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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七 《汤子遗书别集》类六【国朝】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汤子遗书》共十卷。本朝汤斌撰写。汤斌另有《洛学编》，已经著录。汤斌在 本朝初年与陆陇其都被称为醇厚的儒者。陆陇其的学问笃实地遵守程朱之学，对陆王学派的攻击不遗余力。汤斌的学问源自容城孙奇逢，根基在姚江一派，却能持守新安、金溪两派的平衡；尤其以刻苦自励、身体力行、讲求实际功用为主，没有王学幽暗放荡的弊病，因此二人学术趣向虽不同，归宿却相同。如今文集中所载的语录，可以看出他所用功所得之处。汤斌虽然一生讲学，但康熙己未年 奉召考试，实际上是凭词科进入翰林，因此文集中的诗、赋和杂文，也都文采雅正，没有村塾鄙俗浅陋的气息。至于他的奏议各篇，谋划周密，条理分析详明，尤其是明白昭著、至今仍在人们耳目中的文章。大概他的著述之丰富，虽比不上陆陇其，但兼具体制与实用，汤斌尤其通达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汤子遗书》丁卯年冬天，先生在任职期间去世。友人田篑山评论他的遗稿，刊刻于中州；彭少司成又在吴门刊刻了节选本。门人蔡彬与同族人九霞谋划刊刻全集，可惜尚未刻完。癸未年，王灿搜集遗文，补充其中尚未完备的部分，编成十卷，题名为《汤子遗书》，沿用了九霞原来的名称。先生已经离世，后世学者思念先生却不能见到他，读先生的遗书，就如同见到先生一样。先生一生的道德和功业，流传不朽，当然不只是凭文章传世；然而读他的文章，更能看出先生的境界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仅此而已。门人王廷灿谨记。卷一 《周易》《尚书》和四子书，都是古代圣贤的语录。它们的言论广大精深，总的都是为了阐明道的要旨。降到诸子百家，内容就近于杂驳；汉唐的笺注疏解，又涉及穿凿附会。距离圣贤的道路已经很远了。《皇极》《西铭》《近思录》等书，差不多接近圣贤之道。孔夫子用来教导人的，全都以存养诚心、持守敬意为根本，以修身实践为最终目标。这确实是近于领会濂洛学派的精微，远远契合邹鲁圣学的奥妙。《集语录》卷二 美好的谋略和教诲，入朝告诉君主，是后世大臣的职责，本来应当如此。然而能够替百姓请命，情意缠绵、言辞恳切，读在纸上仿佛能听见叹息声的，只有匡稚圭、陆宣公、张曲江几个人，直到今天仍独自流传。先生治理江南，才两年时间，却上奏请求免除赋税、请求赈济的奏疏共有几十次；他为百姓疾苦而忧，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真可说是百姓的伤痛如同伤在自己身上，百姓的痛苦如同痛在臣子的心里，忠诚爱民的诚意满溢于纸背。现在试着取来他的文章，反复展读四五遍，必定不会认为我的话只是阿谀奉承、偏爱他。集录奏疏。卷三 序这种文体不止一种。有给书作序的，如孔子为《尚书》作序、子夏为《诗经》作序；有给人物和事件作序的，如汉史中的世家、列传。总的说来，要以义理为主，也要旁征博搜；文辞不能有过分的美誉，务必使自己的精深思想和奥妙义理，概括包含在书籍、人物和事件之中，而实际上又洋溢在书籍、人物和事件之外。这一点在先生的各种序文中都可以看到。集录序文。卷四 事情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事情重要在哪里？黉宫是为了彰明人伦，书院是为了兴办教育，建立祠堂是因为功德在人心中难以磨灭。馆舍有记，是为了看重乡土故里。记寺院、记厅堂、记山房，有的是赞美其劳绩，有的是看重其人。用来砥砺世道、磨炼风俗、彰明往事、劝勉后人，确实是光明盛大的大典啊！有事情而没有文章，就不能流传。先生的文章，确实足以使这些事情流传下去。集录碑记。卷五 杨恽写给京房宗的信，本来就有很多怨恨不平的言辞；韩愈写给宰相的信，也不免有求取进用的意思。至于不卑不亢、言辞和平，只阐明性命之学的精微和戒慎恐惧、谨慎独处的要旨，这在书信中本来就不多见。先生文集中，如写给孙徴君、田篑山诸位先生的信，情意深厚，往复讨论，直接揭示了性理诸书的要旨。其中有的简略，有的详细，各自因收信人的不同而异。正如写给吕公的信不能不简略，写给温公的信不能不详尽。集录书信。卷六 赋、颂的文体，要华丽而有法则，如陈列周鼎、商彝；论、辨的文体，要精确而详核，如指引人看见草蛇灰线般的隐微线索。这是大体而言。细分来说，赋不难在典雅丰富，难在流畅洒脱；颂不难在铺张显扬，难在含蓄委婉。论要确切陈述正确的一面，不让人留下尚未穷尽的疑蕴；辨要直接指出错误的一面，不给人留下可以非难的口实。要达到剖开缝隙、疏通孔窍，同时运笔自如、游刃有余的境界，若不是先生，我还能同谁一道呢？集录赋、颂、论、辨。卷七 蔡中郎是旷世少有的奇才。他所作的传、碑、铭之文，不下几十篇，但他在自叙中说：不使我对自己的文章感到惭愧的，只有郭有道。由此看来，蔡伯喈草率写成的文章也很多。我家先生一生不随便结交一个人，不轻易说一句话，难道他会因为那个人已经去世，反而写谀墓之文吗？我相信先生的文章，因此也相信他的文章所记载、流传的人。集录传和墓志，并附行述、事状。卷八 文章不能没有杂著，就像一年有闰余，大衍筮法有归奇，五岳有分支，四渎有岔流和洲渚一样，都是天地自然的数理，不可缺少。何况经世致用的文章，本来就不是通常的篇额和类别所能拘限的呢？若要分类，体例便显得孤立；若附在其他类别中，意义又不相同，因此另编为一卷，集录杂文。卷九 我曾读汉代诏书，其中说：雕饰文字、刻镂器物，会妨害农事；锦绣、织组，会损害女工。这些都是造成饥寒的根源。又说：人不必担心自己不聪明，只怕他作诈；不必担心自己不勇敢，只怕他暴虐；不必担心自己不富裕，只怕他贪得无厌。当时诏令所到之处，甚至有百姓拄着拐杖前去观看，感叹哭泣。先生刚一到任，就发布禁止奢侈、严禁赌博、斥责淫祠等教条，刊印散发到远近各处，反复恳切地教诫百姓，务必希望与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确实深得汉代诏书的精神，而由仁人说出，仁人的话所带来的利益真是广大。集录告谕。卷十 古诗以六朝为宗法。康乐的诗和参军诗，不是不妍美、擅长辞章，却一定把陶渊明推为首位。律诗一体遵循三唐，髙岑温李各自达到精妙境界，然而必定推崇少陵为绝调。诗固然写得好，但诗人的忠贞节烈，有绝对不可磨灭之处。诗也确实因为诗人的品格而更加受重。现在读先生的诗。《赐游温泉》《讲筵纪事》等诗，体格气韵神似少陵；诗余作品仿效古乐府，而真切朴实，俨然是柴桑陶渊明诗歌的遗风。诗能够不朽，难道不是因为有真正不朽的精神吗？这种不朽，就在他的诗集中。诗词。附录 文集编成后，于是把年谱、行实以及墓志、祭文一并附在末尾。这既是为了记载先生生平行事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保存同道之人仰慕先生高尚品行的私心。

译钦定四库全书 《汤子遗书》卷一　工部尚书汤斌撰　语录 仁和门人沈佳、柘城窦克勤、巩县姚尔申亲手记录并整理【二十三条】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关键是要体察我自身可以成为尧舜的地方在哪里；认识到修养的功夫所在，自然就不能停止。有人问：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是什么状态？回答说：应当在人的欲望完全净尽时验证它。随后又说：先儒教人观察未发之前的气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功夫最亲切、最切实的地方。对姚岳生说：鸢鸟高飞、鱼儿跃动，子思所说的对人最为紧要的地方是什么？姚岳生回答：鸢鸟和鱼儿上下活动，都是道的发动契机。我们人体现和实行道，片刻也不能离开，也正是这样。先生说：然而眼前充满洋溢的都是万物发育、道体高明至极的景象，哪里有空闲容许我疏懒放纵呢？不过，随时随地本来就有恰当的道理，一切事先迎合、期求预料，全都用不着。所以修养功夫正在不忘记又不助长之间。学者读书，不致力于身体力行，专门替先儒辨析异同，也就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先儒的话，都是他们亲自用功、体察验证得来的，没有一句不是实话。总之，只要源头清澈，随时设教，即使彼此有所不同也不妨；最应当反过来从自身寻求，认识其中所以相同的地方，不要只在言语上追求分别明白，这样才对。有人问：仁的本体，可以用一句话说尽吗？回答：仁体极难形容，怎么可能用一句话说尽？所谓仁，就是获得天地生养万物的心，这句话最值得亲自体察。近代学者都把罗近溪看作禅学。近溪早年对佛教经典、道教丹经无不探究。晚年的语录全都以《大学》中孝、弟、慈的道理为根本，完全不谈佛、道二氏。他的孙子伯愚曾私下阅读《中峰广录》，近溪一看见就拿走，说：你们千万不要看这个。禅宗的学说最容易使人逃避闪躲，一旦陷入其中，就像掉进陷阱；还能转身出来、重新归依圣学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只要专心研究《大学》中孝、弟、慈的道理就够了。近溪是世人所称的近于禅学的人，他的话尚且如此，那么沉溺于偏邪淫靡学说的人，难道不应当知道警戒吗？夜坐时，姚岳生闲谈说：先儒曾因有人泛泛发问，便说：你们这些人，是挑选心中疑惑的来问，是挑选困难的问题来问；大概不是诚心恳切地发问，先儒通常不会轻易回答。有一天他举出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长来告诫人，说：助长不一定是用力过猛、催逼过紧，只要容许一点点私意存在，就是助长。先儒曾说：顿悟之说的错误，不在于不知道悟没有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必须经过学问真正积累、长期用力，才会有某一天豁然大悟的境界，这种顿悟是由渐进积累造成的。古人因觉悟而悔恨，又因悔恨而觉悟，真实地下功夫，有一天突然醒悟，浑身流汗，显露出本来的面目。从前的错误也会有益处；如果始终不痛不痒，只剽窃圣贤言语的糟粕，即使行为举止没有明显过失，最终也只能成为没有原则、随俗媚世的乡愿。到了面对上天和他人时，心中会有许多惭愧。当时有人把助长看作弊病，先生说：心体本来就是天机的动静，内外无不周流。但必须时时体察天理，不让心昏昧散乱，也不能急躁逼迫。要知道必有事焉的功夫本来极其精密。勿助长不是放松的意思；稍微放松就会遗忘，那就不是必有事了。总之，只要涉及有意作为，就是私心。人不必担心思虑不能安宁，只需担心心体还没有通透。学者最怕的是，拿实际上还没有明白的心，含糊地自称已经归依；拿实际上还没有贴合道理的自身，勉强冒充已经做到。小人只是不能认识独这个字的意义。有人问：侍奉父母、敬爱兄长有许多礼仪节文，也不能不知道。回答：怎么能不知道？但所谓礼仪节文，如问安、进食、昏定、晨省，这些念头是从哪里产生的？侍奉父母而问安、视膳、昏定、晨省，有时离开了父母，这些礼仪又在哪里实行？必须彻底通晓孝悌的根源，把它充实扩展开来，便足以保有天下。有人问：何思何虑是什么意思？回答：什么叫何思何虑？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虑。看同归而道路不同、目的相同而思虑各异，就可见并非没有思虑；只是得到所谓相同的根本，即使面对千变万化，内心的寂然自守也自然存在。心中有真正的趣味，才会由此获得以此为乐的心情。这种乐趣产生于不惭愧、不内疚，而不惭愧、不内疚又出自戒慎恐惧。学者先要有用力下功夫的地方，随后才会有真正得力的地方。凡人做一件善事，心里就安宁，身体也舒展；做一件不善的事，心里就不安，脸色也会惭愧。由此可见，人的整个身心都是天理，在这里便能看出人的本性都善。人若能随事体察，不亏损这颗心的本体，不去做自己不应做的事，不想要自己不应想要的事，这就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功夫。所以格物是要紧的事情。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任凭人一步一趋，无论走到哪里都存在。天理流行的奥妙，离开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关系，还哪里有道呢？所以说，中庸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因为中庸难以做到，一旦进入其中，就越加寻味越感到快乐。求学做功夫只在当下。有人问：孟子说性善，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回答：这是针对有善有恶的意念发动来说的。心的本体不但不属于恶，连善也不能用名称来限定它。善也不能用名称限定，才是至善。孟子说性善，归根到底是从人的情感上看出本性的善，怎么能说不是这样呢？下文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个良知就是本性虚灵而不昧的地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从这里产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宋儒说以主敬为根本，阳明担心学者过于执着，反而在心体上多加一个敬字，所以教人只提醒良知就可以了。他说无善无恶，只是教人涵养未发之心，不要过分执着罢了。凡是事业功业不是从心性上发出的，对自己就毫无关系。如果在心性上没有丝毫亏欠，那么颜子的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也就是禹、稷那样的事业。圣贤的学问，只在心性上下功夫。譬如种树，每天在根本上培土、培养、灌溉，时间久了自然会枝叶舒展、茂盛通达；即使还没有枝叶茂盛通达，根本也仍然存在。如今的人只在枝叶上用功，外表即使极其好看，究竟也全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如今求学，必须把心守持得坚固牢靠，如铁壁铜墙，一切毁誉是非都丝毫不受其动摇，才可以逐渐进入道的境界。如果有一丝一毫在人面前求取名声的念头，就没有不流于世俗的。

译唉！这些话是先大夫过去常说的。先大夫对臣下讲忠，对子弟讲孝。平日讲习学问，讨论有来请教的人，从未不竭尽诚意、启发他们被蒙蔽的地方。可以流传的话，大概有这里的一百倍。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搜集记录。这篇编录，是姚岳生、窦敏修、沈昭嗣各自根据所听闻的内容记录下来的。不过现存的语录虽然很少，全都是先大夫亲身践行、内心体会所得的余绪。儿子溥恭敬记录。柘城窦克勤日录【四十九条】学者必须明白义与利的界限。孔子说：君子通晓的是义。又说：富贵是人所希望的，但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就不接受；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就不摆脱。能够在这一点上立定根基，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说到平治天下，归根到底也只是说到义。学者有自立的志向，就应当超拔于流俗之外，不可随波逐流、泛泛地与世俗一起沉浮。破除流俗，是学者的第一道关口；能够突破这一关，便是豪杰。太阳运行，每天又是一天，总没有一刻停止。君子求学，难道可以停止吗？一旦停止片刻，就有片刻不是在求学了。曾子说：把实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朱子认为，只要还有一息尚存，这个志向就不能有丝毫懈怠。用来警醒学者，没有比这更痛切的了。大凡求学的人，具有刚强勇毅的志向和气量，他所达到的道的境界通常就深。中庸说到知、说到仁，最终一定还要说到勇。勇是把前面的功夫收束落实的地方；没有这一点，便成不了事。颜渊问仁，孔夫子只用克己复礼几句话教导他，既说得规模极其宏远，功夫又极其切实。颜子听到后便立即承担实行，这难道不是大勇吗？事情不论大小，只论是非。学者必须使每件事都合乎道理，一件也不可忽略。所以说，浩然之气是积累义而产生的。所谓集义，就是日积月累地做功夫，不能有一刻停止。一旦停止，就与天道运行刚健不息的状态不相似了。道理流行在天地之间，如果没有人的自身作为依托，就会虚浮而无所着落。因此人的自身关系最为重大，不可不敬重自己的身体。天地生养万物，势必不能没有缺陷。有缺陷的地方，全靠人来补助。因此人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才算完全尽到人的职责。《中庸》这部书结构十分整齐，开头从天命说起，中间各条支派分明，末尾又从下学立心的开始处说起，最终归结到天命，首尾贯通，非常好读。有人问士人应当守什么。回答： 《中庸》说不改变，直到死也不改变。从两个不变字可以看出，能够自立的人不因此失败，到了末路仍然失败的人也不少。先生说：观察一个人，全在他走到末路时。宋儒教人，道理不说尽，留下余地来等待学者自己解决疑问；明儒却说得太尽，人反而容易忽略，不能深入其中而有所收获。这条道沦落之后，圣贤之才不多见，三代以后屡见的情况是：汉代只有一个董仲舒，隋代只有一个文中子，唐代只有一个昌黎。可是他们的学问未必纯粹；即使宋代有濂洛诸位大儒，也不免有生不同时、居不同地的感慨。大体说来，求道这件事，能够与大家讲明道理，共同归向善道，本来就是自己的心愿。如果世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即使独自去做，也不过是亲身实行、实践，自我尽到自己的道而已。在天下人都讲学的时候求学，求学的道路有时反而担心杂乱；在天下人都不知道求学的时候求学，求学的事情反而还保存着真实。因此圣道沉沦时，或许只有一两个知己分散居住在四方，彼此在心中约定相互砥砺。我们的道已经处于天地之间孤独的境地，正不可没有这种真正修养德行的君子来维系它。天下的道理，不过是感应二者而已。圣人的意旨寄托在语言文字中。确实有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旨的地方，学者读书时应当默默体会，以求获得其真实意义。如果只是拘泥于词句来求取，那么圣人的意旨有时反而会因此晦暗。比如《太极图》，周子想显明太极的形象给人看，势不得不重叠画出几个圆圈。若论其中的道理，太极之中本来就包含阴阳五行，怎么能够分开？周子当时难道会看不到这一点吗？只是落实到语言上，本来就必须这样说；画成图样，也本来就必须这样画。这些地方总要靠学者默默体认、心领神会。先儒解释《易经》，特意创发新的解释，并不是没有依据；后人观览玩味时很省力，却不再加以思索，只依据现成的说法，粗略看过去，这就是后人不如前人的原因。有人问处世的道理。回答：卦初说潜藏，难道不是不成就名声吗？这样处世而能够做得好的人吗？君子处世，不隐藏光芒，也不掩盖显明之处；如果让人能够轻易给他定名，忌恨他的人就会很多。先生说：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之心吧？他对天下和后世的考虑，没有一样不完备。后人取来观玩，本来没有哪里不能得到处世的道理。君子应当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明道理靠的是言语，扰乱道理的也可能是这些言语，所以要谨慎；养生靠的是饮食，损害生命的也可能是这些饮食，所以要节制。《渐》卦说进而得位，按照卦画推求，似乎初爻和上爻还不能说得位。有人问：所谓进而得位，是就中间四爻说的吗？先生说：为什么偏偏遗漏初爻和上爻？有人问：这是从卦变来说的，意思是由《涣》卦变来时，九进到三；由《旅》卦变来时，九进到五，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所以只取中间四爻来说明意义，而不涉及初爻和上爻。先生说：《程传》对六爻都取义，却说初、上二爻阳在上、阴在下，也算得位，似乎觉得不妥。有人问：玩味卦象，又好像少了这一层便不能完全理解。大概总合六爻来说，下艮上巽，有男子处在女子之下的象；分开看初、上二爻，阳在上、阴在下，又有夫妻尊卑的象。女子尚未出嫁时，男子先处在女子之下；女子已经出嫁后，妇人就不应先于丈夫。两者相互发明，意义才完备。先生说：《程传》不以卦变为主。如今看卦画，都是由乾坤变来，三、四爻阴阳相交，难道是女子出嫁的时候吗？上面二爻都属乾，下面二爻都属坤，难道是已经成为夫妇以后吗？只把三、四爻合起来看，再把上下四爻分开来看，自然有精微的意义值得思考。刑罚这件事，圣人总是谨慎谈论。《旅》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明察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诉讼案件滞留。这与《噬嗑》的明定刑罚、整饬法令，《贲》的明察各项政务、不敢轻率断狱，是同样慎重的意思。曾子说：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可因此高兴。这大概是万世使用刑罚的准则吧？

译《兑》卦象为两泽相连，为什么取朋友相互讲习的意义？程子说：两片泽水相互连接，彼此滋润增益。妙处就在滋润增益这两个字，已经同朋友相互讲习的意义紧密相关了。有人问：各卦各爻取义不同，有时取本爻，有时取其他爻，要随着时势观察，各自取其所宜。比如《兑》卦的三、四、五爻，都从其他爻取义；如果拘执于本爻来寻求，就不能理解。先生说：《兑》有相互引导而喜悦的意义，所以圣人系辞解释《兑》卦的本爻时，常常多从其他爻取义。有人问：人的德行事业，必定要借助朋友才能成就。《兑》卦六三爻来取悦初、二爻，难道不是取自其他爻的好处吗？可是却系以凶辞。想来是因为它阴柔而不中正，只是用不合道的方式取悦罢了。如果刚柔处在中正的位置，圣人自然不会这样说。这里应当随着它所处的时势来观察。先生说：这样看，三百八十四爻就都活了。包羞是小人的爻辞；如果君子筮得此爻，必定是自己心中有感到歉疚的事情。《春秋》的义理，显明而可以寻求，只是人们自己不能体会罢了。如记载公去晋国，胡氏也没有作传。突然读到它，几乎不知道说的是哪件事；一旦联系上文、按类考察，书法自然就明白了。上文记载天王去世，鲁公本来应该去周，却反而去了晋，这是轻视天王而重视霸国，其罪过不言自明。如果没有微子离去，也只能逃到郊外。后来人妄自以归附周朝来解释这件事，却不知道微子是商的嫡长子，也是圣人，哪里有归附周朝的道理？甚至还有说他面缚自己、口衔璧玉的说法，这是多么敢于诬蔑圣人啊！要知道，微子是在武庚被诛杀以后受封于宋的；至于白马来宾的诗，也不过是周人的夸耀之词罢了。然而周朝终究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并没有把他当作臣下。至于祭祀，又让他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周朝对待他的方式已经很优厚了。商朝已经失去了天下，武王却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这时作为箕子，应当审察天理人情的安定所在；只要不出仕于周，这本身就是他报答商朝的方式。可是当时道统在上位者手中而不在下位者手中，箕子以一己之身承担着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统，不能让它泯灭而无人传承。武王向箕子询问，箕子怎么能不为万世保存道统？要为万世保存道统，又怎么能不向武王陈述《洪范》？圣人审察天命和人事的归宿，心怀天下公义，不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参与其中。道可以传承，就传给后人；义理上不能出仕，就不出仕。武王也急于求访圣道，却不强迫箕子出仕，所以把他封在朝鲜而不把他当作臣子。唉，这可以说是仁德达到了极致，义理也尽到了极致！齐家的道理与治理国家不同。臣子在国家中，对君主有过错就指出，不能隐瞒。如果把这种道理施行于家庭，就不可以。家庭之中，不能直接实行刚直的做法，必须采取委婉曲折、默默转移改变的方法。齐家的道理最难。周子说：家庭关系亲近，而国家和天下的关系较为疏远。正因为亲近，所以不能用义伤害恩情，也不能用恩情掩盖义理。那么教导家庭，也只能逐渐浸润、感化引导而已，时间久了自然会改变。谈到义门郑氏时说：礼义之心，必须这样彼此浸润融洽，才算是好的道理；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先生说：家道只有创始时最难，时间久了就会相互承继。即使间或有人不遵循礼义的风气，也已经形成了足以供人观摩、受到感化的榜样。有人问胎教。回答：只是无论什么时候都适宜以端正的态度自处罢了。先生说：古人所说的胎教，原是就孩子还没有出生时说的。妇人以端正的态度自处，即使不说也可以看见；这里的意思并不特别强调胎教本身。教育子弟，只是让他们读书。他们胸中有几句圣贤的话，有时借圣贤的言语来照察自己的行为，加以启发引导，便容易有所省悟。从来因为女子而招致祸患的事情，数也数不清。但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例如有些人家原本一直守持家风，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却忽然动了改变旧貌、另作新观的念头。让女子读书识字，妄念一产生，后患就已经潜伏，将来必定有人承受它。圣人的言论包罗万象，没有遗漏；试试看《九经》，开头讲修身，接着讲尊重贤者，再讲亲爱亲人，以至于臣民、百工、远人、诸侯，没有不各自得到恰当安排的。圣人的学问贯通天地，后世的儒者却只看见它迂阔疏远、浅陋罢了。节省用度最关系到治国之道。如果经济制度不能确定，财物使用奢靡浪费，就没有能够接近治理成功的。自从圣人的道理不再明白，到汉代人们崇尚黄老之术，大体也是承接秦朝攻伐之后，人心厌恶纷扰而希望安静，本来就是时势造成的。有人问：帝王治理天下，有礼制来维持大纲，其中礼制的质朴或文饰以及增损，随着时势而变化。乱到极点就想治理，治到极点又想发生乱，考察当时的时势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秦汉时本来是变动到了极点而想求安静，但能够变动也能够安静的，没有比圣人之道更好的了。当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把圣人之道讲明，使天下休养生息，偏偏要崇尚黄老之术呢？先生说：圣人之道随着时势而消长，可惜当时没有人懂得这一点，所以整个汉代的治国方法都不纯正，到唐代就更加严重了。古代的人民分为四类，今天的人民分为六类，消耗财物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奇怪贫乏接连发生呢？有人问：古代的士是真正的儒者，农民都乐于务农，商人安于本业；如今士人没有真正的修养，农民日益困苦，富商大贾即使有时能够相安无事，也只是坐等衰败，何况又增加了僧道和各种游民，因而进一步耗损财物，这都是各自的本业没有修治的缘故。先生说：想要驱除游荡懒惰的人，使他们务农，关键在于使百姓乐于务农。如今务农的人辛苦劳作还不足以供给赋税，看不到他们的快乐，只看得到他们的痛苦；痛苦就想逃亡，逃亡后就不再想回来。商人一类，本来也是奔走竞争的心思太强，同时又因为不能安于本业，所以想另谋出路。又如僧道之辈，他们难道不想享有父母妻子的快乐吗？多半是因为农民困苦、无法谋生，所以逃入僧道之中。既然劳力得以闲逸，又不缺衣少食，也就安于这种生活，不想回来了。因此不如减轻徭役和赋税，使百姓安于务农、乐于务农，那么游荡懒惰的人不用驱赶就会回到农业上来。有人问：游荡懒惰的人归农以后，其中贫富相互炫耀，风俗终究难以整顿，怎么办？先生说：这是最难处理的地方。如今的时势与古代不同，古代没有特别贫穷、特别富裕的风俗，所以容易治理。如今富人的田地连接成片，贫穷的人甚至想求得几亩田地来养活自己也办不到，这其中需要费心筹划。现在只要先使一个乡里的富人明白礼义，兴起仁爱谦让之风，能够庇护贫民，使他们不至于失去职业，那么此后就可以慢慢谋划了。明太祖召见江南父老，把最高的道理告诉他们，不许欺凌贫民，也就是这个意思。

译明太祖制定制度，命令府、州、县各自设置乡长，总理一乡事务；遇到祭祀孤魂等事情，也由乡长主持。每乡设置亭，乡长常到那里去，查考乡人的善恶并登记记录，用来劝善惩恶。小事由乡长直接裁决，大事乡长才报告给有关官府，所以诉讼逐渐减少、平息。我又听老人说：洪武年间每逢朝觐，就命天下各里老人到京城，询问百姓的疾苦；回去以后，又命他们掌管社仓，积存粮食以备荒年，大略仿照古代义仓的制度。后来我在史馆查阅明代制度，确实如此；它的立法十分详细严密，后世爱护百姓的人恐怕也不能超过这个规模。汤淑原问：刚才所说的治国之道，如果就一个县邑来说，有关官府仿照设置申明亭一类的机构，把责任专门交给乡长，命令他们按时记录善恶来劝善惩恶，没有不能形成风俗的，为什么有关官府都不实行呢？先生说：后世被利欲浸染，积重难返，留心治国之道的人极少。如果有关官府有志于恢复古制，整顿一方，完全可以实行，本来没有什么难事。有人问乡举里选，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代的样子，也不可以废弃。先生说：明初极其重视这一制度；后来废弃这一制度而专门重视科举，也是担心贤者和不肖者一同进用，名声与实际混淆，不如舍弃科举而取乡举里选。有人说：只是因为后世选取士人，除了从言谈观察人，再没有其他办法，所以才这样。然而推究设立科举法的本意，也有乡举里选的遗意；只是通过言谈取士和通过德行取士，收到的效果不同。如今科举不能废除，如果再兼用德行方面的选举，不也可以吗？这件事实际上与风俗互为表里，又必须整顿风俗，如设置乡长、设立义仓一类；安排措施得当，才可以实行。先生说：是这样。做臣子却不尽职，不是君子；做臣子却越过职分应当做的范围，也不是君子。想要不至于不尽职、不任事，就必须做事；想要不越过职分应当做的范围，事情做得多不如减少不必要的事务。官职无论尊卑，各自都有应当尽到的职责。担任一种官职，就尽到一种职责，便是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的气象。至于掌管教化的职位，培养人才、潜移默化地改变世运，关系尤其重大。时克勤将要就任教职，先生又说：人一开始有追求利禄的念头，君子就已经认为这是病；如果最终一心扶持名教，就不会有不能尽职的忧虑。儒者不担心不相信道理，担心的是相信得过分；使用法律过于严厉，也是一种弊病。天地之间法、情、理三个字，本来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比如官府中有不称职的人，如果宽容他而留下祸害，固然不可以；但如果过分憎恨他而加以重罪，甚至使他丧命、家产被析分，也不忍说是有仁爱之术。减轻他的罪责，使他早早离职，那么我也不流于残酷，而百姓已经除去了他的危害。天下的事情只是求一个公正罢了。过去我在潼关时，唯独在公正这个字上最为得力。先生任潼关职务时，年成饥荒，麦子没有成熟，军饷匮乏，人心骚动。先生知道后，想要发放仓储中的秋粮借给军民，等到来年麦子收获后，再把两季的麦粮拨发给督镇，不能拘泥于常规数额。先生说：如今事情变化仓促，不能拘泥于平常的定数；如果用这个办法安抚人心，利害由我承担，有什么不能变通实行的呢？督镇认为有道理。等到召集各营将领告谕此事时，众人都欢欣感谢，这项变通的办法于是停止实行。后来督镇常常对属官说：做事像汤公这样，真可以说尽职而没有遗憾。能够仿效他实行的，就是善类。先生任潼关职务时，同僚问：得到百姓的心容易，得到属官的心困难，您怎么能两方面都得到呢？易如回答。先生说：我对属吏，不但不收取他们的钱财，而且他们有长处，我还尽力成全，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有些人也不把任职看作苦事。同僚说：从他们那里什么也不取，拿什么向上级交代呢？先生说：不从他们那里取，也就不向上级交代。交际的礼物，不过是平常的四件丝帛，上级官员还开玩笑说我的礼物有等级数目，彼此也都互相体谅，我并不接受。至于往来经过此地的官员，也没有用金帛赠送他们的。在上下级之间，我做到的不过如此。先生任潼关时，不向属吏索取任何东西，属吏便不敢肆意暴虐；百姓不向津吏索取任何东西，津吏便不能遗害商贾；不向武官索取任何东西，武官便不能克扣军粮。这样施行以后，人们感受他的恩德极深。因此，从关中来的人，有的到了门前便下拜，有的经过他的坟茔便拜祭他的祖墓；他这样深得人心。有人问潼关的政务，先生说：“只是在保甲、乡约、社学、义仓这四件事上多加用心罢了。”又说：“《实政录》不可不读。” 先生当时任讲官，说：“讲官所担负的职责很重大，应当从源头上整理古人以正直面目立于朝廷的道理。其中那一段至诚而能感化人的地方，有在君主自己尚未察觉时匡正其心的作用。君心端正，天下就能治理好；这就像天的枢纽运转众星，而人们却看不见它一样。讲官又是默默使这个枢纽能够运转的人，这关系是何等重大啊！”【康熙壬戌年春闱落第，将要回去时，先生留他住下，在书斋中安置床榻，早晚相见交谈，讲论彼此启发，有问必答，没有遗漏。因此撮取他的言语和事迹，约略记下，共住三个月才回去。柘城窦克勤记】儿子溥亲手记述【六条】督促儿子汤溥等读书，曾经到了半夜还不停，说：“我并不是希望你们早早显贵；少年人应当让他吃苦，这样志向才能坚定，将来才不会走错路。” “天理”这两个字，不可不时时体察。用力既久，便越发感到亲切；从此照着实行，自然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住在林下时，常有人劝他著书，他说：“求学贵在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今天认为正确的，过些日子未必不认为错误，怎么敢妄自著述呢？” 任抚吴时，他点着蜡烛处理政务，直到四更才稍稍闭眼休息，到了中午才吃饭。有人劝他服用药物，担心事务繁多会使心血逐渐枯竭，这不是晚年所宜的。他慨然说：“君主的命令就是上天的命令。”又说：“我所能相信的只是自己的心，哪里能保证它一定正确呢？” 用《易经》占筮以卦辞、彖辞、象辞为主，常说：“《易》并不是教人趋吉避凶，只是审察道理是否恰当。人的进退、存亡，关键只在极其细微的征兆之间；若不深入潜心玩味，就不能领会。”临终时，他因到潞河勘验楠木回来，感受风寒而得病。漏下二鼓时，还告诫儿子汤溥等说：“孟子说，突然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人人都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你们应当培养这种真心。真心时时显现，就可以向上与天相通。如果只是依照成规，沿袭外在的样子，最终便会成为没有原则的‘乡愿’，没有益处。” 钱塘门人王廷灿亲手记述【五条】

译年轻时考中科举，千万不要自鸣得意。见识还没有达到，学问还不够，一生吃亏往往就在这里。即使考取高等，升到高位，庸庸碌碌，也只是白白与草木一同腐朽罢了。往往那些老成的人，一进入仕途，建立一两件事业，便足以流传千古，这是因为他们阅历深厚。各位生员能吃苦吗？能吃苦，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安逸会使人死亡，忧患能使人生存。每时每刻都应当存有这个念头。求学的道理，完全在于收摄自己的心。此心若没有收摄，不论声色、货利，都是残害自身的工具。即使读书诵诗，也会成为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读书遇到古人所处理的疑难大事，首先必须合上书卷静静思考：如果是我处在这种情形，应当怎样处置？然后再看下去，这样才知道古人的得失，学识才会有所进步。否则一直看下去，古人只是古人，我只是我，能有什么益处呢？汉人完全崇尚气节，有锋芒，有棱角，终究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圣贤并不是没有气节，只是气节从人的本性中自然流露出来，全都是天理的运行，不能把它称作气节。秀水门人范景亲手记述【十五条】范景侍奉先生时问：“处世的道理是什么？”先生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厚恭敬。圣人教人，不过如此。” 君子和小人在天地之间，就像阴阳彼此消长。试看自古以来，即使是天下大治的时候，满朝都是君子，其中也还有小人；就是天下极乱的时候，满朝都是小人，其中也还会有独自成为君子的人。有志向的人正应当自立。先生任抚吴时，听说有当权者登坛讲学，感慨地对范景说：“求学应当亲身实行、切实践履，不在于讲说。讲说就必然有异同，有异同便会成为门户之争。当初孙夏峰先生是一代大儒，从未接受聘请登坛讲学，只是在一间屋子里，和二三个志同道合者从容问答罢了。如果一定要登坛面南而坐，聚集众人谈论，那和禅门的派别又有什么不同呢？” 有人问：“治理政事应当把顺应民情作为第一要义吗？”先生说：“是的。”过了很久又说：“也有不能顺应的地方。比如我当初在赣州任道员时，正值海寇猖獗，忽然有一个贼人拿着伪造的檄文来到巡抚军门，巡抚急忙传召我，一顿饭工夫召见了三次。我到巡抚那里后，巡抚便把这个贼交给我。我在军门审问他，百姓围观如墙，很多人十分惊惶疑惑。我请巡抚赶快将他斩首示众，以断绝贼人的觊觎之心，巡抚还犹豫，想把他监禁起来等候上报。我认为片刻也不能耽搁，请求更加有力，于是命令押赴刑场。百姓人人震恐，拦路请求说：‘杀了他，贼众就会大举而来，百万百姓将无法保全了。’我劝告百姓说：‘杀了他，贼人就知道我们不害怕，反而不敢来；即使贼众果真到来，我自有方略保障并抵御他们，你们百姓不要害怕。’这个贼又大声喊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呵斥他说：‘你是贼，怎么能说是国？赶快把他斩了！’不久贼人败退，竟然没有发生警报。如果当时稍稍顺从民情，不果断将他斩杀，使奸邪之徒产生侥幸之心，能保证没有意外的变故吗？这难道不是不能顺从民情的地方吗？并不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只是因为明白道理罢了。” 先生问：“听说吴中上方山的神最灵验，祭祀赛会最盛行，起于什么时候？”范景回答说：“相传是在南宋时，沿袭流传到今天。所谓灵异的说法，都是乡里的传闻罢了。”先生说：“鬼神应当使善人得福、淫邪者受祸，治理幽冥、辅助教化。如果来祭祀供奉的才免除灾祸，不来祭祀供奉的便降下灾祸，那简直和世间贪官办事一样。一定是邪鬼，决不是正神。我只是不信。” 乙丑年夏天，我到院署拜候先生，于是留宿在署中。当时已经二更，先生还在办理事务没有睡觉。他来到范景的床前，从容地问：“近来所施行的措施，果真符合人心吗？还是仍有应当做却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吗？”先生的德行越盛，心态却越谦下，竟然如此。自古以来太平之日常常少，动乱之日常常多。要知道动乱之日之所以多，都是由于人的情欲彼此感染，邪恶淫乱日益产生，其气上通于天，所以天降下丧乱，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上天之心仁爱，常常希望拨乱反治，所以专门降生圣人，让他作为天下的君主。假如不降生圣人，那么人们彼此残害，就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不是上天生养人民的本意。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君主，必定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与君子一天天亲近，自然就会与小人一天天疏远。与小人一天天疏远，凡是声色、货利的欲望，土木工程的烦扰，奇技淫巧的物品，都会是耳目看不到、心思想不到的东西。君主的意志清明，忠言容易听进去，天下的事情就可以治理了。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树立君主；君主的职责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选择宰相。所以说，劳苦于寻求贤才，安逸于得到贤才。这是概括大纲、驾驭天下的道理，是万世君主应遵循的原则。封建制度和井田制度相互配合，井田制度已经不可能恢复了。彰明大封同姓诸王的制度，使诸王分散居住在外地，却不把实权交给他们，这最合乎法度。君主最看重的职位，没有比总宪更重要的了。朝廷有违背道德的地方，总宪就予以匡正；宰相有施政失误，总宪就加以纠察；六曹有不尽职的，卿大夫有不守法度的，总宪就弹劾上奏。凡是任用人员、施行政令，没有一件不是总宪的责任。职权既然如此重大，哪里容易胜任呢？求学有为自己和为别人两种区别。真正修养自己的君子，朴实地做去，不求别人知道，别人也无法知道他；直到避世而不被人知，却仍不悔恨，这才是真实的学问。所以，为自己的学问，圣人对此说得很有意味。《易》有象就必然有理，数和理相互依存，并不是截然分成两件事。卦爻判断吉凶，也是依据确定的道理来判断。到了孔子作《易传》，纯粹是在说明道理。周家卜问国祚三十世、卜问年数八百年，即使有确定的数，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留下的谋略美善，才使国运长久。秦朝到二世便灭亡，似乎也有确定的数，但归根到底是秦始皇所作所为不善，导致了这个结局；所以这个数也并不脱离道理。《易》重视阳刚，所以成就天下事业，必须刚健、中正。若是柔顺而中正，就必须有辅助者，才能成功。这就是阴阳的区别。有人问：“《丰》卦六五，是柔弱昏暗的君主，二、三、四爻的障蔽都由这一爻不好造成；到了这一爻却说‘来章’，这是为什么？”先生说：“其他爻的障蔽，都是由这一爻不好造成的；如果这一爻能够不使其他爻形成障蔽，便是它很大的好处，所以这里只说‘来章’。这也说明它阴暗而不能独立，必须借助他人才能成事；如果不能使有文采、有才能的人来归，就不能得到有福有誉的吉祥。告诫的意思已经包含在卦辞中了。” 附

译立志求学约规 求学的人没有什么比立志更优先的。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志向一直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我们到了四十五岁、五十岁，尚且不知道立志求学，凭什么做人？程子说：“说到学习，就应当以道为志向；说到做人，就应当以成为圣人为志向。”现在同诸位君子订立规约，取名为“志学”，是想先确定志向：要知道圣人所立的志向是什么，所学习的是什么。求学如同前往京师，必须先认清通往京师的道路；即使相距千万里，毕竟道路方向不会错，逐渐就可以接近京师。否则向北走却把车头朝南，用力越勤奋，距离反而越远。后面列出若干条约规，大体依据冯少墟先生的旧约，稍加增删，并附上自己的见解，也借此请先生和长者指正。第一条规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中午为集会时间，不用发请柬邀请，行一个揖礼便入座；世俗的寒暄不必多说，各自讲述十天以内言行的得失，务必直说而不隐瞒。做得好的，大家共同奖励；有过错的，便规劝纠正。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所读之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以及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位大儒的语录，还有《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不许浮泛空谈，也不许亲昵嬉戏、说笑打闹。凡是涉及时政得失、官长贤能与否、亲友家门的私事以及所犯过失，还有词讼、请托等事情，一概不许谈论；违反的人登记在册，记过一次。集会时要崇尚真实、尊重朴素，准备饭菜最多不过八样；围坐时荤菜不得超过素菜。人少时四样也可以。饭后酒就停止，千万不要弄得杯盘狼藉，也不要饮酒说笑而损伤风雅；违反的人登记在册，记过一次。集会中设置一本册子，凡是当天讨论时能够阐明义理的，或者近日有所心得的，就记录在册，以便共同商量订正；有疑难之处，一时不能明白的，也记在册中，逐渐考察订正，这也有每日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到的意思。仍将问答参悟中有合于道的内容，略加编缀记录成篇，以保存这些说法。一、彼此讨论，务必平心静气；即使有不合之处，也应当再加详细思考，放空自己共同商量，不可自以为是，争辩过于激烈。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取法他人以成就善行，这是圣贤相传的心法，正在这里。否则，即使所讨论的极其正确，也可见修养功夫疏浅，何况未必完全正确呢？尤西川先生说：“一味向古人谦让，是没有志气；不向眼前的人谦让，是好胜。” 一，孔子尚且忧虑学问无人讲论，何况求学的人呢？人的心容易放纵，学问难以穷尽，所以亲近老师、选择朋友：一方面借助他们相互辅助、切实规劝，使自己的心不至于放逸；另一方面请他们指点门径、指示道路，使自己不至于用错功夫。这总是为了自己求得益处，并不是致力于外在名声、迎合别人。邹东廓先生说：“讲学不是为了增长口头耳闻的知识，而是为了讲明修养德行的方法。听到义理便迁善，发现不善便改正，这就是通过讲学来修德，是真正下手的地方。”吕泾野先生说：“学问不讲论就不能明白，并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用来验证自己的对错。”又说：“求道的名声也不必害怕被人知道，这才是真正去做。刚有不愿让人知道的心，就和喜好名声的心接近了。我们这些人沉浮于世俗滋味之中，悠悠度过岁月，衰老将要到来，却茫然没有心得，碌碌一生，和草木一同腐朽，难道不是辜负父母生养之恩，成为宇宙间一个大罪人吗？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回，未来还可以努力追赶。我们大家都要猛然醒悟，不是为了求取名誉，也不是为了结交声气，总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本性，各自成就自己的人品，不致把人所具有的那一点善性全部丧失，沦为异类。富贵功名转眼便成空；如果不能求得，就依从自己的志趣。” 愿意同道的人彼此共同精进奋发，一同证实这个道理。一个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我们发愤求学，必须真心实意地改过，默默防察、检点自己的心思，默默克制、治疗自己的毛病。如果欺瞒蒙蔽自己的内心，只在外表上支吾敷衍，那么即使有严厉的老师、优秀的朋友，早晚相处，又有什么益处呢？常常见到朋友中有人自己吝惜改过，却偏要议论别人的过错，甚至几十年前偶然犯的错误，也常记在心里作为谈资，唯独不想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舜和跖的区别，只在一念之间的转变。过去所作所为是君子的人，一旦改变行径，就会成为小人；过去所作所为是小人的人，一旦改变打算，就会成为君子。怎么可以因为一次过失便抛弃他，阻断别人自我更新的道路呢？还有人在背后议论别人的过失，当面却反而不肯尽情说明；这不只是朋友的过错，也是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这种过错更不可小看。今后在集会中，朋友偶有过失，就应当在安静处把话全部告诉他，使他改过自新。即使听到的事情未必真实，也不妨当面询问，以消除心中的疑惑。不仅不可在背后谈论，即使在公开集会中，也不可当众说出，使对方难堪，反而彻底自暴自弃。彼此切磋砥砺，日有进步、月有增长，这样或许可以共同成为君子。改正过错、趋向善行，是圣人之学的第一要义。我们应当努力！一，圣贤的义理载于《五经》《四书》，但要点在于我们自身。如果舍弃眼前各自修养进步的实际，不把改过迁善作为要务，即使把注疏大全都读遍，把细微差别辨析得清清楚楚，最终也和自己没有关系。圣学首先重视诚意；是自欺还是自我满足，都要在隐微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加以考察验证。如果只是弥补外在的痕迹，内心并不真实地下功夫，即使表面毫无破绽，也总是瞻前顾后、借义理装饰自己，辛苦一生，最终仍会成为没有原则的乡愿；到了面对上天、面对他人质问时，心中不知有多少惭愧。我们必须切实用力，一定要期望亲身实行并获得心得，在义与利、诚与伪的关口，不能有一丝迁就混过去。今天勉强用功，长久坚持下去，必然会达到纯熟的境界。阳明先生所说的“致良知”，是圣学真正的脉络，各自寻求实现它的方法，不可忽略。一、近来风俗衰败浅薄，巧诈逐渐滋长；我们集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当敦厚根本、崇尚实际，竭力尊崇古道，不得一概随从流俗，苟且行事以逃避毁谤。至于冠婚丧祭四礼的仪节，也应斟酌着恢复古制；确实应当改正的地方，也不必因循守旧、随波逐众。

