐渐变成哀叹。浩还没有去世时，多次请求我为薛公撰写墓志，但没有实现，而我也已经老了，快要死去。师旦和师石都说：“像这样曾王父的功业，大概就要失传了。”于是我叙述其事并作铭。铭文说：薛氏从廉村分派到永嘉，建立薛公一支，十二代之后才重新振起光华。薛公学习诗书，薛公以仁义为根本，天机流行，既勇敢又有智慧。沉溺安逸的人，士人如同束缚的蒿草，任凭人磨利他们的脖颈咽喉，再用斧刀加害。只有薛公能够变化应对，舒展和惨烈都不可测；鬼魅般的敌人陈列在面前，雷电一扫便消失无踪。福建的扰乱、荆楚的劫掠，聚集了亿万强悍群体；罪魁已经铲除，我们的良民又回来了。南北各地重新能够安睡，帮助成就中兴。当时全靠薛公出力，天下局势才得以广大；没有才干的人，谁能治理？建炎、绍兴之间，也只有几个人而已。那些人有的还不如薛公光明磊落，但流传下来的这些事实却超过了他们。如今寂寥之中只剩少数，谄佞的碑刻、阿谀的墓碑，何必急着记载？经过长久考论，事情会越来越明白，微小的得失何必计较？柏树有后代，松树也有子孙。于是刻在墓门上，用来显示永不止息。嘉定九年十二月某日。胡朝奉大夫、知峡州宋公墓志铭。曾祖表微，任解州知州；祖父照，任丰县知县；父亲坦，追赠通奉大夫。宋公名绍恭，字彦安，历任监南安庙、明州比较务；因服心丧免职，后任崇安主簿、丽水县丞、永嘉县知县、两浙运司干官；又因服心丧免通判江州，任峡州知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去世。嘉定十年三月初九日，与配偶蒋氏合葬于会稽县五云西乡秦望金山。到这时，蒋夫人已经先去世十年了。儿子驹，考中进士，任淮西总领所干官；騻，早夭；騋，任徽州司户。女儿嫁给古灵陈杓，任蕲水县知县；唐榑、洓水、司马杨，都已经去世。孙子名永、德、右、孙。女婿有山阴在献可。宋公来到永嘉，不因我的卑贱浅陋而轻视县大夫的身份，常常郑重地坐下来交谈，一谈就是一天；他对于意见的取舍，话语的轻重抑扬，我都默默接受教诲。他谈论太平盛世直到渡江以来公卿办事的始末，人物的贤能与不肖没有一点差错，使我有过许多惊惧倾听、跃然而起、激情仰慕和自我反省的时候。然而他治理县政，约束期限，缓征劳役，及早筹划、预先决定，暗中感化，潜移默化地消除祸患；与那些刚入仕、初出头，只会把智谋堆积如沙、在地上画画，想借此树立名声、制造威福的人相比，他的功力相差百倍，成效相差十倍。吏民都称说宋公聪明、公允、宽恕，办事容易却很难使他满意；他们说此后即使再换十五位县令，也没有人能够继承他，而在他以前也很少有人赶得上。他本来是中原故家之后，见闻和志趣与南方士人不同，外表刚直快乐，内心刚强简朴。对于大儒名人，他没有不敬爱的人，但仍不因此自满。对于突然发迹的人，他不屈服；对于改变旧日尊贵地位的人，他也不徇情，却始终不显露亲疏异同的痕迹。所以世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宋公，却也不能窥测他的深浅。他任峡州知州时，自己请求不去赴任。六次主管冲佑观，享年八十五岁，年老衰惫却不在脸上显露，闲游散步也不表现出衰颓。在去世前八天，他亲自焚香燎祭，命驹到墓下拜谒，一切都按照平常礼仪。病发后，子孙奔走，医生交相进出。宋公笑着说：“我的寿命已经有所系属了。”他告诫负责事务的人员说：“晴天久了，仓库应当干燥，官府的输纳办得快吗？”起初，宋氏是赵州平棘县人，而宋公是奉议郎兹丕的儿子。五世祖宣献公辅佐仁宗，皇帝赐给他京师春明坊的宅第。四世祖常山公于是成为开封人。靖康之难时，宋氏家族四处逃散，有的在蜀地，有的在越地。事情平定后，解州的家人竟不知他们生死。秘阁修撰辉公是宋公的叔祖，他向奉议郎请求让宋公承袭通奉大夫的家世，又以修撰官郊祀时的恩典任用宋公，解州一支这才开始在南方得到祭祀。我观察五胡乱华三百年间，士大夫的氏族仍然彼此相通，并没有被南北、彼此的界限截然隔开，大概是因为南方的号令和征伐有时仍能到达北方。宣献公获得宅第，正是在守文政治极盛的时候；常山公迁居，则正当考察古制、改革法度之际。世代为臣的大族进入京城守卫都邑，使本朝尊贵隆盛，难道不是重视内地、统摄外部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可是才传了一两代，天下就陷入横流，以至于父子兄弟不能相互保全，漂泊转徙到数千里之外，生死不能辨明，真假不能分清，只能凭借魂气所到之处，享用旧日祭祀罢了。可是平棘如今在哪里？蜀地、越地又是否还有后人？同宗一族真是悲哀啊！驹广泛熟习古今，与我详细谈论中原内外的盛衰。孔子称许管仲具有仁德，那么管仲的仁德，难道不是由赐所能了解的吗？铭文说：在渺茫无形的余波中继承断绝的世系，在四处播散流离之后重新建立家族。前人的轨迹还在，旧日见闻可以守持；奋发建立新的功业，更加振兴今日美好之业。嘉定十年二月 ○日。故运副、龙图阁侍郎孟公墓志铭。

译良甫名猷，姓孟，是元祐皇后的侄曾孙、信安郡王的孙子。世代家族都有国史记载。他先以承奉郎身份监秀州籴纳仓，历任临安府楼店务、严州税、丽水县丞、浙东常平干官，授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军、信州。召回任都官郎中，改任左曹尚书，出任淮东运判，入朝任军器监、左司郎中，直宝谟阁、两浙运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冲佑观，知婺州，直龙图阁，任江东运副，又主管冲佑观。这时官阶累积至朝议大夫。起初我到吴地，良甫兄弟最先来拜访，神色收敛而更加恭敬，说话退让而更加谦卑。他在贫寒士人中间，并不显得与众不同。我以为世上有许多贤能公子，习惯于使人亲近，本来就是这样。后来逐渐与他切磋问学、反复讨论，从身边所见所闻来验证远处的事物，举目一瞬之间便能领会贯通，纵横融会，即使是贫寒士人中造诣深厚的人也无法达到。几年以后，他的修养和声誉日益增长，名闻天下。王公之家无不称赞良甫的义行。从此他交替任内外官职，出入平安与险难之间，能够选择并守持中道，劳苦而有所成就。正当他努力施行方略、举荐德才时，却没有人帮助他。良甫治学，以观察反省、周密察看为主。外在经历的一切，都切实触动他的内心；自身觉察、认识的一切，都反过来考察本性。各种真情假意交错陈列，横逆之事突然到来，他几乎像没有什么能够触犯、拂逆自己一样；筋骨的束缚、肌肤的会合，也常常能够顺着正道而自然舒展。他专一的觉悟和独到的明见，运用起来无穷无尽，大概不是简册所记载、笺注训诂所能达到的。然而我希望他能广泛通达各种事类，彻底探究古今变化，以进于古人所谓得道的境界，但良甫也没有能够做到。所谓道，是天下共同由此而行的道路。假如有人认为道是我的某种东西，要探取它，并且又说我已经能够得到它，那么道的统一性就已经分离了。老聃说：“道冲虚无形，但运用它，或许永远不会充盈；深远啊，仿佛是万物的宗主。”又说：“谨慎啊，像冬天涉水过河；迟疑啊，像害怕四邻。”唉！老聃逃避世俗而不回头，谦退并把道交给众人也就罢了，为什么又紧紧执持它，把它看成自己所有，竟如此固执呢？良甫在朝廷中没有党羽，始终不向人显露亲疏同异的痕迹，士大夫敬爱他而不敢轻慢亲狎。任籍田令时，因“伪学”被斥退的士人几乎殆尽，唯独没有牵连良甫。然而他还是自己请求出任外官。后来朝廷逐渐重新收用人才，而良甫已经先入朝任郎官。等到兵事议论兴起，良甫立即奉使命出任淮东官员；直到战争停止而许多人因此遭祸，唯独良甫没有参与其中，朝廷正要任用他。然而他最终也不愿意屈身求容，便离去了；由此可以考见他出处进退的原则。他治理百姓、考核功绩，沿用旧制、遵循常规，没有任意更改。即使必须改革，也尤其注重安静稳重，所到之处都使人安于他的政令。但良甫的长处，在于危疑未定之时，能明白通晓彼此的情势，以成就国事；在会合融通之日，能协调联合贤能之士，以更新治理功业。所以不能只用某一种才能、某一项职务来称说他；即使那些事情确实值得称道，也仍不足以说明良甫的为人。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宽待他人，不设置高岸的界限；后进晚学、幽居之人和乡野士人，只要有善意，天天都挤满他的门庭。他喜欢作诗，不写描摹风月、浮薄鄙劣的语句，偶尔写出一两句，铿然如金石，对世人有所警醒。享年六十一岁，卒于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嘉定十年五月二日，葬于吴县白羊山。夫人吕氏。儿子继华，任舒州观察推官；继显，任丹阳县尉，早夭，比良甫早四个月。有人说，良甫的病是因为哭继显造成的。这样说来，求学得道的力量，在哀乐之间就没有作用了吗？死生是命，不能因为儿子的死而妄加审判。假如真是因为儿子，那么东门吴的旷达，也还不如子夏的偏狭了。这正说明良甫之道，并不是离开人群、独自逃逸。铭文说：不要说大道存在，迅疾流转而不停留；不是智慧能够完全知晓，也不是力量能够修成。只有我良甫，年少时便由天性成就；古代有而今日少有的人，别人有十分，他有一千分。操持其中一个关键，用来应对万事万物，竭尽海水、磨尽山岳，也如同屈伸手肘一样容易。我还没有死去，你为什么突然亡故？观看这篇铭文的人，都会为善人的死亡而悲伤。嘉定十年四月某日。王太孺人唐氏墓志铭。临海王棐的母亲叫唐氏，是宁海的农家女。起初，校书郎王夷仲是廉正之士，却十分贫困。他的妻子贾夫人年纪已经大了，还亲自操持烧火、洗涤等家务。婆家亲族怜悯她，便为她娶来唐氏，当时唐氏才十二岁。粗布缝制、细线纺织，锅、甑、盘、席等家务不必吩咐便能整齐办妥，因此没有什么事会辱没、劳累贾夫人。十六年后，王棐出生；生产时十分艰难，贾夫人亲自为她施行猒胜、包络之术，孩子才得以出生。又过三年，王夷仲、贾夫人相继去世，家境更加衰败。兄弟分开耕种，收成不过几斛。唐氏的父母逼迫她改嫁，她不答应，说：“我一定先亲自剪断头发，然后才会停止。”王棐从幼年到长大，求师交友、准备笔砚、参加科举，无论近处远处，所需费用虽然很多，唐氏都设法供给，从未向人告贷。人们看见王棐，认为他孤苦却有立志，纷纷与他交往并敬重他。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唐氏的力量。又过了三十年，王棐考中上舍，辅佐郡府，入朝为官，出任地方长官。他迎接太孺人同自己一起生活，唐氏没有丝毫改变平常的生活规范，每每告诫王棐说：“俸禄和粮料并不容易消受，你只应当谨慎修身，报效国家。”又过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日，唐氏死于衢州郡舍，享年七十八岁。七月癸酉日，葬于临海云溪山。又过三年，王棐奉命出使浙西，来信说：“我是王棐，害怕母亲不能因传记而流传，辜负了无穷的亲恩，因此感到非常悲痛。” 不知道旧例是否应当铭记呢？大概古今所称道的，是有容人之量而不妒忌，才算贤德；认为子女显贵而亲属相随为荣，却不在乎母亲的义行。至于专擅宠爱而虐待他人，偏私宠溺而使人骄纵，以致家道沦覆，近处已有殷鉴，这些都是事实。太儒人起初劳作，后来才得到食物。您和她失去主人而孤单独立，空手抚养幼小的孩子，内心教导、意旨训诫，隐然形成法度，日积月累而有所成就。假使夷仲的家世能够再度显耀，恐怕是上天启发她的节操，用来庇佑王氏吧？哪里还用得着援引旧例呢？铭文说：长江包容众多水流，前面的支流分出后面的支流；有清冽的水泉，辅助长江免于枯竭。行动时如同巨大的河流，止息时如同重重的堤坝。只是内心通达，所以能够永远流传。嘉定十年十月某日。故大宗丞兼权度支郎官高公墓志铭。

