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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三 《河东集》　别集类二【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河东集》十五卷，为宋代柳开所撰。柳开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历任州郡长官，最终官至如京使，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柳开年轻时喜欢读书，仰慕韩愈、柳宗元，写文章因而名为肩承韩愈，字绍先。后来又改名改字，自认为能够为圣人之道开辟道路。《集》中《东郊野夫补亡先生二传》对此自述得很详细。此集十五卷，是他的门人张景编成的，附有张景所撰行状一卷。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柳开在陕西任刺史时，喜欢生吃人肝，被郑文宝弹劾，依靠徐铉营救才得以免罪；这样看来，他确实属于残酷暴虐之流。石介集中有《过魏东郊诗》，是为柳开而作，对他推崇备至。蔡绦的说法固然多有虚饰，石介也名心过重，喜好故意作惊世骇俗之论，不合于中庸，他二人的说法究竟谁更可靠，实在难以确定。如今只就他的文章评论，那么宋朝把骈偶文风改变为古文，确实是从柳开开始的；只是文体近于艰涩，这是他的短处。盛如梓《恕斋丛谈》记载柳开谈论文章的话说：“古文不在于辞句艰涩、语言苦拗，使人难以诵读，而在于使它的道理古雅、意旨高远。” 王士祯《池北偶谈》讥讽柳开能说却不能实行，这并不是过分的评论。他又过分尊崇扬雄，甚至把扬雄比作圣人，所持的观点十分荒谬。总的说来，柳开在改变文风、转移文章格调方面确实有功，说他见识明白但尚未融会贯通，是可以的。王士祯认为柳开根本没有可取之处，则是说得太过分了。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一　宋柳开撰　默书 从前先生将要去世时，留下了这部书。这些内容都是从心中得到的，记录在语言中。语言虽然有句子，句子却还没有连成篇章；有的在前，有的在后，都脱离了原来的语辞，没有人能够贯通它的意义。张景于是把它们辑集、联缀起来，命名为《默书》。其中的言论深邃宏大，不是上等智慧的人不能窥见它的极致。唉！先生用数年的思虑，默默地把它写成；后来一定会有默默地观览它、默默地实行它的人。默的意义真是深远啊！全书共六百二十三字。人有天命，也有本性；有本性，就有情感。能够得到本性之理的宁静，就达到极静极乐；达到极动极忧。处于恒常之中便忘却机心，达到极乐便忘却安逸。想从无中求有，无中没有不具备的；想从有中求无，有中也包含着无。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万物就欣欣向荣；有道而且有治理之道，万物就纷扰不安。儒家的教化，是为了防止混乱。所建立的功业越深，所树立的根基就越牢固；办事能够长久，所处的地位就安稳。天地的规律，是生与死；昼夜的规律，是动与静。《易》用来说明其中的大道：懂得大的道理就能成为王，懂得小道理就会灭亡。南方主夏，事物多生长；西方主秋，肃杀先到。因此圣人顺应时势，小人利用外物；君子遵循道，小人玩弄机巧。善于医治的家庭，不会灭亡；善于治葬的家庭，不会昌盛。事物延续太久就会衰败，事情持续太久就会废弛；善行长久必然发扬，恶行长久必然灭亡。谦让失去，就会失守；失守，就会遭到侵逼；遭侵逼，就会陷落；陷落，就会发生混乱；混乱，就会被清除；被清除，就会断绝。小恶不杀止，大恶必然产生；小善不奖赏，大善就不能成就；小道不用，大道就不能施行。终身奉行善行，君子还觉得不够；一天做了恶事，小人就已经罪有余了。善还觉得不够，争斗还觉得不够，怨恨还觉得不够，爱也还觉得不够。天下的祸害，本来不足以成为大患；但若把不足的补足它，就能成就我所希望的事情。愤怒施加出去，只能得到一半的恩惠；对仇人表示喜悦，可以缓解怨恨。以大的去求小的，最终始终没有可笑之处；以小的去求大的，只要有所期待，就会望之而拜。家中没有母亲的一半，就不能成为家庭；国家没有臣子的一半，就不能成为有人之国。暗中说他的坏话，公开说他的好话，这是臣下之道。公开给予惩

译罚，私下给予赏赐，这是君主之道。欺骗活着的人所信任的，秘密泄露亲近之人的隐情。创作者默默无言而像有所畏惧，这是有智慧。众人的美处，要询问；众人的恶处，要考察。上级怀疑下属，下属欺骗上级，君臣于是离心。有道之时，以百姓来施用刑罚；无道之时，以自身来承受刑罚【指喜怒】。事物本性急迫，它消散得快；事物本性迟缓，它的力量往往只到一半。刚强而细密，没有什么不利；柔弱而广大，没有什么能败坏它。迟速适合时机，万事就能合宜。显示柔弱的必定变得刚强，显示刚强的必定变得柔弱。有才能的人装作没有才能，也是一种才能；没有才能的人装作有才能，也仍然没有才能。用兵只凭力量取胜；有智谋的儒者只会言语很多，行动怯弱就会死，不能取胜。怯懦地学习不会有成就，军队失败就像防备失误；军队取胜就像猛虎。进攻如决堤的河水，停止如砍断树枝。以死来逃避死亡，是成就霸业的事情。奔驰会造成混乱的踪迹，思虑会造成混乱的内心。解除别人的祸患，关键在于深切；解除自己的祸患，关键在于浅近。拯救困弊者功劳多，拯救危难者德行多。责备别人而不能达到目的，宁可像救援也来不及那样吗？责备会失去人心，救助能够得到人心；百姓就没有被役使的对象，君主反而成为替他们办事的人。事物没有什么绝对大的，只要接近它，就必然会轻慢它。宰杀牲畜供膳，是嗜好；最终偏爱它，就会夺去它原有的滋味。贫穷的人不至于死亡，不到朝会就不穿华美的衣服，不到宴饮就不多吃美味，这就是君子。百姓有四类：秀异者、豪杰者、奸邪者、强夺者。万物按照类别聚集，善恶由此形成。南方重文而崇尚诉讼，北方尚武而崇尚杀戮；这并不是极其不同的情况，所以史书不记载。行为异于常人而没有疑惑，可以称作奇异；观察到异常而有所思考，就能知道违背常理之处。名系【并序】进士高生，学习上仰慕韩愈，把自己的字取作愈开，重视并珍惜贤才难得这件事。我写了《名系》一篇，送给他。姓是用来辨别族属的，名是用来区别自身的。有了善恶，才有憎爱，因此亲疏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唉！仰慕那人的贤德，使用那人的名字，与其不仰慕他，或许还算可以；但这和实行他的道义，是完全不同的。使用那人的名字，称呼上像他，不如真正像他的贤德一样，把那种贤德落实到自己身上。古代的贤者都共同遵循同一种道，愚人也可能共同遵循同一种道，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称的名字和本人相同。舜没有使用尧的名字，却因放勋而达到了尧的境界；禹没有使用舜的名字，却因重华而达到了舜的境界。商汤与文王、武王，也没有使用相同的名字。孔子遵循周公的道，却没有取名为旦；孟轲没有把自己命名为丘，扬雄也没有把自己命名为丘或轲。韩愈对于儒道，可以说是专心一意了；他也没有取名为旦、丘、轲或雄，只是名叫愈而已。这几位圣贤都没有相同的名字，但世人都称他们为大圣贤，这一点却相同。难道必须让自己的名字和古人的名字相同吗？假如桀取名放勋，他能成为尧吗？纣取名重华、文命，他能成为舜、禹吗？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的名字叫旦，他们能成为鲁国的周公吗？假使桓魋取名为丘，孔子七十弟子会肯奉他为老师吗？自身与名字的相同，只是名字相同，本身没有善恶；能否像贤人一样遵循正道，才是善恶所在。王丘名叫丘，却不是孔丘；刘轲名叫轲，却不是孟轲；何况是在他们之后出生的人呢？学习他们的道并把他们当作老师，难道忍心把他们的名字取来用在自己身上吗？司马长卿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便取名相如，他果真和蔺相如相同吗？还是不同呢？唉！古今之人对此实在迷惑得太厉害了。李昪的臣子中有个名叫齐丘的人，当时的人很是责怪他。不以古人的道为师，不学习古人的为人，把古人的名字用在自身上，还可以说得过去；这只能说明他是不明白的人。如果真正以古人的道为师，学习古人的为人，却故意把古人的名字用在自身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自己的贤德、才能，难道胜过那人的贤德、才能吗？

译自己有善行固然很好，但为什么一定要取用那人的名字，才算善呢？如果自己的贤德、才能不如那人的贤德、才能，名字相同又有什么益处？取用古人名字的人，时代不同却很多。他本人处世立身，果真是善人吗？还是只是与众人一样平庸地生活、呼吸而已？譬如贤人、愚人都称作人，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起初仰慕韩愈，便以肩承韩愈为名，后来才释然醒悟这是错误，于是改掉了它。人在道义方面很少有能同时达到同一境界的，必然有先后之分。先知道的人把道理告诉后来的人，这是古人的道理。圣人撰作经籍，以及书、传、记、录写在简册上，都是为了告诉后世的人。同处一个时代，见到那个人，听到他说的话，也同样是在告诉别人。明明知道却不告诉别人，不是君子，也不是古人的道理。字说

译邕能够达到和的境界吗？这是因为世上所说的大贤之人的德行吗？太史公为什么承接周代乐官焦生的爱好音乐之事，感慨地认为当时的后进者不同于前人，给这个生徒取名为邕？至道三年，他从京师来。邕除了文章以外，还通晓六经、诸史和百家之言，请求我为他取字，我于是给他取字“世和”。“世和”就是邕的意义。天地之间，万物顺应规律，就会和谐；万物不顺应规律，哪里会有和谐呢？天地和谐，风雨霜雪按时而来，阴阳节序没有差错，草木昆虫全都顺遂，庄稼和祭祀用的黍稷才会丰收。如果不和谐，日月星辰就会错乱，山岳河海就会崩塌枯竭，饥荒和瘟疫接连而至，寒暖、昏明也会失去时令。君臣和谐，邦国郡县就能依法治理；军队、百姓、官吏都竭尽忠诚，边远荒服之地和流蔡之地的人也来宾服，礼乐、刑罚、赏赐都不滥用。不和谐，奸邪与正直便混淆，文物声名遭到损害，防范谗佞、诛杀戮罚大为兴起，社稷宗庙就会成为忧患。父子和谐，孝与慈就会产生；兄弟和谐，友爱就会形成；夫妇和谐，家庭就会安定；朋友和谐，信义就会实行。滋味调和，吃起来安适；声音调和，听起来快乐；颜色调和，看起来亲切；言语调和，听起来愉悦。行动以和为准，就能完成事情；居处以和为准，就能与邻里和睦。只有善从和谐中产生，只有不善从不和谐中形成。用和谐来取得，仍然像没有取得；用和谐来给予，仍然像没有给予。和谐最难做到，不和谐最容易做到。君子能够做到和谐，却日久之后更加节制自己，害怕变化由此产生；小人能够做到不和谐，却暂时之后更加忘却和谐，喜怒怨恨随之发生。唉！和谐难道可以看轻吗？太史公给这个生徒取名为邕，难道没有深意吗？我给生徒取字“世和”，正是希望他不要产生不同的想法。如今皇帝刚刚即位，继承二圣遗留下来的功业，将要任用邕来实现和谐。邕将处在一个和谐的时代。我喜爱这个人的品行，写下这篇《字说》送给他。续《师说》【有序】昌黎先生作《师说》，已经把当时的情况说得极其充分了。他说如今的士大夫反而不如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唉！难道不可悲吗？确实如此，难道还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实际改变吗？事情虽然存在，却还没有穷尽其中的实情，所以我把他的文章放在后面，作《续师说》。老师所用来成为老师之道的内容，都可以亲近他来学习。上等资质的人，借助老师来启发本性；中等资质的人，靠老师引导，使他追本溯源于善，断绝不善；下等资质的人即使极其愚钝，也仍然胜过没有听闻教诲而终于沉溺于恶的人。何况人的贤愚本性，实际上是相同的，只是有的受到防范而显得卓异，哪里能够自行区别呢？等到长大成人，才有了差别。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门人，人数众多时有三千，学识广博时有六万，他们未必都是上等智慧的人；中等资质中难道没有下等的吗？他们之所以没有流于恶而全都成为善人，是因为接受训导学习的缘故。假如他们全是上等智慧的人，为什么唯独称许七十弟子呢？假设其中有不善之人，只是如今没有被听说；即使确实有，难道他们过去肯甘愿把不善遮蔽隐藏起来吗？圣贤难道会纯粹无缺吗？可见老师对人的益处确实如此。我说贤人和愚人的本性没有差别，关键在于是否有老师。因此，世人不可抛弃老师，也不能把人的本性固定不变。老师存在，恶性就可以改变；老师不在，即使有善性也不能很快明白。上天使人有贤愚，是造化的规律。我认为既然如此，老师却可以教导人而改变他的本性，难道人的力量能和造化抗衡吗？怎么可以轻视老师呢？如今世上的人不肯听从老师，所以善不及古人，恶却超过古人，而且还天天更新。即使老师的教诲不能流传下来，仍然可能有万分之一的人因此有善行，依靠古书保存下来而得以看见。如果连古书也将要亡失，那又怎么办呢？如今学习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欲望，与古人不同。古代求学的人跟从老师，以专心求得道；如今求学的人自行学习，只是苟且求取俸禄，怎么会和古人没有不同呢？古人以求道学习为内心所向，说：‘我学习，是为了求得仁义礼乐吗？’如今人以通达神奇技艺为内心所向，说：‘我学习，是为了求取王公卿士的赏识吗？’大的用来使宗族繁盛，小的用来使自己尊贵，说：‘哪里需要老师呢？’只要学习一门技艺就够了，再用声势来帮助自己，用趋附竞争来成就自己，谁不是这样呢？因此便离开正道，认为不必跟从老师。古人立志求学，不以有利于道为目的就不学习；今人立志求学，不以有利于自身为目的就不学习。舍弃这种做法，便和农、兵、商、工的心思一样了。他们和朋友共同谈论时，一定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做官呢？做官可以使我自身得志。’那些坐着的人也这样说。身居高位的人诱导下属，也说：‘善于顺应世俗，善于依附他人，等取得俸禄官位后再来顾及其余，千万不要成为自己所知晓的人。’唉！举天下之大，哪里还能看见跟从老师、专心求道的人呢？这实在不值得责怪了。既然这样，老师在当今世上，怎么能被世人接受呢？唉！人们不知道跟从老师的好处，实在愚蠢得很。如果如今能够跟从老师，就已经接近古人了；再兼读圣贤的经传，把学问推广到道上，难道不是更容易用力而更快得到神妙的功效吗？谁知道古人跟从老师，能够像今人跟从老师这样吗？这些道理全都没有人趋近并认识，时人都背离正路而远远逃开。难道不可惜吗？这并不是老师不能被人实行，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不幸罢了。海说 夏禹治理水患，水向东流入海，百川汇合，混杂着流进去；海能够容纳这些水，是因为它处在低下之处。而且水流入海中，从古至今没有片刻停息，本来应当有盈满而溢出的时刻。既然没有听说海水盈满外溢，那么这些水究竟流向哪里呢？夏禹既然能够治理水患，必定也能知道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不说，是因为阴阳运行变化的规律本来就是自然往复。历代谈论这件事的人很多，却都没有探究根本，反而把说法弄得讹误混乱：有的说水被海底的尾闾吸纳，有的说水流入大荒之中；其余说法，也不再纠正他们的观点。况且所谓尾闾，就是后羿射落的太阳。太阳坠落后成为石头，方圆千里，质地炽热，所以能够渗漏、吸纳海水。可是有东西用火焚烧时，火焰达到极热，用水浇它，不过一两次就会结冰，之后便不能再渗吸水了。况且海水自古以来积聚了很多，如果尾闾能够渗吸海水，难道直到今天仍然炽热吗？

译用海水浇它，当然也会结冰。物的情状和人的情状，难道相距很远吗？尾闾如果不结冰而能渗吸海水，就一定有某种东西经常焚烧它；只是还不知道焚烧尾闾的究竟是什么。由此可知，尾闾的说法实在荒诞。至于说海水流入大荒之中的山，也是说大荒的山中另有容纳水的地方，只是不知道那些水最终在哪里。如果有容水之地，也就和这里一样成为海了，难道这里不能容纳而那里却能容纳吗？这种说法也就穷于理屈了。我认为天地就像人的身体，江河就像人的血液。人的身体有血液，常常聚集在脑中，聚集之后又分散到四肢之中；如果血液聚集在脑中，只积聚而不散开，最终就会成病；疾病形成于体内，人也会因此丧命。血液运行而不枯竭，所以能够使手足活动、精神气息变化；这是万物有灵、生命牢固的原因。江河在天地之间，也正是这样：流入并汇聚于海，又重新进入土地，分散到四方，停留在地下，使大地能够厚重地承载万物，正是水在扶助它。况且挖地超过寻丈，必定有泉水涌出。这样说来，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如果百川只汇聚到海中，而没有地方再分散流入，那么海浪漫溢天地，淹没生民聚落，哪里承受得了呢？由此可知，百川朝向大海，并不是被海水容纳后就干涸了，而是仍在天地之间循环运行，向东之后又转向西，南北也依此运行。阴阳运行变化，道理就在这里。又因为天地之气凝结而成为山，融化而成为川。凝结为山的，自古以来就有固定的位置，大小高低、名称数目都没有改变；融化为川的，就不断流动，浩浩荡荡地奔涌，难道融化成河流之后就一去不返了吗？凝结为山的，古今都已固定；融化为川的，古今也同样有其规律。又有人说，海中有一种大鱼，叫作防，身体横卧在海中，早晨从洞穴里出来，海水便潮；晚上进入洞穴，海水也潮。防的出入有一定节律，所以潮汐有早晚的时刻。这种说法认为，防的出入能够导致海潮进退。可是它的洞穴难道和大海一样大吗？不知道海中的什么地方，才能容纳这样的洞穴？这就更加荒诞了。我认为，水是凝聚的阴气形成的。大凡阴阳二气，都是从下向上升。太阳出来，阳气旺盛；太阳落下，阴气占优势。早晨涨潮，是因为阳气从地中发出，阴气向上散去，水受到阳气逼迫，于是随着阴气上涨，所以早晨有潮。傍晚涨潮，是因为阴气从地中发出，阳气向上散去，水受到阴气扶助，于是随着阳气浮动，所以晚上有潮。关于海的这几种说法，都是不能拿来让人相信的。然而在这里提出这种说法，也未必就是说别人错而我对、别人虚妄而我真实；只是按照事物的情状来推测，按照道理来探究，我的说法更为恰当罢了。我担心那些喜好迂曲怪异的人会抹杀我的言论，所以写下这些话，用来传给赞同我的人。应责 有人责问说：“你处在当今时代，却喜好古文和古人的道，难道没有考虑过吗？如果考虑过，你怎么能够吃粟、穿帛，安处于众人之中呢？众人所鄙视轻贱的，你偏偏尊崇它，谁会接受你的教化呢？不久就会看见你穷困饥饿而死了。”柳子回答说：“唉！上天把德赋予人，圣贤虽然生在不同时代，却能同样出现。他们出现于世，难道是急切追求富贵、使自身私有的财富丰厚吗？他们将要以微小的自身承载仁义，使古人的道公正地流行。自身不足，道足够了，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足的？道不足而自身富足，又有什么值得富足的？如今的时代和古代的时代相同，如今的人和古代的人也相同。古代用道德仁义教化百姓，如今教化百姓也仍然用道德仁义；这样看来，今古有什么不同呢？古代教化百姓的人，得到职位就用言语教化他们，这是取得了发言的地位，众人就会跟从他；没有取得职位，就把言论写给后世，传授给别人，使人知道圣人的道，改变风俗，尊敬君主和长者，对父亲孝顺，对子女慈爱。大道就是这条道。它不是我一个人的私有之物，而是天下最公正的道。实行它，难道有错吗？况且我如今困顿于草野之间，官位不能及身，只能用言语教化别人，别人又为什么要跟从我呢？所以我著书来自我宽慰，也将把它传授给别人。”你责备我喜好古文，那么你所说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古文并不是辞句艰涩、语言苦拗，使人难以诵读；关键在于道理古雅、意旨高远，随着言辞长短而变化，适应事势制定体制，和古人的行事相同，这才叫古文。你不能体会我的书、取其旨意，如今只看它的字面、诵读它的文辞，不用古人的道来观察我的内心，不用古人的道来观察我的志向，那么我的文章就没有过错了。如果我顺从世俗的文章，怎么能够把教化传给百姓呢？我也会在内心感到惭愧。想实行古人的道，却反而采用今人的文章，就像在海上航行却驾着骏马，可以吗？如果不可以，那么我就遵从古文。我用这种道来教化百姓，就像在宫中敲击金石之乐，众人难道会说这是丝竹之声吗？他们自然会按照金石之乐来听。吃粟、穿帛，为什么不能安处于众人之中呢？如果众人不跟从我，并不是我的不幸，而是众人的不幸。我难道会拿众人的不幸来交换我的幸福吗？即使我穷困饥饿而死，死就死了；我的道难道会因我的穷困饥饿而死亡吗？我的道，是孔子、孟轲、扬雄、韩愈的道；我的文章，是孔子、孟轲、扬雄、韩愈的文章。你不思考我的话，反而妄加责备；责备我本人也就罢了，竟然责备我的文章和我的道。这样说来，你岂不是要成为我的罪人吗？《河东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二　宋柳开撰　《东郊野夫传》东郊野夫，“肩愈”是他的名，“绍元”是他的字。不说他的族姓，是因为他的姓已经包含在名中。他家住在魏地，居处邻近外城城门的左边，所以称作“东郊”。他于是自己取了这个号，所以称作“野夫”。有人说：“你住在城邑，却称作郊；是士人流派，却称作野，难道不是失当吗？”野夫回答说：“我把郊称作城邑，把野称作士人。我哪里知道郊不能是城邑，士不能是野呢？这果真能够确定名称的实质吗？如果不能确定，我这样称呼就没有失当。”野夫住在家里，就称作东郊；出门旅行，就称作魏郊，以区别内外的不同。野夫的性情浑厚质朴而不滞涩，淳厚而不昏昧，柔和时知道进取，刚强时知道退让。把他向前推，他行动起来并不困难；向后作揖请他退让，他也不因勇猛而发怒。来者即使是仇人也不拒绝，离去者即使是亲人也不追赶。大体上，他取人之长，弃人之短。利益不能诱惑他，祸患也不能使他退避。他幽隐得像没有心思，茫然得像没有形体。不因天地广大就只把天地看作广大，不因日月光明就只把日月看作光明。风雷不会因它们变化迅疾而使他急躁，山岳河渎不会因它们坚固险峻而使他畏惧。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和他交往的人，他不轻易表示可否，也不猜疑嫉妒；无论贤愚贵贱，都看他们各自的分寸。同他交往往来久了，越发看出他的深厚。有些怀着无赖之心的人，认为他真像鄙陋愚蠢的人，便借具体事情欺骗他；又有人一旦得到一点便宜，就再凭借第二、第三次机会谋划，打算顺从计策以获取利益，虽然后来有时自己失败，野夫从开始到结束也没有片刻改变，始终不说破，但最终也不能对人有好处。你如果周全地对待别人，别人怎么会不给你丰厚美好的回报呢？你见过盗贼的行为吗？他们残害、偷盗、污秽、邪恶，连父母都不能容忍；但同类之间反而互相感动，即使因此丧身、抵抗祸害，也有人甘愿把这种交情贯彻始终。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够感动对方的内心，使自己的诚意完全显露出来。盗贼尚且如此，何况你们都是良民呢？千万不要这样。听到这番话的仇人，有的彼此解怨离去。野夫家中十分贫困，连维持一晚的粮食也没有，也没有顺应时令的衣服。十五六岁时，开始学习章句。第二年，赵先生把韩愈的文章指给他看，野夫于是高兴地得到它并诵读起来。当时天下还没有谈论古文的人，野夫又因为自己的见解与众不同，没有人和他共同爱好；但他早晚不把文章从手中放下，每天逐渐自己理解它。先大夫见他酷爱这篇文章，任凭他去做，也不再责问是否合于当时的标准。等到将近二十岁，先大夫因避称父亲的名讳，野夫深深领会了韩愈文章的精妙。他下笔将要学习韩愈的写法时，几位叔父在故乡有一座浮屠和浴室，便让野夫写一篇记来试试。野夫当时正在病中，口授了文章的构思和意旨。一天，他在病榻上索取纸墨，从病床上写出文章，没有经过删改便写成，大家大为惊异，于是把这件事传播到外面。喜好多事的人都说：“已经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了。”又有人愤怒而嘲笑他说：“这个痴妄的孩子胡说，难道想要独自恢复古代文风吗？有什么姿态可取呢？”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传遍了众人的口头。几位叔父和兄长听见后，害怕他的确不能得到时人的称誉，便告诫他当务之急是顺从世俗。野夫全不动心，反而更加坚定复古的志向，只谈论孔子、孟子、荀子、扬雄，以他们为追踪仿效的目标。众人都认为他得了狂病。后来他写出的文章流行于当时，众人中有的反而不如他。干德戊辰年间，他于是写成《东郊书》一百篇，把机巧诡诈看得最重要，功业将要完成一半多。一天，他把书全部拿出来烧掉，说：“这是先师所不允许的。我本来学习经书，反而混同于诸子杂家一流了吗？”众人听说后，更加无法测度他的心思。许多人认为他把教化世俗看得非同寻常。凡是和他交往的人，都归附于他的主张。诏书也认为他是孟轲、扬雄一类的人。捧着书来请教的人，都说：“韩愈之后二百年，如今又有您了。” 野夫每次都回答他们说：“我不敢回避这个评价，希望尽力做到。”有人说：“您这样做，难道不会损害谦逊的光彩吗？”他回答：“面对仁义所在而不谦让，正是在这里。”有人问退之和子厚谁优谁劣，野夫说：“文章相近，道却不同。”那人不明白，野夫说：“我的祖辈多信奉佛氏，因此在道上赶不上韩愈。”开宝初年，他又写了《东郊野史传》九十篇。有人说：“您为什么写野史？”他回答：“这是野夫的职责。”有人说：“什么叫野史？”他回答：“在本国正史之外，那些正史不记载的事，由我来写，就是野史。”有人说：“您把司马氏、范氏、班氏三家相比，怎么样？”他回答：“司马氏疏略却核实，辨析虽广泛而有些杂乱，却宏大深远；班氏文辞雅正而典雅端正，奇特简洁而善于采撷，但低于范氏，比不上前两家，而且俗气很多。我所叙述的，处在两家的长处之间。”有人说：“将来有什么用呢？”他回答：“使用它，它就对世间有用；不用它，即使是先师的书也只是多余之物。用不用在世人，我哪里知道呢？”野夫认为古人不能穷尽天地的真实、海的容纳以及经书的来源，于是作《天辨》《海说》《经解》三篇，大量采集事实来证明古人的说法不对，这是从前贤人没有达到的地方。后来他的著作文章逐渐与韩愈不同，转而取六经作为规范。有人说：“您为什么起初推崇它，如今却抛弃它呢？”他回答：“孟子、荀子、扬雄、韩愈，都是圣人一类的人。将要登上先师的殿堂，进入他的内室，必定要经过他们；对于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人，有时取一家之说来前进，也可以有所达到。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如果能够像我这样，也就可以达到目标了。”野夫当时刚二十四岁，两年以后另立一传来记载这件事，于是号称“补亡先生”。评论说：东郊野夫，“肩”是说他乐于复兴古道，“绍”是说他崇尚继承祖先的德行。退之比子厚高明，所以用退之的名来命名；子厚次于退之，所以用子厚的字来命名。又因为二人同时出现、共同奉行古道，如今把他们取来并称，确实得到了其中的美意。观察他的文章和行为，显赫地统摄二公，说这样并不过分。

译《补亡先生传》补亡先生旧日号为东郊野夫。写成《野史》之后，他深入探究六经的奥旨，不久又有兼收扬雄、孟轲之学的想法，乐于让文中子王仲淹的著述与他们相齐，于是改名为开，字为仲涂。他的意思是要在当时开辟古代圣贤的道，又要开启今人的耳目，使他们聪明明察；一定要把这种开启做成一条道路，使古今都由我来通达，所以取字仲涂，用来表明他的德行。有人说：“您先前的名字很美好，为什么又要改掉？不如不改。”先生说：“名是用来标识自身的，义是用来表明事业的志向；我愿意遵从善道，而厌恶停留不进。我既然已经取名肩、取字绍，也就可以了。因此我要把力量进一步用在道上，把名字改到自己身上，希望能够接近我想要通达孔子的目标。”有人说：“古人称自己已经孤立无助，名字便不改；像这样做，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先生说：“拘泥小礼而妨碍大义，君子不会这样做。”于是写成《名解》，用来消除那些尚未醒悟者的疑惑，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先生起初专心于《诗》《书》，精研其中的奥妙，每当读到一卷就感叹说：“唉！我由此认识了先师伟大的地方，可惜其中有散佚失传的篇章，我不能见到，不知道圣人的言论还会增加到什么程度。” 尤其对其余经书，他广泛探究其中的精妙，于是分别取出散佚的篇章来补写；凡是传文中有意义可依据的，就据此撰作；没有依据的，就另外写出文辞和义理，所以号称“补亡先生”。先生凡是撰写书籍，拿起笔写出文章时，起草仿佛是在抄写别人的言辞，敏捷迅速到这种程度；但如果一旦提笔却没有写完篇章，即使已经完成了八九成，也会弃置不再写。众人问他原因，先生说：“我的性情不喜欢把文章分成两三次来写；刚写出来时，或许被什么事情打断，辞意立刻纷乱，即使后来勉强接续写成，内心也终究像背负疾病一样难受。”有人问：“您补写散佚篇章，对古代来说不足以抵偿它们的散失，对今天来说也不足以增加现存经书，难道不是妄自作为吗？”先生回答：“确实如此；即使不能有益于经书的存亡，也希望胜过那些对此全无心思的人。”后来有些篇章辞义一同散失，无法知道哪种说法可取；先生担心人们迷惑，便都先提出论说，确定是非，用来考察经书的宗旨。先生曾对人说：“六经，是孔夫子所撰写的文章，和今天人的文章没有不同，只是后世的典章教化不能达到它，所以它在世上显得伟大。我只是和你们的看法不同而已。”于是先生亲手抄写九经，全用细字书写；其中大卷也不过写满一幅纸，古人所谓可以放在巾箱中的书，也不过如此。因此他每天诵读数万言，从未荒废、忘记。有人讲授经书来教导后学，先生有时到他的精舍去。正好讲到《虞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以正仲春”，讲解说：“春分这天的黄昏，南方朱鸟之星完全出现，观察它来确定仲春的节气。”先生便问：“是这样吗？所谓‘日中星鸟，以正仲春’，是说仲春时观察朱鸟之星来确定时令。并且所谓朱鸟，是南方的星宿，主管夏季。既然观察它的星象来确定时令，那么龙星才是春天的星，春天主东方，也可以观察它来确定时令。现在为什么不这样说，反而要观察朱鸟之星？这是什么意思呢？”讲解者不能回答，只说：“传文和疏解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解释了。”先生拍着座位说：“站起来，到前面来，我告诉你！一年四时运行有序，春天处在开始，四方的星宿各自回到所属方位。圣人面向南坐，以观察天下，所以春天的时候，朱鸟之星正对着他的前方，因此说观察它来确定仲春。”在座的人没有不拜谢说：“先生真是通晓经书的人，所以补写散佚篇章不会错误。”先生对诸经中像这样的情形，不能全部记载。先生又认为诸家为经书所作的传、解、笺、注，多数还没有穷尽并通晓其中的义理，常说：“我以后终究要分别为它们作注解。” 他非常认为郑氏为《诗》所作的笺不可取，说：“我看见《玄》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务求与毛公不同，只是想强行树立自己一时的名声，并不能通晓先师的深意。况且《诗》的立言，不拘泥于固定体制，几乎和《易》的卦象一样深奥。如果《玄》是这种笺，那么全都可以删去。”他又认为《论语集解》缺少注释的地方过半，说：“古人为什么会这样？我听说韩文公过去曾经重新为它作注，如今我看不到那部书；我将要下笔，又担心与韩愈相犯，使我陷入这样的困难。”天啊！先生每次读《中说》，都感叹说：“后来的夫子已经续成六经了。世道衰败、道统否塞，我们家不能有这样的人，实在是因为年岁刚刚成熟，他就去世了。”上天恰好让他在那个时代施行事业，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他。假如他没有死，天下哪里还会有唐朝呢？先生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身居显要厚禄，辅佐他们的君主，却遇到君主时不能宣扬老师的道、光大老师的名，于是写信责罪他们。先生所做的事情，人们都认为不合常规，可以和伍子胥、范蠡相比。《诗经》中有《复古》一组诗，是用来歌颂他的德行的；因为先生能够敦厚地复兴古道，所以作《复古》；因为他能够实行仲尼之道，所以作《阙里》；为了彰显当世有能写野史的人，所以作《踵孟》；因为他能够解释子云的著作，所以作《先雄》；因为他有时删削韩愈文章中繁复的地方，所以作《删韩》；因为他将要谋求太常第，所以作《多文》；因为他必定在四科中居于首位，所以作《高第》；因为后来天王使他不再靠在家中自食，所以作《出禄》；因为他将来果真得到职位，就会为我的道指出方向，所以作《指南》；最后以解释经书结束全篇，说他彰明经书的宗旨，使其长久在世间发挥作用，所以作《释经》。先生看到这些诗，说：“范先生果真了解我。上天没有让这篇文章失传啊！”如果上天真要使这篇文章失传，那么世间就不会有范先生，也就不会有这番话。开宝年间，先生来到京师，于是在补亡亭内刻石作记，用来记下自己的事迹。后来出仕于世，要借此实行他的道。

译论说：孔子去世以后，经籍又遭到秦朝焚书，几乎毁灭殆尽。后来的人收拾灰烬残余，才得以流传到今天。能够继承孔氏事业的，在孟轲以下，即使扬雄也不敢置一辞；至于篇章亡佚残缺，而他的名声仍完整记载，使历代诸君子只能徒然痛恨地看着它罢了。因此，有人曾经撰作文章来补足它，但大多也不能超过原有的百分之一，大概是力量不足以继承圣人事业。隋朝时，王仲淹在河汾之间，致力于继承孔子、续成六经，著述大量流传于世，实在可称圣人。因此，他的门弟子辅佐唐朝，施行王道、霸道，贞观年间号称治理得当，开创并延续了十八位君主的基业，尚且不是薰恒一类人所能比得上的。唉！懂得圣人之道的人，就能成就圣人之业。我难道还不能见到王氏的书吗？看看这位补亡先生，能够补备六经的缺失，文辞、训释和典正都与孔子的言论合而为一，确实是难以做到的啊！至于王氏续成六经，大概是自成一家的体裁，和《补亡篇》相比，只是用力稍有不同罢了。所谓“后生可畏”，后世的人尚且能够补足经籍，何况其他事业呢？不能说后代没有这样的人。韩文公《双鸟诗》解 我住在东郊，府中属官高公唯独了解我。开宝年间，他把《昌黎诗》三百首交给我，我有时同他讨论，便诵读并评论其中最为卓异的篇章。一天，我问他说：“《双鸟诗》是什么意思？”高公说：“莫非是在讥刺当时的政治吗？”我因此有所领悟。但我的看法与高公不同，所以作此文解释它，编列在后面。高公子奇说：“双鸟，指的是韩愈前后时期的执政者。一只鸟因此出仕，一只鸟因此隐居，起点不同而结局相同，所以说‘落城市，集岩幽’，特意用来区别它们。诗的下文，大概是把它们比作奸诈诡谲之人，将要败坏当时的世道，只是不知这两只鸟究竟指谁罢了。”我解释说：“不是这样。大体说来，韩愈的内心是忧虑圣道。违背孔氏所行之道的，都是异端。他愤恨正道日益削弱，邪说日益浸盛，因此想用力量排斥它；但既不能恢复官位，也不能充分运用世俗权力，更不能改变世俗风气。他向天下首先倡导，而天下响应他的少、背离他的多，所以留下这些话来讥刺它。高公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危害百姓的，没有比佛、老两家更大的了。佛教、老教都是异端，但教法不同，所以说是双鸟。说它们是这种名称，是因为它们反对仁义礼乐、父子君臣之类的道理。它们的源流都不在中国，所以说从海外来。后来逐渐传到这里，所以说飞到中州。’高公说：‘照你这样说，佛教兴起确实开始于西方；老教兴起，您为什么说二者都不在中国呢？从前老聃著有两篇书，传给函谷关令，然后向西而去，这不是从此开始的吗？’ 您这样说，岂不是误解韩愈的诗意了吗？”我说：“是的，但老聃从前在中国时，并没有用邪道向百姓教示。等到他向西出了函谷关，进入身毒，形成了自己的教法，于是用神仙之事欺骗、诱导人们，以改变他们的思想；后来这种教法才传到东方，和他从前的书说果然不同。这并不是在中国兴起的，所以韩愈把它们都这样说。佛教作为一种教法，务求适合民间风俗，供奉它要修建高大的宫观，必须处在都邑之中，所以说‘一鸟落城市’。老教作为一种教法，务求使人亲养自身，收敛视力、反转听觉，栖息山林，以求长生不死，所以说‘一鸟集岩幽’。说它们不能互相伴随鸣叫，是因为这两种教法虽然传来，却还没有在世上大为显著，各自都默默无闻。说‘三千秋’，是因为时间很久，所以极言其长。既然它们的教法尚未显明，它们的言论也还不能充分影响万物，所以说各自闭住嘴巴，含藏在万物之中。后来正道逐渐衰微，浮华虚妄的风气逐渐盛行，所以把它比作春风，说它席卷大地而兴起，是因为全天下都如此。百鸟都飘浮，是说众多邪说因而兴起。佛、老二教于是竞相出现，向百姓煽动传播，日久而更加扩张，所以说‘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 有耳朵的人被吵得都像聋了一样，有舌头的人反而感到羞惭；这是说它们能够夸诞铺陈、繁饰文辞，其他言论都比不上它们。所谓“百舌”，是指众多鸟类；它们一向多擅长著书，用来扰乱孔子的圣道，所以说“旧饶声，从此低头不能出其上”。“得病”，是说这种道术有时不被世人采用，渐渐消亡，直到死亡才停止。世人既然使佛、老之教炽盛显耀，上下之人都受到它的欺惑；追究到底又无法探明根源，不追究又不能避开它的影响，于是都想舍弃自己的生命而跟从它们。其中有人愤怒而与众人不同，能够把自己的声势扩大，向上申诉，所以借“雷公向天公报告”来作比喻。百物需要油脂，是说世道将要重新恢复生机而不致败坏，所以托言说：自从那两只鸟鸣叫以后，雷光和喧声也[缺字]了。大概是说帝王之道不能光明地施行于天下。有的哲智之人将要转运世务，或诛杀、或惩罚，以促成世道的变化，于是害怕自己过去的言论成为罪证，便停止创作，故意说害怕遭人讥笑。挑剔草木，追究虫蚁，是说在幽隐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假如世道不停留在这种状态，人们都害怕自己或生或死、或获罪或得福，却不知道边际而忧愁，所以说‘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 从此世道混乱，那个时代便没有春秋可言了，日月也无法记录其运行次序，大法也失去了九畴，周公、孔子的道统也断绝消灭，所以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如果这样，那么佛、老的教法最终会分裂开来；即使流行于世，也各自受到当时政治的限制，所以说天公感到奇怪，把它们分别囚禁在一处。这样以后，世人还不至于完全断绝它们的言论，其他道术便说百虫百鸟又鸣叫起来。既然教法已有界限，不会混杂在一起使百姓迷惑，它们各自守着自己的方向，省察分寸，所以说既已分开住所，便能闭口而减少僭越过失。仍有很多百姓信奉它们，耗损世间而危害万物，这种损害也不知道有多深；四海这样广大，几乎都要被它们困扰，所以说早晨吃一千条龙，晚上吃一千头牛，喝河水使大地生尘，喝海水使海流断绝。末句说“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是说后来必定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还会有更加迷惑的人，过很久又看见它们兴盛；这里不限定时间，所以说“久”，又用三千来极言其久。这只是韩愈所处时代对佛、老的罪责，不涉及其他。您认为怎么样？”高公说：“照您这样说，韩愈的诗确实也是这个意思。然而您能够理解它，确实可以说是深知韩氏，通达其中的深奥旨趣了。” 扬子《剧秦美新》解