译一，善行是大家共同的，不是一个人私有的；但行善却要由自己承担，不是强求别人来做。既然参加集会，就必须切实按照约规实行，否则彼此都没有益处。孟云浦先生说：“求学的人不能同时站在两条船上。”新吾吕先生说：“我的学习功夫只有在事事存心这一点，最为紧要。如果把一颗心交给耳、目、口、鼻和四肢驱使，就像犬马被役使、奴婢被差遣一样。堂堂七尺男儿，不能替自己作主；发之于言语行动，施之于事业，即使有一两件值得称道的地方，也都是气质习性的作用，怎么能完全合乎道理、符合天则呢？必须以极大的勇猛振作萎靡的气象，以坚定果决的心志，不要把戒慎恐惧当成束缚，也不要把懈怠荒废、放纵淫逸当成美味。在发愤到忘记吃饭之中，尝到快乐而忘记忧愁的滋味。时间久了，便会和道德相协调，自在地符合规矩，逐渐安然自得，这才是用功真正见效的地方。”唉！一口气呼出，就没有万古轮回再来的时候；形体和精神一旦分离，千年也不会再有这个生命。悠悠一生，真可为之痛哭。又说：“圣学入门，首先要克制自己，最后的归宿只是无我。因为自私自利的心，是立身、成就他人的障碍；这就是舜与跖的关口、生与死的岔路。” 又说：“敬，就是不苟且的意思。敬没有别的，只是攻克这颗心的苟且罢了。所以苟且就不恭敬，恭敬就不苟且。戒慎恐惧，是心体不苟且；符合规矩，是行走不苟且；不放纵斜视、不侧耳偷听，是耳目不苟且；言辞安定、守口如瓶，是声音不苟且；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不敢怠慢，是待人不苟且。一息尚存，这个志向就不能有丝毫懈怠，终身都不苟且。除了敬，没有圣人；除了居敬，也没有圣人的道路。开始时没有一件事不敬，最后达到恭敬而安然，也就完备了。”又说：“防止欲望，就像拉着逆水行舟，手一停便会顺流而下；努力行善，就像攀登没有枝杈的树，脚一停便会坠落。因此君子的内心没有一刻不敬畏。又说：求学的人要培养心气；心气一衰，任何事情都丝毫做不成。又说：胸中只要摆脱一个‘恋’字，便十分清爽洁净，十分自在。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只是这颗心沾泥带水，明明知道，却不能割断罢了。又说：才能技艺方面，让别人占一个高名，不要和他争胜；至于纲常大节，必须自己努力，不能退居于人后。” 夏峰孙先生说：“静坐读书，必须先淡化安逸饱足的念头，才称得上好学。世人把富贵当作性命，把贫贱当作仇敌，以至败坏心术、丧失名节，都是这两种欲望和厌恶的念头在作祟罢了。”程子说：“大凡求学的人，应该在患难贫贱中学习。如今看孔子、颜回所感到的快乐，并不超出世俗生活；所谓在淡泊忧愁之中，就是这样。伊川的气度容貌，甚至超过平生，也是在被贬到涪川以后才见到的，这更使人相信圣贤所感到的快乐，不是在富贵得志的时候。求学的人正要在这里看得明白。”又说：“世人不知道求学，姑且不论；即使一向有志于学，也动不动就说眼下被贫困所苦、被疾病所苦、被门户所苦、被忧愁和挫折所苦，却不知道求学的实际，正在这些贫困、疾病、挫折等种种难以忍受的地方，不可轻易错过。如果等到富贵安乐时才开始求学，那么终身都不会有真正求学的日子；学问被天下人忽视，已经很久了。”又说：“大凡向学的人，独立的意思往往接近于方正过度的弊病，显得单薄僵硬；随顺别人心意的，往往接近于圆滑过度的弊病，显得软弱圆熟。初学时应当从方正严谨入手，用力深了，僵硬之处自然会化开，决不可失之于软弱圆滑。” 新吾先生是同郡的先贤，夏峰先生是当今的先觉，所以各自摘取语录若干条，与同道者共同勉励。《汤子遗书》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汤子遗书》卷二，工部尚书汤斌撰写的奏疏 《陈述史法以辅助文治疏》我私下认为，史书是用来彰明是非、辅助赏罚的。赏罚的权力施行于一时，是非的衡量标准却决定于万世。皇上登极初年就 命令史官编纂修订《明史》，由此仰见 皇上留心文献，这与唐太宗命魏征等人编纂《隋书》、明太祖命宋濂等人编修《元史》，可以说是千古贤明君王的作为彼此相合。然而当时编修时，只依据实录，没有来得及广泛采集材料。【臣】愚昧地认为，立法应当严密，取材贵在完备。实录所记载的，恐怕有不详细之处。【臣】谨慎地取其大略，为我 皇上陈述如下：比如靖难之役兴起、建文帝改换年号，永乐年间命史臣重新修订实录，那么其中高下褒贬之间，恐怕未必可以作为依据。其他如土木之变、大礼之议，事情多有忌讳；何况天启以后实录已经不存在，将依据什么呢？这是第一。二百七十多年间，英才贤士层出不穷，有的人终身没有入朝而美好的德行值得记载，有的人名声只在里巷之间而至诚的品性足以给人典范；万一使者没有采集到，金匮没有登记，那么连姓名都无法流传，凭什么彰显潜藏的德行之光？前代史书中的隐逸、独行、孝友、列女等传记，许多就是实录没有完备记载的，这是第二。天文、地理、律历、河渠、礼乐、兵刑、艺文、财赋，以及公侯将相，要编成志书、表格，如果不了解有关人物、不经历其事，就不能详尽掌握事情的始末根由，这是第三。【臣】认为如今距离明代不远，故老尚在，遗书尚未焚尽，应当趁此时机，设立献书的赏赐，下达征求书籍的命令。凡是先儒记载而与史事有关的，选择可信的，准许参照考证，这样或许可以使道理法则明确、史事文辞完备。【臣】恭敬地读到顺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谕说：“明末贼寇攻陷都城，君主为国家而死。当时文武诸臣之中，难道没有一两个为君主殉难而死的吗？幽深的忠心难以泯灭，伟大的节操足以垂范后世，意义多么重大啊！” 皇帝的诏言开启了一代忠孝的源头，树立了万世臣子的最高准则。当时在京的诸臣，如范景文、倪元璐、刘理顺等，都已经受到旌表记录，自然应当照耀史册。但是明末贼寇声势既已扩张，蹂躏了数省。有的奉命出使边疆，有的接受职任守土，有的罢官闲居，有的甚至是平民男子、普通妇女。其中往往有守节不屈、审察大义而自杀殉节的人，幸而遇到 【原文句末“幸遇”疑为残缺或串句，具体含义不明】皇上扶植人伦，彰显隐微、阐明幽隐，而忠魂烈节仍有埋没在寒泉之下的，那么后世还凭什么受到劝勉呢？恭请 下令各地督抚确实访查 上奏皇上，并把真实事迹送交史馆，与范景文、倪元璐等诸臣按照同样的例子写入史书，那么阐明幽隐的典章就更加光明显著了。还有一事请求：宋臣欧阳修编纂《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后世讥笑他。《宋史》修于至正三年，却不避讳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节；《元史》修于洪武二年，又把丁普郎的义行列入史书，古今都认为这是伟大的举动。皇上应当 顺应天意、顺从民心，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百姓像盼望云霓一样盼望皇上，四方都等待着复苏。然而在元年、二年之间，也有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情况。【原文“元二年间”疑有脱误】上天的心意只是守着一片节义，虽志向拘谨固执，却百折不悔。虽然违逆我的意旨，行为也有违背倒戈之义的地方，但在危急关头献出生命，确实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心。这与天下混一之后，窃取名义而被称为叛逆者的情形不同。恭请 皇上以万世的心作为自己的心 发布 诏书，概从宽宥，使史臣编修史书时都免于瞻前顾后，那么 就可以显示如天一般的气度，与前代君王媲美；借此勉励臣子，昭示后世，对于纲常伦理，似乎并非小小的补益。【臣】身在史馆谈论史事，不知道忌讳，内心战栗、惶恐至极。《睢、沭二县秋灾情形疏》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江苏布政司布政使章钦文详报，据淮安府详报，据睢宁县详报称：据本县儒学生员魏奋翼等、乡民夏王宾等呈文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上天；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粮食充足百姓才安定，这是合乎道理和形势的。可痛惜睢县多年以来，不是旱灾就是水灾，灾荒接连不断，百姓已经无法生存。加上地处黄河岸边，徭役繁重，耗费超过正常赋税，所以上面影响官员的考核成绩，下面造成赋税拖欠，这是官民两方面祸害的根源。何况今年春荒，粮食价格飞涨，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来维持性命，吞食草根、咀嚼树叶来度过早晚，壮年人四散，老人无依，颠沛流离的惨状无所不有，实在惨不忍言。满心希望麦子秋收，可以延续残余的生命，不料两种麦子成熟以后，五月五日突然降下暴雨，平地水深数尺，二麦腐烂；仍然希望秋季庄稼能够活下来。不料西边的水顺流而下，县城南北一带泛滥横流，深的有一丈多，浅的也有五七尺不等。秋庄稼已经收割运到场上的，又被连续二十多天的阴雨淋湿，根本没有入仓便漂流而去。房屋被淹倒的无数，遍野已经成为水乡，残存百姓没有栖身之处。已经种下的麦子全都沉在水底，尚未播种的土地如今也被水淹没，不仅今年无法依靠，来年更没有希望。不仅已经逃走的百姓不再想回到故土，就是尚未逃走的百姓也将乐于逃奔他乡。百姓逃走，土地就荒芜；土地荒芜，赋税就拖欠。士民处境极其危险，心情极其悲苦，恳请公上体恤百姓困苦，恩准转报详请，使其得以请求蠲免，那么父母般的仁恩就能转变河伯的暴虐。以上情形报到县里后，据此，该县私下查得：睢县历年灾患频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今年春天卖儿卖女，有人愿卖却无人购买，因此哀鸿遍野，连大规模的防护工程也只能兴叹。满心希望麦子成熟或许可以稍稍缓解，不料暴雨接连十多天，使麦子损伤过半；又希望秋季收获粮食，奈何三伏不下雨，禾黍全都枯死。入秋后淫雨连续二十多天，黄河水突然暴涨；而睢县的里社坐落在黄河南北两岸，近年修筑堤防，比平地高约一丈多，水无处排泄，一旦漫溢，就像大海倒灌。西边的水顺流而下，遍地汪洋，所以已经收获的禾粒全都漂走，刚播种的麦苗也沉入水底，房屋被冲毁，百姓没有固定住处，众人哀号，惨状令人伤心不忍直视。卑职掌管百姓，不能不据实陈述灾情，恭请上级体恤百姓疾苦，恩准转报详请。请题请蠲免赋税，或议定赈济抚恤，或暂缓催收赋税，使创伤得到恢复、沟壑中的瘦弱百姓重新生息，万民都将永远沐浴皇恩。以上情形，据此，除了一面派专员迅速前往确实勘查、另行报告外，事情关系灾害损伤，拟合通报。又据该府详报：黄河水长久灌注，沭县灾民最终断绝生路，哀痛呼吁，详请赶快赐予救济。事情据沭阳县详报称：据本县士民魏鲲等联名呈文说，沭县处在清河、宿迁下游，幸蒙

译皇恩蠲免残余百姓的赋税，使他们稍稍延续残喘。不料今年入秋以来，淫雨连绵，昼夜如水倾注。又加上山水暴涨，以及黄水田、拦马河泛滥，从邳县、睢县等地直灌沭县境内，淹没的惨状只见水天一色，百里之内没有炊烟。不仅是积水泛滥淹没田地，也和安东县等案所报的田地沉没、人口溺亡相同。仔细想来，粮食从土地上产生，没有土地凭什么征粮？鞭税由丁口出，没有丁口凭什么缴纳鞭税？如果不向上天详尽呈请，谋求一个统一而长久的办法，不仅百姓性命令人忧虑，也会影响官员的考核成绩。即使官员身在天台、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面对应该征收的赋税，难道真能一一到水边去询问吗？恭请体恤水灾越来越深、民生越来越困窘，施以拯救溺民、救济灾民的广大恩德，思考安定上面、保全下面的最好办法，据实申报详请，为百姓请求生路，阴德万代流传。呈文报到县里后，据此，该卑职查得，沭县谨报安东县积水泛滥、田地沉没、丁口溺亡两案，承蒙上级 题请蠲免灾民赋税，使他们幸得重新生存。康熙二十二年冬，奉江抚都院委派勘查，报告两案共计干涸田地六百一顷一十五亩二分五厘。已经题报升科入档。只是查得田地虽然稍稍露出地面，实际上都是沙荒地，无人耕种。只希望今年招集流亡百姓，勉强播种，稍稍补全国赋。不料从夏到秋，各处河水暴涨，从宿迁县等地流下来，水势溢出，沭县成为各水汇集之区。不仅去年冬天报告已经干涸的土地又沉入水底，就是未被淹没的田地也遭到浸泡。卑职从南闱回到县里，只见四野汪洋，亲眼所见，内心悲伤。愧居牧民之职，不能不赶快为百姓请求生路。应当据实向本府申报，体恤沭县百姓屡遭奇灾，恳请将已干涸土地所增加征收的漕粮和正常赋税，赶快具文详报题请蠲免。末吏和灾民都将永远承受皇恩。以上情形，详报府里。据此，除了一面派专员迅速前往确实勘查、另行报告外，事情关系灾害损伤，拟合通详各级，以上情形到达本司。据此，本司查得，淮属地区地势低洼，入秋后淫雨连绵，各处河水暴涨，积水聚集而无法排泄。如今淮安府将睢、沭二县田地被淹、房屋倒塌的情形详报前来。除了一面迅速行文批示淮安府，责令赶快通知各县用心安抚，设法赈济，并确实查明是否构成灾情，以及府属各地是否超过规定期限，查明后另行报告外，事情关系地方灾害，合应通报。恭请迅速核定裁夺，并准予题报等情形到达。【臣】据此，【臣】查得淮属睢、沭二县地势低洼，接连遭受水灾，承蒙 皇上体恤百姓艰难，屡次施行蠲免和赈济，使灾民得以稍稍延续生命。如今据布政使章钦文详报，今年入秋后淫雨连绵，各处河水暴涨，以致田地被淹、房屋倒塌等情形。除已迅速行文责令该司，委派能干官员亲自前往确实勘查，查明究竟是否成灾，依照常例造册结报，并将灾情及是否逾限日期一并核明后另行详报外，在题报之外，只是根据所报告的秋灾情形，按例应当先行上报，恭请皇上明察施行。多年未完的漕粮赋项，已经蒙恩分五年征收；积压拖欠的正常赋税，更祈求蠲免或缓征，以扩大 《皇恩以救济百姓困苦疏》三吴地区的赋税居天下第一，军队储备和各项供应所依赖的实在很多，我 皇上承蒙上天赐予智勇，任命将领、授予兵权，深远的谋略和圣明的筹算，威势震动海边。然而运输供应从不匮乏，江南每年本色、折色赋税达五六百万，比其他省份大概多出数倍。我皇上顾念这里是财赋重地，即使在军需匮乏之际，仍然蠲免租税、赈济饥民，恩典抚恤极其周备。近来 圣驾东巡，洪大的恩德广泛施布，蠲免漕粮和丁税，免除带征漕粮欠项，免除一时并征的负担。诏书到达的那天，白发老人和黄口儿童，无不举手加额，感激流泪，认为皇上的仁德如同上天，超过唐尧、虞舜而胜过三代，实在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事。只是漕粮虽然承蒙 天恩蠲免，而地丁钱粮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合并征收，民力仍然苦于难以支撑。每次【臣】出行，士民围绕马首哭诉，请求代为陈述，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如此。【臣】因为 国家赋税关系重大 皇上的隆重恩典不能任意求取，便晓谕他们国家大义，使他们各自勉力输纳，而士民仍然惶惶哀求不止。后来我思考，即使合并征收，对 国家【臣】哪里敢妄自有所请求？但是对国家的计策并无补益，而下层百姓实在遭受苦累；【臣】若不为他们上奏陈述，就是失职，辜负皇上恩典了。所以斗胆为我 皇上陈述此事。【臣】查考苏州、松江等地的赋额繁重，即使在丰年，收入也常常不足以抵偿支出；到了康熙十八、十九两年，灾荒异常严重，拖欠尤其多。今年的尾欠就成为来年的带征，下年的未完又成为次年的并征，年复一年相互承接，一天天增加。百姓终年辛劳，不过每亩收获一石粮食，想在缴纳正常供赋之外再兼完积欠，势必无法做到。况且钱粮在公家虽有起运、存留和漕项的区别，但百姓缴纳时总归编在一项，本来没有差别；未完起运、存留钱粮的百姓，就是未完漕项的百姓。如今计算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的地丁钱粮，正在同时追催，而康熙二十四年的新粮又开始征收了。州县考核催征，大多十天设一个期限；假使每天轮流考比，一年之中十天里只有三天空闲，七天都要赴衙应比。靠近城郭的百姓尚且能够稍稍休息，穷乡僻壤的人奔走道路，匍匐到公堂，想要尽力从事农桑，也不可能。假如有关官员见考核期限紧迫，没有时间顾念民生，或者一天之内同时考比数年的欠赋，那么先因某年的欠赋而鞭打，接着又因某年的欠赋而加重责罚，百姓血肉淋漓，哀号之声直冲上天。上天的和气也一定会到来。【臣】仰体 皇上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的仁德，时时告诫有关官员。既不忍心让遭受疾苦的遗民承受这种摧残，又不敢因固定的期限和考核制度而宽缓放任。实在担心百姓积欠已经很多，剜肉补疮也没有办法，只能刮削皮肉、磨损骨头来勉强应付催征考比。官员知道逐年积压欠赋，催征办法已经穷尽，也只能一再降职革职，以图推卸负担。结果，官员更替越来越快，钱粮事务的头绪越来越乱。加上蠹役乘机侵吞欺诈，小民接连逃亡。国家赋税必然会大为亏缺。【臣】愚昧地认为，民间只有这么大的力量，合并征收数年，百姓缴纳的总数并不会增加；带征一年，百姓缴纳的总数也不会减少。而分年带征，官员可以免除害怕考成、瞻前顾后的弊端，革除以新补旧的弊病；百姓可以免受数日连续赴比、荒废农桑的苦处，所保全的实在很大。因此斗胆叩首恳请 皇上推广带征漕粮欠项的恩德意旨，俯

译允。【臣】请求，康熙二十三年的钱粮尚未奏销，不敢请求缓征。至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百姓拖欠的地丁钱粮，请俯照漕项的例子，从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以舒缓百姓困苦。【臣】又想到，这几年中，康熙十八、十九两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田地多已荒废，人口多已逃亡；如今已经五年，有牵连亲族的，有连累邻户的，所谓有粮无田、有户无人，确实不少。倘若 皇上的恩典把这两年的欠项一概赐予免除，准许从康熙二十年以后分年带征，务必全部缴清。这样，百姓既没有合并征收的负担，官府也没有悬欠的项目，然后再按照考核成效的法令办理，百姓自然也各自有了心愿，已经感受到皇恩。皇恩又使人感到警惕。有了这样的功令，谁不踊跃争先，以缴清国家的正赋呢？这实际上有益于国库，无损于国家的财政，而江南士民也都歌颂。皇上的仁德亿万年永远无穷。《泰州灾后又遭灾请求从速蠲免抚恤疏》。泰州处在高邮、宝应、兴化等州县的下游，一向被称为水泽之国。自康熙七年洪水成灾以来，田地沉没，百姓生活困苦，幸蒙防护。皇上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水放在心上，频繁颁布蠲免和赈济的命令，使幸存的百姓得以活下来；又在微臣所亲见等事项的案内，准许将被淹田地的钱粮免除停征。如今每年冬天查勘清楚被淹、干涸的确数，分别蠲免征收，历年都遵照办理。到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这个州的田地陆续全部干涸，随即据实查勘申报具呈。题报中，微臣所亲见等事项的案内只包括山阳、清河等七州县，泰州并不在其中。微臣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接任巡抚事务，到了十一月，据泰州里民呈诉，该州田地自康熙二十二年又被水淹，情词迫切。微臣立即查考卷宗，该州田地已经申报全部干涸，怎么能妄称又被淹没呢？况且又没有地方官的申报，难以凭信，便批令布政司转委淮扬道副使多弘安亲自前往查勘，务求确实，不得稍有虚构捏造。此后又接到该道详细报告复被淹田地的情形。微臣查考田地疆界，难道会没有高低之分吗？册籍中有许多没有说明清楚的地方，恐怕有虚构捏造。于是又据该司详细委派苏州府同知金鉴防，同扬州府同知朱射斗前往复查。微臣又恳切地当面告诫他们，务必秉持公心、谨慎办理，仔细查勘，不得稍有扶同捏造。如今据布政使章钦文详细称报，同知金鉴等人踏勘田亩后说，泰州田地原分为上河、下河；上河田地早已成为肥沃良田，只有下河一带与兴化接界，地势最低洼，海口没有疏通，高堰湖的水时常漫溢，淹没和干涸没有定期。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正值大旱，田中的积水全部干涸。康熙二十二年，虽然已经干涸的田地又被淹，但由于雨水突然上涨，还希望很快消退，所以前任抚臣在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十一年〕 题的案件中不敢立即请求蠲免。到了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湖水暴涨，横流向旁边灌入，没有排泄的道路，水只进不流，直到现在田地仍沉在水底，难以播种等情形。微臣认为，被淹田地干涸后，固然应当随时查报，开始征收以足额赋；如果干涸后又再次被淹，也应据实陈报。请求以此获得宽免和抚恤，使我。皇上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一样，远远超过千古以来的君主。皇上巡幸经过这里，看见百姓的房屋、田地被水淹没，内心深深忧痛。圣上的心怀。特意派遣大臣沿海查勘，不惜耗费经费，专门派官员疏浚下游，希望百姓安居本土、恢复产业，万民都欢呼祝颂。愿皇上圣寿无疆。泰州所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年原先申报已经干涸的田地，经过多次查勘，确实又被淹没，现在难以播种，所应征的钱粮实在难以责令缴纳，急切恳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十一年〕 皇上的仁德准许暂时停征缓征，以后仍归入微臣所亲见等事项的每年冬季查勘案内，同山阳等州县一样查勘；干涸后另行申报并开始征收。如此浩荡的皇恩，实在不是微臣敢妄自期望的。《郡守因公被降职调任，士民申诉呼吁迫切，代为陈述民情疏》。微臣管辖七府，现在缺少知府的有三处。常州府降职调任的知府祖进朝，任职还不到一年，向来听说他操守廉洁正直，办事勤勉谨慎，微臣内心很看重他。近来因为失察法宝一案，部议决定降职调任，奉有。谕旨，因此常州五县的绅士、商人和百姓都不知道。朝廷的功令。他们认为祖进朝任官以来，很能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突然听说他要离任，便捶地呼天，号哭停市，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父母一样，纷纷赶到微臣衙门，请求代为。题请挽留，每天不下数千人，街道都被挤塞，哭声震天。更有面色苍老、头发全白、年过八十的人，平日闭门静修，脚从不踏入官府，也来到微臣公堂叩头，请求代为转达。上达天听。微臣劝告他们说。朝廷自有既定体制，保留官员的旧例早已停止，你们应当安静等待吏部选任新官，不要烦扰官府和士民，使悲痛更加深重。他们认为，常州四十年来没有像祖进朝这样爱护百姓的人。他减轻差役和耗费，兴办学校、端正风俗，收敛奸邪、铲除暴行，平息诉讼、安定百姓，各种善政使穷乡僻壤都受到恩惠，豪强和奸胥都不敢作恶。皇上忧念东南，例如江宁府知府于成龙，曾经得到皇上。特别恩典，越级提拔，吏治大为改变。如今祖进朝的操守和才干，确实可以同于成龙相匹敌，却仅仅因为一次过失被贬，万民惊惶，几乎不想活下去。说完眼泪直流，不能停止。微臣再三安慰他们，答应代为。题请挽留，大家都盼望。到宫阙前叩头后才离去。又听说到督臣衙门控诉的也不下数千人。微臣不知道祖进朝为什么能如此深深感动人心。微臣查考失察法宝一案，无锡县知县徐永言因为协同捉拿而免于议处。祖进朝身为郡守，对失察之罪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何况部议要察取督抚的职名。微臣受理此事第四天就捉获法宝，因此受理之日已经成为失察之日，自当静候处分，哪里敢代替他冒昧上奏？只是常州是江南的大郡，一个月以来，读书人不能安居学校，农民不能安居田野，商人不能安居市场，行旅不能安行道路。微臣担心皇上特别施恩。选拔授予封疆大任，属下官员中败坏操守的可以加以纠劾，廉洁有才能的人却不能为他说一句话，这不是公正。民情如此惶惶不安，却不替他们解除忧虑、安抚整治，这不是仁爱。因为害怕获罪而闭口不言，使民情不能。上达圣听，这不是忠诚。三者中只要有一项，都会辜负。皇上的恩典，无处逃避罪责。因此微臣同督臣反复商议，怎敢顾避斧钺之诛而不为他们陈奏。这份奏疏是从通达民情的角度出发，并不敢违背旧例。题请挽留。恭敬地感谢。《恭谢天恩疏》。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皇上颁赐《日讲易经解义》给微臣。微臣随即恭敬地设置香案，面向宫阙叩头，只接受圣赐。恭敬地想到我。

译皇上的道德与乾元相合，光明同日月照耀相符；端正帝位、凝聚天命，秉持刚健中正之道，使六爻八卦的作用都得到发挥；富有而日日更新，体察《易经》简易的道理，使三极两仪的义理都完备。把神威奋扬于遥远的疆域，如太阳照耀、雷霆震动，使万国都安宁；把恩泽施布给众多百姓，如云运行、雨降落，同四时的秩序相合。大概显明地施行、暗中地发挥作用，无非是河图洛书尚未显发的精华；推究深远、探索幽微，更穷究河洛以来的理数。把道理说在心中，反复研磨思虑，参伍错综的变化一定详尽；以之为乐并加以玩味，安居其中而心安，卦象的变化、义理和言辞也都得到理解。效法天德而刚健行事，已经具备自强不息的功效；观察人文而使教化成就，尤其把教化之思无穷作为根本。于是颁行这部《解义》，昭示群臣，使一人的范围之内已经贯通健顺刚柔而施行政教；推行到各个官职之前，使他们体察盈虚消长来宣扬治道。从此家家传诵，如同观看悬挂的卦象；二爻五爻相应而位置恰当，上下相交而志向相同，容纳保全可以无疆，心存诚信而教化流行。微臣行事多有悔恨和过失，见识昏昧而不能通达，从前侍奉。在宝帐中陈述经义，惭愧自己孤陋，未能听闻精妙的道理。聆听圣上玉音阐发，才知道。圣人自有心传。如今微臣担任封疆大吏，时时还能够神游其中。宫殿台阶之下，瑶编降临，恍惚间仿佛依傍。御座而趋前行礼，重新披阅深奥义理，宛如亲自接近。天子的容颜近在咫尺，怎敢不深深警惕？像覆鼎之忧一样自我勉励，不敢顾惜自身，只能仰承。顺应时令、养育万物的深奥道理，怀着敬意接受训诫规约，僚属也承受。设立教化、巡视四方的深切意旨，敢于用来告诫编户百姓。《恳请体恤积年困苦，大力蠲免抚恤，以保存要地疏》。淮安府所属地区，处在长河大湖的岸边，民间田地多因积水未消而难以耕作，地利已经丧失，困苦日益加深；再加上土地贫瘠、地势受冲，百姓贫穷而赋税沉重，其中又以宿迁最为严重。恭逢。圣驾东巡，询问民间疾苦，宿迁县生员陆尔谧等人以及百姓张士弘等，因请求免除暂时加征的三饷、失额丁银、失额粮、土地荒旷土质空虚所悬欠的四项，具奏陈请。我。皇上巡幸宿迁时，亲眼看见民生穷苦的情状。特地下令让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微臣确实查明后据实具。题。微臣捧读。恩诏，仰头看见我。皇上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水放在心上，远远超过千古以来的君主；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生，都会令圣上忧虑。圣上的忧虑。这正是使宿迁百姓脱离水深火热而登上安乐席榻的时候。微臣怎敢不仰体皇上的仁德，尽心详细查察，以符合如同。上天覆盖滋养万物的仁心。随即命令江苏布政司逐项彻底查核，不得虚报，不得隐瞒，据实详细报告。命令发出后，如今接到布政使章钦文取具结状并详细复核的报告。微臣查得，陆尔谧所奏的暂加三饷一项，就是《全书》所载的九厘地亩款项，始于明代万历四十七年加征；而宿迁一县摊派银两达到四千三百零二两八钱六分有余，并随正赋征收水脚。我朝定鼎初年，凡明末各种杂派都赐予免除，一切钱粮都按照万历年间的税额起征；但这一项因为是万历末年增加的，所以当时没有得到特别恩典，仍照旧摊派征收，沿袭至今。只是想到该县田地，不是靠近河流、湖泊，就是沙砾、盐碱地；不但被淹土地遥望无期地等候干涸，即使已经升科的田地也荒瘠难以开垦，百姓生活困苦，实在同其他地方不同；况且田亩税则又比邻近的海州、赣榆、邳州、睢宁县等州县更重，所以士民的呼吁格外迫切，仰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三百二两〕 特别施恩，将宿迁县九厘地亩这一项破格全部蠲免，以扩大。皇上巡幸的恩泽，实在是千载以来的盛事。又有失额丁银一项，《全书》刊注称，该县人口屡因兵火、水旱灾害而逃亡，缺少银三千二百七十两。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前漕运巡抚臣蔡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钱〕 题请，部议复核，准许都在原额田地之内带征，并仍严令督促设法招徕流民、清查补足。这只是当时权宜之策，原本不是长久之计；还希望逃亡者归来恢复户业，随即减除，哪里料到该县田地沉没荒废，屡屡被报告，百姓没有固定产业，现有的人也难免逃亡，欠缺的人又怎么能够恢复生产，以致年复一年因循让现存百姓包赔？微臣查得，民间缴纳钱粮、丁税和田赋，原本各有分别。如今让贫瘠土地按亩缴纳赋税，尚且难以支撑，何况缺额丁银，怎么能长期摊赔？即使该县有后来申报的垦田，也都是地方官劝谕现有人丁勉力开垦，并不是另有逃亡后复业的人丁；况且顺治年间形成的多年旧缺额，哪里能够清查补足？合请。皇上将前项缺额丁银暂时免征，督令地方官尽心招徕流民。几年之间，流民知道没有摊赔的痛苦，也许会逐渐返回故土；将来在编审案件中陆续增补，以符合原额，实在最为便利。至于失额粮地一千六百六十九顷五十八亩，是因为该县地处湖边，土地坍塌而失去税额。在康熙三年丈量缺额之前，已经多次在前任抚臣韩所请免除丈量坍塌田地等事项的案件中。题请蠲免，奉。奉命下令督臣麻亲自查勘确实。康熙九年间，部议复核，准许将康熙九年的钱粮暂时停止征收，而康熙十年以后仍照旧征缴。又续报荒地六百二顷三十四亩一分，因为粮田永远沉没等事，请求蠲免祠堂、骆马湖等处沉入水中的田地一案。前任抚臣马奉命亲往查勘，发现有山岗荒废之地，具疏。题明，部议复核，招集业户开垦。如今该司、府虽然已经派县查明，失额田地沉在水底，申报开垦的荒地又都是石田，详细请求豁免。微臣因为是永久蠲免钱粮的事情，务必要求详慎办理；况且该县现有粮田、永久沉没决口、土地废弃两个案件中，奉。命停止征收的前项失额田亩，是否就在其中？至于后来申报的荒地，是康熙十六年认定开垦的，如今称确实是不毛之地，并没有虚构捏造。又经命令该司备文移交淮徐道佥事常君恩，亲自前往宿迁逐一详细询问。据称，失额粮地是在康熙三年丈量时形成的缺额；粮田永久沉没、决口和土地废弃两个案件，则是在康熙十一年、十六年申报被淹。当时里民各自依照受灾区域图开报，前项坍塌田地确实在两案之外，另有坍塌，过去失去的钱粮数额还没有奉准豁免，原案现存可供核查。后来申报的荒地，过去因为军饷急需，部文招徕开垦，所以把山岗和板结荒地申报升科。没有料到申报以后，难以耕作开凿，仍然是一片丛生荒地，应当升科的赋税只是虚认而共同缴纳等语。微臣认为。圣朝根据土地情况征收贡赋，必须百姓尽力耕作田亩，然后才可以责令他们输纳。如今宿迁县失额的粮地已经付诸水波，后来申报的荒地又属于砂砾地，难以开垦。经过该府、县查明，又委派淮徐道常君恩亲往查实，都有不作虚假、确实可靠的结状，既没有虚报冒领，理应一并。

译题请豁免，使包赔的负担全部解除，尽力消除多年积累的困顿，万民也会欢呼祝颂。圣寿无疆，亿万年长久，人人都知道我。皇上巡幸所到之处，都会施加非同寻常的恩惠，不只是像古代巡视耕种、巡视收获那样而已。《续报扬州所属地区遭受异常水灾疏》。扬州所属的高邮、泰州、宝应等州县，地处淮河、黄河下游，众多湖泊汇合之处，一向被称为水泽之国。自康熙七年堤坝决口以来，下河田地长期沉没，灾民流离迁徙，惨苦不堪，向来处在。圣明洞察之中。幸亏依靠。皇上的仁德浩荡，频频颁布蠲免和赈济，使幸存者还能够活着，不至于全部填入沟壑。这都是我皇上深厚仁德、恩泽养育的结果。近年以来，天意顺遂，雨水和日照都适时，高地的田地已经获得收成；即使查勘为干涸的田地，灾民也无不感奋，努力播种，希望有一点收成来缴纳赋税。国家的赋税。没有料到，今年从夏季到秋季，大雨倾盆，连续下了一个多月。先据兴化县详细报告受灾情形，已经同淮、徐二属的邳州、山阳等州县一起题报在案。如今又接到高邮、泰州、宝应以及江都县纷纷详细报告，雨水日益积聚，没有道路排泄；又加上黄河、淮河水位一起上涨，众湖漫溢，万条沟壑水势沸腾，堤坝难以抵挡，致使将要成熟、已经干涸的田地，无论高低，全都被淹没，所种秋禾都沉入水底，房屋漂流，男女哭号，凄惨情形难以描绘。微臣阅看之后，十分忧惧震惊，一面迅速命令各属设法抚慰安置，一面下令布政司确实查核；至于现正在由委派官员确查灾伤等级的情况，另行上疏。题请破格蠲免抚恤。只是淮扬、徐等所属屡遭水患，百姓生活困苦，今年的水灾又不是寻常灾情可以相比。微臣仰体我。皇上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一样的仁德，已经命令各属查明确实遭受严重水灾的灾民，动用常平仓中历来储存的粮食赈济，务必使他们得到安置，不致流离失所。至于动用粮食的数量和赈济人员姓名名册，另行造册报告；所有受灾情形，微臣谨同总督臣王、总漕臣徐联名具。题报。《淮扬水灾异常，紧急请求赈济抚恤疏》。淮安、徐州地区处在黄河岸边，扬州所属州县又在淮河、湖泊的下游；雍州、冀州、豫州、兖州的水，都以黄河为归宿，而宛水、汝水、梁地、宋地、颍水、寿水的水，又都以淮河和湖泊为归宿。因此淮扬本来就是天下的水泽之国。自康熙九年堤坝溃决以来，百姓已经不堪承受。幸赖。皇上频繁施行蠲免和赈济，才得以有今天。去年恭逢。圣驾东巡，看见水势弥漫、田地房屋被淹，内心深深怜悯。特意选拔能干官员，大力疏浚治理，仰头可见我。皇上不忍心让一个人不能获得安生，想使百姓从创伤困苦中恢复，登上安乐之席，这确实是像尧、舜那样上天般仁慈好生的心意。原以为从此便能建立治水功业，永远消除困苦，没料到今年五六月间大雨连绵，经过十天、一个月，又加上河湖水势汹涌，沟渠满溢，禾稼被淹，秋收完全无望。微臣已将各受灾州县的情形陆续入。告，并分别委派府、道等官员亲往各属，确实查勘灾伤等级，造具册结。题请蠲免抚恤在案。只是今年的灾情，不是寻常秋灾可以相比的。山东、河南都遭遇异常水患，因此黄河以北的水势泛涨尤其严重，而。题报之后，淫雨仍不停，到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大雨下了四昼夜，又遭遇飓风，海潮使万条沟壑水势沸腾，山水、闸水像从高处倒下般直冲而来；船只航行在堤防上，城市之间积水都达数尺。人们扶老携幼，四处奔逃，溺死者无法计数，悲号之声震动远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奇灾惨祸。微臣才能浅薄，却错误地治理这个地方，痛心自我反省，寝食俱废；随即移文通知督、漕、河、盐诸臣，飞檄司、道等官员，广泛询问防御和救援的方法，并广泛募集捐款，共同图谋赈济救活。如今失去产业的百姓，已经有人流入常州、镇江等地。微臣严令各地方官随处安抚赈济，不要让他们远迁而难以返回；否则将来田地永远荒废，必然造成重大损失。国家的赋税。淮扬、徐三属受灾州县共计二十多处，其中灾情稍轻的，救援还比较容易；至于淮属的邳、睢、山、盐、海、安、清、桃、宿、沭等州县，扬属的高、宝、兴、泰等州县，都属于积水之后的地区；徐州以及萧、砀二县田地荒瘠，家家都有逃亡人口，如今又遭遇这场奇灾，痛苦更加深重。微臣同地方各臣即使竭力捐输，买粮平价出售，又动用常平仓粮稍作赈济，但力量有限，只能暂时救济眼前；将来秋尽冬来，饥寒更加逼迫，无法接济，必然会使壮年人流亡，老弱者填尸沟壑。微臣查得，康熙十八年各属遭旱灾，请求赈济的饥民有百万；康熙十九年水灾时，仅高、宝、兴、泰、盐五州县以及江都县邵伯一乡请求赈济的饥民，也有三十多万，都承蒙。谕旨特意开设捐纳事例，并准许先动用库帑买米发放赈济，才得以源源不断地接济，饥民全都获得新生。今年的水患，比康熙十八、十九两年更加猛烈，受灾地方也更加广泛，饥民应当也不止数十万；如果不请求。皇上大施仁德、广降恩泽，百万生灵哪里能够全部存活？微臣如果不早早进言，便是辜负圣恩，罪责无法逃避。如今捐纳事例已经停止，哪里敢冒昧请求？只是救荒没有奇策，而拯救溺水之人又刻不容缓。若没有激励劝导的典章，人们就会观望，谁肯争先？请。敕令有关部门略微仿照往年赈济的事例，酌量减免数额；或者准许士民、顶戴的贡生监生、官员以加级、记录以及抵罪还级等项目捐纳，这样人们知道受到鼓舞，也许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如今已经秋深，寒冬即将来临，恐怕饥民等不及，乞请准许微臣先借用司库款项，或拨用盐课银两，挑选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前往江西、湖广采购麦子和米，分别运往各属赈济；事情结束后另行报告请求销账，或者另行议定归还办法。这样就能保全国家数十万耕田纳赋的良民，也就能够培。国家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元气。如此浩荡而特殊的恩典，出自。皇上，并不是微臣敢自作保证的。《饥民急切盼望赈济，请先动用库帑买米疏》。据江苏布政司布政使章钦文详细称报，私下考察淮扬徐三属连年困苦，如今又遭遇水灾；让仅存皮骨的百姓面对这场怀襄震荡的灾祸，他们颠沛困苦的情形，已经屡次绘图上。

译告，实在已经惨不忍睹。可是近日水势不退，反而更加弥漫。接连据各县急切呼号，都说飓风和淫雨接连摧残，山瀑、河流交相泛滥，城墙到处倾倒，陆地变成河流，村庄废墟一望汪洋，河堤细如一线。灾民扶老携幼，沿途流离，乞食无门，栖身无地。如今逐渐进入深秋，饥寒一天天逼近，难道忍心眼看他们死亡吗？因此发放粮食、分散赈济，实在一刻也难以延缓。可是各县储存的粮食不多，劝捐又难以仓促办成，只有动用银两委派官员，尽早到江南、湖广买米，分发赈济，这是最重要的办法。本司查考康熙十八年等年，也因灾民断粮而无钱赈救，在赈济款项无从筹出的案件中，奉督抚部院。题准，部议复核，既然称江南省遭受严重旱灾，蝗虫又接连发生，饥民断粮，与平常荒歉不同，应当按照该督抚所。题报的办法，依照乌沙船工事例捐纳，直到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停止；将现存剩余的仓库米、麦和银两酌量先行发放赈济，等捐输后补还。奉命依议钦遵施行。本司遵照办理，当时接任的丁布政搜查仓库，已经没有剩余银米，随即详细报告，准许动支司库正项，分头散发赈济。后来又详细题请延长期限，从康熙十八年冬季开设捐纳事例起，到康熙二十二年春季止，共得到银四十七万三百二十两；扣除康熙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已经用去的赈济银四十一万六百一十八两五钱有余外，还剩下急公捐纳银五万九千七百一两有余，这在赈济案件中报部可查。后来，这项捐纳事例又在再次陈奏水利案件中，经前任抚院请求疏浚白茆、孟渎两河，先动用正项库银办理工程，使盼望赈济的饥民能够到工地做工糊口，寓赈济于工程之中，请求延长捐纳事例以补还款项，部议复核后准许，仍开设这十二项事例捐纳补款。当时又多收银八万三千二百五十两，尚未动用起解。这些剩余捐银虽然属于公帑，但原本是官员、绅士、生员等为急公而缴纳后多收的余款，同此前捐赈准许动用仓库剩余粮款的例子相符，而且不是地丁正项库银，是否可以从中酌量动支。至于需要银两的数目，查得淮扬、徐三属应当赈济的受灾州县、卫所灾民，房屋荡然无存，他们到哪里去寻找食物？虽然现在各属正在查取真正断粮的男女老幼确数，但一时难以确定。应当请从十月初一日开始赈济，直到第二年麦子成熟时为止；总计两府一州所属州县、卫所的饥民多少不等，大约不下数十万，需要米粮很多。如今只有先把本地捐得的粮食在期限到达时先行发放赈济，随后再买米酌量运送供给。趁着新粮刚刚收获，应请先动用银三万两，选派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经政；再动用银二万两，选派苏州府海防同知刘三杰，前往湖广、江西等地采购。仍请行文通知两省督抚部院，听任他们按时同民间平价买卖，迅速运回，分别酌情发放，仍照前项事例捐输补还。这些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的灾民，就是将来耕种田地、缴纳赋税的百姓；他们连年遭受灾害，长期承蒙。皇上的仁德破格蠲免赈济，使他们保留一线生机。如今水患滔天，百姓都艰难觅食，实在不是平日寻常灾伤可以相比。仰赖恳切陈请，大力施降。恩泽，使百姓从创伤中恢复，登上安乐之席，不致失所流离等缘由送到。微臣据此认为，微臣所属的淮扬徐地区，今年夏秋淫雨连绵，田禾被淹。微臣已将各州县受灾情形屡次入。告；又将失业饥民急需赈救、劝捐力量难以普遍且恐怕不能持续的缘由，具疏。题报。明日又据布政司将各委派官员查勘清楚的灾田等级造册结报，微臣具。题，正等候部议复核，分别蠲免抚恤。只是受灾州县二十多处，都因五月至八月淫雨、飓风接连肆虐，又加上河湖泛涨、山水骤发，致使田地沉入波底，房屋漂流，失业穷民没有衣服、没有食物，老幼哀号，只能依赖赈济稍稍延续残喘。况且转眼就是严冬，饥寒更加逼迫；如果等到部议复核的文书到达后才动银买米，往返道路迟缓，来不及救济，势必流离而相继死于沟壑，有负。皇上如同上天一样的仁德。如今接到布政使章钦文的请求，拟从开浚白茆、孟河所多收的捐输事例银中动支五万两，选派苏州府同知刘三杰、松江府同知李经政前往江西、湖广等地采购米粮，以资接济，仍等捐输后补还等情报来。除严令委派官员星夜出发，赶紧采购，务必不得虚报冒领，迅速运回分头发放赈济外，所有借动库银买米的缘由，微臣谨同具。题报。《详细陈述苏州、松江拖欠赋税难以清理缘由疏》。微臣认为，财赋是。国家根本的谋划，而苏州、松江尤其是最重要的赋税地区。微臣才能平庸，却错误地治理这个地方，眼看钱粮连年拖欠，每到奏销的时候，多的曾经欠到五十多万，最少也不下三四十万，日夜忧惧，害怕无法仰助国家财政，始终惴惴不安。起初怀疑官吏怠慢玩忽，后来怀疑豪强顽固抗拒；但一年来询问年高有德之人，体察民间隐情，间或巡行田间小路，访察田地高低，考核赋税科则多少，这才知道苏州、松江拖欠赋税，实在是因为民力艰难。斟酌调剂，贵在及时，敢于尽心替我。