译我的妻子的叔父高公，名子润，字毕老，曾任乌程县主簿、真州判官。孝宗知道他的名声，召他赴行在。公从遥远的地方任幕职，一天接到天子的诏命，白天接见时喜悦超过预期，急忙整装准备前往。然而他的母亲杨夫人忽然病了，请医治疗很久仍未见好转。不久公也病了，医生束手无策，只是胡乱说长期拖延便无法医治。公惊叹说：‘明主想见我，不幸母子都患病，难道是上天不让我成行吗？再三耽搁君命没有益处，只会成为罪过罢了。’于是上表请求自行辞行，言辞十分悲切。孝宗无法强行改变他的意愿，又怜悯他，改授通直郎，赐绯衣银鱼，使他退休。当时，高判官早早退隐的节操闻名天下。公辞职后疾病很快痊愈，便不再参与政事，常穿黄草鞋，驾着白篾小船，在田野间往来，人们很少认得他的面貌，前后将近三十年。开禧元年，起用为大理司直，升太府丞，又任大宗丞兼度支郎官。起初，公在乌程时，疏浚三十二条水道，使其通达太湖，恢复晋、宋时的旧迹；在真州时，修建定城营房五千间，费用减少十五分之一，所以孝宗认为他有才干。等到他再次出仕，正遇上讨伐敌虏而粮食缺乏，仓促之间买入二百多万斛粮食，粮粒如珠而仓实如瓦；江淮各军洗净锅灶等待粮饷到达，然后才得以饱食，朝廷这才依赖他的才能。但不满意他的人说，公从前本来就不肯做官，是个高傲的人；如今怎么能屈身重新出仕，最多也只能恢复原来的品秩罢了。公因此获罪被废弃，于是又备置乡间小船，在圩田之间出没，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丝毫没有介意吝惜。嘉定十年七月二十日，公以考终。公是蒙城人，宣仁后弟弟士林的曾孙。公的祖父曾任两次使者而留在外地，后世受赏，知合门事。父亲宗之，是文职官吏，官位逐渐降低，任婺州通判。高氏南迁以后，与禁省隔绝，公辛苦自谋衣食，不依靠祖父、舅父和亲戚的余荫。公学通古今，暗中熟记《左传》《汉书》，提笔作文高雅华美。为人高迈、严肃、清洁，如美玉和翠竹，没有尘俗气。他说话清越，像吴地的方言和楚地的辞调；对于鄙俗之物全都弃绝，但办事干练敏捷、精力强健，老于世故，审慎行动而果断，谋虑长远而能成功。可惜他的功业未能充分施展，便忽然受到压抑，困穷而死，真令人悲痛！退隐固然是人生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而知道止息却是义理的深奥关键。《艮卦》的卦辞说：时当止就止，时当行就行。这样说来，我不敢自我标榜，而世人也不以此来衡量事物。公没有得到孝宗的任用，大概是时当止息吧？可是世人没有谁知道，反而错误地说公只是自己选择了止息。等到公明白不能停留在中途，而皇上又因此起用他，这时正是公应当出仕的时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七八月〕 可是世人又没有察觉，反而加以文饰，于是说他既然已经止息，就终身不能出仕了。惋惜他止息而劝他出仕，是人的常理；因为他曾止息便禁止他再出仕，难道是人的常理吗？所以我对于公暂时出仕而最终退处，深感痛惜；听到讣告之日，哭泣悲哀，甚至超过服丧期限，并不是因为亲旧关系而偏私他。前夫人姓韩，后夫人姓刘，都先于公去世。儿子名不华、不矜、不謭。不矜为兄长的儿子沐嗣后，不謭为弟弟的儿子泳嗣后，后来都姓杨，这是命数。公既然靠婺州留下的产业自给衣食，就把全部产业都让给弟弟。幼弟是公尤其疼爱的人，公又多次拿出自己的田地供他衣食。女婿有鲍子明、王田、赵希翱、刘枀；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翱；承奉郎、监明州造船场。孙子二人，名晋彦、宋彦。公生前先在湖州武康上栢山营造墓地，预先修好了墓藏。十二月某日，不华奉公的灵柩归葬。恭敬地想，宣仁后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身体，把贤才当作立国之命，把仁德当作治理方法，治理成就于元祐年间，受到上天顾念和享祐，与宋朝同样无穷无尽，万世都应记载她的功德。如今她的亲属外家已经零落微小，剩下不过十多人；其中仅仅能够列入士人之中的，也不过十多人中的一二人。像不华这样，也只能以庶士的身份守护她的宗庙了。士人尚且不能使用诸侯的祭祀礼仪，何况是士人与庶民呢？唉！公降低身份重新出仕，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铭文说：茫茫万类生命啊，其中有挺拔者；森森千丈大树啊，成为寒冬中的高标。唉！出自贵胄啊，本来应当越来越高大而且永不磨灭，却终于摧折而尽，悲哀又能怎么办呢？舒彦升墓志铭

译用铁钱代替铜钱，使铜钱常留在内地，不流入敌境，这是执事者所知道而且一定要实行的事。然而沿汉水、淮水上下二千里，铜钱在江南，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多地流向北方，日益严重。这是执事者所忧虑却不能挽救的事。既然执意实行他们必行的事，却忽视他们不能挽救的弊端，我早已对此疑惑很久了。绍熙初年，铁钱法败坏，商贾顿时亏折，所到之处都惊慌失措，停止交易。我偶然任蕲州被使，奉皇上的旨意，竭力安抚聚集百姓，过了一年多才稍稍安定下来。从此铜钱、铁钱的价格相差一倍甚至两倍，淮地百姓衣食昂贵，不再像往年那样容易生活。当时州县官吏中，能够宽缓刑罚、审慎思虑，以善道辅佐我的，只有舒君名杲，字彦升，是信州永丰人，和我是同榜进士。他的曾祖是锡，祖父是子诚；幼年就知道求学，夜里读书，在地上放水，用水的声音来提醒自己。每当困倦打瞌睡，脚一跌发出声响，便立即惊醒继续读书，以此为常。他励志如此。及第后授宁国尉。父亲若德、母亲徐氏相继去世后，任蕲春主簿；又被征召为同安监，又被征召为汉阳监。他前后掌管铁钱十年，教导百姓选择利害，知道趋利避害，做不到的地方也不把他们当作罪过，仍像起初一样教导他们。所铸铁钱的轮廓、边郭、钱肉和穿孔，都成为后世的标准，不能更改，因此私铸钱便绝迹，而官铸钱流通至今。唉，天下本来有容易实行的法令，即使不肖之人蒙昧迷失，也不至于造成大破坏；不幸遇到难以实行的法令，如果不是贤能的人顺势引导、委曲周全而不正面冲撞，使它失败，也就很少有能成事的了。容易实行的法令本来就不多，善于执行法令的贤才也不多，恰好得到一个像彦升这样的人，彼此在奔溃惊乱之中调护收拾，难道不是很难吗？可惜他在世时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死后又将默默无闻，难怪我惭愧、叹息、爱惜他，不敢吝惜笔墨。彦升离开汉阳后，任新昌县知县，又任主管江西运司文字，分差镇江府粮料院。朝廷记念他的功劳，让他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升国子监主簿。嘉定九年，他已六十六岁；五月十七日因足疾去世。官阶累积至朝奉郎，追赠其父朝请郎，母亲为安人，前后两位妻子周氏也都追赠为安人。第二年八月五日，儿子效之、似之、侃之、伸之，女婿周梦发以及充任各种后嗣的人，将彦升葬在崇善乡大安山。彦升痛恨酷吏肆意逞威虐待百姓，而世人却认为那是有风采；痛恨贪吏横行聚敛，而世人却认为那是有才能。他常恳切地向天子陈述其中缘故，使天子实行自己的志向，让残暴得以止息。他在蕲春增修陂塘九百多处，增加稻田十万斛的产量；在新昌恢复已经失去的税收数千，而在同安、汉阳，把工役费用各减少一半，使物资才能充分发挥，功绩值得称许。他做官不希求升迁，我和石应之强迫他接受征辟。彦升起初并不愿意。江西方面以推荐他的名义派遣他前往，他最终迟疑着到选官处，却又回来。假如让他居于应有的位置，急躁争逐之风可以消除。铭文说：自上古以来，重视廉洁方正、有羞耻心的人，重视诚实质朴、没有华饰的士人；让他们面对百姓而为官，政治就会清明；让他们在朝廷任职，风俗就会美善。唉！彦升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了。巩仲至墓志铭

译我的朋友仲至姓巩，名丰，字时新。他以义理之学为引导，乡野士人听到他的见解，大多震惊；他们往往自我矜夸、显露锋芒，习惯于倚仗旧习。至于其他文章、史学和言论，以及儒者的各种学艺，他们又昏昧浅陋、颠倒错乱，不能知道尺度规范。唯独仲至能够抑扬开合，条理贯通，区分品类，随机应变而从容不迫，丰富得像本来就有。我的资质本来愚拙疏陋，不能自我通达，而仲至广泛引导、曲折启发，使我从幽暗进入精微；他大概是为了勉励我，多年来逼迫追逐我于荒原断涧之间。仲至的名声日益增大，却不幸没有得到任用，但仍有可以自负之处。他曾命同道之友在月下相伴，跨越无边旷远之境，浩荡得不可玷污。而我畏惧怯弱，常年困守一榻，不敢跨出门槛。由此才知道，人的禀赋高下相差极其悬殊，本来不是靠切磋、诱导、扶助所能增加的。有一天仲至对我说：‘我登上芙蓉山的最高峰，因而想来拜访你，将再为你发药治疗，却没有成功，最终死去了。可悲啊！’起初，仲至以太学上舍身份对策考得高第，任汉阳军教授。按惯例任满代还，都应从学校进入馆阁，但有人不喜欢他，只授予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母亲去世服丧后，人们说：‘不会再补任外官了。’后来又授浙东官职，恰逢改法，本路人不许担任监司属官，人们又说：‘再次调换地方，也没能按照惯例直接来任此职。’ 然而最终仍命他干办福建帅司公事，又因资格限制改任临安县知县。他的政务崇尚宽缓简约，官吏百姓信服教化，刑罚减少而争讼止息。人们说仲至极不应当困在州县，如今蹉跎至任期届满，还有什么可推托的呢？恰逢他所亲善的人担任学官，仲至劝他选拔那些沉滞未用的士人，反而因此获罪，只能领取宫观禄，过了很久才任提辖左藏库。于是众人的意见更加不满意，便妄言他早晚会居于要职。却不知道这些话从何而来，仲至自己也不知道。最终又因宫观任职被罢免，士人都泄了气，忧闷地说：‘困顿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如今应当怎么办？’是要任员外通判吗？有人说：‘不能；那么就任正任官，等待缺额吗？’仍然没有获得任用，又授予宫观职，仲至便去世了。时间是嘉定十年正月晦日。他的家族本在郓州须城，渡过长江后，便按寄居地籍贯成为婺州武义人。曾祖焘，祖父庭芝，都官至左承议郎。庭芝就是所谓的山堂先生。父亲法乡，是贡进士；在此以前，科举相传已经七代。仲至学习敏捷而早熟，从童年起，对于前辈传承、古今音韵和事物沿革，都能总括掌握，像千丈深沟中倾注水流，前后相接，年长者都惊骇佩服，认为即使积累几十年灯火勤学、会聚几十家师友讲论，也未必能达到他的程度。他的文章没有险怪、华巧之辞，而是用道理折服人；片言只语、半篇书札都清朗明白而富有言外之趣，尤其擅长作诗，多达三千余首。自从举贤尚德的道义废弃以后，选拔人才完全出自科举考试的空疏文章。只要具备其中一项，便能获得清要资历和显达仕途，如同拿着凭契便可取得。仲至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刚强的人容易折断而不能通行，柔弱的人容易随流而不能止息；只有端正自己而不伤害他人，才适合出仕于世，仲至难道不适合吗？又说：颜渊、贾谊寿命短促，可惜啊！不是时代不用他，便是用了他却不合时机，只能等待。仲至难道活不到七十岁吗？自上古以来，金匮石室收藏典籍，有时通晓书写诏命、传达意旨的事务，都选文学博雅之士担任；下至鸿都、翰林中的辞赋、篆刻，也仍各自专任其官。掌管出纳的官吏吝惜财物，并不是不想参与其间，只是同一种人不能兼具两种技艺。所以苍槐翠竹，必定要种在庭院房舍中。仲至难道可以做掌管府库的官吏吗？这些都是令人疑惑、难以贯通的事情。他性情平易，没有城府。闲暇时带着一只瓢独自在田野行走，不问岔路，直到傍晚才回来。离家二里有龙门峡，他登临眺望、徘徊流连，慨然说：‘这里可以作为我的归宿了。’当初，阮夫人去世，停柩在大慈寺东坞。这年十一月壬寅日，两个儿子积、耕迎取灵柩，与她合葬。五个女儿的女婿是：右监门卫大将军善輶，进士高槐，上饶知县张友，常山县尉周维新。幼女尚未出嫁。孙子名左、弼，孙女二人。我已经写好铭文，恰逢仲至的弟弟仲同从温州调任江西，便拿着铭文归来，说：‘读到墓上的文字，想到我的兄长就悲哀，但十句话中有九句令人痛哭，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铭文说：程子说过，天地生成贤才，极其爱惜，必然有珍惜固护之心。蒙蔽贤才的人受到天地的珍惜固护，使他们气沮志夺，愤怒不平，积聚成阴阳的惩罚。那么这些人即使势力强大也必定折损，即使炽盛也必定被扑灭，荒芜而衰落，像房屋倾圮、宗族败亡一样，真是令人激愤啊！这话说的是，天地虽然极其爱惜贤才，君子对于任用或舍弃他们，起初又有什么私心呢？仲至的魂灵果真上告于天吗？我认为天地必将化作祥风庆云、醴泉甘露，用来给这个人降下祥瑞，使他富贵长寿、子孙繁盛而无穷无尽，哪里会有荒芜、倾圮、宗族败亡之事呢？唉！史进翁墓志铭