译从前人们都说，这篇文章是奉承王莽的言辞。《法言·孝至篇》说：“自周公以来，没有像汉公这样美好的。”这是说王莽篡位以前，他确实假装出近似这样的样子，也可以勉强免于非议吧？又说：“比秦朝更坏，却赞美新朝。”扬雄的完整品德在这里有所亏损。如今承接前人的说法，我也这样认为。唉！在汉代以后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理解扬雄的深意。大概君子言辞隐微，而人们首先把它比附于恶行罢了。有人说：“您偏偏不同意这种看法，难道要为扬雄辩解吗？”这一定是因为您果真能够正直地理解扬雄的志意吧？我说：“唉！扬雄的志意，是讥刺王莽，并不是奉承他。所谓‘赞美’，其实是说他比秦朝还坏的一类意思。况且看他的文辞，表面上这样说，而深意全都保存在字里行间。秦朝不行正道，它的罪恶是天地以来未曾有过的。现在把新朝引来作比较，说它‘比秦坏而新朝美’，并不是说新朝能和五帝三王相比而有善德，而是把它同秦朝相比来褒贬它；这就说明它也有不善之处，只是与秦朝有高下之别。所以说‘剧秦美新’。大凡褒贬人物，都是选取与其善恶相类的对象来比较优劣。善人一定拿善人作类比，恶人一定拿恶人作类比。比如称说尧、舜，便是把他的善德同尧舜相比；称说桀、纣，便是把他的恶行同桀纣相比。这样是取同类来比较。如果说善人必须同恶人比较，那么一件善行对着千件恶行，善自然显明；恶人必须同善人比较，那么一件恶行对着千件善行，恶也自然显明，何必再枉费功夫呢？从未见有人比较善恶时说“尧桀”“舜纣”，一定说“像尧舜、桀纣”之类。因此扬雄现在这样说，也是这个意思。“比秦朝更坏”，是说他的恶行更严重：焚烧诗书，修建宏大宫室，修筑长城，巡行天下，并且兼并灭掉周的宗室，所以说“剧”。“赞美新朝”，是说它的恶行与秦朝略有不同；虽然它窃取汉朝国运、灭掉周的宗室与秦相同，但没有秦朝那些最严重的恶行，所以说“美”。又因为汉朝的德行不如周朝，享有国祚的时间短，王道没有成就；虽然周朝衰微已经很久，诸侯也卑劣，但灭掉周的宗室，是秦所犯的大逆，所以说“秦剧”“新美”。这又是圣贤在周、汉之间寄托的深意，谁能理解呢？有人说：“您的解释既然如此，那么文末为什么又说那些话？”我说：“文末说那些话，大概是把讥刺寄托在隐蔽的名义之中。如果明白揭露并斥责它，那么君子的隐微深意又在哪里呢？” 灾祸也将因此降临。扬雄说这些话，是为了谦逊退让，事情也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言辞如果不隐藏自己的志意，后文如果不遮蔽前文，那都是不可以的。有人说：“可是《诗经》三百篇中，讥刺的超过一半，而且篇名就是某某篇，这就是它所怨恨的时代。作为王者，压低自己的文辞，尚且没有像您所说的扬雄文章这样，难道能这样做吗？”我说：“唉！情况不同吗？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诗书的创作出自孔子，当时的人怎么能加以迫害呢？这是圣人观察前事而继续阐发，用来给后世留下明白的警戒，并不像扬雄亲自处在王莽统治之下。有人说：‘如果像您所说的这样，最终不敢承接开头，隐晦而不敢抵抗明白的事实，那还不如不说。叔孙通回答二世时，假意说奉承的话而免于灾祸，大概是因为皇帝发问，不得已才这样说。况且扬雄没有叔孙通那样的名望，王莽也没有像二世那样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唉！在王莽时代，扬雄不得不亲自表明态度。凡人在世上做官，身份大小各有区别。身份本应尊大却不表现尊大，是办事失当；身份本应卑小却不保持卑小，是僭越。况且叔孙通没有处在扬雄的位置上，扬雄的名位又超过叔孙通，因此不能只拘泥于名声而责累他。” 扬雄必须不同于叔孙通，是由各自身份和处境的不同所决定的。假如叔孙通当时像扬雄一样，不等别人发问就自行发言，那么就不能免于后世诛责他的名声。假如扬雄当时像叔孙通一样，必须等别人发问才发言，那么就不能免于当日危害自身的灾祸。士人遭逢无道的时代，处在祸乱附近的，灾祸逼近；处在远处的，灾祸间或波及。谨慎行事、谦退守能，难道就一定能避开祸患吗？尚且有时会遭受罪责，何况扬雄的品德又是这样呢？他面对的时代本来就不同。王莽当然知道这一点；假如扬雄不发言，王莽就会怀疑他对自己不够忠诚，灾祸必定更加严重。您没有听说吗？扬雄闭门著书，尚且遭到投阁之祸，几乎丧命。这样看来，扬雄果真能够不为自己辩说以求进身吗？唉！理解扬雄的人正在这里，责备扬雄的人也正在这里。从前所说后世还会有像我的人，那就是理解我了。对于我来说，难道不能完全得到像这样的理解吗？” 《河东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三，宋柳开撰《汉史扬雄传论》子云撰作《太玄》《法言》，本传称：“不是圣人却撰作经籍，就像吴、楚两国的君主僭越名号、自称为王一样，上天必定弃绝他。”唉！子云著书，难道不是圣人吗？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说出圣人的言辞，阐明圣人的道理；能够说出圣人的言辞，能够阐明圣人的道理，那就是圣人。子云如果不是圣人，又怎么能够著书、撰作经籍呢？既然能够著书、撰作经籍，子云就是圣人。圣人难道同子云不同吗？经籍难道同《太玄》《法言》不同吗？圣人的相貌各不相同，圣人的言辞也不完全相同，只有他们的德行和道理相类，都在于道罢了。如果不是圣人而撰作经籍，那么他所写的东西就不应当算经籍。言语没有条理，行为没有法则，这能称为经籍吗？难道人可以把它妄称为经籍吗？拿吴、楚两国的君主来比，是因为吴、楚君主窃取地位、冒用名号，违背大道，上天理应讨伐并弃绝他们。子云致力于教化并有利于时世，是顺合大道的，上天难道会因他这样做而降罪吗？上天能够弃绝吴、楚君主的僭越窃取，那么上天就是非常明察的。上天既然非常明察，本来就能够惩罚恶人、福佑善人；这样，吴、楚君主可以获罪，子云可以受福。如果反而把子云同吴、楚君主等同并加罪于他，那就是上天只明察恶事，却不明察善事，错误就太大了。班孟坚称引诸儒的话说：“这是当时那些以不如扬雄为耻而诽谤他的人说的，不能据此写入史书。”凡是修史，职责在于辨正人物的是非得失，然后据此褒贬；连是非得失都不能辨正，又何谈褒贬的得失呢？所谓班孟坚有良史之才，我在这里却不能称他为良史。

译《太甲诛伊尹论》汲冢《书》《纪年》说，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伊尹于是自行立为君主；到太甲七年，太甲从桐暗中逃出，杀死伊尹，于是立伊尹的儿子伊陟、伊奋，让他们恢复其父的田宅并将其分成两份。杜氏注释《春秋》左氏经传结束以后，得到这部书，便把它记在后面；心中对这件事有所疑惑，于是说：“左氏传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最终没有怨恨的神色；然而这样说来，太甲既然被放逐，后来又杀伊尹，却仍然任用他的儿子为相，这与《尚书》叙述太甲的事大相违背。不知道老叟伏生是否因为年老而昏忘，或者这部古书本来就是杂乱记录，不足以据此考定。”我认为元凯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看清楚，而是没有明白。伊尹辅佐商汤，功劳确实很大。太甲继位，《尚书》说他对阿衡不仁，伊尹作书教训他。太甲两次不听命，伊尹于是营建桐宫，把太甲放逐在那里。太甲能够迁善改德，改变行为，三年以后，伊尹奉迎他恢复王位。《尚书》有《太甲》三篇，记载了这件事。上篇说：“王前往桐宫居忧，能够最终保持诚信的德行。”孔氏传说，是前往桐宫居丧守忧，能够思念祖先，最终保持诚信的德行。中篇说：“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冕服奉迎嗣王回到亳。”意思是太甲已经最终保持诚信的德行，伊尹于是让他复位。伊尹接着作书赞美他说：“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这说明太甲能够改变自己，成就善行。太甲于是听从伊尹的言论，谢罪承认自己的过错，说：“拜手稽首。”伊尹又作书训诫他，大概是因为太甲已经懂得先王的法度，可以重新居于王位。伊尹既然纠正太甲使他不再行不道之事，后来年老将要告归，又作《咸有一德》篇来告诫太甲。《尚书》说：“伊尹已经把政权交还给他的君主，将要告老归乡，于是陈述德行方面的戒诫。” 又有《沃丁》篇的序说：“沃丁把伊尹安葬在亳以后，咎单于是训述伊尹的事迹，作《沃丁》。”如今虽然篇中文字已经亡佚，只有孔氏传说：“沃丁是太甲的儿子。伊尹已经告老致仕，死后按照三公的礼制安葬；沃丁训述并发扬他所行的功德，于是作成这一篇作为戒诫。”这样，太甲和伊尹始终的事迹都在这里充分显现，始终没有说太甲诛杀伊尹。又有伊陟辅佐太戊、作《咸乂》篇的事，这说明伊尹的儿子后来又辅佐后世的君王，也没有说太甲重新任用他的儿子。又有《高宗说命》篇说：“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的先王。”下文说：“到达皇天之前，希望你尚且明白地辅佐我，不要让阿衡独自享有辅佐商朝的美名。”这说明后世君王极力称颂先臣的功业，希望傅说能够赶上他。又《周书·君奭》篇说：“在太甲时，有像保衡这样的人；在太戊时，有像伊陟这样的人。”这说明这些君臣的事迹，都在父子之间保全并彰显了美德。元凯却因为《纪年》的文辞，仓促之间对此产生了疑惑。假如伊尹作为臣子能够放逐君主，那就是政权在伊尹手中，他已经能够控制太甲了。太甲怎么反而能够因不道而杀害他呢？况且伊尹辅佐商汤讨伐桀，成就了商汤的功业，百姓都知道伊尹并拥护他。又说伊尹自行立为君主，并且再过七年使自己的王位长久稳固。若是这样，太甲还有什么能力呢？既然说伊尹于是自行立为君主，就是因事夺取君位，罪逆极其严重。太甲能够暗中逃出杀掉他，难道反而会任用他的儿子吗？如果一定说太甲反而任用他的儿子，那么他的儿子果真能够平心静气地侍奉太甲吗？能够竭尽道义辅佐太甲吗？这些足以说明《纪年》的文字不可信。孔子去世以后，各国史事杂乱，编纂记录的人也不足以采信罢了。元凯自己不能醒悟，反而怀疑伏生年老昏忘，实在太过分了。况且孔安国叙述《尚书》说：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去了原来的经书，只能口头传授，才得到二十多篇。后来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得到古文，考察文字义理，确定可以辨识的篇章，又得到二十五篇。这说明伏生当时诵读的书，已经用墙壁中的科斗古文加以考证，辨定真伪，并没有错误。他所弄错的，是把《舜典》合入《尧典》，把《益稷》合入《皋陶谟》，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合入《顾命》，这些情况在篇序中都说得很完备。假如伊尹确实被太甲诛杀，那么前面几篇书凭什么能够产生？既然没有可据以产生的文献，伏生即使有错误，古文科斗字也很快能够证明出来。汉代的诸位儒者以及孔安国为什么也都这样呢？难道只有《舜典》以下的篇章能够辨别吗？假如伏生真的昏忘了，那么孔安国等人又在哪里呢？因此，伏生所记的书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元凯的见识和学问如此，怎么还能再说伏生或许因年老而昏忘呢？这件事尤其明白。假如说《纪年》这部书可能杂乱不纯，不足以据此考定，那么考察前面的事情，就只能说它杂乱，不能同时说伏生年老昏忘；否则就是真伪完全无法区分了。有人说：《纪年》中的书都是科斗文字，不是秦汉时人所写的。这样说不对。您不是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编撰的吗？孔子家中有不同于古史的材料，孔子认为伊尹、太甲的事情有异，于是改定成书，用来训示后世。汲冢的书，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原本吗？墙壁中的书，难道不是孔子家中的书吗？我说：是的，如果按我所说的孔子所作来理解，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孔子是大圣人，公正地肯定、公正地否定；他观察虞、夏以来的事情，各自依据隐微之处彰明大义，必定用事实考察其本源。难道唯独对商朝有所偏私，改变其原本吗？有人说：“您既然认为诛杀伊尹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太甲在桐宫三年，天下究竟把谁当作君主？” 《纪年》说伊尹于是自行立为君主，这难道不是有所依据吗？” 我说：“古代君主去世、嗣子继位，服丧守忧三年，百官各自统摄职事，听命于冢宰。当时太甲在元年被放逐，三年后恢复王位；伊尹确实居于冢宰之位，统领百官治理国家，并不是自行立为君主。

译《尚书》所说‘已经把君位还给他的君主’，足以说明这一点。” 有人说：“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汤去世，儿子太丁未及即位便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丙为君。丙即位两年去世，立丙的弟弟仲壬为君。仲壬即位四年去世，伊尹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这一年就是元年。’伊尹作《伊训》一类的书。这样说来，成汤去世以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又在记载的下文说：‘太甲即位三年仍不明智，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太甲》篇说：‘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冕服奉迎嗣王回到亳。’孔氏传说，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共二十六个月，三年服丧已经结束。《纪年》称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去世，于是立太甲，与司马迁的记载大体相同；只有孔氏所传关于帝王年次、祭祀年数的记载有这种差异，究竟谁错了？”我说：“司马迁的书和《纪年》这类书相同，都不是圣人所作，只是各自有所依据，却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有人说：“那么为什么司马迁的书在下文记载太甲复政、伊尹去世之类的话，与《商书》没有不同呢？”我说：“司马迁撰写这部书时，大概是想扩大自己的声望。” 他掌握并记录经书中的事情，又担心如果全都说成孔子的话，自己就没有什么可发挥的，于是必须用杂乱的外部书籍来混淆经书的本来面貌。这些不过是诸国杂乱的记载，不值得在它们之间再费心考辨。唉！君子曾说，做事必须谨慎，大概就是担心后人受到这种迷惑。《李守节忠孝论》我朝拥有天下以来，将用文德安抚万民，而不用武力平定四方。盗贼李筠结党叛乱，防守泽州至死；他的儿子李守节则据守潞州，等待治罪。皇帝下令赦免他，反而授予他单州牧的官职。国史记载了这件事。唉！像李守节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君臣关系凭借义而确立，父子关系凭借亲情而维系。如果亲情确实胜过义，就应当把父亲放在前面、君主放在后面；如果义确实胜过亲情，就应当把君主放在前面、父亲放在后面。臣子凭借国家成就自身，凭借忠孝树立品行。不幸如果不能两全，就应当舍弃其中一方，以免玷污名声。只能牺牲生命来保全品行，不可忘掉品行来保全生命。像李守节这样，对君主看不出义，对父亲也看不出亲，败坏家族而劳烦国家，断绝忠义而毁灭孝道，是万世的罪人。有人说：‘李守节的事情，为什么说他对君主没有义、对父亲没有亲呢？’我说：‘义就是道，亲就是情。道来自社会教化，情产生于人的天性。出于社会教化的道义不可违背，出于天性的亲情也不可逃避。况且李守节的父亲开始谋反时，他不能竭尽力量劝谏来制止叛乱，使君主深思忧虑，使军队劳苦征伐，后来又跟随父亲，这在道义上失去了臣子的义。’ 父亲既然已经犯下大逆之罪，死于不善，李守节却安然顾念他的败局，忍心居于其后，这在亲情上也失去了对父亲的亲爱。有人说：‘李守节并不是没有劝谏父亲，只是父亲不听；叛乱之心早已萌发，奸党也已经谋划牢固。等到父亲死后，他斩杀辅佐父亲的部卒而投降，这样难道还不能免于这些罪责吗？’我说：‘不是这样。劝谏如果没有把道理说到极点，还不如不劝。劝谏有三种：有公谏，有力谏，有死谏。公谏，是评议事情可不可行，论述它从开始到结束的情况，分析利弊，以顺逆之理加以劝止，这叫公谏。力谏，是众人认为对而只有我认为错，评议其行为不合道义，把话说到极点，说明大祸将至以使他恐惧；进言不因退却而停止，长久劝说不因对方不听而中止，这叫力谏。死谏，是言语已经不被听从，心志也不能改变，便可以杀死自己来压服对方的意志，这叫死谏。这样才称得上把道理说到极点。况且李守节哪里做到了这些？如果是公谏

译，他不能把道理说清；如果是力谏，他不能拿出诚意。这两种尚且没有做到，何况能用死谏吗？’有人说：‘古人所说的三次劝谏而不被听从，就跟随在父亲身边哭泣。像李守节劝谏他的父亲，必定是尽力劝谏了。’ 言语一定说到败亡和祸患，行动一定阻止凶恶奸邪；如果说这就是跟随父亲哭泣劝谏，那么李守节对父亲这样做，难道不是已经尽到了劝谏之道吗？”我说：“古人所谓哭泣劝谏父亲，难道是针对父亲犯下大逆吗？难道是父亲叛君、谋害国家、残害百姓、兴兵作乱吗？”有人说：“父亲所做的事既然不同于古代，儿子的劝谏又比古代更严厉，那还要怎样劝谏呢？”我说：“可以用死谏。”有人说：“您的意思是说死谏吗？因为李筠性情残酷暴虐而又阴险隐忍，不如让李守节因为劝谏不止而被父亲杀死。”我说：“不是这样。言语不被听从后，就应当在父亲面前、众人之中大声呼喊：‘如今这场叛乱，违背天地，欺蒙日月，连鬼神也要把它当作应诛之事；即使愚夫也不会这样做。我的话既然不被听从，你的叛逆必将导致败亡，我也会被杀。不如在你败亡之前先自杀，使世人免得把我看成背叛君主的贼人。看你们这些人，日后死时还会受到各种毒害加身，远远比不上我先死的万分之一。’”然后，有的可以用刀刺身来表明心志，有的可以扼喉断气。假如确实已经尽力劝谏而仍不被听从，就可以这样进行劝谏。况且没有听说李守节做过这些事，他怎么能对父亲保全亲情呢？” 有人说：“这样看来，李守节既然不能做到这些，是在孝道上有过失，我听懂您的意思了。至于他斩杀辅佐父亲的部卒、投降重镇，对君主难道没有忠心吗？”我说：“斩杀辅佐父亲的部卒、投降重镇，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已经败亡，形势已经倾覆，不得已才这样做。”有人说：“假如李守节没有这种心思，那么他连斩杀部卒、投降也不会做。他早先的志向，就是不愿帮助父亲叛逆、背叛君主，只是父亲尚未死时，他想行动却受父亲牵制，不能做到；父亲死后，他才实现了这个志向。”我说：“如果说他是因为受父亲牵制而不能行动，那么完全可以逃走，骑一匹马回到朝廷，在宫阙下等待治罪，以表明自己没有跟随父亲叛逆，免除恶名。这样，他劝谏父亲时，是力量不足以制止对君主的叛乱；但他的内心确实不敢失去气节。为什么父亲已经败亡而死，却说他早有志向，只是受牵制不能实行呢？即使确实有这种志向，他又凭什么为自己的内心辩解呢？”有人说：“但是假如李守节能像您说的，逃回宫阙；假设他的父亲后来败亡而死在外面，那么还会有别人肯斩杀他的部卒、献出重镇投降吗？如果不是李守节，就不会这样。”我说：“发动叛乱的人，是李筠。李筠如果不能牢牢掌握祸乱的关键，即使有百万奸党，又怎么能发动叛乱呢？” 主帅既然已经灭亡，他的部下还有什么勇气呢？一是失去了势力，二是害怕死亡，三是畏惧别人抢先投降，四是认为形势变化对自己有利。有这四种原因，谁不会投降呢？哪里只是李守节一个人才能做到呢？”有人说：“李守节处在当时，年纪还很小，刚刚接近成年，成长在富贵之中，还不能懂得人事，并不是他不愿像您说的那样做。”我说：“如果说他年幼而不懂人事，那么为什么看见父亲败亡后，又能够来投降呢？假如他确实年幼而不懂人事，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大概他是出卖君主和父亲来隐藏自己的志向，观察成败存亡以图谋私利，是万代的奸贼。他父亲的不道德已经很严重了。有人说：‘皇帝为什么赦免他，反而授给他官位？’我说：‘皇帝治理百姓，赏罚各自根据取舍而定。对李守节来说，他这样做就是不忠不孝；对朝廷来说，任用他也是承认他有大

译过而略有功劳。’有人说：‘如果您身居朝廷，将把李守节怎样？’我说：‘如果我居于禄位、主持朝廷，即使皇帝已经赦免他，我也要上疏请求杀掉他，用来向天下的忠臣孝子谢罪。’ 代王昭君向汉帝谢恩的奏疏

译臣妾奉诏出嫁给单于，众人都说臣妾心中有怨恨愤懑，这是不了解臣妾的心意。臣妾如今借此出行，斗胆向陛下致谢并陈说心意，用来表明臣妾并没有怨愤。自古以来的妇人，即使有贤良奇异的才质、奇特俊秀的才能，也都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一旦遭受挫折直到死亡，也不敢在心中申雪，何况幽闭于宫殿，供职于禁苑，悲伤自负，一生中从未料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臣妾年少时蒙受明主选拔，得以列入嫔妃之中；即使年华流逝，美好时光容易消失，也从未敢向上天怨恨。即使人被明主完全宠幸，也可能在深宫中虚度年华，臣妾知道命运就是这样。没有料到国家因为北方敌人尚未入朝，战事仍很激烈，代地的马向南放牧，圣明的君主向北方忧虑，担心劳烦军队征讨，因而爱惜百姓的力量。前代帝王的事情，兴起和亲的谋略，把臣妾从宫中送出，嫁给沙漠中的匈奴，这正是国家深思远虑、减少劳役和费用的重大计策。臣妾怎敢不去呢？何况臣妾只是一个妇人，不能违抗陛下的命令。如今臣妾之所以向陛下致谢，是因为安定国家、安定社稷、止息战争、安静边防，这本来是大臣的职责。食用陛下的厚禄、居于陛下尊贵官位的人，应当说相国应当为陛下谋划，应当说将帅应当为陛下征伐。如今朝廷任用臣妾来同戎族和亲，使朝廷停止车马奔走之忧，使边疆没有侵扰掠夺之患，这些全都系于臣妾一人身上，本来是大臣的职责；一朝所成的功劳，却转移到臣妾身上。臣妾起初只想着幽闭宫中，期望得到宠幸；如今反而有了安定国家、安定社稷、止息战争、安静边防的声名，流传万代，哪里还会有怨恨愤懑呢？愿陛下宫中以后还有像臣妾这样的人，臣妾死后再把她嫁给单于；这样，国家安危的事情，陛下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陛下把国家安危寄托在臣妾一个妇人身上，臣妾怎敢没有言辞来向陛下致谢呢？” 《重修孔子庙垣疏》【李准拾遗请人撰作】儒宫荒凉已经很久了！唉！天下太平，圣道才会得到施行；在各州府之下，我却没有见到尊敬老师的人。圣人的礼法施行于天地之间，万物依靠它彼此养育；如果暂时废弃一天，那么日月就会昏暗，阴阳就会错乱，难道仅仅是臣下会杀害君主、儿子会杀害父亲吗？从我的道统中求取功名的人，头戴高高的冠，身上拖着大佩，享用太牢，坐在宽大的房屋里；王公大人把这些视为最尊贵的事情。可是经过我们先师的庙宇下面，却忘记而不看，懈怠而不恭敬，甚至图像坠落在地、笾豆倾覆在席上，他们都说：‘这对我有什么害处呢？’至于有些人每日斋戒、严肃容貌，每月拿出财产，供奉那些穿着剃发褐衣的人，却没有看见他们内心稍有懈怠，因为他们是在求取福田利益。假如佛教真能给人带来福报，那么王公大人今天的富贵，为什么不依靠佛、老之教去求取呢？能够使自身和家族获得福报的，是我们先师的道统和教化。我已经知道其中的原委了：大人物想堵塞自己的罪责，小人物想贪求利益。所谓堵塞罪责，是因为他们剥削伤害百姓、玷污扰乱道德，看见佛教有这种迷惑人的事，把图像画在屋壁上，害怕死后遭受它的猛烈惩罚，所以捐出家财来赎罪。所谓贪求利益，是因为他们认为命将夭折却能长寿，疾病不愈却能痊愈，居于官位却能升迁，贩卖货物却能获利加倍；他们说只要恭敬信奉，福报就在其中。照这样说，也算把他们的真实心思说明白了。王公大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愚昧、不肖、蠢笨的人呢？这种风气渐渐泛滥，天上人间都随之受到感染；如同洪水泛滥为害，如果大禹还没有出生，又将拿什么来拯救它呢？唉！我进入我们先师的宫庙，不觉流下眼泪。使用圣道的人不知道它的力量，反而趋向异类吗？看着庙宇的墙垣倒塌毁坏，台阶廊庑一片狼藉，我痛心佛氏的门宇庄严得像王室，而我们的先师宫庙反而成了这样！听到这些话的人，难道能不在心中惭愧吗？应当命令有关官员按照旧图，迅速修缮这座破陋的庙宇，希望先达和后进纷纷拿出钱财，用来补助费用，何况这还不到供养佛氏所取的万分之一呢？使我们老师的宫庙崇高起来，以彰明他的德行；我们的先师享有这样的祭祀，也就没有辱没了。《河东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四，宋柳开撰《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当时称颂圣人的德行，大多拿天地来比较衡量，这是因为圣人的德行极其广大。天地有形体，横亘在太虚之中，计算起来有亿万里；不只是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依附天地而生，而且延续亿万世，维持坚固、长久存在，这才可以说天地广大。假如有一天天地毁坏而不复存在，那么所谓广大又有什么意义呢？唉！只有我们的先圣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享年七十三岁，忙忙碌碌地做旅人，做陪臣，撰作《诗》《书》《大易》《春秋》《礼记》等书，把三才以及万物的经纬都贯通起来；把道理推到极致，不过在几句话之中。他的身体没有天地那样广大，寿命没有天地那样长久，死去已经很久，终结之后却更加受到世人的依赖。这样说来，他的德行便可以与天地并列而称为广大。天地难道还有什么可比的吗？天地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能够与孔子相提并论呢？历代帝王中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便树立他的像貌，修建宫廷，按时祭祀；尊崇他最深的，还封给他王爵，命令给他穿王服、戴王冕。从国都到州县，庙学和学生，诏令使其一律如此。唐朝末年失去正道，强横之人凶暴抗拒，割裂土地，争相专擅号令；梁、周以及五代都不能铲除削弱这种局面。我们太祖开始愤然兴兵诛伐，经过十八年，攻下荆地、取得湖地，降服蜀地、擒获广州，攻克江南；政治修明，官吏严整，物产充足，兵力强盛。圣明的天子如今继承神圣的福祚，召来吴越、瓯闽，使他们奔走归附我国；不到四年，又完全平定了晋地。天下四方六合，尽皆刮除洗涤，丝毫污垢都不留下。润州在江南是上等州郡，那里有孔子庙。到僭伪政权统治时，庙宇缺乏法式，没人肯为它崇修整葺；又因为那里常有士卒荷戈，拔除、剪除疆界上的营垒，每天践踏其间，使它荒芜污秽得无法周遍观看。后来任职长久的人，都傲慢苟且，侵夺剥削，哪里曾稍加思考过这件事？太平兴国五年冬，我由常州知军州事调任，奉诏知此州，整治吏员盗窃、贪婪和民力衰弱等弊病，考察清理并加以教养。太平兴国八年，政事简明；秋八月初一，我拆除旧庙，创建新庙，告知将迁建孔庙。从颜子到孟子以下的弟子和大儒，各自塑像绘彩，配享于座。工程完成后，便刻辞于石上来记载此事。铭文说：如果说百姓没有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欺骗孔庙。成就之后来这里观看它的欢乐景象，心中和悦而感叹。于是谈论庄严的老师，崇尚教化，按年齿和名位尊崇他们。我将以诸位为榜样：乡里门户和郊外道路之间，出入都谨慎谦让；早晨趋行，晚上安息；归来时所背向的方向，不相争夺，不跌倒失礼。哪里需要使用刑罚来制服他们？把这种教化推行到四方，便可以作为法则而获得安宁。太阳升上天空，照察万物，使善恶清楚；阴霾遮蔽天空，使它昏黑。这些德行是谁成就的？是谁谋划的？答道：是开，是适。适任宫官，兼任州中通判。【右赞善大夫、通判军州事张适，与我共同修建此庙。】他率领官吏督促工役，九十天便完成了工程。抬头仰望众位贤人，群像侍立，恭敬有序。我在堂下侧身礼拜，俯伏流泪如雨。圣人以自身成就德业，难道能同普通父母相比吗？他们哪里知道生肖一类的分别，哪里知道毛羽冠衣？他们领取皇帝赐予的俸禄而行事，讲述政事和教训，学习圣人之道，以加重自身并报答皇恩。新建这座像宫，使家家兴起礼仪，如同鲁国的风俗。圣明的天子，应当以文章求取士人，诏令传布八方，难道不应如此吗？恢复古制，尊崇儒学，去除夷俗而接近雅正；教化流行，人们前来归附，都是通达之士。《时鉴》（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中夷人进攻州城，不能完全保全它。西部边境乐安里峒有粟氏，坚守防备其族人向南劫掠；兴安县的败兵逃入溪峒，接连多年不得安宁。天子选派两名宦官重臣前往治理全州、邵州，使那里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粟氏前来归顺，各部首领和校官都奉官吏到州府庭院，于是把《时鉴》一篇刻在石上，以此告诫他们。族类强盛，便轻视小邑；国家强大，便压制小国。违背正道就会招来灾殃，侵扰百姓就会自取灭亡。居住在夷地却与有德者为邻，处身险地便接近盗贼。蜀地道路难以通行使者，吴地也不能容纳小船。群起呼啸的众多奸徒，攻打土地、摧毁关隘。大象跌倒，便被围困；蛟龙死亡，已经进入弩箭的射程。小小的蝎虫还能保存吗？蚂蚁的防御又能往哪里逃奔？老虎凶猛而倚仗力量，逼近死亡便无法逃脱。鹰隼凶悍而确实迅捷，一旦贪食诱饵便会被丝绳捕获。小人把这些当作美事，君子却以此为耻。所失虽如尘土，治理却应像秤钧一样慎重。安定一旦不能恢复，防备就必然倾覆。学习礼仪便可以作为准则，玩弄兵器最终会成为祸患。怨恨和恐惧兴起灾祸，贪婪和欲望产生过错。顺从私意便结成朋党，违逆心意便受到憎恨。因为畏惧而终于溃败，因为苟且取悦而聚集在一起。谨慎处理政事以防止祸乱，慎重行事以躲避祸患。玉有缺损不加补救，积聚的污滓便不能不污秽。来者应曲身相迎，往者应迅速送行；愚昧者要疏远，聪明者要亲近。踪迹明白，事情显著，利益普及，行动便宽裕。平原广野，可以奔驰车马；高浪深水，既有鲔鱼也有鳣鱼。保守你们所应守的事情，彼此在合宜的时节享乐。刊刻此文，永无穷尽；作为戒诫，直到永久。《玄风峒铭》（并序） 从桂州向东出发，到达庆林观背山下，有一个山峒，风从其中吹出。淳化元年，我任知州事，曾前往那里避秋暑，于是把名字刻在山峒旁边，并题写道：桂州以东群峰丛立，山穴空通，风吹来使肌肤凄冷，寒气森然侵入衣襟，深入骨髓；心中清凉如雪，仿佛遇到屏障，凝结如排列的冰。暑天四处闷热难耐，流行的毒害又会怎样呢？这里能够把它们驱除。山岭高峻，岭水浩荡，从远古延续到今天；气候炎热，土地荒凉，万物爽朗却近于冷漠，时令又违背北方的节序。夏天多雨而凉，秋天干旱而热，春天穿皮衣，冬天却用扇子；早晨顺适，晚上便变化，反常颠倒而没有恒定。夭折和疫病接连不断，丛林、虫豸横行紊乱，各种患害专门侵扰有生命的类群，造化也无法使它们迁变。我来到山峒之中，百般忧虑暂时穷尽，飘然自我排遣，整天忘记归去，于是把铭文刻在岩石上，用来记载这种极致的感受。《桂州延龄寺西峰僧咸整新堂铭》（并序） 桂州西峰寺的僧人咸整，淳化元年已经十二年没有下山了。咸整的师父以及祖师，也都像咸整一样。柳开和赞善大夫张测替咸整建造新堂，让他居住。有的人问咸整的修行有什么奇特之处，我回答说：‘如果有人常常进入战阵攻打贼人，勇敢到能够奋进而不顾死亡，足以称为良将了，何况是孙武、吴起那样的人呢？朋友之间，看待朋友而不欺骗他，足以称为义士了，何况是管仲、鲍叔牙呢？治理政事廉洁而公平，足以称为良吏了，何况是龚遂、黄霸呢？入朝侍奉君主，正直而能够把诚意全部说出，足以称为贤臣了，何况是伊尹、周公呢？父兄在世，管理自己的家室而不存私心，足以称为孝子了，何况是曾参、颜回呢？写文章义理胜过辞藻，足以称为大儒了，何况是荀子、孟子呢？唯独咸整焦然独坐在一室之中，双脚连山下的一寸土地都不踏，何况会进入豪贵、卑贱之人的门户，像狗一样嗷嗷叫，以求防止谄媚偷窃吗？一切善行和万般恶行，心念一动便会产生；身体远离外物而自行隐藏，几乎已经防止一半了。虽然外在方面不同，而内在道理相同；只是咸整能够使自己的行为清洁。若把他同良将以下的人比较轻重，咸整足以称为真正的僧人了。’我从朔方、湘地向南行时，有人问僧人的事，并把这些话告诉咸整：‘从去年冬天十二月起，堂已经落成；我开始结束州任，得以回到朝廷，留下这篇文字在堂下，为咸整作铭。’

译明知人生是劳役啊，却没有止息，也没有利益；害怕与众人同样走远路啊，于是出外寻求不同；返回根本而超过本原啊，却更加沉溺于其中的滋味；哪里知道并不特殊啊，反而更加增添牵累。咸整专一严谨啊，清洁品行世代相传；超然远行啊，当今谁能赶得上？穷尽观察永远的古今啊，有什么值得尊贵？万物千变万化啊，最终仍然如此；包容天地四方啊，仍未填满贪求之意。精明至正啊，深深隐藏而自我闭守；这座堂如此辉煌啊，仍然有许多余地。群生、草木啊，藤蔓繁茂而翠绿；四周邻近之处俯视可见啊，足以胜过情感和智慧。祖师的根源、师父的传派啊，善行不断流传；把家与国相比啊，便对自己的名位有所惭愧。白天尘俗喧扰，夜晚烛火昏暗啊，昏沉嘈杂如同醉酒；城门和山峰啊，仿佛画图一般相互对望。混沌纷乱而奔涌啊，谁能思考并议论清楚？只走半步便与天相违啊，海一样遥远，难以穷尽。唉，咸整啊，你离开尘垢，脱离污秽；我哪里能够赶得上你啊，心肠却充满污滓和阻滞。《湘水、漓水二水说》湘水和漓水，起初原本是同一条水，发源于海阳山。海阳山在桂州兴安县东南九十里【旧名全义县】。水向西北流到县城东五里的岭上，才分成南北两条，成为这两条水：北面的是湘水，南面的是漓水。我查找典籍和记载中关于这两条水名称的说法，都没有找到解释。淳化元年，我从全州调任桂州知州，询问这座山岭的名称，才知道就是分水岭。所谓分水，就是水相互分离；两条水向不同方向流去。它们同出海阳山，到这座岭上分向南北而离开。两条水的名称，恐怕是古人因为水在这里分开，于是命名为湘水、漓水。北流的水称湘，南流的水称漓，大概是根据上下、先后的次序来命名的。水属阴，阴属北方；北方是水的主位，因为北流的水归于主位，所以尊崇它，在名称中加上‘相’字，列在前面。又有人认为，北流的水流入华夏，南流的水通向夷地；华夏贵于夷地，所以把‘相’字放在前面。既然两条水用两个字分别命名，那么北面的就是上、就是先，名为湘；既然是分离的水，就一定还要加上南流之意，所以漓江是分水岭南面的名称。因为水的名称取自相互分离，所以两个字的偏旁都从水，写作湘、漓。凡是造字，都是给事物命名；所谓名称，就是勉强用语言称说事物。古代万物错杂，担心难以分别认识，于是各自用名称记录下来。事物的名称有取类的、有假借的、有取义的、有有所因的。这两条水以水流分离为名称，是取类，是假借，是取义，也是有所因。如今书写漓江用‘漓’字，我怀疑不应当用这个‘漓’字，而应当用‘离’字旁边加水旁造作这个‘漓’字。况且字书中古代本来没有这个‘漓’字，根据道理斟酌增补，如今把它作为一个字；这也正如古代其他字，都是根据义理和礼制为事物撰造而形成的，并不是同天地一样自然而生，也都是出于人的创造。如今这些字全都为世人所使用。由此说来，古代所造的未必就是正确的，今天所造的未必就是错误的吗？一切事情都不必拘泥于古今，只有合宜的才是正确的。湘江、漓江这两个名称，谁能说它们不对呢？如果说因为南方称为漓流，所以南方的江称漓江，那么这种解释，意义就很疏略了。《来贤亭记》人学习善道，文章和行为都很显著，历代都称赞他；即使生在古代，谁不希望同他相识，仰慕并遗憾自己生得太晚，不能赶上他呢？可是看那些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时立身于世、才能相等而声名相当的人，反而有彼此不认识、不相知的，也有虽相识却并不了解的。我看经、史、子、集之中，这种情况很多：有的始终没有交谈，有的曾经交谈却没有周全了解。我从未静坐思考这件事而不感到惋惜。难道是当时才能力量互不相及吗？难道是当时义理志趣互不相投吗？因此我写下来告诫他们，这就是我认为不同于世俗的地方。于是我在东郊建造这座亭子，难道是有意图的吗？命名为‘来贤亭’。我想让天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都彼此认识、彼此了解。有声名已经为我所听闻的人，我希望相信并邀请他来到这里；有尚未被我听闻的人，我希望了解他并请他来到这里；有比我先通达的人，我希望赶快来向他求教；有后来进步的人，我希望诱导他来到这里；有致力于胜过我的人，我谦让他而请他来到这里；有推辞退让的人，我希望尊重他而请他来到这里。德行大的，我将仰望他；德行小的，我将俯身接纳；地位尊贵的，我将奉承敬事；地位卑贱的，我将尊崇礼遇。我要竭尽自己的心力而施用于世间，使自己的道与时代相合。唉！如果说‘您将使贤者之徒来到这里，而人们将把“来贤”的名声加在您身上’，那又不是我的志向。我只是希望这座亭子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而已，还将用它感化当今、警戒古人。《宋州龙兴寺浴室院新修消灾菩萨殿壁记》。道隐法师居住在这座寺院，建造这座殿，塑立这尊像。柳开因王事被拘留在这里【当时任宋州录事参军，有转运使和岘诬奏我盗窃库金，皇帝下诏命使者弹劾调查，因此被拘留在寺中】，看见这些便询问他。法师对柳子说：‘我听说佛在世时，有大贤大智之人，施展功德和力量，能够消除世间一切灾难痛苦。因此直到今天，传承这种道法的人从未废弃。我继承他的法门，看见凡是有形体、有类别的事物，都可能遭受灾祸，而且灾祸有时确实会到来。太虚之中，天地有时会发生灾变，日月有时会发生灾蚀，国家有时会遭受灾难，人民有时会遭受灾患，夷狄、禽兽有时会遭受疫疠，草木、虫鱼有时会遭受灾害。我希望像佛在世时那样，使这一切都免除灾祸，所以发下建造这尊菩萨的愿心，希望能够消除它们。’我说：‘佛的力量、法师的心愿，如果果真如此，也实在是伟大了。’于是记下他的话，刻在石上，为法师作这篇记。《河东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五，宋柳开撰：《上大名府王祐学士书》柳开拜了两拜。人的出生，有幸运和不幸。幸运的人自己知道是幸运，不幸的人则说没有人知道自己。不明不白地活着，只不过像同类而已。有人出生在没有知识的风俗中，活着不懂礼义，死了也不知道祭祀防护之礼，这难道不是不幸吗？有人生在中原，却不能长成人便夭折；有人聋，有人瞎，有人哑，有人患顽疾，有人狂乱，有人愚昧，这些都是疾病造成的残废，难道不是不幸吗？有人生逢乱世，战争交相兴起，被贼人杀害，被俘虏拘禁，早晨不能安稳地行走，夜晚不能安宁地居住，难道不是不幸吗？有人生来困于贫穷饥饿，受奴役驱使，受他人控制限制，卑贱得如同犬马，只求勉强获得衣食，难道不是不幸吗？有人生来做士兵，习惯弓箭劳作；生来做农民，辛勤从事耒耜之业；生来做工匠，费力使用刀斧；生来做商人，忙于衡量斗斛的事务，难以使自己满足，难道不是不幸吗？有人沉溺而成为佛、老之徒，沉迷于荒诞虚妄的学说；有人生来担任典吏，掌管繁杂的赏罚事务，难道不是不幸吗？所以君子应当笃守大道，培养德行，怀抱仁心而合乎义理，厌恶这种不幸。自古圣人贤士，没有不为这些感到痛惜的。出生而幸运的人，难道能有很多吗？有人说：您说的这些不幸，难道是说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是儒者便算幸运吗？我说：您的问题涉及儒者，实在很难回答：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人的不幸由天造成，身体处境的不幸由自己造成。由自己造成的，远比由天造成的严重。假如只是外表像儒者，内心却背离儒者之情操，那有什么幸运可言？说话不忠诚，做事不守信，侍奉君主不能尽忠，和朋友交往不能以义相待，父母在世却不能诚心奉养，乡党之中不能同仁者相处，见到善行不能努力求取并学习，听到有利可图便欢喜奔走，因为以贫贱为耻而抛弃正道，依附权势而媚颜讨好；这样的人虽然外表是儒者，难道能说是幸运吗？君子看来，这难道不是不幸吗？活着成为有识者的笑柄，死后成为后人的耻辱，比前面所说的不幸更加严重。柳开私下想，我幸而没有生在无知的风俗中，从五岁读书直到今天，共十九年了。当时我便诵读您的文章以及圣人的言论，交错记诵，哪里敢期望今天能在这个地方亲自遇到您呢？如果我早夭或患病，明天子不出，四海混乱；或者陷入驾车御马之类的事务，荒废先人的事业，混同于卑贱之类。即使今天在这个地方遇到您，又怎么能进入您的门下呢？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而且我粗略知道古人的事迹，不敢违背正道来迎合自己的志向，也不敢欺骗时俗来安定自身。如果行为乖戾，却想进入您的门下，那也会背负惭愧而自我羞愧。柳开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幸运，所以斗胆请求拜见您。您倘若不责怪我而宽容接纳，这就成了柳开最大的幸运。《上王学士第二书》柳开拜了两拜。先达处在上位，等待后进之士；后进处在下位，寻求先达的知遇。这好比高山，已经架起了梯子。前面的人如果登上去后就截断梯子，那么尚未登山的人便无从上来了。前面的人如果想一想：‘我或许还没有登上这架梯子，忽然它就被截断；那么即使我像猿一样轻捷，像鸿雁一样迅疾，也不能登上山顶。’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必然要借助下位者；处在下位的人，也必然要依靠上位者。上位者如果不容纳下位者，那么上位者的功名便无法扩大，禄位也无法尊显，只能独自行走而没有同伴，独自歌唱而没有应和。下位者如果不追随上位者，那么下位者的事业便无法施展，努力也无从发挥，只能独处而没有朋友，自我缄默而无人开导。这样不只是上下彼此失去，唉，还会看到国家也不能得到治理，百姓也不能得到安宁。国家和百姓失去治理与安宁，礼乐刑政便都无法施行。夏、商时代常常选拔士人，所以王道得以成就，风俗得以平正。秦、汉、魏、晋选取士人，有时兴盛，有时衰亡，所以不如三代。士人的贤愚混杂，不能不加以选择，任用其中优秀的。前代衰乱，并不是不选取士人，而是选取的不是贤能之士。您在宰相之下统率百官，不只是奉行职守、参与政事，也应当了解士人，选取他们并推荐给国家。我国如今四海太平，大概是因为您这样的官员身居其位。您的心中本来常常想着选取士人。当今选士的途径，只有礼部一处。每年秋八月，士人由乡县选举到州郡，再由州郡贡送给有关官署。有关官署考察他们的才艺，选取品行义理合格的人，然后把后进之士的姓名上报天子，才得以做官。然而士人即使有贤能，能由乡县使州郡听闻其名的，由州郡使有关官署听闻其名的，万中只有一二。何况那些没有贤能、只是窃据虚名的庸人呢？何况有些人不经过乡县、州郡，直接就能被您听闻呢？您的到来，是家乡的荣耀，是父母之邦的荣耀。您临莅下属之地，不因私情驾驭众人，也不因党同而让可以进用的人进用，不可以进用的人便拒绝。士人都说您在乡里一定有很多亲厚之人吗？柳开说：君子的心意和天道，小人不能了解。您难道会把乡里关系当作私情吗？您将以天下为情怀，为百姓和国家谋划。千里之遥不足以成为私交，几个同乡也不足以结成党羽。接待士人，就是使他们通晓上下相互通达的道理。是否厚待士人，取决于贤与愚的区别。有贤者，就将用他们来成就自己的道；没有贤者，就将顺应事物而行。上天可以仰望却不能登上，君子可以亲近却不可随意亲昵。广泛接纳士人而详细选择，全面寻求而分别任用，这就是您对待下位者的方式。柳开修养品行却无人称誉，文章写成却众人不能理解，孤独地独处，出门也没有可以交往的人；将来还要经过乡县选举到州郡，哪里敢立即希望由州郡贡送到有关官署呢？我自己估量取舍，不违背所应趋向和所应背离的原则；才能适合时代却似乎无用，器识合乎大道却仿佛没有相合之处，没人知道自己究竟贤还是愚。幸而遇到您到来，所以对您有所期望。因此我三次投递名刺，又一次奉上书信，先斋戒沐浴，然后请求拜见。您果然没有责怪我，反而同我进退揖让，俯仰周旋，使我得以尽行礼仪。您这样做，本来没有什么过失，因为您接待士人，是想寻求贤者并推荐给国家。柳开的幸运实在太过了。为什么呢？我本来应当经过乡县、州郡贡送给有关官署，假如能够被贡送到有关官署，哪里敢马上希望得到有关官署的知遇？如今我没有经过乡县、州郡，却很快得以拜见您，您又加以褒扬赏赐，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一下子到了这种地步。我应当用什么来报答您呢？姑且进献这些言辞来表示感谢。柳开拜了两拜。