译皇上陈述如下：苏州、松江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一个人所耕种的田地不过十亩，又依山傍湖，旱涝难以均衡。即使丰收之年，所得也很有限。可是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等名目多得数不清；奉养父母、抚育子女、婚嫁丧葬，又都要从其中支出，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仍不能免受鞭打责罚之苦。因此苏州、松江的风俗虽然喜好浮华，但唯独耕田纳税的农民实在最为艰难。两府同常州、镇江、嘉兴、湖州土地相连，而赋税额的轻重却相差悬殊。即使江、浙、闽、楚都被称为财赋之乡，区区两府土地没有增加，却可以承担大省一百多个州县的赋税，民力因此一天天困乏。两府田赋沉重，固然起于明初。微臣曾经考察，洪武年间没收张士诚部将士的私产，称为官田，赋额特别沉重，而民田起科较轻。永乐以后漕运越来越远，加征的耗费越来越多。宣德、正统年间，巡抚周忱上奏减免苏州租粮七十多万石、松江租粮三十多万石，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到了嘉靖初年，苏州知府王仪请求实行均田法，把官田、民田全部登记后相互调剂，当时稍稍挽救了官田的弊病。只是正耗兼并征收、科则繁杂，官吏很容易从中作奸。后来把耗米作为正粮，又把漕运纲费额外向百姓征取，因事加派征收，又有所谓九厘地亩之类，日渐增加，不再是正德、嘉靖以前的旧制。到了启祯年间，军饷极其紧迫，加派日益繁多，百姓已经无法承受。本朝定都建国以来，田赋全都按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办理，彻底革除了明末没有定额、任意征收的弊政，确实可以说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近些年又因时制宜，像白粮经费、运军行月、永折加价等项目，都载入《全书》。官府征收、官府兑运的办法，最称便利百姓，不可再更改。然而这也是因为明朝赋税沉重、徭役繁多，往往把损耗当作正额，不得已才采取的补救办法；而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顺治初年，钱粮起运与存留各占一半，考成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后来因为军饷急迫，起运解送的数额增多，又制定了十分考成的规定。即使只差一分没有完纳，也难以逃过户部的议处。把拥有四十多万钱粮的州县，和钱粮总数还不到几千、或只有一两万的小县，一律按同样标准考核。做这些地方官的，即使贤如黄霸、鲁恭，又怎么能够自行免除贬谪责罚呢？一个人跋涉千里来做官，谁肯因为没有催征钱粮的办法，甘心自暴自弃呢？一旦有了顾惜功名的念头，各种辗转敷衍、苟且应付的办法就会产生。有的用存留钱粮抵充起运数额，有的用这一项钱粮借支另一项，有的用新粮抵偿旧欠。参罚期限逼近，就把欠额说成已完，赔补却十分艰难；又把已完的钱粮说成欠额，种种弊端，无法一一追究。一旦被查出，个人和家产都会丧失。官员频繁更替，奸猾的书吏便借机作恶，事务头绪混乱，任意侵吞渔利。即使严加追比，最终仍然有款额空悬。只有康熙二十二年恰逢丰年，二十三年承蒙防灾免征。皇上恩准免除漕粮，所以仅有一两个县的地丁钱粮全部完纳，仍然有许多挂欠。又因为超过年限才申报完纳，不符合议叙的规定。官员的才力相差并不很大，难道其他省的官吏办事能力特别强，而苏松的官员催征钱粮偏偏无能吗？实在是百姓的膏血已经耗尽，地方官的智谋勇力也都困乏了；而仕途功名已经绝望，官员以操守自我磨砺也难以指望。人心已经灰冷，地方还依靠什么呢？吏治和人才，都十分可惜。多年积欠，只能等待赦免。我 国家广施恩泽、颁赐大赦，每逢一 道赦诏，苏松就免除租税，多的有百万，少的也有七八十万。这说明粮额虽然沉重，原本就不是能够完纳的数目；与其 等到百姓穷困之后才因追呼催逼而赦免，何如在尚未开始催征考核之前酌情减免，使他们得以保全生计、安享太平，而且并不损害 国家每年实际收入的钱粮呢？苏松的户籍和田地荒废之处，到处都有。【臣】常常委派官员逐亩实地勘查，并不是所有田地都是石田、都不能耕种。只是因为田地的产出抵不上赋税，力量又难以承担徭役；一户逃亡，连累数家，小民畏惧，不敢承租耕种。倘若 皇恩稍稍赐予宽减，谁不会踊跃恢复产业呢？数年以后，按亩增加赋额，就会看到田地数额逐渐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日益充裕，这就是免除无益的虚额，而取得新垦田地的实际赋税。此前诸臣屡次陈请，正逢战事纷繁、军饷将要告罄之时，而且都说这是前朝的苛政，想恢复宋、元旧制，形势上难以实行。如今依靠 皇上的德行威望远播，海外日出之邦、遥远而不来朝的国家，没有不叩首来进贡、争先恐后奉献珍宝的，这正是 国家休养百姓、培植根本的时候。上年 皇帝亲自巡行，深入看见乡村萧条的景象，深深忧痛 圣上的心情；又免除漕粮，免除人丁赋税，并带征积欠，深厚的仁德恩泽浸润到肌肤骨髓，老人和儿童感动至极而流泪，认为自己生逢 尧、舜那样的君主，君主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来怜惜。如果地方官能够把百姓的艰难 上报皇上，一定会大大施加 恩泽，根除三百年来的痼疾。【臣】身在地方，按道义没有可推卸的责任，不敢远引宋、元的说法，也不敢拿常州、镇江、嘉兴、湖州的例子来比较，只叩头恳求我皇上想到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察知虚额并无益处。请皇上亲自决断，发布 德音，达到这里。在编纂《简明全书》的时候，广泛汇集 朝廷议论，把苏松钱粮全部核算清楚，按照各项科则酌量减去一两分，确定一个适中而能够完纳的实际数额，不要保留过重、必然拖欠的虚额。再把科则略加归并，使其简明易懂，便于稽核。或者把赋额最重的州县另立劝惩条例，不与小县按照同一标准考成，使守令知道可以长期任职、可以升迁，不至于苟且因循、使政务废弛。这样或许田野中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百姓没有不能完纳的租税，民力充裕而吏治清明，赋税充足而 国用充足，亿万年无边无际的太平福祉，关键就在这里了。【臣】并非不知道赋额已经确定很久，不便轻易更改，只是体察 国家治理土地、经久长远而没有弊端的原则。如果有不完善之处，正应当变通，何况这是前朝遗留下来的苛政呢！我 皇上神圣而树立天下准则，事事都足以垂范万世，这件事尤其关系到 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的大事。宏大的谋略和长远的筹划，总要由 皇上的睿智裁决，并不是微臣所能仰望赞助的。谨陈调剂驿站困弊的办法，以杜绝耗费，清理款项。我私下认为，设置驿站是用来沟通 命令、加速章奏传递的，意义十分重大。仰赖 皇上的圣德和天威，海防安宁，没有军机重务需要星夜奔驰的事情，但出使各地的皇华使者以及海外异域的朝 觐见和进贡，仍然不断络绎于道路上。【臣】所辖江苏七府一州，是浙江、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的交通要冲，所属县的驿站钱粮定额，先前在《敬陈减差案》内裁减了十分之四，后来又奉

译恩诏准许恢复二分；近来又在《驿递差使甚少等事案》内，将恢复的二分钱粮查明议裁，已经具疏。题报清楚，等待户部议复了。只是【臣】所辖驿递既号称事务繁忙，淮扬、徐州等处又多有荒缺。按照旧例，凡因灾荒而免征、停征导致不足的款项，都按年查明缺额数目，由司库拨给，造册咨报户部核销。【臣】把平日听闻的情况同今天亲眼所见相参照，知道司库拨领有四件不便，请大略为皇上陈述。布政司驻在苏州，而淮扬等属近的有五六百里，远的有千里，至于徐州所属县则有一千二三百里。还要渡黄河、涉大江，波涛危险、道路艰险，都不少见。这里既要到布政司解送，那里又要到布政司领取，往返徒然跋涉；即使到了就发放，也要经过一月半月。假如稍有延误，守候还要再花时日。马匹嗷嗷待哺，哪里能长期悬等？这是第一件不便。司驿各官每天都要应付差使，势必不能亲自前往领取，有的委托家属，有的派遣衙役。所委托的人，难道都忠信而不会欺骗吗？有的浪费，有的疏忽，有的借衙门使费之名侵吞渔利，有的假借长途水脚费用而挪作空缺。马匹已经空腹，哪里经得起中饱私囊？这是第二件不便。司库拨补一切钱粮，虽然【臣】再三严禁，不让他们克扣索取，但耳目也有难以周遍之处，何况布政司事务繁杂，怎么能一一察觉？那么在投递批文、领取文书之间，能保证没有书吏作奸、刁难勒索，使费交纳的厚薄成为发放迟速的依据吗？这是第三件不便。驿站钱粮是马夫按人口领取的日常需要，必须按日发放；荒缺款项也不得不随时拨补。在司库，有时因为原款所属州县解送不前，有时因为别项已经动拨用尽，往往不能按年按款办理：有的拿别年的银两拨作本年使用，有的拿这一款应付另一项的需要，常常使户部官员驳回核查，年深月久也无法完结。这是第四件不便。【臣】查河工钱粮，已经总河臣靳辅题明，凡荒缺不足的银两，可以从起运银内就近拨补。如今驿站虽不敢与河工完全相比，但也是按日发放、万万不能缺少的款项。现在既然已经减定钱粮定额，所有原编不足以及荒缺、蠲停而应补的银两，应请比照河工先例，即从本州县地丁实际征收的银两中就近拨足。如果本州县邻近封界的州县应解裁减驿站银两，可以按数协助抵补别处的不足；每年由布政司会同驿传道预先确定确数，通知各州县遵照办理，同时报送【臣】衙门查察。因为邻近州县彼此形势相等，不需要打点使费，没有刁难扣减的弊端，也没有跋涉险阻的忧虑；仍各自在地丁、驿站奏销册中列明款项，既能清楚造册申报，也容易稽核，实在最为便利。【臣】查淮扬、徐州等属的地丁钱粮，除荒缺、蠲停以及应解河工、仓漕等款之外，仍有应解司库充作军饷的数额。现在用应解的银两抵扣本地应补的款项，再把附近成熟州县裁减驿站的银两中应协助别属的部分，统归司库充作军饷。总之，各属驿站中应解送司库的钱粮，就不必再去领取；应领取的钱粮，也不必再解送司库。既可免除县驿解送、领取和守候的辛苦，又可杜绝侵吞、克扣的弊端，还可省去钱粮混杂、反复核驳的繁琐，一举而有数种好处。如果担心邻近州县彼此地位相当，互相隔膜而不关心，或许会延误，也不妨申请布政司发文严催；凡属辖区之内，谁敢不遵？何必还要解送司库再转发，平白增加这些烦劳呢？【臣】曾因公事接见属员，询问地方疾苦；谈到赴司解送、领取驿站银两时，没有不皱眉相对的。即使布政使章钦文，也担心司役借机作弊而无法察觉，因而获罪并请求归养，主张各州县自行发放。近来又因裁减并恢复二分驿站银两，实在承受不起再有额外费用，以致驿路衰败，所关系的事情并不小，所以才敢援例陈请。题请。米色难以要求完全一致，谨请红米、白米兼收，以防灾民无力缴纳。我私下查知，淮属邳州、海州、山阳、清河、盐城、桃源、宿迁、睢宁、沭阳，扬属高邮、泰州、江都、宝应、兴化，以及徐州所属萧、沛、砀山等州县，去年秋天因防雨而受灾，又加上黄河、淮河同时上涨，田禾被淹，秋收已经绝望。【臣】按照惯例委派官员勘查清楚，奏 报以后，又经总漕臣徐旭龄将漕粮、漕项奏报灾情。题请分年带征，承蒙防灾 皇上忧念灾民，特意派户部侍郎臣苏等人迅速前往查勘，确实议定赈济办法，老人儿童没有不感激称颂的。圣德静候 恩旨。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到户部批复，其中说：除漕粮、漕项按照惯例不予蠲免外，灾外地亩钱粮中受灾九分、十分的，照例免除三分；受灾七分、八分的，免除二分；受灾五分、六分的，免除一分等。灾田地丁等项钱粮已经承受 蠲免的恩典，只是漕粮、漕项没有获准缓征。【臣】立即命令各属迅速催征、兑运、起运，以符合漕运期限。随即各州县纷纷申报，都说今年受灾最重，水面漫延千顷，如今已经到了年末，即使敲骨吸髓，也难以赶上冬季兑粮、冬季开运的期限，于是请求再次叩请 皇恩延缓到明年春天。【臣】查宿迁、兴化、邳州、盐城、高邮五州县，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和康熙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项钱粮，特别奉到 上谕：‘豁免受灾州县的钱粮，也已经按照惯例蠲免、缓征。那么淮扬士民虽然受灾严重，承受的 恩典已经很深，何况漕粮按例不予蠲免，灾情已经奉 俞允了；凡是士民，自然应当努力输纳来报答。’ 皇上的仁恩，哪里还敢再请求宽限？随即批示各地设法劝导征收，限期兑运，不得拖延。离开以后，各属又再次申请说：本地出产红稻，按照旧例缴纳漕粮，必须使用纯红米色。如今本地既然没有收成，势必要到外郡购买，怎么能够得到纯红米色？请 题报清楚，准许红米、白米兼收等情。【臣】查本地没有米，远方采购又迫近期限，却还要求一色征收，这是灾民万难办到的事。查康熙十九年受灾州县的漕粮，原来曾奉 恩准许红米白米兼收、购买籼米搭配兑运，已有成例；如今康熙二十四年受灾田地的漕粮，恳请

译皇上以睿智仁慈准许照康熙十九年的例子办理，红米、白米以及籼稻、粳稻一并收取，使灾民能够勉强筹措，到外郡买粮，努力缴纳，这样漕运或许不至于迟误。查江北漕粮按例限在十二月以内过淮，如今户部咨文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到，昼夜催逼，灾民实在束手无策，不敢不冒昧呼吁。这也是求皇上施仁恩。请 奏请选取官员的奏疏。选取官员，以备作为进言之路的候选，实在是 圣朝任用人才的重要制度。【臣】完全按照户部文书办理，随即通知布政、按察二司选择任用并上报。只是户部规定必须是没有钱粮、盗案的官员才准咨送，而【臣】所属地方赋税沉重、徭役繁多，天下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实在不能和其他地方同日而语。所以铨选时抽到这种职位，便会精神沮丧，亲朋也替他惋惜，认为半生功名都付之东流。如果不是志向坚定、不把升降得失放在心上的人，没有不颓废放纵、甘心以不肖为归宿的。【臣】奉命巡抚吴地以来，首先把考察官吏、安抚百姓作为念头，无时无刻不告诫属员要以我 皇上至圣至神，超过百代君主，求贤图治，日夜勤劳而无暇休息；并且知人善任的明察，出自上天授予。做臣子的如果能够仰体 圣心，洁身自持、爱护百姓，就绝不会被埋没在下层官僚之中。皇上反复申谕，哪怕说破了嘴、写秃了笔，所以一时之间守令都争相自我磨炼，操守廉洁、政绩显著的人确实不少。然而考察他们的钱粮考成，能够十成全部完纳的却万中无一，因为身处这种艰难形势，才智勇力都无从施展。如今奉文选取官员，如果拘泥于固定标准，必然只把符合成例的官员咨送；这样势必用偏僻小县、容易藏拙的官员来敷衍塞责，这些人即使幸运地得到选用，也未必能有所光彩。这一重大制度，何况决不能逃过我 皇上的睿明鉴察，那么【臣】滥行推荐不合适之人的罪过，就无可推辞了。若是真正了解某人的才德，却隐瞒不举荐，便是埋没贤才的罪过，也同样不能逃避。【臣】反复访察，查得苏州府所属吴县知县刘滋，操守端正严谨，处理政务精明敏捷，兴办教化，劝导农桑，清廉能干的政绩最为显著。又有吴江县知县郭琇，心地恬淡，风骨坚定，抚育百姓勤勉，教导启迪从不倦怠，士民对他的称颂完全一致。这两位官员都没有未完的承缉盗案，只是各年经征、带征的正杂钱粮不能达到定额。【臣】在大计荐举卓异的奏疏中，也曾列举他们清廉能干，只因受到定例限制，不敢列入正式推荐，已经承蒙 皇上的睿明鉴察，查得吴县、吴江县的钱粮，从康熙十九年起到二十二年止，都奉文停止征收；到康熙二十四年，才开始分别按年带征。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的地丁钱粮，都已经奏报全部完纳；只有康熙二十四年并征康熙十八年的地丁、漕项，以及各年芦课杂税和承追前任侵吞挪用案件的款项，都有尾欠，但仍在规定年限之内。查这两个县历年钱粮不能全部完纳，如今两位官员任内两年的地丁钱粮却能全部完纳，由此可知并不是两位官员才能不足、催征懈怠。【臣】查前督臣阿、前抚臣慕任内，常熟县知县林象祖、上海县知县任辰旦，也曾因钱粮未完、不符合成例而上奏请求，奉 旨破格提拔任用。如今刘滋、郭琇两位官员，【臣】确实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也长期符合舆论评价。此次据署理江苏布政、按察二司事务的苏松督粮道副使刘鼎，以及苏州府知府胡世威交相推荐，加上【臣】所见所闻相同；然而【臣】终究不敢只相信自己一人的意见，违背成例而轻率举荐。于是又咨商督臣，随即得到转文答复，称这两人操守清白突出，施行政务精勤，足以担任行取之选。这也是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臣】想到以人才侍奉君主，是臣子的重大义务，因此冒昧援引成例具奏。奏请，仰望恳求 皇上俯察，准许破格录取，使循良之官更加知道感奋，而地方事务繁重、与这两个县相等的官员，也知道有晋升之路，彼此相率成为良吏，以仰副我 皇上谋求治理、安抚百姓的心意。此事关系不浅，实在少有。丁额科则独重，包赔的苦累实在深重，恳请迅速蠲免，以安定百姓。山阳县地处最为冲要而又疲敝，人丁徭役一项又最为繁重。淮属最大的州县，不过有六七万丁，小的通常不到一万；而山阳县原额人丁竟有十六万三千六百九十八丁，编定银额达到三万七千多两，这是各属从未有过的数目。当年年成丰收，尚且可以按编定数额征收输纳，百姓力量也已没有剩余。到了康熙七年以后，接连遭受河患，民生一天天困窘。康熙十五年编审清查，缺额达到四万二千六百多丁；当时因为军饷需求繁急，不敢立即请求蠲除，仍按旧额征收，小民包赔的苦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到了康熙十九年，前任巡抚臣慕命令司、府清查，除陆续招来恢复产业的人丁以及清查出的新丁可以抵补之外，仍然实际缺少人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六丁，已经在淮地百姓困苦紧急等情形的奏案中陈述。奏报户部后，部覆奉有 俞允：从康熙十九年开始，准许按照现有人丁征收输纳，以使积累的困顿得到缓解。不料在康熙二十年编审案件中，因为户部文书驳回复查，直到二十二年才复准仍按原额征解。查这项缺额丁银，直到二十年才奉准蠲免；那么在二十年一次编审之内，能增加养育多少人丁呢？如今康熙二十四年应征的丁银已经承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皇恩蠲免，万民感激称颂不已。所有康熙二十二年的缺丁银两，应在康熙二十八年带征；康熙二十三年的缺丁银两，列在现征而未完的数额之内，地方官仰遵 功令，并非不尽力追呼催征，只是征比无人，势必要责令现有丁口包赔。连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灾伤异常，现存的遗民，依靠我 皇上的宏大仁德，蠲免并赈济，才得以勉强存活；即使应征的赋税尚且难以供应，这些缺额人丁的银两又怎么能责令包赔？何况宿迁、桃源、安东、沭阳等县，因淹溺而流亡的人丁，已经在决口、田地荒废等各案中照旧停征、免征；山阳没有人丁可征的银两，也应当专案办理 奏请蠲免，事情同属一例，仰望恳求 皇上施仁鉴察。山阳人丁繁多，丁银因此沉重，灾害又频繁发生；就是现在征收的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七十多丁，也已经十分艰难。至于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的缺额丁银，请特别赐予豁免。康熙二十五年以后，等这次编审查明是否有增加补足的人丁，再按实际现有人丁征收。这样可以使灾民免除包赔，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定聚居；将来人口逐渐繁衍、生产逐渐兴盛，就可以足额充裕赋税，长久不尽。详细陈述芦课办理铜斤困难的奏疏。

译江省不是产铜之地，必须到外省采购；既定价格又不够成本，请按照各属应征芦课的多少，分别通知州县多方购买搜求，以便迅速起运解送。此事已经咨报户部官员备案。除康熙二十四年所派铜斤已经命令各属尽力采购、运往户部交收外，现据江苏布政使章钦文详细报告，康熙二十五年芦课铜斤，已经命令各属遵照采购，各州县都以赔补困难为由，前来请求停止办理。【臣】查钱局需要使用铜斤，过去都是从各关税银中动支办理解送；由于芦课钱粮当年也由芦政部门征收，所以才照关税办法办理铜斤。后来芦政衙门被裁撤，课银归并地方官征解；当时因为铜价上涨、外省停止铸造，只有京局所需的铜才令关税部门动支税银办理采购，并没有涉及芦课。这实在是因为这项银两对小民来说是按亩缴纳，对州县来说是按则征解，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不像关税按货物征收，在年度定额之外略有盈余，可以灵活调剂补足。如今户部确定的铜价每斤只有银六分五厘，而各地当时的价格有一钱五六分，甚至一钱七八分不等，这样时价与定价相比不止高出三倍。何况江宁所属每年派办十七万斤，数量既多，一时采购时价格更加飞涨；再加上领解人员和舟车运输所需的盘剥、使费十分繁重，虽然康熙二十四年各州县勉强捐资赔补办完并起运解送，今后却难以继续。如今康熙二十五年各属纷纷具文详报。【臣】查铜斤定价既然不足，采购、交解又要承担更多赔累，如果不加变通，将来各官无力赔补，必然导致摊派、挪移，官民都陷入困境。仰请皇上俯察芦课与关税不同，停止办理采购铜斤的事务，所应征的银两照旧充作军饷。如果钱局确实万万不可缺少铜斤，也恳请 皇上命令户部，在每斤定价六分五厘之外，按照当时市价酌情增加，使承办的官员不至于遭受赔补之苦；这样挪移钱粮、摊派百姓的弊端可以避免，京局铸钱的急需也能不致耽误。恭敬感谢 上天恩典的奏疏。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奉到 上谕：谕令吏部，自古帝王教导太子，必定选用性情和平、谨慎恭敬的大臣统领宫中属官，专门资助辅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任职时一向勤勉谨慎，朕十分了解。自简任巡抚以来，洁身自持、率领属员，实心任事，确实应当提拔重用，以此为有官位者的表率。特授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现任詹事郭棻、少詹卢琦、归允肃，着照旧留任。詹事朱玛泰，着按相当品级调用。少詹喇拔色度，着解除职务，照原品级随旗上朝。你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特此谕令，钦此。钦遵办理，移咨到【臣】这里，谨依此执行。宠爱的任命来自天子，臣惊惶失措，当即设置香案，面向 宫阙叩头谢恩完毕。伏念【臣】至愚至陋，承蒙我 皇上使臣从田野间起用，得以列入侍从，提拔安置在 讲筵，负责记注 圣政，编纂 祖训，总裁史局；数年之内屡次承受 天恩，骤然升为学士。回顾自己浅陋低劣，深深惭愧承受了非分之荣，竟又蒙 特别简拔，出任江苏巡抚。辞别皇帝的那一天，天颜和悦，嘉奖勉励格外深厚，赏赐也格外丰厚，恩典超出常格。【臣】担心自己才德不足而居高位，害怕把事情办坏。接受职事以来，早晚战战兢兢，只想着勉力鞭策自己的驽钝，图求万分之一的报答。然而才能浅薄、事务繁多，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虽然勤勉操持，却没有丝毫功效；琐碎失误屡屡出现，承蒙 圣恩宽容。【臣】每次捧读接到 温和的诏谕，都感激得流泪，认为这样的际遇盛隆，千年也难遇到；但又想到自己精力渐渐衰退，心血已经枯槁，常常担心最终跌倒失误，辜负 圣上的慈爱。哪里料到又承受 宠命，破格越级提拔，特别赐予褒奖，荣耀超过华衮之服。【臣】是什么人，竟能遇到这样的特殊恩典？恭敬想到 皇太子天资聪敏，敦厚勤敏，日日进步；我 皇上谕令在宫中不分寒暑 亲自神圣地指点传授，自有精纯专一的道理，心传的深奥哪里是臣下所能仰望赞叹的？何况【臣】学问见识疏浅鄙陋，尤其在诸臣之下，却承受这样的重任，局促惶恐，不知所措，怎敢不更加发誓恭谨，勉力思考如何辅佐赞助？而且【臣】身负镇守疆土的职务，心中依恋皇帝所在的宫殿，如今得以再次瞻仰 北极紫微宫，拜舞 宫殿台阶，犬马般微薄的忠忱，难以抑制内心的踊跃。请求录用先贤后裔的奏疏。历代贤明君主没有不褒扬崇尚儒学、优厚礼遇先圣的，而 本朝尤其明备。孔、颜、曾、孟以及先贤仲由、先儒朱熹的子孙，都世袭五经博士。我 皇上崇尚儒学、尊重道统，又恢复录用程颢、程颐的子孙。皇帝东巡时录用周公的子孙，近来又录用周敦颐的子孙，他们都世袭博士。圣贤的后裔全都承受特殊恩典，这是极其盛大的典章。【臣】亲身遇到 圣朝，却惭愧没有办法仰助 文治。谨按：【臣】所辖苏州府常熟县，是先贤言偃的故里。言偃以文学著称，他以弦歌教化百姓的政绩深合圣心。他所说的‘学道爱人’，可以作为施政的准则；所说的‘行不由径，非公不至’，可以作为选取人才的方法。他以《诗》《书》《礼》《乐》施教，孜孜不倦地把人才和风俗教化作为首要事务，和只看重勇力、使百姓得到物质供养而不问精粗的做法完全不同。我曾考察《礼记·檀弓》所记，当时向他询问礼制的人有十四个，都把子游的一句话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可见他考察礼制、谈论道理，必定重视根本，并不只停留在器物、数量和礼仪文饰的末节，真可以说是得到了圣学的精华。而且孔门的诸位贤人多出自鲁、卫，离圣人居处很近，受到教化而兴起较为容易；唯独言偃生长于勾吴，那里政教不通，却能够在遥远荒僻之地奋发而起，把洙泗之学传播开来，开启东南数千年人文昌盛的局面，他的功绩所及尤其广大深远。然而他的后裔还没有得到一命之官的恩典，实在是典章上的缺失。恭敬地想到我 皇上神圣而天资卓绝，汇集尧、舜以来的成就；如今海内安定，治理教化蒸蒸日上，又修订彰明典礼，表彰先哲，文治的隆盛万古昭然。倘若承蒙 圣恩念及言偃的贤德，比照仲由录用他的子孙，以此光大治理教化、昭示后世，所补益的确实非常巨大。【臣】还有请求：孔门弟子如闵损、冉耕、冉雍、端木赐、卜商、有若等贤人，他们的造诣虽不能说没有深浅之别，但也都是颜回、曾参一流的人物。如果承蒙 敕令下达礼部，会同翰林院详细斟酌议定，通知各直省访查他们的子孙，酌量赐予录用，以补足前代尚未完备的典章，实在是

译圣明朝代不朽的盛事。【臣】又考察宋太祖、真宗、高宗都曾亲自为孔子及诸弟子画像作赞，因此一代儒臣号称最盛。我皇上以道为本、天生明知，学问深奥精密，文采如天文般光辉灿烂，光彩胜过日月星辰，四海臣民没有不抬头仰望的。倘若 在万机之余挥洒 皇帝亲笔 亲自为先圣、先贤画像作赞，颁示天下学校，流传于史册，其重要性应当与《典》《谟》相等。圣明朝代人文昌盛，必将超过汉代、胜过唐代，与三代相媲美，难道是近世所敢于企望的吗？毁除淫祠以端正人心的奏疏。【臣】才干器识平庸低劣，奉 奉命抚治吴地。向皇帝辞行的那天，蒙我…… 皇上反复谆谆教诲，认为移风易俗是首要事务。圣驾南巡时，又谕令我敦本尚实，使百姓恢复淳厚朴实的风气。我仰承圣意，每月初一召集士人和百姓讲解。又讲解皇上的十六条谕令，并规定按期到学宫讲授《孝经》《小学》，使人懂得重视伦理纲常而敦实行事。一年以来，风俗也逐渐改观。我私下认为，吴地风俗崇尚气节而重视文章，市井间以著述相互夸耀，这确实是天下所没有的。但风气渐渐流于淫靡，狡猾的人借此牟利，愚昧的人则陷入他们的圈套，争相仿效，没有止境。比如妇女喜欢游荡嬉游，梳妆艳丽，手挽手进入僧院；有的成群聚集在寺观中，裸身焚烧手臂，损伤身体而诱导淫乱。至于聚敛钱财、集会防卫、迎神赛会，一面神幡的费用就可达数百金；刻制马吊纸牌，编写淫词艳曲，流传天下，败坏人心。婚丧不遵守家礼，演戏奏乐混杂在丧事之间，穿着丧服送葬，仁爱孝顺的心意衰微，互相体恤的风气淡薄。还有无赖少年学习拳术武艺，在身上刺绣，轻视生命而好勇斗狠，名叫“打降”的，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我都严加禁止整顿，耐心地告诫劝导。如今寺院中已经看不到妇女的踪迹，河下也没有奏管弦之声，迎神赛会停止了，艳曲绝迹，打降之徒也渐渐收敛了行迹。如果地方官吏遵守我的法令，三年之后就可以使风俗返朴还淳。而且，减少浮华浪费，赋税就会充足；礼乐彰明，争讼就会平息，这本来就是吴中的当务之急。不过这些都是地方官力量所能做到的，不敢因此上烦皇上。至于谕令中所说的防禁，只有淫祠一事，借助祸福之说，年代久远，已经深入人心，若不是奉皇上的诏令加以申明整饬，就不能永远斩断根株。苏州、松江一带的祠庙有五通、五显以及刘猛将、五方贤圣等名号，全都荒诞无稽；民间家家祭祀、户户祈祝，饮食也必定祭献。妖邪的巫师创作怪诞之说，愚夫愚妇被他们迷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被五通神占据，已有近数百年。远近的人奔走如同野鸭，献牲畜酒醴，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混杂，成年累月没有片刻停歇。每年耗费的钱财，何止数十百万？商人和店铺中的人说，向神借贷可以致富，只要重价还债，神的回报一定丰厚。乡里的谚语称那座山为“肉山”，山下的石湖为“酒海”；耗损民财、荡乱民心，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更可恨的是，凡是少年和妇女中相貌特别美丽的人，偶然患有寒热之症，就一定说是五通神要娶她为妻；这些妇女也恍惚梦见与神相遇，往往瘦弱成病而死。家人不以此为悲哀，反而把这事当作艳美之谈。每年常有几十家，情形比河伯娶妇的传说更加严重。既扰乱民心、耗费民财，又如此败坏风俗。皇上的教化如同太阳正当中天，哪里容得这些淫邪昏乱的鬼神在光天化日之下肆行？我多方禁止，风气稍稍平息。后来我因勘察灾情来到淮地，淫祠之风更加猖獗，于是我收取妖神的画像木偶，交付烈火焚烧；泥塑偶像则投入深渊。我发布檄文命令各级官吏，凡属这一类的全部查明毁掉，拆散其木料，用来修缮学宫，并修补城墙。百姓开始惊骇，继而疑惑，以为从前也曾有官长厌恶其妖妄，决意革除，神便降下祸殃，纷纷替我担忧。几个月后，见并没有其他异常，才大悟从前的错误。然而吴中巫师最为狡猾凶悍，我实在担心我离任之后，他们必定又编造怪诞之说，搜刮民财，再图谋兴复淫祠。愚民无知，必然又会举国猖狂，无法禁止遏制，请…… 请赐下特别的防禁令，严加禁止，并刻石立在山巅，命地方官特别留意巡察。若有敢于兴复淫祠的人，应当如何治罪？那些巫师，也应全部责令改行，不要让邪说欺骗迷惑百姓。天威所震，沉睡的人也应当醒来；人心既然端正，风俗就可以淳厚。还请通行各直省，凡有类似情况的，都予以禁止革除。这对于有益于世道人心，并不是小事。《汤子遗书》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汤子遗书》卷三。工部尚书汤斌撰写序文。拟定。拟定《御制大清会典序》。【顺治壬辰七月御试。】我认为，一个朝代的创建兴起，必定要明确这一朝代的制度。大体说来，纲纪和伦理秩序，千百年来是一致的；而制度规模、品级格式，各个朝代却不相同。自唐尧、虞舜以来，典章训诰已经十分完备。商代著述以戒惧过失，来警诫在位者；周代制定官制礼制，全面训导百官。无不辉煌宏大，直到今天仍清楚可见。然而，道理要取法古代，政事却贵在顺应时势。近代只有明朝，本朝所借鉴的制度，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根本都取自古代。权力比汉代稍减，而匡正整顿的纲纪自然确定；官员数目比唐代减少，而职务责任的安排十分周密；俸禄虽比宋代微薄，而免除赋役、抚恤补助的恩典礼遇更加优厚。宏大的谋划和周密的筹算，可以说博大而精详了。到了孝宗，凭借睿智明哲的资质执政，辅弼大臣中又有许多忠良贤能之士。弘治十年，诏令修纂《大明会典》，历时六年完成。此后又因时制宜，有所损益，逐步增补详备。制度文书，于是称得上完备。假使群臣百官能够严格遵守而不废弃，那么要仿效殷周、比美虞夏，又有什么困难呢？我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时常翻阅它，因而想到本朝承受天命至今已有九年，可是典章法则还没有彰明，群臣也没有遵守，我对此深感惭愧。因此特别命令各曹官员纂辑旧有典章，分别分类编写，按年代记载政事，以官职部署相互联结为纲，以事物制度、礼仪文书为目；异同都加以辨析，不留下因革变化难以贯通的弊病；大小事项全部包括，本末也各得其宜。法则取前代之长而加以折中，谋议训诫在当今盛世得到彰明，这确实是实现至治的良好谋略，实在是万年不变的借鉴。唉！法令难以明白却容易被蒙蔽，百姓难以安定却容易陷入危险。应当恭敬谨慎、协同应对，不要只为保住俸禄而结交朋党；应当遵循既成的法典，不要防止纷乱反而屡加变更、制造更多事端。假使百姓听到命令便心悦诚服，那么朝廷即使无为而治，也会日益受到尊崇。各位君子，希望你们敬慎啊！世世代代的子孙，希望你们敬慎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译《理学宗传序》。上天用来赋予人的，只有一个道理；圣人用来承受天命的，也只有一种学问。大体说来，天命流行，化育万物，其中秀美而有灵性的成为人；人的本性之中，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已具备。它表现在外面：见到父母便知道孝顺，见到兄长便知道敬爱，见到值得怜悯的事情便产生恻隐之心，见到可耻的事情便产生羞恶之心。这种不待学习、不待思虑的良知，人本来与圣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圣人能够体察天理的根本，并且早晚勤勉警惕，自强不息，推至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但其操持并不超出日常饮食之间，先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等具体事情上表现出来，精微之处最终达到穷究神妙、通晓变化的境界。因为他的认识明白、处事恰当，是我们本性中本来具有的才能；参与天地、赞助化育，也是我们本性中本来具有的功用，只是依照本性的分量发挥，并没有增加丝毫。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们列举教化纲目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圣学的源流、王道的根基。从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直到颜回、曾参、子思、孟子，成就自己、成就万物，始终只有这一道理；在上位和在下位的人，也始终只有这一学问。秦汉以后，道统丧失，文章衰敝，幸亏江都的文中子、昌黎韩愈推衍了它的端绪；到了濂溪周子在舂陵兴起，直接承接邹鲁之学，以及程、张、邵、朱诸先生，直到王阳明。虽然各人所达到的地方有深浅，气象也不免略有不同，但他们内心所自得的道理彼此相印，如针与芥相吸，毫无差错。大体说来，道的根源出自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变。如果能够获得人人本心中共同具有的道理，那么上溯千百世、下及千百世，本来就如同在同一堂上亲自接受传授，没有什么不同。正如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与嫡子、嫡孙，精气贯通，谱牒明白；旁支虽一时富贵显盛，也不敢与大宗相抗，因为其中确实有不可紊乱的道理。近世学者有的专事记诵而遗弃德性，有的重视超悟而忽略躬行；又有人提出儒佛合一的说法，不知道佛教所说的心性，表面上似乎与儒学接近，实际上却排斥人伦、遗弃事物，其用心出于自私自利，其道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儒家的道，本来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养，又把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作为学问；使自己恢复本性叫作圣学，使天下都恢复本性叫作王道；体与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哪里是佛教可以相比并论的呢？容城孙先生编纂《理学宗传》一书，自濂溪以下列十一人为正宗，后面列出汉、隋、唐儒者考，以及宋、元儒者考。《明儒考》中端绪稍有不同的，列为补遗。全书大意在于阐明天与人的归宿，严格辨别儒学与佛教，实在是我们儒家传授心法的要典。孙先生八十年间躬行实践、心中体悟的学问，全都见于此书。汤斌因病辞官归田，跟随先生学习，得到此书后阅读，对其中折中取舍的判断、精深的义理和微妙的言辞，有幸承受先生当面教诲而有所闻知。天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读这部书，不要只把它当作书本来观看；应当由此恢复上天所赋予我们的本性。我的身体，确实是上天生出的，没有一个部分不完备；我的本性，确实是上天赋予的，没有一条道理不完整。我的本性实际上与万物同为一体，但如果不能把百姓视为同胞、把万物视为同类而浑然相合，我的本性就没有尽到。我的本性实际上与尧舜同样广大，但如果不能明察万物、辨明人伦而大小都做到完备，我的本性就没有尽到。我的本性实际上与天地同具德性，但如果不能戒慎恐惧，不能像乾道那样刚健不息，我的本性就没有尽到。试着由濂溪、洛学、关学、闽学以上追溯到孔子、颜回、曾参、孟子，再由孔颜曾孟用来印证尧舜、商汤、周文王，理解他们所以相同的地方；然后返回来在日常人伦事务之间求取，在现实中省察、克制，在现实中体验、扩充，使这颗心浑然成为天理，再回归到最初的纯粹至善境界，那么心寂然不动而一有所感便能通达，中和之德就可以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养，大本和达道也就在自己身上了。如果不是这样，只是拿先儒因时制宜、补偏救弊的话来相互比较长短，横加划分界限，妄自挑起争端，岂不是辜负了孙先生论定此书的一片苦心吗？陆九渊说：“六经注解我，我注解六经。”学习如果懂得根本，六经都只是我的注脚。汤斌只是愿意与天下学者共同勉励罢了。《孙徴君先生文集序》。从前文中子生于隋唐之际，佛教、道教盛行，他毅然以孔子为宗，凭一介平民承担起圣学绝统的责任，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功劳非常巨大。朱子集诸儒之大成，他的门徒传承其学，金华诸子递相授受；到了明初制定一代典章，大多依据朱子的教法，由此可知，大儒即使抱守道义于空山、修明六经，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业。容城徴君孙先生，在万历庚子年考中乡荐，与鹿忠节交友，以躬行实践相互砥砺；居亲丧时，结庐墓侧，在忧戚和孺慕之中悟得心性本原，慨然认为圣人是可以学习达到的。天启乙、丙年间，大兴钩党之狱，左、魏、周三位君子横遭拷打，旧交纷纷躲避，先生却独自上书枢辅，擂鼓举旗，为他们召集众人资助，生死祸福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他刚大之气又一次显现。当时兵乱纷扰，他保全危城，避乱山中，暗中负有辅佐君王的声望；朝廷多次征召，他坚决推辞不应。晚年迁居苏门，声名逐渐衰落，但有数百名学生结庐相从，当地自姚许以来又称为一次兴盛。先生对于道理谨慎选择而坚定守持，发为文章，都是躬行实践、心中体悟的余绪，从未追求新奇可喜；按照他的学说持守奉行，每个人都可以少犯过错。他所著的《四书近指》《读易大旨》《尚书近指》，精义阐明了前代儒者未曾发明的地方；他曾认为古今诸儒的见解有偏有全，功力有浅有深，但总要以不违背圣人为归宿。慈湖借以传授陆子静，反而失去了子静的本旨；龙溪借以传授阳明，也反而失去了阳明的本旨。以儒者身份而夹杂禅学，不可不辨明；如果没有致知力行的实际功夫，只凭揣摩臆测来衡量、贬抑先贤，先生是不赞同的。九十岁的老人，早晨起来还要拜谒家祠，独坐空斋，整天没有懒惰的神态；事物来到时，他普遍应对而又处置恰当；面对浊酒孤灯与朋友谈论学问，直到三更仍不疲倦。如果不是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功夫深厚，哪里能这样自强不息呢？当草创初开、战争尚未平息、人心几乎如同沉睡之时，幸赖先生履行平坦正道，守正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使人懂得正心诚意的学问，正是用来建立天经、确定民间伦理的；他不因时运变化而改变，振兴了三百年来儒者的传统，成为…… 他成为新朝理学的主要宗师；至于他同文中子、紫阳朱子相比如何，不是我愚昧的见识所能知道的。他对世道人心的关系，却只有一个道理。