译进翁姓史，名渐，是明州鄞县人。曾祖简，祖父诏，都追赠太师，封冀国公、魏国公。魏公因为品行被举荐，子孙官至执政、宰相。进翁的父亲木，是魏公的中子，曾两次作为乡贡士，号称贡元。敌军曾突然来到四明，官吏弃城逃跑，居民无法逃脱死亡，只有贡元能够备办船只，使依附他而逃生的有二千多人。进翁幼年丧父，由王氏抚养；稍稍长大后归来守墓，服丧哀痛如同刚发生丧事。进入太学后，与吴益、恭石天民交友，议论政事、褒贬人物，同辈人都把他的意见当作准绳。两个兄长将要分家另过，让他拜见后回去致谢，说：‘笔砚不可废弃。’还没来得及返回，分家的约定已经完成，兄长把载有文书的箱子给他，他只是点头而已。他私下思考：年轻时求取仕进，壮年便在世人中施行志向；壮年失去仕进机会，老年便在家中施行志向。如今已经四十岁了，宗伯不认为我有才能，难道是我失去仕途了吗？还要漂泊寄居，又有什么益处？于是开始离开那里，到山中居住，教导自己的儿子学习。既然用古代方册上的事业来严格要求他们，如果今人有善行而他们不知道，便一定记录下来以勉励他们；如果今人有不善而他们不知道，也一定记录下来使他们警戒。他说：‘你们谨慎地做这种事，不要做那种事。’亲戚和族人子弟请求一起入学、共同受教，即使他们有过错，也加以责难而不隐瞒；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儿子的学习。每逢年节，便召集邻近的几十家，按年龄次序设宴，饮酒三杯；父亲坐着，儿子站立，至今仍这样实行，是为了使他的儿子共同懂得敬意。外甥宣缯起初还不懂学习，衣食供给和教诲诱导，都与自己的儿子一样。后来两次优异地通过释褐礼，成为侍从，在当时很有名声。他常叹息说：‘这不是我敢说自己有才能，实在是我舅舅的心思。’公有八个儿子，弥愿为太学生；等到弥思早死，而考中进士的有五人，这已经可以算多了。然而世俗所谓的子弟众多，只是助长骄傲、崇尚奢侈，使道德更加下降、风俗更加浅薄；他们所得的功名，并不是他们受教的目的。因此，教他们廉洁，他们便不经营谋利；教他们退让，他们便不希求升迁；教他们谦让，他们便能够处于人下；教他们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他们面对重大节义便不会改变志向。这些都不是只用口头说教，而是用自身作表率来感化他们。鞠埙的母亲尚未安葬，他不能应试，面有忧戚之色。公怜悯他，割出自己所珍爱的山地，安葬他的三位亲人，棺材以外的费用也全部帮助他办得丰厚。当时中去世时非常贫穷，族人和姻亲想把他葬在火葬地。公说：‘这合乎礼吗？’他的儿子说：‘稍微迟一些，积攒钱财后再葬也可以。’公说：‘有山地可以使用，费用能减少十分之七；我也割出自己珍爱的山地，说：赶快安葬吧。’两个儿子已经做官，多少有些余财；一天，他把亲属中贫困的人召集起来，把财物分给他们，全部散尽。起初租住富人的房屋，后来增加房舍给儿子居住，富人嫉妒他们正要兴盛，争相不肯答应。公不再计较，拆去房舍，停止营造；他没有吝惜之情，也没有争强之气，不用机巧使自己屈服或使别人伸张，大概是希望用自身感化别人。因此各个儿子都平稳进取、谨守本分，没有过分的要求。孙子们只以文章互相考查督促，取得名次的接连不断。这样看来，难道是上天偶然赐给他们的吗？也是公留下的遗教，理应如此。公死于绍兴五年八月某日，享年七十一岁。娶莫氏，没有儿子，先去世。继室高氏，持家有方，教育儿子；孩子在母亲身边不停诵读，能够说话时便把书教给他，并以老师的礼节相待。她典当破旧的簪珥来换取酒食，亲自调制并品尝后进献。举行时享一定斋戒，办理丧事时排斥佛道，有人对此感到疑惑。夫人说：‘先侍郎修整厚重的终丧礼仪，从未说过这些，难道不是因为礼制有所不足吗？’侍郎就是闶，不过他对于浮屠的空疏佛法多有领悟。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起初莫氏葬在凤翔乡上水寺山，到这时将三位合葬。儿子弥忠，朝奉郎、知吉州；弥恕；弥悆，通判江州；弥悆巩，教授汀州，为堂兄弟溶之后嗣。弥忞，昌化主簿；弥应，宁海县尉。女儿嫁给臧秖、陈焘、蒋亢、宗孙。儿子嵩之、仝之、岿之，都以发解进士身份取得资格；全之、攸之、岩之；长兴丞；巍之、会之、望之、一之、十之。孙女中已经出嫁的有：平江粮料院王沿，江淮书写机宜文字李伯，木国子进士臧元，坚里士王兴。曾祖父离开太学二十多年后，光宗即位，下诏录用旧日人员，对过去同舍的人说：‘努力前行吧，我已经老了。’又追封承奉郎，再追赠承议郎。莫氏、高氏均为安人。铭文说：用学问成就子女，用子女成就家族；人才茂盛而成器，舒展英华而显露光彩。有高大的椿树和桂树，丛生而荫影下垂，使东南长久延续他们的声名。林德秀墓志铭 林颖，字德秀，三十一岁去世。他从童年起便孤苦，却没有懒散的情态和嬉戏的神色；身处喧嚣烦扰的环境，却从未不能保持安静闲暇。混杂在渔盐商市中，也从未不能保持严肃清洁。入内教导弟弟妹妹，出外结交朋友，都有规矩法度。他对于学问，知道什么是重大的道理而喜爱它，审察什么是疑难的问题而通晓它，寻求什么是正确的道理而加以端正。不幸患热病，几天后便死了。悲哀啊！孔子说：‘有的禾苗长出苗却不能秀穗，有的禾苗秀穗却不能结实。’人才，是赖以生养的根本，是人伦纲纪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人文赖以彰明的途径。禾苗长苗、秀穗、结实，百姓的生命便能长久，这是天意。虽然如此，那些没有秀穗的禾苗，本来也是好种，并不是稂莠；那些没有结实的禾苗，本来也是良稻，并不是稊稗。只是被水旱灾害败坏，不能达到结实的阶段，这也是天意。知道这两种根本本来都是一样的，成败由天，那么我对于君便没有遗憾了。铭文说：长寿是舒展，夭折是屈抑；来去幽冥，规律从哪里产生呢？十一年十月某日。《水心集》卷二十三，宋叶适撰。墓志铭 宣教郎夏公墓志铭

译夏庭简，字迪卿，曾祖咸，祖父克修，父亲思恭，世代居住在台州黄岩。庆元五年考中进士。黄岩是浙河东的大县，赋税相当于本州的一大半，鱼米丰饶，惠及邻近地区；那里乐于谦让、喜好施舍，温厚克制而多有奇才。然而自隋唐设置进士等科以来，这个地方一直寂寞沉埋，没有足以扬名的人。宋朝兴起将近百年，才出现一人；又过百年才再次出现；有时一榜出现二人，有时历经多次科举积累到君，才终于超过十人。唉，为什么如此少而艰难啊！从前王元之、苏子由都认为进士取士人数过多，及第者泛滥而轻易，对治理之道没有益处。我起初认为这是笃实的论断，然而从黄岩来看，它地域广达百里，百姓超过万户，历经几百年；如果真有取士的制度，所得人才本应不止这些。那么如果果真想要治理天下，难道反而轻易断绝人才，使他们不能做官吗？古人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士人必先在私家朝廷中自足，然后才上达朝廷，因而势必不能多而且容易。如今人才全部由上级选取，又分派到下面任职，虽然人数多仍像少，虽然容易仍像难。况且隋唐重视进士，号称异科，其中尤其特殊的有山人、制策，势必也不能多而且容易。如今没有等级差别，一律命为进士；如果确实如二公所说，取士制度一定要有重大改变。所以我因黄岩进士很少，而夏君能够参与这十多人之中的艰难选拔，怀疑他们的论断仍不够确切。君起初补任定海尉，接连遭遇两次丧事，授任长溪县主簿；更加勤读书，明达熟悉古今，亲近仁人，敬重士人。林叔和、赵几道都喜爱他，往来长溪时一定拜访我；他退居下位，随遇而安，像平素相熟一样，言语从不轻率发出，一经询问便博闻善辩，我也喜爱他。后来听说他在福建任职，想到他不越过职分，却因事务到来，常常当机立断辨明是非，很少有所徇私；各司以及士人百姓也都喜爱他。调任临安府都盐仓，不久，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无病而死，享年四十六岁。八月丙申日葬于灵云南麓。娶柯氏，有两个儿子，名绍堂、绍基，三个女儿。我本来为君在艰难之地成才、列入少有的声誉而悲伤，仿佛他将要有机会获得任用；不幸去世，竟没有传记。铭文说：文章没有害处，品行知道羞耻；承载六百多位进士，却感叹没有遇合；表彰幽微乡里。嘉定十二年六月某日。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