译《上王学士第三书》柳开拜了两拜，谨献上自己所作的书、序、疏、箴、论共十七篇，这是奉行后进之士进谒的礼节，并不是为了炫耀文章。起初将要拜见您时，本想收拾整理一番，把自己浅陋鄙俗的见解全部倾吐出来；士人都说柳开过于崇尚上古，不如选择浅近的文章献上。柳开害怕有所失误，于是取出旧日所作的文章，抄写成五份。等到得以拜见您，您给予我极大的恩惠，不责怪我的狂妄愚昧，我私下又感到后悔，立即打算改换文章。但又担心这会扰乱篇次和礼仪，时间上也来不及，于是准备以后再另作说明。人生下来就懂得大道，是上天赋予的本性；通过学习而得到大道，是老师的功劳。江河流动而不停息，浩浩荡荡；凿地穿池，再汲水来增加水量，一旦力气耗尽，池水便会干涸而空虚。内在充实而显现于外，是有余；由外物资助内心，是不足。天赋的本性难道有不足吗？老师的功劳难道有余吗？能够自然知道大道，是最高的；通过学习得到大道，次于此。所谓道，是总括这些道理的名称。普通人只是接受教化，贤人能够举一反三，圣人则通达无碍。拿着蜡烛居处，黑暗中能看见的不过十步；放下蜡烛而借日月之光观看，近处可以分辨，远处却不能穷尽；等到太阳在早晨升起，天地宇宙之间没有不明亮通透的。普通人如同蜡烛，贤人如同月亮，圣人如同太阳。指示并传授给他，他便答应说知道了。命他向南走，他却弄不清东、西、北，这就是普通人。能够从根本推及末梢，说已经通达了末端，这是贤人。圣人则不同：通达能够变化，变化又能够重新通达；因此能开能合。所谓开合，是贯通天、地、人三才而穷尽万物，在心中运转而与大道相合。善于射箭的人如果失去弓箭，靶子虽然存在，也没有人能够射中。弓和箭，是射箭的器具。练习必须使用良弓，调试必须使弓弦强劲，这样发射便不会失误。圣人对于大道，难道也有这种情形吗？器具存在，便能看出他是圣人；器具失去，即使是圣人也无人认识。仁、义、礼、智、信，是大道的器具。运用它们可以通达天下，舍弃它们便不能使自身获得成就。能够始终运用而不舍弃，只有圣人做得到。仁，是心中的亲爱；义，是处理事情的法则；礼，是容貌仪态的规范；智，是精神的极致；信，是诚意的完全。亲爱便不会离弃，制定法则便有尺度，具备仪态便不会紊乱，达到极致便没有缺失，完全诚信便可以取得实效。因此用来修养自己，没有不周全的；用来对待万物，也没有不广泛施行的。把它推广开来，才能显现时代的真实情状。出售珍宝的商人，必定要用高价交易；获利不大，就不会交付珍宝。圣人对待人，不论利益大小，都不计价而一概给予。仁、义、礼、智、信是珍宝。来求取的人就给他，违背的人便拒绝他；顺从夷人如同顺从华夏，背离父子兄弟之道也一样拒绝。普通人不能发挥自己的本心，所以圣人用通达来使他穷尽奥妙，用变化来达到精微，用复归来完整大道。贤人得到它的，已经很少；普通人得到它的，却不能通达。有人执持一部经典来请教，逐句分解、逐字解释，再三讲说才开始辨明其中意义，终身考察它，能够穷尽其中篇章的，也有人。寻求它的文辞，探究其中的义理法则并依照实行，传述并取其源流，称之为道。若能这样，便是本性并非如此，而是通过学习取得功效。接近这种境界的还可以谈论，距离很远的便无从谈起。学习了很多却不能得到大道的人多得很，所以说：大道的传人难道很少吗？事业成就了，文章流传了，却还没有真正达到大道。对于不学习的人可以如此说，对于普通人也可以如此说。观察圣人的文章就能看出这一点。天的文章有它的神妙，不合乎神妙就会改变时刻。圣人的文章也有它的神妙，顺从它便兴盛，抛弃它便灭亡。天的文章是日月星辰，圣人的文章是《诗》《书》《礼》《乐》。天赋的本性，出生便与大道相合，不在于学习；学习是为了保存这种本性，世人想要保存它，就应当学习保存。《孟子》十四篇，是孟轲的著作；扬雄的《太玄》《法言》，是扬雄的著作；王氏关于贯通六经的书，是王氏的著作。怎样学习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韩氏有文章，但次于下等。若不是生来便知道大道，就会随从世俗，难道能达到这种境界吗？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但还没有完全通达，虽然如此，也不同于世俗之人。仁、义、礼、智、信都可以实行。车头向北却想到燕地，虽走错方向，却没有迷失本性；端正衣冠而坐，不会扰乱威仪。如今代人写文章，华丽却不充实，只把雕琢作为工巧，把声律作为才能。雕琢会损伤质朴，声律会削弱德行；仁、义、礼、智、信中没有质朴和德行就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在于只从学习上求功效，而没有天赋的本性。自己在大道上本来不足，于是用外在功效来补充。如果只喜爱耳目所受的玩赏，君子便不走这条路。君子的玩赏，眼睛一定看正当的，耳朵一定听正当的。文章啊文章，难道可以苟且吗？如果可以苟且，那么《诗》《书》就不必删去其中虚伪的部分了。大通达的人必然会有所小遗漏，小通达的人必然会忘失大的道理。这似乎正与天赋本性和老师功劳有关。小的遗漏不妨碍学习，大的遗忘便不能得到大道。文章是大道的竹签，竹签可以随意制造吗？捕捉工具不好，便会因而有所失。你不厌恶容貌胜过德行，却不厌恶德行胜过容貌。文章不应厌恶辞藻胜过义理，却不应厌恶义理使辞藻增华。义理借辞藻显得有文采，便有可观之处；世人如果以根本来使用文章，只需审察是否合乎正确罢了。有人说：‘小子很有志向啊！这些话说出来不会伤害众人，也不会妨害谦逊吗？’我说：‘登临您的门下，如果不把道理谈到极致，便有滥竽充数、冒昧进见之嫌，同平常庸常之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译《上王学士第四书》柳开拜了两拜。文章典籍产生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天下有道时，便被采用而成为常法；天下无道时，便保存下来成为器物。它总是同时代相伴。通过它可以观察人的德行，也可以观察政治。它随着时代而存在，并不是只在古代存在、在今天便断绝。文章不能仓促写成，它由心智产生，再从口中说出。君子的言语是有尺度的，小人的言语也是如此。把号令玩弄于百姓之上，这样的文字能算文章吗？内心端正，文字便端正；内心混乱，文字便混乱。由内心发出而支配外在，这就是所谓心；在外表现而以内在为本，这就是所谓文章。心与文章本是一体。君子用自己的心去沟通他人的心，双方相合便亲附，双方相离便诱导，都使他们归于善。所以六经用于时代，正是这样。有人说：‘如今的文章不同于您所说的文章，统摄各种事情而没有不涉及的，这又是哪一部经典呢？’我说：‘几乎是苟且之作。对自身只取便利，对事物只略看缓急，并不是可以长久遵守的制度。’有人说：‘这也是自己从内心获得的，为什么不能长久？’我说：‘裁量安排来使用，构造积累来完成，劳费心力向外寻求，并不是由内心产生而发于内。’有人说：‘杂取经史百家之言，勤苦学习并积累运用，难道不是功效很大吗？’ 我说：‘这样就小了。君子的文章简约而深刻，淳厚而精纯。如果想使用经史百家之言，便会混杂。发端于内心而表现得仿佛空虚，最终形成文章，却是从古人那里得到真实的学习；发端于内心而表现得仿佛充实，最终形成文章，却是对当今流俗作虚假的学习。学习古道，是为了施行于今天；寻求空虚，是为了运用真实，有能力的人知道这一点。没有能力的人正好相反。像借用他人的器物，却拿来当作自己的，可以吗？再给它加上华丽的装饰，使它成为虚伪之物，这样的德行怎么会良好呢？’有人说：‘起初如果不喜欢学习古道，您又为什么谈论古道？’我说：‘世人并不是不喜欢古道，只是没有学习古道的能力。人喜欢自己能够做到的，不喜欢自己不能做到的。世人学习当今之文，有能力者尚且都喜欢；假如有人能够学习古道，难道会有人不喜欢吗？’有人说：‘如果这样能够做到，难道就等同于经典了吗？’我说：‘不能。等同于经典，反而会使经典混乱；应当处在下位来辅助经典，扩张它的道。’有人说：‘您的文章是怎样的呢？’我说：‘我有志于古道，却还没有通达。我不自量浅陋，近来献上旧文五份，用来说明我对大道的理解。序是排列我的志向，疏是讽刺事物，箴是约束行为，论是陈述义理。言辞疏略而义理简浅，气质质朴而体制卑下，用于当今不足以作为有道之人的资具，献给他人也不足以成为君子的观赏。’ 这样冒昧献给您，我自己知道过错很大。您如果不摈弃斥责我，时时还能容许我进到门下，那么从今以后，我就更加知道自己的幸运了。《与张员外书》自古以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治理百姓的是官员。官府设置不同品级，任用官员有大小之别。如今在君主、宰相之下，府尹、州牧、县令，都是治理百姓的人。大概没有比县令更亲近百姓的了。府尹、州牧掌握纲纪而已，并不是直接了解百姓善恶的人。府统辖州，州统辖县，县里的政事总归县令管理。县令能够养活百姓，整个县中公事和私事便都不会违背；县令不能养活百姓，整个县中公事和私事便都会混乱，不能得到安宁。即使没有战争和饥荒的灾害，百姓的产业也会失去常规。国家应当选择适当的人授予这个职位。县令的地位虽不如府尹、州牧尊贵，但所负的责任却是府尹、州牧所缺少的县政。唉！近世处理各种事情，大多妨害正道，与前代不同，是因为不懂得治理政事的道理。政事关系到百姓，就取决于县令能否使他们休养生息。政事以仁义忠信为根本，如今有人谈仁义忠信，反而被说成不懂时势、不会变通。这样却想治理天下国家，是很难的。政令越急迫，混乱越多；法令越严酷，犯法的人反而越多。况且政事必须学习以后才能懂得；不学习就不能得到治理之道。不得其道，做事便常常违背本性，也不知道制度应当如何节制。超过限度的人只考虑太过，不及的人只担心有所失。这样一来，大事不能轻率取用，小事不能慎重舍弃；想使政事不失败，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冒充承担官职而居其位的人，百姓兴起讥讪诉讼，自己陷入刑罚，历来屡见不鲜，也实在是合乎道理的。过去圣人著述六经，讲的就是政事，流传给万世，将使后人学习其中的道理并用来治理百姓，并不是所谓空话。人若不做士兵、农民、工匠、商人之类，生来读书诵习而有所成就，便由有关官署推荐而得以做官。如今只互相借助声誉，互相按照阶级引荐，所知的只是苟且求取虚名、窃据职位，却都不考察为学的根本。学习难道是为了设置名位吗？学习是为了治理政事、建立教化。古代学习与名位相联系，所以有的学业有所缺失，有的学业有所成就，然后到政事中试用；能够胜任便进用，不能胜任便黜退。如今全不类于此，所以很少得到良吏。您也都看见了。近来我有幸拜见您，听到您所谈论的话，看到其中治理政事的道理，正合乎古人常常佩服的原则：对国家在上遵从公义，对百姓在下顺应其私情；不畏惧威势而歪曲自己的诚意，不欺凌弱者而妨害政事；公平明智而保存危急者，放宽法令以革除奸邪。因此您在五十年间能够治理有成。百姓事务和官府治理都有善政之名，朝廷称您为贤良县令，天下也只有您一人罢了。大概您是得到了治理之道的人；如果不是通过学习而稍有积累，依靠圣人的《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道，又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您是真正的君子。如今担任县令的人，都不同于您：一是缺少学问，二是失去治理之道，所以不能得到其中的道理。我常想，朝廷中像您这样的人，倘若年老昏聩、衰废而不能胜任重大寄托，就应当把他安置在显贵高位，使所有做官的人都向他请教并尊他为师，学习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询问访问、讨论议论，成就他们的事业，使他们能够施行政事；这样以后，寻求并淘汰那些不善者，便会一天天减少。假如有侥幸之徒，心怀凶恶而粉饰虚伪，喜爱财利而贪求荣华，也就没有办法容许他们置身官府之内了。这样做而官吏不清明、百姓不得安康，是不可能的。国家想迅速得到太平之道，能否善于治理百姓，关键取决于任用什么人。这里把这些话写出来供您观察，那么我这个年轻人对于政事的见解怎么样呢？

译《与范员外书》孟春月的晦日，东郊的柳子对范侯说：‘世上的学者，取法于当今而不取法于古代，虽然名声显赫，事业却不显著；世上的仕宦者，专注于自身而不专注于大道，所以禄位虽然尊贵，德义却不彰明。取法当今，叫作趋附时俗；专注自身，叫作爱好利益。学者把名声看作华饰，把事业看作实际；如果能追求华饰却不能成就实际，就叫作在学习上虚妄，是学问中的下等，圣人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如果既能追求华饰又能成就实际，就叫作通达学问，是学问中的上等，圣人赞许他，我也赞许他。仕宦者把禄位看得轻，把德义看得重；如果只爱轻的禄位而不爱重的德义，就叫作在仕途上放纵，是仕途中的下等，圣人厌恶他，您也厌恶他。如果爱轻的禄位而又兼爱重的德义，就叫作守持正道，是仕途中的中等，圣人容纳他，您也容纳他。如果爱重的德义而不爱轻的禄位，就叫作在仕途上坚强，是仕途中的上等，圣人尊贵他，您也尊贵他。所以我赞许您在学问上通达，写文章总是致力于教化；所以您尊重我在仕途上坚强，处理政事总是致力于治理。教化以仁义为先，治理以忠信为本。’ 仁是保存内在诚意，义是节制外在行为，致力于教化；因此我不能趋附时俗，结果虽然名声不显，事业却显著了。忠是侍奉上位者，信是面对下位者，致力于治理；因此您不能贪爱利益，结果虽然禄位不尊，德义却彰明了。能够趋附时俗、喜好利益的人，没有取法古代而专心于大道的，这难道是小人之徒吗？能够取法古代、专心于大道的人，没有趋附时俗而喜好利益的，这难道是君子之徒吗？小人不能赶上君子的事业，所以名声显赫却不能长久，禄位尊贵却不能稳固；君子不值得取用小人的任职方式，所以事业显著而更加光明，德业彰明而更加显赫。如今的学者取用小人而抛弃君子，所以我常常反过来行事，因而不得不困穷，成为一个行旅之人；如今的仕宦者也取用小人而抛弃君子，所以您也常常反过来行事，因而不得不困顿于一个外郎的职位。我在自身处境上的困穷，哪里值得称为困穷？如果是在文章上的困穷，那才叫困穷；您在职位上的困厄，哪里值得称为困厄？如果是在政事上的困厄，那才叫困厄。何况如今统治天下的君主称为圣，治理天下的宰相称为贤，那么将会看到我自身不再困穷，您的职位也不再困厄。我观察您处理政事，完全得到了专心于大道、致力于治理的道理，这已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您观察我的文章，若发现我还没有完全得到古道，却致力于教化，那么谨将碑铭、箴、疏、论等杂文共十五篇献给您。间或希望您知道这些话并非谄媚，只是我这个愚昧不肖之人与您相比，地位贵贱之间仍有悬殊。《答梁拾遗改名书》【梁拾遗名周翰，开宝壬申年】四月十五日，乡贡进士柳开拜首。我起初名叫肩愈，年纪还很小。我之所以在文章中记述这些，是有来由的。十六七岁时，听到赵先生的言论，他指引我学习韩愈的文章，于是我酷爱并钻研它【此事详见野史《赵先生传》】，所以仰慕韩愈的名声，便取名为肩愈。后来又以“绍元”为字【因为韩愈、柳宗元在唐代借名并称，我想继承柳子厚的事业】，意思是将继承他的祖业，并与贤者并肩。我所撰写的《东郊野夫传》，对此论述得很详尽。传论说：“东郊野夫，是说他以肩并古道为乐；说他以继承祖德为崇尚。”这也说明了小人所作所为，不过如此。自庚午年起，野史已经停笔【共九十三篇，三十卷】，我便在东郊搜取诸经中散佚的篇章来补写。后来又沿用自己的名号，自称“补亡先生”。去年秋天八月以来，我便有了出仕求进的心愿，想凭此向世间求取机会。所以如今把所作文章投到您门下，实在是为了参加进士科考试。私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愿您用言论为我称誉，用力量扶持我，把我与一般士人同样看待。不料您厚待我，说：“你的才能胜过韩吏部。”又赐书责备我没有前来拜见。您说：“如果以肩比韩愈来求取名声，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甚至还指摘韩氏的过失，我恐怕这会使小人更加相信并推崇那些说法。您在古人之中实在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人，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了。然而，像韩氏所撰《顺宗纪》《淮西谏佛骨碑》《罗池》等篇，文章流传至今，事实显明于古代，这些是非难道能够被蒙蔽和诬蔑吗？凡是圣贤，气度大体相同。唐代也曾说韩愈是孟轲一类的人。如今人们也都这样说。又有关于文章最高成就的说法：“元、韩、柳、陆。”可见韩愈也有自己的道。李让夷撰写韩氏事迹，近来又有人传述，都是在指斥这几件事。若拿它们来与您相比，那些都不值得一提。过去先师孔子是圣人，在古今独立无匹。司马迁记载老聃的传记时，也有言辞使老聃显得胜过先师。这难道是说老聃有超过圣人的地方吗？何况其他贤者呢？您认为韩氏还不足以称贤，大概是因为您胜过韩氏，也正如李聃与先师孔子的关系一样。难道不是您的见解与常人不同吗？这能不令人珍重吗？如果您教我改变所仰慕的人，那么我原本已经渐渐改变，并不是还要等很久。我幼年时取名，是因为喜爱并推崇韩愈的文章，所以想与他并肩。如今长大成人，立志所在，是要实行先师的道，因此也将有所更改，所以《补亡先生传》说：补亡先生原来的名号是东郊野夫。他写成《野史》以后，又探究六经的奥旨，后来产生了兼包扬雄、孟轲之学的志向，乐于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名并论述创作，于是改名为“开”，字“仲涂”。他的意思是要在当时开显古代圣贤的道，也要开启今人的耳目，使他们聪明通达。他一定要以“开”作为自己的道路，使古今都由我来贯通，所以用“仲涂”作字，以此表明他的德行。这也是我的志向，不再执着于以“肩”字与韩氏相比。传中又说：有人问：“你以前的名字很美好【这是发难之辞，意思是说你与韩愈并肩、继承先贤】，为什么又要改掉？不如不改。”先生说：“名是用来使世人辨识自己的【人立名，是想让世人在众人中辨认出自己】，义是用来记述自己的事业【名称的由来，要以义理落实到自己的事业上】。遵循善道，而我厌恶停滞不前。我既然已经想与韩愈并肩，又想继承柳宗元，这样就可以了。因此我要把力量推进到道上，而把名字改掉，希望能够达到孔子的境界。”

译这也是我的志向，而且在这里说得更周全了。我的杂记中，文中还有《易名解》，说明我原名肩愈而将改名为开。您由此看来，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从前的心愿，正好符合您如今所说的。您说我的文章能够窥见六经的奥秘，纠正百家的错误，开辟尧舜的正道，弘扬周公、孔子的至高治理，至于管仲、晏婴一类人物以及霸主的辅佐者，都还不足以称说我所包罗的内容。假如我确实有这些才能，难道果真还会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名位而被埋没吗？我再说明自己的疑惑：这究竟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希望您仔细阅读它。此前我献给您的文章中也有《传》【此处“传”是篇名】，名称就在这里。我冒昧接受您的教诲，立即决定改名为“开”。旅舍中喧闹不安，文思无法产生，言语也没有定准；我急着向您报答致谢，请不要责怪。《河东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六，宋代柳开撰：《答陈昭华书》。承蒙您知晓我，又过分听信并称誉我的言论；我自己想来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因此写信回答您的询问、请教和议论。您思考圣道是对的，但您从我这里取得的见解，我还不敢确切地认为完全正确并接受。不过也不敢白白浪费您的言辞，完全不作说明，以辜负您的期望。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算人？回答说：学习做人之道的才是人。不学习，即使形貌、衣冠像人，也不能称为人。雕蹄凿齿、居住在四方之外的人，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和风气与中原并无不同；不知道学习，正是他们不同于中国人的地方。学习要逐渐积累，渐进就会前进，停止就会退步；田里的禾苗长出来，繁茂成行，到秋天才结实，这就是渐进。远方的道路，开始时只走出庭院门户，时间久了就能到达远方。问：将要向谁学习？答：跟从老师，由朋友帮助成就自己。老师，是传授道的人；没有老师就无法纠正自己。雕琢玉石必须找工匠，器物经过精细加工才能完成。学习好比玉，老师好比工匠。老师技艺不精，玉就会毁坏，器物也不能制成。七十弟子就是这样学习的：得到老师，便拜师并就教于他的技艺。渡过大海，要依靠巨大的船，才不会沉溺；学习大道，要得到君子的引导，才不会迷失。问：哪里能见到君子并向他学习大道呢？答：君子在世，就跟从他；君子不在世，就学习他的书。书，是君子精神积累的成果，也是保存完整的遗产。人虽死了，德行和学说仍然存在。君子在世，就依循他的教诲；有所领悟，就能有所知晓；通达以后，就能施行。土地耕种便可以收获庄稼，书籍熟习便可以掌握学问技艺。庄稼因此种植成长，技艺因此建立起来。用力勤奋，收获就会加倍；用心勤奋，就能通晓深奥的道理。磨利斧子再砍树，树木砍倒了，斧子也更加锋利。金属本来就能克制木材，用心本来就能产生人的行为。自己修养行为，就能知道君子的行为。行为，是君子的首要条件；没有行为，就没有君子。君子的行为落实在自身，作用施于他人；能够使他人与自身相合，就达到了这一点。行为完备而源自道，道是君子行为的根本。用德来规范，用义来使之合宜，用仁来使之施展，用礼来使之完成。这就是所谓正道。问：读书而想使自己的道归于正，应当取法什么？答：取法经书的正道。道并不平坦，所以值得终身取法，也终身不能穷尽它的道理。圣人的经书真伟大啊！问：诸子之书有百家，都是书，为什么唯独称经？答：百家好比鸟兽，经书好比龙。鸟兽潜伏在树林草泽，各自繁衍并保全性命，有的有毒，有的凶猛；龙飞翔在天空，神妙地变化着！它降下丰沛的甘雨，滋润下土；春夏若没有它，万物就会枯槁，阴阳都要依赖它。观察宇宙，就知道经书在其中的广大范围；诵读经书，就知道诸子百家的说法是混乱的。老氏、佛氏一类学说从西方兴起，西方自以为教化已经达到极点；到了中国，却没有一种能超过父子、君臣之道。他们不知道经书的道理；如果知道经书，老、佛的教说又怎会存在于西方之外呢？诸子百家以及老、佛一流，老、佛的学说能够迷惑人，所以小人奉行它。百家使道混乱，老佛使人迷惑，圣人的道便在世上无从容纳。霜降以后，蒿草和莪草枯死，松柏却茂盛；圣人之道得到施行，百家就会散失，老佛之说就会衰亡，经书的道理便会显明。驾车奔驰，如果不走在宽阔大道上，就会在险路上翻覆跌倒，所以不能通行于中原。问：“您学习是为了什么？”答：“我向经书学习。”问：“经书在这里，那么得到的是哪一位圣人呢？”答：“得到的是孔子。”问：“孔子的道，您都能得到吗？”答：“不可能全部得到，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就像饮用河水，只能喝到填满肚子的量；像背向冬日取暖，也只能照到面部和身体罢了。”问：“您是在言语上得到它，还是在行为上得到它？”答：“只有行为而没有言语，就流于质朴；只有言语而没有行为，就属于欺诈。” 与其欺诈，宁可质朴；但如果只有质朴，又不如宁可有些言语。实行他的行为，采用他的言论，言语和行为相互完备，这样才可以称道。我起初不敢期待别人了解自己，只想考察自己是否可以，于是把自己纳入圣人的道路中。也不敢说自己能够立即达到这种境界。我原本只想学习写文章，希望进入古代著述家的领域，摆脱浮华靡丽，求得其中一二分伟大之处。等到出游以后，结交各方人士，得到几位君子的赠言、褒奖和深厚爱护，竟使我敢于自比孟轲、扬雄、韩愈一流，哪里敢希望真能达到这种地步呢？我常常怀着惶恐，责备自己竟有这样的念头。况且圣人的道蒙昧已经很久了，孤立而且再次面临危险，哪里足以胜过释、老、杨、墨众多学说的危害呢？孟轲、韩愈尚且不能各自排斥其中两家，何况我又怎能同时排斥它们？这只是显出我不自量力的过错罢了。您给我来信，又转述几位君子的话，使我将如何自处呢？我不能不对您说明。担心这件事更加严重，也担心几位君子和您虚妄地称誉我，所以请您姑且观察我的道吧。

译答臧丙第一书 您赠给我的书，言辞和意旨都很正确。然而我并不谦逊退让于您，因为我所守持的，并不是自己的私见，而是先圣人公开传授的道。因此我可以直率地说出真诚的话，而不向您道谢。您所说的话，已经止步于古道，内心也止步于古道。止于古道，就是出于公心。既然取得了公道，怎么能因私情来责备我呢？我读了您的书，明白了您的心意，使我内心明亮而不再迷惑。您确实是一位君子啊！您能够得到这种道并实行它，就会一寸一寸地每天前进，安稳而不断地时时奔驰，将会看到您来到我的门前并进入其中。进入我的门，就能达到圣人的堂奥，窥见圣人的室家，这才叫您真正通达。达到这种境界本来很难，您应当勤勉而慎重地对待它。我今天能够达到这里，起初正是由您的道路引导而来。您若能如此，我才可以一一向您说明。唉！圣人的道，是在适当的时候传下来的。三代以前的事，我能够知道；三代以后的事，我能够论说，关键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它掌握并实行，用来教化天下，这本来是您和我都知道的，不值得再烦琐言说。从前先师孔子，是大圣人，胜过尧、舜、文、武、周公一类人。周代的德行已经衰落，古代的道将要断绝；上天极其仁慈，爱护百姓，不忍看礼崩乐坏、天下像禽兽一样，于是让我们的先师出生于民间，把圣德赋予他，却没有把君位赋予他，这也是上天的意旨，难道没有缘由吗？赋予他圣德，是为了使它广泛流传于万世；不赋予他君位，是不让他被拘束在一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拥有君位，他们的功德虽覆盖当时，但流传到今天仍有缺漏，这就是说依靠政权施行的影响不能长久。唯独先师孔子拥有圣德，却没有参与当时的政权，他的功德反而覆盖今天的百姓，这就是说依靠书籍保存的东西能够长久。先师孔子的书，您都曾经读过。后来圣道逐渐衰微，杨朱、墨翟交相扰乱，圣人的道又将坠落。上天极其仁慈，委婉而必然地顺应时势，不可能再次造出像先师孔子那样的人，于是让后人知道圣德有尊卑、道统有次序，所以孟轲出来辅佐圣道，用言辞排斥异端，圣人的道才又保存下来。孟轲的书，您也曾经读过。孟轲去世以后，圣人的道在秦代遭到焚毁，在汉代又被黄老之学取代；上天知道谁是正确的，于是再次降生扬雄来匡正它，圣人的道才重新显明。扬雄的书，您也曾经读过。扬雄去世以后，佛教在魏、隋之间兴起，错误混乱纷纷出现，彼此把它们当作教化；上层煽动这种风气，使它流传到下层，下层承受这种教化，又反过来毒害上层，上下相互蒙蔽，百姓像鸟兽一样。圣人的道陨落得仿佛消逝，没有人能够扶持它。上天愤恨这种惨烈局面，正道不能胜过邪说，于是再次降生王通来阐明圣道，却没有让他的声名显耀于天下。过了一百多年，又使韩愈迅速登上这个领域，以文章广泛开辟，圣人的道才在唐代重新壮大。王通的书，您也曾经读过；韩愈的书，您也曾经读过。这几个人的书，都是阐明先师孔子之道的，难道只是空话吗？自从韩愈去世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如今能够成篇作文，也是想继承并恢复先师孔子的道。不知道这是上天使我出世吗？还是我窃取了圣人的器具来占据这个位置？若是后者，我有什么德行能达到这种地步呢？您说得很好，认为我得到了圣人的道，那么从前那几位也都可以达到。想要达到他们的境界，难道我还能忍心只跟随当今的著述家吗？当今的著述家不足以用来观察圣人的道。因此，我的书，您也曾经读过。您若能这样期待我，我哪里敢轻率地写信答复您呢？答臧丙第二书 您再次赠给我的书，我读后值得反复诵读三遍而叹息。唉！圣人的道果然在我这里了。我从梁地回到魏地，跟随我的只有三个人；请教我并尊敬我的人，与过去几位依附我门下居住相比，也不如您对我的爱好。您屈己以求道，言辞胜过我，又将这些推而广之，使我真正受到感动。若不是贤能而有文才、合乎义而有勇气，哪里足以用这些话来征验我呢？在已经很高的地方加以增益，在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即使古人也难以做到。您的话确实很多。您尤其能够取法古人，就从六经中取法。六经的辨析，文章兼有政事，能够完成实际功用，简明地施于人，其功效扶助当时。您得到这些，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善行，而是取来让给别人；所让的若不在人，必定就在道。您对我所说的话，果然落实在道上。您谦让其辞而取其道，我足以胜过您所取的东西吗？您从六经中取法，确实正确。您把言辞归于我，我只应当答复其中正确的部分罢了。文章取法古代，就充实而有文采；文章取法当今，就有文采而没有实质。有实质又有文采，才叫经纬人世的文章，其中包含政事；有文采而没有实质，就不是经纬人世的文章，其中也没有政事。其中没有政事，就不足以用来观察治理天下的道理。六经的文章各自包含政事，但得到它并能实行的人很少；从来没有不得其道而能够实行的。我对于文章，有时也能得到并实行它。您如今取法于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有所成就，而是要考察我的实质究竟能不能实行。因此我知道您爱护我，根本在于道。由于得到您的帮助，我的道更加光明了。文章希望取法古人，我心中对此已经坚持很久；舍弃那些辞藻，便不足以再说明我的意思。您说：“您应当谨慎郑重地对待它，使我在古人面前尊贵；恭敬而修治它，使我专心于道；勤勉而实行它，使我在教化上用力；谦逊而守持它，使我的德行完备；谦下地谈论它，使我在言辞上保持警惕。”如果在当今文章上自夸，就会成为世人的罪人；如果在古代道义上自夸，那就是向世人宣示教化之道。诽谤若来自小人，我不在意；若来自君子，那就是您的话，也不能说我已经成为古人。您赠给我的书，情意不断增长，仿佛言语还不足以表达，大概是因为忧虑圣道。世人从这种人那里得到什么呢？我从这些话中又得到了什么呢？唉！我不再忧虑文章会在当时受困了；即使将来受困于时势，我也有您的名声相伴。如果您不在这件事上帮助我，那么我的文章和道，哪里能够在先师孔子面前显明呢？这些话是我对您说的。您不要嫌我言说太多；只要您时时从我这里有所听闻，道就有幸了。难道这只是使我自身获利吗？

译答臧丙第三书 谁说您不仁？我不相信。顺从于言辞而在道义上有力量，在能力上完备而对人公正；尊重我的真诚，能够做到这些就尽善尽美了。您若真这样尊重我，那么您有三层说法。第一次对我说：“您已经通达古文了，可以登上圣人的殿堂，将要进入内室。”第二次对我说：“您的文章很像古代圣人的文章，只要不自夸自耀而招来诽谤，就能与先师孔子的文章并列而显扬，也不会被废弃。”又对我说：“您已经成为宋代的夫子了。”这样看来，您对我的称誉已经很深。言辞虽从小处说起，却渐渐达到大处。这就是所说的顺从言辞；义理止于古道，这就是所说的在道上有力量；把晦暗的东西用于显明，这就是所说的能力完备；把真诚推及贤者，这就是所说的对人公正。若说您不仁，我是不相信的。我没有才干，德行也没有完全达到这里。假如我虚假地抬高自己而接受您的言论，若让几位先生击鼓攻击我，我哪里能远避他们呢？如果您的话有可疑之处，我也只能再作说明。我说：“圣人的道果然在我这里了。”您对此疑惑说：“圣人的道，果真在你这里吗？果真不在你这里吗？” 圣人的道如果果真不在我这里，那么我写文章为什么不取法当今，反而取法古代呢？专门写关于政事治理的文章，正是我从世间独自得到并实行的。圣人的道不谋求个人私利，不曲从自己的意志，而是顺从众人；能够做到这些，难道还不能说它果真在我这里吗？再看那些学习圣人之道的人，谁会说圣人的道不在自己这里呢？他们会说：“果真在我这里。”圣人的道，靠学习而知道，不能说是自得；生来就知道，才可以说是自得。靠学习而知道的人，都是跟从老师才得到它，只是所得不能完备罢了。我所得的并不是跟从老师，也不是从一般学习中得来，而是喜好古道，成年以后勤勉求道。何况如今的人沉溺于华丽奢侈，奔逐于权势利益，只知求取自身利益，能够求身而忘道。我若跟随当今的老师去学习，也会随之被他们同化。若把这种学习当作真正的所得，岂不是显得轻视圣道吗？如今的学习者依附圣人之道，很少能周全通达；如果所学不在圣人之道，就不能称为学习。能够学习古代圣人之道，那么圣人的道也就在今天学习者的道中。我不是从一般学习中得到它，所以说它是“果然”在我这里。所以我自己说得到圣人的道，并不说是从学习而来。若我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就不会自己说“果然”得到。又如孔子，是周代的大圣人，生来并不知道自己就是圣人。孔子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大圣人；如果真不知道，又何必说：“文王死后，文不就在我这里吗？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啊！”孔子难道是因为自知为圣人，才这样说吗？他当时若同人争夺一国的职位，即使只求保存俸禄、施行教化，也未必不能治理天下；但当诸侯争霸、圣德不能宣扬时，他只是被衰败的时代所困。上天如果给他以时机，孔子的地位难道只会达到一国吗？他的教化难道只会治理一世吗？他将使尧舜垂衣而治，只不过像驾车一样容易罢了！他删定《诗》《书》，制定《礼》《乐》，赞述《易》道，修订《春秋》。孔子知道自己的道不能在当时实行，所以把教化保存其中，这就是圣人的事业。后世学者写一篇文章、撰一部书，都失去了正当职责，只崇尚辞藻，不能懂得圣人著述的用意，又怎么能超出《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外呢？运用它们的文章并实行它们的教化，本来就是如此。圣人的道，难道还要重新删定、赞述、修订《诗》《书》《礼》《乐》《大易》《春秋》吗？这样说来，圣人的道果然在我这里，只是思考怎样实行他的教化罢了。所谓教化，就是道德、仁义、礼乐、刑政；遇到合适的时机，就掌握它并实行它，使天下受到教化；没有合适的时机，就致力于彰明圣人的德音，兴起并保存他的书，使它不致坠失。何必再删定、赞述、修订呢？何况经过圣人之手的经书，文章没有不完备的；文章如果不完备，就不能成为天下的法则，哪里足以称为圣人之作呢？我说圣人的道果然在我这里，并不在于重新删定、赞述、修订经书，而在于这些事情。您说到这里，只是被辞藻拘束而有所失误。您若认为我是宋代的夫子，也正在这里。天下人若知道我能够做到这些，也会像您这样称说我；否则就是欺骗您，也是欺骗天下。何况圣人的道不能被人虚诬；假如可以任意诬称，那么三尺童子坐在儒学宫中，戴着端正的帽子，统率百姓让他们以师礼侍奉，说：“圣人的道就在这个人身上。”这样欺骗，能相信吗？孟轲得到圣人之道，难道在于重新删定、赞述、修订六经吗？扬雄得到圣人之道，难道在于重新删定、赞述、修订六经吗？韩愈得到圣人之道，难道在于重新删定、赞述、修订六经吗？圣人的道，是孔子删定、赞述、修订的；上天把圣德赋予孔子，这种境界不可攀比。孟轲、扬雄、韩愈，有的使圣道的端绪重新显露，有的使圣道的文章重新明白；他们承接孔子之后，各自驾驭辞章，各自成书，用来辅助六经，这就叫得到圣人的道。他们确实得到了；三人并不是从一般学习中得到的，何况圣人的道也不是靠一般学习便能取得的，得到它就叫“果然”。我私下把自己比作三人所做的事业，说圣人的道果然在我这里，也不算过分，也不在于重新删定、赞述、修订经书。又如把六经让给仁者，而不让给不仁者，您的话确实正确；我即使巧加文饰来掩饰自己的错误，难道能拒绝您吗？您把这些称许让给我，即使这并非最高的仁德，也不会使您的谦让受到损害。谦让别人并不容易，接受谦让也同样困难；谦让失当，就是不了解人；接受失当，就是不能估量自己。能够了解别人，能够估量自己，这才叫君子，也才叫智者。您对我的谦让没有失当，我接受您的谦让也没有失当。至于您说不要自夸自耀而招致诽谤，我恭敬地接受教命，怎敢不听从？不过其中仍有疑问：言辞难道能够停止吗？如果所谓诽谤不分君子、小人都招来，那么君子与小人的道路就相同了，又怎么辨别他们的等级呢？