译《蕺山刘先生文录序》。《蕺山刘念台先生文录》共十八卷。汤斌奉命出使浙江时，先生的门人黄太冲和他的孙子茂林拿给我看，我得到此书后读完了全书，不禁感叹说：“先生的学问达到极高境界！自程颐、朱熹以来，体察大道的精微，没有超过先生的。”我曾经论述过：濂溪周敦颐得到孔孟的传授，他讲《太极图说》时说：“圣人用仁义中正来确定原则，以主静为根本，树立人的准则。”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戒慎于未见、恐惧于未闻的功夫。然而评论者认为这容易流入禅学，我认为不是这样。《礼记》说：“人生下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动而有所行动，是本性的欲望。不能反求自身，天理就会灭亡。”人，是上天的心；性，是上天的理。天理不能用动静来说明，而所谓主静，也不能仅从时间和位置上来议论。拘泥于主静的说法而不能得到它的意义，固然容易流入禅学；如果不明白主静的意义，只在表面末节上修补装饰，那么隐微之处多有过失，人的品行虚伪，事业功效没有根本，这就是乡愿式的伪学，是孔子、孟子深深拒斥的。程子说：“天理这两个字，是我亲自体察验证而得到的。”又说：“学者应以敬而使内心端直作为根本。”朱子说：“静，是本性的真实状态。” 涵养内在的本体，一旦显露出端倪，便一一都成为自己的真实所得。豫章、延平师友之间相传的，都是这个意思。所谓“穷理”，也是穷究上天赋予我的道理，所以可以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辨是非，都是这种功夫。后人失去了其中的精微本意，于是沉溺于训诂，泛泛罗列名物，几乎支离破碎而没有根本。王文成“致良知”的教法，返本归原，正是为了挽救末流学者的弊病。然而有的人只谈高深处而遗弃下学，偏重一端而失去中道，门人又以空疏的见解承袭，根本不知道实行致良知的方法。到了龙溪提出“四无”之说，更加恍惚放纵、恣意发挥，纵横自如，儒佛之间的藩篱全部撤除，其流弊更加严重。因此高忠宪、顾端文用性善之说来挽救它。学者在积重难返之时，深深忧虑恐惧，不得已补救偏失、挽救弊病，本来正是我们的道赖以保存的原因。学者先要认识孔孟的真道，亲身实践并努力实行，时间久了自然会逐渐有所领悟；不同道路最终没有不归于一处的。比如颜回、曾参作为大宗，子路、子贡、子张、子游、子夏、子思、孟子等，各自都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如果学习功力不真实，这颗心没有主宰，只跟从语言文字的末节，妄自划分界限，根基没有建立，枝叶便全是虚伪；所做的不过是功利、词章的习气，却想取得廓清混浊、摧毁邪说的功效，我恐怕言论越多而道理越昏暗，圣贤的心传不能显现于天下后世。先生出生在王文成的乡里，又与高忠宪、顾端文交游，学习他们的学问，以慎独为宗旨；对于天人、理气、静存、动察等问题，辨析得不厌其详，最终以静存为要。他曾说：“姚江之后，流于老庄；东林之后，渐渐进入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所以选择《中庸》，来恢复先儒的旧传。”他一生在寂静专一之中发挥聪明才智。入仕四十年，破旧帷帐、穿旧床榻，生活萧然，穿着布衣。他在朝廷任职，依据义理、遵循经书，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从曹郎做到总宪，前后上疏十次，大致志在振作整肃纲纪，敦厚崇尚廉洁节操，重视仁义而轻视刑名；还想申明祖制：宦官不得掌管军队、干预政务，廷杖和诏狱都应下令停止。即使宁可让君主认为自己迂腐空疏，也不敢降低道义来顺从时俗；即使宁可与执政大臣彼此不合，也不敢容忍沉默来迎合世俗。慎独的学问，用来修养自己如此，用来劝告君主如此，用来勉励同僚、教诲门人弟子也如此。遭逢改朝换代，他拜辞家庙，在空山中绝食；那种从容坚定，把生死看得如同日常饮食一样。他对门人说：“胸中浑然没有一件私事，浩然之气与天地同流。” 关于通达幽微、穷尽本性的学问，到这里才找到了它的归宿。树立天经，扶持人伦纲纪，本来就是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不是老子、佛教那种虚幻的观照，也不是君主、亲长以及乡愿式伪学者所能借用来作附会的东西。我希望学者抛弃成见，去掉旧有的聪明，效法先生求学的真诚，了解他用心所在。由此上溯濂溪、洛学、关学、闽学，以达到孔孟之道，那么姚江、梁溪两派也都可以融会贯通而没有疑问了。汤斌对于圣道失去真实传承、微言将要坠失有所感慨，所以不禁絮絮地说了这些。

译《赣州府志序》。考察赣州成为郡治的情况，它位于江西上游，汉、唐以前被看作荒远边地。到了宋代，濂溪周子任州通判，当时赵清献任知州，程大中任兴国县令；他们在南安认识濂溪，便命明道、伊川前来受学。伊洛学术文献的传承，实际上由此发端。文信公也曾任郡守，树立大义，兴起勤王之师，所以豫章地区的理学和节义冠绝海内，而赣郡尤其著名。然而此地山大地深，边境交错，奸邪盗贼常常乘隙偷偷发动。重重山峰相连，地势既高，俯视各郡，如同建瓴倒水，形势十分险要。若没有博大通达、威望信用深重的大臣镇守安抚此地，那么闽、楚、江、粤一带往往就会多生事故。前代特意命令监察大臣驻节郡中，王文成公被授予提督之职，专门负责征伐，铲平山中盗寇，他的功勋光辉显赫。到宁王宸濠违抗君命时，天下震动，王公率领二三名郡守，统领数千军队，在十天之内擒获宸濠，使豫章数千里土地归于朝廷，难道不是重要地区得到合适人才的明证吗？而且文成公的学问根本出于周敦颐、二程，他在赣州时每天与洛村、善山、南野、东廓诸位君子讲明致良知之学，天下儒者把赣南作为归依之地，可以说盛极一时了。赣南的盛衰，既关系到数省的安危，而圣学的修明又从此地发端，所以它的山川气势雄伟、郁积深厚，水流回旋、山势蜿蜒，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我考察阅读旧志，了解了这里形胜险要的关键；偶然登上城墙远望，只见崆峒、天竺万山回合，贡水、章江两道水流奔腾湍急；向北望见十八滩，巨石横立，像犬牙一样森然，想来可以看见赵清献开凿疏浚的遗迹。我拜谒濂溪书院，修整祭祀礼器；信国公、文成公的两座祠堂在战乱后被焚毁，我便把他们改祀于书院，广泛召集诸生，让他们手执经书，在先贤牌位前行揖让之礼。想到先贤典范还在，追思他们的德音仿佛仍在耳边，不禁在那里低回流连。只是山川依旧，风俗却渐渐浇薄，户口减少，赋役繁重艰难；参加南宫试的举人，十二县不过几个人罢了，为什么今昔差别竟这样大？这难道不是负责巡抚、宣慰、牧守诸职者的责任吗？后来的君子阅读这部书，希望更加用心安抚整顿此地，再次显扬赵清献的美好功业，并与贤士大夫讲明性理之道，在微茫中寻找失坠的传统，向上追踪濂溪、阳明的遗风，我知道一定会有洛村、善山那样的人出来响应。《劝赈序》。顺治十六年，归德府连降暴雨造成灾害，从夏天一直到秋天，烟云低暗，洪水浩浩荡荡，放眼望去绵延数百里；麦子没有成熟，黍稷没有播种，睢州的土地尤其低洼泥泞，城郭也倾塌毁坏。父老相传，说这是百年之内从未有过的灾害。到了冬天，百姓将要扶老携幼到四方求食，郡司理饶阳符公慨然忧虑，走遍辖区，推诚劝谕，继而流泪哭泣。于是各县听命运送麦谷来救助的，都以万计。符公到睢州时，向知州戴侯作揖说道：“上天把灾祸降到这片土地上，只有我们官吏不能推卸罪责，怎么敢不敬慎对待呢？”接着又召见绅士和老人，再拜说道：“《诗经》说：‘凡是百姓有灾患，就要爬行着去救助他们。’如今正逢荒年，穷苦百姓已经全部流离失所。如果还珍惜这点仓中余粮，万一发生意外变故，哪里能从容备酒、假装无事呢？”众人都说：“是，是。”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谁不是我们的乡里亲戚？于是又重重烦劳明公忧虑。这样一来，捐输粮食的立即出现，开设粥场的唯恐落后。从城市到四境的村镇，炊烟彼此可望。此前扶老携幼奔走四方的百姓，都互相告知，回来归乡。后来黄河以北、淮河、泗水一带的百姓，把梁苑当成了乐土。过了第二年，麦子成熟，救济才停止。当时我正奉命在岭北，秋天八月请假回乡，进入辖境时，睢州父老拄着竹杖、趿着鞋，率领子弟拦在道路上称说符公的功德：“去年若不是您，我这一群人已经成为废墟，我这一族人已经成了鱼。”我说：“确实如此。”到了住处，父老又拄杖趿鞋，率领子弟来到庭院说：“符公对我们这个地方的父母兄弟有大恩，都是您的恩赐，使我们春天耕种、夏天收获，也都是您的恩赐。我们百姓用什么来报答？愿意作诗记录您的功劳，吟咏歌唱，使子子孙孙不要忘记。”于是我向众人扬声说道：“符公的官职主管刑名，职责在于惩治贪官、纠察奸猾，并不是掌管钱粮、抚恤百姓的机构。然而符公的学问有源流，所以平日处理政务，察究奸邪特别明察，铲除暴行特别勇决。豪强百姓和贪虐官吏，逃窜潜伏如同鼠虫；而疾苦含冤的百姓，却好像承受雨露。符公正在崇尚教化，每天引进有声望、有才德的人，却从不依靠刑具的威势来督促考课。”我过去从潼关前往赣州，曾在杞地与符公相会，符公曾对我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不是用刑罚来代替教化的。然而《尚书》不是说过吗：‘百姓富裕之后，才可以施行教化。’中州自从战争以来，家家没有储藏，百姓很少有两釜粮食。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不知道要用什么来抵御呢？过去天下常常多有变故，往往先是饥荒接连发生，县令不上报，藩司、臬司也不向下询问；他们对民间的喜乐忧患漠不关心，却只顾催收赋税，面对形容枯槁、面如鹄鸟的百姓，仍只追问赋课，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抛弃自己这具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投身盗贼。供养不能满足，教化就不能兴起；教化不能兴起，即使有皋陶担任司法官，也不能治理好这里。我对此忧惧不安，不能释怀。唉！从符公的话来看，可以说他懂得治理的根本了。我既感念符公的恩德，又加上父老的请求，于是拜手叩首作颂说：己亥年，商羊鸟预告灾害；梁园方圆千里，苍茫昏暗，无法开辟道路。麦子和禾苗将要腐烂，蒲苇堵塞道路；耒耜高高悬挂，人们争相撒网捕捉鲂鱼鲋鱼；夜里蛟龙怒吼，庭院中水鸟游荡。苦雨写成名篇，愁苦的连绵阴雨缀成辞赋。只有符公说：‘唉！我的百姓，是从战火中活下来的人，怎么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于是发布檄文命令守令，我亲自巡视田野，有时驾着轻舟，有时骑着瘦马；水泽和高地之间积水停滞，旌旗在风中潇洒飘动。八县全都到场，直到睢州城下，召集你们这些冠带绅士，在高大屋舍中拜手说：不要吝惜你们所有的财物，怜悯这些孤苦无依的人。绅士们一同说：‘只要是符公的命令，就是给我们的恩惠和救济孤独者的命令，怎敢不恭敬听从？’于是有人输送仓中的粮食，有人帮助提供锅和灶具；救济像细雨一样不断留下，许多家庭已经空空如悬磬。听到符公的命令，大家互相握手庆贺；帐篷环绕往来，炊烟缭绕，左边吃饭，右边喝粥，欢歌呼喊直到早晚。我们符公回去时，云霞缥缈；淮泗、河朔一带，百姓欣喜自己获得了重生，何况宋州，岂敢忘记拜谢祈祷？春天你们采桑，秋天你们清理场地。我们符公的功劳，如高山一样苍苍；使你们祭祀祖先，惠及你们的邻里。我们符公的功劳，如河水一样绵延无尽。

译《睢州志序》。睢州处在杞、宋之间，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但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战争和征伐，以及汉、唐时期进攻防守的遗迹，往往都在这里。到了宋代，它成为京城左近的辅郡，号称雄郡。明代文物和声名，在两河地区首屈一指。等到这里发生战乱，兵器交战的消息日益传来，所受灾祸格外惨烈。大概因为它处在中原交通要冲，世道太平时，官员士人云集；一旦有变故，战争就接连不断，这是地势所造成的。年轻时我喜欢跟随长者访求郡中的旧事。壬午年兵火之后，接着又发生黄河决口，旧家遗留下来的书籍一朝全部毁尽。后来我在河北得到李司空的旧志，亲手抄录带回。我的朋友吴冉渠博学好古，又买到嘉靖年间上党程公的版本，亲自校勘，搜罗近事，采集遗文，工作尚未完成。适逢中丞贾公发布修志檄文，郡守取他的稿本应命，仓促交付刊刻，错字讹字触目皆是。田赋的源流没有详载，山川古迹遗漏，附会牵连很多；著名官宦不少，而事迹却很简略。人物从汉魏到宋元，名臣高贤在史册上声名显著的，姓氏也大多湮没无闻。进入明代以来，理学、功业、忠节、文章在地方上光彩显赫，早已列入《一统志》的，竟然都只在选举表中出现一次姓名而已。这样一来，后来的年轻人和末学之士一旦谈到前辈的事迹，便茫然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又怎么能够听闻风范而受到激励呢？大的方面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幽隐贞洁的人，以及孤寡妇女中的美德，埋没在荒谷陋巷中的，又不知道有多少。我知道这并不是冉渠定稿；我长期居住乡间，对桑梓的掌故逐渐熟悉，参照考核前史，搜寻散失的资料，又访问父老而加以折中，不敢自行题作州志，于是分为几册：一册叫《睢阳耆旧传》，一册叫《风俗志》，一册叫《遗事考》。至于理学，则编入《洛学编》，藏在箱箧中已经很久了。云安程公阅览这部志书，忧虑它错误浅陋，并不因为我空疏无能，就委托我重新加以参订。我惴惴不安，唯恐不能胜任。当时冉渠已经去世，我便从他的令嗣那里搜求遗稿，又打开自己的破旧书箱加以检阅，核查虚伪，删去浮夸；远处的资料不遗漏，近处的材料也不滥收。当时正值暑湿天气，我整天关门不出，眼睛阅读、手亲自抄写，汗流不止。与旧志相比，内容增加了五六成，仍旧确定为七卷。程公一一裁定后，便捐出钱财交付刊刻。我因此更加感叹程公对于睢州的大有造益。睢州作为州治，城郭辽阔，土地、军队和百姓交错分布，赋役繁杂；土地多沙土盐碱，黄河水患频繁，百姓积蓄很少，一遇水旱灾害，道路上便可望见饿死者；而且边界连接曹、卫，奸盗容易滋生，筹划治理、调剂安排十分不易。古语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面事情的老师。这部书大致编定以后，后来的人不必再向属吏询问，制度沿革和应当效法、应当警戒的事情，打开一卷便能得到大概，难道只是有利于一两代人吗？我又因此有所感慨。前代本州兴盛时，世家大族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很多，绫帙书籍堆满栋梁，执笔作文的人比邻而居。自嘉靖以来一百多年，没听说有人以编志为己任，只有刘教谕的《人物一编》保存了人物大略，但郡中的事情仍不详细。如今程公在战事纷扰、征收输纳十分急迫的时候，毅然承担此事，难道不是真正懂得治理要领的君子吗？惭愧我浅陋寡闻，而且一边修缮一边刊刻，没有时间广泛向同人质询，错讹和缺漏，势必不能避免。博雅君子，希望再加以增补润色，使它成为一郡的典范，那么这部书也就是前导了。这正是我深切的期望。《孝经易知序》。注释、笺注《孝经》的著作共有数百家。近来只有新安吕忠节公所著的《本义大全》，最为详备。我的朋友登封耿逸庵先生居家讲学，又撰写《易知》一卷，其中言辞简明而内容完备，明白而精切，与吕忠节所著相互发明，实在是后学进入德行之门的桥梁。古代盛世，人们重视伦理纲常，家家敦厚仁爱谦让，所以风俗朴实丰厚，治理之道返归淳厚，太和之气洋溢宇宙。近世以来，教化不明，根本不厚实，人们耗尽精力心思，却都只在枝叶末节和浮华上；即使声名誉望动人，本心却已经丧失。象山说过：“亲近老师、选择朋友，做学问、努力实践，都从喜好做事而来，所以虚浮而不真实。”这话正切中学者的病根，而吴中尤其严重。经典说：“天地所赋予的本性，以人为最尊贵；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朱子少年时读《孝经》，在书上题写道：“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成为人。”孟子说：“人和禽兽相区别的地方，不过一点点。”我们承受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身体，应当想到父母生下我的身体，没有一个部分不完备；生下我的心，没有一条道理不完整。我们凭什么保守并成就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不至于放失本心而沦为禽兽呢？这不能不深思远虑。自从求学的道路长期迷失，陷溺日益加深，又加上奢侈靡费的习惯、淫逸放荡的言论、追逐功利的谋划，所知所行全是人欲而不是天理；夜气中的良知偶然一旦醒悟，真是足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哪里还有闲暇雕琢浮华文辞、奔走追求声誉呢？天下一切善行都出于同一个根源。人如果能够孝顺，侍奉君主必定忠诚，侍奉长辈必定顺从，交朋友必定守信，做官必定廉洁，治理百姓必定宽厚。所以侍奉君主不忠，不是孝；侍奉长辈不顺，不是孝；交友不守信，不是孝；做官不廉洁，不是孝；治理百姓不宽厚，也不是孝。进一步说，即使在暗室屋漏之处，只要一念自我欺骗，也不是孝；处理事务、接待他人时，只要一念懈怠、一念刻薄，也不是孝。侍奉父母能够供养他们了，却还不能使父母的心志得到安慰；已经知道盲目顺从父母并不是孝，却还不能使父母明白正道；父母生前供养、死后送葬都尽了礼，却还不能做到侍奉去世的父母如同侍奉活着时一样，侍奉亡者如同侍奉仍然存在一样，这样的孝仍然没有达到极致。所以侍奉父母和侍奉上天，是同一个道理；尽人伦、尽本性，也是同一个道理。孝的道理多么广大啊！如果真能尽到孝道，那么精微的义理达到神妙、参与赞助天地化育，也不在孝道之外。一人尽孝，一家就会受到感化；一家尽孝，一个国家就会受到感化；推而广之，天下都是孝子，四海都是仁人，那么民气和平，灾害不会发生，祸乱不会兴起，还用担忧治理之道不能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风俗不能达到三代的境界吗？

译《刘山蔚诗序》。我曾经闲暇时论说诗歌：诗是心声。《尚书》说：“诗是表达志向的。”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用“思无邪”一句话概括它；这是千百年来谈论诗歌者的宗旨。我所推重的，只有陶靖节和杜少陵。靖节真正怀有高尚的志趣，生活清贫而安然自得；他仿佛置身于伏羲氏以前的上古时代，不知道还有汉魏。少陵身处战乱瘴气之中，没有一天安闲，却感念时局、忧虑国家，忠诚爱国之情绵延不绝，即使一饭一吟，也不忘君王和父母。所以我说，“思无邪”这句话，只有他们二人足以当得起，用它来接续《诗经》三百篇也可以。近代空同李梦阳、大复何景明振兴衰颓，使古风成为风雅的标准；他们有时慷慨豪迈，有时俊逸洒脱，确实各自表现了自己的性情。他们弹劾外戚权贵，半夜悲歌，向宫门上表抗争，脱下官帽官服，浩然正气和清明风骨，直到今天仍可在长歌短咏之间想见，因此这两人还得到靖节、少陵的遗意。中州是空同、大复的故乡，苏门、浚川诸位君子先后主盟文坛；我想今天一定有能够接续风雅的人，于是从同乡中寻得篑山田子。又通过田子结识了商丘的刘子，字山蔚。山蔚温和纯厚、谦冲高远，曾经隐居南村，住处有疏落的篱笆和竹径；他焚香吟诗，声音清亮地传到门外，唯独与篑山往来唱和，亲密无间。我跟随篑山时读到他的诗，诗意从容充沛而含蓄蕴藉，如同疏朗清越的琴弦，不发出衰草寒虫般的凄凉声响；同时又天真烂漫，深深领会了“诗以言志”的意义，绝不是雕琢文辞、编织辞藻、句式艰涩而纤巧的作品所能相比。我相信他能够继承苏门诸君子，并使人再次见到空同、大复的盛况。靖节、少陵当时的文章辞藻瑰丽，在文坛树立旗帜，当然并不缺少同辈人物；然而有的人把感情寄托于富贵，沾染世俗尘埃，谢灵运、王维也不免留下遗憾。只有这两个人在穷困忧愁中著书，志意清白鲜明，声名独自高翔于云汉星日之上。石门、辋川的旧迹都还存在，后人经过那里，哪里能像仰慕栗里、浣花那样仰慕他们呢？山蔚孝顺友爱，行为敦厚，乡里没有非议；他的性情有远超常人的地方。从今以后更加磨砺自己，遭遇知遇也不改变志向，受到挫折也不动摇内心；积蓄于心，舒展表达，纵情发挥，又加以选择取舍，并且想要完全表达自己却总是不能尽意。他的比兴寄托自然符合《诗经》三百篇的旨趣，距离使靖节、少陵的光辉在千载之后相互映照，又有什么困难呢？山蔚将要刊刻诗集流传于世，托篑山请我写几句话，我不敢以见识固陋为辞，因此写下这篇序。《蔡氏族谱序》。从前夏、商、周三代时，多有世代为臣的家族；因出生而赐姓，封赐土地而命名氏族，子孙世代守护自己的家业，数千年都不忘记自己的始祖。太史公撰写《史记》时，把公侯世代相传的国家列为“世家”，也是承袭了这种遗意。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实行，世族更加受到重视，王、谢、顾、陆诸姓在江东兴盛。隋唐时期，崔、卢、李、郑被称为高门望族，甚至受到天子的称赞感叹。然而这些姓氏起初大多都有公侯将相，声名显赫，这就是所谓因姓氏而尊贵。后来则只是因为姓氏本身显贵罢了。自从征辟、荐举和科举的制度实行以来，天子所依靠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都是诵习孔孟之学的人；所以早晨还住在寒门，晚上便进入朱门，人的尊贵不在世族，而在诗书。可是又有些人官位升至显要之职，后世却不愿听闻他的姓名；也有人仕途坎坷，甚至终身居于山岩之间，与鸥鹭亲近、以薇蕨芝草为食，而声名震动天地。这样一来，姓氏之所以尊贵，又不在官爵，而在德行义理。蔡氏的先祖出自周文王，蔡叔度被迁徙以后，他的儿子胡遵循德行、改正操守，周公举荐他为卿士，又重新封赐他的封国，《尚书·蔡仲之命》说的就是这件事。后世蔡氏往往有人成为将相和著名贤者，史书不断记载：如中郎的博学多艺，子尼的高雅正直，君仲、元应的教化，端明的政事文章，季通父子的学问以及介夫的学问，都照耀古今。睢阳有蔡氏家族，是从元代末年开始的。世代多有名人：济南司马家的两位先生，父子相继考中最高等科第；济南为人清廉耿介、刚强果断，政绩操守在海内首屈一指。司马先生的丰功伟绩，介于马端肃、许襄毅之间；云中发生兵变时，他谈笑之间便将其平定，事迹载于国史，清楚可考。再往下，如怀宁君执法严明而拒绝贿赂，雁峰君专心著述，馆陶、赣州二君齐名于文坛，这些是我从传闻中得知的。月宾、悬圃两位先生的文章才艺、蕴藉风流，则是我亲自受教、亲眼见到的。那么天下谈论蔡姓的人，必定把睢阳蔡氏看得最重；睢阳的世家也必定把蔡氏看得最重，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雁峰君开始编写族谱，后来因战乱散失。我老师茂翁先生广泛搜求访问，得到原稿，续成此谱；姓氏源流、世代系统、坟茔区域各有图，先世中有声望事迹的人列为家传，女子以节操著称的列为外传，诰敕、祭祀、丧葬、碑铭也附在其中，可以说文采整齐，详尽而完备了。现抄录一册，命斌校正。斌既一向敬仰济南司马的德行功业，又为怀宁诸君的贤能感动，认为他们与中郎、子尼等诸位君子相互辉映；而且我老师搜集材料的勤勉、记述编纂的精密，都是仁人孝子的用心，不可不赶快加以表彰。所以我列举蔡氏之所以能够使姓氏尊贵的原因，来告诉后代的人。后代子孙看到这部族谱，希望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不使家声衰落，以此不辜负我老师的志愿，这就是孝了。

译《唐成斋制义序》我曾经说过，六经的文章，体裁各不相同，但义理内涵无穷无尽，千万代的文章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次于六经的，如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申不害、韩非的著作，屈原、宋玉的辞赋，汉代两位司马、董仲舒、刘向、扬雄的文章，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的文章，在这些著作尚未写成时，天下当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文章。等到著成并流传出来以后，虽然纯正与驳杂各不相同，却都成为天地间不可磨灭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问有根本，而由性情发出的内容是真实的。人一定有真实的性情，才会有真正的学术；有真正的学术，才会有真正的文章。如果只是剽窃和模仿，即使把技巧用到极致，最终也会成为陈腐之物，归于消散泯灭罢了。譬如草木，各种花果彼此都不相似，却都包含天地造化的生机；若剪裁拼凑而成，又有什么可贵呢？自从制义兴起以来，守溪、荆川两位先生树立的典范已经完备，当时的人本来没有料到后来会有鹿门、震川。鹿门、震川转而取法古人，浩然之气和超逸的性情笼罩一代；他们也没有料到后来又会有正希、大士。几位君子都有孤高独立、不依附他人的志向，又经过多年深入的学问积累，所以文章能够自行树立风格；并不是说前人已经达到极致，后人就无法超过。近来读书人不致力于做有根本的学问，只是一味剽窃模仿，进入书铺购买几百篇应试取中的文章，闭门诵读；又选择其中庸俗腐朽、纤弱柔靡的文章作为格式，东割一段、西扯一句，侥幸考中后，便把自己揣摩出来的技巧刻板流传，后来的年轻人又跟着仿效。这正像太仓中的粮食，一仓接一仓地陈陈相因，腐朽败坏而不能食用，天下几乎没有真实的性情了。我正为此忧虑不已。成斋唐先生把平日所作的制义文章拿给我看，我读后见其气势磊落宏大，纵横奔放，脱离了陈旧的门径；古人的文章法则，他无不具备，却无法摘出其中某字某句，说它是抄袭某书某篇的。他能够继承正希、大士，并远承王、唐、归、胡诸家，是毫无疑问的。成斋的操守端正清白，不随便同人交往；见到事情违背义理，必定正色争辩。他任抚州司李时，执法明察公允，审决重大案件，为蒙受冤屈的人申理，不畏惧强权，最终因坚持正直之道而获罪。贫穷得不能置办行装，士民争相留他居住；回乡后闭门研究经书，教导乡里的子弟，选定古今文章，亲手抄录，装满竹箱；穿布衣、吃蔬食，几间茅屋连风雨都遮挡不住，却安然自得。这是因为他的性情远远超过常人，所以写文章能够自行运转机轴，不屑于跟随别人的步伐，却又与古人的法度丝毫不差，确实是因为他有根本。我又因此有所感慨。富贵、爵位和俸禄，贤能的人得到的本来很多，不贤的人得到的也同样不少，仿佛上天并不十分珍惜这些东西，从未选择什么人再赐给他。唯独对于文章，上天不轻易给予人，所以往往有人享有高爵厚禄，声势显赫，足以震动一世，却找不到一句接近道理的话。成斋的文章就是这样，却不能考中一等，刚刚做官便遭挫折，困顿压抑，几乎终其一生都不得志。人们歌咏他、思念他，乡亲和后辈无论老少，都知道有唐先生这样的人。那些一时显贵受宠、茫然无所凭恃的人，拿成斋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为成斋的文章作序，必定追溯六经以及历代诸子、史书和大家的根本，正是因为我看见文章必须有根本才能流传。还希望成斋努力，不要只凭制义文章流传，这样才差不多不辜负上天给予他的才能。《黄庭表集序》戊申年，我在锡山遇到黄庭表先生，他把所著的《忍庵集》几卷拿给我看。当时吴中的文章家正以声名华美、浮艳夸饰相互推重，唯独先生以经术为根本，以古人为准绳，我心中暗自敬重他。十年后，我们一同应召来到京师，参与修撰《明史》；每逢休假，便互相往来，于是得以读完他近来的稿作，更加赞叹先生学问宏大而有根本，不是当时的名士所能与之抗衡的。我私下认为，学者写文章，内在必须以道德为根本，外在还要足以治理世事；这样才不只是空话，可以为当今取法，也可以流传给后世。否则辞采像春花一样绚烂，却柔弱脆薄，随风飘扬，转眼便凋零萧瑟，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西汉的儒者中，沉潜精深地研究经术、不受诸子百家迷惑的，没有超过董江都的；通晓政治体制、议论深切合乎实际的，没有超过贾长沙的；喜好写淫靡绮丽、无所依据于义理的辞句的，没有超过司马长卿的。这本来是人们容易辨别的，并非极其深远难知的事。可是韩退之号称懂得道，叙述古今文章的盛况，从孟子、荀子、屈原、庄子一直到司马相如、扬雄这一类人，都详细说到了，却唯独没有提及贾谊、董仲舒，为什么呢？宋代儒者认为韩退之是文人中的雄杰，却不能说他真正懂得道，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吧。司马相如的赋，主旨在于讽谏，是有目的而作的，君子尚且有所取法。若近世那些自称作者的人，轻浮诙谐、浅薄无聊，搜集野史小说，堆砌繁琐淫靡、怪诞不经的辞语，把青色和白色相配，拼拼凑凑写成篇章；本来几十个字就能说完的意思，却扩展成上百上千字还不停笔，只是用来显示自己的才高博闻，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于是古人立言的体制荡然无存，哪里还能望见司马相如的门径呢？如今看先生的文集，其中图书、象数的奥妙，性命、理气的幽微，几乎都阐发无遗；礼乐、兵刑、漕运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制度和度数，无不穷究根源始末，务求确实可以见诸施行，这难道不是体用兼备的学问吗？他写文章，醇厚高雅而不妖冶，简洁质朴而不繁琐，谨慎严整而不夸张。我不敢断定他同先儒相比如何，但总的说来，他属于董仲舒、贾谊，而不属于司马相如，这是确定无疑的。先生操守端正沉静，虽出入宫禁之中的翰林机构，官称侍从，但居住在曲折偏僻的街巷，门板低矮，整日听不到敲门声，尘土凝积遮蔽床榻；他寂寞地著书，刻苦钻研精微之学，像一个穷困忧愁而专心致志的读书人，大概他的志向器量是长远的。他的为人如此，他的文章也如此，这难道是可以伪装出来的吗？

译《西涧集序》我过去在长安时，在慈仁寺舍同王去非相会，得到刘子道力刻印的一卷诗。我与刘先生出生在同一个乡里，交往已经很久，却不知道他竟然能写诗。我私下感叹，天下那些奇伟不凡、放达不羁的人，即使长久相处，也仍然不容易完全了解；像刘先生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如此。等到我从岭北回到故乡，每天躺在茅屋书斋中，交游中很少有人来问候，只有刘先生时时来往。几竿斜倚的竹子，松树的阴影铺满小径；我们谈诗直到深夜，他的歌声萧瑟，震动林木。刘先生出身巨族，家里过去很富裕；年轻时遭遇丧乱，不经营家庭产业，于是贫困衰落。他非常爱好吟咏，庭院、门户、窗户和床榻上题写的诗句几乎都满了。家人有时责备他说：“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连供给一日三餐都不够？”刘先生怡然自得，丝毫不因此改变。家里既然贫穷，达官贵人很少称誉他；而刘先生有高峻不平、磊落自守的气骨，也以同达官贵人交游为耻。他有时扶杖独自出行，任意徜徉，自我放达。有时谈到仕宦的繁华、田宅财货，他便仰头望着云霞，完全不屑一顾。唉！如今天下那些身世通达显贵的人，无不把自己寄托在歌吟声咏上，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很有才；可是胸襟狭窄，往往为了半亩田、几间屋子争夺不休。刘先生用白眼看待他们，实在是应该的。如今刘先生听说东南有许多优美的山水，波涛汹涌，峰峦陡峭，准备驾一叶扁舟游历采石、九华之间，以尽情舒展自己的志趣。于是他汇集近来的诗作，命我为之作序。我认为江上往来的人中多有隐士君子，一定会有人了解刘先生的诗，所以不详细评论诗作，只大略谈谈他的为人。《杨彭山春望词序》京口的形势景色在东南首屈一指，金山、焦山、北固山尤其著名，所以每天都有画舫和竹轿聚集在山下。可是还没有人知道所谓杨彭山。这座山虽然没有奇特的高峰、险峻的山岭，也没有深涧绝壑的景观，但登上山顶，三山被云树环绕，翠色如屏；长江波涛汹涌，风帆时隐时现；润州城的城墙、楼橹、炊烟和十多万户人家，无不近在座席之前，俯仰之间、指点顾盼之际都能看见，也算是登临的胜景。只是它的名称不见于山经地志，所以诗人的游踪不到这里；即使有人到过，文字又不足以发扬它的景色，世人也无法将它传扬开来。那么山川的幸运与不幸，难道不取决于人吗？戊申年三月，董子文友从毗陵来，与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同偶然登上此山，趁着春日放眼远望，各自作诗十章，题为《杨彭山春望词》。两位先生都以诗文闻名当世，他们的诗虽然只是记述当时所见所闻，却把江山的形胜写得如同指在掌中。我听说京口兴盛之时，名门大族争相选择山水明丽的地方，修建园林亭台楼榭，极尽四季游览的乐趣。自从海船报警以来，山川依旧，风景却顿然不同；三位先生感怀古昔、眷顾今日，感慨寄托其中，所以他们的诗词应当婉转秀丽而又凄凉悲怆。天下幽深的山岩和深邃的山谷，白白只成为樵夫渔人的栖身之处，游览它们的人多得很。此山向南眺望，米元章的遗墓就在那边；向西则是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想象那风流文章，仿佛还能看见他们本人。为什么从来游览的人留下的篇章如此零落呢？这几首诗流传于世后，我看那些寻奇探幽的人一定会把这里当作奇闻异迹，将来带着酒登高，极目远眺，任笔墨淋漓，把它夸说成游览的盛事。四方听闻而不能到达的人，也会把它同金山、焦山、北固山一样纳入梦中。所以我说，仙宫佛窟之处，士女纷纷而来，不能算作真正的游览；游览杨彭山，从这三位先生开始。我写下这些话，是为了庆贺这座山遇到了知音。《雪亭梦语序》雪亭，是莲陆魏君在夏峰侍奉徴君先生时，自己给所居屋舍取的名字。“梦语”，是记下他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以及读书有所心得的言论，用来考察自己。莲陆在先生门下受业三十年，期间多次遭遇丧乱，与老师共同经历患难。等先生迁居夏峰，莲陆从山西辞官归来，每隔一年前往一次，每次必停留数月；后来建屋居住，为先生订正年谱。白雪覆盖群山，午夜独对孤灯；上下考察古今，把千秋看作朝夕之间。因此，门下弟子与老师问答的言语，莲陆记录得最多。庚申年秋天，我卧病在燕京的寓所，魏君从上谷来防备蹇患并同我会面，看见我睡在绳床上、盖着破被，几间屋子连风雨也遮不住，感慨地说：“这还看得出雪亭的风味。”于是他拿出《梦语》让我阅读，我的病因此顿时减轻。京师喧闹，我的寓斋处在市井之间，车马声不断；可是门内几天也听不到一个人的脚步声，青苔长满小径，槐叶落下凝积在台阶上，只有魏君有时推门进来，扫去败叶，煮苦茶。有时魏君带酒来，我们相对陶然，共同饮酒。《梦语》开头一章叙述豫章、延平结茅居于水竹之间，以及象山、白沙、阳明、念庵山居静坐的故事；又叙述一峰留客、荆川穿青衣着布鞋，居处只有一扇木板门，以此说明诸位先生甘守贫困、乐于求道，遵守孔子、颜回的家法。我因此想到，壮年时归隐田园，匆匆过去二十年；虽然曾跟随游学于夏峰，也曾在雪亭设榻，听闻老师的言论，却因循懈怠，什么成就也没有。今年我超过五十岁，奉 召进入史局，完成史书没有期限。只是闭门谢绝应酬，还稍微保留着山中的面貌。与魏君那种萧然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境界相比，我差得太远了。所以读《梦语》时，总是读到一半便放下书叹息，叹息完又重新拿起书来读，不能自我停止，是有原因的。如今衰老和疾病逐渐侵袭身体，眼看将要请求退休。我同莲陆约定，要用余生来证明老师门下的宗旨，不忘记雪亭夜坐时，在青松白石之间亲自听闻这些教诲的情景。《西山唱和诗序》宋子牧仲游览西山回来，拿一卷诗给我看，并嘱托我作序。我认为，山水和文章常常互相依存。谢康乐写赤石、麻源等地的诗，山冈岭路、溪涧、松竹、猿鸟，读者都历历如在眼前。元次山写道州的诗，柳子厚写柳州、永州的游记，也都是如此。唯独令人奇怪的是，终南山离京兆很近，唐代又号称诗人众多，然而游南山的诗，能够仿佛谢康乐、元次山、柳子厚那样的却很少。难道是士大夫身在京城，每天奔波于尘俗之中，于是没有空闲穷究山水的胜景吗？还是因为心中系恋官位，不能使心境和行迹一同清净，虽然游览了，诗也写得不好呢？牧仲任西曹官，职务繁忙，又尽心于职守，曾经为几件疑难大案争辩，似乎没有时间游览；而且他身体清瘦多病，却能在休假之时呼朋引伴、带着孩子，尽情享受登临的乐趣。他的诗不必完全同谢康乐、元次山、柳子厚相同，但总的说来，清闲淡远，没有长安贵族游人喧闹浮华的习气。展读一遍，烟云幽深缥缈，仿佛缭绕在座席之间；可见牧仲对山水文章确实有深厚的感情。我进入京师已经几年，埋头于史局，匆匆忙忙没有兴致；每当傍晚下值，任马信步而行，垂鞭望着西山暮色，总是凝神注目很久，却终于没有成行前往。如今为牧仲的诗作序，我更加惭愧了。

译《王似斋诗序》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但其中杂有正与邪、正声与变声。上古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尼山孔子删定诗篇来垂示教化，确实是认为诗歌根本出于人的性情，并且足以教化天下。后代的作者，并不是不苦心构思、雕饰文采、穷尽姿态和情感；有人崇尚高华，有人开拓奇特幽奥的境界，但对于风俗教化究竟有没有补益呢？王似斋，是辛酉科我所录取的士子。他承继尊父慎斋的家学，发挥其余绪，写成诗歌：拟古、怀念亲人、送别弟弟、追忆往事等篇章，温柔敦厚，最接近《诗经》和《楚辞》的风格。以为诗就是这样的名理，以为理也就是这样的意象情趣；追求它时就在近处，真正达到它时却在遥远之境，难道只是苦心构思、雕饰文采、穷尽情态罢了？近来那种强求青色与白色相配，以及刻意写得险僻拗口的诗，更不能同日而语了。努力自我珍重，振兴衰颓的文风，我对你实在寄予厚望。世人难道可以只把你看作一个文人吗？《送魏莲陆归保定序》从前孔门的诸位贤者中，只有颜子最为好学。孔子称赞他说：“一箪饭，一瓢水，也不改变他的快乐。”却没有说明他所快乐的是什么。等到读到孔子喟然长叹，才知道颜子的快乐确实有不能自已之处，区区贫富、得失都不足以改变它。孔子一生的心得，弟子无法传授，而孔子自己把它传了下来。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到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本来就是夫子亲自叙述的年谱。由浅近的学习进而通达高深的道理，“知道我的，大概只有上天”，以及“发愤学习而忘记吃饭，因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也就是夫子自传式的画像和赞语。孔子与颜子的相知最深，孔子称赞颜子整天听他说话而从不违逆。然而《鲁论语》中记载孔子同颜子谈话的内容却很少，难道是孔子精微的言语、玄妙的义理，门下弟子不能完全领会，唯独颜子能够默默地心领神会吗？我因此感叹，圣人的文章义理宏大深厚；那一声长叹中，一位圣人和一位贤人的精神，直到今天仍存在于天地之间。我的老师夏峰先生，平生的大节伟大卓然，他的气魄力量足以成为天地之间的砥柱；在细微的行为上也必定自我警惕，对微小事物也能谨慎，这就是所谓既是豪杰又是圣贤的人。他所写的日谱，凡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以及应对事情、接待人物的细节，都一定记录；即使身处患难流离、人事繁杂之中，也从未有一天稍微废止。到了晚年，他的造诣更加精纯，默默契合神妙的化育之理，超然独得其中的境界，除了先生自己，别人无法知道。莲陆魏先生跟随老师游学日久，庚戌年冬天从上谷来到苏门，先生把日谱交给他，让他删削订定。雪夜挑灯，半夜也不疲倦；炉火已经燃尽，丹砂和铅粉仍未停止校勘。我因患胃病不能共同做这件事，第二年春天将要北归，先生写信嘱托我校正，我怎么敢推辞？只是想到莲陆才华很大，却用清静来涵养它；学问广博，却用简约来守持它。他曾任晋地的大州刺史，搜访隐逸和遗佚之士，降低身份礼贤下士；离任那天，只有一匹马和两个童仆而已。世俗中的升降得失，没有什么值得留在他胸中的。将来成为师门颜子的人，一定是莲陆。日谱中记载八十年来亲身践行和心得体会的事情，历历可考。莲陆一定在精神气概的外在言辞之外有所领会，那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从前朱子与吕成公在寒泉精舍编纂《近思录》，直到今天，经过那里的人还一定会徘徊想象他们当时的情景。我想后来游览苏门的人，也一定会寻访魏先生删定、撰述日谱的地方，低回流连而不忍离去。我写信在这里送别他。《送宋牧仲分司赣关序》戊午年，宋牧仲以秋官尚书郎的身份视察▯赣关。他出行时，同朝的士大夫赠送给他的诗作多到装满卷轴。我同宋先生是姻亲和朋友，恰好应召来到京城，不能没有几句话赠给他。赣州处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地处偏远。过去▯政由通判兼管，每年按时上报税额罢了。后来采用言官的建议，改由部员负责，以加重其任。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岭海一带多有变故，刀兵纵横于蛮洞瘴溪之间，商人冒险往来，其艰难是太平时期的十倍。如今国库告急，军饷需求十分紧迫，而商旅的困难又如此严重。牧仲这次前往，怎样充裕国课、体恤商人的困苦，难道可以不特别用心吗？不过，这本来就是牧仲所擅长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最怕因循时势、苟且应付而没有真诚的心意，动不动就说：“时势不可作为，事情多有牵制。”牧仲在刑曹不过是一个副郎，每次审讯囚犯，都必定详细审察他获罪的原因，辨察实情与虚假，查考法律条文；若想为他求生而又做不到，就抱定死者和自己都没有遗憾的心意。遇到不合适的地方，便动怒变色、竭力争辩，即使丰镐旧臣也谅解他的真诚，改变态度而恭敬地礼待他。虽然不能完全如自己的心意，但他所救活的人也很多。如今他视察▯政，是由司寇推举的。天子亲临殿前送他出发，授予他专门的敕令。他的身份属于京官，与督抚、藩镇互不统辖，不像部郎那样有许多从旁牵制。我国曾经说过，掌管司▯政的人，禁止胥吏索取财物，确实按照规定期限放行关卡，商人就不会受困；杜绝豪强夹带私货，断绝权贵请托，税课就不会亏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严格约束自己，审慎地综合考核，这些都是牧仲所擅长的事情。但我对牧仲的期望，并不只在这些方面。人的身体最重要的是元气，国家最重要的是人才。古人所到任的地方，必定把访求人才作为首要事务。所谓人才，不是指辞藻华丽、在文坛上驰名的人；必须是经术足以明白道理，才略足以匡正时局，有精勤刻苦的志向，有深沉周密的谋略。这样的人一定不愿凭浮华显名，往往隐居在深山穷谷，能够避开尘世而不感到烦闷；或者沉浮于人世之间，孤高而安静。若不是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便无法彼此寻访。西江自宋代以来，著名大臣和博学大儒数不胜数，如今难道竟然没有这样的人了吗？我从前参与岭北藩政时，正好遇到军事行动，事情平定后便发病，请求休官回乡。宁都的魏冰叔兄弟和彭躬庵、邱邦士正在易堂读书，我知道他们，却没有时间入山拜访，也因为诸位先生深藏不露、交相砥砺，不求在世上闻名。我那时虽然大略知道他们的姓氏，却不能全部了解。如今有机会读到他们所著的书，想见他们的为人，屈指一算，距当日已经二十年了。山河阻隔遥远，时光匆匆流逝，只有长声叹息罢了。上天生成的人才，不分古今；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人才却不可限量。牧仲要再去拜访冰叔，更加努力寻求自己所不知道的人和事，不要像我一样错过时机后才悔恨。还 回朝后把这些作为出使归来的献策，那么牧仲用来报效国家的意义就深远了。