译公是温州瑞安新城里的蔡氏，名幼学，字行之。曾祖昌祖，祖父廷直。父亲端卿，追赠通议大夫。乾道八年考中进士。起初，同县陈君举的声望高涨，年长的旧人没有谁敢和他并列。公还很年轻，却独自与他并肩站立。过了三年，芮国瑞、吕伯恭接连被选拔，总是超过君举，人人都说他们的文章超过了老师。孝宗亲自策问，将要把公列为第一，公却说：‘陛下刚刚即位，本来希望太平很快到来，为什么如今十年过去，反而更加败坏呢？’言辞恳切，就像家人父子之间说话一样。又说宰相虞允文、梁克家培植虚名、苟且容忍，而张说的外甥参与掌握兵权，已经有许氏、史氏、丁氏、传氏之类外戚专权的苗头。孝宗起初没有采纳。有人怀疑，天子的圣德正日益更新，公年轻时论谏，为什么不顺势引导、委婉表达？正因为这样，公没有取得高第。任广德军教授时，通议大夫去世。等待潭州教授的缺额，执政说：‘蔡幼学还没有入朝，可惜了。’孝宗立即点头问：‘他多少岁了？为什么名叫幼学？’参政施某上奏：‘《孟子》说“年幼时学习，壮年时想要实行”，所以名叫幼学，字叫行之。’皇上沉思片刻，慨然说：‘如今已经壮年了，可以实行了。’ 不久，差遣他为敕令所删定官，对答如同策问。孝宗高兴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想让朕建立规章制度，很好。’由此才知道皇上不因臣下进言而责怪他，而公也从未改变自己所说的话。硕人黄氏去世，授任太学录，但没有赴任。有人请求武学也参用儒臣，让他担任博士，过了很久才任太学博士。召试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升校书郎、著作佐郎。朝廷考虑到同辈人大多占据要职，而公仍滞留馆阁之下，商议提拔他。公感叹伪学之祸已经形成，同党将要离散，于是请求外补，特授提举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刘德秀果然说公曾经触犯孝宗，公被罢免，第二次主管冲佑观，总共八年。任黄州知州；福建提刑还未赴任，召为吏部郎官、国子司业兼权中书舍人、宗正少卿，升中书舍人兼侍讲。韩侂胄死后，余党仍然阻塞正直之路，公将他们一扫而绝，贬逐、罢免的尤其多，被称为称职。授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赵师睪以冬官身份任临安知府，公应当上奏表示不赞成。赵师睪的党羽及其行事，众多耳目早已有所掌握。于是公四次典掌京邑，并不是臣下所能知道的；如果不表示赞成，必然会有褒奖的诏书，臣下没有辞藻可以起草，于是事情停止。改任兼侍读。赵师睪的任命再次下达，授龙图阁待制、知泉州。不久提举兴国宫，任建宁府、福州知府，宽缓而不放纵，严肃而不残酷，治理成绩居天下前列。提刑喜欢显示威势，不肯把狱讼交还州县办理。他说公名声很大、体制尊严，怎么能允许这样做？公笑着说：‘这只是小节，不值得计较。’于是命令官吏回复，应该不会误期。正逢百姓因公在任而稍稍安定，提举命令百姓按照田地高下收藏新会子，查验不合规定的便没收其财物。公惊骇说：‘这是大害。从前我在朝廷议论的正是顺从百姓便利，只是不允许这样做，只是增加兑换方便罢了。’百姓依靠公而得以免除其害。然而提举也是善良之士，后来知道自己错了，最终全部停止了此事。授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宫。嘉定十年，召入暂代兵部尚书，修撰玉牒，兼太子詹事。这年六月患病，梦见神灵告诉他说：‘可以归去了。’屋舍东西两边有陨星坠落。七月二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前硕人林氏，今硕人郑氏。儿子名钥，承奉郎、仙居丞；为两个弟弟承继后嗣的是节、策。节为迪功郎、浮梁主簿；策补任致仕。官职还有范从政郎、监镇淮酒库。孙子名绍老。孙女四人。嘉定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台乡洋奥山。公内心具有真实才力，对世事忧虑极深；对于愤怒、羞耻和复仇，没有悠闲苟且、碌碌无为的议论；节省费用并与百姓同利，没有奇异怪诞的策略。他所认识到的必定树立，所树立的必定完成；不会开始时锋利而后来受挫，也不会外表强硬而内里软弱。虽然他与孝宗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完全契合，但他自认为爱护君主、珍惜时日，就应当如此。从前子产增加赋税，浑罕因此讥刺他；冉有增加田赋，孔子击鼓责备他。这大概是抓住末节而反过来求本源的困难。如果不是公的师友深思远虑并且懂得时势变化，谁能考察、安排清楚呢？熙宁以后，节省赋税却只看表面，百姓困苦而军队骄横，这些导致祸患的忧虑，难道不是要向皇上说明的吗？至于不区分内外，不辨正统与僭伪，安然对待仇敌，把自己卑屈下来与之并立，甚至认为敌人有恩德，百姓怀念他们就像上天赐命一样，那更是公的师友所忌讳的。起初我方的币帛已经送入敌境，恰逢敌方有难，无暇接收；稍稍安定后，敌军便以兵力叩边，内外惊惧，无不说应立即给予。公任尚书时，当天请求面见皇上，说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皇上才开始下诏与敌绝交。公又请求巩固根本以消除外患，显示意向以晓谕众志。公积极引进人才，使才能和谋略奋发而慎密，使归附者和南北各方亲近，并且条理清楚、简洁明白，士人都惊叹传诵。有人说：这是多么勇敢果断的决策啊！皇上正倚赖他筹划经营西北，而公却病倒了。唉，这难道也就是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吗？他年轻时虽以文章显名，却没有浮华轻艳的作品；长大后更加致力于关联教化、涵养性情，花卉的炫丽、风露的凄清爽利，都不写入文章。他所作诏令文辞最为温厚，也不以此自我矜夸。唯独对于国史研习贯通而专一，朱笔墨笔的义例分类、刊削润色都整齐严密，各依史法续成司马公的卿相百官表年历，以及《大事记》《备志》《辨疑》《编年》《政要》《列传》《举要》等一百多篇，是当代完整的史书。他资质凝重，整日端坐，有时一句话也不说。龙窟陈同甫说：‘我常与陈君举极力争论，往往敲击杯案，声音震动树林。行之在旁边，遥远得像什么也没听见。我很惊讶他，众人也都说他一向不在其间表现长短。’一天客人全都散去，他忽然对我说：‘道一，你怎么看皇帝、王者、霸者这些说法？’我正要辨析几句，行之便纵横开合，引今证古，分解为十百条，又归纳为一二条；从夜里一直谈到白天，像江河悬流。我承认自己不能相比，他才停止；随后又恢复原来少言沉默的样子。因此即使同住一舍、连续同榻，我也不知道他的深处。这样看来，古人所谓从眉睫之间发现人才、在片刻之间判定士人，难道也不完全正确吗？

译公深沉而内含忠厚，大概可以从这件事验证出来。所以一并记在这里。铭文说：智慧超过老师，道才可以传承；有谄佞而没有仁德，凭什么驾驭天下呢？蔡公正直方正，不经学习而自然锋利；寂静中蕴含我的声音，如璞玉具备六种玉器的质地。半夜东方升起，阴霾却遮蔽正中。坚守德行不回头，最终显耀光明。君主能够责难百姓，疾病中仍能宽待夷狄，邪气没有办法侵害我。居住在木屋中十分安稳，饮一瓢水又有什么关系？世事变化如云，三件事都坚守不变。从前我跟随公，只说了一个谦字；诸位弟子给我看，书籍为什么满满几箱？大典已经完备，法度严整，义理精纯；用玉石装饰书版，用金匮收藏书卷。虽然富贵有尽头，虽然年寿有终止，只有书籍没有穷尽，用来继承司马迁、司马光的事业。嘉定十二年六月某日。福建运使、直显谟阁、少卿赵公墓铭。公名彦倓，字安卿。祖上四代以前为彭城侯；叔褧是曾祖，任直秘阁、知池州；尚之是祖父，知饶州；公广是父亲，调任溧阳尉。县民潘氏兄弟横暴狡猾，长期成为公私祸患，号称‘三虎’，县中官吏没有谁敢正眼看他们。公把事情全部告诉留守陈丞相。陈公沉默不答，过了几个月，一天忽然委任公处理，说：‘确实如此。’潘氏悍仆有几百人，拿刀自卫。公公开说明祸福，他们都收敛退缩，听从命令。于是捆绑三虎，依法治罪。调任扬州司户。有一人告发主藏吏盗钱一千贯以上，恰逢公兼任狱掾审讯此案。主藏吏泪流满面，请求处死。公察看他的情状，屏退旁人询问原因，才知道这是各位官吏共同借贷的款项。让他查看账簿文书，他全部承认服罪；一天便审理完毕。帅臣大为高兴，却也想逮捕各位官吏。公恳切地说：‘我本来已经和他们约定，今后将无法取信于人。’帅臣因此压下此事。差任平江军节度推官，代理宜兴县令。由于牧马券料被认为亏欠，自南巡以来一直如此，常常预先支用两年以后的税赋，百姓因此感激县令，也就骄纵而不遵守法令。公请求各司联合上奏，免除旧欠，禁止预先支用这种延续百年的弊政，于是弊端彻底断绝。任于潜县知县时，大胥吏勾结豪强葛某，弄权自恣；公列举他的奸恶，戴上刑具押送府衙。台谏官果然想要不予减免，便竭力争辩，请求先罢免公。御史畏惧他，案件才没有改变。浮桥逼近市区，河水多次冲毁，百姓有人溺死。公叠放石块，架设巨梁，桥坚固地建成，至今仍在；百姓爱戴他，把他的像留在桥旁。公不肯接受，说：‘这是苏公从前游览过的地方。’于是拆去浮桥，改建祠堂。任临安府通判、台州知兴国军。适逢旱灾、蝗灾，开禧年间战争祸乱又发生。公放宽经常性赋税，开放山林湖泽，使偏僻村落的樵夫能够流通；柴薪卖得便宜，难以获得足够收益，便增加钱币输入，提高货币价值，从而降低柴薪价格，使城郭居民受益。永兴县令吴格失去的上供尤其多，公因此获罪而降秩。吴格惭愧地向公道谢说：‘有事时宽免百姓租税，这是根本的谋划；何必吝惜一个官位呢？’又叹息说：‘真是贤能的县令啊！’于是又推荐他。敌军分路进攻江南，动辄令人惊恐，不能自保。濆卒一千人谋划占据城外的千秋观作乱，公招募能够相互捕杀他们的人。不久便有人带着乱卒首级前来，余党惊散，人心大为安定。兴国虽是小郡，却处在江、鄂中部，防备守御早有设置，器械精锐，东西两面都把它作为重要屏障。因此江淮、荆湖两司都上奏认为公应当升迁，以观察艰难时期勤勉有力的臣子。由此既升官，又减少磨勘年限，最终进入将作监任丞。出任袁州知州、湖南运判。罗孟传反叛，多年毒害郴州、桂阳一带。公说：‘瑶人从前只是彼此结仇争斗，我们的主帅裁断不公，激使他们叛逆，过去已经错了。如今株营、兀戍遍布山谷，作战不能决胜，退兵又担心尾后遭袭，错误不能再次发生。这是国家的忧患。应当秘密地用间、巧妙劝说、暗中诱导，公开攻击他们的肘腋，使他们疑忌自己的腹心；一旦猜疑防备，他们就会反过来自相残杀而灭亡，这也是形势所趋。’帅臣和漕臣商议协同行动，最终使孟传投降。升直秘阁、考功郎，任浙东提刑。起初朝廷忧虑开禧会子贬值，只能按半价出售，于是全部改铸，直到元陌为止。公扶持法令以便利百姓，虽有严峻的比较之法，也不敢试行。后来升宝谟阁，知绍兴府，终于把使货币流通的办法全部实行出来。苗地运往司农寺的粮食，他替百姓代为输纳，再把会子折价给百姓；会子滞留在州库的，他替州府转买粮食，把钱资助给市面。钱与会子经常互相调节，百姓不必高价购买粮食，商铺也没有空置的票券。越地财力衰弱，而守臣又是贵人，大家竞相趋于简陋，久而久之便不值一钱。省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鹿鸣宴的礼制败坏，不知从何时开始，公才重新实行它。储备长久费用的地方叫兴贤庄，修筑防海石塘，又设置庄田来防备漏洞。庙学、士馆、城池、营垒墙壁中一向毁坏的，都加以修缮装饰，使之华美。等到将要离任，数月不下雨，野草枯黄发红。免除下等三等户的税，免除上等二等户的一半税。湖籍田的米不再输纳，拿出缗钱四十万作为救荒费用，帮助饥饿羸弱的人互相扶持，成群聚集在陂塘湖泊中。县令、县尉说将要发生动乱，公便找来死囚，在他头上蒙上布，砍去两只脚，向众人喊道：‘这就是抢劫菱角和藕的人！’他的仁慈和智慧达到这种程度，既不忍伤害人，又能安定百姓。公虽然凭徽猷阁再任，随即又被任用为太府少卿，却不乐意留在中央，刚一入朝便请求退职，改以显谟阁身份知太平州。又改任江西漕使，总领使所统属的纲运，都直接运达，不再合并转运。公说：‘如果这样，转运使就可以罢免了。’他引用古今事例向朝廷申辩，朝廷仍按照原来的制度办理；然而他的心意更加不快，又请求退职，调任福建漕使。公三次奉命出使，各地都称许提点司所实行的措施，和浙东州县一样，不烦扰百姓，也不使百姓困病。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在建安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夫人樊氏、江氏、仲氏都先于公去世。嘉定十二年某月某日，儿子成忠郎、监徽州酒税宓夫，迪功郎、严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户崇夫，以及为伯父晟承继后嗣的从事郎、真州录事参军师雩，办理后事。葬在武康县上柏山。女婿是宣教郎、扬子县知县曾黯，女儿是悟空大师。孙子时泰，任将仕郎；孙女三人，都还年幼。当初饶州任上去世而遭受谴责，赵公哭泣申诉了十年，不避风雨，皇上因此感动，恢复了他被削夺的俸禄。他母亲孝顺，抚养庶弟；友爱亲善之人，喜欢听取自己的过失，听到后立即醒悟改正。凭才干被任用和知遇，从不依附他人。他治理政事果断通达，而归于宽平仁恕，这些特点从任小官时所到之处就已显现。他的声誉和政绩，尤其在会稽的政绩，独特突出，近世未曾有过。然而我曾经奇怪，越中土地广阔肥沃，山水明丽秀美，为东南之冠；百姓不用经营便能给足自己，人们不用命令便自然服从。晋、唐时的牧守，只不过吟啸歌唱、饮酒度过长夜罢了。至于忙于筹办事务、补救过失，以日用不足为叹；又增加赋税、加倍输纳，以百姓不能赖以生存为忧，我从未听说过。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天时反常了吗？是天道违背万物了吗？过去与现在，事情的难易得失既然不同，必定有其缘故。因此赵公焦心劳力，从末端追溯根本，百姓赞誉他，抬手加额称颂，始终没有停止。铭文说：当时所谓的才干，像刀刃磨出棱角，习惯在人事中磨砺，以能割断事物为本领。赵侯诚恳勤恳，像母亲哺育孩子，难道没有威严吗？只是运用得极为合时：在开禧年间显发光明，在嘉定年间收获实效，恩惠浸润，泽被深厚，在越地尤其盛大。官阶层层升进，仿佛还在梯级之间；一旦以卿的职位征召他，便突然死去，再也没有回来。感叹他活着时的作为，和死后消灭相比，哪个更值得呢？山岸谷地还会变迁，因此把这篇铭文揭示出来。嘉定十二年八月某日。