译如果君子读我的文章，诽谤将从哪里取得根据？如果小人读我的文章，认为我在当今人面前自夸自耀，便要兴起诽谤；但我本来不是凭文章向当今人夸耀，而是要凭文章向古代的道夸耀。向古代的道夸耀，就是努力教化百姓；君子真诚地信受，小人也归附，那么诽谤逐渐产生，又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是凭文章向当今人夸耀，那就不在于古代的文章，而在于当今所崇尚的文章：轻薄淫靡、奢侈浮华，张扬虚假欺诈，苟且迎合时俗欲望，求取顺从自己利益，这才足以招来人的诽谤。何况我的文章不在这些方面，既不求利，也不顺从欲望，那么小人读它，凭什么说我在向当今人自夸？诽谤便没有理由产生。如果君子和小人都不可取，本来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可谈的呢？如果按照尧舜的道理，君子和小人都受到德化，不能兴起诽谤，诽谤又从哪里来呢？在桀纣的时代，君子和小人都受其恶政侵害，若能兴起诽谤，诽谤便有了由来。受到尧舜之德，先施于君子而后及于小人；若只有君子得到而小人没有得到，就不能称为完备的德，又哪里值得兴盛呢？受到桀纣之恶，也应先及君子而后及小人；若只有君子受到而小人没有受到，就不能称为完全的恶，又哪里足以导致灭亡呢？君子既然受到德化，何况小人呢？君子既然受到恶政侵害，也何况小人呢？如果把我的文章与统治天下的君主相比，那当然还有很大不同。统治天下的君主，把善恶的责任归于当代，把存亡系于一时；只有文章和道，要观察时势而实行，观察时势而收藏。时机能够实行，就在当代得到任用；时机不能实行，就留给后代。又怎能拿它与尧舜、桀纣比较等级呢？孔子对于周代，从未听说他在当时能够得到任用，反而被时代困厄、被世人毁谤，这您本来也是知道的。假如只是因为畏惧君子少、小人多，那么就是君子的道路穷困而小人的道路胜过它。如此看来，君子不如小人就很明显了。何况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存在，难道君子不能成就自己的声誉，而小人偏能传播诽谤吗？若真如此，君子反倒成了小人的末流。我所说“诽谤来自小人”，是说时势不能使道实行；“不取于君子”，是说君子知道圣道也有屈伸。何况我的才能难道能没有可供小人诽谤之处吗？时势如果不能使道实行，道就不能施于天下，小人的诽谤也不能流行；时势如果能够使道实行，也不依靠几位君子的称誉，道同样会实行。君子不能称誉，小人也不能诽谤。任用与舍弃归于时势，称誉与诽谤归于命运，这就是圣人的通达原则。您忠告我，忧虑诽谤，担心圣道；我以前已经把这些话告诉您，也不敢用虚假的辞藻来拒绝您的教诲。您如果闭口不言，又何必轻易抛弃圣人的道呢？既然言辞可以反复说明，所以我特意答复。若想避免诽谤反而招来诽谤，那就错得太厉害了。假如我不知道您的道德高于这些，那么还会说您勉强我而使我招致诽谤，那我实在就是小人了。我前一封信，您应当再思考。如果思考后还有可以答复的地方，就等候您以后再来信。您对我的劝戒，我哪里忍心违背呢？所以再次写信答复，按义理不能停止。若不是您的德行宽广、学识深厚，也不足以如此。您前面所说关于我的三层称许，我恭敬地听从，并谨慎珍爱它们。唉！整天讨论圣道，并非不用尽心力；至于其中的是非得失，从今以后我更加寄望于您了。我不敢虚假，也不敢诬妄。

译代长兄致王舍人书 某月某日，某姓名谨向执事上书：我天性和见识愚钝低劣，只能通晓经书、掌握大义而已；但对于时事，也还知道其中一二，所以知道执事是文章的宗主。后来的儒生困于这条道路而不能振兴，假如能够进入您的左右，您若哀怜并顾念他们，那么还何必担心长久困穷呢？我更加想到这一点，早晚不敢废弃，并不是因为文章，而是因为难以求得执事的帮助。我又不懂文章，实在想进取却不能进取。想找人代为措辞，又听说执事不把私下请求托付给别人。因此经过很长时间，辗转未能完成，便把这件事告诉小弟，让他替我叙述志意写成文章。小弟拒绝后又说：“兄长还年轻吗？想在执事面前求进，是在谋求恩遇。若不是技艺专精、学问深厚，才华丰足、智慧深广，谁敢希望来到他的门墙之前呢？”况且执事的文章，横贯天地，冠绝古今；若不是司马相如、扬雄一类人物，就没有人能超过您。自以为薄弱鄙陋，哪里承受得起为此措辞，以此求见如此之人？恐怕想求怜悯，反而得到责备。不如直述事实，使言辞质朴，告诉执事说：“我十三岁时，从胶东胡先生学习《尚书》，每天诵读千百字，同时通晓大义。” 过了两年，又学习《大易》。学习功课时，就像开始学习《尚书》那样，即使夜里睡觉、早晨吃饭，也没有停止过诵读。精研学业以求达到极致，不敢自负。到十七岁时，向主管贡举的官府求取贡士资格，一次考试五次登场，超过同辈；虽然没有考中，却也从不惭愧。第二年又参加贡举，比第一次多进了一步，却被那些已经取得进身资格的人嫉恨为仇。从此以后每年参加有司考试，两次登上名册，却被天子黜退；我知道这是命运，也是时势，不敢怨恨。二十五岁时，遭逢父亲丧事，在家守丧。三年后，又请求参加贡举，恰逢执事主持文衡并总理其事，我实在把希望寄托在执事身上，以为您能够振拔我的困厄。结果又没有成功，我愿意接受在执事主持下被黜退的命运；当时我很是悲伤，想这是不是自己没有专心于技艺？是不是自己拙劣而不能趋合时俗？是不是自己在人事谋划上有所失误？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去年又参加考试，也被有司黜退，退下来后自己努力，最终仍没有成就。七次参加，七次失败，年纪已经三十岁了。我想放弃此事而休息，甘愿埋没在圣明时代。今年秋天，恰逢执事暂代治理本州，振兴并养护困顿危险之人，我又想到此事而高兴，或许能够得到执事的幸运帮助。按照古人三十岁立身的年纪，我也还不算过晚。所以昨天和众人一起求取举荐，至于这次能否进取，还不知道究竟如何。唉！将要说这些话，先已经哭泣了。家境已经贫困，父母将要老去，我自己也很年长了，俸禄离我太远了！天啊，天啊！我犯了什么罪，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这样，执事再不加以怜悯，我将从哪一扇门前盼望得到您的恩赐呢？所以我对执事的期望并不是虚妄的。我小时候就知道执事的声名，诵读执事的文章，直到远近之人都说：“执事终究会成就大业！”等到渐渐长大，见识到执事的容貌，执事终于被任用并在朝廷登上官位，当时人们都说：“执事虽然已经被任用，却还没有显贵；不久将进入制阁，掌管文闱，登上更高的台阶。”近年我随贡士参加考试，果然在执事选试之中；我虽未被执事录取，人们却说执事的升迁，是因为真正得到了贤才，纷纷说：“执事还不止于此，天子一定会把重大使命托付给您！”如今果然治理河朔这个大州，使千里之地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气，我有幸列在贡士之中，承蒙执事选拔举荐，众人又都说：“执事将来一定会做天下的宰相！”此后便能施展伊尹、周公的大谋，振扬尧、禹的德音，使万物生长繁衍，人人都期待承受您的恩德。我由此想来，想到自己的身世：出生在与执事同时的时代，幼年便知道执事的圣贤，长大又见到执事的荣盛安泰，近来又列入执事的选试之中，如今承受执事的举荐，实在是极大的幸运！执事将来一定会成为宰相！因为这样的舆论一再出现，而且都能应验，所以我知道如今众人的话果然不是虚妄。假如我希望在执事做宰相的时候得到恩遇，届时盼望您的帮助，时间虽不算晚，我实际上也能免于穷困了。只是那时就晚了！如今正当执事主持贡士名额之际，众位士人如果垂怜并振拔我，使我有所成就，那么等执事做宰相时，把恩惠转移到这里，就已经实现了。兄长只需记住这些话。若这些话能够传到执事耳中，您若垂听而不怪罪我，又何必借助文章来求见呢？我高兴得不知该怎样做，只是直接写下这些话呈献给执事；倘若您读上三四遍仍不厌倦，即使加以责备，对我也已经是恩德了。

译上符兴州书 我的性情十分孤僻，气质也很古朴，不因细小的行为而使内心受牵累。我奔走四海之间，求寻知己，最终没有一个人。回到乡里后，病情日益加重，常常躺在草堂下面，自称“野夫”。我其实并不是野夫，只是不能苟且地与时俗之人相拘束，以致放纵自己的心志，所以才这样称说。每次带着酒经过集市，市人便注视我，认为我是狂人；傍晚到田野中去，农夫就惊视着相笑。这是魏地的人不认识我，不知道世间还负有不受拘束的才华。我也不责怪他们；如果处在上位的人对此有所关涉，我才会在内心感到迷惑。所以如今仰望执事之门，写信来说明自己。虽然我卑贱地只是布衣，但料想执事一定不会因此加罪于我。何况执事喜爱善人、进用贤才，奉行仁德、践行义理，不因富贵而骄视万物，不因功勋显赫而欺凌有才能的人。况且九州广大，百姓众多，都有这样的处境，难道只有我一人吗？身居下位而不求有所作为，等事情过去以后自我悲伤，时机失去以后自我责怪，也就不远了。我曾经半夜不能入睡，事情使内心愧疚，眼眶全都湿润，最终很难自我控制。这并不是因为急于吃甘美食物、穿鲜丽衣服，也不是为了求取官位显荣。何况冬天一件皮衣就能温暖一年，早晨一顿饭也能使一天饱足，没有亲爱之人离散远别的痛苦，也没有四肢瘦弱残病的疾患。只是他的学问已经成就，却不被世人任用；道理明白，却不能遇到时机施行，岂不是白白以孔子为老师、以孟轲为朋友，以扬雄为齐名、以韩愈为并肩了吗？自己想想，他所守的道，难道反而还不如各种工匠和卑贱百姓吗？况且工匠有一项技艺擅长，百姓有一门本领高明，众人便都会聚集到他们家中，求取他们的力量。那运斤成风，是匠人的本领；射箭能命中靶心，是普通人的能力，尚且都能得到使用，出售自己的价值，炫耀自己的技艺，夸示自己的勇力，那么谁不想争相来到他们身边，看看他们的才能，以满足自己的心意呢？至于我，口中诵读古代圣贤的书，心里记取古代圣贤的法则，在世上做事，为百姓辨明善恶，却反而和世俗同流，天天受到极力诋毁，像这样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然而江湖可以任意自放，林泉可以自得娱乐，我仍然眷恋这里而不能离去，是因为上有圣明的天子，贤能的执事在此；回头再想，如果上天赐给我机会，让我在一朝一夕之间主持斯文，教百姓归复古道，那么我心中还存有万一的希望。如今执事听到这些话，难道忍心不察看我的言论和行为，爱惜我的人而珍重我的道吗？实在只希望执事稍稍给予我奖掖和礼遇，以慰藉我微薄的心意。上王太保书 用兵，凭借欺诈取胜，以奇兵制胜，以谋略先发制人，以勇力巩固战果。这四点，是不败的道理。柳开生长在河朔之间，除了读书作文以外，喜欢探寻前代兴亡成败的事迹。从小又常听先父每每谈论，庄宗直到晋、汉之间，和北方敌人交战的事情，件件都像在眼前。柳开今年夏天随军运送粮饷，向北抵达涿州，观察北方敌人的用兵方法，竟都和从前先父所说的一样。考察我朝的将领士卒，却已经有所不同。自从朝廷中周世宗攻取淮南、收复秦凤，太祖皇帝攻下荆湖、击破西川和广南、灭吴，皇帝平定晋以及吴越、瓯闽以来，三十年间，军队出动就取胜，谋略一发动就成功。如今朝廷的兵虽然多，将虽然众，但他们争取胜利的方法，看待北方敌人，还像看待吴、蜀、晋、楚的军队一样。因此柳开说他们有所不同，实际上却失去了取胜的条件。北方敌人不是吴、蜀、晋、楚之类的军队。用兵没有欺诈，就不能达到他们的心计；出兵没有奇谋，就不能抵挡他们的众多兵力；行动没有谋略，就不能防备他们的奸计；交战没有勇气，就不能抵御他们的力量。轻视他们而对待，简单草率地行动，并不是有利的做法。北方敌人从祁沟之战到现在，已经进入数月；他们追赶我军而返回，是乘胜而退；想到自己的土地被侵扰，又积蓄着怒气。乘着胜势又积蓄怒气，如今他们一旦到来，必定会挑选精锐敌骑，全部率领部众，决然进入我国境内，气势一定非常锐利。刘、李不能坚守营垒、清理野外，做好防备而避开敌锋，不是善于知晓将领之道的人。譬如凶猛的野兽，有人触犯了它的巢穴，退去时一定会咆哮、抓挠、撕咬，肆意伤害其他动物。在这种时候，还不能制止它的横暴狡猾。如果等到它的怒气发泄到极点以后，再顺势谋划对付它，就容易了。如今听说北方敌人还在瀛州境内，依柳开推测，他们这次前来，难道肯向北退去吗？敌人派遣间谍南下进入深州、冀州，是先行侦察。不要因为他们寂静无声，就认为他们已经休息了；这正是正在谋划进攻的表现。不要因为他们安然不动，就认为他们已经停止行动；这正是在窥伺可乘之机。如今明公奉命前来，禁军也将到达，柳开想请求等军队到这里后，立即全部出动甲兵，多打旌旗，缓慢向前行进，到达府城以北的属县一带，就大声宣称大军数十万相继而来。夜间就多点火把、击鼓，张扬军势，同时请分兵两路行动。北面的城邑和军队听到后一定会增加士气；如果敌人有向南窥伺的心思，听到这些必定不敢轻易进兵。如果敌人本来没有向南窥伺的打算，这次行军不远便返回，也不会对我方造成损害。何况黄河以北，郡县接连不断，百姓居处相邻，户数将近百万，听说王师大举到来，他们的心情难道不会立即安定吗？等过了十天，听说城池已经修缮完毕，北方敌人没有进兵，就请明公审度形势，请求圣驾巡幸天雄军，驻跸之后再进军，逐渐抵达贝州、冀州，以声势援助边地。如果敌人退回河朔，边境平安无事，那么击退敌人、安定边疆的功劳就全部成就了，这也是明公的功业。柳开只是儒生，议论军事，不懂得长远宏大的道理，冒昧轻率地写下这封启奏，实在非常惶恐。柳开再拜。《河东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河东集》卷七，宋柳开撰：《上窦僖察判书》后二月五日，柳开再拜，谨向执事奉上这封信。如今所谓进士，天下有几百人？凡是能够通过有司选拔的人，凭借的道路有三种：没有才华、没有力量、没有智慧，就不能列入其中。这三者只要能用上一种，都是取得名声的好条件。才华居上，力量次之，智慧又次之。在三者之中，如果还能兼用其中两种，那么声誉和官位俸禄就都不会失去。能够三者兼备的人，自古以来就很少。所谓才华，就是文章；所谓力量，就是权势；所谓智慧，就是朋党。文章的作用，坚固如金石；权势的关键，迅疾如风雷；朋党的依附，紧密如胶漆。士人有的学问深厚、品行广博，文辞古雅、道理周备，光明昭著足以不使自己的光彩昏暗，操守坚定足以守住自己的节操，这样的人来求取名声，有司果真能够避开其中以智慧谋划的吗？如果是这样，求取名声的道路确实有这三种。然而凭才华取得名声的人，有赞誉而没有诽谤；凭力量取得名声的人，有诽谤而没有赞誉；凭智慧取得名声的人，诽谤和赞誉都一起消失，反而没有什么声闻。为什么呢？才华使众人折服，力量使众人愤怒，智慧使众人和合。他们用来求取名声的手段，也各自随着世人所崇尚的东西而来。能够凭才华取得名声的人，他的行为通常持久，所以日子越久声誉越增加，事业越加修明而官位越高，因此说是上等，像金石一样。能够凭力量取得名声的人，他的行为通常猛烈急切，所以开始或许兴盛，最终却会衰败；事情虽然成功，德行却败坏，因此说是次等，像风雷一样。能够凭智慧取得名声的人，他的行为通常安静，所以时局平定后，道路不断进步；没有人察觉时便逐渐消退，因此说是下等，像胶漆一样。在朋友之间，凡是参加有司选拔的人，柳开常常把这些话告诉他们。那些求取名声的人，在得失方面没有谁能逃脱这三种情形。有的人三种一样也没有，柳开见到他们来，私下便感到害怕。柳开本来住在魏地东郊，著书来教导门下弟子，原本希望终身如此。不幸近来，父兄因为家贫，命我求取俸禄来养活家人；朋友因为时运通达，勉励我赶快出仕，以专心于道。因此我束起衣带，戴好冠帽，整理篇籍文册，想在士君子之列求取名声。退下来自己衡量，我在时势中的处境，正是这些人所常常害怕的情形。说我是有才华吧，文章却不合世俗；姑且说我是有力量吧，权势还在百姓之下；若说我是有智慧吧，我在世务中又没有朋党。像这样去求取而希望得到名声，难道不艰难吗？有人说，你可以跟随别人去寻求施展才能的机会，判断自己的得失。于是柳开向北而行，这次来是希望拜伏在执事门下，求得执事的知遇。进退取舍，全听凭执事的命令。所以写下这封信，冒昧把它作为献上文章之前的引荐。《上窦僖察判第二书》后二月十七日，柳开再拜向执事说：从前楚国人有一块珍贵的玉，怀藏了很久，世上没有人能够识别它的价值。有一个知道秦国公子喜爱奇珍的人，便来拜访他，愿意把玉献上。秦公子说：“我非常珍重你的玉，只是我家实在贫困，不能够满足它的价值。不过我认识一家大富人家，可以把它卖给他们。我替你向那家人说合。”楚国人听从了他，富人家用丰厚的价钱买下了这块玉。后来命工匠把它制成器物，拿到世上，世人都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宝物，都说：“这块璞玉原本是楚国人所有，有秦国公子能够识别它，某富人家才得以拥有它。”直到现在，它才因此在当时受到珍贵。起初如果不是秦公子的力量，楚国人虽然拥有它，也无法把它卖给世人；富人家虽然存在，也无法买到这件宝物。柳开私下斗胆拿自己来相比：虽然不是奇特而精通博学的才士，但想要在普通流辈之外有所不同，这一点柳开还是有的。只是世上很难得到了解我的人。我听说执事贤能，所以远道而来，希望执事像秦公子那样识别人才，并给予助力。执事如果不能亲自把我推荐给合适的人，就请执事向其他能够尊重士人的人说起，也可以有所收获。将来如果柳开能够在世上有所称誉，品行道义或许立足于一时，文章或许流传万代，众人一定会说：“柳开的才能，确实如此。” 他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一定会说是执事的缘故。使某人得到柳开并让他出自执事门下，这功劳或许就在于此。如果不是执事，柳开即使与众不同，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呢？某人即使想求得贤才，又怎么能够知道柳开这个人呢？如果这样，那就和楚国人的玉没有区别了。将来称赞这件事的人，执事一定应当排在最前面。这件事并不是妄言，请执事衡量它，足以判断其中真实还是虚假。古时候，有人能够举荐人才、推荐贤者，如今说起他们，谁不知道呢？人们说有某位士人，如今也和古代一样。即使是在收藏玩物的富贵人家，得到一件罕见之物，尚且珍爱它；有人询问它的来历，主人一定常说：“这是某人送给某人，再由某人买来的。”何况得到的是士人呢？反而不说起推荐者的，从来没有。可见，能够认识人才并举荐人才的人，其功劳超过取得人才的人。再说当今的文士才子，虽然国家特别崇尚这一途径，他们仍然庸庸碌碌地散布天下，有的已经取得名声，有的还没有取得名声。看他们的同类，人数很多；寻求其中真正杰出的人，却很少。若比较其中出众的，不过五六人而已：范师回、李天钧、郭杲之、宋素臣、孙文通、李守之这些人，有的以文章见长，有的以才华著称，都可说是众人不能相比的。众人称赞这几位君子，其中有人说：“某人，是某人能够识别他的才华，是某人能够看重他的文章，是某人出力举荐了他，是某人出力推重了他。并且他还曾和执事谈到此人，难道会和这番话有什么不同吗？”能够在这几位君子身上出力的人，确实是美好的。何况这几个人中，受到执事门下知遇之恩的，已经超过一半了。其中宋素臣、孙文通，是故仆射公的门生。范师回的文章和品行，把执事当作兄长来侍奉；如果不是执事了解他这个人，他怎么肯这样呢？李守之，是执事从孤苦卑贱中拔擢出来，举荐他的才能，使他得以考中科第。若以举荐人才、得到贤者的名声来论，执事的门下已经占了天下的一半。执事如果能够始终坚持诚信，守持道义，那么凡是怀抱贤能、拥有本领的人，谁不会伸长脖子盼望，接踵而来呢？柳开并不是自我尊大的议论；我和这几位君子相比，也有一日之长，应该可以容许我列在他们之间。冒昧希望执事用一句话使世人看见我，用万般力量拔擢举荐我；这不是虚妄，也不是三心二意地有所求。执事如果确实肯像前代美好人物那样不弃人才，那么柳开此次前来的志愿就不会落空。事情急迫，言辞难免恳切，其余的请允许我当面陈述，死罪，死罪。柳开再拜。

译《上叔父评事论葬书》谨将我恳切的见解，谈谈葬事。柳开观察古人，行动做事必定有所谋划，去掉短处而取长处，只求合乎正确罢了，并不是因为沿袭旧法而不加改革就一定可行。夏、商、周三代彼此并不相互沿袭，帝王之道，也是选取其中可以实行的部分。下至士大夫之家和庶民，也各自因为有利而遵从它。柳开对于葬事，私下认为迁葬到新墓地，不如归葬旧墓地。旧墓地，是祖先安葬的地方。家族本来在那片地方兴起，如今却谋求新的墓地而舍弃旧地，这就像遗弃根本而取用末节。能够巩固根本的就能存续，不能巩固根本的就会灭亡，这是古代的道理。如果根本巩固而末端衰微，那么末端一定会繁盛壮大。况且旧墓地，在叔父看来，是当代的墓地；在我们这一辈看来，是二世祖的墓地。亲近亲属的道义，随着世代各不相同；当代和二世之间，亲疏逐渐变化的道理已经很明显。如今您把墓葬在新墓地，就是舍弃旧墓地，这种结果并不遥远。为什么呢？旧墓地到我们这一辈已经被视为二世祖的墓地；到我们这一辈以下的后代看来，就是三世祖的墓地。三世祖作为亲属，对我们这一辈的后代来说又更加疏远。他们作为我们这一辈的后代，自然只会把距离较近的亲属当作亲人。即使同在一处墓地安葬，也会因为关系疏远而简略对待；何况不在同一地方安葬，哪里知道后代会把它看得远近如何呢？从今天来看，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一辈后代的心情了。况且如今如果都安葬在新墓地，每年除草整治的时候，必定多去现在安葬的地方，去旧墓地的人一定会少。即使能够前往，也一定不会像对待新墓地那样专一而严肃。作为我们这一辈之后的人，年少时见到旧墓地的次数少，长大后便沿袭这种做法，舍弃旧墓地，这是必然的。近在咫尺，却舍弃它的尊长而不亲近，难道能算孝吗？这样一来，祖先在天地之间庇佑后世就难了。迁葬而不归葬旧墓地的情况是有的：有的人到千万里之外做官，离乡遥远，隔着江山，家贫子幼，无法用力把先人迁回去，只能根据当地条件安葬；这种情况不能责怪他们这样做。如今幸好不属于这种情形，却还不归葬旧墓地，我不知道其原因在哪里。难道要说是因为听从阴阳家的说法，以求得利益吗？如果柳开认为听从阴阳家可以求利，那就是舍弃祖先而为自身求利。果真算是有利吗？舍弃祖先是不孝，为自身求利是不公。不孝和不公只要有一样存在于人身上，阴阳之说难道真会使不孝不公的人得到利益吗？柳开反而将要认为这是不利了。不如凭借孝心和诚意来求取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如果相信阴阳家的话，就像砍断树根却想让枝叶茂盛一样，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果又拿迁毁宗庙、代为祭祀来作比，也是不可以的。迁毁宗庙而代为祭祀，自有它的次序，是说不能按四时进行祭祀，并不是像墓地的情形。假如说墓地可以像迁毁宗庙、代为祭祀那样处理，就可以抛弃墓地而置之不顾，甚至任人挖掘、毁坏、暴露，也都可以放任而不加罪责了。可见这种道理并不能带来利益，这是明白可知的。更有甚者，如果说阴阳家是为了求得吉地才这样安葬，他们便会说旧墓地没有可以求吉的地方。柳开认为，所谓地，本来就没有什么吉，也没有什么凶，关键在于人的德行是吉是凶。文公所说“善人葬在不善之地”，难道果真会使他的子孙不善吗？正是这个意思。柳开认为，如果这里不能成为吉地，那里却能成为吉地；果真如此，那么土地就是变化无常的东西了，哪里能够厚葬九州以及万物呢？周公、孔子都没有说过这种道理，只说安葬罢了。圣人做事，都希望有利于人。如果土地真有吉凶，却不让后人知道，而人们又要借此求利，那么周公、孔子希望有利于人的道理，就不值得称为伟大了。唉，这些都是荒诞妄说者所做的事，君子不会遵从。请把柳开这些话告诉内外有见识的人，让他们共同议论；如果有人在道理上胜过柳开，请您就确定下来并实行。

译《上主司李学士书》二月某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向执事献上这封信。世上有君子和小人，于是就有诋毁和赞誉。诋毁和赞誉如果不合乎道理，君子和小人的是非就不会恰当。大体说来，善与不善，各自都随着自己的同类而产生。诋毁这种做法属于不善，赞誉这种做法属于善。因此君子做善事，多赞誉别人；小人做不善之事，多诋毁别人。赞誉别人，是以别人有所收获为乐；诋毁别人，是以别人有所损失为乐。所以君子和小人彼此相反。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和君子相同，君子一定会赞誉他；既然君子赞誉他，小人一定会诋毁他。为什么诋毁呢？因为性情不合，气性使然。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和小人相同，小人一定不会诋毁他；既然小人不诋毁他，君子也不会赞誉他。君子不赞誉他，是因为他与小人相合，使他的善行不能在当时显现。大概君子所赞誉的，必定是行善之人；小人所不诋毁的，必定是行恶之人。因此大君子不接受小人对他人的诋毁，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所说明的善与不善。况且君子赞誉人的善行，小人一定会跟随其后加以诋毁：古代的善人，小人便因嫉恨他的道；如今的善人，小人便因争夺名声而诋毁他。因此古今不可能没有诋毁善人的现象。如果君子去世后世间没有小人，那么赞誉之下的诋毁几乎就会停止了。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未见过只有君子而完全没有小人的时代。唉，这种情形将怎么办呢？只要小人不可能在世上绝迹，那么有赞誉的人也许就会因为小人的诋毁而遭到损失。君子不能不在心中对此加以考虑。柳开如今正在这种忧虑和恐惧之中。从去年秋天参加科举以来，我在京师之间，看到士大夫中有很多人因为恶劣的文章反而得到赞誉。这一点，想来明公也十分清楚。因此我在这封信中不再列举自己的行为，因为柳开所献的文章中有《东郊野夫》和《补亡先生》二传，可以由此观察并考察我的为人。赞誉我的声名既然已经有了，诋毁我的人果然也不可能没有。我私下听说近来喧嚣之声蔚然成风，兴起诽谤的人十之有一二。赞誉柳开的人既然是君子，诋毁柳开的人就必定是小人。想来明公一定不会因为小人的诋毁而改变对君子赞誉柳开的看法。然而，自礼部每年贡士以来，到了下一年，士人年年成群进入有司。有才华的人一定有赞誉，有赞誉的人一定有成就。于是才华越出众，赞誉越到来，成就越显现；却没有一个人能免于小人群起的诋毁。所以这正是明公应当深切考察的事情。柳开的大王父【讳防】，在唐光化年间是赵公【讳光逢】所主持的贡士，确实曾来参加科举。赵公准备把他列在榜末，忽然有人给赵公写信；赵公先得到一封信，于是便把他的名字升迁一级，使他前进一等，后来前后竟得到诽谤他的书信二十六封。赵公每收到一封信，就把他的名次提升一位。这一年赵公录取二十七人，所以我先君的名字只停在第二名。如果当时诽谤他的书信不止二十六人的毁谤，那么他一定会名列榜首。我先君后来果然在唐朝做到宰相，并有出力扶持国家大难的美名；他虽身陷危难，君子直到今天仍称赞他。赵公具有特别通达的才干，其贵重之处正是如此。柳开虽然不敢希望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但明公难道肯让赵公独自享有这份美名吗？何况古代圣贤没有不遭到小人诋毁的：在周朝，周公有流言诽谤；在鲁国，孔子有桓魋的毁谤；在齐国，孟轲有臧仓的指责；在汉代，扬雄有投阁的灾祸。柳开学习圣贤人的道理，也遭遇了这种情形，只是还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至于遭受小人诋毁这一点，却不能免去圣贤人所经历的事情。柳开想到这一点，反而觉得自己所受的诋毁比古代圣贤更严重。况且周公、孔子、扬雄、孟轲这些人招致小人的诋毁，只是因为他们的道。柳开如今在此之外还加上了名声方面的缘故，所以遭遇比古代圣贤更严重。明公难道不肯顾念这一点吗？如果明公不因一两个小人的诋毁而改变对柳开的判断，那么柳开的名声出自明公门下，就万万可以自我庆贺了。柳开再拜。

译《请家兄明法改科书》先王建立的事业，确实极为完善。如今想凭它进入有司，勤苦而屡试，却没有功效；既然不利，就可以改换它，这是应该的。把明法作为进身之途，能够学习并精通它的人，难道是仁人君子吗？士人想要进用自身、求取禄位，不必通过这条路。法律，是士人进取的末途，是乱世才用的东西。皇者用道德，帝者用仁义，王者用礼乐，霸者用忠信；到了亡国之时，才不能使用道德、仁义、礼乐、忠信。如果再取法律来制止衰败，使用得严厉，百姓就会反叛而产生逆乱；使用得宽缓，百姓就会奸邪而出现盗贼。两者都是覆亡失败的道路。圣帝明王不会采用。圣帝明王不用法律作为施政的根本。先王的明智，在于建立事业，是要寻求它的实际作用。使用先王事业的人，一定不是圣帝明王。这说明先王并没有把不能用于天下的圣帝明王之业当作可行之道。古人求学，大的方面是扩充自己的道，小的方面是用来开启政治教化、教导民众，使民众受到教化、得到利益和养育；这一切都施用于百姓。如果不能在当时施行，不能惠及百姓，就只是用来满足自身。先生学习法律，如果时代恰好不用它，那它将有什么用呢？难道可以只在自身上施行这种道吗？所以把法律作为事业，对于自身、天下和国家都不可取。唉，不知道先生当初立志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这门科目？是听从别人的话，想改变所用的力量而迅速取得成就吗？是急于求取俸禄而轻视求学吗？为什么不在这里思考呢？况且执掌法律只是卑贱小吏所做的职役。国家虽然设置这一科，取士时也明白它不能列为上等。因此通过有司考试而中选的人，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列名于礼部名籍，只能附列在下等，以此显示帝王对它的轻贱。至于没有禁止而将它保留下来，是没有忘记古人防止奸邪、治理乱世的办法。然而国家既然列出并保存这一科，士人学习孔子之道，处在士人上位和下位的人，就都不应当选择它。法律用于国家，是衰败时代的政术；学习它用于自身，显然不是上等士人的事业。如今求取爵位，有上等的，可以陈述皇王的事业，讲说道德的责任，参加贤良诏试，就是这种途径；次等的，可以学习章句之学，储备处理政事的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下等的，可以通晓经义的精微，服从诵习的劳苦，参加礼传科。如果能力不足以参加贤良诏试，就参加进士科；能力不足以参加进士科，就参加礼传科。何况一个人有志于做某事，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还可以陈述利害，提出谋划，向国门上书，哪怕只对国家有所补益，也仍然可以建立名声、取得官位，循着阶次逐级升到显贵。至于学习明法来求取爵位的人，却不值得获得荣耀，难道不是失策吗？何况先生才华和志向宏大茂盛，品行和道义淳朴，又有大量文章充满篇册，却反而屈辱在衰败时代卑贱小吏的事业上。凡是了解先生的人，难道不替先生感到可惜吗？况且柳开是先生的弟弟，依柳开看来，先生难道还要走礼传科这条路吗？把自己平等地看待为进士而取得名声，并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又为什么不知道放弃进士科，向上参加贤良诏试呢？天下的贤士，国家有时在朝廷得到他们，有时让他们遗落在民间；得到他们，就能夸耀功业于当世；失去他们，他们的名声就流传于后代；这些人都是有文章的士人。从未听说有学习法律法令的人能够列入其中。先生如果舍弃法律而写作，得到任用便可以夸耀功业，遗落民间也可以流传声名，两种结果都很美好。古代圣贤希望人人都进入善道，不希望人陷入不善；陷入不善，是害怕祸及人的性命。法律只是想用来祸害那些不善之人，这违背古代圣贤爱护百姓的本意。违背这一点而在有司那里不得利，也是理所当然的。先生本来应该改变这条道路而向外求取，这才合乎道理，为什么要专门守着它而不改变自己的功业方向呢？先生如果不听柳开的话，世上有见识的人将会说先生不是儒士，而说：“这是一个法吏。”

译《报弟仲甫书》自从你和我分别，到现在将近一年了。我早晚都在思念你，心中悬念不已；那么使我生为此身、和你相处，难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吗？即使收到你的来信，即使每天有一万封信送到我面前，也不如亲自见你一面。并不是有江山阻隔，使我不能暂时安心；只是因为名利之事而相隔。谁不是通过互相问候、探察动静，来安慰自己的心呢？世上的人都是这样，不只是我对你如此。可是每次读到你的言辞和心意，我的悲伤反而更加增加，又哪里能够解除我心中的郁结呢？你在天下奔波惶惶，并不是你的过错，而是我的过错。想到往事，不知不觉流下眼泪，想把话说出口，先已经在心中感到惭愧。你所受的困苦，并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大概是我的德行不足使你陷入困境，难道不是我的过错吗？我本想宽解你的不足，却只能自己承认过错，在你面前说明，使你明白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况且人与人相处，必须有先后上下的次序，不能违背道理；这正是古代圣贤相互传授、用来教导世人的道理。臣以君为先，运用臣下的义理来侍奉君上；君以臣为后，信任臣子的忠诚来任用臣下，这样政教才能施行，礼法才能合宜。儿子以父亲为先，看重父亲的慈爱来敦厚亲情；父亲以儿子为后，取其孝顺来接受奉养，这样道德彰明，风俗教化就能流行。弟弟以兄长为先，凭借兄长的友爱来增长仁德；兄长以弟弟为后，奉行弟弟的恭敬来尽到诚意，这样小人能够安定，悖逆就会平息。然后才能安处于天地之间，立足于古今之中。君臣之间所以有忠义，父子之间所以有孝慈，兄弟之间所以有恭友，事情各不相同，只是总称为忠义、孝慈、友恭罢了。所以如今我和你都成了困穷被弃的百姓，即使想尽心侍奉君主，又将怎样才能做到呢？又因为我和你所依恃的父亲已经偏失而去世，即使想尽心侍奉父亲，也只能深深哀叹自己已经孤独。唯独在兄弟恭敬友爱的关系上，难道不应当竭力追求做到极致，以免有所过失吗？难道不应当亲身在心中实行这种道理吗？你把我当作兄长，我就应当作为你的兄长。如果说如今使你在众人之中陷入困境，那么作为兄长的我，过错难道还少吗？我本应把道理传授给你，却不能委婉地顺从你的心愿，指示你应走的方向，朝夕见你，在身边接待你，反而使你向别人求助，长久旅居于京城。虽然我得到孔夫子的门墙，却没有见到你而训诫教导你，这难道不可以说是我的过错吗？我本应替你宣扬名声，但我愚钝质朴，直率而容易揭人短处，不能亲近取悦于时俗同辈，也不能奔走竞争于权势利禄之家；即使要在口头上举荐你，也害怕遭到…… 诬陷于当世，将这些话写在书中，又害怕被后人欺骗。即使你确实有才华，我也不敢称扬；即使你确实有道德，我也不能为你彰明。这难道又不是我的过错吗？我本应凭官位来抬举你，但我的道理与当今的志趣不相合，只能取法古人，泛然游求于寂寞的本源，安然守持远大之道。我惭愧于向人求媚，不能在众人之前预先得到知遇；困病于野外郊居，力量不足以自行振作。我自身尚且如此，何况能够顾及你吗？这难道又不是我的过错吗？我本应以财物丰厚你，但我只谈仁义，只学习文章。如果看重财利，正是先圣人所忧病的事情。即使困穷饥饿直到死亡，难道能够追逐它吗？假使你要乞讨度日，困苦疾病持续多年，我自己尚且如此，哪里有力量救助你呢？这难道又不是我的过错吗？仔细想来，我作为兄长，对你的过错就在这些地方。实在说到这里，便深深承担责任。此前所说的那些事，没有一件做到；我不只是要向你承认过错，使你惶惶不安，也将受到别人的责难，也将给自己留下羞辱。这样我每次读到你的言辞和心意，怎么能够安然居处呢？如果还能安然居处，那就像戴着冠带的土木偶人一样，哪里还有兄弟友爱的感情呢？蛮貉之人尚且不会这样，仇敌之间也不会这样。唉！我和你无能为力，只能对此无可奈何。古人关于福善的说法，实在是荒谬的。天地有什么德行，竟能使我和你尊奉它们呢？鬼神有什么德行，竟能使你相信它们呢？我要责问天地鬼神：这难道就是我和你的命运，是时势造成的吗？这就是天地鬼神的欺骗，是诬妄。我心中的愤怒如何抒发？我的话又有什么罪过？所以写信答复你。《河东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八，宋柳开撰：《与起居舍人赵晟书》十二月某日，从表弟、起复儒林郎、守监察御史、知润州军州事柳开，再拜致书于为光足下：交友之中，有年少求学时结交的，有壮年做官时结交的，也有直到老年以后才结交的。能够始终如一，不彼此辜负，才可以称为君子。何况处在世道之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势利攻击，却不能沉默忍受、抵挡应付，这又怎么能算是对人谈论交友呢？年少时就能够结交而始终保全道义，是值得称道的。即使如此，少年时有的彼此相同，后来却有通达和不通达的；有的显贵，有的卑贱；有的存在，有的亡故，这些在各自的命运中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如果少年、壮年、老年都相似，又有离隔阻碍而彼此不同，远远相望却不能接近，终身以不能相见为忧，也只能令人感到可惜。柳开十八岁时，跟随先父御史来到京师，才开始和为光相遇。当时为光在先尚书公身边承顺侍奉，也已经到了我戴冠的年龄。两人一见面就十分投合，都各自说古代正直的人也不如我们。后来为光考中进士，历任濠、襄两郡幕府属官，入朝后升任拾遗、补阙，出任广、桂诸郡转运副使，接连任知徐州，又任起居舍人。柳开也侥幸取得进士科的名次，被选授为宋州右司簿，逐渐升任录事参军，担任太子右赞善大夫、殿中丞，两次任监察御史，主持常州、润州军州事务。回头省察并想到这些，虽然我的出处行迹都不如为光清峻显赫、光彩昭著，但我没有沦落到寒饿惶惶、奔走在四海尘土之中，卑微而低贱，也还可以略微说得过去。柳开来到润州已经三年了，因为身处此地，每天被官事、琐务、政令和刑狱所牵制，不敢稍有懈怠，以此严守帝王的典章。我的诸父、诸母、兄长、嫂氏去世后，始终没有一同安葬，拖到现在还没有办成，实在不像做人子女的。每当想起这件事，都恨不得死去，向天地哭诉自己无处申告。昨天从进奏院得到文状报告，知道为光奉命前来接替我，喜悦和感动交错在胸中，仿佛戈矛和亿万士卒彼此冲撞混乱奔走，无法安定下来。为光曾经想到这些吗？柳开和为光本是老朋友，难道不是年少求学时就相互交游吗？奔走于求取名利的道路上，等到及第、历任官职，难道我们的贵贱、穷通、存亡竟然已经如此不同、相距遥远了吗？到如今二十年间，虽然前后多有不能相见的时候，但现在你来了，将代替我的职任，询问我的政绩，统辖我从前的百姓、官吏和士兵，居住在我原来的住宅、厅堂和门路，役使我所信任的仆人、门卫和守门人，使用我制作的酒器、灯架和洗具；你的孩子清晨进门，我前一天晚上就要离去了。虽然想到这样就不能长久相待，和从前远远相望、不能接近相比，也可以说是得到补偿了。何况信实和守信的道义，操守和礼法，节制和仁德，和谐而光明昭著，我们彼此不会欺骗，也不会感到惭愧。在今天以前，可以说符合交友之道，能够相互见面，一同欢笑，没有怨恨。到了今天以后，何况与你为光各自省察、认识时事，难道肯比从前有所不及吗？可以不必忧虑了。这样一来，其他人看到我们，难道不会说我和为光能够保全交情的美好品德吗？你乘船远道而来，渡过淮河、长江，寒风凄冷，旅途辛劳。我已兴起衙中官吏，命他们乘公家车辆前往迎接。军州中的旧例，容我见面后全部陈述。相见的日子不远了，愿你欣然不止。仲涂再拜。《上卢学士书》十一月某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向执事奉上这封信。柳开起初将要向有司求取进身时，有人告诉我说：“古代圣人想要爱护百姓，心意深远。他们制作卜筮来显示神意，保存蓍草和龟甲来确定卜筮的器具。百姓对事情有疑惑时，就可以占卜它是否有利。如今你将要向有司进取，恐怕也需要凭借这个来谋划吧？龟卜筮占说可以做，就实行；龟卜筮占说不可做，就停止，这样便可以免得你妄自进取了。”柳开回答说：“人活在世上做事，有些事物可以使用，有些事物可以舍弃。蓍草和龟甲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柳开读书作文，向当世求取进身，自然有上位的君子知道这件事是否有利。如果自己不能向人谋划，反而借助蓍草和龟甲来求问吉凶，那么它们所说的吉凶未必胜过贤能君子。柳开还不如向上位的人求问。”柳开退下来思考，私下对自己说：“如今朝廷的贤者，唯独执事最为重要。如果我果真前去向执事求问，执事认为可以进取，我就进取；执事认为应当退下，我就退下；这样就可以由执事来决定对柳开是否有利。”因此夏初请求先行引荐，以便登上执事的门下，只凭一篇劣作来求见左右。等到面见执事，果然执事没有说：‘你还不可以这样做。’ 近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只有开封解试最为兴盛；礼部升送而考中者，十人中有五人。因此天下士人纷纷前来求取荐举，争先恐后希望被上报。开实在不忍心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正要角逐胜负，于是曾拜见您并向您请教。那时您公开说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开封解试呢？去年李蔚在郑州参加解试而成名，有司没有遗漏他的才干，这难道果真都取决于开封解试吗？你只要仿效李蔚就是了，不要拘泥于内外解试。”我退下后又惊喜地说：“我进取的道路，已经知道其中的利害了。明公赐给我的话如此，正是看透了成败。”唉！从前那些用蓍草龟甲来替我占卜前途的人，果然都不能像我起初所想的那样明白；这就如同走上平坦的道路而获得良马，指向八方极远之地都可以坐着到达，实在不觉气势雄壮、心神飞扬。近来我于是向西进入郑州郊外，果然获得了第一名的荐举。我由此知道，自己的进取确实对有司有利，这难道不是完全依赖您的力量吗？士人立身于世、推行道义、显扬名声而取得官位，谁能够只靠自己任用自己、推荐自己呢？必须得到上位者的了解，知道他必定爱惜自己的才干，才能实现他的愿望。假如上位者不能了解并爱惜他的才干，那么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德和道术，也将困顿不安，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自秦、汉以来，有名望的士人被选拔任用于民众之上，谁不是说“某人因为某人而在当时显扬，某人因为某人而获得官位”呢？如今仍应遵循古道，这一点不能废弃。我虽然不聪敏，愿意从事于此。我的性情耿介孤僻，与世俗少有契合。如今您虽然主持贡士事务，我也不应当把责任归于您，但仍希望得到您的赐助。我发誓此心永不改变，愿意出自您的门下，这对我来说实在是荣耀。后世之人一定会说：“柳开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声名；若不是您举荐，柳开就不会有这样的成就；若不是您，柳开也不会投奔您。”如果能得到古代贤人君子的认可，便可与他们一同享有美誉。后世之人果真这样称述评论，那么我即使早晨接受您的恩赐，晚上就死去，也满足了。承受您的恩德，应当拿什么来报答呢？姑且写信致谢，并进献这些话。柳开再拜。