译《送汪检讨奉使琉球序》国家的威势和恩德广泛施行，使万国臣服。大荒之外，在日月出没的地方，没有不翻山渡海、进献珍宝贝物的；负责翻译的象胥忙碌不堪，负责迎宾赞礼的鸿胪官也应接不暇。琉球是东南海岛之外族，对朝廷的职分尤其谨慎恭敬。自定都以来，朝廷的使者多次到达那里。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子派遣陪臣来请求承袭封爵。天子嘉奖他们谨守礼制，下令廷臣考察推举可以出使的人选，列名上报。众臣都说：检讨汪某学问品行足以担当此任，仪表风度俊伟，应当充任正使，一定能够使我国的光辉照耀海外。天子说：“可以。”赐给他麒麟服、玺书和金册，亲临殿前送他出发。汪君接受任命后，上书陈述出使的事务，都是为了彰显 圣上的德行，维护国家的体统。优厚的诏令将这些事情全都交付有关部门办理。我当时正同汪君在史局执笔做事，早晚共同工作。如今一天之间，他乘驿车出了京城，宣扬 天子的威势和恩德于海外万里之外的国家，公卿大夫相继为他饯行，我怎么能不说几句话赠给他呢？我私下认为，圣人评论士人，必定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春秋》中像叔向、子产一类的大夫，都凭借辞令使邻国更加尊重自己的国家。友邦之间互相聘问，当时尚且被认为极其困难；天王出使诸侯国，史书一定大书特书，确实是因为重视此事。然而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贬责之辞的，实在很少。考察史书所称，琉球用荆棘树作藩篱，以月亮盈亏来确定晦朔，以草木变化来辨别冬夏。隋唐以后，朝廷多次出兵征讨，却没有听到它宾服的消息。到了明初，不必动用军队，便常常派遣子弟到太学读书，在朝廷登记仕籍，文雅有礼，成为守礼之国，难道不是文德招致远方的效果吗？如今国家恩泽深厚广博，不把远方的珍奇当作宝物，而汪公学通古今，明白大体，善于应对辞令。廷臣这次举荐，确实选对了人。叔向、子产都以博学多识著名，世上本来没有学问没有根源却能专门应对、不辱君命的人。凭汪君的学问，这次出使一定能使琉球国君敬重信任而心悦诚服，在上增进 天朝的威重，在下使他们更加坚定奉事朝廷的心意；并且使环海地区后来归附的各国，不必烦劳楼船横渡海上的军队，听到风声便景仰归附，叩首前来朝贡。后世把这件事传述下去，也会成为出使者取法的榜样。汪君的功劳也真是伟大啊！我困守史局，完成史书遥遥无期；因而想到司马子长周游天下，回来后写成《史记》，然而尚且没有到过海外。汪君渡海万里而到达那个国家，经历浩瀚波涛，尽览天下奇异瑰丽的景象，不只是空同山、江淮、防稽山、禹穴之类可以相比的。回来以后，他的笔下当带有风云气象，上下纵论千古，应该会超过司马子长。我和同僚们拿着笔等待他的作品。《惠母陈太君七十寿序》我与长洲汪钝翁先生一同在史馆当值，因此得以见到同他交游的人，其中惠元龙被称为最贤能。元龙博学多才，写文章有法度，交游中多是著名公卿，但他唯独常常到我的住所来谈论文章，常常直到太阳偏西也不疲倦。他将要南归时，拿着钝翁为他的母亲陈太君所作的寿文给我看，再拜说道：“我的母亲今年七十岁，游学在外的儿子来到京城，希望有所收获后回去，以此为母亲增添荣耀。如今我却穿着破葛衣、破鞋，拿着几卷残书，登堂问候母亲起居，外表看来惭愧，无法给母亲带来欢乐。我母亲具有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与你的老师同乡，老师了解得很详细。我冒昧请求您惠赐一篇文章，以慰藉我的母亲，也差不多可以让这个游子为母亲进一杯酒，这就是您的恩赐。”我本来就一向敬重元龙，又嘉许他的心意诚恳深厚，展开文章读完后告诉他说：“太君的德行很盛大。然而元龙想要使太君欣慰，交游中那些著名公卿、掌握文章权柄的人很多。迂拙贫困而衰老、又不合时宜的人，没有比我更甚的了，我哪里足以使元龙增重呢？况且自从圣贤的学问不再明白，功名利禄的习气日益炽盛，父兄对晚辈的期望，无非是富贵显达；让子弟考中高科、升任优厚的官职，车马显赫，宾客随从纷纷而来，便欣然自鸣得意，得志后连自己凭什么取得这一切都来不及追问，这种世俗的鄙陋已经由来很久了。对于妇人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那么元龙如果因为没有遇到这样的风气而回去，即使带着几十轴名公卿的文章，每天在太君面前诵读，也只会使她不快而不高兴。何况像我这样迂拙、对世间没有用处的人呢？可是如今我看太君，却有不同寻常之处：她孝顺谨慎，亲自为父母兄长操持洗涤烹饪之事；又有像樛木垂荫、恩德下及众人的品德，这已经很贤德了。前明末年，我曾劝太翁律和公说：‘时局已经很清楚了，您如果能够效法伯鸾的高尚义行，我愿意剪发为髻、穿布衣跟随您；于是夫妻一同隐居在龙山东边的水滨，亲自劳作，这难道不是更加艰难吗？’妇人在年轻盛年时希望丈夫富贵显达，晚年时希望儿子富贵显达，这是人之常情。太君的志向和品行如此，若她不知道人世间有富贵利达，难道会因儿子考中高第、车马显赫、在乡里夸耀而感到荣耀吗？元龙大概可以无愧了。然而我认为，自古以来母子贤德，也是在相互成就。先有陶母剪发卖钱，后来陶侃的功业才在晋代显著；先有欧母画荻教子，后来欧阳修的文学才冠绝宋代，这是有贤母来成就儿子。但一定要有陶侃功业遍及八州，陶母剪发的事才开始显耀；一定要有欧阳修德望重于三朝，欧母画荻的事才开始闻名，这又是有贤子来成就母亲。太君用来教导元龙的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听闻；但从她劝勉太翁的事情看来，料想她一定有超出富贵利达之外的教诲，已经不愧于陶母、欧母了。元龙，你更应当努力！元龙博学多才，声誉和声望在当时很高，富贵显达指日可待。将来入朝为官，必定应当想到有所建树，不愧于陶母、欧母；这样用来为太君祝寿的，仍在于元龙，而不在于纷纷而来的祝颂。请把这些话告诉太君，或许她会展颜一笑，进一杯酒吧？

译《徴君孙先生九十寿序》康熙癸丑年，徴君孙先生寿数达到九十岁。嘉平月十四日，是悬弧之辰。睢阳门下的士人以及平日私下接受先生教诲的若干人，将要渡过黄河，在兼山堂下举杯祝寿。斌再拜叩首说道：人生以百岁为期，先生年过八十，步履轻快，精神完足而气力坚固。著书从未因寒暑而中断，弟子们拿着经书前来请教，错杂站满门口；先生整天应答，没有疲倦的神色。我私下想到，自古以来到了九十岁仍然好学不衰的人，卫武公以后不过几位罢了。先生能够享有这样的寿命，难道是上天有意使这篇学问得以延续，并使长寿者借百年之身来成就万古事业吗？道体流行，万古不息；若没有人，道便没有寄托；若没有圣人，道便无法施行；若不是上天假借年寿给圣贤，凝聚和体现道的功力也许不能深入达到极致。造化流行于万古之间的事业，不能全都归属于我，所以人的身体只是百年之物。等到功力积累深厚，充实而光辉，上承往圣，下启后学，那么百年也就成为万古了。孔子凭借上天纵予的圣德，从十五岁立志求学，仍然必须到七十岁才开始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矩。道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假使再多给他一些年寿，他一定还会有每天不断进步的时候。只是后世的学者，经历千百年也不能证得随心所欲而不越矩的真实境界，何况能够知道孔子在这境界之上还会怎样进步呢？假使孔子年寿不到七十岁便停止，那么后人一定会把“知天命”“耳顺”看作学问的终点。假使颜子拥有孔子那样的寿命，那么所谓“还没有达到，只差一间”，难道最终仍然不能达到吗？长寿值得珍重，竟然是这样的啊！先生早年潜心于濂洛之学，以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为根基，以存养诚心、去除虚伪、戒慎恐惧、谨慎独处为持守的要领。出门结交朋友，同苍屿、廓园、蓼洲诸位君子反复议论，以担当中流砥柱自任，浩然之气百折不回。当宦官势力炽盛张扬时，诸位君子都遭受党祸牵连；平日交游中身居显要的人，都闭门扫除车迹，噤声不敢说一句话，唯独先生不避虎狼，竭力设法营救他们。当时形势十分危急，已经濒临灾难，但先生最终安然无恙。如今气运衰败到了极点而开始复兴。新朝建立并定鼎以后，崇尚儒学，尊重文教。先生在百泉读《易》，收敛才华光芒，静心体悟，深思幽微。德行更加高尚，学问更加精深。征召他的诏书年年下达，束帛多次来到山岩之中。朝廷甚至空出祭酒的职位等待他，可先生隐居的志向反而更加高远。公卿、藩司、按察使等官员，带着扫帚到门前，执弟子礼拜见。先生同臣下谈忠，同子弟谈孝，粗菜苦茶，常常谈到更漏交替、灯花燃尽，还娓娓道来，毫无倦意。有时有人从千里之外寄来书信请教疑难，他便为之逐条分析，无不使每个人各有所得。遇到初次交往的人，只要看他的才华品格高下，衡量判断便不会有差错。同他谈论，往往能切中对方内心的隐微之处，仿佛长久相处、洞悉其平生；即使秦越人诊视病情，也不过如此。回头看几年前，先生的学问一定日益进步、月月增长，能够自己验证、自己省察，而不是他人所能认识测度的。如今天下理学兴盛发展，偏邪的行为和淫靡的言辞逐渐消退，难道不是先生倡导率领、鼓舞振兴的结果吗？大概从前处在国运终结之时，而今日正当新风气开始之际。处在终结之时的人，虽同群贤声气相应，也不能完成廓清挽救的功业；当新局面开始时，先生如硕果独存，灵光巍然。千百年来正学的传承，他亲手劈开艰险难行的道路，使人立即登上平坦宽广的大道。由此确实知道，上天厚待先生、赐给他高寿，实在不是没有用意。卫武公到了老年仍然增进德行，《淇澳》和《抑》两篇戒勉之诗因此流传在《诗经》中。先生结屋居住在简陋的门庭，请允许我借用《淇澳》诗中金锡圭璧的文辞，为先生敬进一杯酒。这就是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募建六忠祠序》睢城西门内原来有六忠祠，祭祀唐代中丞张公、太守许公，以南雷、姚、贾四位先生配享。祠庙规模显赫，春秋两季，官府属员恭敬地奉行祭祀。壬午年黄河决堤，祠庙淹没在水中。后来当地人私自侵占这块地，改建成尼姑庵。六位忠臣的神灵无处安居，路过的人都感到凄怆。到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唐代自安禄山侵犯京城、明皇向西出逃以后，令狐潮、尹子奇一类人气焰嚣张于梁、宋之间，名城大郡都争着望风投降。唯独张公、许公率领两千名残弱士卒，凭借一座孤城抵挡三十万强敌，保障江淮地区。他们精诚忠贞的大节，至今八百多年，天下的士大夫以及牧童、樵夫、耕夫都能讲述。我们州在唐代属于睢阳的属邑，张公起初镇守雍丘，后来把军队移到宁陵；许公以睢阳太守的身份迎接他入城，那么我们州也是张公往来、拿戈挥兵的地方，却没有建立庙祀，春秋祭享也无处举行，实在不是安顿慰藉忠魂、委曲奖劝人心的道理。何况近来道宫佛寺到处都是，金碧辉煌、庄严壮丽，却没有人议论建立六忠祠；异端邪说日益盛行，大义得不到彰明，有心维护世道人伦的人不能不为此长叹。如今文学黄君在旧祠西边施舍一块地，谋划修建三间享堂、两道重门和两侧廊庑，希望恢复旧日的规模。只是力量微薄而费用繁多，还要依赖各位共同成就这件盛事。人伦天道的明确训诫已经昭然垂示，凡是具有人的常性、应当有共同志向的人，都务必使祠堂规模宏大宽敞，祭祀礼器焕然一新。士大夫们穿着礼服登堂拜谒，看见日月星辰般长存的忠节，凛然感到英魂仿佛仍在。四方君子乘车经过这里，也会知道我们州人士懂得辨明轻重，不至于尊崇异端而忘却大义。

译贺王叔平进士序。余年少时听先父说：“柘城雪园王先生，是当今的大人君子。”我心中私下十分仰慕他。后来入仕，先生任御史巡按两浙，我在睢阳驿署拜见他。先生握着我的手同我交谈，娓娓不倦，对我的训诲勉励极其周到。他拿出所著《传习录》《定志》等论著以及几十卷诗文给我看，我接受后认真阅读，不敢忘记。前年我在商丘遇见先生的儿子叔平，他气度如浑金璞玉，不自我矜饰，俨然有得道之人的容貌。他所写的文章高洁简练，深得大家遗风。我私下感叹，贤者的后代一定会超过先生，这更加得到验证。己酉年，叔平在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同乡亲友将要举行羊酒庆贺的礼仪，来向我索取贺辞。我没有什么才华，近年来对于应酬赠答之文早已谢绝不作。但想到我年少时便知道敬爱先生，亲自聆听先生的谈吐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幸而见到叔平考中南宫进士，怎么可以没有一句话表示祝贺呢？诸位难道认为一个进士名次就足以使叔平显贵吗？自从设立制科以来，登上高等第的有多少人呢？然而有些人一生穿着布衣，风采却照耀古今；有些人身登高科，却庸庸碌碌，毫无可以表彰的成就。这两种人的为人轻重究竟怎样呢？从来谈论道德的人，必定推尊濂、洛、关、闽五位先生。濂溪、伊川二位没有考中进士；明代理学家所推尊的薛、王、陈、胡四位先生，白沙、敬斋二位也没有考中进士。可见甲第，不过是士子取得君主信任、推行道义的一条阶梯，并不是凭借它就能不朽的东西。它哪里足以使叔平显贵呢？我之所以看重叔平，也只是因为他能够效法雪园先生罢了。先生任交河县令时，那里是京畿附近，正值宦官势力横行的日子，别人都束手不敢作为，只有先生毅然不畏强权，核查田亩，整顿邮传，平息盗乱，减省刑罚，政绩最为显著。后来入朝掌管柏台，神色严正，手执笏板，议论侃侃而谈；所到之处，奸弊全被杜绝。他尤其孜孜不倦地延揽后进，把讲明心性之学作为要务。从浙江东部归来时，船中只有万卷图书而已。叔平的学问品行得自家庭教育，长期以来无书不读，却能以谦逊守持；对于海内名士没有不交往的，却一定把他们归向正道。从今以后，他一定能把先生所积蓄而尚未发扬的学问施行于天下。这才值得祝贺。我听说先生的学问以王文成公为宗旨。文成公的良知学说，是从真正的修养和真正的觉悟中得到的；当他在权臣党羽势焰正盛时折服他们，在顷刻之间平定大变，无不是良知的神妙作用。军情文书纷至沓来，他仍不停地讲解经书，这难道是勉强做得到的吗？像山农、汝元一类人，只会剽窃些影响之谈，张扬放纵，最终招来世人的讥笑。文成公一生的行事，都可以无愧于天地。后人果真能够仿佛做到其中万分之一吗？叔平继承先生的志向，进一步取法文成公，一定能够亲身践行并从心中有所体会，彻底洗除世俗儒者的陋习。如今他被时代任用，难道上天是有意振兴斯文吗？这又值得祝贺。我承受过先生的指教，略微懂得其中的端绪。如今我对叔平的期望，也正是为了仰承并报答先生的心意。如果只是夸耀家世门阀的显盛，徒然写些谀词罢了，我哪里敢这样做呢？送徐电发序。徐君电发因征召任职于禁苑，他的文章、诗赋处在香山、涪翁之间，常常请假居住乡里，门庭冷落。回到官署还不到一个月，突然被贬官离去。同朝士大夫多为之叹息，作诗赠送他远行。我当时正患病，闭门谢绝宾客，不能出城郊送行；又因心悸不能作诗，无法写东西赠给电发，于是勉强起身邀请他到小亭，斟酒告诉他说：“人生难道一定要把一个官职看得很重吗？古代贤人中，仕途虽然冷落，但声名显著于后世的很多。以你的才华，本来就不能以官职的高低来评断。吴中山水清秀妍丽，隐居的君子很多，你到那里去同他们交往，共同探究性命的精微，探寻濂、洛学派的宗旨，一定会收敛浮华而归于实际，超然自得，归于道德也就指日可待了。难道只能以文辞擅长而已吗？”我违背了早年的志趣，困顿于朝廷内外，精力已经衰颓，而形势又使我不能立即离去。即使有幸获准辞官，旧日学业也已荒废，没有什么进益，百年碌碌无为，实在可叹。人生在这里受挫，必将在那里伸展。你在当时不得志，必定会在后世有声誉。你可要努力啊！”电发说：“好。”于是写下这些话，以记载分别之情。《汤子遗书》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汤子遗书》卷四，工部尚书汤斌撰写的记文。《乾清门奏对记》。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译皇上驾临乾清门，汤斌侍值。皇上命令把平日所作的诗文录出进呈御览。汤斌奏道：“近来因为纂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两朝圣训，以及所作《明史》，诗文很少。” 皇上说：“即使是过去的作品也可以。”四月初九日，汤斌遵 旨进呈所著文章十篇、诗十首。皇上召他到乾清宫，阅看第一篇《籍田颂》，神情肃然，改变了脸色，说：“这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九日〕 世祖章皇帝时期的事情，你在任庶吉士时写的吗？”汤斌回答说：“是。”接着阅看《十三经注疏》、论二十一史的文章，读到《春秋》“春王正月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篇〕 皇上命令他陈述大意。汤斌回答说：“‘春王正月’四个字，《春秋》原文写得本来很明白，但后世儒者议论不一。有的说周朝改了月份，也同时改了季节；有的说只改月份而不改季节；有的说季节和月份都没有改。我根据《春秋》原文断定，季节和月份都改的说法是正确的。比如冬天十月下雪，二月没有冰，按照夏历本来并不算异常。又如僖公五年《左传》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所谓‘日南至’，就是子月。这是改月份、改季节的证据。胡安国说：‘以夏历的季节冠于周历的月份。’我认为不是这样。实行夏代的时令，是圣人平日论道时所说的话；《春秋》是圣人尊崇周王的书。把夏代时令置于周历月份之前，并不符合臣下不背离君王的道理。” 皇上点头赞许，又拟定汉代开放禁苑、借给贫民，并举荐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皇上下诏问：“这道诏书是为什么而作的？”汤斌回答说：“这是汉元帝时的事情。臣散馆时，世祖章皇帝亲自考试，便以此命题。臣蒙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恩典，被授予检讨一职。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十月、二月、五年〕 命令我陈述《述学言篇》的大意。汤斌回答说：从周子到朱子，他们的学问最为纯正精深，是儒者的标准。后来的学者沉溺于训诂，完全失去了程朱的精义。王守仁的致良知之学，正是为了挽救后世学术的弊病，但言论多有失于中正。他的门人又用空疏的见解承袭，导致后人议论更多。臣私下认为，前代儒者补救偏失、挽救弊病，各有深意。希望学者认识圣学的真实内容，亲身实践，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得。只是争竞口头言语，是没有益处的。” 皇上再次点头赞许。《潼关城楼刻诗》《记睢州儒学》《记嵩阳书院》《记赣州府志序》。皇上一一阅览完毕。十首诗逐字看过，读到最后一首，其中有“年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两句。皇上久久沉思，说：“什么叫作‘忧多道转亲’？”汤斌回答说：“臣年幼时遭逢战乱离散，半生处在忧患之中，曾经随着所遇之事体察道理，反而觉得更加亲切。诗词写得质朴拙劣，实在惶恐。” 皇上的面色和悦清朗，从容地询问，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圣明的君主优厚礼遇儒臣，这是 国家的重大事情，只怕臣才力短浅，没有办法报答称职，既惭愧又恐惧。睢州移建庙学碑记。睢州儒学旧址在北城濯锦池上。明朝末年黄河决口冲毁城池，于是整个淹没在水中。有关官员暂时把先师孔子的牌位供奉在城南民舍，地方十分狭窄低洼，殿堂廊庑的制度不完备，讲堂和斋舍也都缺少，诸生没有地方学习。多次商议改建，但因财用匮乏，没有人毅然承担这件事。康熙十年，知州程公刚到任，担心没有办法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仰承朝廷的德意，经过一年政事通达、事务简少，才察看庙宇东边有一块地，依山冈而坐北朝南，水流环绕如玉璧，众人的意见都一致。州中荐绅和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接着建两庑、防门、棂星门，都合乎制度。建有明伦堂，启圣、名宦、乡贤各有祠堂，立崇饰的牌坊，四周围以墙垣，神位次序和丹青彩绘都合乎图式与礼制。筹划规制、考核收支，长期不懈的是学正魏君。工程完成后，程公率领乡绅大夫和士人举行释菜礼，并请我作记。我无法推辞，于是说：修建学校，是有关官员的职责。在这里游学的诸生，也应当思考怎样做学问，以求达到古人的道吗？还是只装饰文辞，沉溺训诂，希望苟且取得利禄，以在一时夸耀而已？朝廷同时建立庙宇和学校，本来就是期望学者以圣贤为宗旨。圣贤之学，关键只在存心。存心，就是保存天理。无论隐微到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还是显著的人伦日用之中，都是天理所在。尧、舜、禹相互传授的道理，必定在辨别人心与道心的危险、隐微之处下功夫。孔子十五岁立志学习，到七十岁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那么圣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早晚勤勉警惕、自强不息，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罢了。成汤、文王、武王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以及颜、曾、思、孟等大贤，时势到来、事情兴起时，功业各不相同；但他们内心深切忧虑、极度畏惧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心情，却与千古以来完全一致。因此，他们的行为没有固定的轨迹，言语也没有一味仿效，总是以此心保持纯一精粹，在深远盛大的天理面前相互印证，而不是逐一从功业、文章上比较。濂、洛、关、闽以来，大儒相继出现，所处的风气和环境不同，指授教导也各不相同，但道根源于心，前后始终如一。学者若不在性情上体验，在践履中同古人在精神、心术之间相遇，那么就等于自己的功夫疏浅，即使独处暗室也难以心安。即使著书堆满屋子，对于道也没有关系。只有知道道的最大根源出于天，而体和用都具备于自己的心中，在存养和省察上同时用力，相信显明与隐微之间没有间隔，领悟知与行本来合一；喜怒哀乐一定求其合乎中节，视听言动一定求其合乎礼法，作为子、臣、弟、友一定求其尽到本分。蕴藏于内就是天德，发用出来就是王道，这是学问的最高功夫，也是尊信圣人的实际行动。然而有难以言说的地方：正学无人讲明，世俗积习日益深重，利欲的根难以断除，巧诈虚伪的手段却越来越精巧。如果不是趁着本体偶然显露，赶紧用体验扩充的功夫来发扬它，悠悠忽忽地玩乐荒废，岁月还能剩多少呢？转眼便到了晚年，贤愚都同样归于死亡。大禹之所以珍惜一寸光阴，而《尚书》称取“若药瞑眩”，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如果说：“我的志向在科举功名，只管钻研帖括，其他事情没有时间考虑。”这就是把圣贤的六经只看作取得富贵显达的工具，将来一旦接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朝廷任用，怎么能够坚持道义、杜绝欺诈？忧虑国事、奉公办事，岂不是几乎辜负了 朝廷建立学校、修建庙宇的本意吗？我是本乡人，诚愿同乡里的后进互相磨砺，使贤才不断涌现，以报答 君王的恩德。谨将所听闻的道理写出来告诉大家。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康熙二十三年，岁次甲子。天子因天下治理安定、功业告成，举行古代巡狩的礼仪。这年冬十月，

译皇帝车驾到达苏州，询问民间风俗，告诫有关官员。回到曲阜后，祭祀先圣孔子，拜祭献礼的仪式，比前代更加隆重，亲自挥洒 御笔题写庙额，并下诏命令天下修缮学校，颁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御书，使海内万物兴盛，没有不归于治理。当时汤斌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命抚治吴地，恭敬地拜谒庙学，看到殿堂廊庑、门墙日渐倾颓毁坏，明伦堂也摇摇欲坠，担心无法仰承 圣明天子兴办学校、尊崇道统的心意。当时任职不久，来不及兴工修建。第二年二月，他捐出俸禄倡议开工，藩司、臬司和众僚属准备材料、召集工匠，尽力协助。房梁、栋木、斗拱、椽子、柱子、础石中残缺的全部更换，丹青彩绘和油漆模糊剥落的全部翻新，祠堂、斋舍、厨房、仓库中长期废弃的全部恢复。建筑坚固，制度完备。泮水疏通，远远连接太湖。松、桧、椅、桐一类树木，种植了一千株。经过十个月工程完工。于是亲自率领僚属举行释菜礼，定期在堂上讲学。诸生拿着经书来请教，远近的人都来聚集。又过了一年三月，汤斌奉 东宫的命令，在临行前召集诸生告诫他们说：“这个地方自从范文正公建学校、胡安定创立教法以来，到现在已经六百多年了。著名卿士和大儒一个接一个。诸生在这里学习，怎样继承阐述先哲的学问，仰答 天子造就人才的雅意，想来究竟在哪里呢？国家兴起治理教化，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在于崇尚经学。汉代儒者专门治经，各家成为名家，师说相承。当《诗》《书》遭受焚毁之后，礼仪制度、器物名数的条目，以及删定、传授经书的宗旨，还能保存千百中的十分之一。况且当时选拔人才不以辞章为标准，通晓经学、研究古道的士人，都能够上达朝廷。朝廷确定重大议论、裁断重大疑难时，博士依据经书回答。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的心思；孝、悌、廉、让的行为，即使经历衰乱也不改变。这就是重视经学的功效。后来虚无寂灭的学说盛行，声律骈俪的习气精熟，而经学荒废了。宋代濂、洛、关、闽诸位大儒出现，阐明天、人、性、道的源流，所以天下才知道，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虚无寂灭并不是性；道不外乎人伦日用，功利辞章并不是道。所谓得到六经的精微、继承孔孟断绝的学业，又岂是汉代以后各位儒者所能比的呢？《宋史》把道学、儒林分列为两传，大概是因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承前启后，他们师友传承的渊源不能同一般儒者相比。但道学和经学从此分开了。所谓道学，就是把六经四书的精义在心中体验，亲身践履而有所获得。” 并不是说经书之外另有一种没有传下来的道学。因此，离开经书谈道，这是异端所谓的道；离开心性谈经，这是庸俗儒者所谓的经。尊崇洙泗之学而以濂洛闽学为师，是端正人心的原因；家家奉老子、户户奉佛教，是世道衰落的原因。如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十月、三月〕 圣朝尊崇礼敬先圣，表彰正学，士子应当知道自己的趋向了。我担心朝廷以实际来求取人才，而士子最终只用虚名来应付。如果不追逐虚名，而把力量用在实际功夫上，那也不过就是亲身践行罢了。因此学者首先必须明确义与利的界限，谨慎辨别真诚与虚伪的关口，那么对于不合于道的富贵贫贱，就会清楚地知道不可接受、不可追逐；在仓促、困顿以及生死祸福之间不可改变的操守，也必然坚定。不要做损失原则以求小利的事情，不要谋划走捷径苟且求得的办法；宁可笨拙，不可机巧；宁可朴实，不可浮华；宁可方正，不可圆滑。戒慎恐惧、慎独的功夫，任何时候都不能间断。作为子、臣、弟、友的职责，不敢不努力。面对朝廷不惭愧，独处暗室也不惭愧。这样，发为议论，自然能够止息邪说、排斥偏见，使乡愿以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能施展；出而处理政事，自然能够尊崇王道、贬斥霸术，使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政治不能实行。这才是真正的经学，这才是真正的道学。否则剽窃浮华，只把它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把讲论和践履分成两件事，即使背诵宣说先儒之言，对世道又有什么依赖呢？在范文正公那个时代，《中庸》还混杂在《戴记》之中，范公独自把它举出展示给横渠先生，由此可知范公在经学上的深厚。胡安定的教法以经义为根本，当时太学取来作为规范。宋代人才的盛大，实际上以此为基础。诸位学生是乡邦的后进，来到这里游学观摩，难道也会有所兴起吗？苏州郡的人文，确实是四方所取法的。这些都是用来辅助成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圣朝治理教化的，我对此实在寄予厚望。诸生请求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文。潼关卫儒学重建启圣祠记。安定先生的教化以讲明经义为根本，当时太学把它作为准则。宋代人才的兴盛，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诸位学生都是乡里的后辈，前来游学、观摩，想必也会有所振作、有所奋发吧？苏州郡的人文教化，确实是四方所效法的。这正是用来辅助成就教化的原因。对于圣朝的治理和教化，我确实寄予深厚的期望。诸位学生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一篇记文。《潼关卫儒学重建启圣祠记》嵩阳书院在登封县城北，创建于五代、宋初，与睢阳、白鹿、岳麓并称四大书院。这里背靠嵩山，面向颍水，左右有少室、箕山等山峰秀丽高耸，直插云表；天地间清明和善的气息在这里汇聚。至道年间，朝廷赐给书院《九经》、诸子、史书，设置校官，学生达到数百人，声势最为盛大。程颢、程颐二先生曾在这里讲学，后人因此为他们建祠。明朝末年兵乱，书院几乎全部倾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本朝崇尚儒学、重视文教，知县黄州叶侯封建造三间堂屋，祭祀二程和朱子；由于此地邻近崇福宫，凡是宋代大臣中带有崇福宫职衔的，也都在那里祭祀。叶侯升任京官后，本县人、兵备副使逸庵耿先生辞官居家讲学。他认为程朱是道统所尊奉的宗师，不应同其他贤人并列，于是又捐资建造三间堂屋，迁移神主加以崇祀。又建造三间讲堂，题名“丽泽”，旁边两斋分别题为“博约”“敬义”，并建书舍若干间，厨房、浴室、门墙一应俱全。从康熙十八年春到第二年秋天工程完工。知县长洲张侯壎把兴起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每月初一在这里讲学、考课，众多士子文质彬彬，受到教化。逸庵写信托我作记，我恰好承乏史局，正遗憾不能在几席之间从事学问、听闻他的见解，哪里敢推辞？然而逸庵的意思，难道只是要我记载营建的年月吗？或者是想让我说些话来告诫众位士子呢？我私下认为，孔子教人的书，没有比《论语》更详细的。当时孔门弟子称颜子好学，孔子曾同他整日谈论而他从不违逆，如今《论语》所记不过是问仁、为邦两章罢了。然而天德、王道都已经完备了。颜子说孔子善于循循善诱，先使人广泛学习文献，再使人约束于礼；如今其他方面无从考察，仅从这两章推想，虞、夏、商、周的礼乐制度，就是所谓“博文”，而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训诫，就是所谓“约礼”吗？

译不过是学习有体有用，发问也有先后罢了。《中庸》说要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并列举其条目，也是从广泛学习、审慎发问开始。孔子说求知不能废弃多听多见，但又以“一以贯之”告诉子贡，这又是把广泛学习、记取知识当作不是贯通一切的根本，最终把根本隐藏而不说。孔子同门人谈求仁的方法、行仁的要领已经很多，但对于仁的本体却很少谈及。难道圣人是故意过分隐晦吗？等到读《易经》乾卦的彖传和《中庸》首章，才知道道的最大根源，没有比这里说得更明白的了。道的最大根源出于天，而仁是天道的元始。知道天与人同一根源，就知道自己的心同天地流通往来、没有隔阂，爱民如同同胞、视万物如同同类的念头自然生发，戒慎恐惧也自然不能停止。因此程子说，学者必须先认识仁，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仁的本体，不是可以用口传耳听来教授的，而要靠人默默体认。孔子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到能够立身、达到不惑，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天命，可见知道天命也是很难的。如今讲学的人在堂上聚集几十、几百人，对他们说“天命是什么”“心性是什么”，把最大的根本和源头都变成口耳之间的影响之谈，学者在片刻之间就听闻性道的奥秘，那么他们不至于把它当作光影玩弄、把诗书看作糟粕、把三百条礼仪和三千条威仪看作粗迹的情况，已经很少了。这也是讲学者的过错。道没有所谓高远之处：它在形而下的方面，具备于饮食器物衣服的日用之中；在形而上的方面，达到无声无臭的精微之处。精粗、本末没有两样。孔子对颜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又对樊迟说：“居处要恭敬，办事要严肃恭谨，同人交往要忠诚。”圣人对上等智慧者和中等资质者所说的话，都不超出这些范围，因为天命的流行不在人的一举一动之外，作为子、臣、弟、友都可以由此上达天德。所谓“没有一项行为不与道相通”，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知道我的，大概只有上天”，也是这个意思。如今功利、辞章、科举、技艺的习气陷溺人心，士子终年勤苦劳碌，志向只在利禄名誉，对上天赋予自己的东西却茫然无知。这种学问，根本不是圣人的学问。中庸所说的广泛学习，是为了笃实行事；颜子所说的广泛学习文献，是为了约束于礼；《大易》所说的穷究事理，是为了尽性而达到天命；《大学》所说的格物，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拘泥于事物表面而以为是在穷理，未免沉溺于迹象，既支离又失去根本；离开事物来谈致知，又近于抛弃聪明、压制明察，同样空虚而缺少实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求学的道路长久迷失，习气浸染日益加深，偶然得到的空疏见解，不能算真正有所得。若不默默体认本体，以真诚恭敬来保存它，连续不断、细密周全，不二心、不停息，前代圣人心传的道理怎么能够贯通而没有间隔？所以说：“如果没有达到至高的德行，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唉，这哪里是容易说的啊！逸庵的学问以专一恭敬为根本，以体察天理为要旨，可以说得到了程朱正统的宗旨。我担心学者轻易看待它，所以借记述书院的机会详细说明，希望他们深思而自行有所领悟。张侯通晓经学，由读书入仕，治理政务有成绩；在逸庵共同成就此事方面，尤其值得称赞。我又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承，所以详细写下来告诫后来的君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二章〕 庆都县尧母陵庙碑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尧母陵在庆都县城东门内，陵墓封土高过一丈。陵前有一座庙。庆都在汉代叫望都，张宴说：“尧山在北面，庆都山在南面，登上尧山可以看见都山，所以取名为望都。”到了金、元时期才改为今天的名称。考察秦始皇七年攻打龙孤，庆都又回兵攻打汲县，可见这个县邑很古老。尧的母亲是陈锋氏，有的说是陈酆，有的说是陈隆，是帝喾的第三妃，见于《史记》《世本》《大戴氏礼记》。尧原是唐侯，后来升为天子，最初封在唐；皇甫谧说就是中山的唐县。因此山叫尧山，水叫唐水，城叫唐城，池叫唐池。皇甫谧又说，望都山是尧母庆都居住的地方。县邑既然有尧祠，思念尧的德行，敬畏他的神灵，追祀他的母亲，本来就是合宜的。欧阳修认为《史记》和地理志等书没有记载尧母葬处，后来得到汉建宁五年成阳灵台碑文，上面说：“庆都升仙而死，大概葬在这里；为了不让人知道她的名字，称作灵台。”上面建有黄屋，是尧所奉祀之处，于是确定尧母葬处在成阳。而郭缘生所述《征记》说：“成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墓，墓上有祠庙。” 郦道元注《水经》也说：“成阳城西二里有尧母庆都陵。”如果仔细考察确实如此，那么尧母葬在济阴，就有根据了。虽然如此，成阳碑文说“或许葬在这里”，“或许”是尚不敢确信的说法。尧既然封在唐，那么他的母亲去世后，怎么知道不会葬在唐地这个故乡，使她的魂魄得到安息呢？这也是合乎事理、可以相信的。庙共有三间，排列着两道廊庑。康熙二十四年秋天，长久下雨，庙宇倒塌，积水冲穿陵墓，露出墓穴。知县锦州蒋侯国桢拿出俸钱修治，用砖砌筑陵墓四周，外面设置重重围墙，粉饰庙宇外貌，在前面建牌坊，题作“尧母陵”。我从江南奉

译召入京，经过这里，蒋侯请我作文章刻在石上。我考察：帝喾有十位妃子，除尧母外，著名的还有有邰氏、有娀氏。《诗经》说：“赫赫姜嫄，有娀方将。”说的就是她们。娵訾氏生挚，邹屠氏生八英，羲和生宴龙。当时占卜这四个儿子，都说他们将拥有天下。有邰氏生弃，说他踩到大神的足迹；有娀氏生契，说有鸟留下卵，她吞食后怀孕。这些事情非常怪异，有人认为是解释经文时的错误。至于尧母，更说她在三河观看，感应赤龙而生尧，这是多么荒诞啊！但尧既然神圣非凡，他母亲留下的遗迹本来就不能不修治。因蒋侯的请求，我叙述古代所听闻的事情，同时作神弦诗，使蒋侯每年按时交给乐工歌唱。歌词说：帝喾高辛氏啊，有十位妃子；这就是尧的母亲啊，降生在斗、牛二宿所纪的岁年。岁在阏逢、涒滩之时，丹陵旁边、三河岸边；震动清晨而生下儿子，望舒月神盈满之时已经十四岁。分封土地给陶唐，望都山是母亲的故乡。千秋万岁，思念帝尧，怀想他的恩德永不衰减。陈列俎器，执持笾豆，在母亲面前进献馨香。神灵到来时纷纷然，覆盖着盘旋回绕的黄云；神灵离去时姿态婀娜，乘着红色车子，驾着白马。巫觋起舞，巫师歌唱，击鼓传递芭蕉叶。陵墓不崩塌，庙宇不改变，本地百姓永远祭祀奉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五年〕 重建汉太尉杨公飨堂碑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里、二十四年〕 华阴城东三十里有汉太尉杨公的墓。根据本传，杨公在延光年间任太尉，因忠直获罪被放逐，回去后饮毒酒，死在夕阳亭。顺帝即位，门人虞放、陈翼到宫阙追诉杨公的事情，皇帝下诏按照礼制把杨公改葬在华阴潼亭，用中牢祭祀。这就是墓地所在。我在丙申年担任潼关兵备时，曾到墓下拜谒，看见兵乱以后，享堂基址颓废，四周围墙全部倒塌，藤蔓野草、荒烟弥漫，碑石横七竖八，愤慨叹息了很久。那年歉收，没有时间兴工修建。第二年，我同县令谋划，起而重新修建，建成三间享堂，加高围墙，旁边建廊庑和屏门，宽敞高大。倒伏的碑碣扶起，剥蚀的文字续补，服役不妨碍农事，费用也不是从国库支出。两个月后工程告成。我曾读《汉史》读到杨公的事迹，没有一次不呜咽流泪。汉朝到安帝时，政乱已经十分严重。王圣依靠做保姆的辛劳，与女伯荣出入宫禁，金吾、常侍辗转沟通货赂。后来刘环把女儿嫁给阿母的女儿，便获得袭承侯爵的封号；朝廷下诏为他在津城门内建造住宅，连排房屋、雕刻栋梁，还穷尽山中采石。皇帝车驾向东巡行，竟然对此毫不顾惜。当时公卿大夫奔走依附贵戚，唯恐赶不上，而杨公想凭微薄的一己之力挽回衰败的潮流，实在太难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地震、星变，本来是上天用来告诫君主的，却反而借此收缴太尉的印绶，这是多么荒谬啊！有人责怪杨公为什么不早早离去，唉！大臣的道义是事情不可为就停止，难道以杨公的贤能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大概杨公认为，自汉高祖以来，杨氏世代对国家有功，而自己位列上相，职责在于匡扶社稷，实在不忍看见君主被群小迷惑，希望牺牲自己而使君主或许能够觉悟。当时距离光武、明帝的时代还不远，如果皇帝侧身空席、悔过自责，追慕建武、永平年间的伟大功业，屏绝宠幸之人，任用忠直之臣，那么东汉的兴盛或许还没有到尽头。看他对门人诸子所说的杂木器具、布被等话，千年以后，谁不会为之感动流泪呢？他竟能招致大乌降临的祥瑞，却终于不能改变安帝的听闻和意志；这就是汉朝国运不能长久，也是杨公无可奈何的原因。唉，真令人悲伤！然而杨公死后，他的子孙相继担任太尉，杨秉、杨赐、杨彪都以清正节操著名，在君主处于崎岖危难之际保卫君主，使董卓、曹操之流虽觊觎神器却不敢举兵夺取；直到汉室衰败磨折达到极点，国运暗中转移，士君子仍然感念他的遗教，甘愿遭受覆灭挫折而不后悔，这难道不是杨公遗留下来的功烈造成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儒者没有察觉，竟拿隐身远害的道理来议论王臣不顾自身的节操，我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太华山、函谷关之间，自汉代以来，在当时建立功业、把姓名刻在彝器鼎铭上的人很多。然而后来全都湮没，再也看不见、记不着；所留下的坟墓宫室，甚至有牧童在上面坐卧、放声长啸。乡里后辈不知道这里有这个人的墓，四方游士赶车经过，也没有人肃然起敬。杨公自改葬以来直到今天，虽然屡次经历变革，祠宇常常倾塌毁坏，但子孙环绕墓地居住，岁时祭祀从未中断。如今我一倡议，乡里的士大夫便纷纷响应；恐怕以后四方君子登上他的享堂、观看他的遗迹时，想见杨公的声名和气节，还会低回留连而不能离去。唉，由此就可以了解杨公了。潼关楼刻诗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潼关，是古代桃林的地方。太华山耸立在西面，崤山、函谷盘踞在东面。秦地群山回环聚合，万座山峰直刺天空。黄河、渭水曲折盘绕，千万条深谷奔流汇聚。悬崖、山谷、冈岭环绕拥抱、丛集倚靠。道路狭窄险峻，车马如同在东方行进。这里真是天地造成的奇险之地，是秦国的门户。汉、唐以来，没有不把它倚为重镇、凭借它作为屏障的。兵火以后，城墙倾塌，城楼半数残缺，废弃的遗址笼罩在荒烟之中，经过的人都为之徘徊而凄怆。顺治十三年，汤斌奉命整饬这一带的兵务，自顾才能平庸浅陋，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常常惴惴不安，唯恐不能胜任。仰仗朝廷的德威远播，数千里之外也如同处在皇帝车驾之下。因此我任职三年，军队强健，官吏驯顺，士人习俗端正，百姓安定。于是同僚属谋划重建城楼，费用都由捐出俸禄承担，劳役也不妨碍农事。工程完成后，搜集古人经过潼关时题咏的诗词，从唐明皇以下，共一位皇帝、十八个人，作诗二十九首，刻在东门楼的墙壁上。唉！当年唐明皇停下车驾，在关上同侍从唱和，那时君臣欢乐，天下清平安宁；登高踏上泰山，刻石铭记功业，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不久渔阳兵变发生，强大的军队宣告溃败，关塞失守，皇帝的六龙车驾向西逃幸。难道山河的险要不足以凭恃吗？还是说成败的原因全都来自人呢？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吴起说：“在于德，不在于险。”拥有国家的人，修养德行来怀柔远方，和睦众人来守护国家，那么从容地在宴席间处理政事，放下兵器、让铠甲休息，达到放牛归马那样的太平盛况；这地方难道不是那种盛况的旧址吗？后来的君子登上这座楼，眺望山川雄伟优美的景色，观览古人的咏歌，感慨古今兴衰，思考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关键，也可以因此慨然深思了。