译故宝谟阁待制、知平江府赵公墓铭。秦悼王的第四代后裔、惠州防御使叔侯生下训之。训之任永丰县知县，有惠民政绩。军队兴起时多次征调物资，却没有烦扰百姓。孟太后巡幸江西，卫兵反叛，攻打县城；训之与贼交战而死，追赠直秘阁。县里人哀悼他，至今仍在庙中祭祀。训之生公涣，官至朝奉大夫。公涣生公名彦橚，字文长。乾道己丑年进士，任昆山县主簿、乐清县尉。大旱时，县令急催租税，却援引旧例祈雨，穿着盛服等待公，公不肯去，说：‘减少征敛、已经征收的责任，这是古人用来使阴阳和谐的方法。’县令不得已只好停止催征，不久雨便降下，足以解除旱情。改任建康府推官。郡中商议恢复台衣税，公说：‘土地用来种桑，已经征过税；桑叶养蚕成丝，丝织成帛，又都征过税；帛制成衣服，而且旧衣已经破损了，难道还可以再征税吗？况且过去废除的制度，难道可以恢复吗？’帅臣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此议。各司多次推荐公，公总是推让给同僚。章森侍郎、郑侨尚书推荐他任福建运司干官。各县拖欠赈济盐本钱数千万，盐货零散滞销，县令县丞相继陷入困穷饥饿。公向长官请求，一概免除；后来按照荐举名额和旧例，因为亲属关系和嫌疑而要退避，公说：‘没有亲属关系，退避什么？’ 最终等到任期届满才离去。任晋陵县知县时，庆元初年浙西发生饥荒，三十个县几乎饿死殆尽，唯独公使二十万人活了下来；又用余剩的钱替五等户代为输纳，因此升任监登闻检院。当时政权掌握在韩侂胄手中，朝士没有不登门拜访的，公叹息说：‘诸位如今白白走这一趟，日后再想把弯曲的腿伸直，就太难了。’添差江州通判、彭泽县知县时，有妇人杀死丈夫，州里逮捕丈夫的父亲。公说：‘这不是本县狱案中应有的事，难道要让父子二人都替淫妇送命吗？’争论了好几天才作罢。任汀州知州时，痛恨各司不推荐名士；即使勉强推荐，也把他们牵连安置在庸碌不肖之人中，这是侮辱贤者。于是请求下诏：从今以后，杰出人才必须特别推荐，不得与普通人混同。叶八子的部众有千人，聚集在汀州、赣州之间，约定说：‘攻破清流县。’公刚到任，便把计策交给巡尉，全部捕获消灭。任广西提点刑狱时，官员害怕进入瘴疠之地，多依托阻隔而拖延行程，幸而按日期全部遣送回本任。推荐浔州知州廖德明、廉州知州刘炳，二人都在朝廷显露清廉；设置抵当库，赈济流落南方而无食可吃的人。公想到广西困苦严重，原来太平时湖南、湖北每年帮助供给军费，或赐给封椿钱，中兴以来艰难，这些都废止了。官府把盐利十分之六交给运司，四分充作本郡费用；但漕司常常把这笔收入也取走，州里因不足而责令县里补交，实在已经非常困苦了。况且这些出纳数目与中原州郡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经总钱竟超过正赋数倍，这就是百姓尤其困苦的原因。于是上奏请求减少经总钱，恢复二分盐息归郡，希望百姓稍稍得到苏息。皇上认为有理，立即批准。授公运判，因母丧归家。韩侂胄死后，召任户部郎、枢密院检详文字。朝廷议论认为公有才干，臣下将选择他任临安知府，公笑说：‘这哪里是孤陋笨拙的我所能胜任的？’升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又升卿兼修撰，任右文殿，知镇江府；辞去召命，仍任太府，代理户部侍郎。不久，三次以疾病引退，任修撰、集英殿，知建宁府，改知太平州；辞去提举万寿宫，任平江府知府。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公说：‘我过去不起用，如今告老了却起用我，道理在哪里？’坚决辞谢，未获准许。女真人侵犯边境，军书每天有几十次告急，公慨然说：‘国家有急难，我不敢因为已经老了而推辞。’昆山和大洋一带盗贼出没，无法追踪，于是把其中一半地区设置为嘉定县，开凿锦帆泾，挖出百条港汊交织相通，以此作为根本。又将增高护城河、修筑城墙，还未完成，边患忽然稍稍缓解；公又患病，再次请求辞职，仍未获准，于是任宝谟阁待制。第二年七月戊寅去世，是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丙申，儿子迪功郎、临安县主簿炬夫，承务郎、监临安府粮料院阜夫，把公和令人陈氏的灵柩合葬在无锡县富安乡苍岘山。孙子一人，孙女三人。公性情质朴刚正，行为善良；把困难放在前面，把收获放在后面，重义轻利；把治道的兴衰消长当作自身的吉凶，把善人的进退任用当作自己的忧乐。韩侂胄开始得志时，使天下士人郁闷受挫，不能自容。后来他很是后悔，说：‘这些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稍微给予他们一些职位和俸禄，士人以为他晚年醒悟，未曾深思。韩侂胄失败后，忌恨他的人反而指称他们是党羽，因疑似而加以铲除剥夺，毫不宽贷。公常常痛恨地说：‘开始因为伪学而废弃，最后又因用兵之事被斥退；如果想禁锢士人，难道还怕没有名目吗？这样一来，益友一类的人就断绝了。人才尽失而求取不得，这是国家的共同祸患；冤屈极深而诽谤不止，并不是士人的个人羞耻。’每逢进退之事，他没有不恳切激烈地向皇上进言；又认为凡是身居近臣之列的人，都应当规劝、讽谏、补救和切直进言——已经见过皇上、入殿侍从的，应该直前奏事；掌管起居注和史事的，也应如此。因此又恳切激烈地对同舍官员说，不要荒废原有的事业、毁坏旧典，而公自认为自己的话没有被采纳，急急离职，担心不能迅速再次奉命任州官，最终果然没有成行。一时之间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敬畏仰慕，后来相继有稍稍进言的人，都是从公开始的。总领被称为肥缺之地，空额和虚籍是最大的蠹虫；即使官员清廉能干、自我约束，也不足以核查隐匿的粮食和钱财，大将独自占有的，大约十份中有四三份。公命军队另立簿籍，士兵逃亡、马匹倒毙，都立即上报，核对其少多；若有隐匿、不自行登记的，便加以诘问。有人传说军中‘狼顾离立’一类的话，公说：‘这只是主帅觉得不方便罢了，士卒有什么损失？’他更加坚定地坚持执行。三年之间，簿籍还在而人员已亡，结余三万，减少钱百万缗，费用于是宽裕。等到他离任时，尚余七百万，而各路累积的拖欠仍有四百万，公全部免除。我曾经担心雅士不亲自过问钱粮，而喜欢精细核算秋毫的人，必定会在外表上形成苛刻征敛。至于不超出制度和限额，却能满足于经常的财用，这是前人没有讲过的。虚心与当世贤者相处并以此为乐，难道不是吉人盛德吗？然而这样的人，对于世务往往多有缺失；精通流动事务的人，挟持自己的长处来玩弄事物。至于对道德之意兢兢业业，对具体事务孜孜不倦，则是前辈也难以做到的。在广西，柴中行、宋亿等都是各司属官，公察知他们贤能，便迎接并推荐他们。门生来信致谢，全都删削后投寄出去。前二十年，季子晋陵市将要没落，请我作记，说：‘晋陵从前，文名属于胡氏，节名属于邹氏，他们都是通达之人；能够长期守道而使当地风俗柔和的，就是末一位。’铭文说：呜呼！文长之道深远，哪里能够寻到？山岳可以测量高度，大海可以计算深度。黼黻织成文章，宫商角徵羽合成声音。经纬交错，行为庄敬谨慎；内心完整地保持一股刚正之气，可以折服百种邪曲。壬有文字的碑，立在苍岘山林中。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

译孺人周氏墓志铭 夫人是括苍周氏，著作佐郎梦祥的女儿。她才干足以料理家事，嫁给三山陈垓。妇德修整严谨，帮助丈夫教导永嘉人。她竭尽心力与士人交往，夜间诵读声充满廊屋。烹煮蔬菜、收拢糜粥，击鼓三通后共同进食，随后才作揖告退去睡。夫人常常卖掉自己的假借之物，表明对此毫无难色。士人称誉君子的贤德，也必然提到夫人。将要离开小学的聪敏学生，她便怀中带着果饵，储备方笔；有时替他们总束头发，有时替他们系好衣带。学生们回头依恋不舍，尤其认为夫人对他们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在丽水县南明山任坞。女儿名恩娘，儿子名虎孙。君子悲痛夫人不能享尽寿命，自己又不能帮助她行善，想在墓上刻文；一郡士人也都悲伤恻然，各自来请求我。唉！从未见过以礼法为师生规范的师生，能够像这样彼此相爱；难道合乎古代道义的做法，反而与今日的礼法不相同吗？铭文说：青翠的蔬菜，是妇人亲手挑选的；用来做羹、做腌菜，成就了士人的德行。丢下我的簸箕，追赶那块石头啊。故大理正、知袁州罗公墓志铭 罗公名克开，字达父，家居吉州龙泉县。乾道八年进士，任赣县西尉。父亲去世服丧后免职，任肇庆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检法官，知广昌县，监进奏院，国子监主簿，军器监丞，大理正，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最后一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嘉定五年四月丁酉，葬于万安县官屯山。妻梁氏，封宜人。儿子晟，任郴州司理。女婿钟如阜。孙子铚、李燔、胡焞、周约、礼；尚未出嫁的女儿一人。孙女侣。将仕郎名仍。当初，公的五世祖虽有官职，却没有列及其他同族祖先；家族官职相承，达到州倅、县宰，旁支各房考取功名的有几十人，号称全州闻名的姓族。曾祖衡、祖父革、父亲袭，虽有文学才华，却没有出仕。公对此常常痛惜愤慨，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有一天，主考官把他的文章题在墙上，向同僚夸耀说：‘这篇应当夺得一经之首，能写成这样的才能名列第二。’那是公的哥哥浚。入省考试后，公又应当取得一经之首，士人因此受到挫折。罗氏居住在岭外荒远之地，官吏使用法律往往轻率放纵；有人私自借用其他官印文书收受贿赂，太守想以伪造符印的罪名定罪，公争辩说：‘这在法律上只是欺骗，怎么能按重罪处理呢？’ 太守大怒，告诫通引官说，司法官来了也不许让他进来拜见。公径直走到案前，坚持己见，太守气势被夺，最终听从了公的意见。公治理广昌，明察而有恩惠，百姓空着县城拦住监司，请求留下他，并询问知县有什么长处。百姓纷纷回答：‘不要钱，不欺骗公家，不使百姓受苦。’这就是知县的三大长处。监司喜爱他们质朴的话，叹息着离开。公详慎持重，孤高耿直，入朝不依靠援引之力；议论政事笃实坚定。在许多人同席聚集、讨论疑难的场合，他声调和悦、脸色温和，一定要使自己的说法得到伸张才停止。执政者忌惮他的鲜明正直，不敢轻慢他，也不能亲近他。然而公常常没有久居之意。适逢巨富豪强争夺数百顷沙田，案件多次诉讼，到了大理寺丞评议时，准备把田没收给贵人。公坚持认为不可，于是被调到郴州。入朝辞行时，只劝皇上侍奉亲人不可懈怠。郡中山路险阻、水源枯竭，百姓要把斗米、尺绢亲自带到郡府，公怜悯他们，替他们代缴数万钱。废除永丰银矿，把社仓归还百姓。他在袁州时，开禧年间战事突然发生，正要取常平仓粮供给边军，扩大和籴以接续运输，公拿出本郡钱粮转运到邻境，使常平仓独自得以保全。又上奏说袁州没有储粮，分发到各户后百姓停火不炊，形势汹汹而无处申诉，和籴也应免除；约定按每年用粮的盈缩设立准备库，军队各种需要都由此具备。袁州人并不知道这些事。两州的善政在当时首屈一指，百姓绘制他的画像来祭祀他；公制止说：‘百姓口中的碑刻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在龛中供奉画像？’他又曾自我吟咏说：‘抚摩二字，圭三复；公直一。’内心以公正衡量而不欺骗，唉！像这样的话，足以验证他的志向了。当初我游历吴地，任宪司属官，负责检法。偶然没有官职，诸生们依靠荫庇，住在空廨舍中。街卒忽然来报，说新的检法官已经到了乌鹊桥。我赶忙起身迎接。他乘的船才装得下二十斛，穿青衫，手持笏板，除此之外没有多余行装。我本来叹服他质朴简易，不摆官人的架子。然而我每天带着书坐在官署，公却对文书帖牒一概不轻率省阅。胥吏反而失笑；公逐条核对款状证据，反复推究，明察审慎，没有人不敬畏服从。闲暇时便跟我往来评论，我摘取他的文章句子，尤其惊叹其中华美的，吴地士人相互传诵。公的声名日益增长。后来八九年，公掌管国子监，我正好来任同僚。又过五六年，我奉命出使湖外，恰逢公在郴州任职二十年。他一生出处的大概情形，我们必定彼此扶助，其中只有上升，没有下降。如今我年老退休，四方朋友几乎凋零殆尽，而公去世已经很久了。唉！振兴三代以来幽微的志绪，跨越一宗而取得显赫爵位；喜爱仁厚，憎恶奸佞，善士都倾心相交，而我又特别厚待他。不幸在他之前去世，铭文是我的职责，何况晟又殷勤请求呢？铭文说：以自身作为旌表，以宗族作为成就；以法律求平正，以百姓得生存。进身并非所看重，退处也并非所轻视；总而言之，最终归宿有伦有经。忆起从前吴地下的暮春，监看冰水，姑苏山高，天地清明。旧日游伴如雨散去，新坟横在云影之间，谁来怜悯我虽已衰老仍竭力写下这篇铭文。夫人钱氏墓志铭