译给参政吕给事的信 二月十一日，将仕郎、守蔡州上蔡县令柳开谨向执事献上这封信。人的罪过，没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我如今正有这两种罪过，得以向您陈说。您一定会听取并相信我，哀怜并同情我。国家用科举名次和爵位来选取士人，是想使他们安定百姓、治理国家、扶助和树立教化。从千百人中才开始有一人登名礼部；从礼部经吏部成为州县官，又从千百人中才开始有一人登名朝籍，立于朝廷，居显要之位，出入接受委任，承受天子和宰相的指示，治理大小事务。这就是寻求人才任用官职，并不是容易的事。有人轻视并抛弃这种任命，自己招致败亡祸患，难道能算忠吗？我一次考中进士，前后五年任职于府郡而入朝，四次升迁、五次受命，得到殿中侍御史之职，三次掌管大州，接受皇朝任命，官位不能说不重要。然而一旦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意气用事，与人争斗，扰乱并烦劳皇上的心意，于是被削除朝籍，贬逐为县令。不能重视君主的任命而坚守名位，辱没君父任用差遣的意旨，名字被写入刑籍，使天下议论并嘲笑，以为国家任用错了人，这就是柳开不忠的罪过。我的父亲曾任监察御史，于干德三年在泗州官舍去世。到雍熙甲申年，已经二十年了。这期间，我的母亲、三位叔父、叔母、兄长辟和各位嫂嫂，又相继去世。我因为游学和出仕，生计困顿，最终未能完成安葬之事。幼弟和幼妹的婚嫁也错过了时机。我在江南多年，每当想到这些事，都不觉心神几乎断绝。前年我从润州任满回到京城，因为家在河北，曾把这两件事写明禀告政事堂。不久蒙您赐予贝州的任命，我很是得偿所愿。到任后，才开始筹办婚嫁和安葬之事；不到三个月，长兄闵在昭义军节度推官任上去世。又不到两个月，二兄肩吾从郢州任满回到京城，途中经过唐州时去世。又过不到一百天，我因为兵马都监赵嘉进监押翟廷玉的事，被官事严厉逼迫，导致彼此愤怒争斗。上天震怒降下威罚，我被追夺官职，改任县令，困窘受辱、颠沛流离，实在不忍说起。从前请求来河北筹办迁葬婚嫁的事情，也什么都没能做到。唉！我作为人子，父母、叔婶、兄嫂共十四人，死后没有安葬，已经二十多年；弟妹长大，又失去婚嫁机会，名声受辱、自身困顿，这难道算孝吗？每当想到这些事，我确实是个不忠不孝的人，罪过也太大了。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只是因为许多孤儿接连满眼皆是，寒冷饥饿、彷徨无依；全家将近百口，没有人了解我，而有巨大力量的人也不能救济他们。我对于您，不敢贸然开口。您过去还在布衣时，曾经了解我。如今天下大臣中居于中枢、受到皇上知遇的，只有您最为突出。您身居相府，声名震动天下，也拥有巨大的力量。像这样的事情，若不是您，就没有人能够救我；您若错过这个时机，今后也不能充分施展力量。为什么呢？凡是皇上对臣下施加异常的恩威，必定不是皇上能够径自行使、独自决定的，必定要有左右近臣把异常的善恶预先报告皇上，然后皇上才施行非常的威罚来惩治恶行，施行非常的恩赏来奖赏善行。我昨天所获的罪过十分异常。如今我仰望您，是希望您以异常的善言把情况报告给皇上，请求施行非常的恩典。何况您正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拥有非常的便利，可以施行非常的恩惠，救我这个遭受非常罪责的人。我听说如今正在大规模发兵，必有征伐之事，这就是非常时期；国家事务繁多、政务众多，文武要员集中，这就是非常便利。您若能想到我昨天触犯刑法，却没有丝毫赃贿；对上没有辜负国家，对下没有侵害百姓，只是因为王事与同僚争执，请把实情详细报告给皇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又往日开平燕、袭晋之年，我催运泗州等八州的粮草，并起运、遣送镇州粮草八十万的数目，随驾先行，都曾得到报命。这些前后所受任使，都以办事才干来评价我，请全部列举给皇上，请求在如今最艰难的时刻再任用我，使我以此赎回从前的罪过。这样就是您可以施行非常恩惠的机会。倘若您竭力向皇上进言，把我从下位中取出，宽免我的罪过，让我承担重大艰难的任务，离开州县之中，再把我列在朝班末位，这就是救我这个非常罪人的办法。如果您借此时机施加大恩，救我实在很容易；如果您在此时不肯哀怜我，特意加以振救，那么我就没有缘由免除这种困穷忧患了，惴惴不安，早晚都可能死亡。若错过此时，等到日后，即使您想使我脱离罪过之地、从长期困厄中救出我，也难以施展力量，并且没有这样的便利了。我只是直陈危急恳切之情，暂且写下这封短书，号哭伏于尘泥之中，早晚等待您的命令，唯愿您怜悯我。死罪，死罪。

译给史馆相公的信 三月六日，将仕郎、守蔡州上蔡县令柳开谨向相公泣血献上这封信。人凭自身不能升到天上，能够升天的人，凡骨便成为仙人，可知不会死在尘世之中。我在京城本来不可能见到您，如今来到京城而得以见到相公，那么灾害可以避免，穷困可以舒展，脱出泥滓重新登上霄汉，知道并不困难。与升天成仙相比，也并不遥远。为什么呢？我因负罪被贬到南方，逐为县令，囚困于下位，忧愁日日煎熬；骨肉亲属中大半患病，俸禄微薄、家境贫困，食物不能充足饱腹；父母已经去世，尸骨埋在浅草之中；弟妹婚嫁，完全不能称心。茫茫天地之间，我的困厄已经到了极点。我去年因为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与同僚以王事争斗，对上辱没皇帝任用差遣的意旨，对下玷污相公施恩变化的恩德。虽然没有犯贪赃之罪，虽然没有辜负国家，虽然没有怠慢公事，虽然没有侵害百姓，但君子以和为贵，儒者以行为立身，我距离这些又有多远呢？这就是我自己招致的罪过，也已经到了极点。困厄既如此，罪过也如此。若我守职在县，路途遥远隔绝，即使想把这些事告诉相公，也没有办法来到京城。如今我来率领所属百姓运送军粮，经过天子宫阙，足迹抵达相府门前，确实可以陈述事情、谋求帮助了。我在相公门下受恩已经十五年，相公难道忍心不哀怜并记念我吗？何况相公积累仁德、累积善行，恩泽遍及万物之外，连草木虫鱼都还加以惠养，何况对于我反而肯无情吗？我知道自己能够免除灾害、脱离穷困、走出泥滓、登上霄汉，全在相公一句话之余，知道今天并不难实现。这一趟若能使我转祸为福、化忧为乐，早晚就可前来道贺。凡是遇到天命已经归附自己的人，可以得到帝王之位；遇到君主已经任用自己的人，可以得到将相之位；得到宰相知遇的人，可以得到公卿之位。古人与今人，穷困或显达的道理是一致的。若没有这样的际遇，即使求取也很困难。上天的盛大使命归于圣君，天下万方承受其命，远远超过古昔，这是天命长久归于皇家。高坐庙堂，秘密运筹谋划，把子产、稷、契看作子弟，把萧何、曹参视为奴仆般听命，这是君主对相公的重用。自从我应举、历任官职以来，出入相公门下，进退行止、大小事务都承受恩德，这就是我得到相公知遇。然而我不能谨慎守护名位，招来极大的悔恨，退出朝廷行列，沉沦于陷阱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相公对于我，难道会吝惜给我公卿的职位吗？唉，每当想到这些，不觉心如死灰。古人所说“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正是说我啊。只愿相公怜悯察看我，假如不肯施加恩惠，那么柳氏一族必定衰亡。柳开再拜。给河北都转运樊谏议的信 五月七日，崇议使柳开再拜向谏议献上这封信：人的事情系于感情，感情最深的没有超过父母的。不论尊卑亲疏、事情可说与不可说，只要有前往告知而必须告知的事，即使因此获罪受死，也没有悔恨。大君子听到这种情况，也不论尊卑亲疏、事情可说与不可说，只要能够施展力量，也应当不吝惜。何况我承受您的顾念已有十年，您不是不把我当作故旧；我常在您身边侍坐，闲谈没有间断，也不是没有深厚亲密的关系。我之所以说起这些，是因为我的先父在太祖朝乾德三年任监察御史，兼任泗州兵马钤辖、通判州事，于当年五月患病，死在官舍。到今年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期间仲父、叔父、季父、伯兄、仲兄、次兄以及母亲、叔母、兄嫂，共十五人，相继去世，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安葬，尸骨聚在郊野，接连累累，怎么办呢？我在太平兴国九年任监察御史、知润州军州事，回来后又任知贝州，曾根据年月日时选择吉日准备安葬。到雍熙二年，我任殿中侍御史，春季正月因为与同僚以王事愤怒争斗，被追夺朝籍，改任上蔡县令，安葬之事于是停止。到了雍熙三年，我被派往曹师处运送粮食、征伐燕地，从涿州回来经过宫阙之下，献书请求随边军效死，皇上念及我从前的罪过并无恶意，怜惜我，又任命我为殿中侍御史。这一年奉命出使河北，冬十二月正逢王师进攻瀛州，接连有城池陷于贼手，我因河北的军事形势紧急，迅速上奏，皇上最终宽恕并采纳了我的意见。第二年夏天回朝，皇上正在文官中寻求能够统兵的人，我和郭墀等人首先得到选拔，充任崇仪使。秋七月，我正在邢州训练士卒，忽然接到紧急诏令，命我主管宁边军，这就是所谓赤手空拳而冒着刀刃，坐在虎口边斩断贼人手臂，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柳氏今年遇到戊子年，而且有利于安葬；我又得以在河北，有皇上所赐的中金可以用来补办丧事，正准备在秋冬之间筹办完成。如今我奉诏替任回京，又不知道将要到千里万里之外、东西南北何处去，安葬之事如今还敢决定并寄希望于它吗？这一走，父母叔婶兄嫂的幽魂白骨，难道不会更加困厄吗？越过今年以后，到了丙申年，柳氏才开始适合安葬，算起来又有八年了。八年之间，我的身名、俸禄、官位，果真能够保全而长存吗？如果先死于风露之中，难道不会使大君子产生哀怜之心吗？如果我能够留在河北，就能办理父母亲族的安葬之事。只是因为明公忠于侍奉君主，孝于奉养双亲，对朋友讲信义，对百姓施恩，所以我才敢向您陈说并求您施力。对于我向上陈述的事情，必定会听从的，除了府主太尉石公没有别人；对于府主石公所说的事情必定采纳的，也只有明公没有别人。我又见魏博、磁、相等州都巡检使任期已经满了，想请求担任此职，请明公替我向府主太尉说一句话。希望府主太尉能够上奏一次，这样我一定可以留在河朔一带。对于去世的父母亲族十五人，今年就可以收殓并完成安葬了。这是明公一句话便能免除延误八年的忧虑，也能免除死于风露的担忧，明公难道不会动心吗？死者没有知觉，那也就罢了；如果他们有知觉，难道不会在冥冥中帮助明公而给您带来福报吗？何况我家中有男女老幼十九人，谁知道将来不会有人以国士之才报答您呢？实在是情势急迫，言辞直率，请公听取并怜悯。柳开再拜。

译给郑景宗的信 唐高祖、唐太宗开始命有司每年考察郡县贡举之人。到唐昭宗时期二百零八年间，所得的名将、宰相、贤人、哲士、卿大夫，都从贡举中产生。因此延续了十八代，天下共同走向正道。即使天宝以后叛乱不断兴起，最终仍没有失去承平的根基，也是因为高祖、太宗能够用文章选取士人，完全取得天下人的心。唐朝的政事因重文而产生弊病，继承唐朝的政权又沿袭旧制而不改革，所以梁以及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都不能长久。这是不懂得事情长久便会变化、不变化便会失去生机；即使帝王所行之道正确，最终也难以安定无事。春夏秋冬，是天地的变化，因而形成四时；盈亏、中昃，是日月的变化，因而形成昼夜。可见大道在于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大道的失误。太祖皇帝开宝六年，命如今的仆射李公考试贡举人，但取士仍不能完全尽善。当时太祖正专心致力于治理，想与前代英主并列；然而刑政、德业和世用仍没有改变唐朝旧制。春天，进士徐士廉谋划说：“天子从艰难中起兵，了解艰难之事；每当在外面听到有弊病、直言受阻、弊端成为障碍或利益受到损害，就像身体生病一样，立即铲除弊病、增加建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年〕 我应当上奏说有司办事不善，埋没压抑其中的善才，来使皇帝一时痛快，并且伏在宫阙之下请求见太祖。”太祖当晚召见他，徐廉便详细说明贡举之事，请求太祖亲自在朝廷考试贡举之人。他说：“如今中外有百万军队，提拔强者、贬黜弱者，每天的决断都从皇上面前发出，没有人敢违背。唯独每年选取儒生任官，官职下至百数，常常造成弊端，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别人而不能自己决断。国家天下所用来取士的，不过文、武两种权柄，不应在这两者之下滥施恩惠。”太祖于是命礼部对已通过和未通过的贡举人进行考试，又列于殿廷亲自考试，得到一百二十七人，赐予高等名次，我幸而在其中。过了两年，廷试之事与开宝六年相同。第二年太祖去世，今上即位，廷试也仍和太祖时一样，但优厚赏赐和特别恩典远远超过太祖，大概是因为今上博学好文，懂得变化并谋求长久。到今上为止，共举行了八次廷试，天下士人获得录取的仅五千人。上自从门下省起而成为宰相，下至县邑担任主簿、县尉，其中台省、郡府、公卿、大夫，都出现了奇特的才能和不同寻常的品行，各自争相成为文武之中的杰出臣子；这些人全都是今上所选取的贡举人。这与唐朝取士以供任用相比，是一次巨大变化。唐高祖、唐太宗用文章选取士人，只是把事情交给有司，任用他们担任大小官职，也只是逐渐增加品级、区别等第，并没有拔擢英才俊秀，使他们光彩照人、震动朝廷，早晨还是众儒生，晚上便成为众公卿；尚且还能使宗邦坚固，延续将近三百年。更何况太祖采纳一人的话，改变古制、改易规式，取士或废弃都由自己决定。今上发扬光大这条道路，广泛搜求天下俊才，海外境内的良才硕士，都由我朝得到；根据才干和智慧取其特殊，根据名声和职位取其崇高，斜视下临，把尹、皋、旦、奭当作臣仆，连续不断地如同对待子弟，这难道还只是百千万年享有天下吗？使贤者世世相继，与天地同样长久罢了。古人说得到一个士人便能昌盛，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老师；这是说三个人已经算众人，众人之中便可能有胜过圣人的贤者。如今今上已经八次考试贡举，得到五千人，哪里只是古代得到一个士人可以相比？三人同行中有圣人之师的情形，也可以与之相比；这五千人作为一个群体，将不只是三人同行的两倍。因此可知，得到人才之盛，没有比今天更大的。我在雍熙四年经过大名府，才开始遇见您。您刚刚因文章在皇上面前获得声名，后来客游河北，暂时得以相识。如今来到南岭边，承蒙您惠赐新作，捧读三四遍，看到您胸怀深厚、恩惠爱戴百姓和君主、志向道义高远，足以看出今上得到士人，确实没有遗漏人才。天下万事，古代不可能穷尽；它们随着日子产生，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新，只是后世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唐高祖、唐太宗当年为了求取贤才，已经把士人用尽了，哪里知道太祖会改变旧制、今上会完成这种变化，远远超过唐朝呢？唉！这就如同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从土中露出，谁知道后来会成为嵩山、衡山、常山、泰山那样的高岳而受祭祀呢？飘飞的灰尘应合时令，谁知道后来会成为杞、梓、栝、柏那样的栋梁材料呢？徐廉死在卑微的职位上，应当遗憾没有见到这个时代。您所示给我的文章不敢久留，谨此上呈。柳开告白。

译给郭太傅的信 十二月十五日，崇仪使、知宁边军柳开谨再拜，将此信献到宣徽太傅的旌旗之前。本月八日，殿直张继恩骑快马送来雄州、霸州等各州军探得的契丹军队部署情况，担心会发生侵犯边境的军事行动；众军把情况转递来一份文书，命我详细侦察等候。本人原是儒官，对于军事之事实在不深通，幸逢圣主，擢升为近臣，承受皇上的倚重，驻守边方，命我抵御外敌。若说到七擒七纵以及尚未能做到知彼知己，我不过是勉强有些才能罢了。昨天唯独没有上状报告契丹恐怕入境，是因为我料想这次契丹不会侵犯边境，其原因有五：一是天时顺利，二是时令已晚，三是地势困窘，四是人心坚固，五是形势怯弱。所谓天时顺利，为什么呢？兵主杀伐，杀伐属于阴，阴气主凄惨寒烈、昏暗阴霾。今冬以来，天气晴朗温暖，郁郁如春，没有猛烈的风，没有苦寒的雪，没有惨厉的雾；昼夜观察，对方军队上空没有云气，他们常常向南看。我方云气如堤如林，横贯天际，又高又厚。河冰不坚，随着日光融化。太阴星夜间有晕，昴星白昼被遮蔽，这是契丹必败灭亡的征兆。凡军队出动而有战败、破军、杀将之事，上天一定要向人显示变异。如今上天如此，这就是天时顺利；我因此知道契丹不会来，这是第一个原因。所谓时令已晚，为什么呢？深秋草肥，余粮还在田野，马匹强壮，弓箭有力，分路一齐奔驰；若契丹那时南下，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如今一年已到末尾，冬至之后离春天不远，大军如果出动，进退都要经过很长时间。他们如果暂时前来，马上就要回去，便是有害无利，白白劳师动众，无法接近人烟。这就是时令已晚，我因此知道他们不会来，这是第二个原因。所谓地势困窘，为什么呢？契丹用兵，务求从我方取得粮食。上天资助皇帝的圣明智慧，河北千里以内村野人家的草料、粟米、粮食储备，奉诏都已收拾运入城中，坡野上的许多草也烧得将尽。他们如果来，既没有粮草运输，怎么能够供养军队？且按三五万骑兵计算，每天所用粮草很多。攻打城池，城池已经坚固；劫掠村野，村野又都空了。久住则计算日子也没有可以支撑的粮食，轻装行军又处处担心遭到伏击。何况他们大军众多，怎么能够行动？这就是地势困窘，我因此知道他们不会来，这是第三个原因。所谓人心坚固，为什么呢？各处城池驻兵很多，南到澶州、滑州，军队越来越多。去年河北军民遭受杀戮和掳掠，痛苦不堪，这次怨恨和恐惧各处都一样。所谓怨，是怨恨他们杀人掳掠；所谓惧，是害怕杀掳之祸降临自身，因此人人都能预先防备，大体都同心协力。缓慢时，各处便安于宴乐；紧急时，各处便抵抗敌人。这就是人心坚固，我因此知道他们不会来，这是第四个原因。所谓形势怯弱，为什么呢？去年冬天瀛州一战，我军战败，契丹首领乘势攻破深州，又攻下武强等县，带兵仓促返回；只有耶律逊宁袭击我方空虚之处，攻破德州滴河县后离去。因为去年冬天城池没有修整，兵器铠甲都缺少，村野没有防备，粮草却很多，敌兵尚且只是突然到来又返回。如今河北城垒坚固完整，四面相连，兵器铠甲如云，田野没有剩余粮食。假如前来侵犯边境，进退都必须害怕。去年冬天他们尚且怯弱，如今冬天难道反而能勇敢吗？这就是他们形势怯弱，我因此知道他们不会来，这是第五个原因。何况皇帝圣明神武，是天下之主，螳臂怎能抵挡车轮？雄州、霸州等地军队探得的契丹部署，恐怕侵犯边境，必定是契丹首领北归时故意扬起虚声、张大兵势，害怕王师袭击，后来所谓先行前往给对方看，以诱使对方跟来。用兵贵在诡诈，古今都是一样。再拿普通人的事情作比喻，就可以清楚知道他们不来的道理了。如今即使有下层的愚人，聚集起来极其微小，也尚且不肯轻易说一句话、轻易做一件事，作为首先行动的人；何况大国大军，难道肯轻率地不顾利害而行动吗？否则，就应当是耶律逊宁为了让他的君主不来侵犯边境，故意煽动此事，诱使我军行动，反过来迷惑他的君主，以求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小人怀有奸诈之心，其心思难以知道。皇王之道，混然一体如同上天，包容四方，使没有谁能够越界。明公辅佐圣帝，掌握精锐军队，料敌制胜、安定边疆，正如古代名将。我愚钝直率而没有见识，只因惊惧惭愧，便冒昧写成奏启报告，希望您全部审察。柳开叩首。《河东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九，宋代柳开撰：《与广南西路采访使司谏刘昌言书》唐高祖、唐太宗灭亡以后到现在一百年，才开始见到太平。天子考察功业、评比技艺，求取天下众多士人，其中最杰出者都在朝廷。他们接连崭露头角，群体中没有人能够超过。柳开常常感叹自己所不及的人，若以今天来说，有这些人：王著擅长书法，得到笔札、图画的精妙，被召入宫任侍书，每天在皇上身边出入禁宫；贾玄擅长下棋，专门精通黑白胜负之术，被召入宫任待诏，屡屡与皇上对弈，有时一直下到白天结束；楚兰擅长占卜，成为日者之长；刘翰擅长医药，成为太医令；越地有木匠，充分发挥技艺建造佛塔；蜀地有许多方士，尽情施展道术；至于有人擅长击球，有人善于木射命中目标，只要在同类中稍有奇异，都能在当时大为显达。大概是取用他们各自的才能，使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假如不是皇上广泛求取人才、不遗漏各种事物，那么这几个人果真能够在今天自显其异吗？皇上之所以能够知道这几个人，必定有人竭力向皇上称说他们，皇上才开始选取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我专门研究古文已经三十年，起初学习韩愈，传承周公、孔子的道，尊敬尊长、亲爱亲属，赞美善行、憎恶恶行。若得到任用，就把它施行于天下以推行教化、使万物获利；若不被任用，就写成文章，使其流传无穷。总而言之，若说到我的美名，我在儒者中从事文章，大概接近古人了。与书法、棋艺、占卜、医药、木匠、方士中那些卓然出众的人相比，我也不愧于前面几位；可是不能像他们那样得到皇上的知遇，大概是因为没有大君子竭力替我向皇上进言。因此我常常叹息，以至于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入眠，居住不像居家，活着不像为了生存；尤其想到自己稍有行动就招致诽谤，做事就受到毁谤，被谗言陷害，受到委屈却没有机会伸张，因而困顿颠沛。唉！难道做儒者就不如做其他人吗？这大概只是皇上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才能。前面那些人都是异端之末，哪里像我这样能够有利于国家、使百姓活命，使君主达到尧、禹的境界，立言如同典谟呢？把这些才能用于战争，胜利时进攻就能夺取；施行于政事言论，谋略得当就能成功。这正是文武之道。他们尚且被皇上了解并受到崇用，昂首阔步、眼界高远，几乎同大臣、大君子并列。若有人向皇上说明我，使皇上知道我的才能，必定会认为我并不低于前面几人那样的奇异卓绝。明公乘一辆车，奔驰万里，来到极其炎热荒远的地方，尽力听取所见所闻，为天子辨明人的善恶，一定不会让我落在前面几人之后。如果在这个时候明公不替我进言，皇上不能知道我，那么我将悲伤怨恨自己作为儒者反而不如做其他人的人，终身成为一个彻底失意的人了。柳开再拜。给朗州李巨源谏议的信 八月八日，柳开再拜，把这封信寄给朗州谏议。历代在当时充任官职、成为公卿宰相侯王，直到下层群吏的人，大都从词学进士中产生，因而被视为尊贵。同年登第的人，互相称为同年，彼此情爱相待如兄弟，直到子孙延续数代，没有不亲密的。彼此进取时互相援助，以求显贵荣耀；退处时彼此牵累，以致贬黜受辱。君子成就众多善事，以利于百姓和国家；小人造成众多恶事，以危害国家和百姓。我耳闻目见的事情，不超过这些。太祖高皇帝开宝六年，如今的仆射李公任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事务，开始有廷试。我有幸与您一同在皇上面前考中进士，成为同年者二十六人。最初任官时，只有状元宋得任校书郎、直史馆；其余人分赴各州府设置的司寇、判官、军职等岗位，都担任了这些职务。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这期间死去的将近一半，活着而居于高位的只有您，特别受到皇上知遇，从谏议大夫升任权御史中丞。宋得进入中书省，任知制诰；后来不幸因风病残废，死在家中。其余像我这些人，就像走在险峻山峰上，攀登危险的梯子，被悬挂在半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还能等待什么呢？头发白了，容颜衰败，壮心几乎消磨殆尽，只希望您立于朝廷，镇守台省，提携辅助我们，共同辅佐圣君。近来听说您退职改任郎官，被逐往南方主管一郡。唉！这难道是因为还不知道下层百姓有许多怨尤，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宁和救济吗？唉！难道像我这些同年之人，也将困顿到最后只能停留在这种处境吗？唉，人为什么看待别人如此容易，而对待自己却如此困难呢？可悲啊！人处在世上，往往违背心愿的多，顺遂的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也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混混然就像羽毛追随风、鱼鳞追随浪，哪里能分辨它从哪里来、最终停在哪里呢？得到贤名就是贤，失去贤名就是愚，果真如此，果真不是如此吗？记载在简册上、流传于口中的事情很详细，但听来无论古今，难道相差很远吗？大体说来，祸福进退、君子小人，必定以人数的多寡作为彼此胜负的规律。比如鸟兽草木，飞翔、聚集在茂密的丛林中，善恶必定各自同类相聚，异类便疏远。何况早晨荣耀、晚上受辱，难道都是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吗？有人在办事上正直，却在不该正直的地方反而曲从，因而成为自己的牵累；有人能够免除近处的祸患，却不能免除远处的祸患，因而成为自己的牵累。喜欢使别人屈服，却不喜欢自己受屈；喜欢自己获利，却不喜欢让别人获利。至于彼此残害，残忍地互相族杀、侮辱、毁谤，最终也不以为惭愧。所以古代的君子，行事有道，修正自己有方法，用礼来防止过失，用诚信来约束自己，用仁德使人服从，用义来制约行为，大概正是因为畏惧这些祸患。明公您衡量一下，果真能够不同于这种情形吗？朗陵的山水清秀，风土与岭南以外稍有不同。修养闲适、调和身心，足以享受天然的真趣。为什么还要冒着尘埃、冲着风雨呢？出仕便有所畏惧，退居又有所防备，只是把这些当作自己尊贵显达的事情罢了。我们相距还很远，相见也没有日期。请珍重自爱。柳开再拜。

译给李宗谔秀才的信 秀才足下，贤能和愚钝的生成，并不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关键只在于人的心志不同。文章所主持的，是道。古代求学，公卿大夫士人的子弟，要立身行道、取得官位和名声，必定要用到学问。后世公卿大夫士人的子弟，只把取得官位当作富足安逸的工具，于是很少有人学习。那些求学的人，也不是学习章句浅末之学、只求通过有司考试而进呈天子的那一类。所谓学习，是要立言垂教，实行义理而光明显著，如同古代贤人君子。贵家子弟很少专心于此，专心于此的只是穷困孤独、耿介特立的寒士，因愤懑不平而不能自胜，于是写作文章。贵家子弟能够做到这些的，自汉代以来四十年间，若要评论，足下算得上一个。简略说来，范鲁公做相国时，子弟中只有如今的范杲立志守节、喜好学习。相国以及朝廷百官，直到后来的士人，都知道并特别看待他。直到如今，以文章获得声名、以文章得到官位，处在贫困中而能统御众人，能够接近古代有道之人，只有范杲值得推重。四十年中得到相位的仅有十家，而其中忠厚诚实、遗留正直品德、才略杰出、不贪婪也不谄媚、巍然具有良相风范的，也只有鲁公。十家之子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如今世上谈论他们的还有几人呢？取得官位并列于卿大夫之中的，如今又有几人呢？那些声名不因时势而改变的人，以及没有取得官位而湮没无闻的人，实际没有什么不同。谁能与范杲并列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学习与不学习。去年春天我在贝州，有一位幕僚刘去华刚刚接受观察官的任命，来到郡中。我开始见到他时，他言辞气度宏大，举止详慎老练；偶然询问他出自哪里，他便详细说是出自贤尊相公的门下。召他来交谈，他屡次称赞足下的行为不同于贵家子弟。他说足下一出门就骑跛驴，张着破伞，跟随小童；不佩戴文犀以及各种金饰带具；衣服只是纯色常服；说话不喧哗妄诞，内心能辨别是非；讲信用重义气，沉迷于学习、喜好文章，文章辞采卓异峻拔。住在家中时，相国很器重您；与士大夫及众多后辈交游时，也一定推重赞许您。我听到这些话时，实在想认识足下本人。今年春天经过京师，托进士崔景向足下转达我的意思。我所希望的，是愿意与足下结为一时的朋友，并不是求取媚悦，只是想和足下使世人称道赞叹，以道义相投。中执宪赵公在魏地任职时，我今年夏天中旬得以在您身边侍奉，他常说足下是当今的俊杰伟才，将特别荐举给皇上，希望足下辅佐教化、惠及国家，成为天下最杰出的人。我如今回来又得到旧日官职，留在京城，想着与足下朝夕交游相处，彼此倾尽胸怀；但因公务劳碌，辛苦奔忙，始终没有能够相见。几天前，崔秀才把足下的一卷文章和《永泰门义井铭》一篇放在衣袖中带来赐给我。我读了一整天，知道称赞歌咏足下的人并没有说错。足下的文章典雅而义理明白，气息平和而且清新真挚，实在可贵。足下如果不荒废学业，勤勉不懈地进求大道，实现它就不难了。声名、称誉、俸禄和官位，必定要由自己树立。十多年以后，足下可以与范杲相抗衡了。贵家子弟成群结队，也不能远远望见您的车辙，何况能够跟随您的足迹呢？贤尊相公的美德和宏大功业，近年没有人能够真正比拟，也与鲁公不相上下。由此可知，四十年间，只有足下和范氏两家的父子称得上贤者。后世看待今天，就如同今天看待过去。足下只管努力，我希望很快看到足下成就事业，也希望后人仰望足下清美的风采。知道我的话并非谄媚；我性情直率而喜好古道，立身朝廷又孤立少援，很少见到同类的人。志向远大的人，我所期望的就是足下。所赠文章，我谨慎留下作为珍爱之物，请不要怪罪。柳开告白。给韩洎秀才的信 已故友人李宪从前曾告诉我，承蒙贤兄侍御深厚地了解我，因为我喜爱写文章，您曾多次同我评论文章。自从我参加科举、历任官职以来，竟一直没有同贤兄相识。后来李宪任守之职，不幸在信州任所去世。我今年从御史被贬官来到这里，多次听人说您喜爱写古文，进退出处的取舍也不同于流俗。近来洪州的李顾行秀才从许州来拜访我，也谈到您，并拿出您所作的《送行序》给我看；我听了又读了它，深感十分可贵。于是我读孟郊的诗，诗中提到您；又有卢仝的几十篇诗，十年前我在京城书肆中看到唐代诸公诗集的一部，其中有玉川生的诗约四十多篇，第一篇是《与马异结交诗》。我后来托已故兄长用一百钱买到它。当时郑州的宋严跟我学习文章，后来恰好遇到我亡兄，便把诗取走给了他。第二年宋严去世，卢仝的诗也随之失去，再没有归还。从我离开江南来到河北以后，常想寻找它，却始终没有得到。如今李生谈到您所有的诗，仿佛就是我从前买到的那一部，不知您是从别人那里传得的吗？还是另有一部而稍有不同呢？唉，天地之间古今的事情，学了必须有所成就；有所成就必须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又必须有人传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世人所喜爱并采用的东西，未必能够长久流传保存；世人所不喜爱而抛弃的东西，也未必最终就消亡无闻。这些事情都无法穷尽考察并作定论。然而，好的东西终究会胜出罢了。现在想看看您所收藏的卢仝诗，因此把您和卢仝诗的事情一并详细告诉您，使您知道，可以吗？一切听凭您的决定。

译再次给韩洎的信 世上有些医生，以及武人、工匠、各种手工业者、众多技艺之人、商人和贩卖货物的人，其中有才能杰出、不同于同类的人，时代一定会给他们名声并推重他们。他们家的子孙往往努力继承父祖的事业，不肯同一般人混同；即使背负着这种家业，也会自己宣称说：“我确实是某氏的儿子、孙子；我所学习和掌握的本领，能够继承像我的父亲、祖父那样的事业。”即使他们不及其中优秀的人，也往往愤然不肯处在人下。唉，这难道果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士大夫、王公凭借文章、道德树立声名而立身于世，他们的子孙却很少能继承他们的才能、继续并恢复他们的事业。不仅不能这样，反而还有败坏家业的。难道只是因为那些人的行业低贱而容易掌握吗？是我们的道理宏大而难以实行吗？难道只是因为那些人愚钝而且人数众多吗？是我们这些人贤能而又难以遇到吗？难道只是因为那些人必须努力才能取得衣食，子孙没有可守的基业，只能从事谋生之事，所以才这样吗？还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富贵容易取得，子孙供养丰厚，于是懒惰堕落，所以才这样吗？或者只是上天降生在那些人中的人才多，降生在我们这些人中的人才少吗？您请思考并观察一下，古代和现在，人能够远离这种情形吗？唉，事情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有的山川、土地、人民、甲兵、社稷、宗庙不能类比先人的功业，终于招致祸乱；这种事就不多说了。唐代拥有天下的三百年间，称得上善于写文章的，只有您和我两家；开，我学习写文章，已经三十年了，所学不同于今人。当初确实是为了立身行道，一定要远远超过众人并普遍施行于世间，哪里会担心一行动就招来憎恶嫌弃、遭到排挤斥逐呢？这些也还不值得使我耿耿于怀。我所高兴的是，听说您喜爱写古文，近来又得到您写的序和书信，读起来颇有韩吏部文章的大略，因此我自己想到，韩愈、柳宗元两家的后人，和您有幸同生在当今时代了。您应当勤勉地实行它，不要忘记您的祖先，不要使自己赶不上那些人。凡是写文章的人，都有志于圣人的道；您看看孔子的经书，后世的人谁能达到它的万分之一呢？不过是走进他的门下而徒然多说罢了，何况可以抛弃它而去从事别的道路吗？难道等到真诚不足而荒废自己的功业吗？应当战战兢兢，这实在是值得自己惭愧的。卢仝的诗并不是我从前买到的那一部，如今已经抄写完毕，送还给您；还没有能够同您相识，只能徒然增加长久的思念。开谨白。给任唐征的信 承蒙您给我看两轴诗，辞藻声调很接近古人，您是从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呢？如果没有雄健刚强、峻拔超逸的才质，谁能达到这样呢？我将拿什么丰厚地报答您呢？我的胸襟狭窄，容不下世俗之物，又和众人不同，仍然喜爱写古文；同道之人同我交往，能够契合的很少。即使来到我的门前，也未曾真正进入。即使同他们坐下来谈论道理，他们一听到合乎义理的话，便舌头僵住，发不出声音。我并不是吝惜这些话，只是那些人不懂这些话，只会使我喋喋不休罢了。幸有当今天子在上，我夫子的道不至于坠落在地，难道会使我穷困饥寒而死吗？众人不能理解我，我又怎么能容纳众人呢？以至于近来我闭门谢客，住在穷陋的屋舍中，已经没有人来往的踪迹。为什么您却忽然从外地来到这里，直接来到我的门前？等听到您的言辞气度与别人不同，再观察您的言论、考察您的行为，果然如此吗？还不必看您其他的文章，就已经知道您也是可以交往的人了。您真诚地爱护我，实在太深厚了。您所爱护的，是您所喜爱的事物；您爱护我，也是爱护我所奉行的夫子之道。我夫子的道，是有见识的人所喜爱的。您若不是有见识的人，为什么会爱护我呢？难道夫子的道果真存在于我的身上吗？您如果能够不改变今天爱护我的心意，并把它化导给众人，使他们也爱护我；爱护我的人，便是显扬、亲近我的自身，也就是赞同我的道。这样一来，要使天下人都跟从我，也就不难了。道德仁义所归依的地方，礼乐刑政所施用的原则，国家没有争斗杀伐的忧患，人民有诚信谦让的风气，先圣人的光明德音在民间长久流传；说君主无为而治的时代，如今也接近古代了，这一切都系于此。这样看来，您对我的爱护，难道只是小小的一点吗？您忍心不替我珍惜它吗？我确实有所期待。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论这些事情了，今天因您而重新谈起，我今天所说的话，实在幸甚，幸甚。《河东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宋柳开撰：《知邠州上陈情表》臣柳开言：臣自太平兴国四年承蒙圣恩，升为升朝官，随从圣驾平定晋地，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雍熙四年承蒙圣恩，任诸司之职，到现在也已经八年了。先后八次担任知州、知军，没有别人肯替臣说话，只有陛下把臣当作臣下。臣柳开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在千载难逢的圣明时代，却一生同困塞不得志的人一样，不能在霸府随从圣驾，不能在御前及第，只能徒然做一个散冗之官，空怀忠贞之心。臣曾学习文章，喜爱扬雄、孟轲的著述；年轻时略知兵法，懂得吴起、孙武的机谋。与臣同时的人，大半已经沦亡；比臣后来的人，全都显达富贵。只有臣命运浅薄，仅仅达到普通人家的境地，免不了贫穷，身体也免不了困顿滞塞。如今年老，渐渐更加衰弱残败。父亲、叔父、母亲和妻子去世后，不能办理迁葬；兄长、侄子、弟弟、妹妹活着时也长期分离。又没有地方可以建立边防功勋，也没有地方可以推行正直之道，只能埋没在外任之地，忧惧于众多非议。臣侍奉陛下，陛下既是君主又如同亲人。臣仰望陛下如同仰望天地，请求陛下回顾圣意，将臣召回神京，改授臣一个给谏、卿监一类的官职，把臣列入辅弼和耳目之任。臣一定能够帮助陛下施行非同寻常的善政，一定能够辅佐陛下巩固不可动摇的宏大基业。臣愿随陛下东封泰山，随陛下向北扫平强敌，使百姓安乐，使风雨调顺。如果经过考验却没有功绩，请允许臣当众受戮。三皇五帝也比不上陛下的真诚淳厚，百官之中很少有人比得上臣的愚直。臣在今日占卜到圣恩降临，希望陛下照察臣的这片心意。臣向东遥望宫阙，诚恳迫切、激动深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译《上言时政表》臣柳开言：臣是极其愚钝、极其卑微的人，却遇到陛下这样至圣至明的君主，特蒙重任，派任代州知州。臣内心反省这番遭遇，深感惊惧。近来在便殿得以面见陛下，承蒙陛下慰问晓谕，知道陛下眷顾、关注臣的心意。陛下虽然还没有见过臣的面容，却已经知道臣的内心。日月垂照的恩泽，正如葵藿向阳而展开以报答恩德。臣如今要出发赴任，一去便是多年。陛下正在继承宏大基业，天下都在争相观察圣政。臣有一些卑微的见解，冒昧上扰圣听。如果其中有可采纳的话，希望陛下稍稍认为有道理；如果没有什么补益，请陛下宽恕臣冒犯轻率的罪过。死罪，死罪。臣以为宋朝拥有天下至今四十年，太祖、太宗精心寻求最高的治理原则，陛下继承大宝，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如果只是守着旧有规制，还不能算尽善；能够建立新的法令，才显出神明的机略。陛下不可不有所作为。臣认为益都已经稍稍安定，希望陛下选用贤能的人镇守那里。贤能之人声望高、有威严，群小自然会畏服。这样同普通百姓相比，群臣也会各自悬心自警，不敢相互攀比，陛下就可以免得长期萦怀。用人得当，国家就安定。臣又认为西部边境如今虽已归顺明白，但过去离去之人未必可以确保不再反复。如果发生反复的祸患，西部边疆忽然遭到奔袭冲击，陛下必须取得善于平定局势的办法，也必须得到能够驾驭局势的人。尤其应当把契丹看作祸患，因为它的威胁更加深重。为什么呢？契丹的家国已经建立很久，君臣关系也确定很久，知道内外有别。我们边境防守虽然很牢固，它却已经萌生南顾之心；他们也一定在有所谋虑。他们积存的怨恨没有消除，贪心难以改变；下属之人又猖狂，争相谋划挑起事端。侵犯边境未必会知足，对他们姑息退让也未必就能使他们感恩。希望陛下常常预先防备，另作深远的谋划：用良将守住要害，以丰厚赏赐满足他们的贪婪，以安抚慰问招来他们的真情，以宽缓的政策平息他们的念头。还请求陛下多派使者向西进入甘州、凉州，厚厚结交他们，使他们成为我国的声援；如果有动静，就让他们从内部侵袭契丹，契丹必然有内顾之忧，这样才可以遏制它轻率行动的意图。臣又认为圣朝的兵甲虽然已经很多，却比不上太祖时期。将士人人都经历过战事，勇锐的谋臣、猛将更是相差悬殊。如今军队似乎还不熟悉纪律，所以往年北部边境屡遭侵扰，近年西部边境也没有听到获胜立功的事情。平时养育军队每月耗费很大，出兵作战却没有显著军功。希望陛下像太祖时期那样训练军队，像太祖时代那样严明约束。选拔将领不必只看是否勇敢；号令指挥时，不应放过先后失律的人，多少都应全部诛杀。对取得功劳的人，要核实虚实，不得滥报。副将和主将中不威严的，应当罢免。驻军防守和专任征讨，都要重申命令并坚决执行。每当处理万机，也要听取防务意见。陛下在双阙深严的宫中有空闲时，希望亲临殿庭，连续召集勇猛的将士，让他们演习击刺、奔驰驰骤，以彰显神武英威，控制奸豪，震慑天下。臣又认为枢密、宰相是陛下的大臣，托付他们时必须毫不怀疑，任用他们时必须十分得当；他们总领群臣，考评官职，内则掌管百司，外则分治四海。近年来新设的制度，已经完全破坏了至公之道；京官、朝官另设审官差遣，供奉官、殿直另立三班，主管这些事务的机构层层并置，好像手指上长出的赘疣，也像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刑部不许详审取舍，却另行创立审刑院。至于宣徽院，也同样成了闲散之地。大臣不被信任，小臣反而说这是最公正的做法。如果大臣没有才能，就应当罢免，怎么可以失去任用资格，反而留下来充数呢？至于银台司，旧日隶属枢密院，近年来改变制度，职掌增加了很多，人员也加倍增添，但人事仍旧，公事并没有别的利弊，只是徒然变更制度。臣请求陛下停废审刑院、审官院、三班差遣等机构，朝臣、京官以及供奉官以下官员，都归中书、枢密院、宣徽院管理并负责差遣。银台司也请令枢密院依旧主管；审刑院的事务，也请归刑部办理。这样就能去掉繁琐细碎的机构，减少管理头绪。臣又认为开封府尹所辖京城，是天下各方奔赴朝廷的地方，是四海遵循法则的中心；应当依旧选任亲贤以及皇族、公主来主管，并让他们全部成长起来。既然皇族宗枝已经繁茂，就不应只优游安逸地居处京城，应当让他们到外郡、列蕃各自出任守牧之官；选择文武忠直之士作为他们的辅佐，形成分封共理的长久格局，建立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屏藩。凡是主管天下郡府的，都用宋家子孙担任，使宗族强盛如周朝，使国家兴盛如炎汉。臣又认为天下州县很有缺官的地方，有些地方冗员太多，有些缺员的地方却多年得不到补充。臣请求把天下四千户以上的县选派朝官任知县，三千户以上的县选派京官任知县；仍然省去主簿一员，令县尉兼办主簿事务。通判、都监、监押、巡检、监临、勾当使臣等官，也请求酌情裁减，免得空耗俸禄财利，同时使职官得到均衡安排；对怠慢公事和急于办公的人要明确区别，对有才和无才的人也要分别任用。臣又认为人情贪求争逐，时俗轻浮，即使是骨肉至亲，面对权势利益也会立即改变。天下八方广大，九品官职众多；同事同官之间不和不睦，遇到患难完全没有相互救助的心，窥见对方有空隙便互相危害，只怀有倾轧夺取之心，完全忘记仁义之道。臣请求陛下明白颁布诏告，使大家都改正这种风气，希望从教化的根源上敦厚人心，使政事的根本永远和平；使家家户户形成值得封赏的风俗，使群官都改变成君子之风，帮助圣德达到无穷，使淳厚的风气遍及四方。臣又认为太祖是神武之帝，太宗是圣文之君，光辉胜过百王，威势加于万国；没有贤才不任用，没有事务不了解。臣希望陛下开阔圣明的胸怀，如天如海；凡是可行的就立即施行，合宜办理的就立即办理；爱惜忠臣直臣，辨识奸邪的言语和奸党的行径；守持清静之道，契合华夏百姓的心意，同尧舜比肩，与天地合其德。臣又居于末位，在圣明时代渐渐老去；昔日承蒙太祖、太宗知遇，今日又蒙圣主圣恩任用。臣言辞狂率、道理浅拙，甘愿等待诛责，却冒犯天子的威严，实在惶恐迫切到了极点。