译重修干明寺碑记。潼关，是古代的桃林之地。太华山在它西面高高耸立，崤山、函谷关据守在它东面。秦地的群山回环聚合，万千山峰直刺云天。黄河、渭水曲折盘旋，千沟万壑奔流而下。悬崖、山谷、冈岭，层层环抱，簇拥依傍。道路狭窄险峻，车马如东。这里真是天地造成的奇险之地，是秦地的门户。自汉、唐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不把它倚为重大的军事要镇，用来作为屏障藩篱。经历兵火之后，城墙倾倒崩塌，城楼和望楼半数残缺，废弃的遗址笼罩在荒烟之中，经过这里的人都为之徘徊不前，感到凄凉悲怆。顺治十三年，【斌】奉命整饬此地的军队，自己考虑才庸能薄，实在不能担当这一重大托付，常常惴惴不安，暗自恐惧。幸而仰仗朝廷的恩德与威势广远施布，即使身在数千里之外，也如同处在天子车驾所在的京城之下。因此任职三年，军队强健，官吏驯服，士卒习于训练，百姓安定。于是谋划同僚，重建城楼；费用全都从俸禄中捐出，劳役也防止妨碍农事和工役。工程完成后，搜集古人经过潼关时题写咏叹的诗词，从唐明皇以下，共有一位皇帝和十八个人，合计二十九首诗，刻在东门楼的墙壁上。唉！当年唐明皇在潼关上停留车驾，同侍从唱和诗歌，那时君臣欢乐安逸，天下清平安宁；登临高处、攀登泰山、刻石铭记功业，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不久渔阳的叛乱兴起，雄大的军队宣告溃败，关塞失守，皇帝的车驾向西逃幸。难道山河的险要竟然不足以凭恃吗？还是说，成败的原因全都出在人事呢？孟子说：“地势的便利不如人心的和睦。”吴起说：“国家在于德政，不在于险要。”拥有国家的人，修养德政来安抚远方的人，使众人和睦来守卫国家，那么就能从容地在酒席间谋划国事，停止兵戈、休息铠甲；那种放牛归马、天下太平的盛况，难道不就是这里的旧日遗址吗？后来的君子登上这座楼，眺望山河的雄伟壮丽，阅读前人的吟咏歌唱，感受古今兴衰的变化，思考治理国家、保全邦国的关键，也可以因此慨然有所思了。《重修干明寺碑记》睢州城西北角有一座寺院，名叫干明。查《通志》，说是元至正元年修建的。考察元人的碑记却说：“国初时寺基遭受河患，后来横向扩展，在元代又重修过，因此并非最初建成。”有人说：“这座寺院在唐、宋时是楞伽禅院。苏文忠公在绍圣元年将要前往岭表时，遇雨在这里住了两夜，写下《松醪赋》。后人因而为他建亭，把他的画像和赋刻在石上。文人往往在旁边建造别业，这里有林木、水、竹的优美景致。河道屡次迁移，寺院时常被淹没，沿革无法完全考证。”我在防守期间来这里游览，看见墙壁上有高子业、吴明卿的题字，都是擘窠大字，刚劲秀美，值得观赏。我不能全部辨认，心想大概因为这是坡公的遗迹，所以来游览的人很多吧？寺院东南有一座残塔，倾斜得像将要倒塌。明崇祯末年，因寇乱而毁坏。塔中得到一块石刻，写道：“塔一旦倒去，河道就会迁移，城也将废弃。”当地人对此感到惊异。不久，壬午年三月，闯贼攻破睢州；九月，汴梁决堤，洪水从寺北的堤口流入，直接灌进州城旧址，于是城遂废弃。石刻上的话历历应验，难道一座小小的塔果真能关系到地方的兴废吗？还是只是偶然呢？或者事物的成毁本来有一定时机，精通《易》数的人大多能够推知，并不是什么特别奇异的事吗？城陷以后，正逢朝代更替，没有时间治理河道，于是成为一片大水达七年之久。吴、越、荆、楚的商人，驾着高桅大帆的船只出入城郭和街市之间。我曾乘船经过这里，看见蒲草、芦苇、莲花、芡实一望无际，白鹭飞鸣，和渔歌彼此应答。铁佛像斜立在波涛之中，令人长久叹息。顺治十七年，河道治理后，地中发现一位名叫真元的僧人；他募资建成三间大殿，栋梁、楹柱坚固壮实，佛像和供设一应俱全。僧院、禅堂也依次建成。袁进士炌生请我写记，过了很久仍未能写。他请求得更加迫切，后来听风水先生说：“这座寺院对州城的风水有补益。”我没有研究过这种说法，但州地最低洼，寺院正处在河流冲击之处，却高峻屹立，有独自阻挡狂澜的形势。风水先生的话或许并非错误。州城又因为屡次被淹，古迹荡然无存。这座寺院建立数百年，经历沧海桑田、山谷陵夷，变化无常，而庄严的楼阁毁坏后又重新修复。绍圣改元时，正是坡公遭受谗毁、被放逐之际；他以翰墨自娱，不怨恨，也不忧戚，风流神采至今还可以想见。那些张商英、赵挺之之流，如今究竟在哪里呢？他们荒芜的坟墓、残断的碑碣，是否也有人经过时停留凭吊呢？寺院东面是锦水，水波荡漾；西面是古城长堤，烟雾中的柳树相互映衬。向南望去，城墙上的雉堞和楼台高低错落，像一幅画，可以供诗人吟咏眺望。钟声、木鱼声、磬声、板声以及诵经和梵呗声，在晓风和夕照之间缭绕；借此可以消除尘俗的忧虑，激发深切的省悟，不能说不是僧人真元的功绩。至于他年过七十，精神仍然强健，做事一定要期望成功，必要使它长久；他诚心诚意请求我写文，十年不懈，这也足以激励我们这些人，我怎么忍心以“居屋失火、书稿焚毁”之类的说法推辞呢？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

译田烈妇孙氏殉节碑记 烈妇孙氏，是岁贡生▯光的女儿，性情贞洁娴静，通晓《女诫》的大义。十七岁时，嫁给处士田云龙。云龙亲自耕作供给自己，烈妇穿着荆钗布衣操持家务，夫妻相敬如宾。康熙六年夏天，天气酷热，云龙在潭边边走边吟诗，脱衣下水游泳；雨后水势突然上涨，于是溺水而死。烈妇抚摸尸体长声痛哭，把簪珥等首饰全部卖掉，置办两口棺材，先给云龙入殓，随后自缢。家人急忙将她救下，使她苏醒；她的父亲劝慰她说：“你的父亲还在，难道你一点也不挂念我吗？”烈妇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是礼法。终身只从一人，这是古人的训诫。丈夫死了，我也随他死，这件事我已经深思熟虑了。”她的父亲无法反驳，只得让各位妯娌严密防护她。烈妇悲哀哭泣，一勺水也不入口；见防守十分严密，便骗她们说：“我现在不死了，等安葬以后再作打算。”她和妯娌们一起料理丧事。到了半夜，妯娌们大半睡着了，烈妇把她们叫醒，说：“你们难道不怕我死吗？”于是同她们长谈，一直到四更，妯娌们全都困得支撑不住，熟睡过去。烈妇便在丈夫棺材旁上吊自尽，这大概是六月十九日。防阳一带的人，无论远近，都知道田家有一位刚烈的妇人，也知道孙家有一位贤德的女儿。缙绅和儒林中人为她歌咏，郡守亲自到她的家门表示敬意，乡里人共同集资立碑，请我写几句话来传述这件事。我私下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大道，女子一旦嫁人便不改志，称作“信”，这叫作平常的德行，似乎不是人所难以做到的。然而《诗经》三百篇中，以妇女守节著名的，只有共姜一人。《春秋》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在二百四十年之间，能够保全节操、不失妇道的，只有纪伯姬。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如今看这位烈妇，又有什么辱没她们的地方呢？现在朝廷正大力推崇节义，等待着太史采集民间事迹。愿朝廷的诏令加以褒奖，把她的事迹刻入青史，使红管史笔增添光彩。即使采风的使者有所遗漏，而我把铭文刻在道路旁，她的芳魂和灵气仍将飞翔在这片土地上。土地上的魍魉和树木中的鬼神，也会知道保护这块碑石，使它永远不倾倒。即使经历星霜推移、岁月更加久远，藤萝遮蔽，苔藓剥蚀，爱好古迹的人将它摹拓流传，也可以弥补史官的缺漏，而烈妇的姓氏终究不会在世间湮没。这样，世上那些砥砺品行、磨炼节操的人，也不必担心被埋没而无法显扬了。重修中州会馆记 中州会馆在宣武门左边，旧时是梁司徒公的别墅，就是所谓的银湾曲。顺治十四年，同乡中在京城做官的人捐资买下，改建为会馆，宗伯薛公为此事写了记。年久以后逐渐倾颓，多次商议修治，因为费用困难，始终没有成功。到了康熙十八年秋天，地震使它几乎全部倒塌。当时都谏王子厚正主持会馆事务，捐出俸禄倡导修建，同乡各自按能力出钱，召集工匠、备办材料。中翰王三雪亲自监督工程，过了两个月便完工。于是乡里的大夫、士人设酒宴于厅堂，认为不能没有记文，便请我作文。我认为，国家划分为十五个方域，而京师是它们共同的都城。乡里人在朝廷做官，官阶有高有低，职掌有大有小，事务有繁有简，各不相同。分属各曹办理政务，除了早晚在朝廷相遇之外，有的人一整年也未曾来往。那些在外地做官的，有的相距几百里，有的相距几千里，彼此消息不通；有的人一旦因进呈表章、入朝述职而来到京城，有的人因乡里荐举、进京应试和谒选而来。也有京官外出持节，担任藩司、按察使或郡守的职务，忽然相隔几百里、几千里，彼此音讯不相通。幸而能够在同一时期聚集，那么每逢岁时、伏日、腊日，便相聚会饮；又在同朝共事、主持事务时相互宴饮，修习亲近和睦乡里的情谊，难道不能说是在实行古人的道义吗？都谏举行这件事，确实是懂得应当致力于什么。我又多次诵读宗伯的记文，其中称述本乡先哲，如李文达、刘文靖的辅政事业，顾轩、两位都宪的清廉正直，马端肃、许襄毅的功业，何文定、崔文敏的文章和气节，并以此寄望后人，希望他们仰慕前贤的风范，彼此砥砺，而不是把心思放在饮食宴乐、互相追逐上，可以说深厚而有意义。我认为诸位先贤的德业大概都有根源，也只在于他们的学问。中州的文章，没有比昌黎更盛的；他的学问排斥佛、老，尊崇仁义，掌握了圣人之道的大要，评论者认为其中精微深奥的内容仍有未能穷究之处。到两程先生出现，独自深入探究根本，穷尽事理和本性，接续千古失传的道统，所以程先生实在是儒学的大宗，也是本乡后进应当奉为标准的人。至于许文正、姚文献在苏门讲学，辅助兴元、太平的时运；明代曹正夫在崤山、渑池一带倡导正道，排斥邪说，维护正理，居于一代道学之冠。后来尤季美、孟叔龙在洛西继承阐述，鲁正卿、吕叔简在宋郡振兴道学，吕忠节阐发《孝经》，贺景瞻阐明《春秋》，刘文烈竭力承担移风易俗的责任，气节大义光明磊落。这几位君子都不受功名利禄、权谋、词章技艺之类习气的迷惑，坚定地有所自信。他们如果真正得到前贤为学的根本，用它侍奉君主一定忠诚，侍奉父母一定孝顺，交朋友一定守信。对于前代贤人的功业和风节，即使不刻意追求相合，我看也没有不相合的。程先生的学问，以至诚作为成圣功夫的极致，以主敬作为进入德行的关键。凡是参加这次会馆聚会的人，揖让进退都必须以礼为准则，赞成或反对、答应或拒绝都必须用道义衡量。敬存在于内心，外表恭敬并不就是敬。先有敬，然后才能达到诚；没有敬，就无法做到诚。以此互相修养，始终不懈，希望不要堕失先哲留下的教诲，也借此勉励自己尽力履行职务、报效国家。朝廷对我们的知遇，并不只是讲乡里的情谊、在岁时伏腊相聚宴饮娱乐而已。古人无论处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不离开学习，所以我冒昧推广前记的意思，和诸位君子共同勉励。

译重建信陵君祠记 开封旧日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右边。听说是云杜李本宁宗伯任职梁地时修建的。崇祯壬午年，祠堂被河水淹没，如今 国家太平已经三十年，废弃的典章逐渐得到修复，唯独信陵君祠仍然缺失。永平的韩子到梁地游历，叹息说：“这里难道不是魏国的都城吗？▯门的废墟中，难道还有侯嬴、朱亥这样的人吗？假使当时没有信陵君，那么侯嬴、朱亥也不过是守门人和屠市者罢了。山林岩穴之中并不缺少人才，能够识别人而且不以结交地位低下者为耻的人，世上却很少见。”于是他和寺僧就在原祠地的土中寻找，找到云杜旧碑，共同集资建祠，仍按旧制以侯嬴、朱亥配祀。韩子又说：“侯先生还算是魏国人，至于毛公、薛公，本来生在赵国，被平原君轻视鄙弃，羞于同他们为伍。信陵君是怎样得到他们的呢？最终依靠他们的话，催促驾车救援魏国，率领五国军队击败秦军，直到函谷关才回来。信陵君始终没有在魏国失去臣节，是因为这两位先生的力量。只因他们不是魏国人便不祭祀，难道不是典礼的缺漏吗？把他们补列在侯、朱之后，正是为了表彰功劳。这就是所谓礼制因义而制定。”工程完毕后，他向官府请求，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又重新选择石碑，刻上《史记·魏公子列传》，立在祠中。他经过睢阳，请我为此写记。我斟酒对韩子说：“您是燕市中的平民，未曾系绶带、执符节，却承担了修复旧典、表彰古代英烈的责任。您为什么这样急切地做这件事？莫非是哀悼世道沦落的艰难，偶然感慨自己没有遇到知己吗？难道是与信陵君产生了跨越时代的共鸣吗？信陵君难道只是因为喜欢招纳宾客才受人尊重吗？秦国兼并六国，是古今的一大变局。赵国和魏国互为唇齿，魏国又是五国的屏障。信陵君用兵，即使姜太公、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假使当时没有因谗言而废黜他，秦国就不能灭掉魏国；魏国不灭，五国也不会接连败亡而归入秦国。即使信陵君有一天因年老多病而死，他这样善于识人、礼贤下士，也一定能找到像自己这样的人，把国家托付给他，那么暴秦的虐害就不能波及天下。他之所以因毁谤而被废弃，饮酒亲近妇人而死，难道也是因为不忍看见天下迅速归于秦国，便求速速结束一生吗？李牧死后赵国灭亡，信陵君死后魏国灭亡。秦始皇在天下肆意施威，是天意。汉高祖经过大梁时用太牢祭祀他，难道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吗？信陵君的墓在扬州门外，后来河流变迁，已被淹没，无法考问。这座祠堂的修建，是不能停止的。于是我为此写下记文。韩子名鼎业，字子新，博学而好古，慷慨而有大节。这座祠堂的修建，就是他的一个方面。星聚堂记 从前东汉陈太丘经过颍川荀朗陵家时，太史上奏说德星出现了；占辞说：“方圆五百里以内有贤人聚集。”直到今天，这件事还记载在史册中，千百年来被传为盛事。我认为，陈太丘修养德行，清静自守，进退合乎法度，可以说是贤人。至于荀淑博学而品行高尚，他的儿子号称“八龙”，但荀爽、荀彧都曾涉足乱世，留下了非议，哪里至于使天象都为之震动呢？我怀疑当时各位名士本来就享有很高声望，一时之间相互传扬造成了这种说法，大概是东汉标榜名士的风气所致，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征君孙先生隐居在苏门山的夏峰，天下人仰望他，如同仰望泰山高岳。夏峰距孟城一里多，郭子骙臣的别业在那里。风和日丽时，先生驾车前往游览，诸位门人带着经书请教问难，郭子带着酒菜跟随，仿佛邵尧夫的安乐窝。云堂旧有匾额，因为避御讳，先生为它改名为“星聚”，回头对我说：“你来记下这件事。”我认为，先生孝友笃实、品行坚定；在逆阉窃取权柄、正人君子陷入党锢之祸时，先生周旋其间，超然脱离党锢之祸，似乎有些像陈太丘；但他的道德纯粹完备，不乐于出仕，不故意偏僻隐居，忧虑天下、怜悯人民，守护先贤之道而等待后来的学者，这些方面又不是陈太丘所能比拟万一的。郭子的祖先中有宗伯、太参两位先人，清正的德行和正直的道义光耀前朝；郭公隆享有很高的声望，能够继承家学。在两河之间的诗礼名门中，首推郭氏，似乎也是荀氏不敢相比的。过去汉高祖入关时，五星聚集在东井；宋太祖时，五星聚集在奎井。秦国分野属奎，奎是文章之府；汉、宋两朝人文最为兴盛，这一点已经显现在天象中了。儒者师生相聚，自洙泗以来，曾在河汾聚集一次，又在伊洛聚集一次。到元初，姚公茂、许平仲、赵仁甫、窦子声共同聚集在百泉之上，只有刘静修住在容城，但彼此声气也相互往来，不能说不是聚集。先生出生在刘静修的故里，却隐居于苏门，一时学士背着书箱前来求学，与隋代的河汾、宋代的伊洛没有不同。天道与人道本是一理，人的精神本来就和天地相通，所以严陵能感动客星出现的天象，处士能应合少微星的占辞；贤士在下方聚集，德星便在上方聚集，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将来一定会看见掌管天象的人占测说，室、壁、奎、娄之间当有五星聚集。颍川的那件事，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平庸浅陋，不值得与人相比，能够在这座堂上跟随先生的脚步、同郭子交游，也不敢不勉励自己。

译三圣庙碑记 睢州城东南三十里有一座黑龙王庙，不知最初建于何时。相传从前黑龙出现，因此建庙祭祀，祈雨往往有应。万历年间，河水突然暴涨，有一尊关帝像顺流漂来，当地人在它左侧建祠奉祀，后来又建庙祭祀真武。三座庙鼎足而立，但黑龙王庙存在最久，所以名称尤其著名。庙旁村路幽深曲折，有几十户茅屋人家，专门务农养蚕，没有经商贩卖的习气。茂密的大树成百上千株，幽静得像山林。从叔父九式公喜爱这里，于是选择在此安葬。曾经带着门人子弟在庙中读书，看见房屋栋宇毁坏破败，便共同出资修缮。那时是顺治十四年。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叔父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从弟汤镐担心无法继承先父的遗志，磨治石碑，请我写记。我当时任职史局，负责编纂校订，没有空闲。秋月里卧病十多天，害怕辜负从前的约定，于是赶紧写信告诉他说：“叔父选择在这里安葬，固然是喜爱这里的民风朴厚、勤于耕作开垦来供给赋税。而且这里的人知道读书、重视礼义，那么叔父的功劳实在很多。他修建这座庙，是为了聚集一方人的心志，使他们行善去恶。读书是为了明白礼义，努力耕田是为了供给官府，又处在偏远僻静的地方，没有繁华和商贩的习气来诱惑人心，那么人们一定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恭敬、诚信、谦让，争竞之心不起，乡里没有怨恨；这样而享受多种福分，是理所应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从前太平盛世时，有司常常命令里民选择宽敞的祠庙，讲习乡约，诵读律令礼法，以此匡正引导他们，又用神明来感动他们，所以荒村的老人也都有士君子的风气。如今战争接连不断，没有时间修举盛大的典礼，贤士居住在乡里，仿效这种做法来实行，本来就是法令没有禁止的。汤镐想要继承先父的遗志，所以急切地做这件事，这不能没有一篇记文。” 《汤子遗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汤子遗书》卷五，工部尚书汤斌撰写的书信 上书孙征君先生 我曾反复诵读古本《大学》中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在本乱而末治”一节以下所说的，大概是修身；修身是“本之本”，也就是“物有本末”的本；格物的“物”，就是“物有本末”的物；致知的“知”，就是知道事情有先后次序的“知”，也是知道止于哪里而心志坚定的“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用来修身、彰明光明德性的。彰明德性是根本，使民更新是末端；修身是根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端，二者是一回事。这正是在向人说明格物致知的功夫。下文接着说“所谓诚其意者”一段，其中反复阐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最后以“此谓知本”作结。由此可见，圣学入手处只在诚意；而致知、格物正是诚意的功夫，原本不能分成两件事。所谓格物，就是考察明德、新民这些事物。明德、新民虽然并列来说，实际上总归是明德。明德就是仁；仁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一个百姓没有得到更新，就是我的德性还有没有彰明之处，所以说“明明德于天下者”。明德、新民都必须止于至善，那么格物就是圣学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功夫，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又举审理诉讼一件事作为例子，大概是新民的一端；而“大畏民志”就是明明德，所以说“此谓知本”。古本原本明白直截，并没有错简，也不需要另外补充义理。后章如“喜好某事却知道它的坏处，厌恶某事却知道它的美处”、“就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求取它”、“即使没有达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你所厌恶上级对你的做法，不要用来对待下属”等等，都是格物致知最明白、最容易看出的内容。因此整部《大学》都在讲格物，只是没有处处明说“格物”二字罢了。千古圣贤的心意彼此相通，一丝一毫都没有差错。《大学》的格物，就是《中庸》的明善、孟子的集义，道理相同而措辞不同。否则，如果几位圣贤各有自己的心得，彼此毫不相合，那么所谓“传心”又是为了什么呢？唐尧、虞舜相互传授的“十六字”诀，辨析人心的危险幽微，以精微之心察识它，以一贯之道守持它，这就是格物。非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以及非礼的礼、非义的义，大人都不去做，这就是格物。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各有差等，不是把一切无差别地兼爱，这就是格物。甚至推演《易经》的《系辞》，穷究神妙、尽察变化，礼仪威仪三千三百，也无不是格物。所以说：“道之外没有物，物之外没有道。”朱子认为古本有错简而替它改正、补写传文，用心实在良苦。不过，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分别作为一传，把本末以及格物、致知、诚意分别作为一传，文义看起来似乎更清楚，但实际下手的头绪反而不如古本那样直截而归于一体。因此，阳明恢复古本，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并不是有意增加内容，更不是为了制造后人的争端。关于格物的学说，阳明认为朱子所说穷究事物之理，偏重于“知”。程子说：“穷理有很多途径：有的通过读书讲明义理，有的评论古今人物、辨别是非，有的在应对事务、接触事物时处理得当，这些都是穷理。”又说：“致知的关键，在于知道至善所在，例如父亲止于慈爱，儿子止于孝顺之类。”朱子说：“有时考察事情行为的著明之处，有时观察思想念虑的隐微之处，有时在文字中寻求，有时在文字的缝隙之间探究。”这与孔子所说的“博学而约取”、孟子所说的“详尽说明”，意义相同，当然不是只向外物寻求而不在身心上验证。以亲亲落实于父子，以义落实于君臣，以长幼次序落实于兄弟，以男女有别落实于夫妇，以信实落实于朋友，可以说真切而简要得当。但也没有不考察前代圣贤、不查考经书传记，就能把事情处理得完全合宜的。若只是广泛浏览、博杂观察，耗尽精力、损伤精神，使本性淹没在汗简竹册之中，那就是不善于学习者的过错。阳明大声疾呼，挽救那些沉溺其中的人；追溯源流、穷究根本，不得不把责任归到朱子那里。但究察他的学说，正是为了挽救朱学流传后的弊病，并不是要与朱子交战。后人没有看清这一点，有的诋毁朱子学说支离破碎，有的指责阳明学说空虚寂寞，都是没有看见《大学》的全貌。阳明以良知向天下倡导，功劳确实很大。但他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龙谿于是把意、知、物也一并说成无善无恶，这就让人感到刺痛而不安。孟子为了“性善”二字耗费了无数心力，正学才依靠它得以明白。这正是在向人指示最大的根本和源头，使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为天下后世考虑得实在深远。“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这话本来精确。但龙谿的话却恍惚空泛，与禅学有什么不同？恐怕后来的学者受到他的误导，君子难免要把责任归咎于阳明。我这浅陋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恰当，请您直率地指教。

译在内黄寄给孙征君先生的信 我平庸浅陋，没有什么才能，竟能侍奉在先生身边，仰见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无不体现道的精妙。满堂之上，充满太和元气。朱公掞拜见程子，仿佛坐在春风之中，这种景象并不过分。又承蒙您不断提携教诲，谆谆教导我体用的完整大道，勉励我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以后，我将早晚砥砺自己，决不敢片刻稍有懈怠，以辜负您真切指授的心意。与您分别后三天，我到了内黄，见到仲诚【张进士，名沐】。他勇于任道、切切求道，如今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得到这样的良友，实在非常欣慰。我和君侨共同订正《理学宗传》，挑灯商讨辨析，常常直到半夜。我的见识只是管中窥豹，却不敢不尽力；但学识疏浅，恐怕错误很多，因此惴惴不安。再次上书征君先生 春季第二个月在夏峰承蒙先生赐饮食、赐教诲，感激之情哪里说得尽。近来觉察自己从前悠忽度日，没有精进的功夫，遇到事情心神受到扰乱，不能自己作主而坚定处理，因而痛切地警醒自己。总是因为集义的功夫有所疏忽，在处理事务、接触事物时，甚至独处暗室、处于屋漏之下，只要一个念头发动而不合乎义，这颗心就不能畅快满足，精神也会沮丧。学者向上可以与千古相接，向下也可以与千古相接，总要恢复本体，使它与天命流通。如果稍有夹杂，稍有隔碍，稍有亏欠，就不能充满，怎么能贯通上下古今而成为一股精神呢？古代圣贤即使相隔千年以后，光辉仍像日月运行于天空一样显耀，正因为真正的精神不可磨灭。然而真正的精神正是由“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产生的；把这个道理看真了，自然没有可以停手的地方。孔子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也从未停止用功。若说有一个可以停留的境地，便不是乾健不息的本体。学者如果不肯做第一等人，只做第二等人，就是自暴自弃。然而世俗的根性和习气日久渐染，时代风气违背正道，最难抵御。一件事有所失误，终身也难以挽救；一个念头不谨慎，便会造成堕落。即使在自己的居室中有一点愧疚，梦中醒来也难以安宁。孟子《牛山》诸篇，真会让人如同冷水浇在背上。第三次上书孙征君先生 去年侍奉在先生几杖旁，受到很多警策勉励。分别以来忽然又过了一年，没能专门派人修书问候、拜见您，面对书案实在依依不舍。我资质平庸，近年来因为敝州的苛政，惊骇人们的耳目，人心汹汹，不能自安。既然挽回它没有办法，又不能漠然置之，这颗心于是受到牵动。我想到，凭鲁斋那样贤德的人，当时河内有苛政，也只有避开此地一个办法；既然自己力量不能改变，白白使内心劳累也没有益处。又想到孔子在匡地受到惊惧，尚且不为之动心，何况今天呢？总是因为看不明白道理，所以不能守住自己的心。闭门静坐，体察天理，时间久了便觉得一切外在的事情，即使可惊可怕，也都属于平常。疾风阴霾不过是一时，即使变故出于意料之外，也自有它的道理。这样安顿自己的心，便觉得洒脱清明。逆境到来，渐渐不至于扰乱内心。至于像您那样自在游行、独往独来，我实在还做不到。每次看见先生事务繁多，而天真清澄，随事应物、恰当处置的妙心始终不失，我非常羡慕。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承蒙您告知《洛学编》的事，我近来苦于经书训注过于繁多，各家论说不一，虽然反复翻阅，最终仍无所得。想斟酌先儒的学说，平心辨析其中的条理和圣人立言的本意，不穿凿附会，编定成一部书。五经之中，《易》和《春秋》最难，所以先治理最难的部分。这不是几年的功夫，不能草草脱稿。如今奉先生之命，想暂时放下经书，着手编纂《洛学编》。但敝州书籍很少，恐怕有所遗漏，而且义例、体裁也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如果有稿本，求您发下来供我参酌，这样或许可以早些完成。与田篑山书 我过去曾和曹厚庵、魏环极诸位先生交游，略微听到过他们的学说。称病辞官归田，实在是想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验证这个道理。本州英俊之士很多，可惜专心研究圣学的人却不多，没人从旁辅助，便因循懒惰，几乎沉沦下去。我时常猛然醒悟，为此感到警惕。师友之间讲习学问，所得到的益处最大。孔子说：“学问不能讲习，是我的忧虑。”这个道理与师友讲明一番，内心就光明一番。讲学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古人尊重老师、选择朋友，难道只是为了结交声气吗？近世圣学不明，一谈到学问，大家就共同讥笑；不是认为这是标新立异，就是认为这是喜好名声。不知道标新立异、喜好名声确实是学者的弊病，但如果本体不明、功夫没有次序，即使抄袭前人的言语和事迹，最终还是不能真正落实、不能明察，终究免不了只是借义理袭取外在声誉。如今世人所习的功名利禄、训诂、词章，正在沉溺人心，使上天赋予我的本性几乎无从追问。训诂、词章固然有害于道，但功利的危害更大。今天的人起一个念头、做一件事情，详细追究起来，没有不是从功利的见解出发的。如果不细细讲明，就难免认贼为子。您笃实学习、努力践行；我游历内外、四处寻求朋友，心中十分向往。可惜所居稍远，不能时时向您请教，恐怕志气昏惰，没有人来警策督促。我如今已经四十岁，不能再和少壮时相比，实在希望您不要拘泥于表面情面，时时鞭策我；您若来到本州，我就为您在茅舍中设榻，请您当面赐予指教，不要保留一丝情面。即使不能常常相会，写信相互商讨，也不能敷衍迁就、随意认可。孔子说：“朋友以我为可信，表面当面称是、背后却说不是，这不叫信。一点也不相信对方，就不能算朋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朋友之间的讲明切磋，就不能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所以朋友这一伦理，是贯通和联系其余四伦的，就像五行中的土、五常中的信。因此希望和您共同保存这一重大的人伦关系，不要像世俗那样只有朋友的名义而已。答田梁紫书 每次有机会相见，常常都匆匆错过，没能真正考察研讨。自己的身心与世俗交往，只是徒然应付人事，和朱子、陆象山，以及近世的龙谿、念庵相比，差别实在太远。他们剖析疑难、辨明迷惑，绝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们这些人应当体会这种心意。与刘心周书 昨天经过莘野，和您同床对谈，长夜交谈而忘记疲倦。您体悟道理深切，气象如光风霁月；谈论道理又真切恳挚，不说表面应酬的浮泛话。我资质薄弱，正苦于没有人从旁辅助，每天都走向昏昧懒惰。如今在同乡同年之中得到志同道合的良友，可以经常相互切磋，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呢？江村先生说：“不敢把实际上还没有明白的心含糊地归依，不敢把实际上还没有融会贯通的自身勉强冒充已经做到。”这八个字落到实践上，正是真实地讲求道理、做功夫。晦翁在象山之外不再认可其他人，实在是有原因的。

译答褚怀万书 这个道理不分古今，不分圣人和凡人，人人都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但必须先认识本体；认识了本体，功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否则终究是没有真正落实、没有明察，终究只是凭借外在的义理袭取而得到。孔子说：“学问不能讲习，是我的忧虑。”如今的人把讲学看作标新立异、喜好名声，却不知道和师友讲论一番，内心就光明一番，这正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古人尊重老师、选择朋友，难道只是为了结交声气吗？胡敬斋先生践履笃实，可以和月川相提并论。至于阐明道体、对圣学有所贡献，似乎很难和考亭、姚江并列。因此孙先生把他列入《明儒考》，与康斋、白沙同列一编，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是恰当的。上书郡守宋公 关于编造册籍一事，仰仗您盛情加以厘清剔除，真是长久无穷的利益和恩泽，睢州士民将永远感戴。事情办结以后，听说又被驳回，于是到赵尉那里取来您的批票共同阅看；您的仁言惠及广大民众，我们不禁额手相庆。我们睢州多么幸运，能够得到您直接追究利弊根源，为我们这些人以及子孙后代作长久打算。唯独关于徭役和大军两项没有折算的说法，不能不私下向您有所请求。睢阳卫的土地共有四项：大军、新增、余屯、徭役。弓口中只有徭役一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因此起科特别少；大军、新增、余屯三项总是以三百步为一亩。大约计算，小地十亩折合行粮地八亩，就像州地二亩折一亩、商丘等县有的四亩折一亩、有的三亩折一亩那样，各不相同。虽然创始时无法详细考察，但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远自前代二百多年一直遵循，也是我 自我大清定鼎以来，一直沿用而没有改变的制度。到了庚子、辛丑年间，里书中作弊虚报的影射地太多，钱粮难以足额，于是有人把大军等三项土地强行按小亩派粮，这叫作“挤地”。近年来追征不能完成，逃亡接连发生，对上误害官府，对下困苦百姓。幸亏您明察秋毫，揭破奸弊，杜绝长久的弊害，实在是使万民获得新生的措施。然而卫书之辈长期从中作梗，把这里看作牟利的渊薮；挤地实行已久，虚报的影射地更加方便，所以明里谋划、暗中商议，绝不肯全部清查明白。如今借着您的批票中的一句话，竟公然向众人喊道：“大军和徭役一样，不折算，已经有本府明文了。”于是竟将要肆意征派，士民纷纷喧嚷，却不知道原因。我们深知您怜悯穷苦百姓的仁慈心意，也知道您厘清奸弊、剔除弊端的宏大用心，必定不会让里书借机行事，使户籍土地混乱、士民无处申诉，所以才敢联名具呈，恭敬启告，来仰望符合您委托给我们的谆谆之意。恳请您发布批示，命令各项土地亩数一概按照旧例，不得挪移、纷更，这样地方差役便没有借口了。总的说来，卫地自从丈量以后，花户和地数都可以按照册籍查考；除徭役一项外，凡大军、新增、余屯三项，查得编造册内小地十亩的，赤历内注为地八亩；小地一顷的，赤历内注为地八十亩。这样，先前的挤地自然消除，当年的旧例自然恢复。里书们一定会说：“按照小亩计算才能足额，按照旧例计算就不足额。”却不知道土地还是从前的土地。本朝的赋役全书中，额定土地和额定粮赋全都依照前明的旧制。过去为什么按大亩就能足额，如今为什么一定要挤地以后才能足额？这不是虚报的影射地增多了，就是编造册以外还有土地没有申报。以前多次奉有明文，命令花户自首、四邻举报，真是说得笔都写秃了。如今竟有花户已把册子报到官府，而里书却说遗失、没有保存。欺瞒隐匿而不申报，责任在花户；已经申报却遗失，责任在里书。里书掌管的是什么事情？托言遗失，果真是无意的吗？总之，只是不想把土地亩数查清罢了。我们认为，虚报的影射地、编造册外未申报的土地，没有里书不知道的，应当把责任全部归给里书，限期清查申报，以达到按大亩足额为止。既不亏损国课，又有利于民生，恩泽惠及千家，恩德流传后世。州中士民只有焚香顶礼，献上“九如三多”的祝愿而已。上粮道张尔成书 漕米按旧例由官府征收、由官府解送。去年仰仗您体恤百姓，准许把原征的漕银交给滩役，代为购买漕米，使官吏省去盘费的负担，也使士民免受接济之害，为地方造福，功德无量；这样的格外恩典，哪里敢再奢望呢？然而今年的时势又有不同，我和桑梓乡里的情谊深切，不能不再次为此祈求申诉。今年只因州判丁忧解职，去年？今岁吏目又因获罪被斥退，衙门官员空缺无人，万万不能由官府购买。除此以外，由里下代为购买，既牵涉 法令中只有差役买米这一种办法罢了。这些胥役，能有什么才识？见到利益就连性命也忘了，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如果把银两领到滩区，任意花费，正额漕银必然不够。想另外摊派赔补，官吏又没有防止侵耗的办法。即使追究原来的差役，而那些花费掉的银两也无法追回，施以鞭打刑罚终究没有益处。若再加派接济，旱灾、蝗灾已经报为灾害，贫苦百姓难以承受；何况眼下协济桃源派柳六万，隆冬时节守候河岸，困苦颠沛万状，实在是仁人君子所应恻然怜悯的。接济的说法，本来就是执事您严禁的，即使从当前形势看，也万万不能实行。恳请准许照去年成例，将额定银两解送上来，发给滩役代为购买，使胥役不能借机分取费用，里甲也不至于更加困累。这样，即使我隐居乡间，与农夫老翁为伍，也会同声歌颂而不忘了。

译给管河郡判冯公的信 桃源协济柳料一事，幸亏执事您惠及贫苦百姓，就近设置厂场，省去了转运的劳苦，九属所受的恩惠无量。睢州派交柳料六万，遵奉严令，都已经星夜迅速上纳了。但数目稍多，期限又紧迫，采办运输，昼夜奔忙，也仍然无法供应。我等情系公事，反复筹划，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实在是官民两便的道路，冒昧写信陈述，希望您赐予采纳。睢州旧有柳料，约四万有余，长期贮存在河岸，近年来疏浚得当，宣房没有发生问题。如今协办工程告急，似乎应该把这些柳料运送前去，把缓处的物资调来应急：既可以慰藉河台向西盼望的心意，也可以体现执事救助的功劳。新派的柳料继续上纳，报足协办工程的数目后，仍然补足河上旧存的柳料，以备万一之用。对执事来说不过是略加通融，对百姓来说却能稍稍缓解，片刻之间便可免除卖妻卖子的苦难。不然期限逼迫，势必难以周转，即使施以鞭笞，也很少能取得成效。执事有天地父母般的仁心，想来必然会恻然动念。若说柳枝柳梢各年都有定额，不便挪用，我私下想，柳枝柳梢与其他钱粮不同，堆贮在河边，日久也会逐渐腐烂，保存几年最终全归乌有；这些东西无不是百姓的脂膏，怎么忍心听任它们成为废弃之物？如果通融一次，不仅有益于东边的工程，而且本地还可以收到以新换旧的效果。执事的福德广大深厚，自然会使天下长久太平，永远蒙受依赖。即使是为了加固堤坝，作为预防之计，旧有数目仍然不变，新旧调换更为有利；何况士民谁没有本来的良心，感恩图报还唯恐来不及，必定踊跃欢呼着上纳，反而会更加迅速。我等不过是管窥之见，却不敢不竭尽所知，恭敬地希望您慨然应允，实在万幸，实在万幸。答耿亦夔的信 昨天承蒙您屈尊来访，谈话直截了当，没有牵扯迂回的毛病，真是能够担当道义的人才。又承蒙您亲笔赐教，忧虑自己把持不定，以及事务滞留而劳累心神，这充分显出您在切近处下工夫、着力用功，并非那些只从事口耳之学的人可比。我认为，求学的人应当先明白心的本体；心体既然明白，日常生活中只须采用时时提醒的方法，使心常常在场，不要让它昏昧下去，自然就没有闲杂思虑。不必刻意把捉；如果刻意把捉，反而增添一个念头，显得更加杂乱了。朱子说：‘人只有一颗心，认识到这颗心，使它不向外驰散，即使不加防范，这颗心也常在。’又说：‘心只是一个心，不是用一个心去治理另一个心。所谓存心，所谓收心，只是把它唤醒。’又说：‘求学的人常常提醒这颗心，使它像太阳升起一样，那么各种邪念自然消息。它本来就光明广大，只须稍微用力提醒、照看它就行了，不要苦苦用力；用力过度反而不对。’合看这三种说法，大意就可以看出来了。答耿亦夔的信 承蒙赐教，我查到慎思的一句话，时常拿来对照自己，足见您用功细密。此道只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用功；离开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处理事务、应接外物，又到哪里去寻找本性的着落？离开戒惧和内省，又到哪里去寻找复归本性的工夫？把这颗心打并归于一条正路，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心境开阔、天地高远的景象。否则，想要治理私欲，却让各种私欲一再生起、一再消灭，就越发无法治理，哪里能见到安宁贴切的时候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何况是心性之学呢？又答耿亦夔的信 前几次承蒙您亲笔赐教，知道您用力真切；反复诵读，实在佩服。我们处世，没有完全无事的时候，也没有事事都如自己心意的时候。事务扰乱心神，正是学问见效力的地方；达到定、静、安、虑，都要从知止开始。知止的工夫，在于格物致知。这种知识的本体，是上天赋予人的；我能够致知的能力，也是上天赋予的，只是人不肯用力罢了。能够致知，意念就可以诚实，内心就可以端正，心境廓然广大而公正，外物来到时便能顺应。这件事不能只凭口头谈说，也难以很快见效。

译答施愚山的信 您的道德和文章，为海内人士所推崇；齐鲁、西江的文坛相互辉映，您的游踪所到之处，整理衣冠前来受业的人很多。倡明我们的道统，除了您还有谁值得指望呢？弟才质低下，不能每天承受您的教诲，只能在心中徒然郁闷罢了。孙征君先生，上天不肯把他留下，已经在乙卯年夏天去世了；当时正逢世事多难，他随即归葬。远方承蒙您慰问存恤，又赐给我双金，我已经托友人寄给苏门子完，深深承受您的高谊，感激称颂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子完是朴实厚道的长者，待人热心，却常常受到别人辜负，确实如您的教诲所说，可以称得上彼此深知。听说耕岩先生已经去世，这是弟仰慕了几十年的人，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次登门请教的愿望。先生晚年隐居空山，造诣更加深厚，一定有遗著可以继承先哲，您自然应当替他表彰。如果有准备付梓的，请给我看一二篇。施兄虹玉，用功笃实，有真正的精神来激励后学，不容易有人比得上。听到这些，我不胜向往。我们的道统衰落，总是因为亲身实行的人少；利欲的根难以斩断，巧伪的手段却容易精通。如果不能识察本体，并将它扩充充实，终日终身绵密不懈，毫无渗漏，又怎么能面对上天和世人，做到问心无愧呢？一切自以为聪明的意见、表面门面和固定套式，确实每天都在败坏、误导人的一生。只有年兄您直截了当地赐教，即使相隔千里，也如同在一堂相聚。答姚岳生的信【名尔申】舍弟西行归去，承蒙您寄来亲笔信，叙述性与道的根本源头归于太极，洋洋洒洒一千多字，详尽周全。又惠赐社课文章九篇，都醇正雅当；反复读来，知道河洛之间又有像月川、云浦这样的人出现，这是我们道统的幸运，令人不胜欣喜。只是您的文辞过于谦恭，好像要向盲人请教道理，这哪里是我敢当的呢？道理不分古今，也不分彼此。象山说：‘东西海有圣人出现，这颗心和这个道理是相同的。’上下千百世有圣人出现，‘这颗心和这个道理也是相同的’。求学的人必须从心中求得，验证圣人所谓‘千圣同源’的道理，不要拘泥于文字义训的末节，这就好了。来信引用朱子的话：‘人必须在根本源头上看得透，仁义礼智每天一睁眼就能看见这四个字，那么世间的道理就像决堤的江河一样，充沛流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句话最为真实准确。仁义礼智一睁眼就能看见，那么应对事务、接待外物，无不是天理流行。这不是平常摘取几句语录就能得到的，也不是空空思索就能达到的，必须在日常人伦生活中，随处体认天理，日久纯熟，自然会有用力得当之处。认识本体，才好做工夫；真正做到了工夫，才算认识本体。先儒立论，各有侧重；‘心的精微，口尚且不能说清楚，何况写在书上呢？’只有好学深思、心中领会它的意思，才算善于领会。近代一两位名儒，辨析得极其精详，并非没有功劳；但分别得过分，反而增加了后学的疑惑。本体没有明白，工夫便没有依据；即使把道理阐发尽了，终究还是门外汉。周子所说的太极，难道只是从天地阴阳中探求吗？也是在证验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答姚岳生的信 来信中担忧外物牵累自己，陷入私念的生灭，怀疑自己尚未透彻认识本真、涵养还不成熟，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您进修的工夫。我私下认为，这两方面确实兼有：外物不能完全排除，私意也不容易消灭；其中的关键就在‘必有事焉’这一句话。如果丢掉‘必有事’的工夫，各种私欲一再生灭，又凭什么能够止息？从前王心斋先生有一次爱护父母的念头出于真诚，日久纯熟，忽然心量洞明，悟性无碍，于是觉得天地万物与自己是一体。从此行走、停留、说话、沉默，都处在觉悟的本体之中。如今您父母高堂长寿，兄弟之间和乐相处，这是人生最难得的事情。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时候，要时时看见真性流露出来；再把它推及应对事务、接待外物，处处都能感到切身利害，久而久之自然会看见本体浑然一体、物我没有间隔。此时不可只是对着古人的窠臼说一场漂亮话就算过去。刚开始进入道门，最怕抵挡不住世俗；一切世情中的浮华念头刚一生起，就应当立即斩断。与李襄水的信 您的正学如强健的骨骼，操守清正，才干出众，天下没有可以与您相比的。到任以来，一尘不染，兴利除弊，为百姓造福，听到这些我非常欣慰。近来听说均役一事，本来是想拯救百姓的困苦，却总被守郡者拿来作为中伤的借口，幸赖洪都诸位君子体谅您的苦心，公道仍然存在。然而时至今日，做一个善良的人并不容易；天下的君子本来就少，上级官员又怎能全都贤明？人情难以揣测，我们爱民的心总是迫切，但侍奉上官的才干往往笨拙；任事的意愿总是强烈，但消弭毁谤的办法往往疏略。在众口欢腾的时候，嫉妒者就会从中兴起，往往就是这样。所以如今做官，应当革除弊病但不要做得过头，办理事情必须存有小心，循规蹈矩，不露锋芒；将来承担国家大任，既不忍气吞声，也不随意吐露，正是在现在磨炼出来的。不要认为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不是我们的药石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答广文魏闻野的信 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足以与尧、舜的盛治相媲美，等待选用的人才聚集如鱼鳞般密集。朝廷还想到告病的官员，下令由地方保举起用。皇上爱惜人才的深意，古今少有。做臣子的怀着什么心情，怎么忍心漠然置之？地方官仰承 皇上的恩德旨意保举人才，本来是盛大的举措。被保举的人不敢冒昧接受，具呈辞谢谦让，也是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古人都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皇上的本意是怜惜人才，但地方官不能相信，于是竟发展到托人求情，这样一来，这项典制只是为天下人打开了奔走竞争的门路。凭这种方式起用，想让受职以后保持清白而不欺骗，怎么可能呢？州守程公爱惜贤才、尊重士人，很有古人的风范，这是我深深感佩的地方。只是恐怕天下像程公这样的人并不多。军政一案，本府的驳文，隐约就是针对这件事。既然不能相信，却又想苟且请求转行详审，自己处置此事岂不是太苟且简略了吗？古人未尝不想做官，却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承蒙告知程公难以具结，我认为只要仍然保举，就难以具结；如果认为既然已有这件事，便免去保举，直接办理注销，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又承蒙告知托人向郡守说情，这正是我所以坚决辞谢的原因。出仕或退隐这一重大节操，是我三十年所学究竟为了什么？在山林闲居十四年，也不过像早晚之间就要过去；再过十四年，就成为六十岁的老人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怎么能违背正道，只为求取区区一方官职呢？总之，臣子按情义应当报效国家；地方官既然信任而故意推辞，不可以。法令十分严格，地方官既不相信却又强迫他接受，也不可以。我对自己的处置就是这样，只有请您指教了。