译同年刘使君与我一向交好。他镇守永嘉时，常常减少随从，几次出来，分坐交谈，十分愉快。一天忽然凄然流泪说：‘我的母亲是临海钱氏，是三王的孙女，并且因儒学而显名。外祖母早早去世，祖父说：“家中事务只是女儿的责任。”于是家事更加有条理。然而舅舅、姨母都说：“恩惠我的，是姐姐。”所以她作为女儿很孝顺。我的父亲只相信读书，至于生计产业便说：“只是依靠你母亲的德行。”家业于是日益发展。然而伯父、叔父、弟妇、嫂嫂各有承受，并非由她亲自生育，所以她作为儿媳很恭顺。几个孩子还在怀抱中时，所学经书全由她口授，不烦劳老师。孩子们跟随老师质问，反复说：“某处还没有学好。”老师不敢怠慢，孩子们也不敢懒惰，赖此而有所成就，所以她作为母亲聪慧明敏。以上大略都是实际情况，我不敢增减。’不幸在绍熙辛亥年去世，第二年葬在黄岩县龙鸣山，至今三十年了。然而哀痛没有停止，悲伤不能释怀，这是为什么呢？我母亲去世时已经八十岁。哥哥允元没有来得及出仕，允迪任定海县丞，弟弟允武任吴江县主簿，允济在婺州掌教。母亲享年如此之高，而奉养她却如此薄少！如今我这个不肖孤儿承受母亲留下的恩泽，在朝廷有了名迹，借使者符节，跟随二千石之后，而母亲却已经不能等待我了。一朝的荣耀，不过像聚集的菌；一餐的俸禄，不过像稊米，对我的母亲没有增加丝毫好处。至于墓上的树木高大幽暗，山间云气起伏，而墓碑却不因诏命而建立，这才是罪过最大的地方。因此我深深悲惨、惩责、痛悔，来向您请求，竟不知眼泪已经横流胸前。我不认识夫人，却认识她的丈夫承务郎、名讳佑的人。他兼具众多善行，笃志求学直到老年，不因家事而自我玷辱。我认识允迪，知道他厚重而敏捷；认识允武，知道他果断而通达。若使君信守道义、执持德行，始终不变，那么本来就是我所敬畏的朋友。才能虽有不同，根本相同；作用虽有不同，途径相同。若不是培育了共同的根源并使其疏通，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夫人的贤德确实如此啊！大概允元的记文说：‘一定要寻找精通义理、又能会通文章的人。’唉！义理是根本，文章是末流。我连根本都不能精通，又怎能深入末流？铭文说：安葬已久，铭文才有；德行成就在先，评论确定于后。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

译公名柟，字木叔，是原来顺州王氏的后裔。石敬瑭叛变，把此地贿赂给狄人，于是王氏迁到永嘉亭山，成为温州人。曾祖震，祖父延龄，父亲追赠朝议大夫辂，连同前面三代都是儒者，却未能出仕。公两岁时便总着两个发髻，赋文一举而空前，朝廷对答中的言语压倒全场，家人都认为王氏一定要兴盛了。成年后，凭《春秋》考中乾道丙戌年进士，任婺州推官。孝宗怀疑各州上供的物资是否有渗漏，漕司便急令婺州增加斛粮二万，太守以下无人敢争，唯独公进言：‘如今每亩苗税七升，每匹罗绢十余千，已经比其他郡偏重了。又无缘无故增加二万，凭什么来共同承担？’适逢新任太守周权将到，公赶快写信告知周权，并把奏牍藏在袖中带去。皇上惊讶说：‘朕从未增加赋税。’因此凡是议论渗漏的事都免除了。调任台州推官。处州张彭杀人，诬称是奴仆应当获罪，弟弟张泗帮助他，案子审了四五次仍不承认。公命张泗在地上画出奴仆如何被打死的情状，张泗答不上来，哭着与哥哥诀别说：‘从前审案官都是先审问奴仆，把口供定好后再让我附和；如今忽然先问我，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哥哥是真的杀人了。’张彭于是认罪，全州都称赞公明察。任黄州教授、义乌县丞。州里索取零碎税帛，哪怕一分一尺；索取米，哪怕一勺一升。公叹息说：‘即使整理整齐也不放过零碎，法律已经苛刻了，何况还要百倍地责罚吗？’他三次向州里进言，这才停止。东阳风俗一向强悍，公代理县事一个月，威信便大为树立；判决案件上千件，积压的案件全部清理，百姓不敢带刀、迈着方步出门。顽劣乡里远方逃欠赋税的人争相自行输纳，公又请求太守另设尉官统领他们。任绩溪县知县时，江东以东各县中，绩溪征敛最重，百姓最为贫薄；开山垒田，土地大半干瘠。公积累钱财，买田修筑新塘六十八处、堨六处，疏浚旧陂塘，年年获得丰收，再没有因旱灾上报歉收的。监进奏院，太府……因伪学罪被罢免，任江阴军知军。蔡泾在江海交汇处，皇祐年间曾经疏浚一次，后来淤塞，水浅得不能行船，公私都以此为患。公开凿渠港五百余里，使漕运畅通，灌溉全郡。百姓把瘟疫归罪于神灵，谨慎奉行巫术，于是建造阴暗的廊屋，重修房舍，塑刻诡异形象，使祭祀者胆战心惊，疾病却因此更加流行。公鞭打巫师，撤掉祠庙、毁坏神像，疾病便完全痊愈。升大理丞、礼部员外郎，任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开禧年间战事发生，沿江上下警备骚动，却把池州置之不问。公当时兼任池州知州，说：‘前些年有一顶金花帽，装在篮中挂在这里多年。近来孟思齐来到符离，那个人忽然指着它嘲笑说：“你们池州城太差了，姑且自己修整，何必来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孟思齐的军队互相看着，脸色都变了，这才明白那是敌人的间谍。况且敌人有什么可怕的，难道不会乘虚而入吗？只要有一处空虚被攻入，江南就会震动。这些意见没有得到答复。公招募张飞英捐献八万缗钱，请求修筑池州城，也没有获准。不得已，只好修补尤其穿漏的地方，加深城壕，用水环绕，并抽调乡里士兵守卫江岸。征召刘积中任副总管，把军政交给他，池州人才稍稍安定。召任吏部郎中兼枢密院检详文字、国子司业、秘书少监、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兼侍立。罢主冲佑观，任袁州知州，尚未成行，又改任赣州知州。他把礼义教化放在刑罚之前，赣州人中有十四位属于元祐党人。公遍告老人说：‘你们州有这么多正人君子，后世百代都会称颂；后生难道可以不勉励吗？’百姓感念公的心意，相互告诫不要犯法。住了几个月，夜间有时也不用关闭门户。当地风俗喜爱麻和苎麻，少有丝绵，公督促种桑，种得多的减免差役，也可以用来赎罪。赣州、广东之间常在年末贩盐，空着聚落来往，被称为盐子；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常杀伤官军，因此有盐子狱。公上奏请求严格实行保伍制度，出行者必须领取凭证才允许通行。这一年盐子案件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提刑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喜好用兵而搅乱事务，与公意见不合，便在朝廷诋毁公。公又任冲佑观主管，赣州人流着泪挽留，前后拥挤着使他不能成行。公说：‘太守频繁更替，自古如此。今天不离开，以后也终究要离开。哪里值得作无益的留恋？作诗告别吧。’赣州人刊刻他的诗并建祠祭祀。多次上表告老，都没有批下；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十一月葬在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儿子炜，任从事郎、东阳县主簿；爚，任将仕郎；熊。女婿是承事郎、宜兴县知县戴桶。孙子僧贤，孙女三人。公爱民如子，像母亲哺育、父亲训导那样，内心恻然，仿佛有所失去。他建立真实有益的事业，不崇尚虚浮声誉。处身立事如站在险峻悬崖，独自特立，不轻易顺从外物；自认为理所应当之处，即使遭受百折也一定前往。有人凭权势使他屈服，重达万钧的压力也不能使他改变。在婺州时，他多次因职责而违逆太守；太守是贵人，离职后又两次入相，却不曾回头看他一眼。周丞相听到他的名声，请求见他；公虽没有拒绝，却只是饮茶静坐，始终不说一句请求的话。在礼部任职很久，后来苏师旦请求出使，见过公之后才升迁。公叹息说：‘我的道义是不与坏人交往，如今难道只能到此为止吗？’邓友龙劝说北伐，请求公稍稍相助，说重要官职很快就可以得到。又说：‘前些日子某人提出十条策略，已经突然得到任用了。’公竭力说不可草率从事，否则国家和自身都将一同受害。友龙恼怒说：‘您一味退缩怯懦，正像女子守贞一样，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最终领取宣抚使职务离去。不久传来战败文书，韩侂胄死后，公因受牵连被流窜到衢州、信州一带，路上没有断绝，甚至连挑担夫也没有。后来得以雇人归来，席子还没有坐暖，便上奏说：‘权利所趋，就像烤肉在鼎中，人人伸长嘴巴、染指其中，哪一个时代没有这种人？追究仇怨已经很多，再增加怨恨必然更加严重。蔡确被贬新州，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若任其滋长蔓延，便不是朝廷的福分。’执政者认为他说得对，却不能改变现状。当初尤袤尚书知台州，公是他的属官；先后同僚有楼钥参政、彭仲刚、石宗昭、郡人石敦山、逸民应恕、林宪等，都聚集在那里。朋友之间颇为依恋，彼此规劝切磋，不随从吏文催逼，成为一时盛会，远近都传说此事。钱像祖丞相是戚家子弟，有淳厚品行，特别仰慕公，曾手持笏板、穿着朝服登门拜访；公也为他折屐倾盖相交。钱公任相后，按照常法叙进，公也依照常礼列队拜谒而已，从未有所请求。然而揣摩之人私下猜测公厚待钱公，特别嫉妒的人便借此牵制公来动摇钱公。

译公离去后，钱公惭愧后悔说：‘我本来因为才能浅薄、声望低微，不敢明白地任用王君；疑似之间难以说明，如今反而连累了他，我还凭什么占据这个职位呢？’于是坚决请求罢职。所以钱公是因为公退去而退职，并不是公因为钱公进用。公四次调任官职，才脱离侍从之职；三次入朝，仍处在散官地位。虽然许多事情违背自己的心愿，但志向不因命运而舍弃；虽然道义希望成就名声，但上天没有给他时机。唉！这是不知道柳下惠的贤德，还是因为平素积累所致呢？我从年幼跟随公到年老，岁月彼此消磨，而士人的变故已经很多。所谓大节，可以从他在去留、困厄、显达之际考察出来。铭文说：王氏先祖来自朔方，放弃故地向南迁徙；公虽生在南方，实在承继北方遗风。忠诚是他的骨骼，义理是他的肝脾。那些夸耀自己的人，只把皮肉丰肥当作得意；高兴时进入不容推辞，忧惧时退出也不懈怠。宁可失去外物，不可失去自我。既以此开始，也以此结束。尚且不论生死，哪里还有穷困与通达？有亭山绵延，也有岷渊相接。人忽然亡去，德行却永远存在。郭伯山墓志铭 君是东阳郭氏，名江，字伯山。当初我因君之请作记，一时学术的变化，在他父亲良臣的话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有人责怪我不该轻率地为郭氏谈论道德，又预先怀疑学术将要废弛；这种忧愤深切，并不是所谓感动人心而使人和平。学术最初兴起时，敏捷和顺、迅速应答，君的父亲和兄长最有力量；四方豪杰没有登门求学的，几乎没有几个。等到好恶不同、议论激烈奔迸，有人躲藏苟且以逃避讥谤；当时建精舍的人，都堵塞门窗、改造房舍，有的捆起书籍放荡游荡，自我抛弃而成为庸人。唯独君修治旧馆，率领子弟乡里，整理讲述旧有学业，从不废弃。邻近州县，因为他的影响而有人参加科举，成为大官的有几十人。学术虽然不能以利益来谈论，但长久不懈怠，成效自然会随之而来。既然如此，在学术显明的时候扶翼光耀，在衰微之后接续扶持；保护名士不受流俗毁谤，并且常常用重金周济乡里；对于荣登科第的愿望，则援引帮助他们先行登第——这难道不就是郭氏一贯的德行吗？君本来有辅佐世道的才干，既熟悉师友的大旨，锋芒锐气却全都消磨殆尽，不再伸展吐露。考察古事之余，稍稍经营池塘，疏植竹树；简陋的篱笆和粗陋的屋舍相互遮蔽，呈现出清幽景象。我卧病十多年不能出门，听说君先后任管押三江袋盐监、穿山盐场、盱眙军录事参军，又在其间监秦州支盐仓、车辂院，任乌江、舒城县令。征辟文书来了四次，君都没有时间答复。当时盐卤之地下湿，盆夫灶叟彼此用你我相称、互相诟骂，葬事中有许多弊病和漏洞。君制定条例，使后人有规矩可以依循。盱眙城周围十二里，山势陡峻高险，取水要走险远的山谷。君疏浚荇叶池、铜山崦，清理隐蔽的水井，使水泉充足丰沛，尤其受到百姓称颂。可惜他没有早些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今已经老了。大概参加改官的人，刚刚要得到机会，却在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唉！当学术尚未发生变化时，君的品评和地位难道不是早已确定了吗？无奈晚年衰落，茫茫然混迹尘埃之中，哪里比得上头戴葛巾坐在南堂，伴着云气而卧、月出而起，享受过去所闻之道直到终身呢？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儿子楷；检、彬是作为弟弟后嗣的儿子；女儿桂、淑；孙子宁宇，孙女三人，葬君于孝顺乡罗青原。彬守在郭氏西濠之上，不肯离去，说：‘先人享用旧日德泽，所希望的只有这个儿子。’唉！我也将要死了，难道还要让不了解情况的人责怪我吗？学者是千万世相传的事业，楷等应当更新并发扬父祖的学业。铭文说：豆子装满筐，柴薪用斧砍；不厌弃、不贪求，神明就会赐予我。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兄弟后裔，他们的学问只求真实，不只求文章。竹洲戴君墓志铭 君姓戴，名龟朋，字叔宪，是台州黄岩人。祖父舜钦，宣和年间进士，上书发表直言，天子没有发怒，反而赐同进士出身，任南康军司户。父亲秉中，也有才干气概，补授进义校尉，没有出仕，曾经为自己的画像作自赞，受到当时人称誉。君活到六十二岁，开禧三年五月某日去世。娶蔡氏，儿子名枞、周，孙子都先于君去世。以堂弟温之的儿子大本为后嗣；有一个女儿嫁给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太平乡黄仙山。蔡氏的侄子滂请我作铭。滂的父亲镐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推辞。滂说：戴家居住在南塘山，容易取得木材，海里容易捕鱼，田地容易耕种；族人聚居数十家，富足快乐延续了好几代。从君的父亲、祖父起都很有名，而君以及堂兄弟秉器，尤其受到乡里的敬重，具有伟大长者的德行。族人新建住宅，准备开门通行；秉器旧有一处大厕所，正好占在门的位置，族人不敢商量。秉器知道后，半夜拆毁厕所、夷平地面；天亮门修好，地面平坦自然，什么也没有留下。族人完全没有料到，秉器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他一生行事，像这样还有很多。君年轻时刻苦学习，交友一定选择胜过自己的人；写文章、作记、作诗歌，务求奇特卓越，清新简约，没有世俗鄙陋腐朽的意味。他性情耿介特立，从不随便因私事拜访别人；但别人有急难，就像自己遇到一样，救助病痛都来不及，喘息着来投宿的人就给他房舍，露天停柩的人就给他墓地。然而他的力量不足，秉器过去所施舍的范围也有限，可是他的心意没有不到之处。他去世很久以后，怀念他恩德的人一谈起他，便流泪而不能自禁。我既听闻二戴的事，又想到天下广阔、人类极多，行善的人应当不少，而善行不绝却未能流传的也不少。既然如此，君能够流传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铭文说：取万物洁白之象，以竹自我环绕；洲岛曲折，水渚穿行，万竿琅玕。昔日王逸少寄情于兰亭，修竹茂林，千年之后仍然青翠。竹洲虽已亡故，试看他的子孙，难道不就是竹吗？铭文又怎能使他的德行长存呢？包颙叟墓记