译《乞驾幸表》臣柳开言：把忧国当作忧家，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这是古人的话，也是臣的心意。何况臣忝居有文行忠信之名，又处在官爵、衣食优厚的位置，却苟且偷安、窃取俸禄，端坐旁观，这正是臣所感到羞耻的，并非臣的愿望。如今胜负尚未决定，臣若有去留方面的意见便径直上言，不敢回避朝廷法令，希望陛下俯察。臣柳开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去年奉命任代州知州，今年夏天又奉命任忻州知州。每次听到北界投降来人的话，说契丹安排进入边界的次序和规模很大，臣也不敢断然相信。自八月以来，河北边境敌骑聚集很多，瓶形、宁化军之间往来受到侵犯；推测他们的奸谋，必然不会轻易退去。臣深深担心到了十一、十二月严寒之时，敌骑会一并奔袭冲击。为什么呢？深冬严寒凝结，王师从南向北，离开温暖而走向寒冷；契丹从北向南，离开寒冷而走向温暖。况且王师从秋天到冬天，分散驻扎在镇州、北边、定州一带，已经接近一百天；饮食刍粟不像在家中那样充足，长期住在城寨、村野之外，衣裘、绵褐也比不上毛毳、毡皮。所以契丹所等待的正是深冬，王师却会困顿于深冬。何况自太宗平定晋地以后，契丹屡屡在边境获胜，只是近年才不敢南顾。如今它前来，有三件原因：契丹居于北方，今年太岁在亥、子之位，以南方抵抗北方，是冲犯太岁，这是契丹敢于前来的第一个原因。自雍熙、端拱年间至今已经十年，契丹当年掳掠所得的财产货物和费用应当已经用尽，这是如今侵犯边境的第二个原因。又因为陛下登位至今三年，北部边境没有发生事情，契丹从未相侵；如今契丹前来，就是要同陛下在一次行动中决出胜负雌雄，这是它前来的第三个原因。依臣愚见，陛下继承太祖、太宗的宏大基业，拥有四海九州的广阔土地，决定天下的安危，巩固大宋的基业，也在这一次行动。若陛下今天能够击退这个强敌，那么四夷八蛮从此以后都会畏惧服从陛下的圣明神威，叩头称臣，向朝廷纳贡；难道只有声教所及之内的地方如此，就连奸邪之徒也敢三心二意吗？若陛下今天稍稍让敌骑侵凌，王师退败，边境遭受冲突，城寨略有破亡，那么臣还没有看见会有谁愿意服从。今日之事，陛下难道可以轻视吗？臣近来听说从京师到镇州正在修葺行宫，迎候圣驾，臣听到这件事实在欢喜踊跃不已。陛下如果这样做，真是英雄天子。臣如今冒死请求陛下在郊禋之后，庆赏一施行，三两日内便下达御札，争取五七日之间，圣驾迅速起行，径直到达镇州。亲自驾临州城，亲临边疆，向远方荒服之地显示神武，把圣明的谋略授予各位统帅。希望陛下不要听信犹豫的言论，不要产生迟疑的顾虑。臣只把近代以及圣朝的事情作比较来说，希望陛下果断实行。周世宗即位初年，朝廷还不十分强盛，河北发生贼乱，世宗亲自出征，在高平大战，诛杀怯懦的将领，中原从此建立了霸王之业，席卷淮南、关南。到了太祖受命那一年，李筠在潞州叛逆，众人的心还没有完全归附，诸侯都坐看成败。太祖亲自率领六军，同李筠党羽血战，一举荡平并攻取潞州；回师进攻维扬，重进被斩首；后来攻取荆、潭，如同击破鸡卵；降服邛、蜀，如同摧折枯木；在海南岸擒获刘鋹，在金陵城中迫使李煜归降；契丹王归顺，钱俶前来朝见。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亲自直抵晋地营垒，攻取刘继元；巡幸渔阳，回到凤阙。这些都是刚刚登上大宝时，亲自总领雄师，行动如雷，发布命令如同天降。何况陛下承继太祖、太宗的美盛功业，圣明超过太祖、太宗，甲兵战马比世宗时多万倍，臣民在这昭明时代同心一意，军粮堆积如山，玉帛聚集如云，日月长明，天地肃穆，谋臣如雨，猛将成林。内有元老贤相辅佐协调，外有深沟高垒遮蔽防卫。服丧三年以后，安抚驾驭天下，行动举止没有仓促之失，赏罚也没有僭越滥施的地方。大驾一旦起行，皇威便会一并彰显；将士在边疆争相振奋士气，单于在沙漠中挫败凶恶的谋划。这是臣所希望看到的明显成效。臣还有最切近的一层考虑：契丹现在就在定州境内，如果圣驾起行越过河北，契丹便抽身退去，那么天下都会说，陛下刚刚亲自出征，契丹便逃遁了；这正是陛下的圣德英武如天如神。如果圣驾起行越过河北，契丹没有退去，沿边王师听说圣驾北行，人心勇锐，杀退契丹，那么也都会说，正因为陛下圣明亲征，所以才能杀败契丹；这就更加彰显陛下圣德英武如天如神。无论契丹退还是不退，陛下暂时起行都没有不利。臣又认为如今还没有归顺的，是西部边境。若陛下这次暂时起行，契丹退败，西部边境听闻后也会认为陛下英武，能够杀败契丹，它一定会自行考虑，哪里还能抗拒如天如神的陛下呢？这就是陛下一次亲征，而天下都服从陛下英武的威势。臣思量，既然陛下统治天下，从今以后还有什么不值得畏服的呢？如果圣驾一定要起行，那么请把京城之内的事务委托给亲信大臣留守；交州、广西、漳州、泉州、福建等地，各命近臣乘驿马疾行前往考察监督。这样陛下就可以无忧无虑而安宁平静。如果圣驾一定要起行，臣希望蒙圣慈把臣从外任召回京城，请求随从圣驾；还请陛下给臣精锐骑兵三五千人作为前驱，必定能够取得胜捷。臣困顿地任职于外地，却踊跃怀有壮心，愿竭尽微薄之力辅佐君父；冒犯天子威严，臣实在忧惧激切、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谨奉密封奏表上达圣听。

译《奏事宜表》臣某言：大事的发动与停止，必须审察上天和万物；大的盛衰变化，必定同天时相联系。日月星辰光明昭著，各有主管和次序；万灵彰明，各有建立的常规。历数不可逃避，符验可以相信。违背它只会更快招来祸患，各方面都应顺应它，从而契合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臣有所听闻，感情不敢隐瞒，思量着想披露出来，以帮助圣明。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在太平兴国四年任宋州录事参军。太宗圣驾在镇州时，召臣赴行在。那年三月二十四日，臣到达洺州南面的旅店，遇到从镇州回来的晋人程再荣。臣问收复太原的事情，程再荣说：太祖以水围困河东时，我程再荣正在河东担任伪政权的殿直。河东主帅命令再荣从小路骑马进入契丹，请求救兵。到了西楼，契丹有一位宣徽使叫王白，善于术数。四月十三日，在北主帐前，王白把再荣召到家园亭中饮食。再荣告诉他说：“南朝下令大举收缴敝国的兵器甲仗，敝国危急困迫，无法保存，也无法避免灭亡。”王白说：“你不必忧虑，晋国没有祸患。南朝在五月十七日一定会回去，晋国在五月十九日将完成大事。” 再荣又问他：“既然一定会回去，后来又会怎样呢？”王白说：“再过十年，晋国就会被攻破；一旦攻破，就会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王白又说：“不只是晋国会灭亡，契丹也会衰弱。不过它还会再次侵犯中原一次，饮马黄河后返回。晋国灭亡二十年以后，契丹的防备力量逐渐衰弱，最终达到灭绝。这次灭亡不同于古代以往的灭亡，必定不会留下后代。”再荣于是离开敌廷，到达代州，后来归附太祖。因为所说的话违背太祖的心意，被任命为宋州宁陵镇将，如今任亳州镇将。王白是冀州人，年仅七十岁，他所说的事情多有应验；按照他的数术，十年之期到了，晋国必定灭亡。臣柳开到达行在，被授予赞善大夫，随太宗在四月抵达晋地营垒。五月六日，刘继元归命。太宗随即焚毁并挖掘晋地城邑，晋国果然被扫荡一空。太宗征伐渔阳，随后回兵。雍熙丙戌年，曹彬伐燕失利。那年冬天，敌方报告王师在河间战败。敌人乘胜，于第二年春天攻破德州，抵达黎济寨，在黄河边停留后退去。臣又根据程再荣从前所说王白的话推验：开宝二年五月十七日，太祖不能攻取并州而回去，这是第一个应验。王白又说河东十年后一定灭亡，到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果然正是十周年，晋地营垒平定后被夷毁，这就是扫荡一空，是第二个应验。王白又说契丹还会再次侵犯中原一次，饮马黄河后返回；到了雍熙丁亥年春天，敌人攻破德州，抵达黄河，这就是第三个应验。他又说，晋国灭亡二十年以后，契丹的防备力量逐渐衰弱，直到灭绝。臣按太宗平定晋地的年份在己卯年计算，今年是己亥年，已经二十一年了。这次契丹出兵没有名义，以小国侵加大国，事理全都违逆，不能得到上天帮助。大凡兵器是凶器，是圣人所告诫的东西；使用它是为了除害，不能用来害人；蓄养军队是为了防乱，不能用来发动祸乱。中原的君主如果沉溺于兵事、玩弄武力，尚且是不善，何况契丹呢？况且用兵的法则，必须审察天地、人事的道理，以考察得失。出兵所忌讳的，是日月交食；最先举兵的国家，灾祸必定由自己承担。今年九月，太阳、太阴在朔日和望日，都有灾变；天上的星象已经显示，地面也有明显征验。契丹首先发兵，必定会遭受灾祸，这就是所谓失于天。保州、定州城寨相互望见，王师环绕排列，人数也很多。瀛州、郑州以东，各处都扼守要害；敌人进入的道路既狭窄，退出来也必定困难。随驾的精兵已经依次准备进发，他们前进没有大的收获，后退也没有好的归路，这就是所谓失于地。况且契丹如今母鸡报晓，女主专权，腥秽之气充斥，夷狄和中原都已经听闻。韩氏兄弟掌握权力、擅自控制国政，尤其近年以来不合道义的事情越来越多；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侵凌虐待百姓。向东征讨倭国已经丧失部众，向南讨伐高丽也没有取得胜利。如今带着新近聚集的军队，侵犯中原的军队，既没有强悍的首领，也没有杰出的将佐；所采取的举措仍旧，所施行的事情又多有迟滞。陛下登位以来，处处遵守法式，上下和睦，年成丰熟、百姓安定，风雨调顺，赏罚没有滥用；对外绝迹了强横之徒，对内铲除了奸邪之臣。四海安宁，百官各得其宜；谨慎约束边疆官吏，不让他们侵扰百姓；守丧三年，能够最终完成孝道。而契丹本应合拢关塞、请求归顺，向着帝阙归心，怎么可以擅自动用干戈，强行凌辱边境，深入掠夺百姓，大肆奔袭冲击呢？这就是所谓失于人。依臣推测，契丹有三种尤其严重的失误，陛下有三种特别美好的优势。臣所以知道契丹不能取胜，又因为程再荣所称述的王白的话：河东灭亡二十年以后，契丹防备力量逐渐衰弱，直到灭绝；这正是它开始萌发灭亡的时刻。大凡有强盛就必有衰弱，有兴盛就必有衰败。只是那北方和我们中原，各自处在阴阳定位之中，居于南北不同的方位。他们衰弱，就是我们强盛；我们衰弱，就是他们兴盛。当唐王朝末年，契丹开始纵横强盛，阿保机僭越称帝。韩延徽逃亡后担任宰相，设置官号，兴建都城，占据北方土地来建立雄势。恰逢中原多故，于是从后晋石氏那里割取幽州、燕州等地，直到如今将近一百年；哪里有能够长久兴盛的国家，哪里有能够长期强大的邦国？何况契丹缺乏德义的声誉，只积蓄豪强奸猾的野心。大宋应天命而兴，帝王之道施行于百姓。回头看契丹的后代，已经比不上他们的祖先。恭敬地想，陛下确实超过前代君王。如今正是他们衰弱而我们强盛的时候，正是他们衰败而我们兴盛的日子。他们现在来凌辱华夏，是在激怒众人的心。上天必定降下明显的威严，天降的谴罚难以逃脱覆亡。祸患已经充盈，罪恶已经贯满；众人必定叛离，亲近的人也必定离心。内部祸难一发生，篡夺杀戮就会兴起；大军一到，群党就会离散。收复燕、蓟的土地，取得云中、朔方的城池；击碎木叶山，平定摘星岭；攻破榆关而长驱直入，渡过滦河而远道进军；在极远荒僻之地焚烧穷庐毳幕，把契丹的幼子和妇女捆缚到荒漠尽头。洗雪前代的耻辱，成就当代的功业。臣希望陛下能够勤勉节俭，极其明察，去掉不急迫的事务，省去没有用处的办法，节制声色来愉悦心情，专心于道德作为意念。

译以慈爱之心养育万物，以光明照耀遍及八方。不要把珠玉当作珍宝，只把粮食和布帛当作宝物。集中圣明的思虑，使之上通天意；扩大圣上的恩泽，使之向下使民情喜悦。想到安逸享乐会担心产生忧患危险，思考艰难困苦，长久作为鉴戒。不要听信逐渐浸润人心的谗言，不要顺从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要亲近谄媚奉承的人，不要伤害中正之士。对似是而非的事情必须辨明，对有始无终的人不要容纳。选拔贤能并任用他们，训练士兵、操练将领。寻求韩信、彭越、孙武、吴起一类的人才，访求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一类的人才。对直言极谏的人，给予俸禄、职位和高官；对多谋有智的人，授予清要资序和亲近的职位。能够操持政务的人，一定要增加委任和信任；见识确实可靠的人，一定要付诸施行。众人憎恶嫌弃的人，或许正是刚强明察的人才；众人援引推举的人，或许正是谄佞媚上的小人。屏退懦弱回邪的党徒，举用被沉埋阻塞的贤才。兵刃不锋利，就精心修治；战马不强健，就谨慎选取。严格责罚懒惰，劝导督课农桑。驱除轻浮，崇尚淳朴。继承太祖的神武，接续太宗的圣文。高高拱手端坐紫宸殿，永远光耀青史。这样一来，这些蠢笨的蝼蚁，哪里值得忧虑；这些微小蠕动的虫豸，难道能够成为祸患吗？臣没有广博的见识，也没有宏远的谋略；只是亲自听到程再荣的言语，静静等待观看契丹国的衰弱。如今已经看见它灭亡的征兆，等到它灭亡时便立即具表陈述，不回避责罚和后悔，冒昧触犯天子威严。臣战栗、流汗，激切惶恐到了极点。《河东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一，宋柳开撰：《皮子文薮序》读皮子的文章，书名题作《薮》。“薮”就是沼泽，也叫渊薮，意思是各种事物聚集在一起。古代大国各自都有薮：鲁国有大野，晋国有大陆，秦国有阳陓，宋国有孟诸，楚国有云梦，吴越有具区，齐国有海隅，燕国有昭余，郑国有圃田，周国有焦防，都是薮。是说这些地方广大，所以用“薮”来命名。鲁、晋、秦、宋、楚、吴、越、齐、燕、郑、周各国的疆域不同，所以分别用不同名称来称呼它们。然而，它们同处于一个天地之中。我认为皮子把书命名为《薮》，大概是因为他的文章很多，汇集成文章之薮；又怀疑是因为他的文章类别不同，正如鲁、晋、秦、宋、楚、吴、越、齐、燕、郑、周各国的薮一样，各自成为一薮。文章的类别虽然不同，却称作“薮”，也正如这些国家的薮，虽各不相同，合起来却同在一个天地之中。总的都是以文章统摄，所以称作《文薮》。我对这个名称既疑惑又喜爱，读到卷首，又没有看到序说，于是把全书都读了。看到了“薮”字所包含的意义：霍山是赋的薮，首阳是碑的薮，隋鼎是铭的薮，《易商君传》是赞的薮，《周昌相赵》是论的薮，《陵母》是颂的薮，《心》是箴的薮，《移成均博士》是书的薮，《三羞》是诗的薮。“薮”用于文章，不能把所有篇目都列举出来【例如《九讽》《十原》《决疑》《杂著》之类】；只是约略选取名称尤其突出的篇目，按照类别举例选取【是说赋篇下面的题名】。大野之下，是鲁国的薮；霍山之下，是文章的薮。谁说皮子的《文薮》之义不是这个意思呢？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了。传抄这部书的人可以从中取得它的意义。《五峰集序》读孔夫子的文章，遗憾的是《诗》《书》《礼》《乐》，下至诸经，都遭到秦朝焚毁，各有散失。到了今天，即使想寻求一个字、一句话，增补到现存的篇章中，也再没有可能，何况要把它们全部得到呢？又想到汉代从孔壁中获得蝌蚪文字的书，因为编简已经断裂，巫蛊之事又发生，不能依次类推、寻究考察，实在十分痛惜。圣人去世以后，再也无法听到他亲口说话，就好比登上山丘仰望天空，远处看不见的东西，哪里能够全部看清，又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呢？游历秦地而止于陇地，难道能够穷尽京城和各地的壮观吗？至于其他美好的事物和珍贵的遗存，有的保存一半，有的丧失一半；心中和眼中有所喜爱，难道会对此毫无思考吗？淳化二年春天，柳开从桂州出发，奉诏返回京师。在衡山廖昼家遇到王次圣，他刚从交州出使回来。王次圣是廖昼的外孙。廖家世代善于作诗，在梁朝时就以爽健著称。马氏占有湖湘之时，廖家有人担任衡州、永州刺史，有十个儿子；图善于写七言诗，凝善于写五言诗，立意造语都奇特挺拔。凝后来进入江南，归附李璟，他的诗歌在朝廷中得以传闻。图正逢马氏的儿子没有继承人，战争兴起，国家动乱，很多诗篇散失坠亡。柳开因此托王次圣向廖昼求取图的书稿，只得到残缺的诗篇，仅一百篇左右。前人遵度为它作序，题名为《五峰集》。闰月，廖昼到潭州，把这些诗交给我诵读，每一篇都可爱。其中重新恢宏地谈论胸臆之间的事情，近世没有可以相比的。事情本来无论大无论小，只要能够合乎道理，就几乎可以称为君子了。像图的诗，难道能不使人为它的散失而痛惜吗？把它同经书相比虽然不伦，但看着现存的篇章而想到已经亡佚的篇章，其中一定有足以稍稍显露我心中理念的内容。因而也能够借此返回孔夫子的道路。我想到世间有时没有贤才，正想作篇文章同人共同叹息；但有时又有贤才，却不能让他们尽量发挥才干，死后又丧失了他们的事业。图，是廖昼的祖先。他在马氏政权中任天策府学士、道州刺史。廖昼门下学习他的事业的人有十多人，因此廖氏一族足以成为诗人一流。

译《昌黎集后序》世人说先生得到了圣人的道，只可惜不能著书，这是认为先生有所不足。当时的人也有这种说法。我从十七岁读先生的文章直到现在，总共七年，日日夜夜不离手，才得到先生文章十分之一二的精髓吗？唉！先生生活的时代，文章已经比古代兴盛了，仍然还有人这样说。既然如此，超过先生之后，何况先生以后直到今天呢？这正是世人不了解先生的地方。孔夫子对经书，在《易》上作《彖》《象》等传，在《诗》《书》上删定，在《礼》《乐》上审定，在《春秋》上约取史书而修订；在各经中，因循参验旧说而发言，并不是孔夫子特意创作文字来炫耀自己。在《论语》中，是弟子记录他的言语，也不是孔夫子自己写作的。圣人并不把扩充辞藻、追求文章数量当作事业，所重视的是教化天下、传给后世，只在于道德罢了。如果把扩充辞藻当作事业，那么诸子百家就会纷纷兴起争竞，种种异说都可能先于孔夫子了。即使孟子著书，也不能因此尊于孔夫子；只是在乱世之中，他才这样做。扬子云作《太玄》《法言》，也正当王莽时代。他们的根本要义在于保存圣人的道。从后世到先生的时候，圣人的经籍虽然已经残缺，但圣人的道仍然完备。先生在当时写作文章，用来讽咏、规劝、戒惧，回答、议论、询问、说明，淳厚自然地完全归于孔夫子的旨意；他的言论远远超过孟子和扬子云。先生写文章，对于善的东西就加以增益使它完成，对于恶的东西就加以教化使它改变；各自委婉地表达其中的旨意，使混乱之事不至于突然发生。这能同那些只讲章句的人相提并论吗？况且孟子和扬子云不能在当时推行圣人的道，也不能把圣人的言论传授给人，所以才著书来说明它。看看先生的文章和诗，都是可以施用于世的。它们同《尚书》的号令、《春秋》的褒贬、《周易》的通变、《诗经》的风雅赋比、《礼乐》的沿袭、经书的教授、语录的训导一样；从先生的心意和孔夫子的旨意中斟酌而出，没有不同的趣旨。先生对于圣人的道，就在这里而已。何必一定要著书才算如此呢？有圣人的道，却没有相应的人，是我悲哀的原因；有相应的人，却没有人知道他的道，更是我悲哀的原因。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属于世人不了解他的道的人吗？我说世人不了解先生，难道是诬妄之言吗？《送臧梦寿序》有人问：“君子有所求吗？”回答：“有。对于自身不可以有所求，对于道却可以。”又问：“所求的是增益自身，还是求取任用？”回答：“没有通达时，求增益；通达以后，求任用。譬如在陆地上造船，船已经造完了；到了渡河的时候，就可以用它了。船若有缺损，就请求补充材料来修备。”又问：“真是这样吗？君子也有所求吗？”回答：“君子有所求。舜吗？十六相吗？全都是有所求的。时势任用他们时，他们所求的是任用；时势不任用他们时，他们固然也在求取任用。”又问：“我听说舜和十六相，并不说自己有所求，您为什么说他们有所求呢？”回答：“他们以德求取。德隐而处在下位，是因为国家有道。孔子周游七十国，是因为天下无道。”又问：“君子对于外物，是以贵为好，还是以恶为好？”回答：“那是把玉拿去质押。”又问：“玉处在石中，工匠开采它，是为了备用于圭璧。玉并没有求取这些。像玉这样，君子为什么还要有所求呢？”回答：“经过磨砺加工，才能成为器物；把它估价出售，工匠看重的是利益，所以要有所求。玉所凭借的是德，工匠所凭借的是利，关键在于时势啊，时势啊！无论顺境逆境，都是如此。”君子若不向人求取，就以德来求取；也就是以自身来求道，以自身所能达到的境界来求取。自身得到任用，就得到任用了。有人求取却得不到，未有不求取而得到的。有人问：“我听说臧子想去辽，有所求吗？”回答：“有所求。”又问：“向国家求取任用，怎么样呢？”回答：“有道理。”又问：“既然有道理，为什么去辽而不隐居呢？任用他时不求取，不任用他时反而求取吗？”回答：“也有这样的道理。只是趋向不同，成就各异，而同样都达到目的。况且辽接近晋，晋是敌国，凭借险要而肆行凶暴，违背顺理之道而习以为非。辽是为了抵御晋的冲击，晋是为了防备辽的讨伐，都是兵甲所造成的祸害。”又说：“关系到百姓的性命，臧子到辽任守将，是要以义劝导他们，使其改变心志；又要建立信任，使他们断绝奸邪之道。他希望教化辽人，使他们归附晋国。德施加于自身，并且闻名天下，是在等待得到任用啊。”既然有所求，君子也有所求，臧子的行为就是这样，完全正确。怎么能说君子无所求呢？送陈昭华序 君王不出世，政令刑法松弛，边境盗寇就多起来，烽火台相继告急，因而一同危害中原。圣人去世以后，礼乐衰败，杨、墨、佛、老之说兴盛，于是共同扰乱大道。您看，如今国家得到治理了吗？这是因为有王者在上面统治，四方的寇盗哪里能够侵扰它呢？唉！唯独大道不能显明吗？圣人去世已经很久了，礼乐衰败也已经很久了。做人，有的信奉杨墨，有的信奉老子，有的信奉佛教，彼此扰乱，充斥天下。大道仍然像丛生的杂草，杨、墨、老、佛仍然像四方的盗寇。国家虽治理了，而大道没有显明，杨墨老佛之害仍然在侵扰。谁说我没有能力呢？从几位先生的话来看，难道了解我的人反而认为我无能吗？能够致力于大道的人，一旦终身坚持，便足够了。几位先生曾对我说：“确实如此。”您的话也说：“确实如此。”我自己反而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是对是错了。几位先生的话为什么彼此相似？您的文章为什么又像几位先生的文章呢？有人说我正在恢复圣人之道，但杨墨老佛的危害还没有除去。这样真的能够最终恢复圣人之道吗？您说：“见到合乎义的事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我愿意以此自勉，竭力致力于大道。然而您听说过军队作战吗？能够有勇气，又有众人的辅佐，作战就能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还在作战，这就是有勇气。首先要尽力击败杨、墨、佛、老。您和各位先生如果想到他们对我的劝勉之言，来帮助我恢复圣人之道，那么以后一定能够成功。您前去见各位先生，替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译送李宪序 世人谈论韩文，有喜爱韩文的名声，却没有真正采用它的实际行动，所以谈论古道时，彼此都不肯推让，各自制造气势和意气，大大辜负了别人，也不了解自己，实情究竟如何呢？唉！嘴上说是，心里却非，我所以不取这种人。李生所说的“不为众人所喜”，大概才是真正喜爱韩文的人，不是嘴上说是、心里却非的人。我常常想到李生的话：不要担心自己的道不能被人实行，文章不能在当时显扬。李生从哪里得到这些见解呢？并不是期望李生了解我，李生也没有预先期待我与他相同。有一天忽然相见，发现道理相同、文章相似，难道是有人替李生和我彼此介绍过吗？君子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坦然自若，做了便不担心不能实行，本来就是符合古代圣人的用心，不因世事的浮沉而改变自己的德行罢了。遇到同类的人，自然会感动而相互响应。君子和小人各有各的道路，道路相同的人最终一定能够互相了解。天下极其广大，不要说天下没有了解自己的人。我的道极其广大，也不要说世上没有喜好古道的人。况且李生还没有认识我的时候，难道真的会因为自己属于这一类人，便期望我也是同类吗？致力于德行而勤勉实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世间，一定会有与之相合的人。上天生人，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不善的人，正是成就善人的凭借。假如善人多而不善的人少，那么又凭什么显出善人的伟大呢？又怎么知道李生和我最终不会成为不善之人的凭借呢？那些突然与众人见解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所成就。即使今天得不到知遇，将来也一定会得到，机会总会存在。李生不必忧愁不安而自我苦恼。道吗？悬在上天，不能预期；命吗？悬在时势，不能预知。能够预期和预知的，在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守住它而不改变，谁还能忧虑其他事情呢？李生努力吧！不要认为世道厚重而自己浅薄，最终成为徒劳之人。送程说序 在音乐之中，琴最为可贵，君子多半崇尚它。古代的时候，声音随着人的内心发出，用来舒展悲、怨、喜、惧之情；听的人能够了解演奏者的才能，并且由此察知民情和国政。如今的人却不同于此，举世能够演奏的人很少。能够演奏的人，并不是能够舒展自己的内心而发出声音，大概只是能够学习古代遗留下来的声调。有的人甚至不能分辨真伪，节拍次数也没有法度，这种情况又多得很。这样难道不是把琴乐废弃了吗？有时不幸还有喜好它的人，能够学习它。可是当他奏响琴时，前来观看的人百中不过一两个；观看而能够听懂的，又有几人？听懂而又能够理解的，当然更少。因此学习这种技艺的人日益懈怠其功夫，喜好这种技艺的人也时时减少学习，琴乐更加受到侵削。更何况能够真诚感动内心而改变声音，创作乐音来表达志向的人呢？所以，喜爱而且能够演奏的人，开始还以学习它为乐，最终却因已经没有人比自己更不了解它而感到悲伤。有的人能够观看而听懂，听懂而理解，理解而愿意学习，便来提高自己的技艺。有人说：“我请您把我当作弟子吧。”早晨来传授，晚上也来传授。到了那些善于记录而不遗漏、敏于提问而不停止的人，原本会演奏的人反而害怕他们将来超过自己，于是又不肯把全部技艺教给他们。唉！这不也是人性偷懒浅薄的表现吗？抬高自己，却轻视别人的创作。导致今天不及古代，祸乱就是由此而来。唉，太严重了！世上若有一个善于聆听的人，尚且应当像难以得到一样珍视他。有人前来拜师并努力学习，怎么忍心不竭尽自己来传授给他呢？为什么偏爱虚浮而厌恶实学，致力于奸巧而鄙弃正道呢？我在这方面学习，只是不知道自己死后，后世是否会有不同于当世而像这样的人，所以努力求取学习。程子在这方面是有才能的。我得到机会向他请教，如今将要出行告别，冒昧把这些话说出来，是担心后来有进步的人来到您这里，千万不要像我所讥刺的那些人一样。《河东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二，宋柳开撰《高铣下第序》人的命运长短，系于天道的屈伸；人的际遇，又系于时势和德行的尊卑；人的吉凶，由自己决定；名声的好坏，取决于别人。所谓悬于天的，是寿命长短；知道这是命，便可以自我信守。所谓系于时的，是被任用还是被弃置；专心守道，便可以自我担当。所谓由己的，是吉祥还是祸患；努力修德，便可以自己选择。所谓存于人的，是毁谤还是赞誉；谨慎对待名声，便可以自我调和。自我信守而不迷惑，自我担当而不废弃，自我选择而不懈怠，自我调和而不固执，这就是圣人的门徒。不迷惑就能乐天知命，不废弃就能顺应时势，不懈怠就能勤勉自修，不固执就能顺从众人。能够乐天知命就没有忧愁，能够顺应时势就没有祸患，能够勤勉自修就没有缺失，能够顺从众人就没有过错。乐天知命凭借仁，顺应时势凭借智，勤勉自修凭借信，顺从众人凭借礼。以仁来整齐自己，能够整齐自己，哪里还会忧虑命运呢？这就叫没有忧愁。以智来经纬处世，能够经纬处世，哪里还会损害道呢？这就叫没有祸患。以信来使自己诚实，能够诚实，哪里还会对德行产生疑惑呢？这就叫没有缺失。以礼来对待别人，能够这样对待别人，哪里还会损害名声呢？这就叫没有过错。像渤海的高生，就是四者都具备的人。柳子听说后说：“高生能够用仁来安于天命长短，信任自己的寿夭，说：‘我有什么可忧虑的？’我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您一定长寿。’又说：‘高生能够用智来顺应时势和道的屈伸，听任自己的任用或弃置，说：‘我有什么可忧患的？’我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忧患的。您将要得到任用。’又说：‘高生能够用信来勤勉修养自己的德行，不论吉祥还是祸患都自己选择，说：‘我有什么可缺失的？’我说：‘本来没有什么可缺失的。您本来就是吉祥的。’又说：‘高生能够用礼来顺应众人对名声好坏的看法，调和毁誉，说：‘我有什么过错？’我说：‘本来没有什么过错。您的名声难以被毁坏。’上天如果不让您长寿，那么您丧失生命，我也会丧失；时势如果不任用您，那么您困厄，我也困厄。由己之处，是向内求取真实，从自己出发而专心掌握；存于人之处，是向外看重机会，从自己出发去取得。如今若有主管官吏冤枉您，那只是命、道德、名声的末节罢了。您心中所忧虑的若不在这里，也就不值得追究到底。努力吧，高生！”天下纷扰喧嚣，又有谁了解您？若不是我，便没有这些话可以告诉您了。”

译送姜涉序 古代有不得职位却为国家忧虑的人，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如今有不得职位却为国家忧虑的人，我亲眼见到了他。姜侯被诏举贤良却没有得到任用，是不得职位的人；他讨伐汾、晋而陈述谋略，是为国家忧虑的人。他穿着平民服装而干预政事，戴着有文饰的帽子而谋划军事。柳子说姜侯是君子。凡是国家有大事而参与谋划，是卿大夫的职责。卿大夫比自己贤明，对君主忠诚，爱护百姓，善于用兵，居于职位而能做到这些的人有，不能做到的也有。能够做到的人，也都没有一样不具备的了。有的只是比自己贤明，有的只是忠于君主，有的只是爱护百姓，有的只是善于用兵。由此便说他们建立了大功，又接着授予重要职位来尊崇他们，用盛大的名声来褒奖他们。卿大夫本来应当承担并拥有这些职责，尚且要据此责求他们，何况不得职位却能做到的人呢？不得职位而能做到这些已经很难，何况不得职位而能全部具备这些品德呢？姜侯进见时没有畏惧的神色，退下后没有怨言，难道不能说他比自己贤明吗？直言而不攻击，极力进谏而不阿谀，难道不能说他忠于君主吗？求取施行于政事，竭尽自己的诚意，难道不能说他爱护百姓吗？面对敌人用谋略，设计奇策以应变，难道不能说他善于用兵吗？这就是姜侯虽不得职位却能做到这些，在卿大夫的职责方面完全具备，并且不同于一般卿大夫。卿大夫得到职位而担任职务，只能做到其中一项而不能全部具备，尚且要酬报其功劳、慰劳其辛苦，尊贵他并推重他，何况姜侯不得职位却全部具备这些品德呢？真不知道国家将用什么来赏赐这样的人。姜侯不担心自己辜负国家，只怕国家无法报答姜侯，这该怎么办呢？赠麴植弹琴序 我听您的琴，确实听到了声音，却不能了解您琴声的音意。独自坐着一整天，琴声清冷绵延而不停止。唉！我是被您的琴声困扰了。您以为我能懂得其中的音意，想要借此宣泄心情、表达志向，难道只是徒然吗？我替您感到悲伤。不幸的是，因您的琴声悲凉，我又暗自感触而悲伤。您果真能替我听懂这些话吗？您的琴很像我的文章。我努力学习十多年，不敢把心思安放在不是古代圣贤所做的事情上。于是学业有所成就，技艺日益精深，品行修养提高，德行广博；可是希望遇到古代知己，却无从见到。只是勤勤恳恳直到今天罢了。尤其可叹的是世人不了解我，我真诚地作出文章，却没有地方实现自己的追求。于是甘愿在东郊放任自处。听您的琴，触动了我的悲哀，我也将自我责备、自我怨恨了。又何必把怨恨推给别人呢？起初我向别人求取知遇，如今才知道这是自己的过错。抛弃世俗的崇尚而专心古道，本来就不是为了取悦世人、承受世人责备。只适合自己了解自己、自己以此为乐。凭这些话，能够同您交谈吗？您以为琴声能够让我看见，便认为我能辨识它的音意、分辨它的功效。我难道果真能够专门替您辨识音意、分辨功效吗？这正是违背您的愿望，而我的情况也一样。我听您的琴，尚且不能辨识它的音意、分辨它的功效。世人难道反而能够阅读我的文章，并且能够替我实行其中的话、完成其中的道吗？所以知道世人不了解我，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我和您都致力于古道，了解我们的人不必向外求取，真正诚实地对待自己罢了。您听到这些话，本来就应当相信我有所感触和悲伤，而不是妄言。您试着替我思考这些话，将会看见自己也呜呜哭泣而不能自禁了。送马应昌序 天下有道，那么您就会出现在世上，所以取名为应昌。能够得到这个名义，也就够了。您的文章接近古文，虽然不能完全像我的文章，但在当今求取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得到。已酉年您从京城来，以道德文章来期望我。既然您要进取，我难道会与您不同吗？到壬辰年，您在我家停留了八月。问您的居处，您说：‘漂泊在四海之间。’问您的先人，您说：‘死于战乱。’问您的家人，您说：‘全都死于战乱。’于是眼泪流下，说：‘我的先人以儒学为业，刚生下我八岁时，兖地叛乱，周天子讨伐，杀尽当地百姓，不论是跟随叛军的，还是不跟随叛军的，都没有区别。我因为年幼得以逃亡而幸免，后来游历洛阳，知道有文章这回事，于是奔走天下，寻找有才德的人向他学习。近年在江淮之间得到他的弟弟隠言，也让自己以儒者自处。如今幸而文章得到众人称誉，将要请求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了。’我因此怜悯他，对他说：‘上天让这个儒者彰明他的道，所以使善人得以保存。您没有死在兖地的战乱中，这是您的命运；幼年成为孤身，长大后能够跟从老师学习而以儒学为业，这是您的品行；得到他的弟弟隠言，尊敬他如同尊敬自己，这是您的孝行；出身在文明的时代，这是您的时运。唉，像这样下去，将会看到您富贵起来了。’ 如果能够不因外物而改变今天的志向，您就确实是我的同道。您向我告辞出行，所以我写这篇序送您。送任唐征序 不苟且追逐利益的人，是儒者中的贤良之人。自古以来，很多人用礼貌来装饰欺诈，内心奸邪欺骗，只顾使自身富足，却忘记了自己的道，有谁能以此为耻呢？任生贫穷，却不以世俗为忧，说：‘我忧虑的是道。’道如果贫乏，就不只是我自身困顿，天下百姓也将困顿。我经过魏地，魏地人不知道任生的心意竟然如此。任生将要出行，大家都拿出金帛，实在地装入任生的行囊。我在旁边暗自笑说：‘愚昧不肖的人把财物看得贵重，这和我所看重的不同。’喧嚣的人们只知道赠送粟帛罢了，我难道要仿效他们，反而让这些东西再增加任生心中的负担吗？我有超越时代的珍宝，天下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它，我要用它来赠给任生出行。这天下人所依靠的珍宝叫作道，天下人所归附的珍宝叫作德，天下人所爱惜的珍宝叫作仁，天下人所受益的珍宝叫作义。用义来制约自己，以仁来安身，以德来尊崇自己，以道来守护自己。任生如果能在我所说的四种珍宝中取得一种，用它来使自身富足，那么任生的名声和德行，即使到了万代之后，也不再贫乏。难道只考虑一盘菜、一杯酒的费用吗？任生要替我珍爱这些珍宝，不要让别人来盗取它们；这样任生出行，又怎么会有贫穷呢？