译答张仲诚的信 来信说：‘存心必须真实，看见所谓的心而加以存养，也就不会虚假；涵养本性必须真切，知道所谓的本性而加以涵养，自然不会迷失。’这些话可以称得上透彻根本，我佩服不已。我私下妄自认为，五经四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根本源头发挥出来的。今人只是不真正认识所谓的本性，所以把圣道看作平实的，有的拘泥于形迹，却不知道圣道不离日常饮食生活，并不等于粗浅；把圣道看作高远的，有的流于空虚，却不知道圣人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并不等于虚空。沉溺于虚空的人，本来就茫然无所凭借；只把日常饮食当作道，却不明白根本源头，那么行动不能着实，学习不能察知，又凭什么能够上达天德呢？程子的学问在于以主敬为本，这本来就是他得力的地方，其中原有存养工夫，所以他说：‘存养是主人，省察是奴仆。’这不是世人所说的把持装饰。阳明所说的致良知，只是把自己平日得力、抓住要领的地方提出来给人看，其中也包含诚意正心的工夫，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重视知识而遗弃实践。凡是真正的儒者立言，虽然好像偏重某一方面的工夫，其实都包含本体和功用。只有《大学》《中庸》首章说得分明：完整的人真正相信道不可片刻离开，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不戒惧呢？哪里容得下抄袭取巧呢？秦中近来已经大体平定，闽海也已经廓清，蜀地荡平应当指日可待。这一番劫难过去以后，朝廷应当制定一套长期安定、长久治理的规模；没有大贤之才不能承担此任。而且难以进取、容易退让，本来是士君子的节操；但出仕或停止、任职长久或短暂、行动迟速，又有不是可用之人的主观意见所能决定的地方。以先生今日的处境看来，西行恐怕已是在所难免。兵火之后，安抚残存百姓，使他们重新过上安定生活，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快事。不知先生认为如何？答李襄水的信 听说您已经生出拂衣而去的念头，如果果真如此，使百姓不能蒙受大儒的恩泽，似乎不可以。然而贤者出仕或退隐关系到世道，若上天护佑国家，恐怕会有想退而不能退的时候。按义理来说，身处危急的疆域，就应当委曲求全、承担重任，方圆之术一并施行，经权之道相互运用，总是把保全巩固地方、拯救残存百姓放在心上。古代君子处在这种境地，也有许多苦心不能告诉别人。等事情度过危险、转危为安，人人都会佩服他的深心大力，认为足以弘济时艰，声望和众望更加厚重，重大责任将要归于这一类人。若事情实在难以办理，便保全自身而退，以不屈服于威武为高，这也是一种道路。两者总在内心权衡而已。出仕和退处的关系重大，必须彻底筹算，合乎天理，丝毫没有私心，那么进退都合乎道。‘出处’二字，不是别人所能替他决定的，所以我不敢提出执着一端的论断。再答姚岳生的信 耿先生竭力担当这一道统，使河洛正传大为振兴，令人不禁神往。您早晚向他请教，必定会有心得。这一道理不在于多说，只在于时时刻刻把先圣先贤的言语反复寻绎，一一体认并落实到自己身上，时间久了得到贯通之处，这才是真正的根本。先圣先贤没有一句闲话，每句话都是要义，只是被千百年来表面的训诂埋没了。使圣贤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言语，每一个字都是从诚意中发出的，却不能使它们由晦暗变得显明，也不能使它们由散漫归于统一。所以求学者不能只依靠书册，却又不能离开书册；不能离开师友，却也不能只依靠师友。唯有难以真正得到，这个道理才真正成为自己的。所以圣人循循善诱。看孔夫子告诉曾子和子贡‘一以贯之’的情形，就可以认识其中的用意了。答耿逸庵的信 前年读到您所作的《为学六则》，内容平正精实，次序分明，我已经把它刻写在座右作为自警。去年春天又承蒙您教导说‘道本于中庸’，并提出‘不能有一点聪明，不能执着一点意见，不能逞露一点才华’三句话，最为精当。我认为人一降生到形体之中，就有了气质；自从有了知识以来，各自沿着气质偏重的地方发展，积累浸染而成为弊病，不容易脱离，必须加以消磨，不让它乘机潜藏发作，使本性得以发挥作用，这才可以谈论学问。然而习气的根株已经很深，力量又最大，往往在没有察觉时就发作，察觉了又来不及把持，其中夹杂着隐伏的成分，消磨它实在不容易。刚自以为刚强坚毅，内心却藏着意气；自以为细密明察，实际上却有许多牵缠；与人相处好像恭敬，然而迎合世俗人情的意思常常很多；谈论事情好像持平，然而依附逢迎、不能决断的意思时时存在。利欲之心虽然不再动摇，求名之心却未必完全消除；求取福分的念头虽不再产生，对于夭寿却未能不三心二意。这些都不是真金，经不起烈火一番锻炼。果真日常生活中的动静全是天命流行，那么本性自然有明觉，并不是故作聪明；本性自然有正确见解，并不是执着于个人意见；本性自然有光辉，并不是故意逞露才华。先生有超过常人的志向和操行，也有超过常人的力量，这是我日夜仰慕的；只是不能时时向您请教以求匡正自己，深感遗憾。答耿逸庵的信 我前一封信请教时，说了许多率直轻易的话。所说日常生活中的动静全是天命流行，是在工夫纯熟以后才应当达到的境界。要做到心中明白透彻，使一切渣滓都混化消融，谈何容易！我们这些人只是抑制愤怒、遏止欲望、改过向善，这才是切实用功的地方。时时看见有善行可以迁就学习、有过错可以改正，便是学问有所进益的地方。这颗心不能让它昏昧涣散，也不能让它躁急逼迫。就像饲养鹰、驯服野鸡，只要耐心长久，终有一天它会回到手臂、归于庭院。承蒙您教导说，尚未除去穷究事理，便先谈涵养，那么究竟涵养什么呢？这充分显示出您体认精微。我想，穷究事理的工夫也不容易做到尽头，必定要等穷理完备之后，才使用涵养工夫。什么时候才是涵养的时候？穷理并不是空空地去穷究道理。程子说，有时读书讲明义理，有时评论古今人物，辨别其是非，有时应对事务、接触外物而处理得当，这些都是穷理。他又说：只要整齐严肃，心便自然专一，也就不会有邪僻来干扰。这层意思只是涵养久了，天理自然明白。他又说：如果不能存养，那就只是在说话。他还说：以敬使内心正直，这是涵养的事情。这样看来，‘涵养’二字也不能截然分在穷理之前或之后。今人把‘涵养’二字看空了，所以容易流于虚无寂静。穷理是零碎积累的工夫，涵养是掌握根本、主持本原的工夫，本来就没有必要等待，也没有必要割裂分析。程子说：涵养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朱子也说：以主敬确立根本，以穷理增进知识。二者不可偏废，使根本树立而知识更加明白，使知识精进而根本更加牢固。二者也相互发明，本来从未截然分出先后。

译答顾宁人的信 前年山史从关中来访，问到交游中的名贤，他说：‘吴郡顾先生，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国家典章制度、郡县旧事、天文历法、河运漕运、兵事农政等，没有不洞悉根源始末的；坐下来谈论，起身就可以落实到实际事务中，真是当今第一等有用的儒者。’后来会见甫草、元礼，他们往往说的话也和山史相同。我私下向往，希望早晚有机会遇见他。我退居乡园，来往稀少，又很久没有到四方游历，料想没有办法在您身边请教。忽然承蒙先生远道寄来亲笔信，好像认为我可以同您谈论，感激惭愧之情如何能够说尽？我们的道统衰落已经很久了，能够得到大力阐明，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幸运吗？承蒙您说近来谈学问的人沉溺于空虚而不切实际，这正切中今天的弊病。我私下认为，孔门七十弟子中，孔子称颜子最为好学；孔子整天与他谈论而他不违背，今天《论语》中所记的，不过是问仁、问为邦罢了。谈仁，是以视、听、言、动合乎礼为标准；谈为邦，是以虞、夏、商、周的制度为准则；孔子喟然一叹，也是因为以广博的文献和约束于礼来善于诱导弟子。由此可见，圣贤之学并非空虚而不切实际，已经很清楚了。至于说‘一以贯之’、说‘无言’，总是显示圣贤的整体和大用、内外合一，动静无不是道的妙处，也不是空虚的说法所能假借的。阳明所说的良知，确实是从九死一生的经历中得到这一凭借，当时确实有实际作用。如今的人不寻求实现良知的方法，却凭空制造一番境界来玩弄，所以流弊无穷。我妄自认为，今天没有真正的紫阳，也未必有真正的阳明。您刊刻的大作精确严谨，有益于世道人心，敬佩，敬佩。可惜不能把《日知录》全部读完，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聆听您的教诲，听到自己未曾听闻的道理呢？与田篑山的信 山蔚给我看徐先生的制义文章，如今又有幸读到您论学的几封信，以及您叙述徐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徐先生一生的学问功力，都在这里表现出来，确实是后学应当尽心体会的。我庸陋腐朽，没有什么才能，却滥竽充数进入史局，拿起笔替他撰述，这才知道自己的才力赶不上马、班，更不用说陈永祚、李延寿了！近来看见有人夸口全面责备前人，都是因为不了解事情罢了。张先生抱守孤影居于河边三十年，声名和光彩都沉寂了；他亲身实践、心中所得的精妙，哪里是外人能够完全知道的？只是史书的篇目和断限还没有议定，即使夏峰先生也在商量确定，正可以与此相类。忠节一门人物很多，我不敢遗漏；不论在内在外，您的意思我都完全知道，不必过分忧虑。衰老和疾病不断侵袭，入春以来更加严重；史事全无头绪，而请求归去的人已经很多，近来似乎都在自求安逸，所以我不敢提出。若史事粗略完成，我就可以请求退职，不能等到全部完成。知行并进，敬义相持，这是千圣心传，不外乎这八个字。必须削除百般情感欲望，才能证悟本体；这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不能知道。圣贤的精妙道理，不能只当作语言文字来观看，正是这个原因。答田篑山的信 六月二十八日收到五月二十八日您的来信。信中谈到礼文的编纂，谦让得太过分了；您引用考亭的话，认为一定要先在立言以前有所积累，然后才可以有所言说。又说：‘这部书虽然以通俗为标准，也一定应当向上追溯古经，穷究它的源头，使人知道礼从哪里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向下斟酌时代的适宜，疏浚它的流派，使人都能尽行礼仪，而不至于因财力不足、办不到而苦恼吧？’这样的话，不是有道之人，谁能说出来？这就是我迟疑不敢承担的原因，也是我说不是您就没有人能够承担的原因。中州以礼自持、学问广博而又能审慎权衡的人，除了您以外，还有几人呢？我的老师孔子说：‘立身要依靠礼。’又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如果平时从未讲明礼义，一旦临事，即使平日知道不可做的事，也会随俗去做，因为内心没有主宰，突然之间很难坚持。即使想坚持，非难他的人又多，最终也会改变主意随从他们。假如像考亭所说，担忧日后因为这个弊病而失败，那么也只能设法不失败罢了。如果因为担心必然失败就不去做，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安心的。凡是著书，最难的是草创规模；到了斟酌增删取舍的时候，还要依靠朋友。文字不必过于深奥，深奥了人就难以明白；也不必过于繁琐，繁琐了人就难以了解。总之，我反复思量，最终还是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够承担，希望您留意此事，不要再推让。否则，我们州里幸而有一位好古而守礼的君子，却不能完成这部书，那么末流的颓败风俗，还有谁来砥砺呢？也实在令人叹息。上书给总宪魏环极先生 先生的道德和经世才干、清正操守和崇高声望，使朝廷倚为柱石，士林仰望如泰山北斗。凡是您进见答对的事情，都关系到国家大计、百姓生计、贤才的进退和治道的兴衰；您的言语至诚恳切，足以感动人心。上天的心意 皇上虚心采纳意见，没有不听从的。贤臣明主相遇，天下人都拭目以待太平。近来您又推辞司寇的任命，请求留下担任总宪，以汲黯自比。皇上也嘉许喜悦而把您留下，君臣之间彼此信任、毫无隔阂，这种情形三代以后并不多见。先生以严正神色立于朝廷，百官都严肃畏惧；所谓猛虎在山，连藜藿都因此不敢采摘，本来不在于列举一两件事、纠劾参奏一两个人，就足以尽到职掌、称得上报效。然而京城的士绅以及儒生不能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大家翘首踮足，愿意听闻您的正直议论；但两个月以来没有听到您发表什么议论，于是议论纷纷。近来听说有钱塘监生冯景给您写信，我没有见到那封信，只听说又有人说这封信已经送达政府，呈给皇上御览；料想这种话一定不确，但流言纷纷，甚至有人在朝班中公开谈论，我确实听到了。因为先生与我交往二十多年，又蒙您写荐举文，对知己之感是古人所看重的；如果有所听闻却不告诉您，就不是对待大贤的道理，也不是报答知己的方式。您亲自请求留任，是近代少见的事情，因此处置起来比较困难；既然如此，便没有再拜见其他官员的道理。总宪也不是可以长久居留的位置，壮年时径直前往固然不是大臣之道，委曲周旋以顺应时势也不合乎自我担当的情义；盛大的名声难以相称，晚年的节操也难以保全。请先生详细审慎考虑。我不敢把这些话向别人说。

译答刘叔续的信 此前朱襄荣任之时，立即奉到皇上的恩德诏令，很快便应召北上。没能与您一见清辉，深感遗憾。敏修进京后，大力称赞您持身自守、教导士人，规范卓异，使人日益仰慕。长安事务纷杂，未能前往问候，竟远远承蒙您寄来亲笔信，谦逊得过分。您的弟弟再三传达您的意思，我若以自己为外人而推辞，反而不敢不承受您的高谊。我学习没有根本，疏懒而自我荒废，二十年间居于林泉，与渔夫樵夫为伴，时人以为我淡泊名利，好像稍微懂得道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曾经背着书箱到各家求学，旁听学者的言论，知道求学者首先应当立志于道而遗忘利益，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把圣贤的大道看作必定应当遵循，把异端邪路看作不可踏入。其工夫在于主敬穷理。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是进入道门的真正秘诀，只在于细心体认。如今师道长久废弃，学校徒具空名，士人的风气日益衰落，振兴它很不容易。柘邑素来有接近古风的习惯，您承受先人的规范，以自身作教化；敏修立志坚决，亲身实践，精进而不懈怠。敝州田梁紫，实践笃实，学问极其深邃，这些人都可以与您相互辅佐、共同增进德业。十户人家中必定有忠信之人，只要有真正的精神来鼓励众士，人的本性和常道都存在，必然会有贤者响应。胡安定、曹月川，难道是别人才能担当的吗？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要因为把蓿斋看成冷清的职位，就认为不值得做，反而与世俗之人一样彼此仿效。讲学只在于当下所处的地方和所处的时代，离开这些去谈空洞的体悟，只不过说出一番漂亮话，讲完之后终究对自己没有益处。我一生不敢把这种学问做成空谈，因为认为今天天下最大的弊病，总是由于一个‘伪’字。有人来向我请教，我只希望先除去这个‘伪’字，然后才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与刘叔续的信 张仲诚先生在京城时，我常与他会面交谈；他的学问真正脚踏实地，关键在于主敬。程子说：‘整齐严肃，心就专一，便自然没有邪僻来干扰；刚整齐严肃时就是天理，并没有另外一个天理。只要常常整顿思虑，心就专一。’这一段正是仲诚得力之处。仲诚与崔玊阶先生都精通《易》学，有自己的心得，不依傍前人，操行都端正方正，确实掌握了根本，是当代真正的儒者。可惜仲诚免不了要前往西川，西川应当有贤者等待接受他的陶铸，不只是残存百姓能够沐浴他的德化。士君子的行止都关系到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答黄太冲的信 戊申年，承蒙先生赐教，又得到蕺山的遗书，知道我们道统的真正传承确实在先生这里。当时渡江，匆忙之间没能与您当面会晤，至今仍然遗憾。戊午年进京，在叶讱庵处读到《待访录》，看见先生经世致用的实学；史局开设后，四方收藏的书籍大多已经汇集。只是先生的著述极为丰富，一代代理学的传承，如同大禹疏导山川水道一样脉络分明；事功与文章交织灿烂，真是儒林中的大海、我们这一党的北斗。承蒙委任办理考试事务，我打算撤去试场的围栏后登门拜访，以实现往日的愿望。正好主一先生惠然远来，您的信中情意殷勤。如果您认为我可以参与听闻这一道理，我能从先生这里得到这样的机会，何其幸运！我私下认为，求学者的要点在于努力实践；如今讲学的人只是在说闲话罢了。诋毁先儒，争论长短，原本都没有见过先儒的真实面目。求学者如果不从日常人伦中亲身实践，体验天命流行，又凭什么能够上达天德？又凭什么能够与千古圣贤默默相契？像这样，盲目推尊先儒和肆意诋毁先儒，其实都没有切中实处。蕺山先生说：‘心体本来是圆满的，忽然有外物来侵扰它，便会觉得有所亏欠。’ 自欺的弊病，就像堤坝上有一条缝隙，江湖之水便可以从那里冲决，这是切实而深刻的话。先生说：‘蕺山从严厉坚毅、清苦自持中发出光风霁月般的境界，学问细密而平实，《人谱》一书确实有道路可循，不必担心不能上达。’这是善于评论蕺山的话。与黄太冲的信 蕺山先生忠诚忧国，像司马君实；奏对详明，像陆敬舆；骨鲠清正，像汲长孺。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但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总是依据经典在朝廷上直言诤谏，维护国家体统，保护正直之人，对世道人心的补益非常广大。他的学问辨析义理的极精微之处，穷究天人关系的深奥，这正是孔孟的真传、濂洛理学的嫡系传派。求学的道路迷失已久，事事都成了奔走追逐声名利益的场所；有人诋毁讥刺先儒，建立自己的门户坛场，雷同附和，却不知道身心应安顿在什么地方，我深深担心我们的道统变得荆棘丛生。虽然勉强自我砥砺，却独自行走而少有帮助，如同盲人惶惶然不知所往。恳请您不时赐予指引，再加以鞭策；倘若我有所进步，饮水思源，怎敢忘记自己的根源。

译答陆稼书的信 先生的正学和清德，我私下仰慕已久。来信说：‘孔孟之道到了朱子才大为彰明，求学者只怕不能实行，不怕不能明白；只应当求得进入它的堂奥，不应当又自行另立门户。’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又读《学术辨》说：‘天下有立教的弊病，有末流学问的弊病。’又说：‘泾阳、景逸还不能完全摆脱姚江学派的藩篱。’这些话都极为精当。唯有您说我不愿学者诋毁先儒，这确实如此，但其中还有说法。我年轻时没有师承，长大后又荒废学业，茫然无知，曾经泛泛涉猎各家，妄自发表议论。后来学问稍有进步，心思稍微细密，十分后悔以前的做法。反复审查选择，知道程朱是我们儒家的正宗；想求孔孟之道却不经过程朱，就如同乘船走断港绝潢，却希望到达大海，必定不可能。所以我的学问虽然还不能望见程朱的门墙，却不敢另寻归路。至于姚江之学，从嘉靖、隆庆以来几乎遍及天下；近来有一两位巨公倡议排斥它，不遗余力。然而海内学术日益浇薄，其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天下人相互崇尚虚伪已经很久了。巨公在上面倡导，随声附和的人很多；还有人沉溺于利欲场中，毁弃规范、节操亏丧，却也都著书刻板，放肆地讥刺，说‘我这是要趋合时局’。也有人没有深入研究朱程之理，眼睛也没有真正读过姚江的书，却连篇累牍地写作，没有一个字能够阐明学术，只挑剔姚江在乡里、家庭中隐微处的私行，以这种揭发来显示自己守卫道统、排斥邪说的功夫，并以攻讦为正直，圣贤是厌恶这种做法的。只有像孟子所说出于不得已的情况才可以这样做。学术的精微之处从未探讨，别人的显著功业也不容易诋毁，却毫无根据地揭发隐微私事，以满足自己的笔舌之快，用心也不够光明。当年桂文襄一类人，不过是因为同时代嫉妒他的功名罢了，今天又为什么这样做呢？责备别人贵在使人心悦诚服；自古以来讲学的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把谩骂当作本领的。有人说：‘孟子曾经排斥杨朱、墨子，难道杨墨真的到了无父无君的地步吗？孟子一定是追究他们的流弊，把话说到极点；这正是圣贤捍卫道统的苦心。’如今的君子以及阳明是否果真等同于杨墨，姑且还来不及讨论；我私下认为，孟子之所以得到孔子的心传，是因为他以知言养气、性善尽心的学问，能够阐明圣人的深意。必须先有成就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学问，之后才有资格排斥杨墨、熄灭邪说、守护先圣之道。如果学术不足以继承孔子，却只天天告诉人说‘杨墨无父无君，率领野兽来吃人’，恐怕无法使杨墨心悦诚服。也无法熄灭杨墨心中正在炽烈燃烧的火焰。孟子说：‘如今那些与杨墨辩论的人，就像追赶逃跑的猪，猪已经进入猪圈了，还要再把它招引出来。’由此可知，当时与杨墨辩论的人也不在少数。如今连片言只字都没有留下，可见他们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然而杨墨之道没有流传到今天，单单依靠了孟子。如今不致力于培养孟子那样的知言、养气、崇尚仁义、鄙弃功利的学问，却只与那些像追赶逃猪一样的人相互争斗，这也太不自重了。来信说：‘阳明曾把朱子比作洪水猛兽，这是诋毁先儒。难道阳明如果这样做，今天也排斥诋毁先儒的人，有什么妨害呢？’我私下认为，阳明诋毁朱子，是阳明的大罪过；这对朱子有什么损害？如今人的功业文章连阳明的万分之一都赶不上，却只效法他的罪过，像两个人争相对骂，有什么益处？恐怕朱子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报复。因此我不敢诋毁斥责阳明，是因为认为想要阐明程朱之道的人，应当在心中体会程朱的心学。程朱之学，穷究事理必定极其精细，居敬必定达到极致；喜怒哀乐必求合乎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乎礼，作为子、臣、弟、友必定求尽到各自的本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口〕 久而久之，人心都信服了，声援也自然来自众人；即使笃信王阳明学说的人，也明白地知道圣人之学有真实的道理，于是转而跟从它。若说：“凡是能够谩骂人的，就是程朱一派；那么那些毁弃坊间规范、节操品行败坏的人，只要能肆意鼓动狂妄之舌，岂不都将被供奉在洙泗之堂了吗？”这不是我敢相信的。我年岁已经衰老，学问没有长进，实在深深惭愧。只愿默默地自我考察，求得无愧于先贤。或许上天还稍稍借给我一些年岁，果真有所见解，然后慢慢说出几句话，来请海内君子指正；时机未晚之前，我实在不敢贸然附和。答友人论学书 我年少时遭逢丧乱，求学没有老师传授；入仕后与曹厚庵先生一同在史馆当值，才得以承受他的指教。那时年少心粗，正把注意力放在词章上，未能穷究根本，泛泛接受先儒的学说，时而醒悟，时而后悔。静坐久了，觉察到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之时，确实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日常生活中，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随时显现，只是存心涵养的功夫疏略，所以扩充它们的力量不足。自濂溪以来，师友之间传授的学问，本来有真实的传承和精微的要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透彻领会，不能从存心涵养上取得力量，就会把先儒真切指示的话都当作影子和声响混过去，怎么能够融会贯通呢？近世功利和词章之学，使人心陷溺，不知道上天赋予我的本性究竟在哪里，只是徒然袭取先儒的外在形式，妄自划分界限；所说的不是自己所见，所见的又不是自己所践履，也实在可怪。与宋牧仲书 我读了北闱题名录，得知您五弟介山高中，非常欢喜。等进京后，当面恭贺。浙江乡试的文章向来号称最盛，但也是弊病的聚集之处。凭我庸碌无能，竟滥居这个职任；同考的诸位公馆教官将近一半，而且年纪都已老迈，对此道茫然无知。考场中用尽心力，也说尽了话；古籍试卷有八千二百多份，限在半个月内完成，又遇疟疾大发，不敢说辛劳。每天直到四更漏下才休息。虽说录取名额有限，也不能没有遗珠之叹。但中选的人都是在芸窗下苦心读书的士子，而且多是连粗茶淡饭都难以充足的人；榜下众人都啧啧称叹，说这一科使贫寒士子扬眉吐气。我听到这些，特别感到不安。天下的人才原本不都出自贫寒之家，我又有什么私心可容纳呢？或许只是主考官与贫苦士子气类偶然相感罢了。出考场后，我同抚军诸位约定，绝不敢在任何事情上相互干涉；除了公宴之外，不送私下的礼防，也不写私信。浙江的惯例，是等举人亲自供述后才全部拆封试卷；有些举人路远，一时不能到场，询问学使，学使说往科也有不等候亲供的先例，于是我便同抚军约定在九月二十日拆卷；我遂于二十二日发出牌文，二十五日登船。这就是我奉命出使的大概情形。我离家已经三年，老母年纪很大，借此便利回去省亲；您儿子老入京之际，匆忙略陈一二，恳请您垂察。敝衙门各位先生和同乡诸位，我不敢写一个字去问候，烦请您替我转达心意。

译答福建巡抚金悚存书 先生学问深厚、才华宏富，是朝廷的领袖。近来进入福建境内，大疏中充分显出您振作整顿、实行实政的作为，宽厚、恕民与严明兼备。长安道路上的人没有不叹服的。我私下认为，如今吏治坏到了极点，百姓苦到了极点，主管官员也困顿到了极点。不只是七闽如此，而是七闽尤其严重。大贤在上面作出表率，自然应当发生巨大的改变。然而事情有难以施行之处，也不能没有阻碍。关键在于用大力、存深心，而且还须去掉过分和极端。自古以来，使否塞转为泰通，本来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大体方向已经端正，风行草偃，不费力便可成功，当然不必事事都改动。海上善后防务，是今天第一要务。皇上明察万里之外，朝廷的谋划宏大深远，远远超出常人的意料。但身在地方，感受更加亲切，必须周密筹划，务求尽善。肩负守土重任，关键在于谋划长远，而不在于铺张声势。圣主暂缓任命您为台衡之官，暂时把南方交给您，您日夜筹划，实在有深意。我本来知道，姚崇、宋璟、韩琦、范仲淹的才略集于您一身，这件事非先生不可。与杨筠湄书 先前从邸报中读到您的大疏，认为汉代的汲长孺、唐代的张曲江如今又出现了；国家有直臣，是社稷之福。我倾心仰慕，却没有机会亲自聆听教诲。近来您执掌三晋，人人称颂欧阳某；对于各省学政，我一概不敢写信往来，所以也不敢破例给您寄这封信。然而有一件事想在大君子面前说说，藏在胸中，迟疑而不敢开口已经好几次了。后来想来，如果这会干涉考试事务，当然绝对不可；如果是阐扬潜藏的德行，或许也是大君子乐于听闻的。赵城同宗讳家相，字泰瞻，是己丑进士，孝顺友爱、廉洁耿介，本来就是他的天性；言语合乎规矩，行为合乎法度，并不是故意矫饰节操。他初任官职在常熟，惠民政绩深入人心；因催征赋税的政绩不佳，按例应当降职，士民却从千里之外到宫阙前号哭，请求留任并举旗相留，彼此约定争先缴纳赋税，数年拖欠的赋税一朝报完，三吴士绅都叹为从来未有。部议恢复他的职务，后来又补任南漳。那里最为荒残，境内又逼近大盗；他招抚流亡，训练乡勇，养育百姓，教导士子，都取得了成绩。督抚拟定举荐他为卓异官员，但他忽然有了莼鲈之思，立即辞官归来；居乡时闭门谢客，足迹绝不到官府。他仕途既不得志，家中又贫困得徒有四壁，唯独教导后进，勉励人们重视亲身实践，实在是盛世的循良之吏、儒者的卓越品行。古代乡先生去世后要在社中祭祀；像这样的人，把他列入乡贤而祭祀，使后人有所尊崇效法，实在是光大典制的事情。他的家族福运衰微，我恐怕没有途径把此事上达执事；我对此知道得最深，所以斗胆替他发掘隐德、彰明幽光，只希望您广泛采纳舆论，慎重办理，幸甚。与王抑仲书 长安道路上有人称颂您的新政，但我还没有知道详情。后来得知您设立义学七十多处，入学弟子有六七百人，近来又重视农业、积储粮食，对水旱灾害都有准备；汉代循良之吏所做的事，怎么有幸在今天见到了？教导和养育，是王道的根本；近来的长吏已经很久不讲这些了。我从前承乏潼关，也努力推行社学、乡约、义仓、保甲四件事，颇费苦心。虽然同僚承办，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意思，但也有成效可以看见。您求学有根本，才干足以经世济民，今天正是兼善天下的开始。听说您用吕司寇公的各篇文章来教导子弟，这些文章最好，容易使人受到感化、改变风俗，连妇人女子都能因此改变，实在是快事。半年之后，似乎应当教他们《孝经》《小学》。近世人才不如古代，如果只是因为少了这一段功夫，不妨从中选择那些才干可以大成的人，进一步教以经书，讲明正学；三年之间，应当会有大贤出来响应，这对我们的道统功劳不小。贤才不会选择地方才出生，只是因为无人振兴，才终于走向衰败；这也是上天最为惋惜的事。又听说您勇于拔除坏人，憎恶邪恶过于严厉；这本来是初任政事时应有的作风，但亲民之吏，应当以慈惠为上。百姓既然已经仰慕您的风化，威严就应该稍稍放宽。愚人的千虑之中，或许也有一得，您可以择取一二。治理政绩卓异，不必拘泥于俸禄资历和早晚。朝廷征召，家乡也借此增光；我翘首盼望，翘首盼望。与宋牧仲书 在都城门外恭送您的台旌，转眼已经像过了三秋。您的宏伟谋略，成为三辅的屏障，百姓的颂声焕然一新，洋洋盈耳。属吏如同站在冰上，自己如同处在明镜之中，请把这两句话送给您。事情繁多却处理得好像简易，百姓多诈却用诚信驾驭；这些对您来说本来都从容自如，但还请努力加餐，实在是我的愿望。我本来才干低劣，近年来史馆事务繁重，心血耗尽；没想到孙屺老荣升阁学，我也跟着滥受其荣。新任命我与张素老一同进讲 内廷学问疏浅鄙陋，哪里能够仰助圣学？我学问高深方面不足，而且年老多病，风雨寒暑都不能停止，哪里能够胜任？圣主恩深，我不敢上书推辞。您有什么指教我的吗？这次借小差役领取米粮的机会，特来问候您的起居。另有一事相求：眼下正值盛暑，每天到瀛台进讲，苦于步行，急想买一匹代步牲口，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您的马厩中一定有许多良马，希望暂时借给我一匹小而驯顺的，等买到后立即归还。君上借乘车之风，在《春秋》中尚且感叹难得；朋友共同使用，子路借车来表明志向。或许世人认为不容易办到，但不知贤者愿不愿意谈这份情谊？笑笑。与杞县令王慎斋书 在长安相见交谈后，退下来自己很是欣喜，没想到这个时代又见到了龚遂、黄霸这样的循吏。分别以后音信稀少，时常深切怀念。偶然有便人，托鸿雁捎信问候您的起居。刘文烈公的理学和节义，光彩照耀宇宙。他的后代守护家学，闭门甘守贫困，文章品行都值得称道。曾孙忠昆在京师与我相见，我听到他的言谈，朴实真诚几乎可以捧在手中，使人仿佛看见名贤的家法。深切顾念贤人的后代，扶助衰微的家族，使古道在今天得以延续，除了大君子还能指望谁呢？圣朝表彰激励忠节，超过历代帝王。文烈公既然已经受到旌表和抚恤，光辉也载入史册。四十年来墓碑一直没有树立，后人经过那里，竟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墓，也是地方上的缺典。恳请您同乡绅共同商议，刻一块石碑来记载，使其永垂不朽。这是近世人看作迂阔、不值得做的事，但先儒认为这是懂得要务。恭敬地希望您垂察。

译答沈芷岸书 去年冬天匆匆一见，没有能够尽情表达积久的诚意。分别后盼望您的云帆远来，心中不禁一直牵挂。今年春天读邸报，知道酉闱取中六人，而您拔得头筹、首先登第，怎么能不欣喜万分？更独自承受 圣恩，简拔授任中秘之职；从此积累学问、树立品德，大用可期。我因为有一日相交的情分，得以借您的光彩，实在受益无穷。不过初入仕途，选择所守的原则应当谨慎。长安是名利之场，见闻纷繁复杂，最容易使人动摇迷惑。三门之处水流湍急，砥柱实在难以安立。您的见识和力量坚定，应该安静持重以培养声望，不要追逐时俗所好，互相竞逐而浮躁求进。前辈的典范，清楚可见。署中堂联说：“人贵重官职，不是官职贵重人；人的德胜过才，不可让才胜过德。”真是座右铭。希望您努力而已。答王世兄书 我错误地凭庸劣才能处在天下第一繁难的地方，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只能谨慎遵守功令，早晚不懈怠。上有天鉴，下有民众注视，时时令我心中畏惧。一年多来，我从未敢同乡里的士大夫用书信往来。吴中有许多权贵子弟，也没有因私事来干涉我的。自己不愿意的事，我哪里敢施加给别人？而且一旦自己破坏藩篱，将来凭什么自处？所以万万不敢。如今 圣主振兴文教 特意简拔学使，一时各位大臣无不争相自我砥砺。何况贵乡有名列元贤的侍御，身处孔孟之国，自然应当一秉至公，洗刷从前的陋习，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士君子苦心读书，自然能够得到他的鉴别和拔擢。如果稍微存有其他念头，那么志向就不能树立，文笔也必然衰弱，反而会因此失去机会。所以只应担心学业不精，不应担心主管官员不明。专心致志，不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圣贤之道，实实在在就在这里。我近年来在千辛万苦之中颇有所得，对此理看得较为明白；因感念老师的恩德，不敢不把实情告诉您。只希望世兄稍稍垂察，不要被世俗的言论所改变。与鲁敬侯书 山中的岁月，不可以白白度过。要潜心研究经史，务求明白根本、适用于实际。濂洛以来大儒的著作，应当细细穷究。蕺山先生的典范仍然存在，梨洲、定庵的学问都有源流；虚心向他们请教，一定会有所得。古代小学，是先儒讲学的地方。应当同志同道的君子商议，复兴士大夫居乡时兴学立教、改变风俗的事业，这是第一要务。但一定要从树立德行、阐明道理做起，切记不要存有声名气势之心；以私见成就自己、成就他人，都是本性分内的事情，不可错过此生，辜负天地生成万物的恩德。子闳品行端正，清白修洁而真诚，君子正应当彼此砥砺，以圣贤相互期许。士人立志要高远，不要卑下；要坚定，不要杂乱；要坚韧，不要松缓。让第一等人不去做，反而去做第二等人，便是没有志气。当今士大夫中能够以古道自持、不随流俗的人，像您这样的大概不多见。我实在对您寄予厚望，所以才敢略陈我的愚见。

译答孙屺瞻侍郎书 远远收到您的手教，可以看出大君子慎重开始、谋划终局，大事业出于小心谨慎，这不是同时代那些没有长远谋略的人所能相比的。我愚昧无知，从未长久熟悉河务；但既然承蒙您下问，不敢不竭尽浅见。下河的祸患固然在于海口淤塞，但海口淤塞并非始于近年，只是因为上游没有治理，黄河、淮河失去旧有河道，漕运堤坝溃决，于是大量开启闸坝，只求泄去上游的水来安定一时的漕运，却不替洪水寻找归宿之处，终于把七个州县的城郭、田地、房屋变成了巨大的深壑。皇上南巡，亲眼看见下河百姓和妇女儿童的田地房屋都处在洪涛之中，真像痛苦在自己身上一样，确实是天地覆载万物的仁心。即使是尧舜的忧劳、大禹治洪水时以百姓饥溺为己任的心情，又怎能超过它呢？如今想要开通海口来治理下河。皇上的意思固然专在民生，但漕运长久之计，实在也正在这里。天下的水，没有不以大海为归宿的。黄河北岸的减水坝，经由沭阳、安东等处，都是入海的道路。潘印川所建的减水坝全在河北岸，是想让水从灌口入海。如今南岸减水闸坝的水归向哪里呢？只能归入洪泽湖。淮湖的水一天比一天增加上涨，河流挟带泥沙，湖底渐渐升高；清口太狭，湖水便逼近高堰。过去潘印川利用高堰逼淮水冲刷黄河，宁可触犯大忌，任凭众议沸腾，也不敢轻易开闸一尺一寸；如今竟然开了六坝、二闸。再加上三十六湖的水全部注入漕河，漕运堤坝怎能不危险？所以又开了一百多丈宽的滚水口来泄水。他们以为漕运堤坝不溃，河臣的事情就完成了，至于七州县百姓的性命则可以不问。唯独没有想到下河容纳水的地方有限，而上游来的水没有穷尽；用有限的地方承受无穷的水源，将来水无处容纳，一线漕堤势必大坏。由此说来，开海口、治理下河，不只是为了救七州县百姓的性命，实在也是漕运长远之计。如今想要堵闭漕堤上的坝，必须先开通高堰的坝。高堰的坝不能全部关闭；若想关闭高堰六坝中的两三座，必须先堵塞黄河南岸的闸坝。黄河南岸有毛成铺，北岸有大谷山、徐城，便可以没有忧患。王家山以下一路的减水闸坝，不可稍稍关闭，以免洪泽湖泛滥、垫高淤塞；并且还要留下它们来蓄水冲刷泥沙吗？从砀山以下到清河，南北减水坝有三十多座，水流分散，流速就慢；流速慢，泥沙就沉积，将来正河运道难道不会有淤塞的忧虑吗？此外，印川的减水坝只比堤低两三尺，如今已经与地面齐平了。过去说归入漕河的水常常充盈，如今怎么还能充盈呢？这是上河的可忧之处。河督之所以坚持不改，不过是因为开闸、开坝要耗费无数帑金；今天可以堵，过去为什么错误地开呢？恐怕有人会随后追究他的责任罢了。我因此在防议时，曾向中堂和九卿说：治水如同治病，要根据病情开方，补益或疏泄随着时势变化，不能拘泥于一端，不能因为后来采用补法就归罪于先前误用泄法。过去泄水、开坝是为了保堤，今天堵坝是为了冲刷泥沙；这就像先前应当使用大黄、芒硝时使用大黄、芒硝，后来应当使用人参、黄芪、桂枝、附子时使用人参、黄芪、桂枝、附子，各有各的适宜之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治好病。这番话实在很有至理，也是希望河督能够开阔疑虑，内心按照长远计划商议，为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谋划长久的防务；这是出于诚心，并不是说河督仍旧固执不变。然而今天下河的工程，应当在范公堤之外，这不是坝水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要在石防、丁溪两处水口开通一两处，积水就可以排去，内地的水应当逐渐变浅，河湖原来的形势也应当逐渐显露。再寻访所谓射阳、德胜、平望、喜鹊等湖泊的旧迹，把闸坝的水引入开挖的河道，使水归入这些湖泊，再由湖归入河，进入新开海口；层层分说，条理清楚，水脉贯通，即使大禹治水也不过如此。若说一开海口就能使下河全都变成平地，那是万万没有这种道理的。所以眼下关键不在于减水坝该不该堵，而在于地方官不肯尽心协助，彼此呼应不灵，民夫和物料恐怕难以凑齐。如果各项事情都能准备妥当，就应当尽心严督工程，不要被浮议迷惑。成就大功，小小的顺意不值得高兴，小小的违意也不值得害怕。只应先确定全局，保持坚忍不拔的志向；如同用兵，应当有确定的谋算，偶然的胜负哪里值得忧喜；如同下棋，应当争取全局，一两步棋哪里值得计较。下河苦于水患已经很久了，今年的旱灾只是偶然现象罢了。如果每年都像今年这样，海口就可以不必开了。我先前读到您的大疏，断然没有海水高于内地这种事；这是先生亲自考察所得的话，所以如此确凿，不像别人只是在纸上谈兵。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您治理下河已经有了确定的谋划。皇上神圣，是世间少有的君主。滇、黔、闽、粤，指顾之间便荡平；海外自古未列入版图的地方，也都设置了郡县；汉、唐以来从未臣服的国家，全都前来归附。难道淮、扬这些近处的地方，开通一两条淤塞废弃的河道，来救活几座城中的残余百姓，竟要由 圣主亲自派遣，而被部堂官员作为臣下加以阻挠，因而作罢；难道可以认为 圣主的心意，只能安然止息而已吗？所以减水坝不能堵，海口就更不能不打开。下河的水越大，开海口的功效也就越大。只是希望先生果断地坚持它罢了。我认为成功可以拿着凭券等待。与王似斋书 您既有体又有用，是我非常喜爱和看重的。去年冬天拜见令尊，知道您的家学是有渊源的。近来收到您的信，询问求学的要旨，可见您立志不凡。求学不在语言文字之间，只要在伦理和身心上无愧无怍，便是圣贤的道路，您应当努力。我平生从不代别人作文，也不曾请人代写。听说杞县碑文借用我的名义，敝家在杞县没有一寸土地，哪里可以妄列在邑人的末尾？幸请替我删去，这是我所盼望的。《汤子遗书》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汤子遗书》卷六，工部尚书汤斌撰：赋、颂、论、辨 《璿玑玉衡赋》【有序】臣听说，蓂荚刚刚生长时，古代帝王便懂得观察时令的道理；泽火形成卦象，《周易》便留下了治理历法的文字。朝廷的政令尚未施行，奉行天意的仪式和规制已经预先具备。因为敬畏上天正是勤于治理百姓的根本，效法上天实在是凝聚天命的根源。自从容成制定握算六术以来，已经彰明了黄帝在合宫听察五行；南正掌管天文，北正掌管地理，重、黎分别治理阴阳；旸谷等待春天，昧谷等待秋天，羲和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时严谨履职。无不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上承天律，旁通万物。然而保存了其中的道理却缺少观测仪器，还没有完全达到观测推占的智慧；有了数字却没有器具，也难以完成考察验证的功效。再考察《虞书》，其中郑重留下了伟大的制度：用寸管窥测星辰运行，用浑圆的仪器测量星象；聚集山泽的精华，穷尽人工的精巧装饰，实在是授予时令的要术、推步历法的宏规。然而至德的道理难以听闻，成法渐渐败坏，精思之士很少遇到，章法不免有讹误，参验也可能混淆，于是便有了《统元历》的错误。把建申当作建亥，鲁人的月令便无所凭据；把卯日食和辰日食混在一起，齐国朝廷的度数为什么如此错乱？《太初历》号称深密，寿王仍然议论它的错误；《乾象术》号称精深，韩翊还指出它的缺点。这固然由于天体运行难以确定，实际上也是制度还不够精密。观察和考证贯通古今，应该在 光明的时代彰显。恭敬地思量 皇上开创正始、建立皇极，端正光明、凝神专注；日益进步，月月增长，光辉与天地相合；早晚勤勉戒惧，奋发迅疾如风雷。治道在于敬慎崇奉，凛然明察而又日日自新；功德深厚而幽微，谨慎地保守并亲临察视。时宪历已经长久实行，颁布永年的法则；重新刻定《合元历》、考察天运，从世代的开始到终结，辨析五十二家历法残存的条文。将要看到日月合璧、星辰联珠，岁时由太史记录，大章之歌传扬声誉，日期由灵台记载。于是又考察典谟，穷究明白遗留下来的制度，广泛招集各类士人，铺陈奏进宏大的文辞；将借助翰墨来阐明天地人三才，借助文笔泉涌来协调五纪。臣私下窥见其中的道理和数理，向来不懂天人之学，幸逢昌盛时代，怎敢推辞浅陋？谨献赋说：遥想混沌初开，久远得无法知道它的终极。仰望辽阔无边的天空，辨认苍苍的本色。漫长的古代中天体向左旋转，谁使车轮转动而不停息？万象罗列于周天，南北两极成为纲纽。三垣标示内外的宫庭，列宿描画中原的疆域。圆形的九重天是谁营造？九万里的范围谁能测量？从远古的神灵起，才开始观察天空并制定法则。揣度茫茫的宇宙变化，总括圣明睿智者的范围。到了重华舜帝承受天命，继承放勋尧帝的崇高功业；刚从文祖那里接受终极大命，便亲自总理万机。正当类祭、禋祭尚未举行之时，首先命令设置璿玑玉衡。大概是执守中道，以体察深沉幽远的天理，从观察天象中效法它。其精微作用也如同舜帝在位七十年，光泽遍及四方；其功用只是以天道治理人事而不违背。至于魁、衡、招摇的秘密运行，阴阳、寒暑的暗中推移，如果不相互参验考察而没有差错，哪里能使各种功业都兴盛？何况天鸡报晓，太阳驾车白昼运行；早晨在沧海沐浴，晚上照耀昆仑。太阳影子接近南极便炎热，远离南极便容易昏暗；运行到牵牛宿时一阳复生，离开降娄宿时春风便渐渐温暖。龙山不足夸耀其烛光，夸父也无法显示自己奔驰的速度。至于月亮承接日光而在夜间照耀，光芒融融；月亮亏蚀警示天阙，新月初现显示其缺损。它顺应潮汐的消长，随着箕、毕二宿运行，泽风逐渐退去。经过十三次运行，于是设置闰月而完成历法。又如木星体现仁德，太白星主持义，荧惑星主礼，辰星主持智慧，只有镇星掌管信。它们分居四季，有的约一年运行一周天，有的积累多年才移动一次位置；有的刚向前运行又停留，有的已经分开却忽然相遇。星辰确实有日食月食等规律，但伏藏与出现却难以拘泥。最初偶尔只差毫厘，时间久了便逐渐改变关键枢机。怎样才能使推算不失于晦朔，使节气和数理在盈亏中不发生差错？只有圣人的德行与苍天相合，才能制定准则，依据天象图。璿玑在外运行而成圆规，玉衡当轴而中空。两极以直线相对，九道轨道环绕紫微宫。大梁、实沈分列周天，鹑首、鹑尾丽映天空。四游仪和两环确定经纬表里之准；三辰、六合牵引卯酉、子午的针运，测量星辰运行和日影刻度，在尺寻之间转动造化。春耕、夏耘都与节序相合，摄提、孟陬完全像天心。随波升降，仿佛昭回的银河，与太阳环绕运行；像神鸟迅速飞翔，白昼昏暗、阴气重重而仪度不差，狂风雷雨之时也不发生失误。用美玉装饰，用珍珠点缀；璚玉和玉璧晶莹明亮，仿佛云霞的色彩可以捧取。夜光璀璨，星宿的光芒若隐若现。虽说是用管窥天，怎么能拿小的东西测量大的天体？总之，借助玉衡观察天象，虽然途径不同，实际上可以达到同一结果。后来有苌弘、子韦探究幽深隐微之理，梓慎、裨灶穷极微妙；有殷、周的巫咸、史佚，魏、齐的石氏、甘公、王朔，唐昧观察星辰、推候气象，尹皋、吴范观察日象、窥测风候；汉、唐有寿昌、一行的术数精密，宋、元有沈括、郭守敬的事业崇高。他们使用仪器，继承前人的事业而不断增加华美，敷陈演绎而没有穷尽：有的制造轮扇并刻木，有的依靠浑仪铸造铜器，有的削刻莲花来传递箭，有的雕刻觚棱使其盘绕如龙。谁能不以深奥的道理为祖述、阐述已经成就的规范，就可以观察气数而与苍穹相合。哪里只是把天看成伞盖和弹丸，星辰如蚂蚁绕磨盘旋转呢？术家的隐微道理已经少有流传，关于法象的探索仍然浅薄。张衡的文章辞藻精美而著称，洛下的经画规划被推为善；《灵宪》的图书还存在，岁差的考察也难有差错。增减适宜，缩短或延长都合乎安排，足以验证天人同气，使至诚贯通幽明。因此帝王俯察人事，仰观天道；对于时机和征兆必定慎重，视听不受迷惑，常常扶助阳气而抑制阴气，宽缓刑罚而崇尚德行，使雨旸寒暖各循其序，年月日星各尽其职。皇上的谋略如玉般温润，东方壁宿联结光辉；帝王的典章如金般清正，左角星不会有差错。光辉灿烂啊，执掌天地大道而安抚大地中央，面向天象而考察它。愿皇上享有万亿年的年寿，我恭敬地提笔作赋。仿佛自身随着皋陶、夔的行列，遨游在唐尧虞舜的时代。《金台怀古赋》【馆课】