译包君享年五十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去世，十一月某日葬于永嘉县塘下原。君的儿子履常常思念父亲长久存在，认为应当有人为墓穴作铭文，于是来请求。淳熙十二年八月丙辰，我才得以写作，但墓穴已经封闭，无法刻铭，于是就在墓上刻下这篇记。君名昂，字颙叟。曾祖某，祖父某，世代籍贯在雁池。父亲某，喜爱乐清的柳市，便迁居馆头。乐清一带道路没有路标和壕沟，没有桥梁，行旅没有住所。柳市稍有聚落和大姓，而君以贤能闻名。君性情和厚平恕，以谦卑退让隐藏自己的才干力量；遇到艰难事务时，常常显出壮勇果决。后来凭力量使强党破散，使暗中作乱的人消失，众人都推举君为能干。君博学而知大义，所到之处不做异于常人的事情，人们也没有谁能指出他的过失。温州的士人有几万人，参加解试却受旧定名额限制，名额最为狭少，只能侥幸取得资格罢了。像君这样的贤者，既然被遗落而不能遇合，君也没有时间与新进之士争夺知遇，便退下来教导儿子读书，选择古人的义理，沉浸玩味传抄的书籍，反复申论，以此陶然自乐。当初，君的儿子与乡里人交往，和县令、长官相通，任用他们处理利害事务；凶年饥荒便赈济，征敛便减省，所施行的惠爱还有很多值得记载。而我独自认为，君既然不幸，不能在世间施用中显现大的才能，那么他的小善事难道一定要靠这些来求得众人的知晓吗？所以我也只保存其大概而已。夫人翁氏，有七个儿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远、履大、履言。一个女婿张自得，两个女儿已戴簪而尚未出嫁。孙女安娘。履常任迪功郎、新建昌军学教授，和我是同为高氏女婿。资政殿学士、参政、枢密杨公墓志铭。唐代静恭坊杨氏，尤其显贵兴盛。进入本朝后，到公的七代祖先，代代都有显达人物。公以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驾部郎中宿，都因公而追赠东宫师保。公名愿，字原仲。宣和末年，他从太学录任上书陈述九件事。女真人听说他的名声，聘请他前往；北行途中，他隐藏在民间。上书执政，请求迎回元祐皇后，奔赴济州。劝进时被征辟为元帅府属官。高宗即位，授修职郎，仍任学录。朝廷议论将迁都金陵，他又上书请求临幸扬州。御营使征辟为机宜文字，任新昌县丞。越州征辟为观察判官。参政秦桧推荐，授枢密院编修官。考中绍兴二年进士，升任计议官。召试馆职。诬陷者说公因为元帅府而得仕，应当属于右选，应该罢免。宰相赵鼎明白表示并非如此，这才作罢。主管崇道观。吴郡陈夫人去世，免除秘书郎之职。诬陷者仍未停止。任明州通判时，潘良贵一向与公友善，遇事常常咨询公后才施行；公也为他尽心尽力。授秘书丞、监察御史、司封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当初修撰玉牒，朝廷选择任命公为中书舍人。向金人祝贺元旦，从此开始使用年号。兼任侍讲、给事中，直学士院。捧伴敌使完颜勖，此时开始在淮河中流向完颜勖作揖。行舟时按照宾主次序排列。御筵上口宣诏令，设置案几，行拜舞礼。南方人突然看到这样开阔的礼仪，眼泪流下沾湿衣襟。授御史中丞。不久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当时是绍兴十四年十二月。绍兴十五年十月，御史弹劾韩公裔，言语隐约牵涉公，于是公请求疏退五次，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观。任宣州知州。玉牒修成，升资政殿学士，任建康府知府。镇守郡府四年，政务简约，治理安静，不多发命令，不兴役使，刑罚很少使用，谷物麦子都长得茂盛。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州中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妻子是永阳夫人王氏。公世代居住在楚地，吴郡人去世以后，公葬在越地。绍兴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儿子右奉议郎、新江州通判佑于是把公安葬在会稽县五云乡何山。孙子若干人，任某官；孙女若干人，嫁某官。公孝顺友爱，宾客和睦；举行大祭时恩泽遍及众人，任用兄弟以及妹妹的儿子。敬重贤者，亲善善人；对于后进中独有文章或技艺的人，也都以同样的礼节对待。他起初

译在太学时，年纪还很轻，却以办事敏捷、文章出众著称；性情诚实通达而有规矩，庄重严肃而又通晓事理。祭酒杨时信任并采纳他的意见，二千名学生都伏地接受命令，学校禁令整齐严肃，没有人敢越过。谈论王安石学术造成的祸害，比元祐年间那些精通此事的人说得还透彻。分别议论徐处仁、吴敏、李纲的功过，没有不曲尽其情、恰如其分的。历数宣和年间导致混乱的情形和靖康年间的弊政风气，从大的根本到小的细节，无不激烈切中。又说：“谋划使国家存活的人，国家常能保存，而自身也随之安定；谋划使自身保全的人，国家常常灭亡，而自身也随之陷入危险。如今一举迁都金陵，是求自身活命，并不是使国家活下去。敌人已经消灭，我们的国家也就完了。陛下是要使国家存活而使自己保存呢，还是要只保全自身而使国家终于灭亡呢？现在盗贼遍布天下，随之成为士兵的人也遍布天下，可天子的侍卫竟不过三千人；不是达到二万人，怎么能主持号令呢？萧山县有一万九千户，其中每九户自备守卫，每一万户抽取一千人作为士兵。按照李抱真所实行的办法，减去十分之一；按照李德裕所实行的办法，增加一百分之一；推广到天下，兵力就多得不可胜数了。酒税、房廊钱、头子钱以及各种杂名钱，都是漕运财政的收入。若再增加征取其中的三成，另归经制司，漕运财政就更加迟缓，经制事务却更加紧迫；善良百姓困窘不堪，奸猾之徒怨恨愤怒，仓猝发生变乱，何必一定要等到唐代建中年间才会出现呢？” 他前后累积写了几万字，论述文武大略，条理纵横经纬分明；远处有贾谊、陆贽遗留下来的思想，近处有欧阳修、苏轼的新意，当时的才俊都比不上他。宰相认为他不过是州县里的普通人，没有理会，只有省桧独自首先推荐他入朝。等到赵鼎、张浚相继执政，重新任用士人，他从徒步之身被破格提拔，很快显贵起来，但也没有得到任用。秦桧最终任用了他，起用为秘书丞，数年间参与政事。唉，这是先生的不幸啊。《易经·颐卦》中，能够成为颐养之道的，是初爻，因为它贤能，并且以自我修养为吉；九四处在颐卦的颠覆位置，却因为所养之人为吉。养育一定要合乎正道，不能只依从他人，这是古人的深切告诫。秦桧能够任用先生，而先生反被秦桧所任用；这正是明白颐养之道的人替先生惋惜的地方。虽然如此，我仍有疑问。秦桧从金人那里回来，大家都说：“请立赵氏宗室为帝，答应把太后送还。”又说：“能够收服强悍的将领，能够总揽财利大权。”天下人都期待秦桧，认为他不下于赵鼎、张浚，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他们。士人到他的门下，也和到赵鼎、张浚门下一样，没有人认为不如他们。张浚丞相罢职后，高宗问谁可以接替你，是秦桧吗？张浚不回答。高宗再三追问，他才说：“近来和他共事，才发现他昏暗无能。”皇上说：“那么就是赵鼎了。”秦桧惘然不知所措，从此他和赵鼎、张浚之间的怨恨便无法化解。既然同在朝廷任职，只是过了十年之后才看清楚，先生当时身处疏远之地，难道能责怪他在十年前就预先看清吗？难道先生自以为处在颐卦上九“由颐”的位置，而真正明白颐卦的人只是没有来得及想到他吗？先生去世六十多年后，榕先生特意到他家传达遗言，哭着说：“善于考察事实，才会有所征验，所以叙述有根据；世道不同，是因为没有党援，所以写作没有私心。您为什么要舍弃这些呢？”先生曾经写过《东山三叠》，其中说：“云气逆着风向上升，鸟儿选择树木向高处飞翔。那么先生就是选择了能够飞翔的地方吗？所以我一并编次这些话来作为铭文。”至于阳氏故意说些令人喷饭的话，是为了戏弄，先生并不是为了戏弄；留下他的表弟，是因为厚待，先生确实是为了厚待他。那些差错鄙陋浅薄，不值得再加以辨析。铭文说：“东山如此长久，谁来为它作证？东山如此高峻，究竟谁真正登临？一方面羡慕周公、孔子的声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怨恨共工、鲧的人。失去同

译类而独自行走，道路遥远而且艰难。人各自有他的珍宝，又能怎么样呢？看那座山啊，正说要在山麓植树；豹纹般的才华隐藏着，龟一样长寿而有所依凭。看那座山啊，正说要在山巅休息；星辰不离常轨，水流都洗涤源头。绣衣肃穆，白璧深沉。揭开这座墓门，深处在五彩祥云之中。”嘉定十四年闰十二月某日。