译送仲甫序 仲甫向我请教说：“如今将要做官，求取仕进能够成功吗？”将要出行时，我对他说：如今做官的人比不上古代做官的人，做官实在困难。因为借助别人而不能专靠自己，所以自己看自己的行为不能相信，自己听自己的声音也不能相信，甚至连别人的耳目也要借助。任凭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唉！行为修养好了，却借助别人来观看，便得了盲人的毛病；声音洪亮，却借助别人来听，便得了聋人的毛病。怎么办呢？盲人不能自己辨别形状，聋人不能自己审察声音，必定要借助别人才能知道。您将要进入时势之中，如果借助别人来观看自己的行为，借助别人来听自己的声音，得到的是盲和聋的状态，那么那些替您观看、听取的人，并不是眼睛真的盲、耳朵真的聋，盲聋其实在于心。心如果不能辨别您行为的善恶，眼睛虽然看见了，难道不等同于盲了吗？这就是眼睛并不盲，而是心使它盲了。心如果不能察知您声音的远近，耳朵虽然听到了，难道不等同于聋了吗？这就是耳朵并不聋，而是心使它聋了。您如果借助这样的盲人来观看自己的行为，他一定还要再换一个人来替您看，哪里能够专断地说您的行为修养好了呢？您如果借助这样的聋人来听自己的声音，他也要再换一个人来替您听，哪里能够专断地说您的声音洪亮呢？心盲比眼盲严重，心聋比耳聋严重。您如今向时势求取仕进，能够不困难吗？如果借助别人来观看，求取明察；借助别人来听取，求取聪敏，那么那些人自己看事尚且不能做到心明，只能看见自己的行为修养；自己听事尚且不能做到心聪，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洪亮，又怎么能观看您的行为，明察地看出您的修养呢？又怎么能听取您的声音，聪敏地知道您的声望呢？世上能够明察而又聪敏的人很少。即使有人能够明察而聪敏，也只会姑且观看自己的修养、听取自己的声望，哪里有空闲观看您的行为、听取您的声音呢？这就很清楚了吧！如今做官的人比不上古代做官的人，您还想做官吗？姑且前去观察，然后再行动，就知道我的话对不对了。” 送高铣赴举序 柳子自称得到圣人之道，喜爱听到有人勤劳用心、专心学习，求取进步并使所学达到安定境界的人，曾经说：“时势将要使天下有幸时，我的道就会实行；时势不幸时，我的道就会被弃置。这在于上天吗？在于人吗？如果果真在于上天，难道上天不喜欢长久地使时势有幸吗？如果上天不喜欢，那也只是时势否塞罢了。我将认为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假如统治天下的君主有德，实行我的道的人就会被任用；统治天下的君主无德，那么我的先师孔子当年生在周朝末年，什么时候能够被任用过呢？如果将要任用我的道，那么天下人都将像七十弟子一样。”宋沿袭周礼，取法周文王、周武王之道而实行，九年之间，各方都来归附，太平达到八月。柳子从东郊的病中起身，来到魏地，听到有人说：“宋的同姓大夫逢某掌管文衡。”柳子知道这位大夫为人公平正直，如今天子能够任用他。又听说：“渤海人高铣已经向京尹请求应试。”柳子高兴而赞颂说：“熙熙然，煌煌然，大道将要实行了吗？我也将要出仕了吗？时势将要有幸了吗？”子野、叔达、季雅跟着谈论，三人说：“我们为天下能够得到贤良的主考官而高兴，贤者将进用，不贤者将退处。” 各位，你们知道吗？渤海高生，就是那个贤者吗？上面得到了合适的人，下面得到了合适的时势，我将和你们永远歌咏，与大道一同归去；我的东郊之居难道可以没有这篇辞吗？《河东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三，宋柳开撰《祭知滁州孟太师文》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团练副使、金紫光禄大夫、河东县开国男柳开，谨以各种祭品和清酒的礼仪，致祭于太师、滕国公的灵前。太祖神武，开辟疆域，向西吞并蜀地。公的先王归顺纳土，以此观察其存亡。公为众多后嗣中的魁首，那里居住着宅第，前来一同奉侍。乙丑年值此岁时，国家说是凋敝，至今已有一世。南越滨临海边，以山岭为界，刘氏也很快败亡。金陵跨据长江，土地广大、物产丰盛，城池被摧毁后才投降。皇帝圣明，统御乾坤，以兴国为年号，晋国的营垒倾覆，华夏过去失去正道，茫然如同草木，分割疆土各自称号，包括荆、潭、杭、闽。虽然占据土地而称臣，不必讨伐便已归顺。四方征讨都来归附，皇上怜恤而悲悯他们，仁德多么广大啊。三家都有子孙，却没有一个能继承公的足迹，有的卑微而且年幼。公起初到京城，手持节杖，乘龙旌之车，接受赏赐而出行。泰山高大，天子命令公，于是镇守东方。在甘陵十年，遗留下来的政绩仿佛仍在，官吏百姓都依赖他。离开甘陵而到中山任职，边塞城垒安静，敌军骑兵向北退去，退兵暂时接近城垣。河水奔流，滑台屹立。太阳有时升起、有时落下，世事有伸有屈，难道会停滞在外物之中吗？漏壶在半夜停止。箕星张口，向南的房舍；羽翰飞翔，此事于是变化。只有沸腾的泉水，顺着水流便成为河川，惊涛涌起直达天空。永阳地处偏僻，土地狭小浅薄、荒芜斥卤；公到那里治理并养病，恰逢高堂毁坏，穿着丧服的人排成行列。茅氏又遭新丧，悠远的哀思难以凭寄。人生真令人憎恶，公又在这里去世。悲叹今日，追念往古，事物宛如尘土聚集，风一吹便散去；喧闹的笑语，转眼间又哪里还存在，事情实在无法再论。升迁便立即趋前，降职便立即驱逐，为什么唯独如此不同呢？我在遭受谴责时，公仍对我眷顾不舍，怜悯我而不知疲倦，却忽然去世，使我零落孤苦，如同饥饿时失去了哺乳。只是礼制有规定，懈怠礼仪便是抛弃礼义；衰颓的光阴日日流逝，爱也不能挽留，悲哀也不能收止。公大概已经安息了吧，酒在杯中，心意在祭辞里。公知道还是不知道？唉，请享用祭品。内供奉传真大师元蔼自写真赞（并序） 蔼公从蜀地来，以擅长写真之事求见皇上。皇上喜爱他，从皇上到下面的王公卿大夫以及当时有名望的人，都请他为自己写真。皇上命令说：“你能为自己写真吗？”他回答：“能。”画像完成后，皇上观看说：“好。”柳开见到画像，便作赞说。别人为他人写真，能够画出他人的形貌；蔼公为自己写真，却如同画他人一样。凝神注视而沉默不语，纤毫没有差错。技艺精绝是上天所赋，超越当今而胜过古人，在宋朝树立声名，成为万世的标准。真赞（并序） 淳化四年，柳开为蔼师亲自写真，并作赞；蔼为柳开亲自作赞，并为他写真。赞说：仰望并不算高，俯视难道就很厚重吗？知己很少，偶然的志愿难以实现。东西方的老师，山溪岩石的朋友；审察形貌和义理，不论美好还是丑陋。圣人若能知晓，便是庆幸而没有灾咎。五箴（并序） 柳子的志向接近古人，不同于时俗所听闻、所见到的事物，想要彰明自己的道。人们都忽视他，于是作《晦箴》。柳子每次做事，都担心自己不加思考而有所过失，于是作《思箴》。柳子所说的“居”，是居处于世间。厌恶人们同做一件事而内心不同；同心的人便与他相处，异心的人便与他离去，于是作《居箴》。柳子忧虑自己浅薄，没有深厚广大之德，使人一看就能见到，轻易地学习他，最终成为小人，这是君子所抛弃的，于是作《浅箴》。柳子喜爱直率，遇到有过错的人，便用直言攻击他，使他改变不善而归于善；众人不能听从，反而说他狂野。担心因直率而受辱，于是作《直箴》。其中大意又在后序中说明。晦箴 道的显明有时，昏暗也有时。无论昏暗还是显明，都随着世道的盈亏变化。显明不可苟且求取，昏暗也不可舍弃。若苟且求取显明，就会在内心妄自作为；若舍弃昏暗，就会在下面产生祸患。所以圣人说过：‘用我时便实行，舍弃我时便收藏，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 思箴 行动和静止都要顺应正理，思考之后才能行为端正。如果不思考，你便会因此受害。你要谨慎自己的内心，众多事情才会都处理得好。出仕和退处，一定要思考其中的缘故；沉默和说话，不要使自己陷入错误。思考要细密，所发出的言论才不会失误；行动要思考是否修正完善，只求使自己美好；思考大道要谨慎，姑且接近德行。思考要守住自己的志向，思考要端正自己的容貌。不断长久地思考，这就是君子的风度。居箴 不是我的同道，凭什么与他相处？小人应当引以为戒：利益相同，谋划却不同；谋划一旦不同而且扩大，他们彼此残害，即使是父兄，也会虚伪地对待感情。表面上能够装成人，内心却像野兽。你如果这样，我的惭愧就更深了。我不与你相处，也不与你说话。浅箴 山势浅薄，松柏就不能茂盛；水域浅薄，蛟龙就不能生长；世道浅薄，忠良就不能辅佐；人的修养浅薄，道德就不能存在。浅薄如果是这样，我所以要舍弃它。直箴 孔子说过：‘正直接近仁。’用正直教化众人，先使自己正直，排斥昏庸奸佞，使是非归于真实。正直却不刚暴，你凭什么说这是小人呢？众人不知反省，反而把正直说成狂妄；诋毁之言充斥市井，难道要把祸患嫁给善良的人吗？小人啊，我内心为你们感到悲伤。得到正直而坚持正直，这才是广大深厚的正直。正直处于曲折之中，这种正直又被辱没为正直的意义。我自有其中的道理。

译后序 知道时机却不能变化，不算神明；有祸患却不能使它远离自身，那就是愚昧不肖到了极点。圣人最重视的，是在祸患尚未显露征兆时察见时机，在动乱尚未形成时堵塞祸患，最终一生都考察天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自称得到圣人之道，游处在世俗范围之中，虽然还不能列于孟轲、扬雄之间，却也和世俗的崇尚不同。我远离职位，说话百姓不相信；想要教化百姓，百姓没有人跟从。我困苦于乡里之中，乡里无论贵贱、老人还是儿童，都鄙视我、轻视我、违背我；回到别的地方又不可以。太夫人年老多病，家中贫穷，不能供给她的费用，世上又没有孔子那样的弟子，我怎么能坦然安居在这种处境中呢？于是我说：祸患的考虑已经倾覆到自身，便回过头来寻求解决，得到五条箴言，用来使自己有所归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岁〕 袁姬哀辞（并序） 袁姬是良家女子，父母是成都人。当初我知道宁边军驻扎在阙下，便从她哥哥那里聘得袁姬，跟随我来到全州、桂州。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夭折了。淳化元年，袁姬二十岁，在秋八月八日夜间，因病死于桂州后堂。我想到她离京师有四千里，便作哀辞一章，刻在石上留在桂州。那美丽的袁姬啊，柔美芬芳而德行美好。美玉沉没、木槿凋零啊，追忆她却再也无法赶上。阴柔的资质弱小卑微啊，却凭借阳和之气期待显贵。希望寿命安康能够实现啊，却被上天夺去了所应得的福分。北方边塞、南方荒远啊，曾经一同跋涉万里。哪里料到生命不能长久啊，忽然就离去了。急忙奔走服丧，辛勤劳苦啊，失去了你的母子。悲痛剧烈地充满我的胸怀啊，摧伤直到骨髓。苍天非常仁慈啊，皇天却恰好把你交给我。明知有生就必然有死啊，却无可奈何，情思已经消减。转眼之间你去了哪里啊，声音容貌都无从寄托。我把玩你遗留的香气啊，又忍心让谁来观看？桂山草木茂盛啊，青翠聚集，仿佛手指。怎么能够忘记啊，我的心永远留在这里。向西流去的太阳啊，向东流去的水。转瞬间一去不返啊，直到永远相隔天涯。赠梦英诗（并序） 我经过潭州，见到梦英高奇不凡，更不像当今世上所有的人，实在不是一般的僧人。他跟随我征集歌辞，认为好歌也就是诗，所以我作七言二十五句诗一章赠给他。白昼的光和夜晚的月魄，是阴阳的根本；五纬星，天建立五行，父养万物使其繁盛昌大，根基在此。树木有刚柔，各有缺失；清浊聚合而形成形体，各类事物纷然充满大地。精英间或出现，群类安宁而又有雄奇激越之士；只有神明之人有时可以主宰，功业没有先例。光明显耀，竞相观看；舍弃羊、犬、猪等牲畜，使用虎豹般的气势，包容茫昧而廓清天地。削发披缁，心中意在脱去束缚，挣脱拘局，摆脱潜藏的自身；向西投奔佛教学习，把东方鲁地的尘俗视为诸徒，飘然远举，狂呼醉饱，轻视今古。公室侯庭争相迎接，走进门户如同攀登高枝；弯腰低头搜求经书、剖析诰命，将要补完声名，号称大荒之中铿锵的钟磬。笔锋所指便如冰雪消融，卑微的你们啊，像防枝拖曳成阵，谁能抵御侮辱？二十岁游历秦地，老来返回楚地；蛟龙盘曲于枯涸的水中，骏马追逐老鼠，停舟在湘水岸边。我和他谈论后返回终南山，只恨彼此阻隔。讽虞嫔诗（并序） 湘水从全州城下发源，向北流经全州境内；这里又独能产出有纹理的筠竹。古书和今俗都说，舜的两位妃子在沅水、湘水中溺死，泪水挥洒在竹上而形成斑纹，就在这里。再向东南望九嶷山，才不过一百多里。州岸佛寺旁有妃子庙，于是讽咏妃子事迹，作七言十九句诗一章，刻在石上留于妃庙之中。唯有尧顺应天道，舜却没有再生下妃子；深厚的恩德极力养育，幽隐而没有声闻。眼中充满血泪，向南巡行，为什么泪水染上了竹子？父亲轻视、丈夫尊重，应当怎样才算贤淑？沅水湘水两岸，竹林烟霭、莓苔覆盖；凝结的纹理重叠成斑，深厚而郁结。猿猴攀援，鼯鼠哀号；钩辀鸟与同伴栖宿，凄切的声音助长悲惋，几乎像哭泣一样怀疑眼泪还要落下。大禹疏通水道，功劳使百姓充满敬戴；百般福禄重重照耀，一同闪耀而车驾难以停留。幽居而不能安宁，逝去仿佛追随悲啼；背负冤屈而生，不知将来如何；最终倾覆沉入远方的波澜。昌盛的宗族歌唱诉说，开始私自归向永久的福地；柔弱幽阴而惨痛深刻，罪咎深重，急忙回头再看。九座山排列得高耸挺立，直到今天云气也带着愁容，哪里能够捧取呢？赠诸进士诗 淳化二年夏，柳开从桂林回来，把家安置在许州，抵达京师后，见到各位进士中最优秀的人，作诗赠给他们。今年参加进士考试的，究竟谁能登上高第？孙传、孙仅之外，还有丁谓。到京城见到陈氏，访问彼此的爱好相同。韩洎在馆中，诸位仙郎在纶阁，都是贤能之士。翰林有四位主人，列位君王和群英，精粹之才奔腾而出。大名轰然传播，京城沸腾如怒浪。乘船渡过，骏马驾驭良辔，沿着道路攀登险境。空着饥肠，劳苦地填入口味。我为什么这样做？欣喜于名声和自身，却苦于将要憔悴。北方边塞没有战功，南方荒地政事又遭败坏。家中焦急困苦，财物耗尽，人口众多，食物反而增加负担。幼小的孩子还有十多人，学业却没有一个能成器。头发已经白了，壮心衰退，不觉之间老年已经到来。局促地走在九衢大道上，羞惭畏惧，仿佛同腐朽的婢女一样。抬头仰望你们几位，我的道最终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无所作为的处境能够终结。忽然把我的文章托付给你们，幸而希望专心继承。《河东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四，宋代柳开撰写的《宋故中大夫、代理监察御史、追赠秘书少监柳公墓志铭》。至道元年秋，皇上因为柳开多次上奏，允许他离开曹州而立即前往邢州，并赐予便利，让他安葬在先人的墓地。抵达魏地，恰逢永济县主簿任期届满。闰月到来时，拿出先君在干德初年上给丞相的书疏，说：‘同光年间，我刚任汤阴县主簿。天成帝从邺起兵，因宰相之命趋赴洛阳；兵寇如草，攻破蜀地，诛杀将帅，下面竞相奔逃作乱；供给迎接、收拾安定之事，唯独我先行而完成。我写飞章报告皇帝，获赐绯衣银鱼。宰相说，按惯例没有主簿能够得到绯衣。皇帝说：‘按惯例是你不能做到，难道只有宰相才能做到吗？如果你也能做到，朕赐柳主簿绯衣，难道不就成为惯例了吗？’丞、簿、尉能够穿绯衣，一定是从此开始。后来历任南乐县主簿，长兴年间任和顺令；晋国石氏任尹时，并州想留我在幕府中，观察石氏志向不同。任期届满后暗中归去，授任临黄令；又由卫州录事参军，治理临洺、南冠氏。显德年间，授任南乐令；建隆初年得到元城，都是县令。’考察这封书，二十处绝对可信，仍有细微失实：涉及十位皇帝四十年。并不是不爱慕公卿王侯将相的名位，只是看见用一种混乱代替另一种混乱，像打翻一杯水；不如农家种下一棵疏落的树，尚且能够庇护自身、荫蔽家族，长久积累而保存。后来省、曹的尚书侍郎索取借贷来帮助供给，便借佛寺房屋作为寄居之馆，至于各位贤郎之辈，哪里值得一提呢！这就是隐迹做地方长官的原因。如今朝廷的纲纪已经确立，似乎遇到了张得奉这样的圣明君主，举行圆坛祭祀，类似古代帝王，必定能够看到疆域扩大、休养生息；只求得到一个登记在籍的官职，终老一生罢了。闰月到来后的下一年子月，把这些话写下，放入先君的墓穴之间。柳开哭着说：‘您知道先君十岁时吗？唐庄宗与梁争战，日日来到河边；先君捧着皇帝的砚台和笔，出入战阵之中。灭掉梁国，分赏随从大臣，于是只授予他汤阴县主簿一命。得到绯衣时二十二岁，向隐士孟若水学习诗，跟万俟生学习字学，作文章。瀛王道幼年时认识先君，劝阻他说：‘您年轻时做县令就已经穿绯衣了，何必还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一第，不过做书记，在别人案旁求取残余的食物罢了。’先君上给丞相的奏疏之后，第二年授任监察御史。又过一年春天，攻破西川，太祖召他上殿，说：‘听说你治家严明而公平，就像朕治理天下一样。你任官处理饮食，除了井水之外没有一点取用；属吏犯错一定责罚，毫不宽贷；公事处理不枉曲而且迅速，严肃站立、端正危坐；行人经过都急忙走开，如同见到神明。乡党亲友都畏惧你，不敢做不厚道、不善良的事；妻子儿女不因此疏远，弟弟侄儿也没有偏私；内心蕴藏而不妄为。这些事情，朕很早就知道你了。’淮、泗位于东南，水陆交错，吴地臣民一定越过江淮；越地百姓还没有归顺，郡中刺史多有恶政。朕正要制定削弱诸夏州的办法，设置通判，你去替朕先行，辖区将采用你一同治理的方法。’ 先父从朝廷回来，叹息说：“皇上采纳听取意见并不滥杂，向皇上奏事的人必定诚实不欺，凭什么称赞我？能够做到这样就好了！”夏四月，开随先父到泗州。月底前一夜，叔陟到了。五月初一，先父病了十天，早晨去世。代开因悲病过度，号哭捶胸，几乎昏死。叔父抚慰使我苏醒，随即又护送先父的灵柩沿汴水上行，到达京师。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了。闰月以后，奉灵柩归葬大名府县。开记得先父常和各位叔父聚谈，指着你们兄弟说：“我在汤阴时，征讨蜀地，皇帝命令你们的母亲伯父王公【讳玭】任招讨副使。临行告别时，他说：‘皇帝想授给我高官，你召我，我却不去，回答说：‘男儿应当自立，不能学别人依靠妻族求取富贵。’和我一同侍奉皇帝的人，有一半成了王侯；后来他们彼此倾轧，早晨还是卑贱之人，晚上便成了显贵之臣，脸上的污垢还没有洗掉，头上已经戴着高冠；朱漆门还没有干，门前却已经流着尸血。起初彼此亲近，后来渐渐不同，偷偷摸摸地侵害、离间，防备、削弱，驱逐使其离散，消灭使其夷灭。因小败而毁掉家族，因大祸而连累国家。我如果同这些人一样，哪里能得到今天眼前的境地？装满金子的车子相连，还不如教孩子读书。弯弓骑马，功成之后价值无量；弹奏丝弦、吹奏竹管，不过是让自身穿衣遮体。屡屡下棋，兴致勃勃，却张口不能进食；只有杯中酒才有滋味，不作恶却死在家中，明白清白；出门在外则光明磊落。养育儿子胜过养虎，即使这样还担心他不勇武；多学习、增长见识，少做官、熟悉世事。做官而收受财物，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侮慢文章，触犯法令，天诛鬼杀。因私害公，报应必然落到自身。我难道只是空说这些吗？你们应当努力。”开想把这些话完整刻下来，怎么样？闰哭着说：“好。”唉！先父去世时，我母亲万年君五十九岁，嫁给柳氏已经四十年了。又过十八年，她在六月去世。王氏是大族。开外祖父和各位舅父世代都有显要职位，我母亲万年君把内外亲属一千多人同样看待，终身不曾发怒，能够保全柳氏，也有她的力量。现在与先父合葬于冯杜。开任监察御史时，追封她为太原县太君；现在又追封为万年县太君。讳承翰，字继儒。生于天复癸亥年中秋日。开是她与王父所生之子。祖母刘夫人，屡次加赠至秘书少监。开是闰的后嗣。开祖父讳舜卿，是隐居在邺地的人，世人称他为柳长官，是说他的德行；人们敬服他，就像敬服州县长官一样。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口〕 天地虽然广大啊，也不如父母在世；日月虽然光明啊，也不如父母生养之恩。天地日月，你们成就了什么？使我的父母丧亡，你们又有什么情意？父亲啊，母亲啊，你们去了哪里？城南的坟丘，空自一片累累。若不思念，便罢了；一想到，就悲伤。泉水深，石头坚硬，把这篇铭辞埋藏在这里。肝肠寸断，永无止息。宋故赠大理评事柳公墓志铭 安史之乱横行悖逆，唐朝天子不能督制，河朔二百年都如此。魏地近来夸耀相传，罗绍威任牙军统帅时最为兴盛；这里出了许多文武才士，必定先在府中各吏属下试用，靠此起家。直到我太祖使天下清平，四方安定，这里的风俗才渐渐改变。后周世宗末年，开仲父讳承煦，字继华，任府都孔目官，侍奉魏王彦卿。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他一直供职。长兴年间明宗时，诛杀秦王从荣，宣徽使孟汉琼传诏来到邺宫，召宋王从厚，仲父任有司，掌管文书奏牍。他告诉元从都押衙宋令询说：‘我私下听说皇帝病势更加危急，秦王已被诛杀，如今只派一个使者征召大王，大王立即挺身前往，未必有利。大臣中的奸邪豪强相互勾结依附，只图保全自身，不顾国家。大王如果这样到了京城，必然孤独地坐在宫中，只能名义上做君主，实际上却受制于各个权臣。我们和大王共事，又哪里还能见到大王的面呢？天下的安危，实在难以预料。不如率领府中步兵骑兵一同出发，披甲徐行；如果确实是依照礼制来迎接嗣君的诏命，就把他们带来，大王到达也还不晚。他们若举动不合礼制，我们的军队在旁护卫，强行把他们拘系，剪除叛乱之后再遵行皇上的先前旨意，也不算失当。’

译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便离开了；仲父与宋令询等人一同到了洛阳。王即位为帝后，宋令询果然出任磁州刺史；仲父归附于王的属臣，却被冯赟、朱弘昭等人一概疏远，再也不能接近皇帝。后来凤翔发生兵乱，皇帝遭遇祸患。卫州在广顺年间高祖时，仲父任有司，掌管兵骑。我的姨妹刘氏是留守王殷的妾，王殷把我家看作姻亲。举行圆丘之礼时，诏令王殷入朝觐见；王殷掌管卫兵，权势足以震动君主，深深疑惑是去还是不去，私下询问仲父来决定谋划，说：‘皇上召我，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仲父不回答。王殷说：‘你不说，就是我可以去了。’王殷于是到宫阙，高祖杀了他。仲父叹息说：‘邺地自唐庄宗以后，经历了多次变乱和叛逆，不是一朝就能破败离散的。如今主上英明勇武，不同于后晋、后汉，王殷如果不去，一定会作乱。兵戈一旦临城，城池必破，宗族必灭；不只是牵连我家，还会惊动国家、兴起战事，使中原忧乱。王殷一旦起兵就会失败，对王殷没有好处。我难道为了苟全王殷一人，反而给国家造成祸害吗？这就是我不回答王殷、为了安定国家的原因。’仲父少言而性情温厚，每夜五更起身，戴好冠帽衣带，恭敬地赶到府门，从来没有一天缺席。退朝回家后，他侍奉我的皇考恭敬得胜过侍奉父亲，坐下必定恭敬拱手，双手不敢乱动，不敢随意说话；他的夫人田氏也是这样。干德三年己月，有一只爱犬在仲父面前跳跃后死去，占卜者打开卜书说：‘家主要遭遇远方的丧事。’仲父很厌恶这件事。午月，我的皇考去世，我母亲和我等穿着丧服到了魏地。仲父哭着说：‘我的兄长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一天，他召见开，教诲说：‘你不要只是号哭。做人儿子的，应当服丧、学习、立身，远离坏事，修养先人的德行，这才是孝。我只希望你这样。’秋七月，仲父病了，看起来却像没有病，只说：‘兄长已经离去了。’二十七日夜里去世。唉，悲痛啊！处在衰乱末世，隐身于吏职之中，躲避忧患，藏起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算不算君子？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田夫人生了肩吾、辟支氏和蒋氏两个女儿。后妻李氏也已去世。李氏所生的孩子名叫问。太平兴国七年，肩吾任赞善大夫，仲父赠大理评事，追封田夫人为京兆县太君。仲父与开皇考同母，是同母兄弟，比开皇考小五岁。他的名讳与太祖御名的下一字相同，建隆初年改用现在的讳名。最终任天雄军都教练使，官阶、勋爵、封邑略而不记。铭文说：邺城西南二十里，有个村子叫冯杜，是古河岸边的宫地，声音属坤艮之地，尤其利于元坤；居于左右的令季一营有四穴，儿子三人。至道二年仲冬，壬申日直辰时，冬至之日，我的各位父辈葬在这里，接连排列，像珠子聚集成列。两代都是河东郡柳姓，生来孝义，祈求上天厚地，世代相传继承。宋故穆夫人墓志铭 汉开运元年，开叔父讳承赞去世。叔母穆氏二十七岁，守寡居住四十五年。己丑年五月，在家中去世。过了七年，葬入叔父墓中。唐朝末年，我先人的墓地在馆陶县北三十里。后周广顺年间，才把叔父安葬在大名府西南三十里、名叫冯杜的村子。近年以来，我接连上书天子，天子怜悯此事，赐钱三十万，使他们安葬先臣的亲属，并让华州进士王焕协助办理。王焕重义，恭敬谨慎，从不懈怠，成全了我的心愿。柳宫姓，是合乎地理法式的墓地，利于坤艮方位。从叔父墓向东下行十七步，是我皇考的墓；再向东下行，是仲父讳承煦的墓，各自按照子位排列；又向东下行，是叔父讳承陟的墓，步数都按九数。叔陟没有后代，与季父讳承远的墓同在一域。故昭义军节度推官闵叔母，是长子。闵叔父去世时，她像活着时一样；次子赵氏是已故妇人，后来因病残废，老死在室中。开年幼时，看见我列位先考治理家事既孝又严，待叔母的两个儿子总是先于开和闰；我的母亲万年君爱护叔母如同自己，勤勉周到，常常担心有所欠缺。因此叔母直到老年、我的两个兄长直到成年，都不像普通的孤儿寡妇。每月初一、十五，各位叔母在堂下行拜礼完毕，便上前低头听我皇考训诫：“人家的兄弟，本来没有不因义气而亲尽的。由于娶了妻子进门，异姓之人聚在一起，争论长短，日渐浸染，偏爱私藏，终于背离反目，分门立户，彼此的祸患像仇敌一样，这都是你们妇人造成的。男子中有刚强正直的，能有几个人不被妇人的话役使？我见得太多了，难道你们也是这样吗？”她们退下后便战战兢兢、屏住呼吸，惊惧得像将遭受重大责罚一样，直到死也不敢说一句不孝的话；全靠她们约束开这一辈，才使家族得以保全。像这样，唉！君子端正自己，使言语正直，处在上位时便能行善，于是家和国都得到治理；小人使自己邪曲，出于私心说话，处在上位时不能行善，于是家国都会混乱。君子真是美好啊！铭文说：从前我的叔父离世啊，留下严厉而深切的训诫。指着穆氏告诫她啊，只有夫妻之间应当合乎礼仪。人生在世和死亡啊，谁能逃脱？但贞节之道绝不可亏损。代代厚养而多有亲属啊，家族重新显贵，偶然得以安宁。不要沉溺于安逸享乐啊，为什么到了那种境地便忘了这些教诲？像磐石一样坚定的人很少啊，众人却像茂盛的野草一样纷纷而生。母亲流泪接受教诲啊，发誓以悲哀之心自我持守。完成先考遗命的孤苦之责啊，直到天地终尽也不改变。唉，叹息超过这些啊，母亲哪里还能知道呢？宋故河东郡柳公墓志铭 我列位先考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排行最小，讳承远，出自贾夫人。他耳朵有病，什么也听不见。开祖父讳舜卿，避开唐朝衰微，默默居住在乡里。季父五七岁时，便先教他读书写字。季父既然听力艰难，比教普通孩子更加用力，毫不轻视他。开祖父每月多给先生金钱作为酬劳，并祈求说：‘孩子虽然如此，我仍希望先生一生不要厌倦教诲。只是孩子愚钝如石，教给他的东西恐怕进不去。’开祖父每天早晨催促着，牵着季父的手，扶他到先生那里。邻里的长者聚集来劝他说：‘君子施教，本来就应当如此。孩子有残疾，令人生苦恼，便不让他学习，这不应该。凭您这样的君子而居有丰厚资财，即使一百个孩子也能养活，何况许多孩子都已经成人，难道还不能容下这个孩子吗？’开祖父谢答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残疾吗？他虽然是残废之人，但内心未必也是废人。如果他肯向善，什么教诲会不能进入？上天使我的儿子残废，我难道要终身废弃我的儿子吗？即使教不成，也只是晚一些成才。我虽然有许多儿子，他们都能自立，但怎么知道我死后他们不会被别人挑拨诱导，以利益逼迫、以祸害相加，连求得彼此容忍都来不及，反而使兄弟变成豺狼？古代的事可以观察，今天的事也可以察看，实在值得忧虑。即使把这个孩子托付给别人，使他不至于死亡，何况衣食呢？他的眼睛或许能辨认文字，手或许能写好字，将来靠替人写字谋生，这个孩子能活下去，就已经胜过别的结果了。

译如果兄弟们懂得亲情来之不易，不被别人迷惑，能够保全亲情，我辛苦教他又有什么害处？如果他有所成就，也稍微能给长兄增添助益。”因此季父果然懂得学习，长大后擅长书法，聪明、厚道、守信，侍奉各位兄长如同侍奉父亲。他主管千万缗钱，以自己的本钱作抵押，终身没有欺骗。各位兄长都毫不怀疑地依赖他，他终于成就了我祖父的志愿，真是孝子。娶天水赵氏，夫人生闳、皇甫鹗和刘去华。太祖平定吴地时，选取贡举人中经学考试至终场、身材魁梧、善于射箭的人。皇甫鹗研治《春秋》三传，独能拉开强弩，射中目标又多又快；他身材矮小，太祖亲自授予他弓弩，得授文班丞旨，现已去世，官至殿直。刘去华现在任殿中丞，性情刚直而可爱。季父字继宗，生于同光甲申年，卒于干德戊辰年夏六月；又过两年，赵母去世；再过二十六年，葬在我皇考墓地以东的第二座墓中。铭文说：四肢完整，身体充实，性情和作用仍像铁一样坚强；戴着高冠，穿着整洁华美的衣服，居处华美，饮食洁净；出门嬉笑，燕语闲谈没有区别。有弟有兄，关系分明如刀截；低头柔顺胜过水，言语甘美如甜酒；眉目像春天一样娇美，艳丽胜过桃李；手足纤柔美好，柔弱得仿佛经不起手指触碰。朋友交游温婉和顺，众人都把他比作君子；进门后与兄弟同生共处，彼此捍卫，坚如壁垒。他内心不失为人之道，身体也没有缺失；志向和行为都向善，因此成为完整的人。悲哀啊，季父，我怎能忘记思念？即使有与这些不同之处，也无愧于此。宋故前摄大名府户曹参军柳公墓志铭 开叔祖讳夏卿，生下叔父讳承陟。叔父幼年丧父，养育于开祖父家。他爱好学习，夜里从未解衣睡觉，总要在枕边点灯，展开书卷，疲倦得反复三四次，才开始入睡。风声呼啸，草木跳动，他醒来后仍然如此。广顺年间，诗人韦鼎从衡山来，与他交游，领会了他的诗学旨趣。邺人的雅颂传统，直到现在仍然盛行。汉相苏禹珪与开皇考交好，叔父起初就是通过他相识。苏禹珪说：‘您的文学才华和志向超过常人，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叔父回答说：‘学习本来是为了做官。我以您为例来看，您是仕途通达的人，做官有什么好处呢？早晨的鼓声还没有响，您已经上朝；晚间鼓声已经严整，您才回家。这样能给百姓带来什么恩惠？能有什么功劳使国家安定？能有什么道理辅助君王？能有什么办法举荐善人？能有什么法令铲除奸邪？能有什么措施抵御戎狄？只是自己说的话一定有人听从，自己谋划的事一定有人称赞。进退都小心恭敬，是非善恶都随声附和，行动之前总要思虑，违背意愿便忧惧猜疑；不过是给妻子儿女制造快乐的资财，贪恋欲望、亲朋、宾客和仆役，对外为自身装点声势，这有什么好处呢？’苏公尚且如此，何况我这等琐屑之人还要说‘做官’吗？微薄的俸禄像绳索一样束缚人，使人不敢轻易迈步。和我相比，心身都闲适自在，就像云中鸿鹄自由飘荡，低头看笼中的野鸡一样。兄弟之间的情义，国家会使它离散，家庭应当使它聚合；违背这一点就是祸害。我有一位贤良孝顺、始终不变的兄长，读书乐道，一生没有做官。叔父十八岁时，患病，梦见道士从空中下来，给他药让他吞下，说：‘三十年后你将遭遇厄难，过后就会痊愈。’叔父说：‘能活三十年就够了。’到了期限那年正月，夫人孟氏去世，是干德三年。叔父说：‘这就是我应当遇到的厄难了，我兄长还在，我要去向他辞别。’四月到了泗州，五月我的皇考去世。我的先姑之婿、楚州团练使王逊写信来告诉叔父：‘汴水流势湍急，船只逆流上行多有毁坏，你兄长的灵柩应当焚烧后运回。’叔父回答说：‘我兄长享有禄位四十年，名声为天下所知，一生没有行为亏负他人，难道忍心让他化作灰烬后返回故园吗？汴水如果没有船，船只一旦翻覆，我难道要抱着灵柩一起沉溺吗？’于是留在京师。又过八年，四月九日，叔父去世。唉，悲痛啊！叔父先娶叔母刘氏，死后葬于冯杜，没有子嗣。有一个女儿李氏，也已去世。叔父善于经营获利，又喜欢暗中施舍，乡里凡有无处申诉、无力自救的人，他都前往救济。三十年厄期之外又过了八年，我怀疑这就是他行善所得的报应。在他的遗稿中寻找，得到一段虽残坏错乱但仍可辨认的文字：‘大道昏暗，万物纷乱；至诚刚烈，众生残缺。不穷究万物的本性，不救治万物的弊病，不迎合当时的议论，不获取当时的利益。所选择的必定精当，所做的必定成功，所任用的必定知其才能，所实行的必定合宜。混沌不分而没有差别，浩大无边却也无所遗漏。极端自私却像公正，极端奸邪却像忠诚，极端的言论也无人怀疑，极端的教化也没有欺骗。海水进入，乘马颠倒。箭已拉满，便可射出；驾车渡水，水湿必定盈满车辙。手持长矛和盾牌，谈笑自若。撤去门户而夜间睡觉，盗贼到来便陷入困窘。想谋划事情的开端，先要谋划它的结局。结局如果不凶险，开端才会有功。不耕田不锄草，良田就不会抽穗。不锻打不淬炼，良金就无法辨别。身居上位却不能居于上位之道，必然迷失方向。处在卑下位置却不安于卑下，是动乱的根基。总共一百五十二字，其中的道理有可以记载的地方。现在把它载录下来。叔父字继遐。至道二年十一月壬申日，葬在我皇考墓以东第二座墓的庚位。铭文说：坚定地学习，笃实地守道，生时闲适，老年去世；留下光明灿烂的文章，成为世人的深刻警戒。宋故昭义军节度推官、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邺地的大家族，就是我家。我家世代的长者，是故昭义军节度推官闵，字肩回。他的父亲讳承赞，早年去世。我烈考收养了他，当时他十七岁，教授他《书》《易》，胶东胡先生把经文通诵给他听。他参加学究科考试，接连在各级考试中登第。等到进呈姓名时，榜中却没有他的名字，说是被御笔勾落了；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了三年。我烈考为他不能中第而忧苦，命术士根据命数推算他的前程。术士说他二十八岁时会有禄位。太平兴国二年，他果然开始登名，授任沂水主簿。他在县任上有声望，平定晋地时率领百姓和吏员背负刍草粮食供给军队。天子在【缺】定时，他居中取得现在的官职，任职九年，于八月因病去世。他娶过两位妻子，都姓李，均已去世。先有一个女儿，嫁给前进士卫旭；女儿去世后，留下两个男孩，名叫沭、溶。长女、次女分别是董冠、张景的妻子；董冠、张景都是进士，张景学习古文，开把次女嫁给了他。小女儿嫁给永济主簿，闵把她收养。闵去世十三年后，葬在其父墓以东甲地。有人问我说：‘你家唐代是昌宗之后，为什么在诸父兄墓志中不记载世系？’我回答说：‘唐朝末年盗贼覆灭两京，衣冠世族的谱牒都烧毁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旧有的谱系。如今冒充古代名门、已经自称为后代的人，混杂不分，我难道要仿效他们吗？