译冀地原野漫长，燕地云气苍莽。楼烦的青山碧岭高峻参差，易水的洪涛浩荡无边。向北通往紫塞、雁门，向南连接恒山、霍山和上党。以漕渠为桨，以太行为轴，实在是帝王的都城屏障，哪里只是霸主的封疆？至于朝阳门外、桑干河边，白沙如雪，碧岸如山；丘岗倾斜而半途停留，道路曲折而中途断绝。面向秋野的苍茫，面对寒流的漫长。寻找昭王的遗迹，怀念昌国君而长叹。不辨认黄金台，哪里知道碣石之馆？当战国纷乱之时，燕、赵雄武，向西荡平秦地云气，向东平定海上雾气。兵戈密集如鱼鳞，旌旗多得如降雨。早已俯视崤函，轻视衡山、湘水，讥笑稷下学宫，认为田横、项羽也不过如此。何况它曾以百里之地求贤，以千金购买骏马；郭隗受到礼遇，乐毅佩印出仕。凤凰来不及栖息，麒麟也来不及停留；山谷中没有幽兰，山岭上没有秀菊。于是谢绝礼义的干橹，检阅武骑的冲车；驾着装饰华美的车子向前奔驰，鱼轩车随后跟踪。于是高阁宏敞，高台峥嵘；万乘之君回望而驻足，骑兵和旌旗飞翔般前进，献上美玉。因此能够在宁台设置宝器，在元英陈列大吕钟，把旧鼎送回磨室，在蓟城种植汶水竹。到了临淄，有如雷霆般的士卒；到了邯郸，有手持扫帚迎宾的人。已经削除有功之臣的印信，便又怀疑出奇谋的臣子。实在是有谋略却不能贯彻到底，面对这样的早晨怎能不感慨。至于秋风暂时吹起，百花草木凄清苍黄，霜封野树，大雁南飞；便有壮士忧愤，侠客高大魁伟，佩带光彩夺目的长剑，头戴高耸入云的冠帽。他倚着玉石台阶叹息，面对青松慷慨悲歌；长啸以抚临碧空，短歌以凌越沧海。又有系着缨带的公子和殿省中的名流，在荒郊饮酒，在南陌乘轻舟。看浑河如带，望山间云气如楼；抚摸嶙峋的山石而惆怅，悲叹望诸君不能留下。哪里比得上凌霄飞雨、铜雀凤凰，玉阶金门，雕柱锦墙？光辉照耀山川，照临清漳，也不过是歌舞的华美，并没有贤俊遗留下来的光辉。这里只回荡着平陵夜里的漏声，徒然留下荒苑中夜宿的霜。经过这里的人不思考，居住这里的人已经忘记。唉！铙鼓齐声，箫韶零落；骐骥奔驰，驽马却被缨络束缚。庭中有乌鸢，山中有白鹤；浅陋之士登上高位，高贤却背负郭外。连昔日霸业都比不上，又怎敢希望达到鄗、洛呢？至于伊尹、傅说作为舟楫，周公、召公作为木铎。吟诵《白驹》的雅诗，演奏《云门》的翟籥；有兰台、石渠的高大楹柱，有白虎观、天禄阁的宽广帷幕。圣人的恩泽如云飞布，皇上的恩德如露水丰沛；英才精华尽情显露，麒麟凤凰行于道路。既不藏匿无用的器物，也不吝惜非同寻常的珍宝；即使有抵玉、惊禽、挥金、薙草之事，又何足道？邻近北斗的光辉，靠近银河的波涛；又何必在这里徘徊幽咽，面对这座台游玩呢？《懋勤殿赋》【拟馆课】黄扉在阳光下明丽，珍藏宝籍如云展开，帝座的光华正灿烂；东方壁宿的祥和之气迎面而来，道术从图书法象中推衍，观察天地；学问深于三坟五典，奋发迅疾如风雷，我 皇上天资聪颖敏睿，端正光明、凝神专注；本着精纯专一来建立皇极，建立中和来安定群伦。采纳进谏，不遗漏葑菲之言；招揽贤才，也不遗漏隐居沉沦的人。武库森严，征伐全都遵从朝廷的谋划。九功之歌依次歌咏，百姓的疾苦每天都能上达。枫宸本来已经为百官树立仪范，使贞正、仁爱、长寿延续千春。至于太乙星光辉灿烂，勾陈星光华明丽；黄色云气和紫色华盖盘旋郁积在上空，浮动的兰草台阶和金茎在天际浩渺飞翔。珠宫贝阙之间复道斜斜相通，银榜璇题在交错道路间遥遥相接；高飞的重檐直切云霞，明亮的丹墙流动着云气。龙舟泛行在万顷澄澈的水波上，长杨宫带着千章茂密的树木。这又足以镇定六鳌、巩固四极，响应三垣、驾驭五纬。于是大开别殿，宏大地贮藏缥缃典籍；殿宇高耸，屋角开启而景色明亮。彩绳帷幔系在交错的屋梁上，重重锦绮铺陈在虹形梁上。甲帐中的月光如雪，秘幄中的芸草灯火散发香气。玉函排列在左，竹简绢帛充满床榻。五库在西清标列目录，四部典籍装满东厢书帙。犀角书签层层堆积，玉轴光彩辉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夸耀宛委宝册，又何必谈论天禄阁的收藏？当金门早朝结束、宣政殿宴饮完毕，鸾佩的声音远去，凤凰扇的影子缓缓移动；名儒从白虎观招来，大雅之士从石渠阁延请。探究洙泗的道统，验证唐虞的心法；无党无偏，阐明皇帝广施的恩赐；遵循天定的秩序和伦理，阐发皋陶宏大的谋议。既早晚勤勉戒惧，又无厌倦而持之以恒。顾念百姓的怨言可怕，懂得身居其位应当守正。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道理；高明广大，有了善于治理人的君主，才有善于治理的法令。深切而明白，这才是懋勤殿真正的意义。政绩岂只是由此开始而获得美名？何况歌辞合于《雅》《颂》，文章比美《诰》《盘》，悬针倒薤般的书体，戏鸿腾鸾般的笔势；简册上有云气芝英的文采，也有渊水停聚、山岳耸立的气象。汉武帝见到它便停止批阅简牍，章帝回顾它便停下挥翰。凭借这些乘泰运而驾驭六龙，映照晨光而飞翔五凤。采录太史陈述的诗歌，次第品评群臣的嘉颂；时机和征兆务必谨慎，盛暑之时思虑艰难，心神游于农野，道理与先天相合。夜已经怎样了？夜还没有结束。瑶编万卷，宝炬将尽。月色朦胧，素白光华满地；北斗高低倾斜，殿阁中一片寒意。哪里能同甘泉宫的光彩文章、长乐宫未央宫的富丽、凌霄飞雨、茝若披香、九华仁寿、百福灵光相比？排列交错的屋椽如鸟翼展开，承负栋梁而高高飞扬；用雕琢的玉石作楹柱装饰，用裁制的金璧装饰门环。只敢夸耀制度的辉煌，哪里敢希求道德的光辉？何况文教广泛宣扬，天威远播；都城屏障方才开启，剑阁和云将军已经平定三湘。碧鸡、金马之地的隆重祭祀，不必劳烦蒟酱、橦华前来输送贡物。于是改易制度，百礼全都兴起，万舞全都具备。皇上的心情愉悦，群臣已经醉了；降下和气，调和元气，使财富丰足、消除怨愤，减轻赋税、宽免徭役，超过周代穆王时的和乐光明；耳边听到击壤的歌谣。天下抛弃虚伪而返回根本，敦厚朴实而去除浮薄，追随太始时的原初教化，与华胥氏时代一同逍遥。我谨慎铺陈文辞来歌颂圣主，哪里敢自比王褒。《长白山赋》

译看那地图所显示的广大疆域，山川郁结曲折而蜿蜒，实在是在太始之初融汇凝结，因而与坤地、乾天相通。它环绕九州，绵延交错，如同枝柯伸展；仰望北方山脉高峻险绝，远看沧海而蜿蜒延伸。根基比华山、泰山更加牢固，挺拔高耸直达天空。云中的玉液化为飞泉分流，鸭绿江向南回旋而浩荡，混同江向北环绕而缓缓流动。至于石壁高峻崎岖、险峭巍峨，万丈高峰直插太清；触及星象，仿佛把列宿摘下装饰屋梁；靠近银河的浩瀚空阔。远看百岭一片青翠，近处循行则一岩千姿；从层层山崖决开飞瀑，在重叠山岭间泥泞盘旋的水涡流注；映照早晚阳光，灿烂如金，隔着青杉又像屏障。云雾半散而光彩照耀，照亮天门的广大空阔；背面藏着太古冰雪，正面面对神山的荡漾水势。于是素烟在晚间铺展，白雾在清晨缭绕；有时横在山下如同衣带，有时盘绕山上仿佛缨络。日月被遮蔽而形成阴影，彩虹般的山梁倒挂而高峻。二韭、四明、五奥、三菁、峨眉、太白、广霞、赤城，都还不足以同它的崇高聚秀相比，也不足以比拟它的清幽；方圆千里之内，万山并列拥护，像剑戟排连，形势仿佛彼此拱卫，凝聚五种祥瑞一同到来，远望紫宸而遥遥耸立。碧、金、银等各种色彩闪耀，远近浓淡交相变幻；幽深茂盛，森然高耸，一旦触及寸许云气，便蓬勃蒸腾起来。飞流冲垮山谷，喷雪般迅疾如雷霆，冲击山崖、转动巨石，水声澎湃铿锵；不到一个早晨，雨水便遍布天下，哪里是低矮曲折的青山所能相比呢？山上有猿、狸獾、犴獌、猰猩、紫貂、白狼、狡兔、飞鼪、貔豹、熊罴、羱麏、麕等，在极高的山峰间迅疾飞跃，在深谷绝壁间腾空跳跃；有的蹲在谷底长啸，有的攀上树梢悲鸣。山下有丹石、白拊、琳瑉、碔砆、缥青、结绿、瑊玏、昆吾、磊砢、磷烂、险嶫等珍石，与华芝、灵药交错相扶；各种色彩丛集铺展，醴泉从旁边涌出，经过崎岖之地倾注而下，迅速奔流。至于鸿雁、雕、鹄、鹰、隼、鹔鷞，彼此交错飞旋、目光闪动，众鸟竞相飞翔；更有珍异的鸟，彩色羽翰、朱红衣裳，鸟经没有记载，汉赋也没有详述。巨大的树林遮蔽成阴，曲折的枝条丛生交倚，树干合抱相连，盘曲延伸，形态质地奇异；下垂的枝条疏落，落花纷纷飘荡。霜雪使它们凝结，风雨在其中交相磨砺；它们连接医巫闾山的暮光，接续扶桑的晨光。实在是自然造化所珍爱的地方，所以混沌在此开始开辟，神圣之人由此诞生孕育；它与丹水的祥瑞相同，向东照耀员峤，向西照耀昆仑，向北照耀幽深山崖，向南震动朱垠。陆地上的动物惊惧，水中的生物战栗，无不奔走前来宾服。皇帝积蓄精神、垂心思考，彰显德行、广布恩泽；在书籍园圃中翱翔，在礼义园地中逍遥，歌咏《清庙》雍容和乐的乐章，承载洪大的颐养之德。回望丰镐，又顾念着在帝阍前升肹蠁。于是坐在法宫之中，选拔近臣，择定吉日，协合良辰。乘着星光冒着露水，寻访山崖，砍除丛生的榛木，把薜荔铺作坐席。在通津吸饮流霞，只见长松纷纷作响，仙鹿成群而来。蔼蔼缤纷，献上玉斚；打开天关，开拓大地的边际。光彩绚烂，赐予丰厚的福禄；陈列俎豆，祝愿千秋万春。《借田颂》【有序：顺治甲午馆课】维。皇帝登极的第十年，海防已经安定，九州内外全都进献地方物产；大功既已完成，礼仪制度也开始举行。郊坛、辟雍以及各种典章，考究古制；大小臣工都勤勉地履行职务。皇帝阅览图籍，屡次看到贡物，感慨地说：“我一人承受……” 上天的明命，抚临亿万百姓，只是小民耕种收获十分艰难，我怎么敢安然居于他们之上而有所辱没呢？朕听说，古代天子亲自耕种千亩田地，以供奉宗庙祭祀之用。有关官员应当准备典制，奏报给朕知道。明年春天，朕将亲自举行这一仪式。到了第二年二月，宗伯陈述日期，司空修治坛场。皇帝斋戒洁身三日，五更已经起身，斗星、牛星正当中天；云旗凝聚着烟霭，黛色的耒耜装载在车上。公卿百官恭敬谨慎，奔走办理各自的职事，百姓都庆幸得以观看。天颜既欣慰又喜悦。祭祀先农之后，祭牲肥壮，醴酒洁净，酒尊酒罍明亮齐备；解开马络，手执耒耜，一切都依照仪式进行。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神圣的君主有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就必定有文采奇异、才艺博洽的士人，佩笔执简，来彰明宏大的功烈。所以嘉禾呈现祥瑞，记载在《周书》中；“十千维耦”，《周颂》歌咏了它。光辉灿烂，照耀竹简，千百年来仿佛耳闻目见，被称为极其盛大的典礼。如今 皇帝的仁恩惠泽飞扬于海外，在此以前十日曾亲自祭祀。又派官员祭祀朝日坛。又亲自祭祀孔子庙。十日之内，社稷坛举行了四次典礼；而亲耕借田尤其是几十年来未曾举行的旷世大典。如果让撰写编次文章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是使 圣德不能彰显于后世，而宏大的教化也将湮没无闻，我对此深感恐惧。然而我听说，谋求治理天下在于诚实，而不在于文饰。因此，亲耕借田的礼仪，历代都有举行，但只有周成王、汉文帝的事最为显著。大概这两位君主以仁心为本质，所以天必定回应他们。我看见皇上忧念百姓的依靠，知道这并不是徒然修饰太平的仪式。从今以后，五穗、两岐的祥瑞，将继承周、汉而兴起歌咏了。我谨行拜手稽首之礼，献颂说：多么光明啊 皇家的气运，万邦所承受；海波安宁，礼典安然，开始兴举而能够恭敬奉行。昊天、岳渎都显现神灵，辟雍、宗庙、社稷、钟鼓和《维清》之乐，都眷顾下方的土地与百姓的依靠。百姓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有的两人并耕，有的手持耒耜；露水正浓，太阳还没有晒干，暑日的雨水绵密而下，冬日的雪花纷纷飘落。于是命宗伯考察礼制进呈，朕将亲自耕田，以此倡导农官，群臣叩首恭敬承受诏命。对于明白的诏问，敢不恭敬应答吗？以此辅助君王消除忧愠。太阳升到天庙之上，顺应时令而治理土地。乐官报告和风，乐工奏起祈雨之乐。司空打扫坛场，金吾卫陈列车驾。耒耜装载在车的右边，鞋履踏上南亩。彩虹般的旌旗飘渺，旗帜纷纷交错。云开日朗，清丽的霞光从山丘升起。皇帝于是推耕三次，下面的农夫则推耕五次、九次，各自完备所应行的礼仪。等到农夫老者，早稻晚稻已经播下，给我带来大小麦。于是进献给先农，祭品盛多而香气蒸腾。神农享用醴酒，后稷接受祭品。百神醉饱，百姓歌唱。皇帝在太寝执爵饮酒，以慰劳之酒作为酬答。皇帝于是降下眷顾的命令：不要有螟虫，不要有螽虫，不要有冰雹，不要有雺雾，以此作为报答。皇帝功德成就，年岁丰收；露水晶莹，颂声洋溢；宏大地继承周朝，超过汉代，世世无穷。

译《十三经注疏论》自从伏羲画八卦，象数之学显著；唐尧、虞舜颁布典谟，道统由此开启；姬公制定礼乐，制度因而完备；孔子赞述《易》，删定《诗》《书》，撰作《春秋》，于是关于天人、性命的道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昭明于万世了。秦代焚书之后，六经残缺，汉代儒生搜集补缀，互相参验考订，历经晋、唐，到十三经的注疏才开始确定。到了宋、元，学习圣道的人更加众多，经学的防范和条理也更加明晰，其中的得失详略，是可以加以评论的。讲说《易》始于田何，传给梁丘贺，又有京房、费直的学说，陈元、郑众传承它。把《彖》《象》《文言》杂入卦辞之中的做法，始于费氏；费氏兴盛以后，田何的学说便衰息了。梁、陈以来，郑康成、王弼的两家注并列于学宫。郑注多参用天象，王注则完全解释人事；天象难以探求，人事容易学习，所以郑学渐渐衰微，而王注独自盛行。他分析义理精深，自汉、魏以来，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然而他的注又杂有老庄思想，成为两晋虚无学说的祖师，后来儒者对此加以讥评。但想一概废弃，也未免过分。韩康伯、邢璹等人因而为之作疏，唐代孔颖达与颜师古撰写正义，也以王弼注为根本。程子说：“最幽深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到了幽深之处就是理，到了显著之处就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著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幽微而通达它，用来施行典礼，那么文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必定从切近、容易理解的地方入手；如果只在切近处下功夫，就不能算懂得言辞。”朱子说：“秦、汉以来，考察卦象和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它宏通简易的原则；谈论义理的人陷入空寂，不能归于仁义中正。寻求能够因时立教、承继三位圣人，形式虽不同而道理相同的学说，只有伊川先生的书而已。然而伊川专门讲说义理，《本义》又兼讲卦象和占筮。《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术，把程、朱的书合起来，大概就完备了。”其他如李鼎祚编纂训解，熊禾、来知德竭力研究象数，难道也是用来补助程、朱不足的吗？《尚书》方面，伏生口传二十八篇，作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后来分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欧阳氏最为盛行，这就是今文。鲁恭王得到孔壁中所藏的书，孔安国校订后得到二十五篇，这就是古文。从汉代到西晋，讲说《尚书》的人只有尊奉欧阳氏；孔安国的训解出现得很晚，皇甫谧虽是当时的大儒，扬雄、杜预等人都没有见过。因此《左传》所引用的文字，杜预往往注为逸书；只是孔安国的训解颇多疏浅之处，常常与经义不相合。朱子怀疑这是晋、宋之间的人伪造的，是有道理的。孔颖达的正义，义理多有乖违。只有宋儒蔡沈的集注，颇能掌握要旨。金履祥的表注、王柏的《书疑》、魏了翁的《要义》，也有许多可以采纳的地方。《诗》三百零五篇，遭遇秦火而独能完整保存，是因为它的讽诵不只依靠竹帛，所以如此。汉初，鲁地有申公，齐地有辕固，燕地有韩婴；又有赵人毛苌，自称传自子夏，作训诂，这就是《毛诗》。郑康成为它作笺。齐诗、鲁诗亡佚，韩诗虽然存在，却没有传授它的人。只有毛诗和郑笺，直到今天仍独立流传，其阐明并厘正风诗的功劳，不可贬低。为它作疏的，只有刘焯兄弟做得好。朱子广泛考察各家，以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取舍范围广，立论卓异可信，超过诸家。只是他对大小序的诋斥最为严厉，门人中有许多人对此怀疑。我私下认为，《书序》可以废弃，但《诗序》不可废弃。即使只论《诗》，《雅》《颂》的序还可以废弃，而十五国风的序一定不可废弃。为什么呢？《书》只是直陈事情，即使序深得经意，不作序也可以。《雅》《颂》的文辞容易理解，意义也容易明白。唯独“风”这种诗体，比兴的辞句多于叙述，讽谕的意味多于直接斥责，常常反复咏叹，联章累句，却没有一句叙述创作它的意图；而序只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为了某件事而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况且它的说法往往与《左传》相合。子夏、左氏都亲自见过圣人，听闻过圣人删定经书的意旨，难道全都没有根据吗？朱子认为“二南”、祭祀和朝聘所用的《雅》《颂》，以及郑、卫、桑濮，是里巷、狭邪之地所作。孔子对于郑、卫之声，在音乐中深深排斥，把它作为法则；对于诗歌中的文字，则严加立说，把它作为戒示。他的说法确实正当。然而《左传》记载季札来聘，请求观看古乐，邶、鄘、郑、卫都在歌唱之列；如果它们是里巷狭邪之地所作，鲁国的乐工怎么能够歌唱异国淫逸的辞章，而季札又怎么会跟着听呢？所以大小序、毛注、郑笺与朱子集注并行，也是可以的。孔子《春秋》的原文，世人没有见过；后世编定的古经，都是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选出的。然而三传所记经文多有异同，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认为是“蔑”，《公羊》《谷梁》却认为是“昧”；如“筑郿”，《左氏》认为是“郿”，《公羊》《谷梁》却认为是“防”；“防于厥憗”，《左氏》认为是“厥憗”，《公羊》《谷梁》却认为是“屈银”。至于“君氏”“尹氏”，一家认为是男子，一家认为是妇人，究竟应当以谁为正确呢？这就是三传经文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汉初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凭《公羊》之学显名于朝廷，到何休作解说，苦心思考十七年，可以说专精了；但其中多引用纬书，怎么可以作为训诂呢？《谷梁传》从孙卿、申公五代传到宣帝，宣帝特别喜爱它；范宁父子世代守护这一学业，创立一百多条条例，用来规范诸儒异同的说法，可以说很好了，但评论者仍认为它的学说没有经师传承，难道不是过于苛刻吗？何况徐彦、杨士勋所作的疏，被邢昺加以订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永平年间，能够讲解《左氏》的人被选为高第，任讲郎；贾逵、服虔都为它作训解，而杜预的注在当时盛行。杜预说：“左氏从仲尼接受经书，所以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说明事情的开始，有时在经文之后补足意义，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杂经文以会合异说，这是要让学习者探究事物的起始、把握其终结，时间久了才会得到其中的意义。”他的论述极其精密，而且星历、地理一定考察详尽，方言、歌谣也都穷究其意义，后人不能改变他的说法。间或有人舍弃经文而相信传文，凡是与传例不合的地方，不说是传文错误，却说经文有缺漏，这就是他的弊病。后来沈文阿、苏宽、刘炫都依据杜预的说法；孔颖达作正义，又依从刘炫的学说加以增损。这就是三传注疏的大概。

译到了胡安国，才开始依据自己的理解，探求千年以前圣人的心意。他的书本来就是用来阐明纲常、端正人心、确定国家大政、为后世垂示法则和戒惧的，并非普通经生的著作。至于他的书中对字书、名称以及人臣被削爵位的条例，往往有自相矛盾之处，说他完全得到了圣人删定经书的幽微意旨，我不敢相信。古今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在《尚书》中；古今驾驭天下变化的方法，都具备于《左传》中。如今取士专门以胡传为主，士子只顾耳听目看、摘取字句，把《左氏》的字句拿来填充科举文章；大概有人传授这一学说而成为大师，参加策试而成为大官，却连三传全文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浅陋不是太严重了吗？六经的道理最终相同，而礼乐的功用最为急迫。汉代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又有古经从鲁地、淹中出土，但都只限于士大夫之礼；朝觐、会同、郊祀、大享等礼制亡失，无从考察。河间献王把它奏报朝廷，共合五十六篇。宣帝时，后苍深明其学业，作《曲台记》，传授给戴德、戴圣、庆普三家，并在学宫中设立学官。郑康成尊宗小戴，为《仪礼》作注；庆氏之学到曹褒时失传。克制自我、恢复礼制的功夫，不在视听言动之外，而就在举止周旋之间；性命的精微也在其中相遇。那么《仪礼》这部书，难道不是学者最应当尽心研习的吗？只是它的文辞质朴而深奥，韩愈尚且苦于难读，何况比他更浅的人呢？《周礼》能够进入秘府，也从河间献王开始；只是缺少《冬官》，便取《考工记》来补足。司空掌管国家事务，使四民按时生产并利用地利，《考工记》怎么能够全部包括这些内容呢？它能够立于学宫，则从刘歆开始；杜子春因此把它传给郑众、贾逵。后来马融作传授给康成；《周礼》有注，也从康成开始；有解释和疏，也从陆德明、贾公彦开始。圣人实现太平的事业，独赖这部编书保存下来。汉武帝认为它烦乱而不合经义，何休认为它是六国的阴谋；他们既不足以了解它，而刘歆又用它辅助王莽，王安石用它推行变法，后人于是认为《周礼》不足以治理天下，也已经过分了。河间献王又得到孔子弟子及后世学者所记的一百三十篇，进献朝廷。刘向校检所得之书，合为二百四十篇。戴德删去繁复重复的内容，成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礼记》。马融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合为四十九篇，康成又为它作注。康成对于三礼的功力最深，考究名物、象数，曲折详尽地说明了一切，朱子十分推许他。晋、宋以来，皇侃、熊安生的礼学最为著名，孔颖达据此作正义。宋代儒者笃信古代遗经，淳熙年间有俞廷椿的《复古之编》，嘉熙年间有王次防的《补遗之录》，陈澔采集诸家作《集说》，吴澄合三礼作《考注》。这些辅翼三礼的功劳，确实都有可称道之处。朱子想考订三礼，向朝廷请求却没有实行，只修订恢复王朝礼制等礼和丧祭二礼，交给门人黄干续成其书，名为《通解》。汪克宽又依据其成法作《补遗》。如今的学者如果能依据朱子的意旨折衷全部礼制，汇编为一部经书，使天下人都能诵习完整的古礼，那么诸儒护卫辅翼的功劳就能获得实际效用。《论语》由何晏汇集孔安国等七家的注而成，皇侃依据卫瓘等十三家的说法为之作疏。《孟子》由赵岐作注，张镒、丁公著加以解释，孙奭据此作正义，当时都称为精确。如今看来，对于孔子、孟子一以贯之、忠恕、性善、尽心等精微义理的理解，与程、朱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收藏，献王得到后进献朝廷，共十八章，这就是所谓今文；与《尚书》同出孔壁的，共二十二章，这就是所谓古文。孔安国、刘炫、宗之、刘向等典校经籍，以十八章为定本；郑众、马融、郑康成都为它作注。唐明皇取王肃等六家的学说，参照孔安国、郑康成的旧义作注，邢昺作正义为之疏解；司马温公、范蜀公都尊崇相信古文的指解。朱子作《刊误》，也多取法古文。明代吕维祺作《大全本义》，汇集诸家之大成。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实行在《孝经》，应当把它们立于学宫，与《论语》《孟子》并列。”《尔雅》始于周公，完成于子夏，确实是九流学说中的精微奥义。自从终军与豹祠关于它的辨析以后，此书才开始流行。郭璞用心研究十八年，对草木鱼虫的名称、名物和训诂，阐明得清楚完备。古人的话之所以难以明白，不只是古人的义理难明，实在也是因为古今事物不同、名称各异，所以难以理解。明白《尔雅》，就可以懂得笺注中的精微之处，归根到底也可以探寻古人的精义。除此之外，论说字书体制，有《说文》等书；辨析音韵，有《四声谱》等书；这些都是用来辅佐《尔雅》、完备统一文字治理的。难道可以因为它属于小学，就轻视它吗？总的说来，汉代儒者距离古代不远，师友之间辗转传授，学术渊源有自，后人多沿袭他们。例如文质三统，是马融的学说；九六老变，是孔颖达的学说；河图洛书表里相应的符验、宗庙昭穆的数理，是刘歆的学说；五音六律、十二管相互轮转而为宫调，是郑康成的学说。由此可知，汉儒之学长于数理，得到的是圣人博大的方面；宋代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直到朱熹、蔡沈，深究天地阴阳的奥秘、道德性命的精微，不拘泥于前人的说法。他们的学问得到的是圣人简约的方面。把二者合而为一，然后才能得到圣人完整的经学。如果偏执地只尊一家，那就是汉儒或宋儒的经，而不是圣人的经了。难道能说是深通经学吗？全部依据前代儒者已经形成的说法，不敢妄自发表意见【自记】

译《二十一史论》苏洵说：经书以道理和法则取胜，史书以事实和文辞取胜。经书不是一代的实录，史书也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不明白这一点，就是不明白《尚书》的意义和《春秋》的精微。经书与史书的法则，本来同出一脉、贯通一致。《尚书》完备地记载帝王的事业，是经书，却又能贯通史事；《春秋》为万世确定法度，是史书，却又成为经书。修史的人，大概没有不以此为祖法的。因此，道理法则明确而事实文辞完备，这是史书的上品；事实文辞明畅而道义仍不违背，这是次一等；两者都失去，便是下等。司马迁《史记》创立义例，上下记述三千多年，写成五十多万字，辨析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思想深远，言辞就更加舒缓；事情繁多琐碎，文章反而更加简约。隐微之处写得显明，直率却宽厚；若不是豪杰中卓然奋起的人，谁能做到呢？班固《西汉书》记述武帝以前的历史，守持司马迁的说法而不敢改变；他自己写的部分丰赡而不污秽，详尽而有体制，纵横错综却清楚得如同在手掌中，也是古今的良史，是司马迁一流的人物。然而他自称汉朝国运承继尧帝，又强行把古今人物分出高下等级；居摄时期不归附于汉，把平帝、孺子等列在新莽之下，怎么能逃过刘知几所指出的缺点呢？王通说：自司马迁、班固以下，帝王之道难道昏暗而不明了吗？天人之间的意旨难道闭塞而不相通了吗？制定治理原则的人难道参杂纷乱而不能统一吗？陈述事实的人难道杂乱无章吗？唉，这实在难以说清啊！范蔚宗的《东汉书》完成后，自称体制宏大而思想精密。如今看来，他评论窦武诛杀宦官，说这是违背天理；评论班勇出使西域，说这是遗弃佛书；把节义之士董宣压在酷吏之列，把忍受耻辱的蔡琰列入列女志；又记载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内容诡谲而不合经常，文辞繁复华丽，《春秋》的义理在这里几乎全丧失了。然而他的论、序详明，不可诬蔑。陈寿叙事简明严谨，张华尤其称赞他。但陈寿因为父亲受髡刑的缘故，说武侯不如管仲、萧何；又因为索米的缘故，竟使丁仪不得立传。况且他尊曹魏为帝而把刘汉视为寇贼，这所谓端正大义、贬斥僭窃的道理，究竟说得通吗？假使不是习彦威辨明《纲目》、端正大统，难道不会始终混乱吗？贞观年间，因为何法盛等人的《晋书》不完善，便依据臧荣绪的书加以增删。至于宣武本纪和陆、王二传，都是光辉的御撰，何其盛大！然而史官的职事竟发展到由天子亲自执掌，而且志、传各自分手，丛杂冗长、对偶繁丽；《语林》《世说》都收入史册，搜罗幽明、探寻神怪，也一概采录，怎么能不加以辨析呢？《宋书》本来承袭沈约旧本，事实杂入晋、魏，失于界限不清。沈约创作志书，记载符瑞，荒诞不经，实在太过分了。萧子显的《齐书》内容真实，却因江淹的《天文》只记灾异祥瑞，州郡也不记载户口。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实际上完成了他父亲的志业，为祖父、父亲扬名，文字多不典雅。然而在仓促变乱之际，其中的鉴戒很多，不可让它们湮灭。李延寿的《北史》借公事报私怨，毁誉失实。李百药的《北齐书》为了避讳而略去名号，勉强迁就而不端正。后周牛弘只致力于清雅之言，令狐德棻继承他，内容多有抵牾。后世君子凭什么来阅览这些史书呢？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删去繁芜，编次简洁径直，与正史相比，实际上超过了正史。魏征的《隋书》本末俱全，条理贯通而有叙次；自陈寿以来，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刘昫的《旧唐书》没有为府兵立志，也没有为藩镇立表，这是不明白制度的根源，忘记丧乱的根本。把长孙无忌与李敬宗合写，把韩愈与刘禹锡同列一传，贤与不肖没有区别，功与罪一同看待。把刘蕡列入文苑，使他的直节泯没；按照吴淑属于外戚的例子，使他的卓异品行不显著；这就是大节被细小谨慎掩盖，高尚德行被门第阀阅遮蔽。曾公亮因此受到讥评，欧阳修、宋祁因此加以厘正。《新唐书》虽然比以前增多了事实，文字却比后来更加省略；但删去了诏令，君王的话没有凭据，又多用奇僻字，读者容易厌倦。姓氏多有讹误，年月屡有不同，君子为此叹息。大概欧阳修、宋祁各自分担编修，学术稍有不同，所以本来不如五代史由一人独自完成。它的文字简洁深远、淡泊跌宕；正当天下扰乱、势力分裂之日，君臣上下交往的情形、治乱兴亡的缘故，都一唱三叹，反复回环不止，大概与司马迁的《史记》内外相应。史书设置本纪，是史书的纲维。古代史书只要本纪确立，全史就具备了。宋史把驳杂琐碎、志传容纳不下的事情罗列收入其中。本纪没有揭示凡例、确立体例，所载事情又没有辨明主次。相互重复记载，既累赘又无章法；反复列举，错杂而缺乏要领。而且篇卷最为繁多，缺略却也不少。如《韩琦传》没有记载仪鸾司撤帘之事，《狄青传》没有记载他与曾公亮详论方略的情形。又如《史弥远传》，只叙述官职门第，同时记载奏章，褒贬失去依据，褒贬之笔也无所凭借，多么疏漏啊！《金史》简洁，远远胜过《宋史》《辽史》，大概是因为元好问的原稿本来就很好。元史虽然能够汇集众长，却因删削成稿过于仓促。司马迁、班固父子相继修史，梁、陈二书用十年才完成。如今却受条例限制，又要求限期完成，想编成一代良史，怎么能够做到呢？史才实在难得，自古以来人们都为此叹息。揭傒斯说：有学问、有文章却不知道史事的人，不可以同他共事；有学问、有文章，也知道史事，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可以同他共事。这样说来，必须兼备三种才能，而且能够克制自己、没有私我，幽明之间都无愧，之后才能诛斥奸邪谄媚、发掘潜藏的德行。哪里能得到司马光、朱熹那样的人，与他共同讨论史事呢？《春王正月辨》

译圣人的著作明白简易，但后世儒者推求得过分，于是形成难以决断的疑问，例如“春王正月”就是这样。注解《春秋》的不下几十家，把“春王正月”四字置之不论的固然有；认为周朝改了月份、连四时也改了的，有汉代孔安国、郑康成，直到明代赵子常、王阳明、贺景瞻；认为周朝改月份而不改四时的，有宋代程伊川、胡康侯，直到明代刘文成；认为周朝既不改四时也不改月份的，有宋代仲黙、魏华父，直到明代章本清。各家援引经文、依据传文，都自以为确凿不可改变，而我只根据《春秋》本文来判断。《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十月”是按周正建酉之月，所以下雪属于不合时令；如果按夏历的十月、建亥之月，下雪也是常事，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成公元年二月没有冰，这是建丑之月；如果是建卯之月没有冰，又有什么不同呢？庄公七年秋天发大水，麦苗没有了；如果周朝不改月份、不改四时，麦苗怎么会到秋天还存在呢？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杀死豆子；如果是夏历十月，豆子已经收获了，降霜也就不是失时。这一类例子很多。还有可以作为证据的：僖公五年《左氏传》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所谓“日南至”，就是子月；这又是改月份、改四时的确证。孔子特意写“王正月”，《左传》也解释说“王周正月”，是为了说明这是周天子的正月，不是夏正月、殷正月。同时在二月、三月之前也都系上“王”字，表明丑月是周历的二月，寅月是周历的三月，并不同于殷正，却同于夏正。如果此前的时代没有可以作为正朔的标准，也就不必书写“王”来加以区别了。有人说：四时的次序，以夏历为好；周公是大圣人，把冬天当作春天，可以吗？回答说：王阳明已经说过了。阳气生于子月，在巳、午达到极盛；阴气生于午月，在亥、子达到极盛。阳气生长，春天开始；阴气生长，秋天开始。从一阳复始，到六阳的乾卦而成为春夏；从一阴始生的姤卦，到六阴的坤卦而成为秋冬。这是文王所推演、周公所系辞的道理，有什么不可以呢？胡氏拘泥于冬天不能作为春天，所以提出“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孔子告诉颜渊要实行夏时；这又把见于行事的验证说错得太厉害了。按照胡氏的说法，周朝改月份而不改四时；虽然以子月为岁首，四时的次序仍然如同夏历。把冬天当作春天，是从孔子开始的；以夏时冠于周月，并不是尊崇周朝。把仲冬作为孟春，难道可以说是实行夏时吗？既不属于夏历，也不属于周历，孔子又如何自处呢？所谓实行夏时，是孔子与师友平日论道的言语，是所说的斟酌增损百王制度、垂训万世的道理。《春秋》是圣人尊崇周室、彰明王制的书。王制本来没有比正朔更大的了。孔子针对当时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乱的局面作《春秋》，难道一开头就改变周天子的正朔吗？恐怕圣人也有所不敢。有人说：孟子不是说过“《春秋》是天子的事，平庸之人又有什么伤害”吗？回答说：所谓“天子的事”，是指赏赐功劳、讨伐罪恶，以彰明天子的法度，使诸侯不敢违背天子，大夫不敢违背诸侯；并不一定要改变四时次序、改动本朝正朔，然后才算天子的事。胡氏认为这是给后世垂示法则，我恐怕法则还没有垂示，反而先触犯了臣下不倍叛的戒条。而且这也只是空谈罢了，哪里能说是见于行事的验证呢？所以，如果周朝不改月份，孔子一定不敢把十一月写作正月；既然把十一月写作正月，就可知周朝必定改了月份。如果周朝不改四时，孔子一定不敢把周正月写作春；既然把周正月写作春，就可知周朝必定改了四时。有人问：《豳风》也是周诗，为什么使用夏历呢？回答说：周的先世以农事开国，后稷、公刘以来，本来就是虞、夏、商的诸侯。作为虞、夏、商的诸侯，必定使用虞、夏、商的正朔。而且《豳风》叙述百姓的农事，使用夏历更为切合；《春秋》彰明一代王法，以尊周为重，不能拿来作例。有人问：各家引用《商书》“元祀十有二月”，把它作为商朝不改月份的证据，为什么呢？回答说：《尚书》有缺失，商代的时制本来就无法考察。总之，不能拿它作为周朝的例证。与其杂引其他书来解释《春秋》，实在不如直接依据《春秋》解释《春秋》。左氏、公羊、谷梁都是周人，唯独对此不加议论，也是认为没有必要议论。假如当时以正月为冬天，而孔子独自写作“春”，三位传《春秋》的人难道能够不发议论吗？《汤子遗书》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汤子遗书》卷七，工部尚书汤斌撰：《传》《墓志》《行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