译《水心集》卷二十四，宋代叶适撰写。墓志铭。夫人王氏墓志铭。夫人是临海王氏，嫁给朝奉郎、池州知州赵善临为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去世，九月壬午与赵善临合葬在余杭县景信里东面。儿子五人：汝谈、汝譡、汝【疑字】、汝諿、汝詥。汝诂承继善胜。后来有四个女婿：奉议郎、龙游知县潘自牧，进士黄镇，承务郎、监隆兴府苗米仓吴弥昭，奉议郎、太社令王梦龙。孙子崇豫、成忠郎、监衢州比较务崇陶、将仕郎崇龚。当初大宗正崇国公不惪和校书郎王衟，名义上彼此友善如兄弟。两家希望永远交好，所以夫人嫁入赵家。赵家祖姑曹氏性情刚严，婆婆郑氏侍奉她庄重谨慎，不敢懈怠。夫人帮助郑氏早晚奉上饮食，扶持侍奉在她身边，直到曹氏去世。崇公在湖湘、夔、蜀任职，乘船走陆路，滞留多年；为了经常探问母亲的起居，婆媳同住一室，嬉戏游乐，彼此说笑，不拘泥于通常礼节，她们的和睦欢乐又达到这种程度。赵善临在池州时，白天黑夜都在父亲身边参与议论政事、处理文书和房舍事务，很少听到脚步声；两人各按孝敬之道分担职责，并非世俗人家的儿媳可比。崇公后来主持留守事务，任宗族中的大长老，获赐住宅和供帐。赵善临任池州通判时，在京城之下因品行才能被推荐进入朝廷，更加振作精神，却以恭敬俭朴自持，以诗礼约束自己；宾客和老师一定选择名士。诸位儿子恭谨谦退，诸位孙子只有笔砚能够亲近，完全不知道京城中有什么值得游玩享乐的事。然而汝谈、汝譡有非凡才能，文章辞藻繁盛，兼有韩愈的篇章、杜甫的笔力，远远高出当时文士，朝廷官员都仰慕看重他们。这不仅是因为夫人生育了许多贤良之人，也因为她家的家法一向修整，所以才达到这种地步。赵丞相想迅速提拔汝谈、汝譡，以激励宗室。可是崇公和曹、郑两位夫人相继去世，赵善临悲痛得无法承受丧事，也很早去世了。韩侂胄进谗言，排斥驱逐赵丞相，两个儿子也一同获罪被贬。当时夫人离开京城，到余杭山中居住，没有房屋、粮食和田地，只得砍除荒草荆棘，开始经营耕种；迎接儿媳、送女儿出嫁，日常琐事全都竭尽心力，辛苦清贫达十多年。韩侂胄失败而死后，汝谈任馆职，出任湖北常平官，后来知温州；汝譡任寺丞，出使数路；汝【疑字】、汝諿改任知连江、泰宁县。祥瑞和顺遂相继而来，正如崇公在世时一样。人们本来就因儿子们没有来得及奉养夫人而替他们遗憾，更加因夫人没有享受到儿子们的荣显而替她惋惜。大概夫人遵循崇公的规矩，曹、郑二位夫人遵守夫妇、男女之间的正道，安然奉行家庭的常道；虽然家运有盛有衰，但中间微弱、后来显达，事理终究会恢复，正如霜露凋零时，春日生发的力量已经具备了。贤德的人考虑的是百世之后自身名节的预后，难道还会因为是否亲见后代而有悲喜吗？夫人常常追述宣政年间的宴饮安乐和靖康年间的祸乱，时时对儿媳们讲述，常说：“当初我做媳妇时，除了衣食以外不用花钱；一间屋子周围不过一丈多，却不觉得狭窄。如今你们这些人还嫌不够吗？”铭文说：父亲实为南方士人，家中传下了规范。于是跟随罗氏外甥接受教诲，开始学习诗书。墓葬在赵氏宗族之中，没有人有异议。女儿在闺中贤淑，男儿满门秀异。云雷正处于屯难之时，失去一把匕首便招致灾难。万物各有规律，星斗如此灿烂。更加高远而极其深厚，一次舒缓便延伸万寻。更加培育后代，希望他们专一守持自己的心志。滕季度墓志铭。滕宬，字季度，祖籍南方，登记为苏州吴县人。先生第一次见我，拜谒进来时把名帖反着书写，众人都笑他。我却惊异于他的沉着敏捷。他求学不久，对于天地开合、阴阳变化，没有不洞彻通达的。虽然不喜欢应试文章，学习制举之业一年便完成。太守推荐他直言极谏，孝宗听说后，因他出身世家而十分高兴。宰相也说认识先生的父兄，住在子城后面的某座桥边，庭院里有某棵树，这些都与主相的说法相合。后来接受召试，命题文章下笔迅疾，午时漏刻尚未移动，他已经写成。考官怀疑他写得轻率，皇帝已经大怒，于是以四通不合规定的法令将他罢黜。盐司再次以处理事务的名义推荐他，却尤其忌惮先生，故意说些缓和的话拖延岁月。先生醒悟后笑道：“我能够守住一门技艺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到混沌风波之间去呢？”我上奏授予他廉靖处士的称号，韩侂胄仍然吝于给予他实职，也没有诚意相待。从此推荐他的人便断绝了。可悲啊！自三代以来用科举选士，制度败坏之后，唯有贤良方正科最接近古制，由此得到的奇异卓越之士不可胜数，从来没有人因为认为他们无用而忽视他们。到了王安石才废除这一制度，章惇又废除，韩侂胄又废除，而先生恰好遭逢其害。皇帝以恻隐忧劳、思求治理的心意，特地下诏书聘召人才，难道只是为应试者设置的道路吗？” 为什么把国家大事置于后面，却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于是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考查了容易穷尽的学问；然而即使只答对四道题也称为合格，先生反而因此受到排斥。又所谓“不通”，并不是不能通晓，而只是题目本来不该这样解释罢了。这一科长期中断，没有继续举行，有关官员茫然不知门径，于是把本来不该问的问题责怪为考生不该通晓，众人纷纷讥笑毁谤，正像追究影子和幻象一样。先生却在闲暇惯常的状态中突然遇到仓促考试，碰到草野之人厌恶冠带而转身离去的情形，可以说是无妄之灾般的羞辱了。这些都不值得再说。天子喜爱士人，本来应当和梦岩、卜渭等人一起得到奇才；众多人才大致都聚集到一起，唯独先生才智颖异超群，本来应当在皇帝身边充当顾问。不幸被氛雾闭塞隔绝，失去了国家的良宝，这就是我深深惋惜的原因。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六十五岁去世。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吴、洲两县之间华山赤石原。娶董氏，儿子：曑，为国子进士，也参加贤良方正科；杲，早夭。女儿：▯，嫁广济知县卢櫄；昪，嫁监临安府都作院夏似孙。孙子伯祥，孙女懿。先生晚年居住在齐门偏僻穷困之处，吴地任官的人知道他的贤能，多前去拜访；清谈终日，从不谈及私事。铭文说：事迹一时受压抑，而道义显扬；身处隐退之地，而声名彰著。气势广大，氤氲充盈，最终复归于真实本性。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国子祭酒、赠宝谟阁待制李公墓志铭。

译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李远，祖李通，父亲赠中大夫李扬，都是常州无锡人。隆兴元年考中进士，任钱塘县主簿。皇城司妄自告发密事，威胁官吏使其构成罪名；武臣的儿子因诽谤讥刺，被拘押在临安审讯。李公恰好代理录事参军，立即关闭狱门。巡逻者要求进入，属吏说按旧例可以监视，李公一概不许。不久发现告发的事没有事实根据，知府姚宪惊问：“皇上的命令难道没有事实根据吗？”李公谢罪说：“即使因此获罪受谴，也是我甘愿承受的。”姚宪说：“皇上怎么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李公说：“府尹您这话说过头了。皇上极其明察，难道会看重巡逻者而轻视府尹吗？小人的奸诈欺罔，理应受到惩罚。”姚宪便按李公的意思上奏。皇帝惊骇地说：“我差点误了卿，你真是我的诤臣。”于是赐给姚宪出身，任谏议大夫，参与政事。李公调任濠州录事参军。安丰守侵占民田，诉讼多次由监司改判，最后交给李公处理，李公将田地归还百姓。百姓没有多久，那人便改任濠州知州，交换任司理参军；庐州知州出任后，上奏请求留下李公。李公说：“只要不贪恋民田，使百姓得到好处，就已经很好了，哪里敢接受推荐？”后来任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司农寺丞、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军器少监。李公说：“我任言职已经八年，朝廷外面的贤能人才多得数不胜数，希望能让他们交替出入朝廷，从我开始。”于是先出任淮东盐提举、淮西运判，入朝任郎官，负责仓部检详，又任枢密院各房文字。两淮铁钱的比价长期没有确定，大商人损失上亿，小商贩损失十倍百倍，局势也将混乱。李公两次上疏，请求官府赐给钱米，销毁泛滥低劣的钱币，废除定城、兴国、汉阳三监，重新铸造绍熙新钱，皇帝听从了。淮地百姓因此安定。李公升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国子祭酒。庆元元年二月，丞相赵汝愚被免职，李公争辩说：“不久前寿皇驾崩，两宫隔绝，丧事没有主持者，留正抛弃官印逃走，国家危急如同发丝。赵汝愚不怕灭族，决策拥立陛下，风尘没有动摇，天下安定，他是社稷之臣。为什么不顾念他的功劳和诚意，突然违背待臣的常礼？如此精忠大节，反而郁结昏暗，将来拿什么给后世看呢？”于是任直龙图阁、湖南运副，言官恼怒，上疏弹劾李公，将他罢免。太学学生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坚持挽留李公，也一同获罪。可悲啊，祸患由来已久。当时世人正贬抑道学，而执掌政权的人又难以任用人才。周丞相执政已久，士人多半表面上像是愿意拥护，内心却并不赞同。嫉妒的人早已怨恨，便相互攻击驱逐，高兴地说：“道学的群体已经瓦解了。” 赵丞相特别善于任用人才，任用十分锐意，清贵官职和重要职位，往往授予世人所指称为道学之人的人，因此嫉妒者更加怨恨。他们庆幸赵丞相有功，便制造奇异说法，牵枝连叶地编织谣言。诽谤形成后，赵丞相也被驱逐，他们又高兴地说：“道学彻底结束了。”凡是曾经和赵丞相见过面、坐着谈过话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断绝踪迹、如影子般消失。大概道学对于李公，只是途经乡里时彼此作揖，连登门拜访的交情都没有；赵丞相对李公的升进，也只是依次补授，没有越级升迁。可是有一天李公神色严正、抗声直言，完全毁弃谗言之说，犹如蛰伏的虫遇到雷霆，没有人能测知其中缘由。为什么呢？冲然无所去来、只以公道为心，是李公的心；淡然不计轻重、只以公理发言，是李公的议论。李公本于公心而发表公论，赵丞相所受的诬陷因此得以澄清，道学所受的禁锢也因此得以解除，这大概是天意而不是人力。李公回到无锡后，有客人追问先前的话，他只是摇头不答。平时俸禄一到手就散给别人，亲友旧交全都得到他的周济，家人因此担忧。后来只好卖田建造几间房屋而已。又两次主持冲佑观，再次请求退休，以直龙图阁身份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夫人戴氏，有贤淑品行，能够帮助李公施行善事。十月十四日葬在开元乡崋【疑字】村山，山名横山。第二年戴氏去世，与李公合葬。儿子：纶，先去世；维，任某官；约，任某官。女婿赵绎，任某官。孙子悫、愈、思，孙女四人。后来皇上已经对赵丞相备加褒奖抚恤，赐谥“忠定”；李公也追赠宝谟阁待制，赐谥“肃简”。李公义理顺畅、心性平和，像埙与篪相应、璋与圭相合一样，完全出于自然。他在心中预先判定是非邪正，不必选择便能知晓；进退取舍、避让趋就，按照自己安然的方向行动，不必辨析便能明白。古今都感叹人才难得，人才有两种不能：一定实行很难，一定直言很难。能够坚定实行的人，是执政大臣的选材；能够坚定直言的人，是谏官、御史的选材。如今人们共同称赞赵公，这件事正好是其中一种验证。他曾对孝宗说：“唐尧、虞舜被称为盛治，是因为君臣和睦。如今互相猜防、极力收揽，即使干办官也由皇帝亲自擢用，这是陛下不和。政事堂处处顾忌形迹，不肯协同，这是辅相不和。大将和宿卫本应清苦孤立，如今朋党援引、封植势力，祸害很大。宦官和佞幸、给使本应隐伏奔走，如今却声名显赫、位至鼎贵，实在是大盗。骑兵常在淮河一带制造事端、抵御边境，既然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为什么还要长期这样毁弃信誓？武举考试本应考察七书韬略，如今这些在哪里？反而重视武臣、轻视儒臣，箴言的痛切超过砭石了。” 他又特别上奏五道札子，故意拖延片刻，以便拓展皇上的意旨。我因此知道他能够坚定直言。谈论恢复失地的人很多，却没有人遵循根本。李公说：“预先购买的绢帛多达十余千匹，秋苗每斛两大硕，秫米和麦尤其沉重；经总制钱本来就是无名之财，先行拨取。”众人都说不可削减；今年削减一二分，明年再削减一二分，难道不可以吗？他任博士、寺丞、编修官、提举时，入朝辞谢始终只有一个志向，前后只有一个念头，都是恢复旧土、报仇雪恨。他气度安泰，精神宁静，事情有本有末、条理分明。我因此知道他能够坚定实行。然而他没有成为执政大臣，其次也没有成为谏官、御史，并不是人才果真难得。铭文说：“越过高耸的天门，众人从外面驱逐并欺骗援引。为什么先生能够一同登临，独自在内心秉持深厚而充实的道义？建立震惊世人的华美旗帜，乘坐使世俗惊骇的高车。遏止谗邪横行的溃决，扶助忠良渡过困厄艰难。”又说：“山峦浮现苍翠，水面涵映清光。深啊又深啊，这铭文幽深而静谧。”嘉定十三年六月某日。周镇伯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