译如果一个人确有才能，即使是挑担贩卖、做仆役，也能在适当时机被任用为王公卿士，难道一定要是古代名门的子孙吗？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名门子孙，如今又能算什么呢？’又有人问开：‘为父母安葬，希望子孙显贵并且科举及第，天下人都是这样，只有你不同。只是因为你陪葬父亲的墓地亲近亲属，又靠近叔父旧墓，把它作为各位父辈的葬地，为什么呢？’开回答说：‘人从怀孕到出生，直到长大成人，父母温暖他、养育他、教导他使他成才；语言、衣食，一切都是父母给予的。父母到了老年仍忙忙碌碌，不得休息，心里想尽天下万物中美好的东西，为子孙打算，还认为总有不足。这说明父母给予子女的实在太多了，可父母死后，子女却仍然嫌少，说：“我父母安葬必须选择好地方，好让子孙富贵。”已经富贵的人，便说：“我世世代代都不会缺少安葬父母的资财。”这样说来，地穴反而成了他们应当得到的东西。唉，这些人无论父母生前死后，考虑的都是使子孙获利。这是孝顺父母而安葬他们吗？还是借安葬父母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话说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一定能使自己显贵富足的墓地？你又没有看见葬师家的子弟因此高居于众人之上。只要坟地土地良好高爽，不下陷不崩塌；自己以正直之道立身，把善行传给后代，这才是对父母的善葬。我忍心让父母仿效别人，妄求自己所不足的东西吗？’ 铭文说：当今皇帝初年，以儒学尽力选拔贤才，挑选贡举士人，其中一半都登科了。我的兄长也在其中，仿佛平地忽然青云直上，如火焰更加炽盛，茅草丛中烟气增多；手持玉圭，身佩玉带，接连迅速地奔走升迁。谏官之署显赫，尚书省和门下省官署相连，直舍楼阁重重，相府气象高峻，枢密权衡巍峨，国家财计勤勉经营。出入都由自己掌握，其他人很少能在他前面。凭借多年积累的英才之名，历经千周，遍及四海，到处丰盛繁荣、人声鼎沸。向下看伊尹、吕尚，也应当为他执鞭；嵩山何等高大，也不过不及他的拳头。沧海翻腾起波涛，也不过是一勺泉水。我的兄长再次受命，辅佐潞州侯。可惜寿命不能长久，声名未能传扬，职位未能显达，志向未能完全施展，不能惠及众人，更不用说成为万物之先了。想到这些，怎能不在此时悲伤？歌咏颂词，悲痛使思绪缠结。有笔有石，于是写下并镌刻。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河东郡柳君墓志铭。开仲父讳承煦，起初娶田夫人，生下大夫。大夫研读刑名律令之书，起初名叫震，因为开过去名肩愈。大夫改用现名肩吾，字象先。干德年间，故扈公由翰林学士贬任魏地使者，大夫拜见他。府中审理罪犯时，扈公常询问法律条文，大夫回答辨析，指示明确，远远超过其他吏员。扈公感叹说：‘有这样的人在刑部、大理寺任职，天下就没有冤狱了。’开宝年间，扈公奉召回朝主持贡举。大夫二十九岁时，果然成为扈公【讳防】的门生。大夫在宫阙献上文章，立即授任大名府法曹参军。诏令他入中书省，授任舒州团练推官。平定吴地后，皇帝即位，选用人才更加严格；任满代替至此，得授将作监丞。执政者想按照扈公的话留用他，大夫避开了。有人问他，他回答说：‘学习不只是为了自己获利，也是希望使别人获利。法律如果被舍弃而不用，若一旦使用，就会惠及万物。即使使正道得以伸张，尚且还有许多冤枉，何况不能使正道伸张，难道还能称为仁爱吗？’狱讼中平反与不平反，所平反的并不都是冤狱。彪等人做小吏，龙等人做官，收受财货、祈求欺骗，结党而成事无为；有凭借势力而不受诛罚的，十件罪案中有九件是冤屈。依仗职位施用威势，扶助所爱而陷害所憎，欺骗上级、残害下属；黑暗不明，茫茫天下，祸害已经遍及大半。从前的皇帝和君王，专心遵行正道，任用有德之人；后来世道衰败、风俗败坏，才用礼制挽救时局，直到今天，已经从礼制转入法令，这种失误越来越远了。依照法律放纵私情，至于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任命他知永州，后来升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知郢州。太平兴国年间，田侯钦祚赴任；大夫归途中染病，到了唐州，子月死在妻子陇西县君彭氏家中。第二年夏天，开由殿中侍御史知贝州，降职为上蔡县令；上蔡距唐州三百里，开便迎接嫂嫂彭氏和各个孩子湜、滉、液、漴、濬、浔等前来。第二年，开押送军队征讨燕地回来，上书拜见天子，恢复旧官。敌虏报告劳役之事传到朝廷，朝廷寻求懂得军事的文臣。第二年，开任崇仪使，又知宁边军。第二年，当时凤翔的赵公【昌言】恰任枢密副使，被贬到随州；陷害赵公的人捏造开与京知全州勾结的罪名。嫂嫂哭着说：‘叔叔要南行，难道要丢下各个孤儿独自走吗？孩子年幼无知，缺少教养和抚养，将来死了也不能成人。叔叔带着这些孤儿离去，我宁愿独自留下、远离自己的孩子，也要随你们去，否则我就和孩子们断绝了。叔叔是孝顺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我见过许多家，父亲死后，伯父、叔父抚养他们，疼爱他们并不如自己的孩子。那些孩子就像路上的人，又冷又饿，不能牵动他们的内心；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即使有伯父叔父养育他们，他们长大后也不知道报恩；等到能够自立、侍奉诸位父辈，反而怨恨他们，不愿分立门户的又有很多。我难道能容忍这种事吗？我和各个孩子应当跟叔叔一起去，炎热荒远、偏僻鄙陋的地方，我也不推辞。’她带着各个孩子留在全州。第二年去了桂州。又过一年回到京师。又过一年，开因为在全州时发生溪峒事务，台狱判定他充任滁州团练副使。湜参加殿廷进士考试，呼喊说：‘我是柳开的侄子。’皇上查问此事，确认属实，赐他登第；湜请求任长洲县主簿，并邀请母亲同行。彭氏大哭说：‘为了你们这些孩子，竟让我南行万里，从瘴气之乡侥幸活着回来，如今又带我渡过吴江，进入苏州，只怕将不能活着回来。’湜说出我的名字，母亲便跟他走了；叔叔离开后，我没有脸面再见叔叔，于是留下濬离去。四年后，湜调任中牟县尉。漴从京师来到，邢嫂写信说：‘病势危急，命令濬赶快来。’濬赶到后，嫂嫂又写信说：‘我一定会死，不能与你相见了。各个孩子由叔叔成全，我死后心里也安定。’濬和浔两个孩子被叔叔收为儿子。彭氏随即去世，实在是至道元年十二月八日。她名永华，比大夫小五岁；其父是故太子中舍，讳文矩。大夫与开同祖。第二年，将仲父葬在墓域中甲位。柳氏在唐代是大族，凭儒学登科而有名望的人常常不断。唐朝灭亡后，柳氏的名望断绝；到了大夫，在登科录中又出现了柳姓。铭文说：雄虎身披玄色斑纹，光彩焕发；母马安息，繁衍兴盛。以和为美，以雅为尚，青猴和羊，岁序依次运行。虎死马亡，相隔已经遥远。质地贞洁的是玉，化作尘土而飞散。何况那含玉之人，谁能违背他的命运？他说在天上，只有大地有泉水。活着时辛苦漂泊而去，最终都沉潜于地下。同一墓兆而居于不同墓室，于是尊卑亲疏各得其序。大夫与彭永安葬而吉祥。宋故柳先生墓志铭

译年长于自己的人，就是先生；对我有教益的人，也称先生。并不是只有有道义的人才专门可以称为先生。我的故兄辟，字太初，比开大两岁，称他为先生也是可以的。先生是仲父承煦和田夫人所生，夫人非常怜爱他。年幼时，在学校里老师不敢深切教导他。到了三十岁仍未成家立业，看见开、肩吾、闵都成了有名之人而羡慕他们，才自己克制心志读书，每天与文士交游，写作诗篇，勤勉不懈。娶侍御张涣的女儿，全家都爱她。嫁来不到两年，生了一个男孩。后来有人托梦告诉我的母亲王夫人：‘这位妇人夜里梦见有人说，再生一个男孩就会来；这个妇人一定还会生孩子，随后死去。’第二年果然像梦中所说。先生又娶大名府节度判官郭知微的女儿为继室，郭氏来后也去世了。张氏所生的两个儿子，长子叫洸，次子叫瀛。瀛五岁时，开抱着他在怀中，教洸背诵诗篇；瀛在旁边听，很快就熟记，因此开认为他奇异。先生因为瀛失去母亲，开便收他为儿子。瀛性情刚烈，听到什么就学习什么，学到什么就能成功。雍熙年间，开镇守宁边军，半年没有见到瀛。一天，瀛所作的文章从魏地寄来，文辞直率、义理高胜，仿佛古人所作；开便赠诗给他：‘大唐共有二百八十年，柳氏家门世代都有贤人；文章出众的只有子厚，书札不凡的唯有公权。’ 本朝的往事已经同灰烬一起消逝，我在圣明时代思念继承祖先。感叹一切都应当是余庆尚存，今天见到你，更令人怜惜。’瀛后来因为急于求学而得了狂病，八年后去世，就是至道二年。悲哀啊！瀛学习过于急迫，心神紊乱而产生迷惑，尚且因此损害他的生命，何况其他习性呢？事情本来容易，却固执己见而不改变，终于导致灭亡、失败和祸患，这实在不可不思考。瀛死前十五年，先生的同母兄肩吾任知永州，归来时嫂嫂彭氏亲自迎接。先生诉说：‘我刚才占筮得到井卦，井卦说前往便会见到泉水，彭氏却强迫我去。’先生醉酒后在庭中向四方拜说：‘告辞了，此去是送死。’到了许原重新占筮，仍然得到井卦。占筮者说：‘不可以前往。’《易》的卦象实在神妙，知道他的未来显现了。出许原后，先生病重到了唐州，彭氏的父亲任州录事，先生便住进他家。永州兄长到达三天后，先生去世，是夏六月。唉！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却不教他学习，这就是不爱孩子；教他却不严格，也是不爱孩子。教孩子而孩子不学习，这是孩子不爱惜自身；学习却不能专心，也是不爱惜自身。有人教导而不能使他成为善人，但从没有不教导而能使他成为善人的。教导他就必须使他学习，学习就必须使他有成就，有成就就必须使他立身，立身就必须使他有所及。如果能够达到君子之道，那么君臣、父子关系就会端正，国家和百姓就会安定，何况其他小事呢！学习能够使人发生变化。能够学习，平民的孩子也能成为卿相之家；不学习，卿相家的孩子也会成为平民。先生到了晚年才知道学习，学习还没有达到成就，便中途离世，实在可惜。瀛去世那年冬天，把先生葬在仲父墓以北的壬位。铭文说：南方被剖裂，西方被毁坏啊，中央煎熬得像在烹煮。骑马不能停住马嚼子啊，北方作战，汗水盈满。早晨面对深渊，晚上仰望云天啊，翻转变化彼此相继。先生来到世间啊，正逢时局开始平定。絮絮谈说仁义啊，文章笔墨峥嵘。昨日还像铅粉黛墨般装饰，今天已成为英才。外貌顺从，内心却违背啊，深沉坚硬如锋利兵器。先生的学业啊，到晚年还没有完成。匆忙来到地下啊，茵席之间争斗，枯草营地。毒蛇毒虫咬螫啊，驺虞也害怕前行。稍一触碰便沾染尘埃啊，抗拒起来仍像山岳震惊。先生离去啊，世间缺少有灵性的人。唉，先生啊，厄运催促着远行，一去不返，令人伤悼同生之人。松风草露啊，田陇上的月光明亮。先生归来了啊，安居在这座坟茔。《河东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河东集》卷十五，宋代柳开撰：《宋故左屯卫大将军乐安郡侯孙公墓志铭》东南直达海上各国，西边越过羌戎之外，北方跨过龙沙极寒的边塞，老少都说孙氏富贵，孙家居住在这里已经六十年了。别人富有，只不过积累谷物和金钱，有住宅有田地；他们畏惧受损、害怕受骗，常常像偷生一样活着；见到府县差役便奔走服役，委曲屈从，勉强陪笑，谄媚奉承，没有一刻闲暇；稍有停止就忧虑，稍有行动就受逼迫。何况贪婪的人盗窃官物，接连践踏本分，犹如虎视羔羊，发出啧啧声，露出牙爪。孙氏居住在神都，面对皇帝的街道；天子割取遗留给公的土地，使他的居所更加广大。高楼宽敞，高耸直达云霄；重重厅堂，楹柱相叠；四周廊庑绘有彩饰；盛装侍女排列其中，珍馐美味捧上筵席，艳丽胜过晴日春光，奇珍异物无不齐备；歌声乐章不断，宝车金马华美，园林广大，芳草鲜花仿佛仙境。适时选择美景，一年到头、终日不绝。将相侯王、婚姻亲戚，宰相和京尹，都听从他的声息意旨；群卿百官遵承他的命令；有名的才士和被遗忘的贤人，都在门前等候求见，希望一睹他的容颜；他出行游于街衢，喝令前后行人避让。这就是孙氏的富贵之家，天下还有谁能与他相比呢？别人显贵，只不过贪求、祈取、争夺、偷窃，冒犯、压制、剥夺；勤谨恭敬而又忧惧，随意谄媚，时刻想着奉承权贵，想着退让便怕遭祸；想持守公平却反而受欺，想保持盈满却反而倾覆；克制自己以奉公，却害怕私情；以诚恳求见，却担心邪曲。一条路得以前进，百条岔路都要退避；一句话被称赞，整篇言辞就会遭人攻击；职位越高，内心越急切；权力达到极点，事情也越危险；脚趾稍有迟缓便要扶持，身体一跌倒就会受伤。孙氏从后周到宋朝，周太祖、世宗与其祖先父亲交往，父子相友；征讨燕、吴时，京畿之地为之送行迎接；礼遇深厚如朋友，恩惠厚重及于属官；多次被召入宫，赐物也格外优厚。到了我太祖时，宠遇比以前加倍；百千从臣陪同皇帝幸临他的宅第。太祖亲自征讨汾、晋，十旬未归；孙氏前往请求皇帝说一句话，太祖立即返回京城，于是天下停止劳役，到处传唱歌声。今上圣皇大大继承中原，迎娶他的爱女，册立为贵妃；孙氏宗族亲属都得到官职，宫禁之中也有列位；国家深受其恩，群臣百姓的疑虑也都消除。孙氏就是这样的贵家，天下又有谁能与之相比呢？唉！汉、唐史册中，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也很少。处在这样的富贵中，究竟是谁呢？就是故左屯卫大将军、乐安郡侯，讳守彬，字得之。普通人聚集微薄的百金，居于九品末位，只要行为道义有可称道之处，便值得赞美；而公享有这样的富贵，历经两朝，遇到四位圣帝，既是亲属又是朋友，他的德业、器量和见识，还何须多说呢？公由右领军迁任屯武骁卫，直到现在的官职，已经八次任命为五位将军之一；官阶为金紫，封邑千户。享年七十三岁，于至道元年四月十五日去世，追赠左金吾卫大将军。与周高祖交为朋友的，是公的父亲、追赠左监门率府率，讳徽。开惭愧地为公的嗣子西京作坊副使贞吉、前西头供奉官贞干、侍禁贞谅、奉职贞节撰写墓志；贞素是次子。两个幼子尚未成人。公的女儿贵妃，以及公的姐妹、外孙女，都嫁入王室成为王家妇女，因为人数众多，不一一记录。公夫人某氏先已去世。至道二年十一月某日，公葬在京城东面某里。铭文说：富贵无可比拟，尊贵无人匹敌；寿命已有年岁，后嗣也有儿子；拥有这些，就足够了。宋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赠侍中孟公墓志铭。天下譬如人的身体，朝廷就像心腹，四方就像四肢。心腹有病，四肢的病就无法医治；心腹没有病，四肢的病就可以医治。口、耳、眼睛接受邪恶蛊惑，在内部形成疾病，这就是心腹的病。除掉这些病，跌倒摔伤，缓慢地封存、缄口、服药调养，难道会有害处吗？建隆年以后，平定四方非常容易，是因为心腹没有疾病。孟氏统治蜀地两代，共三十九年。干德乙丑年，军队使蜀地投降，公任太子之主已经两年，二十八岁，与君主一同乘船漂行嘉州江，沿峡谷出荆地，经过襄州道路，仲夏丁丑日抵达京师。太祖按照降国之礼接见他【注：这里说的是降国之礼】，封君主为秦国公。公统帅兖州，六月庚戌日，君主病逝【谥号恭孝王】。公起复接受任命，留在宫阙之下。三年后，统帅贝州。第二年春天，太祖征伐并州，公随从回朝。公赴任；母亲赵妃早年在蜀地去世【在蜀地追册为名号】。君主宫中有楚国、齐国、越国三位夫人【在蜀地都称妃号】。到洛阳时，公入朝为越国夫人服丧，和各位庶母一起居丧。太祖说：‘她不是嫡母。’便召公入朝，特意加恩让他回贝州。今上初次祭祀圆丘上帝时，公入朝觐见，改任定州统帅，晋升开府阶。皇帝亲临真定抵御戎敌，四次诛伐晋地，晋地归附敌方。如果叔父从旁道出兵，出奇制胜，必能截断敌军南翼；左路联络边境，安定各郡。各郡栅寨城池兵力众多，又恢复公镇守之职，代理摄理晋平；向上催促军队夺取燕地。公守卫燕地城垒西侧，众人懈怠，不能取胜，便仓促回师。诏令公驰往平定，以安抚下民、迎接皇上。皇上回朝，公留下来，应当增加甲士、扩充编制，筹备抵御敌寇，在徐河击败敌军，朝廷大加赏赐。公封滕国公。筹办边塞事务完毕，群臣喧扰之声也停止了。公奉朝请入朝，适逢钟齐国丧事，起复后授金吾统军。第二年暂代执掌金吾，离任后改知滑州。后来因病请求休养，诏令公的弟弟右神武统军玄珏代替他。公病愈后，请求治理淮河附近一个小郡以自给，获授知滁州。淳化二年，楚国夫人去世，起复公，仍任原职。公患风痹，身体残废，平时必须扶杖，才能起身坐下。三年秋九月辛亥日，公忽然从中堂独自行走；等到外面召来乐工演习音乐时，他笑着说：“我的病已经除去了。”便叫儿子诘来同坐饮酒。夜已过半，老仆夫住在公房窗外，梦魇声传入公的卧室。公呼叫他时，病势突然发作〔“反”，音番〕，不能说话，随即去世。皇上听闻后停止上朝，赐赠侍中。清河郡夫人是公的元配张氏。她告知诸子证、诂、诜、诠等人前来奔丧〔证任曹州观察推官，诂知丰乐县事，诜任吉州职，诠任秀州职，均为军事推官并登进士第〕。哀子供奉諲以及谏谔、谂、询等人都是殿直，最终没有来〔“譓译諙护悉防”疑有脱误；公有十五个儿子，此处似在列举姓名〕。皇上〔字样及“并隆夕”等处疑有讹脱〕冬季丙子日，采用证的建议，将公的灵柩从卢适运往洛阳。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北邙山。有身体、有官位、有家室、有国家的人，遭逢破亡、贬黜、侮辱，恰逢有道而归于非道〔指圣朝招降后蜀〕，恰逢非道而归于非道〔指前蜀王氏投降后唐〕，这就是颠危中也有幸与不幸。元明只有仁德，全部具有仁德便昏暗而不能治理。像公这样，难道算幸运吗？铭文说：

译玄诘公名叫遵圣，氏族居于坤位，以万物为用；年少时便纯粹卓异，归入朝廷诸列镇。将死而又憔悴，奔走于山雪之中；黯淡的天色成为遮蔽。公自某年出生，至某年去世；合计两段年岁，平均相齐，享年清楚可考。公秉承天生的超特异禀，深堂之中恭敬孝顺，次于公者也无后顾之忧。公有六个善良的儿子、五个女儿，葬礼由侯王主持；两个君主的宫阙中都有公的书迹，国家史册也将载录公名。宋故中大夫左补阙致仕高公墓志铭。郡府每隔几年贡举士人，上级列名宰相，选择善于作文的大臣和学官，亲自进行五次考试。这年三月甲子日，渤海人高南金以研治毛诗、郑玄之学考中，在殿上正被引入、领取试卷时，皇上看见他，说：“是高书记的儿子吗？”大臣复核后说：“是。”〔“覆”是复核、查看他的试卷〕皇上说：“高頔还在吗？应当已经老了。”南金回答：“臣的父亲已经八十一岁，还健在。”皇上说：“我从前迎接皇后〔符氏〕到魏地时，命令高頔说：‘辅佐我饮食。’高頔亲手操办，从不懈怠，谨慎而多礼，是个有德之人。”大臣们交相称赞并推荐他。南金退下后，皇上三次召见询问他，最后说：“授给你的父亲左补阙致仕之职，我要表彰善人，用来劝勉天下。致仕官没有俸禄收入，赐钱十万，命令他到魏地领取。”第二天，南金捧着诏命回去，公拜受诏命。幕府官吏为之震动，这是天子加授的特殊而非同寻常的命令。夏五月，开从贝州被贬斥南行，经过公的住处，看见公戴着高顶乌纱帽，穿着叠层防护衣、黑边褐色细绢单衣，右手拖杖，左手从囊中捧出锦缎引首、赤色牙轴、织纹绫面、背纸、押字和署名朱色镂刻印文的诰书；展开一看，正是新的诰命。公拿着它，好像承受不住，感动得流下眼泪，感谢君主的恩典。第二年春三月丁丑日，开率领县民运送军粮讨伐燕地，路经大名乡，当地人对开说：“公在上个月辛酉日去世了。”夏五月庚寅日，开随军返回，派使者告诉公的孤儿说：“我愿意为公撰写墓志，以报答公对我的深厚知遇。”润、南金和鼎三人列举公的事迹，请求我撰文。唐建中年间，太常因为七岁女子的父亲彦昭能在贼中舍生取义，为他加谥“愍”，那女子名叫妹妹。彦昭守濮阳时背叛贼军，归附德宗，封平恩郡王。彦昭生同州文学官衡，衡生西吾，西吾隐居不仕。西吾生公。公字子奇，凭文章考中进士高第，历任慈丘、遂平二县主簿，安州、申州等州以及大名府观察判官。周显德年间，魏王奏请授公为掌书记。开宝二年，魏王移任凤翔府并将到洛阳，皇帝阻止他，公随王罢职归来，后来又被选授原官。六月丁日，太夫人琅琊王氏去世，公服丧终制，足不越过庭院门户。府帅李公再次奏请，公恢复原职。上二年，有人诬奏公年老而怠慢职守，皇帝急召他到朝廷责问，他的言辞毫不屈服。皇帝说：“你实际上只是一个书记官，任职这么久，难道从来没有办理过其他事务吗？” 公回答说：“臣守持道义，等待命令，不苟且求取，也不争竞，所以才是这样。府中的大小事务，只要没有专门官员办理，臣都兼管，并不只是负责臣的书记官职。”皇帝说：“怎么能说高頔年老而不能办事呢？你回去恢复原职吧。”至道七年，公才因病免职。从前魏王还没有离开府署时，左右近臣只知贪婪暴虐天下，百姓无法忍受。等魏王离开后，他们便羞惧不安，再也不敢到魏地游历。唯独公前后居魏三十年，既未升迁，也未离开。从初到魏地那天到临终之夕，无论出仕或退处、进退取舍、言语沉默、任用或舍弃，都无愧于人，也没有招来责难，世人称公为君子。公初到魏地时，有一群小吏在路上遇到公，赶来拜候；公立即停车向他们作揖。有大吏也这样做，公便下车以礼答谢。到公免职时，他仍然不改常态，因此许多吏员都躲避离去，不敢见公，也不敢与公交谈。经史子集，只要拿来询问公，公便诚恳地背诵，毫无错忘，都像眼前亲见的事情。公作文精练而典雅，亲手抄书千卷，字小如豆，没有遗漏和错误，到老年反而更加精妙。得到这些书的人，都把它们收藏为书中珍宝。信义、忠勇、孝爱、仁恕，各种德行公无一缺少。公的长子浣以及公夫人赵郡李氏，都先于公去世。某年某月某日，将公归葬于大名府元城县某乡某里的李夫人坟旁。公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已故宋兴元府司录参军晁仲适，次女嫁给将作监丞李防，幼女嫁给著作佐郎集用砺。公尚未归葬时，南金脱去布衣，取得沙河县尉之职；鼎参加进士考试。公去世当天仍无病，安排后事、教诫后人都不混乱。铭文说：万物群生浩浩荡荡，唯独公守有道义。驱逐谄媚争竞和苟且偷安，公的学问优异精深。世代更替而官位不变，德行积累而声名完美。公认为容易的事，正是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财产充足、官位荣耀，死后便都空无所有。以公来衡量，我与他虽不同，却同样归于一空。凭什么诰命来表彰什么德行？年岁尚未穷尽，事情却在此告终。上天聪明，明察一切，仔细看、诚实听。众声汇聚于深沉肃穆之处，不偏不倚地裁量。尘埃堵塞眼目，奔逃者平毁而倾覆。接受吉祥必定有其经过，反而能使危难转为安宁。说起这些，距离已经遥远；一去之后便不再回来。岂只是对别人如此，对自身也是如此。我来到故乡，公如今已经亡故。公的善行将长久流传，公的后代也将昌盛。写下我的悲伤，刻成这篇辞章。宋故河南府伊阙县令太原王公墓志铭。皇上即位十四年秋，太原王君奉诏回到京师，官位仍为东头供奉官。癸巳日，准备在这一年冬季乙酉日，按照礼制将他的先父、先母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上店里伯乐原。公对他的外甥开说：“天子命我在外掌管军务，到今天已经十年了。你的外祖父母不能得到我的帮助来完成安葬之事，我实在是不孝的人。如今有幸回来，不能错过已经卜定的年月日时；既然全都吉利，你能为他们撰写墓志吗？”我答道：“可以。”我们柳家以孝友著称。你的外祖父伯父司徒公玭，当初因为才干被推荐给后唐长兴帝，所以授给他参军之职；他历仕后晋、后周，前后十五年，两次升任士曹、工曹功曹等职。磁州有人盗窃成案，其中有被冤枉的人，诏令他查明并平反，皇帝因此以夏津县令的职位赏赐他。他先后任官四处，最后在大名。到了后周，授任河南伊阙县令。当时我年纪正轻，凭才略成为武官；我看见你的外祖父手中从不放下书史，他教诲我，从不不谈忠信仁义，对人不分内外亲疏。你的外祖母辅佐并配合他的德行，没有一点不同。共生一子，就是我；生四女，都嫁给做官的君子。你的母亲是长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四人〕

译第二个女儿是京兆郡夫人，义武军节度使、太师昝公居润的妻子。再下一个嫁给高氏，高氏早死而守志的，是我的妹妹。嫁给程氏的那个女儿最为秀美，却早早去世了。唉！苍天高远，恩德无极，我不能报答你。我们柳家出身的人，如今又看到你的文章获得声名，这就没有辱没我的先人。开拜谢后退下，写道：“公名承业，字绍祖。曾祖名翰，祖父名佐，父亲名珣，都没有出仕。夫人是天水赵氏，比公早七年去世。公去世时七十七岁，在壬戌年冬十一月己未日。现在公实际于十月下葬。”铭文说：儿子贤能像父亲，女儿贤淑像母亲，这些德行究竟归功于谁？柳开的外祖父，名声将传于世；遗骨将归于尘土。洛水与邙山，千秋万古长存。宋故和州团练使李侯墓志铭〔代梦寿撰写〕 王者建立诸侯，使邦国安宁。于是说：“告诉你，守节：你的善行，我将使它成为光明的美德；你的紊乱失职，则会使功业倾覆毁灭，追究起来不能任用，最终也会祸及自身。我将考验你，你在自己的封地上要勤勉尽职。政绩一旦有成，你就升入显赫之列。”过了五年，侯才来朝见。皇帝说：“西北的晋人是奸邪之徒，你居于辽地来抵御他们，长久不能更换。起初，民兵将要整备完毕；如今东南的吴国是臣属，你迁往和州来与之接应。”到了第二年，侯去世。他有弟弟名钧，将侯的灵柩送回济地。冬季在西客安葬，有人撰写墓志并铭文说：晋阳李氏，是侯的姓氏。名守节，字得臣，这是侯的名和字。赠太尉、追封为植的，是侯的曾祖。赠太师、追封为益的，是侯的祖父。任滑州相、潞州三节度使、名筠的，是侯的先人。由东头供奉官直到皇城使，是侯四次在内廷任职的官名。从单州开始到和州结束，官为团练使，是侯四次受封并出任地方长官的经历。从周朝开始仕进直到我宋，说明侯历仕两朝、侍奉三位皇帝。十五年在家学习，十八年立身于世，说明侯享年三十三岁。辛未年、春季戊辰日，说明侯去世于开宝四年二月二日。冬季庚寅日办理丧事，说明侯在这一年入土安葬。两个弟弟主持后事并办理丧服，说明侯没有儿子而有女儿。哭临灵室、在帷幕前设奠的，是侯的妻子符氏。某州某县某里，说明侯的先人墓地如今随葬之处。摘取文辞并书写在石上的，是侯的馆客臧丙梦寿。《河东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东集》卷十六。宋张景编。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知沧州军州事、兵马钤辖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状。公名开，字仲涂。曾祖佺，祖父舜卿，都没有出仕。父亲承翰，任监察御史，因公而追赠秘书少监。家世居住在魏地。公出生于后晋开运末年，幼年便端庄而卓异，举荐文书称奇。后周显德末年，少监任南乐县令。公十三岁时，夜里和家人一起站在庭院廊下，有盗贼进入房中，家人都惊恐畏惧，不能动弹。公呼喊人取剑，盗贼翻墙逃出，公追上去挥剑，砍断盗贼脚上的两根脚趾。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赞叹他的胆略非同寻常。当初唐末发生动乱，朱氏、李氏扼守黄河，彼此对峙，魏地成为战乱之区，文人儒学荡然无存；读书人徒有儒者之名，却不知道什么才叫儒者。公凡是诵读经籍，不依从讲学，也不拘泥于疏义，却全都能明白大意。对于注解一类的著作，他多能指出其问题。此后，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汉魏直到隋唐间的文史著作，他都能够阅读。天水赵生是一位老儒生，拿着韩愈的几十篇文章授给公，说：“文章质朴而不华丽，意思好像难以明白，你能详细研究它吗？”公一读便不能放下，感叹说：“唐代竟有这样的文章！其余的都不值得观看了。”于是作文专门以韩愈为宗旨，当时推崇韩愈之道的风气唯独在公这里盛行，于是有人称他与韩愈齐名，给他取字绍元。公又倾心于柳宗元的文章。韩愈之道在当时大为流行，是从公开始的。公正以著述为志业，广泛采集世间遗闻，居住在魏城东面，撰写《野史》，自号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年过二十，仰慕文中子王通，读经而不能亲见其人，因此经籍篇章中有亡佚文辞的，便常常补写，自号补亡先生，《传》于是改用现在的名和字。他的意思是要在当时开启古代圣贤之道，必定要把它开辟成通行的道路。如今《野史》《补亡》虽然将近不存，但《野夫先生二传》都还在，足以看出他的志向。公还是布衣时，神情相貌奇伟，崇尚意气而自信，不顾细小的谨慎。凡是结交朋友，都选择豪杰和超出常人的人；对于器量狭小的庸俗儒生之辈，则不屑与之交谈。因此大谏范公杲当时喜好古学，年少便有大名，特别喜爱公的文章，常在朝廷内外诵读，以此为公宣扬声誉，世人于是称公与范杲为“柳范”。当时有名的士人，都希望求得与公交往。故阁老王公祐当时镇守魏地，公写信拜访他。当时王公与陶谷、扈载齐名，从不以文章赞许别人。读到公的信后，对公说：“没想到你的文章出于当今，真是古代的文章。” 从此以后，学者更加深信公的才学。一天，公和朋友坐在酒肆里畅饮，旁边有一个士人也和别人饮酒，气质相貌略显不凡，言语有时也颇为可听。公询问他，士人通报姓名，说自己刚从京师来，因为贫穷，不能安葬父母以及家中几位死者，听说府主王公祐是名士，准备求助于他来办完这些事。公叫他与自己同席，仔细询问后知道确有其事，心中非常怜悯，对他说：“先生办这些事需要多少钱？”士人说：“得到二十万钱就够了。”公暗中盘算后又对他说：“你先到我家住下，我替你谋划。”公虽出身大族，却重义好施，很耗费家产；为了这个人，他竭尽资财积蓄，拿出白银一百多两、钱数万遣送给他。议论者认为，郭元振的义举也不能远远超过此事。因此四方游历魏地的士人全都归附于公，公的声名远近显赫。后来参加科举，公带着文章拜访旧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说：“你的文章，世上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已经有二百多年没有见过了。”宰相卢公当时正在翰林院，一见公便称赞他是无可匹敌的奇士。开宝六年，太祖在讲武殿亲自复试礼部贡士，公二十七岁，一举考中进士。太祖当时正重视刑法政务，撤销州郡马步使的名号，另行设立司寇参军。公于八年脱去布衣，首先担任这一职务，任职于宋州。九年，因审理案件称职，升任录事参军。太宗即位第四年，亲自平定晋地，提拔公为赞善大夫。公随驾督运楚、泗八州的刍草粮食，都提前完成任务，太宗嘉奖他。后来常州、润州两地群盗起事，任命公知常州。公到任后派人告谕盗贼：“我来了，你们赶快归顺；归顺就能活命，还会得到厚赏。不归顺就将全部死去。”于是设下奇计捕获盗贼，将他们全都杀掉。盗贼恐惧，陆续有人归顺，公便安抚他们，发给府库中的衣物，又私自拿出钱补助他们，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到盗贼首领身上，都把他们交给身边的人照料。有人劝公说：“盗贼不可接近，还要担心他们突然变乱带来的祸患。”公说：“他们失去安身之处就成为盗贼，得到安身之处就是我们的百姓。他们起初害怕死亡，而我亲近爱护他们，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我也以真心感动他们，尚未归顺的人一定都会想来归附我。”果然如他所说，不到半年，全境肃静安宁，公升任殿中丞。第二年调任知润州，授监察御史。润州人熟知公治理常州的事迹，畏惧公如同畏惧神明。太平兴国九年，诏令公回朝出任贝州，加授殿中侍御史。第二年，公因与兵马都监为办理公务而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当时是雍熙二年。公在常州杀戮较多，上蔡人畏惧他的声名。公到上蔡后，把父老全部召来交谈；凡是有害于百姓的政事，就用有利于百姓的办法革除。百姓有诉讼，除非是故意争斗造成伤害的，都一定查清情由而赦免。百姓都说：“公不是不能使人震恐畏惧，实在是深深爱护我们。”督促租赋不使用刑罚，只是劝告晓谕，彼此约定而已。百姓感念公的仁德，没有人敢拖欠租赋。第二年春天，大举出兵夺取幽州、冀州，公率领百姓运送军粮。粮食跟随军队运输。起初王师将到涿州，多次与契丹交战。有一名渠帅率领一万多骑兵，与我军统帅米信相持不下，忽然派使者前来请求投降。公知道后，对人说：“兵法说，没有约定而请求和谈，是有阴谋。他们一定另有计谋，赶快进攻必定能够取胜。”当时米信迟疑了两天，约定尚未确定，渠帅突然带骑兵来战。后来听说，大概是因为幽州缺少箭矢而出兵征取；公就是这样能够察知战机。公从涿州回到宫阙之下，便上书请求随边军效死。太宗怜悯他，又让他担任殿中侍御史，使他多谈河北边防事务。太宗很采纳他的意见。公又上书说：“臣因为幽州尚未归复，北方敌人尚未消灭，希望陛下在河北用兵的地区赐给臣步骑兵数千人，命臣统领军队出征。

译何况臣今年四十岁，胆气正盛，比起武夫，臣粗略懂得战机和便利；这样就能尽到臣子忠孝的道义。”第二年，诏令文臣中有武略、懂军事的人，公奉诏改任崇仪使，知宁边军。公到任后以仁爱治理，专心训练士卒，明确赏罚。冬十二月，沿边州郡纷纷传檄告急，说契丹将要侵犯边境，要求赶快设置防备。过了几天，连续收到八十多份文牒，唯独公没有上报。那时宣徽使郭公守文主持军阵，公飞驰送信，陈述五件事，判断契丹一定不会侵犯边境。契丹果然没有行动，公就是这样能够料敌。宁边军在定州博野县，因为控制要害，开始设置军镇，让公统领。白万德是镇州真定人，是契丹的贵族，掌管边界上的蕃族七百多帐，都是由万德往来管辖。博野的豪杰中，有些是万德的姻亲旧友，常常出入边界去见万德。公暗中知道这件事，便秘密结交这些豪杰，逐渐同他们亲近。夜里把豪杰带进内室，与他们饮酒，对他们说：“你们若能替我游说万德，那么幽州就可以立即夺取，你们也一定会成为贵人。”豪杰答应了。公让他们对万德说：“中原失去幽州、蓟州已经六十多年，如今朝廷大举兴师，必定要把它们夺回来。你生长在中原，中国是朝廷和父母所在的邦国，为什么要抛弃礼义而侍奉北方敌国？你如果能够南归，朝廷就会分封土地、列爵封侯，使你世世代代不绝；功名载入史册，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到？”万德非常高兴，便让豪杰请求订立盟约。公再次让人对万德说：“一定要顺应时势行动；你始终接受敌国的文书命令，可以先拿给我看，我崇仪使的官印也可以作为你的抵押。”豪杰离去后尚未回来，恰好有诏令让公罢职回朝。当天夜里豪杰回来，公说：“你竟然及时赶回来，阻止我离开了。”于是叹息说：“我本将让万德作内应，秘密上奏皇上；我先率轻骑直奔敌地，乘他们没有防备时袭击，再命各位将领分路带领精兵迅速进入，这样幽州就可以攻下了。若不能成事，便是天意如此。”公抵达京师后，出任知全州，时为端拱元年。全州百姓当时正苦于蛮族盗寇。此前全州西部溪洞有个粟氏，聚集同族五百多口，常常杀掠百姓，掳走民间妇女，以至于百姓家中没有积存的粮食，田野没有耕牛，都被防氏夺走；即使是一只鸡、一斗粮，也全都被百姓送去。如今朝廷派使臣设置峡口、香烟、羊状等七寨来防御他们，却不能制止其为害。公到任后，便拿出府库的丝帛，制作衣服、打造银带和头巾等数百套，选出三名豪强官吏中勇敢而善于辩说、可以出使的人，让他们进入溪洞劝告粟氏说：“天子选我来到这里，你们依仗山势险要来伤害我的百姓；你们出来，我将给你们赏赐，给你们房屋居住，给你们田地作为产业；否则我将增加兵力深入，彻底消灭你们这一族。” 粟氏害怕了，留下两名衙吏作为人质，自己和粟氏酋长五人一同出来。公赐给他们衣服、头巾、银带和钱，亲自犒劳安抚他们。公对吏民说：“粟氏已经这样做了，不再成为你们的祸患，应当犒劳他们。”吏民争相奏乐饮酒招待粟氏。过了几天，公命粟氏骑马回到洞口，约定日期全族一起出来。到期那天，酋长先率领几十人归顺；不到一个月，带着老人和妇女，总共数百口人全都到来。公同样赏赐犒劳他们，于是修建房屋，让他们聚居。公作《时鉴》一篇，刻在石上以告诫他们。酋长到京师后，太宗命令五位酋长都担任全州上佐官，直到今天仍穿着受命的官服、领取俸禄，并使他们的族群得以保全。太宗认为公有才能，赐钱三十万。淳化元年，调任知桂州。第二年，诏令回朝。又过一年，被黥徒控告而下御史台狱，贬为滁州团练副使。当初公治理全州时，有僧人和小吏教唆全州百姓诬告公，公弹劾他们，鞭打其背，施黥刑后押送京师。到这时二人说罪不至此，所以公反而受到牵连。第二年，诏令公回朝，恢复崇仪使，赐钱三十万，命公知环州。环州与吐蕃相接。从前吐蕃常和环州人贸易，环州人全都欺骗他们的斗和秤，货物价值的增减也与汉地价格不同，蕃汉百姓多因此争讼，官府偏袒汉人而虐待蕃人，所以蕃人常对我方怀有怨恨。公到任后，校正斗秤，统一货物价格；擒获欺骗蕃人的汉民，依法惩罚他们。蕃人都欣然爱戴公，每次看见公出行，都欢呼叫喊表示喜悦。第二年春天，公调任郴州；环州百姓正困于运送军粮。第一次运输稍稍停止，第二次运输又开始，却只发出一半，富民和大商人全都耗尽了产业。转运使又派使者来，命令第三次运输全部送往环州。百姓惶恐惊骇，聚集数千人争相到州署号哭申诉：“我们的力量已经不能支撑了，愿意就此死去。”公和使者站起来，厉声告谕他们：“你们不要担忧，我一定替你们取消这件事。”于是命令属吏写信给转运使说：“我刚刚离开环州，知道那里的粮草如果不增加，大军也足够使用四年。如今蚕农正忙于生产，第二次运输只发出一半，老幼疲惫，牲畜车辆几乎耗尽，为什么还要再加以困苦？如果不取消第三次运输，我就立即赶到朝廷说明。”在到达朝廷前三天，属吏返回，告知运输已经停止。邠州百姓大声呼喊、叩头谢恩，感念公而流泪的人很多；全境都画公的像来祭拜。冬天，诏令公离开邠州回朝，百姓拥堵城门使他不能出城，于是公趁夜悄悄离去。当时曹州百姓多有诉讼，屡次酿成大案。至道元年，任公知曹州，不到几个月，争斗诉讼全都平息。公上书说：“祖父以及叔母以下亲属，都还没有安葬，希望得到魏地附近的官职，以便谋划安葬。”皇帝答应了。秋八月，赐钱二十万，调任邢州。第二年安葬尊长和幼辈等二十三位死者，请求告假回魏地。公逐一抚摸那些棺柩，尽情哀哭，数日声音都没有停止，并且都亲自为他们撰写墓志。魏地人认为公孝顺慈爱的深厚情感，可以教化世人。第二年，太宗驾崩，公加授如京使。又过一年，今上改元咸平，公任期届满入朝觐见，不久出任知代州。接受任命后，又上书陈述边防事务，并劝谏裁减官员、训练士卒。奏书上达，皇帝很是喜悦。公到代州时，代州城多有毁坏，没有修缮。公说：“从前太宗亲自穿着戎衣才取得此地，敌寇近在咫尺，若不修城，凭什么抵御？”将帅以不能先行修城为羞耻，公的谋议都被他们阻止，说：“边境敌寇没有行动，不能劳烦百姓。”公说：“等到敌寇行动，哪里还来得及？”于是极力上奏，修缮城池。各位将领都怨恨公。公对侄子滉说：“我观察昴星有光，云气多从北方而来侵犯我境，敌寇将要到来。我听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如今诸将都怨恨我，若有战事，他们必定会构陷我，使我陷入危难。”于是上奏说：“代州是重地，臣没有才能，不能居守，希望得到一个小郡治理。”第二年夏天，调任忻州。秋天，契丹果然发动了进攻。

译九月，上书请求圣驾出巡河北。十一月，郊祀结束。十二月，皇帝车驾来到魏地，敌军骑兵全都退去。第二年春正月，车驾回到京师。皇帝认为契丹入侵都是从雄州、霸州和沧州这条道路而来，诏令公知沧州兼兵马钤辖。二月，公接受任命；毒疮发作在头部，便从忻州乘肩舆到并州。三月六日，公在并州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公出仕后，官阶逐渐升至金紫，检校官升至司空，兼领官阶至御史大夫，勋位至上柱国，爵位至河东县伯，食邑至九百户。公病重时，命人拿笔写道：“我十年撰写一部书，本意如今还没有完成，却可以流传于世。我将要死了。”门人张景把这部书命名为《默书》，其中言论深远宏大，不是上等智慧的人不能窥见它的极致。公以沉默著书，后来一定会有人默默地观读它、默默地实行它。沉默的意义真是深远啊！公以大儒的名声闻名天下，学者把公当作占卜的蓍草和决疑的龟甲；得到公一次顾念，声名便传遍四方。公喜爱宾客，乐于称道别人的善处，不因自己有才能而宣扬别人的无能。公曾对张景说：“我对于书籍，只喜爱《尧典》《禹贡》《洪范》这四篇；若非孔子不能撰成它们，其余立言的人便可以努力赶上了。” 《诗经》的大雅、颂，《易经》的爻辞、卦象，其中的深奥之处，我不认为还算深。公对于经籍，全都探究到了圣人的心髓，何况经籍以下的著作呢？历代的兴亡、治乱，星辰气候，山川地理，公都如同展示在掌中一样；又颇为研究《阴符》《素书》《孙武》的谋略，所以他的道术不受外物拘滞。作为大贤人，在天下采用文治时，公完全能够建立制度、施行教化，建立不可动摇的功业；天下采用武功时，公完全能够整饬军队、平息奸邪，取得无敌的功效。真是伟大的人啊！《河东集》卷十六